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到处是典雅的陈词滥调。在剑河上撑船的少年们，像是斯文版的北京出租车司机，他们通晓当地的一切，用漫不经心的口吻，诉说着种种神话，然后习惯性地等待外来者的诧异。只不过，在北京，人们喜欢沉迷于官场种种，而在这里，知识才代表无上的权威。

　　“这是三一学院，最富有的学院，产生了三十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坐在河畔草坪读书时，我又听到了这句话，“不过，他们可能抵不上一位毕业生？？”声音停顿了一下，然后干脆地蹦出一个人名“牛顿”。游客们发出了预料之中的欢快笑声，似乎陡然之间和这些只在书本上出现的伟大名字建立了某种私人式的亲密。

　　撑船的青年头发蓬松，穿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衣，立在船尾的姿态相当潇洒，稍稍弯腰拔起银白色金属外壳的篙，然后直起腰、松开手，篙又直直地落下水中，他的身形既松弛、又有章法。

　　十四英磅，四十分钟，载着游人的游船会经过女王学院、国王学院、三一学院、三一学堂、圣琼斯学院，途中有牛顿设计的数学桥、拜伦经过的叹息桥，然后仰望大教堂的令人惊叹的尖顶，再加上一系列剑桥毕业生的灿烂名字和轶事，一趟剑桥游的高峰就到来了。

　　游客改变了很多，不同时代与地区的人都有过相似的经历。对于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人来说，美国人真是无处不在。那个年代的伟大记者约瑟夫·罗斯发现1925年的夏天，“不管你去哪里，都听到美式英语的腔调。”在欧洲人看来，当时的美国人一定是带着暴发户式的粗鄙与廉价的好奇。

　　“在大街的每个商店厨房前，可以听到他们在议论陈列的货物是贵还是便宜。所有的大路上都是观光巴士，每趟车上拥挤着五六十个美国人，双手折叠、规规矩矩地坐着，好像他们仍在学校里。”约瑟夫·罗斯接着写道。在他看来，巴黎有时就像是个卖淫者，专为取悦游客而备。

　　游客也改变了剑桥。市中心总是吵吵闹闹，尚未开学，本科生还没有回来，它更变成了游客们主宰的世界。人们拍照、惊叹、用各种语言交谈，带着对某种神话的憧憬，和一个消费者的特别自信。

　　不是中餐厅，而是徐志摩，是涌来的中国学生和中国游客们的直接受益者。因英俊而早夭的诗人卢伯特·布鲁克而闻名的茶室博物馆里，除去布鲁克的诗篇，还有徐志摩的两首诗歌；在剑桥8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徐的照片和达尔文、牛顿出现在一个行列；国王学院在河畔旁竖立了一块石碑，刻着那四句中文世界最为人知的诗句，1920年，他在这里短暂住过，经罗素的介绍，成为剑桥这个最富特权的学院里的游学者，可惜石碑太新，色质太白亮了，似乎自觉地表明并非是古老传统的一部分；徐也出现在基思学院院长的口中，这位院长的中文名字是韩魁发，前一任英国驻中国大使。离任前，他对着北京电视台的镜头说，再加上新一轮通货膨胀，中国市场看起来已经改变了很多游戏规则。

　　中国与剑桥的故事，也存在于一些更有趣的类比中。还是回到牛顿吧，避开微积分、力学与光学不谈，引用亚历山大·蒲柏的诗句：自然和自然的法则隐藏在黑夜里/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都获光明？？

　　在剑桥，我第一次读到相似的句子不是在图书馆，而是在互联网上。我想查阅蒲柏的诗句，输入了光明与黑夜的关键词，也同时跳出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据说是北宋一位佚名者所作，是蜀道馆舍壁间题的一副对联。那是一千年前的感慨了，而蒲柏还要再过七百年才出世。宋代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清明上河图》的繁荣景象和种种技术上的进步，日后都让剑桥的李约瑟感叹不已中国并非从来如此落后，而是曾经大大地领先于西方。

　　倘若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开初，孔仲尼照耀了中国1700年之久，欧洲人对这种光明的惊叹在18世纪达到巅峰。而此刻，牛顿的光明刚刚开始出现。19世纪的情绪却随之转变，中国变成了专制、黑暗的东方，欧洲则是人类的希望。

　　孔仲尼专注于社会与伦理秩序的重建，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他倡导了理想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每个人都是人际网络的产物，在其中扮演特定的角色，遵循特定的规范，享受对应的权利与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它帮助一个松散和缓慢的社会能有效地连接起来，并创造了一套稳定的合作机制。当众多的人口置于一种有效的、甚至是强迫症的合作机制下时，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形态。

　　但牛顿却是另一段历史的开端，那是个人与自然的新秩序。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04月12日

　　骑马民族文化，把它置于一个考古学文化类型来研究，以期揭露古代人类赖以生存的又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近年来世界一些国家的学者，对此已有所尝试，并有著述披露于世。但是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在我国还有待于去开发。之所以有如此局面，在笔者看来，是由于人们对游牧或畜牧民族和骑马民族一词的提法不明所致，即在对文化性质的界定上，什么是骑马民族文化，它与畜牧或游牧民族文化有什么区别，今之学术界，尚未给予一个明确的厘定。

　　同时，骑马民族文化，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课题，在文化类型上，与农业民族文化的关系，各自的文化面貌和特征如何，也还有待于做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以显示其自身的特色而区别于农业民族文化。

　　再有，也是首要或关键性的问题。马，在古代何时何地首先为人类驯化，进而成为挽车、骑乘诸劳役的工具等。诸多问题，迄今中外学者的研究与考查，也还没有较为一致的看法。

　　本世纪以前在我国就有学者在其论述中提及骑马的问题，然而把它作为一个课题，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据我所见，资料还是不多的。因此，对骑马民族文化的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了。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弄清了这一课题，或其中的某些环节，无疑对古代文明或对世界历史，特别是对亚洲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同时对亚洲古代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种类的了解，除农业经济形态外，对骑马民族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以及文化面貌、特征等方面的认识，也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对骑马民族文化的研究，还可使我们认识到，草原骑马民族文化和旱地农业民族文化的互相渗透与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正是因为马是两种文化间接积极传播的结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骑马民族文化的研究，在世界或亚洲考古学上，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下面，笔者仅就这一课题试作一较全面而系统的稽考和论述。但有鉴于国外资料有限，本文则着重对中国考古资料进行考察和分析研究。

　　一、骑马民族文化的概念、性质、范畴、内涵和族属

　　有关骑马民族文化之研究，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多限于一些国家的学者。例如，在日本就有一些学者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然而对骑马民族文化的概念、性质、范畴和内涵等一系列问题，均还没有一个确切得体的提法和解释。对其文化内涵，同样也尚未对其文化遗物，即对器物群的分类标型或划分加以区别。从另一角度看，可说在方法论上，还是模糊的。如果在文化上不加以区别或界定，便无法或不能有表现一种文化的特性，也就谈不上什么文化了。因为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首先它必须具有一批富有特征的器物群体；其次是否能体现这一文化属什么经济形态和什么族属。对其前者，其内容大致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佩戴装饰品，以及人们栖息的房子或洞穴，死后埋葬的墓葬等遗迹。这些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比较，表明自身有何特色。而对其后者，是指构成这一文化共同体的族属及其社会经济形态，同样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比，有什么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风尚。只有对这些文化因素进行了比较，才能体现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基本内容，并显示出文化特征、经济形态和社会习俗。现在笔者就骑马民族文化的概念等若干问题，分别试作一些解释。

　　骑马民族文化的概念　我们说它是与农业民族文化相对应的一种畜牧兼狩猎民族的文化。换言之，就是以畜牧社会经济形态为主的一种方式性文化。形象地说，就是游牧民族文化的一种升华，即是以游牧民族文化为内容的另一种称谓或命名，不过是以明显的地域性为界限的。而这一方式性文化，以往在中国考古学文化上，学术界都以游牧民族文化、草原民族文化、北方少数民族文化或北方系青铜器文化来概括。而进一步系统、深入地揭示其文化面貌、性质、特征者，在我国考古学界目前还未介入这一课题。

　　在骑马民族文化的命名上，我们之所以不采用游牧、畜牧民族文化，而命以骑马民族文化，是基于前者既不能充分显示这类方式性文化的特征，而它又逾越了这一文化类型严格的地域界限。而用骑马民族文化命名，则充分体现了它的进攻性特性和它的文化内涵、性质、特征与气息，并形象而生动地展示出该文化的风采，和孕育它的生态自然环境以及为世界古代文化发展或传播所起的作用与功绩。所以，我们就考古学文化中，以北方系青铜器文化为内涵的有关北方的游牧或畜牧民族文化而命名为骑马民族文化，其实质就是游牧民族文化的一种升华或形象的命名。

　　骑马民族文化的时空范畴，作为考古学的重要文化之一，有它明确的时空范畴，特别是它的空间范畴，对表明该文化的地域特征尤为重要。有别于农业民族文化的骑马民族文化，作业方式性文化，其发生、发展对世界历史和文化，尤其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在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存中，都还没有家马发现的情况。马之最初为人类所驯化，一些学者认为首先是由氏族社会末期的中亚原始游牧民族完成的。最初也仅限于运载，后来才用于挽车，并逐渐为人们所乘骑（详后）。在中国，马之服役情形，商代是为挽车而出现；两周时期的主要作用是由挽车转为骑。自此以后，马始终都作为军事上的重要兵种骑兵的动力。可见马之服役于人类历史是漫长的，可谓贯穿了历史的古今，并在中国历史上，为两次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和在“丝绸之路”上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马的驯化和劳役，首先是由中亚的原始牧人所完成，然后在文化交流中，逐渐地向东、西方向发展。向西到了西亚和欧洲多瑙河下游；向东发展至中国，主要分布在中原华夏农业民族文化北部半月形的地区。大致从北纬35°—55°的东北松辽平原，经长城一线，沿内蒙和河北、山西、陕西北部，直到宁夏、甘肃、青海与新疆。活动中心是在中亚和我国北方内陆温带的草原部分，可见骑马民族活动地域之广大和文化分布之辽阔。然而从历史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生息活动于这一广大地区的骑马民族，它不是也不可能被一个民族所能包括，而是由许多不同支系的部族或部落所组成。所以在文化因素上有共性，但个性也非常明显的。例如，在中国太行山以东和以西，骑马民族文化的纵向发展关系是清楚的。而横向发展关系，从每一历史阶段的横截面看，其文化面貌和文化因素，除共性外，个性尤为突出。所以，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骑马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和每个历史阶段的一致性，说明骑马民族文化的形成不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对考古学文化的“拼合”，而是具备了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意念，和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因此，研究骑马民族文化的分布有助于我们了解中亚和我国古代各种方式性文化与自然环境的辩证关系。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同一生态环境中不同民族或部族间文化渗透交往的认识。

　　骑马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考古学资料表明，因古代人类所处的地域和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反映在物质文化与社会习俗等方面也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分布于中亚和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的骑马民族文化就具有与农业文化不同的自身的特色，即有一群与其他考古学系列文化有所不同的器物群、建筑与墓葬形制。属青铜器时代的，在我国北方骑马民族分布或活动的地域出土的青铜器，就有一群具有明显特征的类型。如有一套青铜盛器（礼器）、工具、兵器、车马器和骑马的装束及防御装备，其次还有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种类不少。其形式属盛器的有带铃觚、带铃豆、角形觥等；工具和兵器主要有带銎戈、带銎斧、铃首和各种兽头如羊首、鹿首短剑，环首刀和曲刃刀等；生活用品，除青铜蛇首和羊首匕、勺外，还有一批与众不同的陶器，如联身或双体小口罐、锥刺纹罐、双耳马鞍形罐、三足瓮等；车马器和骑马的装束及防御装备有车辔、马镳、马衔和靴子模型、皮靴以及一些青铜胄等；装饰品中尤显特色的有云回纹式或螺丝状耳环和金弓形饰。以上所述的这些文化遗存，大多为其他考古学文化如农业文化所少见或不见，特别是其中的短剑和金耳饰就具有骑马民族文化的个性。

　　在建筑遗存方面，我国黄河流域的陕、晋、豫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如仰韶、龙山文化和商周文化遗存，当时先民的居址普遍都以半地穴、地穴或窑洞房子为主。惟有在黄河上游或长城沿线从东北至西北，在中原华夏农业民族文化分布区之骑马民族活动的范围内，普遍存在着一种用石头垒砌的房屋建筑和石棺墓葬。这种形式的建筑和墓葬为农业民族文化所不备。首先就石垒房屋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在内蒙古包头阿善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石砌围墙的房子，形式有圆角方形、方形、长方形和椭圆形几种，采用了交错叠压的方法砌成。这种石砌围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砌防御设施（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65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至青铜器时代，仍保持了石砌的传统，遗存有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赤峰药王庙遗址发现的圆圈石砌房子（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此外在陕西清涧李家崖殷商遗存里，还发现了用石质的砂岩、页岩砌筑的石城墙，形状呈不规则长方形（注：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其次是石棺墓。在骑马民族文化分布地带，考古发现的石棺墓葬，由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至南北朝时期，自我国东北至西北沿长城一线，发现的遗存不少，这里我们仅以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几处为例。目前我国发现的石棺葬，当以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墓地458号墓的石棺葬为最早。其形制结构如报告指出：该墓二层台上“铺以砾石，厚约20厘米，形若石椁”（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第18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而龙山文化时期的石棺葬，如在陕西神木石峁发现的，形制趋于一致，结构“是在坑底和四壁衬铺石板，上面压盖上石板成棺材状”（注：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第3期。）。而甘青地区马家窑、齐家文化类型的石棺葬，结构尤为规整。甘肃景泰张家台出土的11座新石器时代石棺墓（注：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第3期。），从形制看，就是石棺葬规整化的代表遗存。

　　至于青铜器时代的石棺，其数量就更多了。在黄河上游有陕西清涧李家崖遗址出土的殷墟文化时期石棺墓。其形制结构，《简报》说：“葬具上盖有一块小石板，北端用一块小石棺竖立堵挡”（注：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嗣后这种石棺墓，在同一地区的先周文化分布区，今陕西长武、旬邑和彬县一带也很盛行。例如长武县碾子坡等地的先周墓葬中就有12座为石棺墓。其形制结构大体一致，即“每一座墓埋石板数量1-4块不等。石棺系使用长方形和近似方形的石板搭架而成，具体的构筑方法是在墓底中央用石板先围成一个平面呈长方形石框架……石框架的上口与墓主人头部相对约0.5米一段不盖石，以下覆盖石板3块”（注：胡谦盈《南邠碾子坡先周墓葬和西周墓葬》，第246页，《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我国东北地区，属青铜时代的石棺墓，具有时代连续和文化代表性的，有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南山根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几座石棺和石椁墓，尤有学术价值。如遗址中发现的M10，系用9块形制较大、体积扁平的石板竖立而成。“上面覆盖石板五层，厚达0.6米。底部未铺石板”。M4的葬具则与前者有别，即葬具为石椁，是在二层台的上下皆铺石块和石板，体积均小于M10（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考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同时这种石椁墓，在长城沿线的山西忻州地区的原平市刘庄塔岗梁春秋时代的墓葬中也曾出土过（注：《原平县刘庄塔岗梁东周墓》，《文物》1986年第11期。）。

　　以上，我们通过对我国相距近万里之遥的东、西部地区出土的类似石砌房屋建筑和石棺墓葬遗存的研究，说明这一现象绝不是历史上一种文化的巧合，而是反映了这一狭长地带的文化因素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正是人们文化共同体相近的表现。这种相近正是人们具有类似的思想意识和共同的心理以及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习俗的结果。此便是笔者把这些类似的文化因素归纳或概括，形象地称为骑马民族不同支系的文化原因。

　　根据甲骨文、金文和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我国东北、沿华北长城一线，以西直至甘青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华戎”分野的游牧戎狄民族之所在。那么在这一地带发现的上述各种考古学文化，鉴于有时代连续性的限定，其族属也自然与诸戎狄相联系，或确切说就是古代诸戎狄的遗存，这一点古今学者的意见都是比较肯定的，但都太笼统。据我们的研究，其中是有族类支系区分的，同时也有其明显的地域区别。其界线的划定以太行山为准，可分为东、西两大群体。东群体为商周以来的山戎、东胡和乌桓及其先世。《史记·匈奴列传》：“燕山有东胡山戎”；《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乌桓者，本东胡也。……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即此。又《左传·昭公九年》载：“昔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国语·鲁语下》：“仲尼在陈，有隼集广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灵、百蛮……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有咫。’”。说明我国东北地区的骑马民族文化中有些文化的共同体可能是属于肃慎的。这里我们暂不定东群体和族属，是属东胡、山戎还是肃慎。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因素，即都属以青铜短剑为其特征的骑马民族文化的范畴，仅在族类上有着不同的分支罢了。西群体骑马民族文化的族属情况就比较明显，其族为诸戎狄，这不但在甲骨文、金文和众多文献中得到相应的印证，而且对其族类的嬗递和演变关系，也大致是清楚的。据《史记·匈奴列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随畜牧而转移，其畜多马、牛、羊。”《集解》晋灼曰：“尧时曰荤粥，周时曰猃狁。”又《史记·五帝本纪》：“北逐獯鬻”，獯鬻即猃狁或狁。《诗·采微》毛传：“狁，北狄也。”王国维在其《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中指出：“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际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秦汉史籍称为林胡或匈奴。其族属谱系，历来史家的说法大体无异议。可见西群文化族属的谱系衍化是清楚的，仅随着历史的进程，其族的称谓有异，但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和葬俗及在考古学文化中的表现，却都始终保持着相似的骑马民族文化的特征和风格。因此，在考古学界有人说：“商周之际北方青铜器显然属于戎狄系的文化遗存”（注：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这话无疑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有关太行西群体的族属递变问题，有趣的是它透视出周族及其先世也是其文化的主人之一。因周人原本也是戎狄，《国语·周语上》载，周裔祭公谋父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突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汉书·匈奴传》：“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师古注曰：“变，化也，谓行化于其俗。”说明周先人自夏以后，已变其俗成为戎狄，即《左传·昭公九年》所谓：“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也说明周自后稷以后其生产方式、经济生活有所变化，不再以务农为主，而行“戎制”，过着戎狄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其特色是“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诗·大雅·绵》），即是其证。这一生产生活方式，自公刘后三百余岁至古公亶父时才有所改变。《史记·周本纪》：“古公乃贬戎狄之俗。”即此可见周人行北方戎狄民族的狩猎畜牧的生产和经济生活历时很长。到周王季历朝于商，“受命为牧师”（《竹书纪年》武乙三十四年），又周文王：“昌伯号哀，秉鞭作牧”。《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事昆夷，太王事獯鬻。”都反映出周先为戎狄，其经济生活是“戎制”或“狄俗”，可谓不乏其例。那么表现在文化上，在今陕、甘和河北等地所出土的西周早期的青铜短剑、管銎斧、青铜胄、铃首刀等，都与所在殷商时期北方青铜器文化同类器有着发展上的联系（注：王克林《姬周戎狄说》，《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

　　因此，研究北方骑马民族文化的面貌、性质和它的起源、发展，将对研究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于考古学和历史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骑乘的产生和中国历史记载

　　马自原始社会为先民饲养以来，迄今与人类关系最深，这不仅因为马对人类生活、驾车、征战、交通等方面贡献最大，且几千年来，驰骋于欧亚大陆和中华大地，足迹遍世界，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南北民族之融合、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创建了丰功伟绩。

　　马在何时何地被人类驯化为家畜？又何时何地为人类服役——驮载、挽车、骑乘，进而作为征战中的兵种——骑兵的重要装备？这些在世界学术界，都还没有一致意见。不过据今所发现的考古资料来看，国外一些学者认为，“马最先出现于中亚”（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第550页。），而被驯化是在公元前二千多年。在我国也有人认为：马的驯养是由公元前二千年纪前期青铜器时代的中亚游牧民族完成的（注：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又孔令平同志引美国学者大卫·安东尼博士的文章说：“人类大约在6000年前，最早于乌克兰草原地区驯养了马。其主要论点是，在德聂伯河西岸，离基辅250公里的铜器时代遗址德列伏卡，曾发现被马嚼子磨伤的马牙和鹿角做的马嚼子，从而证明了马是最早于此时此地被用作为拉牵的动力”（注：孔令平《马车的起源和进化》，《中国文物报》，1994年6月12日第3版。）。

　　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在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中曾发现过马的骨骸，但尚不能肯定是家畜。龙山文化时期，山东章丘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遗址曾有马骨出土，也有人说，中国北方是早期驯养马的中心之一，……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已很容易地支配、驯服马，进而到驯养马。……为人类提供了饮食之源（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70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美]斯坦利丁奥尔森著，殷志强译《中国北方的早期驯养马》，《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而家马的出现，只有在黄河流域上游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这里曾发现有作为家畜的马骨，其数量不像家猪那样显著（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36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张镇洪《建平县水泉夏家店遗址兽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嗣后，在青铜时代的二里头夏文化中也出土有马骨，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发现一家马骨骸，此外在辽宁建平县水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一些马骨（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11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说明马在青铜时代的早期已普遍成了家畜，而饲养的时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代早期。

　　马服役于人类，用于挽车的时空界线和范畴，在中外考古学上，则是十分明确而清楚的。在国外，美国学者大卫·安东尼（Anthony）指出：“二轮马车（haniot）最早是在4000年前发明于南俄草原”（注：孔令平《马车的起源和进化》，《中国文物报》，1994年6月12日第3版。）。孔令平先生说：“无论四轮马车（waggon）或是二轮马车均是最早被发明于古代中东的城市，最早的根据是在中东曾发现属于公元前2600年的一件艺术品上，刻有实心四轮马车正在运士兵到战场，这种四轮实心马车当然是没有车闸，其出现年代可能早到公元前3200年”（注：孔令平《马车的起源和进化》，《中国文物报》，1994年6月12日第3版。）。

　　我国古代马之用于挽车，据所见考古资料，时代较早的实物遗存，是公元前13世纪殷代的车马坑和一些地区出土的殷代车马器。前者，20世纪50年代初，在安阳殷墟大司空村发掘的一座车马坑，坑为正方形，其中埋车一辆，马两匹，驭夫一人。随车马的饰品有青铜车辔、轭和马镳、当卢等车马器（注：马德志等《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第62页。）。后者，在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区域内的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了一些青铜车马器（注：吴振禄《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从实物资料看，中国古代马之用于挽车，是晚于上述中东地区的。然而从武丁时的甲骨文和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所反映的情形看，殷代马之用于挽车，其时代还要早些。例如丁山引甲骨文：“甲午，王往逐豸小臣叶车马”（《菁华》）。又引《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和《周书·酒诰》：“肇牵牛车，远服贾。”说：“从殷商民族先利用马力然后始知利用牛力看，他们在成汤灭夏以前的神话时代，大概是游牧为生”（注：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42页，龙门联合书局，1960年版。）。可见商人用马挽车，在武丁以前就已经很盛行了。

　　至于马之用于骑的时空问题，早已引起世界学者们的注意。在国外一些学者认为研究马之用于骑，关键是在于对马约束的嚼子。而目前发现的马嚼子或经嚼子磨擦留下痕迹的考古现象是“前苏联学者在乌克兰草原的斯里第尼·斯托克文化（Sredny Stog）发现的一些马骨，特别是在第聂伯河（即德聂伯）西岸，离基辅250公里的德累夫卡（Dereivka）（即上文的德列伏卡）遗址中，还发现了与两条狗、陶器及近似马面颊片的鹿角合葬的一匹牡马（笔者按：颊片即马镳）。该马有7至8岁，生活在公元前4000年。”此马经美籍学者安东尼和布朗的研究，发现有使用嚼子的痕迹，从而认为“很可能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的斯里第尼?斯托克铜器时代文化中，马即被人类驯服，变成人们的坐骑了”（注：郭晓晖《骑马术与印欧语系的兴起》，《中国文物报》1995年3月12日第3版。）。而“目前已知最早的骑马图像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

　　那么嚼子的发现，只能说明对马的驯服，不能表明把马作为挽车或骑乘的先后顺序。而按中国发掘出土的考古资料和考古现象以及文献记载看，是人类先将马用于挽车，尔后才用于骑的。

　　我国学者认为古人用马为骑的时空，在地域上都比较有一个集中的看法，认为在北方所谓“冀州之北，马之所生”（《左传·昭公四年》）即是。然而马之为骑的时间，则说法不一。顾炎武说：“春秋之世，戎狄之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知伯欲伐仇猶，遣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注：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九，骑条。）。蒙文通谓：“中国之知用骑在春秋，即因北狄之用骑”（注：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第53-56页，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吕思勉也云：“我国自春秋以前，实未尝与骑寇遇”（注：吕思勉《先秦史》，第2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都说中国古代之骑术始于春秋，但也有人认为到战国时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才是中国古代有骑术的开始。

　　本世纪初，在安阳小屯殷墟遗址中，曾发现一座人马同埋的墓葬，葬一武士和一匹马。这一人马同埋的现象，石璋如先生据此认为：它“似乎是供骑射”的（注：石璋如《小屯（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之一）》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二：中组墓葬，1972年台北版。）。换句话说是中国古代马之为骑的一个现象或证据。为此，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根据甲骨卜辞中的“叀马乎（呼），（禽）”，释其意，这是说；“唯命骑射，可以擒获。”从而认为骑或单骑在殷代“业已盛行”（注：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和驿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其说是颇有道理的。然说骑在殷代“已盛行”，还缺乏更多的证据，倒不如说是“骑马之渐”似为合适。《诗·大雅·绵》云周先人“古公亶父，来朝走马”，顾炎武注解为“骑马之渐”。说明周先公先王，在商代末年已经以马为骑作为交通工具了。

　　现在我们再来说，在殷商时中国北方以马为部族方国名的现实意义。据甲骨卜辞，殷代有以马作为方国名的。陈梦家在其《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引“告曰马方，……河东”（《前》4、46、4）、又“余受马方又”（《前》4、46、1）、再又“贞命多马方射于北”（《甲》）。卜辞的“河东”，今晋南，方国也（注：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283、284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此马方显然是其族人善养马故名。而卜辞的第3例，“马方射”，笔者虽不敢断言这就是指马方部族之骑射，但却透视出马方部族有着骑射习俗的可能。这是前人和笔者对中国古代马之为骑的检讨梗概。据我近年来的发现和研究分析，认为古代中国马之用为骑的问题，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在新石器时代，马被驯化为家畜，是由马之温顺性、食草性所决定的。草本植物在亚洲分布极广，大体从我国东北，沿北长城一线，经甘、青往西一直伸展到中亚和西亚。古往今来，这一带降雨量有限，既非干旱之大漠，也不是湿润的盆地和丘陵，而是半干旱气候类型的草原地带。所以，几千年来，一直是辽阔无垠的天然牧场，是游牧民族畜牧的所在。而马这一食草动物为这里的原始狩猎的牧人所驯化成家畜并服役于人类，看来是合乎情理，可以理解的。同时又由于马具有桀骜剽悍、负重善走、奔驰快速等特性，而为牧人驾车或乘骑也未必不是不可能。但必须指出马之用于骑，最初不是用于征战时骑兵的动力，而是原始牧民“逐水草而居”的转辗迁徙的交通工具或骑乘。这种生产性的骑乘，延续的时间很长，迄今一直是草原民族社会经济生产的动力。

　　第二阶段　马之用于交通或挽车或掠夺征战的骑乘，是随人类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兴起和普及。考古学文化提示，在新石器时代末和青铜器时代初，亚洲及其中国北半部的黄河流域，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已基本上形成农业社会和畜牧业社会。这两种社会的特点，前者生产趋于深化，人口繁盛，生活定居，社会稳定；而后者，生产落后分散，人口较少，居无常处，与前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由于游牧民族的经济较农业民族落后，在“逐水而居”、“弋猎禽为事”的生涯中，造就了勇猛剽悍尚武的作风。因此，“剽掠上国”农业民族的财富“是其俗也”，成了他们的职业。那么在掠夺战争中，要克敌制胜，其速度力量必须超过农业民族。于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促成了北方民族为发挥征战和部族的威力而用马为骑。可见马之为骑，如果说是与古代畜牧、猎狩、生产有关，那么，当时的掠夺或战争的影响也加剧了马之由拉车转为骑的趋势，当也不无关系。所以我们说马之为骑，应当是两种生产方式，即农业与畜牧业对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从而在这一历史阶段，特别是在青铜时代的前期，便充分体现了马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而由它所组成的骑兵则是古代战争决胜的兵种。因此，中国古代马之服役于人类，如果夏、殷商是挽车或骑的滥觞，而西周时期则是马之用于骑的真正开始，入春秋后才普遍或大规模作为骑兵的主要动力。马服役的地域界限大致是：挽车主要在中原地区为农业民族文化的华夏族；骑乘主要为长城一线骑马的戎狄族。其说在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文化资料上均可得到印证。

　　三、骑乘的发展与文化遗存

　　前面我们根据国内外的有关考古学和历史文献资料，已将新石器时代末青铜器时代初，人类对马的驯养和骑马民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作了一个大致的叙述。现在，再从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来说明马为人类骑乘的实物遗存和它的发展情形。

　　中国古代将马用于骑乘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近年来经我们检阅有关资料发现，其遗存还是不少的。而最早的资料，据目前所知，是商末周初，准确的是在西周时期。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南山根，夏家店上层文化第3号石椁墓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骑马猎兔铜扣环”。铜环三边呈弧形，一边平直，“环外侧铸有两个骑马人像，其一马前铸一奔兔像”（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考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造像生动，正是一幅猎人骑马狩猎逐兔的场面（图一）。这一考古发现很有意义，它揭开了千百年来古今学者对中国古代马之为骑始于何时，又首先在哪个地区为哪个民族所完成实现的事实。

　　首先就骑马铜环的时代和地区看，它出土于中国东北内蒙东部滦河上游、骑马民族活动范围内的夏家店文化上层。今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在夏纪年的范围内，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则属于西周时期，上限可早到西周初期或商末（注：朱永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所以这一骑马猎兔造像的时代，将不会晚于西周晚期，则是可以肯定的。而该文化的性质和族属，根据同出的铜刀、双尾铜饰、铃形铜饰、螺形环以及同墓地的奔马线刻牌、曲刃短剑和管銎戈等铜器的风格，显然是具有浓厚的东群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的特征，其性质也可属欧亚大陆东端草原骑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族属在中国则为上述商周时期的肃慎或山戎为是。由此可见，古代骑马民族文化中的骑乘，在中国的起源，是首先发生在北部草原地带，为当地戎狄族作为狩猎、畜牧、“逐水草而居”、生产和迁徙的交通工具而发生。这件“骑马猎兔”造像的出土就是明显的例证。

　　骑马民族文化中的骑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在西周末和春秋时期所体现的文化遗存，也主要分布在骑马民族文化或北方青铜器文化西群所在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和宁夏固原地区的固原县、彭阳县、西吉县和隆德县等地。上述地区发现几处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的墓葬和一些采集品。

　　鄂尔多斯发现的骑马民族文化遗存，主要有两件铜马饰（注：田广金《鄂尔多斯青铜器拾零》，《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第112页。）。一件为伫立式的铜马，昂首翘尾，肩背处铸一穿孔的环钮，说明该器当是一件佩饰。而值得注意的是腹部有两条平行的铸线，此位置则指示那是马鞍的象征（图二，1）。另一件骑马武士铜饰，也作伫立式，马背有一头戴胄、雄赳赳骑马战士，武士身上穿孔，表示其用途也为佩饰（图二，2）。这两件骑马铜饰的时代，按其特点和风格，当可能为西周或春秋时期的遗存，其性质和族属，由于是在北方青铜器文化的西群发现，故而它当是北方戎狄骑马民族的文化。

　　宁夏固原地区的墓葬中除出土许多青铜器外，在墓中往往都埋有马、牛、羊的头骨，其中以马最多。反映出这一地区人们的经济生活主要是狩猎或畜牧，也反映出马在这一生产方式中的地位。然而尤有意义的是在西吉县玉桥乡玉桥村和固原县郭庄村发现的一批“铜人骑马饰”、“鞍马铜饰”（注：罗丰等《宁夏固原近年发现北方系青铜器》，《考古》1990年第5期。），极大地丰富了骑马民族文化的内容。前者“铜人骑马饰”共2件。形制为一伫立状小马，上骑一人。马嘴略开，鬃毛可辨，人双手合于前，形象逼真生动，长4厘米，高5厘米（图三）。后者“鞍马铜饰”共8件。形制也作伫立状，马的嘴、眼、鬃毛清晰。又值得注意的是，在马的背部中脊处各铸一条对称的斜线，由部位看很明显，这是鞍具的线刻（图四）。与此同时，还出土许多羊、鹿等铜动物牌饰，从而更加显示了固原地区出土的这批北方系青铜文化，是具有强烈的骑马民族文化的狩猎畜牧经济的浓郁气氛。而其时代，由随葬的短剑、戈、矛、锛等器物看来，一般是在春秋时期，然其中的铜锛则与中原地区西周同类器无异。因此固原出土的这批“铜人骑马饰”和“鞍马铜饰”的年代，则上限不会超过西周，下限当在春秋末为是。至于其族属，同样根据随葬物的特征和墓葬所处的地域，也正是与史籍所载为戎狄民族活动的区域吻合，故族属当为戎狄莫属。

　　青铜时代的骑马民族文化，除了上述的青铜器文化遗存外，当时的岩画对于揭示骑马民族文化的面貌无疑是有帮助的。因此将骑马民族活动范围内的有关岩画作一些解释，自然会加深对其文化性质的认识。但是鉴于这个地区的岩画地点较多，所以，笔者仅就内蒙阴山山脉西段狼山岩画为例。

　　有关狼山的岩画，郦道元在其《水经注·河水》条中已经提到，他说：“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城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战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也谓之画石山也。”表明狼山岩画形成很早，远在魏晋以前就已存在。所以依郦氏所描述此岩画年代很可能为先秦时期。

　　就狼山岩画的内容看，有骑射狩猎，有放牧迁徙，有掠夺征战，也有祭祀舞蹈，画面很多，均极有生活气息。其情节，诚如盖山林同志在《内蒙阴山山脉狼山地区岩画》一文中所示（注：盖山林《内蒙阴山山脉狼山地区岩画》，《文物》1980年第6期。）。骑马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除畜牧就是狩猎。而行猎的方式有多种，计“有单人行猎、双人行猎、集体行猎”，其方式“步行较多，也有骑马射击者”。特别是文中所示的图三九行猎图，骑者作张弓搭箭状，狩猎者的坐骑还备有“鞍具”（图五）。又此文所示的图二七、二八的放牧和迁徙图，由画面看，猎人或牧者均骑马而行，人数不少，其画意似乎还表现出人们在行进间前后呼应的神气。生动地反映了骑马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于途或放牧的情景（图六）。

　　此外在狼山岩画中，我们还清楚地看到骑马民族的部族或部落间的征战情形。据该文所举乌斯太沟的支沟格和撒拉南发现的一幅，内容为敌我双方对峙，或徒步或乘骑，战士披坚执锐，有的头插羽毛。武器有刀、箭，姿态作挽弓搭箭攻击状，画面清晰，也很有生气（图七）。

　　从狼山岩画的这几幅骑马游牧民族的骑射狩猎、放牧、迁徙和征战的画面，不难看出岩画画技虽很笨拙，然却极富生活气息。而共同点是内容单纯，骑乘场面不少，而征战也很习见。所以狩猎场面小、战争的兵器简单，说明当时狩猎与战争都极富原始性，是这批具有此内容的岩画时代较早的一种反映。为此，也有助于证实狼山地区岩画的时代和性质，它们应是青铜时代北方系青铜器文化游牧民族的作品，从而为我们展示出骑马民族较早的文化面貌和当时的乘骑以及装备等情形，为我们研究骑马民族文化，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于学术研究是有一定价值的。

　　战国时期的骑马民族文化遗存。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争频繁和民族大分裂、大融合的时代。其间各诸侯国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在富国强兵的思想指导下，对战术提高和兵种及装备的改进，就有了迫切的需求。与此同时，随着民族间的战争和融合，对中国北方骑马民族文化和他们的骑术，便有更多机缘传入中原而普及各诸侯国，著名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明显的一例。其遗存，具有代表性的是洛阳金村发现的一面铜镜，在铜镜背面的错金银上（用金银嵌）错一骑马武士持剑猎虎图像（注：松丸道雄、永田英飞《中国文明の成立》，ヒミェァ八版《世界の历史》5，昭和60年2月，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梅原未治《（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1945年版。），就是骑马民族文化中的骑术传入中原地区的体现。又值得一提的是，该造像除了可以看到战国时期的军事装备，如兜鍪（胄）、胡服外，有意义的是还可见到武士坐骑背上的鞍具，可清楚地看到障泥（图八）。为我们了解战国时期马的装备之一的鞍具增添了实物依据。

　　嗣后，战国末期或秦代的骑马民族文化中的骑乘遗存，在西安临漳秦俑坑中发现不少，然而生动并有考古和艺术价值的，是在内蒙古发现的一件“青铜骑兵像”（注：松丸道雄、永田英飞《中国文明の成立》，ヒミェァ八版《世界の历史》5，昭和60年2月，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梅原未治《（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1945年版。），这件骑兵像为一骑兵坐于伫立的马上，头戴盔形帽，身穿短衣窄袖胡服，作挽弓射箭的姿势（图九），充分表现了骑马民族骑射狩猎和征战的情形。所以，这一“骑兵铜像”的发现，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战国末和秦代骑马民族文化的面貌和骑术的发展，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

　　秦国统一六国期间，各诸侯国均以北方骑马民族为榜样，“胡服骑射”，从而加速了战争的进程和兵种的变更。除车战外，骑战也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据秦始皇兵马俑坑的发掘报告称：“第一、二、三俑坑，经勘探与发掘，已出土木质战车20辆，拉车的陶马百余匹，骑兵的鞍马29套，……估计三个俑坑内，当有战车130余辆，拉车的陶马500余匹，骑兵的鞍马116匹。车兵、骑兵和步兵俑近7000件。”可见中国古代战争的兵种，在秦统一前的春秋时期开始，已由车战的车兵步卒，逐渐转为骑战。到秦时，骑兵在战争中已占显著的地位。在这时，马是古代战争之神，并由它所组建的骑兵更是古代战争决胜的兵种。

　　关于战国后期和秦代，骑兵的装束和马的装备，除以上介绍的外，在秦俑坑中出土的骑兵俑或鞍马，秦代骑兵马的装备和骑者的装束已经大致完备了。骑兵头戴武弁或不戴弁者，身皆穿便于骑乘的轻便铠甲和短窄战袍，下身着裤，脚穿靴，都属轻便灵活的服饰。而马具或装备，所见有鞍垫，上缀璎珞和短带，马腹有肚带，臂勒后鞧，整个装备除镫外其他大体齐备（图一○）。

　　由此可见，“引弓之区”的骑马民族文化的骑术，在我国自商周以来，由狩猎或畜牧迁徙的工具或动力，不断为“冠戴之室”的华夏农业民族所兼收并用，并在军事上注入新的活力。仅就此而言，在民族文化的融合上，北方骑马民族文化的骑术，正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一个典范。骑马术在中国历史上，为秦汉时期的大统一和民族文化大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骑马民族文化遗存，在考古中屡见不鲜，各地都有发现。西汉时期重要的有，1965年河北定县西汉墓中出土的错金银狩猎纹铜车饰，上面用金银错出一骑马猎人射虎的图像（图一一）。为此，史树青先生根据《汉书·成帝纪》“元延二年，……冬，行幸长杨官，从胡客大校猎”的记载，认为图案中的骑马人物，深目高息，“正是当时胡人猎手的形象”（注：《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出版社。姜彩凡《秦俑坑中的骑士》，《中国文物报》1988年9月13日。）。可见汉时“引弓之区”的戎狄或匈奴人，仍是狩猎骑射畜牧的能手。

　　1971年，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发现一座东汉时期的壁画墓，尤其有代表性（注：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编《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壁画中狩猎、畜牧的场面不少，计有牧马图、牧牛图、牧羊图（图一二）。其中牧马和骑乘的画面均很突出，并在壁画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反映出该地区地处塞外水草丰盛之区，在东汉时畜牧业仍很兴旺发达的事实。

　　此外，东汉时期，骑马民族文化除在壁画墓中得到反映外，在画像石墓中也发现不少，重要并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有陕西米脂（注：《米脂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3期。）、绥德，山西离石，甘肃嘉峪关等多处（注：《嘉峪关汉画像砖墓》，《文物》1972年第12期。）。其中米脂官庄村4号墓前室的骑射狩猎图（图一三）。嘉峪关汉墓画像砖的牧马图、骑射狩猎图（图一四），均极生动，深刻地反映出这一地区骑马民族生产和生活的图景。

　　魏晋北朝时期，反映骑马民族文化的资料，重要的有东北吉林集安河沟西晋壁画墓的骑射图（图一五）（注：李殿福《集安河沟三座壁画墓》，《考古》1983年第4期。）、甘肃嘉峪关七号墓西晋画像砖的射鹿图、牧马图（图一六、一七）（注：《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2墓葬壁画，第34页32图，嘉峪关4号墓纵鹰猎兔图；35页38图嘉峪关7号墓猎鹿图；37页图40嘉峪关第13号墓牧马图。），较有代表性。其中后者还有一幅纵鹰猎兔图，极富情趣（图一八）。表现出狩猎经济对骑马民族来说，在魏晋时期仍是重要的生产部门。

　　至于北朝时期的骑马民族遗存，在黄河流域分布极为广泛，不但有壁画，而且随葬明器也以各种骑马俑为多见。属于墓葬壁画的，北齐娄睿墓壁画的骑马人物图像最有意义（注：《太原市北齐娄睿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属于墓葬明器的，以司马金龙墓和娄睿墓出土的最有艺术价值（图一九）（注：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此外，在石窟壁画中也保存了许多骑马民族文化的遗存。例如麦积山麦察127窟北魏壁画、敦煌285窟西魏壁画的武士骑马画像等，都反映出北方骑马民族文化的浓郁特色。嗣后，骑马民族虽与中原农业文化早有接触，但由于所处的地域和生态环境，其民族文化与经济形态，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类型，却始终都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并不断地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四、骑马民族的马上装备与装束

　　骑马民族的马上装备和骑者的装束，是骑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和不可缺少的因素。前者的文化内容，在考古学中所见，主要有辔头（包括络头、衔、镳、缰绳）、鞍具、镫、胸带和鞧带等。其中辔头的部分，早在商周时期就已齐备。河南安阳大司空村（注：马德志等《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第62页。）、武官村殷代大墓（注：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12月。）和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车马坑出土的马饰、辔头（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洋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也很有代表性。这里我们仅着重论证骑乘中的鞍具。

　　须知，马具除辔头外，鞍具随着骑术的发展和马之用于骑兵，就显得至关重要。但鞍具的出现，我国学者是持有不同意见的，有的同志以始皇陵秦俑坑陶鞍马为据，说“战国末年开始了以没有马鞍到使用马鞍的过渡阶段”（注：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第9期。）。其实，我们根据上面介绍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和宁夏固原发现的那几件“骑马铜饰”上就有原始鞍子的痕迹，证明鞍具在马之用于骑乘的过程中早已出现，其依据是在这些“骑马铜饰”的铸件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铜马的侧面均铸有两条对称的阴线斜纹，作“八”字形，位置正好像秦俑坑陶鞍马背上部位，因此，斜纹当是马鞍或鞍垫类的象征或雏形。从阴山山脉狼山岩画中的行猎图，也清楚地看到猎人坐骑的马背腹下垂有呈长方形的鞍具。还有河南洛阳金村发现战国初铜镜上的“错金骑士搏虎图”（注：松丸道雄、永田英飞《中国文明の成立》，ヒミェァ八版《世界の历史》5，昭和60年2月，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梅原未治《（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1945年版。），马背上也有明显的鞍具（垫）纹。凡此均有助于说明，鞍具的产生不应在“约当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二世纪”（注：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第9期。），而极有可能应是自商周以来，与骑马民族用马挽车传入中原大体是同步的，抑或即是随马车传入随之而发生、发展的。而真正的开始和盛行是由车之转为骑乘，大概是可信的。

　　至于马具的胸带、镫、障泥、鞧带、杏叶等，则是随着骑兵的发展，自汉以后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便日趋完臻。

　　关于骑手的服饰装束，也是骑马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为适应骑乘动作灵敏之需，故其服饰装束与华夏农业民族的宽衣博带，则大相径庭，“其带具带；其履（靴）；其服，上褶下袴”，为窄袖紧衣、系带、穿靴的服饰。它的样式，正像明代刘秩《裁衣行》歌中所述：“裁衣须裁短短衣，短衣上马轻如飞。缝袖须缝窄窄袖，袖窄弯弓不碍肘。”就是对这种服饰的生动描绘。而这种服饰的实物遗存，无论是青铜时代辽宁南山根商周铜环的骑马人像，鄂尔多斯、宁夏固原春秋时期的骑马铜饰、洛阳金村战国早期错金银骑士和内蒙古出土的战国骑马武士铜像；还是铁器时代河北定县西汉车器的错金银狩猎骑士、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骑马狩猎图和甘肃嘉峪关东汉、西晋画像砖骑马狩猎图以及吉林集安魏晋骑射狩猎壁画和北朝骑马武士等等，骑马人物图像所穿的，无一不是中国北方骑马民族所穿上衣下裤的紧身服饰。这些不同种类和质地的文化遗物所表现的服饰，正是骑马民族文化中服饰文化的真实写照。

　　而骑马民族装束中的带钩和靴，也是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特别是前者在中国古代是很有社会意义的。对此，诚如王仁湘同志指出，带钩“它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引《庄子·胠箧篇》：“窃国者侯，窃钩者诛。”这足见“带钩的使用及其影响渗透到了古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注：王仁湘《带钩概论》，《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所以千百年来，古今中外学者的考证论述不少，但是有关带钩的起源和“契机”是什么，对其名称的厘定，前人可谓莫衷一是。目前我国最早的带钩等问题，今之学者所论也都未必说得确切。

　　有关带钩的起源，据笔者研究，在中国的最早使用应与古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习俗及其所生息的地理生态环境相联系。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当与活动在今黄河流域上游的骑马游牧民族基于游牧狩猎骑射紧衣束带之需有关。而其名称和属性，在我看来颜师古注《汉书·匈奴传》的“黄金犀毗”为“胡带之钩也”之说较有道理。因此，带钩的性质、属性和发生的时间和地域，同我们下面对它的论述是相符的。

　　中国目前年代最早的带钩，据考古发现，不是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出土春秋中期的带钩，而是在黄河流域上游宁夏中卫县狼窝子坑西周墓葬中发现的三件骨带钩（注：周兴华《宁夏中卫县狼窝子坑的青铜短剑墓群》，《考古》1989年第11期。）。带钩的形制，《简报》指出M5:64的一种为“’S'形，实为鸟形的变种，素面，通体磨光，侧面有对穿孔”。同墓的第57号一件，“剖面似龟形，素面，通体磨光，上下均有穿孔”（图二○）。对此，从这几件骨质带钩的形制看，制作古朴，形制较小，可以看作它是铜质带钩的前身或雏形。而其时代和族属，据《简报》称：“中卫青铜短剑墓出土的铜刀、铜鹤嘴斧、铜镞、铜锥、透雕龙纹铜牌饰等，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其形制、风格具有西周时代的特征。”其族属由青铜器看，多具有骑马民族文化——鄂尔多斯的形制特征。故知这几件骨带钩是属西周戎狄族，也是目前我们所知中国最早的实物遗存。

　　同时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宁夏中卫地区，据历史和考古学证明，这一带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戎狄骑马民族活动之所在，带钩之首先发生在这里并非偶然，正是由当地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所处的自然环境所决定。我想这样解释带钩发生的“契机”，大概是合乎事实的。

　　其次是靴，也是骑马民族文化的特征之一，然而这类遗物大致都属于皮、麻、布类，故不易保存，所以在考古文化中发现不多。其遗存的种类有青铜质的，也有皮质的。

　　青铜靴，在山西吕梁地区柳林县高红曾发现一件，同属于靴子的模型。形制较小，但时代较早，为殷商时期，故而很有学术意义（注：杨绍舜《山西柳林高红发现商代青铜器》，《考古》1981年第3期。）。而皮靴，1965年在沈阳郑家洼子第6512号春秋墓中曾发现一双（注：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但出土时皮革大部已朽，仅在胫骨周围发现大铜泡124枚，脚骨上小铜泡56枚，排列有序，又在泡下骨上有黑色有机质腐殖物一层，经缀合复原当为长筒皮靴。《说文·革部》段玉裁注：“鞮，革履也，胡人履连胫谓洛络鞮。”汉刘熙《释名·释衣服》：“，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本胡服。”均说明郑家洼子春秋墓出土的皮靴，是一种胡服的装束。同时联系到该墓所处的地域，和与靴共存的属北方青铜器文化东群的青铜曲刃短剑等器物，反映出郑家洼子墓葬的族属，正是历史文献记载的肃慎或山戎等骑马游牧民族。

　　综上所说，在考古学文化中所见的骑马民族的服饰文化，大体都着短衣窄袖、具带、皮靴，与中原“冠戴之室”的宽袍大带、上衣下裳农业民族的服饰相比，着此服饰，潇洒、灵活、机动，骑马策鞭奔驰，极为便利。

　　五、骑马民族文化对海东诸国的影响

　　古代的骑马民族文化，自在欧亚大草原的东亚、中亚部分孕育兴起后，以活跃而强有力的生命力，不断向外扩张。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后半叶，已伸向古代东方的农业民族文化区。在我国商周时期，车技、骑术有了相继发展和普及。大约在公元3至4世纪的魏晋之际，北方骑马民族文化对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海东诸国古文化给以很大影响。特别是对日本古代文化，使其在原有的土著文化基础上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内容，成为日本具有时代和文化特征的古坟时代文化。

　　有关中国魏晋北朝北方骑马民族文化对海东诸国的影响，我在拙稿《论中国魏晋北朝文化与日本古坟时代文化关系》一文中，已予以全面的论述。

　　在马具方面，中国魏晋时期的马具，除络头、缰绳、镳、鞍垫、鞧带，如前文所说，早在先秦时期业已齐备或出现外，其他主要部分的鞍桥、镫、杏叶、云朱等，都已完备。就出土的遗存看，河南安阳西晋墓（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6期。）、辽宁朝阳袁台子晋墓、辽宁北票东晋十六国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等均出土了由络头、胸带、鞍桥、镫、鞧带、杏叶等组成的成套马具（注：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见图二一）。它们在表明中国北方骑马民族文化有了发展，装备有了很大进步的同时，还可看到它们的演变和向海东诸国的发展。

　　首先从鞍桥看，安阳晋墓的鞍桥为鎏金包片，集安万宝汀78号墓的鞍桥也为鎏金包片（注：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第2期。）。

　　其次是马镫，安阳西晋墓是单镫，冯素弗墓和集安七星山96号墓是双镫，其共同特征都是铜片包木芯。而形制前者镫柄较长，后二者镫柄都较短（图二二）。

　　镳的形制，安阳西晋墓出土的铜镳呈圆形扁壶的板状，并镂空透雕蛙形纹（图二三）。吉林集安万宝汀第78号墓出土的铜镳，形制为圆形板状，中间镂空十字形纹。

　　安阳西晋墓出土的杏叶，形制为银锭形的舌状，上面线刻一只双头展翅欲飞的鸟纹。

　　而这些马具的装备情形，即上述马的各部分器具，其装备或组合形式，以安阳西晋墓出土并经复原的（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安阳晋墓马具复原》，《考古》1983年第6期。），为中国魏晋时期骑乘马具装备的写照。

　　具有上述中国魏晋时期几种形制特征的马具，在朝鲜和日本都有发现。

　　在朝鲜，发现有约公元4世纪后半叶至5世纪的伽耶时期的鸟形陶器（注：[日]名古屋博物馆《古坟时代的马具》，第88页，第97图。），新罗金铃冢出土的骑马人物陶壶（注：[日]姜德相等《图说韩国的历史》第48页，陶制骑马人物像，河出书房新社出版。），和韩国庆常南道丹城邑出土的鎏金鞍桥（注：[日]名古屋博物馆《古坟时代的马具》，第98页，右上图鞍桥金具。）。从前二者陶马上装备的情形看，马具有络头、缰、镳、鞍桥、障泥、镫、鞧带、杏叶等，可谓装备齐全（图二四、二五）。而其形制与特征，鞍桥竖直，且都是前桥低于后桥。至于马镫，多呈圆角三角形、半圆形状，而后者丹城邑的鞍桥也属包片式（图二六）。此外朝鲜平安南道平城市地境洞高句丽古坟中出土有鎏铜镳、铜镫（注：[日]《韩国の历史》第30页，右下图地拉洞出土马具。）。镳属椭圆形，镂空镶嵌动物花纹，铜镫柄较短，柄端还附垂系（图二七）。因此，就朝鲜出土的这些马具和陶马上的装备看，其形制特征均与上述中国魏晋时期的马具相似，其中丹城邑出土的鎏鞍桥、平城市地镜洞出土的镳、镫，都分别与中国集安七星山96号墓的鞍桥鎏金包片、木芯鎏金铜镫和集安万宝汀78号墓的鎏鞍桥包片、铜镳相一致。

　　在日本，自古坟兴起以后，约公元5世纪初的一些古坟的随葬品中出现了马具。而且一开始其装配往往都是成套的。这一现象说明，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具，原本不是本土生长的土著文化，而是一种泊来品，是受中国古代骑乘马具的影响所致。例如滋贺县太郡栗东町安养寺新开古坟约当公元5世纪初，1号古坟出土了镜板（马镳）、镫、鎏金鞍桥（注：[日]名古屋博物馆《古坟时代的马具》，第16页，左上图椭圆形板辔，右下图轮镫。），镜板为椭圆形，与衔联接，并透雕龙纹。镫为扁圆形，属木芯铁包片（图二八）。此外，时代偏晚的宫崎县西部原古坟（注：[日]名古屋博物馆《古坟时代的马具》，第8页，第24图。），静冈县森町古坟出土的鞍桥均系鎏金铜包片，前者上面透雕龙纹，制作皆很精细（图二九）。又日本马具中的杏叶，爱知县丰桥市石卷平野町和上向岛2号古坟以及青森八户市鹿岛古坟（注：大家初重《探访日本の古坟》，有斐阁选书，昭和56年出版，第476页，图2鹿岛古坟群出土的葬品1、2杏叶。）出土了花瓣形鎏金铜杏叶（图三○）。这几种马具，无论在形状和制作工艺上，都显示当与上述中国安阳西晋墓、冯素弗墓和集安万宝汀96号墓所出土的同类马具有共同的特征。

　　而有关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具，在骑乘装配上的组合形象，可从日本古坟封土周围所放置的许多马埴轮（陶马）身上获取信息。例如，群马县太田市冢回古坟出土的一大型马埴轮，从头至尾佩戴着络头、镳、缰绳、胸带、鞍桥、障泥、镫、鞧带、杏叶等成套的马具，其组合和装备情形，显然与中国安阳西晋墓马具复原形象相近（图三一）。

　　关于日本古代骑马人物的服饰与装束，在日本古坟时代发现的马埴轮人物的穿着服饰，都具备了上衣下裳，紧身窄袖的骑马服装，并大多在手腕戴有“套袖式”的臂。例如群马县太田市古坟出土的武士男子跪像埴轮（注：[日]群马县立历史博物馆友の会《古坟めぐらハニトフッケ》，第12页，冢回古坟群右上图4号古坟出土男子埴轮。），头戴盔，腰佩短剑，身穿紧身衣，下着扎膝裤，手戴臂 （图三二）。又群马县前桥市古坟中出土的弹琴男子坐像埴轮（注：日本伊势峙市相川考古馆藏。），除有上述装束外，还着短靴（图三三）。

　　从这些埴轮的衣着和装束的形式特征看，均与上述中国北方魏晋北朝的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和武士骑俑的服饰相似，而日本埴轮人物所戴的“袖套式”臂　，又显然是吉林榆树老河深汉晋时期鲜卑墓出土的铜臂的一种变形（注：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形制呈圆筒状，上宽下窄，恰套于手腕，表现出它们之间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的（图三四）。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北方的骑马民族文化，在推动中原农业民族文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促进中国历史上两次民族大融合的同时，对海东诸国古文化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其影响的过程或传播的路线，根据长城内外和东北辽宁、吉林等地出土从多的魏晋时期和朝鲜半岛所发现的公元4-5世纪的马具情形，明确反映出，是从中国北方为起点，沿东北经朝鲜半岛而向日本延伸发展的。而这一影响的发生或向海东诸国传播的历史背景，当与公元4世纪初（公元307年）西晋的“永嘉之乱”，中原地区的人民向中国东北大流亡等诸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六、结束语

　　古代中国北方的骑马民族文化，自在欧亚大草原的亚洲东部地区孕育兴起后，以其强大的活力，对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民族的生活、驾车、骑乘、征战、交通和文化交流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从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类型和民族文化形态的意义上说，骑马民族文化对中原农业民族文化的渗透，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中华民族国家，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中国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为适应各诸侯国兼并战争的需要，骑术便在中原地区得以迅猛的发展，并促进中国古代战争由车战转入骑战，也促使骑兵的形成并成为在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兵种，显示出马在古代战争中的巨大威力。

　　第三，由于骑马民族文化的发展，促使中国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加深了华夏与戎狄民族文化的交往，其结果出现了一个具有高素质、勤劳勇敢和有智慧的民族，从而使得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更加溢彩流光，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第四，在文化交流上，古代骑马民族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汉代中国通往中亚、西亚和东亚海东诸国的“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条件。这正是骑马民族文化逾越民族对世界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表现。

　　第五，作为考古学文化中与农业民族文化相对应的一个方式性的骑马民族文化，对世界文化，有着历史性的意义。

　　（此文根据笔者1990年10月在日本高崎市所作学术演讲增补写就）

文章来源：《文物世界》(太原)2001年03期第15～27页，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2011-11-27

　　【关键词】差距　中国　西欧　安格斯·麦迪森　千年统计

　　世纪之交，英国著名统计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出版了两部专著：《世界经济千年史》和《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由于麦氏曾担任巴西、希腊、巴基斯坦和加纳等国的“政府经济顾问”，对世界各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因素”做过“经济史的计量分析和国际比较”，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1]因此，其统计史著作有相当的权威性，使当代经济史研究又多了两部重要的参考数据。在经济史界，中西方古代经济比较一直是热门课题。中国史学界有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大约1500年以前，“东方先进，西方落后”；中国古代经济水平是高于西欧的；西欧的发展超越中国主要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无论如何不会早于1500年即西欧开始发生社会转型之际；在西欧中世纪时期，中国传统农业一直占据着比较上的优势。[2]但是，从麦迪森的“千年统计”看来，这个看法似乎要被打破。因为麦氏的统计数据显示：早在1500年之前，即大约1300年左右，西欧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中国。

　　一、中国的人口密度曾长期低于西欧

　　关于中世纪时期中西方的经济水平，国内经济史界流行这样一种逻辑：中国古代经济水平高于西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小农经济实行“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西欧庄园经济则盛行农牧结合的“粗放式”经营。因此，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高于西欧；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实行精耕细作的高产农业，一个重要的原因又是中国的人口密度大于西欧。但是，麦迪森的千年统计显示，直到公元1700年以前，中国人口的密度是小于西欧的。详见下表。

　　麦迪森的统计提供了5家数据，[3]应该有很大的权威性。5家数字对公元1000年以前的世界人口统计出入较大，其中麦克伊夫迪和琼斯的数据相差近一半，说明对这个时期的人口估测很难做到可靠。但是，对公元1000年以后世界人口分布，5家估测已相当靠近，说明其可信度已经比较高，可以作为参考的依据。大体情况是：公元1000年，亚洲有1.5至1.8亿人，欧洲有0.4亿人；1500年，亚洲人口增加到2.3亿，最多不超过3亿人，欧洲人口增加到0.8亿人；1700年，亚洲人15超过4亿，欧洲人口在1亿到1.3亿之间。从对比情况看，公元1700年以前，亚洲人口大致是欧洲的3倍。

　　但是，从面积上比较，以乌拉尔山为界，亚洲版图4400万平方千米，欧洲面积1016万平方千米，亚洲是欧洲的4倍大小。面积与人口对比小于1，说明历史上亚洲的人口密度低于欧洲。

　　直接把中国的人口与西欧进行比较，[4]我们看到，类似于欧亚大陆整体的人口分布情况同样在两者之间出现。见麦迪森的下表统计。

　　从统计结果看，直到公元1700年以前，中国人口大约是西欧人口的2倍。但是用面积做比较，西欧12国的总面积近500万平方千米，约相当于今天中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两者人口密度似乎差不多。但是，历史上，中国唐朝和元、明、清三朝的实际面积都远远大于今日中国的领土范围，也就是多于大约1000万平方千米。因此，中国的人口密度实际上是低于西欧的。

　　麦迪森对历史上中国与西欧的人口增长率也有一个“千年统计”，这个统计再次说明中

　　从统计看，公元元年至1500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是4％0，西欧是660；从公元1500至1700年，中国人口增长率提高到15％o，而西欧则达到了18％o。因而，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一直不及西欧。

　　依据上述统计，可以断定，在公元1700年以前，或者说在整个西欧中世纪时期，西欧在人15方面并不拥有比中国更“宽松”的环境。从这一点来看，历史上，中国采用“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可能与人口因素无关，更重要的原因只能从社会构建中去寻找。比如说中国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社会，小农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国家分配的土地适合小农进行“精耕细作”；而西欧是相对分散的贵族社会，即领主社会，在西欧许多地区，领主庄园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而庄园是一个大地产，不是小农所有的定额份地，适合进行农牧结合的粗放式经营。总之，人口因素不能说明中国会采用似乎更“先进”的生产方式。

　　到了公元1700年前后，过多的人口群又变成了中国突然趋向落后的“拖挂和累赘”。中国人15在1700年之后出现了“急速增长”。据麦迪森统计，1700年至1820年间，中国人口总数由1.4亿人猛增到3.8亿人，人口增长率达到了200％。这种增长速度超过了“工业化”给西欧带来的人15增长。西欧人15在1700年至1820年间，人121总数只是从大约0.8亿人增加到1.3亿人左右，增长率不足100％。[5]中国人口出现高速增长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哥伦布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1500年前后，欧洲人打通了“东方航线”和“西方航线”，建立了环球贸易圈。葡萄牙人从里斯本出发，向东绕道非洲、穿越印度洋和中国“南洋”，可以到达中国的澳门；西班牙人从马德里出发，向西越过大西洋、美洲和太平洋，可以到达菲律宾的马尼拉。美洲“被发现”以后，这些西方早期殖民者将美洲的耐旱农作物主要是玉米、甘薯和马铃薯利用贸易圈引种到中国。中国的山坡、山地和山区等旱地地区得到广泛开垦，中华民族由过去的“河谷、平原民族”变成了“山地、丘陵民族”，因此人口增长率在短期内迅速上升。[6]此外，雍正皇帝改变传统的赋税政策，把过去的人丁税纳入田亩征收，即“摊丁人亩”，因为“多生人丁不纳税”，老百姓对多生孩子不再顾忌。

　　到1700年以前，中国社会并不存在人口过多问题。中国出现“精耕细作”的高效农业实际上与人口数量群的关系不大。而且，麦迪森的进一步统计显示，“精耕细作”的中国农业未必使中国人一定比西欧人富有。

　　二、从GDP的“千年统计”看差距的到来

　　在西欧中世纪时期，中国的农业经济水平肯定高于西欧吗？

　　现代经济史研究表明，公元1000年前后，西欧摆脱了“诺曼人”、“萨拉森人”和“马扎尔人”的四面入侵，社会安定局面出现，土地垦荒运动正式开始，西欧进入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农业经济、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均快速发展。进入12、13世纪以后，西欧农业出现了与市场相联系的“农庄”经营和“集约化”生产，生产力有很大提高。但是与同时期的中国经济比较，其发展则相形见绌。因为中国宋代经济已经出现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7]因此，在中世纪早期乃至盛期阶段，中国经济超过西欧经济几乎成了当代中国人的一种共识。国内的一些媒体报道显示，中国南宋至明朝的经济水平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占有极大的优势。2011年的一篇比较有影响的网络文章曾提及：“明朝时我国GDP占全世界的91％”。[8]甚至一些对经济史比较专业的看法也认为：“明朝中国的GDP占世界总份量的45％”。[9]

　　但是，麦迪森对GDP的“千年统计”反映：亚洲的“先进性”只是在中世纪前期有一定的显现，不过，这种“先进性”的额度非常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先进性”很快就消失殆尽。可见下表统计。

　　统计显示：公元1000年，整个亚洲包括日本在内，其GDP总量相当于世界经济总量的70.3％，而当时的欧洲只占世界总份额的14％，其中西欧占8.7％。欧亚对比，亚洲财富大约是欧洲的5倍。但是，我们知道，亚洲当时的人口是欧洲的3倍还要多，对比之下，亚洲人的财富没有超过欧洲人的2倍。

　　进入西欧中世纪盛期阶段，西欧财富的平均值已经走到了中国的前头。麦迪森描绘的历史上中西方生活水平的曲线图反映，大约在公元1300年前后，西欧的生活水平超过了中国。[10]

　　这个情况应该比较可信。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史的其他研究做支持。以英国为例，1086年，英国GDP值约为40万英镑，1300年上升到466万英镑，提高了10倍以上；[11]而同时期，英国的人口从大约110万人增加到330万人，[12]最多可能从大约200万人增加到700万人。[13]即便按人口的最大比值计算，人口增长不会超过4倍。[14]人口与GDP的对比统计显示，英国的财富增长是人口增长的2到3倍。英国人的财富拥有率应该超过了亚洲人。

　　1348年，欧洲“黑死病”发生，其人口和财富均大幅度下降。但人口的下降率明显超过了财富的下降率。据统计，欧洲人口的损失率超过了一半以上，但社会财富的损失远远没有这样剧烈。英国学者统计，英国的GDP值在1300年时接近500万英镑，到了1470年时还有大约350万英镑。[15]也就是说，财富的下降不到一半。因此，“黑死病”以后的时期，英国的人均财富不仅没有下跌，反而出现上升的趋势。拿中英做对比，这个时期，即在欧洲“黑死病”之后出现的经济“萧条”时期。除非中国人的财富上升率大大超过英国人，否则不可能比英国人更富裕。而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的财富稳中有降，欧洲“崛起”的步伐则不断加快。据麦迪森统计，公元1000年，欧洲GDP占世界总量的14％，公元1500年增加到24.3％，公元1820年又上升到34.3％。800年时间内，欧洲GDP份额大约增长了1.4倍。西欧部分的上升更快。公元1000年，西欧仅占世界GDP的8.7％，1500年上升到17.9％，1820年又增长到23.6％。800年时间内，西欧GDP份额增长了将近2倍。再看麦迪森对亚洲GDP份额的统计，公元1000年占世界总份额的70.3％，公元1500年降为65.2％，公元1820年再降为59.2％。800年时间，亚洲GDP份额下降了1／7左右。

　　当然，欧洲GDP份额的增长幅度大、亚洲GDP份额的下降幅度小会造成一种错觉：即在中西方交流相对闭塞的背景下，看不出亚洲经济的衰退。近年来，西方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认为：直到19世纪以前，全球经济的“中心”还在“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但是，透过亚洲GDP占据世界多数份额的假象，我们会发现，早在1300年前后亚洲就已经落后于欧洲了。当然，这里亚洲指的主要是中国，欧洲指的主要是西欧。

　　三、人均GDP的“千年统计”说明了差距发生的时间

　　人均GDP是GDP总值与人口总数的比值，理论上，它记录了一个社会的人均生产力水平或人均生活水平。在比较了GDP的千年统计之后，我们看到，人均GDP的“千年比较”更能清楚地说明问题。

　　麦迪森的人均GDP以“1990年的国际元”作为标准的计量单位。从其对中国与西欧的统计结果看，在公元1000至1820年的800多年时间里，亚洲人均GDP上升的幅度很小，只有100元多一点，而西欧的人均GDP却上涨了2倍多。先看下表统计。

　　统计显示：公元1000年，西欧人均GDP值大约是400元。亚洲人均450元。[16]这个统计数值与前面讲到的“中世纪前期亚洲‘有限的先进性”，相符合，按“1990年的国际元”计算，中国人均财富仅比西欧人均多出50元。进入1250年。中国人自誉到了“现代化的门槛”，但根据麦迪森统计，其人均GDP值也只是从450元增加到600元。[17]600元的数值是否仍然超出当时西欧的人均GDP水平呢？很值得怀疑。根据麦迪森描绘的GDP发展的曲线图显示：仅仅过了50年即公元1300年前后，西欧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过了中国。[18]

　　麦迪森的描绘是否有说服力呢？英国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印证了麦迪森的看法。如前所述，公元1086年至1300年，英国的GDP总量增加了10倍左右，而人口增长无论如何不到4倍，因此，其财富增加值是人口增加值的近3倍。这个统计数字使我们感到非常“为难”。因为如果按1086年400元计算，1300年就可能达到1000元左右了。难以置信，姑且置放一边。但是，人均GDP增加是没有问题的。1300年之后，英国的人均财富继续上升，自1300年至1470年，英国的人均财富由0.78英镑上升到1.53英镑。[19]这就是说，在“黑死病”流行时期，英国人的财富占有率又增加了1倍。相比之下，中国人均财富值的运动几乎是一条直线，只有微微的抬升。因此，至少在公元1300年时，中国的人均财富已经位居英国人之下。进人中世纪后期，英国已经由农奴制时代进入中农化时代，社会从阶级关系上发生了明显的进步。而中世纪英国只是西欧的一个普通国家，其富裕程度不可能达到尼德兰和意大利的水平，甚至位列法国之下。直到1500年，整个西欧的人均GDP值是798元，而英国只有714元。[20]因此，西欧的人均GDP水平一定在1300年前后超过了中国。

　　按照麦迪森的统计，公元1600年，西欧人均GDP是908元；1700年是1033元；1820年是1245元。[21]亚洲的人均GDP在1500年至1820年的300多年间，一直徘徊在570—580元之间，中国人稍稍高出一点，大概在600元左右。[22]

　　四、中国学者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麦迪森的统计

　　很多中国学者也非常关注中西经济史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西欧“转型”时期中、英两国的经济水平有自己的估计。例如侯建新先生对工业革命前中、英两国的户均粮食产量做过比较。从其举证的数字看，其研究结论与麦迪森对1600年以来的人均GDP统计有相当的“契合”度。[23]

　　侯先生认为：16世纪时，英国一般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大约为15英亩，亩产按16蒲式耳计，合计240蒲式耳，化“公制”为5007公斤，合5吨。中国明代以江南为例，“一夫耕10—20亩”，折中计15明亩，合14.79市亩，亩产294市斤，合计4347市斤，公制2173公斤，即2吨稍余。[24]中英比较，中国户均粮食产量不到英国的一半。

　　16世纪的英国还是一个农本社会，农业收入是GDP的主要来源。据麦迪森统计，1600年时，英国人均GDP即便把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四个部分合在一起平均计算，达到了974元（超过法国人的841元），而实际上，苏格兰、爱尔兰在当时还没有与英格兰合并，如果单取英格兰、威尔士计算人均GDP值，则高达1080元，单取英格兰肯定更高。[25]而中国的人均GDP只有600元，差不多正好是英格兰人的一半。侯氏与麦氏的结论非常接近。

　　侯先生还认为，由于英国“大农场”的普遍出现，16世纪以后中英两国的户均粮食产量的差距不断加大。他认为，18世纪上半叶，英国小麦亩产有21蒲式耳，[26]公制为1英亩产量为438公斤，折合中国市制为1市亩72公斤，户均年产6.5吨。[27]同时期，中国江南地区的户均面积大约10清亩，合9.22市亩，1市亩净产粮大约421市斤，合计3882市斤，公制1941公斤，2吨不到。[28]中英两国比较，中国的户均粮产只有英国的1／3还不到。这个数字与麦迪森的人均GDP统计也很接近。麦迪森统计，1820年英国的人均GDP是1706元，[29]中国只有不到600元，只有英国人的1／3左右。

　　侯氏、麦氏两位学者从未谋面，使用的资料不同，研究的方法不一样，[30]成果发表的时间也相差10年之久，[31]但得出的结论却如此相似。只能说明，16世纪以来，中英两国的“差距”是真实存在的。麦迪森的统计数值有相当的“可信度”。

　　直到1820年前后，中国人对中国与西欧之间的差距没有切身的感受。一来中国与西欧列强之间还没有深度的接触，二来在1500至1820年的300多年间，亚洲一直占据世界GDP的大部分份额，下降的幅度只有14％左右，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体会不到西欧带来的压迫。但是，自1820年以后，情况开始急剧变化，不仅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而且在1820至1870年的仅50年中，亚洲GDP在世界总份额中的比例就突降20个百分点，从59.2％跌至38.3％，相反欧美国家则从50年前的34.3％上升到55.5％，亚洲明显感觉到了来自欧美的压力。1850年，西欧12国GDP总值与中国的GDP持平，1870年，与整个亚洲的GDP持平。按人均GDP值计算，1870年时，西欧人均财富占有率是亚洲人的4倍，[32]亚洲人变成了欧洲人眼中所谓的“病夫”。

　　作者谢丰斋，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邮编：300387

注释：

[1]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膺、施发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封面介绍。该书原名是只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200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巴黎出版。

[2]这些观点在中国史学界流行已久，最近的总结性看法可见丛日云主编：《西方文明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可以与其他的人口史研究做对比。中国人口史研究以葛剑雄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影响较大，其他的人口史学者还有曹树基、冻国栋、吴松弟、侯杨方、赵文林、谢淑君等，他们都有不同视角的（中国人口史》著作出版。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有一批影响广泛的世界人口史专著问世。如科林。麦克伊夫迪（Colin McEvedy）和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合编的《世界人口史图集》（Atlas of Wor N Population　History，1978年），被誉为“科学的百科全书”。意大利学者马西姆．利维巴茨写作的《世界人口简史》自1992年出版后，一直被视为世界人口史的“权威之作”，其第三版于2005年6月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付梓。这些人口史专著的出现，为了解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古代人口的变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4]麦迪森取西欧12个国家，即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瑞士、挪威、丹麦、芬兰、瑞典。

[5]这个时期，中国与整个欧洲的人口大致相同。据麦迪森统计，这个时期亚洲人口是欧洲的3倍，而中国人口又是亚洲人口的1／3，可见中国人口与欧洲人口相当。布罗代尔也认为，1500—1800年间，中国与欧洲的人口相同，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8页。

[6]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的影响》，云南大学历史系编：《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何先生认为：近千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出现过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发生在1012年的北宋真宗年间，当时既耐旱又早熟的占城稻在江淮以南地区逐步推广，不但增加了全国的稻米产量，而且因早熟之故提高了稻作区的复种指数，对中国的粮食生产影响深远，可称之为粮食生产的“革命”。第二次革命就是美洲作物的传人。这次革命始于16世纪，比第一个革命晚了大约六百年，它使中国粮食作物的品种大幅度增加。

[7]葛金芳：<两宋社会经济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见“目录”。

[8]参见http://zhidao, baidu, com/question/246123599, html,2011年4月10日访问。

[9]杨润：《中华丧权辱国的满清孽因》，http ://biog. sina. com. cn/s/blog_6a391 eeco100mflw. html，2011年10月22日访问。

[10]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30页“曲线图”。

[11] Richard H. Britnell,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English Society,1000-1500,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6,p.229.

[12] J.C. Russel, British Medieval Population,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48, p.263.

[13] E. Miller & Hatcher,Medieval England: Rural Society and Economic Change 1086-1348, Longman,1978, p.29.

[14]谢丰斋：《英国市场发育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6页。

[15]克里斯托弗·戴尔：《转型的时代：中世纪后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16]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117页。

[17]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117页。

[18]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30页“曲线图”。

[19]克里斯托弗·載尔：《转型的时代：中世纪后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第41页。

[20]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6页。

[21]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第53—56页。

[22]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117页。

[23]侯建新：《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生产与消费再评析》，《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另见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对1300年前后的英国产均粮食产量也有解答：“英国13—14世纪的劳动生产率是2369公斤／户，封建社会解体时期15—16世纪的劳动生产率是5520公斤／户”。

[24]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第264页。

[25]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244页。

[26]关于21蒲式耳的来历。侯先生认为：18世纪上半叶阿瑟．杨游历英格兰各地，留下了关于农场的记录。他表示英国小麦亩产（英亩）是23蒲式耳。但是，我们现在的研究不能单独取这个数字做参考，还要联系当代其他英国农业史家的研究结论。一般认为，18世纪英国每英亩单产在“20至22蒲式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取中间值21蒲式耳。

[27]侯建新：《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生产与消费再评析》，《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

[28]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第267—268页。

[29]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第53—56页。

[30]麦氏注重的是“长时段”的考量，侯氏关注的是“典型农户”的户均粮食产量。

[31]侯氏主要成果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初，麦氏成果则出版于世纪之交。

[32]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117、179页。

[i]本研究受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批准号为：10BSS007。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

　　铜是人类最早认知的金属，用铜、锡、铅制作的青铜则是人类最早大量生产和使用的金属。

　　两个世纪前，丹麦人汤姆森（C. J Thomsen）按石器、青铜、铁器三个时代陈列古物展览，成为划分古代物质文化发展阶段最直观且广为接受的方式。虽然青铜时代之后的近古时期，青铜器产量更大，但青铜器往往被人们下意识地界定在青铜时代。比如，我们常说司母戊方鼎是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但这个“最大、最重”只适用于青铜时代，且只是在中国。

　　青铜时代的区域差异

　　世界不同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并不相同。安列托利亚半岛是最早冶铸青铜器的地区，目前发现有公元前6000年的青铜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公元前3000年进入青铜时代，古埃及文明紧随其后。欧洲的青铜时代自公元前2300年起，延续了约1000年。

　　古代中国使用铜、青铜以及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稍晚于其他古典文明。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公元前3500年甘肃马家遗址的青铜刀，不过该遗址尚处于新石器时代。作为其后早期国家核心的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中西学术界都认可的是公元前17世纪。有意思的是，在今天新疆、青海和甘肃等地，发现有较多年代更早的青铜器，其中一些可在中亚地区见到更早的类似物。

　　早期青铜器由西及东渐次推迟的现象，暗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可能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但由于东西方发展阶段不连贯，加上青铜器的传播路线缺失，中国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西方学者则支持上述观点，认为冶金术这样重大而复杂的发明在人类发展史上不可能是多元起源，就像水稻起源于中国一样。

　　汤姆森提出了青铜时代的表述方式，但他恐怕不会想到，最适合这一表述方式的地区是中国。中国的青铜时代在时间上与夏商周三代大体对应，这一时期青铜器是最为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据较大份额。

　　在可能相当于夏朝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就已成为高等级墓葬中最重要的随葬品。商代晚期的妇好墓随葬青铜器近500件，所占体量和价值是其他随葬品不可比拟的。战国早期曾国国君曾侯乙墓葬中的随葬青铜器总量超过1万公斤。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因缺乏青铜等矿料资源，生产和使用的青铜器有限，多为小型工具、兵器、饰件和器皿，且在考古发现中很少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考古学家伍利（Leonard Woolley）发掘乌尔王陵时发现，这处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墓地埋藏有大量宝石、金银珍宝，随葬的青铜器只有少量小型兵器和器皿。同样，年代在公元前14世纪著名的图坦卡蒙墓——稍早于妇好墓但已属古埃及青铜时代末期，同样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几乎没有青铜器。青铜制品的匮乏使一些学者反思，青铜时代这一概念在中东地区的古典文明中是否适用。

　　青铜礼器 社会等级的象征

　　青铜器在古代中国的发达是因其作为礼器的性质。青铜具有硬度大、熔点低、不易锈蚀、方便回炉重新利用等优点，是制作生产工具的上好材料，但我们的先人却很少制作青铜生产工具，而是钟情于祭器和礼器，如鼎、簋、觚、爵、斝、壶等。实际上，用青铜觚饮酒并不比陶觚更加实用，但青铜觚耗费的资源和人力巨大，是象征社会财富和地位的奢侈品。

　　巨大的社会需求使青铜器的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并在早期国家系统下形成标榜社会等级的器用制度。殷墟墓葬中常常可见觚、爵、斝等成套酒器，两周时期出现更多的鼎与簋。如果说商周时期是古代中国礼制传统的形成阶段，青铜器则是当时礼制最突出的物化形式。至于古代中国何以独独钟情于饮食器皿，除了宗教原因之外，可能还和饮食传统相关。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粮食作物以稻、粟为主，造就了烹煮的饮食方式，进而催生出发达的陶器手工业。陶器的器物类别和烧制陶器所掌握的高温技术，都对其后青铜器的生产有着重要影响。

　　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的雕像等宗教性物品具有礼仪性，多为石制品。虽然这些地区也有年代很早的青铜雕像，如古埃及第六王朝帕皮一世的全身像、阿卡德国王头像等，但数量极少。古埃及出现较多神像是公元前16世纪新王国时期之后的事情，但神像均为小型铸件。西方饮食以烧烤为主，无须大量使用生活器皿，青铜器生产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需求均不明显。

　　中国青铜铸造技术一枝独秀

　　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中西青铜器不同的技术系统。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后续的希腊、罗马文明，青铜器的制作技术主要是锻制和失蜡法。前述古埃及帕皮一世及其子的全身像系锻制而成，而阿卡德国王头像则为失蜡法铸造。上述方法特别是空体失蜡法，为其后爱琴海地区发达的青铜人像雕塑奠定了技术基础。

　　中国古代青铜器造型复杂，装饰繁缛精美，西方学者一度认为，非失蜡法不能完成。实际上，以块范法铸造成形、辅以铸接或焊接技术连接不同部件，是商周时期青铜器采用的、在青铜时代各文明中独树一帜的铸造技术。商周青铜器多是带腹、足的容器，其造型多为规整、对称的几何形，块范法范型有拼合、规整成形的技术优势，为这些容器的大批量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撑。

　　块范法铸造还是最适合于青铜器装饰的技术。从操作上说，块范法铸造在制范时就可以完成青铜器纹饰的制作，装饰的实施得以从青铜转换到泥土上，大大降低了装饰难度，并为复杂、多层次的装饰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商周青铜器的平雕纹饰不仅有主次、疏密不同的层次，而且经常使用半浮雕、全雕等手法，将范铸和连接技术发挥到极致。此外，青铜器铭文与纹饰制作方法相近，商周青铜器也因之铸有大量艺术性极高的铭文。

　　与中国古代青铜器技术系统相反，用锻制和失蜡法制作青铜器只能在器皿成形后在器表施以装饰和铭刻，客观上限制了装饰和铭刻的内容和空间。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青铜器器表装饰少见、铭刻只在人像上偶见的原因之一，就是受到技术的限制。

　　可以说，中国青铜器的社会需求、生产技术、造型与艺术互为影响，形成繁盛、发达的青铜文化，是青铜时代古典文明的一枝独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10日第341期

一、最新进展与相关背景

截至到目前为止，明清时期的白银问题依然引起着中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就笔者所见，最新的论著就有林满红教授的《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一书[3]以及《思想战线》最近刊发两篇关于此问题的论述，等等。[4]当然，查阅这些论著的后记或者背景方知此些论著早已在英文世界出版。考诸学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可追溯的时间更早。早在19世纪30年代，梁方仲、百濑弘便开始从白银流入中国与国际贸易关系的角度展开了相关研究。后来，彭信威、加藤繁、全汉昇等又从货币史的角度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近来，随着学术视野的扩大和资料的挖掘更新，一大批中外学者开始从新的路径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国外学者如Atwell, Willianm S（艾维泗）、Adshead,S.A.M（阿谢德）、Boxer, C.R（博克赛）、Chaunu, Pierre（肖孥）、贡德·弗兰克、万志英、日人岩生成一、小叶田淳、岸本美绪、黑田明伸等多有所论；大陆及台湾学者已有许多人对此用功甚勤，如刘光临、万明、郑永昌、林满红、李隆生、钱江等学者。[5]此外，刘志伟、陈春生亦用梁方仲的“贡赋体制”来阐发此问题尚有新意启发颇大。[6]此处列举的一些人属于专论此问题的学者，至于涉及此类问题的相关论述则不胜枚举。

笔者先介绍学界的相关研究概况，无非是说明此问题确属中国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较为重要。例如像：明代中叶以后为什么会逐步使用白银作为货币？明代以前的白银是如何情况？白银对于中国而言，是利是弊？白银带给我们了全球视角，然考察其程度如何?世界性的几次大经济危机（14世纪中叶、17世纪、19世纪中叶）与白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有何关联？等等。此类问题不仅牵扯到经济理论与货币史的问题，同时也反映着中国的历史现实。从其研究的角度来看，更可窥视国内外学者在理论旨向的不同，此些问题留待以后再做讨论。现回归正题来谈谈我重读《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7]一书之新感。

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自1998年问世以来，学界对其褒贬不一。十几年来，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做了大量的研究评论。[8]笔者以为，尽管弗兰克及其书《白银资本》因其思想理论的突转性（依附理论转向全球整体史）、学术论证的不严谨性、史学归旨的宿命性等问题而备受中外学界的诟病，但是我们从《白银资本》一书中所透视出来的积极意义无疑是较大的。这不仅表现在这本大气磅礴的著作本身能够给我们史学带来方法以及视野上的借鉴和革新，而且也表现在这种贵金属流动全球视角的出现和中西理论的大检讨等方面。

二、弗兰克其人其书

弗兰克，这个依附理论的创始人，世界体系学派的代表人之一，以前并不为中国学界所认识。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对于拉美的认识和解读或者给了他更多的认识不发达地区的灵感。而在“第三世界”直接生活和参与政治的经验或许是造就他坚忍不拔个性与强烈意志的起源。2000年《白银资本》中译本问世，十一年来，各种评论便风起云涌。然而真正有分量的评述并不多见，这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的思维方式的差别，使得许多的评论难以偏僻入里。这是一本带有思想性质的世界史著作？这又更像是一部较为专业的中国经济史著作。面对思想理论与庞大视野的专业著作，中国学界或只能评析一隅，或只能仅就自己的专业仅作一席之言，难以融入更多的学科知识对其做一个令人信服的评论。这本身便说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不足之处。

张国刚教授在评论《白银资本》一文中是这样写道的：“在阅读过《白银资本》以及相关评论的一些文章后，笔者以为单纯拔高此书的理论价值或贬抑书中的某些具体论述显然都矢志片面。”[9]因此，他指出评论一本包含某种理论取向的西方著作应注意两条标准：一是该理论是否比现有理论更有助于开拓新思路；另一是新理论是否有助于在实际研究当中取得合理认识是评价的另一标准。[10]诚然，每一次新理论的出现对于开拓学术新思路的意义是能够为人所理解，然而对此学界能否取得共同的认识却更为困难（在我看来）。每一个新理论的出现意味着方法论上的革新，而这种方法论是否为人所接受却变得越来越难。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其译名本来是《重新面向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由于中国学者在翻译的时候，觉得这本著作始终是围绕着世界货币[11]——白银以及白银产生的全球商业资本链来探索全球经济的，因故在征得弗兰克本人同意的基础上改名为《白银资本—重新面向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该书的理论构架是建立在全球视野和整体主义的基础上，同时用他所理解的康德拉捷夫大小周期来理解1500年前（甚至5000年的人类历史）至现代的世界经济历史。他的着力点是在充分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灯塔下来重新审视前近代与近代中国与西方、西方与其他地区的角色转换。在他的笔下，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孔德、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卡尔·波拉尼、诺斯等历史及其他领域的大家成为他批判的对象。

弗兰克旁征博引，采众所长，运用全球主义之理论指出联系紧密的世界体系已经存在了5000年，而不是传统所认识的500年。贸易（他最为侧重的方面）、移民、文化交流以及战争使得世界很早便联系在一起。自古以来，这个世界便存在着一个贸易圈：非洲—亚欧贸易圈，[12]新航路的开辟只是为这个古老存在的贸易圈带去了白银并形成了资本，从而开拓并形成了世界市场。白银成为润滑剂，运转着全球经济的发展，链接着世界的几大洲市场。而中国由于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吸纳国家，据作者称全球大概最终有1/2-1/3左右的白银最终流入中国，这个数字大概是7000-10000吨。[13]他分析了亚洲许多国家的情况，并指出欧洲因为参与了亚洲的贸易而获利，最终而兴起。就当是的情形来说，无论是从生产力水平还是人均势力，中国显然已经是“世界的中心”，带动着世界市场的发展。“东方的衰落先于欧洲的兴起”，东方为什么最终会衰落，这也要从世界市场的角度进行阐释。

就目前的研究评论来说，无论是世界史学界，经济史学界，拟或是海外学者对于弗兰克《白银资本》的指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方面，主要是针对他的全球主义理论和范式以及周期理论和长时段理论；二是专业领域方面，主要是针对他的论据严密性以及处理中国及亚洲国家的结论过于草率；三是对于中西方衰落与兴起的解释缺乏力度，并带有历史宿命色彩来看待中西方的未来。

三、该书的积极意义

弗兰克是个极为大胆的学者，他的大胆不仅造就了他的声名，也带来了社会学科的重新审视。弗兰克在他的著作中基本上否定了具有“现代性“的世界体系，认为持续不断的资本积累在1500年前就已经发生。他用全球主义的标准衡量着各民族与国家的特殊性，并指出“仅仅和主要基于当地原有条件来说明当地的发展特征和因素，而不考虑他们所处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功能，只会导致忽视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14]对此王家范用“沉重的中国历史“来抨击弗兰克对于中国历史特殊的无视，[15]秦晖较早地对于弗兰克此书提出来批评，他认为要从普世的角度来看待人类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单纯的从中方或者是西方的角度来看待此问题。[16]还有学者干脆指出弗兰克不懂历史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人类的道路多元性弗兰克并没有抹杀，而对于现代性与普遍性的认真审视是值得重视的。沃勒斯坦在《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一文中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指出“欧洲中心论“已经歪曲了社会科学的分析及其应付当代世界的各种难题的能力，这种“欧洲中心论”不仅产生和导致了至今根深在人们心中的现代化和进步性，也造就了文明进步性与普遍性的是非标准。[17]换言之，至今有许多人沉浸在这种是非曲直当中，难于自拔。当历史都假定好了取舍的标准，历史便不能成为历史。但是，解构历史的高度与深度便可以从中略窥一二。

以笔者看来，无论学界对于《白银资本》的争议有多大，这本带有经济史色彩的著作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界的意义还是较大的。抛开争议不说，《白银资本》一书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是该书的史学视野极大,令人不禁赞叹。近几年来，中国史学界兴起了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跨学科研究。社会细部研究以及某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使得历史越来越脱离民众的视野，成为束之高阁的专学。加上史学各专业的联系程度不够紧密，使得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难以得到最大的发挥。《白银资本》尽管存在着经济史的一些基本硬伤，但是作为非专业领域的弗兰克能够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审视全球的经济与各地区的发展关系，足以让人钦佩不已。

二是该书从“世界整体史”（全球主义）的角度来认识历史，具有重大的理论方法借鉴意义。尽管弗兰克估算白银的方式以及认识各地区的程度可能受资料所限，难以达到令人信服的地步。但是从全球经济与市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或是其他地区，以及认识横向历史所发生的系列事件的因果关系，毕竟是一种新的角度。事实上，他的这个研究路径已经为后来的一些学者所继承、发挥。

中国近代《竹枝词》有一首词是这样写道：“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丝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18]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当时中国沿海物价与海外洋船的密切关系，在以往的研究当中，我们只会侧重于国家政策对于海外贸易的压制或是中国农业国家的自给自足，从而得出中国是个封闭国家的印象，难以理解沿海社会的真实情况。全球视角可以为我们再次认识古代的中国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窗口。

四、思考与心得

实际上，中国老一辈学者对于明清时期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十分重视。像前文中只简单提过的梁方仲先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关注了中国的白银流入问题，而他对于白银问题的最终解释是大量的海外白银被中国的赋税体系所吸纳，因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刺激效用不大，反而使得中国经济在晚明呈现一种畸形的繁荣。[19]囿于史学史野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梁方仲并没有把白银问题放在全球经济视野下来进行论述。全汉昇也是一个对白银问题论述较早的学者。他的许多论文都是关于明清时期的中国白银。他的见解无疑是重要的，他初步估计了中国明清时期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对于世界经济的意义，但他关于白银问题的论述大都是在国外完成的。

然而，正如全汉昇所论。白银问题确实是个世界性的问题，这不仅是一种交易媒介和商品，从现在的研究来看，白银也是当时世界形成体系，世界经济逐步形成固定市场的催化剂。在这里，国家对于白银的利用决定了这个国家潜在发展潜力，民族、贸易、冲突、文化等许多因素交融在一起使得认识明清时期的世界与中国是个复杂的话题。显然目前研究的状况是不够的。从《白银资本》的研究评论以及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史的研究和认识来看，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三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历史学科太过分散，各领域的最新成果难以为其他领域所认知，历史的统一性与通变性变得日益困难；二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太过于单调固定，尽管史无定法，然而对于一些需要多种学科交叉的研究课题，单纯的历史学显得较为困难；三是史学思维的凝视不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影响至深。意识形态、生产方式、生产力、历史发展的进步性、唯物主义都是需要重新审视的命题。

《白银资本》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畅销和受人关注？为什么中国学者难以写就一部蜚声海内外的历史著作？张国刚教授在评论中国西方理论的时候认为，中国史学界的内部隔膜是导致对西方理论态度失衡的重要原因，西方学者好以自我创新为主旨，然而中国学者惯以整体之力建构普适性理论。[20]中西方的思维差异我们是需要正视的，但是国内不同专业学者缺乏交流导致内部隔膜尤值得重视。就如刘北成讲的那样：“我们中国学者对于近年学界新突破惊人地忽视和漠视。关于明清两代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部分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取得了新的共识。……大多数世界史学者视而不见。”[21]确实，中国历史学科自分散之后，便各自为战。经济史、考古史、世界史、民族史、文化史等等领域成为新的学科界限，因而各种领域的新成果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史学方法的危机，我们已经喊了许多年了。自全球史学危机至如今，历史学的地位依然在慢慢消沉，方法的危机依然显现。当然，目前学界对于史学方法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如加强社会史的研究，重视经济学、人口学等不同领域与历史学的交融与荟萃。但是就笔者看来，经济史的研究不在于学科夸得有多么广泛，经济学利用的有多么深奥，史学的成就往往是与史学视野与思想理论相伴生。没有思想理论，空谈方法只是空中楼阁。西方学界为什么能够产生经久不息的史学大家和思想。就是因为理论的创新比方法的革新更为重要。理论的产生需要历史的沉淀，更需要政治环境与学术环境的宽容。

中国史学界史学思维的固定与凝视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尝试突破马克思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形态的束缚，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与经济。但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演进的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力等等的论述依然阻碍着我们对于历史的更深层次挖掘。社会进步和演变的单线思维依然挥之不去，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打破固定的思维和僵化的理论也许你能得到不只是收获，而是正确认识中国悠久而又复杂历史的通道。

　　内容提要：彭慕兰等“加州学派”学者认为煤铁等矿产资源的地理分布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并强调中西方的“大分流”发生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但是，作为工业革命标志的蒸汽机的出现，是以西欧16世纪机床工业技术积累和传承为基础的，相反，明代中国尚不具备类似的机床技术。晚明以后，西欧机床技术随着钟表和火炮的制造一度传入中国，但并未成功嫁接至中国技术传统中。因此，中国不仅缺乏工业革命所必需的关键技术，而且缺乏发展相关技术的能力。中西间的“大分流”始于16世纪，重工业领域中的技术能力正是西方领先中国的优势所在。

　　关键词：技术　大分流　重工业　加州学派

　　中国在近代缘何落后于西方是史学界的一个老问题，近年来为学界所热议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从经济史的角度对这一老问题提出了新见解。在“大分流”的首倡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看来，欧洲的“核心地区”（例如英格兰）和世界其它地方“核心地区”（例如中国的江南）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这些“核心地区”原本都走向了一条共同的受到资源制约的劳动密集型发展道路，只是以矿物燃料和新大陆资源的利用为基础，欧洲才摆脱了生态限制，“偶然”地走上工业化道路。[①]彭慕兰的解释具有一定的“颠覆性”，一方面，他的“大分流”理论大大推迟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时间节点[②]；另一方面，“大分流”理论消解了工业革命前欧洲所拥有的诸多优势，使欧洲的崛起看上去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巧合。彭慕兰被认为是“加州学派”的一员，尽管该“学派”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③]，但该“学派”的学者普遍认为18世纪的中国比老一辈学者所认为的更加繁荣[④]。

　　对于“加州学派”的论点，学界不乏反对之声，并引发不少论战。[⑤]彭慕兰等人的“大分流”框架包容了生态、市场、技术、制度等诸多历史因素，对其进行全面反思并非一篇短文所能完成。笔者认为，彭慕兰等“加州学派”学者虽然考虑到了多种历史变量，但对技术演化在中西“大分流”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重视不够，因而推迟了中西方分流的起点。然而，如果从近代早期重工业演化的角度去审视“大分流”，就可以发现中国与西方的技术传统分化较早，而中国未能发展出某些关键技术，这直接导致了其无法孕育工业革命。技术演化是一个牵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重面向的历史进程，囿于篇幅，本文主要就其核心部分——即技术本身——展开论述。

　　一、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中的重工业

　　近代早期（early　modern　era）是西方史学界对世界历史划分的一个特殊阶段，一般指公元1500—1800年。在近代早期，西方世界尚未凭借民族国家、重工业、威力巨大的武器和高效的交通通讯技术在全球取得主宰性的优势地位。[⑥]按照这种陈述，“近代早期”这个概念建立在西方实力变迁的基础上，明显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叙事逻辑。但是，“近代早期”这一术语也意味着1800年前后的工业革命才是导致人类历史发生巨大分野的原因，这与“加州学派”关于“大分流”的时间节点相契合，故我们引入这一概念方便下文讨论。进一步说，传统史家多认为西方世界在近代早期虽未能有效支配全球，但已经逐步积累起相对于世界其余地区的经济优势，这种优势为工业革命开创了条件[⑦]；彭慕兰等学者则认为在19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在生产力方面并无独特的内生优势，西欧最发达的地区与欧亚大陆其他人口密集的核心地区有着共同的经济特征。[⑧]因此，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发展的内涵，或者说西方在19世纪取得的经济优势与其1500—1800年间的发展有多大的关联度？由于彭慕兰比较倾向于考察生产力，本文也将首先从生产着手，而且将视野集中于工业。

　　严格意义上说，工业革命之前的制造业本质上属于手工业，但自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理论兴起以后，学界对于“工业”的界定已越来越宽泛，[⑨]故下文将径称近代早期的各制造业部门为“工业”或“原始工业”。在对原始工业化的研究上，学者多将视野集中于纺织业，彭慕兰在探讨“大分流”时也以棉纺织业作为原始工业化的代表性部门。这种重视纺织业的研究取向源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棉纺织业的普遍认识[⑩]。按照这种认识，棉纺织品的巨大市场在棉纺织业技术革新开始前已然存在，足以诱使商人们大胆进行工业革命，换言之，英国工业成长的前导是大众消费品。[⑪]由此，部分学者强调市场需求与大宗消费的拉动作用催生了工业革命。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技术虽然是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技术革新显然听从市场的安排：必须在消费者的坚决要求下，技术革新才应运而生”[⑫]。这样一来，强调棉纺织业的重要性，就必然产生以市场需求和消费为中心的理论。这种理论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它既误解了工业革命的本质，又高估了需求与消费的作用——同时低估了供给和技术的重要性。

　　尽管棉纺织业是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产业，但工业革命的本质之一在于“无生命能源对于有生命能源的代替”，肯定棉纺织业第一重要性的经济史家对此确认无疑。[⑬]然而，是蒸汽机而非一般的纺织机械实现了无生命能源对有生命能源的替代，进一步说，如果没有蒸汽机提供能源转换，“虽然能有机器，但机械化就不会存在，生产只能在比较狭窄的范围内发展”[⑭]。不过，蒸汽机并非是为棉纺织业发明的，最早的蒸汽机被用来在开采煤矿时从矿井中抽水。[⑮]可以说，蒸汽机是机械制造业这一重工业的产物，在诞生之初又是为了满足另一重工业部门煤炭工业的需求，故蒸汽机在棉纺织业中的应用应当看成早期重工业在演化过程中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虽然从棉纺织业的重要性出发解释工业革命产生的原因，强调了市场需求和消费的作用，但却往往忽略了技术演化自身的复杂性。莫基尔（Joel　Mokyr）指出：“只要人的欲望没有变化，需要就始终存在；满足需要的能力却不然。”[⑯]进一步说，那种认为普通民用消费催生了工业革命的论点亦值得质疑。据巫仁恕的研究，中国早在晚明即已形成类似英国18世纪的“消费社会”，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工业革命的到来[⑰]。这种观点虽未必完满无缺，但至少表明以市场需求和消费为中心的理论存在着漏洞，即忽视技术演化的倾向。由于工业革命中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核心技术与重工业部门存在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考察近代早期世界各地的原始工业化时，有必要将关注的重心从棉纺织业等轻工业转向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

　　在解释“大分流”时，彭慕兰虽未完全否认技术的重要性，但他称技术对工业革命并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欧洲独有的。即使他肯定了蒸汽机制造的重要性，彭慕兰还是坚持地理因素更为关键，即欧洲的煤和熟练的机械制造者集中地之间地理距离较短，而这两者在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地理距离。[⑱]因此，在彭慕兰的解释框架中，近代早期的重工业确实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要性较少体现在技术能力上，相反，重工业的发展本身取决于矿产资源的地理分布。与彭慕兰不同，“加州学派”的另一学者李伯重在解释近代早期中国江南与英国原始工业化发展的差异性时，更为强调重工业所起的作用，他认为“中世纪后期以来工业的迅速发展，实质上就是重工业兴起并在工业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历史过程”[⑲]。李伯重比较了江南与英国的工具制造业、建材工业、造船业和矿冶业这几个重工业部门，认为江南地区无论在重工业的规模还是比重方面均不如英国，江南的原始工业结构属于节省能源与材料的“超轻结构”[⑳]。可以说，李伯重也在从重工业的角度审视“大分流”。不过，李伯重在解释近代早期江南与英国重工业发展的不同路径时，与彭慕兰一样持矿产资源地理分布差异性的论点。他认为“仅只是煤的缺乏一点，就决定了江南工业的发展就只能是轻工业一家独大的发展”[21]。进一步说，李伯重认为明清江南的原始工业中极少使用机械和机器，并非因为中国缺乏制造和使用机械的技术知识或者欠缺创新精神，而是受限于煤铁资源的匮乏。[22]这样一来，李伯重在对“大分流”的解释上与彭慕兰殊途同归，都不认为近代早期中国与西方存在较大技术差距，而把原因归结为矿产资源分布的不同。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李伯重在分析蒸汽机的发明时过于强调能源与材料的重要性，认为“蒸汽机的基本制作原理与工艺并未超出中世纪后期欧洲的知识与技能的范围”[23]。但这与史实不符。事实上，恰恰是技术因素决定了蒸汽机的大量制造，这一技术因素就是彭慕兰已经言及但又语焉不详的精密钻孔和校准技术[24]。从蒸汽机的演化史来看，在瓦特蒸汽机之前，已经存在纽科门蒸汽机等早期品种，但只有瓦特蒸汽机使蒸汽作为积极的而非辅助的力量产生运动[25]，大大提高了蒸汽机的效率和应用价值。在纽科门蒸汽机中，活塞与缸体的紧密配合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但这对于瓦特蒸汽机的正常工作来说却是必需的，所以瓦特蒸汽机的制造依赖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于1774年生产的镗床，这种镗床能达到瓦特所要求的汽缸镗孔精度极限[26]。因此，蒸汽机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机床工业的技术进步。但是，诚如科大卫（David　Faure）所言，中国缺乏机床工业的技术优势，使其不可能发明蒸汽机。[27]因此，对近代早期中西方机床工业的比较颇为重要。

　　二、近代早期中西机床工业的差异

　　机械制造业是重工业中最为基础的行业之一，机械制造业的两类产品对于工业革命意义重大，其一是作为工业革命核心的蒸汽机，其二是制造蒸汽机所必须使用的机床。机床工业集中体现了工业技术水平，而近代早期西方和中国在机床工业上的差异是导致“大分流”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机床属于通用型机械，在制造机器的过程中将毛坯加工成零件，体现精密加工技术。在近代早期和工业革命初始阶段，机床工业是一个规模较小但非常重要的工业。前已述及瓦特蒸汽机的制造离不开威尔金森镗床，这只是一个最显著的例证。[28]专家认为，正是在机床工业中诞生了零件的可互换体系，因为这种体系依赖于像钻精确定位孔那样能夹持住工件并引导切削工具的夹具，并依赖于精密机床。可互换体系在19世纪被称为“美国体系”，到20世纪以大规模流水线生产而著称，其起点则可追溯到工业革命初期欧洲机床工业的技术创新。[29]综上所述，不管是对于工业革命的启动还是扩展来说，西方机床工业都功不可没。但与彭慕兰、李伯重等人的假设不同的是，近代早期西方机床工业的演化并不依靠矿产资源的易于获取，而是有赖于技术能力的积累传承。

　　一般而言，机床工业主要从事金属加工，似乎对矿物资源有较高的依赖度，然而，在从近代早期到工业革命初始阶段的演化进程中，西方机床工业并不特别依赖金属材料，也不依赖能源。15世纪，欧洲最重要的车床完全是木制的，不仅是主体结构，甚至连可运动的零部件也是木制的。[30]到16和17世纪，木材仍然是西方制造机械的基本原料，金属材料只是用在一些要求强度大或耐用的零部件上。[31]至18世纪，欧洲车床的基本构造仍然以木制为主，金属仅用在中央部位和一些紧固件上，加工精度则完全靠车工的技能来决定。[32]事实上，近代早期的西欧工业很早就在木质结构上发展出了一些关键技术，这些技术后来可以被移植到金属结构上去。[33]因此，与材料相比，技术对西欧原始工业的演化更为重要。对西欧机床工业来说，早在16世纪就出现了利用曲柄和飞轮来实现连续回转的技术。不过，这种技术在当时未能得到普遍应用，直到1774年，西欧工业中使用的机床与中世纪相比并无多大进展。然而，到1850年前后，大多数新式机床已经被发明出来了。[34]由此可见，西欧机床工业的技术演化在近代早期的漫长时间里相对缓慢，到工业革命初始阶段才急速发展。或有学者认为西欧机床工业的发展说明技术革命是突进式的，由此否认技术传承的重要性。然而，19世纪欧洲机床工业的技术突进建立在将旧有技术要素组合与改进的基础之上，并非全新发明，这是机械演化的工程学特性决定的。机械专家颜鸿森认为机械的创造可分两种，一种是创造出以前从未有过的机械，一种则是“创造出与现有设计具有相同拓扑特性（或具有要求的拓扑特性）的更多的、或全部可能的设计概念”，简言之即“对于大多数机械装置而言，并不要求发明全新的设计，而是要求将现有设计进行修改”[35]。在后一种模式中，旧有技术要素存在与否就对演化起到决定性作用。欧洲机床工业的发展正好属于第二种模式，例如，威尔金森镗床的母型在16世纪即已存在[36]。与中国相比较，近代早期西欧机床工业的技术积累与传承能力正是其优势所在。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机床是19世纪洋务运动期间由洋务企业引入的。[37]李约瑟在其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应当“慎重地赞同”杆式脚踏车床“没有在中国发展”的说法，不过他并没有否认中国存在车床，相反，他指出脚踏车床的简单形式“盘车”在中国工匠中是经常使用的。[38]至于机床工作的基本形式，如钻孔、锯断、刨平、剪切、车削、镟镗等，在中国古代均已存在。[39]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机械多为木制，因此难以有实物留存下来，但一些文物上的加工痕迹仍然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机床和机械加工技术留下了线索。秦建明指出，唐代一些金属圆盒的外圆和内孔的不同心度很小，刀痕细致，子母扣扣合严密，可据此推断中国在8世纪前可能就出现了加工金属的车床[40]。不过，笔者认为，文物上的加工痕迹只能表明某种加工技术的存在，但这种加工技术依赖于何种工具得以实施则是在缺乏实物遗存或文献记载的情形下难以定论的。在实物取证方面，秦建明提到了陕西彬县大佛寺村民间尚保留着旋木工艺和传统的旋床。据调查，大佛寺村的传统旋床属于弓车床，只是残存于民间的古旋床之一，它主要加工轴类木件，以外切割为主，结构比较原始，所能加工的旋品种类有限[41]。因此，笔者认为大佛寺村旋床应可表明中国古代存在着车床，但它不能代表中国古代机床工业所能达到的技术高度，也不一定代表中国传统机床普遍的技术水准。关于中国传统机床工业的更多线索，还须回到史料中去寻找。

　　在中国传统技术文献中，一般认为晚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为集大成者。在《天工开物》中，宋应星称“金木受攻而物象曲成”，介绍了钻、锯、铇、凿等金属加工技术。[42]这些加工技术也是机床工作的基本运动形式，但在《天工开物》的《冶铸》、《锤锻》部分，并没有关于机床的记载。不过，正如一些学者所言[43]，《天工开物》中记载的攻玉器具琢玉车就是一种机床：“凡玉初剖时，冶铁为圆盘，以盆水盛沙，足踏圆盘使转，添沙剖玉，逐忽划断。”[44]从配图来看，这种琢玉车是在一个长方形木架上支起一根横轴，横轴正中间贯穿一个铁质圆盘，圆盘用带子与踏板相连，踏动踏板，圆盘即可来回转动，进行研磨。可见，琢玉车在结构上就是一种磨床。如果明朝的琢玉车能够代表传统中国机床的一般形态，则明清时期中国的机床相对于近代早期西欧的机床在结构上要简单很多。从运动原理上说，中国的机床与西欧的机床都实现了直线和旋转运动的相互变换，从而进行连续回转。[45]但中国的琢玉车只是靠足踏踏板带动皮条连着的圆盘运动[46]，欧洲17世纪的心轴车床却由一个或多个短螺杆控制，这些螺杆能在工件上来回移动几英寸，而固定刀具支架可以配合引导螺杆旋切小工件。[47]由此可见，近代早期西欧的机床不仅比明清中国的机床在结构上更为复杂，而且可以实现更为精密的加工。这种精密加工技术对于工业革命时代机器的制造是必不可少的。而从核心部件的材质上看，琢玉车与心轴车床用于加工的刀具都由金属制成，则中国机床与西欧机床的分野不在于材料而在于技术思想。

　　在某种意义上，将琢玉车与心轴车床进行比较是不恰当的，因为琢玉车属于磨制工具，而心轴车床属于车削工具。但如果《天工开物》记载的琢玉车属于中国传统机床的一般类型，则更可看出中国机床种类较为单一，与西欧存在差距。考古文物上的车削痕迹也许能够间接证明中国古代存在着更为复杂的机床，但很难想象明末清初的《天工开物》等技术类文献不予收录。相反，在同时代的《远西奇器图说》中，作为车床核心部件的“尖螺丝转”是被作为西方“奇器”介绍给中国人的[48]，由此当能反证该种机件并非中国技术传统的主流。进一步说，即使假设中国古代确实存在更为复杂的机床，但这种机床无法流传、保存，也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机床工业与西方的差异了。在16和17世纪的欧洲，制图和雕刻的新技术使很多有关机械设计的草图和设计图得以呈现并流传，一些书籍也记录了机械制造的细节[49]，这使近代早期西欧的机床工业能够完成自身的技术知识积累并传承下去。当然，工业革命之前的技术传承并不主要依靠文献，即使在工业化时代，技术学习依然可以在操作实践中完成。[50]然而，西欧机床工业在实践传承方面也显现了强大的力量。工业革命初始阶段的机床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英国，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的机床技师之间曾经广泛存在着雇员—雇主关系，其成员彼此之间互相传授行业秘密，经验因之不断积累，创造性思想亦由此得到激发。例如，英国机床行业中的发明家群体俨然形成了一个“布拉默世系”[51]，其彼此之间密切的关系促进了技术的交流与改进，这是工业革命初始阶段英国机床工业技术突然跃进的原因之一。由此可以推测，近代早期西欧机床工业的基本技术也必通过相似的关系网络得以代代传承，不至于在工业革命前夕消失。因此，仅从行业内部的技术演化来看，西欧机床工业自中世纪以降形成了技术的自生性，即技术可以在产业内部自行积累并逐步改进。与之相较，中国明清时期的传统机床不仅发展势头很弱，而且无法传承其技术能力，也就无从创新了。然而，缺乏机床工业的技术创新，工业革命的机械化与非生命能源利用便难以为继。

　　从结构上来看，中国的传统机床没有近代早期西欧机床那么复杂，在技术传统上已然略逊一筹。兼以西欧机床工业拥有“布拉默世系”那样的关系网络，使其技术能力可以积累传承，就更易于领先了。然而，在工业革命前，西欧机床技术曾一度传入中国，却并未改变中国传统机床技术的演化路径，这愈发凸显中西技术传统的差异性。

　　三、明清中国嫁接西方机床技术的失败

　　在近代早期的西欧，机床主要用于制造钟表和火炮。晚明以降，随着西洋钟表与火炮传入中国，欧洲的机床技术也存在着在中国传播的契机。然而，尽管明清中国的钟表修造业和火炮工业一度获得发展，但中国工匠与技师并未全面采取西式技术路径，中国嫁接西方机床技术并未成功。这种技术转移过程中的困难反映了不同技术传统有很强的排他性，由此更可推论技术在历史演化中并非次要变量，技术能力的发展殊属不易。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机床被广泛应用于科学仪器、钟表等精密机械的制造，实际上，是钟表工匠发明了第一台精密车床。[52]明朝末年，欧洲机械钟表传入中国，最终促成本土钟表修造业的诞生。清朝宫廷内设有钟表作坊，雍正十年（1732）起正式称其为做钟处，工匠多时超过百人，主要聘请欧洲钟表匠师，也包括一些中国匠役。这些钟表匠师可能使用了钟表制造专用的人力小车床。[53]在民间，欧式钟表修造技术也有传播。据刘献廷记载，明末清初，有个叫张硕忱的人“有自制自行时盘”，“精妙不让西人也”，这里的自行时盘当指欧式自鸣钟。此外，江宁人吉坦然仿制了名为“通天塔”的自鸣钟，内部大小齿轮多至二十余个，都用黄铜制成，只是“制造粗糙，聊具其形耳，小用即坏矣”。[54]由刘献廷的记载可知，明末清初中国人仿制欧式机械钟已具有相当成绩，但其制造工艺应属本土技术路径。今人已无法判断张硕忱的发明究竟如何“精妙不让西人”，但吉坦然所造自鸣钟粗糙易坏，恐怕与缺乏精密机床有密切关系。在清代，广州、南京、苏州等地形成了早期的钟表制造业，1815年时，在广州出售钟表的外商承认遇到了中国产品的竞争。[55]中国钟表业的这种发展表明19世纪之前中国已经引入了西方机床，然而，中国的机床技术未能随着西方机床的引进而有所发展，这大概因为中国人的重点在于引进钟表，而非制造钟表所需的机床。

　　与钟表相比，火炮和工业革命的关系更为密切。火炮不仅使欧洲得以战胜广大非西方世界，还间接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兴起。当我们把工业革命的核心聚焦于蒸汽机时，这一点非常明显。从结构上说，火炮就是一个单缸内燃机，它是新型动力机器的原型。[56]更重要的是，火炮工业这种特殊的机械制造业诱导了机床工业的技术革新，而机床工业的技术革新最终帮助了瓦特改良蒸汽机。这是因为威尔金森于1774年生产的镗床本来是用于制造大炮的，其后才用于生产蒸汽机。[57]与民用工业相比，军事工业素来有着更高的技术要求，也更容易产生技术的外溢效应。明清时代，中国一度引进了西洋火炮工业及其附属的机床技术，但相关技术并未有效嫁接至本土技术传统中，也就难以诱发整个经济系统的演化了。

　　中国是火药武器的故乡，宋朝与金朝、蒙古的大规模战争极大地刺激了火器的革新，各种火药武器层出不穷。一般认为，蒙元帝国的征服活动将火药武器传播到了欧亚大陆西端。不过，入明以后，中国火药武器的发展出现了停滞，而欧洲则后来居上。[58]中国火药武器的中衰直到晚明引进西方火器后才有所改观，明清易代的大规模战争则进一步刺激了火器的革新。在明亡清兴的战争中，火炮尤其是“红夷大炮”起了重大作用，以至于黄一农认为当时的中国出现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军事革命”，其铸炮技术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59]但总体来看，到16世纪末叶，中国古代火器已落后于西方。[60]

　　一些学者将中国火炮落后的经济原因归为小手工业的生产方式限制了技术上的革新。[61]但若对同一时期的中西方火炮工业细加比较，会发现生产规模或生产场所的组织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差别。在工业革命前，欧洲各国的兵工厂往往是些手工作坊，而非实行合理分工的制造厂。[62]西欧原始工业化时代火炮工业的生产组织情形与明清中国是没有太大差距的，这因为彼时的“工业”说到底还是手工业，两者的落差另有根源。实际上，在19世纪以前，中国与西方在火炮制造的工艺方面有着相对而言的精密与粗糙之分。[63]与制造蒸汽机的情形相似，机床工业再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先进的威尔金森镗床1774年才被应用于火炮制造，但从16世纪或者更早的时候开始，欧洲的枪炮生产已经使用人力或水力来钻膛。依靠绞盘或水车推动的镗床使大炮产量得以提高。英国人斯米顿（John　Smeaton）于1769年发明的镗床与16世纪欧洲出现的一种用于镗削炮筒的镗床非常相似，而斯米顿镗床是威尔金森镗床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64]可以说，近代早期欧洲机床工业所积累的基本技术成为同一时期欧洲火炮工业技术演进的基础。然而，近代早期西方火炮工业的发展固然得益于机床工业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机床工业能够实现长时期内的技术传承与积累也有赖于火炮工业提供的大宗需求。火炮是近代早期欧洲大国的必需品之一，形成一个庞大的市场。例如，英国海军的战舰在1548年共安装了2087门大炮，到1700年则达到8396门。[65]火炮工业不断增长的巨大市场为近代早期欧洲的精密加工技术提供了充分的有效需求，使欧洲的机床技术不会因为缺乏用武之地而被遗忘。同时，火炮工业也激励着机床工业提高技术水平，最终促成了以瓦特蒸汽机为核心的工业革命。这样一来，近代早期的欧洲在机床工业和火炮工业这两个重工业部门之间形成了协同演化的强韧关系，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不过，火炮的需求规模并非最重要的因素，明末清初中国对火炮的需求亦为数颇巨，但在相似的需求下，中国火炮工业未能发展出与西方相匹敌的技术能力。实际上，明末清初中国的火炮生产是运用了西方机床技术的。在传教士汤若望讲授的《火攻挈要》中，提到了制造火器时的“镟塘之法”，其流程为：“用铁心去泥，下头方形，上安铁套，套外八面安纯铜偏刃。镟刀上头安车轮，以十字铁条绊紧。轮外安铁转棍，将铳垫起均齐，两头平高，将刀镟抬上。镟床平对铳口，繇渐镟进，镟下铜末扫去再镟，或三五次，以光为度。”[66]这一流程显然就是利用机床进行内孔加工。而《火攻挈要诸器图》所绘由“镟轮”、“镟杆”构成的镟床与前述欧洲16世纪的镗床极为相似。可以说，明末中国已经引进了斯米顿镗床的母型。然而，中国既未能藉此发展出威尔金森镗床，其火炮工业也呈现下滑趋势，究其原因，在于缺乏技术自生性。

　　技术自生性是自我维持演化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明清中国重工业极为欠缺的。在机床工业方面，中国人并未系统引进西方技术，也就错失了发展的机遇。例如，王徵在《远西奇器图说》中，只介绍“其最简便者”，避开“其作法或虽如一器，而螺丝转太多，工匠不能如法”的机械。[67]因此，《远西奇器图说》只介绍“尖螺丝转”而未收录结构复杂的车床也就不足为奇了。这表明王徵对当时中国工匠的技术能力缺乏自信，而且显示了避繁趋简的技术引进思想。这种思想固然有利于简单仿造，却无助于技术创新。以王徵为代表，明清中国虽然已经可以接触到西方机床技术，但其引进只停留在较低层次上，缺乏进一步探索的意愿，只能落后于西方。在火炮工业方面，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认为，自火药武器从中国传入欧洲后，欧洲人在大炮设计方面很快就超过非欧洲的一切地区。[68]即使认为中国的红夷大炮达到当时技术巅峰的黄一农也认可西方在火炮设计方面见长。[69]中国明末清初的火炮制造尽管盛极一时，但其生产制造主要依赖传教士等西方技术人员。例如，康熙朝所造的905门火炮半数以上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有关。[70]自南怀仁病死后，清朝的火炮制造工业就随之滑坡并日趋衰落了[71]，终于导致嘉庆朝时的一落千丈。嘉庆四年（1799），清廷曾改造160门前朝的旧式神枢炮，但改造的结果却在使射程缩短，由原来的射程百步反而滑落到不足百步。[72]由此可见，清朝前期火炮工业的发展极端依赖南怀仁，实质上是依附于西方技术的，而且属于简单依赖层次，未能真正消化引进的技术，既不可能出现技术创新，甚至连技术改进能力也不断趋于退化。学者或以为清代火炮的衰落肇因于18世纪游牧民族对清帝国不再构成较大威胁，需求的萎缩决定了技术的衰落，但这种观点无法解释明末清初中国在对火炮有大量需求时为何不能发展出与西方同等的技术能力呢？更何况彼时中国是存在着改变技术轨道的机遇的。因此，尽管需求规模是不容忽视的，但与机床工业一样，中国火炮工业的问题也在于技术缺乏自我维持的演化能力。

　　回到“大分流”的问题上来，综合前文所述，可以认为从技术自生性的角度说，中国火炮工业的技术在16世纪以后就已经落后于西方了，明末清初的战争虽然使火炮工业一度得到较大发展，但作为产业基础的技术自生能力并未获得相应发展，这就无法弥补中西之间根本性的技术差距。中国火炮工业的落后既是机床工业落后的结果，又是机床工业落后的原因，而中国机床工业与西方的差距亦可追溯到16世纪。这样一来，从重工业的角度来审视“大分流”，可以看到中国与西方的分野至少是从16世纪开始的。对工业革命而言，欧洲在原始工业化阶段的重工业技术演化具有重大意义。尽管欧洲机床、火炮等重工业的重大技术革新多发生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一个相对短促的时间内，但一些基本产品和技术思想已经积累并传承了数百年。而在近代早期欧洲重工业进行技术积累与传承的数百年间，中国的相关产业即使在引进了西方技术的条件下也未能发展出相应的能力，这就决定了工业革命并不那么“突然”，在1800年前的二、三百年间“大分流”已经缓慢但却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更为重要的是，不管是在“大分流”的最终临界点上还是在之前漫长的孕育阶段，技术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结论

　　18世纪前，技术已经成为西方世界超越中国的优势之一了。中国等东方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大分流”表面上只是一个相对短暂时间里发生的事件，即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然而，从技术演化的角度说，英国或整个西欧工业革命的孕育长达数百年，其间中国并未发展出相应的技术能力。因此，从宏观上来判断，“大分流”早已发生，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也可以说，从16世纪到18世纪末，“大分流”只是平缓的暗流，但西方暗流蓄积的势能足以在19世纪初造成泾渭分明的差异。实际上，是技术能力这种内生因素而非资源禀赋这种外生因素决定了“大分流”。

　　技术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关键性变量。在原始工业化进程中，足以诱发工业革命的技术主要存在于机械制造业、火炮工业等重工业中，尤其是机床工业技术。一方面，中国传统机床与近代早期西欧机床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采取了不同的技术路线，无法达到后者的加工精度，从而制约了中国产生工业革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晚明以降，西欧机床技术曾经随着钟表修造业与火炮工业传入中国，却未能融入中国的技术传统中，这更加说明技术变革并非易事，即使其它条件类似，仅技术这一项变量就能深刻反映中国与西方的差异。

　　重工业在工业革命的启动中力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尽管从规模上看，某些重工业行业如机床工业十分弱小，但这些行业处在技术变化的前沿，对整个工业创新具有更强的诱导作用。相比于棉纺织业等轻工业，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更为复杂，其技术外溢效应也更为明显。在工业化初期，重工业才是先行产业，重工业尤其是机械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为轻工业的工业化带来了可能性。只是，轻工业一旦工业化以后，在规模上更能吸引注意力，也就掩盖了早期规模尚小的重工业的作用。等轻工业的繁荣反过来推动重工业进一步发展以后，重化工业化才似乎成为高度工业化的特征。因此，重工业的先导作用在一开始就存在，以后更会反复出现，这才是历史主义的工业化模式。

　　当然，“大分流”这一过于复杂的宏大问题不可能存在着单一解释，本文也仅仅是从重工业的角度重新审视而已。本文强调了技术演化对于中西“大分流”的关键作用，但在技术演化的背后，近代早期的中国与西欧尚存在着国家建构形式的差异，而国家权力的不同作用对于技术演化是有重要影响的。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撰文探讨。

注释：

[①] 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00、197页。

[②]“李约瑟问题”无疑是有关中国为何会落后于西方的诸多设问中最出名的一个。李约瑟本人对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时间节点有若干种不同的说法，但其最晚的断限也划在了16世纪。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③] 一般认为，“加州学派”的成员包括彭慕兰、王国斌（R. Bin. Wong）、李伯重、李中清（James Lee）、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等人。他们之间虽然享有诸多学术共识，但在很多问题上也互存争议。根据周琳的归纳，“加州学派”在研究旨趣和学术观点上存在着三方面的分野，弗兰克等人倾向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研究，彭慕兰、李伯重等人侧重于生产力、生态和人口研究，王国斌、杰克·戈德斯通等人则注重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见周琳：《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加州学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④] 仲伟民：《学术界对前近代中国研究的分歧——以彭慕兰、黄宗智的观点为中心》，《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⑤]在较早的时候，黄宗智在《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上发表了《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彭慕兰则在该刊2003年第4期上以《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考察》予以回应。近来对于“加州学派”的系统批判可见杜恂诚、李晋《“加州学派”与18世纪中欧经济史比较研究》，《史林》2009年第5期。

[⑥] Jerry Bentley , Herbert Ziegler : Traditions & Encounters :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 ,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 Inc , 2005 , pp.594-595.

[⑦] L. S. Stavrianos : A Global History :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Pearson Education publishing ,1999,pp. 390-391.

[⑧]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100页。

[⑨]近年来学界对西欧“原始工业化”、“原工业”等问题论之已详，并将其理论引入对中国明清乃至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地区的经济史时，称当地制造业的发展为“早期工业化”，其实质也就是原始工业化，但因“早期工业化”这一概念存有歧义，故仍以采取“原始工业”的称谓为宜。代表性观点可见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2—95页。

[⑩]大卫·兰德斯著，谢怀筑译：《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1页；高德步：《英国的工业革命与工业化——制度变迁与劳动力转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王章辉等译：《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63—665页。

[⑪]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第40—45页。

[⑫]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657页。

[⑬] 大卫·兰德斯：《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第41页。

[⑭] 保尔·芒图著，杨人楩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8—249页。

[⑮] 大卫·兰德斯：《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第96—97页。

[⑯] 乔尔·莫基尔著，陈小白译：《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

[⑰] 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90页。

[⑱]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14、62—63页。

[⑲]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56页。

[⑳]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第462—471页。

[21]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第481页。

[22]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第495—502页。

[23]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第494页。

[24]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62页。

[25]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256页。

[26] 查尔斯·辛格等主编，辛元欧主译：《技术史》第4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287页。

[27] 科大卫著，周琳、李旭佳译：《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

[28] 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4卷，第198—200页。

[29]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4卷，第297—298页；大卫·兰德斯：《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第106页；乔尔·莫基尔：《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第114页。

[30] Lewis Mumford :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Harcout, Inc., 1963, pp. 120-121.

[31] 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3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

[32] 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4卷，第285页。

[33] Lewis Mumford :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pp. 121.

[34] 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4卷，第285页。

[35]颜鸿森著，姚燕安等译：《机械装置的创造性设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颜著中包含大量在创新性设计中体现机械演化渐进性的例子。机械演化的渐进性也是作为古机械复原专家颜鸿森工作的理论基础。

[36] 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3卷，第253页。

[37] 张柏春：《中国近代机床的引进与仿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0年第5期。

[38] 李约瑟著，鲍国宝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39] 陆敬严，华觉明：《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198页。

[40] 秦建明：《中国古代的车削与车床》，见蓝克利主编：《中国近现代行业文化研究：技艺和专业知识的传承与功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4页。

[41] 秦建明：《中国古代的车削与车床》，蓝克利主编：《中国近现代行业文化研究：技艺和专业知识的传承与功能》，第28—33页。

[42] 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180页。

[43] 陆敬严，华觉明：《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第199—200页；秦建明：《中国古代的车削与车床》，蓝克利主编：《中国近现代行业文化研究：技艺和专业知识的传承与功能》，第27页。

[44] 宋应星：《天工开物》，潘吉星译注，第313页。

[45]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分册，第56页；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4卷，第285页。

[46] 陆敬严，华觉明：《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第200页。

[47] 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3卷，第232页。

[48] 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远西奇器图说》（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6页。

[49] 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3卷，第225页。

[50] 彭南生，严鹏：《试论近代工商业学徒对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影响》，《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51]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4卷，第285—296页；乔尔·莫基尔：《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第112—113页；大卫·兰德斯：《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第104—106页。

[52] 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4卷，第263页。

[53] 陆敬严，华觉明：《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第404—407页。

[54] 刘献廷：《广阳杂记》，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99、140—141页。

[55] 陆敬严，华觉明：《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第408页。

[56] Lewis Mumford :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pp. 88-89.

[57] 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4卷，第125页。

[58] 王兆春：《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109、196页。

[59]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60] 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61] 王兆春：《中国火器史》，第278页；刘鸿亮：《明清两朝红夷大炮的兴衰与两朝西洋火器发展比较》，《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62]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464页。

[63] 潘向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火炮技术比较研究》，《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64]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3卷，第253页；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4卷，第287页；卡洛·M·奇波拉主编，贝昱、张菁译：《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87页。

[65] 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2卷，第135页。

[66] 汤若望讲授，焦勖笔述：《火攻挈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页。

[67] 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远西奇器图说》（一），第10页。

[68] 麦克尼尔：《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69]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70] 舒理广，胡建中，周铮：《南怀仁与中国清代铸造的大炮》，《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1期。

[71] 王兆春：《中国火器史》，第280页。

[72] 胡建中：《清代火炮》，《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2期。

　　关键词：重农；轻商；中国；西方；比较

　　作者简介：喻小航，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重庆400715）。

　　原文出处：《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庆）,2012．4．162～172

　　基金项目：西南大学2009年度发展基金项目“经济史比较单位的可比性参量”（SWU09137），项目负责人：喻小航。

　　在工业文明诞生前的人类经验中，重农是所有农耕文明世界的不二选择。所以，重农思想的形成是一种自然而直观的存在反映，举世皆然。同样，在早期经济思想史的绝大多数时段中【1】，与重农思想直接而密切相关的轻商观也是中西共享的。重农轻商具有历史的普世合理性。但是，从重农轻商走向重农抑商的极端，却显然是中国古代产业经济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求索这种始同终异的原因并非是纯粹的经济思想理性可以胜任的。

　　一、普世共享的“重农”

　　美国的经济思想史名家韩讷（KewisH．Haney）指出：“东西两洋之经济思想不同，学者所公认也。”［1］31无论东西方经济思想有多么不同，重农都是早期东方和西方的不二选择。遍观农耕文明世界诸国各族早期文献中有关经济的言论，无不盛赞农业，重农思想一目了然。中国乃早期第一农业大国，也是第一重农大国，自无须赘言。东方和西方的早期经济思想无不秉持“重农”观，且西方丝毫不落东方之后。希伯来人的经济思想【2】；上古希腊的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的贾图、瓦罗、科伦麦拉、西塞罗、奥古斯丁的著述；中世纪的日耳曼人经济观念、基督教寺院文献、代表经院学派的阿奎那思想；直到18世纪名噪一时的重农学派的洋洋大观，无不直接或间接充满了将农业奉为首要产业的溢美之词。

　　论及15世纪到17世纪中叶的重商主义时代，情况则较为复杂。当时的英国思想界视商人为“最利于国之民”，但绝非如重农而轻商的时代那样地重商而轻农，其法令政策中仍有“奖农律例”。重商学者蔡尔德在其《贸易论》一书中指出：“以余观之，商人，工人，与农人（注意其所言之次序）……实为一国之精华……”这一表述诚可被确认为一种重商且尊农的产业观。被视为重商主义最后一人的斯图亚特受重农主义的影响，对农业剩余甚是重视［1］131。

　　韩讷总结道：“上古及中古以农业为第一，今则以商业为第一……中古之时，农业之优势甚盛；十七世纪之秋，商业之权衡日增；迨至十八世纪中叶……农业复见重于世；及工业革命兴起，工业遂超乎各业之上矣。”［1］132即便如此，这里仍须补充说明，在现代社会中，举凡禀赋农业资源条件且工业文明的形成由农业文明转型而来的国家和地区，重农依然是天经地义而顺理正道的基本经济观念。一种产业是否受重视，主要不是由其在整个经济中的规模大小所决定的。自工业革命开展至今，欧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均显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所受重视的程度从未因一波接一波的工业化浪潮而弱化，尽管比之工商各业的强劲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规模和所占比例下落到了次要的地位［2］424-432。从原理上讲，重农思想的地位不可撼动。一方面由农业所具有的内在自然属性所决定，另一方面由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所决定。越走近远古，农业对自然环境条件的依赖越具有刚性；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又决定了农耕社会依赖农业的刚性。由这两方面的自然刚性相结合所决定，农业必然被视为各种经济活动中最不可或缺和最不可轻慢的部分。农业的自然刚性最容易为直观朴素的早期产业经济思想所认知和敬畏，而这正是集重农观之大成的重农学派奉自然主义为圭臬的缘由。显而易见，农业的自然刚性奠定了其“本业”的地位。早期经济思想的任何演进都不可能与农本思想背道而驰。由于农业的本位性从未受到过质疑和挑战，所以，孤立的重农主张本身不能成为一个思想命题，至少不是一个富有弹性的经济思想命题。

　　“只要是经济过程简单到不需要特别解释的时候，对于经济过程的推理便无从开始。”［3］21-22当经济领域只存在原始朴素的农业部门时，就不可能存在重农或农本思想。重农思想不可能孤立地产生和延续。按产业形态来界定，农耕文明是指以耕畜业为主体而主导整个经济活动的文明。耕畜业自产生后，延续其惟一经济部门的地位至少有四千年。在耕畜业最初发展的四千余年中，考古和文献均没有留下足以证明工商活动与农畜活动分离的证据。实际上，工商活动真正从农耕业中分离出来而形成专门的行业或职业——手工业和商业，几乎是在国家产生以后的事情。工商业的形成和初期发展仍然立足于农业的发展，且对农业的影响作用限于单纯而微弱的正相关范围。在“农重工商轻”的现实中，重农思想无由所生。尽管农业与工商业产生先后相去甚远，但是重农思想与轻商观却是同时降生的。重农思想一定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形成的：耕畜业失去惟一经济部门的地位；工商业独立壮大，对农业的影响作用日益复杂而强大乃至触动了既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由此可以解释这样一个普遍事实：最早表达重农思想的早期文献尽出现于东西方各国上古文明的中晚期。在这个时期之前，东西方各国已分别经历了至少五千年农业发展和至少五百年工商业发展。无工商而独农畜，则无产业轻重比较之虑，从而，重农思想乃无的放矢。只有在农工商业并存、工商业日益繁兴的情况下，才存在各种产业部门之间相互对比的可能性，才能形成比较思考，才能引出农业轻重的问题，最终形成重农思想。重农思想既然是由多种产业比较认识而产生的结果，且奉农业为首要的产业，与之对应，工商业理所当然是次要的产业。韩讷指出：“既重农矣，工商不能不为其所轻视。”［1］40可见，重农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不孤独，而是与轻工商观或轻商观深深地纠缠在一起，最终完全融为一体而成就了重农轻商的命题。

　　二、“轻商”观的共享与分化

　　重农无可非议，而重农轻商却备受争议。重农思想一旦与轻商观融为一体，就滋生出强盛的思想活力。如果重农必然轻商，则轻商必然与重农一样是农耕文明世界的普遍共识。那么，重农轻商与重农一样，至少在商业资本主义之前，都是中国和西方共享的产业经济思想，即：在早期历史中或在农耕文明世界的范畴中来思考，重农轻商具有普世合理性。从而，在将中西同期置于比较的视角下，重农轻商不是中国古代产业经济思想史的特点，也不是中国古代经济史所特有的问题。仅当站在工业文明的角度上观察，重农轻商才是一个思想特点或命题，而这个特点或命题是中西早期经济思想史所共享的。如此看来，在中西早期产业经济思想史中，重农轻商同样是一个缺乏弹性的产业思想命题，即：重农轻商是没有争议且无可置疑的。可是，这个“应然”推论显然与早期经济思想史呈现的“实然”图景有很大出入。

　　“应然”与“实然”之问的分歧只能归咎于“应然”。“应然”看似顺理成章，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欲找出“应然”的理性弱点，首先须将重农轻商的命题分解为重农和轻商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拷问。在中国古代，重农思想以农业为本业，轻商观以商业为末业；在早期西方，重农思想把农业视为首要产业，轻商观将商业看作次要产业。在纯粹的产业思想范畴中推理，只要视农业为本业或首要产业，商业就必然被置于“末”或“次要”的地位。相对于重农，轻商是必然的。只要重农是合理的，轻商也是合理的，从而可以确认重农轻商思想的一般合理性。就产业思想的一般倾向而言，农业的本业或首要地位认知决定了我们都会进入重农而必然轻贱工商的思想逻辑。但是细究之下，微妙的区别就会隐约浮现。以农业为本业或首要产业并不意味着否定商业的必要性。末业或次要一词不过是在表达商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及农业而已。显然，无论从商业的起源还是从商业活动所产生的实际经济效果来看，都无法否定商业的必要性。即使简单朴素的早期经济思想也不会幼稚到认为“商业不必要”。必要性确立了商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合理性，而商业的次要仅是表达商业必要性强弱的量度。因此，历史上的重农轻商思想一方面强化了重农观，另一方面却为一般的轻商观在具体历史环境和个人认知差异下的分化创造了理论机遇。如果关于农商轻重的认识越出产业思想范畴纳入超经济思想考虑对超经济范畴的影响，则轻商观的分化将会更严重更复杂。

　　按照这个推论，轻商观在任何农耕文明社会中都会引发争议和分化。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领域是如此，在西方早期经济思想领域也是如此，在中西早期经济思想之间的比较中更是如此。当然，这个推论必须向早期文献求证。中西方早期文献关于产业经济思想的表述呈现出两方面的共相：一方面，释放出一致的重农轻商基调；另一方面，展示了一幅多元商业观的图景。鉴于中西经济思想史学术界对本文主题涉及的具体内容均已了然于胸，此处自不必赘言。但是为了验明本文的论点和思路条理，这里仍有必要对早期产业经济思想史作最简洁的线索归纳，并择要例以示。本文将早期文献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在中国以管仲为界。前部分指管仲之前的文献时期，后部分指管仲以后包括管仲在内的文献时期。在西方以色诺芬为界。前部分指色诺芬之前的文献时期，后部分指色诺芬以后包括色诺芬在内的文献时期。管仲的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思想标志着重农轻商的产业思想开始在中国萌生。色诺芬的《经济论》则标志着重农轻商的产业思想在西方浮现。如果承认这种划分与经济思想史的基本进程相吻合，则印证了上面的两个立论：其一，重农思想与轻商观是作为一组相互依存的思想同时产生的，从来不存在孤立的重农思想或轻商观；其二，重农轻商思想并非伴随工商业的形成而产生，而是工商业在农耕文明世界内发展到较高程度的产物。由此说明，在管仲和色诺芬之前工商业并存的漫长历史中，中西方都没有重农和重农轻商思想。诚然，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4］，周的亲耕藉田制度，“王事唯农是务”［5］，都在用不同的语词传递重视农业的信息。但是，类似的语词信息并没有传递出在经济产业各部门之间比较主次轻重的倾向。而在管仲和色诺芬之后，重农轻商的思想就迅速在中西方蔓延开来了。

　　学术界对重农轻商思想出现于何时存有异议。唐庆增先生认为轻商风气形成于汉代【3】。张守军先生则给出了专门的论证，判定春秋时期的中国尚未出现重农轻商思想［6］。在战国以前的中国，用来表示主次轻重的本末概念虽然已被使用，但没有用于农工商关系上。春秋时代，各诸侯国还都奉行农工商并重的政策，没有谁在农工商之间划分主次轻重，更没有重农抑工商的主张。该看法还采用了孔子批评臧文仲“废六关”是阻碍商旅的不仁行为的例子作佐证［6］1-2。对此看法，这里要予以澄清。第一，没有将本末概念这种标准的术语用于表达农工商的主次轻重关系，并不表示没有首重农业的观念。管仲的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思想明确地传达了在农工商的产业比较中首重农业的思想信息。第二，孔子批评臧文仲“废六关”的事例恰好说明确实有人对商业活动持有成见并采取了一定的限商举措。结合孔子的义主利从论、忽视学生的学农请求、惋惜学生擅长货殖的态度来分辨［7］106-107，孔子的批评并不表示他不轻商，仅能说明他不屑于经济活动而重视施政是否符合仁义。第三，春秋思想中确实没有出现明确的轻商观念表述，反倒是可以见到不少肯定工商业的积极态度，管仲、孙叔敖都是如此。春秋时期的这种产业思想与古希腊罗马的主流产业思想多有相似之处：首重农业，但又肯定商业的必要性，尽管后者有明确直接的重农轻商言论。譬如，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中提出了最具代表性的重农观：“对于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8］20色诺芬虽然认为商业使人消沉孱弱，但对商人的态度却比较客观，主张雅典城邦授予商人特权、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等等［9］15。但是，在“首重一肯定”与“本业一末业”或“首要一次要”之间，显然不存在内涵实质上的歧义，只有用词风格上的分别。轻商是重农的题中之义。至于春秋各诸侯国奉行的农工商并重政策，准确地理解，应该是重农而兼顾工商的政策。在当时的产业格局下，除了个别地区外，不可能普遍存在完全平等的农商并重政策。实际上也没有文献资料证明当时普遍奉行这样的产业平等政策。最后，实行农工商并重的政策并不表示轻商思想还没有出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往往较思想有滞后性。因此可以确认，重农轻商思想早在春秋前期已经浮现出来。从春秋时期起，在重农思想的基调下，轻商观经历了从隐性到显性、再到主张抑商的过程，最后在战国中期奠定了重农抑商思想的塑形。从战国中期起，重农抑商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思想主张转化为国家产业政策取向的过程，最终在西汉后期被确立为指导国家产业政策的正统思想。

　　虽然如此，春秋是否已经出现重农轻商思想的争议却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轻商观自产生之日起就远不及重农思想那么整齐划一。在重农轻商的基调下，中国历朝的多元商业观大致可分为三类：管仲、孙叔敖、孟子、商家、司马迁、桑弘羊、苏洵等积极肯定商业，为第一类；墨子、旬况、《周礼》等被动承认商业的必要性，为第二类；农家学派、东国法家、商鞅、韩非及秦晋法家、《吕氏春秋•上农》、贡禹等主张限制甚至打击商业活动，从轻商走向抑商，为第三类。在重农轻商的前提下，西方早期历史中的多元商业观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肯定商业的必要性，如色诺芬、亚里士多德、贾图；第二类，反对大商业，承认小商业的必要性，如奥古斯丁；第三类，赞扬大商业，反对小商业，如西塞罗；第四类，承认低利润商业，反对高利润商业，如柏拉图．、阿奎那。由此可见，早期中国和西方的轻商观在思想领域内自始至终呈现出相对多元的弹性，并不具有重农思想所蕴涵的确定、可靠而普世的历史合理性。

　　三、中西轻商的特点

　　重农轻商思想明确了农业与商业之问的主次关系，但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单一的替代关系。重农轻商思想并没有排除农业与商业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的可能。从完整的角度来理解，确立农商为主次关系的重农轻商思想隐含了两个支点：首重农业和肯定商业的必要性。惟有这样的解读才足以使重农轻商思想在理论上具有历史的普世合理性，否则，重农轻商思想应该换用“惟农拒商”之类的命题语词，以便明示农业与商业之间为单一的替代关系。基于重农而言的轻商观既然是纯产业经济思想的抽象，所以是纯粹的一般轻商观。一般轻商观比重农思想更具有可塑性。其合理性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可以一方面最大化地接近农商并重的互补点，另一方面最大化地趋向农商相斥的替代点。一般轻商观的低限是商业活动不可以威胁到农业生产，高限是不可以取消商业活动，因为取消商业活动意味着完全否定商业的必要性，同样会给农业生产造成伤害。既然农商之间存在着互补与替代的双重可能性，且无法否定商业的必要性，则具体的轻商观理当尽量追求农商的互补而避免农商的相互替代。由此，具体哪一类轻商观更合理或更不合理，显然应该放在这个高低限度内来判断。越接近于农商并重的轻商观，轻商色彩越淡薄，轻商观的非理性越弱或合理性越强；越趋向于农商相斥的轻商主张，轻商色彩越浓厚，轻商观的非理性越强或合理性越弱。

　　在中国轻商观的分化和西方轻商观的分化被置于对比观照时，至少呈现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围绕轻商观的论争更充分且分歧更大。孙叔敖、孟子、商家、司马迁、苏洵、叶适等对商业的肯定显然比早期西方的任何一种商业观更充分和彻底，属于最接近于农商并重的轻商观类型；相反，商鞅、韩非及秦晋法家、《吕氏春秋•上农》、贡禹等对商业的轻蔑态度显然比早期西方的任何一种商业观更为激进和极端，以至主张抑商，属于最倾向于农商相斥从而经济理性很弱的轻商观。

　　第二个特点，双方轻商观的分化流变大体上呈现为相反的趋势。在西方，上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轻商观比中古时期的轻商观更为鲜明和流行；在中国，春秋至战国中期以前的轻商观却远不及战国中期以后的轻商观那么严重和普遍。也就是说，在早期西方，轻商观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渐趋弱化；而在古代中国，轻商观随着历史的演进而走向强化。譬如，《汉书》以后，各封建王朝的史书都不再立货殖传［7］311-312。

　　第三个特点，双方轻商观分化流变的理论依据侧重不同。诚然，中国和西方的轻商观都含有伦理道德的考量，谴责商业活动中的欺诈、剥削，且都不否定商业的正面经济功能作用。但是，中国的轻商观在分化为温和的轻商和激进的抑商以后，主要集中于从国家官府是否应该控制商业活动方面展开论争，其中轻重论和善因论是为典型；在西方，上古希腊罗马的轻商观主要基于维护奴隶制度的立场，中古时期的轻商观则主要从商业交易活动是否合乎公道价格准则的方面进行论证，以阿奎那及其经院学派为代表［10］144。总体而言，中国的轻商观朝着产业关系政治化的方向转化，而西方的轻商观则继承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产业伦理学思想。

　　综合上述三个特点，可以对中西方重农轻商思想的根本区别及其最终命运作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的轻商观分化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化趋势。在这个趋势中，最终造成了缺乏经济理性的重农抑商思想与富有经济理性的反重农抑商思想的尖锐对立，从而使中国的重农轻商思想禀赋了反差强烈的双重特性：一方面难以适应产业经济和社会变化发展的趋势要求，另一方面显现出超越农业文明时代而颇具现代性的一般市场经济思想动向。反观西方，在重商主义产生以前，轻商观从始至终没有发生显著的分化，基本上保持在一般重农轻商思想的历史合理范围内，从而能更自然渐进地反映和顺应产业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迁进程。

　　深究下去，我们可以发现，围绕中国古代轻商观的特点所形成的基本判断潜伏了一个有趣的命题：为什么是不合理的重农抑商思想而不是较合理的反重农抑商思想，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的正统产业经济思想？这个命题可以简称为“抑商命题”。

　　四、抑商的历史特殊论

　　重农抑商思想作为一个命题，其魅力源于两个假设：其一，只有合理的主张应该成为正统；其_二，抑商主张是不合理的，反对抑商的主张是合理的。第一个假设是不证自明的基本假设，具有一般适用性，所以，不在抑商这个具体命题的讨论范围内。这里只讨论第二个假设。第二个假设来自于对农商产业关系的认知和重农轻商命题的语词分析的推导，是一个纯粹经济理性假设。如果跳出纯粹经济理性的分析框架，这个假没的合理性必将失去确定的支点，飘忽不定而异趣纷呈。该假设的合理性被撼动，则抑商的不合理性随之动摇。该假设的合理性不确定，意味着抑商主张的不合理性也不确定。不能确定抑商主张为不合理，则抑商蕴含着合理的可能。如果抑商有其合理性，抑商命题应该被替换为两种可能命题。其一，抑商是合理的，反抑商是不合理的，所以，重农抑商取得了正统地位。其二，抑商是合理的，反抑商也是合理的，所以，抑商主张还是反抑商主张取得正统地位，都是合理的。从而，抑商主张取得正统地位就不足为奇。显然，从纯粹的逻辑形式来判断，在抑商合理的设定下所形成的两个可能命题，或者是没有特定意义的一般命题，或者是无解的虚假命题。这就是说，在假定抑商合理的前提下，抑商成为正统的产业思想总是合理的或正常的，那么，抑商主张获得正统地位还能成为一个值得讨论或解释的学术命题吗？

　　抑商主张获得正统地位当然是一个问题。对现代史学界来说，奉抑商主张为正统的合理性问题不可能仅仅是一个萎缩在单一封闭的社会内展开纯粹经济理性推演的抽象命题，还是一个需要透过开放的视角在多个社会的多个领域之间进行综合比较的具体命题。在纵横比较的视野中，才能彰显抑商命题的学术价值，并赋予其确定的现代意义。从对比的角度来考察，我们无法回避或否认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中国古代自始至终并行着抑商主张和反抑商主张，而这是西方产业经济思想从未有过的经历。因此，如果不能解释古代中国出现而早期西方没有出现轻商观分化为抑商和反抑商两种对立主张的原因，抑商主张取得正统地位是否合理的命题就不可能有可靠圆满的答案。

　　“思想不能不为环境所影响，环境不能不为思想所转移。”［1］译者序2具体的抑商主张是否合理，尚须在具体环境中判断并产生意义。早期中西方的产业经济思想均非纯粹也不可能纯粹，即使现代经济学，在开创之初也呈现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在早期相对封闭的状态下，中国和西方的所有思想几乎完全是对各自所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反映。作为思想范畴的一部分，产业思想的形成既依赖具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又受制于反映具体环境的整体思想氛围和取向。如果承认早期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具体环境和思想形态之间存有重大差异，则由此孵化的产业思想亦必有重大的取向和趋势特点。基于对具体环境和思想形态的适应所形成的产业思想在封闭状态下与具体环境和思想形态产生互动，势必导致各自在环境和思想两方面的特点持续地自我叠加，从而造成各自历史文化的区别呈现递增之势；相应地，产业思想的区别也呈现递增之势。因此，早期中西方的重农轻商思想虽然都不是纯粹的产业经济思想，但是混杂的环境基础和思想取向的侧重不同。区别自重农轻商思想产生之日起就存在。

　　色诺芬的首重农业旨在维护古希腊的奴隶制度。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度的维系建立在向外殖民和对外征服的基础上，随着向外殖民和对外征服的兴衰而兴衰。一方面，殖民和征服的外向性强化了商业活动的经济必要性，另一方面奴隶制度决定了作为工商活动主体的奴隶群体的低贱性。这就是早期西方之所以保持了轻商而不抑商的产业思想的历史根源所在，也是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在鼎盛时期的轻商观远比战国中期以前的中国更加突出和普遍的原因所在。基于维护奴隶制度的重农轻商思想在奴隶制度下不可能上升为抑商主张。伴随着罗马帝制的破败，奴隶制度走向衰落，轻商观失去了社会政治意义。罗马帝国后期兴起的基督教思想虽然抱持轻商观，但因为其基本教义思想反对奴隶制度，并采取独立于世俗权力的立场，不可能提出可能挽救世俗政权的抑商主张。转人中古初期，商贸活动几近绝迹，抑商无从谈起。来到中古中期的西方世界，城市复兴，工商活动再次进入活跃期，同时封建制度已经确立，在缺乏强大的政治权力支持的情况下，抑商政策没有可行性，完全不具有产生抑商主张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思想氛围。基督教寺院和经院学派虽然仍对商业持轻蔑态度，但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工商势力的迅速强大，轻商观日趋淡化，最终淹没在中古晚期兴起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浪潮中。

　　管仲的四民分业和首重农业是为成就齐国霸业的政治诉求服务的。一统天下的秩序是中国自商周以来确立和不断强化的政治现实和政治理想传统。因此，在陷入不幸的春秋分裂混战以后，争霸、恢复和巩固一统天下的秩序就成为最普遍和至高无上的政治诉求。分裂战乱的环境与结束分裂战乱一统天下的政治诉求酿造了战国时期最重大的现实课题和最浓烈的思想氛围，而且随着邦国兼并进程的推进愈益紧迫和强烈。战国诸邦曾经都是周天子的封土子民，且都保存了这样的记忆和向往，同根同种的认同感从未消失，因此争霸和重建统一的政治诉求和努力具有传统内在的正当性，在进入战国以后逐渐成为时代共识和潮流。与古希腊罗马的向外殖民和对外征服的外向性不同，战国时期恢复统一的传统合理性和时代潮流在历史的演进中展开为一个内向化过程。这种内向性的政治统一需要并没有强化商业活动的经济必要性，反倒是，一方面凸显了熙熙攘攘、流动混杂的商业活动不利于政治统一进程的弊端，另一方面突出了安土重迁的农业在政治统一进程上所内蕴的正面功用优势。因此，出于迎合当时迫切的政治统一需要的动机，与农战军事思想及政策相配套而推出的重农抑商主张，自有其特殊的合理性，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正统的一个选项在理论上是成立的。

　　而从理论上的正统选项到最终成为事实上的正统则决定于两个因素。其一，抑商主张的合理性为秦统一六国的成功实践所证明，并深深地烙在后来统治阶层的记忆中。其二，在实现统一过程中，抑商主张所显示的合理性在巩固和维护统一的过程中仍然有效。只要中国处在相对封闭的、中央集权的农业文明进程中，普世的重义轻利、重农轻商传统就不会被遗弃，抑商主张的合理性就始终存在。

　　一般轻商观的合理性蕴含在纯粹的农商轻重关系的产业思想中，由一般轻商观分化出的抑商主张的合理性则潜藏在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历史进程之中。抑商主张的合理性不可能经由纯粹的产业经济理性被认知，只能通过具体特殊的超经济的社会政治需要催化出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抑商主张者无不肯定商业的积极经济作用，抑商政策从实施的动机、推行过程到实际效果，所指向的主要不是商业的经济属性或农商产业关系，而是聚焦于国家官府与商业势力的博弈关系。这已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从未间断的抑商主张与反抑商主张的论争所清楚而充分地证明。反抑商主张之所以不能成为统治思想的正统，就在于只看到了商业活动的一般经济合理性而忽视了抑商政策在具体社会政治范畴中的特殊合理性。一旦确认抑商主张及其政策的合理性基于特殊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诸如此类的中国悖论或命题——为什么“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为什么15世纪以前的中古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是世界上工商业最繁荣的国度？为什么中国古代历朝总是经济繁荣与政治腐败结伴而行？为什么“贾而好儒”？——就不难破解了。

　　当然，抑商主张的合理性只能在特殊或孤立的静态环境中予以确认。如果从动态的世界来推断，抑商主张的合理性就岌岌可危；如果从比较的角度来衡量，抑商主张的巨大局限和消极后果就暴露无遗。在环境与思想的互动组合过程中，具体的思想主张和政策（尤其是具体的经济主张和政策）的合理性很低，偶然性极大，立为正统而百世不易，实非文化变迁的必然性可以喻之。可是，对于一个奉“一统”为至尊、偏好等序架构的价值体系来说，却并非那么不可理喻。

　　五、轻商观在中国近世的延续

　　抑商是轻商的极端化，是轻商的强化命题，本质上仍是一种轻商观。因此，就意识形态而论，抑商与轻商之间并非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其问的不同仅属于同一概念上的量化差异。只要轻商观在中国古代思想界的主流或正统地位得以延续，则抑商主张总是具有某种合理性和主导统治抉择的可能性。换言之，只要我们能充分证明轻商观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界的主流观念在最后的明清时期已经不断弱化以至丧失，则抑商主张及其政策就失去了观念根基，从而失去了与中国现代化途径的特殊关联性。否则，讨论抑商命题就仍然有其特定的学术价值和现代意义。然而问题正在于，对轻商观是否延续了其作为正统观念的地位一致保持到明清，现代史学界在认知判断上分歧很大。本文没有必要重复这个争议，但仍有必要针对某些围绕这个议题而提出的颇具学术影响力的论点和观点进行分析，并给出本文的意见。

　　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以下简称《商人精神》）可以被视为讨论轻商观在中国近世或明清两朝是否仍在延续的一部代表作。马克斯•韦伯对宗教伦理与经济社会进入转型发展的关系和中国宗教伦理与中国古代经济以及商业发展的关系，开创性地进行了系统考察、描述和建构。《商人精神》的主旨就是通过中国的案例对韦伯的主要论点和基本结论给予回应。支撑和构成该书主题的论点和涉及的相关论题很多，而与这里讨论的轻商观在明清的状况的最直接相关且最有实证价值的论点是“新四民论”。所以，这里主要围绕“新四民论”展开讨论。

　　《商人精神》将明清时期出现的士商关系变化表达为“新四民论”的概念，并主要通过思想认识和社会现象两个层面的证据给予确认。在思想认识层面，该书首先引用王阳明在1525年为商人方麟（节巷）所写的一篇墓表（“节巷方公墓表”）［1］104-105，以证明儒家在四民论上出现的变化，并对其作了如下的解读：

　　我们详引此表，因为它可以说是新儒家社会思想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此文的历史意义可以从几方面来说明。第一、方麟的活动时期在十五世纪下半叶。他弃去举业转而经商，这正是后世“弃儒就贾”的一个较早的典型。第二、由于方麟早年是“士”出身，曾充分地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他在改行之后便自然把儒家的价值观带到“商”的阶层中去了。所以他给两个儿子写的信“皆忠孝节义之言，出于流俗，类古之知道者。”这便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说明儒家伦理是怎样和商人阶层发生联系的。这当然不是两者沟通唯一的管道，但确是最重要的管道之一。第三、同时也是最有意义的一点，即王阳明本人对儒家四民论所提出的新观点。这篇“墓表”是王阳明卒前三年所作，可以代表他的最后见解。……阳明此篇绝非世俗的敷衍之作，而代表他的真正看法。他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虽然它以“托古”的姿态出现。

　　……王阳明以儒学宗师的身份对商人的社会价值给予这样明确的肯定，这真不能不说是新儒家伦理史上的一件大事了。［11］105-106《商人精神》接下来还列举出，王现的“异术而同心”之说与阳明语若合符节［11］108。李维桢在记山西商人王来聘诫子孙的墓表中认为“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然无成则不若农贾”［11］111-112，等等，作为出现“新四民论”的证据束，王阳明、王现、李维桢都是明代中后叶的人士，说明新四民观在明代中叶即在思想领域浮现出来。进入清朝以后，重视士人人格和个人道德的物质基础的见解获得了更多儒家人士认同，从陈确、全祖望，到戴震、钱大昕，“儒家思想关于个人的社会存在的问题，似乎正在酝酿着一种具有近代性格的答案。一个儒家的人权观点已徘徊在突破传统的边缘上，大有呼之欲出之势了”［11］102-104。

　　更具有实际意义的是，在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与传统四民秩序不同的现象。“阳明的新四民论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这个理论已实际上传布到商贾农工的身上。”［11］106这方面的证据有，王艮传播阳明的“四民异业而同道”之教［11］107；何心隐在“答作主”中说：“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在无意之间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实际排列是士、商、农、工［11］110-111；归有光注意到的“士与农商常相混”和沈毒所说的“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已成为明中叶以来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11］107；等等。而在明清文人的作品中也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新的社会现实，正是新的社会现实迫使明清的儒家和商人重估商人阶层的社会价值［11］110。这些证据与思想认识层面的证据相互呼应，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息：“明代中叶以后，士与商之间确已不易清楚地划界线了。”［11］107

　　《商人精神》列出的上述证据本身的可靠性虽然可以确认，但根据这些证据所作出的基本判断——明中叶以后的思想界和社会关于士商之间的界线已渐趋模糊——则只能予以有限的认可。根据这些证据以及围绕这些证据所作出的基本判断是否足以进一步推判轻商观和抑商主张在明代中叶以后已经弱化甚至失去正统地位，则是一个在学术研究上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的问题，尚需要作更多专门而深入的探讨。实际上，《商人精神》并未正面回答轻商或抑商命题，尽管其提供的证据和作出的基本判断似乎在间接暗示：轻商观和抑商主张在明清两朝已渐趋淡化。

　　从理想的角度而言，农耕文明时代的国家在处理农商关系时，最重要且最合理的产业指导思想及其制度政策安排，是要在农业的刚性和商业的弹性之间尽可能实现刚柔相济的平衡，并且在面对不可避免的经济和社会的异常变化时，可以有及时调整农商失衡冲突的回旋机制。可是，这种理想的“应然”标准对于处在农耕社会条件和产业思想水平的中国和西方来说，反倒是一种不合理的苛求。对于普遍重视等级秩序的古代社会来说，在各个经济产业部门以及相应的从业人群之间划分轻重，显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在组织严密的古代国家社会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前面已经指出，商业的必要性和相对于农业的次要性决定了商业观总是更具有多元性。相应地，轻商观也更具有分化的可能性。由此说明：轻商观的强化或淡化在古代社会中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实不足为奇。中国古代从战国时期到满清王朝的抑商与反抑商主张的论争从未平息的基本事实已足以表明，类似“新四民论”的思想认识和社会现象并非为明清两朝才有的新事物，而是可以在中国中古历朝历代均可发现的历时共享事实之一。如果站在《商人精神》的角度来理解“新四民论”的“新”义，也至多能接受定量分析上的“新”义解读，即：在明代中叶以后，持“新四民论”的儒家士人比明代中叶之前更多了，与传统四民秩序不同的社会现象更多了，商人阶层的社会价值得到了更多社会成员的肯定。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确定这种“新四民论”代表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毕竟清朝前期呈现出的商事繁忙、商民活跃的局面在清朝中期又再次出现一定程度的阶段性回落。也许正因为如此，余英时先生在列举和解读了许多证实“新四民论”出现的证据案例后，再一次显示了一个史学名家所禀赋的严谨治学素养。他说：“这里我们碰到一个方法论上的困难：我们固然可以找到不少明清商人实践其道德信条的证据，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实践究竟有多少代表性？据我对于有关这一方面的明清史料的认识，这个问题是无从用量化的方法求得的。”［11］137

　　“证据充分而论证不足，其结果可能是比较粗糙的史学；论证满纸而证据薄弱则并不成其为史学。”［11］自序73与韦伯命题一样，回答轻商或抑商命题的最大困难不是证据的收集，而是证据的解读、证据之间的联系和证据的来源性质。简而言之，是研究方法。笼统而言，证据充分是史学的一项基本诉求，是要求历史研究者尽可能达到的一个目标。但是就某些历史判断结论来说，证据充分并非意味着同质的证据越多越好，而是需要将异质证据的充分度置于更具有证明力或说服力的地位，因此，许多历史问题的解释判断存在着满足定性分析的证据需要。轻商观和抑商主张在中国近世是否仍在延续就属于此类历史论题。“新四民论”所赖以成立的证据，无论是思想认识层面还是社会现象方面，均出自社会个人成员的诉求表达和观察描述。这样的证据无论多么充分，一方面都是同质证据量的累加，另一方面都保持在缺乏整体导向力的性质范畴内。在明清这样充斥着数十上百万官宦士绅的社会中，即使来自个人成员的同质证据可以列出数百上千件，能否称得上充分，仍然是很可质疑的。此外，除了思想层面的证据可以作指向明确的解读外，社会现象方面的证据的指向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含糊之处。譬如，明代归有光提到的“士与农商常相混”的现象和清代洪亮吉亲历的儒商冲突。士与农商常相混似乎既可以解释为士与农商的交往更多、有了更多相同的爱好，也可解读为士并不避讳营利活动；但如解读为彼此的身份地位界线模糊则不免牵强。洪亮吉与自己的士人好友汪中曾目睹一书院肄业生与一商人交谈的情景，学人的卑恭和商人的傲慢引起二人的不满，于是，愤怒至极的汪中出面折辱了那位商人。这件事究竟是说明学人的卑恭和商人的傲慢不合礼俗还是商人的地位确实提高了呢？我们似乎并不能给出明确的判断；而余英时先生的判断也流露出些许犹豫。［11］118

　　然而，如果能够在《明会典》、《清律例》等代表最正式规则的法律文献中找出显示士商关系是否渐趋模糊的规定，即便是一条规定来支持或质疑“新四民论”，也可以被视为更充分、更有证明力的证据。例如，“汉时贱商，锦绣绮罗纱等都在禁用之列”，至明代依然如故［12］142。《明会典》规定商贾之家止许用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纳、纱”［12］142-143。实际上，在明清两朝的法律中有关衣饰、房舍、舆马以及其他方面所作的繁琐的歧视性规定，几乎毫无改变地延续了汉代以来重官吏轻商贾的传统：

　　职业的划分原不可与阶级相混，士农工商不能目为阶级，官吏更不能目为阶级，但如果像以上所说的，官吏与士农工商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工商又与士农不同，此外，奴仆、倡优、皂隶等下贱人又另成一阶层，而且种种差异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制度时，则是政治、社会、法律上都承认他们的不同社会地位、身份，不同的权利。假如一个人的真正的生活方式足以告诉我们他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又假如以社会法律所定的权利来观察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层次，不失为一具有客观性的方法的话，则我们将士大夫（包括已退休的官吏）、农、工、商贾及奴仆、倡优等贱民目之为三种不同的阶级，而以特权阶级为士大夫的代名词，或尚与中国历史上的情形相合。［12］161

　　只要代表正式制度的法律没有去除对商贾的歧视规定，“新四民论”就不是反映社会主流意志的思想观念，轻商观和抑商主张的正统地位就仍然没有弱化和动摇，商人阶层低下的社会和法律地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变。“生活自生活，法律自法律”［12］166的事情并不鲜见，但绝不能据此断言法律以及背后的正统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当然，思想界的产业思想和社会的职业观念出现的变化总是对处于正统地位的轻商、贱商或抑商主张有一定间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微弱的，仅凭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观念变化很难动摇已经确立了两千年的正统。历史也最终证明了这样的正统唯有伴随着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一起退出历史舞台。

　　六、余论：商业观与资本主义精神

　　进入20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古代的轻商或者抑商问题就一直缠绕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这个问题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原因至少有三点。首先，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商业观一直是多元的，抑商观与反抑商观的争论从未平息；第二，是因为中国古代国内的商业繁荣程度，在多数朝代中都不落后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第三，是因为现代学术界在轻商或抑商问题与资本主义萌芽和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因果联系。这三个原因也是学术界围绕抑商命题所展开的三个主要论点。它们之问相互联系，共同确立了轻商或抑商命题的基本学术价值。而“现代化情结”则是抑商命题的现实启示和终结学术旨趣之所在，同时也是本文的潜在目的之一。

　　本文的直接和主要目的是要说明，如果仅仅是在经济思想界和社会风气中存在着轻商贱商的观念，无论在什么时空条件下，无论东西方还是古今，都有程度不同的合理性；放在农耕文明时代中考察，就更不是问题。因为这是由商业相对于农业更富有弹性以及商业观的多元性所决定的。轻商观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热议的问题，抑商之所以被认为不合理，在于轻商观和抑商主张在中国古代被确定为一种思想正统，排挤了其他的商业观选项作为商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指导思想的可能性。如果中国古代历朝的统治意志和政治体制不是在轻商观与反对轻商观之间作出绝对不易的是非判断和选择，如果不同的产业思想保持了平等表述和影响商业和经济社会行为方式的机会，则中国古代商人群体将在世人禀赋的趋利本能的驱使下自主地选择符合他们利益最大化诉求的商业观念为行动指南。他们受到的观念束缚和礼俗限制将荡然无存。他们的营利动力将获得完全的释放，从而，中国古代商业活动的选择和拓展空间将远非昔比。中国古代商业活动的范围和程度或许会远远越出既有的地理空间和经济领域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和领域。中国古代的商人阶层或许真正能成为中国社会转入商业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动力，进而成为现代文明的先驱。然而，这一切均已是彻底失去了历史机遇和事实支持的假设。

　　马克斯•韦伯抛出现代化命题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但其对命题的破解却是沿着“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路径展开的。韦伯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命题，并为破解命题指出了一条文化解释的新路径。就此而言，韦伯的贡献具有普世性。但随着具体论证过程的展开，在具体论点的论证上，他的贡献越来越不具有普遍意义，而是越来越特定或狭隘化。他的第一层具体论点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把现代文明的产生归结为理性资本主义的形成。换言之，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文明的灵魂；第二个环节是找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与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教伦理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原因或内生变量之一。［13］他的第二层论点是指出中国、印度等传统文明社会不能形成资本主义精神或理性的资本主义，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文明的宗教伦理精神对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精神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14］。韦伯对韦伯命题的论证缺陷集中表现在第二层论点上。产生这种缺陷的原因很复杂。这里只强调一点：韦伯在相对专注于文化解释的路径时，相对地弱化了社会政治结构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在今天看来，如果把韦伯的新教伦理与道格拉斯•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作为韦伯命题的解释系统，相信针对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将产生更具广泛和持久影响力的成就。

　　《商人精神》对韦伯的命题、文化解释路径和第一层论点均予以明确的肯定。而就目的而言，《商人精神》可以被看作是回应韦伯命题的第二层论点的产物。《商人精神》通过禅宗、新儒家和新道教三教的人世伦理对中国商人阶层的影响实证了明清两朝的商人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某些相同要素，以证明韦伯命题第二层论点所给出的结论不能成立。本文虽认为韦伯的第二层论点的结论不足成立，但不认为《商人精神》的主要论证路径足以颠覆韦伯的第二层论点的结论。商业观是构成资本主义精神的要素之一，而不是资本主义精神本身。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不只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是通过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还是贯注于社会政治结构中的。简言之，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由平等竞争的经济关系主导社会整体以及个体成员的行为方式的价值观和信用体系，从而是一种围绕个人权益的保护而形成的法治精神以及法权系统［15］。将一种产业或职业领域的精神来比附适用于社会各个领域人际关系的资本主义精神显然有失妥当。

　　韦伯的缺陷在于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中不乏某些现代市场经济观念相吻合的真知灼见缺乏了解，更忽视了中国古代反对轻商抑商的主张与现代商业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共同之处。诚如唐庆增先生所言，中国的经济思想“确较西洋学说为早”［16］5。反轻商抑商的许多具体思想观点本身就是铸造商人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精良养料。资本主义精神的养料并非只能从宗教伦理中去吸取。而反轻商抑商的观念和主张没有为中国近世形成资本主义精神作出有效贡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些观念和主张被挤入了非主流非正统的行列。中国传统文化环境的特点在于过度强调主流与非主流、正统与非正统的界线划分，主流正统与非主流非正统之间的流动和互动远较西方缺乏。

　　注释：

　　【1】“早期”一词指亚当•斯密开创古典经济学派前的中西经济思想文献时期，包括中古和上古时期。但在单独论及中国时，采用“古代”一词与西方的“早期”相对应。

　　【2】《旧约•箴言》第十二章云：“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见《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第733页。

　　【3】“按中国轻商之恶习，实始于汉，汉前无此风气”。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M]．北京：《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1989：74。

　　参考文献：

　　[1]（美）韩讷．经济思想史[M]．臧启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2]陈庆德．经济人类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英）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M]．陆元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尚书•无逸[M]．

　　[5]国语•周语上[M]．

　　[6]张守军．中国历史上的重本抑末思想[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

　　[7]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9]裴小革．外国经济思想史[M]．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2000．

　　[10]阿奎那政治著作选[M]．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

　　[1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卒十会[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龙婧，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14]（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5]王毅．16世纪前后中国的“权力经济”形态及其主要路径——中国皇权制度下城市经济形态的典型例证[J]．北京：中国文化研究，2004冬季刊：36-51．

　　[16]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文章来源：《经济史》201206

    【关键词】文明史学；田口卯吉；梁启超

    【作者简介】张昭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原文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69～76

    【基金项目】日本学术振兴会项目“20世纪初期日本史学对中国的影响”（L09501），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比较下的20世纪文化史研究”（06CZS01）。

一、引言

    文明史学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国史学的近代转化是从外源性的文明史学传人开始的。日本的文明史学源自西欧，而中国的文明史学则由欧、日两条途径传入，其中又以日本影响为大。今天，我们追问与反思中国史学的现代性，不可能忽视两国早期文明史学的历史特点和内在关联。

    多年来，中国学者对文明史学在中国的兴起及日本在西史东渐中所起的作用已有所关注；日本学者小泽荣一、大久保利谦等在相关著作中对文明史学问题也有所涉及【1】。但从总体上看，这一问题目前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对中、日早期文明史学的理论特征及其差异性的研究还较为薄弱。

    本文拟以田口卯吉、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为切入点，专门考察文明史学在中日两国的兴起与变异，着重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探寻中日早期文明史学的共有特征。尽管当下“文明史”已成笼统庞杂的概念，但若把中日早期文明史学一并考虑，仍可从史学理论层面揭示出其具体内涵和时代特点，从而判明20世纪初中国的“新史学”在国际上的类属和位置。二是分析中日文明史学的变异性。文明史学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影响，带有民族性格，从而表现出不同个性。中、日早期文明史家对于历史科学性的理解，对待历史传统的态度，以及对民族国家近代化道路的设计，各异其趣。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认识和把握中日近代史学的特质与走向。

二、中日文明史学的发生及其共有现论特征

    文明史学起源自西欧，19世纪70年代初传至日本，20世纪初进入中国。以文明史为名输入的著作，当时以基佐的《欧洲文明史》与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最具影响。日本史家称：“这两种书如旋风一般，在当时思想界甚为流行。”【2】西史东传，直接催生了中日本土的文明史学。

    日本的文明史著作以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为开端，而在此以前，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已在史观上作了准备。福泽《文明论之概略》成书于1875年，严格意义上说，该书并不是一部史学专著，但却带有较浓厚的文明史色彩。该书大量吸纳了西洋文明史家的观点和方法，“西洋文明的由来”一章直接编译白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日本文明的由来”一章则被视作日本文明史的雏形。福泽止于用文明论改造历史观，田口则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田口是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文明史著作以《日本开化小史》、《支那开化小史》为代表。《日本开化小史》（6卷）首卷刊于1877年，末卷刊于1882年。该书继承巴克尔、基佐文明史学的理论方法，并参考了新井白石《读史余论》等日本史学著作【3】。《支那开化小史》（5卷）是前者的姊妹篇，结撰于1888年。日本学者小野畴人指出：“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称得上是日本文明史体的嚆矢。如果再加上倾向相近的《日本开化之性质》《支那开化史》，凭这些，田口足以在日本史学领域大放光辉。”【4】以此为端绪，日本在十余年间涌现出一批文明史著，如北川藤太《日本文明史》（1878）、渡边修次郎《明治开化史》（1880）、藤田茂吉《文明东渐史》（1884）、室田充美《大日本文明史》（1884）、物集高见《日本文明史略》（1885）、羽山尚德《大日本开化史》（1888）、福山久松《大日本文明史略》（1891）等。经由田口等的努力，源自西洋的文明史学在日本立下根基。

    田口《日本开化小史》发表20余年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得以接触和阅读日本大量的文明史著。1899年，他写成《东籍月旦》一文。对文明史学极为推崇：“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5】该文还就当时日本较流行的文明史著作，诸如永峰秀树译基梭（即基佐）《欧罗巴文明史》、家永丰吉《文明史》、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合著《支那文明史》等，予以评点。从该文看，梁启超对当时日本的文明史学较为熟悉。他在日本所写的不少著作都带有文明史学的烙印，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史叙论》（1901）和《新史学》（1902）。这两篇长文的学理一秉于日本的文明史学，而且言简意赅，切中要旨。以梁启超为主帅，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新史学”思潮实以文明史学为旨归。邓实的《史学通论》、马叙伦的《史学总论》和《史界大同说》等文，都大力提倡和宣传文明史学。当时出版的一些教科书，诸如横阳翼天氏（即曾鲲化）的《中国历史》（1903）、涉园主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吕瑞廷与赵潋璧合编《新体中国历史》（1907）、徐念慈的《中国历史讲义》（1908）等，虽不以“文明史”冠名，实则深受文明史学的影响。

    中国学者以往论这段历史，对梁启超“新史学”的文明史性质缺乏充分的认识，对田口的文明史著言之甚少。下面，就以他们二人为重点，分析中日两国早期文明史学的理论特征。

    第一，以进化或进步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观念。以进步意识取代旧的道德史观、循环论或尚古论，这对于文明史学具有决定性意义，福泽、田口、梁启超等无不以此为追求。福泽在《文明论之概略》中，以文明进化为本位，对以往史书用以褒贬历史的儒教道德观、大义名分论，有严厉批评。针对人们用尚古意识来看待历史，田口把欧洲文明史著中的进步意识与斯宾塞进化论中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说结合在一起，把“文明进步”视作历史的根本法则。依此法则，《日本开化小史》在日本史学史上第一次把“文明进步”导入史学的中心，认为日本文明从神代到明治是一个不断向上发展的过程。他在《支那开化小史》一书中对中国专制政治的批评，也是以此为权衡。岛田三郎曾评论《支那开化小史》说：“从来东洋人之见，以古为文明，以今为野蛮，尚古复古、浇季季世之辞，可以征也。本编作者征之事实，明世代改进之理，于是乎古野今文之理昭昭矣，可以破东洋人之陋见。”【6】梁启超《新史学》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积极吸收了当时在中日影响甚巨的进化观念，认为：“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百事物，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于历史之范围，反是则不能属于历史之范围。”【7】从他所用该词的语境看，“进化”合“演化”与“进步”为一，进步主义是题中之意。关于进化史观对于文明史学的重要性，日本学者小泽荣一曾以福泽《文明论之概略》、田口《日本开化小史》为例指出，“将历史研究的对象扩大到‘人民’、‘社会’、‘人心’，以进步意识作为历史研究的目标，这是启蒙期文明开化史的第一特征。”【8】

    第二，研究的重点由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政治事件，转向以民众群体为中心的社会、风俗、心理方面。福泽《文明论之概略》提出史家应以一国的“人心风俗”为文明史的研究对象，但没有写出史学著作。田口的《日本开化小史》凡6卷13章，具体展现了文明史的研究对象。其中，第1章讲述神道的滥觞与佛教的兴起，第2章讲述汉学的东来、唐代制度的模仿与和歌的兴起，第3章讲述伦理、政制、兵制、风俗、文学、法律、史学等的变迁……该书的论述主题不再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不再是治乱兴亡的政治史，而是包含政府与人民在内的“社会”的历史，是社会状态、人心状态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制度、风俗、宗教、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梁启超《新史学》明确指出，“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人历史之范围也。”“人群”是历史研究的惟一对象。以此，他衡断中国史学：“畴昔史家，往往视历史如人物传者然。夫人物之关系于历史固也，然所以关系者，亦谓其于一群有影响云尔。所重者在一群，非在一人也。而中国作史者，全反于此目的，动辄以立佳传为其人之光宠，驯至连篇累牍胪列无关世运之人之言论行事，使读者欲卧欲呕，虽尽数千卷，犹不能于本群之大势有所知焉。”【9】治史范围从个人扩大到群体，主张考察历史大势，为民众写史，是这一时期文明史学的重要特点。

    第三，文明史以探讨历史的因果联系、演化规律及公理公例为目标。在近代史学门类中，文明史学较之于考证史学，理论思辨色彩更为浓厚。巴克尔力图寻找历史文明的规则和规律，开实证主义史学之先河。田口指出，文明史学并不是把历史上的文明诸样态简单地排列在一起，而是以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历史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一些论者想当然地认为，《开化小史》是对文学、技艺、风俗、器物、衣服、饮食、住宅、婚仪、歌舞、雅乐、俗乐等的沿革的详细记述。然而在我看来，这不是社会的历史，也就是说，不是开化史。……因为他们没有记载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如果不关注事实与事实之问的关系，即便把一个个事实集合起来，也不能展现充满生息的社会有机体的全部面貌。”【10】也就是说，文明史并不满足于详细叙述社会历史的状况，而是重在研究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事实与事实之问的因果关系，说明人类社会进步的规律。梁启超的《新史学》突出了文明史学的这一特点，提出治史以求得公理公例为理想。他说：“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他进而指出，史学之求公理公例，与天然科学（即自然科学）有别，但方法有共通之处，皆由现象之繁赜人手，全面占有材料，然后才能达其终点。“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综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同时，还要不断提高理论素养，明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取哲学、社会科学乃至天然科学的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11】。梁启超的阐述从历史观、方法论人手，已触及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等论题，深化了对文明史学的认识。

    第四，以文明（或文化）为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既然历史上之事实，因果相继，那么，决定历史进步性的因素是什么呢？福泽的《文明论之概略》将文明确立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并分文明为“外在的事物”与“内在的精神”两个层面，认为文明之精神更具本质规定性。在文明之精神中，他又以智德为决定性因素：文明进步是“依靠人的智德取得的，因此，归根结底，文明指人类智德的进步”【12】。经济学出身的田口则提出物心二元论，把历史进步的动力归为人心的进步与货财的进步两个方面。他说：“社会的开化有赖于货财与人心同时进步。如果内在的人心不能提高，外在的货财也难以独自增加。如果外在的货财不衰退，内在的人心也不会独自衰弱。无论怎么样，智力的发展离不开货财做基础，货财的增殖离不开智力的支持。”【13】这种人心与货财共同进步的思想可以说贯穿《日本开化小史》全篇。受福泽等的直接影响，梁启超也力主精神文明决定论。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14】他认为，“凡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也。”【15】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中日早期文明史学的内在关联，及其共有的理论内涵。正是这些内涵，奠定了中日史学的现代性基石。

三、文明史学在中日两国的变化及差异

    文明史学由西欧传至日本、中国，既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又因时空转移，发生变异。兹就其要者，约举三端。

    （一）对历史科学的理解不同

    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近代自然科学已取得长足进展。基佐、巴克尔受科学思想的浸润，力求从科学角度探求文明史的规则。基佐认为，“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是有其原因和规律。”【16】他对历史的规律性和确定性是如此肯定，以至于受到评论家圣伯夫的质疑：“基佐的著作构成一条一环扣一环、一个环节也不能缺少的链子。他的目的，像支配和组织现在那样支配和组织过去……每个偶然事件都成了必然会发生的事。”【17】巴克尔把自然科学的因果论和决定论引入历史研究领域，明确指出：历史“受精神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支配，因此必须对这些规律予以研究。如果不借助于自然科学，历史学便不能成立”【18】。他认为历史学同自然科学一样有着可以说明的法则，史学家的责任就是探索历史活动的规律。他的《英国文明史》致力于确立历史叙述的科学地位，把历史学建设成同自然科学一样的实证主义科学。

    日本、中国的早期文明史家身处的则是迥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当时，日、中两国不仅近代史学无从谈起，科学尚在蹒跚学步，而且民族危机重重。他们倡导文明史学，肩负救亡图存、思想启蒙与史学改造等多重任务。土居光华在日译本《英国文明史》序言中说：文明史学能“改革和汉之史乘”，“洗读史之眼目，破千年之旧习”，“造今日文明之社会”【19】。邓实则称：“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20】这些言论可代表当时中日文明史家的心声。

    而且，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传人，日本、中国学者对历史科学性的理解也有所变化。从学理上说，日本、中国的文明史家广泛吸收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特别是社会进化学说，因此，他们在文明史学的内涵上反复强调“进化”之公理公例，在性质上强调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理解历史学的科学性。田口曾说，历史的法则与自然科学的法则不同，它是在社会特殊性基础上结成的复杂的因果关系。福明德三指出：“巴克尔是从科学的角度来探求文明史上的因果规则，这与从政治上寻求最终原因的田口是不一样的。”【21】梁启超则运用进化学说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性质作了明确区分：“宇宙间之现象有二种，一日为循环之状者，二日为进化之状者。……循环者去而复来者也，止而不进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天然学。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22】不难看出，他们对历史科学性的理解与基佐、巴克尔有较大差异。

    （二）对待历史传统的态度不同

    19世纪上半叶，英、法等国已然走上近代化道路，且居于世界前列。因此，基佐、巴克尔在写作支明史著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并不突出。中、日两国境况则不同，为摆脱民族落后现状，被迫师法西方，因此，两国的早期文明史家在如何对待传统问题上均存在着自我否定的可能。如何对待本民族的历史传统？中日两国史家选择了不同的进路。

    田口等日本学者通过文明史著述，确立民族自信和自豪感。幕末以来，日本出现一股欧化风气，知识人即便关心历史，也是一味地醉心于欧美历史，而不正视本国的历史。在此背景下，日本的有识之士开始由译介西方史著转向编写本国文明的历史，确立民族的主体地位。福泽的《文明论之概略》明确宣称为日本皇室“万世一系”的国体感到自豪，认为这是日本的优秀传统【23】。田口的《日本开化小史》着力论述日本的历史是文明进步的历史，志在鼓起日本人的信心。正如黑板胜美在该书序中所说：“当时学术界的风气完全模仿欧美，不过将彼之所有者移植于日本而已，并未加以分析研究，不顾其能否消化，而盲目地欲适用于日本。在此种环境之中，博士特撰著此书，首先阐明日本固有之学术精神，使世人知所自重。就这一点而论，我们不能不推重博士为明治时代之先觉者。”“他把日本的历史纵横地批判解剖，阐明了日本文化有何种的特长，将来如何发展。”“因此，不仅日本国民由此书始知日本建国以来之文明有何特质，将来如何发展；而且……大家觉悟日本有可夸的历史，可夸的文明，未必在欧美诸国之下，除翻译模仿之外，还有树立日本新文明之觉悟与决心。这种启发时代国民思想的功绩，亦应归于这本《日本开化小史》。”【24】

    与此相对，日本的文明史家反思自身落后的原因时，却往往归结到儒教身上，进而通过否定中国文明来为自己解脱，以避免历史认同危机。在他们看来，因长期师法中国，故造成了日本的落后。当时的日本文明史家把中国历史文化视作野蛮与落后的象征。福泽为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而自豪，却怒斥中国自秦以来专制独裁。田口把日本的历史塑造成不断进步的历史，却把中国描绘成停滞的文明：“支那自秦汉以后是停滞的状态。”【25】与《日本开化小史》相反，田口著《支那开化小史》意在以中国为例说明专制政治之害，为日本人树立负面形象。该书第15章“总评”如此总结中国的历史：“考以上之事实，可详中国人民常苦于专制政治之弊害。从周以前，数千年间，埋没于封建乱离之祸害时代也。从秦以后，二千余年，沉沦于专制政治之腐败时代也。而中国之人，又未尝预防此弊害，别发一制度，故于封建离乱之祸害不可耐，乃一扫之，而为专制政治。及专制政治之弊害不可耐，乃一扫之，而归于叛乱，分裂反复，中国人民历史，不过此数事而已。”确如末广铁肠指出，“专制政治，决无维持百年之良法，盖鼎轩著作之意，专在于此。”【26】福泽、田口等人的文明史研究由批判儒教史观，演绎为丑化中国形象，甚至为军事扩张提供理论工具。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文明史论者反传统倾向较为明显。他们对于中国数千年的古史，不加批判地接受外人的说法，刻意突出中国的负面形象。《游学译编》刊文称：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之《支那文明史》，“其尤有特色者，看破中国专制政治、奴隶学术之真相，屡发议痛诋，诚救中国之良药也”【27】。曾鲲化也说：《支那文明史》“令读者频浮大白，视专制政治、奴隶学术诸毒恶物，如不共戴天之仇。救中国之神妙药料，兴中国之主动机关，于斯为最。”【28】柳亚子年轻时读到《支那开化小史》，看中的也是该书对中国专制的抨击，认为“诚近今历史界上一杰作”，“全岛策士为我国民作借箸之谋，我同胞其愧也未”【29】。诸如此类的观点在当时甚为流行。他山之石，原为针膏肓而起废疾，结果固执一端，以偏概全。“夫专制政体者，吾支那民族之所自构造也。”【30】“其所有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31】经梁启超、邓实等人的宣传，以“专制政治”“奴隶学术”来概括中国历史传统的说法，流传甚广。

    中国文明停滞论、专制论原是欧洲人的发明，经日本史家大肆宣传，中国的文明史家不加批评即接受过来，由此，提出中国“无史”之说也就不足为奇。梁启超说：“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也。”【32】“中国少年”断然声称，二十四史非史，中国没有史学：“恫哉我国无史，恫哉我国无史。”【33】自此以后，古史的合法性几被颠覆，中国人的历史认同长期处于危险之中。

    （三）民族一国家主义色彩不同

    文明史学标榜以人类的文明进步为普遍追求，但从其实践看，无一不植根于各自的民族传统。基佐、巴克尔的文明史著具有明确的西欧中心主义，带有偏见，常用“野蛮”、“停滞”、“愚昧”、“自夸”等词语来描述中国、印度、埃及等东方民族。不过，就其整体而言，还称不上民族沙文主义。

    日本早期的文明史学则带有国家主义倾向。长期以来，学界多强调日本文明史学的自由主义史观，不谈与国家主义的内在关系【34】。实际上，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开始，日本的文明史学就与国家主义存有瓜葛。福泽在《文明论之概略》中提出的文明开化两大要项“一身之独立”与“一国之独立”并不是对等关系。他说：“今天要求日本人走向文明，是为了确保国家的独立。因此也可以说，国家的独立是根本目的，国民的文明是达成此目的的手段。”【35】正如富田正文所指出，此乃该书的要旨所在【36】。日本在文明开化过程中，出于民族忧患意识，存有一种强化国权的强烈欲望，本无可厚非，但在福泽那里，文明史观却演化成了国家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石。《文明论之概略》主张人类历史发展要经历“野蛮”一“未开”一“文明”过程，他从这一史观出发，力图美化对亚洲诸国的歧视与侵略。1881年，他在《时事小言》中明确提出，亚洲大国支那数千年来溺于阴阳五行妄说，为改进文明而“进入”该国不是对该国的侮蔑，文明国日本应当承担东亚保护者的角色。自此以后，福泽的文明论不再重视“一身之独立”的民权论，转而把国权确立与国权扩张结合在一起，强烈主张天皇制的国家主义。朝鲜“壬午事变”、“甲申政变”之际，福泽发表了大量侮蔑和歧视中、朝两国的文字，辩称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为了“增进朝鲜的幸福，推进朝鲜的文明”。1885年的《脱亚论》，与他的文明史观一脉相承：“日本的邻国走向文明之路遥遥无期，为日本的出路考虑，不能指望与他们一起振兴亚洲，宁可脱离亚洲，与西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采取西洋人的方法。”【37】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他更是从“文明史观”出发，以“文明”作为战争合理化的护符，把战争说成是“文野明暗之战”。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的亚洲认识》指出，“近代日本最大的伟人”福泽是日本在形成侵略亚洲思想与蔑视亚洲观念过程中所起作用最大的人，他对亚洲的蔑视及殖民思想源自文明史观【38】。

    田口卯吉也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支持者，他的这一立场与其文明史观同样有密切联系。他不仅在《支那开化小史》中整体性否定中国的历史，而且撰写了一系列论著，极力贬低中国人种，宣扬日本人种的优越性。他的《日本人种论》提出：日本人种与支那人种不同，日本人乃天孙人种的后代，智力发达，勇猛善战，是土耳其人、匈牙利人的同胞【39】。他在《破黄祸论》（一名《日本人种的真相》）一书中，一方面自诩为东亚的“盟主”，另一方面又极力撇清与黄种人的干系，认为把日本人与支那人视为相同的人种是欧洲人的误解【40】。该书声称：“日本人是世界第一等的国民”，是从白种人演化过来的，相当优秀【41】。他于1902年结集的《古代研究》，从历史、语言、宗教、习惯、遗传等方面来论证日本人种与朝鲜、中国人种的不同，重申日本人种优越论。当然，田口的日本人种优越论并非孤立的学说，而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史学的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随着进化论和人种学的传播，种族主义在日本活跃起来，以种族为基础来解释文明的兴衰受到史学界重视。当时编著的文明史著多把“人种”作为史学的要项，例如。高山林次郎认为，“历史的活动从一定角度说是人种的活动”，“人种是历史上的一大现象，人文的差别在多方面源于人种的不同”【42】。作为文明史论的一部分，田口等提山的日本人种优越论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日本政府日益膨胀的国家主义。

    毋庸讳言，上述思想对中国的文明史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由于国内外环境及文化传统不同，中国史家最终并没有选择国家主义与殖民主义。梁启超曾受到日本功利主义学说的刺激，对世界大势有较清醒认识：“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43】民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盛行，加上《天演论》“优胜劣汰”的警示，对中国而言，保国、保种是最迫切的任务。不过，与日本的扩张策略不同，同样是为寻求“一国之独立”，梁启超等人强调的是民族团结、共御外侮。“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44】梁启超《新史学》专列“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节，把人种作为史学的核心因素加以考察：“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45】他认为，在人种激烈竞争的背景下，种族不能“自结”就有被他种吞食的危险。1903年，刘成禺著《史学广义篇》，也把人种列为史学的要项：“史学者，考究人种进化之顺序及法则之学也，非属形势上之证迹而为社会中之生活。史学于社会舍人种进化之顺序及法则，别无可言也。”【46】同年，曾鲲化编著《中国历史》，也有类似看法：“历史之起源，变文言之，即记人种竞争之演剧也。故其相关之紧切，如肉体之与精魂。今特发挥种族团结之大义，严本族外族之鸿沟，使爱种保种尊种之念油然而生，以养成种族主义之特质。”【47】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学者所求的是本民族的团结与自救，而非对他族的觊觎与侵略。

四、结语

    外源性的文明史学理论与本土的历史经验，经由田口卯吉、梁启超等人的学术实践，催生了中日早期文明史学。田口的《日本开化小史》为日本文明史学提供了成功范例，梁启超的《新史学》也具有率先垂范的意义。

    文明史学从史学观念和理论方法上为中日两国史学的近代转化奠立了基石。中日早期的文明史学，以“人民”、“社会”、“人心”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以“文明进步”为历史认识的目标，以“智德”、“货财”为历史前进的动力，重视理性的因果关系叙述，这些既构成了现代性史学的核心元素，又体现了史学现代性的理论特征。自此，中日史学走出固有的传统，以与西方共有的理论形态来理解历史，解释历史。与旧史学相较，这是中日早期文明史学的显著特征。

    中日早期文明史家在接受和传播西欧文明史学现代性理念的同时，又因应时势，结合各自民族的需要，予以改造与发挥。由此我们看到，中日早期文明史家对历史科学性的理解、对待各自历史传统的态度，以及与民族国家主义的关系上，不仅与西方不同，而且相互间也存有较大差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史学现代性的多样性展开。

    当然，中、日早期的文明史学也有不足之处。其中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叙述较为简单，甚至存在抄译现象，而是他们的历史价值观念。为现实所左右，他们对域外的文明史学缺乏足够的批判意识，对白种人的文明钦羡不已，自觉不自觉中接受了欧洲中心史观：“夫以狭义言之，欧罗巴文明实为今日全世界一切文明之母，此有识者所同认也。”【48】进而，为功利主义所诱惑，历史沦为现实的工具，某种程度上把本民族的历史当成了论证走西方必由之路的注脚。日本的近代化道路，与福泽、田口等人的文明史论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中国的文明史学也含有一种说教的色彩，西方史家特别是日本史家对中国历史的评价，带有很大的民族偏见，甚至不乏污蔑，而中国学者往往不加甄别，采取“拿来主义”。从长远看来，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传播了错误的历史知识，损害了中国的形象，甚至造成中国历史的整体负面化，埋下了激进反传统的伏笔。文明史学对历史传统的评价存在绝对化、简单化之嫌，应该认真反思。

    注释：

    【1】相关论著，中国方面有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晴佳：《科学史学在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兴起及其异同》（《中华文史论丛》第77辑）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日本背景》（《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12月）等；日本方面有小沢泶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明治篇》（东京：吉川博文馆，昭和四十三年），大久保利谦：《日本近代史学史》（东京：白揚社，昭和十五年），坂本太郎：《日本の修史と史学》（东京：至文堂，昭和三十一年版），家永三郎：《日本の近代史学》（东京：日本评论新社，昭和三十二年）等。

    【2】伊东多三郎：《洋学と歷史観》，收入史学会编：《本邦史学生論叢》下册，东京：富山房，昭和十四年版。

    【3】关于该书的理论来源，日本学界有激烈讨论，可参见黑板胜美于大正五年为该书再版所作序言、福田德三为《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所作解说，以及小沢栄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明治篇》第2章第2节，兹不赘述。

    【4】小野畴人：《〈日本开化小史〉とその时代》，收入史学会编：《本邦史学史論叢》下册。

    【5】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6页。

    【6】岛田三郎评语，见《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214页，东京：大岛秀雄刊行，昭和三年版。

    【7】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8页。

    【8】小沢水栄：《日本史学史の研究：明治篇》，第199页。

    【9】【11】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9、10—11页。

    【10】田口卯吉：《社会に大理めり》，见黑板胜美《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1卷“解说”，第14页。

    【12】福沢谕吉：《文明论之概略》，松沢弘陽校注，东京：岩波書店，1995年版，第61页。

    【13】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83页。

    【1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页。

    【15】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59页。

    【16】Karl J．Weintraub，Visions of cldture：Voltaire．Guizot．Burckhardt，Lamprecht，Huizinga,Ortega Y Gasset．Chica90＆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P．93．

    【17】见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7—338页。

    【18】Henry Thomas Buckle，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V01．1，New York and Bombay，Longman，Green and C0．，1902．P．1．

    【19】土居光华：《序言》，见伯克尔：《英国文明史》，土居光华、萱生奉三译，东京：日本出版会社，1879年版。

    【20】邓实：《史学通论》（四），《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一。

    【21】福明德三：《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解说”，第28页。

    【22】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9页。

    【23】福沢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第55页。

    【24】黑板胜美：《日本开化小史》大正五年再版序，《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6页。

    【25】田口卯吉：《歷史概論》，《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1卷，第5页。

    【26】末广铁肠：《支那开化小史》评语，《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240页。

    【27】《游学译编》第9册，书后《中国文明发达史出书广告》，见《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8年版。

    【28】曾鲲化：《中国文明发达史·叙论》，东新译社，1903年版。

    【29】柳亚子：《磨剑室读书记》，《柳亚子先生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30】《国家学上之支那民族观》，《游学泽编》第11册，1903年。

    【31】邓实：《史学通论》（一），《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一。

    【32】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页。

    【33】“中国少年”：《弁言》，《中国四千年开化史》，成都丙午刊本。

    【34】坂本太郎《日本の修史と史学》、小沢栄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等均如此。

    【35】福沢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第297页。

    【36】富田正文：《考证福沢谕吉》上卷，东京：岩波書店，1992年版，第407页。

    【37】福沢谕吉：《脱亚论》，《福沢谕吉全集》第10卷，东京：岩波書店，昭和四十四～四十六年版，238—240页。

    【38】安川寿之辅：《福沢谕吉のアヅア认识——日本近代史像をとらぇ返す》，东京：高文研，2000年版，第120页。

    【39】田口卯吉：《日本人种论》，《鼎轩田口先生全集》第2卷，第482页。

    【40】田口卯吉：《破黄祸论》自序，《鼎轩田口先生全集》第2卷。

    【41】田口卯吉：《破黄祸论》，《鼎轩田口先生全集》第2卷，第502、496页。

    【42】高山林次郎遗著，姊崎正治、笹川种郎编：《从人种競争看极东问题》，《樗牛全集》第5卷，东京：博文馆，昭和五年版，第337、339页。

    【43】【44】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9、20页。

    【45】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1页。

    【46】刘成禺：《史学广义篇·人种第一》，《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年1月。

    【47】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重点内容”，《中国历史》上，东新译社，1903年版。

    【48】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5页。

Historiography of Civilization in Japan and China

Zhang Zhaojun

　　Abstract: The historiography of civilization derived from Western Europe was introduced into Japan in the1870s, and then into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For the advocating and practice of Taguchi Ukichi and LiangQichao, the historiography of civilization arose in Japan and China. On the one hand,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historiographies of civilization shared at first the same theoretical features, which claimed that traditional historyshould be replaced by the evolutionary conception, with focus on public concepts and social customs, with the pur-suit of causal relationships, laws of changes and all the axioms and regulations in history as goals, and with the spiritof civilization as the decisive force of historical progres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historianswho had first accepted and advocated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f civilization modified and even reshaped it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imes. Regarding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history, western historians held that the historiogra-phy of civilization conformed the property of natural science, while Chinese and Japanese historians mainly under-stood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cience. As for attitudes towards traditional history, Japanese historians tookadvantages of historiography of civilization to build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on the contrary in China it developedinto a tendency of nihilism to deny Chinese traditions. When faced with national crisis, early Japanese historiogra-phies of civilization were colored with strong nationalism, unlike the emphasis on nation’s unity and self-help byChinese historians. It is therefore of great benefit to trace the source through the flow of modernity and to analyze the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 historiography of civilization; Taguchi Ukichi; Liang Qi-chao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网2012年03月20日

　　【关键词】欧洲；中国；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全球化；马克思主义

一、人类演变过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具体而当下的事件总是特殊的。要窥见这些事件并不困难。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观察具体而当下的事物，我们就无法提升到足以认知人类历史的层次。人类历史──就现象而言──似乎建构于某些特殊事件发展过程的延续，在它们之间除了偶然，谈不上任何的关联。这些延续大概都只能从因果和独特事件的串接来解释。这种解释方法强化了“文化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每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是来自于其“文化”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又是超越历史的，以至于不管人世怎么变化，文化的特殊性总是会顽强持续。

　　对我而言，马克思是在特殊性之外，致力于找寻普遍性的思想家。当然，这里所说的普遍性不应该马上就扯到有关现象本质的理想论述或思维（譬如黑格尔或孔德的那个套路），应该要从个别具体事件的分析去作归纳。这些归纳究竟是不是定论或正确的，我们不敢做“绝对”的保证。但是，没有这个过程，肯定研究不出什么成果。

　　分析特殊性，而后发现普遍性如何从特殊样态中凸显出来。这就是我对马克思的阅读。

　　秉持这样的精神，我提议从人类社会发展三个重要阶段的接续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社群阶段、部族阶段、资本主义阶段（有可能带来超越其自身的共产主义）。我的提议有异于过去传统上人云亦云的所谓两种生产模式的对立，亦即“欧洲模式”（著名的五阶段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不是斯大林发明出来的，而是欧洲在马克思前后就已经存在的主流论述），以及“亚细亚模式”（或干脆说是死路）的对立。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有关水利社会的那一套理论，在我看来毋宁是幼稚的、误导的，而且充满欧洲中心的成见。我也不同意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所生产出来的，所谓“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五阶段论。

　　秉持同样的精神，我提议在看待部族社会大家庭中的矛盾时，也要能够看到一种要求超越部族社会组织体系基本原则的普遍意愿，而其超越的方法是发明后来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有迈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可能）的那些手段。资本主义并不必然是欧洲独占特有的发明。它也正在部族社会的东方被逐渐建构起来，尤其是在中国，以下会进一步说明。

　　然而，一旦资本主义以其历史既定的样态被建构出来，也就是说从欧洲出发，那么，欧洲为了其单极集权再生产的需求，通过征战和压制其他社会向全世界扩展，阻绝了人类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条道路”（譬如“中国道路”）。欧洲的征伐扩展模式完全忽视并泯除了区域性资本主义多样性发展的重要性及其贡献，最后，整个世界只能以二分法区隔出宰制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中心，以及被宰制者资本主义边陲。

　　因此，以下我提议一个解读“两条道路”（地中海/欧洲地区道路以及中国道路）的方法，这不是五个阶段/亚细亚生产的对立模式，而是建立在另一种分析原则之上。这个分析原则将中国已经成熟的部族模式，和边陲化的地中海/欧洲部族模式对立起来看。我说中国是已成熟的部族模式，因为它显而易见地已经非常稳定，很早就已是一个权力相当集中的帝国。反而是欧洲仍在部族社会的边陲形态，它依然十分脆弱，几度企图迈向权力集中的帝国，最后这些企图都以流产告终。

　　（一）欧洲发展道路与中国发展道路对立的核心：农民问题

　　地中海/欧洲发展道路与中国的发展道路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因为部族模式的成熟稳定首先要能够将农民世界坚定地整合到整个系统的建构之中，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保障农民能够取得土地。这个原则，中国很早就采取了。虽然，我们都知道，要让耕者有其田，其过程中充满了波折与冲突，有时候还相当严酷，最后困难还是被克服了。相反的，在地中海/欧洲地区，由于很早就采取了农地私有化政策，而且欧洲模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农地私有化还成为绝对而基本的原则，农民被剥夺了取用土地的权利。

　　欧洲中心的历史资本主义不断将生活在农村的居民大量驱赶出去，这种历史资本主义必然造成人口的大量外流，后来征服了美洲才得以纾解外流人口的问题。若是没有美洲，欧洲的进一步扩展根本就不可能。历史资本主义于是变成穷兵黩武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暴力。

　　另一方面，中国开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被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之前）就完全不同，它是确立而非泯除农民争取土地的权利，并从而强化农业生产，同时将工业制造分散到乡村地域。这让中国在许多物质生产的领域都大大超越欧洲，一直到工业革命的成功造就了现代欧洲之前，中国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二）领先欧洲的现代中国

　　欧洲思想家多意识到中国的优越地位，艾田蒲（René Etiemble）和其他不少学者都已认知这个事实。中国也很早就是行政理性的典范，用考试来录取、晋用政府官员，而不是依据家族的传承。即使在生产技术的理性应用层面，中国的农业生产和作坊/制造业也都曾经远远超越欧洲。思想家们对中国的殷羡崇敬之情，一直要到欧洲使用武力优势（仅有的优势）侵略中国并切断中国模式之后，才逐渐消逝。

　　因此，中国其实很早就已经在开展它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其模式和西方依恃武力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扩张形态大相径庭。

　　有待探讨的是，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其源起和形成都比欧洲至少提早5个世纪，为何却未能产生主导作用？而欧洲的道路，开始得那么晚，却何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结晶成形并主导全世界的发展？在这里，我试图作一个解释。那就是欧洲部族社会的边陲性格相当突出（“封建”之路），相对于当时处于中心的中国部族生产模式，中国的演变太过稳重而迟缓。这里就牵涉到我时常提起的“不平等的发展”（dévelopement inégal）：边陲地域的发展模式，由于不是那么稳定持重，比较灵活，因此能够很快超越突破老旧系统的矛盾；而处于中心的发展模式，由于太过凝重，反而放慢了发展的速度。

二、前现代的区域化以及部族剩余的中心化

　　“现代化”这个用语于今意义相当分歧、模糊而且暧昧。现代化所造成的现象却似乎已轻易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无法回避的，是现实命定的发展结果。当前的全球化，大致也类似于上述的现象。全球化，看似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牵涉到整个地球，其实可以在更久远的时代发现其脉络。除了那些古老世界的广大区域之外，譬如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就是孤立的，与全球化互不相干。在这里，我用全球化/区域化来作区隔。

　　我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定义这些现象：那就是“剩余”的组织与分配。在前现代的体系（古老的区域化）里，剩余可以显现部族的特性；而在现代体系里──资本主义体系——剩余可以显现资本利得的特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强势卖主主控的资本利得特性。这两种剩余形式的区隔是质的区隔，也是决定性的区隔。部族剩余的抽取是透明的：农民被束缚在领主的土地上进行无酬的劳动，由国家或领主来决定抽取收成的比率。这个模式通常是不存在货币交易的，即使偶有货币的形式，也是次要的或例外的。至于主宰性资本的利润/利得则通常是不透明的，因为它中间隔着货币商业交易网络的运作：劳工的薪资、生产工具的买/卖以及经济活动的产出。

　　部族剩余的抽取因此与区域（不管大或小）政治权力的执行分不开。相反的，资本主义的剩余看来是与政治权力的运作有所区隔的，它是控制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劳动、生产品和资本本身）。部族体系（前现代的）不会牵涉到广大的地域和多种族群。旧时代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还是相当有限的，而剩余通常主要来自农民的生产。部族社会可能是零散的，有时候甚至极为零散，每一个村庄或领地都可以自我形成一个初级的社会。

　　部族社会的零散并不妨碍它们参与到更大的交易网络，即使商品可能以其他形式交易，也不妨碍他们参与到建立在更广大地域上的权力体系。初级的部族社会并不必然生活在自给自足的状态，尽管他们生产的绝大部分，必须要用来保障没有任何外在关系的自我再生产的需求。

　　部族帝国的出现必然会要求政治权力可以通行运作于零散的部族社会。欧洲/地中海/中东地区的罗马帝国、哈里发王朝（Califat）和鄂图曼，都可以归类于部族帝国的形式。中华帝国以及印度历史上几度发生的帝国，也都属于这种形态。商品和货币关系在其内部的扩张以及对外关系的扩展，方便了部族帝国的出现；而反过来，部族帝国的出现也助长了商品和货币关系在其内部的扩张以及对外关系的扩展。

　　即使在中心权力得以控制的地区，部族帝国也并不必然追求同质化的政治目标。政治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也许可以制约某些经济运作，但是，在组成帝国的各个区域之间，并不会自己产生向中心集中的现象。

　　历史告诉我们，部族帝国其实是相当脆弱的，它的巅峰相当短暂，接续下来的就是一个漫长的解体过程，通常被定义为没落衰败时期。理由就是剩余的向中央集中以及初级部族社会再生产的内在需求并不能兼容。它们很快经不起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反叛，内部被统治阶层和边陲外省的反抗向来都是相当庞大的。生态、人口、军事武器、远方的商品交易……各个不同层面的演变都在不断进行，效果鲜明，部族帝国无力因应，只能从衰落走向悲剧。

　　唯一的例外──而且是极为庞大的例外──就是中华帝国。

三、中国的旅程：一条沉静的大河？

　　在此之前的省思都集中在中东/地中海/欧洲地区。这个地区是塑造早期人类文明的舞台（部族文明）──埃及和美索布达米亚──随后其周边又发展出商业/奴隶一体的希腊文明，紧接着，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不断有建构部族帝国的尝试（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哈里发王朝、鄂图曼帝国）。可是，这些部族帝国从来没有真正稳定下来，一个个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衰败过程。这些条件也许反而有利于历史形态资本主义的提早诞生，是欧洲攻占世界的前奏。

　　中国的历史旅程却截然不同。中国几乎一开始就自我建构成一个部族帝国，其稳定性更是绝无仅有，尽管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某些时刻它几度面临解体的威胁，最后这些威胁却都被克服了。

　　（一）标音文字、观念文字

　　中国得以在辽阔的领土上成功地建构中央集权的部族，其原因当然有多种说法。有些中国学者（譬如温铁军），根据地理和环境变迁的数据，提出了一些假设，强调中国很早就发明了密集耕作的方法，人口也因而快速增长，远远超越了地中海/欧洲。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很有限，因为主流的欧洲中心主义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我无意在此开启一场辩论。对我而言，我倾向于主张，中国的独特发展是因为长期以来使用的是观念文字。

　　最早发源于中东的标音文字（字母或音节），渐渐成为地中海/欧洲地区以及印度次大陆所有语言的基础。要听得懂读得通，首先要能够认识书写下来的每个字的意义，不认识字义的人只能乞求于翻译。这种文字模式的扩张，强化了各个语言的区隔，甚至将部族的认同也建立在各自的标音文字之上。这对地区性的政治权力造成了发展的障碍，同时也阻挠了部族的中央集权化。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它建立了共同语言民族国家的神话。在当代的欧洲，共同语言民族国家的神话延续下来，甚至还不断强化，对欧洲的政治统合形成巨大的障碍。要超越──或部分超越──这个障碍，只有采用一种共同的语言，即使这种语言对许多人而言是陌生的。也许是现代国家传承自古帝国的语言（譬如，某些非洲国家采用法文、英文、葡萄牙文作为共同语言，印度使用英文，而对于拉丁美洲的印地安人而言，他们也必须随俗使用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或者是“商业英文”，它正在成为当代欧洲的共同语言。

　　中国则发明了另一种书写的方法，是观念文字，而不是标音文字。一个单字或一组单字指向一个物品（譬如门）或是一个概念（譬如友情）。中国各地有各种方言，但是你不管用什么样的读法，这些语词还是指向同一个意义。就像你看到“门”这个字，你可以用法文读成porte，用英文读成door，用阿拉伯文读成bab；“友情”，你可以读成amitié， friendship， sadaka，就看你是法国人、英国人或是阿拉伯人。这种书写方法构成中华帝国权力在整个大陆扩张的强大助力。这块大陆，这个中国世界，其人口相当于整个美洲从最北的阿拉斯加到最南端的火地岛，或者整个欧洲从葡萄牙到海参崴。中国文字的观念模式毫无困难地容许大陆各地有各种不同的方言发音。一直到晚近，通过普及教育，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才逐渐成为整个中国世界的共同语言（标音）。

　　（二）中国超前欧洲5个世纪

　　中国发展的历程被形象化为“一条沉静的大河”，这无疑是相当勉强的。

　　从古老中国一直到基督教纪元初始时佛教的传入，中国其实长期以来是处于许许多多部族各据领地，许多王国长年交战冲突的状态。只不过，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统一在单一帝国之下的思维就已经存在，孔老夫子的言论也早已为这种统一思维留下记录，这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事。

　　中国后来又接受一种强调个人救赎的宗教，也就是佛教，虽然在传入中国之后与道教已经有所混杂。这相当于欧洲的基督教时代。这两个社会，基督教的封建欧洲和佛教的中华帝国，有许多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但是，还是有两个重大的差异：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帝国，在唐朝达到了文明的巅峰，欧洲则未曾有过政治上的统一；第二，农民取用土地的权利虽然随朝代兴衰而有所变化，中国还是倾向于重建这项权利，反观欧洲则长期陷入封建领地不断零碎化的混乱局面。

　　中国从宋朝就开始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到明朝就更是明朗，佛教不再是信仰的核心。中国于是进入了现代性的时代，比起欧洲的文艺复兴还早了5个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以及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其相似之处，令人惊讶。中国“回归到其源头”，也就是儒家思想，而且采用自由、理性、非宗教的诠释方式。这和欧洲的文艺复兴何其相似！欧洲的文艺复兴发明了回归到希腊罗马老祖宗的论述，以便和启蒙运动者所认定的中古世纪宗教蒙昧主义切断关系。

　　在条件充足的情况之下，现代中国在各个层面上都出现了惊人的进步：国家的组织、科学知识、农工业生产技术、理性思想都大幅跃进。中国的非宗教化比起欧洲提早了5个世纪。现代中国认定是人在创造历史，这个概念在后来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思维。上述这些进步所产生的影响不断强化，以致一旦出现私人大量占有土地的危险倾向时，都能够借由中国内部的理性力量获得纠正。

　　中国政治和经济组织模式的稳定，建构了一种生产力发展的模型，该模型筑基于农业持续的密集生产。这和欧洲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型有明显分野，那是建立在耕地的大量私有化、驱赶农村居民、人口大量外移，以及对世界的征战和占领之上的。这种欧洲资本主义模式是通过剥夺来进行自我积累，不仅是原始的，而且是长久的（这是单极化发展的另一种面貌，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必然的面貌）。中国所运行的轨道原本可以导向另类形态的资本主义，是自我封闭的，而不是向外扩张的。中国商贸关系的惊人发展，是与部族社会紧紧联系而不是分离的，这足以证明其具备了发展另类资本主义的可能。然而，与部族社会的紧密联系使得其发展的过程相对缓慢，尤其是与欧洲走向成熟资本主义的路径做比较。

　　就整体社会劳动的平均生产力而言，中国保持领先欧洲的地位，直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情况才有所改变。

　　启蒙时代的欧洲，就如同我前面所说的，很了解中国的先进角色，并视其为典范。只不过，不管是在向重商主义转型的欧洲启蒙时代，或是后来19世纪资本主义成形的时代，都无法超越旧体制各王国分崩离散的样态，即使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都无法在欧洲建构一个统一的权力，无法像中国一样，得以掌握部族或资本主义剩余向中央集中。

　　在中国方面，他们的观察家也窥见了其历史发展道路的优势。有一位中国旅客于1870年普法战争之际造访欧洲，他就将当时的欧洲大陆比拟为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

　　中国的没落，一方面是源自农村、农业生产密集化/商品化发展模式的衰竭，另一方面是源自欧洲的武力侵略。但是其没落时期相对短暂，而且也没有造成这个大陆国家的解体，虽然解体的威胁在没落期间不时浮现。中国1949年革命的主要性质以及革命成功之后所采取的道路，不管是在毛泽东之前或毛泽东之后，都还是可以重新放入这个相当长时间的独特历史发展角度中来观察。

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脆弱性

　　资本主义定义于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宰制关系的翻转。此一翻转也配合着新生的商品异化、社会生产的不透明化以及伴随而来的剩余之榨取。

　　社会上关键性的转变通常是此一翻转的结果。其中包括：第一，经济企业精神的释放以及生产力迅猛的发展；第二，各种条件的整合使得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得以浮出头来，而且其论述得以从道德层面的思维解放出来，进入到客观因果关系的探讨；第三，现代性浮现出来，并且在表述中大量使用解放人类的语词，认为可以自我创造历史并组织创建现代民主的条件。

　　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可以真正全球运行的体系。因为它发展出来的力量，过去任何再先进的社会也无法比拟，它要征服世界，指日可待。这个力量，在向重商主义转变的那些世纪（1500～1800）已出现苗头，在工业革命之后更是势不可挡。

　　历史资本主义（亦即实质存在的资本主义）通过欧洲中心征战世界的帝国新势力，逐渐走向全球化。这个力量逐步向全世界扩张，首先是殖民美洲，而后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榨取那些形式上独立的国家，或者干脆用武力占领，变成殖民地。有些天真的经济学家认为全球化是人类历史自然发展的趋势，然则，资本主义全球化不可能没有新帝国势力的政治（和军事）介入。正是通过不平等的政治关系，许多国家的“市场”开放了，被征服了，而边陲国家的经济结构从此被“整治”了，被要求配合新帝国势力的扩张模式。这种新的单极化势力，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庞大，而此单极化势力的形成，其实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胜利的工业竞争。可是，一旦“整治”完成，单极化的宰制势力会通过仿佛唯一法则的开放性经济竞争，不断复制、深化，虽然这种看似开放的竞争其实是不平等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边陲国家即使可以重新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却无法自动带来宰制关系的终结。

　　（一）单极化是历史资本主义的内在成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不可能分开的

　　历史实存资本主义建构在对农民系统性榨取的基础之上，运用资产阶级私有化耕地的手段，取消既往有助于农民取得土地的有利条件。被这些手段驱赶出来的农民，有一部分被新生的都会所吸收，在那里，他们被迫长期在极端恶劣艰苦的条件下提供廉价的劳动力。然而，若不是有欧洲向美洲移民的透气口，这样的资本主义体系可能早就内爆了。在历史上，这个移民潮十分巨大，因为这些源自欧洲的移民人口几乎等同于欧洲人口的数量。

　　可是，历史资本主义全球化之后，却禁止现代的边陲国家人民享有类似的移民可能性。它甚至对这些边陲国家关闭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不允许它们以后来者的身份复制曾经被欧洲国家采取的途径。

　　除了那些分享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榨取全球化利润的买办新贵阶级之外，大部分被宰制国家的子民无法接受其国家这种被宰制的身份。在20世纪，这种拒绝可能演变成在社会主义或民族解放斗争旗帜之下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或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功，迫使帝国主义势力必须要适应到这些前所未有的转变。

　　近三十年来，由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所倡议的另类模式已经衰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开始展开反扑。此一反扑的力量，就是披着“全球化”的论述。然而，若是不重新开展一场持久的征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目标其实无法达成。也因此，当代的全球化方案，与美、欧、日等新三角宰制性强权恒常的军事行动无法分割。

　　（二）脱离全球化，脱离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全球化，对于那些曾经是受害者的人民而言（占了全世界的80％），根本无法接受。也因此，资本主义全球化其实比想象的要更为脆弱。

　　离开资本主义全球化（我称之为“脱钩”），也就是离开边陲资本主义地位的首要条件（用通俗的说法，就是脱离“低度发展”，脱离贫困）。脱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化和脱离资本主义是一体之两面。这套等式带来许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知道它究竟有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主流的思想，尤其是欧洲中心的思想，对于前面这一套推论根本无动于衷。他们认为，“西方模式”是无可替代的，只可以被模仿，也应该被模仿。当我们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根本让模仿都变得不可能。这样的说法，超越了他们理解的能力。

　　马克思的思想本质上并不是欧洲中心的。只有马克思开展出来的现代思维，才可能脱离欧洲中心主义的成见和枷锁。可是，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却不乏这些成见与枷锁的受害者。他们以直线的历史观来看待欧洲的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这根本与马克思无关。在此直线历史观之下，他们认为，若不是在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化的国家，譬如欧洲的某些工业中心城市，“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先通过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像法国那样，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历程是无可避免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总是忽略依存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单极化现象，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挑战。在中心国家，人民知道他们从国家的宰制地位获得好处，单极化现象延缓了社会主义意识的发展和成熟。

　　单极化现象阻止了新的民族资本主义意图依据宰制中心的形象来自我建构，同时也因而封闭了边陲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单极化也迫使意图替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民革命必须面对双重的挑战。什么样的挑战呢？也就是在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关系的细致建构，以利于超越资本主义。也因此，单极化现象也促使将世界资本主义转变为世界社会主义的策略得以浮现，而这个策略完全不同于那些历史社会主义或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想象。总而言之，单极化反而意外地激发出建构“人民国际主义”的新条件。

五、在社会变革的行动中洞察世局是否可能？

　　启蒙运动的现代性在于宣示“人”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在人类历史上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篇章，告诉我们，洞察世局是有可能的。

　　洞察力和异化是辩证矛盾的两大支柱。洞察力表示对于需求和权力的认知，并且通过此一认知，展现自由自主行动并进而变革现实的能力。洞察力也意味着一种社会科学的浮现，而正是这项科学让我们得以认知到客观的需求。相对的，异化指的是作为行动者的人屈服于看似外来的力量──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而事实上，这些力量只不过是形塑社会现实的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产物。

　　在所有前现代的社会，不管是欧洲或其他地方的社会，洞察力是不存在的。彼时，人们认为，社会从一个阶段演变到另一个阶段，并不是由某个社会力量来构思和执行，并从而发展出一套计划（或许可以成之为革命性的计划），社会的演变本来就是无可回避的，自我催发的，而社会演变的过程是混乱混沌的，交杂着衰败的迹象（譬如旧体制的衰败）。从罗马帝国的奴隶社会演变到中古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是这种缺乏洞察力的演变的案例。缺乏洞察力并不意味着缺乏智慧。我们祖先的智慧并不逊于我们，只不过当时他们没有足够的配备来掌握必要的演变──即使这种掌握是相对性的。当时，行动者同样可以布局开展明智的行动策略，可是他们不清楚自己的选择将引导到什么方向，也不会自问其行动将产生什么实质的结果。

　　与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以及洞察力的浮现，社会演变的模式可以说历经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启蒙运动者首度构思一种全面而严密的变革方案，亦即在旧体制的废墟上建构起筑基于理性的新社会，而理性也就是解放的要件，这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这项计划定义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同时也确立了管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法则相分离。经济生活的管治法则是保障私有财产、自由企业和自由契约；政治生活的管治法则则是后来逐渐发展成民主的那些基本要素：尊重不同的意见、权力的非宗教化、人权和公民权的制订。这两个面向的发展计划都在理性的大原则之下取得其正当性。

　　这项带有洞察力的方案形塑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同时也自我定义为贯穿历史的终极理性——认定在此之前的历史是非理性的，而今则是历史的终结。孔德（Auguste Comte）就表现了上述的终极观点，简约地概括了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但是这种带有胜利者姿态的资本主义新体系，还是有它的受害者，也就是劳工阶级。劳工阶级因此也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他们变革现实的方案，也就是超越资本主义，建构社会主义的方案。相对于资产阶级的洞察力，他们也展现自己的洞察力。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想化方案到马克思倡议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案，这种经过认知需求的过程，并从而建构变革社会的计划，其洞察力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意图将社会的民主化推展到每一个面向，包括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两者的管治不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联结的，同时也都要有助于社会和人类的进步。他们反对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分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意图，揭露资产阶级思维模式可能导致的商品异化，并与此同时给予理性/解放这组语词一个全新的意涵。马克思拟议的共产主义就代表着这一方案的进展。就像资本主义将旧体制推到前历史阶段一样，这一套观点又将资本主义归档到前历史的范畴，他们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就是共产主义的未来，而共产主义将开展一个全新的历史。

　　洞察力的存在也许是相对性的，然而它的确发明了革命的道路来作为变革社会的工具。过去旧体制衰败之后，在无可管控的混沌当中结晶出新事物的历史道路，被具有洞察力的革命道路所取代了。

　　革命的道路的确是资本主义所决意采取的，首先是早产的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接着是北美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最后则以法国大革命最为鲜明具体。之后，为了开辟构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又轮到另一批人采取革命的路径来作为变革社会的模式。这里的“革命”通常都被视为历史上的重大时刻，要对不合时宜的现实的矛盾一次性地给出理性/解放的答案（对资产阶级而言，革命的对象是旧体制；对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革命的对象是资本主义）。我们当然可以说，对于这些具有丰富想象力的革命者而言，其成就多寡还是必须相对地看待，或者，如果我们意图更精确一点，也不妨以复数的“革命性进展”来取代单数的“革命”概念。“革命性进展”（复数）可以用来涵盖适合于当下情境的各种革命形式，可是，不管怎么说，最后都要诉诸于讲究目标和方法的行动，都要让洞察力更加豪放张扬。

　　当前这个时代的特质是，昔日变革社会的意图，于今却被视之为“洞察力的幻象”，并被要求及时舍弃。理由是，第一波的社会主义建构计划已经衰竭，其成功变革社会的能力几乎已经枯竭。所谓洞察力，当然是相对性的（初期革命的成功让其忘记这种相对性），现在，就社会主义革命而言，连当初的洞察力都已受到质疑。不过，第一波社会主义计划的衰竭，于今从比较长远的时间来看，当时源自马克思流派的革命方案多少有点盲目──他们低估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单极化的趋向与特质。第二波的社会主义计划──未来有待建构的──必须要从此汲取教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历史上资本主义的成形其实也是历经几度波折，最后才浮现出成功的模式：譬如，早期意大利地中海周边城市的建构可以说是夭折的资本主义浪潮，紧接着是三个世纪之后的大西洋重商主义，这波浪潮为后来的欧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终极形式预铺了成功的道路，并且为其及早开辟了征服世界的通道。

　　我要强调的是，放弃洞察力的意志与原则，并不是为未来开辟一条新路，而根本是封闭了通往未来的道路，并回头走向前现代的蒙昧主义。在当前这个中空的历史时刻，亦即介于第一波社会主义枯竭和第二波社会主义必将也需要浮现的中间时刻，蒙昧主义占据了舞台的前端。蒙昧主义有各种表现的形式，有时候是“硬性”的，有时候是“软性”的。“硬性”的形式是回归到末日启示录式的希望，最极端也最可笑的表现形式就是“秘教”，纵使它戴着宗教或种族基本教义派的面具，其破坏力已经相当可观。这并不是回归到被资本主义现代性粗糙物质消费主义所否定的所谓“灵性”，而是表现出人民面对老年资本主义的无力感。“软性”的形式则是根本放弃严密的全球性思考，放弃对权力提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玄妙的信念，认为“个人”只要通过当下立即的行为就可以改变世界，那些在哲学上自称是自治主义者的运动——譬如托尼·奈格瑞的哲学（Toni Negri），或者我们这个时代那些自视为左翼的都会波希米亚中产阶级（法文是bobos，指的是放荡形骸的、波希米亚时尚的中产阶级），都属于软性蒙昧主义的版本，他们舍弃洞察力，宁愿以蒙昧主义的方式一举抹去当下权力的现实（寡头市场、军事干预等）。软性蒙昧主义于今势头正旺，因为这一套论述正是当今主流媒体乐于宣扬的对象。

　　放弃洞察力等于回归到在衰败中等待混沌演变的旧日模式。已经进入老人期的资本主义可以借此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可能带来战争与巨大屠戮的时代，这些战争的方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并不陌生。一个世纪之前，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曾经用“社会主义或野蛮世界”来表达两种主义的相互替代。于今，我们可以使用的语辞是：资本主义或文明？罪恶的混沌衰颓状态或是洞察力与社会主义方案的重生？

六、脆弱的单极资本主义全球化、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洞察力的需求：人类文明面对的挑战性语词

　　三十年前我就提出，对于人类文明的挑战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它通过剥削不断积累，无可避免地走向单极化的道路。我当时就提出一组对立的语词“革命（洞察力）或衰败（罗马帝国经验）”。

　　我在这里只不过是简短地回溯这些概念，读者可以从我最近出版的著作中找到更完整的推论，这些作品是：《老年资本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病毒》、《论多极世界》、《论第五国际》、《文化主义批判》、《从资本主义到文明》、《南方的觉醒》。

　　洞察力的需求──即使它一向是相对性的──是无可回避的。一旦放弃它，就等同于回归到蒙昧主义。蒙昧主义只会带来一个更难以管治的恐怖世界，这“另一个世界”比起老年全球化资本主义更为野蛮。

　　洞察力意味着世界主义的认定与归属，世界主义不同于当今实存的全球化。旧时代的世界主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以及其他）曾经伴随着部族帝国主义而存在，这与我们现在强调的世界主义也大相径庭。我们的世界主义是现代的（人创造历史），也是社会主义的（人类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合作和团结之上，而不是竞争）。

　　*此文是于2008年8月应台湾浩然基金会举办的“另类全球化”活动之邀而作的巡回演讲稿，曾发表于台湾《思想》杂志第12期（2009年6月）。

（译/林深靖）

原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8期，转自第三世界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