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是中国最为古老的乐器之一。它结构简单，造型多样，在民间早已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并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表元素之一。在我国古代，鼓在祭祀、宴乐、仪仗、政法、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鼓的形成、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伴随着历史而不断演进，体现着古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鼓源自对雷声的模拟，它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有人认为，原始先民们有感于天地造化，震惊于雷鸣力撼山河的自然威力，受打雷时轰然之声的启迪，有意识地加以模仿而发明了鼓。《礼记•月令》云：“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仲秋之月……日夜分，雷始收声，蛰虫坏户，杀气浸盛。”在古人看来，雷如号令般指挥天地万物，因此具有神秘色彩。在《山海经》中提到，“雷泽有雷神，龙首而人颊，鼓其腹则雷”，体现了人们对雷的想象。从这些古文献中可以看出，在古代，人们受生产力的局限，分外注重天时，崇拜天地、自然。人们从生活实践中注意到雷声与天地四时的关系，并将其想象为一种神兽因“鼓腹”而发声。通过敲鼓，模仿自然雷声，人闻鼓声而血气振作，象征万物闻雷声而生机勃发，从而期冀大地因此而欣欣向荣。

　　考古发现的史前时期的鼓有土鼓和木鼓。《礼记•明堂位》中记载：“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周礼•春官》郑玄注引杜子春语曰：“土鼓，以瓦为匡，以革为面，可击也。”这里所指的土鼓，就是用陶土烧成鼓框，再蒙上动物皮做成的陶鼓。目前，考古发现的土鼓出土较多，在甘肃、青海、河南、山东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这些也是今天所见鼓类文物的早期标本。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10号墓出土的两件原定名为陶壶的器物即为这种陶鼓。

　　因木质的器物难以保存，所以考古发现的数千年前的木鼓极为罕见。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时期的大型古墓中发现了与磬等乐器共存的木鼓和土鼓。其中，木鼓用树干挖制而成，桶形，外壁施有彩绘，借助于鼓腔内散落的鳄鱼骨板，考古学家认为该鼓所蒙的正是鳄鱼皮。这件木腔皮鼓应该就是古文献中所说的“鼍（tuó）鼓”，也是我们目前所见的最早的木鼓标本。

　　在我国古代，鼓有许多种类，有的以形制为名，有的以材料为名，还有的以节日或用途为名，不一而足。文献中常见的鼓名有大鼓、建鼓、鼗（táo）鼓、悬鼓、手鼓、杖鼓和铜石鼓等，这些种类的鼓，大多为膜鸣响器，仅铜石鼓为体鸣响器。

　　大鼓的特征是体积大，凸腹，常置于鼓架上，多用于宫廷仪仗，以增强庄严气氛。建鼓体积中等，有木柱从中间贯穿。建鼓包括楹鼓、晋鼓、应鼓和树鼓等，多用于祭祀礼乐中，常被置于乐队的四角，既能参与演奏又可作为装饰。鼗鼓，体积较小，有手柄，持于手中摇动使鼓边两耳槌自击鼓面发声。这一类鼓还包括雷鼗、灵鼗等，常用在祭祀礼乐开始部分的引奏或结尾部分的演奏，以增强肃穆的气氛。明清时期，鼗鼓广泛为民间所用，常作为小贩叫卖或召集号令之用。悬鼓体积中等，用钩悬于鼓架之下。手鼓，扁而小，可持于胸前、握在手中或置于架上，以槌或手击之。杖鼓的特征是细腰，体积偏小，以绳固定皮革，可持于胸前或置于架上，甚至可用双掌击。铜石鼓一般体积较大，鼓面、鼓身和鼓底座为一体铸成或凿就，或作观赏用。这类鼓包括铜鼓、骆越铜鼓、诸葛铜鼓、石鼓和玉鼓等，多流传于我国中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据推测，最早的铜鼓可能由作为炊具使用的铜釜演变而来，常用于迎送宾客、婚丧事，以及各种祭祀仪式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鼓在古代祭祀和战争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在远古时代，鼓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就已经有表示鼓、击鼓和鼓声的字。在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专职的司鼓人员，周代有“鼓人”，汉代有“鼓吏”、“鼓史”，隋唐有“鼓吹署”，宋设有“鼓院”、“鼓司”，明清也设有“钟鼓司”等机构。

　　鼓在宗教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佛道两家都把鼓作为一种法器，称之为法鼓。鼓是报讯和发号施令的工具，佛教用太鼓、晓鼓、昏鼓、更鼓、鱼鼓、斋鼓、浴鼓、信鼓等作为禅堂坐参、佛殿诵经、食堂斋粥、升堂集众、普请巡寮、入浴送亡的号令工具。而道教则用悬鼓、晋鼓或大鼓作为提示开静、止静的工具。

　　在民间生活中，有晨钟暮鼓之说。在古代城市建设中多设有钟鼓楼，安放钟鼓，用来构成城市“中轴线”的始终。古人将一昼夜划分为十二时辰，分别以地支序之，每个时辰相当于今天的两个小时。古人以圭表或铜壶测得时辰，便击鼓报时，以便让民众知晓。明清以后，鼓更广泛地用于民间。这一时期，鼓的数量与种类虽然不及唐宋，但随着民间文学的发展，用鼓来伴奏的说唱、民歌小调大量涌现，另外，辅助民间乐队演奏的鼓有荸荠鼓、板鼓、堂鼓、缸鼓、腰鼓、八角鼓等多种。这些新的咏唱和伴奏形式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娱乐生活。

　　在古代，鼓也常用于军事指挥。《黄帝内传》云：“黄帝伐蚩尤，玄女为帝制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在河南汲县山彪镇春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鉴上，刻有水陆攻战的场景图，里面就有战鼓。在冷兵器时代，鼓与旗、金统称为“三官”，是战争中用于军事指挥的工具，用以报时、示警和振奋士气。《荀子•议兵》道：“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左传•庄公十年》中曹刿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可见，在冷兵器时代，鼓在军事战争中的作用之大。

　　鼓经过三四千年的发展演变，已形成了一种鼓文化，深植于民间习俗和文化生活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所共有的文化元素。直至现在，我国许多地区还保存独特的鼓文化。（作者单位：新乡市博物馆）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2月8日第415期

　　据说仓颉造字的时候，鬼哭神号，后人说这是一种魔界幻境。为何一定要进入这种魔界幻境才能造字？这始终是个谜。

　　太初有字，字与神同在。字就是神，神就是字。

　　点破这个谜底的，是《汉字百话》（大家出版）作者、有“日本汉字研究第一人”之称的白川静教授。他毕生研究汉字，发现汉字是进去之后，怎么也转不出来的魔方，非鬼哭神号不能解决问题。

　　正因为这个魔方不好转，所以日本人的研究也相当着力。近年出版与汉字有关的专著，包括有阿　哲次的《战后日本汉字史》、金文京的《汉字与东亚》、佐佐木睦的《汉字的魔力》、兴膳宏的《佛教汉语50话》、松冈正刚的《白川静──汉字的世界观》，以及　原宏之的《日本的汉字》等。

　　日本过去流行日本人论，现今流行日本汉字论。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民族等概念越来越被边缘化和模糊化，最后剩下的身分认同显然就是语言。这里既有日本人急于寻根的茫然若失，更有固守心魂的慌乱匆忙。这是否就是这些学者在著作中所透出的有价值的信息？

日式汉语，对汉字本质有精到领悟

　　日本人发明了很多和制汉语，如思想、文化、文明等。“思想”在中国古典里原本是认为、想象之意，如曹操诗句：“愿螭龙之驾，思想昆仑居”，意味只想乘着螭龙，安居在我想象的那昆仑之巅。诗句里的“思想”就是想象的意思，日本人借用中国古典汉语，把英语thought、idea、opinion等翻译成思想。此外还有科学、医学、概论、现象、批评、象征等词语。“象征”这个词，是中江兆民在明治十年的创意。当时，大量日本新名词涌进中国，引起守旧者惶恐，连洋务派领袖张之洞都批示“不要使用新名词”，幕僚辜鸿铭则悄悄告诉他：“名词”亦来自日本。

　　可以看出，这些译词既是对汉字本质的精到领悟，也是对西文原意的小心契合，透出的是一种文化心机，一种感受性强于逻辑性的文化心机。其中最具代表的，大概就是日本人自己创造的汉字“侘”和“寂”所表现出的精神世界。在日本人看来，带有积淀岁月、古色苍然的过程是侘。而寂与朽同义。闪光透白的铁链上的青铜锈，扑簌扑簌的腐朽相，在消灭的寸前，就是寂。

　　当富有逻辑性的汉文遭遇到感受性的日语时，发生的物理反应是出乎意料的。有阴阳相克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相融和相关。中国称咖啡，日本是珈琲。口字旁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日本人以咖啡豆的形状为意识，口字旁变成了斜玉旁，倒也生趣。

　　在日本，仙台这个城市的名字来自唐诗“仙台初见五重楼”；东京浅草的地名来自白居易《钱塘湖春行》的“浅草才能没马蹄”。上世纪80年代的影星夏目雅子曾对作家伊集院静一见倾心，理由很简单，只因为他能流畅地写出“蔷薇”两个汉字。前首相麻生太郎连连读错汉字发音后，一本名为《看似会读实则不会读的易错汉字》的实用书，在几个月里居然高居日本畅销书榜首。为了能在瞬间抓住读者，近年以两个汉字冠名的小说风靡日本，如吉田修一的《恶人》，凑佳苗的《告白》，销量均达210万册以上。以写警察小说著称的人气作家今野敏，几乎半数作品都是二字书名，如近年来热销的《烈日》、《禁断》等。他说两个汉字不仅简洁明了，而且具有创造新词的魅力。

日语中摘除不掉的重荷

　　但问题也有复杂的一面。日本人一方面认可汉字有灵性，是远古时代在今天的鲜活；但一方面又因把自己的身分系于中国，内心总有一种消沉与抵抗。明治政府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礼就曾构想用英语取代日语中的汉字。福泽谕吉在《文字之教》中也主张对汉字先加以限制，然后逐步废除。创造了“哲学”、“理性”等词语的西周，在感情上也倾向以洋字写国语。被捧为“小说之神”的志贺直哉则干脆宣布废除日语，改用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法语。而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更是想尽办法在文体中去汉字增加片假名，加大西洋化。但问题是，已经构筑了观念上的心与魂，其躯体又能动作些什么？着有《汉字与日本人》的高岛俊男说得到位：汉字是日语中令人棘手的“重荷”，但如果摘掉这个重荷，日语就会变得幼稚，甚至会死去。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理查.尼斯贝德说过：“现在世界上有超过10亿人在享用古希腊知的遗产，有超过20亿人在继承古代中国文化传统。”这“古代中国文化传统”是否也包含汉字在内？我想是肯定的。可以说：汉字是东洋共同的血脉，是东洋人的心与魂。这种深入骨髓的东西能轻易地被抛弃被遗忘吗？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汉字的这种万古雄风，西洋文字能与抵挡？

　　还是96岁高龄的白川静，点出了问题的所在。

　　于是，他成了一位大师。一位守住日本人心魂的大师。

文章来源：美华博客2012-11-13

　　唐代茶饮以烹煎为主，称之为“烹饮法”。采摘新鲜茶叶先蒸熟，后焙干碾成粉末，添上油膏、米粉等制成饼茶。饮用时，将茶饼捣碎，放上调味佐料（盐、姜、葱、枣、橘皮、薄荷等），烹煮成茶汤。

　　正好唐代诗人卢仝《茶歌》：“摘鲜焙芳旋封裹，纱帽老头自煎吃。”

　　宋代茶饮流行“分茶”，称之为“点茶法”。在唐代的基础上发展，包括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焰盏、点茶等一套程序。但是，饮用时不添加调味配料，追求茶的“真香灵味”（宋徽宗赵佶语）。

　　先把团茶、饼茶碾成粉末，然后用沸水点冲；饮茶时往往连茶粉带水一起喝下。

　　到了明代，茶饮方式提倡从简行事。这一变革主要体现为“瀹饮法”，即以沸水直接冲泡茶叶，无须经过以往的炙茶、碾茶、罗茶等工序。

　　最早提倡“瀹饮法”的是明代宁王朱权。朱权（1378年—1448年），别号涵虚子、丹丘先生、臞仙；自署大明奇士，安徽凤阳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藩大宁。

　　当时，年仅十多岁的宁王朱权统领塞上九十城，拥有甲兵八万，战车六千，特别是麾下朵颜三卫骑兵，骁勇善战。史称，朱权“智略渊弘”、“威振北荒”。

　　朱元璋死后，建文元年（1399年），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夺权。由于顾忌其弟朱权兵强势壮，先骗朱权入燕军，将其掌控起来。待朱棣登上皇位后，永乐二年（1404年）却未放朱权回大宁，而是改封南昌（今江西南昌）。

　　在皇室猜疑、倾轧下，幸存性命的朱权，自此韬光隐晦，在住处修造一所精庐，终日读书鼓琴，与文人雅士相交往。寄情于道教，并以音乐、戏曲自娱，自号“臞仙”。

　　可是，朱权仍然难逃统治者的监视。永乐年间，有人曾举告其巫蛊诽谤朝廷，后经上头派人秘密查探，认为“查无实据”，才不了了之。明成祖朱棣死后，法禁稍见松懈，朱权上书朝廷，申诉南昌并非其封国。

　　而作为其亲侄的明仁宗朱高炽，却毫不客气地拒绝朱权离开南昌。甚至，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年间，朱权已是知天命之年，还有官府上门找麻烦，使其过着忍辱负重的日子。

　　因此，朱权晚年崇尚道家思想，完全是一种无奈之举。他追求老庄思想归复，“道法自然”，强调“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以追逐自然清新的生活方式，讲求宁静恬淡的生活情趣，构筑其人生失意时的“隐循之所”，自舔其精神伤痛之处。

　　朱权著有《茶谱》一书，对茶品、茶具、饮茶方法等茶事活动有明确具体要求。其认为茶发“自然之性”，饮者要“清心神”、“参造化”、“通仙灵”，追求秉于性灵，回归自然的境界。

　　对茶具反对繁复华丽和“雕镂藻饰”，形成一套“从简清饮”的茶饮方法。应当说，朱权改革传统的茶饮方式，“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

　　由于“瀹饮法”对茶汤色、香、味的追求，还刺激了白瓷以及青花瓷的生产发展；同时，促进我国茶叶生产技术的进步，散茶的品种迅速增多。

　　鲁迅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谁又料到，连寻常生活中的茶饮方式变革也与道家有干系。（李树政）

光明网 2012-04-26 10:38:05　来源：羊城晚报

    澳大利亚科学家日前表示，他们已经培育出能在盐碱地里茁壮生长的小麦株。在水资源紧张和气候变化的今天，这项发现有助于提高粮食产量，供应全球与日俱增的人口。

    科学家在盐含量高的土壤进行研究，发现拥有高耐盐基因的杜兰小麦比一般小麦产量最多可增加25%.这种耐盐的基因通过杂交育种的方式被植入商业化小麦中。

    研究团队负责人马修·吉利汉表示，水分从植物根部送往叶部时，这种小麦含有的一种基因有助除去水分中的钠。

    据了解，杜兰小麦多用于制造意大利面和北非小米库斯库斯，其对盐的敏感度比一般制作面包用的小麦高。

    有估计认为，到了2050年，全球人口会从现今的70亿成长至90亿，粮食需求也会增加70%。若再加上气候变化对降雨模式的冲击，全球人口的粮食供应挑战会更为艰巨。

    本栏目由胡轩逸编译

《 光明日报 》（ 2012年04月10日   12 版）

20世纪50年代英国关于牛奶安全的宣传画

　　近年来，牛奶安全问题成为我国民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而在历史上的英国，牛奶亦有着糟糕的安全纪录。19世纪以来，英国牛奶不仅普遍掺假，而且还受到各种污物和致病细菌的污染。由于当时许多英国家庭把牛奶作为哺育婴儿的主要食物，因此牛奶安全与婴儿健康问题在英国受到广泛讨论与反思，推动英国政府冲破牛奶业的重重阻挠，不断强化牛奶监管，使维护牛奶安全和保护婴儿健康成为英国建立现代福利国家的重要内容。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管也许会有借鉴意义。

　　早在1899年，英国医学专家伊斯特斯就通过对来自英国各地的186份牛奶样品的检测表明，80%的样品肮脏不堪，含有大量的脓液、黏液、血丝、链球菌以及结核病菌，显然已经不适宜人类食用。1903年3月—5月，《英国医学学报》连续7期刊登了社会活动家史密斯夫人撰写的《大城镇牛奶市场报告》的系列文章，首次向公众全面揭示了牛奶在从农场到餐桌的各个环节中受到各种污物和病菌的严重污染，是城镇婴幼儿罹患传染病的重要根源。科学研究表明，污秽不堪的牛奶是腹泻、伤寒、猩红热、白喉等各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

　　更为可怕的是，牛型结核病亦可以通过牛奶传播。据当代英国学者阿特金斯研究，19世纪80年代在1420名死亡的12岁以下儿童中，30%因患结核病而死，其中大部分是感染了牛型结核病；他还估计在1850年—1950年间，一百万英国死亡人口中，至少有一半的死因可以“直接归因于牛型结核病”，特别是那些以牛奶作为主要食物的婴儿。除了导致死亡之外，受污染的牛奶还使那些劫后余生的婴儿成年后的体质严重衰退。1903年9月至1904年7月英国政府进行的专门调查发现，恶劣的牛奶安全状况是导致英国国民体质普遍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呼吁各地政府应采取措施确保向民众供应清洁牛奶。

　　英国地方政府率先行动起来。利物浦市政当局从1894年开始便严密监管当地的牛奶，并在城内建立了多个巴氏杀菌奶供给中心。1899年首先从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开始，到1910年，已经有67个市镇和24个城市当局通过地方法规开始对其辖区内的牛奶销售实施监管，特别是针对受病菌和污物污染的牛奶。伦敦市政当局甚至获得授权在给予补偿的前提下，强制屠宰病牛，并在火车站采集和检测牛奶样品，阻止外地受污染牛奶进入伦敦。这一措施，直至1925年中央政府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还建立婴儿奶站，致力于向贫穷家庭提供廉价优质的杀菌奶，保障当地婴儿健康。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圣—海伦斯在1899年，利物浦、阿什顿、达金菲尔德在1901年，伦敦的巴特西城在1902年，利斯和布莱德福德在1903年，伯恩利、邓迪和格拉斯哥在1904年，莱斯特、伦敦朗伯斯区、伍尔维奇在1906年，相继由当地的市政当局开办了奶站。格拉斯哥市政厅还以奶站为中心，在全城先后建立了4个婴儿福利机构，免费就婴儿出生和护理问题提供咨询服务。婴儿奶站的建立被认为是20世纪英国婴儿福利运动的重要开端。

　　这些地方政府的自觉行动，充分体现了他们视维护牛奶安全和保障婴儿健康为己任。不过，由于各地步调不一致，地方政府的严格监管固然可以净化当地牛奶市场，但受污染牛奶可能会因此流向其他监管宽松的地区。因此，通过中央政府立法在全国范围内强化牛奶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英国政府首先试图对牛奶生产的卫生条件进行严格规范，从源头上维护牛奶安全。1914年，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英国议会顺利通过了《牛奶和乳牛农场法令》，将监管牛奶生产的卫生条件和防控奶源性结核病作为主要任务。但一战爆发后，政府屈从于农场主削减牛奶产量的威胁，不得不推迟法令的实施。战争结束后，在农场主的压力下，英国政府又以节约公共开支为由对1914年法令作了重大修改，仅仅规定出售含有结核病菌的牛奶为非法行为，废除了旨在监管牛奶污染的登记和检查制度，使得该法令成为一纸空文，改革力量不得不将推动国家立法的重点放在强制推行巴氏杀菌法上。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巴氏杀菌法不仅能够杀死鲜奶中所有的致病细菌，而且还保留牛奶大部分的营养物质，故巴氏杀菌奶被认为是最安全的牛奶。

　　1922年，英国政府试图通过牛奶分级制达到推行巴氏杀菌法的目的，即将英国市场上的牛奶分为若干等级，以巴氏杀菌奶作为最高级别的牛奶。但是这一制度的执行是自愿行为。1931年，英国政府调查发现，在英国牛奶市场上，只有占市场份额30%的大公司生产巴氏杀菌奶，而这些巴氏杀菌奶仅供应大城市，如1934年大伦敦区市场上的牛奶90%是巴氏杀菌奶，爱丁堡是60%，格拉斯哥是66%。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牛奶仍然面临着病菌污染的危险。

　　许多地方政府因此纷纷要求中央政府通过国家立法强制推行巴氏杀菌法。然而，在中央政府内部，农业部与卫生部存在着重大意见分歧。农业部坚持认为，强制推行巴氏杀菌法势必增加牛奶业的生产成本，可能会使许多小生产商破产；“制定任何巴氏杀菌的政策必须为生产者和零售商提供足够的保护。”（吉姆·菲利普斯等：“1900年—1939年国家监管与牛奶的危险性”，《医学社会史》1999年第3期）

　　格拉斯哥、普尔等一些城镇当局要求中央政府授权他们通过制定地方法规强制推行巴氏杀菌法，也遭到了当地牛奶业界的阻挠。在格拉斯哥牛奶批发商协会的游说下，1937年6月英国议会否决了格拉斯哥的请求，并拒绝了其他地方政府的类似要求。由此，二战前英国最终没有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巴氏杀菌法，使英国牛奶的安全性在国际上备受质疑。所以，二战期间，驻英国的美军士兵拒绝饮用英国牛奶，不远千里从大洋对岸进口美国牛奶。

　　二战期间，英国政府试图通过战时的食品供给制强制推行巴氏杀菌法，但遭到奶农的强烈抵制。在战后工党政府的推动下，1949年英国议会最终通过了《牛奶（专门分类）法》，授权地方当局在牛奶销售中强制推行巴氏杀菌奶。这一法令的通过是英国牛奶安全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时任食品部政务大臣爱迪斯·萨默斯基尔称其是“对无知、偏见和自私的一大胜利”，他甚至把1949年法令称作是《牛奶（拯救儿童）法》，因为这一法令生效后，将大大降低牛奶使英国儿童感染结核病的危险。至此，关于是否实行强制巴氏杀菌的纷争终于以支持者的胜利落下了帷幕。20世纪50年代，巴氏杀菌奶开始广泛出现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

　　（魏秀春 作者单位：临沂大学文学院）

尽管“云计算”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讲还很陌生，但它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并且对国际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1450年，德国人古登堡第一次用活字印刷术印制了《圣经》，使更多人看到了基督教的真容，从而掀起了彻底改变欧洲政治格局的宗教改革运动。

另一个技术改变世界的例子是2004年2月，脸谱（Facebook）正式上线，短短几年间就引发了社交网络革命。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少不了脸谱和推特这类社交网站的推波助澜，以至于有人把“北非革命”称为“脸谱革命”。而乔布斯去世前发布的最后一个产品则是iCloud，也就是“云”服务，被媒体解读为乔帮主最后的“大杀器”。

那么，究竟什么叫“云”？它离我们有多远？简单地说，“云”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远程计算和数据存储，而用户只要有一台能访问互联网的普通电脑或者手机就可以进行过去只有超级计算机才能实现的复杂计算，而个人的数据资料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地放到“云端”进行存储。

从硬件上说，“云”就是计算机群，每一群包括了几十万台、甚至上百万台计算机，这些计算机可能是高性能的服务器，也可能是连到互联网上的普通电脑，甚至是人们日常使用的手机。李开复为此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云”就是银行，而家里的电脑就是ATM机。

估计在2012年，记载人类文明成果的全球数字内容资料量将达到2.7ZB（1ZB＝10亿TB，相当于全世界海滩的沙子总和），较2011年增长48％，并将在2015年暴增至8ZB。而这些数据如能放在云端，实现网络资源调配，无疑将成为决定未来世界走向的重要力量。微软首席运营官凯文•特纳宣称，“云技术”的出现，使全球迎来第三次IT浪潮。从这个角度看，谁控制了云端，谁就控制了虚拟世界。而在不久的将来，“云资源”将像石油、水、电一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和国家的战略物资。

2006年“云计算”首次被美国谷歌公司提出后，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热捧。目前，流行的安卓和苹果手机系统，都有“云”技术的应用。高德纳咨询公司2009年－2011年全球十大战略技术分析报告称，2012年，全球财富1000强企业中80％会通过不同方式使用云计算服务，20％的企业将不再拥有任何IT硬件资产。这意味着目前活跃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跨国公司将被更大的新兴企业——云整合企业所取代。这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发展。

鉴于“云”技术的重要性，“云计算”也很快被美国等发达国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08年l1月6日，美国IBM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彭明盛发表演讲《智慧地球：下一代的领导议程》，提出用“云计算”领导全球的构想；2009年1月28日，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与美国工商业领袖举行的“圆桌会议”上，彭明盛再次提出“智慧地球”概念。他说：“世界将变得更小、更平……更智能化。我们正向着全球一体化和智能型的经济、社会和地球努力：”奥巴马对“智慧地球”战略高度重视，希望这一战略能像克林顿利用“信息高速公路”，把美国带出经济低谷那样，挽救美国当前危机、重新振兴经济，并再次确立美国竞争优势。日本政府则发布了云计算与国家竞争力关系的报告。

而中国也高度重视云计算的发展。2010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促进云计算的研发和应用。“云”经济将成为继绿色产业之后叉一可能的全球新兴经济增长点。根据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2009年－2013年，云计算将为全球带来8000亿美元、为中国带来超过11050亿元人民币的新业务收入。

然而，像其他任何资源一样，“云资源”也面临安全问题。目前中国推动的“云服务”大多基于美国的核心技术，而少数云服务商集中了大量的经济信息，很可能成为信息安全的隐患。此外，随着云技术的发展，将不仅仅出现企业和个人应用的“存储云”和“计算云”，还将出现政府办公用的“政务云”。那么如何在保证“公共云”安全的同时，在“云端”争夺战中取得先机，将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48期，摘自2012年第2期《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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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晋 文章发于：《世界知识》 点击数：862 更新时间：2012-4-1

　　猫与虎，在动物学上同属一科。虽然大小差别悬殊，但都是脊椎动物，毛色都十分美丽，还都有锋利的爪牙、凶猛的兽性。而它们又都有慈善的一面。鲁迅说：“知否兴风狂啸者，时时回看小於菟。”猫在人前很温顺，但当它遇到了老鼠和鱼，马上就凶残起来，毫不留情。

　　东亚大陆上，几千年来大多只有几千万人，甚至更少。农业上的一个重要害虫就是田鼠。《诗经》中就有“硕鼠硕鼠，无食我苗”。所以人们要养猫、祭猫。猫原本也是野生，古时叫狸，音义从里，从田从土也。据法国考古学家说，人类驯养家猫，已经有近万年的历史。在汉语中，家养后叫猫。猫的形音义皆从苗。人们有时以为它的叫声是喵喵的，所以就叫它猫了。除了可能有这个因素，主要的是因为它护了苗。“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夏猎日苗，那也是为保苗才叫苗的。船上的锚，音义也从猫从苗，那是它的铁爪扎在河岸上，是泊船的，船就受到保障。田鼠之害大发作，现代偶或也还出现，这也正好可以用来证明猫字的语源。

　　新华社2007年7月20日稿：“湖南大型鼠灾，国家紧急调拨一万只猫进驻。”据估计大约有二十亿只东方田鼠，随水位上涨，部分内迁，它们四处打洞，啃食庄稼，严重威协湖南省22个县市区沿湖防湖大堤和近八百万亩稻田。对此，国家紧急调拨一万只猫进驻。还说，大约有八百只江苏猫参加，坐空调车运往湖南。谁知到了2 l世纪还在组织一场万猫上阵的护苗之战哩。

　　在这之前几年，广东就发生过小规模的猫与田鼠之战，当地农民捉来十几只猫就解决了问题。新华社也发了稿。护苗也叫苗，因此就叫它猫了。  

　　再说虎。田豕，就是野猪。家养后才叫猪，音义从诸、者，取众多之义。于是把田豕叫野猪。一大片庄稼，一忽儿就可以叫野猪糟蹋殆尽。现在提倡保护野生动物，东北等地的野猪又有成害之嫌了。老虎看见野猪是不客气的。在汉语中，老虎与野猪斗，那便是豦（jǜ），《说文》：“豦，豕、虎之斗不解也。”朱骏声说豕虎不相斗。而他长期生活在苏州并在此著书，那里怎么能有豕虎之斗？有一位东北同学告诉我说：“有的野猪可长到一吨重，豕虎斗是有的。”有一位边防军人转业回来，向我转述了新疆一位老猎户的讲述：野猪见到老虎，就躲到树后。老虎发现它藏了起来，就猛扑过去。野猪又躲到另一棵树的背后，老虎又扑过去。老虎几次猛扑不着，就慌张起来，这时野猪才跟它对阵。结果，双方都把对方的脸抓得稀烂，鲜血淋漓，谁也没能战胜对方，就各自愤愤地离去了。先民们爬在树上，围观了这场精彩的斗争，始则紧张，继则戏剧般地结束，令人发笑，并著录于语言文字，增长了自己的智慧。因此，劇有剧烈、急剧之意。至今的戏剧还强调情节的冲突，这和语源多么切合，戏剧的剧，本也从豦，要举刀枪作豕、虎之斗。手或脚的有力依据可作據和躆。根据地就是有力扎根的地方。内心惧怕或羞惭叫懅。行动急促叫遽，从而也有立即之意。耳环之类就是扎在耳朵上的璩。最后，幽默可笑就叫发噱（xu6）或噱头。可见这个豦字在渔猎时代具有多么真实而深厚的生活基础。这种话题再加上点酒，便是醵（jtl），是相聚而笑语剧谈之义了。

　　显然，豕虎之斗在先民们那里是津津乐道的，以至于竟派生了一系列的同源词，组成一个词族，袭用至今，且大多还常用不衰。它既是生活的现实，又是语义的引申，是互相结合、互相渗透的。现实生活是语言发展的外在条件；语音相对稳定，语义活跃发展，是语言内部的对立统一，是语言发展的内在因素。

来源：《文史知识》2011年第9期

    　每年元宵节,顽童只顾打灯笼尽兴玩耍,而大人们却凑到一起,谈论着新一年的设想和打算。正月十五晚上,各家在村内街道点燃谷草篝火并口中念叨:“年年收,年年有,正月十五打灯笼,发财,盖屋,收了麦子耩谷。”当月亮正午时分,还将一个新砖竖在院子中央,用尺子测量砖的阴影,此举源于“一寸二寸不见面(灾年无收),三寸四寸收一半,五寸六寸好年景,七寸八寸水来淹”之说。若测得五寸六寸,大人们甭提有多高兴,喝茶或喝酒拉呱能直至天明。

    　“收花不收花,但看正月二十八”,这天天气好,预示着当年收棉花。二月二这天,大多人家会用灶灰撒出弯曲的“长龙”,边撒边念叨:“二月二龙抬头,大囤满、小囤流,吃喝穿戴不用愁；二月二龙摆尾,黄河别再发大水,扒旧屋、盖新房,幸福日子万年长。”

    　“五月十三,淋破瓷罐”,指这天前后是下雨的日子。“旱了云浓不下雨,涝了云淡雨连绵”。“早晨火烧云,傍晚大雨淋”,是说夏秋季早晨若东方云彩如火烧,当天必有雨。“七月初七(乞巧节)雨连绵,牛郎织女隔两边”。“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太平”。“八月初一(天医节)下一阵,旱到来年五月尽”,意思是此日忌雨喜晴,若下雨,来年必定春旱。“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十月五日九月九,神仙不敢江边走”。还有“春打六九头,吃穿不用愁”。“冬天下大雪,来年吃馍馍”。“春雨贵如油,耩地来了愁；春下及时雨,丰收就有谱”等等。

    　麦子是上等粮食,关于小麦的民谣比较多。如:“白露麦,不上粪”,指白露播种的小麦,苗旺分叉多。“霜降五,倒倒股”,是说霜降五日前耩小麦还可以。“麦苗返青,仨月就中”。“三月三,没老鸹,四十来天吃馍馍”。“麦收八十三场雨”,是指每年的八、十、三月各下一场透地雨,小麦定能丰收。“一穗两穗,一月上囤”。“芒种三日见麦茬,雪白的馍馍就吃上”等等。

    　关于农时等方面的农谚也不少:如:“谷雨前后,种瓜种豆”,老少皆知。“枣树发芽耩棉花”。“耩完高粱点花生,玉米大豆不可松”,指基本同时播。“六月六,看谷秀”。“玉米吐缨,一月就中”。“高粱秀穗,四十天上囤”。“花生扬花,馋人偷扒”,指花生开花开始坐果。“地瓜不翻蔓,产量减大半”,是说地瓜不经常翻蔓会乱扎根,长不出成样的地瓜。“大豆高粱若重茬,种地外行坏自家”。“春苗收一担,夏苗减一半”,某些庄稼如谷子、大豆等夏播不如春播高产。“高粱开了旺,十天长一丈”,形容高粱开旺后长得特别快。“雨后高粱长,拔得‘吱吱’响”,高粱开旺天降雨,夜里在高粱地里确能听到“吱吱”的生长声。“高粱不剜苗,收粮没有着”,早先都是高杆高粱,如不剜苗产量很轻。“耩地种适量,苗子长得旺”,是说耩地依据品种确定播种量等。

    　关于种地需吃苦的农谚也很多。如:“种地不钻研,干脆焐白脸”,指种地不动脑等于白干。“耕作学问宽,一生不到边”,是说耕作的学问宽而深。“种地不投入,白白费力气”。“人勤地不懒,水肥最当先”。“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锄地卖晌,功夫值当”,指中午锄草死得多。“早起把地耪(锄地),胜过大半晌”,指早下地出活。“七分管,三分天,豁得流汗才高产”。“坡里开了活,冬前甭想歇”等等。

    　黄河三角洲一带,县与县、甚至同县异乡方言有所不同,许多农谚说法不一,但意思相同。如:“高粱大豆,轮换播种”。“种地靠着粪,粪少地没劲”。“种地不懂行,等于瞎胡忙”。“耕作学问深,动脑是根本”。“懒汉成不了把式”等等。如今虽然有些农谚早已过时,但弘扬传统的民间文化还很重要。（牛新元）

http://www.gmw.cn　2012-01-17 11:19:03　来源：大众日报

　　在我国，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天气温暖，草木飘香，这就是人们俗称的七夕节，也有人称之为“乞巧节”或“女儿节”，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日子。

　　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耀，一道白茫茫的银河横贯南北，争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

　　七夕坐看牵牛织女星，是民间的习俗，相传，在每年的这个夜晚，是天上织女与牛郎在鹊桥相会之时。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妇女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乞求智慧和巧艺，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姻缘，所以七月初七也被称为乞巧节。

　　人们传说在七夕的夜晚，抬头可以看到牛郎织女的银河相会，或在瓜果架下可偷听到两人在天上相会时的脉脉情话。

　　女孩们在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晚上，对着天空的朗朗明月，摆上时令瓜果，朝天祭拜，乞求天上的女神能赋予她们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让自己的针织女红技法娴熟，更乞求爱情婚姻的姻缘巧配。过去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是决定一生幸福与否的终身大事，所以，世间无数的有情男女都会在这个晚上，夜静人深时刻，对着星空祈祷自己的姻缘美满。

七夕的由来与传说

　　七夕乞巧，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于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后来的唐宋诗词中，妇女乞巧也被屡屡提及，唐朝王建有诗说“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这一习俗在民间也经久不衰，代代延续。　　宋元之际，七夕乞巧相当隆重，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市。宋罗烨、金盈之辑《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在这里，从乞巧市购买乞巧物的盛况，就可以推知当时七夕乞巧节的热闹景象。人们从七月初一就开始办置乞巧物品，乞巧市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到了临近七夕的时日、乞巧市上简直成了人的海洋，车马难行，观其风情，似乎不亚于最盛大的节日–春节，说明乞巧节是古人最为喜欢的节日之一。

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

　　七夕节始终和牛郎织女的传说相连，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千古流传的爱情故事，成为我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 。

　　相传在很早以前，南阳城西牛家庄里有个聪明．忠厚的小伙子，父母早亡，只好跟着哥哥嫂子度日，嫂子马氏为人狠毒，经常虐待他，逼他干很多的活，一年秋天，嫂子逼他去放牛，给他九头牛，却让他等有了十头牛时才能回家，牛郎无奈只好赶着牛出了村。

　　牛郎独自一人赶着牛进了山，在草深林密的山上，他坐在树下伤心，不知道何时才能赶着十头牛回家，这时，有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出现在他的面前，问他为何伤心，当得知他的遭遇后，笑着对他说：“别难过，在伏牛山里有一头病倒的老牛，你去好好喂养它，等老牛病好以后，你就可以赶着它回家了。

　　牛郎翻山越岭，走了很远的路，终于找到了那头有病的老牛，他看到老牛病得厉害，就去给老牛打来一捆捆草，一连喂了三天，老牛吃饱了，才抬起头告诉他：自己本是天上的灰牛大仙，因触犯了天规被贬下天来，摔坏了腿，无法动弹。自己的伤需要用百花的露水洗一个月才能好，牛郎不畏辛苦，细心地照料了老牛一个月，白天为老牛采花接露水治伤，晚上依偎在老年身边睡觉，到老牛病好后，牛郎高高兴兴赶着十头牛回了家。

　　回家后，嫂子对他仍旧不好，曾几次要加害他，都被老牛设法相救，嫂子最后恼羞成怒把牛郎赶出家门，牛郎只要了那头老牛相随。

　　一天，天上的织女和诸仙女一起下凡游戏，在河里洗澡，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下认识了织女，二人互生情意，后来织女便偷偷下凡，来到人间，做了牛郎的妻子。织女还把从天上带来的天蚕分给大家，并教大家养蚕，抽丝，织出又光又亮的绸缎。

　　牛郎和织女结婚后，男耕女织，情深意重，他们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好景不长，这事很快便让天帝知道，王母娘娘亲自下凡来，强行把织女带回天上，恩爱夫妻被拆散。

　　牛郎上天无路，还是老牛告诉牛郎，在它死后，可以用它的皮做成鞋，穿着就可以上天。牛郎按照老牛的话做了，穿上牛皮做的鞋，拉着自己的儿女，一起腾云驾雾上天去追织女，眼见就要追到了，岂知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一挥，一道波涛汹涌的天河就出现了，牛郎和织女被隔在两岸，只能相对哭泣流泪。他们的忠贞爱情感动了喜鹊，千万只喜鹊飞来，搭成鹊桥，让牛郎织女走上鹊桥相会，王母娘娘对此也无奈，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七月七日于鹊桥相会。

　　后来，每到农历七月初七，相传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姑娘们就会来到花前月下，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乞求上天能让自己能象织女那样心灵手巧，祈祷自己能有如意称心的美满婚姻，由此形成了七夕节。

乞巧七夕的习俗

　　七夕节最普遍的习俗，就是妇女们在七月初七的夜晚进行的各种乞巧活动。

　　乞巧的方式大多是姑娘们穿针引线验巧，做些小物品赛巧，摆上些瓜果乞巧，各个地区的乞巧的方式不尽相同，各有趣味。

　　在山东济南、惠民、高青等地的乞巧活动很简单，只是陈列瓜果乞巧，如有喜蛛结网于瓜果之上，就意味着乞得巧了。而鄄城、曹县、平原等地吃巧巧饭乞巧的风俗却十分有趣：七个要好的姑娘集粮集菜包饺子，把一枚铜钱、一根针和一个红枣分别包到三个水饺里，乞巧活动以后，她们聚在一起吃水饺，传说吃到钱的有福，吃到针的手巧，吃到枣的早婚。

　　有些地方的乞巧节的活动，带有竞赛的性质，类似古代斗巧的风俗。近代的穿针引线、蒸巧悖悖、烙巧果子、还有些地方有做巧芽汤的习俗，一般在七月初一将谷物浸泡水中发芽，七夕这天，剪芽做汤，该地的儿童特别重视吃巧芽，以及用面塑、剪纸、彩绣等形式做成的装饰品等就是斗巧风俗的演变。而牧童则会在七夕之日采摘野花挂在牛角上，叫做“贺牛生日”（传说七夕是牛的生日）。

　　诸城、滕县、邹县一带把七夕下的雨叫做“相思雨”或“相思泪”，因为是牛郎织女相会所致。胶东，鲁西南等地传说这天喜鹊极少，都到天上搭鹊桥去了。　　在今日浙江各地仍有类似的乞巧习俗。如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在这一天用面粉制各种小型物状，用油煎炸后称“巧果”，晚上在庭院内陈列巧果、莲蓬、白藕、红菱等。女孩对月穿针，以祈求织女能赐以巧技，或者捕蜘蛛一只，放在盒中，第二天开盒如已结网称为得巧。

　　而在绍兴农村，这一夜会有许多少女一个人偷偷躲在生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在夜深人静之时如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这待嫁的少女日后便能得到这千年不渝的爱情。

　　为了表达人们希望牛郎织女能天天过上美好幸福家庭生活的愿望，在浙江金华一带，七月七日家家都要杀一只鸡，意为这夜牛郎织女相会，若无公鸡报晓，他们便能永远不分开。

　　在广西西部，传说七月七日晨，仙女要下凡洗澡，喝其澡水可避邪治病延寿。此水名“双七水”，人们在这天鸡鸣时，争先恐后地去河边取水，取回后用新瓮盛起来，待日后使用。

　　广州的乞巧节独具特色，节日到来之前，姑娘们就预先备好用彩纸、通草、线绳等，编制成各种奇巧的小玩艺，还将谷种和绿豆放入小盒里用水浸泡，使之发芽，待芽长到二寸多长时，用来拜神，称为“拜仙禾”和“拜神菜”。从初六晚开始至初七晚，一连两晚，姑娘们穿上新衣服，戴上新首饰，一切都安排好后，便焚香点烛，对星空跪拜，称为“迎仙”，自三更至五更，要连拜七次。

　　拜仙之后，姑娘们手执彩线对着灯影将线穿过针孔，如一口气能穿七枚针孔者叫得巧，被称为巧手，穿不到七个针孔的叫输巧。七夕之后，姑娘们将所制作的小工艺品、玩具互相赠送，以示友情。

　　在福建，七夕节时要让织女欣赏、品尝瓜果，以求她保佑来年瓜果丰收。供品包括茶、酒、新鲜水果、五子（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子）、鲜花和妇女化妆用的花粉以及一个上香炉。一般是斋戒沐浴后，大家轮流在供桌前焚香祭拜，默祷心愿。女人们不仅乞巧，还有乞子、乞寿、乞美和乞爱情的。而后，大家一边吃水果，饮茶聊天，一边玩乞巧游戏，乞巧游戏有两种：一种是“卜巧”，即用卜具问自己是巧是笨；另一种是赛巧，即谁穿针引线快，谁就得巧，慢的称“输巧”，“输巧”者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小礼物送给得巧者。

　　有的地区还组织“七姐会”，各地区的“七姐会”聚集在宗乡会馆摆下各式各样鲜艳的香案，遥祭牛郎织女，“香案”都是纸糊的，案上摆满鲜花、水果、胭脂粉、纸制小型花衣裳、鞋子、日用品和刺绣等，琳琅满目。不同地区的“七姐会”便在香案上下工夫，比高下，看谁的制作精巧。今天，这类活动已为人遗忘，只有极少数的宗乡会馆还在这个节日设香案，拜祭牛郎织女。香案一般在七月初七就备妥，傍晚时分开始向织女乞巧。

　　七夕乞巧的应节食品，以巧果最为出名。巧果又名“乞巧果子”，款式极多。主要的材料是油、面、糖、蜜。《东京梦华录》中称之为“笑厌儿”、“果食花样”，图样则有捺香、方胜等。宋朝时，街市上已有七夕巧果出售，巧果的做法是：先将白糖放在锅中熔为糖浆，然后和入面粉、芝麻，拌匀后摊在案上捍薄，晾凉后用刀切为长方块，最后折为梭形巧果胚，入油炸至金黄即成。手巧的女子，还会捏塑出各种与七夕传说有关的花样。

　　此外，乞巧时用的瓜果也有多种变化：或将瓜果雕成奇花异鸟，或在瓜皮表面浮雕图案；此种瓜果称为“花瓜”。

　　直到今日，七夕仍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传统节日。但不少习俗活动已弱化或消失，惟有象征忠贞爱情的牛郎织女的传说，一直流传民间。

七夕节的诗词

古诗十九首之一

（汉）佚名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摸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七夕

（五代·后唐）杨璞

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
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

七夕

（唐）权德舆

今日云骈渡鹊桥，应非脉脉与迢迢。
家人竟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九宵。

七夕

（唐）徐凝

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
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星。

鹊桥仙

（宋）秦观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七夕醉答君东

（明）汤显祖

玉名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
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

韩庄闸舟中七夕

（清）姚燮

木兰桨子藕花乡，唱罢厅红晚气凉。
烟外柳丝湖外水，山眉澹碧月眉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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