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早期古人类多位于第二阶梯边缘、新石器文化满天星斗到青铜文明居大江大河而黄河文明独领风骚，充分显现了不同时期的气候环境、地表因素和不同文明产生所需要的生产力上的差异是造就文明进程在空间上差异的三大原因。

　　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各种重要文化遗址的发现，许多学者认为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有学者认识到中国史前文化的演进与气候变化存在对应关系，也科学地研究了“暖温带文明论”的人地机理，但对古人类及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青铜器文明与环境的对应关系没有分开讨论。

　　古人类产生的环境驱动机制

　　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青铜文明产生的环境机理并不一样，气候变化、地表差异、生产力背景不同是中国文明时空差异的重要原因。周延儒认为亚洲中部和我国新疆高山地区第四纪时期出现过冰川。冰期全球气温平均下降5℃，全球平均气温约为11℃。这样，第四纪冰期的出现和消失必然会引起地球表面植物界和动物界的变化。

　　其实，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早期的气候变化引起部分地区森林面积缩小，迫使猿从树栖生活转向草原、灌丛生活，进而直立行走。刘嘉麟认为古人类的产生和初期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是环境变化和劳动共同创造了人类，以致现在流行有从猿到人转变的“冰川外因说”。如夏正楷就认为，气候变化是猿类从攀树转为地面生活的主要原因，劳动是从猿到人转变的动力。

　　总体来看，中国第四纪的冰期显现西部地区比东部有更明显的特征。武春林的研究表明，中国早更新世的古人类遗址主要分布在华北山地到西南山地的斜面上。巫山人、元谋人、北京人基本分布于我国三大阶梯的第二阶梯边缘上，处于第四纪冰川与非冰川地域的过渡带上，是景观生态学的“边缘效应”机理在古人类产生上的体现，空间上显现了古人类的产生与冰期环境的对应关系。到了更新世中晚期，冰期衰退，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提高以后，古人类遗址的分布才逐渐向四周扩展。同时，曾经发现最古老的古人类的西南地区，旧石器打制技术保守，器型单一，缺乏锋利器，发展水平并不高，显现了环境对人类创造的另一类制约。

　　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分布

　　距今1万年左右，地球进入全新世时期温暖期，人类迎来了新石器文明。施雅凤等人的研究表明，历史上曾有一个全新世气候最适期，一般认为在距今7200年至6000年，中纬度地区年均气温比现在高3℃—4℃，湿度也比现在高，又被称为大西洋期。这一时期气候的温暖特征在中国也表现明显。研究表明，距今8000年至3000年左右为我国的“仰韶温暖期”，此时期年均气温比目前高2℃—7℃，降水量则多500—600毫米。

　　全新世温暖期气候与新石器文化对应的人地机理是：新石器文化是一种原始农耕文化，它是从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的采集狩猎过渡到农业、采集、狩猎并行的阶段。气候的转暖自然有利于各地区旱地农作物粟、黍的生长，农业由此产生。

　　在湿热的气候背景下，中国新石器文化星罗棋布，南到海南，北到哈尔滨均有分布，一些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如青藏高原一些现在为无人区的区域当时也有人类活动，但在黄河、长江流域最为密集。显然，新石器文化并不仅局限在温带，寒温带、亚热带、热带地区都有广泛分布。如果仅从新石器文化来看，长江流域数量、规模都不亚于黄河流域，这是许多学者认为长江文明不在黄河文明之下的原因。

　　新石器文化遗址在中国分布广阔，但各地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却不同，文明的规模、影响差异也较大。研究表明，距今5000年前地球最适期结束，从地中海到印度广大地区的沙漠化是人们集中到大河之滨，诞生古代文明的重要原因。

　　文明的产生与黄河文明的强势

　　从社会形态上讲，文明是指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国家社会，有文字、大型礼仪；从生产力的角度讲，社会生产力已经达到一定水平，有城市、金属器。所以，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同时跨入文明的门槛。同时，由于其文明产生所需的生产力水平限制，世界古代文明最早产生于易于开发的温带河谷平原地区。宋豫秦认为，我国早期文明起源地往往沿大江大河链状分布，如辽河链、黄河链和长江链，这种观点与国外学者的结论相吻合。由于地表区位、土壤、气候变化、文明产生要求的生产力上的差异，中国不同江河流域文明的特征、规模、影响程度也不同。研究显示距今5000年前，虽然全球气候走出最适期，气候转向干燥，但东亚大陆的湿润度还是比现在高。就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气候普遍比现在湿润，为农作物生长创造了条件。黄河流域的土壤也更有利于农业生产，黄壤和下土坟垆黏着性不强，疏松柔和，在生产工具不发达的夏商时代，最易于耕作，适宜粟、黍生长，而南方长江流域的涂泥黏着性强，不易耕作，青黎柔和，但熟化不强，肥力不高，加上气候湿热，湖沼过于广阔，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对生产制约十分大。《尚书?禹贡》记载黄河流域的土壤肥力和利用等级多为中上等，长江流域土壤肥力和利用等级多为中下等。

　　当然，在距今5000年至3000年间，长江流域一些地区也有了文明萌芽。如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已有大型建筑；四川广汉三星堆在公元前12世纪已有城墙、青铜器群和陶器；金沙遗址有大型祭祀场所，出土有金玉器和铜器；成都十二桥商代陶轮上有早期巴蜀古文字。这说明长江流域也出现了文明曙光，但这只是局部的，远不像黄河文明从关中平原、中州平原到山东半岛连成一片，一脉相承。所以，黄河文明时间之早、规模之大、影响之远、延续之长都是中国其他地区文明不能比拟的。

　　从早期古人类多位于第二阶梯边缘、新石器文化满天星斗到青铜文明居大江大河而黄河文明独领风骚，充分显现了不同时期的气候环境、地表因素和不同文明产生所需要的生产力上的差异是造就文明进程在空间上差异的三大原因。环境驱动与早期中国文明空间演进研究再次显现了从长时段来看，地理环境对文明形成发展所起的作用巨大。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18日第406期

　　但是在我们国内，新自由主义及其私有化的思想在许多媒体上、学者圈内却非常吃香。这些学者基本上都留过洋，在国外公司或者国际机构工作过，回国后有的还身居要职。

　　他们极其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市场就是上帝。他们的理论主要归纳为三点：

　　一是政府必须铲除所有阻碍市场运行的法律法规，实现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也就是极端的市场化，国际国内资本自由竞争，进而让跨国公司控制国内产业；

　　二是政府应出售拥有的一切资产，土地、矿藏、铁路、航天、航天、军工、通信等等，由私人资本企业来经营，政府应该越来越小，私人资本应该越来越大，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公民社会”；

　　三是政府应该缩减开支，减少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福利等领域的投入，由私人资本来经营。

　　这些观点在中国社会层面，引起了诸多争议。为此，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郑重表明：从中国国情出发，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很多没有读过什么书的老百姓都能明白的道理，个别学者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一旦开始大规模地私有化，中国的产业、资源、经济主权、国家主权将为谁所控制？

　　世界历史已经多次回答了这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的苏东巨变、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给了我们记忆犹新的答案。大规模的私有化，必然造就大规模的腐败；必然造就私人垄断资本家，操纵市场，危害社会公众的利益；必然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外流，国家经济、安全命脉被外资控制，从而导致经济主权、政治主权旁落。

　　而在被美国视为“后花园”的拉丁美洲，在独立以来的两百年历史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拉美历史上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国有化浪潮，而这，正是源于每一轮国有化浪潮前，私有化高潮对拉美的政治、经济伤害所致。

　　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不是国内事务，而是国际事务，是本国政府、人民和外国资本之间争夺本国经济主权、政治主权的斗争。

　　1820年至1930年的自由贸易和私有化——前驱狼，后迎虎

　　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运动高涨。拉美人民赶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迎来了新的殖民者大英帝国。拉美自独立之初，普遍以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为国策。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是19世纪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是1.0版本；而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则是美国的全球化，是2.0版本。

　　当时拉美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拉美一方面成为初级产品和资源的出口国，一方面又是英国等国的出口市场，拉美就这样被编织进了19世纪版本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下。在国外廉价商品的冲击下，民族工业基本没有发展的可能性。英国通过投资、贷款、贸易等方式，逐渐控制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将拉美国家大部分的公用事业、石油、硝石、铁路、港口控制在手中。

　　美国作为后起之秀，在1823年宣布了“门罗宣言”，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反对欧洲列强干涉美洲事务，意图由美国主导美洲事务。但由于此时美国实力不济，只是口头反对欧洲列强，并无实质性的举动。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奴隶制度被废除，进一步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美国国力快速增长。

　　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爆发战争，美国胜利。列宁称这次战争为世界上第一场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此战之后，美国开始大范围介入拉丁美洲事务。美国一手持美元投资和自由贸易，一手持战争大棒，在拉美迅速扩张。

　　从1898年至1932年，美国仅仅对加勒比国家，墨西哥、古巴、多米尼加、巴拿马、大哥伦比亚、海地、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国进行了34次武装干涉。[1]

　　1914年，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达到英国的45%，而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已经不相上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衰落，美国崛起。1929年，美国在拉美投资达到54.29亿美元，与英国的58.89亿美元相差无几。[2]

　　1929年，对外贸易领域，美国在拉美20国进出口总额比重分别高达38.7%和34%，大大超过了英、德的总和。[3]

　　美国公司在拉美大规模扩张，控制着中美洲的香蕉、咖啡生产，霸占了洪都拉斯20万公顷土地，垄断了铁路、港口、航运、电力、制造业、出口贸易部门，并拥有关税、运输、电讯等特权；霸占了危地马拉1/4国土、3个大港口，并垄断铁路、电力公司，完全控制了危地马拉经济；垄断着古巴制糖业和铁矿；控制着哥斯达黎加香蕉、铁路、电力、采矿、对外贸易；垄断着巴拿马运河，铁路；在秘鲁、圭亚那、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建立大型矿场；控制着巴西的橡胶；美孚石油公司在哥伦比亚取代了英国公司，1922年美孚石油公司进入玻利维亚，与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发生格兰查克战争。[4]

　　美国控制着拉美的经济命脉，开始在拉美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上世纪30年代墨西哥、玻利维亚的国有化——因二战之剑高悬而获美国首肯

　　墨西哥土地，在1846年至1848年的美墨战争中，美国侵占了墨西哥一半的国土。

　　墨西哥从1917年开始主张实行国有化措施，摆脱美国的经济控制，但是直到30年代才部分实现计划。

　　1910年，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达10亿美元，比墨西哥本国政府投资还多33%。1912年，美国控制了墨西哥矿产的78%，钢铁企业的72%，石油开采的58%。美国还控制着大批甘蔗、咖啡、棉花、橡胶、染料、龙舌兰的种植园，占有的土地等于其他国家在墨西哥占有土地的一半。

　　1917年，卡兰萨政府颁布《1917年墨西哥宪法》，规定一切土地、水流、矿藏属于国家所有，对于外国垄断资本进行限制。此举激怒了美国政府，美国积极推动反墨势力。1920年5月墨西哥发生政变，卡兰萨被枪杀。

　　继任的奥夫雷贡政府起初也拒绝美国的要求，坚持国有化。但是最终不得不妥协，签署《布卡雷利协定》，规定美国公司和个人在新宪法生效前（1917年5月1日）在墨西哥所购置的产业不适用于《1917年墨西哥宪法》。

　　1924年继任的卡列斯政府，起初也力图贯彻1917年宪法，为此起草“石油法”，规定新宪法生效前在墨获得的油矿租借期为50年。美国又积极支持墨西哥的叛乱活动，最终迫使卡列斯政府于1928年宣布承认外国石油公司的石油开采权。墨西哥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失败。[5]

　　1934年，国民革命党左翼人士拉萨罗·卡德纳斯当选总统。卡德纳斯政府对内实行土地改革，对外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反法西斯战争。1937年，卡德纳斯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1938年又决定将石油收归国有，其中包括17家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并给予这些公司部分赔偿。

　　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形势紧张。为了能在战争期间有一个稳定的拉美后院，为了抵消100万在拉美的德国侨民（其中超过10万是纳粹党员）的影响力，美国罗斯福政府改变了其前任的“大棒政策”，采取“睦邻政策”。在经历了近4年的谈判之后，美国政府同意了墨西哥的赔偿金额，同意了墨西哥的国有化政策。

　　1937年，玻利维亚政府把美孚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美国没有进行武装干涉。不过美国也中止了对玻利维亚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经过谈判，玻利维亚政府支付了赔偿金。

　　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国有化，是历史上美国政府第一次同意外国对美国公司国有化。此举使得拉美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支持美国。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美国政府不可能允许墨西哥和玻利维亚政府的行为。

　　美国的“睦邻政策”并不是真正的“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美国学者托马斯·帕特森说：睦邻政策改变的不是美国称霸拉丁美洲的目标，而是确保这种霸权的方法，睦邻政策意味着新的策略，而不是目的。

　　美国的“睦邻政策”放弃了赤裸裸的武装干涉，但是却并没有放弃间接干涉。1933年，美国政府通过军事威胁等手段，干涉古巴，迫使起义成功的圣马丁政府垮台，扶持门迭塔亲美政府成立。1934年，美国大使参与谋杀了尼加拉瓜民族英雄塞萨尔·桑地诺，扶持独裁统治者索摩查上台。今天尼加拉瓜的进步组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便是以桑地诺的名字命名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于1979年推翻索摩查家族的独裁统治。[6]

　　二战后到上世纪50年代初的自由贸易和私有化——战后美国弃“睦邻”重拾扩张

　　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抛弃“睦邻政策”，开始在拉美全面扩张其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战争期间，美国在拉美地区建立了92个海、空军基地。

　　美国通过《克莱顿计划》、《第四点计划》，在拉美大力推行“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企业”，通过这些方法控制拉美国家的资源、产业和公用设施。签订《第四点计划》的国家，必须保证美国公司有“国民待遇”或“超国民待遇”，保证投资者有任意抽回资金和利润的自由，保证美国公司不被国有化，或者在实行国有化时候给予优厚的补偿。

　　到了50年代，美国控制了拉美石油产量的60%，炼油业的50%以及几乎全部的石油产品；控制了拉美铜生产的90%；控制了巴西、委内瑞拉、智利、秘鲁、古巴的铁矿开采，拉美的铁矿砂几乎全部运往美国；控制了墨西哥的锌和铅，古巴和巴西的镍，古巴的金和巴西大部分的金。

　　美洲大陆的电话公司、水电公司、航空公司几乎全部为美国控制。

　　农业上，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和糖公司几乎控制了拉美的咖啡、可可、香蕉、甘蔗的生产和出口。联合果品公司成为拉美国家的“国中之国”。

　　对外贸易上，美国几乎控制了拉美对外贸易的一半。[7]

　　二战后至上世纪50年代失败了的国有化——美国用政变及颠覆活动摧毁拉美独立

　　作为初级产品的出口国，拉美各国经济长期为国际资本所垄断操纵。经济极易受国际市场左右，处于依附型地位，缺乏经济独立。比如，1929年至1933年美国“大萧条”期间，拉美受到极大冲击。1932年的出口总额比1929年下降了63.4%。[8]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措施。在此前后，苏联的国家计划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拉美各国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开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

　　阿根廷、乌拉圭、智利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上世纪50年代拉美各国开始大规模展开。进口替代的含义是摒弃之前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限制某种工业产品的进口，限制外资，刺激和保护弱小的民族工业，以此促进本国的工业化。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明显不利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

　　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浪潮的兴起，鼓舞了拉美人民。拉美独立之初，继承了殖民地时期的大地产庄园制度、社会等级制度、专制主义传统，各国内部的种族歧视问题非常严重。直到1974年，1%的拉美农户占有62.2%的土地，76.3%的农户占有4.5%的土地[9]。直到今天，拉美仍旧有1亿多非洲人后裔的贫困群体，数千万的印第安人仍旧处于社会最底层。在这样的背景下，拉美人民迫切要求参与到社会的变革当中，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

　　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府代表了人民的要求，他们主张走工业化道路，建立起独立的民族经济和国内市场，改善劳资关系，进行土地改革，对一些产业实行了国有化，削弱国内寡头阶级势力。在对外政策上，有意无意地举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

　　危地马拉、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等国在这一时期实行了一些国有化、保护民族产业的措施。这些政策一方面触犯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利益，一方面触犯了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此时的美国正处于二战后的扩张期，力量强大。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到1958年，美国在拉美策划的政变和颠覆活动达16次之多[10]。因此这些实行改革和国有化的政府，无一例外都被美国直接或者间接干涉，统统下台。改革和国有化政策大多数都失败了。危地马拉是其中最知名的例子。

　　危地马拉

　　1950年，阿本斯当选危地马拉总统，积极推动种族平等、民主改革，废除奴隶制度，推动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保护工人利益。

　　阿本斯任内最重要的政策是土地改革。危地马拉的土地主要为国内大地主和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所占有。1950年资料显示：“总人口的2%控制着全部耕地的74%，而76%的农业单位仅能获得9%的土地”。

　　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占有该国土地面积的 1/4，是危地马拉最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的利用率只有 8%。联合果品公司所控制的中美洲铁路公司，控制着通往加勒比海巴里奥斯港的铁路和沿海的 3个港口、所有航运、进出口。美国的危地马拉电力公司垄断着全国用电、电报、电话。

　　至1954年年中，阿本斯政府采用有偿购买的方式，购买了5548平方公里的闲置土地，其中1590平方公里是联合果品公司的土地(约占该公司所占土地的5%)。政府将土地分给了8.8万户农民。

　　为打破垄断，危地马拉修建了一条与铁路并行的公路，并计划在首都附近修建一座马里纳拉水电站。1953年10月，政府把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控制的铁路收归国有，并准备在租约期满后收回巴里奥斯、圣何塞、切佩里科等重要港口的主权。

　　阿本斯的行为惹怒了美国。1954年，美国策划了武装叛乱，美国飞机直接轰炸危地马拉，迫使阿本斯政府下台。继任的亲美政府立即推翻了阿本斯的政策，把土地归还大地主和联合果品公司，给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以特权，取缔工会、农会和民主党派，重新建立了独裁统治。

　　危地马拉的独裁统治，使得农民于1960年开始了持续36年的游击战。根据危地马拉真相委员会的报告，该国有20万人死亡，5万人失踪。 [11]

　　巴西

　　1951年至1954年，瓦加斯总统再度执政。瓦加斯政府采取了一些针对外资的限制措施。成立国家石油公司，对巴西石油的勘探、开采、加工实施垄断。宣布建立国营电力公司，将外国电力公司收归国有。并于1954年提出将最低工资提高1倍(同1951年比)。瓦加斯的政策，得到了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支持。

　　1954年，巴西军事集团在美国驻巴西大使的策划和指挥下发动政变。瓦加斯迫于压力，自杀身亡。继任的政府采取了亲美政策。

　　直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外资仍旧掌握着巴西工业，汽车制造占90%，烟草占85%，电力占82%，机床制造占70%。[12]

　　玻利维亚

　　1950年，提出社会经济改革纲领的帕斯·埃斯登罗斯当选总统。然而，反对派发动政变，阻止了埃斯登罗斯履任。这是该国自1825年建国125年以来历史上第179次政变。

　　1952年，玻利维亚爆发人民武装起义，三天之后，帕斯·埃斯登罗斯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党上台。新政府准备实行锡矿国有化，土地改革，建立普选制度，实行教育改革和社会福利制度，给印第安人以平等权利。55%印第安人、30%的混血人口长期处于玻利维亚社会底层，出生婴儿中平均每三个就有一个死亡。

　　玻利维亚国家预算的75%来自采矿业，但是采矿业却全部为外资垄断。其中巴蒂诺公司1940年至1948年所得利润竟然达到投资额的452倍。在埃斯登罗斯上台后，美国多次策划政变，最终导致民族主义革命党渐渐改变了施政方针，特别是埃斯登罗斯之后的西莱斯政府。[13]

　　玻利维亚的变革之路由此被堵塞，其后出现了一件震动世界的事件——1967年，出生于阿根廷的古巴革命运动领袖之一切？格瓦拉跑去玻利维亚打游击战。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玻利维亚军方一起，杀害了格瓦拉和游击队员。

　　阿根廷

　　1946年胡安·庇隆当选阿根廷总统，他在任内将中央银行收归国有，向美国公司赎买了国家电话网，向英国公司赎买了2.4万公里铁路及法国公司的铁路。庇隆主义提倡反对帝国主义。1955年，阿根廷国内发生政变，亲美政府上台，积极维护国内资产阶级-地主的利益和外国垄断组织的利益。[14]

　　委内瑞拉

　　1947年大选，民主行动党领导人、著名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当选总统，颁布新宪法，对外国石油垄断公司的所得税提高50%。1948年11月，美国策划军事政变，佩雷斯·希门尼斯建立亲美独裁政权，废止了1947年宪法。仅1956年至1957年，便将100万平方公里石油储量丰富的区域租让美国。[15]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振奋人心的国有化高潮——美国内外交困，拉美民族复兴

　　美国对拉美的剥削、压迫、军事干涉，激起了拉美人民极大愤怒。50年代后期，《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登载，“怒火燃烧着拉丁美洲？？美国佬从加勒比海到合恩角到处受到攻击”。

　　1958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出访拉美八国的经历就是最好的写照。拉美人民掀起空前强大的反美示威。尼克松刚到加拉加斯机场，首先看到的便是大字“再见，尼克松，我们不留你”。当他的汽车经过街道时，唾沫、棍棒、石子、烂水果、鸡蛋、垃圾全都投向汽车。汽车玻璃全部粉碎，车上的美国国旗也被撕掉。警察释放催泪瓦斯驱散抗议的群众，才把尼克松救出重围。[16]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这是拉丁美洲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动摇了美国的霸权，极大了鼓舞了拉美人民。

　　美国占有着1/5的古巴土地，武装力量和警察驻扎在古巴境内，并在关塔那摩拥有海军基地。美国资本操纵着古巴糖产量的40%，操纵着电力、电话、铁路、港口、海运、进口石油，以及主要矿产的开采。

　　古巴对外国资本和产业进行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接管全部私营银行，建立国家银行，实行社会主义改革。[17]

　　古巴国有化的做法触犯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做法更是打痛了帝国主义。1961年4月17日，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但是被击败。这是美国对拉美百年来侵略活动的第一次失败，极大鼓舞了拉美人民。

　　1960年代中期，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落入越南战争的泥淖。美国国内也掀起了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美国内外矛盾重重，力不从心，被迫进行战略调整。

　　此时，苏联在世界各地积极扩张，西欧、日本迅速崛起，中国所倡导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渐渐崛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拉美各国的民族运动兴起，掀起了一场国有化高潮，其中包括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委内瑞拉、墨西哥、厄瓜多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牙买加、巴拿马、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国有化的范围以石油、采矿、铁路、电力为主，还涉及到金融业、制造业、农牧业、渔业和服务业等部门。十多个拉美国家相继把外国公司控制的石油、铁、铜、铝土等工矿企业收归国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拉美几乎所有电站都为外资控制；1975年，该地区80%的发电量为国营公司控制。

　　这些国家国有化的主要措施有：限制和收归租让土地；通过参股办法，逐步收回外资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股权；通过赎买、征收、没收的办法，将外资国有化。

　　从1960年至1976年，拉美有198家外国企业被收归国有，其中美资企业158家，英资企业8家。

　　不过即使有了如此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至70年代中期，美国垄断资本依旧控制着拉丁美洲1/5的国内生产总值、1/3的工业生产，经营着1/3的对外贸易。[18]

　　此次拉美的国有化浪潮也有反复。如，推行国有化的智利、玻利维亚等政府被推翻。新政府上台后，又实行了私有化政策。但是从整体上来讲，此次国有化的成绩是巨大的。

　　秘鲁

　　贝拉斯科政府60年代末将美资石油公司、国际电话公司收归国有；70年代前半期，又先后征收了大通曼哈顿银行、秘鲁和孔查炼油公司、美资赛罗德帕斯克矿业公司、美资马尔科纳矿业公司。从1968年至1975年，共征收和没收17家外资企业，收回3100多个矿山租让地。1973年实现渔业国有化。建立了石油、矿业、渔业、电力、铁路、出口等行业的大型国营公司。国营公司数目从1968年的18家增至1975年的174家。[19]

　　玻利维亚

　　1969年，玻利维亚把控制全国石油生产80%的美国海湾石油公司收归国有。1970年规定国家对金属冶炼业，特别是炼锡业实行控制。1971年收回世界最大锌矿之一的马蒂尔德矿和美国国际金属加工公司的租让地。1976年5月宣布全部铁矿和锰矿由国家控制。[20]

　　委内瑞拉

　　1971年实现了天然气国有化。1975年实现铁矿国有化。1976年实现石油业国有化，征收了美资克里奥尔、英资壳牌石油公司等19家外资石油公司的全部资产，收回28800平方公里石油租让地、12000口油井、6000公里输油管道。[2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74年将壳牌石油公司的财产收归国有，1975年将属于特立尼达德士古股份有限公司的石油产品销售网收归国有。

　　牙买加

　　1974年收回了美国阿尔考公司霸占的铝土租让地，购买了51%的股份，1977年买了美国凯塞制铝与化学品公司、雷诺牙买加矿业公司51%的股份。

　　圭亚那

　　1975年对美国和加拿大公司所属的铝土矿和氧化铝实行国有化，糖业也实行国有化。又在1976年5月把外国资本经营了160 年的波克公司的全部资产收归国有。[22]

　　墨西哥

　　在过去国有化的基础上，又通过收买外国企业多数股票权（外资控股不得超过49%）的方式相继把美国资本的硫黄、铜等矿业公司收归国有，至1987年本国资本参与采矿工业的比重为87%。[23]

　　巴拿马

　　巴拿马人民从1920年代即开始要求修改美巴条约。美国控制着1432平方公里的运河区，实行美国法律，驻军上万。经过长期的斗争，1964年，美国政府不得不与巴拿马罗伯特·恰里政府签订联合声明，同意为达成一个“公平与平等的协定”而进行谈判。1977年，托雷霍斯政府与美国签订《巴拿马运河条约》、《关于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运河营运条约》。美国政府为此附加了修正案，参议院批准：在2000年以后，如运河关闭或营运受阻时，美国有权单方面“使用军事力量”重开运河。1989年6月，美国为诺列加政府，出动2.6万名兵力，入侵巴拿马。造成600多军民死亡，2000多人受伤[24]。2000年，美国将运河管理权交给巴拿马政府。

　　上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首次试验——美国用“大棒”和“胡萝卜”重控拉美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支持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的军事集团发动政变，培植亲美军政府，借助军政府之手推行新自由主义。军政府采取屠杀、暗杀、中情局亲授的酷刑等暴力恐怖手段镇压群众，同时采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管理国家经济。自50年代起，中央情报局就资助弗里德曼及芝加哥大学，为拉美国家培养经济学家，这些学生后来被称为“芝加哥男孩”，他们为军政府实施了全套经济政策。“芝加哥男孩”后来又在苏东剧变、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拉美等国的经济危机期间大显身手，为美国谋取了不少利益。

　　智利

　　1970年，人民联盟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阿连德实施社会主义主义方向的变革。对铜、石油、煤炭、硝石等自然资源、生产资料、企业实行国有化；购买了26家私人银行中的18家，并对其他5家实行监督；进一步推动土地改革；实施全民卫生保健；逐渐实施免费教育；对儿童提供免费牛奶；并对国内的3个美军空军基地进行监督。[25]

　　阿连德当选总统之际，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姆斯说：“让经济尖叫。”

　　阿连德当选之前，华盛顿的智利特别委员会就提出：“使智利经济崩溃来对抗阿连德。”这个委员会由在智利的美国垄断公司组成。美国暂停对智利的贷款，并要求美国商业银行也这么做，建议外国银行也这么做。美国动用了战略铜储备库，暂停智利的铜进口，并操纵国际铜价，使得铜价格从1971年的66美元/吨下降到1972年的48美元/吨。而铜的出口占到智利出口收入的一半。[26]外援的中断加上铜价的下降，给智利经济造成了极大困难。经济的恶化使得阿连德的变革之路面临巨大压力。

　　中央情报局局长科尔披露，美国政府批准1000万美元用于资助智利反对派，资助电台报刊进行反政府宣传，并组织一些行业罢工，策划了一次叛乱，未获成功。[27]

　　1973年9月11日（历史竟是如此吊诡，悲剧的“9·11”），美国支持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主选举的总统阿连德。飞机轰炸总统府，总统在抵抗中死亡。皮诺切特开始屠杀，超过3200人失踪或处死，至少8万人被监禁，20万人逃离智利。

　　智利随后开始了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尝试。1975年更是大幅推进，削减公共支出至阿连德时代一半，医疗和教育首当其冲；近500家国营公司和银行近乎免费赠送。这一年，智利经济萎缩15%，失业率升到20%（阿连德时代不到3%），197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375%。

　　智利企业吃尽了新自由主义的苦头，惟一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和金融投机资本家、军政府寡头。曾经坚定支持政变的智利民族企业家、基层制造商几乎全部破产。

　　不过在1990年代，智利经济情况有所好转，贫困率下降。很多人以此来判定新自由主义在智利获得了成功。不过这一观点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点——皮诺切特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一直将四大铜矿控制在国家手中，未进行私有化。80年代中期为了应对糟糕的经济，皮诺切特改变了经济政策，又将一部分公司国有化[28]。另外，阿连德的土地改革成果还保留了一部分。这几项政策与新自由主义无关。

　　巴西

　　1961年1月夸德罗斯当选巴西总统，因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他被迫于当年8月下台。副总统若·古拉特就任总统。古拉特恢复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并且采取了一些符合本民族利益的措施，限制外资利润外流（不得超过10%），对石油进行国有化。对沿国有铁路、公路、水利设施宽10公里以内未耕种土地实施国有化，废除矿山开采租让合同（如果公司对矿场尚未开采），对农业工人实施社会保险。

　　1964年，在美国支持下，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人独裁统治。新政府废除了公民的民主和政治权利。前总统古拉特、夸德罗斯、库比契克被逮捕，工会被解散。[29]因为工人的抗议活动逐渐增加，军事当局逐渐采用了中情局酷刑之类的镇压手段。巴西后来成立的真相委员会指出，“国家杀人变成家常便饭”。 [30]

　　军事政变后，倡导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芝加哥男孩”在巴西经济部门获得要职，他们大力倡导吸引外国资本。国家投资的比重大规模降低，从1965年至1969年间的29.6%下降到1973年至1975年的16.7%。1972年巴西300家最大的公司中，49%处于外资控制之下。从1965年至1975年，10家外国大公司直接投资巴西9880万美元，但是汇出的利润却高达7.745亿美元。[31]

　　军人独裁期间，巴西劳动者实际工资几乎下降一半，通货膨胀，失业增加。1972年，巴西基尼系数高达0.66，居拉美国家之首。贫困家庭占家庭总数的49%。[32]

　　1973年，新自由主义的鼻祖米歇尔·弗里德曼访问巴西，宣称巴西的经济试验是“一个奇迹”。此时正是军政府采取暴力的高潮。

　　上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借助债务危机迫使拉美实行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

　　债务危机的内因

　　拉丁美洲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进口替代国有化道路，1950年代大范围展开。进口替代战略为拉丁美洲带来了一定成就，但是到了70年代，各国的发展基本上都遇到了瓶颈，出现结构性的危机。
　　
　　拉美各国工业化比欧美晚，因为技术质量问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国外市场非常有限。同时，拉美大多数国家都是小国(巴西除外)，人口有限，国内市场也非常有限。狭小的市场，阻碍了各国工业化的利润和资本积累、技术更新、产业升级，阻碍了生产的扩大，因此也阻碍了就业人口的增长，增加了社会矛盾。中国这样的大国，在被国际封锁的30年间，可以建立起门类齐备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拉美各国却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其发展模式依旧是依附型的经济。

　　为了发展工业，拉美建立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互通有无。1972至1974年，各国间互惠贸易额达到对外贸易总额的13%，与美国、欧洲、日本的贸易额仍旧超过60%[3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拉美经济的贡献仍相当有限。

　　拉美的农产品出口1974年占出口总量17.4%，原料商品出口1975年占80%[34]，据此判断，1975年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仅为3%左右。为了工业化的发展，必须从国外引进技术、装备、材料，所需要的外汇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农产品、矿产品出口收入，二是国际贷款和援助。

　　1973年，拉美地区的贸易赤字达到2.37亿美元。因为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的影响，石油涨价，1975年贸易赤字达到99亿美元。除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拉美大多数国家都需要进口石油。在贸易赤字的情况下，拉美各国的目光投向了国际贷款。
　　
　　1970年代之前，拉美各国的贷款主要来自其他政府、世界银行、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些贷款虽然附有政治经济条件，但是贷款周期长、利息低。进入70年代，在美国的间接干涉下，这些政府和机构大幅削减对拉美的贷款，迫使拉美各国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

　　美国如何引爆债务危机

　　1972年，美国政府推倒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在国际上的信誉遭到极大威胁。但是紧接着，美国操纵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价格暴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暴增。美国以石油、军事等作为基础，建立了美元的霸权体系。

　　中东各国获得了大量石油美元，按照美国与其签订的秘密协定，他们将这些美元输送至美国华尔街，然后，华尔街投资银行又以短期贷款的方式将美元借给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拉美等国家再将美元输送至中东等产油国家，中东产油国再将美元输往华尔街。由此建立了石油美元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得到了美元和利润，拉美等国则欠下了大批债务。

　　国际资本一边是掠食者，一边还扮演着救世主。因为拉美各国企业急需美元，国际资本便要求各国政府给外债以优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政府为其做担保。结果私人外债变成了政府外债，资本家的外债变成了国家和公众的外债。[35]

　　从1975年至1982年，拉美国家欠商业银行的贷款以每年20.4%的速度增长。外债规模从1975年的750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底的3312亿美元，占该地区GDP的50%以上，相当于当年出口（875亿美元）的3.8倍。

　　拉美各国还本付息的支出速度更快，从1975年的120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66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出口收入的75%。1982年到1985年，又支付了1060亿美元的利息。

　　出口增长速度大约为12%，而外债还本付息增长速度高达24%，再加上每年进口工业技术、设备等的支出，拉丁美洲各国实际上已经失去还债能力。[36]

　　此时，美联储开始多次调高基准利率。从1979年9月的11.25%，提高到1981年6月的19%。1982年8月，拉美债务危机爆发。

　　美国借助债务危机迫使拉美实行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

　　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11个主要债务国组建了卡塔赫纳集团，期望根据“以发展促还债”的方式与债务国直接谈判，而不是采取消极的紧缩经济、迫使债务国牺牲的方式来解决债务问题。但是遭到拒绝。

　　美欧等债权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牢牢掌握着主动权，从1982年至1989年共提出三个处理方案，其核心都是新自由主义。

　　此一时期恰好是国际秩序大变动的前夜，苏联深陷阿富汗战场，世界舆论一致批判苏联的帝国主义倾向，苏联国力下降，。接着戈尔巴乔夫在思想上向西方彻底投降，倡导“新思维改革”，1991年苏联解体，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下。

　　也大约是在此一阶段，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开始改革开放，融入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世界分工体系。

　　与此相对，则是美国国力的增强，影响力的增大，美国的手伸的更长了。在美欧等国家的强大压力下，拉丁美洲各国（除古巴外）被迫吞下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苦果。

　　1984年，世界银行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在贷款给一个国家时要求对方必须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经济改革的怪现象——墨西哥不幸成为了第一个，其他拉美国家则紧随其后。在此后的苏东剧变、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这种情形又再度上演。

　　拉美成为世界上新自由主义实践得最为彻底的地区。这给拉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拉丁美洲年均增长率为5.5%至6%，而80年代年均增长率仅为1%，被称为拉美历史上失去的十年。90年代，拉美借助世界性的原材料上涨，增长率上升到3.3%，但是也未达到70年代前的水平。

　　上世纪60年代，拉美失业率为4%，80年代失业率为7.5%，90年代至新世纪初失业率为9%。[37]

　　1970年，拉美家庭贫困率为40%，1980年为40.5%，但是1990年上升到48.3%。贫困人口1980年1.359亿人，1990年增加到2亿，2003年增加到2.26亿人。其中阿根廷表现得更为突出，1970年，阿根廷家庭贫困率只有8%，但是到了2002年却增加到51%。[38]

　　在此期间，拉美各国平均通货膨胀率急速增加：1983年由两位数增加到三位数，1990年达到1185.2%，1991年至1994年保持三位数起伏不定，1993年反弹至876.6%，1995年至1998年降至两位数。[39]

　　依靠通胀对拉美国家及民众财富的掠夺，大规模的私有化也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外资直接投资在拉美几个大国增加尤为迅速，1990年至2003年，墨西哥增加3倍，巴西增加5倍，阿根廷增加9倍。其中超过40%的外资直接投资都是用于并购拉美的大型企业、资源。1991年至1996年，外资直接投资中用于并购的资金比例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分别为38.9%、44.1%、15.6%；1997年至2002年，比例分别为82.3%、58.5%、42.6%，大量企业产权转向跨国公司。[40]

　　1990至1999年，拉美500强企业中，外资企业由1990至1992年的149家增加到1998年至1999年的230家，销售额从27.4%上升到43.0%。国有企业则从87家减少到64家，销售额从33.2%减少到18.8%。同期，拉美制造业100强企业中，外资销售额从53.2%增加到62.7%，国有企业则从4.2%降至1.2%。此外，1998年至1999年，拉美出口企业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43.2%，国有企业仅仅占24.1%。外资企业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41]

　　在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1980年至1990年，拉美的净流出资金超过2000亿美元。与此同时，1990年的拉美各国还欠着4430亿美元[42]。拉美各国承担了私人资本的巨额外债，拉美各国的私人资本却投资到国外。

　　在吞下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之后，拉美又发生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恰好是拉美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又一次重创了拉美经济。

　　新世纪以来拉美再掀国有化浪潮

　　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悬殊，国家经济极度依附外国资本？？新自由主义及其私有化政策的灾难性后果。上世纪70至80年代，拉美许多国家国内都出现了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90年代以来，拉美各国又相继爆发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全球化的群众性运动。墨西哥萨帕塔农民起义，巴西无地农民运动，阿根廷拦路者运动、敲锅运动，玻利维亚的饮用水战争，秘鲁、危地马拉等国的反私有化运动等，此起彼伏。

　　1999年，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当选总统。拉美政局开始左转，左翼政府开始通过竞选上台执政，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2003年初）、乌拉圭进步联盟-广泛阵线主席瓦雷.巴斯克斯（2004年3月初）、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领导人莫拉莱斯（2005年1月）、智利社会党领导人巴切莱特（2005年）等。2006年是拉美的大选年，又有一批拉美国家左翼领导人或者再次连任或者新当选为国家总统。它们是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多米尼加、巴拿马、秘鲁、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等左翼政党获得了执政权。

　　由此开始，拉美一些政府或者开始公开批判新自由主义，或者开始改革新自由主义。

　　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是反美英雄，与古巴的卡斯特罗关系密切。他激烈批判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野蛮的、非人道的，如果不摆脱它，只有死路一条。”

　　上台之初，查韦斯实行玻利瓦尔计划：主张建立参与式民主的法制国家；开始了一系列减少贫困的计划，扫除文盲、医疗免费、食品补贴、住房改造，促进社会公正平等互助；重组工会和农民组织，推动土地改革；国际政策上，查韦斯大力对抗华盛顿共识，反对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积极推动拉丁美洲国家的团结。他与足球明星马拉多纳肩并肩在第四届美洲国家峰会会场外高呼“埋葬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占据主导地位）。 有媒体把查韦斯、莫拉莱斯和科雷亚视为卡斯特罗以后的拉美新的“反美铁三角”。

　　2002年4月，在美国策动下，委内瑞拉发生政变，但是很快，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查韦斯被救了出来，重新执政。

　　2005年，查韦斯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我们承诺将玻利瓦尔计划引导到社会主义上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种基于团结、互助、爱、正义、自由和平等的新的社会主义，一种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挽救人类，我们正在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书写历史的新篇章，过去邪恶的资本主义模式为少数人创造财富，给大多数人带来贫困”在政治上，主张以参与制民主代替代议制民主，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国家的管理；在经济上，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建立国有企业，将石油、电信、水泥、钢铁、银行、超市、咖啡、大米加工厂等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国有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建立以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体系；在社会方面，主张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自由和互助，注重社会福利，减少社会贫困；在对外政策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外交的多元化等。推动拉美一体化，以“美洲玻利瓦尔替代方案”替代“美洲自由贸易区”。[43]

　　温和派的巴西卢拉政府于2002年，又兴建了30多家国有企业，力图重新加强国家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金融、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控制能力。

　　阿根廷政府将最大的航空公司重新实现国有化，将美国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在阿根廷的子公司圣马丁准将飞机制造厂国有化、养老金国有化，并且计划对石油天然气进行国有化。

　　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总统提出“社群社会主义”（富有印第安人的文化特色），又一次将石油、天然气、铁路国有化，这是该国历史上第三次国有化运动。他批评前任总统桑切斯的私有化，将价值约250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以3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外国公司，外国公司在其中占有82%，玻利维亚只占有18%。莫拉莱斯承诺在2011年他任期结束之前，要重新分配共2000万公顷的土地，包括现在私有的、但被认为是“闲置的”土地。他在联合国论坛提出富有印第安文化色彩的“十诫”，其中包括结束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世界等。

　　尼加拉瓜，奥尔特加领导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于2007年重新执政。他反对新自由主义，计划将电力公司进行国有化。

　　厄瓜多尔，科雷亚总统也声称要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2010年7月颁布一项法律，旨在加强国家对石油产业的控制，为将不遵守规定的私营石油企业实施国有化铺路。

　　这些政府的措施，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次集体纠偏。

　　但由于长期以来遭受政变、颠覆的干扰，经济牢牢被外资掌控，拉美各国发展严重依赖原料产品出口，国内始终没能建立独立、健全的工业体系，至今，拉美各国依旧是依附型经济，极易受国际市场影响。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拉美经济也深受拖累，复苏脚步至今步履蹒跚。据拉美经委会2010年1月统计数据，安第斯共同体出口中原料所占的比例从2008年的81%增加到2009年的82.3%，南方共同市场从59.8%增加到63.1%，玻利维亚达到92.9%。经济大国巴西出口中原料所占的比例从2003年的48.5%增加到2009年的60.9%。因此，此轮拉美国有化浪潮效果还有待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检验。

　　中国不能也不应再交惨烈的学费

　　在全球化的社会，中国不可能封闭起来。作为后发国家，我们需要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吃点亏、交点学费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必须保证大方向，是我们在利用外资，而绝不能最后演变成外资控制我们。拉美的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已经清晰地说明，这不是简单的经济领域的交锋，而是国家主权之争。一个丧失了主权的国家，是没有能力保护本国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和本国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拉美地区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巨额学费，现成的教材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应也不能再为此交学费了！

　　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下，中国依旧顽强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30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的高速发展，进一步健全了我们的工业体系。因此，与拉美依附型经济始终受制于人不同，中国有不重蹈覆辙的坚固基础，只要我们自己不折腾，牢牢记住苏东剧变之殷鉴，在拉美（小国）和前苏联（大国）身上发生过的悲剧就不会在中国上演。

注释：
　　
[1] 转引自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6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来源：托马斯A.白涞《美国人民外交史》纽约1942年版本，P504。
　　
[2]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00。
　　
[3]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05。
　　
[4] 哥尼昂斯基《拉丁美洲和美国 1939-1959 外交关系史纲》P227-232，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7月第一版，内部读物；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01-102。
　　
[5]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82-90。
　　
[6]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618-619、645-6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18-119、P124-125。
　　
[7]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76；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54-157。
　　
[8]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12-113。
　　
[9] 转引自（苏）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218，来源《格拉码报》1974年4月20日
　　
[10]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64。
　　
[11] 哥尼昂斯基《拉丁美洲和美国 1939-1959 外交关系史纲》P227-232；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94-497；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66-167。
　　
[12]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14-418；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65-166；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32、33、39。
　　
[13]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390-418；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77。哥尼昂斯基《拉丁美洲和美国 1939-1959 外交关系史纲》P363-367。
　　
[14]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351-352。
　　
[15]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49-450。
　　
[16]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77-179。
　　
[17]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581-582。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81。
　　
[18]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57-167。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218-220。
　　
[19]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219。
　　
[20]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219-220。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57-167。
　　
[21]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220；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79。
　　
[2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牙买加三国数据来源，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79-180。
　　
[23]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78、629。
　　
[24]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98-201、230-234、276-279。
　　
[25]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777。
　　
[26] 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P199-20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27] 蒂姆·韦纳《中情局的罪与罚》P281-289，海天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28] 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P67-7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29]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18-420。
　　
[30] 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P60；
　　
[31]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21、423-424。
　　
[32]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38；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20-421。
　　
[33]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56。
　　
[34]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54-155。
　　
[35]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P205-222。
　　
[36]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46，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 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P211、216。
　
[37] 《“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的影响”研讨会综述》，《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6期
　　
[38]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25、56-57，
　　
[39]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54-55；
　　
[40]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61-62。
　　
[41]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52。
　　
[42]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49。
　　
[43] 徐世澄《查韦斯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

　　作为一个视角，共生论有助于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汉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及其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汉族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单个民族，常常被人们视为民族同化的典范。根据一般流行的说法，汉族人口之所以这么多，主要是靠同化了很多别的民族实现的。有人将这一过程比喻为“滚雪球”。然而在今天，如果从“内共生”的视角进行观察，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将汉族看作是“内共生”的产物。应该说，这更有助于了解汉族之大的真谛所在，而且从中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未来活力之源泉。

　　正是通过“共生”，即汉族与各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不断接触和共生，使原来只是中原地区的局地民族，发展成了因“内共生”而充满活力的拥有近12多亿人口的民族，其中的各种语言、方言和各个地方的文化都能各得其所。同时，她的“内共生”属性和表现涉及社会构建的各个领域。

　　首先在语言文字上，尽管从秦始皇开始就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度同衡，钱同币”，然而却始终未能实现“语同音”。不仅如此，由于与各地原有语言的越来越多的“共生”，汉语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多样化的语言。源自中原的古汉语每到一个新的环境，并不是简单地吃掉即同化当地语言，而是与当地语言“共生”在一起。例如粤语方言，尽管以秦代汉语为基础，带有较多的上古汉语的特点，但也不是秦代汉语的简单搬用，而是与本地的古粤人（百越）语言的结合，留有许多古粤语的痕迹。吴语形成的过程也如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当地通行的百越语与楚语、中原汉语两源长期“共生”，而逐渐形成古吴语。作为现代普通话主体的北方方言，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互动中，其因“共生”而发生的变化甚至比南方还更大，以致在语音上有些甚至面目全非。这种“共生”分化现象也反映到所谓的汉语官话中。经过历代与不同区域、不同族裔群体的持续性“共生”，汉语官话已经分化为各具特色的不同官话，如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分别以北京话、西安话、成都话和扬州话为代表。

　　“共生”也使汉族的区域文化经历了各具特色的演化过程，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谱写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此消彼长、共同繁荣的历史画卷。总体而言，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汉族文化主要以黄河流域为主，自此到隋唐以前，大体上是共同性渐增与差异性渐减；隋唐以后，随着一些新的区域文化的加入，并在这些文化与汉文化频繁发生摩擦和冲突（这也是一种共生）后，使得汉文化圈逐渐扩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齐鲁文化一直具有文化的和政治的象征意义，被赋予华夏文化传统的正宗地位，且不乏粗旷古朴、豪爽热烈的特点；燕赵虽属汉族农业文化地区，但早期因与游牧文化关系密切，形成了勇武好搏击的特点，后随着历代统治者在北京建都，燕赵文化逐渐具有一定的“正统性”；三秦文化则由于与北方和西域长期的文化交流，具有了包罗万象、兼容并蓄的特点，后因汉族文化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其原有的文化开放性日益减弱，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文化心态。此外，以太湖为中心的吴越文化具有细腻、恬淡、婉转、雅致、清新的特征，以四川为中心的巴蜀文化兼具以热烈、诙谐、高亢为特征的地域文化传统，岭南文化则带有浓厚的域外色彩，而东北文化则具有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交融的特征。

　　也许有人会说，各地发生的这些所谓的“共生”现象，如果再换个视角不就是文化“同化”的现象吗？应该说，根据“共生三领域”原理，在“共同领域”和“中间领域”，尤其是那些离开自己“圣域”而走进另一“圣域”的个体和群体被同化，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北魏孝文帝带领鲜卑人选择内迁而主动被同化，其实也验证了“三领域”在民族共生与同化之间的功能差异，即所谓的被同化，不管其主动与否，主要是发生在内迁群体身上的，亦即这些鲜卑人离开自己的“圣域”而进入汉文化的传统“圣域”，从而使被同化成为必然的结果；而那些仍留在鲜卑民族圣域即留在平城的群体的汉化过程不仅“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

　　汉民族文化不仅在内部实现了各个要素之间的共生共荣的“内共生”，也很好地实现了与其他民族的“外共生”，由此形成了以汉字为媒介的“外共生”圈，其中就包括大量使用汉字的日本文化。至于与国内55个少数民族的关系，更属于这种“外共生”的范畴。

　　“共生”与“同化”之间，在理念上毕竟有着本质区别：同化意味着否定原有要素的主体性，即以原来要素的“消亡”为前提；而“共生”则意味着原来要素的持续存在，且仍然有所作为。从各地方言和文化习俗中可以看到，来自中原的“先进”语言和文化并没有简单吃掉当地原有方言和文化，而是与之长期共生，并在“共生”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方言和文化系统。其中无论是外来的“先进”还是当地原有的“落后”都有自己的位子，而且仍然有所作为。

　　汉族的“内共生”并不是全球个案。纵观当今世界那些人口比较多、且富有活力的民族，在其民族属性和特点上几乎都充满着“内共生”的诸多特点。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种“内共生”与“外共生”的并行不悖，即对内承认、尊重和发挥自身内部的多样性及其潜力，对外与其他各个民族和谐相处，实现共存共荣，才为多民族国家实现可持续繁荣昌盛提供了重要保证。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2年05月06日

　　抗战开始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原先集中在东部地区的众多高校内迁，中国学术版图发生巨变。在一片“到边疆去”的呼声中，众多学者云集西部，西南区域社会研究蔚然而兴。抗战结束，政学两界“返乡复员”，但其学风文脉却代代传承。当年在华西地区引领边疆研究、被称作“我国人类学华西学派灵魂人物”的李安宅先生1962年到四川师范大学任教，带来“关注西南，贯通古今”的学术品格，传承至今，未有中辍。

　　“到边疆去”：西南区域社会研究的勃兴

　　“七七事变”后，西部边疆成为抗战后方与民族复兴基地，边疆开发与建设成为迫切需要，边疆问题广受关注。李安宅1941年受聘来川，身兼华西大学和燕京大学两校社会学系主任。华西大学“地近边陲，又有边疆学会与博物馆，对于边疆文物之研究与庋藏，远在二十年前即已开始，故为赓续担负此历史地理双重使命，且为配合抗建需要”。李安宅发起筹建华西边疆研究所，社会学系、边疆研究所均由其主持。

　　李安宅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将研究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撰写了不少有关康藏社会、宗教及文化等方面的论著，对改良中国的边疆政治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他的《边疆社会工作》一书，成为以社会学观点研究边疆问题的经典之作。李安宅还担任当时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的“最高顾问”，率队前往康藏地区调查；担任教育部视导员，到四川、甘肃、西康、青海等省考察边疆教育及政令推行情况。在他的带动和组织下，冯汉骥、蒋旨昂、任乃强、刘立千、于式玉等人均开始对康藏地区进行实地田野考察，推动了西南区域社会文化研究。

　　分头行动　集体攻关

　　历史系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最悠久的系科之一。1946年东北大学迁返沈阳后，川内知名人士在东北大学原址三台县组建川北农工学院，是为四川师范大学的办学缘起。1952年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成立历史系，设有本科和专科；1956年历史系随四川师范学院迁往成都；1964年历史系大部分又迁往南充师范学院，直到1981年学校才正式恢复历史系。该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1985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94年入选四川省重点课程，1996年入选四川省重点学科，2008年被确定为四川省重点学科重点建设项目，此所谓“重中之重”。

　　据记者了解，西南区域社会研究一直是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倾注精力的重要研究领域，近年来更是屡结硕果，获得教育部及国家社科基金多个立项。这些项目均以近代以来西南区域社会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并逐渐形成了分头行动、集体攻关的团队优势。

　　素有“中国盐都”之称的四川自贡盐场在近300年间形成了企业合资经营体制，彭久松教授运用经济史和文献学的方法对之深入考察、全面剖析，首次提出了“中国契约股份制”的理论。段渝教授在巴蜀古史、三星堆文明及南方丝绸之路等领域发表论著颇多。王川教授的康藏研究成绩斐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藏地区汉人社会生活研究（1959年前）》，主持了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编纂与研究》的子课题、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点项目《民国时期的西康边政：康藏纠纷与西康建省研究》，还主持了《西藏百年史研究》中“民国时期的西藏动乱与前途”卷的撰写工作。

　　“在中国发现历史”

　　四川师范大学西南区域社会研究团队继承了李安宅等前辈的优良学术传统，立足现实需要，综合多学科理论方法，坚持实地调查，承担多项回应现实的历史研究课题。如教育部200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子课题《成都城市新移民问题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追踪调查?拉萨卷》、《拉萨十年变迁（1994—2004）》等。最近，团队在生态环境史、社会工作史、边疆民族史等方面用力甚勤，力求为当前国家和地方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如今，该团队在西南地区民族、社会、经济及宗教研究方面已形成鲜明特色，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团队负责人王川教授告诉记者，区域性和全球化是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语境，学界在主张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越来越注重“在中国发现历史”，倡导区域研究。鉴于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西南区域社会研究应成为团队继续推动的重要研究领域和方向。

　　团队成员汪洪亮说，区域历史离不开国家政治的宏大叙事，也少不了细微之处的历史考察，只有依靠各有所长的学者集思广益、协作攻关，始克有成。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3日第435期，2013年04月03日

　　【核心提示】当前，对儒家生态意识在中国古代环境保护实践中的作用，学界认识不一。本文分别从儒家生态意识和古代生态保护诏令的颁布、生态保护法律的颁行、生态职官的设置等方面，对此做出回答。

　　儒学蕴涵着异乎寻常的生态意识，中国历史上有环境保护之实，为广大学者所认可。然而，对儒家生态意识在中国古代环境保护实践中的作用，学界认识不一。下面分别从儒家生态意识和古代生态保护诏令的颁布、生态保护法律的颁行、生态职官的设置等方面，对此做出回答。

　　儒家生态意识与生态保护诏令的颁布

　　古代帝王保护生态资源作用的诏令，多是在儒家生态保护主张的影响下颁布的。据《宋史》记载，真宗曾下诏：“火田之禁，著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清初《御选古文渊鉴》在注该诏中的“火田之禁，著在《礼经》”之《礼经》时，分别引用了东汉郑玄注《周礼》“火弊”之“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莱除陈草”和《礼记》“昆虫未蛰，不以火田”，说明真宗这一保护昆虫等生物资源的诏令，就是在儒家生态意识的直接支配下做出的。另《宋史》所载高宗绍兴二十年二月颁布的“禁民春月捕鸟兽”诏令，也是受《礼记·月令》孟春“毋覆巢，毋杀”影响的产物。

　　《大清会典则例》载称，乾隆于七年诏云：“《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不独以农事为先务……故因地之利，任圃以树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泽事……如果园圃、虞衡、薮牧之职以次修举，于民生日用，不无禆益。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赡之源，不可不为急讲……督抚大吏身任地方，所当因地制宜，及时经理……俾地无遗利，民无余力……至于竭泽焚林并山泽树畜一切侵盗等事，应行禁饬。”诏令反映两个问题：其一，清初因人口增长甚巨，国家人口压力较大，朝廷于是颁诏要求地方官员提高土地利用率。其二，《周礼》中的山衡等官，主要职责与作用是管理和保护山泽资源。乾隆引《周礼》虞衡之职，虽然重点在于利用自然资源，但他同时又要求各督抚大吏“应行禁饬”地方“竭泽焚林并山泽树畜一切侵盗等事”，具有保护生态资源的意义。

　　至于执行情况，可以20世纪90年代初敦煌考古发现的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四时月令诏条》（以下简称《诏条》）为例来说明。《诏条》内容和《礼记·月令》所载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儒家典籍《礼记》中有关生态保护的记载，在西汉末年被汉廷作为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诏令在全国推行。且《诏条》到达西北后，被地方官员书写在交通要道——悬泉置的泥墙上加以宣传，无疑有助于《诏条》影响的扩大及其贯彻执行；同时，朝廷专派和中（仲）为使者，督察《诏条》在敦煌一带的下达、执行情况。试想，上述生态保护诏令在敦煌都能得到如此认真、严肃的对待，那么在汉廷控制力较强的内地郡县，地方官员和民众对有关生态保护诏令的态度当自不待言。

　　儒家生态意识与生态保护法律的颁行

　　传统中国虽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法，但古代以立法的形式加强自然资源的保护，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生态保护法律产生、发展过程中，儒学对之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第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对古代立法影响较为突出。有学者以《周易》为对象，考察了儒家“天人合一”哲学对古代法律的影响。儒家“天人合一”观具有整体、系统思维的特征，认为天、地、人合为一体，彼此相关，密不可分。受其影响，人们认为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现象的一种，也不能脱离天地万物而单独从人类本身考察，法律既要调整人际关系，更要把天地万物一并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处理好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在利用天地万物方面，人类要“节以制度”，合理保护自然资源。

　　第二，儒家生态保护主张被直接写入有关生态保护法律中，成为法律条文的一部分。其中最典型者，就是把《礼记》中的“时禁”等内容，形成律典文字。如秦律《田律》“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和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燔草为灰”的规定，就是《礼记》孟春“禁止伐木”、仲春“安萌芽，毋焚山林”、仲夏“令民毋烧灰”的内容；唐、明时期，不仅把儒家有关生态保护的主张写进律典，而且还进一步细化。如《唐律》“非时烧田野”条规定：“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长孙无忌等疏：“‘失火’，谓失火有所烧，及不依令文节制而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注云‘非时，谓二月一日以后、十月三十日以前。若乡土异宜者，依乡法’，谓北地霜早，南土晚寒……各须收获总了，放火时节不可一准令文，故云各‘依乡法’。”据此而知，其中“非时烧田野”就是《礼记·月令》的“时禁”之属；同时，律条中还有“非时……依乡法”注文，是对《月令》规定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月令》中的内容，是就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情况而言的。到了唐代，由于国家版图扩展，区域节令早晚差别较大，法律对依时而定的“烧田”规定不能过于整齐划一，而具体执行者也不可死板，于是就有了“依乡法”的解释。

　　第三，受儒家礼仪文化的影响，传统生态法律中具有浓郁的“礼”性。对此，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古代法律“以礼入律”、“礼刑合一”，礼就是法。受此影响，中国古代生态法律对环境的保护与“礼”紧密关联，以“礼”为标准，划分重点保护环境，凡是在“礼”中居于重要位置的环境，都受到了法律的特别保护。

　　儒家生态意识与生态职官的设置

　　中国历史时期各类生态职官的设置，与儒家典籍《周礼》有很大的联系。《周礼》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据其记载而设置的生态职官，可以视作儒学影响的产物。

　　虞衡是《周礼》记载的职官，受其影响，虞衡一职长期存在，并执行其生态管理的职能。《通典》在记虞部郎中职守时注云：“虞部，盖古虞人之遗职……后魏、北齐虞曹掌地图、山川、近远园囿、田猎、杂味等，并属虞部尚书。后周有虞部下大夫一人，掌山泽草木鸟兽而阜蕃之……天宝十一年又改虞部为司虞……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须、田猎等事。”可见，除秦汉外，从曹魏到隋唐，《周礼》虞衡一职始终存焉，其职责都主要为执掌地图、山川、远近园囿、田猎等事；据《宋史》，宋代工部掌天下“山泽、苑囿、河渠之政”。所属部门有三，虞部为其一，虞部郎中、员外郎“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辨其地产而为之厉禁”。明朱元璋于洪武六年在工部下设置虞部，二十九年改虞部为虞衡。《明史·职官志一》：“虞衡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岁下诸司采捕……皆以其时。冬春之交，罝罛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若害兽，听为陷穽获之，赏有差……凡山场、园林之利，听民取而薄征之。”和此前历史阶段相比，明代虞衡的职责范围有所扩大，但对虞衡在自然资源“时用”、“时禁”方面的责任，也做出了较以往愈为明确的规定。

　　综而言之，儒家生态意识在历史时期的环境保护实践中，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是停留在儒家典籍的记载而表面上“似乎落到了实处”。以往论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因为他们只注意到了《礼记》等典籍儒家关于生态保护行为规范的记载，而没有关注到如“二十四史”等文献中大量有关生态保护制度、法律等记录。事实上，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比较重视生态资源的保护，各王朝诸君主为此多有降旨，且频频援用儒家之语。若承认这些关于生态资源利用、保护的诏书在生态资源的保护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么，就不能否定儒家生态意识在环境保护中的实际作用。因此，也就不能轻言儒家生态意识在实质上“无补于环境状况”。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附：儒家思想蕴涵生态文明智慧

（记者）郝欣

　　中国社会科学在线讯（记者郝欣）12月2—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第九届国际儒学论坛在京召开，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学者就“儒学与生态文明”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与会学者在儒家一般生态理论、儒家具体生态理论等方面开展交流并极具问题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表示，发现生态文明是人类的又一次觉醒，是人类拯救自然、拯救自我的一次觉醒。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文明理论研究逐渐引起我国的重视，并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儒家和合生态理论可为世界生态危机提供化解的借鉴。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乔清举认为，儒家把整个自然界作为道德共同体，从宗教、道德、政令三个层次展开对于自然的生态性认识和保护。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但其主题却不专是围绕生态问题展开的，故不能简单地被约归为生态哲学。发掘传统生态智慧，贡献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研究儒学生态哲学的意义所在。韩国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所长金世贞说，通常我们往往把儒学视作人和人的关系，即限于人类社会的人间伦理和社会伦理现象。但儒学起初就是从天道中寻找人道的踪影，把天人合一当作穷极目标。儒学包含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有机体思考方式和生态论要素。这种要素为克服机械式世界观、人类肆意破坏大自然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树立生态中心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

文章来源：2012年1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核心提示】到目前为止，对于水书的渊源，学界仍未有定论。但水书探源涉及水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天文历法、民族民俗、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无疑为水书及水族文化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对研究水、汉文化交流和中华古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水书流传在黔南桂北龙江、都柳江上游地带的水族聚居区，水族语言称其为“le　sui”，音译为“泐睢”，文字符号类似于甲骨文，也有汉字古体字。“水书”指用水族文字写的书籍，也指书中的文字。在学术研究中学者常将三者加以区别，把水书文字符号称为“水字”。

　　从目前发现的水书典籍来看，水字不像方块壮字、侗字那样用于记录民歌、民谣等，几乎不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所记大多是原始宗教信仰方面的日期、方位、趋吉避凶条目信息。水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巫术用书，被称为“水家人的易经”，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

　　有人说水书就是上古失传的《连山易》，有人提出它与东巴文是世界上仍然“活着”的象形文字，有人认为它比甲骨文更古老，当它与中原古文化联系在一起时，更增添了几多神秘色彩。

　　咸丰十年（1860），水书因西南巨儒莫友芝在《红崖古刻歌》中的关注，第一次进入学者视野，为世人所知，其文字、典籍、口诀和习俗构成了神秘的水书文化，令国内外学者惊叹。

　　由于水书历来是通过水书先生不断抄写和秘密口授的形式传承，所以保留下来的水书典籍最早是明清时期的手抄本，明以前的历史便不得而知。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这一文化密码的起源时间、内涵、流传等问题仍未形成一致意见。

　　那么，究竟是谁创造了水书？水书到底有多少个字？水书与甲骨文孰早？作为占卜用书，水书与“易”有什么关系？水书在水族文化生活中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经过大量的文献梳理和专家访谈，记者近日奔赴贵州省黔南州，寻访水书先生，探寻水书文字背后的神秘文化。

　　1、水书或为失传的《连山易》

　　水族村寨散落在大山深处，仿佛被时光遗忘的土地。水族人民历来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农闲时围山打猎、下河捕鱼、织布刺绣，自酿“九阡酒”，竹木建造干栏楼……长期以来，在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本民族的信仰。

　　据同行的水族学者、贵州民族大学水书文化研究院教授潘朝霖介绍，水族崇信多鬼神，据不完全统计，其崇信的鬼神多达七八百个，草、木、鱼、山、石等，都被看做神。民间还保留着众多的占卜方法，如竹卜、石卜、蛋卜、铜钱卜、草卜等。

　　水书便是水族民间占卜的指导用书，亦称“鬼书”，因字形间或反写，又名“反书”。水书所记不是水族历史、日常生活，而是占卜吉凶、生活禁忌等信息，并用歌诀来解释凶吉所属。水书主要有两类：“白书”和“黑书”。“白书”是普通占卜用书，有560余种，民间的婚嫁、丧葬、营建、出行、节庆、生产、祭祀等一举一动都受水书的制约，水书先生利用水书来测吉凶，确定日期、方位等；“黑书”则用于放鬼、收鬼、拒鬼，水书先生家藏黑书者较少。

　　千百年来，水族人民把水书当做水家易经来尊崇、信奉，水书先生把依据水书进行的占卜称为“水书易”。“易”自汉代起，被尊为“群经之首”，古有“三易”之说，《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前两易早已失传。水书先生谢海潮家中秘传的名为“■”的手抄本水书（水语发音为“连木桑”，翻译成汉文字为“连山易”），引起学界关注。独山县委党校教务主任、独山县水书翻译研究办水书专家韦章炳经多年研究，认为“水书有可能就是散失了4000多年的《连山易》”，这一结论震惊了国内外学者。阳国胜、陈东明等学者进行考证后，也认为《连山易》之说并不是无源而起。

　　水书最根本的宗旨是趋吉避凶，得益于面对高山密林的智慧，其条目中留下了水族先民征服自然的印迹。有与动物有关的“牛蛙”、“蛇伤”、“虎伤”，与植物有关的“姑秀”、“错项”，与人的祸福有关的“五富”、“天罡”，与山川有关的“地转”、“歹棒”，与生活器物有关的“翻梯”、“五锤”，与疾病有关“杀伤”、“胎伤”……

　　除了原始宗教信仰内容以外，水书还保存了亟待挖掘和破译的天文历法资料，如九星、二十八宿、八卦九宫、天干地支、日月五星、阴阳五行、六十甲子、四时五方、七元历制以及水历正月建戌等内容。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振江长期在水族地区考察，从事水书与水族社会的研究。他告诉记者：“大概自明末清初起，水族就主要生活在广西、贵州相接的偏远山区，山高林密，瘴气弥漫，野兽众多，自然条件与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各种意外导致的悲惨人身伤亡事故层出不穷。受限于当时普遍低下的理解能力和生产能力，普通民众不能够解释，更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逃脱这些厄运，而只能归因于鬼灵作祟，水书因此应运而生，并长期影响了水族社会。”

　　事实上，水书就是水族人民在长期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原始宗教信仰，是水家人农耕文明的精神文化典籍。

　　2、水字结构究竟是象形还是方块

　　从水书的行文体例来看，大多数是先注年、月、日、时，再注吉凶等。用毛笔，从右到左，从上到下，直行竖写，无标点符号。目前见到的水族古文字的载体主要有：口传、纸张手抄、刺绣、碑刻、木刻、陶瓷煅造、骨刻等。

　　记者在三都县档案馆看到了馆藏的清朝水书抄本，图文并茂，除少数图画卦谱外，有很多文字结构为象形，简笔勾勒，以禾、鸟、虫、鱼、龙等撰写和描绘，保留着远古文明的信息。但水书典籍中并不完全是象形文字，有很多方块字，笔画简单，横平竖直，更像是汉族的古文字。

　　水族地区的很多公开资料称水书是“象形文字”的活化石，而学者对水字造字渊源则持有多种观点。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岑家梧认为，水字字体（如干支字）与甲骨文、金文颇多类似。1987年，王国宇在《水书与一份水书样品的释读》中把水族古文字结构分为六类：类似古汉字、类似变体汉字、象形字、假借字、指事字等。1987年11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水族文学史》认为水族古文字结构分为三种：类似古体汉字，有汉字倒写或反写；按物体形象描绘的象形字；借水语的象形字而表达汉音的形声字。1991年，李旭练把水族古文字结构分为借字、创字和借创字三类。200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水族文化研究》一书，认为水族文字构成以象形、指事、反书为主，存在个别会意、假借、音义等方法。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曾晓渝则认为，按形体及音义对应关系，水字分为图像符号和文字符号两类，按来源不同分为自造字和借用字，自造字多于借用字，水字的造字法有象形、指事和会意。

　　查看水书典籍的过程中，记者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字有很多变化。较古老的水书典籍中象形文字较多，并有对古汉字的借用或反写，而近代水书抄本中以方块字居多，有学者认为可能是汉化的缘故。

　　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院长韦宗林认为，文字的发展演变都存在讹变现象，水族文字也不例外。尤其是没有刻版规范传承的水族文字，讹变特点突出。他认为，导致讹变的原因主要有四个，即随意性的异体书写、素养差距性、神秘性的神本文化意识、反叛性的反叛文化意识。

　　水书到底有多少个字？由于所掌握的水书资料有限和认定标准不同，目前学者对于水书字数的结论仍不一。1986年出版的《水族简史》称有400多个，2004年出版的《中国水族文化研究》称有500多个。而专家在查阅的2000余卷水书中发现，同一个汉文字在水书中可能有十几个异体字，并主要集中在天干、地支、九星等单字上，例如，“乙”、“卯”等字的异体字各有数十个。据此，潘朝霖认为，包括异体字在内，水文字总量有2000余字。而曾晓渝在《水族文字新探》一文中认为，不同形体的水字共有1200多个，异体字除外，共有481个，其中文字符号383个、图像符号98个。荔波县档案馆从馆藏近1万册水书原件中收集到水字513个、异体字1097个。

　　3、水书渊源学界仍无定论

　　长期以来，水族地区通行汉字，水字并不记录水族社会生活和历史，新中国成立前民间仍保留有结绳记事的传统，因此专为巫事活动之用的水书一直在民间小范围秘密流传。据水书先生介绍，现存的水书没有他们自创的书籍，都是从上一代或上几代手抄、口传沿袭下来。那么，水书究竟从何而来？

　　关于水书渊源，民间有很多传说，最广为流传的是水族先祖“陆铎公”创造水书说。很多脍炙人口的古歌古谣，传诵着他的丰功伟绩。其中一首大意为：“陆铎最聪明，他通晓日月星辰。他写水书传后代，写的水书指引后代人。陆铎最聪明，他全懂生死术数，掌握运行的日月星宿，了解人间的善恶心肠，与门徒共创立了水书。”而这些仅为传说，不能作为学术依据，且古歌中没有表明创制的时间和地点。

　　直到莫友芝的《红崖古刻歌》提及水书，它才逐渐进入学者视野。莫友芝是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音韵学家和书法家，对古文字颇多研究，被尊崇为“西南巨儒”。他在《红崖古刻歌》注中，对水字有不足百字的评述，提出其“云自三代”、“初本皆从竹简过录”、“其声读迥与今异，而多含古音，核其字画，疑斯篆前最简古文也”。后人对此解读为，莫友芝认为水族文字来源于秦代以前的金文和竹简。虽然该文中并未有详细考据的记载，但这段文字对水书研究起到了导引性作用。

　　上世纪40年代以来，水族古文字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岑家梧、张为纲、吴泽霖、何耀华、曾晓渝、蒋南华等一批学者，先后深入水族地区进行调研，从文字学、语言学、民族学、音韵学、天文历法等多角度出发，得出了不少独到见解。

　　1925年刊行的《都匀县志稿》这样描述：“水书，一称反书，大氐古篆之遗。”1942年，现代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张为纲在《水族来源试探》一文中，认为水家之所以“鬼名”繁多，尊崇巫师，皆为“殷代文化遗留之铁证”。1943年，岑家梧等在水族地区考察后，对水字与甲骨文进行比较研究，亦明确在《水书与水家来源》一文中得出结论：“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二者被认为是“首开水书系统研究的先河”。1993年，水族学者王品魁在《水书源流新探》中认为，水书源于《周易》。张振江认为，“水书非常可能出现于清代的初、中叶”。

　　曾晓渝在多年的水语研究基础上，对水字和甲骨文字形、字符及所记内容进行比较后认为，水字和殷商甲骨文差距很大，与较晚的金文也不相近，不宜把水字看做是古殷商文化的遗留，它的产生时间远远晚于甲骨文。

　　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蒋南华同样基于水字和甲骨文字形、字符及所记内容的对比后，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水字是一种与殷商甲骨文、金文同根同源，却远远早于甲骨文、金文的古老文字。水书初创于帝喾高辛时代，发展、流播于唐虞夏商之初，在中国文字的发展史上曾经起到过上承“三坟”，中通“五典”，下启殷商甲骨文、金文的伟大作用。

　　到目前为止，对于水书的渊源，学界仍未有定论。但水书探源涉及水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天文历法、民族民俗、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无疑为水书及水族文化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对研究水、汉文化交流和中华古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感谢三都县委宣传部、荔波县档案馆和独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对本次独家报道的支持和帮助）

　　链接：水家村寨寻觅水书古籍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水族人口有50多万，90%居住在贵州省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荔波县、独山县、都匀市等地。

　　记者来到独山县本寨乡天星村，这里完整保留了水族较原始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寨子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竹木林立，一簇簇干栏楼嵌在山坳里，错落有致。明晃晃的水田，耕作的水家人，犁田的水牛……水书就在这世世代代的宁静祥和中流传。

　　水族聚居区通行汉语，民间水族百姓多用水语交流。少数能读懂并使用水书的人，被称为水书先生。一般来说，只有水书先生家才有水书传承。

　　天星村的韦光荣是家传第十三代水书先生，很多学者慕名而来，考察其家藏的水书典籍。木箱子里的20多册水书抄本，破旧不堪，或书皮脱落，或被鼠噬，或缺页，据潘朝霖讲，民间水书古籍原件基本都是这样的状态。开本大小不一，大本有16开本大小，最小的只有巴掌见方。水书封皮上有该书名称、抄录者姓名及年月日。从封皮看，抄本年代跨度较大，有清光绪、咸丰、嘉庆年间抄本，有民国抄本，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的抄本。

　　韦光荣拿出其中一本，从封皮可得知，是“光绪四年正月初十日”“韦顺杰”抄录的水书《正七》卷。他告诉记者：“韦顺杰是韦家先祖，《正七》是整个水书系统的‘头’，类似于基础工具书，读懂它，才能继续学其他卷本。”

　　韦光荣的水书收藏涉及面很广，有泛泛用书，如《玉石囊经》、《龙虎门反书》、《善龙正本》、《星宿》；也有门类很细的专用书，如《婚嫁卷》、《选婚之礼》、《媒八说合》用于婚嫁测算，《起造秘指》用于修建房屋，《採贼脚·累鬼》用来防强盗，《开山卷》用来选墓址，《杀牛部》为祭祖杀牛选日子，《锣鸣》是老人去世时鼓乐用书，《百宫之记》为看掌之用。此外，同一类书有更细的划分，如打井用书有很多，《八井生命大吉》（“井”的水语读音为“tan”）专为主人家本命年打井之用。

　　据韦光荣介绍，水书先生为村民服务，并不索取报酬，事后对方会送碗饭，或者用红纸象征性地包上与“6”有关的微薄报酬，如3尺6土布或3元6角钱。这一朴素传统延续至今。水族常用的3.6、36、360，被认为是吉祥的数字，一说与水历有关，一说为了纪念水书创始人陆铎公。

　　韦光荣家原有200多册水书，除捐给档案馆、赠给学者研究外，留下几十本家用。事实上，大多数水书先生家藏书寥寥，远不如韦家这么丰富。“文化大革命”期间，水书被定为“牛鬼蛇神”，大量水书遭没收销毁，被迫藏于田间山洞的水书，很多遭水渍、虫噬而腐烂，保存下来的极少。韦光荣家的200多本水书，藏在干栏楼底层顶棚上，才幸免一劫。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6日第326期

　　“没有降雨的补充，云南能不干旱吗？”

　　长期关注全球灾害问题的独立学者周强表示，目前流行的气象理论根本是错误的，因此导致各地的灾难不断，云南的情况也不例外。

　　他认为，一些气象学者过分强调全球宏观气候，过分强调气压和温度的因素，没有把物质变化当作根本问题来研究，甚至完全忽视局部和微观的研究，特别是忽视地表物（森林）对气候的影响的研究，从而导致气候理论完全脱离了现实，根本无法解决实际情况和实际问题。

　　“所有灾难说穿了就是一个问题：水多水少的问题。水多就暴雨，水太多就台风，水少就干旱，水太少就沙尘。”周强表示，“因为海洋每年产生的水汽大致差不多，上风处台风水下多了，下风处水自然就少（干旱），甚至太少或没有水（沙尘）。”

　　三年连旱的困境延续至今，已经造成云南631万余人受灾，全省直接经济损失23亿余元，其中农业损失22亿余元。目前，云南除了短期应急使用存储水和获取地下水源之外，还面临一个更严重的挑战：立即停止对森林资源的掠夺性破坏；尽快修复被严重损害的森林生态系统。

　　云南省的一名林业官员表示，经过国家多年的宣传教育，损害森林的后果其实大多数人都清楚，“之所以这方面的糟糕情况一直在延续，说到底还是经济利益的原因，‘停止’将带来经济损失，‘恢复’同样需要经济支撑，很多工作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少数人获利多数人受害

　　自2010年以来，“杨善洲”的名字流传在全国的城乡各地，这位云南省保山地区（后改市）原地委书记为当地发展鞠躬尽瘁，退休后带领大家在施甸县大亮山栽种了大量树木，其壮举的历史意义在云南遭遇三年连旱中被突显出来。

　　“因为大亮山的树木一直很多，因此几十年来我们的用水从来没有断过，即便这几年天干也只是水流小了些。”2月27日，在大亮山中生活了数十年的钟家田村校退休教师蒋学道说，“尤其是杨善洲老书记和很多人继续在山上栽了许多树，使森林覆盖达到90%以上，我们旧城乡山上山下大部分地方都不会缺水，而旁边很多地方就不行了。”

　　他站在家门前轻松地用不间断流淌的山泉水洗着手，同时高兴地表示：“虽然新闻上讲云南省到处都没有水用了，但是大亮山里各种山沟中仍然水流潺潺，很远都能听见声音。”

 
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大亮山里，退休教师蒋学道在家门前用山泉水洗着手。尹鸿伟/摄

　　的确，山外面的许多地方是另外一幅景象：沟干地裂、田地荒芜……老百姓苦不堪言，无论民间、政府都为水的问题焦头烂额。另外的正面例子是，大旱期间云南元阳梯田里一样有水种水稻，当地60万亩的天然林，保存了充足的水汽。

　　“难的不是种树，而是不愿意种，杨善洲以及很多热心植树的人已经作出了榜样。还有旅日华侨易解放女士，2000年起在内蒙古沙漠里成功植树110万棵，获得了海内外的高度评价。”长期从事生物和气象研究的科普教育者代国林表示，易解放最早种植的小树、如今都已长高、生态林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曾经的“死亡之海”变为一片片连接着地平线的郁郁葱葱的树林，随着植被的恢复，动物的踪迹也开始多起来。

　　与东南亚广泛接壤的云南一直有“动植物王国”之美誉。不过，这个美好形象正在一年年衰退，虽然从中央到地方曾热切希望拯救危机，但情况似乎有点覆水难收了。

　　“每当有些批评的声音发出来，云南地方政府总要想办法让对方碰个软钉子，理由是云南需要发展经济，同时为国家财政做贡献。”云南省的一名林业工作者说，“云南这些年的确赚了不少钱，付出的代价却是自身的生存环境变糟。当然也不能完全说当地心甘情愿，但云南一时无法优化自身的经济结构，更无法阻挡人们对金钱的狂热。”

　　具体的表象是：有些地方为了获取木材利益不断进行砍伐，另外一些地方则是为了栽种经济林木而毁坏森林，也有两者结合进行的情况。于是，近年来许多人在乘坐飞机经过云南上空时，都会发现“要么山上光秃秃没有树，要么是非常整齐的人工林”。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许再复教授早在20世纪末就提出：“橡胶林及各种水果林不能计算成森林覆盖率，而各种各样的经济林过量种植，将严重损坏原始森林的生物多样性，同时野生动物也失去了生存地，这些因素都将影响云南动植物的生存情况。”

　　不过，他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完全采纳。2000年以来，西双版纳州新造橡胶林达300万亩，橡胶林面积从1988年的116万亩增加到615万亩。在与缅甸、老挝接壤的澜沧江沿岸，中国一侧的原始森林几乎消失殆尽，不管条件优劣都种上了橡胶树或其他一些经济林木。1976-2003年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表明，西双版纳近30年间共损失了约40万公顷的热带季节雨林，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被转换为单一种植的橡胶林，“那些被砍掉的森林，很多树龄都在100—300年以上”。

　　“我们这里官场上都说：正科副科，不如栽橡胶树几棵。不少人的确因此赚了大钱，但原始森林就倒霉了。”西双版纳的一名官员感慨，“想知道哪里不属于中国地界，就看有没有种橡胶树。除了政府严格管理的自然保护区，现在整个西双版纳已经很难见到原始森林了。”

　　谁曾想当年中国科学家历尽艰辛移植成功的橡胶林，现在成了可怕的有害物？《中国科学报》在2012年2月名为《橡胶林种下的危机》报道中提到：如今，占据中国橡胶种植半壁江山的西双版纳，许多村寨已出现自来水断流、井水干涸现象。”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学者表示，研究西双版纳径流数据发现，即使在降雨量非常低的年份，热带雨林中尚有明显持续的地表径流，而橡胶林中却频繁出现断流现象。

　　云南网友的呼声内容则更广泛：“西双版纳成片增加的橡胶林；全省各地遍布的药材种植农场以及桉树林；山上的大树都被运到城里作景观了；逐年增加的高尔夫球场无一不是消耗大量水的同时破坏着造水的环境。”

　　2010年10月起，云南省计划用10年左右时间完成6000万亩中低产林改造任务；其中到2015年改造2000万亩，到2020年基本完成其余4000万亩改造任务。此前，云南省原省委书记白恩培批示：“中低产林改造工作总体形势很好，但仍需加大推动力度。尽管问题很多，但关键是州（市）、县、乡领导的认识。”

　　同年11月，云南本土的一些网站上却出现了“中低产林改造‘变味’，百万亩国有林遭‘剃光头’”的民间反映，许多原有的森林在新一轮经济狂热中纷纷被消失、被替代。

　　森林被破坏导致干旱

　　以前，山林茂密一直是云南省的最大特点，但是后来的许多经济活动使森林、树木遭了殃。不仅是毁林开荒，老百姓生活需要燃料，糖厂等各种工业也需要燃料，甚至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许多燃料都取自山上的树木。

　　从小在农村生活的施甸县宣传干部杨连武说：“原因有很多，但结果就是一个，山上的树没有了。有些地方种植条件不好，树砍了也就难再恢复了。”

　　2011年11月，云南省的林业用地面积达3.71亿亩，居全国第2位，森林面积2.73亿亩，居全国第3位，森林覆盖率52.93%，居全国第3位，活立木总蓄积量17.12亿立方米，居全国第2位。接下来，云南计划用10年时间新增森林面积千万亩，工程区覆盖率达67%以上。

　　“从谷歌地图上看，云南全部绿色还不到30%，也看不到干旱的地区有森林的痕迹。”长期关注全球灾害问题的独立学者周强说，“其中还有很多是经济林，对水汽输送和水汽结合没有多大作用，特别是桉树和橡胶树极大破坏当地生态平衡。”

　　他表示，官方的数据与民间感受、谷歌地图呈现的差距很大，官方统计可能包括大量的经济林，即在“原来的森林覆盖基础”上加上经济林的统计结果，而经济林根本就不能属于森林，连自然的灌木都不如。

官方公布森林覆盖率是52.93%，学者从谷歌地图上看，云南全部绿色还不到30%。

　　长期从事生物和气象研究的科普教育者代国林表示，森林是由高大乔木、小乔木、灌木、藤本植物、草本植物、地被物以及相关的动物组成，是一个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复杂生物体系，其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稳定性，二是可以自我复制。前者是指森林中主要标志性的生物物种，基本是大约一万年左右计时的本地植物，后者是指这些物种的下一代可以在里面自由生长。

　　“森林和人为种树或树林（经济林、景观林、果树林等）不一样，因为森林具有能够支持水汽输送并产生降水的功能。”他说，“地表物有很多种情况，原始森林只是其中一种。地表物发生最大的变化是森林植被，已由原来全球的60%以上降到了现在不足30%，而中国不足18%。”

　　代国林认为，全球茂盛的森林自然保护区都能独自成为风调雨顺的局部气候，其他任何地表物都无法替代原始森林，“云南森林覆盖率低必然干旱，进而还导致阻断水汽输送使得下风处—北部和东北部贵州、四川等地的干旱，以及上风处—南部老挝、缅甸、泰国和孟加拉国的暴雨、台风等逐渐加重”。

　　“云南及周边区域连续三年出现干旱，主要原因是失去了森林式降雨，或说大量原始森林被破坏导致了干旱。”周强说，“地球降雨一般分三种情况：有大量水汽且有一定量凝结核的暴雨或台风式降雨、有足够的水汽和凝结核的冷热空气交汇式降雨及有足够多凝结核的森林式降雨。”

　　代国林表示，云南不在沿海，其周边森林被破坏，没有大量水汽输送到云南，第一种降雨几乎没有机会；云南只有在6、7、8月三个月左右由于东南风强劲而有可能发生冷热交汇式降雨，其余大部分时间由于从孟加拉国和印度东部上来的印度洋水汽切断了西北南下的冷空气到达云南，因此没有机会发生冷热交汇式降雨。

　　“以上两种情况是云南地理的原因，没有办法改变，而且也不是干旱的主要原因。”周强说，“大量原始森林的破坏，直接导致森林式降雨落空，才是云南干旱的主要原因。没有森林的帮忙，水汽输送的下风处就得不到大量的水汽，也就是上风处水汽被大量阻碍或改道，直接导致上风处的台风、暴雨和暴雪，间接导致下风处干旱和沙尘。”

　　周强表示，森林的失去会导致几个问题：露裸的地表温差变化大（过冷过热），冷空气和热空气都是阻碍水汽输送的，导致大量水汽无法到达云南；没有森林，就没有大量的生物凝结核，水汽就没有办法凝结水汽超过饱和质量的重力降雨条件，因而没有办法降雨；露裸的地表升温快，水汽的饱和质量就更高，水汽凝结的质量更没办法超过饱和质量而降雨；没有森林，就没办法蓄水，导致雨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干旱就更严重，局部还会引起洪水和泥石流等灾害。

　　相对而言，沿海地区的降雨对森林依懒性要弱些，但沿海的森林却是直接影响整个内陆地区的降雨，因为大量的水汽要通过“森林媒介”来输送到内陆。目前，以云南为中心点来观察周边省份及东南亚国家，生物与气象已经呈现出了相互影响的状况。

　　“泰国的森林被严重破坏，也是云南干旱和泰国洪涝的一个很大原因。”周强说，“森林被破坏，大量水汽会被阻沿海，会引起三种结果：一是沿海暴雨、台风、洪灾以及泥石流等灾害不可避免，没有森林蓄水暴雨过后也一样出现短期干旱，甚至洪水也造成泥土流失而荒漠化，以及海水倒灌后的土地盐碱化等灾害；二是沿海水汽无法大量送到内陆，造成内陆干旱和沙尘；三是水汽被迫改道，造成严重的水资源浪费。”

　　周强表示，目前中国没有一个省份是让人不担忧的，包括台湾除了中部和东北部有森林，其余东部、西部和南部都是光秃秃的，一旦有暴雨和台风，出现洪水和泥石流是必然，过后一样也会出现干旱问题，“云南主要是恢复自身的森林，其次还要恢复云南周边地区的森林，特别是把水汽输送到云南的上风处的森林也要恢复，比如泰国和老挝”。

　　“我刚从泰国、老挝考察回来，那里的森林植被砍伐很严重。”代国林说，“现在中国各地区地下水位的保持要提到日事议程上来，从某种程度上讲地下水是救命水，如果不及时补充，水位持续下降会加重沿海城市的海水倒灌现象，华北某些地区打井深度超过200米，而渤海湾的平均深度才75米。”

　　关键在于恢复森林之路

　　“云南因为地理环境特殊，只能依靠森林式降雨，所以要解决云南干旱，恢复森林是最好的方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周强说，“恢复原始森林可能有点难度，但最起码也得按当地树种来恢复，先以当地最便利的树种开始，逐渐按当地保护区的生态结构来恢复改善森林生物的多样性。”

　　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林业局副局长赵兴朴表示，中国的普遍情况是人口偏多，需要足够的耕地来保证生存的需要，目前把大量土地用来种树不太现实，但对一些林相差、效益低的地方进行土壤和林业改造是可行的。

　　“种树需要因地制宜，按林业人员的说法是‘适地适树’，除了首选储水效果最好的阔叶树种，混合树种的方案也很好。也可以种一些如核桃树之类的果树，如桤木之类的经济林，这些树种对水资源的占有量不算大。”他说，“但桉树、橡胶树等经济林木要尽量少种，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些树种对地下水分吸收量太大，在空气中的蒸发量也很大，因此桉树下经常是草木稀疏。”

　　赵兴朴介绍，目前矿山治理不到位，坑洞作业损坏山脉水系和地下水系的情况非常严重，施甸县的一些地区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因此减少了三分之二的水量；另外传统畜牧业也存在占地太多，与造林形成了生存和环境的长期矛盾，同时农村土地、林地承包后做群众的工作也比较困难，不容易实现大面积、大连片种植。

　　他表示，目前造林方面的科学认识和技术培训不再是难题，但国家对此投入还很低，比如种一棵核桃树的成本至少是15元，而政府的补助只有3元，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政府主要是引导，造林的主体仍然是农户，尤其是一些大户承包的效果会明显，同时类似杨善洲那样有影响力的人参与其中的效果也非常好。”

　　“通过卫星地图来判断不一定准确，尤其有些灌木、草滩区不容易辨别，但森林的覆盖率高的确非常关键，否则即便是有足够的雨量，也没有办法存储下来，虽然水库、水窖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仍然比不上森林的自然效果。”赵兴朴说，“但最近几年的降雨量的确明显比以前少了，山上的树木都喝不饱，当然不容易放水出来了。”

大亮山里的人们一直不担忧用水的问题。尹鸿伟/摄

　　针对有网友认为云南各地为保证烤烟的产量和质量，大量发射防雹弹形成干旱的猜测，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王广河2月28日通过中国天气网回应：云南干旱和人工防雹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工防雹使用的催化剂起作用的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超过这个时间就不会起作用了，“人工防雹和人工增雨使用的催化剂都是碘化银，只是使用的量不同，人工防雹不仅能够减少冰雹，在有些时候还能促进雨滴的形成，增加降水”。

　　“不能这样找替罪羊，就像全球气象找二氧化碳的借口一样很不靠谱。”周强表示，大气是环流的，碘化银只对当时的云层有些影响并且很容易气化，最关键还是森林被破坏。

　　“近几年不但是全省出现干旱，施甸县即使雨期也很少见到发洪水了，是不是发射防雹弹造成，还是其他森林减少等原因，都不应该简单下结论。”赵兴朴说，“我建议政府尽快组织专家调研，给人民群众一个明确的答复，以及设计出合理的应对方案。”

　　周强表示，到云南的水汽主要有三条：一是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来的水汽经泰国、老挝、缅甸东部到达云南，这条水汽输送是主干线，而泰国和云南森林的破坏也是云南干旱和泰国洪涝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从印度洋上来的水汽经孟加拉湾过整个缅甸到达云南，而缅甸中部森林完全破坏也阻碍大量水汽输送到云南；三是从南太平洋上来的水汽经南海过海南沿越南北部和广西到达云南，由于海南的森林完全被破坏，越南和广西也破坏严重，特别是广西也跟云南一样大量种植经济林桉树，直接导致能到达云南的水汽越来越少。

　　“要完全恢复云南的风调雨顺，就必须同时恢复这三条水汽通道上的森林，这也是解决云南和西南地区干旱的办法。”他说。

　　云南在2012年再度遭遇干旱的情况已经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注意，除了不断表示同情及愿意帮助外，更有许多热心网友纷纷发表建议。

　　“云南许多山上树都没有，这么多年的植树节在干什么呢？”、“植树活动全民都可以参与，三五年就有效果，十年就可以树木”、“海洋水汽是太阳能把海水净化成淡水了，这么便利的东西只要植树就能得到”、“把海洋水汽从沿海输走，其就无法在沿海聚集，就不能在沿海产生暴雨和台风，如广东、华东地区的大暴雨；内陆深处有海洋水汽的到来就解决了缺水的问题，沙尘和干旱问题也就解决了”。

　　“现在云南植树还来得及，它还有地下水和一定的土质，30年左右基本就能解决目前这些严重的灾害。一旦地下水开采完，土地荒漠化严重，一切就晚了。”周强说，“旱情年年这样持续，十年后云南将开始生态移民。2006年我就写文章呼吁云南不能再砍伐森林了，可是没人理睬。”

　　（云南法制报记者邵维岑对此文亦有贡献）

从谷歌卫星地图上看，云南周边靠海的东南亚地区森林覆盖情况都不理想。

文章来源：时代周报，170期

　　《华尔街日报》“中国实时报”栏目的一名实习生试图挖出一条通向国家统计局密室的隧道，我们认为真正的数据藏在里面。不过他只有一根一次性筷子，所以他可能要花些时间了。

　　与此同时，为了弄清楚中国经济的真正状况，我们已经收集了一系列替代数据。看看这些图表吧，这比用一根细木头撬开水泥地面要容易多了。

　　中国官方的GDP数据显示，过去两年经济增速只是适度放缓，并且与中国政府的预期相符。2012年7.8%的经济增速只是稍低于2010年的10.4%，并且超过了政府7.5%的目标。但是真实情况可能远没有官方数据显示的那样美好。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的中国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说，官方的数据低估了通胀水平，并因此高估了真实的经济增长。王志浩用衡量服务业通货膨胀的另一种指标计算得出，中国2012年的GDP增速为5.5%，这意味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进入硬着陆的范畴。

　　王志浩选择更高的平减物价指数是有道理的。这种指数被用于在统计GDP时剔除通胀因素。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服务的价格正在迅速上涨。不过王志浩也说，5.5%只是推测数据，并不是可靠的结论。

　　即使其他机构评估得出的中国2012年经济增速数据比人们认为的要低，但仍有迹象显示这一年是以乐观音符收尾的。

　　1月份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2.3，为连续第三个月高于50的荣枯分水岭。市场新闻国际(Market News International)进行的一项商业调查显示出趋势类似，2月份的初步数据为61.8，这是2011年5月以来的最高值。

　　实体经济活动也显示出改善的迹象。实体经济主要通过发电量、客运量和货运量等数据衡量。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的中国指数（China Activity Proxy,CAP）去年12月份同比增长了7.3%，该指数去年7月份降至6.1%的低谷。

　　中国GDP的最大贡献者投资仍然被月度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所扭曲。2003年以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一直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数据不符，经常不是高出很多就是低出很多。在计算GDP数据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能更准确地反映投资增长情况。

　　这意味着，人们应以半信半疑的态度看待中国2012年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额较上年同期增长21%这一数据。另外的一些指标显示，中国2012年实际的投资增速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上海市场的钢铁价格1月同比下降了12%。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China Construction Machinery 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12月份挖土机的销量下降了14%。能让人较为乐观的是，搜房网（Soufun）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房地产领域再次出现增长。去年最后几个月，北京和上海的房屋销售量大幅攀升，房价也出现上涨。这已经使土地交易恢复了正增长──土地交易数量在2012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降，这是房地产投资进入2013年之际迎来的一个积极信号。

　　中国的零售数据同样无法准确地反映出真正的家庭支出水平，该数据一直高于计算GDP数据时用于衡量家庭消费的指标，后者更为精确。

　　其他家庭消费指标显示收银机响得没那么快。在截至2012年11月的季度内，耐克（Nike）大中华区销售额同比下降12%。运营肯德基快餐连锁店（KFC）的百胜餐饮（Yum!Brands）2012年第四季度同店销售额下降6%。麦当劳（McDonalds）从2012年10月至今年1月的销售额也呈下降。这些都与显示第四季度零售总额增长14.5%的官方数据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然单个公司的业绩可能会因为特殊的原因而受影响。比如百胜的销售额就受到了食品安全丑闻的打击。

　　反映零售业活动的更宽泛指标没有公司财报那样糟糕，但也不像官方零售总额数据那样惊人。

　　2012年12月的尼尔森（Nielsen）快消品销售指数同比增长9%。独立调查报告中国经济黄皮书（China Beige Book）则显示，第四季度61%的被调查零售企业实现了销售收入的增长，高于第三季度58%的比例，但仍然低于上半年水平。

　　购买乘用车的支出是家庭开支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去年的乘用车销售情况也不理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China Associatio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的数据显示，12月销量仅同比增长7%。由于还有车企强迫经销商囤货这一因素，卖给终端用户的数量可能更低。

　　就业指标则较显乐观。汇丰（HSBC）PMI中的就业指数在12月回到50以上，1月份继续保持，这说明企业招聘数量有所提高。百胜报告称第四季度员工的工资同比上涨10%。这两个数字都跟官方数据保持了同一趋势，说明劳动力市场紧俏、工资在上涨。这应当会对2013年的消费增长起到支撑作用。数据还说明中国经济可以在失业率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承受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海关总署发布的进出口数据及时、准确、详细，所以贸易数据一直是中国经济指标中的亮点。可惜这种声誉在过去两个月受到伤害，人们抱怨出口数据可能被夸大了，夸大幅度还不小。

　　官方数据显示出口在进入2013年之际呈复苏之势，去年12月的同比增速为14%。但内地出口香港数据与香港从内地进口数据之间呈现越来越大的差异，这说明其中可能存在虚报。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中国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说，出口增长幅度最高可能被夸大了4个百分点。

　　出口前景似乎也不太乐观。1月份汇丰PMI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5，只是略高于荣枯分界线。贸易信息公司环球资源（Global Sources）2012年11月份的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预计2013年的出口将会增长，而2012年上半年进行调查时有93%的受访者预计2013年出口将会增长。

　　中国官方数据饱受非议。过去几年，国家统计局采取大力措施改进关键数据点的收集和上报。它最近还将官方PMI的调查样本扩大到3,000多家企业，远远多于汇丰PMI约400家公司的样本。

　　仍然存在的问题更多地是出于技术原因，或是与迅速变化的中国经济保持同步的难度，而不是蓄意误导。那些非官方指标也有自己的问题，其代表性常常赶不上它们希望取代的官方数据。

　　虽然如此，有两点似乎值得注意：首先，很多替代性数据显示出的趋势跟官方数据大体一致，2012年增长速度放缓，年底时增速有所反弹。第二，实际放缓程度可能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要大，反弹力度可能要弱。

文章来源：东航金融2013-02-25

　　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在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的学科，自然把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约翰．博德利的著作《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周云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些问题。

　　博德利认为，当今人类问题是由人类社会商业化的复杂性与规模所引起的。近代以来，整个世界越来越受到商业化的驱动，这种商业化过程始终是以资本积累为主要目标，它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全球规模的社会。大体上，到18世纪末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规模的社会文化体系出现了。当时，一小撮欧洲精英创造出了以增长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成功地塑造了文化和制度的基础，并开始跨越地域，力图控制整个世界。到1800年，全球有组织的商业社会开始占据世界。到现在，整个世界都已被编织进了一个单一的商业网络之中。

　　商业社会包含整个世界，是一个以巨大而复杂的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它由商业和政治精英共同组成相对较小的网络来进行管理，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无休止地扩展市场交易成为一种新的集中社会权力的文化手段，少数人的财富、收入源源不断地增长，其个人在商业和政治上的权力也随之增强。这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增长本身给予领导者权力，并产生更大的权力，使其凌驾于大多数人之上。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一旦成为少数人攫取权力的手段。它就背离了人类的发展目标，少数人甚至把思想、制度、技术等都整合到经济增长的机制中。全球组织的商业体系要求生产与消费的持续扩张，为了应对利润的减少或枯竭，还要转到新的完全不同的资源和领域中，这就加速了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所以，博德利认为，当今社会面临许多紧迫的问题如全球变暖、资源匮乏、生态严化、贫困和冲突，是全球商业文明基本文化模式中所固有的。

　　这样，“基本文化模式”成了博德利思考相关问题的基础。他根据重要的文化差异，区分了三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部落、帝国和商业世界。其中，部落世界由小规模社会组成，其领导人实际上是民众的公仆。古代的帝国世界由酋邦、王国和帝国组成，首领、国王和皇帝统治着奴隶和臣民。而商业社会则是以巨大而复杂的全球市场为基础的社会，由相对少的一部分人在控制和主导，比如跨国公司和跨国资产阶级，而大多数政府则在为大规模的商业企业提供安全保障。这些文化世界的社会规模和文化复杂性依次增加，社会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从社会和环境是否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博德利认为，小规模的部落社会是唯一成功地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而人类社会商业化所导致的复杂性和巨大规模，则造成了当今的人类问题。博德利在书中表达了人类多元文化的立场，批判了征服小规模的部落社会而在“一夜之间”变成“文化霸主”的全球化商业文化，因为人类很不幸地成了自身社会“进步”的受害者。

　　基于这种文化模式的分析，博德利似乎找到了解决当今人类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那就是，使现今的这种社会组织的规模发生变化，即通过区域市场和生态体系发展地方社区，限制那些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精英分子的影响力，减少引起不可持续增长的文化刺激，让每个人都参与到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中，重新组织和创造一个民主的社会，重新分配社会权力。

　　人类学的文化规模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化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生产的目的放在突出的位置来认识。部落社会的社会权力分散，生产和消费都是以生存为基础，“教化”造就家庭内的幸福生活。在这里，经济增长本身并非人类的目标，所以，也就很少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文化刺激。但在全球商业化社会里，部落世界所定义的文化秩序被完全颠倒了，资本积累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被看成是人类福祉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之下，消费主义成为主流的文化价值，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成了生活的意义。于是，商业优先性与人类福祉混为一谈，使人际关系与社会价值向经济俯首称臣。仅仅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时间，商业化过程就将全球带到了灾难的边缘，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的确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博德利的研究中另一个有启发意义的地方是在分析中引入了时间因素，使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评判有了新的尺度。比如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评价。过去，人们对于工业社会成功地再生产及其摧毁、取代“较低级、较低效率”的社会与文化能力往往给予很高的评价。就其发展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而言，工业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种认识忽视了时间因素。博德利指出，超过规模极限的增长，即使有那么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接踵而来的就是压力、衰落和崩溃。接近规模极限时达到的文化稳定性迫使人们适应极其紧张的状态，一旦突破极限，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将会延续适应问题。所以。将发展当作进步的观点忽视了发展的周期性和波浪形特征，是过度地强调了临时用来克服增长的物理极限的技术所发挥的作用。另外，博德利还提醒世人，商业社会对环境的影响是一种更加微妙的危机，它完全有引发大灾难的潜能。一旦导致危机的因素启动，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被人们觉察到潜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被人们广泛认识并采取补救措施以前还需更长的时间，比如关于使用DDT（杀虫剂）的危害的认识和最终禁止使用DDT，时间上的间隔长达二三十年。由于对事物的评价引入了时间因素，一些眼前看来代表了“进步”的事物，从“长时段”来看，很有可能是引发潜在的危机或危害的开始。

　　人类学擅长文化分析，为观察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思路。不过，博德利所探讨的这些全球问题，基本上是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并加剧的问题，文化的解释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刻地理解这些问题，但并不能取代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解释。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像资源枯竭、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全球变暖、贫穷和冲突等影响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经济以积累为主要目的，在竞争中不断地扩大生产，从而具有不加节制地消耗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趋势。关于这一点，生态马克思主义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解释。资本主义时代主流的思想、态度、价值观念等被人们当成文化的内容，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产生，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以积累为目标，具有不顾一切地冲破地域限制、谋求利润的愿望。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系，世界性的特征自16世纪产生以来即已存在。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随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而更加明显。如今，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时代，资本已经渗透到了整个世界。所以，世界性是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要呈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博德利所探讨的全球商业文明这一基本的文化模式，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产物。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把这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规模巨大的文化模式，看成是引起全球问题的基本原因。

　　至于如何解决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如何使生产和消费可以持续发展，归根到底，与我们是否能够驾驭现今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当然，这也一定与我们头脑中存在的发展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的理念有关。

　　作者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006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

　　“谷贱伤农”迫使农民种大棚

　　雪花飘飘的冬天，北方人的餐桌上有了西红柿、黄瓜、西瓜这些本来夏天才能够生长的蔬菜水果；在城乡超市里，一年四季均可买到任何季节生长的“时令”鲜蔬，这就是反季节蔬菜。它的普及得益于蔬菜大棚的广泛应用，这在中国仅有短短二十多年的历史。反季节蔬菜既丰富了城镇居民的“菜篮子”，又让菜农们鼓起了“钱袋子”，有人欢呼这真是“一箭双雕”。山东某市有个著名的蔬菜生产、加工、销售大县，名列全国百强县(市)，靠的就是这样的蔬菜产业。

　　传统的中国农民几辈子都是与大田打交道的，为什么青睐种植大棚呢？笔者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经济效益高，同样的劳动种蔬菜回报远高于粮食。蔬菜的含水量在90%以上，有些高达96%，那就是说农民卖的蔬菜其实就变相卖水。不妨算这样一笔简单的账，就以蔬菜平均含水量90%计算，每斤大棚蔬菜现场平均卖2元一斤，其中的水分就占0.9斤，就是说农民出售1斤的蔬菜中的水就合1.8元，而这些水都是农民自己掘井抽的地下水，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粮食呢？粮食中的含水量仅12%，88%的都是干物质。粮食才卖1元左右一斤，北方收获一斤小麦至少要浇两遍水，光浇地费用就达200元/亩，就算生产1000斤小麦，收入也只有区区1000元！他卖的水才合0.12元/斤，扣除浇地的成本，每卖出一斤粮食农民自己要亏8分钱。这样的账目只要有小学生的水平就可以计算出来的。“谷贱伤农”，农民在种植传统作物与粮食之间，肯定选择种植蔬菜。

　　二是蔬菜产量高。大棚中的蔬菜产量远高于大田的粮食作物，每亩西红柿、黄瓜的产量都在万斤以上，叶菜类的产量更高，因为出售的都是鲜重。这样计算下来，同样的劳动，得到的重量蔬菜远大于粮食，再加上蔬菜的平均价格高于粮食，这就造成了粮食没有人愿意种植，农民纷纷该种蔬菜。“一亩园、十亩田”，精明的农民都这样算账的时候，中国人吃的粮食就只有依赖进口了。那么，外国人傻吗？赔本种粮给中国人吃？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有文章专门讨论过。

　　三是生长季节延长，不受季节限制。不仅大棚蔬菜含水量高、产量高，而且生长季节短，连以前不能利用的冬季也可以用来种植蔬菜，不受季节限制。一般地，种植黄瓜、西红柿可以种植2茬，种植叶菜类可以种4季。这样就充分利用了大棚环境，延长了蔬菜生长的总时间。每茬黄瓜可生产1.5万斤，叶菜类每季每亩也可达上万斤，效益就大幅度提高了。

　　四是集约化程度大大提高。为了在少量的土地上获得更大的收益，尽早收回建造大棚的投入，并赚更多的钱，菜农们一般是不会让大棚闲置的，即使在晒棚期间，他们也会种植一些露天蔬菜。辣椒、茄子、西红柿、西葫芦、芹菜，什么贵种什么，这是因为蔬菜大棚的空间小了，更容易实现集约化和单一化的种植，其目的无非是多收获一些蔬菜早上市早挣钱。

　　五是不愁销路。城市人群一年四季都要吃蔬菜，尤其冬季也要吃黄瓜、西红柿、茄子等，市场需求量是很大的。市民们以为这就是时尚。再加上围绕大棚蔬菜特殊产业链为之服务，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有利可图，就使得大棚蔬菜生产不愁销路。这个产业链条如下：城市消费者—城市超市—城市蔬菜批发地—蔬菜运输户—蔬菜产地批发市场—蔬菜贩子(菜头)—蔬菜种植户。在这个产业链之外，还有化肥、农膜、农药供应商；为了满足长途运输需要，还有专门的蔬菜保鲜剂供应商；还有为运出车辆和司机服务的修理业和餐饮旅馆等等。由于不愁销路，有的是力气的农民就有了用武之地。别的农民看到种植大棚户赚了钱，纷纷仿效，于是蔬菜大棚遍地开花。

　　大棚蔬菜隐患多

　　从根本上讲，反季节设施改变了蔬菜的生物学本性，也正因为如此，反季节蔬菜在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反季节蔬菜要想成功，首先得改良蔬菜生长的微环境，常规做法是将塑料膜笼罩在耕地上。塑料膜造成的阳光温室在提高了环境温度和湿度的同时，也打破了害虫的休眠规律；由于温室大棚内温度、湿度较高，且常年不通风，病虫害滋生异常严重土壤线虫和有害微生物也因此活跃起来，造成了大棚蔬菜特有的病虫害。

　　为了控制病虫害，菜农们只好借助于农药。七八分地的黄瓜大棚，一个生长季节下来，约使用300~800元的农药。更糟糕的是，为减少成本，菜农们普遍使用甲胺磷等高毒农药，这种农药不仅价格便宜(可减少20%成本)，且药效强，杀虫立竿见影。很多人喜欢吃韭菜，然而韭蛆常生长在菜体内，表面喷洒农药很难起作用，菜农们就借助高毒甲胺磷灌根。其中的磷素还能起到肥料作用，灌根后韭菜生长茂盛、颜色浓绿、叶片肥大。甲胺磷既当药物又当肥料使用，在反季节韭菜生产中广为流行，从而使反季节生产的韭菜变成有名的“毒菜”，令很多知情的消费者们望而却步。

　　温室大棚内连续种植相同的蔬菜，会出现产量明显下降，这在园艺学上称为“连作障碍”。为减少损失，菜农们常常借助大化肥弥补生长不足。且大多数农民相信“多施肥，多产出”，化肥添加量常常高达推荐量的2~5倍。大化肥使用除造成食品安全隐患外，更严重的是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这是因为塑料大棚内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化肥“冲不走、流不去、分解不掉”，迫使其垂直下渗，对地下水的污染就不可避免。常年使用大化肥生产反季节蔬菜的华北某地，80米以下地下水的硝酸盐含量超过美国标准的100倍。近年来，反季节蔬菜主产区农民癌症发病率大幅度提高就跟大化肥带来的环境污染不无关系。

　　菜农们为了提前上市，往往不等蔬菜成熟就开始采摘，借助生长激素在运输和销售过程中“催熟”。更有人为迎合消费者在感官上的需求，在蔬菜和水果中使用一些添加剂，其中以各种激素为主。所使用的激素中，赤霉素促进发育，膨大剂让果实长得大，乙烯利促早熟催红，等等。大棚黄瓜因气温高、湿度大，往往不容易开花座果，更有“聪明”的农民发明了“药剂”，使黄瓜“顶花带刺”，这些令黄瓜结果的药物竟然是给人使用的避孕药II号! 长期食用这种抹了雌性激素长大的黄瓜，儿童会过早性成熟，成年人则会导致不孕不育。

　　蔬菜大棚里面的问题，菜农最清楚。因为他们种植的蔬菜是商品，是某种意义上的“水”货，他们清楚农药残留，有些有良心的菜农可能在采摘之前某段时间停止用药，但更多的菜农为了产量，不敢停止用药，再者他们也无法保证在运输过程中有人喷洒保鲜剂。处于对自己健康的本能保护，菜农们对于自己种植的蔬菜一般是不吃的，他们专门留出了土地生产自己吃的蔬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反季节蔬菜绝对不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也已暴露了食品污染、环境污染、白色污染以及粮食安全等多方面的隐患。建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蔬菜生产上，适当控制反季节蔬菜规模，压缩设施农业；积极发展有机种植或绿色种植；利用国家自然热量资源生产顺季节时令蔬菜等，均不失为有效的应对措施。

作者博客2013-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