一、中国民间宗教在美国汉学研究中的地位

　　二、美国有关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代表人物及著作

• 　　1、美国学者对中国佛教的研究
• 　　2、美国学者对中国道教的研究
• 　　3、美国学者对民间宗教的研究
• 　　4、美国学者对民间信仰的研究

　　三、美国有关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发展趋势

　　如果把学术范畴作为一种空间概念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引用唐代诗人张九龄的诗句“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来加以比喻。以欧大年（Daniel L.Overmyer）、韩书瑞（Susan Naquin）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家对中国民间宗教有着特殊感情，正是由于他们的孜孜不倦，他们发表的成果在研究视角、方法、观点和史料收集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借鉴，使我们对民间宗教有了全新的认识，为我们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在此，我将以近三十年来美国学者关于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情况作一简单的梳理（部分引用论著发表于三十年前），同时，考虑到宗教与民间宗教的密切关系，也将对相关的宗教研究做一定叙述。不当之处，尚祁方家指正。

　　一、 中国民间宗教在美国汉学研究中的地位

　　近三十年来，有关中国民间宗教问题得到了美国学者更多的关注，一片片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与更多中青年学者的出现，使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由冷变热成为可能，研究视角开始由面到点，由宽转窄，由宏观到微观，步步深入，至于研究方法，也屡见创新，尤其是开始从书本走向田野，凸显了民间宗教研究的辐射面愈见扩大，无论是在宗教学还是历史学，无论是民俗学还是人类学中，它都占据着一席之地。在《1971—2006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这本书中，全书有24个版块，其中有两个版块介绍中国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①]可见民间宗教研究这一原本乏人问津的领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呈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形。故而，民间宗教一方面作为研究的载体，另一方面又作为研究的视角，这种双重身份缩小了它与其它研究领域的差距，呈现多学科研究交叉的势头。

　　原本，美国中国学在费正清等人的影响下，因应当时中西方的壁垒，主要以中国的政治、外交与人物为研究重点。1974年，欧大年在美国宗教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的中国宗教小组会议上倡议成立中国宗教研究会，次年，美国“中国宗教研究会”（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正式成立，标志着美国学者对中国宗教的研究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1976年，国际佛教学术研究组织（IABS）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成立，中国的佛教是该组织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两个研究机构的成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关于中国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国的宗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开始纳入国际交流的轨道。不单单是美国学者，甚至整个西方学者都开始对中国的宗教以及民间宗教表现出兴趣。

　　此外，美国的一些高等学府也造就了一批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专家，例如斯坦福大学（韩书瑞毕业于该校，丁荷生—Dean Kenneth曾在该校获得硕士学位）、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曾任伯克莱分校教授并被授予伯克莱最高荣誉奖、苏珊·卡西尔—SuzanneE.Cahill也毕业于伯克莱分校）、特里·克利曼—Terry Kleeman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欧大年在该校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等，这些大学对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传承，产生了生生不息的内在推动力，培养了不少以中国民间宗教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家。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民间宗教问题本身具有的特殊性，比如语言、资料、法律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其研究成果即使与日本的相关研究相比，也还有较大的距离。

　　二、 美国有关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代表人物及著作

　　在对美国有关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进行介绍之前，我先简单地说明一下，按照杨庆堃（C.K.Yang）先生的宗教观，中国的宗教组织可分为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和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两种类型。下面我所介绍的佛教和道教，已经不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制度性宗教”，而是被打上世俗烙印的“分散性宗教”，或者确切地说是社会文化视角下的民间宗教。另外，“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在台湾、香港地区往往被混为一体，本文则分别论述。

　　1、美国学者对中国佛教的研究

　　谈到美国学者对中国民间佛教的研究，就不能不提到欧大年，他是中国民间佛教研究的集大成者，其著作《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②]，再现了从汉代到本20世纪上半叶民间教派的发展历史，其中，第七、八章特别对民间佛教进行了论述。同时，他的相关论文《民间佛教——中世纪中国的创世论和末世论》、[③]《水手与佛陀——明代中国的罗教》[④]、《隔绝中的佛教：关于在敦煌所发现的中文抄本中的民间宗教》[⑤]，也显露出他对民间佛教独到的观察视角。而且，欧大年的研究视域不仅仅停留于民间佛教及其教派本身，还把这些内容与其他社会组织如青帮联系起来，加深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

　　除欧大年外，陈善伟（Sin-wai Chan）所著《晚清政治思想中的佛教》[⑥]，戴维?凯利（DavidE.Kelley）所著《教派与社会：清朝漕运水手中罗教的形成，1700—1850》[⑦]、吴振汉（Cheng-han Wu）所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庙会》[⑧]、卜正民（Timothy Brook）所著《力量的吁求：佛教与明清士绅社会的形成》[⑨]、滕华瑞（GrayW，Tuttle）所著《信仰与民族：现代中国缔造中的藏传佛教徒，1902—1958》[⑩]等书“诸峰耸立，各有神韵”，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民间佛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了佛教与民间佛教的研究。

　　有中国学者曾指出：“中国佛教史可粗分为宋以前与宋以后两大段。北宋以前的中国佛教，高僧辈出，义理宏富。与中国学者一样，美国学者多数也偏重于宋以前的佛教史。不过，他们现在对宋元明清的佛教史也是越来越关注，而且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引入了社会史、人类学等方法，研究视野颇值得国内同行留意。”[11]从上引论著可以看出，近年美国学者的研究旨趣越来越偏向于传统中国社会后期，而且把研究重点指向“庙会”、“士绅”、“民间结社”等领域。

　　2、美国学者对中国道教的研究

　　在这一研究领域，美国中国学界涌现了众多著名学者和大量高水准的著作。

　　美籍学者、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丁荷生所著《华南的道教科仪和民间教派》[12]，是对福建地区的道教历史、现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加以论述。作者对福建道教传统与经典以及保生大帝、清水祖师、广泽尊王等当地信仰进行了深入论述，该书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科大卫（David Faure）在美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55卷第2期（1995年）发表书评称：“读这本书好像是在参观牛津的博物馆”。其他如欧大年、白晋（Jean De　Benardi）、博肯坎普（Stephen Bokenkamp）等人也分别在《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宗教杂志》（Journal of Religion）、《亚洲民俗研究》（Asian Folklore Studies）发表书评，予以积极评价。丁氏后来进一步把研究视角放在福建一个独特的民间教派三一教上，著有《东南地区三一教研究》（详后文）。[13]他还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合作，花费20余年时间，对福建莆田地区数千块散落民间的碑刻加以收集整理，出版了《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哥伦比亚大学的韩明士（Robert Hymes）是研究江西地方史与宗教史的名家，他在2002年出版的《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14]使他第二次获得列文森奖。通过对宋代华盖山这一道教天心派圣地的研究，作者提出了中国民间诸神是否为现实官僚的投影的问题。作者以宋、元时期源于江西抚州华盖山的三仙信仰、道教天心派为例，穿梭于古今之间，融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为一体，既提供了一幅宋、元时期抚州地方宗教实践的真实图景，又令人信服地指出，中国人眼中的神祗有两种模式——官僚模式与个人模式，也就是书中所说的“道”与“庶道”。要认识两种模式在中国的存在情况，也就是要看到中国人在讲述神祗时，吸取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知道的各种具有权力性质的人类关系，而并非只限于官府内部或国家与臣民之间的关系，[15]从而打破了武雅士（Arthur Wolf）提出的“权威模式”。同时，书中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引用大量人类学家的观点，以三仙信仰这一文化现象为媒介，透过其流动性指出人们在信仰上的选择性和多样性。

　　高万桑（Vincent Groossaert）是法国学者，但他同时也是美国中国宗教研究会的执行委员，他的新作《北京的道士，1800—1949：城市神职人员的社会史》[16]，以1800年为时间上限，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其下限，跨越了150年的历史，在这一宏观的时间范畴里向我们展示了北京的道士这一群体。在道士构建的王国体系中，作者不再以上层道士为鹄的，而是将目光集中于下层普通道士，亦即道士中的“弱势群体”，他指出：“毫无疑问，道教在中国的宗教、文化和社会历史中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并且我也相信，如果没有道士，道教将不会有历史，当然，这里的道士包括所有的道士。”[17]作者将时间跨得放长，更好地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北京道士兴衰起落的画面。

　　近年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对道教本身的研究愈加深化。在道教研究这一高产领域，吉拉多特（Norman Girardot）的《早期道教中的神话和内涵：“浑沌”的命题》[18]、鲍菊隐（Judith Boltz）的《道教驱邪模式》[19]和特里·克利曼的《神的自传：文昌帝君化书》[20]、倪辅乾（Nickerson Peter）的《中古早期的道教、死亡和官僚》等书，[21]都是深化道教研究的杰作。

　　3、美国学者对民间宗教的研究

　　韩书瑞是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专家，她的两部著作《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22]以及《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23]打破了以往研究农民起义所一味注重的经济环境，“她的成果的突出特点是强调文化和社会因素，而不把重点放在社会抗议的经济方面，诸如农民的‘不满’和‘惨境’。”[24]在《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这本书中，“韩书瑞发现这场起义不是直接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她把这次起义的爆发归因于白莲教自身的活动。”[25]她认为，在16世纪，教主们利用了一些已有的思想和仪式，开始把宗教经卷和信奉无生老母、师徒相传的组织体系结合起来。17世纪时，在这些教派的影响和领导下，曾经发生过民众起义的事件，但在清朝前期，这些教派的活动重点主要是放在聚会和敬神方面，叛乱并非常例。然而，在1774年，白莲教追求千年盛世的能力又开始彰显出来，导致王伦起义的发生。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一些教派断断续续地卷入了叛乱运动，尤其是在咸丰同治时期的全国性动乱中。

　　在《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中，韩书瑞也在该书第一部分详细分析了白莲教的传统，强调“千年盛世”的思想和“末世劫变”的灾难宣讲可以对广大教徒产生精神诱惑，故而，有学者提到：“很难理解这一小撮起义者是怎么想着凭他们的力量来推翻满清的统治者，韩书瑞从白莲教的组织和思想体系上来寻找答案。”[26]由此可见，韩书瑞在分析各种复杂条件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农民起义时，更加注重“袋子中的马铃薯”在宗教隐喻与宗教感召下所发生的凝聚作用，从白莲教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出发,强调白莲教本身的各种因素，教主的“卡里斯玛”（魅力），教徒的精神狂热，在宗教思想的链接和煽动之下，种种暴乱就在他们自以为是的行为中爆发了。

　　除韩书瑞外，许多学者也对白莲教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理查德?荣格（Richard L.K.Jung）的《乾隆皇帝平叛：镇压白莲教和天理教的战争，1774—1788》[27]、高士达（BlaineC.Gaustad）的《清朝中期的异端宗教和国家：白莲教起义的背景研究，1796—1804》[28]、塞西里?麦克卡佛雷（CecilyM.Mc Caffrey）的《经历叛乱：中国湖北白莲教起义的地方史》[29]、裴宜理（ElizabethJ. Perry）的《教徒和战士：白莲教对捻军起义的影响》[30]、刘广京（Kwang-ching Liu）的《1796年湖北白莲教起义时的宗教与政治》等论著都对白莲教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要注意，这些作者存在的一个误区是，“白莲教”本身在清代只是一个泛称，真正的白莲教并不存在，所以，应该更加严谨地界定其研究对象。[31]

　　其他一些学者在个案研究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把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放在了一些具体教派上，如石汉椿（Richard Shek）撰有《1891年热河在理教、金丹教起事》[32]、苏堂棣（Donald S.Sutton）撰有《中国萨满调查：从空间角度研究社会史，1875—1945》[33]、郁得智（Stephen P.U dry）撰有《嗫语的神秘主义者：清朝的满族萨满教初探》[34]等。

　　4、美国学者对民间信仰的研究

　　上面提到，港台学者往往把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混为一体。那么，如何区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我认为，民间宗教是指具有一定组织形式的民间教派，由于政府、合法宗教与主流社会的压制，往往被称为邪教，中国学术界以前一般称为秘密宗教（或教门），现在也开始改称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是指存在于民众之中、没有固定组织形式的信仰现象，一般由风俗传统与鬼神信仰两部分组成，后者又往往被指称为“迷信”。

　　由于民间神灵的多样性与地域的差异性，使得不同地区的民众对于信仰有了可选择的余地，民间信仰所具有的丰富内容，越来越为众多美国学者所关注。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现任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康豹（Katz Paul），论著颇丰，其《厉鬼与送船：中华帝国晚期浙江的温元帅信仰》[35]与《台湾的王爷信仰》二书，[36]分别对浙江和台湾地区的神灵信仰进行概括和说明。在《厉鬼与送船：中国帝制晚期浙江的温元帅信仰》这本书中，作者一方面系统地介绍了温元帅信仰兴起的背景，另一方面则在论述中进行了大胆的推断，试图证明台湾的王爷信仰与温元帅信仰存在某种必然联系，这种新的寻找不同地域信仰神祗内在联系的视角，为我们重新审视民间信仰的传播性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民间信仰，不仅历史学家感兴趣，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学家更感兴趣，目前，相关研究呈现方兴未艾之势。除上述康豹著作外，关于民间信仰方面的主要论著还有韩森的（Valerie Hansen）《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37]、魏扬波（Jean-Paul Wiest）《广东的宗族和宗教信仰模式》[38]、姜士彬（David Johnson）《唐宋时期的城隍神信仰》[39]、詹姆斯·华琛（JamesL.Watson）《神道设教的规划：南方沿海地区“天后”崇拜的演变，960—1960》[40]、杜赞奇（Duara Prasenjit）《层累的象征：中国战神关帝的神化》[41]、万志安（Richard Von Glahn）《财富的魅力：江南社会史中的五通神》[42]、宋怡明（Michael Szonyi）《虚幻的神道教规划：中华帝国晚期的五帝信仰》。[4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太史文（Stephen Teiser）对以佛教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民间信仰进行了系列研究，成就卓著，他曾出版《中国中世纪的鬼节》[44]、《〈十王经〉与中国中世纪佛教冥间的形成》[45]等著作。

　　三、 美国有关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发展趋势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初步成形开始，美国学者的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完善之后，时至今日终于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框架体系，新的资料来源，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视角，使得这一有机体不断焕发生机，逐渐呈现出全新的研究模式和发展趋势。面对这些扑面而来、令人眼花缭乱的研究成果，如何把握这一研究动态就更显得意义重大。在此，我们结合自己以往研究的心得，分析上述信息，对美国民间宗教研究的发展趋势加以简单整理。

　　一是开始关注女性在宗教中的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伦理纲常的划分，妇女在家庭体系和社会体系中往往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在宗教网络中妇女却有着不一般的地位。韩书瑞在《反叛间的联系：清代中国的教派家族网》中写道：“在白莲教中妇女一般也享有领导权，信徒们利用这样一种情况，在清代法律中遇到邪教和反叛的案例对妇女的处罚要比对男人宽松。因此在一两代男人在审判前、审判期间以及被处决（通常有鞭笞后释放、监禁和流放、暂缓处死或是立即处死）后落在官府手中，女人随时准备维持家族和教派的延伸。”[46]韩书瑞的这段话解释了妇女在教派中拥有地位的原因，同时，很多宗教派别和民间信仰的最高神祗均为女性，这也对妇女在宗教中领导权的取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无论把妇女在宗教中地位的提升归于何种原因，很多学者的目光聚集于宗教中的女性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乔大卫（David Jordan）、欧大年所著《飞鸾：台湾中国宗教教派的诸相》，[47]分析了台湾妇女集体入乩的现象，“肯定宗教是女性由家庭涉入公共领域的重要社会机制。一般解释倾向强调宗教活动带给女性较宽广的社会网络以及教育机会，两者都是女性向来占弱势的社会资源”。[48]而在欧大年的另一本著作《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的序言中，他也指出：“民间教派对入教妇女一视同仁，有的妇女甚至成为教师和教首。”[49]此外，管佩达（Beata Grant）《清代通俗文学中女性宗教体验的类型》[50]、周一群（Zhou Yiqun）《灶台与寺庙：中华帝国晚期的女性宗教信仰，1550—1900》[51]等文章，也引导着人们去追寻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取得平等地位的妇女，是否能在标榜以公平为基础的宗教世界中享受着相对的平等？

　　目前，性别史、妇女史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如何把下层社会、尤其是民间教派中的女性生活、心态加以研究，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尚有待来者。

　　二是民间宗教研究的区域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开始打破传统的“面”，逐步向“点”转变，也就是说，该领域的研究经历了一次由宏观向微观的过渡，开始走上一条更加精致化的道路。如丁荷生的研究着重于福建地区，对该地区内的宗教进行调查，他与郑振满合编的《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52]、《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53]以及他的相关论文《1985年12月在漳州观察到的两个道教醮仪的田野笔记》[54]、《葬礼在福建》[55]等都把视野限制于福建这一区域之内，这种“宗教地区化”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可以缩小研究对象的空间距离，打破教派隔阂的弊端，另一方面可以使自己置身于“事件”之中，从微观上观察各教派之间的联系。而以台湾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康豹，同样也是区域研究的代表，他的著作《台湾的王爷信仰》以及文章《屏东县东港镇的迎王平安祭典——台湾瘟神与王爷信仰之分析》[56]、《台湾的吕洞宾信仰——以指南宫为例》[57]、《台湾王爷信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58]等，也采用了这种研究方式。现在，宗教区域研究正以一种平稳的姿态，逐渐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成为民间宗教研究新的走向。

　　三是民间宗教研究开始打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的趋势。原本，民间宗教只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偏门（宗教学并不重视这一领域），目前，这一现象已经有了极大改观，学科的交叉在民间宗教研究中呈现很强的走势，如丁荷生的几部著作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华琛（James Watson）和科大卫（David Faure）在对香港地区的民间葬礼、村落宗教研究中采用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而韩书瑞在论述白莲教所引发的起义时，更多地采用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实际上，更多的研究已经让人们无法区分其学科界限。这种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给我们观察民间宗教提供了新的平台。不仅在民间宗教这一范畴，相信在整个历史学及其它学科，都将延续着这种趋势。

　　当然，原先的实证研究依然有着较强的生命力，比如，对宗教宝卷的研究在经历了一段寂静之后，又开始活跃起来，珍妮特?寇尔（Janet Mac Gregor Kerr）的《中国民间宗教文化中的宝卷》[59]以及欧大年的《宝卷：16至17世纪中国民间宗教文献导读》[60]等再现了宗教原始资料对解读宗教的重要作用。

　　四是把研究内容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使历史更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当属韩书瑞，她的著作《北京的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61]表明其关注的焦点由中国乡村社会转移到城市社区，有学者评论说：“（作者）积十数年之功写成该书，通过北京的众多寺庙来编织五百余年的城市生活，其博学、全面与智慧令人赞叹。”[62]作者在论述时以寺庙为切入点，由于寺庙在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中的无可取代的地位，上至皇室，下至平民，此起彼伏的人群流动，它的包容性和生动性正好可以折射出明清时期那个“舞动的北京”。更兼之明清时期寺庙在北京随处可见，韩书瑞已经找到有资料证明的明清寺庙2500座，支离破碎的图画在寺庙这一载体的作用下渐次走向了完整，一幅古老的、动态的城市画卷跃然纸上。此外，寺庙的社会功能也决定了它们将成为反观一座城市绝佳的视角，“其职责包括了类似于我们如今的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院、救济院、消防队、市场、旅游点等等场所所发挥的各种非宗教的公共职能。”[63]寺庙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了世间百态，以一种“小社会”的形态演绎和传递着城市的生命和活力。因此，韩书瑞以寺庙为视角，以小见大地展露出明清时期北京的全貌，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新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上的美轮美奂。

　　另一本值得一提的就是前几年出版的杜博思（Thomas David Du Bois）所著的《神圣的村庄：华北乡村社会辩迁与宗教生活》。[64]与韩书瑞不同的是，年轻的杜博思把目光投向了活跃于近代华北乡村的“会道门”，包括在理教（第五章）、一贯道（第六章）、太上门和天地门（第七章）等，同时对于“宗教生活与村庄社区（第二章）”、“神灵、教派、香头——地方文化中的宗教知识（第三章）”、“寺院佛教：制度性宗教之局限（第四章）”等社会变迁与民众宗教心理现象作了有血有肉的分析。

　　“社会变迁”是一个内容宽泛的名词，实际上包含了政治变迁、文化转型、宗教演变等诸多内容。与前述“民间宗教研究的区域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相对应的是，传统的关注“民间宗教与政治社会变迁”的视角仍然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1981年，刘广京曾经组织一场题为“中华帝国晚期的正教与异端”的学术讨论会，有关论文后来结集为两本书，一是刘广京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正教》，[65]一是刘广京和石汉椿（Richard Shek）共同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异端》。[66]在前书导言里，刘广京提出，在帝制时代，中国的正教就是礼教，也就是一种“以制度和礼仪为基础的伦理”，“道德正统观”为儒释道三教所遵奉。进而，刘广京主张历史学家在分析中国文化和宗教时使用“宗教多元论和道德正统观”这样的概念。这样，道教与佛教虽然是不同的宗教，却不像韦伯说的那样是异端。[67]

　　至于后者，该书汇集了10位学者的12篇论文，作者们多角度地审视了明清时期的异端运动（民间教派与民间结社）之道教与佛教的背景，他们把18世纪及其之前的白莲教千年王国主义、19世纪的三合会视为政治异端，同时探讨了诸多激进与世俗的传统——19世纪准基督教的太平天国、20世纪初知识精英的共和运动，宏观地再现了那个历史时期“正统”与“异端”的关系。刘广京是可与费正清比肩的大家，收入该书的他的论文《1796年湖北白莲教起义的宗教与政治》直接从民间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展开。[68]刘广京对政治与宗教关系的关注在“中国学”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

　　石汉椿长期任职于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他的研究深化了“民间宗教总是与中国历史上的民众运动有着不解之缘”的观点。1987年，他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正统与异端》一文中揭示了中国宗教性质之“二元”及其互动。[69]1990年，他在《宗教末世学与暴力》一文中力图解释社会动乱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白莲教与暴力之间的联系——在形成白莲教意识、暴力和行为过程中，末世学（“末劫观”）扮演了中心角色。[70]《中华帝国晚期的异端》一书收录的他的《伦理与政治：佛教异端、弥勒信仰与早期白莲教》一文，以及他与野口铁郎合撰的《无生老母信仰：历史与伦理》一文，[71]对佛教异端与白莲教的关系、明清民间教派中无生老母信仰的形成与教派伦理观做了精致的梳理。

　　以上就是我们对近三十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简单回顾与展望，主要是从中国民间宗教在美国汉学研究中的地位、代表性人物与论著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发展走向这三方面进行介绍，因掌握的资料有限，故在介绍时会产生遗漏，希望大家谅解和指教。

　　按，本文系提交“东亚民间宗教学术研讨会”（2009年3月，日本富士山本栖寺）的会议论文，特向会议召集人武内房司教授表示感谢；在修改过程中，马西沙教授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并致谢意。

　　本文发表于《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5期（刘平、冯彦杰），文章中有几处英文名字的姓与名颠倒，现已纠正，特此说明。

注释：

[①] 马昭主编：《1971—2006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②] Daniel L. Overmyer, Folk Buddhist Religion: 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该书中译本名为《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③] Daniel L. Overmyer, Folk-Buddhist Religion: Creation and Eschatology in Medieval China,in History of  Religions,Vol.12,No.1,Aug,1972,pp.42-70.

[④] Daniel L. Overmyer，Boatmen and Buddhas: The Lo Chiao in Ming Dynasty China，in History of Religions,Vol.17,No.3/4,1978,pp.284-302.

[⑤] Daniel L. Overmyer, Buddhism in The Trenches: Attitudes Toward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ese Scriptures Found at Tun-Huang,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50,No.1,Jun.1990, pp.197-222.

[⑥] Sin-wai Chan,Buddhism in Late Ch’ing Political Thought,Boulder,Colo: Westview Press,1985.

[⑦] David E. Kelley,Sect and Society: The Evolution of the Luo Sect among Qing Dynasty Grain Tribute Boatmen,1700-1850, 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86.

[⑧] Cheng-han Wu,The Temple Fai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h.D,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8.

[⑨] Timothy Brook,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⑩] Gray W，Tuttle, Faith and Nation: 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1902-1958 ,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2002.

[11] 李四龙：《美国的中国佛教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2] Kenneth Dean,Taoist Ritual and Popular Cults of Southeast China,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13] Kenneth Dean,Lord of the Three in One: The Spread of a Cult in Southeast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按，关于三一教研究，此前的朱迪斯?贝林所著《林兆恩的三一教》也值得关注，见Judith Berling, Syncretic Religion of Lin Chao-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14] Robert Hymes,Way and Byway: Taoism, Local Religion, and Models of Divinity in Sung and Modern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该书中译本200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皮庆生译。

[15] [美]韩明士著、皮庆生译：《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16] Vincent Goossaert, The Taoists of Peking,1800-1949: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 

[17] Vincent Goossaert,The Taoists of Peking,1800-1949: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pp.3. 

[18] Norman J．Girardot,Myth and Meaning in Early Taoism: The Theme of Chaos（Hun-tu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19] Judith Boltz,Taoist Rites of Exorcism,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 

[20] Terry Kleeman,A God’s Own Tale: The Book of Transformations of Wenchang, the Divine Lord of Zito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

[21] Peter Nickerson,Taoism,Death,and Bureaucrac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22] Susan Naquin, 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23] Susan Naquin, Shantung Rebellion: 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该书中译本200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刘平、唐雁超。

[24] [美]韦思谛编、陈仲丹译：《中国大众宗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25] Kwang –ching Liu ’s review,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Oct, 1982, pp.1141-1142.

[26] Alan Y. Dessaint’s review, in The China Quarterly, Jun. 1978, pp. 415-417. 

[27] Richard L.K.Jung，The Ch’ien-lung Emperor’s Suppression of Rebellion:‘The White Lotus’and‘the Triads’,1774-1778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9.

[28] Blaine C.Gaustad, Religious Sectarianism and the State in Mid Qing China: Background to the White Lotus Uprising of 1796-1804,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4.

[29] Cecily M. McCaffrey, Living through Rebellion: A Local History of the White Lotus Uprising in Hubei,China,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03. 

[30] Elizabeth J.Perry, Worshipers and Warriors: White Lotus Influence on the Nian Rebellion, in Modern China,Vol.2,No.1,Jan,1976,pp.4-22. 

[31] Kwang-ching Liu,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of 1796 in Huibei,in Kwang-ching Liu and Richard Shek,eds.Heter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pp.281-320. 

[32] Richard Shek,The Revolt of the Zai-li, jindan Sects in ReheJehol,in Modern China, Vol.6,No.2,Apr,1980, pp.161-196. 

[33] Donald S. Sutton, Pilot Surveys of Chinese Shamans,1875-1945:A Spatial Approach to Social History,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15,No.1Fall 1981,pp.39-50. 

[34] Stephen P.Udry,Muttering Mystics: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Manchu Shamanism in the Qing Dynasty，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2000. 

[35] Katz Paul，Demon Hordes and Burning Boats: The Cult of Marshal Wen in Late Imperial Chekiang，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 

[36] [美] 康豹：《台湾的王爷信仰》，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7年。

[37] Valerie Hansen，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1127-1276，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该书中译本1999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包伟民。

[38] Jean-Paul Wiest,Lineage and Patterns of Conversion in Guangdong,in Ch”ing Shih Wen T”i, Vol.4,No.7,Jun.,1982,pp.1-32. 

[39] David Johnson,The City-God Cults of T’ang and Sung China, in Harvard Asiatic Studies, Vol.45, No.2, 1985, pp.363-457.

[40] James L.Watson,Standardizing the Gods: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Empress of Heaven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960-1960 , in Johnson David,Andrew J.Nathan,and Evelyn S.Rawski,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292-324. 

[41] Duara Prasenjit,Superscribing Symbols:The Myth of Guandi,Chinese God of War,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7,No.4,Nov,1988,pp.778-795.

[42] Richard Von Glahn,The Enchantment of Wealth:The God Wutong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Jiangnan,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51,No.2,Dec,1991,PP.651-714. 

[43] Michael Szonyi,The Illusion of Standardizing the Gods:The Cult of the Five Empero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6,No,1,Feb,1997,pp.113-135. 

[44] Steven Teiser, 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45] Steven Teiser, Scripture of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

[46] Susan Naquin: The Connectedness Behind Rebellion: Sect Family Networks in North Chi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原载《近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第337 -360页。文中引自[美]韦思谛编、陈仲丹译：《中国大众宗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47] David Jordan and Daniel L. Overmyer,The Flying Phoenix： Aspects of Chinese Sectarianism in Taiwa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48] 李玉珍：《出家入世——战后台湾佛教女性僧侶生涯之变迁》，收于《回顾台湾、展望新故乡——台湾社会文化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5月。

[49] [美]欧大年著、刘心勇等译：《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50] Beata Grant,Patterns of Female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Qing Dynasty Popular Literature,in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No.23Fall 1995,pp.29-58.

[51] Zhou Yiqun,The Hearth and the Temple:Mapping Female Religios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550-1900,in Late Imperial China,Vol.24,No.2,Dec,2003,pp.109-155. 

[52] 郑振满，[美]丁荷生合编：《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 

[53] 郑振满，[美]丁荷生合编：《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54] Kenneth Dean, Field Notes on Two Taoist jiao Observed in Zhangzhou in December 1985,Cahiers d”Extreme-Asie,2,1986,pp.191-209.

[55] Kenneth Dean,Funerals in Fujian,Cahiers d”Extreme-Asie4,1988,19-79. 

[56] [美]康豹：《屏东县东港镇的迎王平安祭典——台湾瘟神与王爷信仰之分析》，收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70期，1991年，第95-211页。 

[57] [美]康豹：《台湾的吕洞宾信仰－以指南宫为例》，载《新史学》第6卷，第4期，1995年，第21-43页。 

[58] [美]康豹：《台湾王爷信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收于江灿腾、张珣合编：《台湾本土宗教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思维》，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3年，第143-174页。 

[59] Janet MacGregor L. Kerr,Precious Scrolls in Chinese Popular Religious Culture，Ph.D.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4. 

[60] Daniel L. Overmyer,Precious Volumes: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ectarian Scriptures from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Mass: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99. 

[61] 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62] Susan Pares,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and China’s Walled Cities, in Asian Affairs, Vol. 33,Issue 2. Jun., 2002. 

[63] 古柏所撰对韩著的评论（何恬译），见《中国学术》2004年第3、4期合刊（第十九、二十期合刊）。 

[64] Thomas David DuBois, The Sacred Village: Social Change and Religious Life in Rural North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65] Kwang-ching Liu ed.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66] Kwang-Ching Liu and Richard Shek eds., Heter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67] 参见麦金农、周启荣、黎志刚撰，吴艳红译：《刘广京学术观点举要》，《近代史研究》2000 年第6 期。

[68] Kwang-Ching Liu,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of 1796 in Hubei, in Kwang-Ching Liu and Richard Shek eds., Heter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pp.281-320. 并参见刘广京：《从档案材料看1796年湖北省白莲教起义的宗教因素》，载《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69] Richard Shek,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Orthodoxy versus Heterodoxy, 收于李齐芳主编：《中国近代政教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淡江大学历史系，1987年。

[70] Richard Shek, Sectarian Eschtology and Violence, in Jonathan Lipman and Stevan Harrell ed. Violence in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并参见王笛：《大众文化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对近年美国有关研究的述评》，《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71] Richard Shek, Ethics and Polity: the Heterodoxy of Buddhism, Maitreyanism, and Richard Shek and Tetsur? Noguchi, Eternal Mother Religion: Its History and Ethics, in Kwang-Ching Liu and Richard Shek eds., Heter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pp.73-108, pp.241-280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the　Lantern　Festival)，春灯节，是中国汉族民俗传统节日。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称为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所以关于元宵节的习俗在全国各地也不尽相同，其中吃元宵、赏花灯、舞龙、舞狮子等是元宵节几项重要民间习俗。

　　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日，春节刚过，迎来的就是中国汉族的传统节日之一的元宵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对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元宵节又被称为“上元节”。

　　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这天上皓月高悬的夜晚，人们要点起彩灯万盏，以示庆贺。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吃元宵，合家团聚、同庆佳节，其乐融融。

　　起源

　　1.汉文帝纪念平吕

　　传说元宵节是汉文帝时为纪念“平吕”而设。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之子刘盈登基为汉惠帝。惠帝生性懦弱，优柔寡断，大权渐渐落在吕后手中.汉惠帝病死后吕后独揽朝政把刘氏天下变成了吕氏天下，朝中老臣，刘氏宗室深感愤慨，但都惧怕吕后残暴而敢怒不敢言。

　　吕后病死后，诸吕惶惶不安害怕遭到伤害和排挤。于是，在上将军吕禄家中秘密集合，共谋作乱之事，以便彻底夺取刘氏江山。

　　此事传至刘氏宗室齐王刘囊耳中，刘囊为保刘氏江山，决定起兵讨伐诸吕随后与开国老臣周勃，陈平取得联系，设计解除了吕禄，“诸吕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平乱之后，众臣拥立刘邦的第二个儿子刘恒登基，称汉文帝.文帝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易，便把平息“诸吕之乱”的正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日，京城里家家张灯结彩，以示庆祝。从此，正月十五便成了一个普天同庆的民间节日——“闹元宵”。汉武帝时，“太一神”的祭祀活动定在正月十五。(太一：主宰宇宙一切之神)。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就已将元宵节确定为重大节日。

　　2.道教的“三元说”

　　另有一说是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上元，含有新的一年第一次月圆之夜的意思。上元节的由来，《岁时杂记》记载说，这是因循道教的陈规。道教曾把一年中的正月十五称为上元节，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合称“三元”。汉末道教的重要派别五斗米道崇奉的神为天官、地官、水官，说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并以三元配三官，说上元天官正月十五日生，中元地官七月十五日生，下元水官十月十五日生。这样，正月十五日就被称为上元节。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说天官赐福，地官赦罪，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

　　3.东汉明帝点灯敬佛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该节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

　　4.起源于“火把节”

　　汉代民众在乡间田野持火把驱赶虫兽，希望减轻虫害，祈祷获得好收成。直到今天，中国西南一些地区的人们还在正月十五用芦柴或树枝做成火把，成群结队高举火把在田头或晒谷场跳舞。隋、唐、宋以来，更是盛极一时。参加歌舞者足达数万，从昏达旦，至晦而罢。当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早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至今仍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1]

　　而元宵节俗真正的动力是因为它处在新的时间点上，人们充分利用这一特殊的时间阶段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愿望。

　　中国情人节

　　元宵节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中一个浪漫的节日，元宵灯会在封建的传统社会中，给未婚男女相识提供了一个机会，传统社会的年轻女孩不允许出外自由活动，但是过节却可以结伴出来游玩，元宵节赏花灯正好是一个交谊的机会，未婚男女借着赏花灯也顺便可以为自己物色对象。元宵灯节期间，又是男女青年与情人相会的时机。

　　所以元宵节可以说是地道的中国情人节，而不是有人肤浅臆想的七夕。传统戏曲陈三和五娘是在元宵节赏花灯时相遇而一见钟情，乐昌公主与徐德言在元宵夜破镜重圆，《春灯谜》中宇文彦和影娘在元宵订情。此为例证。

　　在台湾，还有未婚女性在元宵夜偷摘葱或菜将会嫁到好丈夫的传统习俗，俗称：“偷挽葱，嫁好尪”、“偷挽菜，嫁好婿”，希望婚姻美满的女孩，要在元宵之夜到菜园里偷摘葱或青菜，期待未来家庭幸福，唐代的灯市还出现乐舞百戏表演，成千上万的宫女，民间少女在灯火下载歌载舞，叫做行歌、踏歌。

绣金匾歌词

歌手：郭兰英

• 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
• 金匾绣咱的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
• 二月里挂春风，金匾绣的红
• 金匾上绣的是，救星毛泽东
• 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主席
• 你一心为我们，我们拥护你
• 二秀总司令，革命的老英雄
• 为人民谋生存，能过好光景
• 三秀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
• 鞠躬尽瘁为革命，我们热爱你

东南舁闹元宵活动再现古老风俗  传统祈福活动——送瘟神

　　春节期间，我市各乡村有着许多独特的习俗。郊区西南舁乡东南舁村每年正月初十都要进行一项古老的传统祈福活动———送瘟神，这项活动在我市周边地区仅此一家。如今，这项传统活动正在东南舁村村支两委和舁上文化研究会的推动下积极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项目。

　　正月初十晚，东南舁村举行了此项民俗表演，把在本村世代流传的传统习俗展现在从十里八村赶来观看的村民前，不少民俗研究专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还将整个过程摄制下来，为申报做资料。

　　夜幕降临后，村民们举着各式灯笼，排着长队，挨家挨户地绕村一周开始“送瘟神”。800多人组成的长队，如同一条长龙，蜿蜒在山村之中。绕村一圈后，队伍集中到场子上进行表演，也就是咱本地人所说的“闹红火”，节目大都以花灯为道具，以体现村民日常生产劳动为主要内容，形式上主要以秧歌和迓鼓为主，随着时代发展也加入了现代舞蹈，迓鼓的唱词中也加入了新农村建设等新内容。

　　闹红火结束后，村民们便抬着瘟神塑像，一路上吹吹打打，一直送到村外，经过一番祭拜、祈福之后，将瘟神像烧毁，然后再把象征平安的苹果分给众人。

　　据舁上文化研究会常务顾问高瑞清介绍，“送瘟神”活动起源于南方沿海地区，在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多见，长江以北只有山西和河南两省的部分地区有这样的习俗，举行时间多集中在农历的五月或七月，而像东南舁村在正月里举行这样活动的比较少见。

　　在当地村民心中，“瘟神”不仅是瘟疫的化身，还代表了所有的疾病与灾难，在每年岁首举行这样的活动，更多地寄托了人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通达的美好祝愿。

　　当地村民们说，这种习俗是他们村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而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目前还没有找到明确的记载。对于这种独特的传统习俗，东南舁村村支两委和舁上文化研究会将其进行了挖掘整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积极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使这项东南舁村的特色古风俗长久留传下去。 (李俊琴)

　　【现场活动视频】“马灯”送瘟神

　　“马灯”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民间在元宵灯节期间搞的一种驱除疫鬼的傩祭活动。其渊源可追溯至《诗经》有记载的“祃祭”，即出师前祈祷胜利的师祭。据传授马灯的灯师说：马灯是太平天国军的受伤军士，流散后隐居乡间，时逢战争过后发“人瘟”，于是将马灯传授给当地老百姓驱逐瘟神的。

　　芜湖县的马灯有数种，一种是用蔑扎成马头、马屁股，蒙了布前后点灯的，这种马灯在别处也曾见。白马山汪坳村一带的马灯以列阵、演武为表演形式。为了方便，“马头”是细长筒状约1米长，绸子塞棉花做的。

　　老长沙元宵很闹很狂欢  狮舞赞唱《送瘟神》

　　那时，长沙的元宵，龙腾狮跃，春节长假经过元宵的狂欢后，就像开了个收心会。每个老长沙人都会对后辈说：过了元宵节，就是“泥鳅怀肚，各走各路”了。

　　玩龙灯玩出故事来

　　住在营盘西路旁左局街32号的杨娭毑谈起旧日元宵生活，她就记得长沙乡村和城市舞动的龙，让整个长沙在沸腾。她自己也舞过龙，土改后，移风易俗，长沙女子也组成女子龙灯队，与男子龙灯竞争，她说，舞龙要劳动力，衣服全部汗透，拧得出水来。但每个人都很兴奋，那时的龙灯好看又好玩，可以排出大棋盘、小棋盘及猴子跳圈等种种图案。

　　杨娭毑的讲述，也许会让一位台胞觉得太过小儿科，这位叫邹觉民的台胞是个骄傲的长沙人，1981年，他在海峡那头撰文怀乡说：“何处的龙灯狮子，可以抡元夺魁?我必毫不犹豫地答曰：惟楚有材，湖南第一。”

　　他说，湘人玩龙灯拱狮子，多变化，精技巧，明穿插，重艺术，尚团结，讲协同，能言语，可唱歌，静似花团锦簇，动如豪气凌云，花样新奇，多姿多彩，能应音节节奏，升沉起伏，能承指挥命意，旋游盘桓，欲低则如龙游浅水，曲折蠕行;欲高则可激昂青云，摘星抹日，千娇百媚，万景全归，揉和情感，美化威仪，集瘦腴疏密之成，显摇头摆尾之神采。

　　他举例说，玩龙灯如果第一个故事玩的是蜻蜓戏水，接着玩蝴蝶采金瓜。在玩龙珠的指挥下，首先就得让龙灯显示四翅六足，头尾分明，高低起伏，或飞或翔，乘风摇荡，俨如唐人诗句中所说的“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的描述姿态。但，顷刻之间，龙珠棒动，经过一番换笆斢把，三压七，五盖九，四穿一，二交六之后(龙灯一节称一笆)彼此互换交执，即有一个栩栩如生的蝴蝶，站立于金瓜之上，点首翘尾，振翅欲飞，这个图案的拼成，系以龙之头尾借作蝴蝶头尾，将龙珠放置中央以示为瓜，能令观众触目之下，即知玩的是蝴蝶采金瓜。若辈玩灯勇士，技术熟练，动作敏捷，在万人瞻仰之下，变更任何故事，均以身手活泼、动态健美著称，绝不拖泥带水，露出拙状，转瞬之间即凭几根木把，交织扭捆，组成形形色色历史故事。如表演毛国珍打铁、永乐观灯、污泥河救主、渭水访贤、刘十娘杀钗、观音坐莲、唐僧取经、渔翁戏蚌、武松打虎、霸王别姬诸史事，均以图案显示出来，即如其事，如其人，如其物，可令欣赏的人们叹为观止。

　　邹觉民说：每一盏龙灯的指挥(湘语唤一条龙为一盏灯)，全部掌握在玩龙珠的一人手里，司此职者皆杰出人选方可胜任，如果心中没有韫藏故事甚多，既不可担任玩珠，复无资格客串指挥。

　　70多年前，他曾见一盏长沙南乡陈姓族灯，玩过一条住有五千户的市镇，从街头至街尾，穷一日之力，表演故事，堂堂精彩，个个出新，既经推出，绝不重玩。邹觉民认为，那位玩珠指挥，可谓饱学之士，胸怀十万甲兵。

　　湘春路的容爹说，当年玩龙灯者，都是勇敢健美的男子，在元宵这天，人们用花炮往他们的身上冲，而他们也往往打着赤膊，据说，因为身上涂有草药，并不会被烟花所灼伤，由此亦可见当年龙灯腾舞的狂欢。

　　玩狮子既会舞又会唱

　　港片中李连杰主演的《狮王争霸》中让闽粤狮舞大出风头。但相当多的老长沙对此不屑一顾，他们说，元宵闽粤狮舞，他们拱的无非是哑巴狮子。

　　元宵节中的长沙狮舞，论惊险有爬上叠起六层方桌的“登高衔彩球”，一点也不亚于港片中“黄飞鸿”的表现。

　　长沙狮舞最出奇的地方，既会舞，又会唱。长沙狮舞俗称拱讨米狮子。这种狮舞，并不是一种嬉春贺节的纯义务娱乐。邹觉民解释说，讨米狮子含有“梧桐叶落，一根光棍打秋风”的意味存焉，换言之，就是在求贵府破费一点，打发几文。

　　一组元宵舞狮班子至少需要六人以上，二人舞狮，一个赞唱，另需三四人敲锣打鼓。

　　拱讨米狮子，“所表演节目，能以五尺之布，穷二人之力，遵令表达，演得惟妙惟肖，酷似逼真”。

　　上世纪80年代，时任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佘腾辉曾组织发动各文化馆进行过一次长沙市民间歌谣收集，在当年就搜出了好多元宵狮舞的赞唱。

　　其中一首1986年8月由南托乡唐玉和演唱，黄滚记录的赞唱中，就呈现长沙狮舞的种种精彩节目名目，这首赞狮歌，大约是舞狮从外面进入主家大门，一位赞唱祈福的赞歌，狮子做种种绘神绘色表演，而后面则有锣鼓伴奏，歌曰：

　　喂，神狮进门来，四脚踏金阶，两边锣鼓响，二位伙计耍起来。

　　喂，神狮头上一点青，二位伙计听分明，别的故事以后扯，你跟东家老板送个新财神。

　　喂，神狮头上一点青，咯真正是东家老板的新财神。财神跨黑虎，右手一锭银。财神不是别一个，封神榜上赵公明。手执金鞭常进宝，时时赶上宝和金。

　　喂，神狮头上一点青，要请二位伙计听商量，别的故事慢慢耍，耍个何仙姑提花篮。

　　喂，神狮头上一点青，咯真正是何仙姑提花篮，八仙飘海神通显，自古到今把名扬。

　　喂，神狮一耍脑抬抬，二位伙计听开怀，别的故事慢慢耍，耍个姜太公稳坐钓鱼台。钓鱼台，钓鱼台，一钓周朝八百载，二钓文王访贤来，三来搭帮伍吉去砍柴。

　　喂，神狮一耍把头摇，二位伙计听根苗，别的故事慢慢扯，耍个刘海去砍樵。

　　喂，神狮一耍把头摇，咯真正是刘海去砍樵。山中巧遇胡大姐，斧头神去降金妖。刘海成仙把名标。

　　喂，神狮越耍越有味，伙计躲在狮衣内，别的故事往后扯，暂且耍个槐荫会。

　　喂，神狮越耍越有味，咯真正是耍的槐荫会。董永卖身行孝郎，七仙姑下凡配成双。

　　喂，锣莫打，鼓莫擂，神狮尽耍也无味，惊动堂前的贵客，一齐多谢，又少陪。

　　据调查，长沙元宵狮舞唱词，并没有规定统一的歌词，全凭赞唱人员随口应对，但得洗口，以免以不祥语句触犯禁忌。舞狮的赞唱，多采用通俗民腔俚调，谐音塞脚，湘人俗称“对同”。

　　台湾邹觉民说，70多年前的老长沙，他有位乡人绰号刘得弄。某岁拱讨米狮子一组，进入富室张三合家拱弄狮子，恰逢张宅华厦落成未久，刘得弄以这个题材，借《惜时贤文》谐语取作韵脚，唱道：

　　黄狮一耍一点清，恭喜老太爷起座好华亭。相见易得好，久住难为人。

　　他自命得意之作，殊不知语涉讽刺，触怒张三合。张怒撕刘得弄狮衣道具。刘见冒犯巨室，遂将出事原委详告都总老爷彭弗泉先生，请求居中斡旋。彭即代改三四两句，率同刘得弄，敲锣打鼓，鸣鞭放炮，再往拱舞，张三合见都总老爷大驾同来，即出迎接，彭即令刘得弄，敲锣打鼓，再舞再唱云：

　　黄狮一耍一点清，恭喜老太爷起座好华亭。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彭即在旁大打圆场说，赞得美，赞得妙。如是一场风波，就此笑散。张三合大开出门(湘谚：请客为出门)，举酒属客，皆大欢喜。此为真人真事。

　　狮舞赞唱《送瘟神》

　　老长沙元宵常有舞狮习俗，一些小康人家希望舞狮能为他们带走凶灾，带来福气。

　　1986年桂东山在长沙县搜集到的狮舞赞唱为《送瘟神》，歌中唱道：

　　狮子来要张牙露齿，去要稳口藏身。金毛大将过路身，特将主家的猪瘟、牛瘟、鸡瘟、鸭瘟、鹅瘟、豺狗、野猫，一齐拜托金毛大神送走上昆仑。

　　聪明的主人听闻此类赞词，定会故意不与红包，挽留狮子，多拱多耍多出吉语。这时舞狮者，会要求休息，快来红包，秦石蛟在望城白泉乡炭塘子收集到的是《收灯歌》，应于这种时节赞唱：

　　锣也停来鼓也歇，停锣住鼓赞花灯。花灯本是唐王造，自古流传到如今。花灯迎接高堂上，香花蜡烛两边分。赞你家家户户盛，年年月月享太平。赞你田里禾苗好，一年胜过两年春。赞你栏中耕牛盛，猪在栏里长千斤。赞你家家鸡鸭盛，早晚归宿数不清。前头打发花灯去，后头累累进黄金。

　　估计秦石蛟在1979年采集于望城白泉乡炭塘子刘进强所唱的《收灯歌》，可能就是舞狮人辞谢主家挽留，催促快打发红包好到另外人家演出的歌谣。

　　如今，长沙会说话的狮子远去了。

　　老长沙龙腾狮舞的元宵，也一天天离我们疏远且陌生，实在令人叹息。

来源：阳泉晚报

湖北荆楚元宵年年过——宫廷灯会送瘟神

　　又是一年元宵时。按中国传统，在这天，人们要吃汤圆、点彩灯、走百病、迎紫姑。和其他传统节日强调“阖家团聚”不同，元宵节更强调“普天同庆”。元宵节被人们视为春节最后的高潮，过了这天，新一年的生产生活正式开始，所以元宵节全民欢庆，祈福祈财，表达对新年的美好期盼，因此，“正月十五闹元宵”成为普遍习俗。

　　不过，由于各地文化不同，人们过元宵的风俗各异。在湖北，楚文化、秦巴文化、土家文化、中原文化，百花齐放。所以荆楚各地，过元宵节均发展出独特的风俗习惯。下面，就让记者带你去了解在湖北可体验到的N种元宵习俗。

• 江汉平原(楚文化)：关帝庙会 请“七姐” 偷青
• 代表地区：荆州、孝感、黄石

　　荆州人敬仰、崇拜关公，已成延续千年的习俗。荆州元宵节当天，关帝庙都要举行大型庙会，届时，荆州人在这里玩龙灯，划采莲船，骑马射箭，吹喇叭套轿子，闹腾得红红火火。而耍龙的小伙子们都要先到关帝庙内拜拜关公，再沿古城街巷舞龙。另外，元宵节也是荆州人的“子婿日”，此日是岳父宴请子婿的日子。

　　孝感是民间故事《天仙配》发源地，因此孝感老百姓认为在正月能请到“七姐”下凡(董永故事中的七仙女)将预兆一年吉祥如意。元宵当天，孝感乡村少女在年长妇女的带领下，悬灯焚香，轻击铜磬，反复吟唱一首古老的歌谣。另有人在大堂中放张大木桌，桌旁有两少女相对端只竹筛，筛面向下，筛边绑一根筷子，筷子立在盛有白米的餐盘中，当反复吟唱歌谣完毕时，少女便会问自己今后的婚嫁会不会好，其他人则或问年成，或问财运。另外孝感云梦县老农夫于元宵夜持火炬偏照田圃，叫“照绝地蚕”。儿童则以田鼓迎神，以卜岁事。

　　在中国，偷盗行为历来为百姓所不齿。但在黄石阳新，元宵节“偷者”光明正大，而“被偷者”无动于衷，民间谓之“偷青”。当晚，小孩子早早吃完饭，准备好袋子，等待月亮升起，然后去“偷”别人家的菜，而且当地还有俗话说“偷来葱，吃了就聪明;偷来蒜，就是算术快”。

• 鄂西北(秦巴文化)：宫廷灯会 送瘟神
• 代表地区：十堰、神农架

　　十堰人特重视元宵节，要举行玩灯会，比如舞龙、玩狮子、划彩莲船、舞蚌壳、踩高跷等。其中以十堰房县的“火龙”灯会最出名。元宵节期间，房县东西南北四条街和东西北三个“关”和南门每个地方各出一条龙，分为固定八色，先在正月十二巡游，然后在正月十四至十六，每晚由赤膊男子舞灯，各地百姓用“花子”(一种喷出礼花火焰的手持焰火)烧龙，晚上远看，犹如龙在火海游。正月十七日收灯，所有的龙灯都要烧掉。据说房县“火龙”灯有整套规矩，是从庐陵王宫中传下来的，千年以前房县是唐朝皇帝李显曾经的流放地(时称庐陵王)。除了龙灯，还有各种排灯、彩船、花鼓、皮影、高跷、秧歌、舞狮、竹马、节节高等民间艺术形式。

　　在十堰和神农架地区，玩灯者还会挨家挨户拜年。农户普遍认为灯能扫邪气，避瘟疫，所以都极其欢迎狮子龙灯采莲船进门。春节过毕，传统习惯要烧掉龙灯彩船，蚌壳等娱乐用具，谓之“倒灯”，意在纸船明烛照天烧——送瘟神。另外在神农架和房县，元宵节当天天快摸黑时，山村农民家家户户在住宅四周燃烧干柴烈火，迎着冲天火光放鞭炮，谓之赶“毛狗”(毛狗即狡猾多端的狐狸)。农家还习惯蒸12个馒头，闰月年份蒸13个做上记号，依次摆放在蒸笼里蒸，蒸熟后视馒头水汽多少来预料来年相对应月份的旱涝情况。

来源：长江商报

另附：莆田端午节“化船”送瘟神

　　端午节源于纪念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而在莆田千年传承中也注入地域文化色彩。“初一糕、初二粽、初三螺、初四艾、初五爬龙船”。这首流行民间歌谣道出莆田人过端午节习俗。由于从农历五月初一至初五天天过节，民间又称端午节为“五日节”。

　　相传妈祖曾以菖蒲熬汤为百姓治病，将菖蒲贴在病者门前驱邪消灾，所以端午节期间莆田民众习惯在自家门边插菖蒲和艾草。到了初五中午，家家户户依照旧俗吃面，用蒲香、蛋草、豆荚等煮蛋熬成 “午时水”沐浴，用以防疫送瘟;且认为不怕雨淋。小孩沐浴后还要在腋下，耳后和鼻孔涂“雄黄”粉，穿新衣服，胸挂五色线编织成的香袋，内装“午时水”煮的蛋和鲜桃。

　　灵川东汾村端午节期间，还要在五帝庙举行“化船”(即“烧船”)送瘟神祈平安庙会。当天下午，村民们吃完面，洗过“午时水”，便纷纷到五帝庙前殿，观赏一艘制作精美大型圣船和三十多艘形态各异的小凤船。这些祭祀品从农历四月初一开始制作，动工时还要举行演戏等仪式。老艺人先用杉木和竹子做骨架，再用五颜六色油光纸剪成各种图案装裱，最大圣船长9米，宽和高约2米多，船桅高8米。船上件件纸制楼阁、戏台、庙宇和各种人物造型生动，尤为显眼的是站在船首的两樽红绿面苏爷，制作精巧的头部可随风摆动，手提铁链铁枷摆出捉拿妖魔态势，保佑四方民众平安。这艘价值上万元的圣船，每年由一位村民自愿捐资兴建，并在祭船仪式充当谢主。

　　黄昏时刻，方圆30里民众接踵赶来，挤满戏台前大殿内外。为防下雨，圣船淋破，原本在大埕举行的升桅祭祀仪式改在殿内进行(见图)。谢主一家人在供桌上摆满祭品，法师开始做道场，用鸡血给圣船和船上所有神像点眼，谢主一家人不停叩首膜拜。

　　随后，八位年轻人在圣船两边不停摇晃，表示船已在海边等待出发。随着阵阵锣鼓声，法师双手托着小凤船，在一团团象征海浪的火团引领下绕圈前进，在神龛与圣船之间连续往返42次，才把神灵全部请上圣船。晚上八点左右，铳枪齐鸣，焰火腾空，执事乡老和戏台上八仙一齐跪拜，护送神灵出驾。八位壮汉在众人簇拥下把圣船抬到下埕贡银堆，紧随其后的是三十多只凤船，在僮身挥剑中点火焚化。顿时烈焰飞腾、火光冲天。在人们的心目中，各种瘟神已随着熊熊烈火化为灰烬，大家一起祈盼新的一年平安吉祥。 徐学仕文/图

莆田文化网

社会转型弱化“熟人信任”机制　　

　　在费孝通的“熟人社会”中，人际交往主要在地缘和血缘等狭窄的区域内展开，人际之间的信任关系源自于人品、声望等；而在现代社会，人们的频繁流动构筑了“生人社会”的形成，其人际交往的不确定性加速了“熟人信任”机制的失效。　　

　　根据近期对7座城市的走访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宜音认为，当前社会信任的弱化与现代社会风险的提高有一定关系。“现在民众面对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加，如在消费过程中，我们很难对商家完全信任。因此，要不要同陌生人交往、要不要帮助陌生人，这些都需要个体作出理性判断。”杨宜音认为，“生人社会”民众流动性大，需要经常和陌生人打交道，风险的增加使得个体之间的信任关系很难建立，“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正在弱化。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忠武分析道：“在‘熟人社会’，人们相互掌握的信息是对称的，在交往行为的决策和行动等方面存在的风险也是一定的；而‘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不对称的信息量，让彼此间产生了更多不确定性，这增大了交往行为的决策和行动等方面的风险。”　　

社会交往不能缺少信任　　

　　虽然现代社会转型让个人利益风险不断增加，但学者呼吁，作为社会关系的本质存在，人类的社会交往不能缺少信任。　　

　　“人类的演化历程已经表明，群居生活形成的信任机制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王忠武认为，风险越大就越需要资源来维持，除了物质资源，我们还需要社会交往关系这类精神资源。人际交往中的信任既是理性的社会资源投入，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感情需求。　　

　　“当‘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成了现代社会交往中的普遍准则，建立人际间的和谐就成了空话；当一句‘你好’都得不到回应时，陌生人之间的互助就显得尤为‘奢侈’，”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余达淮对记者表示，“社会信任的缺失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社会共识将难以凝聚，社会权威将难以树立，社会秩序也将面临严峻挑战。”　　

“生人社会”：以制度保障信任机制重建　　

　　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熟人社会”的诸多特征虽然仍有所保留，但就整体而言，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城市社会正从“熟人社会”逐步转向“生人社会”。在传统社会的信任机制逐步“瓦解”，新的信任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当前，如何构建社会的信任机制，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杨宜音说，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每个人都应该学会与陌生世界打交道，不断增加与陌生人交往的经验，形成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要将重构社会信任的着力点放在建立完善的制度上，以制度信任来弥补人际信任的缺失。　　

　　余达淮认为，我们也可以借鉴西方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并遵循中国社会的内在规律，从自身的“传统”中发展出自己的“现代化”。以当前不断完善的社区生活方式为例，余达淮建议，应在公共服务层面上以社区的名义建立与其他社区、社区内部居民间的沟通和互动，以此来消除陌生感，增加邻里间的信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83期

　　现在2万亿美元外汇资产的绝大部分被美国占用；国内2万亿美元的产业资本归外资所有；这两个2万亿反映了中国60年的创业和积累等于白干。还有，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超过70%，对外贸易中外资又超过70%，这两个70%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天天在为美欧等西方国家生产。

　　西方“经合组织”20多个发达国家中，家家都有中国产品；美国财政收入中超过四分之一是依靠中国购买国债的资金；中国完全变成了西方国家的“厨房”。而为了生产这些产品，中国人民失去了富裕，失去了福利，失去了保障，失去了健康，失去了青山绿水，失去了美好家园，以至于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甚至到了死无葬身之地的绝望地步。

　　所有这些财富损失中国人民都认了。要求把中国商品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运往美欧等西方国家，中国认了；要求控股中国产业，中国认了；要求开放中国金融市场，中国认了；要求中国给外资特殊优惠，中国认了；

　　要求进入国民生死攸关的水务等公共产业（美国自来水公司归国防部直接领导，连美国私营公司都禁止进入），中国也认了……

　　就这样，一认再认，一退再退，终于退到了已经无法再认，无路再退的地步：掏空中国资源，摧毁中国环境，牺牲掉中国13亿人口。这次美欧起诉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殖民化问题，而是在试探突破13亿中国人民的生死底线。已经接受了穷光蛋命运的中国人民，不可能再继续接受死亡的命运。

　　一方面，美欧等西方国家没有了回旋余地。因为“中美国”已经形成，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和国民生活，已经建立在了依赖中国廉价资源的基础上。工业社会在没有找到新的出路之前，只能建立在耗费资源和毁灭环境的基础上，要享受工业社会的成就又不愿意耗费本国资源和毁灭本国环境，就只能牺牲其他国家。

　　而要能够满足美欧20多个发达国家对廉价商品的需要，至少要牺牲一个资源丰富的大国，而目前能够牺牲的大国只有中国。俄罗斯已经站起来了，美欧即使在梦中都放弃了对俄罗斯的资源幻想。

　　印度遍地都燃烧着民族主义的大火，美国在印度连肯德鸡、麦当劳、可口可乐都卖不出去，要想把整个印度作为牺牲品更不可能。特别是美欧等西方国家始终没有找到控制印度知识分子的有效方法，在中国他们能够发动起整个精英集团辱骂毛泽东，而在印度组织三五个人骂释迦牟尼都不可能。

　　当然，在掏空中国资源、毁灭中国以后，美欧等西方国家能否通过战争等其他手段控制印度，则另当别论。但是至少在目前，牺牲中国比牺牲印度更加容易。特别是目前已经控制了中国，已经把中国纳入了经济殖民化轨道，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是家家都有中国商品，人人都离不开中国货物，全体国民的生活已经建立在了消耗中国资源和牺牲中国环境的基础之上，只能继续维持牺牲中国的发展方式。

　　可以说，30多年来西方国家在不消耗本国资源和不破坏本国环境的情况下，在彼此没有争夺资源战争的情况下，能够尽情享受美好生活，完全是依靠牺牲中国的资源和环境，牺牲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

　　否则，单是对资源的争夺，就会使美欧等西方国家陷入炮火连天的战争之中。所以，对于美欧等西方国家来讲，放弃毁灭中国的发展方式已不可能，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利益问题，而是根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美欧等西方国家“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哲学，使得他们把牺牲有色人种国家，看得如同牺牲鸡鸭狗兔等一样理性自然。目前美欧在WTO起诉中国，要强制中国扩大稀有金属和焦炭出口，就是这种矛盾不可调和的反映。

　　美欧国家为了保护环境和子孙后代利益，纷纷禁止开采国内稀有金属，停止冶炼焦炭。可是美欧国家的生产生活又离不开稀有金属和焦炭，特别是作为世界最大军火商的美国，制造尖端武器更是离不开稀有金属。

　　所以便强迫中国出口，由中国来满足世界对稀有金属和焦炭的需求。焦炭是随便一个农民都能够掌握的简单技术，为什么西方国家停止炼焦而强迫中国为其生产?就是因为炼焦对环境具有毁灭性破坏作用。炼焦炉一开，黑烟滚滚，遮天蔽日，所到之处，漫天黑雨，甭管白猫花猫，全都成为黑猫，白天无日头，夜晚无月光，动物灭绝，植物变异，那种恐怖景象完全如同人间地狱。

　　以往炼焦仅限于满足国内小规模需要，污染范围和程度尚能控制，现在为整个西方国家大规模炼焦，毁灭性灾难根本无法控制，等于在把13亿中国人民推向灭绝深渊。后果越是悲惨，美欧等西方国家越是禁止国内生产，就越是强迫中国生产。中国GDP发展模式也迫使地方ZF愿意生产，加上这些地方官员的子女亲属将来可以去美欧生活，更是不会顾忌灾难性后果。13亿中国人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了美欧等西方国家现代化生活的牺牲品。站在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立场上来看，这是维持现有生活方式的唯一选择，是他们自己免于生态灾难的唯一选择。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更是没有了任何回旋余地。此前“中美国”的形成，已经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巨大的经济代价，所谓“中美国”的基本含义，就是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形成了生产消费不可分割的新型经济体。

　　通过私有化改革把中国资源变成廉价资源，通过禁止BG等立法把中国劳动力变成廉价劳动力，然后把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廉价商品，装船运往美欧等西方国家，美国则开动印刷机印制美元付给中国，为防止中国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商品，便让中国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用这种方式把付给中国的美元又收了回去，最终结果是中国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13亿中国人民流血流汗生产的财富，完全是“无偿”地白白奉献给了西方国家。

　　如果不是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美国为中国设计的改革路线图进行的十分顺利。第一步私有化几乎没有遭遇到任何阻力；第二步殖民化也已经相当成功，中国在经济上已不再是一个独立国家，被美国人十分自信地称之为是“美中国”。中国2万亿美元外汇资产的绝大部分被美国占有，2万亿美元的产业资本归外资所有。

　　按照这个路线图继续走下去，无需太长时间，只要再过10多年时间(中国绝大部分稀有金属还只能开采10多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就能够基本掏空中国的稀有金属资源，摧毁中国的生态环境。当中国稀有金属被完全掏空时，中国就彻底丧失了尖端武器制造能力，那时中国除了解除武装之外没有任何选择。

　　也就是说，美国持续几十年对中国施行的武器禁运、技术封锁和战略资源禁售，只要再坚持10多年时间，中国在军事上就会自动崩溃。到时再加上生态破坏引发的环境灾难，中国将会不战自乱，轻而易举地被分割成为许多小国，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就是，“一次性地永久解决中国问题，实现亚洲和世界的永久稳定”。

　　就在所有这一切都有条不紊地顺利推进时，就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国内买办集团很快就要接近最终目标时，虚拟经济时代的第一场经济危机爆发了。汹涌而来的经济危机狂潮，不仅消除了覆盖在世界繁荣表面上的巨大经济泡沫，同时也消除了覆盖在改革开放华丽外表上的巨大zz泡沫，把掩盖在世界一体化眩目表象之下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阴谋，十分清晰地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在工业社会还没有找到摆脱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的情况下，基本对策就是掏空中国资源，毁掉中国环境，牺牲13亿中国人民，以维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优良环境。

　　为了防止中国人民将来进行报复，以及能够控制灾难扩散，必须把中国分割成为七到八个独立小国。中国将重新回到列国纷争的战国时代，二千多年的统一发展将被彻底格式化，中国的历史将完全回到原来起点。

　　中国人民被西方国家这一国际战略震惊得目瞪口呆，终于从30多年的历史催眠中开始苏醒过来，中国人民开始苏醒的一个标志，就是如同春潮般涌动神州大地的毛泽东热。毛主席再次走遍祖国大地，意味着那个曾经先后两次打败过美国、坚决维护中国人民和发展中国家人民根本利益的新中国，将有可能再次崛起。

　　对于美欧等西方国家而言，新中国的再次崛起，意味着中国将成为第二个俄罗斯，把西方国家耗费半个世纪“和平演变”的阴谋化为泡影。美欧等西方国家耗费半个世纪解体苏联的根本目的，是要占有广袤富饶的俄罗斯资源，把俄罗斯变成美欧等西方国家的资源基地。

　　可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回归，使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完全化为泡影，除了当初趁着俄罗斯混乱时期在金融市场上打劫了几票之外，没有得到哪怕是一丁点儿俄罗斯资源。不仅无偿占有俄罗斯资源的目的没能实现，甚至连正常投资俄罗斯能源产业都被立法禁止。

　　美欧多次像当初要挟中国那样，用加入WTO来要挟俄罗斯，可是结果却更加失望，每当美欧刚刚流露出要挟苗头，俄罗斯便抢先主动宣布此前加入WTO的所有谈判全部作废，弄得美欧等要挟者反倒狼狈不堪，一次又一次前功尽弃。

　　今天在欧洲面前的俄罗斯，已经完全恢复了历史上曾经拥有的大老感觉，开始逼迫欧洲去适应自己的脾气。收复车臣和入侵格鲁吉亚，就是俄罗斯对美欧的公开调戏和羞辱。结果，美欧除了操纵中国右派在网上对俄罗斯叫骂一通之外，连个屁都没有放就扔掉了对车臣和格鲁吉亚的庄严承诺。

　　所以，美欧等西方国家绝不能让俄罗斯的历史在中国重演，绝不能让耗费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心血白流。如此一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便和13亿中国人民形成了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美欧等西方国家一定要牺牲中国，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又不甘愿牺牲，双方都没有了回旋退步的余地。

文章来源：作者（加拿大）博客

　　党的十八大报告勾画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宏伟蓝图，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为我们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央已经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各级党委要按照通知要求，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引向深入。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号召全党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发展动力，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可以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我们要紧紧抓住这条主线，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聚焦点、着力点、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十八大精神学得更加深入、领会得更加透彻、贯彻得更加自觉。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这是因为，党和国家的长期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我们才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赢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我体会，应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要永远铭记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要求全党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党的十八大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联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

　　这个概括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我们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

　　第三，深刻领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党的十八大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三个总”的概括，高屋建瓴，提纲挈领，言简意赅。深刻领会和把握这个新概括，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和要义。

　　强调总依据，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我们在实践中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既不偏离“一个中心”，也不偏废“两个基本点”，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强调总布局，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我们要牢牢抓好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入，生态文明建设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我们要按照这个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强调总任务，是因为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按照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我们国家的奋斗目标，都聚焦于这个总任务、归结于这个总任务。我们要紧紧扭住这个总任务，一代一代锲而不舍干下去。

　　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党的十八大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我国经济社会新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进行了充实和完善，提出了更具明确政策导向、更加针对发展难题、更好顺应人民意愿的新要求。这些目标要求，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相衔接，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一致。全党全国要同心同德、埋头苦干，锐意创新、开拓进取，共同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而奋斗。

　　第四，深刻领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是根据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深刻总结6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的，是最本质的东西，是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水平。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回答了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怎样才能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所以必须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所以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所以必须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所以必须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所以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所以必须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所以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改革攻坚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难点问题、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的积极回应，是对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正确指引。这些基本要求，既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既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又涉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时还涉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党的十八大对各项工作的谋划和部署都是遵循和体现这些基本要求的。抓住了这些基本要求，就能更好凝聚力量、攻坚克难，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第五，深刻领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强调，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为此，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形势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总要求和各项任务。全党要深刻学习领会、逐条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党的建设总要求，既是着眼于继承和弘扬我们党90多年来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提出来的，又是着眼于顺应和应对新形势下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提出来的。这些年来，我们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执政能力得到新的提高，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得到保持和发展，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和改善。同时，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全党要按照党的十八大部署，深入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要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将对这项活动进行部署，各级党委要切实抓好落实，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保证活动取得实效。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

　　党的十八大强调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同志一定要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顽强的努力，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目标任务，继续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这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历史重任，我们要为之付出全部智慧和力量。

文章来源：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中国边民冒充越南人的儿子享受免费医疗

　　河口县县委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唐万蓉近期曾去越南调查，她在越南边民、村干部、老街市委民族干部中了解到，越南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在边疆农村实施免费医疗政策。具体做法是：国家每3年对边疆农村群众进行一次统计，对登记造册的农村群众每人发一个免费医疗证书，村民持该证到越南所有国家医院都可以享受免费医疗。

　　调查中唐万蓉发现，河口县桥头乡下湾子村老刘寨村民杨春云的一段经历，能够比较典型地反映两国政策差异在边民中的影响。据杨春云介绍：1998年，他的孙子杨丽山因患肾结石，到马关县人民医院治疗，需要5000多元钱才能治好。家境贫穷的他只好把孩子带回家。后来一位越南朋友来到家里，得知孩子的病情后，建议带到越南去接受免费医治。后来，他把孩子送到越南猛康县从中国嫁去的苗族妇女项小双家中，由项小双以其子的名义带去医院进行 了免费治疗，挽回了孩子的生命。而同村马朝云的孩子也患肾结石，却因缺钱治病而失去了生命。

——《模糊的边界——云南10万边民移居海外》

　　越南的惠边政策

　　2005年，巴达撤乡，并入西定。由于外出打工人员太多，人口出现负增长，两乡人口均不到两万。

　　一些边民埋怨道：“国家这么大，也比越南富得多，可是对边民的照顾为什么还不如越南?”水头寨党支部书记杨春福说：“越南的政策太好了，深得人心。”

　　……在边境一线居住的边民，越南政府给予财力和物资上的扶持，全面消除茅草房。凡是进行易地搬迁的边民，每户给予8000元人民币的补助。而公路建设、人畜饮水、边民的公共设施建设全是国家投资。对于有水力资源的村寨，国家无偿为农户安装微型水电发动机。

　　此外，越南政府还每年为每个劳力无偿提供一把锄头，一把砍刀，他们为边民每年无偿提供种籽、耕牛，每年每人补助化肥15公斤，供应每户边民每月1千克煤油、2千克盐巴、还有收音机。

　　对吃粮困难的边民，越南政府则每户给300—800公斤粮食，遇到自然灾害，他们还会给边民每人每月发放10—15公斤的救济粮和25元救济款。

　　令杨春福心动的是，越南对中越边境沿线的民族山区，一律实行免费医疗，免费防疫。“仅凭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不少村民搬过去。”他说，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根本没法比，村民看病都要去镇上，县上的医院才能报销，而且报销部分不足一半，村民还得自掏路费。

　　“那边的村民小组长待遇也比这边高，他们一个月18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90元，而我们一年才给120元。”……他说，越南计划生育政策也宽松，这边却采取强制措施，强拉人去结扎，罚款没钱就拉牛，拉马，没有牲口就拆房瓦。

　　现在，越南对边民子女全部采取免费教育，并且对贫困学生、少数民族学生还给予生活补助，同时采用民族语言教学，吸引不少中国边民送小孩到境外读书。

　　……一些边民埋怨道：“国家这么大，也比越南富得多，可是对边民的照顾为什么还不如越南?”

　　边界模糊与邻国惠边政策

　　除了文化、地理、经济上的接近性，本刊记者通过调查发现，真正使边界“模糊”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越南日益加快的革新力度和优惠的边民政策。据调查，目前越南确实加快边境地区建设，鼓励群众到边境定居，越南政府对搬迁到边境定居的越南边民补助石棉瓦，搬迁户可以贷不超过3000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

　　据文山州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庆福介绍，由于越南人才十分缺乏，特别是边境一线农民文化水平极为低下，文盲人口较多，目前越南对边民实行所谓的“第一到第十二”的学生免交学费、书费等，并且免费发放校服，每月补助少数民族学生一定的生活费;在就业上，只要能读到“第十二”的一律包分配。目前我国边境贫困地区实行“两免一补”政策，但高中、中专以上就要付学费、书费、杂费等，加上毕业后实行“就业双向选择”，相当一部分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困难。

　　——《模糊的边界——云南10万边民移居海外》

　　2006年，靖边县GDP总量达到了127.26亿元，比上年增长20.2%，排西部地区第19位，陕西第4位。目前，靖边县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达5.55亿元。

　　走进靖边县城，马路宽阔、高楼林立、车辆川流不息。价值数十万元的小轿车、越野车不时驶过，随处可见酒店、宾馆、歌舞厅、洗浴广场;据介绍，县城旅馆有70多家，餐饮企业有200多家，这在陕北的县城中并不多见。

　　……在靖边县城，县委、县政府办公大楼十分醒目：9层高的主楼旁连着两座4层高的配楼，浅灰色的外表装饰与玻璃幕墙互相辉映，一层的门厅和玻璃大门如酒店般华丽。

　　资料显示，这座办公楼2003年底竣工，总投资5027.7万元，其中3000多万元由县财政拨付。

　　在靖边县农村，还有许许多多农民依然栖身在破旧的土窑洞里。

　　据靖边县民政部门最近摸底调查，全县农村共有危房、危窑2560间，涉及1118户，3637人。

　　据悉，目前全县还有8.43万农村人口没有达到安全饮水标准，占总人口的1/3。

　　这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2001年时贫困人口有9.7万人，扶贫开发6年后，目前仍有贫困人口5.07万人。——《资源大县富官穷民》

　　虽然越共有很多限制，但民主化已经现出苗头，候选人中已经出现不少的无党派人士，最高领导人也敢于在全国人民面前为自己的执政过失道歉，善于模仿和超越的越南人民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把越南变城真正的民主国家。

　　真心不想喷***，但是我不得不骂一句：你他妈的天天充大款，国际上到处撒钱，什么时候关心过自己的人民?全民医保，免费教育就这两个最重要的民生你妈的看不见，天天报道美国经济危机，欧洲破产，日本负债。废话，他们政府把资金全部用在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上，藏富于民。真正富有的国家政府往往是一清二白，人民富足，没看到欧洲有些国家政府穷得拖欠公务员工资了吗?宁愿欠钱也要让本国公民活的有保障，我们呢?即使9亿农民基本无医疗保障，失学儿童全世界第一，好多孩子没钱上学，多少人生病交不起医疗费停药等死你看不到，政府有钱有个屁用，关键是人民要有钱。为什么现在人人都拜金，拜的不是金那是命，没有完善的医保，尼玛万一哪天生个病手里没钱，那就操蛋了。要是欧美国家的人移民中国(*当然那是天方夜谭)，为了生命安全也会拜金。

　　大中华本身是一个庞大的面子工程，维护它的经济成本高昂，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

　　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

　　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2009年，中国对非援助累计760亿人民币。

　　2009年, 中国累计对朝援助达8000亿元。

　　2009年，累计购买外债20000亿美元，常常是快速贬值的垃圾债，投资两房次级贷血本无归!

　　2008年，北京奥运会共耗资5000亿人民币。

　　2010年，上海世博会共耗资4000亿人民币

　　2010年，维稳费6000亿人民币，超过军费、医疗费和教育费。(PS:2012年军费预算超过6000亿，维稳费?。。。)

　　2009年，中国公车消费达到9000亿人民币，三公消费累计消耗纳税人税款17000亿

　　…… 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中央仅拨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

　　2010年, 人大指出: 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600〗亿元, 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

文章来源：卢麒元博客，红歌会网

　　问：今天苏联使您联想到什么？当你看到缩写词CCCP（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俄文的缩写——译者注）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共青团，少先队夏令营和很多别的。

　　——泽列宁·尤里（46岁，司机，塔甘罗格）

　　·伟大的强国！

　　——穆萨（57岁，法律工作者，巴库）

　　·安全、稳定和国家对于人们的关怀。

　　——阿拉（28岁，国家部门服务，图拉）

　　·强盛，人民兄弟般的团结，统一的整体。

　　——季莫

　　·生活富足。国家强大。

　　——弗拉基米尔（33岁，国家公务员，纳尔奇克）

　　·信心，品质，持久，力量。

　　——阿尔乔姆（23岁，法律工作者，卡拉斯诺雅尔斯克）

　　·伟大富强的国家。

　　——阿尔卡基（20岁，大学生，萨马拉）

　　·我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祖国——苏联。

　　——尤里（60岁，教员，敖德萨）

　　·伟大的国家。稳定，优质的食品供给，对苏联公民的保护，低犯罪率，异常强大的军队，大家都是为了人民努力工作……

　　——马克西姆（24岁，海关事务，圣彼得堡）

　　·使人想到已经毁灭的亚特兰蒂斯和古代文明，但它不是被自然力毁灭的，而是被世界资产阶级毁灭的。

　　——基里尔（58岁，工程师，斯塔夫罗波尔）

　　·想起幸福的童年，为国家而骄傲，具有历史前景的祖国，自己对未来的信心。

　　——费奥多尔（39岁，卫生保健，新西伯利亚）

　　·想起为伟大的祖国感到自豪而高兴，少先队和共青团，为战胜法西斯的国家而骄傲。

　　——拉丽莎（64岁，教育工作者，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雷布尼察）

　　·强盛，可靠性，自信心，自豪感。

　　——奥·伊（63岁，工程师，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

　　·强大，武力，有序。美国佬感到非常恐惧。

　　——谢尔盖（37岁，法律工作者，基什尼奥夫）

　　·苏联——是一个真正自由的、高水平文化的、各民族友好和安定保障的国家。当我看见苏联的国徽和红旗时，我就想起我们苏联的运动员和他们取得的成绩（不是为了金钱）。

　　——叶甫根尼（42岁，工人，比斯克）

　　·苏联——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而主要是道德教养！！！这是各民族的友谊！这是健康! 这是军队，是体育运动，电影，宇宙，书籍！这是实力！自豪！这是我的祖国！

　　——叶甫根尼（36岁，军人，圣彼得堡）

　　·爱国主义，对未来的信念，普通人们的善意与党和国家的陈腐的领导人那种恶劣的伪善、背叛行为和设的骗局。

　　——维克托（65岁，退休，新罗西斯克）

　　·在大部分上了年纪的人们的生活中，苏联是与稳定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概念联系在一切的。

　　——瓦连津（58岁，还在做工的领退休金者，库尔斯克本地人）

　　·我的地址既不是家，也不是街道，我的地址是苏联。

　　——柳德米拉（50岁，生产—制造，敖德萨）

　　·苏联是我的祖国。

　　——弗拉基米尔（45岁，国防工业，列宁格勒）

　　·强大，力量。

　　——米拉穆（19岁，大学生，乌法）

　　·再也无法实现的理想，幸福的童年。

　　——阿普度萨义德（35岁，卫生保健，新西伯利亚）

　　·对于我，这曾经是自由的象征——工资保障，（免费的）医疗服务，养老金，对孩子们的关怀，等等。

　　——安菲姆（53岁，信徒，里加，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曾经是全世界的政治家尊重和害怕的一个国家。

　　——亚历山大（45，企业主，切列波韦茨，沃洛格达州）

　　·为力量、强大、国旗、国徽和国歌感到无比的自豪，（我还没有听到比这更好的国歌，顺便说说，与现在的国歌不同，那歌词和音乐是非常和谐的。）高水平的文化与艺术，国家对儿童、对教育孩子们是极其负责任的，异乎寻常的平静和对未来的信心……

　　——阿列克谢（38岁，公路建造，舍别基诺）

　　·联想到我们本应该达到的光明的未来……那种对未来的信念是当今大部分独联体居民所没有的。

　　——亚历山大（25岁，商贸，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镰刀和斧头。

　　——安德烈（25岁，生产制造，圣彼得堡）

　　·人们可以自由地从任何一个共和国迁移到朋友和亲戚那里去工作和休息。孩子们不吸烟也不喝啤酒，更不喝更浓烈的（饮料），关于吸毒的事情，仅仅是听说而已。世道曾经是很公正的。

　　——阿纳托利（60岁，工程师，斯摩棱斯克）

　　·留恋过去和喜欢那幸福的时光，那时候，城市的街道上没有爆炸，没有射击，没有强盗，没有国家级的骗局，有保障的感觉……

　　·想起温暖的、无忧无虑的童年。未来有保障和有信心。

　　——巴维尔（32岁，警卫，克斯托沃）

　　·童年，祖父，学校。想起我那被抢夺去了的祖国。

　　——米哈伊尔（25岁，主经济师，莫斯科）

　　·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

　　——马特维（47岁，法律部门，新西伯利亚）

　　·稳定，不腐败，对劳动、自己的国家和世界和平的热爱。

　　——季阿娜（18岁，大学生，彼尔姆）

　　·充满信心，宁静，稳固，宏伟。这是1945年伟大的胜利，这是加加林，这是第聂伯河水力发电站，这是强大的现代化的军队和舰队，人们的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喜悦。

　　——格列布（46岁，退休军人，塔甘罗格）

　　·流泪，一个多么好的国家被毁掉了。

　　——奥马尔（35岁，无工作，马哈奇卡拉）

　　·会想到稳定和一个受到全世界尊重的伟大国家。

　　——谢尔盖（57岁，退休〈海〉军人,福基诺）

　　·稳定和没有失业现象

　　——亚历山大（50岁，生产制造，巴尔瑙尔）

　　·（1）集体主义，人与人之间很友好的关系，（2）我们曾经是国家所需要的人。

　　——伊万（56岁，会计，拉缅斯克区）

　　·非常的光明和宁静

　　——丹娘(39岁，做生意，纳尔奇克)

　　·伟大的国家。强盛的国家。幸福的童年。有尊严的老年。

　　——德米特里（50岁，法律文化，克拉斯诺兹那敏斯克）

　　·想起自己伟大的祖国。对于我来说，苏联是自豪，力量，尊重。

　　——别克布兰特（38岁，工人，萨拉托夫市）

　　·坚信未来。居民的全面就业。没有吸毒。对所有人的中等义务教育。有可能受到免费的高等教育。没有腐败。35——40岁以前可以得到一套独立的住宅。

　　——叶卡捷琳娜（50岁，建筑，奥伦堡）

　　·社会保障，没有当权官吏的恬不知耻的横行霸道，对未来有信心。

　　——海鲁特季诺夫·阿扎特（57岁，建筑工人，喀山）

　　·那是一个关怀人民的国家

　　——格列高里（55岁，教师，莫斯科）

　　·会想到各民族的友谊和苏联科学的成就。强大的国家。我们为我们曾经是苏联公民而自豪。

　　——拉素尔（35岁，机关部门，乌兹别克斯坦）

　　·往往是当某种东西丧失之后才可能做出肯定的评价。现在，显而易见的正是由于苏联的存在而大大地改善了西方居民的生活。资产阶级惧怕发生危机。他们玩弄“社会国家”和人权的把戏。他们担心推行全面的监督，便大肆滥用警察手段。现在“资本主义”的面具已经慢慢地掉下来了。显然它是懒得再装假了。

　　——尼古拉

　　·想到的，首先是胜利纪念日，战后每年降低食品和日用工业品的价格，特别是在实行凭票配给的分配制度之后，国家重建的速度。

　　·联盟，加加林，科学，教育，艺术

　　——雅科夫（72岁，退休，莱比锡）

　　·为大国自豪。自由选择职业，有迁徙的自由和可能。劳动的保障，教育，保健。

　　——尤里（55岁，电气工程师，莫斯科）

　　·想起童年，虽不富裕，但是幸福的。想起妈妈的成就，她从一个清洁工的女儿成为医学院的教授。想到我自己的体育运动员生涯不需要任何金钱的投入。想到人们之间互相理解和有人情味的交往。也许只有我这样走运吗？我不知道？

　　——玛丽娜（35岁，三个孩子的妈妈，莫斯科郊外）

　　·对未来的信心，为强大的国家自尊和骄傲，没有金钱崇拜和卑鄙行为，有文明。

　　——达吉亚娜（42岁，经济界，莫斯科）

　　·那是全世界最大的、最美丽的和最好的国家，那里的人们是辽阔广大的祖国的主人。

　　——阿诺尼特（36岁，教育，省会）

　　·苏联——这是威力。这是我的祖国。苏联——这是自豪，这是勇敢精神，这是我的先辈的品德。让人想起心地善良。

　　——亚历山大（40岁，保险，莫斯科）

　　·想起祖国。伟大的自由和独立（不依赖他人的）的国家。

　　——亚历山大（42岁，工程师，下纳吉尔）

　　·留恋过去，心里热乎乎地。

　　——阿里（48岁，生产制造，伊尔库茨克）

　　·在整个世界地图上和地理地图册上等，是以略带淡红色和红色标出的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人们的眼神里对于未来的职业没有任何的恐慌，至于做什么工作和在哪里工作是无关紧要的，主要的是工作没有你不行。大家接受同样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从加里宁格勒到海参葳，从巴库到基辅，只要你愿意，就能学习。人们体会到，至少我体会到，为我们在科学、技术、宇航方面取得的成就而有极大的自豪感，甚至连日常生活用品也感到非常自豪。自豪的是这些产品都是苏联制造的。对此不高兴的仅仅是那些党内外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特别是那些小官。总有人给他们送“舶来品”，以前都这样叫国外来的东西。是他们把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毁掉了。他们把一切喝光了，丢光了，他们把所有人和所有东西都出卖了。这些官僚，只不过是换了另一副嘴脸——请原谅我的比喻欠当——正是他们千方百计地妨碍新生的俄罗斯国家前进。他们用我们省吃俭用的钱购买别墅，购买汽艇供他们的孩子们学习。关于俄罗斯，他们毫不关心。但愿俄罗斯的名字别像苏联似的垮掉了，但愿我们的孩子们想起俄罗斯能有巨大的自豪感。顺致敬意，安德烈·普。

　　——安德烈（41岁，运输，伊万诺沃）

　　·伟大的国家，稳定，自豪感。

　　——伊戈尔（37岁，国家机构，莫斯科）

　　·为自己的国家自豪，牢不可破的共和国联盟。完全崩溃了

　　——尤里·维克多洛维奇（62岁，退休，库尔加宁斯克）

　　·回想起，惭愧的是，为防止自己的国家被出卖，我什么都没有做。

　　——米哈伊尔（43岁，职员，莫斯科）

　　·苏联——这是体面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是没有极端贫困，没有失业，没有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有良好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保障。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把这一切都一笔勾销了。人们一下子被抛弃了，还出现了赤贫化。

　　——尼娜（74岁，退休，克里米亚）

　　·科学，艺术，文化，体育，教养，工业，人民的伟大使命，公正的社会，起码是真心想建设这样一个社会！

　　——瓦西里（30岁，法学，舍别基诺）

　　·这是我们的祖国。这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超级大国。尽管有种种缺陷，但是它有世界上最好的免费教育和医疗保障。文化，体育，……没有民族纠纷，世界高水平的寿命。还可以列举许多。

　　——弗拉基米尔（52岁，律师，莫斯科）

　　·我曾经是伟大国家——苏联的公民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62岁，退休，莫斯科）

　　·一个值得人们爱戴和尊重的强盛和伟大的国家：良好的教育，关心孩子们，从普希金、托尔斯泰到肖洛霍夫伟大的文化。战胜者和加加林的国家。值得自豪和予以尊敬。

　　——维克托（塔甘罗塔）

　　·自豪！我在苏联出生、学习，在苏联军队里服役，在苏联工作，深感自豪。

　　——亚历山大（失业，别洛戈尔斯克）

　　·为我们伟大的国家自豪，为在文化、科学、体育几乎所有方面以及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而自豪，想起我们的优秀运动员站在世界领奖台倾听奏苏联国歌时的眼泪。

　　——贾琳娜·季米特里耶娃（63岁，教员。克拉斯诺达尔区）

　　·苏联——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解体不是因为它各方面都很糟糕，而是因为我们那些败家子的体能和苏联大国的能力太不相称。

　　——特鲁布金·叶·伊（72岁，科学，埃列克特罗格尔斯克）

　　·友谊，爱情，自由，对未来的希望，有段时间，在家里没有面包，靴子沾满泥泞，但是我们是快乐和幸福的，是怀着善良信念生活。一看到这些字母，便想起自己的童年：看看地球仪，围绕它的是苏联。

　　——玛玛（54岁，经济，惹列兹诺戈尔斯克—伊利姆斯基市）

　　·各民族的人们的幸福的面孔。

　　——弗拉基米尔（67岁，莫斯科）

　　·力量，公正，诚实，平等，尊严，对人的关怀

　　——奥列加（23岁，法律工作者，莫斯科）

　　·强大帝国。每一个来自荒凉的中亚农村男孩都能够成为将军或者宇航员。伟大的卫国战争，宇宙飞行，斯大林，克格勃。

　　——雷纳特（27岁，法律，乌法）

　　·伟大的国家！对于未来有可靠的保障。伟大的科学，几乎100%的居民有文化。实际上曾经是各方面永远首屈一指的国家！

　　——阿列克西·伊万诺维奇（40岁，乌里扬诺夫斯克，）

　　·稳定与安全，光明的未来，任何时候都不会让你一个人单独地面对困难。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55岁，法律工作者，沃罗涅日市）

　　·为自己的国家自豪！苏联人民的共同一致。稳定，对未来有信心。（心中的）太阳，快乐，爱情，幸福。宇宙航行的成就，对幸福未来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叶莲娜（54岁，军队，干部，莫斯科）

　　·世间少有的幸福、和平、善良和仁爱的一个国家。它象一只幸福鸟一样离开我们飞走了，寻找不会出卖它的人去了。

　　——弗拉基米尔（51岁，退休）

　　·有保障的工作和工资报酬，各民族友谊和在整个领土上15个加盟共和国内的迁徙的自由，晚上和夜间外出不害怕。为祖国自豪，对未来有信心，体面的退休生活，高水平的科学、文化、教育，等等。

　　——尼古拉（72岁，退休，莫斯科）

　　·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所有人都有着应得的工资和住房，不仅只是为了5%最富裕的人，国家威力且全世界都尊重它！80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体育运动，电影艺术，同样的服装，橙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和红色的汽车，灰色预制板的住宅

　　——叶甫根尼亚（23岁，市场营销，下诺夫哥罗德）

　　问：20年来独联体国家人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什么变化对于您是最重要的？

 　　·（1）生活水平。（2）贫富悬殊……

　　——泽列宁（46岁，司机，塔甘罗格）

　　·农村非常可怜。普遍酗酒，麻木和衰弱。

　　——维克托（50岁，教育，沃罗涅日）

　　·生活水平很低，道德崩溃

　　——穆萨（57岁，法律，巴库）

　　·人们都会得到国家的支持，免费教育，医疗，城市、港口和道路的建造，没有失业，同酗酒作斗争，住房有保障，人们不知道恐怖主义和危机之类的词汇。在现代的俄罗斯，一切都正好相反。人及其生命都一钱不值。假如没有贿赂，住医院、让孩子进幼儿园和学校，都是不可能的。在人们生活的家里——只是一堆破烂。公共住宅就像路上塌陷的坑，国家绝对是漠不关心的。你知道，互相之间办点事，到处要花钱，老实合法的只能挣很少的钱，生活得好的不是努力干活的人，不是领养老金的人，不是教师，不是工程师，而是窃贼，并且他们盗窃的数量之大，是上千万和亿万，而且有人同他们分赃。

　　——阿拉（28岁，国家部门服务，图拉）

　　·互相憎恨，嫉妒。

　　——季莫

　　·中间阶级的人口数量成倍降低。丧失了民族观念，在这种背景下，不同种类的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分子组织抬头了

　　——弗拉基米尔（33岁，国家公务员，纳尔奇克）

　　·一方面是服务和商品都能得到；另一方面是贫穷、社会不公正，社会混乱

　　——阿尔乔姆（23岁，法律工作者，卡拉斯诺亚尔斯克）

　　·对未来丧失了信心，大家都只顾眼前

　　——阿尔卡基（20岁，大学生，萨马拉）

　　·无法估量的野心（或者好大喜功——译者注）和疏远（或者异化——译者注）。现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苏联对于他们来说，正如同俄罗斯帝国之于我们——那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过去。

　　——尤里（60岁，教员，敖德萨）

　　·人们不再是人，成了意志薄弱的乌合之众！最重要的变化——整个民族在“改革”时代开始变傻了！

　　——丹尼斯（36岁，科学，莫斯科）

　　·与苏联时期比较，普通居民的生活变坏了，商店里虽然有了食品，但是现在钱没有了！

　　——安东（22岁，未来俄罗斯军队的军官，圣-彼得堡）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没有信心，多数人失业和极端个人主义

　　——根纳季（70岁，工程师，莫斯科）

　　·人们最可怕的变化——变得粗野，冷淡，蛮横，苦闷，个人无出路。特别是那些有问题的成功人士——他们中许多人是恬不知耻的禽兽

　　——瓦连津（48岁，文化，莫斯科—扎波罗热）

　　·社会分化，穷者更穷，富者更富。人口灾难。

　　——基里尔（58岁，工程师，斯塔夫罗波尔）

　　·我熟悉的，对于生活在俄罗斯联邦中的90%的居民来说，在物质方面的重要变化，我看不出来。但是社会分化的现象在增长。其他的后苏联国家我没有去过。

　　——费奥多尔（39岁，卫生保健，新西伯利亚）

　　·人们分离了，没有了尊重和互助。

　　——伊拉（58岁，工业，米阿斯）

　　·一切是虚构的，重要的是失去了——统一（或者团结——译者注）

　　——拉丽莎（64岁，教育，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雷布尼察）

　　·严格按照个人的和国家的整个生活数据来看，经济，教育，医疗，国防，工业，农业，道德，人际关系和其他等等，都是可怕的衰落。

　　——奥·伊（63岁，工程师，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

　　·教育水平灾难性的降低，80%的居民贫困化，野蛮的教权主义化。

　　——亚历山大（60岁，财政，莫斯科）

　　·生活水平降低到了不像话的程度。大家简直变成了乞丐，肉体的，特别是精神的。

　　——瓦西里（41岁，，哈巴罗夫斯克）

　　·许多人在贫穷中生活。许多人离开了国家，而有的人就永远离开了。

　　——谢尔盖（37岁，法律，基什尼奥夫）

　　·人们可以公开的议论当局的活动，忘记了什么叫“排队”，但同时，从国家那里得到的社会上的支持却更少了

　　——安娜·季先科（41岁，冶金企业管理人员，普列夫斯克）

　　·我没有看见向好的方面变化。中亚一些共和国倒退到中世纪去了。波罗的海沿岸，是种族隔离。俄罗斯和乌克兰几乎打起来（简直难以想象！）

　　——尤里（51岁，工人，泽列诺戈尔斯克）

　　·无论是发表意见还是摧残别人的命运都有自由。

　　——瓦连津（58岁，退休再干的人，原库尔斯克）

　　·凶狠

　　——柳德米拉（50岁，生产—制造，敖德萨）

　　·生活的意义丧失了。

　　——弗拉基米尔（45岁，国防工业，列宁格勒）

　　·变化很多，可不是变好。

　　——米拉穆（19岁，大学生，乌法）

　　·一切都变了，无法无天了。

　　——阿布杜萨义德（35岁，卫生保健，新西伯利亚）

　　·在政治经济方面不再说谎了，——单纯地一些登记注册又值什么。无论是买、卖、偷，都是由唯利是图的精神主宰着。

　　——阿纳托利（60岁，工程师，斯摩棱斯克）

　　·尘埃落定的感觉。在商店里，仿佛什么都有，可是要买就太吓人了……

　　——比特（60岁，退休，博尔姆市）

　　·人为的离间我们，不用爱国主义教育青年，金钱就是亲爱的上帝。（或者：金钱崇拜——译者注）

　　——加林娜（52岁，财务，新莫斯科斯克市）

　　·仇恨心

　　——尼克托（21岁，切巴克萨拉）

　　·从计划经济转换为自发的市场经济，往往是愚蠢的转向。

　　——根纳季（65岁，退休，达利涅戈尔斯克，滨海边疆区）

　　·人被分为富人的和贫人

　　——维克托（67岁，教育，莫斯科）

　　·价值观的改变，暗无天日的资本主义奴隶制度

　　——纳玛利亚（35岁，失业，罗斯托夫）

　　·原苏联各个共和国的大多数居民在文明方面都发生了退化。

　　——巴维尔（32岁，警卫，克斯托沃）

　　·得到好处的是波罗的海国家和白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都在高水平上。乌克兰只开空头支票，仍在饥寒交迫中度日。他们任何时候都没有生活得这么坏。关于俄罗斯，索尔仁尼琴说得好：“人民都被抢光了”。城市里一片废墟，就像战争刚刚结束一样。从其他国家来做客的亲属发现，20年来什么事情都没干。我认为，人为地制造富人的纲领，无论是对作为一个国家的俄罗斯、还是对人民，其结果都是否定性的。

　　——亚历山大（45岁，程序编制员，乌留平斯克市）

　　·许多人很会挣钱，以买到新汽车、到埃及休闲得意洋洋，可是对于国家，却极尽污蔑之能事。国家想方设法地使领养老金的人赶快死光，而新的公民——不要再出生。用金钱来衡量一切。到处是腐败。文化和价值观崩溃了。有权人开着高级轿车，而领养老金的人却在数戈比。

　　——米哈伊尔（25岁，主管经济师，莫斯科）

　　·自我意识，自己作为整体一部分的感觉没有了。

　　——安东（25岁，信息技术，下瓦尔托夫斯克市）

　　·人对人的仇恨。人对人的谎言。人对人的恐惧，人剥削人。

　　——马特维（47岁，法律部门，新西伯利亚）

　　·整个的骗局。

　　——叶甫盖尼（17岁，学习，莫吉廖夫市）

　　·原先比邻而处的各个共和国的普通人们像过去一样，渴望联合起来，加强友好关系。

　　——柳博芙（35岁，法律工作者，莫斯科）

　　·人们变得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眼睛直盯着物质福利，精神贫乏。

　　——安德烈（41岁，财务，沃罗涅日市）

　　·生活恶化

　　——К-85（54岁，农业经济，莫斯科）

　　·主要的——把亿万人们统一起来的最高思想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分离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社会不公正。

　　——谢苗（19岁，大学三年级学生，新西伯利亚）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人认为，苏联的崩溃是本世纪最大的悲剧

　　——奥尔嘉（47岁，医务工作者，奥伦堡州）

　　·作为进步基础的是消费系统形成了。

　　——谢尔盖（61岁，运输业，尤尔马拉）

　　·对于俄罗斯联邦的嫉妒。

　　——丹尼斯（41岁，医学，彼尔姆市）

　　·生活水平降低了，犯罪现象增多了

　　——马拉特（25岁，工程师，喀山）

　　·一切都转了个180度。“世界翻了个个。”没有希望。德行到了零点。盗窃和欺骗受到尊敬，这是当局每天在电视中传送的消息。谎言很多。人人为自己。我弄到手，我感觉好，而其他人却嗤之以鼻。从前在苏联时期，我为教会惋惜，而现在，我想起了战斗的无神论者们。

　　——伊万（56岁，会计，拉缅斯科耶区）

　　·没有任何变化。在许多情况下，独立性带来的是崩溃。

　　——阿列克西·波诺马廖夫

　　·现在正处在适应主权的过程中。这不会很快而且很复杂。各处不一样。可惜，在俄罗斯由于无能的、出卖灵魂的政权，除了废话连篇，没有把国家引向秩序的政治决心，一切是这样的糟糕。我担心俄罗斯会发生“无知而残忍”的骚乱。

　　——安东宁娜（64岁，莫斯科）

　　·生活变坏了，政权高层的骗局和腐败日益昌盛，人们实际上是无权的，青年人在群众性的文化和电视节目的引导下，故意使自己变傻。

　　——达吉雅娜（40岁，现役军人，彼尔姆市）

　　·经济崩溃，国家和公民的前途完全丧失了，人们没有丝毫保障，政权的恣意妄为，最高领导人在经济上明显的不学无术。

　　——海鲁季诺夫·阿扎特（57岁，建筑工人，喀山）

　　·俄罗斯和其他民族，有史以来从没有生活得这样糟糕。

　　——格列高里（55岁，教师，莫斯科）

　　·民主绝对没有增加。人，即使是被解放的人，内心压根就并不自由。丧失意识形态可怕已极。没有共同的主心骨了，可它在苏联确实有过。没有意识形态的年青一代业已形成，这种状况不可扭转。默许非法的致富现象在拯救国内的局势。如果把这些人二十年来的非法所得统统没收，那末百分之九十的人将会请求回到苏联。我们的企业转为工厂领导人的私有财产现象很明显。在股份公司里，从来就没有很好地支付过股息。整个国家都被欺骗了。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45岁，商贸，奥廖尔）

　　·990%居民的生活质量变坏了。社会退化和骗局。

　　——维塔利（64岁，退休，伊热夫斯克）

　　·（1）无产阶级失去了生存和对未来美好希望的稳定源泉。（2）虚伪的投机代替了正确的价值观。整个的社会退化和边缘阶层（失业现象）不得不出现了

　　——菲克斯（70岁，工程师，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有了能够有买好的衣物、汽车、使用因特网和活动房的自由，就出卖了祖辈以昂贵的代价取得的成果。

　　——鲍里斯（43岁，〈编程〉程序设计，莫斯科）

　　·如果在人们的生活中，大家都向否定的方面变，只有个别人走向肯定方面（尽其所能）那么独联体——就是骗人的。

　　——雅科夫（72岁，退休，莱比锡）

　　·人人都成了外人，不只是不同国家的人，而是在一个家庭之内的人。

　　——尤里（55岁，电气工程师，莫斯科）

　　·为儿童的未来感到害怕（教育的崩溃），感觉没有保障，为祖国痛心。

　　——达吉雅娜（42岁，经济工作者，莫斯科）
　
　　·一定是向不好的方面发生了变化。我是从吉尔吉斯来的，在我看来，共和国比过去后退了老远。

　　——列昂尼德（63岁，退休人员，科加尔姆）

　　·整个是负面的。

　　——安德烈（28岁，圣彼得堡）

　　·人们没有了教养，成了金钱的奴隶。

　　——亚历山大（42岁，工程师，下塔吉尔）

　　·很遗憾，从道义上来说，人们相互之间疏远了。总是担心丧失工作，其后果是不能养家糊口。人们性格中的爱国主义消失了。

　　——伊利苏尔（47岁，电气焊工，喀山）

　　·变得贫穷，凶恶，孤独。

　　——维克托（55岁，退休，日托米尔）

　　·人们有可能得到各种商品，可是在新条件下迄今未能形成行为文明。

　　——克谢尼娅（21岁，5年级大学生，莫斯科）

　　·在人们的生活中，产生了互相仇视和互不容忍。

　　——阿利（48岁，生产者，伊尔库茨克）

　　·变得极端贫困

　　——叶甫盖尼（28岁，经济师，列宁格勒）

　　·按照经济状况，社会出现了极大的和不公平的阶层划分。公民自由缺乏。

　　——阿列克西（55岁，建筑业，下诺夫哥罗德）

　　·急剧的阶级分化和全面的贫困化。

　　——阿尔特（31岁，汽车生意人，莫斯科）

　　·青年一代的社会保障丧失了，工会垮台了。

　　——拉希德（74，工程师，阿斯特拉罕）

　　·对我们孩子未来的信心已经没有了，劳动者在工作岗位上完全没有权利，在大多数机关中，俄联邦的技术委员会绝对不工作，所有的生活困难都压在纳税人的肩上，借口是我们这里是市场关系，尽管商品价格与工资比值绝对不是市场关系（的比值）。

　　——阿利萨（59岁，女退休者，咯山）

　　·他们把人民变成了一群畜生。人们只有一件事——挣钱过日子，用商品把市场塞满。

　　——伊戈尔（37岁，国家机构，莫斯科）

　　·人们变得凶了，在脸上没有笑容。黑手党徒有权威

　　——尤里·维克多洛维奇（62岁，退休，库尔加宁斯克）

　　·“是的，只要能使自己高兴起来，我就愿意做丑恶的事。”——这是大部分人的基本想法和赞歌。这是最明显的和缺德的变化。

　　——米哈伊尔（43岁，职员，莫斯科）

　　·一切向坏的方面变化了。

　　——尼娜（74岁，退休，克里米亚）

　　·精神和物质的空虚，把苏联人从人类道德和精神的旗舰变为西方跨国公司消费战争中销售市场的牺牲品。

　　——瓦西里（30岁，法学，舍别基诺）

　　·人们精神变得贫乏了。在大部分青年人的眼里只有金钱，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金钱成了价值的标准。

　　——娜塔莉娅（40岁，副教授，斯维斯德洛夫斯克）

　　·沉迷电视和信息设备，人们已经失去自我。

　　——卡嘉（29岁，法律，博尔德，美国）

　　·在俄罗斯，也包括其他原先的共和国，最显著的变化，那就是整个这20年来人们不是生活而是生存，一直是在精神紧张和丧失任何前途的情况下生存。

　　——弗拉基米尔（52岁，律师，莫斯科）

　　·退回到了“中世纪”。

　　——叶莲娜（29岁，科学，莫斯科）

　　·陆续偷光了，无法无天

　　——叶甫盖尼（60多岁，退休，加里宁格勒）

　　·某些人发大财了，可是多数人变糟了。

　　——鲍里斯·格列奇马克（53岁，退休，加里宁格勒）

　　·一切都变了，人们都不愿当兵（定期服役），因为这会有生命危险，流浪者，无家可归的孩子比1917年还多，他们的队伍（指的是无家可归者的队伍）中有许多是来自幼儿园的。投机分子变成了企业家。敲诈勒索也成了当局使用的手段。医疗收费，教育收费，在组织中，许多出卖灵魂的人（都在接受贿赂）。物价经常涨。对未来失去信心。
——奥利加（30岁，会计，克拉斯诺达尔市）

　　·政权脱离人民，社会分化。

　　——鲍里斯（64岁，退休，彼尔姆）

　　·我们在1层楼住了13年，13年来钥匙一直放在门口的小地毯底下，在信箱里放上写有钥匙在小地毯底下的纸条。去上班的时候开着窗户通风。至于什么是防盗窗和钢门？根本没有这个概念。而现在连12楼都已经安装了特别结实的门和防盗窗。竟然是这样！

　　——玛玛（54岁，经济，惹列兹诺戈尔斯克—伊利姆斯基市）

　　·没有变好。福利落空了，自由不见了，社会崩溃了。在原先的任何一个共和国中，人们都不能得到温饱，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他们活该如此。

　　——弗拉基斯拉夫（34岁，电信，克拉斯诺达尔）

　　·17事实上一切都变了

　　——德米特里（42岁，退伍军人，新西伯利亚）

　　·对未来失去信心，总的来说，这个世界让人捉摸不透。

　　——雅库布（29岁，商人，耶路撒冷）

　　·大家都独立自主了，而且互相敌对，虽然这些民族世世代代友好，同吃一锅饭，但是一伙人却辱骂这些民族，最后他们自己也落得一无所有，让人们陷入听天由命的境地。

　　——瓦连津（25岁，但愿能当上个农艺师，顿河畔罗斯托夫）

　　·出现了空前规模的精神衰弱和浅薄。企图尽可能干净利落地把自己与集体和社会划清界限——“这不是我的问题”，“我满意就行，其他人的意见我不在乎”。普遍的不负责任。

　　——娜杰日达（29岁，生产部门）

　　·无保障。

　　——米哈伊尔（53岁，残疾人，利霍斯拉夫尔市）

　　·人们很快地都变成独立个体了，不是人人都来得及改变的，说得轻点，大多数人感到非常痛苦。

　　——博格丹（31岁，商贸，顿河畔罗斯托夫）

　　·极端贫困、动乱、强盗般的政权，丧失了独立性，经济的破坏，失业，分裂，人们道德沦丧，消费主义的思想意识，不学无术越来越严重，数不清的、形形色色的欺骗和谎言，一言以蔽之，就是崩溃和混乱。

　　——奥尔嘉（23岁，法律系学生，莫斯科）

　　·没有思想性，没有一贯性，每个人只为自己

　　——弗拉基米尔（60岁，食品工艺师，莫斯科）

　　·在所有方面——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教育，保健——等大部分领域都是贫困和水平下降，实际上是到处都这样，……不错，是可以出国了……

　　——亚历山大（51岁，企业主，莫斯科）

　　·人民不再关心国家命运了，对于谁在管理国家，是无所谓的了。

　　——雷纳特·阿（20岁，大学生，斯摩棱斯克）

　　·令人伤心的，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活命。更令人忧愁的是弄不明白，这一切都是谁的需要，都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什么不能象过去那样生活？既然在这种自由之下生活是令人厌恶的，干嘛还要这种自由呢？我不知道。我想，这也是一般平民百姓的感受。

　　——米哈伊尔（37岁，教育，叶卡捷琳娜堡）

　　·就差没有互相残杀了，流血，仇恨，贪婪，骗局，暴力，杀人，抢劫，等等。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55岁，法律工作者，沃罗涅日市）

　　·人民的极端贫困和无权，盗窃国库的盗贼们和受贿的官僚们却过着正常的生活。

　　——亚历山大（55岁，工人，基洛夫）

　　·最要命的和最可怕的是民族纠纷。

　　——冉娜（45岁，教师，克拉斯诺卡缅斯克，外贝加尔边区）

　　·生活水平下降，没有光明前景

　　——维克托（24岁，社会保障，彼尔姆）

　　·从前的朋友变成了敌人，仅仅因为民族特征不同

　　——叶莲娜（54岁，军队干部，莫斯科）

　　·人民生活得不好。

　　——弗拉基米尔（51岁，退休人员）

　　·在生活的所有方面，不道德和犯罪行为、暴行和不加限制的剥削都成了合法的了

　　——玛利娅（50岁，新闻业）

　　·国家财产被不公正的掠夺和瓜分。

　　——伊利达尔（35岁，国家机构，乌法）

　　·俄罗斯自古以来的术语“委员会”被外来的——“民主制”换掉了。其后果是，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什么都没有了。

　　——安东（24岁，职员，布拉茨克）

　　·人民的贫困化和权势的无边无际

　　——瓦西里（55岁，医学，基涅什马）

　　·人们相互不尊重、相互厌恶，欺骗……

　　——瓦蒂姆· 拜斯库夫（60岁，· 明登，德国人）

　　·贫富悬殊40倍，经济崩溃，贫困化，每年俄罗斯人口减少1百万。

　　——安德烈（24岁，职员，新西伯利亚）

东方红网

　　众所周知，张维迎乃一个声名狼藉的被张五常认定“张维迎没有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且有“假文凭”之嫌（张维迎总是自称自己拿的是诺奖得主发给他的“牛津博士文凭”， 而实际却是美国人发给他的肯尼迪政府学院文凭——令人记起丘成桐院士曾在接受采访中说过“北京大学从海外引进的人才大部分是假人才”，外界不知张先生是否上此“光荣榜”）的“九流”“经济学家”，为何敢在北京的大会上喊出“国企私有化”的惊天大话？

　　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一年前的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出的“不搞私有化”的政治宣言音犹在耳，张维迎就迫不及待地大唱反调，底气何来？难道真像有文章曝光的那样有洋佬牵着鼻子？或是得到某个表面亲民实质最容不得百姓共富共安的权贵指使？……

　　但凡事需通过现象观其本质——在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质疑他与哪个领导过不去，也不用探究其背后有什么强势撑腰，我们要追究的是张的主张是否合法？首先是是否符合国家根本大法——《宪法》？！

　　《宪法》“总纲”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总纲”第七条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明明白白写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以法律为准绳——把张维迎说的“未来几年，中国在经济领域上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二是土地的私有化；三是金融的自由化”话，与《宪法》 “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的规定一对照，张是否“违宪”，一目了然！

　　我们历来强调“依法治国”，还说“法大于天”——那么，《宪法》是什么？她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就是“天天在上”了！既如此，岂能容得儿戏！？岂能容得任何一个公民（无论其职位）叫板、挑战！？如果说是什么“言论自由”，请问：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允许这种“自由”？？？

　　如果姑息这种对“国法”的公然挑衅行为，那么人们会问：在这样的国度里还有什么是不能违背的呢？“大规矩”都没了权威，其它的“小规矩”谁会放在眼里？国家岂不要大乱！？？……

　　如果姑息这种对“国法”的公然挑衅行为，那么人们会设想某种逻辑——如果国企真如他“指挥”的那样“私有化”了，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色在哪里？失去公有制国企的经济支撑，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经济基础还会存在吗？没有了经济基础共产党还能继续执政么？国企都“私有化”了，国家还有什么姓“公”呢？——是不是又要回到共产党人建国前的状态——那个‘四大家族’与外国列强主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

　　如果姑息这种对“国法”的公然挑衅行为，那么人们更会联想——那么多的“专家”开出了一茬又一茬的“良方”，怎么越“改”国企的“病”越重？越“改”职工的地位越下降？越“改”国家的利益越流失？我们改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要使国企祛“病”延年、还是要推翻公有制返回私有化？我们党闹革命、搞建设的初衷是否是建设社会主义？是否是走公有化道路？如果不是，革命与建设的意义何在？因为革命之前的封建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就是私有化的。如果是，一个一个化“公”为“私”又是何意？

　　什么是“专家”？就是能把某项事情办好，经济专家就是能把经济搞好、能使原有的经济实体通过他的“改革”兴旺发达，而不是回天无力，打倒有方！好比一个医生给患者看病，结果把小病看成大病、把大病看成不治，这“医生”能叫医生吗？不管他有多少头衔写了多少书得了什么奖能说几国话，按“实践检验真理”的格言，那他就是个“夺命鬼”，而决非良医。因为能把小病看成大病、能送人上西天的，本无所谓“医术”可言，谁都可以干。盖房子不行，把它推倒，挖它的墙角，还要什么“专家”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们，应该是少些好吧？

　　这么些年，有谁知道“主流经济学家”有什么创新的“经济理论”？有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理论”？？有能使公有制经济强化、人民受益的 “经济理论”？？？

　　如果姑息这种对“国法”的公然挑衅行为，那么人们还要担心——想当年国企“改革”，在张这类“精英”误导下，几千万老工人的饭碗被无情无义砸掉，后来他们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妻离子散，有的饥寒交迫过早离世——这在当代世界所有国家中找不到另例！如今还是披着“改革”外衣，却公然打出“私有化”大旗（疯狂叫板全国人大会议对全世界宣布的“不搞私有化”承诺），那么，这次的“改革成本”有谁来承担呢？是像张维迎、吴敬琏这类所谓“专家”“学者”“教授”吗？还是总国子女或亿万富豪后代呢？如果不是这些人，那会是谁呢？？？恐怕还是普通老百姓中的大多数——农民工，“蚁族”，国企里的兰领白领们……所以早有网友一针见血：这些“改革”精英，自己从所谓“改制”中赚得盆满钵满，人们早已看透了他们的用心___先“吐痰”，再MBO，不就是张大教授提出来“指导”国企“改革”的吗！？看看这些年走过的路，各种名目的“改革”层出不穷，老百姓究竟“共享”了哪些“成果”？为何背上了N座大山？？？

　　……

　　多少年来，我们高举“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旗，在国民经济领域，确实解放了思想：

　　“国退民进”，私营经济（《宪法》定义）大行其道——《宪法》规定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大则“能说不能做”何时成为假“公”济“私”的金色盾牌，权威神圣的的国法谁能化为儿戏、化为现代“叶公”的浮世绘！？

　　私有化——早在1997年，公有制工业企业产值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3左右，失去了主体地位。 “２００４年全部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计算出国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１５.３%”

　　以后的这些年，国企改革的办法仍然是减少其个数，缩小其经营范围，因此目前国有工业的比重，显然要低得多。这样，怎么能保证实现党的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政策呢？

　　国门洞开，外资蜂拥而来——结果二十八个开放产业当中二十一个被外资控制，中国付出了产业、市场控制权的巨大代价；“市场换技术”想得很美却是一厢情愿，反而让中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世界上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成为当下连韩国之流都声称要搞“技术扩散”和“技术防范”的对象……。社科院2010年版《国家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报告指出，中国近20年的竞争力显著提升，但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业膨胀发展，而不是靠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来获得。中国竞争力排名落后GDP四十年。什么是“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更为令人费解的是，多少年的“解放思想”，人们似乎只偏爱于在不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上大做文章，似乎难见批评、反思、监督、问责等等项目的“思想解放”——按照国家大法（《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人们要问：这些年，我们究竟出台了多少“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条例法规？又落实得怎样？……

　　从另一层面上看，“公有制”是否必然成为发展经济的阻力——事实恐怕不是这样，因为不但我们解放后几十年一直是走公有化道路，且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就是在今日之英国、法国、日本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还有国营企业、公立学校。他们是资产阶级政党执政，与我们党的政治性质无法同语。但由此可知公有制不坏！回头看一看，如果不是我们党搞公有化、消灭剥削、开创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许多贫民子弟（含像张维迎那样出身贫苦农民之家的“专家”）如何能读得起书、留得起洋？

　　面对“分田到户”的“单干样板”小岗村至今仍有人穷得精光与“坚持走公有制集体化”的华西村南街村无人不富，谁能说“私有化”就是灵丹妙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一，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多年的工资总额。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 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年金融危机时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70%，日本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日本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 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 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 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 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二，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在中国入世五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五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更是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崽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　　

　　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ZF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 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ZF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的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小姐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这种极度扭曲会的资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　　

　　三，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 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 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升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中国ZF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国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国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中国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四天成交额就超过5 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国，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国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W98操作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国来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国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　　

　　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000　　

　　四，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首先，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腐败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其次，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第一步是“减二免三”的免税待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国民待遇”，免税政策赋予了外资公司轻松打垮国有企业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负担33%（最早是38%）的沉重税负，还要负担职工的福利保障，与不纳税不养工人的外资企业竞争，亏损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甩掉6000万职工，如同占有一个妇女之前先让她丢掉孩子一样，剥离出一个干干净净的资产，坐等外资公司前来吞并。第三步就是廉价收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方式大肆收购核心产业大公司或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外资收购已经使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并且收购价格之低，远远突破了经济大危机后的资产收购价格，在公开资本市场上收购价格不到资本价值的5%。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　　

　　在金融不良资产处理上，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前面提到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国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创造了900%的利润率，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华融模式”。其实目前银行拿出的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外资公司凭借免税政策，打垮国有企业后形成的，等于是先打死别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别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外资公司的4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国“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ZF从中国再划走4万亿资产。　　

　　第三，目前外资对中国的扫荡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政治资源的瓦解和毁坏。由于外资在扫荡过程中形成了地方ZF巨大的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ZF对外资的疯狂争夺，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由于资本成份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　　

　　《法制晚报》上周报道，河南沁阳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 25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到记者发稿时，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说的。”　　

　　进入中国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国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就是因为违背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腐败淫乱的录像带。　　

　　五，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国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国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国财富就说不过去了。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国不下一百家，如此规模地海外分红，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肯定会被分成第三世界的！　　

　　要知道，我们目前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 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超过 50% 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　　

　　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11111　　

　　六，最后从开发区来看，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两个海南省还要大，等于每年消失两个海南省这般大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依靠廉价土地吸引外资。222　　

　　据一份统计报告称，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的苏州，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消耗掉5000亩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长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万亩的速度在消失。用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究竟白白送给外资多少财富我们无从计算，但是从丧失土地的农民损失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在5—10%之间，10年农民损失10 —20 万亿，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口剥口夺口过来送给口外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口卖口国行为。　　

　　用廉价土地吸引来的外资，又通过土地增值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把中国土地增值变成了外资的利润。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近日指出：从2005年的情况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应该为763亿元，而中央和地方实际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只有214.5亿元，其中550亿流入了外资房地产公司，也建设说，仅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就流失近 550亿元。333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国民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那我们国家最后还有什么呢？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口中国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对的赔款总额是13亿银元，相当于当时3亿多英镑，从我们上述任何一项中拿过来的损失，都超过3银英镑（即便考虑到币值变化）。　　

　　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口事口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里，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煤炭5.86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我们现在20多年间煤炭出口20多亿吨，其中出口日本煤炭按照每年2000万吨计算，也是5亿多吨，出口日本的木材相当于中国国土20%的森林面积，更是超过了1亿立方米。444　　

　　我们1840年以来的民族救亡和民族独立战争还有什么意义？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是怎样落到目前这种“国际奶牛”地位的，或者说，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中国的开放机会，成功的实现了对中国经济的口殖口民口化转变的？555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大家可以写出许多大文章大著作，**在此只是指出一点，就是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的作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当大部分，是控制在海外经商留学的高干子女配偶手中，十几年来不断跑出去的类似民口运口派的人也参与了越来越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据有关报告披露，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再加上加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国内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成功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亲属）、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加入外国国籍，中国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将会越来越深的陷入外资的掌控之中。前面提到的国际资本将要对中国口发动的金融打击，将是最终全面口肢口解口中国的最大危险，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报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纪永久性的解决中国问题，所谓永久性解决，就是像前苏联解体那样，把中国口肢口解为许多小国。

来源：百度文库

赤字陷阱

　　按照IMF2012年7月16日发部的《财政检测报告》，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2011年为-1.2%(估计)，2012年为-1.3%(预计)。中国的经济数据，好的近乎神奇，远远好于美国(-9.8%;-8.2%)、欧元区(-4.1%;-3.2%)、日本(-10.1%;-9.9%)等发达国家。另外，中国广义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重也是低得惊人，2012年预测仅为34.2%，距离100%相距甚远(美、日、部分欧洲国家均超过100%了)，比发达国家好得不能再好了。

　　如果上述数据属实，结论是非常简单的，中国领导人管理经济的水平已经达到古今中外第一流的水平。

　　如果上述数据属实，结果也是非常简单的，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财政政策空间，中国政府应该减税、降息、发国债，全力刺激经济增长，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完成拯救全球经济的光荣使命。

　　事实上，中外主流经济学家、我国有关管理部门、我国主流媒体、已经各国政要都是这样告诉我国最高决策层的。

　　然而，很遗憾，我国的相关数据存在严重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上述数据是假的，一切结论都将是错误的。那么，问题将是非常严重的，我国的经济政策在假数据基础上被反复误导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将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到巨大的灾难之中。

　　我们必需还原真实数据，揭示经济现实的本来面目。

　　首先，中国政府的广义赤字(转移税赋和延迟税赋之和)占GDP比重应已经达到100%或以上水平。请原谅，鉴于法律原因，笔者不能在此公开有关数据。

　　其次，中国政府的广义负债(各级政府挪用专款和债务性融资之和)占GDP比重应已经达到100%或以上水平。请原谅，鉴于法律原因，笔者不能在此公开相关数据。

　　尽管不能公开相关数据，大家仍然可以获得部分已经公开的资讯。例如，您可以了解社保专款大规模挪用的事实;又例如，您可以了解地方政府欠债的情况。实际上，通过转移税赋和延迟税赋，中国的财政真实状况被掩盖了。结论是，我国财政长期处于寅吃卯粮的困顿局面，财政政策空间早已经耗尽了。我国不存在减税、降息和发债的政策操作空间。

　　当然，问题已经不仅仅存在于财政领域。由于配合剧烈的财政扩张(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我国曾经采取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空间也早已经消耗殆尽了。

　　我国自主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已经极为孱弱了。

　　在此，吁请全体国民高度警觉：在国家财政处于如此困难的时刻，一些专家、学者、甚至官员，积极配合境外组织(如世界银行和IMF等)，极力推崇积极的财政政策，减税的措施似乎已经是箭在弦上了。让一个虚脱的病人去献血，让一个骨折的选手去跨栏，用心之深非比寻常。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明末，崇祯就是听信了专家们的馊主意，搞到财政破产的。再说一遍，醉翁之意不在酒，一些人的目的在于夺取中国国家经济主权。其中，中国可让渡的国家主权主要为：货币管理主权和国有企业产权。有人问我，先生是否预计过最坏的结局?我预计过了，但不能再说了。坑杀一个共和国，只能从财政入手。如此完美的赤字陷阱，足以埋葬一切政权，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本文到此已经完成了这篇文章的使命。IMF用谎言就可以指导中国政府的经济管理，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当然，仅仅依靠IMF，无法构筑如此完美的赤字陷阱。历史会对中国的一些人物和一些事情给予公正的结论的。

　　笔者最后申明：我们拥有跨越赤字陷阱的系统思路;我们随时听从人民召唤为国效力。

文章来源：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