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阁老朝觐无果，而且遭到好一顿斥责嘲讽，颓然退出豹房，返回内阁值房，刚过左顺门，看见一条汉子迎候门侧。此人身穿六品赤罗裳官服，银带佩玉，衣裳前襟和后背，各绣有獬豸图像。

　　按照明朝的舆服规制，只有御史才可以戴獬豸冠，穿着绣有獬豸图像的官服，这与他们的特殊职务有关。獬豸是古代传说中的神羊异兽，据说具有辨明曲直、分析是非善恶的特性，遇有纷争，便会用兽角撞击那有邪恶行为的坏人。朝廷采用獬豸图像作为御史服饰，旨在授予他们耳目风纪之司的职能，拥有纠察京内外各级官员假借职权舞弊营私、欺虐人民的种种恶行，既可以公开揭露和弹劾，也可以密封奏报。甚至对皇帝本人的言行活动，若认为有失职不道之处，也可以直言诤谏。赋予职级仅为六品的御史这样重大的监察权和言论权，体现着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以小驭大、以轻驭重，从而互相牵制的道理，以保证朝廷总体利益为目的。

　　在此焦急迎候三位阁老的，就是巡视居庸诸关的御史张钦。

　　张钦身材高大，腰背挺直，脸色黑中透红，棱角分明，年刚三十出头，但额上已深嵌着几道皱纹。他的眼光锐利有神，显得刚强干练，大有幽燕男儿慷慨豪迈的气概。但今天却有着掩盖不住的焦灼和疲惫神色，原来他骑着快马连夜疾驰来京求见，一路风尘仆仆，清晨刚到京城，行装未卸，便赶到左顺门侧恭候，等待接见。好容易才看到三个阁老走来，急忙迎上行礼，报告说：

　　“卑职巡视居庸诸关御史张钦，有紧急事务，特来禀见三位老大人。”

　　三位内阁改容相敬，拱手答礼。

　　梁储亲切称道：

　　“敬之来了，就到值房说话吧！”

　　张钦随着阁老们进入值房，三人归座，也着张钦就坐，张钦不敢，仍然恭立回话。但未待提问，便直陈来意：

　　“卑职卫戍居庸，责在拱卫京师，保证圣驾安谧，凭借关险抗击北寇入扰。关内加强战备，而更为重要的是必应防御于关外。古今用兵者所行皆诡道，寇酋小王子阴骘多谋，无日不在伺机寻衅，我朝不能不洞烛机先，不可示敌以隙。当前要着是车驾切不可远出，不可坠入敌人奸计。卑职日前曾为此上了一道谏疏，不知内阁已否转奏御览？”

　　“已转奏了。”蒋冕回答。

　　“皇上圣意如何？”张钦追问。

　　三位阁老尴尬支吾，不知如何作答。

　　张钦见此情景，心里已经明白，前一份奏疏是枉费了心机，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响。但他仍然力图挽回危局，又从怀中抽出另一份奏稿，双手递到案前：

　　“卑职在居庸，亦已闻知大小臣工为此事的切谏，均未蒙圣上采纳。但人臣事君以忠，直言规谏本是臣子本分，卑职为此再拟一疏，请阁老审读，再恳请急为转奏。”

　　毛纪担心梁储年老，自辰时到未时，必然神疲腹饥，就对张钦说：

　　“依我看，就请张御史将疏文要点说一下，不必全篇通读了。”

　　张钦也不推辞：

　　“卑职这一篇奏疏是接着上一疏而写的，集中论述皇上不可轻出，切勿御驾亲征，以避免可见的灾祸。主要理据有三点：

　　第一，当前兵无训练，装备不全，人心摇动，加以兵费浩繁而财绌难支；

　　第二，远涉险阻，朝廷空虚，国本动摇，必增加两宫皇太后的忧心悬念；

　　第三，当前北寇经多年准备，军力集结皆已就绪，加以养精蓄锐，兵饱马腾，求战最急，最企望我君臣就彼范围，便于围歼，切不可中其奸计。也可能仿照当年也先拘禁正统爷的旧计，设伏羁留圣驾，以作要挟。微臣忧念及此，实在心急如焚。”

　　三人连连点头，认为以上三点确实击中要害，梁储表明态度：

　　“敬之所言极是，与阁议完全相同。我们当立即转奏，盼望皇上深省。”

　　张钦看出梁储言未尽意，情绪沮丧，显然没有明言隐情。他亦自知肺腑危言未必能震动君心，纠转局势。临行时昂扬言道：

　　“卑职在奏疏末尾有两句话，原话是这样的：‘臣职居言路，奉诏巡关，分当效死，不敢爱身以负陛下。’所言实在是卑职的心意。请三位老大人鉴察！”

　　梁储等为之动容，但说不出什么话来。张钦鞠躬而退，连夜赶回居庸关。

　　“张御史和孙指挥使都是科举中人，朝廷命官，自有一番匡君济世的经纶。俺不过是主上家奴，只能遵命做一些奔走服役的差使，万一出了大事，俺可负不了责任呵！”

　　居庸关在北京西北，距离皇城只有一百二十余里，在昌平州西三十里处。在地理形势上，雄关屹萃，一水旁流，两岸壁立，中间道路仅容一车单卒通行，易守难攻，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此处山高林密，壁峭谷深，是天然的军事要塞。关上用巨石整齐围砌成高达十余丈的城墙，城墙下端有六七丈，顶部也有三丈多的厚度，墙上有密集的箭孔、炮眼。下拱门高八丈，厚三丈，深六丈，都用天然石块盖顶，最大的石头有千斤之重，非常坚固。关门以原始大木制作，更钉衬钢板铜钉，非一般兵刃能捅穿击破。在与北虏关系缓和的时期，可以定时开启关门，供行人出入，货物流通。一闻警报，便立即封锁关门，堵塞通道，军兵布防备战。历史上一直将居庸关作为内外边防的隔限，来敌如果突破了居庸关，北京便袒露在敌骑之前，十分危殆，只好立即宣布戒严，急召各路军马勤王。而关外的宣府、大同等处则一向是敌我对峙的前沿。

　　北京一行结果渺茫，但并没有动摇张钦的坚强决心。

　　冒着蓟燕平原七月的酷热，张钦急急赶回居庸关，道上并不歇息，一日奔驰百余里，未到傍晚便到达关前，人和坐骑都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他刚下马，就举步登上关口顶端的龙虎台。在这座龙虎台上可以观察到城墙沿线砌筑的角楼和敌台，了解到守军的戒备状况，更可以瞭望到关外人流的态势和可疑迹象。他乘着落日余晖仔细察看，只见沿线旌旗飘扬，刁斗相连，戒备森严，稍为放心，向随从的吏胥命令：

　　“孙指挥何在？请他来台上相见。”

　　孙指挥名玺，是世袭军户。早在明初洪武元年，他的七世远祖孙陵即追随大将军徐达在这里筑建居庸关城，用以防御蒙元余部入寇。其后便在这里落户，编入当地卫所，担任世袭的卫指挥使，统率官兵五千六百余人，累代守关。他本人已经是居庸土著，十分熟悉京西的地形地势以及边防攻战的要领。

　　孙玺身高六尺有余，虎背猿腰，长着连鬓胡须。长期巡守边陲，日夕冲突风尘，脸容显得苍老，但步伐雄纠有力，神采奕奕。他为人寡言语，重言诺，思虑深沉有决断，与张钦共事居庸，对于国事关政经常深入议论。两人见解相同，肝胆相照，互相引为知己。孙玺不止一次地对张钦说：

　　“玺半生行伍，困守边陲，本来孤陋寡闻，虽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却无从识别形势，辨明是非，不知该如何举措和着力。今得张御史循循教诲，才导引出迷津，知道虽身在居庸，但把关扼防实是肩负着社稷安危的重任，玺身当其冲，不敢不自勉自励。今后誓必与张御史齐心捍卫君国，同进退，共荣辱，披肝沥胆，至死不渝！”

　　孙玺急步登上龙虎台，见面忙问张钦此行的效果。

　　张钦紧皱双眉：

　　“已将新近撰写的第二份奏稿呈递上了，也见到三位阁老，充分陈述意见了。”

　　“那效果怎样？会蒙皇上俯察吗？”孙玺急问。

　　张钦回答：

　　“看来并无佳兆。到达北京之前，我还保有一线希望，但到了北京了解到实情，连这一线希望也泡汤了。”

　　“为什么？”

　　“皇上还是偏信江彬等人的歪主意，对臣民有关奏疏，一概‘留中’，我的奏疏虽经阁老亲自呈交，看来也必然石沉大海了。”

　　接着说：

　　“几位阁老情绪低沉，似有难言之痛，看来面谏廷争已经失效。他们位高势危，却处于极其为难的境地，在位无力，进言无方，补救无术啊！”

　　“如此说来，皇上是一定要移驾宣府，冲出居庸关隘了！”

　　张钦没有立即回答，低头苦苦思索。过一会才自言自语：

　　“是的。情况确实紧急。不测之变，日间就会发生，连天烽火，眼看就会烧到居庸关前了。”

　　果然，坏消息不断传来。八月初一，正德皇帝已经改服减从，窜到昌平州，为出关作准备。孙玺急忙来见张钦，询问如何对策。

　　张钦神色自若地说：

　　“事到如今，不可不挺身而出，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但此事关系重大，搞不好会被杀头灭族。孙指挥，你不怕丢掉世袭官爵，甚至被廷杖处斩，甘愿与某同蹈危险之域吗？”

　　孙玺嚷道：

　　“张御史应知俺的心迹，玺甘愿追随左右，充当股肱，誓必同心同德生死不移，此事何待再说！俺要知道如何解救当前的险局。”

　　张钦闻言感动，说道：

　　“居庸关定时开闭，不是有祖先留下的法规，还配有关门钥匙吗？”

　　“对，关门启闭必须遵照卫指挥使发布的命令，门上的钥匙亦是由卫掌管。”

　　“这就对了。皇上未启驾之前，关门开闭仍按平日启闭的制度进行，免得有误民人生计。闻知启驾前来，便立即闭关，隔断通行，将门匙由你密藏，派心腹军卒严加看管，不许任何人索取。这样做，皇上就出不了关，危机也就可以暂免了。但这是一着险棋，有可能会被处以欺君之罪。”

　　孙玺听闻此策，应声说道：

　　“玺甘心依计而行，不惧因此罹欺君之罪，受斩剐之刑。为的是用孤臣孽子之心，为君国避戾远祸。事到如今，也只有以非常之策应对非常之局，再无他计了。”

　　转言说：

　　“俺担心的，是另一个人，不知如何对付？”

　　孙玺说的，是分守居庸关的宦官刘嵩。

　　明朝的边制规定，由卫所长官负责军务，巡视御史职任监察，再设一个分守宦官作为耳目，形成三足鼎立、防止专擅的格局。但在实际运作中，卫指挥使、御史和分守宦官的权限从来就未有具体划分过，仅是建立在合议和互相牵制的基础上。各个关口的三个长官的权力总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大有不同。在当时的居庸关，因为御史张钦本人见多识广，韬略过人，而且与卫指挥使孙玺同心协力，凡事保持一致，加以刘嵩为人懦弱无能，故此，大权一直掌握在张孙手中，但有事亦不能不知照刘嵩。

　　刘嵩年过五十，本来是内官监派在坤宁宫侍候皇太后起居的六品宦官，平日小心怕事，谨慎当差，从不卷入宫内宦官派系的倾轧斗争，也不熟悉外朝政务。当年刘瑾等“八虎”当权，他并没有投靠，亦不敢忤犯当权势力，但知多方讨好，圆融度日。由于在宫内服役了三十余年，张太后钦命司礼监派给他一个外任，不过是作些调剂，以出任外职作为恩赐，让他取些陋规，积攒一些养老钱。刘嵩奉派到居庸关之后，既不管事亦不揽权，以能敛取得一些财物实惠为满足。张钦和孙玺喜其昏昏，乐其唯唯，也能安然相处。

　　对刘嵩，张钦倒费了一番思量：

　　“这个菩萨不可不拜，但又不可真拜。藏匙封关之事，切不可告诉他，防他泄密。如果他过问，但支吾以应便可。临近关键，我当示之正理，喻以大义，不许他别生枝节，争取他附从。”

　　孙玺颌首，依计而行。

　　刘嵩知道皇上已经到达昌平，又知道从八月初三日早起，卫指挥使孙玺已经下令封关。他十分惊慌，害怕受到牵连，急见张钦问个明白。

　　张钦早知来意，安详接待。未待施礼，刘嵩即问：

　　“据报告，孙指挥已经下令封锁关门，禁止车马通行，未知张御史知闻否？”

　　“知道。孙指挥下令前已知会本御史。”张钦回答。

　　刘嵩质问：

　　“会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措置？”

　　张钦回答：

　　“实因事态紧急，担心圣驾轻出，会受到北寇侵袭。为了护卫圣躬，不得不从权处置。”

　　刘嵩又问：

　　“这样的大事，为什么未与鄙人商议？”

　　张钦从容说：

　　“按照祖制，军事举措，兵马调动，将官在事先只应知会御史，事后才通告监军中官，为的是不误戎机。当年于谦大人调集重兵，在北京城外击退瓦刺大军，诸般军务，亦奉敕不必事先知会监军的兴安、李永昌等内大人。今日之事关系重大，危急之处不减当年。刘公公明智，务请以大局为重，宽容体谅。”

　　刘嵩无言以对，又提出：

　　“皇上既然已驾临昌平，俺准备明早动身前往昌平朝谒，特在行前知照御史。”

　　张钦毅然制止：

　　“刘公公此意差矣！我们身在居庸要隘，却关系着君国安危，一发千钧，古有明训。当今形势，关门或启或闭，实关系社稷安危，民生祸福。车驾是否出关，亦是决定我等生死的关键。闭关不开，是违犯皇上敕命，罪当死。但如或轻率开关，车驾冒险犯难，为臣子的岂忍看万乘之尊身陷绝域，又岂符合爱君之道？万一发生有如以前正统先帝关外被俘蒙难，丧权辱国，实亦由于我等瞀乱自私，但知为一己身家官禄之私，瞒心昧己迁就皇威，轻率开关，才酿成这样的弥天灾难，责难推卸，百身莫赎。拙意以为，坐不开关而且死，留得忠臣劲节，芳名不朽。刘公公当前以不诣昌平为是，不知意下如何？”

　　张钦义正辞严，一针见血，把刘嵩说得心慌意乱。他并不完全信服张钦的言论，但又找不出对方的碴子，无力反驳。只是推脱道：

　　“张御史和孙指挥使都是科举中人，朝廷命官，自有一番匡君济世的经纶。俺不过是主上家奴，只能遵命做一些奔走服役的差使，万一出了大事，俺可负不了责任呵！”

　　张钦坦然道：

　　“刘公公不必过虑。张某前上两奏，今日闭关之后，又要再上一奏，都是全力谏阻皇上出关的，并且申明严格封关的决定。三份疏稿都由某单衔独上，一切见解和举措都和公公无关。百口之灾，绞斩剐凌，全由某一力承担。今日公公未能趋诣昌平，亦是由于某力阻之故。不知公公尊意如何？”

　　刘嵩半信半疑，又不敢擅自行动，只好狼狈退下。无奈地对张钦说：

　　“这敢情好，只求张御史言而有信，将来遇有大变，受到追究，能够据实而言，一定要为俺撇清干系呵！”

　　这篇疏文特别简短，但已经明白亮出了底线，那就是非经正式廷议，没有王太皇太后、张太后和皇帝共用御玺的正式诏旨，守关御史绝不同意开关放行。

　　正德到达昌平之后，便兴致勃勃地加紧筹划出关亲征之事，江彬更是加意迎命，将宣府描绘成巨大的温柔乡，塞外则是扬威耀武的必胜战场。正德心猿意马，陶醉在新鲜享乐和不世之功的美梦之中，出关之行如箭在弦，势在必发。但万没想到，居庸关的关门已由卫指挥使孙玺下令全面封闭，不许任何人马通行。正德闻报大怒，下旨立将这个胆大妄为的卫指挥使急召来昌平，要面加质问和惩处。没想到孙玺竟然回复说：“有御史在此，臣不敢擅离关塞。”把御命也顶回去了。正德岂能容忍，怒道：“皇命召令而敢不来，岂不是反了？传旨着分守居庸的内官刘嵩立刻前来，弄清情况！”

　　御前侍卫飞骑疾驰到关前传旨。刘嵩闻旨，顿时有了底气，大步来到御史衙门，声言有紧急公事求见。门卫告知，张御史已到关门去了。

　　刘嵩赶到关门，只见重门深锁，警卫戒严，张钦则背负朝廷敕印，手执宝剑，端坐在关门正中，威风凛凛，巍然不可犯。刘嵩趔趄走近说道：

　　“皇上传旨，着俺即赴昌平面圣。”

　　张钦问：

　　“公公之意该怎样处理？”

　　刘嵩说：

　　“俺是主上的家奴，岂敢不奉旨呢？”

　　张钦冷笑一声，斩钉截铁地说：

　　“前次面晤，某已经对公公说明，当今时局紧张，国步艰危，维护皇上安全，是内外众官的共同急务。无论何人，如敢怀私意而误大局，破坏居庸关前秩序的，必以军法治罪，绝不轻饶。公公是否趋赴昌平，到昌平后又如何主张，请自作抉择！”

　　说到这里，挺身按剑，面对关前全体警卫官兵，大声宣布：

　　“敢言开关者，斩！”众军齐声响应，呐喊高呼。

　　刘嵩不敢多言，悻然而退。

　　当天夜半，张钦回到邸舍，伏案草疏曰：

　　“臣闻天子将有亲征之事，必先期下诏廷臣集议。其行也，六军翼卫，百官扈从，而后有车马之音，羽旄之美。今寂然不一闻，辄云‘车驾即日过关’，此必有假陛下名出边勾贼者，臣请捕其人，明正典刑。若陛下果欲出关，必两宫（指成化的皇后即太皇太后王氏和弘治的皇后张氏）用宝，臣乃敢开，不然万死不奉诏。”

　　这篇疏文特别简短，但已经明白亮出了底线，那就是非经正式廷议，没有王太皇太后、张太后和皇帝共用御玺的正式诏旨，守关御史绝不同意开关放行，而且还要求捕惩假借名义唆使出关的奸人。这与正德准备撂开宫廷规制、朝廷典章和臣民公意，悍然以“微行”方式“移驾宣府”的做法针锋相对，比前上两疏更为坦率刚直，是迫于无奈的断然摊牌。

　　天未黎明，衙门外又闻呼叫：“御派中使到！”

　　张钦赶忙披衣出堂，随即通知孙玺前来同列升堂，摆齐了仪仗迎接中使。

　　只见一个名叫黄功的御前太监衣冠不整、风尘仆仆地赶来，传皇上面谕曰：

　　“着巡视居庸诸关御史张钦及卫指挥使孙玺，会同分守中官刘嵩等，即妥为准备开关接驾事宜，钦此！”

　　张钦和孙玺表现冷漠，张钦问道：

　　“你说是奉命前来传达面谕，可有御前内阁中书官的记录？”

　　“那可没有。”

　　“你是奉有上命前来的内官，可持有司礼监的符命以资凭信？”

　　“那也没有。万岁爷在昌平行在，匆忙中派俺赶来居庸，来不及办出关手续。”

　　张钦勃然变色，拔剑喝道：

　　“你传告开关接驾，既无内阁中书官的记录；身为内官，又无司礼监的符命，显然有诈。诈传诏书，按律当斩！居庸乃朝廷命脉，皇家后门，有敢僭命夺门，更必立斩不赦！”

　　黄功吓得屁滚尿流，只知呼冤求饶。孙玺打圆场说：

　　“此人形迹可疑，可能有诈，但还未查获确证，似可暂免斩罪，将他赶回昌平，由皇上亲自审办好了。”

　　黄功不敢再吱声辩白，低头逃出辕门，狼狈窜回昌平。

　　一到昌平行在，便向正德哭诉：

　　“张御史坚拒开关，还差一点就将奴才斩首了！”

　　正德怒不可遏，对钱宁和江彬嗥叫：

　　“为朕尽快捕杀这个狗御史！”

　　钱宁等奉谕还未走出，忽有内侍急报：

　　“梁储、蒋冕、毛纪等三位阁老知道皇上已微行离京，急于出关，他们束意拦阻，已连夜追赶到达沙河，正在奔来昌平途中……”

　　正德懊恼，禁不住破口大骂：

　　“这几个老棺材瓤子早不来，晚不来，正赶着有人抗命封关的节骨眼儿，偏要来凑热闹。朕最讨厌见到他们哭丧着脸的倒霉相，不爱听他们叨咕不休的老谱儿。……”

　　又有内侍气喘吁吁地闯进来告急：

　　“北京六部五府两院文武官员，还有皇亲驸马人等共三百余人，紧随三阁老之后起哄，他们既不乘轿，也不骑马，高举着太祖皇帝禁止后裔皇帝轻出塞外的圣谕，徒步行进，要来昌平跪谏。现已近沙河，声言不食不休，也要赶来扈跸见驾！”

　　正德又急又气：

　　“这群吃饱了撑的窝囊废，白领了皇家官俸爵禄，不知为朕分忧，却也来添乱，胆敢和朕抬扛！看朕把他们都撤了职革了爵，一概斩了算了！”

　　江彬献策说：

　　“依末将的意见，可即派出一彪边兵前去沙河和昌平大道中间堵截，冲散这伙人的队伍。不论是阁老、尚书抑或王侯驸马，一律不准前来昌平。凡有违忤的，一律以亵渎皇威、干扰圣政论罪。对带头闹事的统统枷起来，先拿几个头头就地正法，杀一儆百，才可以压住这股蔑法犯上的歪风邪气！”

　　江彬气势汹汹，凶相毕露，旁边的钱宁却另有考虑。他长期混迹京城官场，熟知上层贵族官僚底细，这些人实权不大，影响力却不小。瓜连蔓牵，涉及京内外军政全局。他知道如果按照江彬的点子蛮干，不但拦阻不住请愿的队伍，还会激发更大的风潮，甚至血溅驿道，舆情大哗，形势大乱，难以收拾。而自己还极可能被认为是罪魁祸首之一，再成为众矢之的，不宜冒此风险，因小失大。由此进言：

　　“江哥之言还应从长计议，斟酌利害。儿子的看法是对这样的事件不要操之过急。当前紧要之处，只是能够顺利移驾出关，而不是和这些迂腐官儿斗闲气。如果派兵堵截，抓捕杀人，只怕乱了营，捅出大娄子。应知人急上房，狗急跳墙，他们恃着人多势众，真要在通衢大道上闹起来，一时是平息不下去的，皇父就真不好出关了。还是另谋妥善良策对付才好。”

　　正德只关心能否出关，也不想多生枝节，示意钱宁往下说。

　　钱宁眨眼说道：

　　“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这是什么意思？”正德问。

　　钱宁细说：

　　“照儿子看来，这一群杂七杂八的队伍，内中的文武百官和皇亲贵爵，不过是一些不明事理、不知大势、不体会圣衷的蠢才。他们打着反对移驾宣府的幌子鼓腾闹事，无非是一时意气，也有的人只不过是为了出风头，只要给他们铺垫一个下台阶，饵以甘言，自然就会作鸟兽散，一场风波便会平息。”

　　正德追问：

　　“给他们什么下台阶呢？”

　　钱宁小心翼翼地说：

　　“请皇父下一道敕文，派快马送到驿道要冲当众宣读：宣布圣驾暂缓出关，即日回銮北京。”

　　正德拍案嚷道：

　　“岂有此理！这岂不是姑息养奸，君为臣屈吗？岂能为惧怕他们闹事，便改变朕的行程，随便许诺，他们今后会更加纵恣狂妄，随事要挟的！”

　　江彬挑拨说：

　　“这岂不是歪门胜了正理，堂堂天子却输了官司吗？皇威何在呀？”

　　钱宁冷笑：

　　“皇父莫急。应知现下阁老和诸皇亲大臣追谏在道，狗御史张钦等又拦阻在前，要马上出关实在是做不到的。不如因机立断，以退为进，先化解眼前的紧张局面，再徐图反手一击。皇亲大臣等以为圣驾答应回銮，所请已经得准，必然自鸣得意，松懈麻痹，不再过问此事；而张钦和孙玺等负责防戍的区域跨越京西十八险隘四十八关口，他们的职责是每年夏秋必须沿线巡视检阅，不得滞留居庸。只要等他们离关外出，就再无敢主持关口开闭之人，留守的将官人等亦无人再掌有抗御皇驾出入的权力。儿子还要派得力细作，在居庸关前后认真侦察，一得到他们已出关外巡视的讯息，就飞快报来。到那个时候，皇父随即轻车简从，不声不响地自德胜门出，夜宿羊房民舍，次日黎明就疾驰出关，待内外各官闻报，皇父已在宣府城中优悠欢宴了。这样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舍难就易，事到功成，岂不是易如反掌吗？”

　　正德点头，悻悻地说：

　　“只是白饶了这一伙不知遵守臣度，不知忠顺朕躬的畜生！”

　　钱宁上前半步，面露狰狞：

　　“皇父就不必为此气恼了。咱们是留有后手儿呢！现下的情势，无奈只好让他们驴鸣狗吠，先蹬踹一阵。但这些坏包们谁个撒泼最甚，闹事最欢，煽动最力，调门最高的，锦衣卫衙门都有随行卧底记录。等风潮过后，一定要逐个算账，谁也莫想溜滑抵赖。到那时，对他们是罢官革爵还是廷杖充军，不是都由皇父裁定吗？”

　　正德欣然，吩咐二人：

　　“那就先从昌平回京吧！你们一切总要留心着！”

　　果然，只过了二十多天，隐藏在居庸关卧底的探卒，便急报回京：张钦已出巡白羊峪，孙玺亦已阅兵古北口，居庸关无掌权主事之人。正德等闻报大喜，即日化装改服，只领十余骑冲出关门。

　　跨出关口，正德回望重关天险，哈哈大笑，对随行人员说：

　　“这样石头和泥土砌的关墙，想要阻止孤家的行止，岂不是在做梦吗？”

　　说罢，急催坐骑，扬长而去。

　　张钦在白羊峪闻报，连忙策马追赶，但已经来不及了。本想回关整饬，但想不到正德已任命宦官谷大用作为提督居庸关太监，授予重权统率军政，禁止一切官员未奉钦命出入关门，还赐给尚方宝剑，拥有先斩后奏之权。张钦和孙玺已被架空，一切都无能为力了！张钦愤慨西望：

　　“微臣一念血诚，披心腹，尽愚忠，皇上为什么还执迷不悟？来日大难，就怕俱无死所啊！”

　　正德十二年六七月间，北京城内舆论喧哗。原因是皇帝即将移驾宣府，还要御驾亲征，声言要直捣沙漠，生擒蒙古部落首领小王子！官民们担心又会挑起一场大动荡大变乱。有人说：“皇上要出关打仗啦，国家大政、京师安危有谁做主呀！”也有人说：“五十多年前，正统爷曾经御驾亲征，却是兵败被俘，蒙古也先大军直逼京城，幸好有于谦大人指挥解围，咱北京才免了屠城之灾，这一次怕是逃不过了！”又有人说：“鞑子兵野蛮好杀，咱们这些草民手无寸铁，正好给他们试刀哩！”也有人壮胆：“大乱居城，古有明训。当年京外八县四百六十乡，乡乡都被血洗，剩不下几个活人，而京城内未伤一人。咱北京城历来是福地，有上苍神灵保佑，怕啥？”说的和听的其实都提心吊胆，害怕这个丑闻不断、秽声远扬的任性君主又要轻举妄动，给万民带来刀兵之劫。

　　其实，对这件事最揪心惶惧，害怕此举危及社稷，君主远狩，国失重心，兵连祸结，大局难以支撑的，是内阁几位大学士：梁储、蒋冕和毛纪。

　　原任内阁首席大学士杨廷和因为父亲杨春病逝，得准回四川新都原籍“守制”。所谓“守制”，就是规定现任官员父母去世，就应该奔丧，并可以暂时辞免官职，回家守护庐墓，早晚行礼祭祀，以表达哀思。被认为是最重大的礼仪，是人子孝行之先。廷和离京，内阁基本上还是老班子，梁、蒋、毛都是由廷和推荐入阁的，年将七旬的梁储暂领首辅阁务。

　　知道正德皇帝决意移驾宣府，几位阁老慌了神。京内外文武百官闻讯纷纷上奏谏阻，这些奏章都由内阁转递。有人还另修专函给梁储等人，期待他们作中流之砥柱，犯颜直谏；指出他们位高权重，职责就在于“按典制、相机宜、裁量可否入告君上”，“规诲过失”，应该挺身而出，据理力争。

　　宫墙外靠近出入内阁的通道，还发现了几张无头揭帖，其中一张写道：

　　皇帝要落草，阁老官不倒。

　　火燎眉毛不怕烧，刀割肝肺不知痛。

　　草民生命若泥沙，万事不如官运好。

　　嘴里塞满糖糍巴，身披织蟒大红袍。

　　几个哑葫芦，当朝大活宝！

　　内阁中书把这一张揭帖送进值房，三个阁老正在焦灼地商议对策。须眉俱白，满脸老人斑的梁储坐在当中，目不转睛地听蒋冕和毛纪说话。

　　毛纪接过揭帖，粗粗看了一下便递给梁储。梁储倒是认真阅读，不由自主地长叹一声，平静地望着蒋、毛两人说：

　　“这也难怪写帖的人，他们不了解内情。事机危急，不骂我们，还能骂谁呢？”

　　其实，大半个月以来，几个大学士一直是又忙乱不堪，他们要将纷至沓来有关谏阻移驾的题奏及时转奏，又忙着听取前来访问的同僚师友的建议和诤言，表示一定会竭尽全力面折廷争。另一方面，几乎每天辰时，三人都一起赶到豹房请求面觐，但一连几天都苦无回音，总是到近午时分，才见到一名内侍慢吞吞地踱出来，打招呼说：

　　“万岁爷有旨：今天另有他事，着几位老先生先回！”

　　梁储等人不免好言再请转奏，内侍总阴阳怪气地说：“一定会转奏皇上的！”

　　这一天，三人又白等了半天，脚步踉跄地回到值房。

　　刚坐定，就看到案头上又堆满一沓奏疏，蒋冕和毛纪赶紧翻阅。梁储疲累，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喘气。

　　蒋、毛已将当日接到的奏疏阅览了一遍，梁储也缓过劲来，睁开双眼问道：

　　“今天的奏章有什么重要的吗？”

　　“大多还是为谏阻皇上移驾宣府的。”蒋冕回答。

　　“主要是什么人上的？”

　　“部、院、寺、监等在京的堂上官，前些天都上过疏了。今天收到多是在京的御史、给事中等言官，以及巡抚、布按两司等地方官的。”

　　“有没有能够将事件说得透彻，能揭明要害的奏疏？”

　　“这倒未多见。多数奏章持论大体相同，都是说不宜草草移驾，没有什么新意。也有些更是随大流，人云亦云，仅是表明态度的文字。据我粗读，只有一篇疏文颇为高瞻远瞩，疏文上溯史事得失，深论当前大局安危。此疏行文简要，言近指远，是近日谏疏中最具说服力的。”蒋冕介绍说。

　　“是谁写的？”

　　“是巡视居庸关御史张钦。”

　　梁储听说张钦的名字，精神为之一振。张钦是顺天府通州人，父亲是一个不第秀才，在北京东城设塾教读。张钦随父在京，见多识广，颇为关心社会动态和世情。他在正德六年参加科举会试，所写策论的题目就是《辽蓟边事刍议》，综论边塞的地势民情和防务虚实，提出整饬十策，所言皆切中时弊，受到主考官梁储的特别赏识。张钦中进士后，受派巡视居庸，也是由梁储主张的。听到他有奏疏递来，知道必有谠论，便说：

　　“还请敬之诵读一遍，我和维之都听听。”维之是毛纪的别字。

　　蒋冕宣读：

　　“臣闻明主不恶切直之言以纳忠，烈士不惮死亡之诛以极谏。比者，人言纷纷，谓车驾欲度居庸，远游边塞。臣度陛下非漫游，盖欲亲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将往征，岂宜亲劳万乘。英宗不听大臣言，六师远驾，遂成己巳之变（指正统十四年，正统兵败被俘之事）。且匹夫犹不自轻，陛下奈何以宗庙社稷之身蹈不测之险。今内无亲王监国，又无太子临朝；外之甘肃有土番之患，江右有湖贼之扰，淮南有漕运之艰，巴蜀有采办之困。京畿诸郡夏麦少收，秋潦为沴，而陛下不虞祸变，欲纵辔长驱，观兵绝塞，臣窃危之。”

　　蒋冕念毕，梁、毛二人称许不已，毛纪说：

　　“张钦这道奏章，行文不过二百字，但最能紧扼要害，远胜盈篇累牍的俗套浮词。简短而透彻，浅白而精粹，宜即呈递皇上一阅，或可启发圣心。”

　　梁储表示同意：

　　“维之说的有道理。明早请求面圣，就带着这篇奏章当廷呈递吧！”

　　“人家都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听广东人说官话，朕听梁师傅说书几年，今天还是听不懂你说的什么鸟话，也不想再听了，退朝吧！”

　　七月二十日，时当酷暑，三位大学士一清早便服履整齐，肃立在豹房门前请求觐见。直到己时三刻，才有一个内侍出来传唤：

　　“万岁爷有旨：着三位老先生入太素殿面见。”

　　梁储等跟着这个内侍走进太素殿，行礼，赐坐。

　　正德刚起床，倦意未褪，打着呵欠问：

　　“三位老先生连日求见，不知有何要政？”

　　梁储直入主题：

　　“臣等闻说陛下将出关驾幸宣府，已引起朝野震惊，各官均以为不宜。臣等吁请陛下慎重，切勿轻举……”

　　正德不耐烦地打断：

　　“三位老先生受朕重任，身居辅弼之位，本应善体朕意，与朕同心，开导臣下的愚谬浅见，岂可闻风动摇，受浮言鼓惑，也来劝朕中止宣府之行？”

　　正德似乎意犹未尽，干脆端出自己久蕴于心的宏图壮志：

　　“卿等都是科举出身，自然熟读经史。自古以来，历代帝王而能功业不朽的，必以武功为尚。西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亲率十八万大军巡行漠北，威慑匈奴，扬大汉之天声，辉煌著于青史；我朝太宗皇帝永乐爷终身军旅，励志戎行，五度御驾北征，迫降瓦剌。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这些先帝贤皇，正是朕的楷模。当今鞑靼小王子部屡犯西北边陲，宣府、大同一再告急，正是兵凶战危之时，锋镝相拼之日，朕为天下主，焉能坐困京城，焉敢不弘扬太宗皇帝的遗烈，不思戡乱以兴邦，振军整武以卫国？朕决定移驾宣府，躬赴前敌，正是为了保国卫民，卿等应该领会。”

　　正德夸夸其谈，用军国安危作为幌子，以为足可压倒异议，颇为兴奋。

　　一阵难耐的静默。

　　梁储将手持的张钦奏章交给内侍呈递，说道：

　　“今有巡视居庸关御史张钦上的一道奏章，也是吁请皇上切不可移驾的。臣等认为此人身居居庸关隘，十分了解前沿形势，所言亦切中要害，文简意赅，特别带来面递，恭请皇上一阅。”

　　正德并不伸手接过，只是皱眉吩咐：

　　“都是那一套，不必批复了，留中吧！”

　　三个阁老心里冷了半截，又不敢流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正德得意地站起来：

　　“朕的意向已明，卿等还有什么意见吗？”

　　三人不语。

　　“有话直说，没话就退下吧！”

　　三人面面相觑，都没有退下的意思。

　　毛纪憋不住，婉转陈词：

　　“皇上为拱卫国家，维护民生，愤北寇之猖獗，立志绥清边廷，不惜以万乘之躯，冒鞍马驱驰之劳，臣民钦佩感激。但今日形势与国力，实与汉武帝刘彻时大有不同，当年汉朝新建，国当全盛；更不能与太宗皇帝当年军威雄武，力能长驱挞伐相比。审时度势，车驾仍以暂不远出为宜。”

　　毛纪字斟句酌，总怕忤犯皇威。但正德仍然按捺不住，厉声质问：

　　“卿视朕是怎样的君王？是否认为朕的才具和武略，都远逊于汉武，又无力发扬先祖的宏烈？”

　　蒋冕想打圆场，但他的话实际上和毛纪差不多：

　　“皇上有意恭行天罚，以天骄神武之资，发奋为雄之心，禀赋当然远过汉武之上，决策兴复社稷，歼灭强寇，发挥扬厉，意气凌云，允称我朝诸先帝的圣子神孙。毛纪之意不过认为内外隐忧多端，形势变化堪虞，加以敌我强弱异于当年，故此敦劝以审慎为上。”

　　正德十分扫兴，瞪眼喝道：

　　“朝政有什么隐忧？形势有什么不利变化？小王子是屡败之寇，焉能抵挡天兵神勇？朕坐镇边陲，亲临前敌，以泰山压顶之势，因势扫荡，何难直捣巢穴，擒贼擒王？战必胜，攻必克，北寇必败，朕功必成！汝等颠倒是非，危言耸听，还不退下！”

　　梁储无奈，本要示意退下。想不到左侧的蒋冕突然卸下乌纱帽，跪下磕头。梁、毛也只好脱帽随跪。

　　蒋冕是广西全州人，祖上是全州瑶岭金垌的土著酋长，但汉化较早，明朝初年，就接受朝廷委任为土司，纳税服役。宣德时，他的高祖父蒋增被任为全州世袭土知州，曾、祖父辈均得准入州学读书，受到儒家的传统教育。蒋冕本人更是学业有成，由州学升府学，直到省城就读，成化二十三年高中进士，由此入仕，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从庶吉士逐步升转，累官至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又在正德十一年受命为文渊阁大学士。在少数民族人士中，能够入阁拜相的人是极少数的，蒋冕是罕见的特例。他平日谨厚守职，温文尔雅，但脉搏中仍然流淌着瑶族先人倔强坚定的血液，保留着刚直坦率的性格。今天他更是如鲠在喉，欲一吐为快：

　　“臣蒋冕得累朝抚护，又受先帝及皇上特达之知，以夷人血胤入参枢垣，铭感天恩高厚，而欲报之于皇上。目睹当前危局，不敢不尽言，微臣愚忠，冀望皇上怜察。……”

　　正德质问：

　　“少废话！有何危局？”

　　蒋冕倔强，自忖必死，干脆犯颜尽言：

　　“皇上垂问有何危局，此事臣民皆知，道路传闻，引为深忧。试观：方今朝廷空、城市空、仓廪室、边鄙空，天下皆知危亡之祸迫眉睫，独皇上不知而已。当前要移驾宣府，实必引发危机，加深危局。一击不胜，反噬必毒，消长之机，间不容发。治乱安危，在此行止。此臣所以痛心为皇上惜，也是昧死为皇上言的原由！”

　　蒋冕这一番说辞，像集束利箭刺中要害。正德怒不可遏，他坐立不安，指着蒋冕厉声问道：

　　“什么叫朝廷空？”

　　“皇上是孝宗弘治皇帝嫡生独子，旁无昆季伯仲之亲，今又未育皇子，储位久虚，皇上一旦车驾轻出，无人监国，岂不是朝廷空？”

　　“什么叫城市空？”

　　“城市之民，本无田亩产业，概以经营工商贸易为生计。但现在对此等人户一律编当徭役之差，再重复征收抽分铺户货物之税，更加以官吏讹索侵渔，闾巷生意十分凋敝。有素称数万之家，而至于鬻卖子女的；有房屋盈街，折毁一空的；有逃散四方，转涉沟壑的；有丧家无归，号哭于道的；有无计可施，自缢投井的。人心汹汹，不能安居，岂不是城市空？”

　　“仓廪是空了吗？”

　　“确是一空如洗了。先帝在位时，库藏尚还充实，户部存银四百余万两遗留给陛下，但经过十余年消耗，目前仅余三十万两。皇上日前又敕命上交二十万两扩建豹房，另交二十万两充实边费，用如泥沙，罄库难支，民力已竭，费出无由，正是仓廪已空的证明。”

　　蒋冕痛心疾首，一鼓作气，接着说：

　　“微臣所言边鄙空，亦非虚言。目前设在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苏州、山西、陕西等所谓九边的军政俱极腐败，军官吃空额浮粮，士兵只好去当挑夫小贩以维生计，卫所渐成空壳；加以边军调入京师，防守兵力更形衰薄。虏强我弱，前景堪忧……”

　　未等蒋冕言毕，正德已经按捺不住，掀开座椅，指着蒋冕骂道：

　　“这个空那个空，你说够了没有？还有什么空要说的？”

　　他气急败坏，不自觉地走前两步，准备抬腿踢打蒋冕。但强自克制，勉强把脚收回来。

　　梁储和毛纪看到事态紧张，已经超越常规礼仪，连忙免冠伏地，跪在皇帝和蒋冕的中间，把这对正在顶牛的君臣分隔开来，磕头连呼：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

　　正德自觉失态，顿足退回：

　　“这厮藐视朕躬，丑诋朕政，还有大臣的体统吗？”

　　他希望梁储和毛纪为自己找一个台阶，指斥蒋冕亵渎皇威，让蒋冕当堂认罪求饶，平息异议，顾全颜面。但梁、毛二人只是一再顿首磕头，为蒋冕求情，梁储奏道：

　　“蒋冕刚才确有孟浪之处，但其用心无他，不过出自忠君之诚，愿为皇上分忧而已。俯请皇上念其愚忠之可悯，语虽糙而意可嘉，曲赐宽宥……”

　　正德禁不住破口大骂：

　　“以卿所言，蒋某不但无罪，反而是有大功劳，应该奖赏了？看来汝等都是一路货式，披戴儒冠，不知体会君心，但知沽名钓誉、标奇立异的老伧儿货。今天撕破脸皮，歪嘴和尚吹喇叭，就是要一齐来惹朕生气的吗？”

　　正德以天子之尊，忘记了“皇言曰制”的威严，居然采用市井污秽的语言，骂骂咧咧，实在是前无古人。广东顺德人梁储，是大理学家陈献章的得意门生，成化十四年会试第一，曾经在弘治末年奉派在上书房教书，负责指教皇太子朱厚照，也就是正德皇帝执笔开卷的启蒙老师。他被自己的学生斥骂为“老伧儿货”，悲痛难抑，面如槁木，一字一顿地说：

　　“臣等以及天下臣民，千疏百奏，万语千言，其实都不过是吁求皇上自爱自重自律！”

　　不说犹可，说出来更惹得正德暴跳如雷：

　　“朕怎样不自爱不自重不自律，汝一一说来！”

　　梁储克制：

　　“臣意以为，皇上为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涵养圣德，应该注意古代圣人的话：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正德见势，觉察顶牛无效，反而难掩理亏，于是话锋突转，狡黠地以退为进，抓住梁储口齿不清的毛病，调侃说：

　　“人家都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听广东人说官话，朕听梁师傅说书几年，今天还是听不懂你说的什么鸟话，也不想再听了，退朝吧！”

　　一边说，一边拔腿往里走，不再理会太素殿阶下跪着的几个惶然而又怵然的内阁辅臣。

　　正德虽然阴晴不定，反复多变，但并不完全浑噩。他饶有聪明，思想敏锐，极端任性妄为当中又有着机灵智慧。他还擅长掩饰己过，在处理人事方面，在爱憎任意、鲁莽恣睢之中，有时亦能从实际利害考虑，随机转舵，适可而止。他清楚和信任杨（廷和）、梁、蒋、毛这个内阁班子的忠心和可靠，即使常有抵牾，知道这些人用心无他，并没有产生铲除和撤换的想法，一直保持着别扭而又相互依存的特殊君臣关系。由杨、梁等组成的内阁一直维持到正德去世为止，就足以说明这种关系。

（文章来源：广东人民出版社供稿）

　　按照明朝惯例，为了防止逃走和劫囚，对应押解上京的造反死囚，都要在上路前挑断脚筋，关锁在槛车内，逐站解送。神周对于自己俘获的钦犯赵燧，当然更不敢疏忽。他下令，除挑断赵燧的脚筋外，还要在他脸颊上刺上涂朱贼字，背铐双手。又打造了一辆加长加宽的坚固槛车，专派一员参将，率领一百骑步精兵押送，还知会赣、浙、鲁、冀四省文武官吏，必须在本省段内协同警戒，既不许出事，又不得让钦犯殒命。二十多天的押解途中，赵燧无法坐立，只能挨着槛车的围栏，半坐半躺在槛车上，受尽折磨。参与押解的官兵惊奇地发现，这个钦犯绝不呻吟，更从不求饶请宽绑，终日皱眉苦思，似乎还有什么未了心事。路经山东和北直隶，特别是霸州、文安等处，以及京畿的香河、宝坻等曾经鏖战之地，更表现得神情亢奋，似乎在回溯平生，重温既往的战斗历程。英雄末路，夫复何言！

　　到了北京，先押送到刑部大狱，关锁在死囚牢内。

　　一天，忽见刑部司员和狱官来到牢房，着狱卒给赵燧换上一身干净囚衣，解开刑具，将他移交给锦衣卫官兵。奇怪的是，官兵并未将他转押到锦衣卫狱，却是备了一辆有铺垫的马车，按他躺在车子上，严密警戒，直朝豹房的方向行进。

　　原来正德皇帝要亲自审讯这个久已闻名的匪首！

　　皇帝亲自审问犯人，所谓“龙廷鞫狱”，是太祖朱元璋和太宗朱棣大肆宣扬的要政，其实，多数不过是用来打击所谓“奸党”和政敌的威慑手段，其中充满着骇人听闻的残酷和血腥，杀人如草不闻声，令人毛骨悚然。正德对前代祖宗的狠刻暴行一直衷心仰慕，认为是圣政懿行，无上功业，是体现皇帝权威的必要手段。总想弘扬祖德，再独出心裁进一步发挥。这一遭碰到赵燧事件，便要亲自提审。

　　从知道赵燧曾经派人潜入紫禁城，窥侦到宫闱秘事，特别是了解到自己嬉游玩乐实情，豹房淫窟的真相，并且广为宣扬，正德就对赵燧恨之入骨。另一方面，陆续听到他在泌阳和钧州等地的奇行异事，却又增加了惊讶之心，亲自见识这个行事非常的贼首。所以一再叮嘱钱宁，着令他转示前方，务必生擒赵燧来见。

　　这一天，由钱宁操办，布置了一个饶有特色的法堂，营造出皇帝亲鞫重犯的气氛。天鹅房里里外外，顿时停止了轻歌曼舞的常态。虽然不击法鼓，不喝堂威，但气象阴森，专门调进了锦衣卫官佐、执法衙役和齐全刑具。大厅正中摆了一台紫檀木长桌，暂当法案。正德皇帝端坐其上，左顾右盼，兴致冲冲。他未用衮冕，只戴乌纱折角翼善冠，身穿盘领窄袖黄色龙袍。

　　正德示意开堂，钱宁接旨高喊：

　　“押送文安贼首赵燧入堂听审！”

　　赵燧被拖押进来，因为已不能下跪和站立，摔倒地上。钱宁奏报：

　　“剧盗赵燧已押送到堂，听候皇上亲加鞫讯。”

　　正德手按法案，看了一下地上遍体伤残的赵燧，满意地冷笑一声：

　　“你就是文安贼首赵燧吗？”

　　两个锦衣卫校尉拖起赵燧，夹持着他的身躯，让他面向正德。

　　赵燧瞪眼上下打量了一遍正德，紧闭双眼，不答。

　　正德干笑了两声，拖长声调说：

　　“我还以为你是三头六臂的模样呢！你不是气焰嚣张吗？怎么也会被捉拿来呢！”

　　赵燧还是不答。

　　钱宁和锦衣官校们齐声恫喝：

　　“罪犯赵燧老实招供，答复讯问！”

　　赵燧仍然紧绷着脸，不开腔。

　　正德有点扫兴，但还是继续讯问：

　　“你知道，今天是谁在审问你吗？”

　　赵燧终于张开眼睛，斜视着堂上的皇帝，傲然回答：

　　“当然知道。你不就是那个蹊跷古怪，不务正道，专门放荡的淫虫儿，不管老百姓死活，腌拉巴臜的皇帝老倌吗？”

　　钱宁和锦衣众官校们听到这样羞辱皇上的话，都大惊失色。正德虽然知道腌拉巴臜是骂自己的话，却不解其意，恶声质问：

　　“什么叫腌拉巴臜？什么意思？”

　　原来这是流行在京郊和冀中一带最毒辣的诅咒话，据说是元代蒙古兵留存下来，是专门对鬼魅精怪和最鄙视最憎恨的人才使用的。钱宁等都不敢把这句话的意思奏告给正德，可是，正德却拧着劲，继续追问：

　　“朕怎么是腌拉巴臜了？你给朕说清楚！”

　　“那还用说吗？你是天下最大的贱胎。有亲娘不敢认，让她在浣衣局受苦；有皇位不好好坐，登位七八年，干尽了坏事，正道的人都被赶杀净尽了，宠用的都是恶拉巴心的奸徒恶棍，君臣联手，敲老百姓的骨，喝老百姓的血，天下子民都说天公不开眼，出了你这样一个头上生疮、脚底流脓的荡子皇帝！”

　　赵燧未说完，锦衣卫的官校就过来揪扭，拧他的嘴，扼他的喉咙，禁止他往下说。赵燧忍住疼痛，边挣扎边说。天鹅房乱作一团，赵燧再次被摔倒在地，却也骂得痛快。

　　正德被数落得发懵，径直跳出御座，走上前朝赵燧猛踢了两脚，骂道：

　　“你倡乱谋反，是十恶之首，罪在不赦，今日又诬蔑朕躬，不知道死到临头了吗？”

　　赵燧满不在乎：

　　“不就是一死吗？我兵败被擒，还敢想活着回家乡吗？今天能够当面痛骂你这个昏君，可以说是千古未有的奇缘，被处死已经大有赚头了！”

　　正德狠狠地说：

　　“朕要抄你的家！”

　　“你无处可抄，我早就没有家了。”

　　“朕要挖你的祖墓，将你祖先的骨骸都锉骨扬灰！”

　　赵燧又狡黠冷笑：

　　“无须费心了，我的祖坟早就被文安地方官挖出铲平了！”

　　“朕要灭你的宗族！”

　　“更不必劳驾了，我赵姓宗亲大多数已被诛连杀戮，未被杀死的，还在义军中继续造反哩！”

　　赵燧说话斩钉截铁，词锋锐利，正德气急败坏，恶声吼叫：

　　“对你这个匪首，朕不会让你痛快一刀毕命的。我朝祖先创下箍脑、烙铁、寸磔、凌迟等各种巧妙刑法，就是用来对付你这样的反贼刁徒的！”

　　赵燧毫不动容，闭目养神。

　　正德咬牙切齿：“你贼胆包天，万死不足。朕要比前代祖先更有高招，朕要揭你的皮，用你的人皮做朕的马鞍，天天垫在朕的胯下，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钱宁遵照正德的旨意，将赵燧押回锦衣卫狱。为保存全尸，第二天就将赵燧捆绑，用浸透麻药的厚棉纸紧裹头颅，封闭七窍，使他窒息而死。与此同时，又召集京城刽行头目，像刑部的钱六、西厂的汤明等前来，商量怎样剥皮制鞍。这些杀人老手虽然行刑多年，却从未做过剐剜人皮、制作人革的勾当，都表示不知如何下手，怕担当不起责任。钱六和汤明悄悄向钱宁建言：

　　“这一桩差使，看来还是要找屠行的人下手才合适。他们每日杀猪宰牛，擅长割肉剔骨，又能够干净利落地剥脱猪牛全皮制成皮革，比刽行内行。由他们来做，才不会出差错。”

　　钱宁想来也是，命钱六和汤明立即去找合适的人选。钱汤二人仔细斟量，要挑选刀法纯熟、经验丰富，不但屠宰当行，而且熟悉制革的人来担任。最后选定了在猪市口经营屠坊的陈姓老屠夫，派两个衙役传命，着陈老头带同两个徒弟到锦衣卫承担差使。

　　陈姓老头单名一个照字，本是清河人氏，但入京当屠户已经四五辈，是同行中公认的高手。他平日杀猪牛营生，兼营皮革。今天被带到锦衣卫衙门，惊惶不安，不知犯了什么大错。

　　钱宁亲自接见，叫跪伏在地的陈照站起来说话：

　　“你杀猪取皮制革，是怎样做法，如实说来。”

　　陈照战栗答话：

　　“屠行手艺，各师各法，大同小异。小的是先用利刀割断猪的喉管，放血干净，用热水烫洗脱毛，再小心从猪脖着手向下逐段撕割，先脊胸后腿，然后脱出整片猪皮。”

　　“再然后呢？”

　　“先剔去皮上残余的油肉，用芒硝浸泡鞣制，三鞣三晾，再用清漆着色，便能够制成上等的猪皮革。牛皮制革的道理也是大体相同的。”

　　钱宁突然问道：“剥制人皮造革，也是这般做法吗？”

　　陈照大吃一惊，不敢回话。

　　钱宁又说：“今天传你到来，就是要你剥制一个罪犯的人皮。”

　　陈照目瞪口呆。他干屠行几十年，从未听过天下有剥制人皮革的事。一时发愣，不知说什么才好。两膝跌跪在地，连连叩头。

　　钱宁并不在意，只是吩咐说：

　　“这是钦命皇差，你必须好好干，遵命定有重赏；如果不遵命，或者怠惰误事，那可是死罪难饶，你要明白点！”

　　陈照伏地叩头，不敢推辞，只请求先让回家一次，好取来宰割用具，并嘱告老妻放心。钱宁脸色一沉，厉声说：

　　“不必了。从现在起，你和两个徒弟都不得擅自离开这里一步，等做好差使才准回家。你的家事我自会安排，一切用具也都会派人取来应用。今天便动手将已死罪犯剥皮鞣制成革，缝成马鞍，必须精工细造，交出上等货色，不得有误！”

　　陈照和两个徒弟被领入停尸房，看到一具尸体挺卧在尸床上，只好硬着头皮，心颤手抖地动手剥制。一连几天，总算鞣晾成革，但又发现，一张人皮并不够缝造成马鞍，只好通过监工的小校向钱宁报告。

　　钱宁闻报，二话没说，指示小校：

　　“三条腿的蚂蚱不好找，两只脚等待杀头的人有的是。你们立刻到死囚牢房，挑拣出几个壮实的贼犯，立时处死，将尸体交给陈老头做材料，要用多少就杀多少，不必省料，不可耽误。只有将马鞍做得结实美观，符合皇父心意才是最要紧的。”

　　于是，很快又给停尸房送来五具尸体，连同赵燧的在内，六张人皮已够用料了。陈照师徒连夜赶制，总算做成了一具人皮马鞍，用十二层人皮连裰缝合，厚重柔软过于牛皮，再涂上极品清漆和迦楠香料，不但没有腥恶的气味，而且还能发散出类似佩兰的芳香，颜色褐黄古朴。真可谓绝世之品！

　　陈老头和两个徒弟各领了二十两赏银，被撵出锦衣卫。离开前受到严厉警告，在外绝不许透露半点风声，不然就会遭捕，严惩不贷，全家遭殃。陈老头等只得诺诺连声，狼狈而退。

　　不料陈照年老体衰，在锦衣卫日夜提心吊胆，害怕冤魂缠身，谴责自己伤天害理。他踉跄走出锦衣卫衙门，急步回家，刚进入家门，见到老妻正在饮泣苦候，未及说话，竟一头摔倒在地，四肢颤抖冰凉，断断续续地叫道：“罪孽，罪孽！”家人和徒弟急忙搀扶他上床，但见他气息渐弱，身躯抽搐，但双目未瞑，竟一命呜呼了。

　　正德自言自语道：“人皮马鞍确实舒服惬意，比用犀牛皮做的还称心呢！”

　　钱宁兴高采烈，急切邀功，捧着这具人皮马鞍来到天鹅房。

　　这一天，番僧那蒂饶巴和洛敦坚赞二人恰巧也在天鹅房，给正德讲授密宗男女交媾炼精化气之法。看到钱宁郑重地手捧金色托盘，盘中盛放着一具马鞍进来，停住讲话，躬身合十向钱宁行礼。正德也转移了注意力，问道：

　　“人皮马鞍做好了？”

　　钱宁将托盘放置在几案上，奏道：

　　“奉皇父圣谕，儿子精选匠役，将贼首赵燧和其他刁贼五人处死剥皮，用了六张人皮，制成这具马鞍，质地结实柔软，光彩锃亮，合乎皇父需要，请皇父赐收。”

　　正德走近几案，仔细观看这具特制的马鞍，又敲敲点点，左右戮弄，频频点头。又突然目露凶光，猛地掴打鞍背，狞笑道：

　　“赵燧，赵燧，你现今在哪里？你造朕的反，最后还不是落在朕的掌心之中？你的臭皮囊变为朕的马鞍，朕要随时跨乘，让你在阴司九泉之下，也只好呻吟受苦，永远不得安生！”

　　钱宁乖巧进言：

　　“平叛除贼，皇道朗朗；刁徒们阳世受诛，阴间受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足见皇父燮理阴阳，圣德齐天！”

　　正德听到这些奉承话更加高兴，又满有兴致地把赵燧谋反诸多怪行异事一一告诉两位番僧，指着马鞍说：

　　“缝在最上一层的皮子，就是那姓赵的！”

　　那蒂饶巴双手高举过头，表示祝贺，一本正经地说：

　　“皇上处死叛逆，又用他们的臭皮囊制作跨乘之物，正是《无上咒》所说的特大功德，与我们密宗用人头骷髅做念珠的道理相同，正是风雷相薄，贯通生死界，顿悟成真佛。喇嘛看到皇上弘扬神功，行大威德，确实齐心颂赞，同声喜悦！”

　　他的徒弟洛敦坚赞头脑更灵活。竟随口念出几句似诗似偈的话：

　　“天根同窟通往来，

　　佛理神咒及尘埃。

　　降妖伏魔化为安（鞍），

　　明心见性永吉祥！”

　　钱宁知道这两个神棍在故弄玄虚，精心给自己配合，忙说：

　　“两位大师所言极是，皇父应天顺人，当然会上达天廷，神人交颂的！”

　　正德似懂非懂，却眉飞色舞，兴致勃勃，高声发出口谕：

　　“钦命禁卫亲军，率同京军三大营，各选派精锐，择吉选日，齐集在大校场进行操练，朕亲临阅兵，而且要跨乘这具马鞍，向所有官兵人等宣谕忠君效顺之道，严惩叛逆之理。又向天下臣民公告，如再有敢称乱谋反的，赵燧等贼被剥皮锉骨，其下场就是榜样！”

　　钱宁接旨，连称：

　　“皇父文德武功超凡入圣，下谕亲阅军容，维扬武德，更是千秋盛事，足以铭勒钟鼎，留芳万代！”           

　　这一次阅兵，格外隆重。检阅前一日，兵部尚书、巡视科道等官员便督率军兵肃清场地，严密警戒；又会同工部，在西大校场建起一座巨大的将台，台上设帷幄御座，正中高树杏黄御纛，两侧遍树彩旗锦帜，大书“三军司令”、“讨罪安民”等文字。一切按照奏凯献俘的规模布置。

　　当日辰时一刻，京军三大营官兵便甲仗整齐列队入场，另有将官四员统领骑步军丁立岗设哨，绕场护卫，以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为首，文武百官都入场恭候。文官穿着朝服，武官都督以上，锦衣卫指挥使等，都蟒袍戎装，披挂齐全，分班序立。文武官兵就位以后，才由边军四镇都指挥江彬率领一彪奇装异服的兵马入场，官兵都身穿黄罩甲，头戴遮阳帽，帽上插有天鹅翎。他们趾高气扬，执掌金鼓，手持长枪斧钺，装备精良，处处显示出是一支特种高贵的部队，又承担着近卫御林军的职责。

　　正德皇帝今天的打扮也与往常不同，处处独出心裁。他按照大阅的礼制，头戴俗称为“武弁”的赤色皇冠，冠上缀有十二行五彩玉石，落落如星辰；上身是赤黄色的战袍蔽膝，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织有飞龙；束玉带，腰以下竟穿着骑兵的战裙，脚蹬带马刺皮靴。

　　钱宁和江彬早已妥为布置。正德乘坐金辇刚入场，就跪迎御驾，平身之后便齐声高喊“皇威昂扬，万寿无疆”、“皇图永固，日月生光”的口号。乐舞生接着奏唱祝捷乐曲，先是名为《武士欢》的歌词：

　　“宇内开战场，旌旗云合迷日光。皇威赫怒，三军勇猛齐奋扬，扫除叛逆如风荡，剥皮制甲传四方。”

　　再是《阵阵赢》一曲：

　　“皇上兵法强，神谋睿算合阴阳，虎略龙韬孰敢当？士壮马强，眠旌卧枪，嗤尔小丑，驰蛊毒，恣虎狼，终作马鞍！”

　　正德登上将台，放眼傲视，台下旌旗招展，一片拥戴欢腾的气象。阅兵总指挥官江彬骑着黄骠骏马，先绕场疾跑半周，然后急驰至台前，立马高叫：

　　“臣四镇军都指挥使江彬奏告：文武大臣、京边各军俱已齐集，恭候皇上检阅！”

　　正德并未下谕阅兵，却吩咐站在身旁的钱宁：

　　“将御马玉龙牵引入场！”

　　玉龙，又名玉龙神驹，是蒙古藩王进贡来的骏马，全身雪白，无一根杂毛，高近两丈，身材均匀，筋骨矫健，两目如鹰隼般奕奕有神，疾走时风驰电掣，骁腾千里；日常乘坐，却又步履安祥，平稳妥贴，最识人意，是正德最宠爱的坐骑。今天，钱宁又特别嘱咐，给它配上紫缰金蹬，黄金马嚼子，马背杏黄色披毯上专门放置着用赵燧等人皮制作的马鞍。马夫牵着玉龙入场，这匹骏驹在军兵逾万，军威辉煌，鼓乐相闻的大场面，却是不惊不惧，昂首稳步走近台前，四蹄矗立，待命驰骋。又向台上打了一个响鼻，低啸了一声，向主子敬礼。

　　正德指着玉龙背上的马鞍说：

　　“谕示众军兵知晓，这套马鞍是用反贼赵燧等六人的人皮制作而成的。敢谋反作乱的，不但生前被擒获斩决，死后还要做成马鞍被骑压，永世不得翻身。今后对俘获的反贼，以及通贼的官兵，一律剥皮制鞍，定为章程，以为警戒！”

　　鸿胪寺卿立即按照正德原话，加上“奉皇上御示”的开头语，向在场全军宣示。

　　正德又宣谕，命江彬和钱宁骑马牵领玉龙绕场一周，鸿胪寺卿和少卿随行，一边宣讲“御示”。所到之处，文武臣僚和军兵们随众连续高呼：

　　“皇恩如天，万寿无疆！”

　　绕场完毕，江彬和钱宁驰返台前复命。本以为正德要发令阅兵，但却不然。只见皇帝突然飞步下台，径直走到玉龙神驹面前，也不打话，一手夺过马夫手执的缰鞭，翻身跃上马背，一提缰绳，玉龙便将前蹄跃起，欢腾嘶噪。正德不慌不忙，两腿紧夹带马刺的战靴，挥鞭放缰，驱策玉龙迈开大步，全速奔驰。江彬和钱宁不敢怠慢，紧紧策马相随。正德踔厉风发，绕场疾跑了两圈，在马上手舞足蹈，蹴鞠俯卧，侧背跨乘，展示自己的骑术武艺和胯下的马鞍。他自少熟练骑术，今天更受强烈好胜和报复心态的鼓舞，不惜亲自表演，酷似杂技好手，赢得了满场的称颂和欢呼，恭祝万寿无疆的呼号震耳欲聋。正德满以为自己功高盖世，心醉神迷。于是驰马奔突，享受着任性而行、充分发泄的舒畅。但仍然感到兴致未尽，一时性起，拐转马头，冲出西校场，继续驰奔，一路横冲直撞，闯过闹市街衢，不管市肆民居，肆意践踏行人。冲出西直门，飞马过白石桥和紫竹村，一直到了海淀村才勒马停住。江彬和钱宁率同一队禁兵赶到，跪叩圣安。只见玉龙神驹大汗淋漓，而正德也是满脸通红，呼吸急促，显出疲惫的神色。但他强自按捺，表现出心旷神怡的样子，像大战得胜的将军一样，招呼来人起立伺候。还是钱宁会说话：

　　“皇父神武，千古罕见，古代圣帝贤王远不能及。但圣躬驰骋多时，恐有劳累，还是请圣驾回銮，稍作休息。而且，校场内的文武官员和京边各军，还在等待皇父检阅呢！”

　　正德答非所问，自言自语道：

　　“人皮马鞍确实舒服惬意，比用犀牛皮做的还称心呢！”

　　江彬和钱宁不敢多说，只好连连称是，对这具特殊马鞍又赞美一番。

　　最后，正德说：

　　“朕已经尽兴了，人也累了，要回豹房休息啦！不要再管校场里的文武臣僚和军兵了，叫他们散场吧！”

（文章来源：广东人民出版社供稿）

　　我想当高祖与项王逐鹿中原的时候，大约希望项王的臣下尽是丁公，自己的臣下尽是季布吧！如果项王的臣下尽是季布，则高祖将不能得到天下；反之，高祖的臣下尽是丁公，则高祖的天下又将得而复失。在这样矛盾的环境之下，遂生出矛盾的刑赏来。即对于项王的丁公，不惜锡以重赏，使楚奸可以增加，而对于自己的丁公，则必施以严刑，使汉奸可以减少。同时对于项王的季布，又须施以严刑，使项王的臣下不致过分来窘，而对于自己的季布，则须锡以重赏，使自己的臣下能够戮力奔命。到了高祖得到天下之后，形势就不同了，这个时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倘若重赏丁公，何足以警戒贰臣，倘若重罚季布，又何足以鼓励忠臣。你们看吧！季布虽然有仇于我，然而为臣尽忠，所以得赏；丁公虽然有恩于我，然而为臣不忠，所以受刑。你们能学季布，纵令我失去天下，你们也不怕没有官做。反之，你们若学丁公，则不但我要加以严刑，纵令我失去天下，而受过你恩的人，亦将不赦你罪。这是高祖封季布而杀丁公的原因。岂但汉高祖，历代太祖高皇帝，无不实行过这种政策。且看唐太宗吧！

　　上谓侍臣曰：“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裴虔通，炀帝旧左右也，而亲为乱首，朕方崇奖敬义，岂可犹使宰民训俗。诏曰：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伦之道须著，是用笃厚风俗，化成天下，虽复时经治乱，主或昏明，疾风劲草，芬芳无绝，剖心焚体，赴蹈如归。夫岂不爱七尺之躯，重百年之命，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至于赵高之殒二世，董卓之鸩弘农，入神共疾，异代同愤，况凡庸小竖，有怀凶悖，遐观典策，莫不诛夷。辰州刺史长蛇县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质晋藩，炀帝以旧邸之情，特相爱幸，遂乃志蔑君亲，潜图弑逆，密伺间隟，招结群丑，长戟流矢，一朝窃发，天下之恶，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异时，累逢赦令，可特免极刑，除名削爵，迁配驩州。”（《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

　　我曾说过梁山泊的伦理观念，本来注重“义”字，不注重“忠”字。什么叫做“义”？他们的解释是很简单的，人家怎样待我，我也怎样报他，便是他们对于“义”字的解释，即如豫让所说：“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所以“义”字是双方的，有偿的，只因其为双方的，有偿的，所以“义”字往往放在物质的基础之上，韩信不背高祖，实因“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岂可以向利倍义乎”（《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但是待遇的厚薄乃是一种比较的观念，某人待我甚厚，我不能向利倍义，万一尚有一人待我更厚，则我将如何报答？其结果，恐怕待我甚厚的前人势将成为豫让口中的范中行氏，而待我更厚的后人才是豫让心中的智伯。梁山泊许多好汉所以愿为宋江效劳，实因宋江喜欢结识朋友，“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第十七回）。且看宋江之结交武松吧！最初则留武松一处安歇，其次又取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又次则每日带挈武松，饮酒相陪，最后又亲送武松回乡，步行十馀里（第二十回）。这种的待遇固然可以收买武松的心，但是若有一个待遇武松更厚，则武松比较待遇的厚薄之后，当然对于宋江，不至以死相报。

　　反之，“忠”字则与“义”字不同，而为片面的，无偿的。何以“忠”是片面的，无偿的？因为“忠”是名分上的义务，名分不能变更，不管君待你怎样，你既然做过他的臣，你就须尽忠报答，这种义务观念在秦汉以前，是没有的。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伊尹本来事桀，后又助汤灭桀，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当时君臣的伦理观念尚是有偿的“义”字，不是无偿的“忠”字。到了秦汉以后，才提高君权，“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之事”（顾炎武著《明夷待访录·原名》）。这样一来，纵令为人君的，行同桀纣，而为人臣的亦须杀其身以事其君。何以秦汉以后，这样提高君权？“天下者天子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但是由谁判断有德与无德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当然由人民判断。然而当时没有议会以代表民意，公说公有德，婆说婆有德，其结果只有诉于武力。即如丹第（Dante）所说“用战争以判定功罪，乃是上帝判定功罪的最后方法，所以由战争得到胜利的，可视为受了上帝的承认”。汤武战胜桀纣，就是“天命在兹”的证据，然而这样一来，百姓遭殃了。后儒就是恐怕篡夺相继，引起战争，延而害及社会的安宁，所以不惜提高君权，把古代的“君臣之义”，改作“臣事君以忠”。其实“忠”的观念实有一点莫名其妙，为人臣的果然必忠其君，则曹魏篡汉，当然不忠，对于不忠的人，照情理说，应该不必报之以忠。然而司马夺取魏的天下、刘裕夺取晋的天下、萧道成夺取宋的天下，都是以“篡”报“篡”，何以又受后人的讥讽？说到这里，我记起王敬则与宋顺帝的对话了。萧道成使王敬则勒兵入宫，迫宋顺帝禅位，“宋主收泪谓曰：‘欲见杀乎？’敬则曰：‘迁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即由敬则看来，刘裕可以废晋恭帝，以为零陵王，寻又弑之，则萧道成何以不能废宋顺帝，以为汝阴王，寻又弑之？若谓萧道成不忠，则萧道成不过以“篡”报“篡”，为司马家报仇耳。总之，后儒所解释的忠，令人实难理解，虽然不易理解，然而君臣之分因此以定，一面可以减少争夺的事，同时又可制止人们反戈的心。

　　梁山泊许多好汉都是宋的军官，他们身为宋臣，而竟落草为寇，这固然因为他们义气太重，然若质之于忠，实有不妥。在他们之中，堪称为忠的，只有燕青一人。燕青同李固都曾受过卢俊义的恩惠，然而卢俊义待遇李固，却较其待遇燕青为优。他救了李固的生命，五年之内，直抬举他做了都管，一应里外家私都在李固身上（第六十回）。这种待遇可称为国士之礼。至于燕青呢？他只是—个仆人，然而李固竟和主母通奸，而又设法陷害主人；反之，燕青最初则苦谏卢俊义不要出门，其次又力劝卢俊义不要回家（然而因此，卢俊义却一脚踢倒燕青），又次则入牢里，把叫化得来的半罐子饭，给与丰人充饥，最后又放冷箭，救了卢俊义的生命（第六十回及第六十一回）。这种报答，称之为忠，谁说不宜。宋江学刘邦笼络韩信的方法，笼络了许多好汉，到了羽毛较丰的时候，当然也怕别人学自己的方法，再把好汉笼络了去。怎样能够制止好汉不为别人所笼络，唯一的方法只有提倡“忠”的道德。由于这个关系，燕青的地位遂列在三十六天罡星之内。

载《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在中国历史上，由流氓而做皇帝的，有刘邦、朱元璋二人，其他开国始祖则大率非出身于公卿之门，即出身于地主。

　　流氓和地主何以都有做皇帝的资格？因为在中国社会上，最有势力的，是他们两个阶级。不过流氓要做皇帝，须有地主的德性，地主要做皇帝，须具流氓的德性。地主的德性是什么？是礼贤下士。流氓的德性是什么？是豁达豪爽。一方能学地主的礼贤下士，同时又能学流氓的豁达豪爽，一定可以得到全社会的欢迎，而被视为“真命天子”。现在试以刘邦与项羽为例，说明流氓与贵族（地主）的性质。刘邦“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听到萧何推荐韩信，就拜信为大将，听到张良、陈平耳语，就立信为齐王（《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然而“素慢无礼”（萧何评语，见《淮阴侯列传》）或“慢而易人”（郦生评语，见《史记·卷九十二·郦生陆贾列传》），要立韩信，“如呼小儿”（《淮阴侯列传》），而郦生人见，竟然“倨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陆贾列传》）。反之，“项羽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淮阴侯列传》）。即刘邦豁达豪爽，而不能礼贤下士，项羽礼贤下士，而不能豁达豪爽。两人各有所偏，何以刘邦能够得到天下？因为豁达豪爽的人容易改过，后来刘邦受了萧何、张良的教诲，渐由“素慢无礼”变为礼贤下士，所以他听到萧何的话，就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拜韩信为大将（《淮阴侯列传》）；听到郦生的话，就“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陆贾列传》）。惟其如是，所以他能受全社会的欢迎，得到天下。

　　但是这还不是重要的原因，中国是“缩小再生产”的国家，贫穷成为一般的现象。在这样的国家之内，要想得到权力，须以“仗义疏财”为第一要件。流氓有仗义疏财的气魄，而无仗义疏财的能力，地主有仗义疏财的能力，而无仗义疏财的气魄。假使有人一面有地主之富，同时又有流氓之豪，必能收罗人心。史称：唐太宗“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力”（《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他能够佐唐高祖统一天下，是应该的。但是获得物质的条件艰难，养成心里的条件容易，所以由地主而做皇帝的容易，由流氓而做皇帝的艰难，一部二十四史，由流氓而做皇帝的，只有数人，可知吾言之非伪。商人虽然也有物质条件，但是他们天天较量铢两，哪里肯拿出数百万的现金，收买人心。廉买而贵卖是他们唯一的宗旨，然而商人只知道目前的利益，绝对不肯用现金，以换取不可知的天下。吕不韦虽然有窃取天下的意志，但是他的方法却很可笑。“奇货可居”不失为商人口吻，以小老婆交换天下，真是廉买贵卖的极致，其失败是理之当然的。

　　流氓做了皇帝之后，其结果如何？他由平民出身，照常理说，应该倾向于平民政治，但是依据过去的历史所示，又往往加倍专制，这是有相当理由的。他出身于市井之间，朝中功臣尽是昔日嫖赌吃喝的朋友（汉高祖好酒及色载在《史记》之上），怎样对付功臣，当然不失为一个重大问题。汉高祖使叔孙通制定朝仪，明太祖更定下“廷杖”、“跪对”的法律，其目的无非在于维持皇帝的尊严，使功臣不敢因为“老朋友”，而效李逵那样，乱叫乱喊而已。如果这个方法尚不能制止功臣的无礼，则最后只有剪除一法，汉高祖、明太祖无不虐杀功臣，并不是他们两人特别狠心，实在因为他们出身于流氓，不这样，不能使“老朋友”恐怖，而严守君臣之分。流氓皇帝一方面虽然这样专制，但是同时却能奖励文化。因为他们出身微贱，恐怕世人看不起，不能不装做假斯文之状。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孔子，设置学校；明太祖使各地立学，设科取士，察举贤才，便是其例。

　　知识阶级呢？“秀才人情本来是纸半张”，这样寒酸气的人物哪里配做皇帝，而且他们知识愈高，顾虑愈多，而丧失冒险的精神，我们只看萧何、曹参，就可知道。

　　（沛）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萧（何）曹（参）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乃立季为沛公。（《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他们是中间阶级，幸福的可以上升为绅士，不幸的则当沦落为游士，他们有特别的气质，他们中了宋儒的毒，寒酸而不豪爽。他们无法谋生，虽然也想铤而走险，然而只能攀龙附凤，做谋臣策士，绝不能独树一帜，逐鹿中原。他们的生活稍稍安定，则心满意足，毫无进取之心，一部二十四史，由知识阶级而做皇帝的，恐无一人，梁山泊白衣秀才王伦的失败，就是由于他们的寒酸气。梁山泊弹丸之地，有何宝贝，他们拒绝林冲上山，照他之意，“林冲是京师教头，必然好武艺，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第十回）。晁盖等七人上山之时，王伦又说：“非是敝山不纳众位豪杰，奈缘只为粮少房稀，恐日后误了足下众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第十九回）。英雄来投，竟然拒绝，只知保全小小地区，过其安乐生活，这种人何能做出大事？

　　知识阶级虽然没有做皇帝的资格，然而地主或流氓想做皇帝，却非利用知识阶级不可。他们读过了《论语》，知道治国安民的方法；他们读过了《左传》，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他们读过了孙吴兵书，知道三韬六略。在幼稚的社会，叫知识阶级做谋臣策士，确实不错。刘邦利用萧何，朱元璋利用刘基，而卒得到天下，就是一个证据。这个时候，知识阶级常分裂为两个集团，一是帮助新皇帝而为谋臣策士，一是帮助旧皇帝而为孤臣孽子，这个分裂是由儒家的思想而来的，因为儒家一面鼓吹“忠君”，同时又赞成“放君”，即主张、重道德。这个二重道德对于中国社会，乃有极大的效用。民主政治必以人民有相当的能力为前提，像中国从前人民那样的幼稚，绝对不能实行民主政治，既然不能实行民主政治，则欲统治庞大复杂的国家，必须树立绝对王政，而后才能控制各地，而举中央集权之实。但是君权过大，又可酿成君主的虐政，一方要求巩固的君权，同时又怕君权的滥用，由是二重道德遂有必要了。即君主的行为不越出一定限度以上，则主张忠君的道德，君主的行为若越出一定限度以上，则主张放君的道德，于庶民之中，再择一位真命天子，自居于谋臣策士，而从新建设一个新皇室，所以知识阶级在政治上是能演新陈代谢的作用的。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在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汉之中，吴用不是“无用”而是最“有用”的。梁山泊一天没有吴用，一天就不能存在。这样重要的吴用不但不能坐第一位交椅，并且连第二位交椅也要让给卢俊义坐。其理由到底在哪里？

　　宋江虽是一位小地主，然其性质和行动是代表流氓的。他喜欢结交朋友，然而他的朋友尽是江湖好汉，却没有一位缙绅之士。他挥金似土，济人之贫，赒人之急，扶人之困（第十七回），这种性癖当然得到流氓团体的拥戴，而坐第一位交椅。何况草创梁山泊的，虽是晁盖，而间接帮助梁山泊日益繁盛的，则为宋江。晁盖死了之后，宋江升为领袖，是理之当然。至于卢俊义，平素对于梁山泊毫无贡献，而一旦落草之后，就坐在第二位交椅，这果然因为他活捉史文恭（第六十七回，参看第五十九回），能代晁盖报仇么？不是，绝对不是。

　　梁山泊区区弹丸之地，不是绝对安全的地带。宋江继晁盖而为领袖之后，对于梁山泊此后所应取的政策，当然有相当的计划。这个时候，梁山泊的政策不外三种：第一保守，仍旧割据梁山泊；第二进攻，出来逐鹿中原；第三招安，收编为正式军队。就宋江在浔阳楼所题的反诗（第三十八回）看来，他“笑黄巢不丈夫”，而欲“遂凌云之志”，可知他想逐鹿中原，与赵家争天下的。

　　但是在中国社会上，有势力的阶级，除了流氓之外，尚有绅士。刘邦所以能够得到天下，就是因为关中的父老欢迎他，即因为关中的绅士欢迎他。梁山泊只是流氓的团体，虽然有不少的军官来投降，然其势力只限于下层阶级，至于绅士则仍视梁山泊为草寇。梁山泊得不到绅士的同情，就是表示中国社会上最有势力的阶级不赞成梁山泊，其结果足使梁山泊终为草寇，无法扩张势力范围，把“赵记”江山，改作“宋记”江山。因此，怎样改变绅士的心理，便成为宋江思想的集中点。

　　恰好当时北京城里有一位大地主卢俊义，他是“河北三绝，第一等长者”，在北方社会，有相当的名望（第五十九回）。此人若能落草，当然可以表示梁山泊的势力已经达到绅士阶级之间。不，其对于一般民众，尚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卢老爷尚肯入伙”，这句话岂但可以证明梁山泊不是普通的草寇，并且还可以增加梁山泊的身价。革命党才创设的时候，都喜欢拉拢一位旧势力做招牌，其理由即在于此。

　　绅士阶级的卢老爷入伙之后，当然非坐第二把交椅不可。但是这样一来，革命党便不得不与旧势力妥协了。梁山泊的伦理观念本来只注重“义”字，所以在晁盖未死之前，它的会议室始终叫做聚义厅，现在则“忠”字也不能不顾到了，所以在卢俊义将次落草之前，宋江即把聚义厅改作忠义厅（聚义厅改作忠义厅，为第五十九回的事，接着第六十回，宋江就设法使卢俊义入伙）。这个“忠”字，解释为整个梁山泊须尽忠于“赵官家”，固然可以，解释为诸好汉须尽忠于宋江，也无不可。不管怎样解释，为臣须尽忠，乃是绅士们所视为最重要的道德。董卓弑帝辩，固然被后人骂为乱臣贼子，而诛董卓的吕布也不能引起世人的同情。这是因为什么理由呢？就是说明不管你所事的是谁，你既食其禄了，就当忠其事。梁山泊挂了“忠”字，深合于绅士们的观念。然而因此，平等的梁山泊遂变为阶级的梁山泊，从前宋江与诸好汉的关系是朋友之谊，现在则为君臣之分。

　　说了一大堆，对于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位交椅，好像尚未说明，其实字字句句说明卢俊义何以坐第二位交椅，便是说明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位交椅。吴用在梁山泊中，虽然是一位最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不是流氓，也不是地主，而只是一个秀才。秀才与流氓地主比较，犹之丘九怕丘八一样，不能不退避三舍，让丘八哥居前。

载《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何以祝家村及曾头市的军队强过大宋官军呢？祝家村的军队似是部曲，曾头市的军队则为乡团。按“祝家庄前后有两座庄门，一座在独龙冈前，一座在独龙冈后”，“宋江引了人马，转过独龙冈后面，来看祝家庄时，后面都是铜墙铁壁，把得严整”（第四十七回）。由此可知祝家庄似与魏晋南北朝的坞堡相同，而其军队，观扈三娘捉得王矮虎之时，“众庄客齐上，横拖倒拽，活捉去了”（第四十七回），即无异魏晋南北朝的宾客及部曲。曾头市呢？它是城市，市内三千馀家，其中一家姓曾，有五七千人马（第五十九回），即其军队与欧洲中世自由城市之军队相同，而为乡团。部曲与领主有主奴关系，其关系是封建式的，不是雇佣式的，在乡团，军队大率是该乡的住民，他们由于爱护乡土，即他们的祖墓、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妻子均在这个地方，所以在社会纷乱之时，他们不惜牺牲一身，出而当兵。

　　军官如何呢？中国兵制是由农兵渐次变为佣兵的。在农兵制度，军队由农民组织，无事耕田，有事从军。在劳动力缺乏的社会，政府要设置军队，只有利用这个方法。因为各人既然都有工作可做，试问谁人愿意从军，所以政府利用支给工资的方法，组织军队。政府要组织军队，只有一个方法，即强制征召的方法，于是农兵制度便成立了。农民当兵，以古代的武器言，其战斗力是最强的。因为农民在露天的地方，寒暑交迫，日晒雨淋，不断地劳苦工作，所以最能忍受战争的苦痛。反之，社会若有过剩的劳动力，不能得到工作机会，而沦为流民，则政府只能采用佣兵制度，即将流民收编为军队，使他们有所衣食。倘再征召农民当兵，一方流民无以餬口，同时农民从军，田园荒芜，幸而及瓜而代，而田园已经不能耕耘，因之，农民也将变为流民。唯在佣兵制度之下，兵卒既是流民，他们平日惯于嬉戏，狎于欢乐，聆敌则慑骇夺气，闻战则辛酸动容，临阵不至脱逃，已经可嘉，而欲令其陷阵杀敌，以攘寇患，自属难能。

　　三代及秦，采用农兵制度。汉置“正卒”之制，民年二十三皆服兵役，五十六乃免。唐设“府兵”之制，民年二十从军，六十退役。汉武帝、唐太宗能够平定四夷，不是偶然的事。但是东汉以后，“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都尉是统兵的官，都试是每岁立秋之日检阅地方军队，课其殿最。即东汉已由农兵改制为佣兵。中叶以后，阉宦秉政，朝纲崩弛，因之以饥馑，加之以师旅，百姓饥穷，盗贼蜂起，社会经济完全破坏。百姓流移就谷，变成流民，各地牧守就将他们收编为军队，例如，“刘焉为益州牧，初南阳三辅民数十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这就是三国初期军阀割据的原因。

　　汉末大乱，兵乱相承，豪族常筑坞堡以自卫，而农民则投靠于坞堡之中，在坞主的保护之下，租借田地，从事耕种，而以其剩馀劳动力贡献给坞主。这样，坞主事实上便成为拥有民人及土地的领主，而民人亦变成坞主的领民，受其统治。领民分为两种，一种称为宾客，另一种称为部曲，此种情况，经两晋而至南北朝还是一样。

　　北周施行府兵之制，由隋至唐，规模大见充实，但太平日久，“豪富兼并，贫者失业”（《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许多农民均排斥于农村之外，变为流民，单单京师一隅之地，游手已有数千万家，开元十一年改征为募，称为<弓广>骑。“六军宿卫皆市人”，而为社会所不齿，“及禄山之反，皆不能受甲矣”。安史乱后，诸镇擅地，而农村破坏，社会上流民更多，方镇尽收之以做私兵，这就是唐末五代大乱的原因。唐末五代的私兵与魏晋南北朝的部曲不同，部曲对其主帅是封建的隶属关系，私兵对其主帅则只有雇佣关系，谁肯出最高价钱，谁就能收买他们，这又是唐末五代，兵变引起政变的原因。

　　宋兴，仍采用佣兵制度，仁宗以后，承平日久，豪强兼并，而赋役繁重，“民罕上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每遇岁饥，流民更多，方偕对吕夷简说：“民迫流亡，不早募之，将聚而为盗矣。”而实际上确是“百姓多弃农为兵”。“明道宝元之间，天下旱蝗，民急而为兵者日益以众”，富弼为青州，募流民为兵者又万馀人，天下传以为法。但“所募多市井选愞，不足以备战守”。这就是宋代官军的战斗力不如祝家庄的部曲及曾头市的乡团的理由。

　　然而这种募集的兵又不能解散，唐在穆宗初年，萧倪与段文昌当国，建销兵之议，兵无生业，皆聚山林间为盗贼，既而方镇悉收用之，尾大不掉，地方割据更加甚了。明代亦然，当马贼高迎祥作乱之时，刘懋“议裁驿站，山陕游民仰驿糈无所得食，俱从贼”。由此可知自唐中叶以后，军队乃是一种社会政策，其御敌之意义少，而救贫之意义多。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附带说明中国古代的官僚组织。中国职官，秦汉甚少，东汉以后，渐次增加。固然增加，而因文化的发达，知识阶级亦随之加多，不能全部容纳于官僚组织之内。但是中国古代没有大规模的企业，而知识阶级又均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以“做官”为业。而如袁安所说“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他们得不到职业，变为游士，犹如农民变为流民一样，何肯坐而待毙。这是政府应该注意的问题。战国时代诸公子之养士，西汉郎官多至千人，无非收罗那些得不到职业的士人。东汉士人更多，单单太学已有学生三万多人（《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传序》），而私塾亦甚发达，每一宿儒常收门徒数十人至千馀人，郎官虽然增加到二千馀人，而阉宦秉政，父子兄弟婚亲宾客布列州郡。士人没有出路，遂依附外戚，而攻击宦官，发生了党锢之祸。唐代文化也极发达，贞观时代，单单京师一地，学生已有八千馀人。文化发达，士人增加，当然不免“仕进路塞”。而唐代考试又复最重进士一科，及第进士有年过七十者。每次礼部考试，单单明经一科，有三千人，据《文献通考》所载，进士唯开元元年七十一人，平均不过二三十人，诸科只唯神龙二年三十九人，文宗太和二年三十六人，其馀不过数人或十数人。何况及第于礼部，尚须再试于吏部，天宝二年，选人集者以万计，人第者六十四人。“选人一蹉跎，或十年不得官”。人类均有生存欲望，仕进路塞，自必结为朋党，攻讦当道，设法引起政党，以打开一个新局面，幸而成功，在野者固然弹冠相庆，下台者何敢甘心，势必设法报复，俄而此生矣，俄而又黜矣，俄而此退矣，俄而又进矣，一起一仆，仇怨愈深，而唐代就同东汉一样，发生了牛李党之争。但是汉代朋党是反对宦官的，而唐代朋党则依附宦官。兼以唐因冗员太多，不能不设法裁员，而裁去之员，方镇乃竞引之，以为谋主，于是朝廷孤立，而方镇遂横行无忌了。

　　宋代文化亦甚发达，每次考试，诸道贡士常在万人以上，例如太宗淳化三年诸道贡士凡万七千馀人，而是年录取人数只有进士三百五十三人，诸科七百七十四人，共计一千一百二十七人，即十五取一。徽宗大观六年，礼部试进士万五千人，赐第者八百馀人，即十八分取一，其馀皆散在民间。固然宋代职官甚多，据曾巩言，真宗景德年间一万馀员，仁宗皇裙年间二万馀员，英宗治平年间二万四千馀员（《元丰类稿·卷三十·议经费》）。到了哲宗时代，又增加为二万八千馀员（《宋史·卷一百五十八·选举志四·铨法上》）。而亦无法容纳这许多及第之人，于是新旧党争又发生了。兼以宋同唐代一样，兵冗官滥为财政之蠹，吴及请省冗官，仁宗乃“谓禄廪皆有定制，毋遽变更，以摇人心”（《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志下一·会计》）。哲宗时吕大防请废胥吏之半，范百禄以为“废半则失业者众”（《宋史·卷三百三十七·范百禄传》）。苏辙亦请“阙吏勿补”，使“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宋史·卷三百三十九·苏辙传》）。由此可知宋代的官僚组织亦社会政策之一种，治国之意义少，而恤贫之意义多。“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志一·科目上》），国家安有不穷。

　　明代文化亦甚发达，京师有国学，地方则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中国士人自古就以干禄为目的，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只是少数人之志趣。嘉靖中，“讲学者以富贵功名，鼓励士大夫，谈虚论寂，靡然成风”。士人既以富贵功名相尚，则士人之数应与职官之数保持一定比例。官多士少，则官职旷虚，官少士多，则人才壅滞。人才壅滞，超过一定程度，势必引起党争。证之吾国历史，至为显明。明代士人入仕之途甚多，有进士、举人、监生、杂流数种，进士为殿试及格之人，举人为乡试及格之人，监生为国子监学生之通称，杂流是由吏道出身之人。合此数途，士人人数必超过职官之数。单单监生一途，弘治八年听选于吏部，至万馀人，有十馀年不得官者（《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而考选又不公平，达官子弟往往名列前茅。例如成化弘治之间，万安“在政府二十年，每遇考，必令其门生为考官，子孙甥婿多登第者”（《明史·卷一百六十八·万安传》）。正德三年“太监刘瑾录五十人姓名，以交主司，因广五十名之额”（《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神宗初，张居正当国，其子礼闱下第，居正不悦。至五年，其子嗣修遂以一甲第二人及第，至八年，其子懋修以一甲第一人及第。而次辅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之子亦皆先后成进士（《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而考场之中又有舞弊，如“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为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明以文字取士，本非择人之法，而既用文字了，就须以文学为标准，顾乃不视文学优劣，惟视权力大小。而考试及第之后，能否得官，又非倚仗权贵汲引不可。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明史·卷二百三十·汤显祖传》）。他们“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明史·卷二百三十·蔡时鼎等传赞曰》）。兼以明代“士大夫好胜喜争”，世宗时大礼之争，神宗初夺情之议，朝臣不识大体，而乃化小事而为大事，这种作风已经可以发生党派了。而明代又有廷推大臣之制，即大臣有阙，令吏部会同朝臣推举之（参阅《明会要·卷四十八·廷推》），此乃“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之义”（《明史·卷二百二十四·孙铣传》）。然而党同伐异，人情之常，他们何能以大公无私之心，品藻人才，势必引用私人而排斥异己。这样，又助长了朋党之争。顾宪成就是因为吏部廷推阁臣王家屏，神宗特旨任用沈一贯，先后疏争，而被削籍，乃归卧无锡，而讲学于东林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东林党议》，万历二十二年）。何况仕宦壅塞，退处林野之人惟冀目前有变，不乐政局安定，遇有机会，即借题发挥，攻击当途。盖欲引起政变，使得意者退处林野，不得意者弹冠相庆。这种心理更是党争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政局之下，最可利用者莫如言官，“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气，专务分门立户”，其“论人论事者，各怀偏见，偏生迷，迷生执”（《明史·卷二百四十三·邹元标传》）。于是明代每次掀起政潮都是出于御史及给事中，而各派亦利用御史及给事中排斥异己，而朋党遂形成了。

　　朋党之成也，始于矜名，而成于恶异。名盛则附之者众，附者众则不必皆贤，而胥引之，乐其与己同也。名高则毁之者亦众，毁者不必不贤，而怒而斥之，恶其与己异也。同异之见歧于中，而附者毁者争胜而不已，则党日众，而为祸炽矣。（《明史·卷二百三十二·魏允贞等传赞日》）

　　弄到结果，明代又同唐代一样，发生了宦官之祸，更由宦官之祸而助长了朋党之争。

　　在这里，我们尚欲附带说几句话：党争发生之后，君子常为小人所打倒，这叫做政治上的格勒善法则（Greshamg Law），因为君子有所顾忌，而小人则不择手段，不惜与宦官勾结。且看明代吧，在刘瑾得势的时候，有许多士大夫依附刘瑾，焦芳“每遇瑾，言必称千岁，自称为门下”。李宪“时袖白金，示同列曰，此刘公所遗也”。张綵的行为比较巧妙，“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辰至晡，未得见。綵故徐徐来，直入瑾小阁，欢饮而出，始揖众人，众以是益畏綵”（以上见《明史·卷三百六·阉党》）。在魏忠贤得势的时候，又有许多士大夫拜忠贤为假父，忠贤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明史·卷三百五·魏忠贤传》）。比方崔呈秀，他因为贪污，受了高攀龙、赵南星的弹劾，乃“夜走魏忠贤所，叩头乞哀，言攀龙、南星皆东林，挟私排陷，复叩头涕泣，乞为养子”。又如曹钦程，因事忤忠贤意，忠贤怒，“削其籍，濒行尤顿首忠贤前曰：‘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絮泣而去”。而黄运泰之建忠贤祠，迎忠贤像，更不惜“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将吏，列班阶下拜，稽首如初，己诣像前，祝称某事赖九千岁扶植，稽首谢，某月荷九千岁拔擢，又稽首谢，还就班，复稽首如初礼”（以上见《明史·卷三百六·阉党》）。这种行为，君子安能做到。君子既然不能做到，则君子与小人斗争，当然君子失败。但是我们须知上面所引的人，都是由进士出身呢!他们读了圣贤的书，而竟谄事宦官，士大夫的道德，实可令人怀疑。所以孟称舜在其剧本《英雄成败》上，有数句话，把士大夫骂得体无完肤：

　　你们做秀才呵，读诗书也学着孔宣王口喳喳几句头巾话。做官呵，讲法律也曾把萧相国，嘴巴巴依样葫芦画。说别人呵，将那卢杞李林甫一个个恣吹弹，指定名儿骂。到轮着自己身上呵，却把他几个劣样儿，一桩桩做了印本花儿拓。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知识阶级的过剩固然可以发生党争，但是人口的过剩如果只限于知识阶级，则党争尚不至变成内乱，万一流氓阶级也感觉人口过剩，不能全部编人军队，则党争必会引起内乱。因为文绉绉的士大夫没有能力作乱，能够作乱的，只有流氓，然而流氓作乱的时候，若有一部分士大夫跑到流氓方面去，拥戴—个真命天子，自居为谋臣策士，则他们固然可借革命的进行，把政权抓在自己的手上，使革命运动不能化为民众运动，而只见新王朝的成立，然而同时，内乱在某程度内，尚可有秩序地进行。反之，士大夫不跑到流氓方面去，则流氓的内乱势必变为流寇的虏掠，而使中国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看吧!明季的士大夫中了八股的毒，已经不配做谋臣策士，所以李自成、张献忠终为流寇，而收拾残局，只有依靠外来势力，由是满清政府就入关统治中国了。

　　闲话愈多，离题愈远了。其实不然，句句说明官和兵的腐败，便是句句说明官兵打不过梁山泊的理由，并反证祝家庄和曾头市所以有优越的战斗力的理由。总而言之，官僚组织与军队制度虽然不失为一个社会政策，然却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须由别种政策，反之，由治国和保国的方面着想，则非改造官僚组织与军队制度不可。

载《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尉迟敬德尝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太宗不怿而罢，谓敬德曰：“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高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

　　李逵是个鲁莽的人，有话便说，毫无顾忌。这种人本来不受人家欢迎，除了人家想利用他之外。李逵虽是宋江的心腹，但是他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出宋江的秘密。第一次，宋江打破了无为军，活捉了黄文炳，得意洋洋，坐在聚义厅上面，细述“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的童谣，而李逵竟然跳将起来，说道：“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虽然吃了他些苦，黄文炳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放着我们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第四十回）。第二次，梁山泊和祝家庄交战，宋江因为扈成牵羊担酒，前来投降，而李逵杀得高兴，竟把扈家的人也杀得干干净净，不禁勃然大怒，说他违抗将令，李逵应道：“你便忘记了，我须不忘记，那厮前日教那个鸟婆娘赶着哥哥要杀，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亲，便要思量阿舅丈人”（第四十九回）。第三次，晁盖中箭身死，林冲等议立宋江为梁山泊领袖，宋江因为晁盖遗嘱，不敢接受，后因诸首领力劝，便暂时坐了第一位椅子，这个时候，李逵又在旁边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做便个大宋皇帝，你也肯”（第五十九回）。第四次，卢俊义活捉了史文恭，宋江请卢俊义为领袖，卢俊义不敢从命，在他们两人互相推让的时候，李逵又大叫道：“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让来让去，假甚鸟，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火”（第六十七回）。这种的话，在李逵，固然言之无心，而由宋江听来，实在不堪。当宋江尚欲利用李逵的时候，固然只有忍耐，一旦宋江得到天下，则狡兔死，走狗烹，李逵的话实可招杀身之祸。

　　本来由公卿出身的皇帝，待遇功臣，比较地宽大，汉光武、唐太宗便是其例；反之，由平民出身的皇帝，待遇功臣，则常残酷，汉高祖、明太祖便是其例。因为公卿爱讲礼貌，在他未做皇帝以前，已经有了一种身份，他的功臣大多数都是他的家臣，平日对他，已经“鞠躬如也”，不敢轻视，所以在他得到天下之后，功臣能够严守朝仪。反之，平民则豪放成性，在他未做皇帝以前，常常不修边幅，不讲礼貌，他的功臣，大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平时对他，只有友谊，没有名分，所以在他得到天下之后，不但功臣忘记了朝仪，便是皇帝也忘记了朝仪。汉九年，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在群臣之前，竟对太上皇说这种话，太上皇实难为情，而群臣又随和大笑，可知当时高祖与群臣均忘记了严肃的朝仪。因此之故，平民皇帝对付功臣，实在不易，迫到不得已的时候，只有剪除的一法。汉高祖夷戮韩、彭，吕后在高祖身死之后，又想尽诛诸侯，其理由是一样的。

　　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史记》卷八）

　　但是不管公卿皇帝也好，或平民皇帝也好，群臣争功，又是免不了的事。平民的汉高祖得到天下之后，固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而公卿的唐太宗，在论功行赏之后，群臣也暗中“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当时情形如次：

　　太宗因谓诸功臣曰：“朕叙公等勋效，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各许自言。”皇从父淮安王神通进曰：“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得兵来，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营，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功臣同赏耳。”初将军丘师利等成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及见神通理屈，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行赏，不私其亲，吾辈何可妄诉。”（《旧唐书》卷六十六）

　　群臣争功，有的“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有的“攘袂指天，以手画地”，这种行动何能保全朝廷的尊严，而维持政权的安定？因此，遂有朝仪的必要。汉高祖与群臣争功之后就命叔孙通制定朝仪，朝仪制成之后，群臣朝见，比以前严肃多了。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中国人喜欢说礼，礼是什么？用现代话来说，便是政治上的权威。怎样维持政治上的权威？制定朝仪，当然不失为一个方法，因为严肃的朝仪可以使人发生畏惧的情绪。马基维利（Machiavelli）以为君主与其使臣民亲爱，不如使臣民畏惧，而孟德斯鸠（Montesquieu）亦以畏惧为专制政治的指导原理。即不论古今或东西，政治若是专制，畏惧是很必要的，严肃是很必要的，朝仪也是很必要的。

　　君主要保全自己的威严，须使臣下不能忖度君主的意向，须使百姓不能接近君主的天威。要使臣下不能忖度君主的意向，以寡言为贵，要使百姓不能接近君主的天威，以深居为贵。唐太宗喜欢与群臣辩驳，刘洎上书谏阻，以为“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旧唐书·卷七十四·刘洎传》）。汉高祖未得天下以前，要住在秦的宫殿，樊哙、张良都不赞成，到了高祖得到天下之后，萧何竟然乘高祖东击韩信之际，“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史记》卷八）。就是刘洎欲其元首寡言，萧何欲其元首深居，以保全君主的威严。

　　这种寡言深居，用之得法，固然可以保全君主的威严，用之不得其法，又容易受人蒙蔽，秦二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赵高的话，在专制政治之下，确有一部分的真理。君主聪明，已宜深居寡言了；君主愚呆，而又喜欢同群臣说话，同百姓见面，其结果，更容易使人轻视。二世的失败在于行之过甚，而又信任奸臣。像晋惠帝那样，愚呆而又装做聪明，听见虾蟆叫，向左右说道：“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听见天下饥荒，百姓饿死，又说：“何不食肉糜？”实足以启权臣问鼎轻重之心。天子所居，叫做禁中，就是使百姓可望而不可即，以保全君主的尊严。

　　总而言之，在专制政治之下，皇帝要维持政权的安定，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尊严，像李逵那样性质的人，最容易触犯天威，而损害皇帝的神圣，所以宋江做了皇帝之后，李逵纵不被诛，至少也要同尉迟敬德一样，受了惩戒。

载《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

　　宋江虽然“刀笔精通”（第十七回），但吾人观其在浔阳楼所题的诗词（第三十八回），似其文学修养只能与唐代落第秀士的黄巢相比，很难考上进士。其家里大约颇有财产，“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宋江本人“挥金似土”，“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第十七回）。以此观之，大率是郓城县的殷户。宋依唐制，户分九等，上四等给役，馀五等免之。立法之意，本来是许人以钱雇役，即有钱而不欲役者出钱，无钱而愿出力者得钱。只因宋之职役太过苛苦，上户虽欲出钱雇人，而贫者亦不肯就，于是上户只有自己往役。在各种职役之中，人民认为最难忍受的乃是衙前之役。宋江在郓城县做押司（第十七回）。《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一》云：

　　在县，曹司至押录，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侯拣掏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差充。

　　所谓“押录”之“押”，当指押司。宋代为吏有许多风险，所以宋江须与他的父亲脱离关系，各户另居。到了宋江落草之后，又迎接宋太公上山享福，连弟宋清也做了山上的首领（第四十一回）。由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家族制度与政治的关系。

　　经济制度可以分做两种，一是个人主义的，一是社会主义的。前者指团体对于个人的生存，不负责保证；后者指团体对于个人的生存，须负责保证。但是团体对于个人的生存，既然须负责保证，则团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能不经营生产，因之，生产手段不能不归于团体公有，所以这个时候，许多生产常由国营。反之，个人既然自求生存，则个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能没有生产手段，而生产手段所生产的生产物也不能不归于个人私有，所以这个时候，许多生产均为私营。其次，团体既能保证个人的生存，则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存，当然没有特别顾虑的必要，因之，个人可任意筹划团体全部的利益，所以这个时候，利他主义是道德上的最高原理。反之，团体不能保证个人的生存，则个人在考虑团体利益之先，不能不谋自己利益的安全，否则由个人的穷苦，势必引起社会全体的没落，所以这个时候，在道德上，不能不承认利己主义。

　　但是从来社会乃同时存在着这两个制度，即在社会之内，固然实行个人主义的经济制度，而在家族之内，则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家族与社会的经济制度既然不同，所以家族与社会的道德原则也互相抵触，即在家族之内，以利他主义为最高道德原则，在社会之内，却不能不承认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社会与家族既然实行二种矛盾的道德原则，那末，人们要在家族之内，成为良好的父兄，势不能再在社会之内，成为良好的臣民，因为在道德上既有保证家族生活的义务，则稍稍剥削社会，由社会的道德原则的利己主义看来，并没有什么大错。

　　这种现象固然不是中国才有的，不过欧洲各国，自工业革命发生之后，一面因手工业的没落，劳工阶级都吸收于工厂之内，同时兼以交通发达，人们容易迁徙，所以大家族制度渐次破坏，而代以小家庭制度。反之，中国则为农业社会，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本来不喜欢移住，这种性质已经可以发生大家族制度了。何况农业技术极其幼稚，家有数亩的田，就需要许多劳工，不论男女老幼，均须各尽所能，分担一部分的工作。劳动力既然必要，则家中多一个子弟，无异于增加一个劳动力，因此之故，家长也不许子弟移住别地，中国古代把“九世同居”视为最高道德，是有相当理由的。

　　在大家族制度之下，祖宗的财产是不许分割的。《礼记》说：“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而《唐律疏议》亦说：“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即不但在道德上，奖励人们共产，且在法律上，也禁止人们私产。在这样制度之下，如果一家的人都肯做工，当然和分家异财的，没有区别。但是家族既然实行共产制度，则家长当然有保证一家生活的义务，因此之故，懒惰的常常偷闲，把一切生计归于家长负担。家长既然负担一家的生计，则只能蝇营狗苟，以谋多得金钱，因之，他出来做官，又将贪邪污浊，刮索民膏。但是不管他怎样刮索，财产是可以用得完的，最好能够抓住生财的手段。在生产力幼稚的社会，生财之法不能依靠于经济手段，只能依靠于政治手段，得了一官半职，就可发一笔大财。官职既然成为生财的手段，那末，人们若有任免官职的权，当然要援引自己的子侄兄弟出来做官了。最初因家族而贪污，其次因家族而徇私，家族既然享到利益，则家族当然须连带负责。中国古代有亲族缘坐的刑法，《唐律疏议》亦说：“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便是宋江在未落草以前，与父弟脱离关系，到了落草之后，又接父上山享福，迎弟上山做首领的原因。

　　岂但宋江这样，以大舜之贤，贵为天子之后，犹封其弟象于有庳，所以万章很怀疑舜的仁德。

　　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孟子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侥幸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象不得暴其民。）（《孟子·万章章句上》）

　　大舜这样，其他可知，武王伐纣，得到天下之后，大封同姓的人，数共五十五，周的子孙，若不狂惑，都可成为诸侯。武王既崩，成王年幼，这个时候，出来摄政的，乃是周公。厉王出奔，太子年幼，这个时候，出来协助治国的，乃是周召二君。汉高祖得到天下之后，因鉴秦孤立而亡，也封同姓为王者九国：弟交为楚王，子肥为齐王，从父兄贾为荆王，子长为淮南王，子建为燕王，子如意为赵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子恒为代王。就是家族之内若有一人能够把天下为自己的产业，则一家的人都可封王封侯，所以当时政治可以叫做兄弟政治。但是周封同姓诸侯，而最初出来反抗同室的，是管叔蔡叔。汉封同姓诸侯，到了后来，各王也相继造反，把政权委托兄弟子侄，而竟祸起萧墙之内，兄弟政治于兹已经发生破绽了，所以此后少主即位，已经不学武王那样，使兄弟摄政，而学汉高祖那样，使太太摄政。在妇人摄政之下，用人以什么做标准呢?妇女虽然出嫁从夫，但是夫家的人，由她看来，总不及娘家的人亲密，因此之故，妇人摄政，常常引用外戚，吕后王诸吕就是一个证据。这个时候，夫家兄弟当然失去权势，反之，娘家兄弟则可大出风头，所以当时政治可以叫做舅爷政治。但是舅爷政治是很危险的，诸吕为乱，王莽篡汉，可以令人引为殷鉴。当此之时，母壮子少，而朝臣又尽是外戚的人，少主何能相抗。少主想要相抗，绝对无法和相隔颇远的外臣相谋，只能和日夜接近的宦官暗议，一旦讨平外戚，宦官当然得势，出而干预朝政。于是舅爷政治又变为马弁政治。

　　晋代封建诸侯，亦属于兄弟政治，然其结果竟然发生了八王之乱。南渡之后，或为姑爷政治，如王敦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桓温尚明帝女南康公主（《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而均秉执朝政，终亦作乱。或为舅爷政治，如庾亮、庾冰均是明帝后庾氏兄弟，而于成康时代，掌握大权。由南北朝而至隋唐，隋文帝、唐高祖均以外戚夺取帝位，而唐代宦官之祸乃比东汉为甚，又转变为马弁政治。降至宋代，虽无宗室外戚之秉持朝政，而马弁之宦官不时尚有大权，如徽宗时的童贯就是一例，而由童贯之弄权，又引起了方腊之乱。由元至明，“太祖初起时，数养他姓为子，攻下郡邑，辄遣之出守，多至二十馀人”（《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沐英传》），天下既定，又以养子不可信任，复“择名城大都，豫王诸子，待其壮而遣就藩服，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明会要·卷四·诸王杂录》），然其结果又发生了燕王夺位之事。此后固然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明史·卷一百二十·诸子传赞》），而汉唐宦官之祸又重演了，即兄弟政治之弊虽然消灭，而马弁政治之祸乃驾在兄弟政治之上。

　　总而言之，吾国过去政治不脱出血统之外，其脱出血统关系之外者，又常引起马弁政治之祸。

　　朝廷用人注意在亲戚关系，私人当然也引用亲戚满布要津，我们不看别的，只看王衍李冲之书，就可知道。

　　衍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都督），族弟敦为青州（刺史），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

　　李冲勤志强力，孜孜无怠。……然显贵门族，务益六姻，兄弟子侄皆有爵官，一家岁禄万石有馀，是其亲者，虽复痴聋，无不超越官次，时论亦以此少之。（《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

　　个人徇私，固所难免，最奇怪的，莫过于宋代竟用法律奖励朝臣引用兄弟子侄，而称之为恩荫制度。据赵翼所说：

　　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凡遇南郊大礼及诞圣节，俱有荫补，宰相执政荫本宗、异姓及门客医人各一人；太子太师至谏议大夫荫本宗一人；寺长贰监以下至左右司谏荫子或孙一人；馀以是为差。此外又有致仕荫补，曾任宰执及见仕三少使相者，荫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荫一人；馀以是为差。此外又有遗表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五人；曾任执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荫一人；诸卫上将军四人；观察使三人；馀以是为差。由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俱见《职官志》）。然此犹属定例，非出于特恩也。天圣中，诏五代时，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孙听用荫，则并及于前代矣。明道中，录故宰臣及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孙，授官有差，则并及故臣矣。甚至新天子即位，监司郡守遣亲属入贺，亦得授官（见《司马旦传》），则更出于常荫之外矣。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二十馀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馀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荫者也。李沆卒，录其子宗简为大理评事，婿苏昂，兄之子朱涛，并同进士出身；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向敏中卒，子婿并迁官，又官亲校数人；王钦若卒，录其亲属及所亲信二十馀人，此以优眷加荫者也。郭遵战殁，官其四子，并女之为尼者亦赐紫袍；任福战殁，官其子及从子凡六人；石珪战殁，官其三子；徐禧战殁，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优恤者也。范仲淹疏，请乾元节恩泽，须在职满三年者，始得荫子，则仲淹未奏以前，甫莅任即得荫矣。阎日新疏，言群臣子弟以荫得官，往往未离童龀，即受俸，望自今二十以上始给（《职官志》，凡荫嫡子孙不限年，诸子孙年须过十五，弟侄须过二十，此盖续定之制）。龚茂良亦疏言，庆寿礼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转，不知月添给俸几何是。甫荫即给俸矣。朱胜非疏，述宣和中谏官之论曰：“尚从竹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则甫荫得服章服矣。熙宁初，诏齐密等十八州及庆渭等四州，并从中书选授，毋以恩例奏补，则他州通判皆可以荫官奏补矣。金安节疏，言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则恩荫并听其鬻卖矣（以上俱各本传）。其间虽有稍为限制者，神宗诏，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孙（见《职官志》），又诏，任子自一岁一人者，改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者，改为六岁一人。孝宗诏，七十不请致仕者，遇郊不得荫补。又诏，终身任宫观人，毋得奏子。此虽略为撙节，然所减捐，究亦有限。朝廷待臣下，固宜优恤，乃至如此猥滥，非惟开幸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养冗员，岂国家长计哉。（赵翼撰《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恩荫之滥》）

　　上自皇室，下至朝臣，无不引用子弟亲戚，满布要津，政治安得不腐化，社会安得不纷乱。不过开国始祖引用私人，多在于天下已定之后，在天下未定以前，无不求贤如渴，绝对不肯以私徇公。汉高祖未得天下以前，任用萧何、张良、韩信等，而对于自己的兄弟子侄，确未曾用过一人。反之，项羽则非诸项或妻之昆弟不用（《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刘邦成功，项羽失败，是应该的。宋江虽举宋清为首领，而宋清所负的，不过排设筵宴（第七十回），宋江尚有知人之明，所以梁山泊诸好汉无不心服。倘若宋江也学王衍那样，把宋清放在要职，我恐怕部下将要贰心，而梁山泊也将灭亡，这是宋江聪明的地方。

载《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其实，这座酒店乃和普通的酒店不同，他的生意不依靠于买卖，而依靠于垄断，凡客人、妓女到快活林时，都须先来参见施恩，施恩则把他们分配给各客店、赌坊、兑坊，而各客店、赌坊、兑坊每月则须送钱给施恩，以作报酬（第二十八回）。试问这种古典的托拉斯是否依仗施恩的财力?不是，第一依仗施恩的武艺，第二依仗营里有八九十个拼命囚徒（第二十八回）。换言之，托拉斯的基础乃放在强力之上。既然依仗强力，则有一个更强的人来了，这座酒店当然非让给他不可。

　　但是施恩乃是施管营的儿子，蒋门神何人?敢来强夺。“不怕官，只怕管”为《水浒传》诸好汉常说的话，难道蒋门神既不怕官，又不怕管?不，蒋门神背后也有一位官，那便是施管营的上司张团练（第二十八回及第二十九回）。施恩能够依仗官势，开设酒店，垄断客人，则蒋门神有一个更大的官势依仗，当然可以夺取酒店。

　　由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知道所有权神圣的观念，在古代完全没有。谁有强力，谁便有财产。这里所谓强力乃包括肉体力和政治力而言。施恩开设酒店，一半由于他的肉体力，一半由于施管营的政治力。蒋门神夺取酒店，也是一半由于他的肉体力，一半由于张团练的政治力。

　　原始的资本蓄积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依各国经济史所示，在封建末期而至于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的蓄积依靠勤俭者少，依靠强力者多，谁有强力，谁便可取得资本。真命天子有最大的强力，所以他富有四海。看吧，武王伐纣，而即帝位之后，不是大封同姓诸侯，姬姓子弟若不狂惑，都可以成为领主，大的百里，中的七十里，小的五十里么?在中国历史上，最富的人不是王婆口中所说的邓通么（第二十三回）?然而邓通的财富从何而来，不是汉文帝赐以蜀岩道铜山，许其铸钱么?文帝说：“能富通者在我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不错，皇帝有最大的强力，当然他所喜欢的人便可成为富豪。

　　所有权（Dominium）的观念起源于罗马法。罗马的贵族乃以侵略为最高理想。罗马每征服一地，就将该地宣布为殖民地，而贵族则在殖民地之上获得了许多田园，以作私有地。这许多田园当然不是无主的土地，而是被征服者的土地。罗马帝国由剑戟而建设，同样Dominium亦由剑戟而设定。所以在罗马法，“剑戟乃是所有权的象征”（Das Symbol des Ergentums war Speer）。英语Dominium之涵义，一为权力，二为所有权。“所有权”由“权力”而发生，由此可以知道。

　　所有权既已设定之后，又受政治力的保护，而使事实上的权力关系变成法律上的权利关系。既然变成权利，经过数代之后，就渐次失去暴力的色彩，而带有神圣的性质。谁敢侵犯这个权利，不但法律上要受刑罚，就是道德上也要受人毁骂。欧洲各国受了罗马法的影响，学者均视所有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马基维利（N．MachiaveHi）主张君主专制，甚至于谓君主可以不讲信谊，而使用一切奸谋诡计；但他又说：“君主绝不可侵害人民的财产。人们死了父亲，不久就会忘记；失掉财产，终身不忘。”布丹（J．Bodin）以主权属于君主，君主既有主权，所以不受法律限制，不但自己公布的法律，便是教皇制定的法律，也无妨束之高阁。但他又谓君主的权力应受自然法的拘束，例如个人的财产权是根据自然法而设置的，所以非经人民同意，不得征收租税。学说如斯，其表现于法律之上者，例如英国的《大宪章》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条既禁止官吏强取人民的粮食、器具、马匹、车辆了，而第三十九条又说：“自由民除非领主依法审判，并遵照法律规定之外，不得没收其财产。”美国的《独立宣言》虽然只云：“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乃上帝给予吾人的权利，不可让与。人类设置政府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这种权利”，而未曾明白提出“财产”及“所有权”的观念。然独立时代各邦所发表的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或权利典章（Bill of Rights）无不宣布财产及所有权为神圣的权利，不可侵犯。例如一七七七年Vermont的《权利典章》第二条云：“私有财产唯于必要之时，才得供为公共之用；而供为公共之用之时，对于所有主，必须给与以赔偿金。”一七八○年Massachusetts的《权利宣言》第十条亦说：“个人的财产非经本人同意，或经人民代表同意，纵是极小部分，亦不得侵害之，或供为公共之用……若因公共需要而须征收私人财产之时，对于所有主，应给予赔偿。”法国的《人权宣言》第十七条云：“所有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非依法律，且系公共利益所要求，并给予以适当赔偿者，不得侵害之。”自是而后，一直至一九一八年德国公布《威玛宪法》之时为止，列国宪法均有保障所有权的条文。这种条文不是对人民保护个人的所有权，而是对政府保护人民的所有权。政府不得侵害人民的所有权，所以产业能够发达，社会能够进步。

　　反之，吾国古代以国家为皇帝的私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属于皇帝，土地之上的人民也属于皇帝，因之人民劳动所得的结果遂亦属于皇帝。皇帝侵害人民的所有权，道德上虽为虐政，法律上无须负责。固然各朝律令也有保护人民财产的条文，然其所保护者乃是禁止个人侵害个人的财产，不是禁止政府侵害人民的财产。换言之，人民对于政府不能主张权利，政府要怎么样，人民就须怎么样。宋时，“徽宗颇垂意花石……政和中……舳舻相接于淮汴，号花石纲……朱缅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所贡物豪夺渔取于民，毛发不少偿。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未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彻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同时在学说之上又有“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之言。这固然因为古代官僚往往利用“政治的手段”，刮索民膏，而致引起社会对于财富的反感。然而既有斯言，则人们唯勤唯俭，由自己劳力，正当获得的财富，遂亦挂上了不仁之名。白圭“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勤苦如此，倘若斥之为不仁，那末，何怪陶朱“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以博取“富好行其德”之名。一方法律上政府不尊重个人的所有权，他方观念上社会又认财富为不仁的结果。财产不安定，资本无法蓄积，从而各种产业就不能作“扩张再生产”。生产规模一仍旧贯，而人口增加不已，社会消费力超过于社会生产力，贫穷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个时候，若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则人民受了生活压迫，势必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则称帝称王，小则攻城剽邑，而天下遂大乱了。

　　好了，好了，中外的典故不必再引了。说来说去，不过证明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由于施恩的先占应该属于施恩罢了，蒋门神倚势豪强，公然夺去，施恩不向官厅起诉，这不是证明中国古来重王道，轻霸道，凡用强力得来的东西，都不受法律保护么?不是，绝对不是。罗马立国，约有一千馀年，历史既长，贵族的Dominium当然失去劫掠的性质，而变成法律上的权利。反之，中国则朝代变更，不绝于史。周代传祚虽长，然而又因为实行农奴制度，农人对于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至于大地主的诸侯又复兼并不已。他们的财产显然有劫掠的色彩，所以不会发生神圣的观念。周亡之后，中国虽然破坏了农奴制度，许农民有土地所有权，然而内乱不已，朝代常常变更，农民或死于兵灾，或失去田契。所有主既然时时变更，而一般皇朝新贵又往往恃其功劳，横夺民产，则保护所有权的法律，当然也没有发达的机会。宋乘五代之后，五代大乱历半世纪，当时官吏怎样劫夺财富，只看下面所引的文字，便可知道。

　　五代之乱，朝廷威令不行，藩帅劫财之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李匡俦为晋军所败，遁沧州，随行辎重妓妾奴仆甚众，沧帅卢彦威杀之于景州，尽取其赀（《晋纪》）。张筠代康怀英为永平节度使，怀英死，筠即掠其家赀。有侯莫陈威者，尝与温韬发唐诸陵，多得珍宝，筠又杀威而取之。筠弟篯守京兆，值魏王继岌灭蜀归，而明宗兵起，篯即断咸阳桥，继岌不得还，自缢死。遂悉取其行橐。先是王衍自蜀入京，庄宗遣宦者向延嗣杀之于途，延嗣尽得衍赀。至是明宗即位，诛宦者，延嗣亡命，篯又尽得他赀，由是筠篯兄弟皆拥赀巨万（《筠传》）。马全节败南唐将史承裕，擒以献阙下，承裕曰：“吾掠城中，所得百万，将军取之矣。吾见天子，必诉而后就刑。”金节惧，遂杀之（《全节传》）。高允权为延州令，其妻刘景岩孙女也，景岩家于延，良田甲第甚富，允权心利之，乃诬景岩反而杀之（《允权传》）。李金全讨安州，至则乱首王晖已伏诛，金全闻其党武彦和等为乱，时劫赀无算，乃又杀而夺之（《金全传》）。张彦泽降契丹，奉德光命，先入京，乃纵军大掠，又缢死孙维翰，悉取其赀（《彦泽传》）。成德节度使董温其为契丹所掳，其牙将秘琼杀其家而取其赀。琼为齐州防御使，道出于魏，范延光伏兵杀之，以戍卒误杀闻。后延光叛而又降，挈其帑归河阳，杨光远使子承勋推之堕水死，尽取其赀（《延光传》）。杨光远后亦叛而复降，其故吏悉取其宝货名姬善马，献李守贞（《光远传》）。欧史谓琼杀温其，取其赀，延光杀琼而取之，延光又以赀为光远所杀，而光远亦不能有也。可见天道报施，虽乱世亦不爽，且多财为害，乱世尤易召祸。白再荣在镇州，劫夺从契丹之官吏，镇人谓之白麻苔。及归京师，遇周祖兵入，军士至其家，悉取其财，已而前启曰：“我辈尝事公，一旦无礼至此，何面目见公乎?”乃斩之而去（《再荣传》）。则以人事言之，非分取财，更杀身之道也。（赵翼撰《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二·五代藩帅劫财之习》）

　　宋乘五代之后，人们天天所看见的，只是劫掠与夺取，所以施恩强占快活林，蒋门神夺取快活林，时人并不奇怪。

　　读过民法的人当能知道“占有”须有两种要素：一是心的要素（Animns），即占有的意思；二是物的要素（Corpus），即占有的实力。有占有的意思和实力，而占有之后，又经过一定期间，则该物便成为占有者的所有物——纪元四八五年，魏李安世上疏求均田，且说：“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归今主，以绝诈妄。”这就是说凡用强力所夺的田，经过一定期间之后，悉归现所有主。在这里，“经过一定期间”，值得我们注意。区区一件东西，占有尚须过一定期间，而后才有所有权，则以天下之大，当然非占有百馀年不可。唐夺隋的天下，宋夺周的天下，读史者不以为怪，而王莽夺取西汉、曹操夺取东汉，竞被后人唾骂，就是因为唐宋二代传祚数百年，而王莽不及身而亡，曹魏虽然传祚五世，然仅四十六年而亡，并且又只能占据北方数州，即其实力尚不能占有天下，所以只能视为篡夺。所谓“正统”和“篡夺”只是法律上的名词，不是道德上的名词，只惟利用物权法上的法律观念，加以解释，而后才能够说明出来。由此可知朝代更迭愈频繁，天下是谁的天下，即谁人对于天下有所有权，愈不明了，所以当时的人常缺乏“忠”的观念。唐亡之后五代仅五十三年，而五易国，八易姓，有十三君，传祚这样短促，所以冯道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君，时人不但不以为异，且称之为宽弘长者。这不是因为士风凋敝，不知节义为何物，乃是因为朝代短促，任谁对于天下，都不能因占有而有所有权，故人也没有尊重所有权的必要，从而更没有“忠”的必要。

　　资本的蓄积乃是经济繁荣的条件。在欧洲，由重农，而重商，而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组织数千年来，一仍旧贯。这是为什么呢?欧洲在重商主义末期，发生了大发现时代，发现美洲，发现印度航线，市场扩大了，纺织品的输出大大增加了，需要超过于供给，有大量生产的必要，自一七三○年Wyatt（瓦特）发明Roller Spinning（纺织机）之后，纺织方面陆续有新机器的发明，一直到了一七八一年，瓦特又发明蒸气机，而于一七八五年应用于纺织工业之上，而开始“蒸气时代”。由于蒸气机器之应用，纺织方面又有新的发明，而至于一八四一年Bullough发明 Improved Power Loom（改进动力织机）为止。按机器的发明乃由于社会的需要，没有需要，纵有发明，人们不但不采用，而且视之为异端。一五二九年Anton Mürler已经发明纺织机，只因当时手工纺织已可供给社会的需要，所以世人群起攻击Mürler，而Mürler竟因是而死于刑狱。吾国古代虽然侵服四夷，而四夷尽是游牧民族，他们不需要中国生产物，尤其纺织品，即如中行说（姓中行，名说）所说：“匈奴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坚善也”（《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而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发达之后，常常依着“以末得之，以本守之”的原则，向农村兼并土地，农民驱出农村之外，沦为流民，劳动力遂感觉过剩。社会已贫穷了，消费力已经减低，劳动力又复过剩，倘若采用机器，则过剩的劳动力更没有工作的机会，所以礼有“作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礼记·王制》）。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以运粮，乃因蜀国人口不过九十馀万（《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之故。

　　在中国，资本的蓄积不能由封建的农业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贫穷日益增加，生产日益减少，于是中国遂以节俭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原理，不但圣贤教人节俭，就是皇帝也以节俭治天下。这种情形若和欧洲封建末期的各国王室崇尚奢侈比较一下，实有天壤之别。当然他们的奢侈生活也有特别的用意，封建末期正是资本主义方才萌芽，封建诸侯将次没落的时代，而贵族的奢侈则对于产业发展和中央集权都有利益。何以呢?贵族奢侈，不但可以增加商业的利润，并且可使贵族破产，使他们在经济上，隶属于国王的财政和商人的借债。因此，当时商人和国王无不极力鼓吹奢侈，有时且示以实例。这样一来，在第十五世纪时代，遂发生了一种现象，即宫廷若不奢侈，则君主的统治不能维持。无限的奢侈必要求无限的金钱，到了最后，君主自己的财政也发生了破绽，须向商人求助，于是商人遂以纳税问题，与君主冲突，终则设置议会，监督君主的财政，这便是代议制度发生的原因。我说这话，不是要说明民主政治与奢侈的关系，乃是要说明欧洲和中国虽然都有资本的蓄积，然而在欧洲，资本的蓄积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不怕奢侈，反之，在中国，资本的蓄积只能剥削农村，而减少消费力，致资本主义无从产生，所以不能不崇尚节俭。

　　在资本主义尚未发生以前，要想储财，须用残酷的方法，其最有力的，则为政治的剥削和高利贷的刮索。这种情形当然可以引起人们反感，终而嫉视储财本身。“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为中国古代的名训。这个名训的确不错。到了资本主义发生之后，储财才失去赤裸裸的残酷的色彩，而视为勤俭所致。“原始的资本蓄积”这句话，由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欧洲人看来，或者莫名其妙，而由我们中国人看来，则史上有不少的例子可以证明。看吧!施恩用武力开设酒店，蒋门神用武力夺取酒店，这便是“原始的资本蓄积”的实例。

载《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不但中国学者，便是欧洲学者也很重视这两个问题。柏拉图（Plato）在其《理想国》中，一方主张共产，以解决食的问题；他方主张共妻，以解决色的问题。可以视为一个证据。就是初期的社会主义如翁封汤（Fnfantin）、傅立叶（Fouriar）等辈也想同时解决食色问题。不过食的问题乃是人对物的关系，一方的人能够同意，就不必再求他方的物赞成。反之，色的问题则为人对人的关系，不但须问一方的人愿意不愿意，并用须问他方的人赞成不赞成。贾府因为薛宝钗性温和而体康健，林黛玉性乖僻而体虚弱，遂由优生学上的理由，硬使宝玉娶宝钗为妇。但是宝玉却另有一种眼光，不喜欢丰腴美满的宝钗，而喜欢弱不胜衣的黛玉。婚姻不能满意，卒致黛玉夭折，宝玉出家，宝钗守寡。由此可知纵在古代，关于色的问题，已难“越俎代庖”，何况现代人喜欢自由，更何肯听人干涉。因此之故，近来社会主义者遂专谋解决食的问题，至于色的问题，则完全委于个人自由解决。

　　色的问题既然委于个人自由解决，则个人当然须有解决的自由，这叫做自由恋爱。自由恋爱在古代是没有的，因为自由二字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社会弥漫着压制束缚的空气。人类在任何方面既然都受了束缚，当然不能同时解决。其解放的程序，由欧洲各国历史看来，可以分做四期：第一期要求思想的自由，而表现为文艺复兴；第二期要求信仰的自由，而表现为宗教改革；第三期要求经济的自由，而表现为工业革命；第四期要求政治的自由，而表现为政治革命。不过这些自由，在名义上虽为人类所共有，而在实质上，则只是男人私有。妇女也是人类，她们要求自由，并不弱于男子。一方妇女要求自由之念甚切，同时他方她们竟不能享受自由的幸福，其结果，遂使妇女只能在服装方面发挥自由。这便是妇女爱讲“时髦”的原因。

　　在压制束缚的社会之下，妇女最感觉苦痛的，则为强制婚姻。当时家族有二个目的：其一祭祀祖宗，其二维持财产。家族的意义既是这样，则个人当然没有独立的人格，而只视为谱牒的一个阶段。因此，婚姻不能听人自由选择，而为一种强制义务；即人们结婚非为自己而结婚，乃为家族而结婚。既为家族而结婚，则选择子女，当然须以家族的利益为第一标准，唯父兄之命是从，至于个人爱憎，绝对不生影响。

　　在强制婚姻之下，妇女的苦痛又比较男子为甚。因为男子对妻没有爱情，尚可蓄妾宿妓，妇女对夫没有爱情，则永久没有办法。万一妇女于婚姻之外，别求爱情，那末，不但在道德上视为罪恶，并且在法律上亦视为犯罪。何以男女对于性的问题，这样不平等呢?因为社会是男权的社会，财产是男人的财产，财产既属于男人，则男人当然想把财产留给自己亲生的儿孙，不愿把财产留给别人的儿孙。由于这个观念，遂使男人对于妇女，设法禁止其与别的男人发生性的关系。

　　在性的方面，男女的权利既不平等，其结果，男人不贞，遂视为当然的事，而妇女不贞即很危险。因为“淫为万恶首”，妇女不贞，夫可同她离婚，然而离婚之后，谁人敢娶。反之，夫不同她离婚，亦可于“捉奸捉双”的习惯法之下，杀死其妻。所以妇女与人通奸，无异于自戕生命。生命既甚危险，所以妇女又常拼其一命，杀死亲夫。这便是潘金莲毒鸩武大郎的原因。

　　据我之意，古代妇女所以毫无权利而只视为产儿的工具，乃是因为妇女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然自机器发明了之后，形势已经变更。何以呢?由机器的采用，在劳动方面，人类的筋力已无必要。换言之，有了机器，便可雇用没有筋力的劳动者，即雇用四肢较为柔弱的劳动者，由是女工的雇用，在机器发明之后，便成为一般的现象。从前深居于家族之内的妇女既然成为劳动者而参加生产，则直接受到影响的，自然是家族的组织。从前的人只贩卖自己的劳动力，现在他却变成了奴隶商人，把自己的妻发售于工厂。从前做丈夫的必须扶养其妻，现在他却成了使妻做工而剥削其剩余价值的人。不过有了这个变化，妇女的地位反见提高起来。她们已经不是男子的寄生虫，反而是男子的竞争者了。她们在经济上已经能够独立，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了。男女的结合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的不平等的隶属关系，而是对等者间的平等关系了。她们在经济上的地位既然同男子一样，能够独立，她们当然要求一切社会上的地位均与男子相同，由是妇女运动遂见发生，终而性的方面，也要求了恋爱的自由。

　　但是不管古代或现代，恋爱都以性欲冲动为原动力，而为男女的爱。即男的要拥抱女的，女的要拥抱男的，两位一体，而后成立起来的。所以在恋爱的骨髓里面，乃含有“私有权”观念，只许自己占有对方，不许对方为别人所占有，因此之故，恋爱又常成为独占的，排他的。他们俩只认对方是世上最有价值的人，好像世上除了他们两人之外，都没有价值。他们有时宁愿逃入深山，作隐遁生活，不愿栖在人世，看其他讨厌的人。因此之故，恋爱又是孤独的、厌人的。试看下等动物吧!它们在交尾期，常常不和同类相处，同类稍来接近，它们就露齿相待。由此可知恋爱绝对和博爱不同。恋爱不是博爱的基础，反而是博爱的敌人。因为恋爱有这种性质，所以双方都不许别人接近对方，也不许对方再爱别人。万一情形不对，则最后只有发挥兽性，露齿相待，这是武大郎致死的原因。

　　奸夫淫妇，人人皆可执而杀之，这是古代的制度，与今日之为亲告罪者不同。唯在婚姻不自由的社会，像西门庆与潘金莲之事又是免不了的，试看包公案、施公案吧!离奇的案件不是都由奸夫淫妇而发生么?但是我们须知，妇女经济不能独立，又配不上谈什么婚姻自由。出家后的娜拉，在经济上能否独立，我不能不代她关心。

载《水浒传与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