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托勒密埃及　经济史　回顾　展望

　　公元前304年，救世主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Soter，公元前304—前283年在位）在埃及称王，建立了托勒密王朝。之后，他与后继的托勒密二世．费拉德尔普斯（PtolemyII　Philadelphus，公元前285—前246年在位）对埃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建立了既体现希腊特征、又独具埃及特色的经济体系。对于这种经济体系，我们既可把它视为古希腊经济制度的延续，又可把它看作法老时期埃及经济制度的发展，还可把它当成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的成果。因此，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对进一步深入理解古希腊、古埃及以及希腊化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有重要作用。

　　由于学科、领域交叉和资料匮乏等原因，相比古希腊史、古罗马史或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西方学界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历程至今也不过一百多年历史。然而，就在这一百多年里，它见证了世界古代经济史研究大潮的起起伏伏，其自身的发展也可圈可点，且对当下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可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对这一研究领域了解不多，因此，笔者欲在考察西方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做一简单梳理。[1]

　　一、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西方古典学界素有写古希腊通史的传统，以至于某个学者写一部《希腊史》并不新奇，然而德国历史学家贝洛赫（K．J．Beloch，1854—1929年）在19世纪末期出版的《希腊史》却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并不是因为贝洛赫在书中的独到见解，而是因为他写作观念的创新。他写《希腊史》上迄克里特一迈锡尼文明，下迄公元前217年，并计划一直写到苏拉统治时期。这在时间上突破了西方传统希腊史观，把希腊史的叙述范围扩展到了几乎整个希腊化时代。[2]同时，他花费了大量笔墨来叙述经济方面的历史，仅描述希腊化经济的内容就占到了近半卷的篇幅。这是以前的《希腊史》著作完全忽视的，因而被古奇（G．P．Gooch，1873—1968年）视为书中最有创见的部分。[3]通过这部《希腊史》，贝洛赫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喀罗尼亚战役不但不是希腊史的结束，反而是它的极盛时期。经济史从前一直没人理会，这时也应取得它应有的地位。”[4]

　　这种观念在19世纪中期以前无疑是颠覆性的，但在当时却只能算是顺应时代的产物。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后期，德洛伊森（J．G.Droysen，1808—1884年）开创了“希腊化时代”的学术领域研究。[5]差不多同一时期，“经济史”作一个独立的史学分支也在德国产生和成熟起来。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学者都开始逐渐认识到研究希腊化时代历史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把目光投到经济史领域。这是一个启蒙时代，它不仅促使许多像贝洛赫那样的希腊史家改变了对传统希腊史学的看法，还引导许多学者开始了对希腊化经济史的探索。相应地，作为希腊化经济史重要分支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界已有一批学者开始涉足托勒密埃及经济史领域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法国学者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年）的《托勒密埃及的财政》、德国学者莱勒（Theodon Reil，1889—？）的《希腊化时代埃及工业知识论》、列克勒克（A．B．Leclercq，1842—1923年）的《拉格德史》、俄国学者哈瓦斯托夫（M．M．XBOCTOB）的《希腊罗马时期埃及的纺织业》、俄裔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1870—1952年）的《公元前3世纪埃及大地产》等。[6]此外，一些研究希腊化史的学者也在其著作中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有一定涉及，例如塔恩（W．W．Tam，1869—1957年）就在其《希腊化文明》一书中广泛探讨了托勒密埃及的经济模式、税收、农业生产、专卖制度、商品销售等内容。[7]这一系列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领域的诞生。

　　在这些早期涉足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当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罗斯托夫采夫，他精于考古，著述颇丰，为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积累了大量原始史料和研究资料，奠定了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基础。[8]罗斯托夫采夫具有极好的考古学素养。早在大学期间，他便和哲别列夫、斯米尔诺夫等人组成一个学术小组，研习古代文物。1895年，他在西欧访学期间，曾广泛考察古典文明的遗迹，在考古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他能够娴熟运用第一手的考古材料进行写作，从一定程度上说，其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对于刚刚起步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罗斯托夫采夫还是一个多产的学者。他一生涉猎广泛，著作等身。在研究希腊化史时，他尤为关注经济史，其在1935年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发表的名为《希腊化世界及其经济发展》的就职报告就一度产生了很大影响。[9]而在研究希腊化经济史时，他又尤为关注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他陆续发表了关于希腊化经济史的论文22篇，其中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专论就占了15篇之多。[10]在当时史料极为匮乏的学术环境下，仅就论文数量而言，其他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学者未有望其项背者。这些质、数皆优的论文加上之前提及的那本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专著足以奠定他在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罗斯托夫采夫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贡献还在于，他在希腊化社会经济背景下第一次全景式勾勒了托勒密埃及经济全貌，而且第一次运用古代经济史理论对托勒密埃及经济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他将“古史现代化”的研究方法引入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对该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41年，罗斯托夫采夫的煌煌巨著《希腊化社会经济史》问世，[11]该书正文两卷、注释一卷，厚达1779页，历时15年完成，集合了罗斯托夫采夫在这一领域数十年的学术思想、考古和研究成果，代表着当时希腊化经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作为希腊化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托勒密埃及经济史自然是罗斯托夫采夫的研究重点，他花费大量篇幅深入而细致地研究了托勒密埃及的经济情况，内容涉及经济改革、自然资源开发情况、商业、货币、银行以及土地制度、税收制度、专卖制度等，将一幅生动的托勒密埃及经济画面展现在了世人面前。时至今日，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仍是许多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在研究方法上，这位极具天赋的历史学家是“古史现代化”的狂热推崇者，他把托勒密埃及商业贸易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货币流通、产品生产和销售看作资本主义资本运作；把专卖制度视为垄断资本主义；把托勒密王朝国王的敛财行为看成资本家追逐利润，这些都给当时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深深地打上了“古史现代化”的烙印。无疑，在今人看来，“古史现代化”存在诸多弊端，早已被学者抛弃，但在当时，这种研究方法却盛极一时，以德国学者迈耶尔（Edward Meyer，1855—1930年）和俄裔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为代表的“古史现代派”几乎主导了20世纪上半期的古代经济史研究，而罗斯托夫采夫将这种研究方法引入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则意味着，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被融入到了当时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大潮之中，成为了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20世纪上半期，罗斯托夫采夫主导了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其对早期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由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功绩，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获得了较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影响，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被渲染上浓重的“古史现代化”色彩，又为其在“芬利时代”[12]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二、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衰落与复兴

　　“古史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循环论，它完全忽视了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只注意社会现象的类似，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从50年代开始，随着这种理论的缺陷逐渐暴露㈩来，以芬利（M．I．Finley，1912—1986年）为代表的“原始派”对“古史现代派”进行了尖锐批判。[13]罗斯托夫采夫成为众矢之的，希腊化经济史研究也受到冲击。一方面，后来的学者对希腊化经济史任何领域，尤其是托勒密埃及经济史领域的研究都必须面对罗斯托夫采夫“古史现代化”的论著，而正如戴维斯（J．K．Davies）所说：“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遗产，在极端不同的学术氛围中继承罗斯托夫采夫的研究将是一项巨大挑战。”[14]另一方面，“原始派”强调古代经济的封闭性，并不承认不同区域、文化间的经济联系，因此对希腊化经济史本身并不认可。

　　1973年，芬利出版了其代表作《古代经济》。该书中，芬利构建了一个替代“古史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新经济模式，[15]并大胆地将这一模式应用于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的整个希腊罗马经济史，然而对于希腊化经济，芬利却几乎一笔带过：

　　希腊化时期的界定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但在古代经济研究中形成了严重的误解，因为这三百年间存在着两个根本不同的希腊社会：一个是古希腊世界——包括希腊及其周边地区，它们尽管在政治文化上发生了变化，但由于一些特殊因素，经济却没有变；另一个是被并入古希腊世界的新东方区一一包括小亚细亚、波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体系并没有被马其顿征服者、随之而来的希腊移民、甚至更晚来到的罗马人改变，因而并没有“希腊化经济”一说。[16]

　　自此，希腊化经济被完全排斥在“芬利模式”之外，几乎无人问津。许多研究古代经济的史家都回避了敏感的希腊化时期，专注于研究其他时期的社会经济。致力于希腊化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大都默默无闻，鲜有作品发表。

　　在这种大环境下，学者们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极少，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专著，只有关于希腊化世界或托勒密王朝的通史性著作才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领域略有涉及。在这类著作中，影响较大的著作有纸草学家弗雷泽的《托勒密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3卷本）和希腊化史家沃尔班克的《希腊化世界》。[17]前者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贡献在于他细致分析了亚历山大里亚的贸易情况，而贸易又广泛涉及市场、货币、专制品生产与销售、王室贸易、关税等，据此，托勒密埃及的经济情况可窥一斑。此外，弗雷泽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创见之处在于，他能够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城市的视角去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这对我们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很有启发。在当前学术环境下，将城市史与经济史结合进行综合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有新的认识和突破。沃尔班克的《希腊化世界》在材料组织上类似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希腊化社会经济史》，都是以政治史开篇，然后按国家对希腊化世界各个区域进行分章细述。对于托勒密经济，他将之与托勒密埃及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联系起来综合分析。较之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分析方法，沃尔班克的这种分析方法更利于进一步理解托勒密经济制度或现象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虽然相比“罗斯托夫采夫时代”，“芬利时代”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有所衰落，但总体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在缓慢发展。一方面，对希腊化时期遗迹的考古发掘活动仍在继续，纸草学、碑铭学、钱币学、埃及学等辅助或相关学科仍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相比“罗斯托夫采夫”时期，这一时期的原始资料积累更为丰富。另一方面，由于“芬利时代”对古史现代派的批判，一些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学者逐渐摆脱了罗斯托夫采夫史学思想的束缚，开始寻求新的研究方法，而“芬利模式”对希腊化经济的排斥又使他们远离了原始派的理论体系，这不仅避免了“芬利模式”的局限，还拓展了研究者的思路，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更新、更科学的研究方法。

　　进入90年代，“芬利模式”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它既不能在细节上对古代经济中诸如信贷、营销等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也没有在总体上对古希腊罗马世界，尤其是希腊化时期经济活动的范围和成熟程度做出正确评价，因而遭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质疑。1998年，在芬利的《古代经济》出版25周年之际，古代经济史学者在斯坦福召开大会，集中讨论了“芬利模式”的种种弊端。大会基本否定了“芬利模式”，指出古代东方（这里主要指西亚、埃及等）经济远比传统智慧所能想象到的更加复杂和变化多端，因此需要学者们进行许多芬利没有做过的尝试。由此，希腊化经济史研究进入了“后芬利时代”。[18]

　　“后芬利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学者们对“芬利模式”的批判和反思。而在这种批判和反思过程中，被“芬利模式”列为禁区的希腊化经济史又重新进入了古代经济史学者们的视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也相应地重新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于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量关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又开始繁荣起来。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说，我们正受益于这种繁荣带来的丰硕成果。相比之前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成果，这些新出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著作方法更为科学、视角更为独特、视野更为广阔、分析更为细致，是我们深入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的重要文献参考，这里列举几部较有代表性的专著。

　　曼宁（J．G．Manning）的《托勒密埃及的土地与权力：公元前332年到公元前30年间的土地所有权结构》深入探讨了托勒密埃及的土地所有权问题。[19]他从宏观经济背景介绍和地方个案研究两个层面人手，通过广泛而细致地研究从底比斯和法雍最新出土的纸草文献，指出不同文化背景造成了托勒密埃及南北两地土地所有权的差异，而在对土地所有权的类型与性质界定上，他又进一步指出，托勒密埃及的土地所有权结构是古埃及旧有的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延续，以此为基础，托勒密埃及统治者对土地所有制结构又进行了希腊式改造，如军田制的引入和推广等。曼宁还发现，尽管托勒密埃及希望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但整个托勒密时期的埃及土地所有权制度地方性差异仍然十分明显，究其原因，是埃及强大的本土祭司集团与其马其顿统治者抗争的结果。虽然仅从底比斯和法雍两地抽样分析整个托勒密埃及的土地所有权结构未免以偏概全，但这种对比研究的方法更利于突出托勒密埃及特有的南北经济制度差异，这对于我们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其他经济制度也有借鉴意义。

　　雷登（S．V．Reden）的《托勒密埃及的货币：从马其顿人征服到公元前3世纪末》对托勒密埃及经济货币化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20]该书分别研究了货币经济对托勒密埃及城市和乡村的影响，系统研究了货币在埃及地区的税收、租金、工资、信贷、劳动合同、银行、商业中的作用，并梳理了以货币为纽带的各经济利益方（借贷者与贷款者、包税商与纳税人、商品买卖双方等）之间的联系，进而又强调了托勒密埃及货币体系对整个托勒密经济兴衰的巨大影响。该书以货币为中心，研究触角伸向托勒密经济工、农、商、税等各个领域，在研究方法上是典型的以小见大，且其视角独特、研究面广、分析细致透彻，是难得的佳作。

　　穆勒（K.Mueller）的《托勒密王朝定居点：希腊化世界的城市和新定居点的建立》以埃及地区的定居点为中心进行研究，因为在作者看来，希腊化时期的移民对埃及的影响要远胜于托勒密埃及统治的其他属地。[21]而对于这种影响，作者将其纳入区域体系和城市体系之中作了系统描述。最终，通过对托勒密埃及各地定居点的分析，作者清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托勒密埃及定居点是托勒密王朝经济繁荣、财政盈余的工具和核心所在。显然，限于所获各地区的研究材料数量不一，作者在叙述中难免会对希腊人定居点较多的地区，尤其是法雍地区有所侧重，而对其他一些希腊人定居点较少的地区，如底比斯及其以南地区一笔带过，但如果我们将之放在作者构建的区域体系和城市体系内进行宏观把握，辅之以作者进行的横向和纵向研究，这种材料上的缺陷就得到了有效弥补。

　　三、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发展的趋势与前景

　　近十几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举办的希腊化经济史会议召开之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在新近出版的《剑桥希腊罗马经济史》中，涉及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篇幅。[22]剑桥和布莱克威尔各自新出的《希腊化时代研究指南》也有相关专家表现出了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重视。[23]编新《剑桥古代史》在叙述希腊化史时也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内容有所关注。[24]这些都充分说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已逐渐由一个不起眼的研究领域日益发展成为世界古代经济史领域和希腊化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日新月异的新时期，该领域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和特点，这些趋势和特点无不向我们昭示，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正经历着一个繁荣时代。

　　1．研究者专业化的趋势明显。在过去，凡涉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者要么是希腊化史家、古埃及史家，要么是古代经济史学家或纸草学家，他们涉足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大多是研究领域延伸的结果，或单纯的一时兴趣所致。而现在，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学术研究方向的细化，加之诸如“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与社会”等系列丛书项目的推[25]动，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分支领域，也逐渐有一批学者将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视为安身立命、长期专注的研究方向。如此，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必将日益常态化，研究成果更新速度也将更快，研究内容也将进一步细化。

　　2．在文献史料整理方面，纸草文献的编辑整理也日益精细化。[26]一方面，学者们对一些旧有纸草文献史料集进行了重新修订和扩编，另一方面，在编排方面更系统化的新史料集也陆续出版。对于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学者来说，西方一些学者通过收集、翻泽部分希腊语纸草文献整理出版的一些英文史料集可供研究者使用，其中尤以奥斯丁（M．M．Austin，1943—）编译的《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征服的希腊化世界：古代史料选译》较为常用。[27]该书收录了博物馆藏的300多篇纸草文献，其中关于托勒密埃及的文献有73篇之多，涉及农业生产、金矿开采、牲畜养殖、产品运输、油料专卖、市场监管、货币结算、政府开支、官员职能、税收法令等大量托勒密经济的内容，同时编者对每篇文献都作有说明和注释，并罗列了一些相关研究著作以供扩展阅读。此外，该书还配有年表、地图、钱币插图，是诸多史料集中最全面、实用的一本。巴格诺尔（R.S.Bagnall，1947-）和德罗（Peter Derow，1944—2006年）编译的《希腊化时代：历史资料选译》也是一本不错的史料集。[28]该书是在1981年版的《希腊历史文献：希腊化时代》基础上修订扩编而成，[29]它不仅增补了许多新文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考古的最新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收录关于托勒密埃及的文献占到了全书收录文献总数一半以上，并分成行政体系、皇室经济、军队警察、司法体系四个章节介绍，内容集中，分类细致，非常好用。伯斯坦（S．M．Burstein）编译的《从伊普索斯战役到克娄巴特拉之死的希腊化时代》所收关于托勒密埃及经济的纸草文献相对较少，只有寥寥数篇，但这些文献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也很有价值。[30]

　　此外，西方纸草学家还修订整理出版了一些希腊语纸草文献的英文注疏本。例如，对于十分著名的《托勒密二世税收法律》，美国那布出版社（Nabu Press）组织学者对其进行了修订和再版，[31]又如穆斯（B．P．Muhs，1965—）根据底比斯的最新考古成果编辑出版的《托勒密埃及早期底比斯的税收收据、纳税人和税收》等。[32]较之于英译本，这类文献需要研究者具备一定的希腊语和纸草学知识。而较之于早期的英文注疏本，这些新书史料编排更为合理、注释更为细致，因此阅读难度有所降低，甚至只须略懂希腊语、稍具纸草学基础即可阅读，这就大大促进了此类文献的普及。

　　3．新时期的研究方法也有所突破，学者们日益转向跨领域、跨学科交叉研究。在这一点上，阿奇博尔德（Z．H．Archibald）等人主编的《希腊化经济》为学者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33]该书就希腊化经济问题集中展示了古代经济史、考古学、碑铭学、纸草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而细化到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学者们更重视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间的综合研究，强调各领域间的交叉联系。宾根的《希腊化埃及：专制，社会，经济，文化》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34]自新史学诞生以来，跨学科交叉研究现已深人人心，而新经济史发展至比较历史分析的新阶段，也日益重视经济事件背后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背景，强调任何经济制度的演进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35]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研究趋势也是新史学与新经济史学融合的自然结果。

　　随着国外托勒密经济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也日益受到国内学者们的重视。[36]同西方学界一样，国内最先关注这一领域的也是专注于希腊化史和埃及史研究的学者。杨巨平教授则意识到了埃及纸草文献对托勒密埃及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巨大作用。[37]埃及史专家颜海英教授对托勒密埃及奴隶制度进行了细致分析。在其《托勒密时期埃及奴隶制评析》一文中，颜海英教授运用了大量原始纸草文献对托勒密埃及奴隶制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其主旨在于强调托勒密时期埃及奴隶制发展的缓慢性和特殊性，而这种缓慢性和特殊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托勒密埃及的统治并没有削弱埃及原有的经济制度，它在接受埃及专制政体的同时，也逐渐适应了其经济体制。[38]郭子林是国内第一位专注于托勒密埃及史研究的学者，虽然其研究方向侧重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但他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他的《从托勒密埃及国王的经济管理透视专制王权》虽然旨在强调托勒密国王的专制王权，但他通过国王对托勒密埃及农业、产业、贸易、银行、税务的管理揭露了国王拥有经济大权的宗教原因，即他们被埃及民众看作法老的继承人和神之子。[39]郭子林的另一篇文章《古埃及托勒密埃及对法雍地区的农业开发》则对法雍地区的农业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系统分析了托勒密埃及统治者开发法雍地区的原因、措施和影响，指出了法雍地区的农业在托勒密埃及经济中的重要地位。[40]这些成果充分表明，国内已初具进行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条件。

　　近年来，国内世界古代史研究条件有了极大改善。许多高校都相继引入了洛布丛书、牛津古典文献和一些纸草文献史料集；部分高校也开设了古希腊语、古罗马语、古埃及语等世界古代语言课程；许多机构也陆续组织学者翻译出版了一系列西方著名学者的研究著作。国内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起步的，这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该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相比西方学界，国内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有着更高的起点，学者们能充分利用西方学界一百多年的研究成果，运用更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当前，国内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正处于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还有许多历史空白等待填补，这也意味着，国内研究者将有着更广阔的施展空间，而随着学者们对这一领域研究的不断进入，我相信，国内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也必将前景广阔。

（作者陈恒，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邮编：200234）

注释：

[1]由于资料和语言限制，本文主要对西方以英文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

[2]19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学家（近代意义而言）写古希腊史，一般只写到亚历山大东征或最多写到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毁灭希腊之科林斯从而在希腊确立统治为止。参见陈恒：《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3]参见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耿淡如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81页。

[4]转引白汤普森：《历史著作中》（下），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85页。

[5]参见J. G. Droysen, 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Hamburg,1878。德洛伊森24岁时就已经沉醉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光辉事业，在1833年出版了《亚历山大大帝传》。1836年，他又在汉堡出版了《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一书并在书中首先赋予了“Hellenism”一同以新意，即“古希腊政治、教育制度在东方民族中的扩散”。以后的学术界就采用了这个术语——“希腊化”。1843年，他又出版了《希腊政治制度形成史》。在他看来，没有任何重要的时期像他称为“希腊化时代”的时代受到这样的忽视。1877—1878年间，他在对三本著作进行了仔细修订之后合并为一部出版，取名为《希腊化史》。至此，他完全奠定了希腊化时代历史的研究基础。

[6] 参见Henri Maspero, Les Finances de l’Egypte sous les Lagides, Paris,1905 ; Theodon Reil, Beitrage Zur Kenntniss des Gewerbes im Hellenistisehnc a Egypten, Leipzig,1913 ;A.B.Leclercq,Histoire des Lagides,Paris,1903-1907;M.Rostovtzeff,A Large Estate in Egypt in the Third Century B.C.E:A Study in Economic History,Madison,1922哈瓦斯托夫的著作转引自晏昭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7]该书自1927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多次再版。该书前后经过两次修订，本文参考的是1953年第二次修订（本次修订由塔恩本人和剑桥大学古代历史学家格里菲斯［G.T.Griffith,1908—1985年］共同完成）的版本，见W. W. Tam, Hellenistic Civilisation, London,1953。中译本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陈恒等译。

[8]关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史学成就可参考晏绍祥：《罗斯托夫采夫及其史学》，《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

[9]该报告发表于次年的《美国历史评论》，见M.I.Rostovtzeff,”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41,No.2（Jan.,1936）, pp.231-252。

[10]数据根据罗斯托夫采夫的门生威尔斯编写的书目统计得出，参见C. B. Welles, “Bibliography : M. I. Rostovtzeff”, in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Vol.5, No.3 （Sep.,1956）, pp.358 -381。

[11]参见M.I.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Oxford,1941。该书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希腊化世界整体经济面貌的著作。罗斯托夫采夫不仅全景式勾勒了希腊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画面．还运用“占史现代化”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希腊化世界货币一市场体系。同时，他运用了大量当时最新的考古资料，并配有大量文物图版和注释，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该书出版后在史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米歇尔（Henry Michell）、沃尔班克（F.W.Walbank）、刘易斯（Naphtal Lewis）、莱斯特纳（M.LW.Laistner）都先后发表书评，对该书的价值和影响评价甚高。1953年，弗雷泽（P.M.Fraser）对该书进行增补修订后在牛津再版。意大利语版本也在不久后问世。当前，这本书的中文版也正在翻译之中。参阅Henry Michell, “Review :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in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8, No.2 （May,1942）, pp.247-260; F. W. Walbank, “Review: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in The Classical Review,Vol.56, No.2 （Jun.,1942）, pp.81 -84; Naphtal Lewis, “Review: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World”, in The Classical Weekly, Vol.36, No.16 （Mar.8,1943）, pp.187 -192; M.  L.  W.  Laistner, “Review:The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32, No.3, Part 1 （Sep.,1942） ,pp.571-578。

[12]在20世纪下半期，芬利先后通过《古代雅典土地与信贷研究》（Studies in Land and Credit in Ancient Athens,500—200B.C.E:The Horos Inscriptions,195I）、《古希腊社会经济史》（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1953）、《古代经济》（The Ancient Economy，1973）等一系列古代经济史专著阐释了他的古代经济理论，构建了芬利版的古代经济史框架。其著作论证充分，史料丰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进而主导了西方古代经济史研究。这一时期通常被西方古代经济史学界称为“芬利时代”。关于芬利其人及其史学理论，可参阅王敦书、周爱平：《一代古史名家M．I．芬利和他的史学方法》，《史学理论研究》1988年第3期。

[13]这里涉及古代经济史学界“古史现代派”与“原始派”长达百年的争论。“原始派”认为古代经济是闭塞的家庭经济，现代经济属于国民经济。“古史现代派”则认为古代经济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无区别。在具体的问题上，“原始派”强调家族、宗教、社会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而“古史现代派”则主张“古史现代化”，强调资本在古代经济中的作用。国内学者晏绍祥对这一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可参阅晏绍祥：（20世纪的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罗斯托夫采夫及其史学》，《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第71—72页。

[14] J. K. Davies, “Hellenistic Economies in the Post-Finley Era”, in Z. H. Archibald, J. Davies, V. Gabrielsen and G. J.Oliver, eds., Hellenistic Economies, London and New York,2001, pp.13-14.

[15]这种经济模式通常被称为“芬利模式”或“嵌入型古代经济模式”，他融合了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关于地位群体、阶级区分以及博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年）关于前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嵌入当时社会的政治价值、制度、实践体系的观点，突出社会价值的作用。在这种模式下，社会价值的计算取代了供需规律，“利润”被定义为社会地位的提高而非财富的积累。这种模式一经提出便在古代经济史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芬利在模式中关于古代经济的观点也很快成为了古代经济史界的正统观点。

[16] M.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Cambridge，1973，P．183，译文根据原文略有删减。

[17]弗雷泽的（托勒密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第一卷是正文，后两卷是注释，见P.M.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Oxford,1972；沃尔班克的《希腊化世界》1978年问世，修订后多次再版，目前，该书中文版也已出版，本文主要参考了该书中文版，并辅助参考了1992年英文修订版，见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陈恒、茹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F.W.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 Harvard,1992。

[18] “后芬利时代”最初由戴维斯提出，意在强调“芬利时代”结束之后．希腊化经济史研究的振兴与发展，参见J. K. Davies,” Hellenistic Economies in the Post-Finley Era”, in Z. H. Archibald, J. Davies, V. Gabrielsen and G. J.Oliver, eds., Hellenistic Ecomies, pp.11-62。

[19] J.G. Manning, Land and Power in Ptolemaic Egypt:the Structure of Land Tenure 332 -30B. C. E, Cambridge ,2003.

[20] S.V. Reden ,Money in Ptolemaic Egypt : from the Macedonian Conquest to the End of the Third Century B. C. E, Cambridge,2005.

[21] K. Mueller,Settlements of the Ptoleraies : City Foundations and New Settlement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Peeters,2006.

[22]该书的编者沙伊德尔等人认为，凭借生活懒散的贵族留下的文字是不能真实反映古代世界的经济面貌的，所以他们非常看中考古文物所传达的经济信息，该书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编写的，而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领域来说，古典文献记录极少，史料主要来源于纸草文献和考古成果，参阅W. Scheidai, I. Morris and R. Sailer,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Greco – Roman World, Cambridge,2007。

[23]剑桥和布莱克威尔出版的两本指南关于希腊化经济的章节均出白名家之手，且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参阅A. Erskine .ed.,A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 Blackwell.2003. pp.331-353 : G. R. Bugh.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 Cambridge，2007，PP．73—92。对于国内研究者而言，这两部指南是不错的入门参考书。

[24]《剑桥古代史》于1924—1939年出了第一版，学者们从1970年开始对第一版进行大幅度修订，出第二版，直到2006年全部出完。相比第一版，学者们在进行第二版修订时对经济史的内容也给予了关注，但笔者认为，作为传统的政治军事史著作，其对经济史的关注程度仍显不够。关于托勒密埃及的内容见第七卷第一部分，见F. W. Walbank, A. E. Astin, M. W. Frederiksen and R. M. Ogilvi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7, Part 1, Cambridge,2008。

[25]近年来，西方一些学术机构组织编写了许多关于希腊化时代的系列丛书，其中“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与社会”（Hellansitc Culture and Society）最为著名，该系列丛书迄今已出五十多本著作，其中不乏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专著。

[26]在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中，纸草文献几乎是我们所能依靠的文献史料的全部了。这是因为，关于托勒密埃及的古典文献极少涉及经济内容，因此，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对古典文献的依赖程度是很低的，这里所说的古典文献主要是指狄奥多罗斯、波里比阿、斯特拉波的著作——关于他们的著作，国内已有洛布版本，但即使是这些著作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价值也是极其有限的。

[27]该书有两个版本，第二版比第一版在文献数量上有所增加。本文参考的是第二个版本，参见M. M. Aust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A Selection of Ancient Sources in Translation,Cambridge,2006。

[28] R.S. Bagna11 and Peter Derow, The Hellenistic Period: Historical Sources in Translation, Blackwe11,2004.

[29] R.S. Bagnall and Peter Derow, Greek History Documents: The Hellenistic Period, Chico,1981.

[30] S.M. Burstein, The Hellenistic Age from the Battle of lpsos to the Death of Cleopatra, V~, Cambridge,1985.

[31]原版本见B.P.Grenfell and J.P.Mahaffy,Revenue Laws of Ptolemy Philadelphns,Oxford,1896。新版本见B.P.Grenfelland J.P.Mahaffy, Revenue Laws of Ptolemy Philadelphns, New York，2010。新版本较之于原版本在注疏和附录部分有所更新和扩充。

[32] B.P.  Muhs, ed., Tax Receipts, Taxpayers, and Taxes in Early Ptolemaic Thebes, Chicago,2004.

[33] Z.H. Archibald, J. Davies, V. Gabrielsen and G. J. Oliver, eds., Hellenistic Economies ,2001.

[34] Jean Bingen,Hellenistic Egypt:Monarchy,Society,Economy,Cultur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2007.

[35]新经济史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量经济史学运动，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先后经历了计量经济史学时期和制度变迁理论时期这两段时期，其中制变迁理论时期又先后经历了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阶段和比较历史制度分析阶段。关于新经济史的主要观点、理论方法及其应用可参阅R. P.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1973。

[36]虽然早在1958年，吴于廑先生在研究希腊化文化时就曾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略有提及，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内学者未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有过实质性的研究。见吴于虞：《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历史教学》1958年第2期。

[37]杨巨平：《近年国外希腊化研究略论》，《世界历史》2011年第6期。

[38]颜海英：《托勒密时期埃及奴隶制评析》，《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39]郭子林：《从托勒密埃及国王的经济管理透视专制王权》，《史学月刊》2009年第7期。

[40]郭子林：《古埃及托勒密埃及对法雍地区的农业开发》，《世界历史》2011年第5期。

注：[i]本文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

　　关键词：地区史研究 中亚史 语言制约

　　作者简介：潘志平，新疆大学、吉林大学特聘教授，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亚史、中亚当代国际问题。

　　地区史或区域史的研究应是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其实，在世界还被分割成不大相来往或不甚至相了解的古代，那时的史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大体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的历史阐述——在西方是古希腊、罗马为中心的世界，在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地，在阿拉伯古“伊斯兰舆图”中是以麦加、麦地那为中心的“大地之像”，在《突厥语大词典》[1]的“世界园地图”中，突厥各部占据了园图的中央，但实际上都是自己生活的一定区域的叙事史或在这区域活动的民族史诗。当步入现代，特别是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历史的研究，既应是跨区域跨文化的综合整体研究，同时又是各个地区或区域研究的深入。本文则从多年中亚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地区史或区域史的研究。

　　一、地区史研究的崛起

　　30年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系列丛书撰写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认为“1945年以来历史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对1939年以前盛行的那一类民族主义历史学的反感和厌恶……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历史学著作的撰写——可能至少占百分之九十——仍然是以某个民族为体系……在当前的历史学家中，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从民族体系转向地区体系。”[2]二战后，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史研究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地区史研究的崛起，而这个崛起的标志是法国当代史学大师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d Braudel，1902-1985]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EDTERRANEE et le monde mediterraneen al'epoque de PhilippeⅡ，下简称《地中海史》]。

　　《地中海史》为一部150万字巨著，精辟地论述了一个地区——地中海、一个时代——菲利普二世的历史，在作者笔下，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机的海洋，而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生命的历史人物。它既是布罗代尔的扛鼎之作，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布罗代尔建立与以往的“叙事的历史”[histore　evenementielle]不同的“结构的历史”[histore　structurelle]。在构成历史的三项要素——结构、事态[conjunctures]和事件[或用布罗代尔的术语，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中，前者是历史学最为、或最应关心的，因为结构和事态是事件赖以发生的基本场所。在这个舞台上，个人扮演着来去匆匆的角色。为此，需要使用另外一些不同的方法，它同地理学、人口学、人种学、气候学和植物学有联系。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突破史书的传统和体例，不惜笔墨地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40万言，大书特书地中海历史地理，居然不仅未遭到责难，还由此获得意想不到的声誉，生动地表明区域史特别强调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在这里，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一样的，历史学的对象不是中世纪的领主制、新兴的欧洲君主国家的行政区域，或现代的民族国家——在这方面，传统历史学家所使用的空间划分和别处使用时间划分之间的差别同样明显——而是地理区域。[3]这是一种“新史学”。吕西安·费弗尔对布罗代尔的工作的评论是“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革命性的”，“向另一种史学迈进”。[4]皮埃尔·肖努则认为：布罗代尔“很好地反映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卓有成效的交流”、“那些如地中海区域或大西洋区域的带有广泛的人种学或地理学特性的重要研究是如何从那时起降格为更方便的、以地区为对象的专题研究。”[5]布罗代尔则指出：今后有关“文化领域”的研究最好集中在过渡性区域，因为这些区域中能够确定“界限”、“借鉴”、“拒绝”等现象。[6]

　　一般来说，当我们告别了部族国家、王朝国家而进入现代的民族国家，历史学就负有塑造“民族国家”历史的重任，二次大战后现代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国别史也就因之而兴旺。问题是：国别史是否可以成为“历史研究中可以理解的领域”？任何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能否自诩具有自成一统的而且能够自圆其说的历史？[汤因比语]当然，幅员辽阔拥有五千年系统文明的中华大地，作中国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法国、德国、低地国家和英国的历史如果不放在更广阔的欧洲体系或西欧体系之中，是否可以得到认识和理解。西欧、非洲、东南亚地区，那里的民族国家幅员狭小，明显的是，在许多历史时期，那里的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历史研究单位。

　　历史研究与简单的叙事史是截然不同的，它在提供知识的同时，更加强调研究问题、探寻规律，即如恩格斯所言：“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7]事实上，当我们把研究从政治事件和政治史转向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科学史之类的领域时，以民族国家[特别是狭小的]为研究单位所具有的缺陷便会异常鲜明地暴露出来。[8]

　　巴勒克拉夫认为：“‘地区研究’之所以能确立，看来唯一的理由似乎就是世界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如果说世界过去曾经是地区性世界的话。因此，归根结底，最好是把‘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看作通往规模较大的世界历史观念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看作是一种把那些相互有关的研究单位中的历史知识组织起来的实际手段。这种手段在有些地方可以派上用处，但在另一些地方则不那么有用。这些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补充了国别史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国别史的错误。”[9]

　　二、中亚的地区史研究

　　中亚处于东西文明的连结地带，又是各文明的接触的边缘地带，从东看它是遥远的“西域”，从西看它是神秘的“东方”，而本土又未有系统的史学传统，它在东方和西方的叙事史书中，都是边缘地带的零零碎碎事和人。早期研究，如《多桑蒙古史》[1824]，巴托尔德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27]，雷纳·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38]、《蒙古帝国史》[1941]，麦高文《中亚古国史》[1939]等，都有相当的学术成就，但就内容上看，主要还是与这一地区或多或少有关的民族史的研究。如麦高文《中亚古国史》之“国”为Empires[帝国]，实际讲述的是古代活动于中亚的塞西安、巴克特尼亚、匈奴和嚈噠各部族的历史。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围在扩大，中亚区域史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其原因如汤因比所指出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中亚地区在“文明的接触”中，既充当着“交通中心广场”的资格，又是孕育高级宗教的诞生地。[10]

　　中亚的地区史研究，首先要推及的是巴托尔德[В.В.Бартолъд]1900年出版的著作《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Тyркесmанвзnоxyмoнoльcкooнащесmвця，以下简称《突厥斯坦》]。[11]这里须指出的是，“突厥斯坦”，是一个有争议的地理概念。它本是阿拉伯、波斯人创造的地理概念，[12]即中国文献中的“河中”、古希腊文献中的“Transoxania”、阿拉伯文献中的“Maverannahr”，大体方位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两河流域。苏联政府最终认识到“突厥斯坦”，意即“突厥人的国家”，这一名称不能认为是合适的，因为居住在中亚的民族，并不都全部都属于突厥语类。1924年进行了民族划分后，突厥斯坦这个地名开始为另一个地名“СредняяАэия”[中部亚细亚]所取代。[13]巴托尔德生于1869年，卒于1930年，即生活在沙俄和苏联两时代。《突厥斯坦》可能名气不如、但学术价值并不亚于《地中海史》。《突厥斯坦》是巴托尔德的扛鼎之作，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当年45岁的布罗代尔凭借《地中海》荣获博士学位；而当年31岁的巴托尔德以《突厥斯坦》申请硕士学位，却因特别优秀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同《地中海史》一样，《突厥斯坦》首先也是大篇幅的历史地理的解读，在巴托尔德笔下，“突厥斯坦”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机的荒漠，而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生命的历史人物。蒙古入侵是中亚史上划时代的事件，《突厥斯坦》实际上是一部起于伊斯兰教开始武力扩张，断于13世纪成吉思汗登场的中亚史。学界认为，把中亚史的研究提高到历史科学水平，实以巴托尔德为第一人。如果在布罗代尔眼里，“地中海作为一个单位，有具有创造力的空间，有惊人的经海路的来往自由，有各个彼此既不同又相似的地区，有产生于社会发展演变运动的城市，有互相比长补短的各种居民”，[14]那么在巴托尔德眼中，突厥斯坦作为一个单位，也是具有创造力的空间，有惊人的经丝绸之路的来往自由，有各个彼此既不同又相似的地区，有产生于社会发展演变运动的城市，有互相比长补短的各种居民。在这个意义上看，《突厥斯坦》是与《地中海史》并驾齐肩的区域史研究的经典。

　　在地区史研究中，地理上的划分是否能够提供一个满意体系，一直存有疑窦，而中亚史研究中更突出地存在着地理划分的争议。目前“中亚”至少有三种定义，如下图所示：

　　1.苏联官方定义，如图所示的Official　Soviet　definition“中部亚洲”[СредняяАэия]，大致为锡尔、阿姆两河流域，大体涵盖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南部，即四个半共和国。

　　2.通常现代定义，如图所示的Common　modern　definition，即今天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现在俄文文献中一般作：中央亚洲[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如图所示的UNESCO　definition，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撰的《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中的Central　Asia，指的是：今阿富汗、中国西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前苏联诸中亚共和国境内的各个地区。[15]

　　前两种定义仅限于帕米尔以西地区，可谓“狭义”的“中亚”；而第三种定义包容帕米尔东西广大地区，可谓“广义”的“中亚”。事实上，每一部有关中亚的著作都有自己的地理界定，不同的界定又体现出作者对自己所研究地区的理解和期望，划定地域界限，就是确定、分析、重建，从而选择和采纳某种历史哲学。

　　苏联时期比较好的中亚史著作当推伊万诺夫[П.П.Иванов]撰写的《中亚史纲》[ОчеркипоисторииСреднейАэии]。这是一部中世纪的中亚史，完成于1941年，出版于作者逝世16年后的1958年。是书确定的研究范围是СредняяАэия，时间在16-19世纪中叶，这是海路开通后丝绸之路受阻的最封闭时期的中亚。它不仅描述了中世纪中亚的诸民族的活动，还关注了以往史家完全忽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冲突的阶级实质，被认为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亚地区史的第一人。另一部中亚史为加富罗夫[Б. Г. Гафуров]所著的《中亚塔吉克史》[1955]。加富罗夫[1908-1977]曾任苏共塔吉克共和国第一书记，还担任过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1968年当选苏联科学院士。他的这部著作题目上似乎是民族史，实际上对于塔吉克民族的活动也比较关注，但内容大体还是关于СредняяАзия的自原始社会至十月革命止的地区通史。肖之兴先生在“译者前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塔吉克和突厥是中亚细亚的两种基本民族成分。突厥较晚才从中国北部西迁中亚，塔吉克则是当地的土著民族。因此，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塔吉克史实际上是一部中亚的历史”。

　　西方学者有关中亚地区的较好著作有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主持编撰的《中亚史纲要》[Central　Asia.1966]。作者序文第一句说的是：“作为地理概念的‘中亚’一词难有一个精确的定义。在本书中的‘中亚’主要指的是苏联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等五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现在中国境内以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知名的三个自治区。”因此，它关于Central　Asia的界定大体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相吻合。这也是一部上下两千多年的中亚地区通史的简编，文字篇幅不大，行文简洁，是一部整理得相当好的研习中亚史的入门读本。

　　日本史学界有着“西域”史研究的浓厚兴趣的传统。“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日本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在狭义的“西域”，即大体在今天的新疆范围。羽田亨先后出版了两部西域史著作：《西域文明史概论》[1931]、《西域文化史》[1936]。前者定位于狭义的“西域”，就实际内容而言，可称“新疆文明史概论”；后者定位于广义“西域”，就实际内容而言，可称“中亚文化史”。这两部著作都篇幅不大，但文字精练、内容厚重，是在认真研究基础上的力作，如评论所说：“总体上能清楚、明快阐明中亚文化、文明的性质和特点，在当时和现在都不多见”，[16]可视为这方面里程碑式的著作。

　　美国史学大师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则提出独特的概念“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和“内亚”[Inner Asia]，这一学术概念充分体现在他1990年出版的《剑桥早期内亚史》[The Cambridge　of　Early　Inner　Asia]一书中。塞诺认为：“在空间上能够给中央欧亚所作的定义是否定性的。它是旧大陆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位于伟大的定居文明的边界之外。这个定义暗示，这个边疆是不稳定的。……然而，想象着中央欧亚的所有居民都是游牧民，肯定的不对的。在那些采取可能提供最多财富的生活方式的野蛮人中，游牧民只是最成功的。”[17]总之，在塞诺那里，中央欧亚是一个迥然不同于大陆边缘地带独特的文化区。塞诺将“中央欧亚”与“内亚”交替混用，因为在整个中央欧亚历史中，欧洲部分的权重远远不能与内陆亚洲的部分相比，内亚的北亚、蒙古高原、中亚才是中央欧亚的主要舞台。

　　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古陆路的交通网络，经德国人李希霍芬[F. yon Richthofen]命名为“丝绸之路”而闻名遐迩。法国人吕斯·布尔努瓦[Luce Boulnois]的《丝绸之路》[La Route de la soie]和德国人克林凯特[Hans-Joachim Klimkeit]的《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大体属通俗普及读物，当然也不乏学术价值。

　　迄今为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六卷本《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为关于中亚史研究的最负盛名的国际合作项目。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4届大会上批准编写《中亚文明史》计划。1976年，第19届大会决定启动这项目，1980年成立以阿西莫夫[M.S.Asimov，塔吉克斯坦]为主席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并陆续确定了六卷本各卷的主编、作者名单[包括目前中亚在内的12国学者]和目录之安排：

　　第一卷文明的曙光：远古时代至公元前700年。

　　主编：丹尼[A. H. Dani，巴基斯坦]和马松[V. M. Masson，苏联，土库曼斯坦]

　　第二卷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公元前700年至公元250年

　　主编：哈尔马塔[J. Harmatta，匈牙利]

　　副主编：普里[B. N. Puri，印度]、埃特马迪[Etemadi，阿富汗]

　　第三卷文明的交会：公元250年至750年

　　主编：李特文斯基[B. A. Litvinsky，苏联]

　　副主编：张广达[中国]、萨姆哈巴迪[R. Shabani Samghabadi，伊朗]

　　第四卷辉煌的时代：公元750年至15世纪末

　　主编：阿西莫夫[M. S. Asimov，塔吉克斯坦]、博斯沃思[C. E. Bosworth，英]

　　第五卷对照鲜明的发展：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

　　主编：阿德尔[C. Adle，伊朗]、哈比卜[I. Habib，印度]

　　副主编：拜巴科夫[K. M. Baipakov，哈萨克斯坦]

　　第六卷走向当代文明：19世纪初至当今

　　副主编：塔贝沙利耶娃[A. Tabyshabalieva，吉尔吉斯斯坦]

　　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会议将《中亚文明史》中的“中亚”定义最终确定为：“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地区、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地区、中国西部地区、蒙古和前苏联的几个共和国。”[18]按照马松[V. M. Masson]的说法是“在本书中，中亚是个文化和历史概念，它囊括了由古代文化、经济和政治纽带维系起来的拥有共同历史的众多地区。”[19]

　　这六卷本汇集了十几个国家300多位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的集体成果，可谓最权威的中亚区域史著作。须指出的是，吕遵锷、安志敏、马雍、王炳华、孙毓棠、张广达、穆舜英、王尧、耿世民、王甫仁、刘迎胜、马大正、刘正寅等中国学者参加撰写了其中的一些章节，张广达还是第三编的副主编之一。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多卷本《人类史》、《非洲史》后的又一大工程，它的出版问世自然引起广泛重视和普遍赞许。但是某些职业历史学家对于这种共同进行或合作撰写的多少带有“百科全书性质”历史著作，抱冷淡和怀疑的态度。用威廉·麦克尼尔的话来说，这些著作“搜集了”“令人感兴趣的大量史料”，不过，从学术水平来看，它们“显然未能提供清晰易懂的模式”。恰恰正是这些著作是由专家小组撰写的，所以可以将它们分离为联系松散的章节或论文，不可能代替某个历史学家统观全书的眼光。[20]笔者认为，《中亚文明史》各自独立的章节由较高水准专家分别撰写，可以说，大都是极优秀的论文，但涉及各国历史的各章，原则上由当地国家的学者担任，这样，某个章节的撰写者可能并非最佳人选，而这一章的学术水平也就不是最优秀的。就笔者专业角度看，《中亚文明史》第五卷中的“费尔干纳和浩罕汗国”一节，由乌兹别克斯坦的学者承担，但是他还在使用不大可靠的并早就过时的霍渥斯的资料，就表明这一节的学术水平很一般。各章节水准参差不齐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三、国内的中亚地区史研究

　　从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来说，国人研究中亚史起端于西域史和蒙古史的研究。“西域”同“中亚”有相互重合之处，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中亚”向东一直到大兴安岭，“广义西域”向西甚至延伸到西亚、北非和欧洲的地中海一带；帕米尔为界：以东新疆地区为“狭义西域”；以西阿姆—锡尔河地区为“狭义中亚”。其关系如下图：

　　国人主要依据丰富的汉文史料和当地考古资料的研究，因此，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帕米尔以东地区的研究，这些研究大体属于中国史的范畴。本文着眼于世界史范畴的“中亚史”研究，讨论的范围就大体限于帕米尔以西地区[或至少跨过帕米尔]狭义的“中亚史”。民国时期，王国维、陈恒、陈寅恪、岑仲勉、马长寿、韩儒林、邵循正等先生研究的一些问题进入了帕米尔以西地区，但仅仅是开始。

　　张广达自1979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专题研究论文。其中《碎叶城今地考》[21]就是一篇极有分量的论文。碎叶之所以重要，一是它与李白的家世有关，二是它的存在标志着唐政府已将政令推至伊塞克湖以西直到怛逻斯地区。张广达的这篇论文从汉籍、穆斯林地理文献和考古学资料“三重”论证坐实了古碎叶城应在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玛克附近的阿克·贝希姆废城，可谓中亚研究的经典之篇。2008年，张广达先生的中亚区域史论文结集《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出版。张先生在自序中写道：“多年来，我一直感到，西域研究和地中海世界研究一样，具有莫大的魅力。每当学人解破一件出土的关键性文书，就会感到兴奋莫名。与地中海世界相比，西域的绿洲和沙碛似乎总是默默地，但是持续不断地提供更多有待人们揭破的奥秘。举世对内陆亚洲丝绸之路的研究盛而不衰就是明证。就文化内涵的多样性而言，特别是就多元文化汇聚与交流方面的丰富而言，西域值得学人像法国年鉴学派或者说整体史学派费尔南·布罗代尔处理地中海世界那样，认真进行一番架构，进而展开综合性研究。”[22]

　　1980年，王治来出版了《中亚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叙自远古至公元八世纪的中亚历史。1986年在原先的基础上增订出版了《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叙自远古至公元15世纪的中亚历史。1989年出版了《中亚近代史》，叙自16世纪至19世纪的中亚历史。200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中亚通史》，古代史卷上、下和近代史卷由王治来综合以往中亚史的工作完成，现代史卷由丁笃本撰写。王治来几乎以毕生精力从事中亚史的编撰工作，最终交出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巨著，为我国的中亚史研究做出了非常的贡献。但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毕竟有限，不大可能将上下几千年的中亚史都研究透彻，其中的失误也在所难免。比如，近代卷第336页下注的浩罕汗国的历任汗表就完全错了。这部通史比较充分地吸收了国外中亚史的研究成果，但吸取国内的研究成果反而不够。可能忙于通史的编撰，王治来的专题论文并不多。但有一篇是一篇，如1997年发表于《西域研究》上的《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就是大手笔的经典之作。

　　王治来的工作一直以古代、近代历史展开研究，他所论述的“中亚”区域“是以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条河流作为中心，附带涉及其周围地区，这么一个大的范围，用俄文著作中的地理名称说，是把‘中亚’和‘哈萨克斯坦’都包括进来了”，“从现在的国家疆域来看，则包括了中亚五国的全部”。问题是为何不叫“中亚五国通史”，而叫“中亚通史”呢？王治来的解释是：现代中亚各个民族的基本特征在16世纪时形成，它们有过共同的历史。如果写中亚的国别史，就需写五本。那样，各国在苏联以前时期的古代和近代历史要多有重复。至于丁笃本的《现代卷》叙述的是1914年至1991年苏俄时期的中亚史，地理范围就是今天的中亚五国，“实际上是一个大国[苏俄]内部的地域史”。由马大正、冯锡时主编，集体编撰的《中亚五国史纲》是一卷本的中亚史通史简编。这部书的处理方法是，以15世纪为界，此前为共同史的简述，此后为五民族史至五国史的演变。也就是前半卷是区域史，后半卷是国别史。如果说，王治来在多卷本中以不完全一致的地理界定来构筑通史，那么，马大正则是在同一卷本中以区域史和国别史的体例来撰写通史，虽或多或少有些尴尬，但也无奈。《中亚五国史纲》的确是“史纲”，详今略古，比较充分吸取他人研究成果，而某些章节编撰性更加突出。

　　国内中亚区域史研究中，相对于通史，某王朝、某民族的专题研究更深入些。

　　魏良弢是好几部王朝史的作者，与本论题有关的是：由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喀喇汗王朝史稿》，由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西辽史研究》和由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西辽史纲》。魏良弢的这几部著作的最大价值在于填补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魏良弢能提出重要的学术见解，如：“喀喇汗王朝起源于回鹘，即王朝的汗族是回鹘人。确切些说，喀喇汗王朝就是840年西奔葛逻禄的回鹘王朝的汗族成员之一庞特勤建立。”尽管魏良弢提出十二方面的证据，但不同的意见还很多。

　　余太山则是好几部民族史的作者：由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的《嚈噠史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塞种史研究》，由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的《古族新考》。余太山先做论文，但在做论文前精心构筑好专著的思想的和章节的整体框架，并已深思熟虑，而每一篇独立的论文不加文字修饰，就已是专著的某一章，且无任何不适之处。余太山学贯中西，通篇考证则是最传统最严格的，他不断有特别创建的假说，尽管许多人对此难以接受，但面对系统的整体考据文字，就难以出面向他挑战。他的最大贡献在于，解构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创者一开始在种族和文化的构成方面就呈现出多元性，这对于丰富多彩、具有极其旺盛生命力的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薛宗正也是位高产作者，与本论题比较有关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突厥史》和由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亚内陆——大唐帝国》。前者洋洋近70万言，“填补国内空白之力作”之评价，已为国内学界的充分认可。后者是三组论文的整编，如其所言：“我所研究的对象……已属于跨国界的中亚研究范围了。因此，本书不再以传统西域史命题，而是选择了《中亚内陆——大唐帝国》这个题目作为本书的书名。”另外，吴玉贵著所著《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则从突厥分裂前后与中原关系着眼，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中有的考证比较有分量。

　　潘志平1991年出版了《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在原书基础上增补以《浩罕国与西域政治》[新疆人民出版社]为题再版，对浩罕汗国及其与清王朝的关系做了系统研究，同时对清代布鲁特[柯尔克孜]各部落的亲缘关系及地理分布，新疆和中亚的和卓做了较深入研究。

　　“文革”后，培养出刘迎胜、华涛、王小甫等一批中亚史博士，他们的博士论文的正式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国内中亚史的研究。

　　刘迎胜著述极丰，享以盛名的是部近六十万言的力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这部著作是以他20多年前通过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察合台汗国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地跨帕米尔东西，因此，这部著作既是这个强大汗国的汗国史，又是蒙元时代的广义西域断代史。与之有关的历史文献除汉文外还广泛涉及波斯文、阿拉伯文、畏兀儿文和察合台文等多种古代东方语言文字，它作为一门兼及元史、蒙古史和中亚史的学问，在历史科学中属于难度较大的课题之一。刘迎胜的这部著作在这一研究领域达到了国际公认的一流水平。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是华涛在其博士论文《突厥语部族在天山地区的活动及其伊斯兰化的开始》加工整理而成。华涛大量使用阿拉伯文等穆斯林原始史料与汉文等其他史料的对比研究，其中关于公元10世纪中期天山地区的部族形势的分析比较精彩，表现他的研究水平达到一个高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也是在王小甫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增补而成。这部著作对7至9世纪唐、吐蕃、大食三方在西域的博弈做了系统的阐述，对于此后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过程提供了明晰的历史背景。

　　“吐火罗问题”是一个聚讼已久的难题。我国学者近年就这一难题也做出自己的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吐火罗史研究》，是王欣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经修改、增补而成的专著。这篇著作中对吐火罗的族名、族属、族源、迁徙和分布作了认真考察，此外还讨论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巴克特里亚的吐火罗人及西突厥统治下的吐火罗叶护政权。徐文堪所著的《吐火罗人起源研究》，作为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之一，2005年由昆仑出版社出版。徐文堪的研究重点在吐火罗人的起源，认为：所谓“吐火罗问题”既是语言学问题，又是历史、考古学问题，而近年发展起来的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也将对各种语言和族群的起源和分布问题解决作出贡献。作者认为：“对新疆出土的古尸进行科学的研究，将对‘吐火罗问题’特别是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的突破带来新的希望。”

　　林梅村攻读中亚死文字佉卢文，于1988年出版《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成为中国直接释读佉卢文的第一人。他的《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和《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摆脱传统汉学研究模式，进入跨学科[考古、历史、人类、民族、语言、生态、遗传]研究，探讨曾经辉煌而如今埋没于万里流沙的中亚古代文明与东西古文明关系。

　　张文德的博士论文《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已触及帖木儿王朝史的研究，但其视角和材料还主要在中原和汉文史料。他的另一部《中亚苏非主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对中亚宗教史上的这一问题有比较好的研究。

　　刘正寅、魏良弢所著《西域和卓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和孟楠的博士论文《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是国内填补这方面空白的研究。芮传明所著的《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和许序雅所著《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是不错的专题研究成果。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专题研究成果：林悟殊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丰出版社，1995年；龚方震著：《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蔡鸿生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牛汝极著：《阿尔泰文明与人文西域》，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高永久著：《中亚及新疆历史学与民族学专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这些研究成果已领先于国际水平，但研究对象主要还在狭义的西域史，而涉及狭义中亚史不多，即本文讨论之外，就不多絮言。

　　最近二十多年来在各种学术期刊上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中亚史专题论文。其中，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西域研究》，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主办的《中亚学刊》[1-5辑，商务印书馆-新疆人民出版社]、余太山主编的《欧亚学刊》[中华书局]、沈卫荣主编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科学出版社]、朱玉麒主编的《西域文史》[新疆师范大学西域研究中心，科学出版社]，就是展示国内中亚史研究成果的主要平台。

　　有学者批评说：“我国中亚史研究者的数量过于庞大，一些不具备研究条件的人也混迹其中，不时有抄袭国内外同行的事情发生”。[23]但我看来，这个“庞大”问题还是集中于狭义西域史范围，以狭义中亚为对象的研究者并不多，特别是专攻伊斯兰化以后的中亚史的学者更少。中亚区域史研究的难点是语言问题，对于西方、俄罗斯学者来说，古汉文文献是难点；对于我国学者来说，除了要面对英法德俄日等文字的研究成果外，还要面对古希腊、拉丁文献和诸如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古藏文、古突厥文、察合台文等东方文献史料。国内中亚区域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很大程度地受此制约，因此，在一些具体研究领域上，与国际最高水准还有不同程度的差距。迄今为止，国内关于中亚区域史研究还有很多空白，如前伊斯兰时期的贵霜帝国，蒙古时期和后蒙古时期[即相当明清时代]的帖木儿帝国、乌兹别克诸汗国和哈萨克三玉兹的研究，还十分薄弱。

注释：

　　[1]麻赫穆德·喀什葛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突厥语大词典》是一部关于突厥的百科全书式的词典。作者马哈木·喀什噶里[约11世纪20至70年代]，出生在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

　　[2][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版，第236-239页。

　　[3][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58-62页。

　　[4][法]雅克·勒高夫等主编，姚蒙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版，第16—17页。

　　[5][法]雅克·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135页。

　　[6][法]米歇尔·德·塞尔多：《论史学研究活动》，[法]雅克·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70页。

　　[7]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64页。

　　[8][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38-239页。

　　[9][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39-242页。

　　[10][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176页。

　　[11][俄]巴托尔德著，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2]突厥部族早在一千年前就衰败退出历史舞台，但也就是从那时起，阿拉伯人、波斯人开始把草原上和突厥部族说着几乎同样语言的游牧民泛称作“突厥人”，将他们生活的草原称作“突厥斯坦”。斯坦，在波斯语为“××人居地”，突厥斯坦，就是“突厥地”。因为“突厥人”原逐水草游牧漂泊不定，并没有固定居所，“突厥斯坦”漂泊不定，只是类似香格里拉那样的地理概念。文艺复兴后的西方人，最初是从阿拉伯人的著作中寻求遗忘了的知识。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他们在学习阿拉伯地理著作过程中，顺其自然地接受了“突厥斯坦”的说法。巴托尔德认为，19世纪时，“突厥斯坦”一词被英国旅行家引入学术著作，是由于受到波斯和阿富汗使用这一名词的影响所致。现今分裂势力以新疆为“东突厥斯坦”为由搞分裂活动，“突厥斯坦”则被政治化了。

　　[13][苏]穆尔扎也夫著，郁浩译：《中亚细亚》，商务印书馆1959版，第4-5页。

　　[1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6版，第976页。

　　[15][巴基斯坦]A. H.丹尼、[俄罗斯]V. M.马松主编，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版，第368页。

　　[16][日]间野英二：《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西域文化史〉解题》，[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页。

　　[17][英]丹尼斯·塞诺著，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丹尼斯·塞诺内亚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5页。

　　[18]A. H.丹尼、V. 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第368页。

　　[19]A. H.丹尼、V. 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第9页。

　　[20][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4-245页。

　　[21]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

　　[22]张广达：《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总序第2页。

　　[23]余太山主编：《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11年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