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中国实时报”栏目的一名实习生试图挖出一条通向国家统计局密室的隧道，我们认为真正的数据藏在里面。不过他只有一根一次性筷子，所以他可能要花些时间了。

　　与此同时，为了弄清楚中国经济的真正状况，我们已经收集了一系列替代数据。看看这些图表吧，这比用一根细木头撬开水泥地面要容易多了。

　　中国官方的GDP数据显示，过去两年经济增速只是适度放缓，并且与中国政府的预期相符。2012年7.8%的经济增速只是稍低于2010年的10.4%，并且超过了政府7.5%的目标。但是真实情况可能远没有官方数据显示的那样美好。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的中国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说，官方的数据低估了通胀水平，并因此高估了真实的经济增长。王志浩用衡量服务业通货膨胀的另一种指标计算得出，中国2012年的GDP增速为5.5%，这意味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进入硬着陆的范畴。

　　王志浩选择更高的平减物价指数是有道理的。这种指数被用于在统计GDP时剔除通胀因素。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服务的价格正在迅速上涨。不过王志浩也说，5.5%只是推测数据，并不是可靠的结论。

　　即使其他机构评估得出的中国2012年经济增速数据比人们认为的要低，但仍有迹象显示这一年是以乐观音符收尾的。

　　1月份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2.3，为连续第三个月高于50的荣枯分水岭。市场新闻国际(Market News International)进行的一项商业调查显示出趋势类似，2月份的初步数据为61.8，这是2011年5月以来的最高值。

　　实体经济活动也显示出改善的迹象。实体经济主要通过发电量、客运量和货运量等数据衡量。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的中国指数（China Activity Proxy,CAP）去年12月份同比增长了7.3%，该指数去年7月份降至6.1%的低谷。

　　中国GDP的最大贡献者投资仍然被月度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所扭曲。2003年以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一直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数据不符，经常不是高出很多就是低出很多。在计算GDP数据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能更准确地反映投资增长情况。

　　这意味着，人们应以半信半疑的态度看待中国2012年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额较上年同期增长21%这一数据。另外的一些指标显示，中国2012年实际的投资增速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上海市场的钢铁价格1月同比下降了12%。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China Construction Machinery 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12月份挖土机的销量下降了14%。能让人较为乐观的是，搜房网（Soufun）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房地产领域再次出现增长。去年最后几个月，北京和上海的房屋销售量大幅攀升，房价也出现上涨。这已经使土地交易恢复了正增长──土地交易数量在2012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降，这是房地产投资进入2013年之际迎来的一个积极信号。

　　中国的零售数据同样无法准确地反映出真正的家庭支出水平，该数据一直高于计算GDP数据时用于衡量家庭消费的指标，后者更为精确。

　　其他家庭消费指标显示收银机响得没那么快。在截至2012年11月的季度内，耐克（Nike）大中华区销售额同比下降12%。运营肯德基快餐连锁店（KFC）的百胜餐饮（Yum!Brands）2012年第四季度同店销售额下降6%。麦当劳（McDonalds）从2012年10月至今年1月的销售额也呈下降。这些都与显示第四季度零售总额增长14.5%的官方数据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然单个公司的业绩可能会因为特殊的原因而受影响。比如百胜的销售额就受到了食品安全丑闻的打击。

　　反映零售业活动的更宽泛指标没有公司财报那样糟糕，但也不像官方零售总额数据那样惊人。

　　2012年12月的尼尔森（Nielsen）快消品销售指数同比增长9%。独立调查报告中国经济黄皮书（China Beige Book）则显示，第四季度61%的被调查零售企业实现了销售收入的增长，高于第三季度58%的比例，但仍然低于上半年水平。

　　购买乘用车的支出是家庭开支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去年的乘用车销售情况也不理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China Associatio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的数据显示，12月销量仅同比增长7%。由于还有车企强迫经销商囤货这一因素，卖给终端用户的数量可能更低。

　　就业指标则较显乐观。汇丰（HSBC）PMI中的就业指数在12月回到50以上，1月份继续保持，这说明企业招聘数量有所提高。百胜报告称第四季度员工的工资同比上涨10%。这两个数字都跟官方数据保持了同一趋势，说明劳动力市场紧俏、工资在上涨。这应当会对2013年的消费增长起到支撑作用。数据还说明中国经济可以在失业率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承受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海关总署发布的进出口数据及时、准确、详细，所以贸易数据一直是中国经济指标中的亮点。可惜这种声誉在过去两个月受到伤害，人们抱怨出口数据可能被夸大了，夸大幅度还不小。

　　官方数据显示出口在进入2013年之际呈复苏之势，去年12月的同比增速为14%。但内地出口香港数据与香港从内地进口数据之间呈现越来越大的差异，这说明其中可能存在虚报。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中国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说，出口增长幅度最高可能被夸大了4个百分点。

　　出口前景似乎也不太乐观。1月份汇丰PMI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5，只是略高于荣枯分界线。贸易信息公司环球资源（Global Sources）2012年11月份的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预计2013年的出口将会增长，而2012年上半年进行调查时有93%的受访者预计2013年出口将会增长。

　　中国官方数据饱受非议。过去几年，国家统计局采取大力措施改进关键数据点的收集和上报。它最近还将官方PMI的调查样本扩大到3,000多家企业，远远多于汇丰PMI约400家公司的样本。

　　仍然存在的问题更多地是出于技术原因，或是与迅速变化的中国经济保持同步的难度，而不是蓄意误导。那些非官方指标也有自己的问题，其代表性常常赶不上它们希望取代的官方数据。

　　虽然如此，有两点似乎值得注意：首先，很多替代性数据显示出的趋势跟官方数据大体一致，2012年增长速度放缓，年底时增速有所反弹。第二，实际放缓程度可能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要大，反弹力度可能要弱。

文章来源：东航金融2013-02-25

　　2012年7月9日到13日，第十六届世界经济史大会（XVIth World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在南非小城Stellenbosch市召开。此次大会由南非经济史学会主办，Stellenbosch大学承办，汇聚了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余名学者。虽然参加本届大会的学者略少于往届，但由于地利之便，来自非洲国家的学者数量明显增加。另外，中国学者组织的分组讨论会数目以及与会的大陆、香港、台湾及海外华人学者人数均超过往届。世界经济史大会每三年举办一次，是全球经济史学者交流学术思想、把握研究前沿的重要平台，展现出国际经济史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及新的研究热点。笔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本届世界经济史大会学术代表团的一员，向学界介绍此行的点滴见闻。

　　一、大会的会议议程

　　7月9日上午，本届大会在节奏欢快的非洲歌舞中拉开序幕。开幕式由南非经济史学会主席Sofhia Du Plessis博士和Stellenbosch大学经济系教授Estian Cautz教授主持，南非财政大臣Pravin Gordhan致欢迎词。哈佛大学知名学者James Robinson教授作了“殖民主义与南撒哈拉非洲经济发展”的主题发言。

　　简短的开幕式结束后，即在3个分会场举办经济史博士学位论文报告会。有9篇近三年来完成的论文角逐最佳经济史博士论文奖。其中，研究前近代的3篇论文是：Sebastian R Prange的“马拉巴尔海岸上穆斯林贸易团体的社会和经济组织：12至16世纪”；Pilar Nogues-Marco的“重金主义、黄金输出点机制以及18世纪早期欧洲的金条流通”；Dries Lyna的“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名贵艺术品拍卖中的文化建构：1700-1794”。研究19世纪的3篇论文是：Marta Felis-Rota的“历史视角中的社会资本：国际测度中的主因分析法及其经济学含义（1870-2000）”；Julio Martinez-Galarraga的“西班牙的市场一体化与地区不平衡（1860-1930）”；Florian Ploeckl的“关税同盟：形成与影响”。研究20世纪的3篇论文是：Tamas Vonyo的“战后重建与经济奇迹：1950及1960年代西德经济增长动态”；Morten Jerven的“非洲经济增长反思：中部及东部非洲的测度与实绩（1965-1995）”；Julius Agbor Agbor的“20世纪非洲殖民化与去殖民化的政治经济学”。每个小组产生一名优胜者。在随后的会期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史学者们围绕不同主题，在125场专题学术会议上展开了热烈的交流。

　　二、大会议题的特色

　　本届世界经济史大会的议题涵盖了从古至今各个时期、世界五大洲各个区域。因为首次在非洲国家举办世界经济史大会，此次大会显现出一些新的特色。

　　首先，非洲及其他殖民地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格外引人瞩目。开幕式上，James Robinson教授的主题报告就是讨论非洲的殖民主义。他认为，殖民主义确实曾经给非洲带去了新技术，传入与移植了现代制度，但它仅仅存在于殖民时期，没有将这些积极要素长期存续下去；与此同时，他们也带来了消极因素，如种族主义、歧视、不平等，以及严重扭曲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等等。欧洲殖民者离去后，积极要素转瞬即逝，而消极因素却长期留存。在闭幕仪式上，James Robinson教授与瑞士国际与发展研究生院的Gareth Austin教授再次就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展开了学术辩论。

　　本届大会与非洲及殖民主义相关的议题有14个之多，占全部议题的十分之一强。它们分别是：“前殖民时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在与外在变动根源的相互作用（1450-1890）”；“19世纪和20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农业发展动态与农业制度”；“新非洲经济史：通向非洲长期经济发展之路”；“殖民地非洲的劳动力、工资与生活水平”；“非洲的企业家精神历史演进是否重要？”；“非洲与拉丁美洲的人力资本与发展”；“南非的工业化模式及其效果”；“全球土地攫取与非洲食物安全：按照哪种标准?”；“发展主义的历史根源：亚洲与非洲经验比较”；“发展与欠发展的殖民根源”；“全球视野中的殖民主义金融政策”；“帝国银行业：19及20世纪金融现代化输出中的帝国战略”；“殖民时期至今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货币与银行业”；“命运与政策：殖民主义与印度经济发展展望”。

　　其次，对中西方发展道路“大分流”产生原因的讨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依然热度不减。本届大会上与之相关的议题有：“‘大分流’解读”；“从18-19世纪早期贸易统计中寻找发展之源”；“‘麦迪森计划’：将安格斯?麦迪森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经济表现的测算工作继续下去的国际协作”；“福利与生产力水平国际比较的新视角”；“150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表现：事实与数据”；“清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研究：1644年以来的历史数据、方法论与例证”，等等。

　　第三，在当前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挥之不去的背景下，金融史研究成为本届大会上的另一个热点。相关的议题有：“全球史视角下的金融市场与金融管制：动荡之根还是发展之源？”；“1946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与金融制度变迁”；“单调而又多元的货币：为什么没有一种单一货币可以一统于下”；“中世纪晚期至19世纪全球的资金融通与经济增长”；“私人资本、公共金融与军事财政国家”；“重商主义与会计记录：中心-外围结构的比较分析及其对本土市场参与者的影响”；“19与20世纪的会计多样性”；“保险行业企业发展的比较史研究”；“18世纪晚期以来保险业国际网络的形成”；“发展停滞：19及20世纪早期的财产税”；“艰难时期中央银行的技巧”；“股票市场的历史研究”等。

　　第四，大会讨论的议题广泛涉及经济、社会的众多领域。经济史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涉及到了国家理论、国际秩序、资本主义理论、工业化、国际贸易、投资、产业组织、人力资本、创新与技术进步、自然资源与气候环境、饥荒与灾害研究、产权、战争与经济、战后重建、商业流通与商人组织、交通运输史、渔业史、不平等研究、社会保障、灰色经济、土地制度与土地的买卖与开发等各个经济领域。还有一些议题涉及社会问题，如人口与移民、妇女的经济角色、婚姻家庭，普及教育、妇女儿童的走私与买卖等。此外，也有一些议题涉及到的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如“计量历史学时间序列分析的新数据与新方法”等。

　　三、涉及中国经济史的议题与讨论

　　在本届大会上，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学者及海外华人学者共组织了7场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加上其他讨论会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文章，提交的学术论文约40篇，讨论的问题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中国经济长期表现的计量及中外比较研究。

　　中国学者组织的这一主题的讨论会共有两场，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史志宏研究员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丽教授合作组织的“150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事实与数据”专场讨论会，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邓刚教授合作组织的“清朝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研究：1644年以来的历史资料、方法与实证”专场讨论会。

　　在史志宏研究员与张丽教授组织的讨论会上，马德斌、袁为鹏、张丽、Peter Foldvari、刘光临、管汉晖、史志宏、赵学军、隋福民、曲韵等10位学者先后宣讲论文。美国新任历史学会主席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对会议论文逐一进行了评论。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德斌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为鹏研究员提交了《鸦片战争前夜中国北方经济的货币与价格：基于统泰升账簿的证据》论文。两位学者利用统泰升账簿，揭示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华北地区的市场特点、货币使用、利息、物价、银钱比价的变动情况，并对中国式复式簿记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

　　荷兰乌德勒支大学Peter Foldvari的论文题目为《缩小差距：探索中世纪之前的早期经济》，认为农业是人均收入的重要指标，而农业危机在人均收入的变动中有着重要作用。两个要素可能推动了中世纪晚期开始的农业大分流：一是在亚洲和欧洲大陆先后引入短期地租合约的情况下，中国相对于欧洲较低的工资/地租比不利于对资本品投入的激励；二是不利的气候条件使得中亚和中国的资本品（特别是耕牛）价格较高，阻碍了资本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替代，以及土地单位产出的提高。而在欧洲，役畜特别是马的增加则带来了更高的人均产出。

　　张丽教授以《红楼梦中有关外贸的历史信息》为题，从《红楼梦》中窥探18世纪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发展。传统观点认为，当时的中欧贸易中，中国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商品的输出者。但她认为，《红楼梦》反映出另一幅不同的画面，即欧洲也向中国输出了很多商品。

　　香港科技大学刘光临教授的论文题目为《中国经济数据的特点分析：1000-1600年》，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数据史料，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数据是基于人头税这一税收体制而产生的，唐宋以后的数据随着财政体制的变化而变化，明清以前的变化主要与消费税的征收有关，以后则主要与土地税相关。他指出900至1500年间的数据是较为可靠的，可用于定量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史志宏研究员的论文题目为《19世纪中期中国粮食产量的估计》，利用了从清代官方档案、地方志、著述及民间地契、收租账簿中搜集到的3000余个亩产数据，估算了19世纪中期中国粮食作物平均亩产量及粮食总产量，进而分析了明后期至19世纪中期中国的耕地面积、粮食亩产和总产、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学军研究员、隋福民副研究员和曲韵副研究员宣讲了他们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近百年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户经济的转型》阶段性研究成果《中国华北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历史变化（1930-1998）：基于保定11村农户经济调查的数据》。他们介绍了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历史、资料保存现状及该系列调查的学术价值，阐述了利用保定11村农户经济数据对华北农村人均纯收入结构和水平变化估算的初步结论，并提出了该项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逐一点评。他建议马德斌和袁为鹏要进一步扩大商业账簿的研究范围，并比对其他商业账簿。他赞同采用复式记账法对西方崛起不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对于Peter Foldvari的研究，他认为，直至1820年前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仍然达到同期英国的90%左右，从农业角度来探寻中西历史分野的根源是选错了方向，而应优先从城市工业等其他角度入手。对于张丽从《红楼梦》中读取历史信息的研究，他指出，尽管已知当时中国某些地区的工匠具备了修理和复制钟表等一些西方输入器物的能力，但其地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传播范围究竟有多大，仍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彭慕兰认为，史志宏对历史上中国农业基础数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非常有意义。研究和计算中国历史长时段的GDP并进行国际比较是重要的，但是，在耕地、作物产量、人口等诸多基础数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和有争议的情况下，还不具备进行此项研究的前提条件，主张学者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基础数据的整理和研究上。彭慕兰充分肯定了赵学军等人利用无锡保定系列农村调查资料进行的研究，建议扩大了视野，进一步开发与利用这些珍贵的资料。

　　一些学者并不完全赞同彭慕兰的观点，引发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最为激烈的交锋是目前究竟有没有条件进行长时段历史GDP的研究。Bas van Leeuwen、Peter Foldvari、Steve Broadberry等欧洲学者认为不能绝对否认农业在大分流中的作用，认为就目前的研究基础而言，进行长时段历史GDP的研究并做国际比较没有问题。彭慕兰则表示，相对于那些数据基础并不扎实的GDP研究而言，他更认同把工作重点放在基础数据收集、整理和阐释方面。

　　在王玉茹教授和邓刚教授主持的讨论会上，邓刚探讨了1800-200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准测量，王玉茹分析了清代粮价的波动，其他学者从货币、人口等方面做了讨论。

　　其它会场也有学者提交了涉及这一主题的论文，主要有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关于19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与荷兰比较的论文，日本一桥大学伍海鹰教授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表现与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动员的论文以及他对民国时期中国资本总额估计的论文，等等。

　　第二，中国货币与金融史的研究。

　　这也是本届会议的热门话题之一，共有两场专题讨论会以此为中心议题，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何平教授组织的“现代化之路：中国货币、金融的历史与思想”专题讨论会和日本学者黑田明伸组织的“货币的匿名性与多重性：为何不存在单一货币统治的一个原因”专题讨论会。

　　参加何平教授组织的讨论会的学者主要为来自中国京沪地区，也有几位日本学者参加。会上报告的主要论文有：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关于晚清西方现代金融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金融思想体系变迁的研究，王昉关于1930-194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金融思潮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关系的研究，复旦大学张徐乐对1950年代上海地区银行体系整合与改造过程的分析，何平对于中国古代铜钱流通过程中“短陌”现象的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兰日旭对山西票号组织结构的分析，北京大学张亚光对民国时期中国金融思想与意识形态的现代解构与阐释，以及河北大学戴建兵对1890-1935年间以白银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的回顾与反思，日本东京大学黑田明伸教授关于中国铜币何以在中世纪的日本得以流通的论文，柿沼阳平的中国古代货币体系是否为多货币流通体系的论文。

　　黑田明伸教授组织的讨论会比较注重理论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其中王文诚、戴晴的《单一货币还是多元货币：对元代中国纸币与白银、铜币之间关系的研究》和黑田明伸的《1935年中国的纸币标准：顶层统一与底部多样化》两篇论文均涉及到中国货币与金融史研究。

　　其他讨论会也有一些文章涉及货币与金融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蒋清宏对货币供应与现代中国的经济周期的形成问题进行了讨论，梁成论述了铜钱在中国货币史中的地位，山西大学燕红忠论述了1650-1936间中国的货币供应、经济结构与发展趋势之间的相互关系，台湾学者林满红和梁启源教授论述了1874-1911年间中国白银贬值与国际贸易平衡的问题。

　　第三，关于中国商业贸易的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与付海晏教授组织了“全球化与中国商人组织的现代化”专题讨论会，重点探讨全球化视角下中国商会史研究的新视野与研究方法。会上报告的论文有：付海晏关于晚清中国海外华商会的探讨，刘玲对18、19世纪扬州中国盐商的文化需求与京剧形成关系的探讨，马敏关于1911年前后中国、日本、美国商人之间的交流活动及其影响的研究，彭南生对上海马路商社的形成、分裂与合并的复杂历史过程中的权力斗争与权力结构的剖析，朱英关于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主要贡献及其研究方法、范式变迁的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熊远报对徽商钱会的组织、运作及其性质与功能的研究等。

　　台湾学者林玉茹教授组织的专题讨论会主要探讨近代化前期在东南亚地区活动的中国商人社团与东南亚各国商人社团制度方面的异同。其中，台湾中央研究院邱澎生教授从交易成本、社会成本的视角对18世纪苏州商人团体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互动作了研究，林玉茹对台湾商人“郊”会形成与运作机制及其社会功能作了研究。日本学者城山智子在讨论发言中认为，学界尚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商人社团的组织结构、治理能力及其与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对于商业账本及中国传统的会计与记账方法的讨论，主要有袁为鹏、理查德·麦可、马德斌合作的论文《1850年前中国会计与簿记方法的发展：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云南大学吴晓亮教授亦以云南一家作坊“宏生祥”的账本为个案，讨论云南小家庭生产与全球大市场之间的关系。

　　第四，关于中国的土地与地权市场的研究。

　　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与韩国学者车明洙教授联合组织的专题讨论会以“现代化之前的土地交易”为题，吸引了包括著名经济史学家迈克洛斯基(Deidre McCloskey)在内的众多海外学者的参与。其中涉及中国问题的重要文章有：林文凯对清代台湾与英国现代化早期的土地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清华大学张黎、赵亮的对19世纪台湾方家的地权交易及其与资源配置以及家庭兴衰之间的关联性个案研究等。

　　第五，现化化进程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与世界经济的关系的研究。

　　吴晓亮、林文勋、王文诚三位云南学者组织了“现代化进程现代中国西南边疆与世界经济”专题讨论会，会议宣读的论文涉及云南与中国西南地区的生物医药工业、锡矿业、货币体系、城市化与商业发展及外国人在云南的生活与管理等多方面的研究。

　　此外，本届会议涉及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论文还有：美国著名学者彭慕兰的《政治与灌溉：现实困局与清代时期的历史透视》，马德斌的《石头、剪刀、布：清代中国的激励与信息问题》等。

　　四、第十七届世界经济史大会将在日本举行

　　经过5天的热烈研讨，7月13日下午，本届世界经济史大会落下帷幕。闭幕式上，公布了3篇获奖博士论文和3份获奖海报。Stellenbosch大学经济与管理科学系主任Johann De Villers教授和世界经济史学会当选主席Griet Jie Verhoef教授分别致感谢词和欢送词。日本京都大学获得第十七届世界经济史大会的主办权，日方代表在京都的欢迎宣传片中向与会学者发出邀请，下届大会将于2015年8月在日本京都召开。

　　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代表团成员史志宏、袁为鹏、曲韵、隋福民均对此文有重要贡献。

　　1、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进展与基本经验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20年来，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较大幅度改善，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有所下降，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中国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上取得了积极成效。

　　1.1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加快

　　20年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经济实力大幅增强，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我们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明显优化。（1）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更趋协调。通过大力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促进了我国经济由过分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投资、出口、消费协调拉动方向转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投资、出口、消费三大需求协调增长的态势初步形成。（2）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比例由1992年的21.8%、43.4%、34.8%调整为2010年的10.1%、46.8%、43.1%。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我们用占世界不足10%的耕地和人均仅有世界水平28%的水资源，养活了占世界1/5的人口。不断优化工业结构和布局，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支持产业技术改造、兼并重组和创新发展，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工业效率和竞争力明显提高。第三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开放程度不断提高，2010年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7.4万亿元，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3）统筹区域和城乡发展步伐加快。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2007年以来，西部、中部、东北地区的增长速度相继超过东部地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城镇化加速推进，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比1990年将近翻了_一番，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两年超过城镇居民，标志着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4）扶贫开发事业取得明显成效。10年来，贫困人口从9422万人减少到2688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qoF降到2.8%，是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

　　1.2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效显著

　　20年来，我们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进步，着力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全面进步。（1）人口实现长期均衡发展。中国坚持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人口增长速度逐步下降，2000-2010年年均增长率为5.7%0，比1990-2000年下降了5个千分点，有力地促进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2）努力提高人口综合素质。全面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1%以下。持续增加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总量，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结核病控制目标。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96.8%和97.6%，初步建成从国家一直到村庄（社区）的六级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网络。（3）就业和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不断完善劳动力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相结合的机制，每年新增就业逾千万人，失业率得到有效控制。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网络，参加城镇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的人数是10年前的1.9倍和10.4倍，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水平不断提高。（4）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城乡人均住房面积分别比10年前提高了55.7%和37.5%，加大城乡饮用水安全保障力度，提前6年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的饮水安全目标。

　　1.3生态环境保护成绩突出

　　20年来，我国不断加大资源节约和保护、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能源消费强度大幅度降低，重要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得到加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1）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明显提升。万元GDP能耗从1990年的5.32吨标准煤下降到2010年的0.81吨标准煤，万元GDP用水量从1993年的l920立方米下降到2010年的190.6v方米；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水电、风电装机容量和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最大的国家。（2）环境保护取得积极进展。加强重点地区污染防治和综合治理，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2011年，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比2005年分别下降了16%和14%。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应对工作，依据自身国情作出了自主减排郑重承诺，为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3）生态质量有所改善。森林资源持续快速增长，森林覆盖率由1990年的12.98%上升到2010年的20.36%。荒漠化、沙化土地分别由20世纪末年均扩展10 400 平方公里和3 436平方公里，扭转为年均净减少2 491平方公里和1 717 平方公里。

　　中国可持续发展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中国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与自下而上的探索紧密结合，初步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1.3.1  坚持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中国政府于1994年在世界上率先发布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即《中国21世纪议程》，1996年中国将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全面推进实施。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将科学发展观确定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导方针，并先后提出了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创新型国家、生态文明等先进理念并不断付诸实践。

　　1.3.2坚持制度创新，把政府引导与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相结合

　　不断创新政府管理模式，从规划引导、政策措施、制度安排、组织保障等方面加大统筹力度，设立了资源环境和节能减排方面的约束性指标和工作责任体系，狠抓工作落实；同时，非常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开展清洁生产，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1.3.3  坚持试点先行，不断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新路径

　　1992年以来，中国先后组织开展了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循环经济实验示范、“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生态示范区、现代农业示范区、低碳示范省市等试点示范活动，各具特色的新型可持续发展模式不断涌现。

　　1.3.4  坚持开放合作，调动各方面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性

　　按照公开透明的原则进行宣传报道，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公众参与程度显著提高；加强与国外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世界的交流与合作，分享经验，取长补短，主动融入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

　　1.3.5坚持能力建设，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精神，相继颁布实施和修订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激励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明显提升。

　　2、深入推进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世情国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深入推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压力和挑战。

　　2.1机遇和有利条件、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国际环境总体有利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内看，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资金供给充足，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深入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体制机制保障。

　　2.1.1全球范围内绿色产业革命兴起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低碳环保、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等技术加速兴起。这些技术的推广应用正引发全球产业结构新的调整重组，推动以绿色为特征的产业转型升级。我国作为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国际上的科技和产业创新趋势，有利于我国借鉴和引进绿色发展经验与低碳技术，进一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2.1.2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

　　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既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个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重大机遇。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基础设施、城市建设、重大装备、科技研发、生产服务等方面的潜在需求巨大，必将带动投资需求持续增长和就业比重上升；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仍处于不断升级过程中，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的汽车、家用电器、住房等生活消费需求步人陕车道，居民消费市场加速扩大。尚未释放的巨大需求潜力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1.3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中国的综合国力将继续平稳较快提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进一步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的定位日渐清晰，科技创新在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得到控制，可持续发展法律体系不断完善。这些已有的物质基础和制度成果，将为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保障。

　　2.1.4可持续发展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同

　　‘在中国政府的正确引导下，科学发展观深人人心，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公众积极参与可持续发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绿色消费等理念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明显提高，不仅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成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动力。

　　2.2挑战和压力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从国内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

　　2.2.1  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增加了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难度

　　总体上看，全球南北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改变，资源占用不均衡的状况没有改变，贸易规则不公平的格局没有改变。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继续加大，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环境风险、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发酵，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发达国家兑现已有政治承诺的意愿下降，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2.2.2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约束增强

　　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干旱、半干旱地区占国土面积的52%。受自然因素以及不合理开发方式的影响，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改变。中国人均淡水、耕地、森林资源占有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40%和25%，石油、铁矿石、铜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可采储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7.7qc、17%和17%，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等均已超过50%。同时，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在一两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资源环境等问题在我国现阶段集中显现。

　　2.2.3  面临发展和转型的双重压力

　　从总体来看，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决定了中国必须加快发展。与此同时，资源环境的硬约束逐步凸显，中国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压力，这决定了中国必须转型发展。如何在确保实现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切实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是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2.2.4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突出

　　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平衡，区域、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发展差距较大，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公共服务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

　　3、深入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入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开放、科技创新为动力，全面推进经济绿色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力争到2020年，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社会就业更加充分，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资源能源开发利用更趋合理，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提升，努力形成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3.1  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

　　着力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进一步优化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推动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以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推进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绿色化进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3.2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求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控制人口总量的基础上，着力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的持续均衡发展。要将促进就业作为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加以落实。要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制度，提高保障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间、城乡间的均等化，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3.3把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任务

　　把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通过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提高贫困人口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确保贫困人口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进一步采取财税支持、投资倾斜、产业扶持、土地使用等特殊政策，积极培育主导产业，增强发展能力，全面推进扶贫开发进程。

　　3.4把建设“两型社会”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实行最严格的士地和水资源管理制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进一步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加快推进能源资源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转变；以减排污染物排放总量，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着力解决饮用水不安全和空气、土壤污染等损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积极建设以森林植被为主体、林草结合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管理，保护生物多样性；稳妥推进低碳试点示范，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综合运用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增加碳汇等多种手段，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3.5把科技创新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

　　努力落实中央财政科技投入的法定增长要求，鼓励地方财政加大科技投入，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研究开发，建立长效的科技投入机制；注重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加大对创新性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建立健全创新创业的政策支撑体系，推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促进平等互惠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科技援助；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一批先进绿色技术，提升国家绿色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

　　3.6把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开放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氖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主动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完善更加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有效防范风险，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国是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中国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以更大的决心、下更大的气力、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深入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文章来源：摘自《中国科学院院刊》2012年第3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17期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的进程和内在逻辑的演变按照宏观经济背景进行梳理，认为：进入21世纪之前新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致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短缺压力下改善外部资本获利条件的应变之策类似，其成败主要取决于制度成本能否转嫁；进入新世纪之初深化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则属符合规律的演变：三大差别—内需不足—国内产业过剩向国际市场释放，伴生国际资本在金融泡沫压力下向中国要素低谷的扩张。当前中国进入应对输入型通胀挑战的新阶段，亟需主动进行政策调整，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对外开放  演变历程  资本短缺  资本过剩  全球产业重新布局

　　中国近代史上的“对外开放”作为一种任何政治取向的执政者在长期资本极度稀缺压力下都要采取的战略，至少可以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其不仅与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从苏东国家和70年代面向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规模负债的两次引进制造业设备，也与被今人用“改革开放”来统而言之的1980年以来中国放权地方引进外资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相延续，具有比较研究价值。[②]

　　本文着重分析中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的变化。认为：若按宏观经济波动背景可从时间上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始点分别为1980、1988、1994和2002年。从性质上归类：在21世纪之前的对外开放三个阶段，与一般后发国家类似，属于资本极度短缺压力下改善外部资本进入的获利条件的应变之策；进入新世纪以后的第四个阶段之所以显著地不同于一般后发国家，则是在遭遇三大差别加大导致内需严重不足、造成产业资本凸现过剩压力之后，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机，积极寻求国内产能过剩压力向国际市场的释放，同期伴生着国际产业资本在金融泡沫压力下向中国的大幅扩张。

　　一、1980：一次未竟的开放与赤字压力下的改革

　　（一）主流理论界对改革开放的解释

　　关于20世纪80年代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方式。林毅夫等[③]曾将中国改革的特征归结为“做大蛋糕”、“增量改革”、“试验推广”和“非激进改革”四个方面。在新世纪之初，国际主流社会对中国改革及未来发展的关注和判断也从“中国崩溃论”转向“中国威胁论”，并且试图归纳西方角度的解释。比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将中国改革之后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归纳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三个方面，并冠以“北京共识”[④]。随后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挑战下，“中国模式”已成为西方社会热炒的对象。

　　国内外这些有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探讨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若去除那种意识形态化的理论见之于客观事物的牵强附会和从属利益集团的理论家们的左右逢源[⑤]，认真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些在进退维谷之际的具体事件，则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观点。

　　一般而言，政府在改革开放和高速增长过程中出台的很多政策，不可能“先验”地创新，而只能做符合认识论基本规律的应对，其在当时想要达到的调控目标大都很实际，也很直接。很多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关的提法只要阻碍了调整政策的出台，只能是按照“不争论”的指示搁置起来。

　　对于伴随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进程，如今的理论界仍然难免因对国家宏观政策讨论背景的复杂性不甚了了而在应用研究上隔靴搔痒。

　　（二）改革开放的国内经济背景及其经验逻辑

　　本文对1980年前后国内的经济政治背景进行还原，梳理出如下逻辑相关：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中苏边境战争构成安全威胁的压力下主导了恢复西方外交关系，并认同周恩来提出的“四三”方案，即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成套设备调整中国工业结构，形成继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对苏东开放之后的新中国“第二次对外开放”。其中，同样由于大规模引进项目和昂贵的服务[⑥]，很快出现了与“一五”计划完成后类似的问题：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1974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⑦]，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还不到800亿，于是发生了当代中国第三次大规模的城市过剩适龄劳动力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向三农转嫁城市危机的巨大代价。

　　1970年代末期的引进外资，属于70年代初期毛泽东主导开放战略的延续。1978年中国在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者的集体决策下尝试启动了新一轮的、比以往更为大胆的对外开放，借西方国家经济危机之际，从欧美和日本引进机器设备，继续国家工业的结构性调整。仅1978年就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型项目，金额高达78亿美元，其中有20多亿是在1978年的最后10天签订的；此外还有50亿美元的合作意向（最终没有签订）。[⑧]从实际过程看，中国签订引进项目时承诺以现汇支出的方式支付，但由于引资规模巨大，执行中现汇支出困难，最后是经中央批准，通过中国银行借用外资现汇75亿美元来支持22个项目的建设。

　　这个引资规模，尽管与一度设想的引资总盘子500亿美元距离尚远，却甫一执行就导致了外汇支付能力和国内财政配套能力的极度紧张，到1978年底国内投资过快导致的国民经济紊乱已经开始显现，遂有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整顿、改革、提高”的紧缩方针。经济过热的势头一直延续到1980年，此时，前两年累积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300亿元，而1978年中国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这一阶段财政支出过高，除引进项目、设备的配套建设外，还有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善城乡住房等社会福利型支出大幅增加等原因）；接着便是严重赤字危机条件下1980、81年为降低财政赤字而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宏观经济由过热骤然转为萧条。

　　（三）财政危机压力下的外贸改革

　　经验表明，在改革之前遭遇的财政危机中，通过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方式向农村转嫁危机是相对有效的“软着陆”措施（一般后发国家都向乡土社会转嫁危机），诚然，这让农民付出巨大代价。但1980年爆发的赤字危机，与50年代第一次面向苏东国家的对外开放造成1960和1968两次财政危机、引发60年代全面调整的经验之最大不同是毛泽东去世了。这一场被称为“洋跃进”的引进外资的财政配套和外汇支付压力所导致的财政、外汇赤字及后续危机，因与农村推行家庭承包制改革同期[⑨]，政治家很难再沿用农村集体化来使农村承担代价，遂必须在财政、外贸等城市经济体制上进行改革。

　　在1978年9月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提出，“为了减少有关项目的国内配套投资的负担，尽量多搞些补偿贸易，以减少这些项目的国内投资”；邓小平9月16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讲话则直接突破了对外借款和合资经营两个利用外资的禁区，因为搞中外合资可以风险共担而且不用还本付息，可以突破国内偿付能力和资金配套能力不足对利用外资的限制。同年12月15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在香港向世界宣布取消外国政府贷款和外商在中国投资这两个禁区，基本上国际贸易惯用的做法都可以干。

　　（四）放权地方政府对外开放的代价及其“体制内转嫁”

　　这些改革固然加快了中国经济积累和建设的步伐，但改革的另一面是制度代价——突破这些禁区，当然意味着中央政府以财政承担的国家债务会因地方政府和企业利用外资而显著增加；那时还是“财政一本帐统收统支”的体制，却没有及时总结教训并且在责权利上予以明确，到底哪级政府、哪个部门、哪个领导人应该对国家承担债务的大幅度增加负责？

　　这种内在之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责权利不清晰导致地方形成的债务只能由中央政府承担最终责任，应是全国沿海争办开发区成为热潮——1979－1980年中央批准开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4个经济特区，1984年和1985年，进一步开放上海、天津、大连、青岛、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的不容忽视的背景。

　　单就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容和发展历程看，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下没有明确责权利的“基本上国际贸易惯用的做法都可以干”的外经外贸领域的体制“突破”所造成的代价，不得不在体制内寻求转嫁方式——集体经济解体后国家过高负债的代价难以再直接向三农转嫁、而不得不在城市体制上“硬着陆”所催发的内生性的改革。因此，在纳入这个客观经验过程的意义上，我们认为舆论界和理论界关于“开放先于改革，开放推进改革”的说法可以成立。

　　（五）补充背景分析：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产业转移

　　从具体的动力机制看，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产业转移，大抵可归结为发达国家因制造业资本溢出效应提升了要素价格，而使其国内的制造业向外移出。

　　具体过程是：

　　1940年代中期随二战结束冷战起步，出现了第一轮美国与前苏联重构地缘战略为内涵的双头雁阵式产业转移——美国向西欧和日本，苏联向东欧和中国。

　　1960年代以来，随着产业资本复兴必然发生的国内劳资矛盾不断增加，在社会运动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发达国家社会开支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全球发生了第二轮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其特点是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则致力于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以此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在六七十年代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冷战时期，同属西方阵营的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形态和制度摩擦的、地处冷战前沿的国家/地区首先承接了这轮产业转移。中国台湾、新加坡及香港这些同属于儒教文明的地区接受了日本的产业转移，得以推行所谓的“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因而列入“亚洲四小龙”（韩国在此之前也接受美国的产业转移，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

　　但，因为“四小龙”疆域狭小、幅员有限，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资本溢出效应下，其国内的资源要素迅速被重新定价。为了保证利润空间，追求短期收益的资本遂进一步向“四小龙”周边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要素价格低谷的国家和地区流动，于是便有了中国和亚洲“四小虎”短时间内的经济迅速增长。

　　中国在1972年恢复与西方的外交关系，并且同期开始了新中国第二次“对外开放”——大量引进西方设备用于国家重偏斜的产业结构调整，1980年代珠三角“三来一补”的贸易模式和长江沿线的重化工业城市的结构调整，也正是出现于这一国际背景之下。[⑩]

　　二、1988：城市利益集团主导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

　　许多学者对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概念及其内涵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如果将其出台的背景纳入分析框架，前述关于“赤字压力下的改革开放”的叙事逻辑仍然清晰存在——1988年的对外开放战略仍然是缓解外汇压力和国内经济危机的策略手段。

　　1984—85年14个经济特区和3个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设立，对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引擎，但也如前几次引进外资一样带来了巨大的外汇支付压力。另一方面，中央－地方关系因叠加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和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而更加复杂。伴随1985年城市经济改革的初潮涌动，在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就已形成的、利益结构固化其中的城市利益集团在随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中越来越发挥主导性作用，并直接推动了中央1988年出台沿海经济发展战略。

　　换句话说，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是一项由被迫承担国家综合债务偿还责任的中央政府出台的，旨在增加出口创汇以缓解70年代末大规模负债引进西方设备、以及80年代初地方投资高涨、进口激增所形成的对外债务压力的应对性政策。

　　（一）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的背景——外债压力

　　1984—1989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连续6年呈现贸易逆差，在统一结汇的外汇管理体制下，这意味着留给了中央政府总计1581.5亿元人民币的外汇赤字，比1987年的出口总额还高。进口产品中，与宏观经济形势和投资热度密切相关的钢材进口,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85年全国钢材出口总额5185万美元，进口总额达到627523万美元，按当时的汇率1美元等于2.9366人民币折算，当年钢材进口占了全国进口总额的14.7%。

　　这使中国本就不多的外汇储备急剧减少，1981年中国经济急刹车后，因设备的进口需求停止，1982年外汇储备达到69.86亿美元，比1981年增加了42.78亿美元；但对外开放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再次将国家的外汇储备消耗殆尽，1984年外汇储备尚有82亿美元，1985年骤然下降到26.4亿美元，一直到1989年以前外汇储备始终低于40亿美元；外债债务率1985年将及60％，1988年已经上升到将近90％，这意味着出口换汇每得到1美元，将近90美分用来还外债。[11]198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指出，从国际上看，出口额的20%－25％用来还债是比较保险的（见图1、图2）。

　　这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资本极度短缺时代欲加快工业化，国家在财政连年赤字、设备落后的情况下只能引进外资，但随之而来的对外债务上升和外汇储备下降等规律性变化，也必然反过来进一步加剧国家的财政压力和外债压力。

　　（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

　　从1980年代末开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成为中国政府鼓励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出口创汇之政策的代名词。提出过程如下：

　　1987年3月，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提出：“要使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逐步形成外向型经济。”同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则进一步确定，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要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1987年11月，国务院总理和代理总书记赵紫阳在苏、浙、沪考察指出，“沿海地区具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加上内地资源的支持，完全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依靠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经济，这样既可以促进沿海地区的发展，又有利于让出国内市场给内地，带动内陆地区的加快发展。”[12]这可以视为次年2月6日中央政治局第四次会议正式提出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

　　为组织实施沿海发展战略，1988年3月4日，国务院又在上海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会议，对贯彻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作了具体部署。会议认为：“贯彻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关键是必须把出口创汇抓上去，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会议还对如何具体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13]

　　联系到前述外汇储备紧缺的背景，就可以理解中央政府在贯彻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时为什么一再强调，“关键是必须把出口创汇抓上去，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

　　（三）“走出去”政策背后的利益集团矛盾

　　但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个重要的沿海对外开放战略，主要指向却落在了刚刚起步、远未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沿海乡镇企业身上。1987年11月，赵紫阳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时，便要求沿海地区要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乡镇企业机制灵活的优势，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认为乡镇企业是“有能力参加国际竞争的，乡镇企业无疑应当再上新台阶，跻身外向型经济的行列。”同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将来中国沿海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形式，依靠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是完全可能的。1988年1月，中共中央就上述意见正式发文。[14]

　　尽管很多理论家都认为这种设想不切合实际，因为乡镇企业现实存在着一系列困难：绝大多数乡镇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技术装备水平落后；对外贸业务几乎一片空白；在卖方市场和国内物价不断上涨的环境下乡镇企业朝外向型发展的动力不足；等等。[15]。

　　毋庸讳言，对于这些显而易见到人所共知地步的现实问题，相关决策者是清楚的。但其内在的更为现实的考虑则是在当时物价改革失败引发严重通货膨胀和社会抢购热潮[16]的情况下，解决沿海与内地、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和市场的问题。因此，沿海地区乡镇企业“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一发展战略的提出，部分地出于保护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内含着城市利益集团导向的国家产业资本的需要。

　　事实上，自从1958年正式确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以来，这种内在的政策背景就长期存在；从政策最终内容看，城市工业部门主导政策走向维护其既得利益，由社队工业更名而来的乡镇企业则遭到“排拒”。因此，所谓的“沿海与内地争夺原材料和市场”，不过是城市利益集团主导政策变革的借口。尽管外向型沿海经济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讨论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值得人们进一步反思；但这一始作俑于中央政府将外债压力向下转嫁、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再分配的战略的提出，从国家政策角度历史性地宣告了中国特色的非国有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开端。

　　1989年，在这一体现城乡制度差别的政策调整以及宏观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乡镇企业结束了持续数年的高增长态势，进入到痛苦的转型与分化阶段——沿海地区相当多乡镇企业通过与地方外贸部门合营、与外商投资企业合营等方式转为外向型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内地乡镇企业则普遍陷入低迷，——中国大陆1980年代中期以来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量的“黄金经济增长”由此告一段落。

　　三、1994：外汇赤字下的汇率调整

　　（一）“三大赤字”压力下的进一步对外开放

　　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直至公元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后一次严重逆差出现在中央政府承担责任的三大赤字（财政、外汇和金融）同步严重爆发的1993年。——中央政府为了走出1988—1991年的宏观经济危机而于1992年一年内开放了土地、期货与股票三大资本市场，引发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二轮圈地运动和土地开发热。[17]1993—94年，中国不仅出现了比1978—1979年经济过热阶段更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外汇危机，还爆发了比1988年物价闯关时节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前所未有的金融体系信贷危机[18]。

　　1993年中国GDP在上年的基础上增长了1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更是高达61.8％，拉动进口需求激增，仅1993年一年就出现了700亿元人民币的贸易逆差。以最典型的基础投资品钢材进出口贸易为例，1991年全国钢材进口量为356万吨，1992年增加到699万吨；到1993年，进口量激增到2999万吨，进口额39.15亿美元，占当年全部进口额的10.5％。出口情况刚好相反，逐年下降，1991—1993年出口量分别为214万吨、191万吨、98万吨，出口额分别为7.29亿美元、6.65亿美元和4.47亿美元。[19]

　　陡然增加的贸易逆差对中国的外汇储备和支付体系形成严峻挑战。199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约为211.99亿美元，减去当年的短期债务余额135.46亿美元后，还剩下76.53亿美元，连弥补当年的贸易逆差（122.2亿美元）都不够，何况还有80年代遗留下来的贸易累积逆差（到1993年贸易累积逆差为384.6亿美元），以及823.91亿美元的长期债务！这种情况，意味着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外汇赤字和外汇储备危机，必须作出调整。

　　能够为1993年的贸易逆差画上终止符的，当然有中央因1988－1991年宏观经济危机1992年决定进一步开放沿边、沿江、内陆和边境地区部分城市的政策铺垫，但更为直接的原因则在于外汇赤字压力下的1994年1月1日出台的以“外汇并轨”为名的外汇体制改革，中国对美元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

　　（二）“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导致对外依存度上升

　　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大幅贬值，国内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种能源、资源、环境、劳动力等各种要素相当于在国际市场上自动降价，也就相当于在资本全球化流动的条件下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要素低谷，使原本因1989年政治风波而受到西方制裁、在国际市场上尚不具备所谓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陡然间凭空多出了巨大的成本优势，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的外贸格局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1994年当年，仍然处在经济过热中的中国即由贸易逆差转为顺差。

　　1997年东亚发生金融危机时，按照当时中国分管外贸的领导者的说法，出口需求已经每年拉动经济增长超过3个百分点[20]。从统计数据看，1997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度为4.1％，1998年降为1.3％。换言之，在国内还没有针对三大差别实施战略调整之前，如果没有向国际市场的转战，中国国内的供求早就严重不平衡了。

　　当1998年中国的出口需求骤然下降，理论界即有人讨论中国由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的重大转折——较早讨论中国进入产能过剩阶段的经济学者是马洪和林毅夫。1998年马洪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已经出现供给过剩。1999年林毅夫在一个小型讨论团体的一次发言中指出，由于人口大国“劳动力过剩”，造成工资低下和购买力不足，而必然连带发生“生产过剩”；这反过来压抑劳工收入增长，因此，中国出现了“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1998年的此前10年，令国人闻之色变的关键词是“通货膨胀”，其间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了两次；那么从1998年往后一直5年的时间里，描述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关键词则静悄悄地变成了普通百姓再也听不懂的“通货紧缩”。

　　若从开放促改革算起，中国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完成了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市场结构的调整。但这种极为重要的经济结构变化也必然带来相应的经济危机的结构性改变——中国经济愈益直接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输入型危机”成为新的表现形式。

　　四、21世纪：国际经济新循环中的对外开放

　　（一）全球产业资本重新布局

　　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的对外开放格局，与9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这一轮全球产业转移，既有西方国家自500多年前全球殖民化扩张以来一以贯之的全球地缘战略布局的主观考虑，[21]也客观上是2002年以来伴随全球新一轮泡沫化加速、实体经济部门因要素成本攀升而谋求产业价值链的全球重新布局的结果。

　　1990年代初苏东解体、世界进入后冷战和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竞争时代，占据单极化霸权的金融帝国获取收益方式发生本质变化，愈益依赖资本流入推动资本市场上升，在虚拟经济领域追求流动性获利的金融资本就愈益异化于产业资本。

　　例如，“（美国）1973—1985年，金融部门的利润从来都没有超过国内企业利润的16%。198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9%。1990年代，数字在21—30%之间徘徊，超过了战后历史最高水平。最近十年达到了41%。”[22]另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分析，1996年美国金融和保险业增加值与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为43.9%，2001年为51.9%，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70.6%。[23]美国大型制造企业的利润并不主要产生在它在国内的加工制造环节及其对产业链的垂直或水平整合，而是主要来自于国外的和下属金融资产运营部门的金融资本收益。[24]

　　这种国内金融资本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直接形成了跨国集团对外进行产业转移的动力。泡沫化金融逐涨杀跌获取风险收益的本质，对由于进入和退出成本而内在具有稳健要求的实体经济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当原油、金属等生产要素被泡沫化的金融资本主导定价，依赖实体要素投入的加工制造产业就会普遍面临成本上涨的压力。

　　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产业布局调整不同，那时是发达国家中产值利润率相对较低的传统产业部门最先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新一轮的布局调整中从发达国家中转移出来的主要是现代制造业中的加工制造“环节”，而不是整个产业。

　　从产业类别来看，发达国家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本国已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产业转移的重点从原来的原材料工业向加工工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业、贸易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的钢铁、汽车、石化等重化工业日益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

　　但从产业价值链的利润分布来看，这一轮产业转移，仍然是发达国家研发部门留在本国、生产部门靠近市场的战略调整，与后发国家以市场换资本、换技术来加速本国工业化进程的交易和双向选择过程。

　　（二）中国对外开放机制的转变

　　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中大量移出的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资本双密集型产业，对资本规模、外部融资成本的大小和效率的要求较为严格，因而对东道国金融发展的需求和依赖也较大。当这些产业开始对外转移时，中国不仅是产业结构相对完整、基础设施比较齐全的国家，也是东亚金融风暴后亚洲区最为稳定的金融市场。因此，不但美国的产业向中国进行转移，亚洲其他国家的产业也向中国转移，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产业转移的主要受体。[25]

　　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到21世纪前后，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动力就由国内产能过剩的推力为主转变为外部需求的拉力为主；同期，主要集中在沿海的“外向型”经济的内涵也发生了转变：由传统加工制造业产品为主、利润主要是在地化产业内部分配的一般贸易，转向了虽然产品升级但品牌和销售利润主要在外的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

　　于是，一方面“微笑曲线”压抑国内企业利润和劳工收入的机制性作用在国内逐渐普遍化；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严峻的问题，原材料和产品的定价权和相关制度的定制权“两头在外”，事实上构成了对国内制度乃至与之配套的思想理论演变的约束条件。

　　如果从进出口联动的规律看，此次对外开放机制的转变始于中国尚处在产业资本阶段就不得不紧急应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外部金融资本危机（1997年国际热钱冲击东亚造成金融风暴）导致“输入型经济危机”爆发的1998年。

　　1998年以前，中国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实质性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经济对外依存度还不高，对外开放主要服务于国内产业资本扩张需求，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之间的替代性非常强，或者“大进小出”，或者“大出小进”，进口增速与出口增速两条曲线几乎完全相反（见图5），[26]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产业对外转移同时虚拟性金融资本扩张阶段的进口长期大于出口、贸易逆差与资本顺差同步增长。

　　而1998年以后，中国的进口和出口的增减则几乎完全同步。尤其自2002年世界经济走出上一轮低迷之后，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转向两头在外加工贸易为主，越来越呈现“大进大出”的“双高”态势。

　　2002年以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一般贸易方式的进出口额在全部进出口中占比维持在40-50%之间（见图6）。

　　这是因为，80年代外资刚开始进入中国时，看中的是中国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那时候出口创汇的主力是内资企业；当90年代中国寻求在国际市场上释放过剩产能时，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比虽然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仍逊于内资企业；进入新世纪以来，外资企业占据了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50%以上，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8成以上，从2001—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占全国的平均比重为81.57%。[27]在苏南这样的已经形成与长三角产业资本配套的制造业结构的地区，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尤其显著，外资企业占总进出口的比重甚至达到70%。

　　中国不仅实体经济成为全球产业布局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虚拟资本也加入了全球资本循环。从全球外汇账户的分布格局可以看出，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产业转移指向是东亚地区和中国，贸易逆差也是朝向东亚。美国的贸易赤字与东亚的贸易盈余大体相抵，构成美国对东亚的依赖。

　　从美国全部海外资金收入和支出的图中可以看到，美国从海外取得的资产收入主要来自于出售给外国投资者的证券和债券、银行信贷或者出售公司和不动产；资产支出中，除了贸易逆差形成的经常账户赤字外，还有相当大比重是用于美国个人和机构购买海外资产。[28]北京大学陈平教授将其概括为：发展中国家用出口换汇再投资于发达国家金融衍生品市场，而发达国家的投资银行则反过来用这些收入去收购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产业，从而形成在全球的战略控制。

　　（三）中国加入国际经济新循环的收益与成本

　　作者在近几年来经常用下图来揭示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约束下一般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资本经济国家的双重供给（两个粗线箭头）及其造成的恶性循环。

　　此外，美元增发及其在全球的泛滥，加剧了全球金融资本的进一步过剩。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泡沫化而全球获益，即使非金融领域也可以享受资本溢出效应，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因为不具有金融资本的主导权，只能以国内通货膨胀的形式使全体国民承担美元泡沫化和本币通胀的双重成本转嫁。

　　目前，世界每年的货币交易额高达700—800万亿美元，其中与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关的部分只占1%；世界每年的金融商品交易额超过2000万亿美元，世界GDP却只有50万亿美元，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相关的金融活动仅占2.5%。[29]新世纪以来美国累积了大约6万亿美元左右的贸易赤字，主要靠货币增发和资本帐户顺差来化解。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有没有外汇管制，长期净出口都会造成国内货币供给大于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势必加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

　　2011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一个公开场合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汇储备少，便采用“奖出限入”政策。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仍然鼓励创汇，但创汇已经使国际收支极不平衡。当前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矛盾已由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经常项目或贸易顺差过大，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必须购回美元，从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较多的货币推高了通货膨胀，进而物价上涨。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2.85万亿美元，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因此，“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30]

　　可见，外向型经济主导与通货膨胀恶化存在直接的正相关，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太可能靠国内政策缓解通胀。

　　五、总结

　　以上这些分析，并没有对错好坏的价值判断。

　　整体来看，进入新世纪之前，由于资本严重短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一直与高赤字和高外债压力同步。对外开放的战略对中国来说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被中国政府在资本短缺时期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是加剧国家对外负债导致其后数年国内经济困境的始作俑者。

　　从内部关系看，改革以后、新世纪之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历程，是从沿海特区、开发区起步的地方政府渐次分散引进外资，在演化出不同的外向型发展经验的同时，也因其不能简单化地向三农转嫁危机，而反过来恶化了地方与国家集中体制的对立矛盾。

　　以上两种矛盾，迫使决策层不得不进行内外由经济而政治的重大政策调整和变革。

　　当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对外经贸政策将发生重大调整，“‘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刻不容缓，但减顺差不是压出口，重点是增加进口。”[31]本文对过去30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演变历程所做的梳理，算是对这一重大政策调整的解读；也借此提出，中国在增加进口的同时，也需要考虑进口产业资本与原有产业资本之间的矛盾——这是在前两个矛盾之外、可能在新阶段发生的第三个矛盾。

注释：

　　*本文写作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完善社会管理与维护社会稳定机制研究——农村对抗性冲突及其化解机制研究”（07&ZD048）、教育部应急课题“通过新农村建设促进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2009JYJR023）、苏州大学出版社《解读苏南》项目、中国人民大学985三期项目等的资助，特此感谢。

　　[①]杨殿闯、杨帅、程存旺、袁月兴、何慧丽、刘海英、王平、邱建生、童波、贺潇、袁清华、白亚丽等参与了资料收集和实地调查，一并致谢。本文由第一作者承担资料收集和文字起草工作，第二作者承担英文资料搜集和部分国外调研工作，第三作者提出文章的整体框架和观点，并修改定稿。

　　[②]温铁军：《百年中国，一波四折》，原载于《读书》2001年第3期，收入温铁军宏观问题研究文集《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作者认为，早在清末的洋务运动可算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对外开放”，但由于地方实务集团大量引进海外设备和原材料，而与当时国内的财政危机、外汇危机和货币危机相互掣肘，加剧了国内矛盾，最终只形成了中央积弱不振与地方强势集团崛起的点状工业布局。

　　[③]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④] http://www.china-review.com/eao.asp?id=25235；http://www.china-review.com/eao.asp?id=25236。

　　[⑤]作者注：这并不是否认国内外广大研究人员在“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探讨中所作出的努力。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有一个所谓的“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否则就难以解释只有在看似成功的时候才有“经验”或“模式”的提出，而在改革过程中数次面临的危机时刻，却几乎无一例外的全是诸如“崩溃”、“失败”的表白。

　　[⑥]统计也表明了周恩来提出的“四三”方案实施情况，我国从19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用延期付款和利用中国银行外汇存款等方式，大规模引进的机械设备价值高达42.4亿美元。数据来源：石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20页，转引自崔新健《中国利用外资三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⑦] 温铁军：《新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⑧] 李正华：《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⑨]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虽然1978年以后政府对农村的政策以休养生息为主，但全国“一刀切”地推行大包干则是政府在财政赤字压力之下实行的从农业中“退出”，是一场以“甩包袱”为实质的制度变迁。参见董筱丹、温铁军《宏观经济波动与农村“治理危机”——关于改革以来“三农”与“三治”问题相关性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⑩]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在接受了中国军事领导人关于世界大战在20年内打不起来的判断之后恢复与欧美日的外交关系，率先引进西方资本于国家工业化布局相对集中的沿海主要工业城市。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接受产业转移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东南沿海紧张局势也有所缓解，本来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广东，就是在中央政府的政策倾斜下，借助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快速集聚国内外资源，承接了以港澳地区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的转移，逐步形成相应的外源型产业结构，而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的经济大省，拉开了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中国“第三次对外开放”的序幕。新中国的前两次对外开放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与第一次产业结构调整，两次都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所不同者，50年代引进的是苏联的外资；70年代是向西方国家开放引进欧美日的外资。参见温铁军《新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成本与收益》，《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温铁军等：《解读珠三角：广东省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调整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

　　[11] 债务率是外债余额与出口收入的比率，在债务国没有外汇储备或不考虑外汇储备时，这是一个衡量外债负担和外债风险的主要指标。

　　[12] 参见田纪云《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新华出版社2009年1月。

　　[13]根据田纪云的回忆，1988年1月，赵紫阳就向邓小平报送了《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报告，1月23日邓小平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参见田纪云《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新华出版社2009年1月。

　　[14] 参见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乡镇工业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15]杨培新：《关于国际大循环问题的争论》，《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梁桂全：《不合国情的“国际大循环”构想——兼论开放的多元优势次阶跃推进战略》，《学术研究》1988年第4期；阎全明：《关于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的几点商榷》，《广州对外贸易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闵建蜀：《国际大循环理论之我见——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闵建蜀教授谈国际大循环》，《经济管理》1988年第7期；蔡文祥：《也谈国际大循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16]1988年，高增长和官倒公司囤积居奇条件下推出“价格闯关”不仅激起了社会抢购，全年物价指数达到18.5%；而且引发挤兑风潮，政府不得不紧急拉升存款利率，带来国家金融部门向财政转嫁因负利率发生的约500亿人民币赤字！随之，1990年代全面放权让利同时甩包袱的一系列改革问世。参见董筱丹、温铁军：《宏观经济波动与农村治理危机——关于改革以来“三农”与“三治”问题相关性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17] 杨帅、温铁军：《宏观经济波动、财税体制变迁与三次圈地运动》，《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

　　[18] 有关此次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应对措施等详细情况，作者将另外撰文分析。

　　[19] 根据前后文数据可知，1993年钢材的净进口将近35亿美元，对当年贸易逆差的贡献度将近30%。

　　[20]作者注：1998年初的政策讨论引用了当时分管外经外贸的李岚清副总理给江泽民总书记的报告，其中提到，中国外贸在1997年GDP中超过3个百分点的贡献度将因受东亚金融危机影响而在1998年下降到不足1个百分点；据此，中央应及早发起扩大内需、转变过度依赖出口的政策大调整。该报告被江泽民总书记批示，由刚在1997年宣布完成宏观调控实现“软着陆”的朱镕基总理主持形成了1998年及后续几年的启动大规模国债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维持了被政策界称为“七上八下”的经济增长率。

　　[21]比如重化工领域，发达国家的市场容量已趋近饱和，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而在东亚地区，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世界制造业中地位迅速抬升，重化工业的利润率亦不断攀升，部分行业利润率甚至高居工业行业之首。国际重化企业与中国企业竞合就是抢占这一新兴市场的重要举措。日本、韩国、台湾国家和地区的化工等是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目标市场主要是它们当年自身的下游出口导向产业。由于邻近中国大陆，过去20多年来它们的上游工业已经充分分享了中国轻工业化的成果，但就整体实力而言，它们在世界上是“二流选手”（日本的汽车除外），真正的“一流选手”是欧美的重化工业企业。如今，欧美的这些500强企业正高调进入中国，它们与中国企业竞合后，有可能以进口替代的方式将要素价格相对较高的日、韩、台湾的同类产品挤出中国市场。

　　[22] 西蒙·约翰逊：《金融危机的实质是金融寡头专政》（原题为“无声的政变”），《大西洋》2009年5月。作者是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教授，IMF首席经济学家（2007—2008）。

　　[23] 李新功：《美元霸权、金融发展差异与货币体系错配下中美经济失衡及调整》，《现代经济探讨》2009年第9期。

　　[24]比如2009年正式宣布倒闭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就是对金融资本收益过度依赖的一个例子。“2005年7月，通用决定将下属总产值550亿美元的汽车贷款业务出售给美洲银行。这预示着通用更加倾向于证券短期投机与金融衍生产品运作，渐渐离开其制造汽车的主营业务。2006年，通用公司盈利，主要是因为其金融公司盈利29亿美元。2007年，陷入信贷危机泥潭的通用亏损达到387亿美元。2009年，通用不得不破产重组。”（资料来源：《车企的利润来自哪个环节？》，http://www.car186.com/n/xw/cspl/09-08-28/117859.html）

　　[25]李新功，美元霸权、金融发展差异与货币体系错配下中美经济失衡及调整，现代经济探讨，2009（9）。

　　[26]从下图还可以看出，进口增速与国内宏观经济的热度相关性很高，比如1984-85年和1992-93年，两次产业资本扩张造成的宏观经济高涨，都引致了进口的大幅增长，同时段则是出口的回落；此外，出口变化对激励政策比如敏感，比如1987年和1994年，应国家外贸政策调整而出现了出口高速增长。

　　[27]《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八成以上为外资企业所创》，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9/27/c_122093503.htm。2011-9-27。资料来源：John　Kemp，“《Kemp专栏》图说美元升值与金融危机的干系”，http://cn.reuters.com/article/wtNews/idCNChina-3072020081205。图表链接地址：https://customers.reuters.com/d/graphics/USEXTFLOWS.pdf。

　　[29]王建：《美国会甘愿让货币霸权易手吗？》，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090603/738109.shtml。

　　[30]易纲：《贸易顺差过大系通胀之源》，《新京报》2011/02/27，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2/27/content_204950.htm?div=-1。

　　[31]易纲：《贸易顺差过大系通胀之源》，《新京报》2011/02/27，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2/27/content_204950.htm?div=-1。

　　我国不重视经济史的研究，缺少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缺少一部具有说服力的经济史巨著。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几乎是空白的，经济学界习惯于跟随政治偏好进行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评价。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学界长期处于学术自卑的心态之中，我国经济学家习惯使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喜欢使用美国研究机构的数字，特别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诡异，他们的研究明显具有政治倾向，他们是中国现行经济政策的重要设计者和推手，他们竟然提供了中国3000年以来的GDP数据，我国经济学家们就是借助这些诡异的“历史数据”证明一些“历史性结论”。例如，“民国奇迹论”；例如，“崩溃边缘论”；例如，“黄金十年论”。如此奇谈怪论不一而足，充斥了我国教育、学术和传媒。历史是连续统一的，参不透经济历史，如何研究经济现实？事实上，由于失去了宏大的历史视野，我国经济学研究退出了道的层面，过度纠结于术的层面。经济学忽略了对经济现实的严肃批判，政治家得以无所顾忌地推行政府机会主义，经济问题得以不断累积并深化，最终酿成深刻的经济危机。尤为严重的是，政治家们一旦斩断了经济学的春秋史笔，政府机会主义就可以肆意泛滥。由于政府机会主义肆意泛滥，结构性经济问题被长期掩盖，利益集团在金丝雀们美妙的赞歌声中，轻而易举地洗劫了天文数字的国民财富。

　　十八大，正处于微妙的历史时刻。盛世的好戏还未落幕，危机的犄角已经露头了。如果，中国经济再不及时展开历史性的转变，深刻的政治危机将不可避免了。

一、让历史告诉未来

　　十四大后中国经济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我们先回到二十年前。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大召开了。十四大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第一，第一次提出了“保八”的概念（GDP增长由6％提高到8％）；第二，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第三，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三项决策逻辑性极强，第一项是目标，第二项是经济保障，第三项是政治保障。

　　不熟悉二十年前中国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可能会感到惊讶，一个政党的政治会议为什么会将“保八”这样的经济目标作为政治决策呢？当然，如果你不理解十四大决策的历史背景，就很难理解连续二十年“保八”的历史渊源，你也就无法理解二十年来的中国经济现象（包括当中的奇迹与危机）。

　　二十年前的决定，肇因于一九八九年的那场风波。受风波的影响，中国内部改革停顿，内部需求严重萎缩；中国遭到西方经济制裁，外部需求严重萎缩；中国经济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如果，政府不能迅速启动经济，并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无法解决婴儿潮（六零后和七零后）带来的就业压力；不能迅速解决就业问题，意味着仍然会发生更严重的风波。执政党是非常现实的，他们知道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被数字化为“保八”。

　　如何“保八”呢？非常之事，期待非常之人。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性人物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就是极富个性魅力的朱镕基先生。朱镕基先生对经济治理有着敏锐的直觉，朱镕基先生准确地找到了启动中国经济的钥匙。这把钥匙的构造并不复杂，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解决资本稀缺问题；第二，解决市场空间问题。朱镕基先生发现，解决资本稀缺问题，可以通过改变人民币发行机制来实现，改变人民币发行机制以迅速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朱镕基先生很快就发现了解决人民币发行机制的窍门：建立联系汇率制度以重建人民币发行机制。朱镕基先生在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后，立刻着手解决市场空间问题。这个问题答案是现成的，加入WTO。于是，汇改和WTO就构成了朱镕基新政的两个重要支点。由此，大家也就能够理解，十四大中后两项战略决策的意义了，那就是为“保八”而提出的经济制度保障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以及为保八而提出的政治制度保障措施（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客观地说，十四大是成功的。十四大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启动了中国经济，并使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国得以度过一九八九年之后得经济危机，并创造了惊艳世界的经济奇迹。

　　然而，经济史是冷峻的。历史地看，经济政策从来都是双刃剑，发一利，必留一患。不错，朱镕基先生对经济问题有敏锐的直觉；但是，朱镕基先生仍然缺乏综合经济问题的理论高度，朱镕基先生也尚未形成系统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揽子战略规划。在匆忙的摸石头式的经济政策试验中，大量的临时性和权宜性的经济政策出台了。很多政策，仅仅是考虑了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并未考虑后果和退出机制。所以，朱镕基新政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但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些更严重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朱镕基新政带来的问题，一点儿也不比解决的少。首先，中国在获得国际金融资本的同时，大规模让度了国家经济管理主权、国有资产和国民福利；其次，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制造了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公平的结果，普通国民遭到了国内外利益集团残酷地剥夺。

　　肤浅的政客和学者容易走入极端，他们在赞扬和歌颂改革开放成果得时候，喜欢将阶段性成就无限放大，一些并不高明的经济政策被刻意神化了，他们故意遮蔽了阳光背后的阴暗面。于是，原本是权宜之计的朱镕基新政，被赋予了过于浓厚的神话色彩（科学发展观），甚至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不改革就死路一条）。很可悲，原本一个在特定时间勉强正确的东西，被人为地拉入了另一个时间段，正确的东西变成了错误的东西，甚至酝酿成为一场灾难。

　　十六大后的萧规曹随。

　　在十四大召开十年之后，朱镕基先生基本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中国已经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中国已经解决了市场发展空间问题。并且，由于经济政策的前冲特性，到了二零零二年，已经出现了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先兆。客观地说，十六大的主要工作，应该放在修正朱镕基新政带来的各种问题方面。应该将朱镕基新政中合理的东西制度化，应该将朱镕基新政中不合理的东西摈弃掉，应该将权宜性策略转变为长期策略。不幸的是，中国的政、学、商三界均无反思的道德勇气，他们太依恋朱镕基新政带来的既得利益了。十六大之后，朱镕基新政反而被固化、强化、扩大化。十六大经济决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积累了天量的外汇储备，发行了天量的基础货币，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开始极度扭曲；我国的外需发展到了畸形的程度，我国的内需被压缩到了畸形的程度，国民经济结构陷入极度扭曲。此后，中国经济进入畸形发展阶段，经济效率每况愈下，经济危机步步逼近。

　　熟悉经济史的经济专家应该懂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效能递减甚至效用逆反的现象。也就是说，通晓经济史的专家，特别关注经济政策的时间边际。笔者手上缺乏精确数据，就有限的数据作判断，朱镕基新政效用的时间边际应在二零零二年。换句话说，十六大理应成为朱镕基新政的转折点。通晓经济史的专家也应该懂得，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政策惯性。任何经济政策都会带来既得利益，当既得利益集团拥有政策决定权的时候，政策的改变就会变得极端困难。继任者在食髓知味后，自然选择萧规曹随了。很无奈，由于我们不尊重历史，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一笑就是十年。

　　历史从来就不是线性发展的，完全的萧规曹随是不可能的。就经济史的经验而言，十六大之后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既得利益集团食髓知味之后，任何改变既定经济政策的决定都阻力重重。于是，机会主义者开始投机取巧了，他们用新经济政策去稳固既定的经济政策。十六大和十七大新经济政策的“稳固工程”，就是持续十年的房地产新政。从管理层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他们必须吸纳严重的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房地产新政几乎是“保持政策连续性”的不二选择。于是，御用的经济学家们就编造出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理论。笔者对中国特色城市化理论感到愤怒，城市化原本是指三农三化，意即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哪里是指城市钢筋混凝土化？我们是在筑城，而远非城市化！在轰轰烈烈的十年城市建设高潮中，数以百万亿计的农民财产（土地出让金）被转移了，这虽然是具有现代性的土地兼并，但仍然是土地兼并。很无奈，人性在历史惯性中堕落了。

　　当然，问题远远不止于此。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了，中国经济政策必然与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形成某种互动。中国在让度了一部分经济管理主权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受到外部势力的操控。我们所看到的中美经济政策的完美配合，就是中国经济政策被外部操纵的最好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完美配合，或者说，没有中国提供天文数字的间接补贴，美国经济早就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了。事实是，美国将通货膨胀转嫁到了中国，中国动员了几乎全部国力承接了美国通胀，中国为美国提供了修复次贷危机的时间和空间。与之相对应，中国开始承受恶性通货膨胀的悲惨结果。毋庸置疑，这也就给即将到来十八大埋下了巨大的经济隐患。

　　经济史研究从来不讨政治家喜欢。毕竟，数字会说话，无论多么美丽的言辞，一旦碰到冰冷的数字，立刻会变得毫无颜色。

　　政府机会主义同样存在明确的时间边际。显而易见，十八大之后，再也无法萧规曹随了。

二、我国经济问题概述

　　一般而言，经济问题主要是效率问题。一般而言，效率问题主要是分配问题。我国的经济问题也不例外。

　　当前，影响中国经济效率的核心问题是分配结构扭曲。中国分配结构扭曲包含了两个部分：首先，是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中国国民福利被大规模地向外进行了横向转移；其次，是国内分配结构扭曲，权力和资本强行将国民福利在内部进行了纵向转移。分配结构的极度扭曲，使得脆弱的社会再生产无法持续下去了，导致了资本不断从生产领域溢出，正常的生产流通濒于瘫痪。

　　首先，我们分析国际分配结构扭曲问题。

　　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主要源于三个价格扭曲：

　　第一，人民币价格扭曲。为了吸引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中国，朱镕基新政采取了低估人民币的权宜性措施。笔者估计，人民币被低估的幅度超过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50％或以上。在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人民币硬性地与美元挂钩，形成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补贴。这种大规模的汇率补贴，形成了对外汇的虹吸现象，外资开始大规模涌入。朱镕基新政的汇率改革，有效解决了中国资本稀缺问题，但同时也转移了本应形成内需的国民福利。这就带来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外汇储备规模失控，带来国有资产的巨大的经济风险（也存在成为政治抵押物的政治风险）；二是导致内部消费严重不足，使得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投资拉动。

　　第二，要素价格扭曲。为了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朱镕基新政采取了压低国内要素价格的权宜性措施，各级政府都在通过贱买资源招商引资。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的土地、矿产等资源的价格，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尤为严重的是，中国不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甚至不惜破坏自然环境以达到降低商品价格的目的。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使得几乎所有“中国制造”都具有价格优势，中国产品得以迅速占领国际市场。要素价格的扭曲，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占领国际市场的技术条件，但也带来了严重后果：一是中国的有限的自然资源被野蛮地开发，国民财富大规模流失；二是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未来的政府埋下了巨大隐患。

　　第三，劳动力价格扭曲。由于中国存在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由于中国底层国民权利意识淡薄，中国在特定时间内有压低劳动力价格的空间。中国底层国民，在承受人民币低估和要素价格低估的双重压榨之后，还直接承受了劳动价格的残酷剥削。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中国没有及时形成稳固的中产阶级，社会进一步严重分化，形成了极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内需严重不足，严重滞后了产业升级的步伐，最终拖累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其次，我们分析国内分配结构扭曲问题。

　　国内分配结构扭曲源于三个太高了：

　　第一，制度成本太高了。如果，按照笔者广义财政理论来分析，中国实际的制度成本远远超出了政府财政报告中的提供的资料。中国按照三色财政的逻辑（白色财政、灰色财政、黑色财政）计算，政府的总支出已经超过GDP的50％了，应该接近或达到世界税赋（指实际而非名义税赋）水平的上限了。中国政府的隐性负债水平达到甚至超过了GDP的100％，中国实际财政状况并不比希腊乐观。宏观地看，近二十年来，社会分配不断在向权力转移。制度成本极大的压缩了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造成经济结构极度扭曲。事实上，中国的生产效率，被高企的制度成本打残了。

　　第二，金融成本太高了。中国金融特权在2008年后极度膨胀，民企融资成本直线攀升，已经形成了举世震惊的超高融资成本。金融特权者，依靠金融特权牟取暴利（各种形式的高利贷），除了金融机构外，连大型国企的收入来源都极度依赖变相放贷的收益（可以查阅他们的年报）。金融特权极度膨胀，挤压了民企的利润空间（融资成本普遍翻两番到三番），民企的微薄利润被金融暴利蚕食殆尽。民企老板们别无选择，首先压缩科研，然后压缩规模，尽量挂靠国企，最后送给外资。笔者的一个民企朋友，数次在电话中哽咽，他们即将完成产业链整合和产品的升级了，然而在最近的两三年里，十余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中国正在重演拉丁美洲半个世纪前的悲惨故事！

　　第三，生产要素成本太高了。中国主要的生产要素全部被大型国企垄断，中国缺乏反垄断的制度安排，要素价格成为国企向民企牟利的利刃。近十年来，中国生产要素的通货膨胀要比寻常人理解的严重得多，普通民企根本无法应付连番上涨的生产要素价格。几乎所有生产要素价格都在反复上涨，而民企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调整往往严重后置，为了维持生产，他们耗尽了自己的原始积累，他们只能接受金融特权者的残酷压榨，直到榨尽最后一滴血。国企的生产要素价格垄断，本可通过《反垄断法》进行制度性的约束。但是，利益集团无意于制度建设，他们正在积极推动将国企卖掉。事实上，中国正在经历由行政垄断向资本垄断的过渡。当然，国企现象并不孤立和偶然，中国也正在经历政治权力向资本权力转换的历史过程。所谓的“顶层设计”，所谓的“深化市场化改革”，目的无非就是“两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全体国民正在为一些人的无知和无耻付出历史性的代价！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国际和国内分配出现严重扭曲呢？或者，我们必须找到造成双重扭曲的深层次原因。

　　笔者使用广义税赋的概念给出基本的解释。一般而言，政府的最核心的权力就是征税权。理论上讲，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赋税来解决政府和国民面临的一切经济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直接增税是非常困难的。在中国这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增收税赋一向极为敏感。所以，政府机会主义者就选择了让度征税权的卑劣技巧。简单地说，政府将征税权转变成了利益集团的商品定价权。

　　请注意笔者的阐释。如果，依照笔者广义财政理论中广义税赋理论的逻辑，前文所述的各种类型的分配扭曲，大体可以理解为不同主体（利益集团）对中国国民的非法课税行为。此文，无法完整地展开广义财政理论以及广义税赋理论的讨论，笔者只能简单介绍这两个理论的实际运用，笔者想通过香港案例做简单说明。

　　我们以香港为例。香港素来被誉为低税赋地区，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打开港人家庭的支出项目表，将税赋和类税支出项目汇总，你会惊讶的发现，港人的实际税赋水平高居世界各类型国家和地区的最前列。依照笔者的广义税赋理论计算，港人高昂的住房支出中，超越国际平均水平的部分，可以视同为类税支出，这部分支出在香港竟然占据了香港家庭支出的30％～50％。很遗憾，这部分类税支出，并没有全部被政府征收，而是被政府让度给了银行和地产商。所以，你就能理解了，香港弹丸之地，竟然出产那么多的世界级富豪，而且毫无例外是清一色的地产商。你也终于可以理解了，香港不存在产业升级的可能了，“税务局”当然没有兴趣搞创业和创新，“税务局”变着法子去搞“税赋”增收。在弹丸之地的香港，存在着三个“税务局”，除了政府的税务局，还有“金融税务局”，还有“地产税务局”。后两个“税务局”绝无社会责任，且基本不受政府和民众的约束，可以利用合法的商业手段剥夺普通民众的福利。十五年来，香港普通居民在如此恶劣的制度环境下，生活质量每况愈下。抚摸香港的经济脉络，你应该可以参透大陆的经济发展思路了。

　　笔者暂时不能分析大陆分配扭曲的深层次原因。细心的读者可以通过模拟得出自己的结论。笔者想要说明的是，让度征税权比直接让度财富可怕得多。笔者申明，让度征税权，包含了让度双重主权。第一重主权，是国家主权；第二重主权，是人民主权。当然，让度的内容是同质的，那就是国民福利。笔者提请大家关注，几乎所有的分配扭曲问题均源于非法让度征税权。同时，也提请大家注意，让度主权也可以用非常民主的方式进行（例如香港），因而往往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总之，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分配制度残破和扭曲。未来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笔者必须指出，那些跳出分配问题，片面强调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是在掩盖问题、模糊焦点、拖延时间，我们无法等到利益集团胜利大逃亡之后再开启变革（太晚了）。

　　从来就没有脱离了政治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也永远无法脱离政治。事实上，正是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被侵蚀，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这双重主权是被谁侵蚀的？当然是被国际金融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侵蚀的！单纯的市场化改革能恢复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吗？市场化下的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允许国民强化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吗？完全是痴人说梦！由此，底层国民可以认清茅于轼、厉以宁、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的终极目的了，他们在构建中国金融殖民地的理论体系。国家主权丢了，人民主权丢了，还用奢谈什么民主？可悲！

三、启动历史性的转变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思潮的激烈碰撞。一种（权且称为左翼）认为，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回归来解决经济问题；另一种（权且称之为右翼）认为，应该通过市场化加民主化来解决经济问题。笔者认为，两种思潮都存在历史局限性，两种思潮的制度化和政策化都存在明显的死角。或者说，中国未来的转变再也不可能是单向的和线性的了。

　　首先，我们必须协同求变。

　　伊利亚·普里高津（Илья́Рома́новичПриго́жин，1917年1月25日－2003年5月28日）发明了耗散结构理论。耗散结构（Dissipativesystem）是指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由于不断和外环境交换能量物质和熵而能继续维持平衡的结构。耗散结构理论，研究一个系统从混沌无序向有序转化的机理、条件和规律的科学。要理解耗散结构理论，关键是弄清楚如下几个概念：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开放系统、涨落、突变。普利高津在其耗散结构理论中强调，一个耗散结构的运动（转变）过程，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能量交换，可能会出现大规模能量损失，甚至存在结构解体的可能性。所以，有序协同和系统控制就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将中国经济体系理解为一个耗散结构。认识中国经济的存在状态和转变（转型）机理，我们可以借助耗散结构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的几个核心概念对于认识经济体系的运动规律极有帮助。例如，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开放系统、涨落、突变等概念，将经济体系的现实状况做了非常全面和系统的描述。既然，系统是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我们就无需刻意追求稳定增长，经济维稳思维（例如保八）是片面的和僵化的；既然，系统是开放的，我们就不能单纯考虑国内经济政策调整，我们也不能单纯考虑国内某一领域的经济政策调整，我们必须在全球经济协同中调整国内经济政策，我们必须建立解决问题的系统化的方案；既然，系统外部和内部的能量变化（涨落）是偶然的、杂乱无章的、随机的，与之相对应，我们必须学会运用动态思维管理经济，保持经济政策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既然，系统存在突变的可能性，我们就需要高度关注阈值即临界值的测定（经济学中的边际），我们应该勇敢地、积极地迎接突变的到来，我们不能无视边际（阈值即临界值）的到来，更不能虚耗能量（例如房地产新政）以抗拒突变的到来，我们不能放任系统因能量损耗而导致崩溃。

　　总之，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协同，要求制度和政策的转变是全方位的，内外协同、上下协同、制度与政策协同、中央与地方协同、部门之间协同、行业之间协同、产业之间协同等等。协同的根本意义在于，不存在单一的、既定的审美标准（左和右的判断），我们需要综合运用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一切手段，否则就无法协同。所以，就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改变而言，左翼和右翼本身也必须完成协同。无法协同，意味着大规模能量损耗，最终有可能导致系统解体。

　　其次，有序调整分配结构。

　　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集中于分配问题，解决分配问题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当然，解决分配问题远比“分蛋糕”复杂。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拖延解决分配问题了。

　　解决中国的分配问题可以理解为解决三个层面的分配问题：

　　第一，回收非政府机构持有的征税权（马上止血）。

　　我国面临极为严峻的财政金融形势，政府应该将过去让度给国内外利益集团的征税权逐渐收回。其中，最核心的是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必须形成自主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渐终止汇率补贴形成的国民福利的横向转移（国家不能再出血了）；其次，是人民币利率的定价权，必须遏制实质负利率长期化和扩大化，有效管理通货膨胀预期和通货膨胀现象，逐渐降低通胀对国民财富的纵向转移（国民不能再出血了）。通过回收非政府持有的征税权，我国将赢得宝贵的财政政策空间，我国国民福利将会逐渐回升，国民经济将逐渐恢复平衡。

　　第二，均衡国民税赋。

　　我国高度依赖流转环节的课税。换句话说，我国严重依赖向劳动者课税。相反，我国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几乎没有任何课税。这在古今中外的经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就税赋公平而言，我国已经远远背离了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具有原始资本主义经典特征），甚至也远远背离了效率和效能的原则。单纯向劳动者课税（而不向食利者课税），保护资产持有者和资本持有者的利益，这就彻底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拒绝向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阉割了税收引导资本流向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功能，这就远远背离了效率和效能的原则（这是保护势力者的原则）。一个国家，将税收结构极度扭曲，既不考虑公平和正义原则，也不考虑效率和效能原则，国家财政还能支持国家正常运转吗？北非和中东的教训就在眼前，那是扭曲国家正常税赋结构的必然结果。

　　第三，定向转移支付。

　　我国政府在收回征税权和均衡税赋的同时，必须保持经济体系的基本动能。如果，为了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而使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那就失去了经济改革的终极意义。所以，政府必须进行定向的转移支付。一方面，均衡社会再分配；另一方面，均衡资本在产业和区域中的分布。通过定向转移支付，扭转极度扭曲的国民经济结构。当然，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将财政定向转移支付进行金融创新（细节另文讨论），以重新启动陷入停滞的经济体系，使国民经济快速走出衰退的阴影。

　　总之，通过调整分配结构，进而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可以使中国经济回复正常发展状态。笔者估计，如果十八大之后可以走上调整轨道，我们经过五年渐进的和系统的调整，国民经济应该可以进入到崭新的平衡状态。

　　最后，自主实现经济全球化。

　　中国在实现内部分配结构调整的同时，必须着手调整业已严重扭曲的国际分配结构。作为世界工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中国有需要也有责任积极介入国际分配结构的调整。

　　自主实现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政府将国家主权通过经济手段在全球范围进行适度地延伸。这就意味着，中国将从本国的商品生产和输出，进化到全球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管理。目前，美国正在扮演全球商品生产和流通管理者的角色。可惜，美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管理者，他在利用管理权力牟取暴利。以德国为首的欧盟，正在向美国全球管理者的角色发起挑战。中国应该加入挑战者的行列，中国应该介入全球化管理的工作，中国理应成为全球经济管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主实现经济全球化的立足点在于我国金融实力的迅速成长。中国金融实力的根本依托在于人民币的实力增强。人民币的强大，源于我国中央财政的强大。建立共和国健康、稳健、高效的财政体系是政府最核心的使命。当然，完善财政的过程，也必然成为完善宪政的过程。中国将会因此完成现代化，以及开始向后现代化的转变。

　　如果说，中国未来还有五十年高速增长的历史机遇期，那这个机遇期就来源于自主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必须正视历史，历史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开启自主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迎接下一个高速发展的历史周期；第二，像日本那样进入内部调整的漫长过程，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的历史周期；第三，像南美那样内部调整失败，退回到萧条、腐败、贫困的漫长历史周期。

　　十八大将迎来执政党的成人礼。我们期待着第一种可能性。我们期待，新一代领导集体拥有自己的主体性意识，能够站起来思考和行走，能够在解决前辈留下的问题的同时，完成历史性的超越。

　　结论：经济史说到底是关于经济发展历史周期的学问。认识经济发展历史周期的关键，在于对经济发展周期拐点的精确把握。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也只能扩阔一个时代社会精英的历史视野。精英就算具备了宏大的历史视野，也未必一定成为改造历史的英雄。精英能否成为改造历史的英雄，取决于那个时代的人民是否需要英雄。一句话，决定历史命运的，是那个时代人民的觉悟水平。

来源：作者博客

　　江涌表示，这么多年我们的政策，特别是金融领域的政策跟美国配合的高度默契，做一个梳理的话，基本上像拉链一般整齐。比如本世纪以来，美国主要实行弱势美元，尤其是次贷危机爆发 以来，美国实行量化宽松，同时压人民币升值，向全球尤其是债权国输送滥发的货币制造泡沫，中国也很配合的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利差、汇差、息差全拉开，还有一系列的金融开放，包 括银行股引进战略投资者，设立QFII等，所以大量的热钱到中国来了。如今，美元逐渐走强、国际资本要获利出逃即热钱要出去的时候，美国便不断地压人民币国际化，要求资本帐户开放， 然后让热钱自由、轻松的从中国退出去。于是，我们看到前海、温州那些金融自由化试点一个一个就出来了，当然这有一系列的包装，即所谓人民币国际化，但是本质上，不管中国有意还是 无意，推出的金融政策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惊人的吻合，即政策非常默契的配合。

　　江涌警告，现阶段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开放资本项目，对中国而言无异于自杀。当初整个国际金融欣欣向荣的时候我们资本帐户没有开放，现在整个国际金融风声鹤唳，金融风险现在不仅是 美资，欧资也在大量的撤离，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却还积极配合地畅通资金撤出渠道，这无异于在制造金融危机。

　　至于中国推出的金融政策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常默契的配合的原因，江涌表示有三点：第一，从善良的角度看，那是我们无知，我们很多方面上了别人的圈套;第二，这么多年来美国把自己 的思想意识形态兜售、输送给世界很多其他国家，也有可能造成客观上我们形成了政策跟美国配合的默契;第三，从国际博弈角度来看，从金融资本在整个世界布局的角度看，我们一方面有可 能是出于某种需要，比如好大喜功的需要，要有成就有政绩，还有一个，就是这时候有意识迎合外部的需要，迎合国际资本特别是美元资本的需要，而这种情形要比前两种成分要多得多。

　　“你想想，美元是美国绝对的核心利益，这个核心利益谁都不能动，谁动谁完蛋，萨达姆是这样，利比亚卡扎菲是这样，欧盟欧债危机同样也是这样，我们周围国家日本当时也是这样，但是 为什么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美国一直保持沉默?这里面的意图大家做了分析没有，为什么美国能够‘默认’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默认”一小撮金融界精英人士在积极鼓噪人民币国际 化?”江涌最后耐人寻味地提示。

　　以下是访谈实录：

　　和讯网：江教授，从今年年初开始，国家主动把GDP调低7.5%，把经济转型放在了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但是经济转型主要是依靠战略新兴产业，但是战略新兴产业的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决定 了通过银行信贷远远不能满足它大规模的资金需求。但是A股已经持续了多年的熊市，它的融资功能已经大打折扣了，这形成了我们国家目前经济转型所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日益萎缩的二级市场 的融资功能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江涌：我肯定不能顺着你的思路来，因为我思考的角度跟你不一致。首先是经济转型，经济转型现在也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法，但是业界、学界都认为，我们从原来外向型，外需主导型转到内 需主导。当然，对这方面还有一个更深的理解，我们理解为对外某种程度的依赖性转到独立自主型。在这个大的经济转型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你谈的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由原来 的劳动密集、低技术密集向高附加值、低污染、低排放的产业进行升级。在这个逻辑下，我们才可以推导到你刚才说的新兴战略，新兴产业。这个逻辑，一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这个战略是由外需到内需，由依赖到自主，这是一个大的转型。在这个转型中有一个集体的战略，具体的规划，应该说涉及到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涉及到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现在是怎么发展的问题，二级市场是一个重要的融资功能，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这个市场如果充分利用，利用的好，利用的恰当，可以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可以促进高 新技术的发展。但是你看世界上融资模式中，不完全是按照美国这一套来，美国这一套其实不是很普遍。你看德国、日本、斯堪的纳维亚等北欧国家，他们涉及到的高端制造，你可以说是战 略新兴产业，他们主要不是靠二级市场，不是靠资本市场，主要是靠银行借贷，有一部分涉及到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和支持。从这个角度看，二级市场的选择不是唯一的，是不是最佳的都不 好说，肯定不是唯一的。是不是最佳的，各国的国情不同，比如美国可能选择二级市场，因为美国银行系统不发达，美国长久以来限制银行业的发展，不允许跨州经营设立分支机构，对银行 业限制的很严。但是他的资本市场从建国，后来到运河开凿、铁路大发展，包括一系列工业革命的推进，资本市场扮演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个模式在世界并不普遍，中国是不是按照这个模式 发展，当然肯定有待探讨。但是我说，如果有，有一个完善的二级市场，有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肯定有助于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

　　但是我个人认为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你可以在现有的金融机构，现有的信贷体制下可以做一些完善，可以做一些新的生长点，促进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而且，美国二级市场现在的发展，对 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也有一个递减效应，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当然金融危机还在发酵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二级市场对于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效应也不是原来 那么的明显。现在普遍面临一个问题，金融泡沫的问题。大家都炒概念，把泡沫炒上去赚一笔钱，以赚钱为主，他不是促进实业的发展，不是促进产业的发展作为发展目标。大家都是去赚钱 ，把泡沫概念炒起来赚了一笔钱就走人。这种情绪在我们现在也出现的比较明显，大量PE的出现，很大一部分是重复了这种金融泡沫。这个看来对产业的健康发展，都是有很多负面作用，更 谈不上能促进战略新兴产业。

　　和讯网：江教授，按照您刚才的说法，中国现在战略新兴产业，结构转型包括新兴产业发展，更适合与北欧这些国家的国情。比如美国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好像并不适合目前国内的国情，是 这个意思吗?

　　江涌：每个国家都有摸索自己的一条路子，每一个国家经济的成功，特别是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特别是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家，还有德国、丹麦，他们现在实业的发展都是非常好的。最 新的数据出来，德国的经济非常好，他的制造业，而且他的制造业都是高端制造。德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非常的不发达，他主要靠的就是银行贷款。

　　和讯网：咱们再看国内的银行，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已经好多年解决不了，因为银行本身倾向于优质客户，像国企这种，所以中小企业贷款一直解决不了。

　　江涌：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是世界上普遍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在西方国家都是这样。在日本的时候，他当时摸索了一套方法，主办银行体制，这个银行体制改变给我集团内放款， 或者我同路人，对他进行放款，日本每一个大的社团都有一个主办银行，这个银行似乎以他为资本运作核心向市政辐射。其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成功的国家都探索了一套方法。但 是我个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跟战略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不是必然的，中小企业很难担当起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所谓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当然从美国可以看到，从中小企业孵化 机制，然后风投，从中小企业运作成一个庞然大物，当然你可以看到微软、谷歌、FaceBook，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很多，但是这样的例子的确是在美国的环境下成长的。这个在欧洲很难见到， 在日韩成功的发展模式中也很难见到。你拿人家的东西直接拷贝过来是不是适合，不一定能复制。美国现在也复制不了了，美国搞了一堆泡沫，这一次金融危机就是很显然的，他搞了一堆泡 沫，把产业做成空心化了，当时大家都是很繁荣，经济繁荣的时候大家都很好，保证所有的一些新兴产业都非常的不错。但是泡沫一破灭，退潮大家看谁穿着泳衣，结果发现都没有穿。原来 所谓高精尖的，所谓很多先进制造现在都不行了，你看美国现在也找不着北了。美国现在有这么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二级市场和风投体系，他现在也没有战略新兴产业。

　　和讯网：现在不是说美国要再工业化?

　　江涌：那是奥巴马炒的一个概念，他是为了政治需要，为了选举的需要。有一些实效，但是远远做不到，因为再工业化涉及到非常庞杂的一系列运作体制和机制，很难做到。原来乔布斯就讲 ，出去的公司永远回不来。乔布斯为什么选择苹果在中国生产，他说出去的东西永远是回不来的。

　　和讯网：也就是说制造业空心化以后再拿回来很难。

　　江涌：很难，因为制造业我讲有宏观的，有微观的，微观基础有三点。

　　第一个，科技创新。现在美国科技创新是大衰减，特别是我们前面讲的资本市场造了一堆泡沫，把优秀的人才，优质资源都配置到金融体系里，都配置到非制造业体系里，世界知名大学里， 最热门的专业都是金融、法律，理工农都没有人学了，所以他科技创新在大幅度的下滑，世界专利这些年下滑的都很厉害。战略新兴产业崛起的前提是要有一批科技成果转移，美国没有，而 是大幅度的衰减。

　　第二个，技工。技术工人这个队伍是非常关键的。有一大批技术工人，稳定的技术工人，他可以产生一大批的工程师推动技术的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二次工业革命，像瓦特等不是科学家 ，是工程师，是工程师推动产业的发展。现在产业空心化，他把很多企业搬到国外去了，而且从里根时代就开始打压工会的力量，技术工人在美国是不断的萎缩，支撑不起强大的制造。

　　第三个，企业家精神。这些年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美国泡沫经济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大量优秀的企业家都逐浪去了，都搞泡沫去了。像乔布斯这样的实业家、企业家现在少之又少，有人 甚至说乔布斯一死，美国这一页就翻过去了。

　　从这三大微观因素来看，美国想搞制造业很困难，再想恢复到昔日制造的辉煌，美国制造无所不能的那个时代，基本上不可能了，失去的东西永远失去了。除非美国关起门把全球化中断，那 还是很有可能的。但说实话，美国能不能中断全球化?美国的资本能不能答应。全球化本质上说就是美国化，这是基辛格说的，美国的资本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的利益，资本同不同意?你不仅 是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包括产业资本他们都不同意把美国的大门关上，美国的大门不关上很难搞再工业化。

　　和讯网：您刚才说到美元全球布局，攫取了大量的利益，这和2001年到2011年十年的弱势美元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弱势美元，一方面新兴国家发展，可以提高大宗商品价格，发展新兴经济体 国家的成本。再一个，他利用大量弱势美元流入新兴经济体国家攫取一些利润，这应该是美国采取措施布局的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比如美元的一些资本，无论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 到了该收网的时候，他要把利润折现了，这样一个步骤，是不是应该美元采取强势让资金回流，让资金涌向美元，同时戳破新兴经济体国家发展的泡沫。

　　江涌：你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其实你的思路已经展开了。这涉及到一个问题，世界上没有什么均衡汇率，如果说有均衡汇率，美元的均衡汇率在哪里?他都是根据自己本国利益最大化，这是 说的比较好听，就是相关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因为集团利益操纵着国家对外政策，决定汇率是升还是贬值，操纵货币。美国老是指责中国是不是汇率操纵国，其实这个世界都很清楚，美国是 最大的货币操纵国，根据他的国家利益，当然背后是集团利益，决定着货币是升还是贬。

　　我们看到危机来了之后，他所谓量化宽松，量化宽松又是制造的概念，其实就是印钞票向世界大量发行美元，这时候他要压相关国家货币升值。如果货币不升值，我发行这些美元的时候，美 国自己成了一个资金池，这些滥发的货币，所谓的流动性全部聚集在美国，会导致美国通货膨胀。这时候他必须要采取措施压相关国家，特别是有钱国家，那些债权国，让他货币升值，让他 拉开利差和息差，拉开汇差，然后让这些资金流到这些国家。当然，这恰恰包括中国在内，中国危机一来，美国量化宽松，压中国人民币升值，我们也要存款准备金调整，利差、汇差、息差 全拉开，所以大量的资金到中国这样的国家来了。可以在这个地方制造泡沫，就是你刚才讲的能够制造泡沫的一些国家。他制造了泡沫以后，他的资本，我刚才讲这一部分钱属于热钱，这一 部分的资金肯定是要退出去。退的时候政策是很有意思的，当初不断的压中国进行开放，开放就是让资本进来。这时候不断的压中国要国际化，要资本帐户的开放，然后让它自由的从中国退 出去，轻松的从中国退出去。我们看到中国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我们看到的政策，正好跟他契合上了，我们看到这些年中国的金融政策跟美国的，特别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很多方 面又惊人的吻合，像拉链般的整齐，现在我们看到前海、温州那些金融自由化一个一个就出来了。我个人认为这是比较危险的。

　　和讯网：您觉得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中国这么配合外国的政策而出政策，这个原因是什么

　　江涌：我们从善良的角度看，那是我们无知，我们很多方面上了别人的圈套，我们配合他们做。如果从国际博弈角度来看，从金融资本在整个世界布局的角度看，我个人认为这里面一定有文 章，这个文章怎么说呢，我们一方面有可能是出于某种需要，比如好大喜功的需要，我要有成就。还有一个，我个人认为这时候需要迎合外部的需要，国际资本，特别是美国的美元资本的需 要。这部分我们做了相关的研究，我个人认为后一种情形要比无知的成分要多得多。

　　和讯网：要警惕。

　　江涌：我个人认为在这方面，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的政策，特别是金融领域的政策跟美国配合的高度默契。我们这些年来做了一个梳理，基本上像拉链一般整齐。包括我们前面一系列的金融 开放，包括银行股引进战略投资者，都是这样，他资本要进来的时候我们一系列的开放，QFII都给了。他要出去的时候，当然这有一系列的包装，所谓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他的本质指向的就 是政策非常默契的配合。

　　和讯网：如果是先者，人家是师傅咱们是徒弟，这样的关系还好，我们花钱买教训还好。如果是后一者有某种目的，这种就比较可怕了。

　　江涌：我们但愿不是后面那种情况，但是你可以从美国，包括在欧债危机过程中，包括以前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中，这种操作手法是很简单的，也是很明显的。

　　和讯网：比如日本六七十年代，还有台湾都是和中国目前的情况比较类似，发展的比较快，美国又要求你升值，升值完了泡沫一破裂，台湾现在一直没回过神，日本也是。

　　江涌：对，你看美国有三大优势，原来他有一个生产优势，二战以后美国的制造工业占世界50%以上。后来随着发达国家德日经济的恢复，随着四小龙新兴经济体一部分都起来了，美国基本上 丧失了他的生产优势，在国际分工中产业链的制造分工优势。但是他很快充分发挥金融优势，美英在金融资本领域基本上统治着世界。所谓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所谓经济全球化核心是 金融全球化，也就是说英美金融资本在世界畅行无阻的进行循环，循环过程中把世界的营养成分都带回来了，把他的风险、危机，这些东西都带给了世界，把财富都带回来了。但是这一场金 融危机过后重挫了美国的金融优势，后面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的军事优势。我们看到从生产优势到金融优势，到军事优势，他上面强大的优势是他的思想意识形态的优势，这么多年来他把 这些思想意识形态兜售给，输送给世界很多其他国家，当然很多国家接受了。客观上为什么我们形成了政策跟美国配合的默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自觉的接受了他的一套政策理论，当 然在这时候进行一种配合，一种迎合。这个优势肯定比那个优势明显。但是这一场金融危机在持续的发酵过程中，这些优势都逐渐的丧失。能不能下一步我们看到美国是不是会用他最后的军 事优势，来维持整个世界的强权。当然，也不是空穴来风，我们看到中东、北非地区，焦点和热点地区美国在直接、间接频繁使用他的军事优势。

　　和讯网：最近也有专家表示，他说的很明显，美国已经完成了对中国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地理上的包围圈，已经完成了，现在快到收网的时候了。

　　江涌：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听到了一句很嚣张的话，我们不担心中国，因为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有广大的同盟军，我们可以利用同盟军里应外合把中国搬倒。

　　和讯网：这就是一种大国博弈，从中国角度是阴谋论、阳谋论，从美国角度来讲这是很正常的。

　　江涌：很正常，这么多年他当时跟英国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而且他跟英国的时候，按照我们讲是血浓于水，但是他在垄断资本利益面前什么血浓于水，大家都是血与火的问题，独立战争、 二次战争，到后来一系列都是血与火的问题。

　　和讯网：我们再回到国内，刚才我们说伴随着强势美元，外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到了收网的阶段。伴随着强势美元，国内肯定会出现热钱的流出，无论是国外热钱，还是国内产业资本和民 间资本，肯定也会出逃，这样造成人民币贬值似乎不可避免。刚才你也提到均衡汇率，这是不存在的。

　　江涌：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和讯网：从您的角度来看，汇率的贬值应该贬到什么程度?

　　江涌：我们还是要回到所谓的均衡汇率上，因为均衡货币只存在在模型中，这个模型又是西方经济学给我们带来一个理论思想的武装。按照这个模型来说，因为你的商品都有一个均衡价格， 所以汇率也应当有一个均衡汇率。但实际上所谓的均衡规律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有均衡汇率，我刚才讲美元均衡汇率在哪里?这么多年来美元大起大落，美元均衡汇率在哪里?而且这里面关键 时候你为什么老是提到美元均衡汇率?因为当前金融的这些乱像你梳理，你必须回到美元的地方，因为整个世界的事物是美国主导，在经济领域是美元主导。如果有的话，怎么进行调节?他理 论上是存在的，如果国际收支能维持基本平衡，这个汇率可能就是均衡汇率。但是美国愿意做到国际收支平衡吗?他不可能，如果他平衡了他怎么强权，他怎么可能自己印钞票，发电子符号， 可以吸收世界的资源，他不可能让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不能平衡美元不可能有均衡汇率。美元没有均衡汇率的时候，整个世界的汇率怎么可能稳定下来?别的国家的汇率怎么可能有均衡汇 率，因为他是关键货币是主导货币、储备货币，是结算货币，这是最关键的地方。美元都不存在所谓的均衡，人民币怎么可能均衡?人民币到现在只是在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中处于一个从属地位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怎么能谈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讲的时候，美元的强弱是根据美国国家利益和集团利益进行调整，他调整时候他的利益最大化，他得保证相关的国家，当然美国那个地 方措施是很刺眼，就是相关的依附国，经济和金融的依附国，必须有一个相应的政策调整。这个政策调整就是配合他的国际资本，美元资本在世界上畅行无阻的流动。我们现在看这个资本无 论从FDI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包括热钱，我个人认为都是差不多了，都是进行一轮投资的尾声，都要从中国撤离。

　　和讯网：已经到这个阶段了。

　　江涌：到这个阶段了，所以这时候才会全面的施压中国，要求中国资本帐户开放。资本帐户开放的时候就畅通了，这时候国际金融大颚可以在墨西哥、拉美、中东欧、东南亚的模式复制到中 国来。这么多年的金融资本就是这么干的，最后大退潮的时候把财富带走。在这个过程中，他必须要产生一个羊群效应，我们现在看到不仅是美元资本，还有大量的日元资本。这一次我们看 到中日之间搞货币直接互换，积极意义也很多，但我只看到媒体里老是说积极的，但是消极的东西大家注意到没有?东南亚经济危机中，第一波撤离的是日元资本，日元的协同效应比美元协同 效应更高。现在我们看到，原来我们主要看到日元是零利率，大量日元资本充斥着整个国际金融。现在美元资本也是零利率，冲击着国际金融，未来我讲的时候，日元套利资本，日元这里面 的一些热钱、游资，美元的套利资本，美元的热钱、游资，再加上国内这么多年来，很多国内的企业早就不从事实业生产了，都是在到处炒作，某某购房团到处炒作，一个个“蒜你狠”、“ 豆你玩”、“姜你军”等等，其实都是这些资本在兴风作浪的结果。这些结果明显是本土资本，洋资本不会玩儿这个东西，美元资本和日元资本不玩儿这些东西。资本到最后是无国界的，你 说要让资本家爱国，是不可能的。资本是逐利的，他是利益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喊一二三从中国撤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金融风险要来了。当初东南亚金融危机，拉美的金融危机 都是这么形成的，就是资本一二三撤离，大规模的撤离，急速撤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讲美元资本、日元资本和我们的本土资本都快速的从中国撤离，这时候我们看到的金融海啸，金融危 机就来了。

　　和讯网：那您意思就是说这个汇率没有底?不知道能贬值贬到什么时候?

　　江涌：如果一旦这种金融海啸生成的话，那人们肯定很惨，能跌到什么地步的时候都不好说，有的打回原形都有可能。汇改过后当时8.7，当时黑市12：1，这个不好预测。

　　和讯网：反正就是下跌空间非常大?

　　江涌：对，下跌空间非常大，一旦这个领域出现下跌空间非常大，所谓均衡汇率，我们用时间来证明它的空间，证明它这个路数是荒唐，过去已经证明所谓均衡汇率是荒唐的，未来证明它的 均衡汇率更加荒唐，而我们这些货币政策设计者和决策者，还在死磕着均衡汇率，我今天在这儿说他会头破血流。

　　和讯网：确实我们也看到像央行依然在维持汇率稳定，好像这个汇率的贬值好像还没有看到?

　　江涌：我认为它工夫肯定不是在这儿，工夫一定要做，在地方肯定有所作为。不用说我们去等国际资本，必须要坚持资本帐户不能开放，我们当初的时候在整个国际金融欣欣向荣的时候我们 资本帐户没有开放，现在整个国际金融风声鹤唳，金融风险现在不仅是美资，欧资也在大量的撤离，因为欧洲无论是它经济大量的失血，然后还有巴塞尔协议Ⅲ，资本充足率达到9%，所以欧 洲资本大量也在撤离，他要自救，也是回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畅通这种资金撤出渠道，这不仅仅是抱薪救火了，这个无异于自杀。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顶住国际资本的压力， 这个时候资本帐户一定不能开放。第二个，我个人认为还有方式，就是我们对资本转移征税。你看当初为了考虑它的金融稳定，美国征收利息平衡税，我们国内那时候对老百姓银行存款也征 利息税，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国际资本从中国转移征收所得税，同时还有一大部分国内的资金，借各种名义逃离大陆，好像在这个时间搞胜利大逃亡。对他们必须要征税，这个税征什么?它不 叫资本利得税，要征赠予税。现在道理很简单，他可以在某一个地方他儿子或者什么人在境外我为了读书的需要，把资金可以转移出去，如果对这个可以征赠予税，赠予税有的很高，可以达 到40%多50%的赠予税，这个就限制它资金的撤离，资金的随意转移，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赠予税国际都有的，征这个东西并不违反国际惯例，为什么这些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拿过来。 我讲的一个是资本利得税，收益税，一个是赠予税，我个人认为这个时候应当启动，防止资本从中国大规模的撤离。

　　和讯网：江教授您刚才说资本项目开放要禁止。

　　江涌：绝对不可能开放，要开放的时候如果按照这样开放下去无异于自杀。

　　和讯网：根据有一个叫不可能三角这个理论汇率的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项目开放这三个必须舍弃一个，照您这个观点就舍弃资本项目开放?

　　江涌：不能让资本自由流动。

　　和讯网：舍弃这个那就是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的稳定，这两个是必须要的。

　　江涌：我们如果把资本项目控制住的话，可以在汇率上面就可以作相应的文章，作相应的调整。比如说我们考虑到实体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必须要做实，现在不行，虚拟经济对国民经济可持 续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虚要变实，大量资金搞虚拟经济，你所看所谓经常企业家开博客、微博很时髦，真正的企业家哪有心思开博客，这些都是投机炒作的，热衷于博客、微博，热衷于媒体 炒作从某种角度上都是投机客，都不是真正的企业家。因为你中国是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平台期，你还要鼓励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化的持续发展，这样对中国未来国民经济均衡发展， 对民族复兴是非常有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货币人民币适度的贬值，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个工作一定要做。但是如果你刚才也谈到，如果一贬值过后刚好正中下怀，我投 机资本一贬值，我刚好胜利大逃亡。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第一，资本帐户不能开放。第二，必须在这个时候要启动资本所得税和赠予税。货币贬值带来的利得的时候，我们通过资本所得税 拿回来，这个时候就白忙乎了一场。

　　和讯网：你这个钱不让你出去?

　　江涌：你出去可以，你必须给我交税。

　　和讯网：就是尽量阻止你出去，你就在国内呆着。

　　江涌：对。

　　和讯网：刚才您也讲到了适当的城镇化对促进中国实体经济是有利的，其实我们知道中国近十年来经济发展以投资为推动力，就是以城镇化为驱动力，现在又面临经济结构态度与转型，经济 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它肯定城镇化就要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主要扶植一些新兴产业或者原有产业结构升级。

　　江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某一个理论、某一个指导思想忽悠了，也就是说投资就不好，投资规模过大，投资比例过高，在国民经济比例过高，对国民经济不好，某种理论上我们又被忽悠了 。我开始说我们经济转型的时候，我是特别强调从外向型经济转到内向，我们更内向一点，我们现在太开放了，太外向了，我们要内向一点。一个方面，希望内需能有强劲的内需，但是我们 从来不会去诋毁否认投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中国的投资它不一样，我们投资在实体经济中的投资，我们大量在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当然我们现在还不够，就是我们人力资 源上的投资，就是我们国民素质教育，国民素质，一个是精神素质教育的水平，还有一个是身体的素质，身体的素养。比如说有的工作还是不错的，就是喝午餐奶，这个东西都免费的，然后 边远地区每个小孩给鸡蛋，小孩一天一个鸡蛋，一天为什么不给三个鸡蛋，提高他的身体素质，应该落实普通的义务教育，实行更加优惠的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这样可以整个国民素质 提高，这个投资我认为比哪一种贷款刺激消费要健康得多。所谓的需求，你看西方需求拉动经济现在出问题了，很大一部分用信贷刺激消费，当初你看按照他的理解是很健康的，我是消费来 拉动经济增长，其实这个消费不是真正有消费能力的消费，它不是凯恩斯讲的有效需求，不是真正的有效需求，这是一个膨胀的泡沫。我个人认为，第一，我们可以做到包括养老、社会体系 建设，让消费者能够消费，更大胆的消费。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赶超国家，你必须在基础设施方面，在人力物力方面做更多的投入，不仅是为现在所投入， 还为未来投入。这个东西我们这一点一比较就是非常明显的优势，我们大量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我们经济效率是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一点印度没办法跟我国比，因为什 么?它投资远远滞后了。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有清醒的意识，不要被西方的理论所忽悠。

　　和讯网：按照您的意思一条腿是固定资产投资，一条腿是新兴经济、新兴能源、新兴产业，国家发展两条腿一块走路。

　　江涌：我讲就是硬的和软的都要大力投资，实体的包括基础的投资，我特别是强调要把资金投到人身上。我们对于基础设施投资有大量投资，当然有的投资过剩了一点，你不好说，特别是机 场建设，我们机场原来我们修了一些机场，当时也被舆论所垢病，说我们机场超前多少年，但是事实证明发展过后这些机场根本就不够用，所谓的豪华型机场根本都不够用。这些方面有一个 超前意识，包括我们高速铁路的建设有一个超前意识。但是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投资应该投到人身上，包括体制、素质这个方面更多投在这个方面。然后我们还有一部分，因为投到人身上，自 然后面像这种研发、专利最后时候都水到渠成了，都会有了，中国在世界创新只要有这样持续对人的投入，对教育的投入，后面这些东西都会水到渠成，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方面投资是 没有那么多的，特别是对于边远落后地区，教育机会不平等导致大量人才萎缩和浪费。

　　和讯网：现在国内进入一个怪圈，你要提倡经济结构调整，然后调低GDP增长，GDP增长一放缓它又着急，又开始搞投资，这样调结构又放一边在稳增长，好像进入一个怪圈。

　　江涌：对，你说的不错。关键真要在最高层有坚定的意志和决心，你不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自己无所适从，这个一定要坚定，没有坚定这个工作很难继续。

　　和讯网：保证一个政策的稳定性。

　　江涌：稳定持续性。

　　和讯网：不要经常变。

　　江涌：这是非常关键的。现在我们担心当然经济增长后面是就业，就业后面涉及到社会的稳定，我们可以把这个钱一大部分投到人身上来，我们可以去做很多一些职业培训、素质教育，包括 我们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都是对提高国民素质，特别民族凝聚力是很好的，大家都能感受到经济增长的成就，惠及到人们。在这些时候把这些体系花多一点钱建设保障体系的话，你就不 用担心会出现更多的失业，那么既然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有大量的财政，我们跟西方不一样，他们是债台高筑，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有优惠空间，我们现在把这个工作做好，做好的时候然后 把速度降下来，弯道的时候速度降下来的时候，我们来进行大规模的切实的结构调整，来实行经济转型，这是我个人认为这场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这个是一个大的机遇。

　　和讯网：您的意思就是以人为本。

　　江涌：科学发展。

　　和讯网：刚才咱们提到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我注意到现在好象有一个传言提到国际板的问题，他们就认为这个国际板的推出，就好象是人民币国际化很重要的标志，所以有些人就很期待着国 际板，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持反对态度的，包括有些著名的资深人士也说，国际板推出之时就是股市见底之日。

　　江涌：我写过文章反对这个做法，这个我觉得相关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决策是视野是混乱的，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自己逻辑上都不能自我进行解释。我们反对的理由，因为他打着人民币国 际化的旗号，我们觉得这个根本是两回事，他们不太清楚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一个国家货币国际化它依照什么样的程序，它的实质是什么，我觉得有可能他们没有搞清楚，有可能他们清楚了 ，但是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这种做法都是跟它实际是相违背的，就是说货币的国际化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都是水到渠成的过程，最后的时候我们不排除像美国当时为 布林顿森林体系，布林顿森林体系谈判的时候，整个怀特计划代替了凯恩斯计划，那个时候政府在最后推了一把，后来我们说他讲到对欧洲的战后飞行计划马歇尔计划，对中东第三点计划， 这些计划都有助于把美元推出来。但是他们忽视了一点，美元到这个时候它的国际化已经水到渠成了，为什么呢?因为黄金当时它的支撑最关键，黄金美国掌握世界五分之四的黄金，那么它是 债权国，所以它这个时候已经水到渠成了。你想想中国凭什么能够做国际化，你说我是贸易大国，行，但是你没有仔细分析中国贸易里面核心经济是什么，你靠低层次劳动密集和低技术密集 是可以的，因为中国是可以替代的，因为你是低端可以替代的，我可以在印度生产，我可以在东南亚生产，在拉美进行生产，你不是不可以替代的。所以你中国制造支撑不起人民币国际化， 这是其一。第二，你看看美元国际化的时候，我刚才讲一个最关键的时候，当时黄金支撑，因为黄金是天然的货币，黄金到哪个地方它都认，黄金国际化谁拥有黄金就是货币自然国际化，所 以我们看到后来美元在它跟黄金脱钩的时候，他不停的打压瑞士法郎，当时瑞士法郎由黄金支撑，如果不把瑞士法郎跟黄金脱轨的话，那么美元就不是最有吸引力的货币，所以它必须自己美 元跟黄金脱钩的时候，它要让所有货币都跟黄金脱钩，黄金当时支撑美元走出去，中国有多少黄金，怎样支撑你。而且在金融结算方面，你凭什么让人家愿意接受你的人民币。第三，关键你 的保障，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现在中国人民币走出去的时候，大量出现伪钞怎么办，美国可以做到这一点，美国在海外有庞大的军事基地，它当时如果美国发现有印制假钞，在三 个工作日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可以直接不照会所在国家，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把窝点端掉打掉。中国有这个实力吗?所以我们说一个国家货币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系，不仅说我现在有大量外 汇储备，如果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如果现在用美元作为我们的支撑，把中国借美元出海国际化，其实你货币不是人民币国际化，还是美元国际化，不是你的国际化。我们人民币国际化这个 时候一定要清醒，按照国际化的历史的逻辑，基本上都是水到渠成的，它没有刻意认为去打造。英国当时更明显，所以我们说这种现代刻意去打造，而且推出一个一个的概念，这个概念我个 人认为恰恰它背后隐藏各种政策，跟美联储的政策是高度契合高度吻合，所以我们更加怀疑，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这个理念到底是什么一个货色。

　　和讯网：有什么目的。

　　江涌：对。

　　和讯网：正当步骤来讲人民币国际化还远?

　　江涌：远着呢，非常遥远。

　　和讯网：如果不是除了某些其他目的之外，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管理层应该慢慢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来。

　　江涌：你想想因为道理很简单，美元是美国核心利益，绝对的核心利益，它的国家的核心利益，这个来了谁都不能动，谁动谁都会有一个魔咒，萨达姆是这样，利比亚卡扎菲是这样，欧盟欧 债危机同样也是这样，我们周围国家日本当时也是这样，为什么?美元是美国核心利益。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美国一直保持沉默，所以这里面的意图大家做了分析没有，透视了美国，为什 么美国能够“默认”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默认”一小撮金融界精英人士在积极鼓噪人民币国际化。

　　和讯网：谢谢江教授的精彩分析。

　　江涌：谢谢。

来源：和讯网

　　【作者简介】张捷，《环球财经》副总编辑、国研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如此大的比例，已经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之一。”2012年3月17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经济峰会上表示。至于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只是一个政治决策问题，办法其实很简单，如果一旦下定决心解决它，没有什么困难，现在大部分的国有企业的股票都在市场上，需要做的只是怎么把这些股份转让出去，包括分给老百姓。”

　　多么熟悉的“药方”。上一次用这味猛药的，是苏联。只不过俄国人服下这剂猛药的实际结果，并不像张教授描述的那般美好——苏联私有化的结果并不是运转良好的、西方经典教科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毁灭。那么到底是张教授信誓旦旦勾绘出的美好蓝图、还是这幅蓝图在俄罗斯实践下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更有说服力呢？

　　私有化与社会公平之间不仅没有等号，而且众所周知的一个常识是：私有化必然导致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这是资本的本性使然；在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各国，一切战略产业都垄断在少数几个大财团手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不论是垄断石油产业的西方石油巨头“七姊妹”，还是垄断西方农业的孟山都等，更不要说垄断金融产业的大摩、花旗、高盛们，不但垄断，而且比中国的所谓“垄断央企”暴利多了。而所谓搞私有化转型的前苏东和拉美国家，资本寡头的垄断也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想必俄罗斯金融寡头的“威名”读者也都听过。作为一名知名的经济学者，把私有化当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而对于私有化在全球其他地区的不良影响视而不见，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知识结构上出了问题。

　　在此更要注意的是苏联国情与中国完全不同，两国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也有很大不同，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也是根本不一样的，在中国搞私有化的结果将是无产化，这样迥异的差别却被“忽略”了。

“张维迎疗法”的苏联攻略

　　在上述提及的张维迎发言中，迄今为止未见有张维迎对“怎么分”的具体方案。但他的具体方案并非无迹可寻。在“2009中国企业家论坛”开幕式上，他曾表示：

　　“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应利用此次危机推动改革，将国有上市公司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给老百姓，给百姓一只下蛋的母鸡。现在国有资产是15万亿，如果拿出40%就是6万亿，财富效应非常明显。”

　　“国有上市公司拿出40%股份，外汇储备再拿出1万亿美元，两项加起来一共是13万亿人民币，发到每个人手里是1万块钱，5口之家将分到5万，这将有非常大的财富效应。”

　　据报道，“张维迎甚至还建议，这笔财富可以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两份，城里人给一份，或者富人给一份，穷人给两份。他认为，国家将一部分财富分给老百姓，不仅短期来讲可能引来财富效应，长期来讲，还可以使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大缩小。”

　　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看看这个“药方”的现实范本：

　　1992年6月，俄罗斯国会通过证券私有化方案，规定把大部分股份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一小部分出售给外部投资人。俄罗斯企业私有化将前苏联74年积累的国有资产经过估价，按1.49亿人口，每人1万卢布，无偿转让给每个公民。每人只需象征性地支付25卢布，即可领到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购买企业股份或住房，或委托给投资基金，该券不记名、不挂失、可转让和兑现。换句话说，就是把所有的国家财产作价约1.5万亿卢布无偿地分配给了全苏人民。

　　按照张维迎的说法，这样的做法“不仅短期来讲可能引来财富效应，长期来讲，还可以使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大缩小”。然而，现实的结果是：据俄杜马听证会公布的材料，从1992年到1996年，私有化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按1995年价格计算，超过9500万亿卢布，相当于卫国战争期间损失的2.5倍，并且引发恶性通胀，81%的国民经过这样的私有化被掠夺一空。

　　为什么张教授口中的“财富效应”、“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大缩小”没有成为现实，结果却是81%的俄罗斯国民被掠夺一空呢？

　　对于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崩溃以及私有化问题，主流学者大多笼统地以私有化休克疗法造成国家灾难而论，但少有人在经济理论上指出私有化与国家灾难和国民遭到洗劫的具体理论联系，更没有人把这样的联系通过理论定量化。如果以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具体分析计算一下这些财富是怎么被洗劫的，把俄罗斯私有化的问题分析清楚了，对于张维迎的私有化方案就有了全面的认识。

　　事实上，张维迎提出的私有化方案比当年俄罗斯的方案还要激进，还在俄罗斯的模式上更进一步地把外汇私有化和把国家核心企业交给外资控制。在俄罗斯私有化灾难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俄罗斯的外汇储备不足，在私有化过程中国家汇率受到冲击，造成汇率的失控，失控下的俄罗斯不得已出让了部分国家核心产业；现在张维迎提出的方案不仅要分掉中国的核心产业，同时还要分掉外汇储备，这是要做什么呢？更关键的是当前中国企业与当初俄罗斯企业股权结构根本不同，从大型央企到行业内排头兵（含细分行业）基本已经上市，张教授的方案会直接导致外资控股中国核心企业，而一旦如此，其结果必然是经济殖民。

一个直接交出国家经济命脉的方案

　　部分人士主张私有化国企的依据就是国企的“低效率”和“蛀虫多”等等，并且以此为逻辑前提提出了交出国家经济命脉控制权的方案。表面上看，这种依据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这并不代表其逻辑前提就必然是正确的。

　　首先关于央企“蛀虫”的情况，这也是饱受舆论诟病的。据《中国经营报》2012年3月24日报道， 2011年央行公布的侵吞国有企业资金调查结果显示，近10年间有超过1200亿美元的资金从国企转移到了海外，10年千亿美元听着巨大，但每年平均到每家央企头上不到1亿美元。此外，备受诟病的还有央企高管的收入。但目前央企高管年薪最高的不超过280万元，与外国同类企业高管动辄几千万美元的薪资相比，二者有天壤之别。

　　任何的管理都要有成本的，但是很多人鼓吹央企私有化的根据就是所谓央企“蛀虫”的问题，而因为这点损失就要把国企百万亿的资产私有化，那是因噎废食。如果中国的央企私有化了，且不说央企私有化给了谁，单是央企高管的工资市场化与国际接轨，给他们的多支出的工资就远远超过于此！

　　还有人说央企管理不到位，但是海外私企的管理效率就一定很高吗？如果真的按照张维迎等人说的平均分配股票，结果就是股权极其分散，根本无法监督职业经理人，而公司董事会对于这些职业经理人的监管从力度上说怎么比得上国家强力侦察机关？怎么比得上党纪国法的震慑力量？近些年来中国平均每个贪官的非法收入是3000多万元人民币，以10年收入计算，每年为50万美元，与外国同类企业高管的收入相比，仍有距离。如果这些企业私有化以后，他们的收入立即就要与国际接轨，变成合法收入。

　　即便在西方股权分散的公司，经营层肆意侵占股东利益的事情还少吗？经营层可以动用企业的强大资源压制股东的权益，这样的私有是谁的私有？这些经营层的老总们在私有化以后是权力空前膨胀和不可控的，就如中国平安（601318,股吧）入股比利时富通一样，对方董事会做出决定转移企业的核心资产，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平安保险反而没有发言权，因为转让下级子公司业务这个决定董事会就可以做出！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大公司平安保险尚且如此，股权分散以后老百姓的那几张股票能够决定什么呢？张教授的私有化方案实际上就是将掌控中国央企等经济命脉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合法化；私有化图谋得逞以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会更加膨胀失控，以前国家还可以撤换央企老总，等把企业股权都分散了，别人持有10%的股权就可以决定一切了。

　　现在许多利益集团都潜伏在央企上市公司中当“小非”，是二股东、三股东，份额很低，等到国家把央企大股东的股票平均分配给了社会，这些利益集团就是控股大股东了，现在来搞私有化，总不至于把央企股权中原来私有的部分先给公有化剥夺了再搞私有化平均分配吧？如果还保留央企原来的小股东，那么在张教授的私有化方案当中，他们就成为了企业的法定控制人。这与当年俄罗斯私有化时国有公司没有任何私有股份和外国股份是完全不同的。

　　西方舆论总是在鼓吹：私有化是高效率的，央企是低效率的且有大量蛀虫，以此激发中国民众的愤怒，认为私有化是未来必经之路；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个逻辑实际上是有问题的：“米仓里面有老鼠”与“米仓是老鼠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虽然都是米被老鼠吃了，但是一个合法一个不合法，对于“米仓里的老鼠”我们可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但是对于“老鼠的米仓”则要依法保护老鼠吃米的权利，而鼓吹私有化的人实际是在主张与其防着米仓的老鼠偷吃，还不如干脆把米仓送给老鼠算了——这是何等荒谬的逻辑！他们还说企业私有化了，企业管理者就不会腐败并对企业有责任心了，这就如说现在米仓是老鼠的了，于是老鼠就不偷米了，还要雇佣狗来看护米仓！现在搞私有化就是这样的混账逻辑。

　　张维迎的私有化方案就是把中国核心企业的控制权交给外资的方案，中国的央企等核心企业是中国的国家命脉。世界各国对于自身的核心产业都是严格保护，严格防止外国资本的“渗透”，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就在此方面屡屡碰壁，就连华为收购美国一家市值仅为200万美元的三叶公司也要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而张维迎的方案通过分掉国家控股的股权，直接就达到了让外资战略投资者控股的目的。而他具体的所谓平均分配，实际上就是造就潜伏在央企上市公司当中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成为这些央企私有化以后的控股和控制人，更让潜伏在央企上市公司的所谓国际战略投资者成为控股人，让他们与国企的管理层成为利益共同体，形成了被外国资本主导的利益集团。

利诱的民意和金融乾坤大挪移

　　现在为什么“私有化”的提议在中国民间和舆论界占有一定的市场？因为有人利诱了民意。这些人提出把财产分给个人，尤其是让穷人得到更多的份额，给了人无限的遐想，让老百姓觉得这样的分配就可以自己不用付出而得到财富。

　　谁都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但谁都期待老天爷能扔个馅饼砸到自个儿的脑门上。这样的诱惑往往是难以抗拒的，因为人的趋利本性，使得大多数人在利益面前是短视的，因此遵从利诱出来的民意行事是非常危险的。在俄罗斯私有化先例中，老百姓的财富尽管不是“一夜归零”，却最终被恐怖的恶性通胀洗劫一空（参见后文）。

　　给老百姓分配财富却造成严重的贱卖和通胀，最后把老百姓的财富给掠夺光，这个巧取豪夺的过程老百姓是很难接受和理解的，这里有必要再深入揭示一下西方金融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建立现代金融资本统治的情况下，原有的货币概念已经被偷换了，现代货币概念与中国人传统理解的货币从概念上讲是根本不同的。而通过这样的概念偷换，金融资本合理合法地窃取了老百姓的财富。

　　世界上关于货币的理解分成各种学派，这些学派的主要分歧就是货币商品说还是货币媒介说，古典经济学派大都主张货币商品说，亚里斯多德等人就把金银货币当做财富，重商主义也是以贵金属货币为财富的，马克思把货币变成了劳动价值论统治下的一般等价物。而现代经济学则更多倾向于媒介说，把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和国家信用。依据这两个不同的货币理念，也产生了古典货币和现代货币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

　　古典货币：任何一种可以执行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和完全流动的财富的储藏手段等功能的商品，都可被看作是古典货币。古典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

　　现代货币：是指以某一权力机构为依托，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推行的一种可以执行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及作为完全流动的财富的储藏手段等功能的凭证。这样的权利凭证就是一种信用凭证，现代货币使用国债抵押来发行，背后就是国家信用。

　　在这里，贵金属货币是当然的古典货币，到了金本位纸币则是在古典货币和现代货币的过渡，既有物的属性也是一种凭证，而金本位破裂以后的货币就是彻底的信用货币了。在古典货币时代，拥有货币就是拥有商品，就是拥有财富。但是到了纸币时代就不同了，货币实质上是一个欠条，你拿着货币的背后是别人可以利用你的货币所对应的财富，就如农民上缴了粮食换取了白条一样，粮食已经被他人收走利用了，纸币只不过是可以流通的白条。

　　但是到了金本位破裂的时代，货币不但可以被利用、不受你的控制，更可以掠夺你。金本位保证你的货币与对应的商品价值对等；而没有了金本位，货币则是不断贬值和缩水的，至于贬值和通胀是多少，更是货币的持有者无法控制的事情。因此在现代货币概念下，你对所持货币不但没有利用的控制权，而且你的货币本身也没有抵抗通胀掠夺的能力。能够利用他人货币背后所对应的财富：这样的制度和游戏规则建立起来以后，人类就进入了资本社会、货币社会、金融社会，所谓的金融就是把货币给融合起来被再利用。因此在现代模式下理解货币，怎样通过金融体系利用他人持有货币背后所对应的财富，这才是金融的真谛！这样的金融手段，实际上是通过货币将你所持有的财富来了一个吸星大法般的乾坤大挪移。

　　在印钞时代，谁拥有了全球的货币发行权，谁就可以乾坤大挪移他人的财富。只要你的财产货币化、私有化了，你想要卖了你的财产换来货币改善生活，不管你提出的价格多高，他都可印钞来买，等到你的财富被买走以后，留下的一大堆欠条性质的纸币没有相应的资产对应，通胀的苦果就由你来吞下。

　　中国老百姓对于货币的概念普遍停留在古典货币上，认为自己的货币就是自己的财富，根本不知道以现代凭证和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货币早已经变了质，给你的货币其实只相当于一张欠条，这个欠条的价值是要依靠国家信用来保障的；如果私有化导致国家信用降低，你的货币信用也就降低了，不但给你的货币不是财富，你原来存储的货币也不是财富了，俄罗斯的私有化灾难就是这样发生的。

　　西方货币的信用也是他们央行的信用，背后是他们控制的巨大的资产财富，如果美联储的股东们没有了对于世界黄金和石油的控制，若不是当年美国通过中东赎罪日战争让美联储背后的资本家们控制了中东石油、取得了足够的信用，美国是没有今天的！

　　西方金融资本的成功就是在于改变了全球的财富游戏规则和分配规则，让货币所代表的财富被自己的金融体系所控制，而不是持有货币的财富所有人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最大的偷换概念，是货币概念和财富概念颠覆性的偷换，这样的变化造成了西方资本对于全球的控制，但是对于这样的游戏规则变化，西方的理论却在刻意掩盖，西方的货币主义甚至说良性的通胀有助于经济发展，要以一定的通胀刺激人们不食利货币财富停止创造等等，但是对于这样偷偷的印钞和贬值，导致货币所对应的财富实际控制人，也就是金融资本的控制人，得到巨大的财富却在西方理论上奇妙地消失了，这样的乾坤大挪移，就是对于世界财富的吸星大法。

西方经济学原理揭示的私有化陷阱

　　在《环球财经》2011年3月刊“私有化是怎样洗劫国家和国民”一文中，笔者曾引入西方货币价格理论中著名的费雪公式来说明上述问题。20 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提出的费雪方程式为：MV=PT（其中：M货币的数量；V货币流通速度；P物价水平；T各类商品的交易总量）。通过费雪方程式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初始的货币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商品数量的增减与价格涨跌成反比。在产权流通领域的货币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在计划经济时代进行产权交易的货币量和货币流通速度都是一个非常低的数额，这样的结果就是价格急剧下降以及进行产权交易的富人和外来者取得极其巨大的收益。

　　这就导致看似公平的私有化，结果就是普通人拿到这些债券后一定是极其廉价的抛售，以此取得现金改善生活，而产权交易领域的现金数量却远远不足，导致这样的抛售极其低廉，低廉的债券价格引发恐慌再造成进一步的抛售，所有这些都使得市场中的资本得到暴利，极大地加剧了贫富分化。俄罗斯的民众纷纷出卖私有化证券，而企业的经营者和有钱人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以极快的速度向他们手中集中。

　　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提供的数字，截至1996年，俄罗斯已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创世界纪录。俄罗斯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只卖了72亿美元。仅1996年一年，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就比希特勒侵苏战争造成的损失还要多得多。

　　前苏联的情况可能距离大家过于遥远，而且俄罗斯当年卢布贬值的速度太快，以致中国老百姓很难在数据上有所体会，然而有些人也是以私有化中国国有财产为目标的，这里我们就不妨以中国的经济数据做假设进行分析一下，根据国资委2011年12月的最新数据，中国央企资产总额逼近28万亿元人民币。考虑到没有计算价值的划拨地、矿山开采权和其他各种特许权利的价值、以资产的2倍计算，其价值也应当在56万亿元左右。

　　而中国市面上可供交易的钱有多少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截止2012年2月份，中国的狭义货币是27万亿，广义货币86.7万亿，而广义货币的存款很多是老百姓的养老钱、看病钱等等，是不会进入产权交易领域的。同时我们的央行准备金还锁定大约12万亿，其中还有31万亿是企业储蓄，这些储蓄很多就是要出售企业的流动资金，因此很多资金是难以进入交易市场的，个人的资金也不可能全部进入这个交易市场。我们以此粗略和乐观地估计，也就是10万亿元左右的资金可以用于购买这些产权，到底有多少资金能够参与，我们参考股票一级市场“打新股”的资金就可以大约推算出来了。而按照俄罗斯私有化的做法是把价值将近60万亿元人民币的央企分掉，这样一下子50多万亿的私有化债券进入市场，与市场可以参与产权交易的10万亿资金相比，肯定是要被严重贱卖的——按照费雪公式，如果其他货币条件不变，俄罗斯式私有化的结果就是要让上述国有资产的售价变成实际价值的1/10。

　　中国社会的资金是短缺的，大量可以参与产权交易的富裕资金其实是海外热钱。如果中国进行了私有化，热钱会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核心产业将立即被外国占据，中国就要立即拉美化了，这也是中国现在私有化与当年俄罗斯休克疗法的不同之处。因为当年俄罗斯进行私有化的时候海外热钱几乎还没有来得及进入俄罗斯，即使是这样，海外资本依然通过各种黑市进入俄罗斯控制了大量的俄罗斯产业，因此中国的私有化实际上比当年俄罗斯还要危险。

张维迎式的私有化必然导致恶性通胀

　　在上面的论述当中，我们只看到了这样的私有化过程中民众抛售国有资产债券、市场货币供应不足造成资产被贱卖而集中到少数富人和外国资本手里，这样的贱卖实质就是洗劫了一个国家，但是这里有人会说就算是贱卖，只要卖了钱，不论多少也是给国民增加了收入，似乎私有化多少都是给人民增加了财富、造福于民，更有人说财产属于私人了以后，私人怎样贱卖只是个人问题。但真是这样吗？问题是这样的私有化不但没有让老百姓的收入增加，反而在私有化过程当中必然会导致恶性通胀，把老百姓取得的私有化财产换取的货币和以往的积蓄全部洗劫光！俄罗斯实行私有化以后，1992年当年通胀率即达到2501%；至1999年，81%的居民已经没有储蓄存款，所有的劳动积蓄被彻底洗劫。

　　在俄罗斯的私有化以后，为什么会导致必然的恶性通货膨胀呢？我们仍然可以从费雪公式中找到答案。按照MV=PT，可以看到老百姓贱卖了债券和产权等权益，所得的现金数额还是极其巨大的，等于对社会注入了大量的货币（M），而老百姓需要购买的商品（T）却难以快速增加，尤其是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下一切按照计划生产，生产能力没有冗余，适应需求的快速增长是没有余地的，因此在商品总量（T）不变的情况下货币（M）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价格（P）的暴涨。更进一步的是，在这样的价格暴涨下，老百姓持有现金的欲望极大降低，导致原来不参与流通的定期储蓄等广义货币M2也加入到流通中来，进一步提高了市场中的货币供应量；同时还有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就是货币流通速度V的急剧增加，在通胀的压力下，老百姓本来是要一个月花光的月工资，必须在得到工资的当天抢购当月生活必需品，这样的结果就是货币流通速度增加了30倍，按照费雪公式价格就要增加30倍，这样的结果相互作用是一个乘积的关系，可以非常轻而易举地导致货币恶性通胀100倍以上。

　　在这样的通胀下为了维持政府的开支，政府原来的收入按照通胀前的货币计量就严重不足，结果是政府不得不再一次大规模印钞，导致恶性通胀进行一个正反馈式的增长。就如私有化后俄罗斯政府债台高筑，仅仅是1992年就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在印钞机的轰鸣声中，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流产了，如此造成的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效应，如山崩一般难以阻挡。

　　在此，为了让大家明确这样的威胁是多么严峻，我们可以以中国央行当今的数据再次推算一下。目前中国的狭义货币是27万亿元，广义货币86.7万亿元，中国的居民储蓄存款35.2万亿元，企业存款31.4万亿元，加其他各类存款，存款总额82.6万亿元，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现18万亿元。按照费雪公式MV=PT，如果私有化在一年完成的话，原来的PT只不过是18万亿而已，中国国有企业价值接近60万亿，就算是货币的流通速度不变，60万亿已经是原来的MV的3倍，这样物价在私有化的一年内就要涨价3倍，而老百姓的恐慌会让中国的约82.6万亿的储蓄也进入市场，这样物价就要一年内变成涨价8倍。

　　恶性通胀下社会不愿意持有货币导致货币的流通速度急剧增加，其流通速度是可以数量级地增加的，就如我们把经年不花的存款拿出来一夜花掉，原来一个月花光的变成3天花光就可以了，因为通胀成倍增加的时候是一天一个价格，老百姓拿到工资就会跑步到商店抢购生活必需品，这样的速度就是一个月慢慢花的工资半天花光，货币的流通速度是增加60倍的。如果以流通速度增加十多倍计算，这样的私有化就是要造成一年内上百倍的通胀，通胀100倍的结果就是原来给老百姓什么好处、给多少都不重要了，老百姓的所有财产都将被洗劫一空。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国际资本的渔利。由于需求和通胀的暴增，外汇的失衡导致汇率暴跌，使得国家私有化的资产被贱卖给外国资本的同时，各类资金在消费品不足的时候就要找到一种替代商品，那就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外国货币。各路资金扑向外汇的时候就要造成国家的资本急剧外流，同时世界各类资金会进来购买廉价的资产，一个国家的私有化也成为了国际食腐者的乐园。

　　俄罗斯的私有化使得国家同时在国际收支上陷入国家实际金融破产的境地，美元与卢布比价1991年时为1:59，1998年时已达到1:6000。同时，贸易自由化将国内市场拱手让给外国。据1997年资料，外国产品占据国内市场的份额达84%。而这样的私有化，即使对于中国这样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的国家同样也是不安全的，就如前面的计算，我们的私有化所释放的货币投放量可以达到上百万亿，也就是私有化的50多万亿央企价值和因为恐慌进入市场的80万亿存款，但是我们全部的外汇储备折合人民币只有20万亿左右，其中还隐藏了大量的热钱、随时可能逃离海外，这样的私有化给国家汇率所造成的冲击，甚至是中国这样的外汇储备冗余国家所无法应付的。

“私分外汇储备”的骗局

　　张维迎在2009年时就针对我国当时的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建议，应拿出一半来分给居民。“为什么政府持有美国债券，而不是老百姓持有美国债券？如果将政府持有的美国债券给老百姓，让中国人都变成美国债券的持有者，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这样的做法却是一个巨大的骗局！

　　张维迎可以分配外汇储备的思路逻辑是这样的，央行属于国有，国家是人民的，当然人民可以分享属于国家的财产。但是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逻辑，对于所有人而言，可以主张享有的是这个机构的净资产而不是这个机构的全部资产，而央行的净资产是多少呢？

　　我们不妨看一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按照人民银行网站公开的数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自有资金长期只有219.75亿元，与现在20多万亿的外汇资产相比只不过是外汇资产的百分之一，同时也是央行总资产的千分之七左右。央行这样低的净资产与世界其他国家是类似的，美联储当初也就是注册1亿美金，在2008年危机后大规模盈利的情况下，现在所有者权益也只有540亿美元，与美联储现在3万亿左右的资产规模相比，美联储的净资产比例与中国央行近似。

　　所有的分配只能分配机构的所有者权益而不是全部资产，如果分配全部资产必定侵犯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这样的分配外汇的结果就是侵犯央行的债权人，央行的债权人是谁呢？所有发行在外的货币就是央行的债务，央行的债权人就是持有货币的人，这样的分配就是对于社会存款的一次财富清洗，严重侵犯央行的债权人也就是持有存款的人，而且在这样的清洗过程当中还要出现财富的外流，因为现在全球化了，这要引发的是一场全球的财富再分配，一个国家央行资不抵债的操作，受到损失的肯定是资不抵债央行货币的持有者，这个持有者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和中国企业。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就更好理解了，大家都知道美联储是私人银行，美联储有美国的黄金储备8000多吨，在美国私人产权是神圣受到法律保护的，在法律保护私权之下，作为所有人的美联储的股东可以把这8000多吨黄金的美国储备给拿走分了吗？显然不能。原因就是美联储的黄金储备是资产，而不是所有者权益，不是净资产。作为知名的经济学者，张教授不应该不知道这样的常识。

　　下面我们再具体计算一下这样的分配所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中国央行2011年末的外汇资产是232388.73亿元，央行的总资产是280977.60亿元，央行的储备货币是224641.76亿元。在央行的资产被无偿分配以后，其他央行债务所对应的资产是难以减少的，能够减少的就是央行的自有资产，央行将立刻严重资不抵债！这就意味着央行发行在外的货币没有了财富的保障。央行的其他债务都是刚性的，真正失去财富保障的就是央行的储备货币。如果把外汇储备分配一半的话，以央行的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相当的22～23万亿的规模，就可以知道基础货币背后的财富保障缩水了50%，基础货币要贬值50%。而我们的所有的货币都由央行的基础货币衍生而来，这样的通胀或贬值也就是说我们的财富要缩水！

　　按照2012年2月人民银行数据，个人储蓄存款为362004亿元，银行总存款837340亿元，如果人民币贬值50%，将是存款持有者40多万亿的财富增发，也是居民原来储蓄的18万亿的财富蒸发。我们不算中国企业存款的巨额损失，单单是得到分配的居民也是损失巨大，也就是老百姓得到的10万亿元外汇储备财富，结果还倒亏8万亿元。让央行资不抵债率接近40%~50%的恶果必定是恐怖的。

　　大家可能会问：在这样的贬值下，货币通胀只不过是财富再分配的游戏，你的物质资产并没有减少啊，你的财富到哪里去了呢？

　　关键就是看财富是怎样分配的。私分1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给国民以后，国民是可以购买海外的15000亿美元的商品，但是由于人民币所对应的财富减少，人民币贬值50%，会造成汇率的大幅降低，海外购买中国商品的时候会变得更加便宜，他们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进口中国商品，按照贬值50%来说就是半价购买中国商品，中国的商品被大量海外资金廉价收购以后，中国的财富外流造成国内的商品不足而通胀涨价，这样的过程平衡下来以后的结果，就是中国人的财富大损而外国人赚取了暴利，这是全球一盘棋的后果！即使是中国能够外汇管制，也难以管住全部外贸经常项目，通胀和贬值是必然的。

　　此外，可能会有人以“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成功来提出反证，这里可参阅我在2011年3月刊《环球财经》上撰写的“私有化是怎样洗劫国家和国民”一文，此处不赘言。

中国有自己的金融历史智慧

　　国内很多金融专家学者，言必称西方。其实中国是有自己的金融历史智慧的。

　　对于货币的变化和金融的乾坤大挪移，中国历史上的钱庄就非常清楚这样的规律，经营钱庄和票号实际上也是挪移金银背后的财富。中国历史上的钱庄能够开多少银票出去，其中的计算是很复杂的。在钱庄的眼里，钱、粮、土地三者是一个比例关系，这也是古代最重要的商品，如果把土地等变成商品。钱庄计算所需要货币银根的公式，这实际上是与费雪方程式一样的。不要认为中国没有金融理论，这就是中国古代、近代最朴素的金融理论与实践。钱庄的老板们要赚大钱，必然是粮站、典当行和钱庄票号一起来开。典当主要是土地，三者在不同时间点的流动性不一样，商品总量不一样，这些差别才是赢利的关键。大的商家不是简单地贩运买卖，而是都在当地利用银根的变化赚钱，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的操纵运作。

　　中国历史上推行纸币的时期早于西方。中国历史上的纸币破产与西方所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对外战争的基础，也没有对外掠夺的基础。而美元则是经过了一战、二战和冷战后，建立了强大的国际信用，并通过这样的“绿纸头”，掠夺了别国的财富。

　　在解放战争时期，苏区的货币能够在当时没有黄金储备的情况下发行，是得益于中国公有化的国家信誉。出身于中国近代传统金融中心、钱粮物流集散地青浦的中国经济核心人物陈云1949年2月时曾说：“人民币要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不但不能紧缩，还要大力增发。应该用动态的眼光看增发——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片土地，就获得了土地上的粮食、森林和矿产等资源，人民币的发行就有了物质基础；与解放同步进行的土地改革激发了亿万农民的信心和生产热情，为解放革命增加了动力，货币的发行也有了精神基础。”

　　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的货币与国民党的货币同样大规模增发，但是由于国民党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少，其货币对应的社会财富在不断萎缩，此时再印钞，不发生恶性通胀才怪呢！反之共产党解放的地区在扩大，货币的增发与其控制的财富的增长同步，货币的增发反而避免了通缩，并为战争筹集到了财富支持。我们的人民币的信用就是这些国有资产来支持的，如果私分了国家财产，央行的货币信用就要打折扣，再分掉央行的外汇储备，中国货币的信用在哪里？老百姓在私有化当中拿到的货币和以往存储的货币将变得一文不值。

　　在中国的货币史上，先人曾展示出的历史智慧，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惟有此，才能真正用好“拿来主义”，而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被洗脑。

私有化阳谋国人需警醒

　　西方的评价体系控制了世界主流舆论，也洗脑了中国的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私有化这个招数在西方落自的棋局中已成为定式了，但是西方对于这个定式的结果却恶意掩盖，西方一些媒体的宣传，就是要为他们私利的阳谋做掩盖。

　　比如对于给俄罗斯造成巨大灾难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西方世界却是不断地高度评价。1997 年，法国《Le Nouvel Observateur》认为他是全球最重要的50位领袖。在俄罗斯陷入危局之后，这位经济学者却依然得到巨大的荣誉。也许，对于在瓜分苏联全民财富的俄罗斯私有化大潮中赚的盆满钵满的西方资本和俄罗斯新贵们来说，萨克斯教授确实配得起“世界上最重要、最知名的经济学家”的头衔。

　　另外，俄罗斯私有化所造成的另外一个事实更加意味深长，在2011年2月环球财经副社长彭晓光撰写的《自由派：百年边缘》一文中，有过如下描述：

　　“俄罗斯金融寡头的组成，并非自由派们到处宣扬的是苏联主要领导及其子女亲属们，这些人中的主力，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斯摩棱斯基、弗里德曼、阿列克别洛夫、阿布拉莫维奇等等，他们在苏联时代大部分都是社会普通阶层成员，也没有太大的财富积累，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犹太人。

　　考虑到俄罗斯1.5亿人口中，俄罗斯裔占大多数，犹太裔只有25万左右，不到0.2%，名列各民族26位，这个现象显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在经济急剧下降和超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国有资产，每个公民手中的私有化证券，肯定大大贬值，俄罗斯的垄断企业即使是贬值也是价值天文数字级的资产，虽然俄罗斯寡头们个个是精英和商业天才，但是同时考虑到“民主俄罗斯”的极度腐败，成事所需要的灰黑色费用又是天文数字，因此认为这些金融寡头仅仅从苏联后期倒卖牛仔裤和烟酒中获得了足以形成寡头的先决条件，显然是不符合常识的，离开了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犹太资本的大力支持，他们是做不到这点的。

　　我们再看一下美国在苏联解体前干了什么。苏联的解体恰恰给了美国巨大的机会，里根时代的大量印钞在苏联的解体和私有化之下，购买成为了美国的资产，里根时代的赤字问题得以彻底解决。而当今美国又走到赤字危机和大量印钞的阶段，如果要解决美国的危机，也只有购买到足够的资产才可以解决放眼全球，这样的资产也只有中国的央企和土地私有化可以提供，因此一旦开放了资本管制、进行了私有化，发生一场洗劫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来源：《环球财经》2012年6月26日

　　【关键词】中国；期货市场；历史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200433

　　中国期货市场萌芽并初创于晚清，在民国时期获得了阶段性快速发展。共和国成立后期货市场出现了长期断层。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制度变革，在政府强力推动下期货市场得以重建。当代中国期货市场诞生于经济制度转轨时期，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开办期货市场毕竟史无前例，期货市场的重建一开始就带有试验性。而没有统一监管的试验必然会引起市场的盲目发展，从而导致监管层随后对期货市场进行了长达7年的清理整顿，直到2000年以后期货市场才进入规范发展阶段。然而，当代期货市场毕竟重建于20世纪90年代，有期货市场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制度和规则可以借鉴，发展的起点高。因此，从1990至2010年，中国期货市场在短暂的二十年历程中走出独特的发展轨迹，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特征，不仅有利于客观评价其历史地位，而且有利于中国期货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一、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主导下，中国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日益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微观经济基础，同时培育了不同所有制下的大量市场主体。这为市场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然而，1984年以后，由于实行价格双轨制，配套改革没有到位，价格形成机制出现紊乱，主要大宗商品如粮食、生猪、钢材等农产品和部分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暴涨暴落，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和消费。为解决价格波动问题，仿效国际社会建立本国期货市场的课题已经进入理论研究者的视野。一时间，理论研究和理论论争如火如荼。在经过期货市场姓“资”姓“社”问题以及兴建期货市场利弊的理论论争和理论突破之后，建立期货市场已成大势所趋。在国内外专家的建议下[①]，1988年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亲笔致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要求“研究一下国外的期货制度，运用于城市的副食品购销……保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②]同年3月，李鹏总理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指出：“加快商业体制改革，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报告提出了在中国开展期货批发市场研究的崭新课题，揭开了筹建中国期货市场的序幕。

　　（一）市场筹备及现货试点阶段（1988—1990年；1990—1992年）

　　为有效开展期货市场的筹建工作，1988年成立了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专门负责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和具体方案设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的几位同志组成课题组，承担起这项任务。小组成立后于1988年4月16日和6月27日先后召开了两次工作座谈会，并随后分别形成了《关于期货市场制度研究的报告》[③]和《关于结合国情试办期货市场的报告》[④]。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到期货试点方案的设计中来。1989年6月，《郑州粮油批发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因“基本具备实施试点的可行性”而获得专家评审的认可，首先得到正式批复。[⑤]至此，建立期货市场的理论研究和方案设计告一段落。

　　中国期货市场的试点是从交易所的现货交易开始的。1990年7月27日，国务院发布46号文，同意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1990年10月12日，在前期方案设计与筹备工作的基础上，中国第一家以现货交易为基础，正式引入期货交易机制的全国性批发市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正式开业，这标志着当代中国期货市场的诞生和现代化期货交易所的出现。[⑥]至此，中国期货市场正式进入现货试点的运行阶段。郑州批发市场开业后，大力发展农产品远期现货批发交易，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其所形成的“郑州价格”开始对全国粮食交易价格起着指导作用。此外，深圳有色期货交易所等其他交易所以及一批地方性批发市场也纷纷建立并运行起来，它们借助期货交易机制开展现货交易。

　　（二）期货试点和无序发展阶段（1992—1993年）

　　随着现货批发市场的建立以及远期合约机制的培育，推出标准化期货合约的条件逐步成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中国改革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同年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在此背景下，中国期货市场于1992年正式由现货试点阶段转变为期货试点阶段。1992年10月9日，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第一个推出期货标准化合约——特级铝期货标准合同，率先实现了由远期合同交易向期货标准化合约交易的过渡。随后，上海金属交易所和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等交易所也纷纷相继推出标准化期货合约。至此，期货市场正式进入期货试点和实际运行阶段。

　　期货试点开始后，农产品期货市场、金属期货市场、金融期货市场先后发展起来，粮食、金属、能源等商品期货品种不断推出，金融期货也开始上市。在试办期间，各交易所基本上采用了国际通行的运作机制和管理模式，建立起一系列较为规范的交易规则和交割制度。然而，由于缺乏集中统一的监管，各主管部门各行其是，市场很不规范，存在诸多问题。1993年以后，受部门和地方利益的驱动，在对期货市场的高风险没有清醒认识而又缺乏法律法规和统一管理的情况下，期货市场出现盲目无序的发展局面：交易所盲目发展，交易品种过散过乱；期货经纪公司盲目发展；地下交易盛行。期货市场陷入无序发展的状态。

　　（三）清理整顿阶段（1993—2000年）

　　针对国内期货市场一哄而起、盲目发展、运行不良、事故频发的状况，1993年底国务院授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对期货市场进行大规模清理整顿。然而由于试点时期存留问题过多，清理整顿前后历经两次，历时七年。整顿时间之长、幅度之大不同寻常，对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次清理整顿工作起始于1993年11月，主要是围绕建设期货市场的监管架构以及清理整顿期货市场这两方面而展开。经过首次整顿期货市场无序发展的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一些存在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治：交易所、交易品种和期货公司仍然过多；期货立法没有跟上；期货市场监管体制没有理顺。而且，首轮清理整顿之后市场交易量逐年萎缩，部分期货交易所和期货公司面临难以为继的生存压力。为争夺客户资源各期货公司之间打起了手续费之战，一些兼营机构则违规操作，有些交易所甚至有意重复开设品种。这使得市场一片混乱。鉴于此情，监管层决心再次整顿。

　　1998年8月1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明确了期货市场“继续试点，加强监管，依法规范，防范风险”的十六字原则，要求中国证监会对期货市场实施第二次治理整顿。[⑦]为此，管理层对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交易品种等进行了再次调整：通过撤销及合并，将交易所精简为3家；继续压缩交易品种；对期货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加强了立法工作；理顺了监管体制。

　　（四）规范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两次清理整顿对于尚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期货市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证监会在两次清理整顿的基础上，在监管体制建设、法规制定、市场结构调整以及投资者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成效。此后，违规现象大量减少，期货交易日趋平稳，期货经纪公司管理水平和自律能力得到很大提高，期货市场逐渐走上了规范发展的道路。2000年底期货行业整体开始复苏，2001年则明显回暖。在此背景下，以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成立为契机，证监会以及3家期货交易所的工作重心发生转向，即从清理整顿向加强市场开发、探索和恢复交易品种、促进市场功能发挥等方面转变。此后，期货市场取得了重大发展，上市品种的结构得到调整与优化，期货经纪业务得到恢复与发展，期货市场交易日益活跃起来。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由此可见，中国期货市场走过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初创时期的试点和无序、清理整顿阶段的低迷和萧条，以及规范阶段的恢复和发展。中国仅用二十年时间即建成较为规范的现代化期货市场，走完发达国家100多年历程。现在期货市场功能得到有效发挥，价格发现功能和套期保值功能日益体现，大宗商品的国际影响力逐步增大。2010年下半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期货市场。[⑧]

二、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特征分析

　　当代中国期货市场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市场经济体系构建的结果。因此，期货市场的发生与发展具有内在必然性。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期影响，当时人们对期货市场仍然存在重大误解，对期货市场本身也非常陌生。期货市场的重建只能在摸索中进行，在试验中推进。然而，当代中国期货市场重建于20世纪90年代，有现成的国际经验可以借鉴，可以发挥后发性优势。因此，内生性、试验性与后发性，是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最大特征。

　　（一）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内生性

　　当代中国期货市场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母体中，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逐步萌芽、成型、发展起来。二十年来，它遭遇艰难险阻，历经起伏跌宕，最终完成蜕变。期货市场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式，它不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期货市场的简单模仿，而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它的发生与发展具有内在规定性。

　　1、制度变革的内在需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逐步走上经济制度市场化变革的道路。此后，计划经济成分逐步减少，市场经济成分则逐渐增加。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明确之后，期货市场的重建已成必然趋势。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改革者逐步理清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认清了价格形成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了解了流通渠道对于市场建设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国家加大了对市场主体的培育。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改革的推进，农民日益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此后，包括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内的多元化市场主体逐步发展起来。在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则把国有企业逐步推向市场，使市场主体进一步扩大。如此以来，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微观市场主体的扩大，为期货市场的重建准备了必要的市场基础，同时也为期货市场的重建提出了现实要求。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式，期货市场的出现将更加有利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满足经济制度改革的需求。

　　2、价格改革的现实需要

　　价格是反映市场供求的重要信息，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重要手段。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是实现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重要载体。价格改革目标就是要建立由市场为商品定价的机制。国家的价格改革先后经历了若干阶段：国家调整阶段、双轨制运行阶段和实行市场定价阶段。从1985年开始国家引入了价格双轨制，逐步放开了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到了80年代后期，大部分产品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定价制度。[⑨]到1993年，生产资料实行市场定价部分已经超过85%，消费资料实行市场定价的部分甚至超过95%。[⑩] 价格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然而，价格放开后必然会出现价格波动。尤其是1984年以后，由于实行价格双轨制，价格形成机制出现紊乱，主要大宗商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暴涨暴落。以当时农产品价格为例：小麦在1989年为每公斤1.20元，到了1990年则降为0.80元，价格跌去33%；稻谷1989年为1.20元，到了1990年则仅为0.60元，价格跌去了50%。[11] 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极大地影响了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建立期货市场，吸引众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参与进来，可以集中市场供求，最大程度地形成公开、合理的价格；同时，也为他们提供管理价格风险的工具，通过套期保值减少价格波动对其造成的不利影响。尤其当私营企业进一步发展之后，它们参与期货市场的现实需求进一步增加。

　　3、流通环节的改革呼唤

　　商品流通顺畅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要条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流通依赖计划调配，效率极其低下，资源浪费严重。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商品流通问题越加突出。流通环节不畅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交通运输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谈判成本及违约成本问题、市场法治问题等都可能成为商品流通的窒碍。流通不畅会引起价格大起大落，这必然会进一步阻碍经济发展。80年代多次出现的“卖粮难”等问题就是农副产品流通不畅的具体体现。建立期货市场，上述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期货价格公开、公正，既可为现货交易提供参考，也反映了市场预期，可以指导未来生产；期货合约是标准化合约，可以自由转买转卖；期货市场是法治市场，可以减少违约等交易成本；期货市场跨越了交通障碍和市场分割，集中了市场供求，有利于形成全国集中统一的市场。因此，建立期货市场是改革流通环节不畅的必然选择。

　　（二）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试验性

　　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期货市场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开创之举。尽管理论界对这一问题通过论争达成了诸多共识，但在体制转轨时期，在计划经济思维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之际，建立期货市场无疑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此，在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期货市场的发展只能在摸索中前进。它的发展具有很强的试验性、实验性。

　　1、期货市场管理机制上的试验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计划经济体制还未完成转型，新的市场经济制度尚未确立。在新旧体制并存、价格仍然实行双轨制的情况下，中央提出“试办期货市场为经济服务”的指导思想，这必然决定了期货市场管理机制的试验性。况且，中国期货市场采取了先试点后立法的发展道路，期货市场的建设根本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在期货市场管理主体、交易规则、上市品种以及期货经纪公司等方面，存在着放任、试验的情形。

　　首先，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失控。设计者没有提出集中监管的思路，而是放手各部委和地方各级政府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结果，全国各地大量批发市场上马，50多家交易所开业，300多家期货经纪公司以及2000多家兼营机构出现。统一监管主体的缺失说明了管理体制的试验性。其次，交易规则各行其是，互不相同。“早期交易所的交易方式是现货交易、远期合约交易和期货交易同时并存，交易规则和实施细则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交割方式应有尽有。”[12]再次，上市品种杂乱，缺乏统一标准。试点时期品种过多，一度最多达到70多个，许多根本不适合的小品种也上市交易。复次，期货经纪公司鱼龙混杂，极不规范。一些以咨询公司名义出现的外商期货代理机构纷纷从事各种非法境外期货代理业务，有的甚至从事诈骗活动。国内交易所的一些会员单位，自营与代理业务没有严格区分，挪用客户保证金现象不断。由于缺乏明确统一的监管思路和监管机构，期货市场很快陷入混乱无序的局面。紧接着国务院开始对期货市场进行强力，直接导致市场大起大落。整顿虽然有利于市场的长期规范发展，但也凸显了期货市场监管体制的试验性。

　　2、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反复性

　　在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中，从筹备到起步，从试点阶段到清理整顿阶段，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得非常明显。中国期货市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由政府推动创办的，政府是唯一的制度供给者。由于政府具有过于强势的地位，一定时期会导致期货市场管理政策的反复，并有可能使期货市场的功能边缘化。期货市场试点只有1年时间，但随后对市场的整顿却用7年时间。直到1998年，国务院还强调期货市场仍处于“继续试点”状态，并要求中国证监会对期货市场实施第二轮治理整顿。[13]如此“旷日持久”[14]的整顿，对于享有期货市场后发优势的国家来说确实过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期货市场的发展。这体现了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反复性。
　
　　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反复性还体现在高层领导对期货市场功能的认识上。在1992年到1995年间，大宗物资商品的期货价格逐年攀升，致使社会各界对期货市场颇有微词，高层领导甚至认为是期货市场的“价格误导”引起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和投资过热。[15]高层领导认识的偏差自然会使对期货市场的整顿更加“严厉”。

　　3、证券市场较之期货市场发展的优先性

　　1990年前后，中国期货市场与证券市场几乎同时起步，但发展状况却大相径庭。两个市场之间的差距显然是由政府政策的差异造成的。作为中国期货市场早期创建者之一的曹国宝认为，中国期货市场的起步比证券市场还要早一些，并在1993年形成规模。但随后决策层认为证券市场可以解决当时最大的难题，即国有企业改革的资金问题，于是加大了对证券市场政策支持力度。对期货市场不仅没有政策支持，还两度严加整顿，致使期货市场几乎被边缘化。“政策滞后使得期货市场长期被控制在狭小的空间内，举步维艰。一方面投资品种少，另一方面投资者群体非常狭窄，机构投资者尤其是金融机构禁止进入，使得期货市场成为一个散户市场。”而最先推出的金融期货品种——股指期货，一定意义上也是为证券市场服务，为其提供避险机制。[16]此外，在期货交易所的管理体制（期货市场的监管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名称中不包含“期货”字样；交易所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需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品种创新（新品上市的决策权在国务院；期货品种的暂停到恢复上市，路程太过漫长）以及期货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关系等方面，都体现出政府对于两者重视程度的差别。或者说，政府对两者发展的优先序做出了不同的安排。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期货市场的建设是在为证券市场的发展铺路、做试验。

　　（三）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后发性

　　尽管期货市场的建设具有试验性，但中国期货市场筹建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国际期货市场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阶段，中国有充分的境外经验可以借鉴。正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后发优势，中国期货市场站在更高的起点上，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1、市场建设起点高

　　中国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从一开始即放眼国际，瞄准当代期货市场最发达的美、欧、日、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通过考察学习，大胆借鉴，从而获得了较高的起点。在实际运作中，大多数交易所均吸收并采用了国际上通行制度：会员制度、保证金制度、集中交易制度、大户报告制度、持仓限额制度、逐笔盯市制度等。如北京商品交易所自1993年12月15日转入正式交易以来，实行当日结算，逐笔盯市，每日提供市场分析等制度，是国内规范化程度较高的交易所。[17]在交易手段上既考虑到中国国情也跟上时代潮流，采用了电脑撮合的竞价制度。交易行情则通过电缆实行即时传递分送到世界各地。同时，国内期货市场的参与者和研究者也能通过期货公司了解到内外盘的即时信息。

　　国内最早以交易所命名的交易场所——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在1992年1月开业之初采用板书报价方式。为促进交易，1993年2月交易所改为电子大屏幕报价。该交易所还租用路透社终端，让会员和客户及时了解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金属交易行情以及美元和英镑的汇价变动行情；建立信息报价系统，对外发布交易所交易信息；试行制定风险率，以控制交易风险等。此外，为了活跃市场交易，交易所还采取了税收、外币挂牌和结算、吸收中资境外会员、银行设点方便会员交易及结算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和支持。[18] 国内其他交易所也同样采用了上述制度，并使用了国内最先进的通讯设备和设施，在软件和硬件上都实现了现代化。

　　2、市场国际影响大

　　中国期货市场运行不久，即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时任CBOT国际关系部副总裁的威廉×D×格罗斯曼称赞，中国期货市场几乎每一周都有重要进展，其发展之迅速既使是最乐观人士也始料不及。他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期货业界关注的焦点。[19]事实上，中国少数商品的期货交易对国际期货市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农产品期货价格与国际市场关联度日渐提高，市场独立性日渐体现，已经成为国际市场重要的参考价格；有色金属交易量已跻身世界前列。以交易较为活跃的上海金属交易所为例，从1992年5月开业至1993年8月，共成交铜铝等有色金属330万吨，价值人民币2480亿元，期货交易量位居世界有色金属期货市场第二位。[20]
　
　　中国期货市场虽然起步晚、发展历史短，但由于较好地利用了后发优势，在商品期货交易方面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经过1993年底至2000年的清理整顿之后，中国期货市场逐步恢复并发展，期货交易规模日渐扩大。到2007年中国农产品期货交易量则占到全球的49%，全球成交量最大的10个农产品中有6个来自中国市场。[21]同时，中国证监会在WTO证券金融业对外开饭的整体框架下，积极落实《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协议补充协议，已经批准6家国内企业在香港设立机构从事期货业务，批准3家港资企业机构参股内地期货公司，并批准了符合31家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在境外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与此同时，证监会和各交易所对外交流活动也越来越多，期货业逐步国际化。[22]

　　3、市场规模发展快

　　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中国期货市场从1988年酝酿到1990年开始现货试点，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初步建成了期货市场。到今天为止，中国期货市场也仅用二十年的时间，跻身于世界商品期货的前列。2007年中国商品期货成交量占全球商品期货的26%，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商品期货市场。中国上市的期货合约大多数在全球同类合约中位居前三位；全球最大的10个商品期货合约中有5个来自中国。在传统商品领域，中国已经形成包括农产品、金属、能源、化工等多种类的期货品种结构，其他期货品种也正在积极研究之中。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建成以后，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便利了购销双方对接，帮助了需要套保的企业和个人进行风险管理，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除了商品期货外，中国也加快了金融期货的开发步伐。自20世纪70年代金融期货诞生以来，国际金融期货的发展日新月异，逐渐形成包括利率、汇率、股指及个股等金融期货及相关期权在内的交易品种，交易量远远超过商品期货，成为期货市场交易的主角。金融期货作为当代最为重要的交易品种，已经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2006年6月中国金融交易所的设立，表明了中国发展金融期货的决心。2010年4月16日股指期货的正式上市，则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三、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评价

　　中国期货市场经过二十年跌宕起伏，既取得了重要成就，也经历过重大曲折。它最初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品，当期货市场功能日趋完善之后，反过来又成为推动经济转轨的重要力量。期货市场所有的成败得失都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制度密切相关。中国期货市场是制度变迁的产物，而期货市场的未来发展必然依赖制度的进一步创新和完善。

　　（一）中国期货市场是制度变迁的产物

　　中国期货市场重建于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时期，期货市场的发展始终伴随着转轨时的阵痛，不时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和影响。在期货市场发展之初，行政手段干预过多，期货市场处于不断调适、调整之中。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和曲折性，决定了期货市场发展的曲折性、期货品种培育的渐进性、机构投资者发育的迟缓性。

　　1、市场发展过程的曲折性。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期货市场的重建无疑是国家的一项重大决策，因此国家采取了试点的策略。然而在试点期间，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对期货市场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一定时期内期货市场在地方各省市盲目发展，甚至军队系统也开办了期货经纪公司。[23]经历了试点时期的盲目发展、整顿时期的大萧条以及规范发展后的逐步恢复，期货市场大起大落、巨幅波动，这体现出了转轨时期市场发展的曲折性。

　　2、期货品种开发的渐进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相关期货品种的开发也必然采取渐进性策略。上市品种的开发必须与制度建设的进程相适应。以外汇期货为例，由于人民币汇率长期处于管制状态，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未能形成，因此外汇期货自1993年短暂试点即被暂停后，就一直未再恢复。近年来随着人民币汇率改革速度的加快，外汇期货上市的条件日趋成熟。品种开发与制度建设的进程密切相关。

　　3、机构投资者发育的迟缓性。中国期货市场仍然是散户充斥的市场，机构投资者发展迟缓，尤其是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期货投机的行为仍然受到限制。对于国有企业财产权行使问题以及商业银行投资权能问题等，都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探讨，在实践上逐步突破。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中国期货市场规模的扩大。

　　此外，由于国内机构投资者长期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对期货市场不熟悉，利用也不充分，更缺乏有效监管，以致它们在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时屡屡发生巨额亏损事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制度设计的不完善。近年参与境外期货交易发生亏损的事件详见下表。

表1　近年参与境外期货交易发生巨额亏损的事件（不完全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期货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杂志的有关报道整理而来。

　　尽管如此，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适应了经济制度变革的需要，它的建立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市场的交易费用，有利于降低价格风险，从而有效保护产权。期货市场集中了市场供求，充分反映了市场中各类信息，发现了未来价格，便于生产者和销售者进行决策。同时，它实行保证金制度，以较小的金额完成大额交易，节约了资金占用成本。此外，期货交易避免了现货交易中的各种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随着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国家建立起包括国有产权、集体产权及私有产权在内的多种产权结构体系，为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二）制度变迁是期货市场进一步发展的不竭动力

　　所谓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24]制度变迁过程既可以由政府通过行政行为或制定法令以强制执行，也可以由民间个人或群体为了某种利益自发地倡导、组织或实施。前者即是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后者即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中国期货市场的重建和发展与“国家领导人的倡导和支持、政策和方案研究者的推动、各级政府官员的努力”密不可分。[25]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商业部、河南省人民政府等机构和部门发挥了较为关键的作用。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无疑具有低成本优势，但也容易出现政府权力过度使用和市场过度开发的情况。在试点时期，交易所都是由政府部门或大型国有企业投资组建，从而导致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卷入其中，使期货交易所的性质出现异化，成为制度供给者的逐利场所。随着交易所的大量兴办，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收益开始被市场的无序发展所蚕食，政府不得不对市场进行大范围、长时间的清理整顿，试图使制度变迁的成果得到维护。

　　纵观中国期货市场的制度变迁可以发现，在期货市场重建初期，政府主导作用维护了制度变迁的高效率，但紧随其后多年的市场整顿则削弱了市场主体创新动力，使得市场急剧萎缩。近20年期货市场发展史表明，中国期货市场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没有充分发展。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机构投资者的自主创新能力受到严重限制，这已成为市场发展的重大阻碍。要使期货市场获得持续、健康的繁荣与发展，必须给予市场主体更大的创新空间，使它们充分发挥自身创造力，不断改进制度不足，实现制度变迁收益的最大化。可见，在政府有效监管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将是中国期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期动力和重要方向。

注释：

[①] 1987年，美国培基证券有限公司亚太分公司的香港实业家杨亮瑜先生访问北京，他向高层提出建立中国期货市场的提议，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成为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重要契机。马源平：《期货市场成长论——中国现阶段期货市场的理论思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②] 靖明玉等编：《期货批发市场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③] 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中国期货业协会编：《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④]常清：《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战略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

[⑤] 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课题组：《中国期货市场回顾》，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编，李剑阁主编：《中国期货市场年鉴》（1995年），改革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⑥] 沈开艳：《中国期货市场运行与发展》，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⑦]《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国发[1998]27号文件），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编：《中国期货市场年鉴》（2005—2006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⑧] 张艳：《中国已超过美国成最大商品期货市场 》，《京华时报》（2010年09月13日）。

[⑨] 常清等编：《中国价格改革研究》，电子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

[⑩] 卢建：《中国期货市场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见《中国期货》杂志社编：《中国期货概览1994》，中国物资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11] 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课题组：《中国期货市场回顾》，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编，李剑阁主编：《中国期货市场年鉴》（1995年），改革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2] 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中国期货业协会编：《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13]《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国发[1998]27号文件），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编：《中国期货市场年鉴》（2005—2006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14] 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中国期货业协会编：《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15] 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中国期货业协会编：《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16] 《曹国宝：16年期货老兵的追求》，《华夏时报》2008年7月12日，第B10版。

[17] 《北京商品交易所概况》，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编，李剑阁主编：《中国期货市场年鉴》（1995年），改革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167页。

[18] 乔刚、陈共炎、张建同：《交易所、经纪公司与期货市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5页；叶全良：《期货论——中美期货市场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页。

[19] 威廉．D．格罗斯曼：《发展中的中国期货业》（节选自作者在香港的演讲稿），见杨平编：《期货沙龙》，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20] 沈开艳：《中国期货市场运行与发展》，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21]《证监会主席助理姜洋：期货市场是中国改革开放重要标志和成果之一》，《金融时报》2008年9月18日，第02版。

[22]《姜洋：中国农产品期货占全球一半份额》，《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9月18日），第13版。

[23]《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编，李剑阁主编：：《中国期货市场年鉴》（1995年），改革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24] [美]D．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5页。

[25] 常清：《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战略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如此大的比例，已经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之一。”2012年3月17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经济峰会上表示。至于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只是一个政治决策问题，办法其实很简单，如果一旦下定决心解决它，没有什么困难，现在大部分的国有企业的股票都在市场上，需要做的只是怎么把这些股份转让出去，包括分给老百姓。”

　　多么熟悉的“药方”。上一次用这味猛药的，是苏联。只不过俄国人服下这剂猛药的实际结果，并不像张教授描述的那般美好——苏联私有化的结果并不是运转良好的、西方经典教科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毁灭。那么到底是张教授信誓旦旦勾绘出的美好蓝图、还是这幅蓝图在俄罗斯实践下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更有说服力呢？

　　私有化与社会公平之间不仅没有等号，而且众所周知的一个常识是：私有化必然导致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这是资本的本性使然；在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各国，一切战略产业都垄断在少数几个大财团手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不论是垄断石油产业的西方石油巨头“七姊妹”，还是垄断西方农业的孟山都等，更不要说垄断金融产业的大摩、花旗、高盛们，不但垄断，而且比中国的所谓“垄断央企”暴利多了。而所谓搞私有化转型的前苏东和拉美国家，资本寡头的垄断也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想必俄罗斯金融寡头的“威名”读者也都听过。作为一名知名的经济学者，把私有化当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而对于私有化在全球其他地区的不良影响视而不见，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知识结构上出了问题。

　　在此更要注意的是苏联国情与中国完全不同，两国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也有很大不同，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也是根本不一样的，在中国搞私有化的结果将是无产化，这样迥异的差别却被“忽略”了。

　　“张维迎疗法”的苏联攻略

　　在上述提及的张维迎发言中，迄今为止未见有张维迎对“怎么分”的具体方案。但他的具体方案并非无迹可寻。在“2009中国企业家论坛”开幕式上，他曾表示：

　　“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应利用此次危机推动改革，将国有上市公司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给老百姓，给百姓一只下蛋的母鸡。现在国有资产是15万亿，如果拿出40%就是6万亿，财富效应非常明显。”

　　“国有上市公司拿出40%股份，外汇储备再拿出1万亿美元，两项加起来一共是13万亿人民币，发到每个人手里是1万块钱，5口之家将分到5万，这将有非常大的财富效应。”

　　据报道，“张维迎甚至还建议，这笔财富可以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两份，城里人给一份，或者富人给一份，穷人给两份。他认为，国家将一部分财富分给老百姓，不仅短期来讲可能引来财富效应，长期来讲，还可以使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大缩小。”

　　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看看这个“药方”的现实范本：

　　1992年6月，俄罗斯国会通过证券私有化方案，规定把大部分股份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一小部分出售给外部投资人。俄罗斯企业私有化将前苏联74年积累的国有资产经过估价，按1.49亿人口，每人1万卢布，无偿转让给每个公民。每人只需象征性地支付25卢布，即可领到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购买企业股份或住房，或委托给投资基金，该券不记名、不挂失、可转让和兑现。换句话说，就是把所有的国家财产作价约1.5万亿卢布无偿地分配给了全苏人民。

　　按照张维迎的说法，这样的做法“不仅短期来讲可能引来财富效应，长期来讲，还可以使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大缩小”。然而，现实的结果是：据俄杜马听证会公布的材料，从1992年到1996年，私有化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按1995年价格计算，超过9500万亿卢布，相当于卫国战争期间损失的2.5倍，并且引发恶性通胀，81%的国民经过这样的私有化被掠夺一空。

　　为什么张教授口中的“财富效应”、“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大缩小”没有成为现实，结果却是81%的俄罗斯国民被掠夺一空呢？

　　对于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崩溃以及私有化问题，主流学者大多笼统地以私有化休克疗法造成国家灾难而论，但少有人在经济理论上指出私有化与国家灾难和国民遭到洗劫的具体理论联系，更没有人把这样的联系通过理论定量化。如果以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具体分析计算一下这些财富是怎么被洗劫的，把俄罗斯私有化的问题分析清楚了，对于张维迎的私有化方案就有了全面的认识。

　　事实上，张维迎提出的私有化方案比当年俄罗斯的方案还要激进，还在俄罗斯的模式上更进一步地把外汇私有化和把国家核心企业交给外资控制。在俄罗斯私有化灾难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俄罗斯的外汇储备不足，在私有化过程中国家汇率受到冲击，造成汇率的失控，失控下的俄罗斯不得已出让了部分国家核心产业；现在张维迎提出的方案不仅要分掉中国的核心产业，同时还要分掉外汇储备，这是要做什么呢？更关键的是当前中国企业与当初俄罗斯企业股权结构根本不同，从大型央企到行业内排头兵（含细分行业）基本已经上市，张教授的方案会直接导致外资控股中国核心企业，而一旦如此，其结果必然是经济殖民。

　　一个直接交出国家经济命脉的方案

　　部分人士主张私有化国企的依据就是国企的“低效率”和“蛀虫多”等等，并且以此为逻辑前提提出了交出国家经济命脉控制权的方案。表面上看，这种依据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这并不代表其逻辑前提就必然是正确的。

　　首先关于央企“蛀虫”的情况，这也是饱受舆论诟病的。据《中国经营报(博客,微博)》2012年3月24日报道， 2011年央行公布的侵吞国有企业资金调查结果显示，近10年间有超过1200亿美元的资金从国企转移到了海外，10年千亿美元听着巨大，但每年平均到每家央企头上不到1亿美元。此外，备受诟病的还有央企高管的收入。但目前央企高管年薪最高的不超过280万元，与外国同类企业高管动辄几千万美元的薪资相比，二者有天壤之别。

　　任何的管理都要有成本的，但是很多人鼓吹央企私有化的根据就是所谓央企“蛀虫”的问题，而因为这点损失就要把国企百万亿的资产私有化，那是因噎废食。如果中国的央企私有化了，且不说央企私有化给了谁，单是央企高管的工资市场化与国际接轨，给他们的多支出的工资就远远超过于此！

　　还有人说央企管理不到位，但是海外私企的管理效率就一定很高吗？如果真的按照张维迎等人说的平均分配股票，结果就是股权极其分散，根本无法监督职业经理人，而公司董事会对于这些职业经理人的监管从力度上说怎么比得上国家强力侦察机关？怎么比得上党纪国法的震慑力量？近些年来中国平均每个贪官的非法收入是3000多万元人民币，以10年收入计算，每年为50万美元，与外国同类企业高管的收入相比，仍有距离。如果这些企业私有化以后，他们的收入立即就要与国际接轨，变成合法收入。

　　即便在西方股权分散的公司，经营层肆意侵占股东利益的事情还少吗？经营层可以动用企业的强大资源压制股东的权益，这样的私有是谁的私有？这些经营层的老总们在私有化以后是权力空前膨胀和不可控的，就如中国平安(601318,股吧)入股比利时富通一样，对方董事会做出决定转移企业的核心资产，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平安保险反而没有发言权，因为转让下级子公司业务这个决定董事会就可以做出！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大公司平安保险尚且如此，股权分散以后老百姓的那几张股票能够决定什么呢？张教授的私有化方案实际上就是将掌控中国央企等经济命脉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合法化；私有化图谋得逞以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会更加膨胀失控，以前国家还可以撤换央企老总，等把企业股权都分散了，别人持有10%的股权就可以决定一切了。

　　现在许多利益集团都潜伏在央企上市公司中当“小非”，是二股东、三股东，份额很低，等到国家把央企大股东的股票平均分配给了社会，这些利益集团就是控股大股东了，现在来搞私有化，总不至于把央企股权中原来私有的部分先给公有化剥夺了再搞私有化平均分配吧？如果还保留央企原来的小股东，那么在张教授的私有化方案当中，他们就成为了企业的法定控制人。这与当年俄罗斯私有化时国有公司没有任何私有股份和外国股份是完全不同的。

　　西方舆论总是在鼓吹：私有化是高效率的，央企是低效率的且有大量蛀虫，以此激发中国民众的愤怒，认为私有化是未来必经之路；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个逻辑实际上是有问题的：“米仓里面有老鼠”与“米仓是老鼠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虽然都是米被老鼠吃了，但是一个合法一个不合法，对于“米仓里的老鼠”我们可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但是对于“老鼠的米仓”则要依法保护老鼠吃米的权利，而鼓吹私有化的人实际是在主张与其防着米仓的老鼠偷吃，还不如干脆把米仓送给老鼠算了——这是何等荒谬的逻辑！他们还说企业私有化了，企业管理者就不会腐败并对企业有责任心了，这就如说现在米仓是老鼠的了，于是老鼠就不偷米了，还要雇佣狗来看护米仓！现在搞私有化就是这样的混账逻辑。

　　张维迎的私有化方案就是把中国核心企业的控制权交给外资的方案，中国的央企等核心企业是中国的国家命脉。世界各国对于自身的核心产业都是严格保护，严格防止外国资本的“渗透”，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就在此方面屡屡碰壁，就连华为收购美国一家市值仅为200万美元的三叶公司也要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而张维迎的方案通过分掉国家控股的股权，直接就达到了让外资战略投资者控股的目的。而他具体的所谓平均分配，实际上就是造就潜伏在央企上市公司当中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成为这些央企私有化以后的控股和控制人，更让潜伏在央企上市公司的所谓国际战略投资者成为控股人，让他们与国企的管理层成为利益共同体，形成了被外国资本主导的利益集团。

　　利诱的民意和金融乾坤大挪移

　　现在为什么“私有化”的提议在中国民间和舆论界占有一定的市场？因为有人利诱了民意。这些人提出把财产分给个人，尤其是让穷人得到更多的份额，给了人无限的遐想，让老百姓觉得这样的分配就可以自己不用付出而得到财富。

　　谁都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但谁都期待老天爷能扔个馅饼砸到自个儿的脑门上。这样的诱惑往往是难以抗拒的，因为人的趋利本性，使得大多数人在利益面前是短视的，因此遵从利诱出来的民意行事是非常危险的。在俄罗斯私有化先例中，老百姓的财富尽管不是“一夜归零”，却最终被恐怖的恶性通胀洗劫一空（参见后文）。

　　给老百姓分配财富却造成严重的贱卖和通胀，最后把老百姓的财富给掠夺光，这个巧取豪夺的过程老百姓是很难接受和理解的，这里有必要再深入揭示一下西方金融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建立现代金融资本统治的情况下，原有的货币概念已经被偷换了，现代货币概念与中国人传统理解的货币从概念上讲是根本不同的。而通过这样的概念偷换，金融资本合理合法地窃取了老百姓的财富。

　　世界上关于货币的理解分成各种学派，这些学派的主要分歧就是货币商品说还是货币媒介说，古典经济学派大都主张货币商品说，亚里斯多德等人就把金银货币当做财富，重商主义也是以贵金属货币为财富的，马克思把货币变成了劳动价值论统治下的一般等价物。而现代经济学则更多倾向于媒介说，把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和国家信用。依据这两个不同的货币理念，也产生了古典货币和现代货币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

　　古典货币：任何一种可以执行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和完全流动的财富的储藏手段等功能的商品，都可被看作是古典货币。古典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

　　现代货币：是指以某一权力机构为依托，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推行的一种可以执行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及作为完全流动的财富的储藏手段等功能的凭证。这样的权利凭证就是一种信用凭证，现代货币使用国债抵押来发行，背后就是国家信用。

　　在这里，贵金属货币是当然的古典货币，到了金本位纸币则是在古典货币和现代货币的过渡，既有物的属性也是一种凭证，而金本位破裂以后的货币就是彻底的信用货币了。在古典货币时代，拥有货币就是拥有商品，就是拥有财富。但是到了纸币时代就不同了，货币实质上是一个欠条，你拿着货币的背后是别人可以利用你的货币所对应的财富，就如农民上缴了粮食换取了白条一样，粮食已经被他人收走利用了，纸币只不过是可以流通的白条。

　　但是到了金本位破裂的时代，货币不但可以被利用、不受你的控制，更可以掠夺你。金本位保证你的货币与对应的商品价值对等；而没有了金本位，货币则是不断贬值和缩水的，至于贬值和通胀是多少，更是货币的持有者无法控制的事情。因此在现代货币概念下，你对所持货币不但没有利用的控制权，而且你的货币本身也没有抵抗通胀掠夺的能力。能够利用他人货币背后所对应的财富：这样的制度和游戏规则建立起来以后，人类就进入了资本社会、货币社会、金融社会，所谓的金融就是把货币给融合起来被再利用。因此在现代模式下理解货币，怎样通过金融体系利用他人持有货币背后所对应的财富，这才是金融的真谛！这样的金融手段，实际上是通过货币将你所持有的财富来了一个吸星大法般的乾坤大挪移。

　　在印钞时代，谁拥有了全球的货币发行权，谁就可以乾坤大挪移他人的财富。只要你的财产货币化、私有化了，你想要卖了你的财产换来货币改善生活，不管你提出的价格多高，他都可印钞来买，等到你的财富被买走以后，留下的一大堆欠条性质的纸币没有相应的资产对应，通胀的苦果就由你来吞下。

　　中国老百姓对于货币的概念普遍停留在古典货币上，认为自己的货币就是自己的财富，根本不知道以现代凭证和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货币早已经变了质，给你的货币其实只相当于一张欠条，这个欠条的价值是要依靠国家信用来保障的；如果私有化导致国家信用降低，你的货币信用也就降低了，不但给你的货币不是财富，你原来存储的货币也不是财富了，俄罗斯的私有化灾难就是这样发生的。

　　西方货币的信用也是他们央行的信用，背后是他们控制的巨大的资产财富，如果美联储的股东们没有了对于世界黄金和石油的控制，若不是当年美国通过中东赎罪日战争让美联储背后的资本家们控制了中东石油、取得了足够的信用，美国是没有今天的！

　　西方金融资本的成功就是在于改变了全球的财富游戏规则和分配规则，让货币所代表的财富被自己的金融体系所控制，而不是持有货币的财富所有人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最大的偷换概念，是货币概念和财富概念颠覆性的偷换，这样的变化造成了西方资本对于全球的控制，但是对于这样的游戏规则变化，西方的理论却在刻意掩盖，西方的货币主义甚至说良性的通胀有助于经济发展，要以一定的通胀刺激人们不食利货币财富停止创造等等，但是对于这样偷偷的印钞和贬值，导致货币所对应的财富实际控制人，也就是金融资本的控制人，得到巨大的财富却在西方理论上奇妙地消失了，这样的乾坤大挪移，就是对于世界财富的吸星大法。

　　西方经济学原理揭示的私有化陷阱

　　在《环球财经》2011年3月刊“私有化是怎样洗劫国家和国民”一文中，笔者曾引入西方货币价格理论中著名的费雪公式来说明上述问题。20 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提出的费雪方程式为：MV=PT（其中：M货币的数量；V货币流通速度；P物价水平；T各类商品的交易总量）。通过费雪方程式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初始的货币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商品数量的增减与价格涨跌成反比。在产权流通领域的货币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在计划经济时代进行产权交易的货币量和货币流通速度都是一个非常低的数额，这样的结果就是价格急剧下降以及进行产权交易的富人和外来者取得极其巨大的收益。

　　这就导致看似公平的私有化，结果就是普通人拿到这些债券后一定是极其廉价的抛售，以此取得现金改善生活，而产权交易领域的现金数量却远远不足，导致这样的抛售极其低廉，低廉的债券价格引发恐慌再造成进一步的抛售，所有这些都使得市场中的资本得到暴利，极大地加剧了贫富分化。俄罗斯的民众纷纷出卖私有化证券，而企业的经营者和有钱人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以极快的速度向他们手中集中。

　　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提供的数字，截至1996年，俄罗斯已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创世界纪录。俄罗斯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只卖了72亿美元。仅1996年一年，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就比希特勒侵苏战争造成的损失还要多得多。

　　前苏联的情况可能距离大家过于遥远，而且俄罗斯当年卢布贬值的速度太快，以致中国老百姓很难在数据上有所体会，然而有些人也是以私有化中国国有财产为目标的，这里我们就不妨以中国的经济数据做假设进行分析一下，根据国资委2011年12月的最新数据，中国央企资产总额逼近28万亿元人民币。考虑到没有计算价值的划拨地、矿山开采权和其他各种特许权利的价值、以资产的2倍计算，其价值也应当在56万亿元左右。

　　而中国市面上可供交易的钱有多少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截止2012年2月份，中国的狭义货币是27万亿，广义货币86.7万亿，而广义货币的存款很多是老百姓的养老钱、看病钱等等，是不会进入产权交易领域的。同时我们的央行准备金还锁定大约12万亿，其中还有31万亿是企业储蓄，这些储蓄很多就是要出售企业的流动资金，因此很多资金是难以进入交易市场的，个人的资金也不可能全部进入这个交易市场。我们以此粗略和乐观地估计，也就是10万亿元左右的资金可以用于购买这些产权，到底有多少资金能够参与，我们参考股票一级市场“打新股”的资金就可以大约推算出来了。而按照俄罗斯私有化的做法是把价值将近60万亿元人民币的央企分掉，这样一下子50多万亿的私有化债券进入市场，与市场可以参与产权交易的10万亿资金相比，肯定是要被严重贱卖的——按照费雪公式，如果其他货币条件不变，俄罗斯式私有化的结果就是要让上述国有资产的售价变成实际价值的1/10。

　　中国社会的资金是短缺的，大量可以参与产权交易的富裕资金其实是海外热钱。如果中国进行了私有化，热钱会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核心产业将立即被外国占据，中国就要立即拉美化了，这也是中国现在私有化与当年俄罗斯休克疗法的不同之处。因为当年俄罗斯进行私有化的时候海外热钱几乎还没有来得及进入俄罗斯，即使是这样，海外资本依然通过各种黑市进入俄罗斯控制了大量的俄罗斯产业，因此中国的私有化实际上比当年俄罗斯还要危险。

　　张维迎式的私有化必然导致恶性通胀

　　在上面的论述当中，我们只看到了这样的私有化过程中民众抛售国有资产债券、市场货币供应不足造成资产被贱卖而集中到少数富人和外国资本手里，这样的贱卖实质就是洗劫了一个国家，但是这里有人会说就算是贱卖，只要卖了钱，不论多少也是给国民增加了收入，似乎私有化多少都是给人民增加了财富、造福于民，更有人说财产属于私人了以后，私人怎样贱卖只是个人问题。但真是这样吗？问题是这样的私有化不但没有让老百姓的收入增加，反而在私有化过程当中必然会导致恶性通胀，把老百姓取得的私有化财产换取的货币和以往的积蓄全部洗劫光！俄罗斯实行私有化以后，1992年当年通胀率即达到2501%；至1999年，81%的居民已经没有储蓄存款，所有的劳动积蓄被彻底洗劫。

　　在俄罗斯的私有化以后，为什么会导致必然的恶性通货膨胀呢？我们仍然可以从费雪公式中找到答案。按照MV=PT，可以看到老百姓贱卖了债券和产权等权益，所得的现金数额还是极其巨大的，等于对社会注入了大量的货币（M），而老百姓需要购买的商品（T）却难以快速增加，尤其是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下一切按照计划生产，生产能力没有冗余，适应需求的快速增长是没有余地的，因此在商品总量（T）不变的情况下货币（M）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价格（P）的暴涨。更进一步的是，在这样的价格暴涨下，老百姓持有现金的欲望极大降低，导致原来不参与流通的定期储蓄等广义货币M2也加入到流通中来，进一步提高了市场中的货币供应量；同时还有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就是货币流通速度V的急剧增加，在通胀的压力下，老百姓本来是要一个月花光的月工资，必须在得到工资的当天抢购当月生活必需品，这样的结果就是货币流通速度增加了30倍，按照费雪公式价格就要增加30倍，这样的结果相互作用是一个乘积的关系，可以非常轻而易举地导致货币恶性通胀100倍以上。

　　在这样的通胀下为了维持政府的开支，政府原来的收入按照通胀前的货币计量就严重不足，结果是政府不得不再一次大规模印钞，导致恶性通胀进行一个正反馈式的增长。就如私有化后俄罗斯政府债台高筑，仅仅是1992年就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在印钞机的轰鸣声中，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流产了，如此造成的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效应，如山崩一般难以阻挡。

　　在此，为了让大家明确这样的威胁是多么严峻，我们可以以中国央行当今的数据再次推算一下。目前中国的狭义货币是27万亿元，广义货币86.7万亿元，中国的居民储蓄存款35.2万亿元，企业存款31.4万亿元，加其他各类存款，存款总额82.6万亿元，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现18万亿元。按照费雪公式MV=PT，如果私有化在一年完成的话，原来的PT只不过是18万亿而已，中国国有企业价值接近60万亿，就算是货币的流通速度不变，60万亿已经是原来的MV的3倍，这样物价在私有化的一年内就要涨价3倍，而老百姓的恐慌会让中国的约82.6万亿的储蓄也进入市场，这样物价就要一年内变成涨价8倍。

　　恶性通胀下社会不愿意持有货币导致货币的流通速度急剧增加，其流通速度是可以数量级地增加的，就如我们把经年不花的存款拿出来一夜花掉，原来一个月花光的变成3天花光就可以了，因为通胀成倍增加的时候是一天一个价格，老百姓拿到工资就会跑步到商店抢购生活必需品，这样的速度就是一个月慢慢花的工资半天花光，货币的流通速度是增加60倍的。如果以流通速度增加十多倍计算，这样的私有化就是要造成一年内上百倍的通胀，通胀100倍的结果就是原来给老百姓什么好处、给多少都不重要了，老百姓的所有财产都将被洗劫一空。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国际资本的渔利。由于需求和通胀的暴增，外汇的失衡导致汇率暴跌，使得国家私有化的资产被贱卖给外国资本的同时，各类资金在消费品不足的时候就要找到一种替代商品，那就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外国货币。各路资金扑向外汇的时候就要造成国家的资本急剧外流，同时世界各类资金会进来购买廉价的资产，一个国家的私有化也成为了国际食腐者的乐园。

　　俄罗斯的私有化使得国家同时在国际收支上陷入国家实际金融破产的境地，美元与卢布比价1991年时为1:59，1998年时已达到1:6000。同时，贸易自由化将国内市场拱手让给外国。据1997年资料，外国产品占据国内市场的份额达84%。而这样的私有化，即使对于中国这样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的国家同样也是不安全的，就如前面的计算，我们的私有化所释放的货币投放量可以达到上百万亿，也就是私有化的50多万亿央企价值和因为恐慌进入市场的80万亿存款，但是我们全部的外汇储备折合人民币只有20万亿左右，其中还隐藏了大量的热钱、随时可能逃离海外，这样的私有化给国家汇率所造成的冲击，甚至是中国这样的外汇储备冗余国家所无法应付的。

　　“私分外汇储备”的骗局

　　张维迎在2009年时就针对我国当时的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建议，应拿出一半来分给居民。“为什么政府持有美国债券，而不是老百姓持有美国债券？如果将政府持有的美国债券给老百姓，让中国人都变成美国债券的持有者，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这样的做法却是一个巨大的骗局！

　　张维迎可以分配外汇储备的思路逻辑是这样的，央行属于国有，国家是人民的，当然人民可以分享属于国家的财产。但是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逻辑，对于所有人而言，可以主张享有的是这个机构的净资产而不是这个机构的全部资产，而央行的净资产是多少呢？

　　我们不妨看一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按照人民银行网站公开的数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自有资金长期只有219.75亿元，与现在20多万亿的外汇资产相比只不过是外汇资产的百分之一，同时也是央行总资产的千分之七左右。央行这样低的净资产与世界其他国家是类似的，美联储当初也就是注册1亿美金，在2008年危机后大规模盈利的情况下，现在所有者权益也只有540亿美元，与美联储现在3万亿左右的资产规模相比，美联储的净资产比例与中国央行近似。

　　所有的分配只能分配机构的所有者权益而不是全部资产，如果分配全部资产必定侵犯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这样的分配外汇的结果就是侵犯央行的债权人，央行的债权人是谁呢？所有发行在外的货币就是央行的债务，央行的债权人就是持有货币的人，这样的分配就是对于社会存款的一次财富清洗，严重侵犯央行的债权人也就是持有存款的人，而且在这样的清洗过程当中还要出现财富的外流，因为现在全球化了，这要引发的是一场全球的财富再分配，一个国家央行资不抵债的操作，受到损失的肯定是资不抵债央行货币的持有者，这个持有者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和中国企业。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就更好理解了，大家都知道美联储是私人银行，美联储有美国的黄金储备8000多吨，在美国私人产权是神圣受到法律保护的，在法律保护私权之下，作为所有人的美联储的股东可以把这8000多吨黄金的美国储备给拿走分了吗？显然不能。原因就是美联储的黄金储备是资产，而不是所有者权益，不是净资产。作为知名的经济学者，张教授不应该不知道这样的常识。

　　下面我们再具体计算一下这样的分配所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中国央行2011年末的外汇资产是232388.73亿元，央行的总资产是280977.60亿元，央行的储备货币是224641.76亿元。在央行的资产被无偿分配以后，其他央行债务所对应的资产是难以减少的，能够减少的就是央行的自有资产，央行将立刻严重资不抵债！这就意味着央行发行在外的货币没有了财富的保障。央行的其他债务都是刚性的，真正失去财富保障的就是央行的储备货币。如果把外汇储备分配一半的话，以央行的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相当的22～23万亿的规模，就可以知道基础货币背后的财富保障缩水了50%，基础货币要贬值50%。而我们的所有的货币都由央行的基础货币衍生而来，这样的通胀或贬值也就是说我们的财富要缩水！

　　按照2012年2月人民银行数据，个人储蓄存款为362004亿元，银行总存款837340亿元，如果人民币贬值50%，将是存款持有者40多万亿的财富增发，也是居民原来储蓄的18万亿的财富蒸发。我们不算中国企业存款的巨额损失，单单是得到分配的居民也是损失巨大，也就是老百姓得到的10万亿元外汇储备财富，结果还倒亏8万亿元。让央行资不抵债率接近40%~50%的恶果必定是恐怖的。

　　大家可能会问：在这样的贬值下，货币通胀只不过是财富再分配的游戏，你的物质资产并没有减少啊，你的财富到哪里去了呢？

　　关键就是看财富是怎样分配的。私分1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给国民以后，国民是可以购买海外的15000亿美元的商品，但是由于人民币所对应的财富减少，人民币贬值50%，会造成汇率的大幅降低，海外购买中国商品的时候会变得更加便宜，他们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进口中国商品，按照贬值50%来说就是半价购买中国商品，中国的商品被大量海外资金廉价收购以后，中国的财富外流造成国内的商品不足而通胀涨价，这样的过程平衡下来以后的结果，就是中国人的财富大损而外国人赚取了暴利，这是全球一盘棋的后果！即使是中国能够外汇管制，也难以管住全部外贸经常项目，通胀和贬值是必然的。

　　此外，可能会有人以“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成功来提出反证，这里可参阅我在2011年3月刊《环球财经》上撰写的“私有化是怎样洗劫国家和国民”一文，此处不赘言。

　　中国有自己的金融历史智慧

　　国内很多金融专家学者，言必称西方。其实中国是有自己的金融历史智慧的。

　　对于货币的变化和金融的乾坤大挪移，中国历史上的钱庄就非常清楚这样的规律，经营钱庄和票号实际上也是挪移金银背后的财富。中国历史上的钱庄能够开多少银票出去，其中的计算是很复杂的。在钱庄的眼里，钱、粮、土地三者是一个比例关系，这也是古代最重要的商品，如果把土地等变成商品。钱庄计算所需要货币银根的公式，这实际上是与费雪方程式一样的。不要认为中国没有金融理论，这就是中国古代、近代最朴素的金融理论与实践。钱庄的老板们要赚大钱，必然是粮站、典当行和钱庄票号一起来开。典当主要是土地，三者在不同时间点的流动性不一样，商品总量不一样，这些差别才是赢利的关键。大的商家不是简单地贩运买卖，而是都在当地利用银根的变化赚钱，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的操纵运作。

　　中国历史上推行纸币的时期早于西方。中国历史上的纸币破产与西方所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对外战争的基础，也没有对外掠夺的基础。而美元则是经过了一战、二战和冷战后，建立了强大的国际信用，并通过这样的“绿纸头”，掠夺了别国的财富。

　　在解放战争时期，苏区的货币能够在当时没有黄金储备的情况下发行，是得益于中国公有化的国家信誉。出身于中国近代传统金融中心、钱粮物流集散地青浦的中国经济核心人物陈云1949年2月时曾说：“人民币要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不但不能紧缩，还要大力增发。应该用动态的眼光看增发——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片土地，就获得了土地上的粮食、森林和矿产等资源，人民币的发行就有了物质基础；与解放同步进行的土地改革激发了亿万农民的信心和生产热情，为解放革命增加了动力，货币的发行也有了精神基础。”

　　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的货币与国民党的货币同样大规模增发，但是由于国民党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少，其货币对应的社会财富在不断萎缩，此时再印钞，不发生恶性通胀才怪呢！反之共产党解放的地区在扩大，货币的增发与其控制的财富的增长同步，货币的增发反而避免了通缩，并为战争筹集到了财富支持。我们的人民币的信用就是这些国有资产来支持的，如果私分了国家财产，央行的货币信用就要打折扣，再分掉央行的外汇储备，中国货币的信用在哪里？老百姓在私有化当中拿到的货币和以往存储的货币将变得一文不值。

　　在中国的货币史上，先人曾展示出的历史智慧，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惟有此，才能真正用好“拿来主义”，而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被洗脑。

　　私有化阳谋国人需警醒

　　西方的评价体系控制了世界主流舆论，也洗脑了中国的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私有化这个招数在西方落自的棋局中已成为定式了，但是西方对于这个定式的结果却恶意掩盖，西方一些媒体的宣传，就是要为他们私利的阳谋做掩盖。

　　比如对于给俄罗斯造成巨大灾难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西方世界却是不断地高度评价。1997 年，法国《Le Nouvel Observateur》认为他是全球最重要的50位领袖。在俄罗斯陷入危局之后，这位经济学者却依然得到巨大的荣誉。也许，对于在瓜分苏联全民财富的俄罗斯私有化大潮中赚的盆满钵满的西方资本和俄罗斯新贵们来说，萨克斯教授确实配得起“世界上最重要、最知名的经济学家”的头衔。

　　另外，俄罗斯私有化所造成的另外一个事实更加意味深长，在2011年2月环球财经副社长彭晓光撰写的《自由派：百年边缘》一文中，有过如下描述：

　　“俄罗斯金融寡头的组成，并非自由派们到处宣扬的是苏联主要领导及其子女亲属们，这些人中的主力，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斯摩棱斯基、弗里德曼、阿列克别洛夫、阿布拉莫维奇等等，他们在苏联时代大部分都是社会普通阶层成员，也没有太大的财富积累，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犹太人。

　　考虑到俄罗斯1.5亿人口中，俄罗斯裔占大多数，犹太裔只有25万左右，不到0.2%，名列各民族26位，这个现象显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在经济急剧下降和超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国有资产，每个公民手中的私有化证券，肯定大大贬值，俄罗斯的垄断企业即使是贬值也是价值天文数字级的资产，虽然俄罗斯寡头们个个是精英和商业天才，但是同时考虑到“民主俄罗斯”的极度腐败，成事所需要的灰黑色费用又是天文数字，因此认为这些金融寡头仅仅从苏联后期倒卖牛仔裤和烟酒中获得了足以形成寡头的先决条件，显然是不符合常识的，离开了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犹太资本的大力支持，他们是做不到这点的。

　　我们再看一下美国在苏联解体前干了什么。苏联的解体恰恰给了美国巨大的机会，里根时代的大量印钞在苏联的解体和私有化之下，购买成为了美国的资产，里根时代的赤字问题得以彻底解决。而当今美国又走到赤字危机和大量印钞的阶段，如果要解决美国的危机，也只有购买到足够的资产才可以解决放眼全球，这样的资产也只有中国的央企和土地私有化可以提供，因此一旦开放了资本管制、进行了私有化，发生一场洗劫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来源：《环球财经》2012年第4期

　　正如医学科学随着病理学的发展而发展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实际危机而发展。因此，目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发作，既引发了一股“马克思主义热”，也使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点不知所措，这些应该是意料之中的。在此，我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不意味着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值一提。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无论是否情愿，已经在被迫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进行抗争。但是，当前的危机同时表明了所谓学院经济理论的贫乏，正如一位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英国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成员令人吃惊地承认的那样：过去30年中，英美大学中研究生所接受的宏观经济和货币经济学的标准训练，可能受挫于几十年来对总体经济现象和相关经济政策的深入调查。这是对个体和社会时间以及其他资源的奢侈浪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创新已被证明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自我指涉、自我封闭的娱乐。学术研究往往由内部逻辑、智力沉淀资本和既定研究计划的美学难题等所驱动，而非探究经济运行机制之强烈渴望，更遑论探究困难时期和金融不稳定期间的经济运行机制。所以，危机袭来之时，人们发现经济学界根本毫无准备。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者的纪录一直以来更好，然而他们解决危机的办法见仁见智，他们往往相互隔离，各自独立地进行研究，并在几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对英语世界中关于经济危机的普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我试图对其相对的优劣加以评价。

“实体”和金融

　　所有关于当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均被迫承认危机与金融相关。危机以近来几个国家银行体系濒临崩溃和在美国开始的次级抵押贷款泡沫的破灭为标志。提请关注次级贷款问题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之一是由罗宾·布莱克本做出的，早在2007年春天，在真正的恐慌开始几个月前，他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一主题：

　　最近几个月，“次贷”违约大幅攀升。雷曼兄弟公司的分析师警告说，到2007年年底价值约2250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将处于违约中，也有人说，这一数字将接近3000亿美元。“股权级”（打包债务中风险最大的部分）现在被业内人士和分析师称为“有毒废物”，他们都在等着看哪些机构将浮出水面……次贷违约危机不仅会给那些眼睁睁地失去他们家园的受害者造成巨大不幸，它也损害了住房市场，增加了经济低迷的几率。

　　与当时大多数报刊对长期次级贷款问题几乎只字不提相比，《金融时报》考虑的更为周全，它刊登了一篇题为《次贷病》的文章，认为：

　　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次贷）余波在很大程度上仅局限于行业内部而已……即使有这么多的华尔街银行巨资参与次贷领域……也无需恐慌。任何一家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均微不足道。它们通常并不持有这些抵押贷款，而是将其打包，并在证券市场出售……证券市场正在做其分内之事——分散风险。

　　与《金融时报》不同的是，布莱克本属于“未卜先知”，因为前几年他已致力于详细分析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无论如何，基于这一不同的起点，可以看到一个潜在的危机的轮廓。2007年夏，恰好在信贷紧缩开始时，《国际社会主义》杂志曾刊登过一篇非常具有预见性的文章，认为金融的增长源于战后经济繁荣时期利润率的下降，并且未能从其20世纪80年代所达到的低水平中充分恢复过来。这就导致了资本家对牟取利润替代渠道的争夺：

　　过去低水平的盈利并未能使资本家停止想象未来将取得不可思议的利润，通过吸吮世界各地的剩余价值并投入项目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其中许多是在非生产性领域的纯粹的投机赌博，如房地产、商品市场、股票价格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利润将被浮夸，直到它们与实际完全脱节，并且一切会显得非常顺利，直到一夜之间，才发现大祸临头。

　　这两个不同的解释显示了对当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非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分野。一些学者强调“金融化”的内在逻辑，倾向于认为金融危机是“实体”经济从外部冲击的结果；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实体”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金融扩张并为危机铺平了道路，同时也认识到金融的重要性。

　　有两种公认的方式来区分“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第一，金融业的成长部分是被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传统企业所驱动。例如2003年，通用电气公司42％的利润来自它旗下的金融公司——通用电气资本公司。第二，更根本的是，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金融体系并非是简单地嫁接到一个纯粹的、非金融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之上。每当钱不再仅仅是钱，而是履行其作为资本的功能时，它就开辟了信贷和金融投机的可能性。正如大卫·哈维最近指出的：“在所谓的‘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更辩证的关系。”

　　问题的关键是，金融增长是否是一个为非金融经济领域所带动的自主进程？当前的危机是否是一种新型的危机，或是否源于马克思所认定的利润率长期下降的趋势，即使危机被延迟并带有金融增长的特色？再者，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机制是否因“金融化”进程而已经得到根本改变？

罗宾·布莱克本和彼得·高恩

　　罗宾·布莱克本指出：“金融化正从企业战略扩展到私人金融领域。它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产品日益商品化，如学生的债务或个人的养老金，以及信用卡营销或抵押贷款等。”

　　很少有作者能像布莱克本那样向一般读者卓有成效地解释金融业的复杂性。但他的论文相对较少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概念，往往只考虑更广泛的经济制度，因为这种经济制度已经被卷入了世界金融市场。但正如杰夫·曼所说：“对价值、金钱和资本的分析……并不是布莱克本讨论的部分，但它们仍然是与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莱克本回应说，他内隐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但他关于其框架构成的积极表态似乎在强调工人消费能力的有限性，他坚持说：“很简单，这场危机的根源就是贫困”，中国工人消费的增加“有助于拉动全球经济”。

　　他的文章往往给人以金融业崛起于金融本身的印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新的消费信贷原则、金融体制和基金管理的兴起孕育了金融化。”与《新左翼评论》杂志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彼得·高恩更加强调金融业的自主性：“对信贷紧缩的理解，需要我们超越常识的想法，即所谓实体经济的变化导致了一个所谓的金融上层建筑。”对于高恩来说，总体上金融化是对美国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问题的回答。但他看到了金融增长主要是由于金融自身产品的变化，这被美国（和居于从属地位的英国）的精英们视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他提出一个有力的论点，即认为精英们对金融泡沫的问题并非全然无知，但他们相信：“在泡沫破灭之前，金融部门筹集大量资金的最佳方式是扫除对个人交易者的限制……（而）当泡沫破灭和井喷发生时，银行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帮助下能够应付其后果。”

　　只是金融体系已经膨胀到什么程度？布莱克本写道：“金融部门的利润占美国企业利润的百分比从1981年的14％上升到2001年的39％。”根据高恩的说法，“2006年，美国不低于40％的企业利润来自金融部门”。这无疑占了美国经济的大头（美国经济约占全球经济的1／4）。但在一个以一系列金融泡沫为特征的时期，要估计由上涨的资产价格所组成的资产负债表的利润，只能依据布莱克本所谓的“幻想估值”了。

　　这里所需要探讨的不仅仅是金融部门的规模问题，还包括其增长对真正积累的影响问题。金融部门可以膨胀到远远超出生产经济所创造价值的合理规模。但这一膨胀过程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金融本身并不创造新的价值，而必须从经济生产部门获得最终利润。在此背景下，危机可以看作是当生产领域必须设法兑现由金融签单的支票时，“价值规律责令其恪守秩序”。

　　一些关于金融化风险的解释显然夸大了“新自由主义”或“金融化”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变化。对于布莱克本而言，“从‘纯’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公司本身不过是一个对意外的负债和资产打包重组，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机构，这反过来又反映了善变的投资者的热情。原则上，公司和其员工是随意的”。大卫·哈维在一部赞同金融化理论的论著中认为，近几十年来，相对那些公司的实际运行，“资本的实际所有者——股东的权力已经有所减少”。例如，机构股东很少涉足企业的日常管理。

　　布莱克本还写道：“当正确地嵌入社会控制结构时，金融有助于资本分配，促进投资和平稳需求。”“解决方案……是不放弃资金或金融，但将它们融入一个正确的监管体系中。”杰夫·曼向如下观点提出了挑战：“推翻我们这个颠倒的世界所需要的不只是驯服或价值再分配，而是摧毁它。推翻资本主义是唯一的出路。总之，它只是接受革命的必要性，而不是必然性，接受革命使马克思主义者更适应于马克思的分析套路。”

　　布莱克本回应说，他提出的各种要求都是“过渡性措施，解决深层危机的有效途径……以网络社会资金的形式有利于新的集体和民主体制”。除了革命之外的其他需求均有其重要性。通过这些要求的满足，工人们意识到其共同改造社会的力量，他们也逐渐对其拥有行动能力充满信心。但是从下面这一点可见，这些要求和运动之间的关系尚留有不确定性。布莱克本认为，一旦“真正的反资本主义政府成立”，他的应对措施将创建一个“金融双动力”体系。

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

　　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是另一位与金融化理论有关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更多地研究了资本积累中更为广泛的问题，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美国的生产率增长问题最为突出。但是，他不愿将这归结为长期的利润率危机：

　　这并不是说真正的积累不会产生足够的盈利途径以便银行放贷。相反，通过留存利润或在公开市场直接借贷，生产资本也能越来越多地满足他们的融资需求……银行的这项业务已被边缘化，必须开辟其他的利润渠道。

　　然而近几十年来在许多经济领域消费贷款的增长不容否认。银行转入“与价值和剩余价值没有直接联系的领域……金融业已从生产性企业相对独立出来并迅猛发展”。拉帕维查斯的解释发出了一个相当抽象的呼吁，建议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解释金融的崛起。但这种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最新创新来寻求解释制度运行轨迹的做法，又有陷入决定论的危险：

　　新技术对金融领域的影响巨大。仅根据每位业务人员的努力，金融业本不可能如此高产高效，但它现在已能做到了，这在以前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在金融机构内部有着更为明显的变化，如交易的速度，金融工程的可行性，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定价和风险管理技术，等等。更重要的是，技术上金融已有能力处理大量的个人借款。

　　当然，技术创新能够开拓新的潜在获利领域。但这种创新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独立于经济之外的自主过程。特别是，需要说明剩余价值流动到不同经济领域所引发的结构调整和创新浪潮。对生产经济长期利润率下降的解释要首先回答生产领域投资趋于下降和金融爆炸般膨胀的原因。

　　但不管原因为何，拉帕维查斯提出了有关金融化后果的重要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业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和那些借贷给他们的资本家所得到的利息都是剥削工人在生产经济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拉帕维查斯提出了最为清晰的替代分析。他认为，银行正通过参与“直接剥削”消费者而赚钱。之所以是“直接”的，是因为这一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外，而不是发生在流通领域。而之所以是剥削，他认为，是因为现在许多工人为支付基本的生活费用而被迫依附于金融机构。

　　但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剥削另有深意。它涉及资本家通过支付工资，得到工人所提供的劳动力商品并榨取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并非如一些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所言是一个“骗局”，剩余价值是在既定时间内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与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工资）之间的一个差额。与金融化相联系的机制并不产生剩余价值，拉帕维查斯最近常用一个相对轻松的概念“金融掠夺”来界定金融机构“直接系统地从个人的工资和薪金中榨取利润”的过程。不可否认的是，每个有过透支经历的人都可以作证，银行通过个人金融业务而赚钱。重要的不在于这是否发生，而是看它是否代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转型”。

　　这一过程肯定不是对历史的杜撰。在讨论19世纪资本主义高利贷利率下工人的住房“贷款”时，马克思写道：

　　工人阶级也会受到这种形式的欺诈，甚至受到的欺诈是骇人听闻的，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工人阶级也会受到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零售商人的欺诈。这是伴随着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直接进行的主要剥削的一种次要剥削。在这里，出售和借贷之间的区别，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形式上的区别……只有那些对实际联系完全没有认识的人，才会把这种区别看作是本质的区别。

　　这里关于借贷与零售商高价卖给工人的生活资料的类比是恰当的。如果说2007年在美国近20％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债务还本付息，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已变得越来越昂贵。在某种程度上是工资上涨造成了这一现象，它是一种将剩余价值从产业资本家转向借贷资本家的机制，正如面包价格的略微上涨将（如果相应的工资上涨）使剩余价值流向生产面包的资本家一样。就工资被压制而言，它表明了对工人的整体掠夺，正如工资压抑下食品价格的任何增长将会对工人整体掠夺一样。并且，就工人的债务违约而言，无论是信用卡或次级抵押贷款，随着银行（和其他）持有的债权超过工人未来的工资收入，其中一些债权已被证明毫无价值可言，它表明了市场上虚拟资本已经缩水。但无论怎样，总体上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剩余价值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

戴维·麦克纳利

　　在那些强调更广泛的经济进程而不是金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我打算关注这样一些学者，他们看到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积累问题才是资本主义一直悬而未决的根本问题。但也有例外。戴维·麦克纳利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危机不能仅靠关注金融化而得以理解，它“无法解释为什么这场危机已不仅局限于金融市场，也无法弄清其与全球过度积累问题的相互联系”。但是，他也拒绝这样的观念，即认为危机“仅仅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利润率危机的最新表现”。

　　他通过引用弗雷德·莫斯利关于利润率恢复的相关数据来证实这一点。不过，也有人对利润率有着不同的估计。根据罗伯特·布伦纳的研究，自1974年以来，美国的固定资本回报率大约在10.5％左右波动，从更早些时候的平均约14％或15％降了下来。其他主要经济体如日本和德国也似乎经历了同样的下降。安德鲁·克里曼所给出的数字是，美国的平均利润率在1941－1956年为28.2％，1957－1980 年为 20.4％，1980－2004年则降至14.2％。　　 有研究表明，只有一部分利润率恢复了，尤其是在加强掠夺的驱动之下。麦克纳利认为，这为一个积累的新阶段奠定了基础，“使资本主义25年来得以避免世界危机”——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一直到当前的危机。对他来说，资本积累以东亚为中心直到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为止。之后，持续增长以信贷泡沫为前提，特别是东亚经济体的信贷提供而不是迅速积累。换句话说，麦克纳利改动了金融化和信贷驱动的经济增长的开始日期，把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修正为从1997年开始。然而，他的分期尚有几个问题。首先，关于东亚地区的快速积累集中于1981年至1997年是不明确的。即使在1997年之后，中国经济仍然保持高增长，麦克纳利自己承认这是一个“悖论”。相比之下，日本这一东亚最大的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稳步增长，但1991年以后却停滞不前，在他的解释中有些东西被奇怪地省略了。第二，尽管25年来世界体系有避免目前如此规模的危机的可能，但美国于1990－1991年和2000－2001年也分别遭受了严重的危机。

　　第三，麦克纳利没有充分探讨东亚的积累与更大的西方经济体的积累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证据表明是西方的盈利能力有所增加，从而导致在东亚的投资浪潮集中于1997年之前的一段时间？这确实似乎不能说明例如20世纪80年代，外国在东亚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仍然保持相当稳定，同时对经合组织主要经济体的投资要相对低一些。

　　第四，麦克纳利关于“金融化”起飞于1997年之后的论点是可疑的。虽然东亚经济对1997年之后美国的廉价信贷增长有一定帮助，例如建立了以美国国债为主的庞大外汇储备。危机前夕，随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到了荒诞的地步，许多因素都已经到位。美国债务占CDP比率的第一次急剧上升是在1981年至1987年之间，其次是从1997年开始第二次大幅上扬，2001年后加速上升。企业利润中金融份额经历了两次爆发式增长，第一次在1985－1994年，第二次始于2001年。

《每月评论》学派

　　与《每月评论》这一颇有影响的杂志相联系的美国左翼往往强调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停滞，而不是其活力。该杂志定期报导当前危机，最近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弗雷德·马格多夫有一部简短著作已经出版，书中收集了两位作者的相关文章。

　　该书作者重视金融增长，对美国消费者的债务和金融投机的机制提供了详细的分析。但与很多诸如此类的解释不同，金融增长被看作一个更大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的结果，而没有被视为一个新阶段的象征：“尽管作为一个金融化的结果该制度已经改变，但它仍不属于一个全新的阶段，因为生产领域中积累的基本问题依然如故。”

　　对福斯特和马格多夫来说，积累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由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提出：战后资本主义有内在的停滞倾向。对他们来说，其原因乃是垄断的形成，通过操纵垄断价格，产生了被资本主义制度竭力榨取的剩余利润。结果产能过剩，因此投资放缓，与此同时“浪费性”消费领域如武器生产的增长吸收了这一剩余。被夸大的金融系统代表着另一浪费性消费领域。

　　《每月评论》在许多方面所做的开拓性分析与《国际社会主义》并驾齐驱，这一传统被托尼·克利夫、迈克·基德伦、克里斯·哈曼和其他人进一步发扬光大，并且这两个传统之间更多的互动将对双方都大有裨益。但相对于《国际社会主义》的传统，《每月评论》的传统似乎有以下三点不足。首先，对《每月评论》而言，危机被视为消费不足的结果。这一观点要追溯到保罗·斯威齐的著作：

　　不管其历史形式为何，生产过程必须是一个生产商品满足人类消费的过程……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最终用途从来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用于消费品……消费不足理论的真正任务旨在证明，资本主义也有一种固有的倾向，其扩大消费品生产的能力远超过对消费品的需求。

　　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里，对产品的需求来自生产资料的消费和投资，后者将被用于生产更多的生产资料——所以这一需求的来源受限于利润率。消费不足（或过剩）最好应被视为危机的一种症状，而非原因。

　　然而，福斯特和马格多夫是在一个假定垄断操纵价格提供“经济剩余”的框架中进行研究的，这一框架几乎与马克思的“利润率长期下降趋势”无关。对消费不足的强调使作者更加倚重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米哈尔·卡莱斯基和随后的左派凯恩斯主义者等对危机的一般解释。这意味着，如福斯特和马格多夫强调，通过军费开支刺激需求可以抵消消费不足。而《国际社会主义》强调浪费性领域的发展，如以军费开支作为从积累中抽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从而减少了利润率下滑的压力。

　　其次，《每月评论》的传统过分强调停滞的趋势。其分析依赖于如下观念，即超大公司的形成阻止了潜在对手进入到经济部门，因为它们无法筹集进入市场门槛所必需的资金。但这种说法忽视了一点，即如果可以谋取足够的利润，那么在国家的支持下金融体系往往拥有聚集资金的能力，如日本和“亚洲之虎”经济的崛起及此后的中国都是这样做的。

　　面对这些挑战，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危机过后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重组，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再次重组。《每月评论》的传统似乎对这些竞争性斗争的形式不大感兴趣，部分因为它对帝国主义间的竞争有着特殊的认知。帝国主义主要被看作是第三世界的掠夺者，而不是一个充满内在冲突的体系，其中竞争性的民族资本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福斯特和马格多夫解释说，他们在其关于美国资本主义的论文集中已经限制了这一分析模式的范围——但要解释世界体系的轨迹而不考虑帝国主义的争夺是不可能的。

　　最后，尽管《每月评论》的传统之一在于着力提请关注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据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然而，《每月评论》假设后期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垄断，而不是竞争，由此价值规律将被强制执行，价值理论因而退居次要地位。如哈维引用斯威齐和巴兰的《垄断资本》所说：

　　从竞争向垄断的过渡对于国家垄断组织形式而言肯定会表现为摆脱竞争“主导”并因此远离价值规律的作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例如巴兰和斯威齐说：“我们不能因为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竞争模型加以简单修补而感到心满意足……为了进一步认识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我们不能把垄断抽象化或仅将它作为一个影响因素；我们必须把它置于分析工作的中心。”放弃马克思的“竞争模式”当然意味着放弃价值规律，对此，巴兰和斯威齐当然已做好充分准备。然而麻烦的是，我们不可能单单放弃这一马克思分析的关键所在而不认真质疑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其他范畴。

罗伯特·布伦纳

　　罗伯特·布伦纳是另一位详细讨论了资本主义制度最新发展趋势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在一些讲话和文章中雄辩而详细地分析了当前的危机。他对那种认为这仅仅是一次金融化危机的看法持批评态度：

　　危机的分析家们大都以金融危机和证券市场的崩溃作为其出发点，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困难是，他们仅停留在此而未能再深入一步。自财政部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以降，他们都辩称危机可以简单地解释为金融业方面的问题。同时，他们断言，其下面的实体经济是强大的，所谓基本面良好。这可能是严重的误导。

　　他看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投资的低水平源自低利润率：“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活力下降主要源于利润率的下降，而这又是由世界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慢性趋势所造成的，这一趋势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⑦投资下降加上低工资两面夹击，导致需求水平不断降低，缺口被不断升高的债务水平逐渐拉大。资本主义制度借助于一系列的股市和金融泡沫而艰难前行，但利润率只有部分改善：“非金融企业……尽管显著提高了收益率，但仍然没有回到20世纪90年代本已大为降低的水平。”因此，对布伦纳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危机是一种延迟的危机，假如没有各种抵消机制在发挥作用，危机早就爆发了。

　　在布伦纳的框架与《国际社会主义》的传统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在他所强调的低利润率这一方面，但也有不同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布伦纳认为低利润率源于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这是由资本集团之间展开的竞争造成的，这些资本集团进行着年限和效率不一的固定资本投资。而当新资本带着更先进、更高效的固定资本进入一个行业时，那些先前的“沉淀”投资不得不进行价格削减，以保持其市场份额，否则将遭受产能过剩——二者都将导致利润（资本家总投资的回报率）下降。布伦纳重点关注美国的制造业，这一领域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便与日本和德国的出口展开激烈竞争，他指出，这一领域利润率的下降殃及了美国更广泛经济领域的利润率。

　　正如弗雷德·莫斯利指出的，布伦纳的这一解释是有问题的。一方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伦纳的理论基本上与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提出的理论相同，尽管从表面上看，二者似乎相反。这两个理论的基本假设都是竞争程度（负）或经济垄断程度（正）……决定了利润率，对马克思来说，个别行业的竞争或垄断程度只会影响这些部门之间利润总额的分配，它不会影响剩余价值总额或一般利润率。

　　换句话说，布伦纳认为加强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会引起这一领域的降价，这反过来又会降低资本家使用这些工业制成品进行投入的价格，并可望提高在其他经济领域的收益率。通过减少制造业的竞争来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即使它可以从其他经济领域重新分配一些剩余价值到制造业领域。此外，安瓦尔·谢赫通过艰苦的实证研究证明：

　　很少有证据能够表明“过度竞争”对相关价格产生了任何影响，它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均与利润率无关。同样重要的是，持续的“产能过剩”不能解释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因为即使（部分）产能利用率出现变化和调整，利润率仍然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实证结果强烈表明，利润率长期下降是战后三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日本和美国］积累的内在特质。

　　对这一趋势的另一种解释是必要的。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判断是基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显著提高（即厂房、设备和原材料上的投资与工资的大致比例）而作出的。与总投资额概念相比，这一概念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马克思所说的“活劳动”）。不幸的是，布伦纳拒绝这种解释，认为说资本家“采用减少他们自己利润率的技术”是自相矛盾的。

　　但一个行业的第一个资本家可能进行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降低了他们生产的个别商品的价值，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这将有助于他们削弱对手、抢夺市场份额和短期内迅速提高利润率。在这一获得成功的过程中，改进技术通过一个特定的部门而推广开来，从而降低了价格，进而造成利润率降低。最终，即使利润率较低，在这一部门中的每一个资本家仍不得不引进新技术，因为若不这样做，就意味着他们难以通过控制新的、较低的价格与对手竞争——并且即使现在利润减少也聊胜于无。

　　在拒绝了马克思的这种解释之后，布伦纳提出了一份详细的阐述，关注在资本主义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的竞争斗争中资本竞争集团的兴衰。但是，这既需要一个基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关于危机倾向的一般性说明，又需要解释“资本主义在其历史过程中所采取的特定结构形式”如何使这些倾向成为现实。在了解《国际社会主义》传统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解释之前，我接下来会转向两个试图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运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家。

安德鲁·克里曼

　　安德鲁·克里曼同布伦纳一样，认为当前的危机源于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对20世纪70年代所出现的问题束手无策：“当前的危机源于这一事实，在7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衰退中资本尚未被完全摧毁。”他继马克思之后，也看到了危机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机制，可以恢复利润率并缓解经济增长期所聚集的矛盾：

　　不时冲突对立的机构在危机中找到发泄途径。危机总是经常但瞬时强制解决资本主义存在的矛盾。它们猛烈喷发一段时间以恢复被扰乱的各种平衡。

　　危机期间，机器、原材料和其他投入的价格崩溃，并伴随着整个公司的失败（以及工人的工资和条件的恶化），这些倒是可以提高那些幸存企业的利润率：

　　如果一个企业每年可以产生300万美元的利润，但企业投资的资本价值是1亿美元，则其利润率仅为3％。但如果资本价值习的破坏能够使新业主收购业务时仅花费1000万，而不是一个亿，则他们的利润率就是安全的30％。而这对新的繁荣将产生巨大刺激。因此，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庞大的资本毁灭之后，战后的繁荣便接踵而至。

　　克里曼区分了“可测”利润率与“潜在”利润率。他认为，后者是一个由两个变量——活劳动增长率和积累率——所决定的数学极限，克里曼认为这两种利润率几乎是保持不变的。在资本毁灭引起利润率大幅上扬之前，可测利润率将趋向于降至最低值——假如资本毁灭发生的话。克里曼的表述基本上是关于利润率可能运行方向的数学证明，而不是对其具体实际运动的描述。似乎没有理由让人相信，短期内积累率和活劳动的扩大将会保持不变，但克里曼认为，从长时期看，它们毫无趋势可言。看来，他的论点直接反对那些拒斥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对于那些已经接受这一趋势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可能更为有用。

　　克里曼关于资本毁灭的关键论点认为，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并回避矛盾，资本主义制度都在劫难逃。克里曼指出，决策者不愿坐视当前的危机来摧毁资本。这反过来又需要加入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运行轨迹的解释，以显示决策者的这种不情愿何以相比以前的危机更甚，我将在下面关注这一问题。

安瓦尔·谢赫

　　相较于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瓦尔·谢赫更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以利润率为主要动力。谢赫认为当前的危机是一场“被延缓或转化为虚假繁荣的结构性危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利润额一直在上升，但利润率已经“基本停滞”。

　　谢赫的分析较有新意的一点是，需要关注利率与利润率的持续变化，以了解近几十年来积累的产生。刺激积累的不是利润率，而是减去借贷资本成本后的净利润率，即利率。如果利润率不变而利率下降，而积累的动机仍持续活跃，那只能是人为的活跃。主要利息率（企业关心的利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逐渐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大幅上升，之后则进入一个长期逐渐下降的通道。

　　“虚假繁荣”以“企业利润”为基础——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使用的术语，指企业扣除利息支出后的净利润。利率长期下降，也使得消费者债务长期增长，至少在最初阶段，大量增加了工人的还款债务。

对以上诸多解释的一个综述

　　借鉴上述众多理论家们的洞见，我们需要运用严谨的马克思价值理论来分析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老化导致非生产性和“浪费性”经济领域的增长。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保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昂的军费开支，创建了一个“永久军事经济”。这一外于资本循环的军费开支整体上具有资本渗漏功能，抽走了大量本来用于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从而起到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

　　但永久军事经济中包含着自身崩溃的种子。在战后经济繁荣时期也可看到“非军事化的国家资本主义”（尤其是日本和德国），其国防开支很少。它们可以将更大比重的剩余价值投资于出口行业，通过大搞价格竞争，削弱了这些地区以军费开支为主的那些经济体。鉴于这些新的权力的崛起，加上美苏两国对国防预算的削减，尽管军备开支的绝对值仍居高不下，但已不再与世界经济保持同步增长。

　　其他各种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消费形式也在不断增长，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普遍出现，并且丝毫没有下降的趋势。这些消费包括如广告等在内的非生产性开支。它们也可以被称作“间接生产”，如公共医疗和教育，虽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对各种活劳动的再生产却是必不可少的。

　　浪费性消费的崛起可以起到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但它对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一个负担。例如弗雷德·莫斯利认为，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非生产性劳动的崛起对美国利润率的降低产生了巨大影响。

　　如果所有的剩余价值都用于生产领域的积累，战后资本主义本可增长得更快一些，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无论如何，劳动力投资率增速或利润率下降速度均没有达到其应有水平。这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繁荣延长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持续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危机再次光临，它影响了一个经历长期繁荣的已经改变了的世界。特别是资本的基本单位——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公司——如马克思所言，通过资本积聚（资本逐渐积累）和资本集中（兼并和收购），规模越来越大。

　　这意味着有一个非常的机制——即经济危机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清理，并在某种程度上将经济恢复到一定的健康水平——但它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已变得更为危险。现在，一个或两个巨型跨国公司的崩溃都将把经济的盈利部门以及无利可图的部门一起拖入危险。公司也已更深入地与国家和金融体系搅在一起，确实最近金融的增长使问题更加恶化。最近因雷曼兄弟破产而引起的恐慌，以及美国政府出手对美国汽车巨头通用和克莱斯勒进行破产重组的干预方式，表明了危险在增大。

　　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让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将陷入永久停滞的崩溃。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充满竞争性积累的制度，随着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甚至大公司都有更多的自由去决定价格，直到竞争对手控制进入市场所需的资源为止。除非资本毁灭到足够的程度，否则资本主义制度总体的持续繁荣而非暂时的、局部的繁荣是不可能的——而资本主义各领域的停滞则不乏其现实可能性。

　　正如克里曼和布伦纳所认为的，在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初彻底的资本毁灭肯定没有发生过。相反的机制在发挥作用，以产生愈来愈多的渗入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为代价延缓了危机的发生。从20世纪80年代起，剥削率大幅增加，表现为如美国劳动时间的延长，“在2002年生产工人平均比1982年多出近两个星期的劳动时间”。对劳动的压榨使得利润率略有恢复。

金融、虚拟资本与实际积累

　　另一个推迟危机的机制就是当资本家和一些政府在无利可图的生产性经济之外寻求投资机会时金融的增长。它具有三个作用。

　　首先是防止那些因无力出售其产品并“实现潜在于商品和服务中的剩余价值”的企业所产生的危机。如果利润率很高，工人的消费不足就不是问题，因为机械、原材料等需求充足。一个低利润率时期——因此投资呈低水平——限制了工人的工资平均水平，必将产生大问题。债务的增长，尤其是如美国经济中的个人债务，使得消费者能够形成一个“最后的市场”，以提供保障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必要的需求。

　　第二个作用是通过资产价格泡沫制造虚假的利润率和活力。当利润在世界金融中寻求出路时，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拟资本”的积累过程。虚拟资本并不意味着资本不存在，或意味着某种形式的欺诈。相反，它所投资的“所有权证书”超过了实际生产的价值份额。事实上，虚拟资本能使其所有者拥有一定的收入流，从而使得它以真正资本的面目出现，资本家可能将其投入到生产中产生剩余价值或以现行利率的利息将其贷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政府发行的债券，它能使债券所有者拥有未来税收收入中的一定份额；另一个例子是由公司发行的股票，它使得股东分得公司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即使所有权证书“并不代表一个纯粹的虚拟资本……这种证书的资本价值却完全是虚幻的”。换句话说，例如如果我们买卖生产企业的股份，那么所有权证书只是一个“资本所有权的代表”。马克思提醒人们注意不要把账面资本误认为实际资本：“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

　　虚拟资本可以进行交易。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它有着“自己的运动法则”，不同于实际资本的运动规律。股票市场价格的涨跌取决于投资于这些股份公司取得的收益与其他种类投资的收益比较。因为股票价格和其他虚拟资本的价格可以以这种方式上下波动，投资者预期其价格将上涨就购买它们，之后可以待价而沽，从而获取利润。在经济“泡沫”中，投资者在相互竞价中抬高了虚拟资本的价格。因此，公司的股票就可以拉高到远高于其拥有的厂房和设备的实际价值的水平。

　　“虚拟资本积累”的过程伴随着不断上涨的资产价格，可以提高相关公司、尤其是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以创造盈利的假象。此外，虽然虚拟资本积累本身并不产生什么，但它可能激发经济领域中一些生产部门的发展，这可以增加经济的活力感。（例如，整个伦敦星巴克咖啡分店的工人们都是生产性工人，而他们的客户则往往不是。）

　　金融增长的第三个作用是，进一步缓解利润率下滑的压力。原因之一在于金融部门的增长本身就是一个浪费性消费的增长。投资进入金融部门的建筑物或金融部门的工资是非生产性的，它并不会导致新的剩余价值的产生，因此对生产性资本纯属负担。它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个资本渗漏器，起着与军费开支在战后繁荣中大致相同的作用。

　　然而，并非所有的金融所使用的金钱都具有这种资本外泄功能。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描绘中，银行聚集“生息资本”，然后将其贷给工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用它产生剩余价值，其中一些剩余价值作为利息返还给银行。此时，“虚拟资本的积累”就转化为现实的资本积累。

　　如果像拉帕维查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言，银行越来越愿意贷款给工人而不是产业资本，这如何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观点？贷款使银行拥有关于工人未来工资的债权。其后果是提高了对工人的剥削率，除非他们成功地迫使其雇主支付更高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雇主通过其剩余价值的减少实际上支付了工人的贷款利息。银行则有可能把所得的利息收入进行生产性投资。

　　但除非进行投机，金融业的资金不会自动流向生产企业。例如，近年来抵押贷款和其他债务被重新包装为有价证券如“抵押贷款债券”。因此，资本家们可以再豪赌其未来的价值。一种叫作“信用违约互换”的信用衍生产品被创造出来，用来对拖欠贷款的人进行担保。这些也成为投机的主题。更常见的是，一系列虚拟资本市场被创建或扩大，伴随着与实体经济领域剩余价值生产日益脆弱的关系，这些资产的市场价格也失去了其与价值创造过程的联系。只要投机泡沫不断增长，这些市场可以作为剩余价值的一个临时“蓄水池”（而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渗漏”，因为理论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会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投人生产，例如资产出售的资金会重新投人生产企业）。每当一个泡沫破灭，另一个泡沫就不得不被吹到更大的规模。但危机总是威胁并迫使虚拟资本后退到与实体经济中价值生产的前景保持一致。

　　危机过后，虚拟资本破灭并伴随着更普遍的资本贬值。理论上，通过消除生产性资本的负担，可有助于为未来的经济扩张铺平道路，通过危机加快重组的进程（例如由公司接管其股价已大幅下挫的失败对手），并消除一些未来价值的债权。但在实践中，要想把虚拟资本积累与实际资本积累分开越来越困难。如果银行所进行的不明智投机纷纷破产，就会把贷款投资生产的企业拖下水。如果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核心的金融机构资金周转不开并面临崩溃的危险，各国政府或许会帮助它们摆脱困境，它们将期望经济领域的生产部门或工人来为其买单。

　　所以，金融崩溃的发生使经济生产部门雪上加霜，甚至暴露了30年来困扰这些行业的痼疾，向前拖动资本主义制度的信贷已被撤回。金融扩张最好被看成是一个暂时的推迟危机的“抵消倾向”。这个临时的解决办法所付出的代价是经济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不平衡——包括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的增长、不断飙升的金融和贸易不平衡（如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以及一个规模庞大的经济泡沫的形成。前一时期的这些特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被延期的危机最终爆发时，它以如此快的速度横扫全球，所向披靡，并导致如此可怕的严重后果。

牛田盛 摘译　来源：《环球视野》第469期，摘自2012年第5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