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东北亚地区，曾是多个民族融合演进的舞台，积累了丰厚多样的文明成果。近年来，这一区域受到的关注日益增加。10月19—23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主办的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和蒙古等国的学者参加研讨。

　　城市考古成考古学重要课题

　　近年来，城市考古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认为，城市考古学的基础是城址考古，但不能止步于城址考古。郑同修介绍了对位于山东省章丘市的东平陵城遗址的城市考古经验，东平陵城是今济南市的前身，考古工作者通过将航拍片、各时期地图等汇集起来，结合文献与考古调查、发掘，从而全面研究其沿革、变迁。

　　隋唐时期，中原北方以及南方部分地区流行非常规整的封闭式城市，其渊源何在引人关注。有学者向上追溯至东魏北齐邺南城、北魏洛阳城、曹魏邺北城等，另有学者认为是受游牧民族影响的产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认为，这种形式的城市是中国古代社会和城市发展的自然结果，而非受到游牧民族影响在北朝晚期突然兴起的事物。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外形规整的城址已经出现。文献材料和考古发现共同表明，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外形较为规整、封闭的城圈与同样特点的里相套叠，可能已是城市的显著外在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春秋时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各政权和豪强势力对人口的控制更趋严厉，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聚落形态都日趋严防自闭，隋唐极为规整、封闭的城市正是在此基础上循序演进的。

　　唐宋之际，古代城市制度发生了一次大变革，但是对于这一转变的考古学调查和研究工作长期不足，学术界对于宋代城市尤其是宋代地方城市的规划和布局缺乏深入认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杭侃等学者遴选了河北省平乡县、山西省太原市、陕西省淳化县等18处宋代北方地区的新建城址进行实地调研，并通过对遗址保存较好、文献记录较为清楚的11座城址进行复原，将这些城址按照街道类型分为三种：十字街类型、丁字街类型和一条主街类型。在此基础上进行探讨，能够加深对宋代城市规划思想和唐宋城市制度变革的认识。

　　城市见证少数民族兴衰

　　在东北亚的历史长河中，以辽上京等为代表的匈奴、挹娄、契丹、蒙古等多个民族所建立的城市历经兴衰，而对它们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历史。

　　上世纪20年代以来，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经调查和发掘已确定的匈奴时代城址和村落遗址达20余处，一些学者据此提出“匈奴已进入农业社会”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马利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匈奴城址中的大多数建筑及其使用都与汉人有密切关系，其中存在集农业、手工业和军事防御为一体的典型城邑。像龙城那样具有诸长“大会”祭祀祖先、天地鬼神的城，则很可能属于最高统治者单于，也可能是由穹庐站长组成的逐水草迁徙的城。在这类城中，农业经济并未占据主导地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介绍，在辽代的五京中，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的辽上京是辽代最重要的都城。辽上京平面略呈“日”字形，由皇城（北）和汉城（南）两部分组成。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首次发掘了辽上京皇城乾德门遗址，2012年又对皇城内西山坡佛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取得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些发现表明，辽上京是我国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它对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基于第三次文物普查的相关数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乔梁指出，黑龙江汉晋时期的遗存大约有2270处。其中，年代大体在两汉阶段、分布在三江平原北部的滚兔岭文化最为繁荣。该文化无论从地望、物产还是习俗等方面都能与文献记述的“挹娄”相联系，因此，从当前夫余和沃沮相对地理位置能够确定的前提下来看，滚兔岭文化无疑当是两汉时期挹娄部族的主体。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表现和趋势，与战国后期以来燕、秦、汉对东北地区的经营存在密切联系。中原式铁器特别是铁制农具在东北东部的广泛发现，说明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及作用。汉晋时期黑龙江东部地区人类活动的繁荣，无疑也应当是这一大背景下的产物。

　　聚落考古手段创新

　　通过考古工作者的丰富实践，针对东北亚地区聚落的考古取得了一定成果，研究手段也在不断创新。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延平介绍，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赤峰学院历史系共同对赤峰市红山区东北部的红山进行了详细调查。在25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共查得28处古代遗址，包括红山文化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等。红山这样的地形显然不适合居住，而这些遗址绝大多数分布在山顶或山坡。所以，至少在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这里的遗址可能是祭祀活动的存留。各时期先民所祭祀的对象应该是红山本身。

　　韩国高丽大学考古美术史系研究教授李僖珍认为，研究居住遗址内部土壤作为一种方法正在被考古工作者采用。居住、炊煮、贮藏等空间利用方式，在遗迹的文化层中会发生一定的成分变化并留下痕迹。形态上的变化可以通过细微的土壤分析得知，通过多元素成分分析和磁化率分析等可以了解与此有关的人类活动信息。

　　据悉，下届东北亚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2013年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70期

　　日本的环境史研究最初是以公害史研究的形式出现的，后来逐渐演变为环境史研究。本章将利用已经收集到的资料和自己在日本实地考察获得的认识，对日本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主要成果和特点等进行初步分析。

第一节  日本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战后日本经过1940年代末的短暂恢复迅速进入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向国际开放的体制下高速扩张，国民生产总值从1950年的110亿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10085亿美元，按实际价值计算，日本经济在这三十年间扩大了10．4倍，从1955年名列资本主义世界第35位的“中进国家”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然而，正如经济学家内野达郎所说：“昭和40年代前半期是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是光芒四射的时代，但同时又是一个经历了因高速增长而引起各种矛盾的痛苦时代。”就环境而言，遍布全日本的工业开发带来的是环境公害，“山青水秀”的日本变成了“山赤水浊”、城市弥漫着“七色空气”的“公害岛国”。在当时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中，日本就占了四个，分别是四日市哮喘病、富山县痛痛病、熊本县和新泻县水俣病。面对日益严峻的公害问题，在日本比较完善的法制体制和独特的地方自治体制下，住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公害诉讼运动，地方自治体率先制定了比较严格的反公害条例。根据厚生省环境卫生科的调查资料，1958年大气污染引起的申诉事件达2968起，噪声和振动引起的申诉事件达8246起。[1]1949年，东京首先制定了自己的“工场公害防治条例”，之后神奈川县和大阪府也相继在1951年和1954年推出了“事业场公害防治条例”。在地方政府和住民反公害运动的推动下，日本政府终于在1967年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并在1970年末召开的公害临时国会上，制定和修改了有关公害的14个法律，基本形成了反公害法律体系。[2]在公害造成的惨烈影响和反公害运动的刺激下，学术界开始行动起来，最先是医学界介入，帮助确定致病原因；其次是工学界介入，帮助设计和建设反公害设施；再次是社会科学界积极声援住民反公害运动。在学者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解决公害问题作贡献的同时，有些具有历史感的学者开始思考公害史的问题，尤其是公害中存在的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关系恶化的问题。他们希望能找到公害的原点，进而从源头上开始对公害问题进行整体思考和治理。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宇井纯。他毕业于东京大学工学部应用化学专业，从1965年起在东大工学部都市工学科担任助手。在公害频发的1960年代，他多次去熊本和新泻进行实地考察，寻找水俣病发生的原因。回到东大后，和学生一道进行治理技术的开发，从不同专业如应用化学、矿山、电气、船舶、土木等对学生进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仅凭专业技术并不能解决公害问题，公害更多地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他开始在东大工学部开设系列公害讲座，追根溯源，从多方面探究公害的发生、发展和解决之道。[3]也就是说，日本的公害史研究最先是由从事工学、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推动的。

　　战后的日本历史学界风云际会，变化迅速。在经济恢复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因社会矛盾突出而兴盛。进入高度经济成长时期，社会矛盾得到部分缓解，加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机械套用西欧模式和僵化的阶级斗争论而快速式微，近代化论、计量史学等外来的史学流派乘势在日本传播开来。[4]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新史学，都关注人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历史与环境的关系不但没有得到重视，甚至成为战后日本历史研究中的禁忌，“环境决定历史”这样的话在当时（1960年代后半期）是不能说的，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不合适的。[5]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视研究环境为禁忌，关键在于在对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进行批评时形成的紧张气氛。魏特夫曾是共产党员，脱党之后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反马克思主义政治张目。对他的政治性和学术性批评使具有很强政治性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投鼠忌器，不敢谈论环境在历史上的作用。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羽仁五郎甚至绝对地说：“不是地理、环境或者自然，也不是种族和民族，实际上，只有发展阶段的理论原则，才是我们世界史学理论形成的最重要表现，也是唯一具有真理性的原则。”[6]经济史致力于从物价和人口等因素的变化来反映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不关心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与历史学紧密相关的地理学也在日本战后的高速发展和学科分野背景下不再关注对人地关系的研究。一方面，在资源稀少的日本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地理学转向了“人类历史与环境没关系”的极端方向；另一方面，随着学科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属于理学部的关东地理学科只研究自然，属于文学部的关西地理学科只研究人，把人与自然整合在一起的视角消失了。历史地理学关注城市的形态和功能、课税地清册、农村聚落和土地利用，对历史上人与环境的关系并未进行深入研究。[7]因此，与法国环境史的兴起得益于历史学与地理学天然结合的传统和英国环境史研究得益于其强大的历史地理学基础不同，日本环境史研究缺乏这些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不过，战后日本历史学的大转折为各种专门史的出现开辟了可能，日本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只是时间问题。

　　与历史研究中环境缺位不同，日本比较文明论研究对环境异常重视。早在明治维新提出文明开化的国策之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史学就传到了日本。后来，带有强烈现实批判性的文明论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而风靡全日本。福泽谕吉提出了“文明”、“半开化”、“野蛮”的分析结构，西方列强是文明国家，日本是半开化国家，而虾夷、朝鲜等就是野蛮之地。“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8]这种文明论在反映日本被“他者化”的同时又给日本制造了一个“他者”，为日本自身脱殖民化和对其他地区进行殖民化提供了理论基础。战败后的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小兄弟”，但是由于美国在日本强制实行了民主改革，于是，战后的日本似乎又回到了与明治时期类似的三元结构中，美国是民主的文明国家，日本虽然民主化了但又保留了天皇制而且保留了美国的军事基地，是半文明国家，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尚未开发的军事独裁政权”是野蛮的他者。[9]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增长，日本学术界掀起了重新给日本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定位的热潮。与明治时期向西方文明学习不同，这时的日本认为自己已不再是西方文明亦步亦趋的追随者，而是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的文明者。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梅棹忠夫提出了“文明的生态史观”。[10]他认为，日本文明并不是西洋文明的一个变种，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也不是因为模仿西洋文明而成功转向的。相反，从生态学理论出发，把欧亚大陆的文明分为第一地区（边缘的温带森林地区，包括日本和西欧各国）和第二地区（中心的干旱地带，包括旧大陆除日本和西欧之外的地区），与第二地区在古代的辉煌和现在的专制不同，第一地区是当今世界最为发达和民主的地区。同属第一地区的日本（照叶林）与西欧文明（硬叶林）也是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平行并进”的。在梅棹看来，“从生态学的观点看，历史就是人与土地相互作用的结果，亦即主体环境系统自我运动的结果。在决定这种运动的形式的各种主要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自然因素。而自然因素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它表现出几何学的特征。”[11]川胜平太指出，梅棹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在日本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六大重要意义。第一，它是与司马辽太郎的《坂上的云》、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究》和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一样对日本思想界和民众最有影响的20世纪的经典名著。第二，它是日本世界比较文明学研究的先驱，使此后文明的其他史观的提出成为可能。第j，对苏联的崩溃等具有极强的预见性。第四，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散发出自由探索学术的精神。第五，赋予实地考察研究形式与书斋问学一样的价值。第六，利用生态学的“演替”理论对历史从空间上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12]

　　从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来看，梅棹的理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梅棹作为一个生态学家，并没有受日本历史学界一些传统的成说如认为环境在历史发展中不起作用等之束缚，勇敢地提出了世界文明演替模式之不同关键在于各地生态之不同的观点，为后来环境史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从公害史向环境史的转化还有赖于整个社会对环境的认识的提高。据不完全考证，“公害”一词古已有之，但用它来对应英美私法中的public nuisance并概括现代生产对人体造成的损害最先可能出现在明治十年的大阪府议会中，那时它只是与“公益”相对的概念。后来，随着日本资本主义产业化的发展，对人体损害的事件不断增多，公害的外延和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大正年间全国各府县的条例中都出现了这个词，主要指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强振动、恶臭等公共卫生问题。[13]在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公害的含义进一步扩大，在1967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中，公害指由于事业活动和人类其他活动产生的相当范围内的对人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带来的损害，大体上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污染、振动、地面沉降、恶臭等七种。显然，公害意义上的环境主要指生产和生活的环境，并不包括与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不直接相关的环境。1972年，日本颁布了《自然环境保全法》。其中的自然环境主要指两类：一是处于原生态、尚未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环境；二是奇特的地质景观和森林荒野，保持良好自然状态的海岸、湖泊、河流、沼泽、湿地及栖息其中的野生动植物。[14]显然，这是与公害意义上的环境不同的自然环境。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让日本意识到，环境应该是一个整体，不应该因为公害问题紧急和危害大而对它进行人为分割，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概念开始在日本流行。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促使日本转向把环境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方向。1993年，日本通过了《环境基本法》。其中的环境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地球环境是一个需要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整体，在这个人类存续和受惠的基地上，日本必须通过全球合作、广泛参与和循环利用来降低自己的活动引起的环境负荷，以保持人与环境互惠共生的关系。[15]由此可见，日本的环境概念经历了从公害意义上的环境向自然环境再到全球环境的转变，与此相应，日本的环境史研究也经历了从公害史到农业和农村环境史再到文明论环境史的发展过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三个意义上的环境概念内容相互重叠和交叉，加之这三类环境史在出现的时间上差距也并不大，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几乎是平行并进、互相补充和促进的。

　　与美国、欧洲、印度和拉丁美洲的环境史研究相比，日本环境史研究在组织程度上尚有较大差距。坦率地说，日本还没有自己专门的环境史杂志，也没有专业的环境史学会，日本环境史学家也很少出现在国际环境史学术交流的会场上。日本的环境史学家绝大部分也不是来自历史系，一是正统的历史学家不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史；二是日本独特的、以问题或地域为基础的学科分野使西方意义上的不同学科只要对人与环境的关系史感兴趣就都可以进行研究。在日本，环境史研究与其说是历史学家的专利，不如说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反公害运动史的饭岛伸子是社会学家，研究季风亚洲环境史的秋道智弥是生态学家，研究公害史的字井纯是工学家，研究近世公害史的安藤精一是经济学教授等等。日本研究环境史相对比较集中的单位主要有四个：一是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文明环境史研究是其五大重点研究项目之一，其他四项中也都有相关的环境史小项目。二是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重在从考古学和民俗学研究古代日本环境史，尤其是绳文弥生时代的生产生活和日本的稻作渔捞文明。三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从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人类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历史。四是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集中了日本文明环境史的主要研究者，重点研究文明与环境的关系，出版了一系列在日本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环境史论文的发表比较分散。《公害研究》和《环境与公害》刊发了比较多的公害史论文；《史学杂志》和《历史学研究》等主流历史学刊物也会发表关于古代、中世和近世的环境史论文；《人类与环境》和《环境情报科学》也不定期的刊发专题的环境史论文。近年来，日本学者不但出版了一些通史或断代史的环境史著作和论文集，[16]也编著了一些很有用的工具书，[17]还比较注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译介给国际环境史学界，[18]也开始组织环境史的小型国际研讨会，如神户研究所和牛津大学合作于2007年9月12-14日在神户召开了题为“日本与欧洲的环境史”的第一次研讨会，像Poul Holm,Mark Elvin,Chris Smouts等欧洲著名环境史学家与会与日本同行就共同关心的环境史问题进行切磋交流。第二次会议于2010年9月在神户召开。日本环境史研究正在形成集团力量并开始走向世界。

　　总之，在现实需要和文明论研究的推动下，日本环境史研究兴起。由于日本对环境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日本的环境史研究也表现出公害史、农业和农村环境史和文明环境史杂陈的局面。由于学科分野等独具日本特色的原因，日本环境史研究的组织化和专业化程度并不高，不过，值得欣喜的是日本环境史学家已经迈开了走向国际环境史学界的步伐。

　　羽田正（Haneda Masashi）教授是京都大学学士、巴黎第三大学博士，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现为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东京大学副校长。羽田正先生深感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主导，在民族国家和文明冲突的框架中叙述，过于强调人类社群之间的差异和对抗，无法应对全球规模的人类问题。他主张一种全新的世界史概念，打破线性历史观念和民族国家的领土界限，强调人类共通的过去，呼吁人们联合起来分析解决全球化的经济、政治、环境问题。

封面羽田正像：李媛 绘

　　您觉得旧世界史框架存在哪些根本问题？

　　羽田正：在旧的世界史理解中，包含两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前提：第一，世界是由多个不同部分组成的，各个不同部分拥有自己的历史；第二，在这些部分中，欧洲的文明世界，或是在欧洲的文明世界中诞生的各个国家，要比其他国家地区优越，实际上是欧洲文明或历史在带动整个世界发展。在这些前提下，旧的世界史就是按照不同国家的划分，然后用时间顺序把它们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近代史的鼻祖兰克在写作时就有将意识形态实体化的特点，他在写德国历史时首先考虑的是德国国家的存在。

　　可以说，旧的世界史概念总体上是以一种欧洲中心的观念为主导，书写的对象也以欧洲为主。这不光是我的个人看法，而是一种共识。欧洲中心主义的最大问题是区分了自我和他者，把跟自己不一样的人统统划为他者，同时对他者进行了种种预设和假想。这种预设包括价值判断，欧洲自己代表了文明、民主、自由、平等、科学、普世等正面价值；而他者的世界，包括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等等，则与野蛮、专制、迷信、蓄奴等负面价值等同起来。这是欧洲人设置的二元对立的史观。欧洲中心主义后来被接受，不仅是作为一种地理概念，而且是作为一种概念的概念，但这种附加的概念甚至有时候都不适用于欧洲本身所包括的一些较为落后的国家地区，比如十九世纪初的希腊和意大利。所以我们会看到他者世界对欧洲中心主义有一种拒斥，比如二战前的日本人认为世界分成西洋世界和东洋世界这两个对立的存在，而东洋世界并不比西洋世界差，所以要将亚洲形成一体来对抗西洋文明。

　　近些年来我们能看到许多世界史写作的尝试，都在试图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方法论，但最后自觉不自觉地还是回到了欧洲中心的立场。当然世界各个地区、各个社群有很多很多的不同，但是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我觉得更应该强调大家的相同之处，而不是强调区隔和差异。

　　民族国家的叙述框架自然有其局限，那么文明的框架呢？是否必然会导致“文明的冲突”？

　　羽田正：欧洲中心主义基于文明和民族国家的框架，这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半期是很重要的。当时的世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格局，人们都很重视自己的国籍。在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建立民族国家之后，东亚的日本和中国也同样如此。世界史就自然而然地汇集了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

　　文明的框架肯定有问题，它的叙述一般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各个地域形成了各自的“文明世界”；第二个阶段是文明世界相互竞争，然后在竞争中走向繁荣；第三个阶段是各文明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引发了文明的冲突，强力文明压倒其他文明；第四个阶段是强力文明主导推进的世界一体化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这种文明框架可能叙述上略有不同，但都大同小异。

　　可是我们现在的时代不能再是一种文明攻击另一种文明了，现在不应再区分你我，而应该大家联合起来，一起面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地球上的问题无法通过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一个人种去解决。比如空气污染问题，这不是哪一国的问题，空气会自西向东流动，日本人也会受到影响；同样，去年日本大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了核泄漏，这也不是日本一国的问题，会对周边国家甚至全球环境造成影响。如今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人类惟有联合起来认真对待，才有合作解决的希望，我们没有时间去互相“冲突”了。从这个角度说，历史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以前的历史把太多精力花在强调冲突上，花在民族国家的争端上了。

　　您依然选择了“世界史”一词而不是“全球史”来表述新的构想，您觉得“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区别在哪里？

　　羽田正：对日本人来说，“全球史”指的是一些很具体的观念和历史叙述，比如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西方工业化导致全球人类的联系变得更紧密，它描述的是一种人类在西方影响下的移动和变化。可能这是日本人对“全球史”的理解，但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人也有这样的历史叙述。

　　所以我还是沿用了日本一直使用的“世界史”一词，但是我希望革新的是日本版本的“世界史”讨论，使它进入新的境界。如果我使用“全球史”一词，对日本读者可能会有点怪，当然这对英语读者来说不一定是问题。同时我也必须意识到，英语受到了欧洲语言的许多影响， 而“世界史”一词对西方读者意味着某种特定的叙述和概念，对此康德和黑格尔均有论述，所以西方人一听到“世界史”，就会想到那些附加的哲学语境，或者会感觉这个词很古旧。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日本人使用“世界史”一词也是有许多负担的。

　　您的新世界史构想具体是怎样的？

　　羽田正：我试图描绘的世界图景是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疆的，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世界乃是一体，世界上的人们拥有共通的过去。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框架，注重共通性和彼此的关联性。

　　具体说来，我们任意抽取历史上的一个时间点，然后试图去描述当时世界的景象，地区与地区之间、社群与社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然后与当代世界进行比较。比如公元1700年，我们可以把目光移到西伯利亚，看看这片冰原上在发生什么。那个时候西伯利亚没有成立国家，也没有政府。如果把目光移向澳大利亚、新西兰，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描述的人类活动。但是我们可以寻找这个时间点上，全世界社会变动的中心在哪里，它的面貌又是怎样的。换一个时间点，世界又呈现不同的面貌。所以在新的世界史构想中，世界的中心是在不停地变换及移动的。

　　之前的历史叙述总是会选取某个比较有趣的方面，一些事情发生了，然后导致了另一些事情的发生，作为这些事件的结果，又有其他事情的发生……我们习惯于用时间顺序和因果论来安排历史事件。特别是如果你以现在的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为界，再通过时间顺序去叙述国家的历史，必然会产生许多问题。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这种叙述时常会导出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不同、我们国家的人和别的国家的人不同这一类强调差异的结论，所以我不想这样去书写历史。我想提倡的是，我们在描述过去某个时间段的世界时，不需要使用线性时间顺序的方式去阐释，而是描述及比较那个时间里的人类关系。我认为这样的写法还是比较有趣的，比如某个时间点上的中国大陆，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社群，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如何运作，如何互相交通。我们还可以描述同一个时间点上的日本和英国，然后对这两个岛国进行比较。我想这些问题也都很吸引人，不必要什么都用线性时间去描述。

　　将历史上的状态和当下的状态作比较，你会发现很多不同的方面，也会使你更理解当下的世界。历史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我认为就足够了。

　　可是当您在开始描述历史上的社群时，首先遇到的仍旧是人种差异、宗教信仰、文化差异这些问题，那么如何避免陷入旧有格局的窠臼呢？

　　羽田正：我们没有必要对过去的人进行区分，他们跟我们现在的世界没有关系。中国这片陆地上以前有很多人生活过，日本这个岛国也一样，但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我们总以为过去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就是我们的祖先，但是如果你不停地向上追溯，所有人类都是从东非大裂谷里出来的。这样算的话，我们所有人的祖先是几百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对夫妻，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兄弟姐妹。

　　当然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有种种区别，我们可以如实地描述他们，但用的是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至于具体描述哪些人类活动和关系，这要看历史学家的个人兴趣所在。就我个人而言，我对社会秩序问题很感兴趣，所以比较关心政府治理、体系构建这些方面。我会比较历史上的一个群体的社会秩序与其他群体有何不同，然后再与当下的世界作比较。举个例子，当代世界的一大特点是所有主权国家都拥有自己的领土，不光拥有土地，也拥有海洋，每个国家有很清晰的国界，人们脑子里会认为每一块土地或是海洋都应属于某个主权国家。但这只是现代的观念，在过去是没有这样的观念的。比如海洋上的一些领土争端，都是在现代观念下才有的问题，两百年前，没有人关心哪些海域属于谁，也没有人会出来说某些岛屿一定属于谁。当时几个国家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往来并共同使用邻近的一些岛屿，谁也不会去特别搞清楚国家之间清晰的国界。历史上的耶路撒冷也是这样，不光有基督徒，还有穆斯林、犹太教徒都生活在一起。只有在现代主权国家兴起后，人们才开始争夺领地和资源。我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证明谁先发现了这些领土，而是去心平气和地描述真实的历史状态，跟现在相比较，然后和双方政府一同分析、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案。

　　史学写作的潮流和典范总是在不停地变动，近年来物质史、文化史、社会史都很热，在您的新世界史框架中，哪些领域最有研究前景？

　　羽田正：我觉得环境史很有前景，现在环境问题对整个世界来说非常重要。在日本大学里，有很清晰的人文领域、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学科之间很少交流合作。我不清楚中国大学的情况，但至少在日本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环境史研究在日本发展得比较慢，历史学家没有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过去的环境状况所知甚少。所以我希望人文学科的学者能够多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学者交流合作，相信会在环境史领域大有所为。历史学家可以在各种历史文献中发现许多对天气、温度、湿度的记载，甚至可以利用文学作品，整理分析小说、诗歌中对自然环境的描写，天气变化等元素都是文学作品里时常出现的。历史文献中还有许多关于植物、动物的种类和描述。如果我们能把所有这些记载都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描述过去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关系。日本学界还没有人认真仔细地探索这一领域，我认为这一研究领域十分重要，因为通过对历史环境的研究，我们能够知道人类共同面对的是大自然，领土、国家这些概念在大自然面前就不那么重要了。

　　西方在这一领域成就很多，许多学者利用历史文献和数据重建了过去的经济状况、环境状况，特别是十六世纪之后的欧洲。比如彭慕兰的《大分流》比较了中国江南和英国的自然环境，指出大分流是十八世纪之后才发生的。当然他的研究以经济为主，但利用了一些环境史的资料。还有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去描述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日本的川北稔写了一本《砂糖的世界史》，主要从人类的经济活动入手，因为经济活动也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范围。物质史的书写讲述银、盐、茶叶这些世界性的商品如何生产、运输、消费，以及世界各地的人围绕这些活动如何发生了紧密的关系。这些著作虽然获得了许多成就，但作者在书写时依然围绕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划分，既有的世界史概念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当然撰写新的世界史绝非易事，会碰到重重困难，也会屡屡犯错，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有信心，朝着既定目标前进。

　　延伸阅读

　　●《大分流》

　　[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

　　●《砂糖的世界史》

　　[日]川北稔著，郑渠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枪炮、病菌与钢铁》

　　[美]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

来源：《东方早报》2012-07-01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三江平原的七星河流域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张伟、赵永军、田禾先生对“七星河计划”及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通过考古调查、航空遥感等手段，共发现汉魏时期遗址426处。确定了七星河流域的文化编年，即早期的滚兔岭文化（两汉时期）、晚期的凤林文化（魏晋时期）。根据聚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将这些遗址划分为居住址、防御址、祭祀址、瞭望址和要塞址五类。各类型遗址组合在一起，形成16个聚落群，每个群有中心聚落，并存在全流域的中心聚落——凤林城址。通过调查和发掘，确认凤林城址有9个城区，面积约120万平方米。其早期遗存属于滚兔岭文化，而作为主体的晚期遗存则属于凤林文化。目前的资料表明，凤林文化直接脱胎于当地的滚兔岭文化，同时又明显地表现出受到波尔采文化、团结文化和老河深中层遗存等文化因素的影响。滚兔岭文化时期，已经建造了面积达690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式建筑。凤林文化阶段，修筑了规模巨大的城址，其中心主城更是建造规整，有角楼和马面。黑龙江省的学者认为，凤林文化已经是早期国家。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的尤里·尼基金先生介绍了滨海省伊利兹乌托卡（Elizavetovka）1遗址2011年的发掘情况。该遗址位于一个小石山的顶部，总面积约15000平方米。2011年发掘400平方米，发现3座房址。出土遗物以陶片为主，内涵较复杂，总体来看具有波尔采文化特征。滨海省铁器时代最早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有3个，即位于北部黑龙江流域的尤里卡（Urilskaya）文化，位于东北部的利多夫卡（Lidovskaya）文化和位于南部彼得大帝湾沿岸的杨卡夫卡（Yankovskaya）文化。其中杨卡夫卡文化目前已经发现300多处遗址，包括聚落、季节性营地、墓地和制陶址等四种类型。其14C年代为公元前500年～公元前300年。第二种考古学文化是克罗诺沃（Krounovskaya）文化。分布地域急剧扩大，涵盖了滨海省南部、朝鲜半岛东北部及中国邻境地区。陶器有深腹罐、鼓腹罐、豆、碗，横鋬耳常见。其碳十四年代为公元前300年～公元前100年。俄罗斯学者认为克罗诺沃文化是杨卡夫卡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最后一种考古学文化是波尔采（Poltce）文化。滨海省发现了70多处波尔采文化遗址，集中分布在两个区域，一是兴凯湖东南，滨海省最南部地区；二是兴凯湖东北，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南地区。陶器有束颈鼓腹罐、粗颈鼓腹壶、碗，流行压印纹饰。其14C年代为公元前100年～公元300年。

　　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的刘银植先生介绍了由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联合发掘的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南部的伯罗契卡（Bulochka）遗址。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发现居住址23个，小型竖穴遗迹4个。遗址的早期遗存数量少，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是主体，属于早期铁器时代。在晚期居住址内发现了多种形式的烟道设施，出土遗物以波尔采文化因素为主，也受到团结文化的影响。出土的红褐色磨光陶器和黑色磨光陶器很有特点。

　　日本明治大学石川日出志先生介绍了日本弥生时代的防御性村落的发展演变。所谓防御性村落，就是环濠聚落。其发展演变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出现期，弥生时代早期～前期（公元前一千纪前半～公元前3世纪前半）。最早的环濠聚落出现在九州北部，如板付遗迹、那珂遗迹，其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一千纪前半。由于日本学者将环濠聚落的出现作为弥生时代开始的主要标志，因此弥生时代开始的时间也提早到了公元前一千纪前半。弥生时代前期，环濠聚落从九州北部向西日本地区扩展。这一期环濠聚落的规模较小，面积不超过1公顷；大发展期，弥生时代中期（公元前3世纪后半～1世纪末）。这一期环濠聚落数量剧增，规模扩大，面积普遍超过3公顷，大型聚落面积超过10公顷；分化期，弥生时代后期（2世纪～3世纪中）。社会阶层出现分化，高等级阶层的环濠聚落与普通聚落分离，形成独立的小型环濠聚落；解体期，古坟时代（3世纪后半～6/7世纪）。随着古坟时代的到来，环濠聚落迅速消失。有的环濠聚落只有一重环濠，有的则有二重、甚至三重环濠。环濠具有防御功能，同时也具有功能区划分、排水、防潮的作用。

　　北海道大学的木山克彦先生和札幌学院大学的臼杵勋先生介绍了关于“靺鞨罐”形成过程的研究成果。6世纪后半到7世纪初，远东地区普遍出现了口沿部位装饰附加堆纹的深腹陶器，因其分布范围与靺鞨的居住范围一致，因此中国学者称之为“靺鞨罐”，俄罗斯学者称之为“典型靺鞨陶器”。日本学者认为，“靺鞨罐”的形成受到此地区前期诸多文化的影响，其直接源头是波尔采文化。由于当地文化因素的复杂，“靺鞨罐”又体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别，如第二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流域就各有不同。在论证的过程中，日本学者将三江平原地区波尔采文化的族属认定为挹娄，将第二松花江流域泡子沿类型（老河深二期文化）的族属认定为夫余，将图们江流域团结文化的族属认定为沃沮。

　　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先生介绍了山东临淄齐国故城东北部炼铁遗址的调查与研究情况。该遗址所发现的矿石表面接近暗红黑色，具有较强磁性，可以得知这些样品均为较高品位的磁铁矿。经过调查，发现在齐国故城以东15公里的金岭矿区主要出产磁铁矿，结合文献记载及以往的考古发现，可以确认齐国故城铁矿石的来源为金岭矿区。对出土的炉渣等炼铁遗物进行了科学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炼铁炉渣均由冶炼生铁所产生，少部分炉渣可能是由炒钢过程所产生。大量生铁渣的存在可以证明生铁冶炼工序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产出的生铁一部分可能直接用来炒钢，得到的炒钢制品和炒钢渣已有发现。另一部分生铁铸造成铁器或半成品，部分铁制品还经过了退火处理。遗址上发现有块炼铁制品，从而推测该遗址或附近地区可能存在块炼铁生产技术。可以认为在战国至汉代时期，临淄齐国故城大城东北部冶铁遗址的炼铁技术已较为成熟，多种冶铸技术均已得到了应用。

　　韩国国立全南大学孙璐博士介绍了朝鲜半岛北部初期铁器时代车马器的研究成果。在系统搜集整理有关材料基础上，通过与中原地区资料对比，孙璐博士认为，在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朝鲜半岛北部地区使用双辕马车。车马器埋葬在墓葬内或木椁中的一龛，没有单独的车马坑，并认为该地区出土的乙字形铜器应该是车轭。

　　中国人民大学魏坚先生做了“北魏金陵与畿上塞围”的特别演讲。北魏都于平城时期，先后有六位皇帝薨于平城，葬于金陵，寻找金陵一直是考古界、史学界的热点话题。山西左云五路山及其与内蒙古凉城、和林格尔交界处一带，位于北魏盛乐和平城之间，更兼山势雄伟，丘陵起伏，南侧又有广袤的平川相连，从地理条件到相对位置，都是理想的陵区所在地。因此，在左云五路山和凉城境内山巅发现的高大封土堆，以及目前在五路山山麓地带发现的夯筑土墙等遗存，当是寻找北魏金陵的重要线索。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在左云明长城内侧发现的夯筑土墙，应当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修筑的拱卫京都的长约千里的“畿上塞围”，而非北魏长城。北魏为防备北方柔然南下而修筑的长城，东起河北赤城，沿山西北部之阴山至内蒙古黄河北岸的五原县。现在呼和浩特北部的大青山里，还保留有该段长城的遗迹。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乔梁先生、日本龙谷大学徐光辉先生、东京大学大贯静夫先生、韩国国立釜庆大学姜仁旭先生对各项议题做了精彩点评。

　　会上我们了解到近些年来韩国与俄罗斯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考古交流与合作。有韩国学者在俄罗斯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韩俄之间已经开展多项联合发掘及其他合作项目，取得了一定成果。我们还注意到，日本学者、韩国学者很习惯把某一考古学文化直接与古代某一民族对应起来。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则持有比较谨慎的态度，不轻易划等号。东北亚地区古代民族众多，关系错综复杂，文献记载又不清晰，有很多问题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解决。我们在三江平原地区取得的考古成果与俄罗斯滨海省的诸多古代文化有密切联系，应该可以进行深入的整合研究，发挥我们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主导研究方向。但是限于人才缺乏、交流不足，这样的工作还没有积极开展。我们有责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力度，扩大国际影响，掌握话语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3-27 17:44:16　　
来源：中国文物报 2012年1月6日7版
责任编辑：钟鱼

　　【关键词】松本洪；植被变迁；上代北支那の森林

　　【中图分类号]K92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2）01—0005—07

　　【收稿日期】201l—l0—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409711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08JJD770089）。

　　【作者简介】辛德勇（1959—），男，辽宁开原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

　　日本学者松本洪撰写的《上代北支那の森林》一书，是较早系统研究中国北方历史时期植被变迁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出版于昭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942年的7月，是由所谓“帝国治山治水协会”出版发行。当时日本举国上下正深陷于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当中，而且在太平洋战场上，局势开始出现不利于日本帝国的逆转，因此，这样一本论述中国古代森林覆盖状况的学术书籍，当时不会有多少人翻阅，估计印数有限，而战后数十年来，此书似乎一直无人问津，甚至专门研究中国环境史和历史自然地理问题的著述，也未见有人提及松本氏这一研究。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对此更是一无所闻。有鉴于此，为全面认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在晚近时期的发展状况，我想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现在一谈到中国北方的植被变迁问题，人们就会想到，是人类滥垦乱伐对森林的破坏，彻底改变了当地的原始植被形态。乐于制造聚焦效应的大众传媒，使之成为社会通行的常识。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完全符合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溯本求源，先来看一看它的形成过程。

　　若是仅仅就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认识来讲的话，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在阐释人之心性时，即曾取山性为比，设以譬喻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1]晚近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如明嘉靖时人阎绳芳曾记述山西祁县在嘉靖初年对山地林木的破坏及其后果云：

《上代北支那の森林》封面

　　东南麓台、上下帻诸山，正德前树木丛茂，民寡薪采，山之诸泉，汇而为盘陀水，流而为昌源河，长波澍湃，……而入于汾，虽六七月，大雨时行，为木石所蕴，放流故道，终岁未见其徒（徙）且竭焉。以故由来远镇迄县北诸村，咸濬支渠，溉田数千顷，祁以此富。嘉靖初元，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釆无虚岁，而土人且利山之濯濯，垦以为田，寻株尺蘖，必铲削无遗。天若暴雨，水无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流无定所，屡徒（徙）于贾令南北，而祁之丰富，减于前之什七矣!”[2]

　　所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若今日地理环境学说，可谓见识超逸。

　　另一方面，对于欧美世界来说，至少其中一个主要源头，是出自近代西方传教士、探险家或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之口。

　　1844年秋天，法国遣使会会士古伯察（Regis—Evariste Huc，1813—l860年）离开京师，北上蒙古高原，当他走到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一带时，就针对当地的环境状况，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进入17世纪中叶以后，汉人开始羼入这一地区。当时，这里还是一派雄浑的原始景观：山峰上覆盖着完好的森林，山谷里是丰关的牧场，白色的蒙古包点缀其间。汉人总共也花费不了多少钱，就能够获得准许，在这片荒原上开垦种植。随着垦殖业的扩展，蒙古人被迫退走他处，去放牧他们的羊群和其他牲畜。

　　从此以后，这块地方就完全改换了面貌。所有的树木都被连根除掉，山上的森林从视野中消失，烧荒的火焰把大草原燎得一干二净。新来的农夫开始忙碌起来，消耗着土壤的肥力。这里几乎每一处土地，现在都掌握在汉人手中。我们几乎可以断定，正是这种毁灭性的种植方式，使当地的季候变幻无常，从而又致使这片不幸的土地在今天变得更为荒凉。旱灾连年不断。春天的风吹刮起来，抽干土壤中的水分。老天示以不祥的征兆，眼看着某种可怕的灾难就要降临头上，不幸的民众惶恐万分，而吹来的风则愈加肆虐，有时甚至会一直刮到夏天。尘土飞扬，高入云霄，使得大气变得厚重昏暗，常常在正午时分，你会觉得四周竟像夜晚一样令人恐惧；更确切地说，它会让你紧张，并体会到一种黑暗的感觉，比最黑暗的夜晚还要可怕上千倍。紧随着这些狂风，飘来了雨水，可是，人们对降下的雨水不仅毫不企盼，而且还充满畏惧，因为它会倾盆而下，形成凶猛的洪流。有时就像天突然裂开了口子一样，一面巨大的瀑布直泻而下，流淌出这个季节里蓄积的所有雨水，田地连同上面生长的庄稼顷刻之间便淹没在一片泥海之中，巨大的波涛沿着山谷奔腾，卷走前面的所有障碍。滚滚洪流一闪而过，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大地重又浮现，上面的庄稼却已经荡然无存，然而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恶果：适宜耕种的土壤也已随波而去。这里只留存有深深的冲沟，里面堆满了砾石，从今以后再也无法下犁耕种。[3]

　　上面这段描述，具有浓重的文学色彩，与专门的学术性研究当然存在很大差别，但这位古伯察神父敏锐地触及了植被变迁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农耕活动对原始植被的严重破坏；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当地固有的林木都毁失于农业垦殖活动。

　　后来相继有很多西方学者在考察山西等地的植被时，也意识到同样的问题。譬如，美国探险家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一行人在20世纪初叶考察陕西、甘肃等地的过程中，参与考察的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就叙述说，黄土高原上光秃秃的山岭，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当地居民砍伐树木的结果[4]。在这批学者当中，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系教授罗德民（W．C． Lowdermilk）的认识，尤为系统深刻。为调查上游土壤侵蚀对黄河下游河道淤积的影响作用，罗德民在1924至1925年间，带领任承统等一批中国师生多次实地考察汾河流域的水土流失状况，列举具体数据，科学地论证了乱砍滥伐山地森林所导致的严重水土流失，并明确提出了“人为加速侵蚀”的概念[5]。

　　西方旅行家和学者这种看法，对日本地理学家后来从事相关研究，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大正面影响（尽管罗德民1926年还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三届泛太平洋会议上宣读过《影响暴雨径流和土壤侵蚀的因子》一文，据他自己讲，这是国际学术史上第一篇这样的论文，该文大大增进了人们对水土流失问题的认识，并促使各国普遍采用试验方法来观测水上流失量[6]），有些人反而从相反角度，提出新的思索[7]。同时，还另有一些人完全没有理会这一派人的观点，而是只看到某些西洋汉学家否定中国北方在古代曾普遍存在繁茂森林的观点，松本洪就是这样一位学者。松本氏在讲述其研究缘起时谈道：

　　相传欧洲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在进入中国研究多年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覆盖在中国北方的黄土层本来就不适合生长繁茂的林木，那些一望无际的濯濯童山，乃是太古以来的景色，而且未来也会将这种状态永久存续下去。然而，中国北方的土地果真就是这样悲凉吗?据云日本的林学家和土质学家以为在黄土层中绝没有不能植树的道理，现在中国北方地区没有树木，似乎并非土质所致，恐怕更多地应当归结为数千年来人类活动的结果。因此，从今以后只要能够倾尽人力于此，郁郁苍苍的森林遮蔽中国全境，也绝不是不可企及的事情。诚然如此，前途自然大可期待，但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呢?[8]

　　松本洪自言既不懂土质，也不懂气象，对林学同样一无所知，对于他来说，唯一的判断方法，便是查阅传世古籍来验证中国北方的林相。

　　松本洪在分析欧洲学者阅读中国古代典籍的能力之后指出：

　　欧洲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阅读汉文不能得心应手，即使是长期居住在中国，恐怕也不能随意查阅古籍。另一方面，古书当中有关树木的记载又很少，喜欢阅读古书的人要想从相关內容很少的典籍当中得到很多有关树木的记载，这也如同痴人说梦，无法实现。不能获取资料，也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也难怪欧洲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会异口同声地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林木。[9]

　　这里对欧洲学者汉文阅读能力的评判，显然有失偏颇。因为否定中国北方黄土地带在古代存在大片森林的代表性人物，为德国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yon Richthofen），而他根本算不上汉学家；另一位代表性学者魏特夫（K．A．Wittfogel）[10]，虽然确实研究中国历史问题，但他更为侧重通过总结历史规律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重视文献解读的经院式汉学研究也有明显区别[11]。另外，在流行范围更广的通论性著述当中，例如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等人在1920年出版的《人生地理学原理》一书当中，也提到过类似的看法[12]，然而这位亨丁顿氏同样与中国古代文史无缘。实际上，当时西洋的第一流汉学家诸如伯希和一辈人物，其对中国典籍的理解能力，甚至常常会有超出于中国高水乎学者之上的地方，也足以与日本汉学巨擘分庭抗礼，不宜似此一概贬抑。尽管如此，对于大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欧美学者来说，爬梳相关典籍中有关林木的记载，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而在这一方面，日本的汉学家们也确实有理由自负其能。从学术发展史角度来看，这至少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为什么是由日本汉学家而不是西洋学者来开启这项重要研究。

　　如上文所述，松本洪其人并不是一位从事地理科学或林业科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家，而应当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学者，他当时的身份，是早稻田大学讲师。松本洪从事这项研究，是接受“东亚研究所第二调查委员会（黄河）第三部会”的委托。较此稍早，这个“东亚研究所第二调查委员会”属下的“华北第二部会”，还在黄河流域做过专门调查，编写有研究报告《治水篇》和《利水篇》，日本投降后民国政府河工部门曾将其编译为中文，制成纸版而没有顾上印刷；至1951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始将其印行于世。这本《治水篇》的最后一章题作《森林治水计划》，专门论述林木对治理黄河水患的作用，其中谈到他们调查发现，即使是在黄土地带上也有天然林残存，“若是今后更加探讨古代的文献，当能找出种种资料，证明华北在古时候是有相当的森林存在的”[13]。“东亚研究所第二调查委员会”委托松本洪来研究中国北方古代的森林，显然是为实现这一意愿。

　　由此可见，他们研究中国北方历史时期的植被状况，乃是直接针对黄河水患问题，即试图为减少黄河水流当中含有的泥沙而寻找解决办法。也正因为如此，所谓“帝国治山治水协会”才会乐于将其作为该协会的一项事业而安排出版发行，并且以为这项成果不仅有助于治理黄河水患，同时对关心中国大陆问题的所有学者都有参考价值。这个“帝国治山治水协会”在卷首的出版前言中对此做有说明云：

　　黄河难治的首要原因，在于其过于庞大的含沙量，即在洪水季节，颗粒微细的泥沙在河水中所占的比例，可以高达百分几十，每年在河床中沉积的泥沙要高达十数亿立方米，从而淤高河床，堤坝溃决，随处发生，河水频繁泛滥于低平的中原大地。数千年来，居民为防堵此患，疲弊至极。黄河泥沙含量过大，当然主要是由于广泛分布的黄土在雨水的侵蚀下很容易流失，但同时也绝不能忽视如下事实：即在黄土地带内滥砍乱伐森林对山地所造成的毁损以及不合理开垦农田对原始植被的破坏，都严重加剧了黄土的流失。

　　要想对当今华北地区山野中没有一草一木的状况做出清楚的阐释，自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政治不稳定所造成的胡乱采伐、伴随蒙古民族南下所产生的过度放牧、历代王朝因人口过剩而大力倡导垦殖农田、再加上对营造林地漠不关心，等等，这一系列行为都是致使山野荒芜化的重要原因，而覆盖华北大部分地区的黄土其本身的特性与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则愈为加剧了这里植被荒芜的程度。[14]

　　这段话清楚指明了中国北方黄土地带上植被覆盖状况与水土流失以及黄河水患的对应关系，也全面谈到了人类活动破坏自然植被的几种主要形式，同时还合理地分析了黄土的土质特性和黄土区域的气候条件对植被变迁的影响，几乎囊括了后来中国学者研究历史植被问题时涉及的所有内容，不妨将其视作松本洪氏研究这一问题时所依托的总体学术背景。

　　日本学者能够提出这些看法，除了吸收西方普通地理学知识之外，他们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也已经明确认识到，砍伐森林是人类影响和改变自然环境的一种重要形式[15]。需要指出的是，以所谓“帝国治山治水协会”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上面这样一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也融合有中国水利专家李仪祉等人的观点[16]。在中国，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就有一位叫做胡定的御史，注意到“黄河之沙，多出自三门以上及山西条山一带破涧中”，故“请令地方官于涧口筑坝堰水，发沙滞涧中”，以“汰沙澄源”[17]，亦即试图通过减少上游河段水流中裹挟的泥沙来治理下游河段的洪水灾害。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李仪祉在探讨治理黄河水患的路径时，更为清楚地认识到来自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大量泥沙，是黄河下游河道决溢频发的根本原因[18]，当时人称“首创治河宜注重上游之说”[19]。在1934年写成的《治黄意见》一文中，李氏指出：“沙患不除，则河恐终无治理之一日。……所以欲图根本治黄，必须由治沙起。如能将沙治除，则患自可消灭矣。”而“沙患之所由来，溯其原委，其最大原因由于黄河流域缺乏森林”，为此，“欲图断绝沙路至来源，应从速在黄河沿岸积极造林”，李仪祉还特别强调指出：“治河之要在上中游，……应广为造林，以遏沙患。”[20]在1935年撰写的《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一文中他还讲道：“应在中游干支各流分别勘定造林区，及干流河防段大堤内外，广植林木。”[21]也就是主张通过扩大林地来保持水土[22]。

　　在流通面较广的大众出版物中，1937年出版的《中国水利问题》一书，同样清楚指出，若欲治理下游河患，首要的措施在于减少上中游冲刷的泥沙，而“西北各省除秦岭、六盘山间有遗迹外，皆砍伐无遗，兼以畜牧之漫无限制，几至杂草亦难存留，地面裸露，土壤易被雨水冲流”，因而不能不“提倡造林与种草：盖以森林及草根足以固结泥土，以防骤雨之来，水流无阻，泥沙随之而下”[23]。此书出版未及两年，日本“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业务部调查课”即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了日文版本[24]，日本学者更容易了解相关的看法。

　　基于前述认识，松本氏分别系统梳理了《尔雅》、《说文解字》、《诗经》、《山海经》、《水经注》等古代著述当中有关林木的史料，对古代的森林植被，做出复原。同时，还从林政与古代社会的关系、农业垦殖和修筑长城、兴建宫室苑囿、墓葬、薪炭、治水工程、战争中的放火焚烧与砍伐、烧制砖瓦、田猎与驱逐猛兽焚烧山野等对林木的毁坏，以及地名与林相的联系等许多方面，对植被变迁的原因，——做出解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北方黄河流域人类大规模垦殖利用以前的原始植被状况。

　　假如将松本洪这些工作，同后来以史念海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所做的同类研究相比较的话，除了总体上尚不够细致之外，还有两项重要缺陷：一是使用史料范围比较有限，二是作者将整个中国北方作为一个大区域来对待，没有对各个不同地域的植被情况，做出具体的复原，更没有能够展现森林等原始植被消减变化的动态过程。松本洪本人似乎也清楚意识到这些缺欠，他在书中不无遗憾地写道：“若是假以时日，并拥有丰富的书籍，便足以对中国北方的林相了如指掌，而且像黄土地上不适宜植树啦、中国北方自古以来就没有树木啦，这些说法都将被破除干净。可是，眼下却没有时间和馀力，只好暂且就此搁笔。假如在中国北方从事植树的诸位人士能够垂顾于此，对本项研究有所参考，则实属幸事。”[25]

　　日本侵华战争结束之后，没有见到松本洪氏继续从事这类研究。时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谭其骧发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这篇文章，指出战国以前黄河中游地区包括森林在内的原始植被尚未大量破坏，故黄河下游河道决徙很少；秦与西汉时期朝廷主持向黄河中游地区大量移民，从事垦殖，牧地和猎场随之转换成为农田，致使河水当中的泥沙含量急剧增加，河床淤积垫高，黄河下游的决徙之患便日益加剧；而东汉以后直至唐代，黄河能够保持长期安流，很少发生大的河患，同样也是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生产方式重又恢复到以牧业为主的状态，自然植被复又有所恢复[26]。

　　随后，史念海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相继发表一系列重要文章，更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以黄土高原为主的黄河中游地区因原始森林草原植被受到破坏而引发的地貌变化以及对下游河患的强烈影响，甚至还对黄土高原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植被覆盖率做出了量化复原[27]。这些研究，都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在历史自然地理领域当中的标志性成果。然而，若是从世界各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全局出发来梳理其形成过程的话，应该看到，松本洪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完成的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特别是在利用历史文献记载来复原中国北方古代森林植被形态这一点上，史念海后来所做的研究虽然在学术深度上要远远超出于松本氏之上，并且还普遍结合有实地考察和对考古发掘资料的运用，但是其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却与松本洪完全相同。因此，松本洪氏理应作为中国历史植被变迁研究的开拓者而被写在近代学术史里。

　　有意思的是，松本洪当年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希望自己的研究对中国北方的植树造林事业能够有所帮助，而四十三年后史念海为促使黄土高原能够广泛种草种树，特地撰写出版了《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一书[28]，冥冥之中，前后相应，所做研究同样寄托着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怀。

The vicissitude developing research of Chinese history vegetation by Matsumoto Hong

Xin Deyong
（Histor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is paper comments on Site of North China Forest written by Japanese scholar Matsumoto Hong on the whole. The book is an important work which earlier researched China Northernhistory period of vegetation change. Because of historical reasons,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didn”t know this book. The book completed by Matsumoto Hong in the early nineteen forties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especially using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s to recover the Chinese ancient northern forest vegetation . The research of Shi Nianhai who generally combined the fieldwork and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in academic depth is beyond the Matsumoto’s. His basic ideas and research methods are identical with Matsumoto Hong. Therefore, Matsumoto Hong should be written in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as the founder who researched the China Northern history period of vegetation change.

　　Key words: Matsumoto Hong；vegetation change ; Site of North China Forest

注释：

[1] 《孟子·告子》上，据宋朱熹《孟子集注》（日本文政八年（1811年）翻刻清康熙甲寅朱锡旃刊《四书》本）卷6，第8页。

[2]光绪《山西通志》（清光绪十八年刻本）卷66《水利略一》采录明阎绳芳《镇河楼记》，第31页。

[3] M．Hue，”Travels in Tartary，Thibet，and China， During the Years l844—5—6″，Translated from the Freneh by W．Hazlitt．，London：Office of the National Illustrated Library．cl852．PP．11—12．

[4]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与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合著：《穿越陕甘》（Through Shen—Kan，英文原版初印于1912年，此据史红帅汉译本，（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十三章《地质学札记》，第l32—133页。

[5]罗桂环：《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对中国水土保持事业的促进》，《中国水土保持科学》第1卷第3期，2003年，第106—110页。又许国华：《罗德民博士与中国的水土保持事业》，《中国水土保持》1984年第1期，第39—42页。

[6]许国华：《罗德民博士与中国的水土保持事业》，《中国水土保持》1984年第1期，第40页。

[7]保柳睦美：《山西農業の自然環境》，原刊《世界地理》（日文）第3卷（1940年），此据作者文集《北支·蒙古の地理——乾燥アジアの地理學的諸問題——》，（東京）古今書院，1943年，第124页。

[8]松本洪：《上代北支那の森林》，（東京）帝國治山治水協會，1942年，第一编《總論》，第1页。

[9]松本洪：《上代北支那の森林》第一编《總論》。第2页。

[10]譬如魏特夫就清楚指出：“黄土一些特性，是基于其多孔且‘缺乏粘性’的结构。黄土实属森林之敌，对于树木生长来说，由于渗透性太强，黄土绝不是适宜的营养土质。”说见魏特夫著、平野義太郎監譯：《解體過程における支那の經濟七社會》，（东京）中央公论社，1939年，第45页。

[11]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编译：《黄河资料·治水利水篇》之《治水篇》第三章第二节《华北森林分布及造林的状况》，（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1951年，第135页。

[12]亨廷顿等（Ellsworth Huntington and S．W．Cush ing）著：《人生地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 phy，此据王诲初、郑次川汉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万有文库》本）第七编第十三章《满被地球的植物》（案此本译者当时系将Huntington音译作“亨丁敦”，兹依现今通译改写），第17—18页。

[13]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编译：《黄河资料·治水利水篇》之《治水篇》第三章第二节《华北森林分布及造林的状况》，第135页。

[14]松本洪：《上代北支那の森林》之“はしがぎ”，第1—2页。

[15]小原敬士：《歷史地理學の本質》，刊歷史學研究會编輯《歷史學研究》第7卷第十一號《歷史地理學》，（凍京）四海書房，1937年，第11—14页。

[16]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编译：《黄河资料·治水利水篇》之《治水篇》第二章第一节《治黄的一般考察》，第75页。

[17] [清]康基田：《河渠纪闻》，（南京）中国水利工程学会，1936年，《中国水利珍本丛书》卷21，第21—23页。

[18]李仪祉：《导治黄河宜重上游请早派人测量研究案》，《李仪祉水利著作选集》，（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年第80页。

[19]张含英：《治河策略之历史观》，《治河论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7年，第32页。

[20]李仪祉：《治黄意见》，《李仪祉水利著作选集》，第112—113页。

[21]李仪祉：《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李仪祉水利著作选集》，第171页。

[22]案李仪祉提出这些主张，似乎也是受到诸如罗德民（w．C．Lowdermilk）等西方学者的影响，因为他本人起初对依赖森林治水的观念并不完全认同，说见李仪祉在1919年撰写的《森林与水功之关系》和1922年撰写的《黄河之根本治法商榷》等文，据作者文集《李仪祉水利著作选集》，第34页．第619—624页。

[23]李书田等：《中国水利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第三编第五章《黄河之防洪》（案本编系由张含英撰写），1937年，第140—143页。

[24]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業務部調查課譯编：《支那の水利問題》，（東京）生活社，1939年。

[25]松本洪：《上代北支那の森林》第一編《總論》，第78页。

[26]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原刊《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此据作者文集《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下册，第1—38页。

[27]案相关文章后来主要收录在作者文集《河山集》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和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当中。

[28]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1）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1月

一  清史研究的创始期

　　清代这一时代，从时间上说，大体相当于日本的江户时代(德川氏成为将军，将幕府置于江户〈即后来的东京〉，统治二百多领主即“大名”的时代。1603—1867年)。清朝政权，德川幕府，都是在16至17世纪整个东亚的社会大变动中诞生的，又都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欧美列强侵入扩张、动荡之中而终结的。众所周知，德川幕府采取了严厉的“锁国”政策。但是，当时的日本绝不是对世界的动向毫不关心、与世隔绝的。尽管禁止日本人航行海外，幕府却积极搜集海外情报，渴求有关国际形势及技术方面的知识，最近的研究已强调指出了这一点。

　　其中，日本对清朝中国的关心亦非常强烈。通过到长崎来航的中国商人，以及经由琉球、对马至朝鲜的交流，不仅是物质上的流通，情报、文化上的输入也很盛行。对中国的政治动向十分敏感的德川幕府，要求中国商人提供情报，林春胜等所辑《华夷变态》一书即编纂了这种情报，其中对现在的明清史研究包含有极为珍贵的资料。

　　日本人对中国的关心，不仅是政治方面，所及范围甚广。关于江户时代从中国输入的书籍，大庭脩著有专书。日本将所输入的书籍加以翻刻，这种和刻本也出版很多，《福惠全书》所附和文注释今天亦很有用。此外，在中国已成为珍本的小说类书籍，亦有以和刻本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清俗纪闻》一书，则根据在长崎的中国商人的传述，配以画图，详细地记载了江苏、浙江、福建等地方风俗，使人们了解到清代的日常生活，并成为饶有兴味的史料。

　　毋庸置言，江户时代人们对中国的关心，当然不是“历史”研究，亦不是意在作学问的方法上，与近代日本的清史研究是不同的。但是，一般认为，江户时代人们对清代社会的兴趣和亲近感，似乎在近代日本的清史研究中亦作为一个研究潮流而被继承下来。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新开始的清代中国研究，可以说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因需要掌握当时中国的情况而产生的，对中国的行政制度和社会情况等的全面性研究。这种对现状分析性的初期研究，有井上(栖原)陈政的《禹域通纂》和服部宇之吉的《清国通考》等。日清战争后，占领台湾的日本，组织了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在台湾进行实地调查，1909至1911年出版了《台湾私法》，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亦对清朝的行政制度进行调查，于1905至1915年出版了《清国行政法》。花费10年以上岁月所进行的这些调查，固然是为当时统治台湾的需要而准备的，但其中所搜集的大量的原始资料，以及有关行政的详细记述，有许多在今天亦很有用。

　　另一方面，伴随大学东洋史学科的设立，历史学研究中对清史的研究和探讨亦开始进行。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的创办者内藤湖南，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后不久就发表了《清朝的过去及现在》的讲演(后以《清朝衰亡论》出版)，提出了他的清朝史观，强调眼前清朝的崩溃并非是突发性事件，而是白清朝中期开始发生的，如八旗的衰弱、财政的破产、民族观念的成长这些变化的结果。其后他甚至把辛亥革命理解为宋代以后平民主义潮流发展的结果。内藤的特点是，比起政治事件，更重视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的宏观变化，认为中国文化并不次于欧美文化，而给予很高评价。但是另一方面，注重清朝等异民族统治下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内藤，却对中国对日本和欧美等的反帝民族运动采取冷淡态度。关于内藤的中国社会观及其问题点，增渊龙夫将其与津田左右吉作比较，进行了耐人寻味的分析。内藤还从中国带回了《满文老档》等的摄影版，对清初历史的研究亦起了很大作用。受到内藤指导的稻叶岩吉，在推进初期满洲民族研究的同时，写出了大部头的清朝通史著作《清朝全史》。

二  二次大战前、战中的清史研究(20世纪20至40年代)

　　二次大战前清史研究的特征之一，是对包括入关前在内的满族史研究十分盛行。自战争期间至战后汇集成书的代表性研究，有和田清、园田一龟、三田村泰助、周藤吉之等人的著作。这些研究，并不是直接拥护日本的军事侵略和对东北的统治的，而是有关东北地方的历史地理及清朝初期社会构造等的实证性的历史研究。但是，对东北地方从学问方面关心本身，是不能跟现实的政治动向截然分开的，而看来其研究者也未必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可以说，在思考学问与政治二者的关系上，今天也促使我们加以反省。

　　另一方面，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依据文献资料而进行的充实性研究。日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开拓者加藤繁，关于清代的商品流通和货币、行会等也进行了先驱性的研究。又，小竹文夫的率先进行的货币史研究，由百濑弘作了发展。百濑很注意海外贸易对明清经济的影响，在这一关心之下，利用西文资料，对明清时代海外白银流入进行了详细研究(百濑《清代西班牙币的流通》)。关于清代的外交关系，矢野仁一著有《中国近代外交关系研究》等概说。

　　在“历史学”领域的上述研究成果之外，这一时期还开始进行了以欧美社会科学理论为背景的中国社会研究。这即是，吸收明治时期以来中国情况研究潮流成果的中国研究者，致力于将其对中国的认识构成社会科学性体系化；同时，受过欧美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亦欲尝试将其理论应用于中国这一具有悠久历史与独特个性的庞大社会中去。这些，与其说是旨在发掘清代史实的历史研究，不如说是一种意欲探明中国传统社会构造的社会性质论，它对战后的清史研究，特别是对社会构造研究予以很大影响，因此，这里姑且作一介绍。

　　社会学者清水盛光援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环节社会”这一概念，论证了中国社会乃是以宗族或村落等“共同体”的集合而构成的社会。同样，社会学者牧野巽利用族谱等，奠定了实证性的中国宗族研究的基础。中国方面社会团体的强大，可以说是当时的研究者共同关心的事情之一。日本共产党的领导者佐野学，在狱中进行中国史研究，于1947年出版了全8册的《清朝社会史》，在其开头，作为旧中国固有的历史法则即举出了“中间性社会团体(宗族、村落、行会)优越的法则”、“国家与社会脱离的法则”等。强调社会团体强大的这些研究，另一方面亦有强调国家的专制性和官僚统治等见解。经济学者乎濑巳之吉，在其所著《近代中国经济史》中，分析了清朝“军事国家”的经济政策。又，优秀的在野研究者橘朴，亦广泛利用小说等，论述了宋代以后的中国乃是“官僚阶级”统治的社会。

　　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止局限于书斋中的文献研究，还盛行搜集契约文书和碑刻资料这类民间的原始资料，以及在农村和城市等做实态调查。根岸佶利用行会的研究，积极地评价了社会团体领导阶层的作用。关于城市行会，仁井田陞、今堀诚二的调查研究在战后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仁井田与今堀合作调查了北京的行会，战后刊行了《中国的社会和行会》等著作。又，今堀根据内蒙等城市的调查，战后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构造》等三部著作。仁井田、今堀与根岸不同，其着眼点在于，行会等社会团体为封建社会的支柱，认为它是在革命的过程中被消灭之物。《清代地方城市(县城)的构造》一文，即阐述了今堀的“城市共同体”论。就农村的调查来说，福武直的以村落为中心的调查、林惠海的以土地关系为中心的调查等，至今仍提供了令人很感兴趣的论点。此外，战前、战中东亚研究所等机关收集的鱼鳞册和租栈文书等原始资料，则成为战后详细的土地制度研究的基础。鹤见尚弘的鱼鳞册研究、村松祐次的租栈研究、天海谦三郎的官地研究，即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除研究者个人的调查之外，由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等调查研究机关所进行的有组织的调查，亦很重要。因篇幅所限，而不能作全面介绍。这里仅就有名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加以简单介绍。这一调查，是自1940年至1944年在日军占领的华北农村进行的。先由东亚研究所提议，以东京大学法学部有关人员为中心经其规划，由满铁调查部进行实地调查。该调查的特点是，与日本曾在台湾和东北地方所进行的旧惯调查不同，并非以获得立法和行政上的参考资料为直接目的，乃是依据新的方法进行的一种学术性的调查，以此为目标而被规划的。这一所谓新的方法，即是当时正引人注目的“法社会学”的思考方法。其欲探明的，不是记在文书上的法的条文或正在死亡的传统惯例，而是“在活着人们的脑子里并体现在他们生活中的现在的法意识”(该规划中心人物末弘严太郎语)，立意贯彻这一新的方法，即是该规划的基础。这一调查报告，战后以全6卷的大部头由岩波书店刊行，观其内容即可明白，这一调查不是填写问题调查表机械性的调查，而是采取与农村中的实力人物或知识分子的问答形式而进行的调查。通过与农村人们的直接问答，也包括其回答中所包含的爱昧与龃龉，以期得知人们的现实想法。

　　对这一调查，战后有各种评价。既有高度评价其学术性质和新的方法的研究者，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其乃是以军队的力量为背景由占领者所进行的调查，并未弄清贫农阶层的情况，亦未抓住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革命动向等等，对其进行严厉的批判。但是，这一调查给战后的中国史研究以很大的影响乃是不容置疑的。第一，该调查唤起众多的日本研究者，对仅以文献研究很难了解到中国社会中人们“活的”社会认识的关心。同时，第二，这一调查成为提出研究者做学问立场问题的契机。“所谓是进行纯学术性调查的这种意识，岂不是就作为占领者一员这点的反省反倒减少了吗？”一位研究者的这一批判，不仅对参与调查的人，对很多的中国研究者，都促使其就学问的客观性进行反省。

　　以这一调查为基础的研究中引起最大关心的，可以说是围绕“共同体”性质的争论。对于日本人，认为传统社会中具有强大制约力的村落的存在，从本国的历史来看这是当然的。特别是援用欧美的理论，更设想中国为典型的共同体社会，这种看法十分突出。但是，实际调查的结果，未必证明了华北社会中有巩固的村落共同体的存在。“与日本或西欧等不同，中国社会之中没有共同体”，戒能通孝的这一争辩，对以往的共同体论发起了冲击。正如旗田巍在战后撰写的论文中尖锐地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围绕中国共同体的争论，并非只是学问上的争论，而是处于战争漩涡中的日本所面临的一个现实性的课题，即，日本是亚洲型的社会还是西欧型的社会？又，日本应以什么样的社会为理想目标而前进？乃是有关这类实践性的课题。通过这一争论，以往的共同体论受到了冲击，然而，若是像戒能所说的那样在中国没有共同体，那么中国传统社会仅是由力量支配的弱肉强食的社会吗？使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的又是什么呢？对这类问题的关心，亦被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继承下来，色彩十分浓厚。

　　关于战前日本的中国研究，战后批评了其“停滞论”性质。的确，战前的研究与战后的研究不同，与其说是验证与欧洲共同的“基本规律”性的社会发展，恐怕毋宁说是更为关注与欧洲不同的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但是，战前研究的论点，作为“停滞论”而汇总批判的亦颇为多样和丰富。而且，战前研究中对原始资料的重视和社会集团的关心，亦被战后的研究所继承，一直成为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特色，当是不应忘记的。

三  “战后历史学”和“明清社会构造研究”

　　如果对战败后的日本清史研究历程作一个大的概观，那么或其所关心的问题不同，或其研究的中心史料相异，则可分辨出几个研究潮流。这些研究潮流，虽然相互影响，但各自以其独特的方法集结很多的研究者，形成了战后清史研究的特征。今将其主要研究潮流，暂冠以“社会构造研究”、“满洲史研究”、“雍正史研究”等名称，在本节和下节加以叙述。当然未必属于这些研究潮流的其它实证研究的广大领域，亦是支撑日本清史研究的重要部分，但因本稿篇幅有限，恕不一一介绍。详细的介绍请看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门》、岛田虔次等编《亚洲历史研究入门》及史学会编《日本历史学界的回顾与展望》等，这里仅就日本研究背后所关心的问题焦点，对战后的研究史试作一回顾。

　　领导战后日本历史学界的学问潮流，如今每每称之为“战后历史学”。何谓“战后历史学”？当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它恐怕可以说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为核心，亦卷入其它潮流，同时并包括对日本社会近代化实践之关心这样一种历史学。“战后历史学”的所持道义性责任感，对与“近代”相联结的问题焦点之关心，以社会经济史为中心的研究的展开，在相当部分的明清史研究者那里均具备这些特征。这里，把从这种关心出发而进行的研究，姑且称之为“社会构造研究”。有些人把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论为前提、以明清封建制为中心而展开的研究潮流，与“京都派”相对比划分为“历研派”，而这当然不是与“历史学研究会”相等同的，所以，这里暂且笼统称之为“社会构造研究”。在中国史学界，认为战前的中国研究充当了支持侵略中国的意识形态的一翼，由于这种反省，所以，批判战前的“停滞论”、而欲在中国史之中来验证“世界史的基本规律”的“社会构造研究”潮流，则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但同时，经历了与西欧和日本近代化大不相同过程的中国史发展进程，其所谓“近代”究竟是什么呢？“世界史的基本规律”普遍适用吗？在中国史研究中则不免时常提出这些根本性问题。可以说，“战后历史学”的特殊性质和问题点，均在中国史研究之中很突出地表现出来。

　　关于明清社会构造研究，在岩井茂树对“资本主义萌芽”争论史的介绍中和檀上宽对“乡绅”争论史的介绍中(均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均已作了详细叙述。又，明清构造研究其时期上的焦点是在明末清初，所以夫马进所写《日本明史研究述评》涉及清代的部分亦很多。因此，本文则不多触及具体的研究业绩，而拟以日本的明清社会构造研究的方法特征为中心作一阐述。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焦点，正如通常以“商品生产和地主制研究”所概括的那样，是放在明末以后至清代的商品生产发展，和与此相伴随的地主土地所有的变化上。这即是，在欧美资本主义侵入以前中国内部是否已经有走向资本主义的动向？是否有封建制解体的动向？从其所关心的这些问题来看，可以说，它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相吻合的部分是很多的。但是，其中日本的特点，与其说是注意查证工场制手工业和富农经营的雇佣劳动，毋宁说更偏重于关心其作为农家副业的单纯商品生产(乃至小商品生产)的阶段。

　　当然，亦正如岩井论文所介绍的那样，关于工场制手工业和富农经营的研究也很多。但是，从整体来看，日本的明清史学界，与其说是对城市手工业，莫如说更对农村的副业性手工业寄予关心，而且是欲在农村手工业中探究其向近代发展的契机的。自西鳩定生的棉纺业研究开始，经田中正俊的生绢、丝织业研究，至东京教育大学亚洲史研究会所编论文集的这一研究潮流，均是对这一问题的关心。

　　关于这种农村手工业，在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似乎一般多理解为“自然经济”的范畴，与其说它自然地向资本主义发展，倒不如说它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或许在中国的研究者看来，日本学者对农村手工业的关注令人感到奇怪。但是，这一问题乃是与日本的“战后历史学”固有的特殊性质有关。可以说，日本的“战后历史学”认为近代化的关键是在农村的这种观点颇为强烈。人们认为，日本近代化的问题点，不是资本主义的不发达，而是资本主义把残存着半封建性地主制和前近代性共同体的农村作为其掠夺基础很发达。由于地主制的基础是农民大众的贫困，所以日本的国内市场狭小，日本资本主义为寻求国外市场不得不发动对外侵略。因受到村落共同体的强有力束缚，而没有培育以独立的个人为基础的民主主义。因此，认为战前日本的近代化是畸形的，真正的近代化应是以农村的近代化为基础的。

　　对战后日本的历史学界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西洋经济史学家大塚久雄的研究，恰与这一主张互为表里。大塚对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史进行了研究，其理论的特色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不是于城市工业和远距离贸易中探求，而是于农村手工业和农村市场的日用品交易中探求的。大塚的论述认为，在封建制末期成长起来的农民的副业性手工业和农民间的相互贸易，与城市的手工业和远距离贸易等相比较，规模虽小，但却是摆脱行会等束缚的自由平等交易。正是在这种基于自由而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竞争中，作为新的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才成长起来。将其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而首先重视农民的独立化的这种大塚的观点，与认定农村民主化和个人独立为“近代社会”的必要条件的战后日本学术状况是一致的，而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与中国的研究者相比较，比起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本身则更注重关心农民经营的独立化，这种情况，可以说与日本的“战后历史学”默默相通，反映了与之共同的对如上所述的现实性问题的关心。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的明清社会构造研究，虽然继承了“商品生产和地主制”研究的成果，但将其焦点向权力构造和政治过程方面问题转移。而这，并非只是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动向，可以说仍然是日本整个“战后历史学”共同的动向。与反对修改曰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一起拉开序幕的60年代，乃是由于“高度经济成长”而日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社会变动时期，同时亦是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等极为活跃的时期。日本历史研究者的关心．遂超越社会关系的近代化而扩展到了国家权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问题。“商品生产和地主制”研究所阐述的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变革问题，60年代以后，遂与国家和政治等问题结合起来。这一新动向，一方面以清朝国家论，另一方面则以人民斗争史研究表现出来。

　　在“明清社会构造研究”中，明清时代的中国是封建社会这一点，大体为其共同前提。但是，中国的地主制并非是西欧封建制那样的领主制；而中央集权性专制国家又长期存在，对其进行阐明乃是一个难题。尽管存在中央集权性国家，为什么又可把当时的中国称为“封建制？”“封建性”地主制度与专制国家又是如何相结合的？在认真地致力探索这一显示中国社会固有的特殊性质的问题过程中，赋予60至70年代日本的明清史研究以特征的赋役制度史研究和乡绅论等出现厂。16世纪以后随着里甲制的解体，一方面赋税徭役的赋课基准向土地所有额一体化转移，另一方面地方社会的乡绅势力日益增大，对这一发展趋势，小山正明和重田德极为关注。重田认为，通过这些变动，中国的国家构造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即，标榜“一君万民”的国家，实际上无论是在赋税与徭役的征收方面，还是在对人民的统治方面，都不是对一个人一个人的人民进行控制，而是寄生于乡绅地主之上的一种存在。重田论道，虽未形成西欧那样典型的领主制，但正是“未能领主化的封建统治者，在集权国家的保护伞之下，以事实上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施展的统治”即乡绅统治，才是特殊性的中国封建制。在战前的日本，曾对宗族等社会集团及其领导阶层持以强烈的关心，而重田的乡绅论，则于战后盛行的封建制论的框架中论述了其应有地位，就发展阶段沦与中国固有的社会权力问题相结合这一点来说，在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在明末清初封建制才开始形成这一小山、重田的主张，受到众多的批判，但60至70年代在日本的明清史学界集中进行的围绕赋役制度史研究和乡绅权力的讨论，乃是受小山、重田的问题提起而致力于探讨明清时代国家构造根本变化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小山、重田的研究给予这一时期日本的明清史研究以极大的影响。曾给予史学界以冲击的小山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以及有关赋役制度的一系列论文，最近汇集为《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重田的乡绅统治论收录于《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探讨明末清初赋役改革的滨岛敦俊和川胜守的研究，又，从荒政问题论及国家构造的森正夫的研究(《16至18世纪的荒政和地主佃户关系》等)，都可以说是属于这一时期明清国家论研究潮流的。

　　上述国家构造问题相并列，而显示了60至70年代日本明清史研究新拓展的，是对于人民斗争的观点。“商品生产和地主制”的研究，虽把重点放在经济发展方面，但同时，对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体制变革相结合的生产者的斗争，当然亦是注意的。有关抗粮斗争的横山英的研究，田中正俊的《民变·抗租奴变》的研究等，即是其例。但是，这些研究，对以生产力发展为背景的阶级斗争注意的结果，给经济上先进地区的抗租、抗粮等日常性经济斗争以很高评价，另一方面却有这样的倾向，即，对以饥饿为契机的流寇性叛乱，以及缺乏社会经济性口号的宗教性叛乱，并没怎么加以注意。例如，关于嘉庆的白莲教叛乱，铃木中正虽于1952年出版了其大作《清朝中期史研究》，但却把这种叛乱看成是在不安定的移民社会中由扩大了势力的“反社会分子”所引起的，认为其未必有进步意义；而推动“商品生产和地主制”研究的学者们，对白莲教反叛这样的宗教叛乱，也没怎么加以注意。对此种情况从正面进行批判、主张宗教叛乱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小林一美的研究。小林批判了以往的研究，指出抗租、抗粮等经济斗争本是自动地与革命运动相结合，由于存在这样的前提，结果出现了对民众斗争只从生产力的观点来理解，而有轻视政治性叛乱其独自意义的倾向。而且，并不是经济上先进地区的经济斗争，而是在边疆地区发牛的作为宗教叛乱的白莲教反叛之中，超越个别的经济上利害而展望着新的共同性世界，看到了对抗国家权力的革命性方向。小林本身一直是在“商品生产和地主制”研究中从事重要工作的研究者，小林的这一论文，亦是对自己过去研究的自我批判。这一论文，给很多的明清史研究者以冲击，如其后出现了滨岛敦俊的城隍庙、民间信仰研究，森正大的无赖结社乌龙会研究等，可以说它成为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对民众意识和宗教问题抱有关心的契机。1970年创始的“青年中国研究者会议”所集结的研究者，出版了《中国民众叛乱的世界》正、续集，致力于捕捉民众的精神世界。在清史方面，小林之外，相田洋亦阐述了与叛乱相关的民众意识问题。

　　小林的这种论述，亦与60年代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人民斗争”研究相关联。狭间直树和石田(山下)米子等，对以农民的独立化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进展这种经济上的发展过程为基轴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向进行了批判，而认为应重视人民的斗争。按狭间说，中国近代的主要矛盾乃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革命的主力并不是正在成长的资本主义势力，而是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掠夺、成了“资本奴隶”的中国人民。狭间等的论说，乃是倡导取代经济发展论，以人民斗争这种政治过程为基轴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他们的观点，亦给里井彦七郎和田中正俊等上一代的研究者以很大刺激。而田中正俊的《西欧资本主义与旧中国社会的解体》等论文，虽亦接受狭间的见解，但作为支撑“资本奴隶”斗争的条件而强调明末以来的手工业的发展，可以说欲通过这一探讨，在商品生产研究与人民斗争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沟通桥梁。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一代的研究，通过“明清社会构造研究”直接继承了其对社会构造和民众意识的关心。但不能不说，70年代以前的赋予“明清社会构造研究”以特征的“封建论”，以及支撑它的那种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关心，已经退潮了。对这种变化应如何评价，看法恐怕多种多样，关于这种变化，拟在本文第五节叙述。

四  满洲史研究和雍正史研究

　　以上所述“明清社会构造研究”潮流，在理论方面一直领导了战后日本的明清史研究，这恐怕是谁都承认的。但是，当然不能仅以这些研究来代表战后日本的明清史研究。曾存在来自实证研究方面的对“社会构造研究”理论方向本身之强烈批判。例如，安野省三曾称赞北村敬直关于宁都魏氏的洋细的事例研究，与此相反，对小山正明等的地主制研究，则认为其是在致力于阐述抽象性的概念，而在勾画具体的社会面貌上是不成功的，持批评态度。一般认为，这种议论尽管没有采取明确的批判形式，却是相当多的研究者和一般读者的共同看法。

　　“明清社会构造研究”，特别是在60年代以后，虽亦把国家的研究纳入其中，且很活跃，但其研究的基本态势，始终是欲从地方的阶级关系方面来阐明社会构造的。在史料方面，自西鳩定生的明代棉纺织业研究以来，也是利用地方志和文集等。而另一方面，想从满洲民族的政治活动和统治形态，乃至皇帝政治的实态来阐明清朝的时代性质的潮流，成为战后清史研究的另一个中心。若不误解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明清社会构造研究”是从“下面的视角”出发的；而这些研究则是从“上面的视角”出发的。

　　满族研究方面，以战前的丰富的研究积累为基础，通过神田信夫、三田村泰助、安部健夫、石桥秀雄、松村润、河内良弘、细谷良夫等人的钻研，实证性的研究得到发展，成绩斐然。从事“社会构造研究”的研究者，几乎没有阅读满文的能力，而与此相反，满族史研究者运用其满文的解读能力，对《满文老档》、《实录》、《起居注》，以及奏折和其它档案类等，进行了详细的史料性研究。关于人关前的女真社会和八旗制度等亦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像中国方面的研究那样，使用奴隶制或封建制这类概念的研究，则未必很多。日本的满族史研究的特征，可以说是在于运用其对史料的丰富知识而进行的史实考证上。神田信夫的论文《满洲国号考》、三田村的论文《初期满洲八旗的形成过程》等，都是其例。

　　一般认为，战后日本的清史研究，出现了分离成满族史研究者和以汉民族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者这样两个团体的倾向，二者之间交流很少恐怕是一个问题。其理由，恐怕是由于所使用的语言问题和方法论各不相同等种种原因，致使关于满族统治阶层的实证性研究，与从社会构造论立场出发的清朝国家论几乎没有结合而原样并存，令人遗憾。在这一意义上，宫崎市定的《清朝官方语言问题的一个方面》等，以及后述的雍正史研究小组的几篇论文，将民族问题与国家构造问题联系起来加以阐述，则十分宝贵。

　　在日本史学界，研究者自发地组织起各种各样的“研究会”，对研究的推进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作为战后清史研究最重要的研究会，举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自1944年以来，以安部健夫、宫崎市定为中心历经20余年所举办的“雍正硃批谕旨研究班”，当无异议。据宫崎言，该研究会每周举行一次，“亦有既无暑假也无寒假全年持续不断的年份”，可见当时的研究热情。在该研究会，集结了佐伯富、岩见宏、荒木敏一、寺田隆信、小野和子等以京都大学出身为中心的众多的中国史研究者，通过集体讲读史料这种研究形式所产生的颇有分量的研究，经过《东洋史研究》杂志四次特集的刊载，于今汇集为《雍正时代的研究》一书。《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明清卷所收录的安部健夫、宫崎市定、寺田隆信的论文，即均为《东洋史研究》的《雍正硃批谕旨特辑号》所登载之论说。

　　在当时，能够利用的档案有限，《雍正硃批谕旨》则不仅是对清朝的中央政治，也是通过地方官的数量庞大的奏折而能对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实态进行详细阐明的稀有资料。上述的“社会构造研究”，虽亦欲阐明清代的社会经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其所描述的清朝国家形象，在理论上所赋予的性质是十分明确的，而另一方面其具体形象却十分欠缺，不免有抽象性国家形象之嫌．与此不同，“雍正史研究”，则是通过以雍正帝为首的富有个性的政治家们活生生的群像，而阐明了当时社会问题的各个侧面。宫崎当描述雍正帝这一天下无比的“独裁君主”之际，对他的素朴与好胜，辛辣与人情味，欲竭尽全力实施善政，以及在康熙、乾隆的盛名之下而被埋没了的命运，并不想隐瞒自己的满腔同情。宫崎在论述清朝的“独裁君主制”时，与其说它是国家制度上的概念，莫如说他们心中所描述的乃是活生生的“独裁君主们”。

　　当然，这一研究会所集结的研究者，未必都是对清代的时代性质，例如“近世论”，持有共同的见解的。例如，像寺田隆信那样的研究者，从时代划分来说毋宁说是赞成封建论的；又，各人本来的研究课题亦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人们觉得这一研究团体似乎持有一种共同的学风。据笔者看来，这即是，与缜密地论证关于社会构造的理论性假说相比，他们更关心当时的社会问题、国家政策、各个皇帝和官僚及知识分子的动向等这类具体问题，另一方面也不是限于单纯的事实考证，而是重视对时代气氛的直观性感受。“明清社会构造研究”由于是靠运用抽象性的概念阐述的，所以很容易给人一种难解的印象，与此不同，“雍正史研究”团体的研究，对一般读者来说也是容易理解的。特别是宫崎面向一般读者所著的《雍正帝》一书，以豁达流畅的笔调，描绘出了那之前一直被康熙、乾隆两皇帝的巨大形象所隐没了的雍正帝的人物形象，该书与宫崎的《科举》、《鹿洲公案》等启蒙读物一起，对一般读者的清代史形象之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这种启蒙方面的功绩，亦有必要加以注意。

五  八十年代的新展开

　　日本的明清史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以“社会构造研究”为首、以几个重点为中心而展开的以往研究相比，可以看出80年代以后的研究趋势是问题关心的分散化，向心性减弱化，当是不能否认的。从宏观上看，整个日本的历史学，赋予“战后历史学”特征的那种对近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紧迫问题的关心，越来越淡薄了。替代近代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而构成的这种理想形象的是，强调在现实的欧洲近代社会中，自古以来的社会团体及精神依然存在，具有生命力；所谓“近代化”，与其说是人人获得自由，毋宁说是因有形无形的强化管理的人们作为国民而被驯化了的过程；欧洲的近代社会形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又，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一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信念，也因现实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动摇起来。对把从欧洲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世界史的基本规律”原封不动地套到其它领域这一作法，白过去以来，一直受到很多批判，而现在，不仅是对“基本规律”，对“发展史观”一般也是存在怀疑气氛的。

　　一般认为，与对战后历史学所共有的理论前提、伦理信念发生动摇的同时，清代史料的确极为丰富，也是促使其对问题的关心分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去，在宫中档的原件不能利用的时期，《雍正硃批谕旨》作为详细研究清代政治实态的稀有史料，在其周围集结了众多的研究者。但是现在，以台北和北京的硃批奏折为代表，出版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而且，研究者在中国档案馆利用原件进行研究也容易多了。可以说，这种情况也成为研究者对问题关心多样化的一个背景。

　　关于80年代以来日本清代史学的研究情况，即研究者失去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埋头于个别的实证研究之中，对这一变化过程，恐怕不应给予否定的评价，或者在这里会发现形成新的研究方法的积极动向。对现在正在进行的过程是难于进行正确评价的，但以下想就最近研究中富有特色的观点及其问题点，简单地叙述一下个人的见解。

　　80年代清史研究的特征之一，可以说是对战后的清史研究、特别是对“明清社会构造研究”赋予特色的西方模式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这种主张的退潮，代之而起的是增强了对中国社会富有个性的特殊性质的关心。战后“明清社会构造研究”所要克服的对象是，与发展的西方社会相对，把停滞性的中国形象放到了它的对立面，即所谓中国社会停滞论。因此，论证在中国也能看到与西方基本上相同的发展过程，便成了其主要课题。当然，此时亦并非不注意中国社会之与西方不同的特殊性质，但所谓这种“特殊性质”，也是指“亚洲专制国家的延续”、“亚洲性血缘主义”、“家长式奴隶制的延续”等，乃是从西欧历史上所代表的“本来的”社会发展模式来看有所偏斜或脱离之处，是以此宋理解的，这一倾向不能否认。与此不同，人们认为现在研究之中的中国社会个性论，则包含着对以西欧为基准来评价中国历史作法的根本性批判。思想史研究者沟口雄三在以《近代中国的形象岂不被歪曲了？》为题的论文中，以对洋务派的评价为例，对欲以欧洲近代为基准来评价中国的近代这种日本的研究动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按沟口说，西欧也好，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它们的近代，都是以各自的前近代独自的历史为母胎而成长起来的，都包含着其各自的优点和问题点，而具有独自的个性。他认为，日本的研究者过去对与欧洲不同的中国近代的特殊性质，有时认为是落后的东西而给予否定性评价，有时又认为是超越欧洲近代的而加以理想化，这种与欧洲相对比的急急忙忙的先进与后进、优与劣的价值评判，一直阻碍了客观地把握中国以及日本的历史。

　　沟口的批判，乃是针对沟口自身以及其他研究者一直共有的战后日本的中国认识，某种意义亡也是自我批判。但是，对更年轻一代的研究者、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人来说，关于中国社会的独自个性这一讨论，可以说成了当然的前提。对于他们，与中国社会朝着欧洲式的“近代化发展”的可能性及其道路相比，清代社会的人们考虑什么，又如何行动的，其独特的方式等这一方面才是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论及有关“发展”的研究，过去仅这一点就有成为批判对象的可能，但现在未必如此。以文化人类学为例，过去则视其为“不关心发展的非历史性方法”，在中国史研究界常被否定，而现在，在年轻的研究者当中，明确表示对文化人类学关心的人们，以上田信为首为数甚多。与其急急忙忙地去论证“发展”，莫如虚心地去努力解释中国人共同固有的社会认识，理解了人们的想法才能理解他们的行动，难道不应如此吗？所谓“社会的发展”，难道不应以基于他们固有想法的社会行动之综合结果来说明吗？

　　当然，他们的研究并不是忽视清代社会大的变化。但对这些变化，则很少像过去那样，用“封建制的解体”、“封建制的形式”这类形式来说明了。年轻的研究者所关注的课题，例如，拿经济史来说，则是清代的市场构造及清朝国家的经济政策等所反映的中央对地方的关系(岩井茂树、黑田明伸、山本进)，货币和物价等动向所反映的清代经济状况的变化(足立启二、岸本美绪)．再从社会史来看，则是伴随人口的增多所出现的移居和开垦，以及在新开辟地区社会形成厂怎样的社会集团，其地方社会秩序又如何发展下去这类问题(上田信、山田贤)，或是从明末至近代时期地方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和社会活动(夫马进、大谷敏夫)等。他们的问题关心，似乎更可以说并不是这些变化在“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这种宏观性的发展阶段中何处占有位置，而在于具体阐明带来这些变化的诸项条件和当时人们的行动方式。这种新的研究潮流，当然不是已确立了取代以往的“明清社会构造研究”的方法论，或许应该说，它尚处于混沌状态。但是，在这种新的动向之中，认为重新审订过去不言白明一直通用的“发展”、“统治”、“权力”等基本概念是很重要的。怎样才能科学地证明社会“发展”理论？所谓“统治”，所谓“权力”，到底是什么呢？尽管战后明清史学界的向心性结构如今确呈分崩离析之势，但期望它不是对方法论的不关心，或是与关心的无止境分散化相关，而当是朝着向构筑将来的新方法前进的一个过程。

　　本文与其说是对日本的清史研究从整体方面作一适当介绍，毋宁说是重点放在叙述迄今引导日本研究者问题关心的变迁。日本的研究者不易“客观性”地进行清史研究。相信这是日本研究的短处同时也是长处。日本的研究者是通过清史研究而致力于探讨自己所面临的现实课题的。中国读者在阅读日本的研究之际，若能不仅只对其所论证的事实表示关心，同时对日本的研究者为何研究这样的问题这一点也持有兴趣的话，则十分幸甚。笔者能力有限，见解错误或介绍偏颇之处一定很多，希望批评指正。

　　附录：

• 日本清史研究文献目录(原则以著书为限，以汉语拼音为序)
• 安部健夫：《清代史研究》，创文社，1971年。安野省二：《地主的实态与地主制研究之间》，《东洋史研究》33—3，1974年。
• 百濑宏：《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研文出版，1980年。
• 北村敬直：《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朋友书店，1978年。
• 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 《中国村庙杂考》，《近代中国研究汇报》，五，1983年。
• 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的统治构造》，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
• 村松祐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
• 大塚久雄：《近代欧洲经济史序说》，弘文堂，1944年(《大塚久雄著作集》第二卷，岩波书店，1969年)。
• 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汲古书院，1991年。
• 大庭脩：《江户时代中国船舶带人日本文献之研究》，关西大学东洋学术研究所，1967年。
• 岛田虔次等编：《亚洲历史研究入门》全5卷，同朋舍，1983年。
• 稻叶岩吉：《清朝全史》上、下，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4年。
• 东京教育大学亚洲史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构造》，大安，1960年(汲古书院，1973年)。
•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大安1967年(汲古书院1973年)。
• 东洋史研究会编：《雍正时代的研究》，同朋舍，1986年。
• 服部宇之吉：《清国通考》，三省堂书店，1905年(大安，1966年)。
• 福武直：《中国农村社会的构造》，大雅堂，1946年(《福武直著作集》第九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
• 根岸佶：《中国行会研究》，斯文书院，1932年。
• 《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和平书房，1947年。
• 《上海的行会》，岩波书店，1951年。
• 宫崎市定：《亚洲史研究》一至五，东洋史研究会，同朋舍，1957—1978年。
• 《亚洲史论考》上、中、下，朝日新闻社，1976年。
• 《科举》，秋田屋书店，1946年(修订重印版《科举史》，平凡社东洋文库，1987年)。
• 《科举》，中央公论社，1963年。
• 《鹿洲公案》，平凡社东洋文库，1967年。
• 沟口雄三：《方法论上的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
• 鹤见尚弘：《中国明清社会经济研究》(姜镇庆等译中文版)，学苑出版社，1989年。
• 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东洋文库，1955年。
• 横山英：《中国近代化的经济构造》，亚纪书房，1972年。
• 戒能通孝：《法律社会学诸问题》，日本评论社，1943年(《戒能通孝著作集》第四卷)。
• 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下，东洋文库，1953年。
• 今堀诚二：《中国的社会构造》，有斐阁，1953年。
• 《中国封建社会的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1955年。
• 《中国封建社会的构造》，日本学术振兴会，1978年。
• 《中国封建社会的构成》，劲草书房，1991年。
• 井上陈政：《禹域通纂》上、下，大藏省藏版，1888年。
• 橘朴：《中国社会研究》，日本评论社，1936年。
• 林惠海：《中国江南农村社会制度研究》，有斐阁，1953年。
• 作者：岸本美绪 栾成显译  
• 史学研究网转贴自：中国人大清史所网

　　日本的宋代法制史研究，经仁井田陞、宫崎市定、曾我部静雄、滋贺秀三等开创，已经打下了该方面研究的基础。【1】此后，l983年在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发现了南宋时代的裁判文书集《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略称《清明集》）的明版，高桥芳郎于1986年将它的图版带到日本，各地译注明版的活动很活跃。

　　受其影响日本自1980年代后半期开始，与宋代法制、裁判相关的研究，以诉讼为着眼点，又以判语（判词=判决书）史料为线索的地域社会研究也趋于繁荣。尤其是裁判的判断标准（法、情、理的关系）和刑罚体系（律与敕的关系与折杖法等）、“女子分法”（女子财产权）、“健讼”（好讼的社会风潮）等课题，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使该研究得到推进，讨论也十分活跃。本文以198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研究为中心，逐一回顾与宋代法制史相关的研究对象，如基本史料、裁判、刑罚体系、家族和家族法、土地法和身份法、地域社会和社会秩序等主题，并尝试对今后的课题进行展望。

二、研究动向

　　（1）基本史料

　　法典。唐代律、令、格、式这种法典形式在宋代发生了变化，经历了刑统、编敕（针对刑统的修正性法典）、令、式之后，宋刑统和敕、令、格、式这种形式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得以确立。下面梳理经此变化所形成的宋代法典的概况。【2】基本法典：刑统（《宋刑统》）=律（刑法典）。副法典：敕（辅助性刑法典）、令（不含刑罚的法规集成）、格（以赏赐给予标准为主的规范）、式（各种公文书的格式等）。申明刑统（针对刑统的修正性法典）、随敕申明（针对敕的修正性法典）、赦书德音（与恩赦相关的规定为主）。每次修订副法典的敕、令、格、式时，由敕令所对它们进行编集，并附以“看详”（立法理由书）而颁布。而且，出于便利性的考虑，自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开始编集对敕、令、格、式按事项分门别类的“条法事类”。此外，在宋代，除了作为一般法（海行法）的敕、令、格、式之外，还有作为特别法的敕、令、格、式（—司—务—路—州—县敕：适用范围仅限于特定官府管辖和特定地域的法令，以及与特定要务相关的法令）。特别法的整理由详定一司敕令所负责，而以各地为对象的特别法的整理则主要由各地方官府承担。然而，这些宋代法典鲜有留存至今者。现在其内容可以确定的是《宋刑统》和南宋宁宗庆元年间将敕、令、格、式、随敕申明分门别类的“条法事类”——《庆元条法事类》，再加上戴建国所发现的北宋仁宗天圣年间的令——《天圣令》【3】等。另外，在宋代裁判中，与法典并处于重要地位的是“断例”（与刑事司法相关的先例）。

　　梅原郁《唐宋时代的法典编纂——律令格式和敕令格式》和滋贺秀三《中国法制史论集》对以上所述的宋代法典编纂史有详细的说明。此外，梅原郁还发表了《宋史》刑法志的译注。【4】冈野诚对《宋刑统》及其相关研究、川村康《庆元条法事类和宋代的法典》对《庆元条法事类》及宋代法典进行了解说。与《庆元条法事类》相关的还有语汇辑览【5】、对书志学的考察【6】和诸本对校表【7】。兼田信一郎对《天圣令·田令》进行了介绍，【8】并对《天圣令》的研究动向进行了梳理。【9】对《天圣令》的研究，可参考大津透《北宋天圣令的公布及其意义——日唐律令比较研究的新阶段》【10】、冈野诚《北宋的天圣令——它的发现、刊行、研究状况》【11】。此外，川村康《宋代断例考》【12】、《法诞生以前》【13】对断例进行了论述。

　　判语史料<清明集>。作为与法制史相关的重要史料，还有前述的《清明集》等判语史料。【14】《清明集》有宋版与明版，而高桥芳郎则考察了明版的编纂经过及其与宋版的关系。【15】此外，对《清明集》进行考察的研究以及与《清明集》相关的研究整理则有仁井田陞《清明集户婚门的研究》【16】、高桥芳郎《名公书判清明集》【17】、大泽正昭《中国社会史研究与<清明集>》【18】、《<清明集>的世界——定量分析的尝试》【19】、小川快之《<清明集>与宋代史研究》【20】、《Qingmingji<清明集>andSong　History　Studies　in　Japan》【21】、石川重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上、下》【22】、《<清明集>相关研究论文一览》【23】、川村康《宋史研究者的必读史料<清明集>》【24】和古垣光一《首现全貌的明版<名公书判清明集>》【25】。此外，就《清明集》而言，明版发现以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对宋版进行轮流讲读。明版发现以后，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由池田温主持的读书会和清明集研究会等进行了轮流讲读。

　　以这些活动等为基础，梅原郁、清明集研究会（以下略称“清明研”）、高桥芳郎的译注渐次刊行，目前全卷的译注已经完成。【26】以下则是各卷与其译注对应关系的整理：卷一官吏门（清明研：2008年；高桥芳郎，2008年），卷二官吏门（高桥芳郎，2008年；清明研，2010年），卷三赋役门、文事门（高桥芳郎，2008年），卷四、五户婚门（梅原郁，l986年；高桥芳郎，2006年），卷六、七户婚门（高桥芳郎，2006年），卷八、九户婚门（梅原郁，l986年；高桥芳郎，2006年），卷一。人伦门（清明研，2005年），卷一一人品门（清明研，2000、2002年），卷一二——一四惩恶门（清明研，1991、1992、1993、1994、1995年）。

　　此外，对于梅原郁的《名公书判清明集》，高桥芳郎进行了订误【27】，而梅原郁也对此订误进行了回应【28】，还有滋贺秀三的书评【29】。另一方面，在清明研的译注中，各分册的绪言收录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清明研，1992年以后），而滋贺秀三对清明研（1991、1992年）也有书评问世。另外，大泽正昭就《清明集》、《后村先生大全集》所载的刘克庄的判语进行了分析。【30】

　　其他。在对宋代法制和裁判进行考察的同时，也有必要参考官箴书（记载地方官执政心得的书）和小说史料等。古林森广对官箴书的代表之一《昼帘绪论》和南宋时代的官箴书《州县提纲》的内容进行了探讨。【31】此外，还有佐竹靖彦对北宋时代官箴书《作邑自箴》的内容进行的探讨【32】和译注【33】，以及赤城隆治、佐竹靖彦的宋代官箴书语汇的综合索引【34】和佐立治人对小说史料的探讨【35】。

　　（2）裁判

　　“法、情、理”论争。南宋时代的裁判标准，尤其是“国法、人情、天理（法、情、理）”的关系是与审判相关的问题，因而引起了研究者的热烈争论。滋贺秀三认为，在中国传统的裁判中，案件以国法、天理、人情（三者虽有区别但不冲突，但实际运行上互为融合而形成“情理”——常识性的平衡感觉）为基准进行裁定。【36】对于滋贺秀三所主张的中国传统裁判中以伴随威压的说教取得当事人服判的说法，佐立治人在《<清明集>的“法意”与“人情”——由诉讼当事人进行法律解释的痕迹》【37】中认为，《清明集》的民事裁判是依据法律对当事人主张的是非对错进行二选一的判定，绝非是滋贺所言的在情理基础上的教谕式的调停。【38】对于该意见，滋贺在对佐立论文的书评等文【39】中反驳道，不能将南宋时代的裁判轻率地断言为“二选一”。【40】此外，大泽正昭对《清明集》所载判语的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当时“名公”们的判决标准是以天理为核心的人情与国法二者。【41】

　　司法制度。关于司法制度，梅原郁对宋代中央（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和地方（县、府·州、路）的司法官制与司法行政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梳理，【42】而高桥芳郎《译注<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的解说也有助于掌握与诉讼制度相关的基础知识。平田茂树对王安石的“试法官”的制定目的进行了论述。【43】平田茂树则分析了《朱文公文集》卷百“约束榜”，梳理了从起诉至受理的审判程序。【44】高桥芳郎【45】和植松正【46】则考察了起诉时限和审理时限等。石川重雄对南宋时期民事案件中实质上带有上诉性质的番诉进行了论述。【47】在北宋末到南宋的法令中，多见允许为律所禁的越诉（越过规定的诉讼受理官府，直接向上级机关起诉）的规定，青木敦认为由于这种规定未见于其他王朝，所以表现出宋朝重视制度的态度。【48】另外，长井千秋对提点刑狱司（路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成立和职能进行了考证，并对宋代地方司法行政的特殊性进行了考察。【49】研究提点刑狱的还有渡边久《北宋提点刑狱的考察》。【50】石川重雄考察了南宋时期验尸制度的实态，并指出负责验尸官员的不正之风。【51】冈野诚《北宋的区希范叛乱事件与人体解剖图的产生》则对《区希范五脏图》产生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考察。【52】

　　（3）刑罚体系

　　律和敕的关系。关于宋代的刑罚体系，有关律（《宋刑统》）和敕的关系的研究多有进展。【53】针对曾我部静雄《宋代的法典类》所主张的“以敕代律”说（敕取代了律的现行刑罚法典的地位），【54】宫崎市定《宋元时代的法制与裁判机构》则提出了“以律补敕”说（律成为辅助法，取律而代之的敕则成为根本法），【55】还有梅原郁《唐宋时代的法典编纂》所提出的“以敕补律”说（律仍然是根本法，而敕则作为补充法发挥作用）。【56】在对这一系列研究再检证之后，川村康《宋代用律考》仍主张“以敕补律”说，滋贺秀三《中国法制史论集》也持同样见解。

　　此外，关于敕的形成，相对于久保惠子所认为的敕乃是应对违反专卖等犯罪行为而制定的观点，【57】海老名俊树则认为敕是对五代之敕的继承，敕的成立与律令体制的崩坏相关。【58】

　　折杖法、“主刑”争论。在宋代，依律（唐律的五刑：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量刑，但流刑以下的刑罚执行则因折杖法而折换成杖刑（但是，流刑包括杖刑和作为劳役刑的配役）。【59】川村康《宋代折杖法初考》【60】、《政和八年折杖法考》【61】、《宋代用律考》对这一具体内容进行了阐明。辻正博《北宋配隶刍议》【62】、《宋代的流刑与配役》【63】和川村康《宋代配役考》【64】对配役的情况进行了论述。

　　此外，与此折杖法研究相关，还有关于“主刑”存在方式的争论。争论围绕着如何理解唐律的五刑（主刑）与新出现的编配（编管、羁管、配军）的关系而展开。所谓编管，是指遣送至指定的远州的流放刑，受刑者除了定期到地方官府呈验外，与其他当地居民一样自由生活。所谓羁管，乃是监管程度轻于编管的流放刑。所谓配军，乃是配入承担各种杂役的地方厢军的刑罚。在配入之际，还分为用墨刺面（刺字）与不刺面（不刺字）两种。另外，在厢军中，劳役的轻重顺序依次为本城军、牢城军、重役军等三种。【65】宫崎市定《宋元时代的法制与裁判机构》认为编管介于死刑和流刑（配役）之间，而辻正博《宋初的配流与配军》、【66】《北宋配隶刍议》、《宋代的流刑与配役》、《杖刑与死刑之间——宋代的流放刑、劳役刑的展开》，【67】则认为配军是死刑的代替刑（“减死一等之刑”：由配流变化而来）。川村康则通过对《清明集》记载的分析，对此进行了批评，并主张编配（配流制度化的结果）是不在主刑之列而隶属于其他系统的刑罚。【68】此外，辻正博还对滋贺秀三有关编管的认识【69】进行了批判，认为编管是一种“附籍，并对罪人进行监督和管理的刑罚”。【70】

　　其他。曾我部静雄对黥墨和刺配进行了论述。【71】志田不动麻吕对北宋时期的流刑地——沙门岛进行了阐述。【72】佐伯富【73】、小岩井弘光【74】对牢城军进行了考察。而爱宕松男还研究了宋代所确立的缓刑。【75】审判无滞期地进行，以至于没有被收容的未决犯的现象被称为“狱空”，石川重雄则对宋朝“狱空”政策的意义进行了论述。【76】

　　宋代的死刑有绞、斩和新出现的凌迟处死（将受刑者的肢体切断的刑罚）以及重杖处死（即杖杀，重杖六十的刑罚）。海老名俊树对凌迟处死的制定与宋朝刑罚规定的细分化倾向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考察。【77】此外，川村康则论证了重杖处死=杖杀，绞刑则以杖杀代之。【78】川村康《宋代死刑奏裁考》论述了宋代的死刑案件在原则上无须皇帝裁断，并考察了由皇帝裁断的死刑案件的条件及其变迁。【79】川村康《（斗杀遇恩情理轻重格）考》则论述了宋代斗杀案件的处理与赦降适用之间的关联，以及有关其处理标准的详细规定的制定等。【80】

　　关于处罚对象，川村康对复仇者进行了考察，论述了北宋中期以后给予复仇者的一些刑罚处分。【81】翁育碹则论述了处罚宋代奸罪的特点。【82】此外，梅原郁《宋代司法制度研究》则考察了对官员的处罚和惩戒。

　　（4）家族、家族法

　　“女子分法（女子财产权）”论争。与家族、家族法相关，以“女子分法”为中心的研究和争论颇为活跃。《清明集》卷八户婚门“女婿不应中分妻家财产”中所记载的“女子分法”（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是否意味着女子的财产继承权，乃是争论的来源。对“女子分法”的存在给予积极评价的研究者（仁井田陞、柳田节子、板桥真一等人）及其反对者（滋贺秀三、永田三枝、高桥芳郎等人），就中国家族法、所在地的习惯、国家政策等与“女子分法”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83】此外，自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也出现了有关“女子分法”相关史料本身和“女子分法”出现的社会背景等研究。以下则尝试梳理出这一争论的来龙去脉。

　　首先，在明版《清明集》发现以前，滋贺秀三和仁井田陞之间的争论便已展开（滋贺、仁井田争论）。仁井田陞《宋代家产法中女子的地位》【84】认为，“女子分法”是江南习惯的反映，女子也可享有与祭祀无关的财产承继。与此相对，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论》、《中国家族法补考①一④——读仁井田陞博士（宋代家产法中女子的地位）》【85】认为，在承继这一继承样式中，财产的总括继承和祭祀义务是不可分割的结合体，无祭祀父亲资格的未婚女子在承继序列之外，“女子分法”是一种游离习惯的例外。这以后，争论一度平息。

　　可是，明版《清明集》发现以后，自柳田节子《关于南宋时期家产分割中的女承分》【86】一文发表开始，争论再度兴起。柳田在她的论文中，认为“女子分法”以女性所具有的对家产分割的继承权，证明了对财产的所有权。此后，柳田节子又发表了《宋代女子的财产权》【87】、《宋代的女户》【88】、《宋代裁判中的女性诉讼》【89】，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展开。针对柳田的学说，永田三枝提出见解：“女子分法”仅适用于户绝之时，不能视为女子在一般情况下享有对家产的承继权。【90】对此，板桥真一支持柳田说并批判了永田说。【91】高桥芳郎则基于支持永田说的立场，认为“女子分法”是宋朝为了让无依无靠的未婚女子能像普通人一样结婚而作出的应对性的社会政策。【92】

　　对此，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对上述争论所依据的史料本身的相关研究也出现了。Bern-hardt　Katherine（白凯）认为“女子分法”并不存在，或者是一种反常的存在。【93】而佐立治人则认为目前复原的唐户令应分条的条文存在错误，“女子分法”是《宋刑统》所载户令的规定或是延续该规定的法律。【94】另一方面，翁育碹则使用北宋的墓志史料以论证北宋时期也存在“女子分法”。【95】

　　此外，随着社会史和地域社会研究的活跃，还产生了有关“女子分法”得以出现的社会背景的研究。大泽正昭着眼于女子分法具有有效性的当时社会的状况，认为女子分法是从背面支撑男性原理的现实的法。【96】而青木敦认为“女子分法”不是难于阐释的例外法令，而是江西法文化等的反映。【97】此外，大泽也将“女子分法”的问题纳入到宏观的家族与女性的讨论之中。【98】

　　其他。川村康《宋代养子法——以判语为主的史料（上、下）》对养子法进行了考察。【99】川村康《宋代赘婿小考》则考察了赘婿与妻家财产之间的关系。【100】大岛立子的研究表明，在质问非直系承继者的正当性的诉讼中，承认承继者正当性的条件在宋、元、明均有所不同，同时也揭示了产生此种不同的原因。【101】柳田节子考察了宋代的义绝、离婚、再嫁。【102】高桥芳郎探讨了“妆奁”（妻子带来的财产），并指出它在事实上是妻子的物品，在法律是上夫妻的财产，在丈夫死后则为妻子单独所有。【103】

　　（5）土地法、身份法

　　耕作权、佃户的法律身份。土地法和身份法与所谓“地主佃户论争”相关，因而对耕作权和佃户的法律身分问题的研究成果颇多。由于宫泽知之【104】等已经对“地主佃户论争”相关动态进行了整理介绍，以下则试图对其他方面的成果进行梳理。

　　土地法。关于土地法，与裁判的存在方式的考察有以下成果。在传统中国存在附买回条件的土地买卖（典、活卖），即卖方在一定期间后可买回（回赎），并向买方要求追加价格（找价），也有完全出卖（绝卖）。可是，绝卖后也会发生卖方要求找价的情况。岸本美绪从宋一清的长时段视点出发，分析了围绕“找价回赎”的纠纷和官府对此的应对，指出从宋到明清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找价习惯，以及裁判中很少提及“法”等。【105】此外，青木敦则在探讨土地典卖关系法的同时，考察了处理民事纠纷的宋代判语中重视法律的背景。【106】

　　身份法。关于身份法，高桥芳郎指出，宋代已经形成身份地位次于现任官僚和乡官，而高于庶民的无官读书人阶层（士人阶层），他们在役法与刑法上享有优免的特权。【107】此外，1990年以来，与佃户的法律身份相关的成果则有丹乔二《关于宋至清佃户、奴婢、雇工人的法律身份》【108】、《宋代佃户的迁徙自由、不自由问题与“主仆之分”》【109】。

　　（6）地域社会、社会秩序

　　概观。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国内外着眼于诉讼（“健讼”），另外以判语史料（《清明集》）为线索的宋代（传统中国）地域社会（地域秩序）的存在方式的研究也十分活跃。大泽正昭《主张的“愚民”们——传统中国的纠纷与解决法》【110】作为一种概论性的书籍，有助于概括认识这一研究所论及的“健讼”世界及地域社会的各个方面。该书主要分析了《清明集》的记载，并同时论述诉讼的各个方面（如讼棍、士人和宗室犯罪、豪民的存在方式等）、特有的社会现象（宗教、信仰等）及其社会背景（如村落共同体、中间团体的阙如与国家、中间阶层、庶民的相互对立和依靠形成的构造等）。【111】

　　“健讼”0作为传统中国社会（宋——清代的社会）的重要现象，“健讼”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注意。在宋代，尤其是江西和江东饶州、信州的“健讼”和“讼学”（以胜诉为目的而进行的学习法律等活动），为当时人们所悉知。【112】宫崎市定《宋元时代的法制与裁判机构》认为，宋代江西“讼学”兴盛的原因是五代、南唐的和平状态使人民的权利得到伸张和宋初所给予的殖民地待遇。另一方面，草野靖指出了伴随货币经济发达而来的田土交易、人口增加与诉讼繁盛的关联性。【113】大泽正昭《主张的“愚民”们》、《<清明集>的世界》注意到人口繁多和物流增加与“健讼”的关系，小林义广则认为江西吉州的“健讼”与交通道路的发展相关。【114】青木敦在探讨以上研究的同时，还论证了人口的流入和边境的状况与“健讼”背景的关系。【115】

　　小川快之《宋代信州的矿业与“健讼”问题》【116】、《宋代饶州的农业、陶瓷器业与“健讼”问题》【117】、《宋代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农业与诉讼》【118】，试图阐明宋代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矿山和农业社会中诉讼多发的具体结构。此外，小川快之《明代江西的开发与法秩序》【119】则论证了明代江西的开发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小川快之《传统中国的法与秩序——从地域社会的视点》【120】探讨了此前的“健讼”研究，该书以上述《宋代信州的矿业与“健讼”问题》、《宋代饶州的农业、陶瓷器业与“健讼”问题》、《明代江西的开发与法秩序》、《宋代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农业与诉讼》的内容为基础，从宋至明的长时段的视角出发，考察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结构。该书指出，在宋代的矿山和农业社会中，伴随经济、产业的发达而来的“竞争性社会状态”和“政府主体的诉讼处理体制”、“政府奖励告发不正行为”的互相作用，导致了“诉讼繁兴型纠纷社会”的局面出现。而且，又由于上述条件的状态不同，社会秩序也会显现出“多样形态”。

　　此外，翁育碹考察了北宋墓志史料所见的“健讼”言论。【121】其他有关“健讼”和“法与秩序”的相关研究，则有渡边纮良《围绕宋代潭州湘潭县的黎氏——外邑新兴阶层的听讼》【122】、赤城隆治《关于南宋时期的诉讼——“健讼”与地方官》【123】、《诉讼的性质及其周边——从中国中、近世史的近作出发》【124】、德永洋介《南宋时代的纠纷与裁判——基于主佃关系的实况》【125】、川村康《宋代“法共同体”初考》【126】等。

　　地方行政和豪民（富民）。在宋代的地域社会中，既有上层地方精英的士大夫，也有居于他们之下的拥有财力与当地势力的富民。在被认为是“负面”存在的场合，他们被官员称为豪民。佐藤明通过对《清明集》的分析，讨论了地方行政的状况，论证了地方上有势力者以胥吏为媒介，和国家权力相互补充，从而实现对地方支配的观点。【127】户田裕司也通过《清明集》对地方领袖（豪强）的状况进行了论述。【128】今泉牧子则对以县令为中心的地方行政和地方社会关系进行了考察。【129】上述今泉《宋代县令的一个层面》通过对判语史料的分析，指出了地方行政的多样性，而《关于<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县令的判语》则指出《清明集》中县令判语中与不动产、争财相关的案件颇多。其他有关士大夫与法的关系的论述则有孙学君《宋代的法律家——科举出身的社会精英的实像》【130】。

韩昇

摘要：加藤繁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和白鸟库吉的民族史研究以及中田薰、仁井田陞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构成东京学派中国史研究的三大支柱。文章对加藤繁的学术历程及《中国经济史考证》作了全面论述。

关键词：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史学家

加藤繁(1880—1946)是中国几代学者都十分熟悉的名字，他的论文早在20世纪前叶就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大家都知道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性研究，使得中国经济史成为日本史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而他的名字也就同这个学科紧紧联系在一起。日本学者关注加藤繁的研究，中国学者也不曾忽视过。1952年，他的《中国经济史考证》在日本艰难出版后不久，吴杰就着手进行翻译，中译本分成三卷，分别在1959年、1963年和197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祖国宝岛台湾的华世出版社也作了翻印。至于另一部给加藤繁带来莫大荣誉的著作《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1944年就组织人员翻译印行中译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在1974年重印，中华书局也在2008年重版。这两部著作是加藤繁四十余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双璧，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必读之作。

一

加藤繁1880年出生于日本松江的武士家庭，父亲内田虎次郎是松江藩属臣三谷权太夫的家宰，虽然秩禄不太高，却属于日本社会中士农工商四阶层之士族门第，在等级社会里颇感自豪。加藤繁2岁时，出继给松江藩士族加藤文八。其时，明治维新早已成功，武士不但在政治上没落，家庭也陷入经济窘境。加藤繁的生父内田虎次郎只能沽酒谋生，养父加藤文八则充任狱警。所以，士族门第并没有给加藤繁带来政治和经济的特权，所能给予他的恐怕只是社会优越感和良好的教育。

在日本，旧门第虽然已经被彻底打破了。但是，社会上乃至人们的观念中，依然对旧门怀有某种仰慕。士族出身者自然带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对于其后来的人生成长或许成为包袱，或许转化为自我的激励。加藤繁显然属于后者。至于教育方面，一是家庭环境的熏陶，如内田家颇有艺术修养，影响了加藤繁终生喜好绘画。二是汉学教育。江户幕府时代，是日本汉学的又一高峰期，特别是该时期的汉学深受清朝“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强调经世致用，儒史结合，实学唯重，故世家子皆具汉学修养，引以为荣。子弟自幼即受熏染，加藤繁后来选择研究中国，与此颇有关系。其养父虽然不是个学问家，却从小教他诵读《四书》、《孝经》，打下汉学根基。故加藤繁小时候就对汉学怀抱兴趣，在中学时期，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句读《十八史略》和《史记》。汉学根基是日本近现代中国学研究的一大长处。江户幕府时代以来，日本学者能写流利的汉文、汉诗，亦善书法，其教育与中国颇有相同的一面。近代西学传人之后，汉学不曾废弃，故明治维新后成长起来的学者，汉学亦精。此传统至少延续至20世纪前叶出生的学者身上，我同这批学者广泛接触，也翻译了不少他们的学术论著，让我印象最深的与其说是西学理论，不如说是汉学根基。以西学规范，做汉学实证，是我对他们的基本认识。此传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为改变，蒙学彻底终结，汉字汉文都是在学校现代语文课程中接触学习的，传统的字义训诂的训练没有了，故此后的学者对于古代汉文的理解，与战前学者有着明显的差异。这是理解日本当代中国学研究时必须注意的方面。

加藤繁这一代学者，知识体系是在以蒙学为基础的汉学环境下建立起来的。至于他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国，进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则出自两个看似偶然的原因。

第一，中学时代，加藤繁曾经沉迷于小说和绘画，一时学习成绩急剧退步，受到老师和父亲的斥责，令他重新思考学习志向。此时，他读到了三宅雪岭《真善美日本人》一文，其中谈到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宏远伟大，要做一个真善美的日本人，首先应该深入了解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加藤繁深以为然，遂选择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方向。

第二，中学毕业后的加藤繁，为求学来到东京。1901年进入国民英学会学习，翌年夏季毕业。秋季考上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1]从家庭经济情况考虑，加藤繁选择了不通过“高等学校”[2]而直接进入专业学习的“选科”，这样可以提前毕业，早日参加工作。当然，加藤繁也为此付出代价，在毕业时未能获得文学士学位。这时的东京大学废除以往的推荐制，学生必须提交论文申请毕业。1902年10月，内田银藏等人成为东大第一批通过论文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这刚好是加藤繁进入东京大学不久后的事情，引起他的高度关注。他阅读了内田氏的论文，这是一篇研究日本古代土地制度史的专论，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时期，他还阅读了若干研究英国经济史的著作，感到中国古代经济史是一个尚未开拓的领域，暗下决心进行这方面的尝试。这个决定，使他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结下了40多年的缘分。

1906年3月，加藤繁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于7月顺利毕业。这篇论文，从1911年到1912年在日本史学界最为重要的学术杂志《史学杂志》上连载。显然，他的研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并引起重视。

毕业后的加藤繁受聘担任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管理科副主任，兼任法政大学预科讲师，讲授汉文学。1907年11月，加藤繁转到，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工作。该会的事务所设置在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即今法学部)内，加藤繁负责调查清朝土地制度、产业和货币等问题。

1915年，台湾旧惯调查会解散，加藤繁迁居和歌山县和歌浦海滨，在这里住了两年，重新研究起中国经济史来。1916年，他完成了《古田制的研究》一书，同年8月由京都法学会出版。这时，他把眼光从田制史转移到财政史，其研究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此期间，加藤繁仔细研读了清代学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撰写了重要论文《汉代的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并论帝室财政之一斑》，连载于1918年至1919年的《东洋学报》。也就在这个时期，加藤繁意识到要研究财政史，必须详细了解货币史。后来，他回忆这段研究路程时说道：

在此期间，我稍微调查了土地制度，同时也研究汉代财政史。当时我以为经济史难以把握，应先研究财政史。这样可以弄清楚经济史料之所在等问题，心中有数，遂着手进行研究。这时我又意识到研究财政需要详悉货币，而货币之中金银(Ingot)问题却一向模糊不详，有必要先弄清楚，我就这样展开了金银的研究。

在进行此项研究过程中，对于经济史的大部分见解建立起来了，随着知识的不断吸收，以往的方针为之一变，决定先把财政史放一放(当然，财政史很重要，必须始终予以关注)，大力推进经济史的研究。(《通往经济史研究之路》)

也就是说，加藤繁原来计划以财政史为出发点，现在改变为从金银切人中国经济史研究，暂且将财政史搁置。作出决定后，加藤繁就把全副精力投入这项研究之中。1917年，他受聘担任庆应义塾大学讲师，两年后升任教授，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经济史。1918年春季，他开始着手撰写《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以货币机能为中心》，直到1925年才告完成，这部里程碑式的鸿篇巨制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金银货币研究史上拓荒者的地位，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学术荣誉。这年5月25日，该书通过审查，加藤繁获得了向往已久的文学博士[3]学位。那时候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者甚少，文学博士几乎意味着该领域的学术权威。从这年12月起到翌年4月，这部著作作为“东洋文库论丛”第六种，全文出版。更大的荣誉还等待着他，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获得巨大的反响，1927年，获得了日本最高学术奖学士院“恩赐赏”。颁奖词是这样评价这部著作的：

本书回应当代学术的要求，以精密彻底的方法，网罗所有的相关文献，细致周到地筛选取舍资料，用学术的方法极其慎重地进行考证推论，大凡与唐宋时代金银相关的史实皆无遗漏地给予准确明晰的论断，作为专项研究，它开拓了前人未曾到达的境界。然而，本论文的学术重要性不限于专项研究，作为比较经济史的研究，它在世界文献上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

诚然，清代乃至更早的学者已经注意到金银货币问题，并进行收集整理。然而，他们所做的属于文物收藏与研究。用近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研究唐宋金银及其货币功能，奠定该领域的学术规范及研究基础，加藤繁堪称开拓者，功不可没，在当时所能见到的金银货币范围内，他的研究臻于完善，至今仍是研究该问题时的必读之作。由于加藤繁的杰出成就，1925年3月，他接下白鸟库吉的教鞭，登上了东京大学文学部的讲坛，担任讲师，和藤田丰八两人共同分担东洋史第二讲座。1928年，加藤繁晋升副教授，同时辞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职务。翌年，他负责东京大学东洋史第二讲座。1936年，加藤繁升任教授。1939年，他主持东洋史学科，直到1941年退休。在大学执教期间，他在史学科开设中国经济史、唐宋经济史、中国货币史等课程，在文学科讲授《杜诗》和《诗经》，其论著大部分完成于该时期。

这时期加藤繁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在货币、财政史的基础上，其研究拓展到整个中国经济史领域，写了许多专题研究论文，其代表性论文后来整理收录于《中国经济史考证》，成为加藤繁继《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之后又一部传世名著。

1941年，加藤繁从东京大学退休之后，除了在庆应大学和大东文化学院兼职授课外，基本上潜心于修订旧稿和译注正史食货志，先后出版了《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岩波书店，1942年)、《中国经济史概说》(弘文堂，1944年)和《旧唐书食货志•旧五代史食货志》(岩波书店，1948年)。

其中，最重要的学术工作就是全面修订已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论文，汇编成书。从加藤繁留下的手稿可以看出，他对旧稿的修订极为投入，删改增补甚多，有些论文经过修订后面目一新，与新作无异。所以，修订旧稿进展缓慢，到1944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败局日显，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降临东京。这年12月，加藤繁带上最低限度的书籍和卡片疏散到静冈县田方郡下狩野村加殿，继续工作。到1945年2月，完成了论文集上编的修订，开始整理下编。这时，美军的轰炸变得十分频繁，濒临海边的静冈也不安全，7月，加藤繁再度疏散到儿子所在的信州。路途颠沛和气候不适应，给年老体弱的加藤繁致命的打击，他受寒发高烧。这时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由于东京的家已经在美军的轰炸中烧毁，藏书尽炬，故加藤繁只能从信州转回静冈继续工作。这时他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加上当时食品供应困难，多年营养不良，令他频频发病，感冒引发肾炎、肺炎，几度病危。病榻上的加藤繁感到时日不多，他只要病情稍好，就奋起工作，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修订。但是，他的愿望还是没能实现，天不假其年，1946年3月，加藤繁再度高烧，引发心脏麻痹，6日上午，他还用颤抖的手修订文稿，到傍晚就与世长辞了，留下修订一半的论文集下编。

这部论文集的书名，据说源于加藤繁的弟子和田清的一句戏言。加藤繁曾经邀和田清一道参加福田德三主持的正史食货志注释工作。有一天，和田清在加藤繁处见到福田德三所著《经济学考证》，嘲讽道：“福田博士的书名不副实，加藤博士的论文集倒应该称作《中国经济史考证》。”加藤繁听到后拍膝称善，便以此命名自己的论文集。书名定下来后，加藤繁请京都大学教授狩野直喜题写书名。

《中国经济史考证》一书的出版，颇为艰难。加藤繁逝世之后，遗稿由和田清负责联系出版。当时日本一片废墟，原来答应出版的富山房无力刊印没有销路的学术著作，和田清便将书稿交给国立书院，由加藤繁的高足青山定雄和中岛敏负责校雠。然而，出版中途，国立书院破产。和田清多方奔走，却四处碰壁。最后只好请九州大学森克己、庆应大学高村象平、京都大学堀江保藏等教授帮忙，向日本政府文部省申请出版资助，总算获准。但是，有了出版资助，依然没有出版社肯出版。就在近乎绝望中，榎一雄教授提议尝试纳入东洋文库论丛出版。和田清旋与东洋文库岩井大慧联系，获得同意，《中国经济史考证》上下两卷终于在1952年和1953年先后出版。《中国经济史考证》下卷修订未完成的部分，主要由中岛敏负责校正修改，青山定雄和榎一雄协助完成。下卷附录的5篇论文，在加藤繁的修订计划中未列，亦由中岛敏编人，并将擾一雄所撰《加藤繁博士小传》附于书后。加藤繁的《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和《中国经济史考证》，是他一生研究的双璧，是日本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后一部著作几经周折，最终皆花落东洋文库。再过60年，这两部著作又由中华书局出版，堪称中日学术交流史的一段佳话。而且，这也足以证明加藤繁中国经济史研究不朽的学术价值。

二

《中国经济史考证》上下两卷，收录加藤繁58篇论文，上卷21篇，附录《中国古田制研究》1篇；下卷37篇，附录论文5篇，合计收录64篇论文。

这些论文研究的年代，上至周景王，下至清末，基本涵盖有文献资料记载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如果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加藤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唐、宋、清四朝，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就财政史而言，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国家财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和此前的周代作比较，这种变化就可以看得更明显。西周实行封建制，从周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层层分封，故从周天子到诸侯王的收入主要用于满足自身的需求。封建制被打破，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之后，国家的公共职能显著扩大，财政收支大大超出帝室财政的范围。因此，以往以王室财政为主的财政体制必然要发生根本性变化。秦祚不长，史料多佚，难以进行实证性研究。汉继秦兴，政治稳定，各种制度逐步建立起来，财政制度的改革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加藤繁选择汉代财政史为切入点，目的就在于研究统一帝国早期财政制度的形成史。

五胡十六国以来，北方不断的战乱和残酷的民族斗争等因素，导致社会凋敝，国家财政濒于崩溃，政府不得不大规模干预社会经济，实行国家直接控制生产领域的政策。这些特殊背景下形成的经济政策，相当部分被唐朝所继承。随着唐朝长期稳定发展的格局形成，社会生产力日益活跃，同旧的经济制度相矛盾，要求国家改变对经济的静态强制性直接控制。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国有土地制度均田制度的崩溃，和私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庄园”大量出现；在手工业领域，则是工匠身份控制的松弛，各种作坊发展起来，大批商品涌人市场，促使原有的城市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农村草市镇又推动新城市不断形成。城乡经济活跃，刺激货币发达。唐代中后期，金属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出现了依赖于信用的货币替代凭证，成为纸币的萌芽。到了宋代，这一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强。基于信用的凭证式纸币使用的地区和数量不断增多，国家也发行使用，从而确立了其为正式货币的地位。加藤繁紧紧抓住了唐宋间经济与货币的重要变化，作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

从宋代到清朝，经济的发展在量的方面有很大的增长，几乎达到古代经济体制内的极限。这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东方，带来巨大的冲击。在经济领域，机器制造业发展，近代银行取代钱庄票号，中国社会在艰难中转型，逐步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加藤繁再一次紧紧扣住时代演变的脉络，深入研究清朝在进入近代转型前夜的经济社会，为研究这一变化做了深厚的学术准备。

显而易见，加藤繁抓住汉、唐、宋、清四个发生根本性的时代，也就抓住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关键，从统一的集权制王朝建立直至灭亡，亦即从秦汉到清末，两千年经济发展史的总轮廓，以及每一个关乎全局的阶段性转变，被加藤繁挑了出来，作了奠基性研究。在这里，可以看出加藤繁非凡的洞察力和学术敏感性。因为有全局性的理解和把握，所以，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一些看似不显的具体问题，揭示各种细微的变化及其潜藏的意义，使得各个具体问题的研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基本经络。亦即加藤繁的考证不单是为了探明各个具体的事项，更着眼于阐释整个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演变过程，构成其宏观把握的支撑点，这就超越了以往的孤立的考证。

早在1918年，加藤繁就撰写了《汉代的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并论帝室财政之一斑》，翌年又发表了《对算赋的小研究》。这是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它把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清楚地区分开来，考证汉代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分离以及国家财政制度逐渐建立完善的过程。国家财政从帝室财政完全独立出来，是研究国家财政史的起点，加藤繁开此先河，以后有许多学者跟进，进一步探讨国家财政制度下赋、税、租的起源及其演变，研究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形态，使得朦胧不清的先秦至汉代的经济史日趋明朗，取得长足的进展。

土地制度是加藤繁早期进入经济史领域时最先涉及的问题。在他之前，日本近代法制史研究奠基人中田薰提出，唐代均田制度崩溃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庄园为代表的大土地私有制。此观点影响甚大。然而，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庄园并不始于唐朝。加藤繁对此展开研究，发表了《唐代庄园的性质及其由来》(1917)、《内庄宅使考》(1920)和《唐宋时代的庄园组织及其成为聚落的发展》(1928)，指出唐代的庄园也称作墅、园、别业等，只是田园的附属物，而且，这些名称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的时候，经常用日本史进行参照对比，中田薰就是以日本公田制崩溃后的庄园作为参照物进行研究的。由于日本自奈良时代开始全面移植唐朝制度，故日本古代制度及其演变，在许多方面与中国有着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因此，从日本史的角度反观中国，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但是，毕竟两国国情差异甚大，因此，看似相似之处，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例如日本学者用日本古代史的“豪族”称中国汉唐间的大族，中国历史学界近年来也不加翻译地直接套用“豪族”，造成很大的误解，因为日本学者说的“豪族”既不等于中国传统上使用的“豪强”，也不等于“士族”。日本可以有“豪族共同体”，但是，中国并不存在“豪强共同体”或者“士族共同体”。无条件套用日本概念，徒增混乱。

在这一点上，加藤繁相当清醒，他敏锐地感觉到唐代中后期出现的“庄”，与日本的“庄园”有着质的区别。就承担国家赋税而言，它同一般的田园没有不同。为此，加藤繁进一步深人到庄的内部，考察其管理与生产形态。而且，加藤繁还把视野扩大到宋代，在两个方面取得进展：一是把所谓的“庄园”还原为大土地私有制，开辟了对此形态下各个阶层、各种生活与生产关系的研究；二是将它与社会末梢组织的形成联系在一起，探讨从里坊制度到自然聚落[4]形成的历史。这就提出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从里到村的演变，是社会形态变化的标志之一。加藤繁首先将此问题提了出来，并将此演变定在唐宋之间。这才有了后来宫崎市定等学者的后继研究，认为此变化出现于魏晋，从而展开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大讨论。

唐宋时代，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干预削弱之后，私有经济呈现活泼发展局面，出现了许多新事物，不断推动社会经济转型。加藤繁注意到这些变化，撰写了一系列论文进行研究，例如《论唐宋时代的仓库》(1925)、《论唐宋时代的草市》(1926)、《唐宋时代的市》(1933)、《从唐宋时代的商人组织“行”兼论清代的会馆》(1935)、《宋代茶专卖与官鬻法》(1940)、《宋代商业习惯的“赊”》(1944)等。加藤繁首先提出唐宋的商人同业相聚，在同一地方开店，形成“行”的组织。当时的商业活动集中在城市内部称作“市”的地方进行，随着商业的发达，城市外部、地方聚落出现了草市。行的组织延续至清朝，出现了同业会馆；而限于特定区域的“市”到宋代被完全打破，城内随处开店从事商业活动。这些研究都是开创性的。唐代中后期经济上发生的许多变化，要到宋代才发展成熟，把唐和宋联系起来考察，整个变化脉络更加清楚。同时，也就把唐宋社会变革的意义凸现出来。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东京学派认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的分期在唐宋之间，加藤繁关于唐宋之间经济层面变化的一系列论文，从制度史的角度力证此说。

加藤繁注意到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的衔接，生产出来的商品首先要在某处集中，然后再运往各地销售，这就产生了官营或者私营的仓库。将商品行销各地的客商，从仓库业者处获得商品，再交给开店的坐商销售到消费者手中。在宋代，这个过程一般采取先赊账进货，一年后再以现金结账的方式。这就刺激了信用经济的发达，出现了信用凭证，逐渐发展为纸币。《唐宋柜坊考》(1922)、《论交子的起源》(1930)、《官营后的益州交子制度》(1934)等系列论文，就是这一研究的结晶。前面已经介绍过，加藤繁从l918年到1925年间曾经专心致志研究金属货币，取得骄人的成就。故货币始终是他研究的重点，唐宋间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形成过程，是他继金银研究之后着力最多的领域，在本书收录的论文中，以货币为题的论文有22篇，占三分之一强的比重，其中，唐宋货币的论文又占了将近一半的比例。至于另外一半的货币论文，则主要集中于清朝。如前所述，其论文的朝代分布显示出他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制度变革时代的特殊关注。加藤繁的经济史研究，既重视经济制度的层面，也不曾忽视生产力的考察。他研究的方面甚多，大致可以分为土地制度、货币制度、财政制度、商业贸易、专卖与税收、城市与户口、市场与行会等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他也非常关注生产技术方面的变化，撰写了《中国的稻作——特别是品种的发展》、《中国占城稻栽培的发展》、《中国甘蔗和砂糖的起源》、《满洲大豆豆饼生产的由来》等论文。他研究的这些作物品种都推动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加藤繁关注的依然是变革，无论是制度层面的，还是技术领域的，都始终如一地展现其研究风格。

三

加藤繁所处的正是近代学科奠基的时代。江户时代受清朝考据学深刻影响的汉学，在明治初年受到西方史学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兰克史学的强烈影响。加藤繁就读的东京大学，就是兰克史学在日本传播的大本营。1904年，继承汉学传统的那珂通世博士辞去东京大学汉学科教授，同年，东京大学进行学科改制，设立哲学、史学和文学三大学科，兰克的再传弟子白鸟库吉继任史学科教授，西方史学理论及其方法成为主流。加藤繁读书期间，正好是新旧交替的时代，他同时接受那珂通世和白鸟库吉的教育，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前所述，加藤繁选择中国经济史作研究，深受内田银藏的影响。其大学期间的史学基本训练，则更多来自那珂通世。大学一二年级，他选修了那珂通世的《中国古代史》、《东洋史杂考》课程，还参加了《元史译文证补》、《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的研讨班(Seminar)。那珂通世的研讨班，让学生逐字逐句解读史料，校勘版本，进行文献订正与批判。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研讨班把传统的训诂学与近代文献学结合起来，训练学生如何辨析史料，掌握考证的方法，对学生以后的学术研究有莫大的帮助。

白鸟库吉擅长古民族史和东西交流史，掌握多种语言，其研究方法基本属于欧洲东方学一路，注重宏观的把握和动态的分析，综合运用语言考古学的知识进行研究。白鸟库吉和加藤繁研究的领域相差甚远，但是，白鸟库吉思考问题的方法给加藤繁颇多启发，他注重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经济史的源流、善于捕捉具有重要意义的具体变化，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白鸟库吉的影响。

相比较而言，加藤繁受到那珂通世的影响似乎更大些，这同日本长期的汉学传统密切相关。如果把眼光从加藤繁扩大到近代西方学术规范传人日本初期的一二代人身上，就可以发现，这并不是加藤繁个人的学风特点，而是那个时代引领学术潮流的学者的共同风格。

日本近代学术的建立，有两个重要的学术源流：一是明治维新以后不断涌人的西方学术规范及其研究方法；二是江户时代以来的学术传统。西学方面论者已多，不再赘述。关于第二点，从日本汉学的整个历史来看，出现了两个高峰时期，前一个出现在日本的奈良时代，全面吸收唐朝文化，各种学问广泛传人日本，写汉文、做汉诗、读汉史，形成第一个汉学高峰。第二个高峰出现在江户时代，幕府提倡并贯彻儒家伦理道德，其教育以汉学为基础，《论语》和中国史籍成为主要教材；在学术方面，则受到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强烈影响，重视实证，提倡“实学”。代表江户时代史学成就的是历时250年编撰而成的《大日本史》，博采众书，严格辨析。故江户时代以来的日本学者，颇具汉学修养，汉文文辞通顺，用典自如，兼善书法，迥异于汉文日语夹杂在一起的文体。此教育传统延续至20世纪前半叶，如加藤繁少时诵读《论语》、《史记》即为一例。故此时代的学者，多以汉学见长。

西方学术大规模传人日本之后，西式学科及其学术规范建立起来，最坚守传统立场的“汉学科”也在西学浪潮的冲击下不得不改弦更张，1904年，东京大学“汉学科”改为哲学、史学和文学科；1907年，京都大学也改设东洋史学科。这两所大学的改制具有标志性意义，表明西式学科设置及其学术规范成为日本学术的主流。

然而，回顾日本20世纪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不能不说其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并不是理论性的探讨，而是实证性的研究。在中国以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日本和欧洲并称，各具特色。这其中不乏借鉴意义。亦即在西方各种理论涌人的时候，日本的学者并没有都闻风起舞，而是采用西方学术规范，运用其理论作为研究问题的方法，同时坚持自己所长，作实事求是的考证，这反而走出一条成功的道路，独树一帜。

在经济领域，西方学术流派甚多，众说纷陈，目不暇接。然而，这些理论大多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适应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现状而总结出来的，抽掉其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条件，随意套用到中国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古代经济史研究，只是哗众取宠，徒具形骸而已。例如，“国家预算”是资本主义议会制度下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的方式，也是对国家行政权力的制约，成为各个社会阶层与利益集团政治斗争的焦点。因此，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和理论。囫囵吞枣，去其魂，取其形，把预算庸俗化为国家收支计划，套用于古代历朝，甚至还有古代制度经济学、上古工业史研究等等，此类做法需要冷静反省。一旦错位的理论光环失落，究竟还剩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呢?倒不如加藤繁老老实实做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研究来得实在。

对于古代经济史研究，加藤繁有自己的见解。他从大局着眼，细部着手，是因为他并不认为经济史是一个经济领域的理论问题。就其性质与方法而言，他认为：

经济史位于经济学和历史的交叉点上，以吾人所见，其性质及研究方法，应该属于历史的一种。因此，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同一般历史研究法并无不同。(《经济史研究法》)

经济史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而历史的主体是人，因此，加藤繁只是把经济史放在社会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其研究是有必要的前提条件的，亦即不能脱离国民、国家和社会单独进行，特别在政治权力居主导地位的古代，独立的经济史是不能成立的。加藤繁说道：

国家生活中的经济方面的历史就是经济史。历史的本体是国家、国民的历史，故国家史、国民史是我一贯的主张。当然，历史有多种形态，有家史、村史，或者文化现象史(亦即文学史、美术史)等等。我以为，作为学术研究的历史的本体，应是国民史。经济史也一样，可以有不同形态的归纳，但是，其本体只能是国民经济史。国家是最强有力的经济单位，人的经济活动须在国家组织下方能完全实现，根据此事实，我的上述见解应是妥当的。

从古至今，经济从未单独起作用，它必须和其他文化要素相结合，获得支援和支持才能存立并发展。所以，我们研究经济史，不能过于强调其历史价值，不能用经济史去统率、制约一般的历史。我们应该以此认识来处理经济史实，才能发现其原来的面貌，成为完全理解整个国民历史的手段。(《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

所以，加藤繁并不认为经济史在历史研究中占特殊重要的地位，他只是把经济史作为理解人的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手段，他追求的是对历史(包括经济史)作人文的理解和阐释。这是加藤繁经济史研究的归结点。

正因为如此，所以，加藤繁对于西方理论持批判性吸取的态度，哪怕是来自师门的传授。他对于白鸟库吉服膺的兰克史学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

历史研究归根结底要求客观。兰克最积极提倡这一点。他认为，史家的任务首先是阐明一个个事实，排除想象，排除其他的理论学说，排除所有的政治上的主义和宗教上的教义之类的东西，从高处大处理解斗争者的意图。我们大致赞同他的主张。

但是，研究者的智识是有限的，我们虽然想全部吸收今日的历史知识，但决说不上是充分的，我们只是学习到今日历史知识的一部分而已。我们在研究某个事项、某个问题的时候，并不能充分知晓引起此问题的国家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事实，只能有部分的了解。要理解一件事情，必须知道它与总体的关系。因此，需要对总体的理解。为此，我们调动我们所有的智识，试图掌握对总体的理解，并以此进行特定事项的研究。然而，此总体理解毕竟是一种主观，这是历史研究中掺入主观的一种情况，而此类事经常发生。因此，在历史研究中绝对排除主观是不可能的，必须在某种程度予以容许。而且，主观因素因人及其学问深浅、见识高低而异，或接近或远离事实(客观)，我们可以努力做到尽量少掺入主观因素，且令主观因素更确实，更接近于客观事实。亦即不得已容许存在主观因素，但原则上应崇尚客观。说到客观，并不是要排除辅助学科，也要求正确理解国家、社会、民族和文化等。(《经济史研究法》)

由此可知，加藤繁对西方的理论并不盲从，有所取舍。对于兰克的史学方法，他有所批判，但在两个方面他吸收得相当出色，亦即始终从大处着眼，强调对总体的把握；在宏观视野下注重一个个事实的阐明，故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其考证大多遵循实证的方法，把东方史学考证之长，与西方理论相结合，这就是加藤繁学术生命力之所在，直至今日，仍不失其学术价值。

加藤繁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开拓性的，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这个领域，如今已蔚然大观。我以为加藤繁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和白鸟库吉的民族史研究，以及中田薰、仁井田陞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构成了东京学派中国史研究的三大支柱，影响至今，薪尽火传。然而，生前无望出版《中国经济史考证》的加藤繁，恐怕无暇存此奢望，他只是曰复一日地在学术深山中摸索着前行：“我如同在黑夜里提着一盏灯笼，刚能照到自己的跟前，就以明亮的心情踏上研究的道路。”

但是，学术界铭记着他。

《中国经济史考证》读书报告

　　蔡鸿生教授曾做过名为”从‘头’学起”的讲座，他以读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本书为例，提倡看书先看书名、序言、目录及开头第一句——而我以为蔡先生的深意远不止于此。读了加藤凡博士的著作《中国经济史考证》后，我真切地领悟到：在踏入任何一个学科领域进行研究之时，也应该“从‘头’学起”，即追溯学者们所关怀的问题的源头，追溯学术自身发展的路向；只有找到“源头活水”，才能“活处观理”。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常常只是零散地吸收一些学者们的观点，并满足于此；我们往往忘记了具体的论点是在怎样的逻辑及学术脉络里得来的，而仅以“自然而然”、“理所应当”等词语把某些逻辑、理论视为不言而喻的信念。

　　以1906年在东京大学撰写毕业论文“中国上古到唐代的土地制度变迁”为起点，加藤凡博士四十多年里一直在从事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日本他被尊为“研究中国经济史之第一人”，我们心目中许多大师都曾读过他的著作，从这种意义上说，即使在中国为其冠上这一称号，也不为过。

一

　　加藤凡博士的《中国经济史考证》共有四卷，我手头仅见一、二卷。博士的研究涉及货币、市场、信用制度、人口等方面，其着力最多的是在流通领域。令人惊奇的是，现在学者们讨论的许多问题，在二十时纪初博士就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唐代的庄园、唐宋时代的市、宋代的人口统计等研究深刻而富于洞见。在《汉代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别及帝室财政的一斑》中博士提出汉代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两个系统，及至后汉，光武帝推翻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分别运筹的制度，帝室财政让位于国家财政。这一研究“不仅与汉代财政制度有关，而且对整个制度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184页）宫崎市定博士的“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史林》18卷2、3、4、期，1933年）进一步分析了汉代赋与税的区别，“赋是作为对平民免除兵役的代价而征发的，最初作为田赋，同土地的所有额成比例，以后作为人民再征发的代价而成为人头税；所谓税，它的语义是使人民交纳收获物的某一部分的意思，而成为其中最重要部分的田租的租，本来是供祭祖的收获物，从为了领主的祭祀，人民出劳力来获取供祭祀用的谷物的方式(即助法)，逐渐成为领主的收入的田租”。（加藤凡：《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414页）关于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区别宫崎市定与加藤凡一致。西村元佑的《汉代的劝农政策——与财政机构改革的关系》（东洋史研究会，《中国经济史研究》，1968年）一文，论述了劝农政策由中央向地方移管与二元财政机构向郡县制结构的一元化两者相辅并行。山田胜芳的《关于汉代财政制度的一点考察》（《北海道教育大学纪要》，23期，1972年1月）《论汉代财政制度变革的经济原因》（《集刊东洋学》第31期，1974年）也继承了加藤凡的研究，指出秦汉财政结构从秦的皇帝家产的财政到汉初的二元财政，再到王莽时期一元财政的变迁。

　　在《唐代庄园及其性质由来》中，加藤凡博士批驳了中田薰《日本庄园的系统》（《国家学会杂志》第20卷1期，1906年）的观点。中田认为庄田是”在唐代的均田法逐渐崩溃，随着土地兼并的结果，大地主到处产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土地制度”，而加藤凡从分析庄、庄田、别庄、庄园等名称入手，指出”唐代的庄田、庄园的名称的确是到了唐代才显著起来，但它的实质在汉代就继续存在。”山根幸夫评价这一论文为”研究庄园的基础文献”（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421页）。其后，博士写了《唐宋时代的庄园组织及其成为村落而发展的情况》把租佃制的变迁与庄园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他认为”租佃制度从秦汉时起已经存在，但以后一直到六朝，还没有很大发展，农民的大部分是自耕农，而从后魏行到隋唐的均田法，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维持自耕农的制度，总之，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了佃农的增加和自耕农的减少；而到唐中叶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土地的兼并越来越盛行，同时，租佃制度也顿时蔓延到各地。而这种租佃制度的蔓延，是由庄园发展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上的。”（加藤凡：《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205页）紧随其后，学者们对唐宋庄园经济的研究一直长盛不衰。日本的研究有玉井是博的《唐代土地问题管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22年），冈田巧的《唐代庄园制度的发展》（《经济史研究》14期，1935年6月）。1936年8月鞠清远在《食货》第三卷上发表了《杜甫在夔州的襄西与东屯庄》。

　　《中国经济史考证》有关唐末到宋的一系列文章中，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唐宋时代的市》、《关于唐宋的草市》、《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柜坊考》等等让我们看到了唐中期以后货币的渗透和商业的发达，它们给地方社会带来的交易结构和流通手段的新发展，以及城市、农村结构的变迁。我认为，加藤凡博士的研究背后是在与欧洲的”经济史分期说”对话的。全汉昇先生在《中古自然经济》中提到德国历史学派权威BrunoHildebrand”以交换为标准作为经济史的分期，主张人类经济的历史分为次第相续的三个阶段：（1）自然经济时代（Naturalwirtschaft，Naturaleconomy）——这是物物相交换的时代。（2）货币经济时代(Geldwirtschaft，Moneyeconomy)——这时金属货币用作交换媒介。（3）信用经济时代(kreditwirtschaft，Crediteconomy)——这时最后以统一物或等价物清算，而先由信用进行货物的交换。”（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新亚研究所出版，中华民国六十五年三月出版，第2页）其实，博士的书中暗含着这种分期的观点，在此书中交易手段始终作为首先被考察的对象；而社会的变化都是以交换手段变化为前提来展开研究的。在关于”市”的论述中，博士指出：”市这个用语，有时指商店林立的一定区域而言，有时指买者卖者定时集合并进行买卖的那种场所而言。前者是商业区域，后者相当于欧洲的market，markt，marche等……从秦汉以至唐代，一般所谓市，就是前者。”(加藤凡：《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278页)坊市制的逐渐破坏与定期市的日益繁盛相伴而行，这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和面貌都已发生了急剧的变迁。尽管他没有像后来的学者skinner那样提出”市集体系说”，但谁能说后来许多史学家关于唐宋时代社会变迁的研究不是受其启发呢？提出问题的人往往是比进一步的研究者更让人尊敬的。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博士关于唐宋草市的评论”唐宋时代，所谓村墟乡落之间，在墟市、市集等名称下，举行定期市，在地方住民的生产品和都市的商品之间发生交换作用，应该认为这种稍稍繁盛的定期市是在草市、镇市举行的。”(加藤凡：《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335页)可见，虽然他考虑的主要是流通领域的变化，但是关注到当中国传统社会的交换关系突破了人为地域界限和严格的王朝管制后会依据怎样的方式运行，人与人之间结成怎样的关系，而社会的改变在经济领域又会产生怎样的投影等问题。在加藤凡博士的开拓性的研究之后，同时代的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颇多阐释。陶希圣先生于1936年8月在《食货》杂志第4期上发表了《唐代管理市的法令》，同年六月鞠清远先生在《食货》杂志第3期发表了《唐宋时代四川的蚕市》。而曾我部静雄的《唐代的柜坊》（《文化》第10期，1943年12月），《唐宋时代的草市》（《社会经济史学》第24期，1936年1月），佐藤武敏的《唐宋行会的新资料》（《中国史研究》第2期，1963年）等研究更可以视为对加藤博士研究的补充与完善。

　　我们不应忽略的是论文集中的这两篇不长的论文——《唐代不动产的”质”》与《柜坊考》。在前者，博士指出：”直到清中叶为止的质典不动产的收赎权永远存在的习惯在唐代已经存在，在唐代初年的均田制度下，不动产的质典是允许的，所以准许的理由，就是因为收赎机会永久存在的缘故。”(加藤凡：《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234页)在《柜坊考》中他提出”柜坊也许就是银行的开端”。(加藤凡：《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412页)这些论述都涉及我们今天极为关注的产权、信用等问题。因此，虽然文章篇幅极短，但都可看成别开生面、独具慧眼的杰作。

　　整个《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卷是以讨论宋代的问题为主的，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关于宋代货币的讨论。在有关交子的论文中博士不仅考证了交子的起源，并通过对益州和陕西交子的考证指出，它们”都是根据财政上的看法使用，不是由于民间经济的需要。”(加藤凡：《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53页)并在《南宋初期的见钱关子、交子、会子》一文中分析道：见钱关子、交子、会子之所以被相提并论主要”因为在财政上利用见钱关子和交子、会子类似”，”但从他们的性质来说，见钱关子究竟是期票，交子、关子是纸币。”(加藤凡：《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87页)虽然，博士在讨论中有经济史分期的关怀，但我认为他在考证交换手段变革的问题时，所持的信念的是：货币在什么原则下进行流通比货币流通本身更重要。长期以来，我们头脑中的观念是，纸币的使用代表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而期货的出现更是信用经济的特有现象。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是社会机体的发展过程，即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次第相序，但至少后来者会对原有的经济体系起分化、瓦解作用。然而，加藤凡博士展示给我们的是交子、会子等货币，甚至见钱关子这样的信用工具是怎样强化与润滑着一个传统社会的财政运作。

二

　　任何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必然会有其学术关怀与理论架构，这部名为”中国经济史考证”的书也不例外。实际上，博士是把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寓于考证之中的。这是一种沟通历史理论与历史事实之间鸿沟的高明的写作方式。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像陈寅恪、蒙文通这样的学者就是在提倡以”同情”为出发点，通过”上下左右”读书之法去认识古人、考证古事。这种”同情”取向的考据学恐怕是治史最高妙的境界，可惜，由于对学术大道的长久背离，今天人们已将其渐渐遗忘，并常常以不以为然的眼光视之。

　　正因为加藤凡博士是去”理解”历史，而非技术性的考证，所以他可以跨越文字障碍与文化隔膜，自信地认为“如果真正进入学问深处，外国人与本国人没有两样。”

　　最让我们叹为观止的莫过于博士研究的问题所具有的开创性与生命力了。这些研究之所以能历久而弥新，首先，在于它们都是在学术的脉络里提出来的；其次，博士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上的。通读本书，我们看不到大的理论建构，甚至很少看到他使用现代人的术语。他运用了大量让我们感到亲切的原始材料解释当时的社会，让我们明白当时的人面对的是什么，关心的是什么，也明白他所关怀的是什么。

　　在加藤凡博士生活着的二十世纪前中期，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但那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甚至影响到现在的整个研究。在二十世纪初，作为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建立以后的几十年里，最引起学者关注的应该算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讨论的焦点主要是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历史是否经过奴隶社会？春秋战国以后是否”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几个问题。其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和中国社会历史特点的认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最为久远。学者们构建了许多大的理论框架，往往不免陷入”公式主义”及用抽取的、支离的史料解释历史的泥潭。

　　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还应提到1932年11月，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它虽然冠以”近代”之名，实际内容包括古代，自第五卷起改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这个集刊背后曾活跃着一个不小的学术群体，我们所熟悉的许多学者，如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吴晗、张荫麟、夏鼐等都曾加入。1934年，梁方仲先生在该刊上发表了《一条鞭法》，1935年又发表了《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该刊创刊之时，正值故宫清朝大内档案发现，《集刊》还出版了关于大内档案的专号。

　　此外，陶希圣主办的《食货》半月刊在此时有很大的影响。这本刊物是以”社会是专攻刊物”自许的，其文章内容广泛，涉及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社会经济形态、土地制度、阶级关系、市场、货币……各个方面。在《食货》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很不一致，但相当一部分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者受其影响；陶希圣自己也以唯物辩证法相标榜。

　　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史学刊物也纷纷刊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一直把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作为刊载重点。中大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

　　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批关于经济史的专著，我想特别提到的是冀朝鼎先生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936年）。该书通过大量水利史料的分析，概括出”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基础。，这一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在研究经济史的重要阵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全汉昇先生的研究最为突出。本时期他研究重点是唐宋经济史，他的《中古自然经济》迄今仍是进一步考察我国中古时期与近古时期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基础。他的《唐宋帝国与运河》打开了了解整个近代以前中国社会变迁的窗口。我们在看他的著作时会感受到全汉昇先生的许多研究是建立在加藤凡的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在1944年，傅衣凌先生利用他于1939年在福建永安黄历乡发现的契约文书写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开创了中国经济史学利用民间文书，注意社区研究，把社会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考察的新思路。

可见，此时的中国经济史坛是非常生气勃勃的，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说加藤凡先生的研究仍比这些大师们的研究先行一步。今天当我们回顾上个世纪初学术的辉煌，以确定自身理解历史的眼光“从‘头’学起”的时候，从加藤凡先生的书读起，真是再切合不过了。

《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5期

豆瓣2010-12-28

来自: aaaati(让参差百态成为幸福的本源)

一、越南土地制度的概况

    通过访问，感觉越南的土地制度大体上是这样的：15年前，越南进行了土改，实行“土地国家所有+农户20年使用”，集体所有制不复存在了。理论上讲，在20年(期满后会再延长50年以上)之内，农民可以出租、抵押和买卖土地，也可以申请土地“农转非”后出让土地。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主要做法如下。

    在永福省(距离河内60公里)的郊区新筹乡，农户一般4-5口人，户平3亩多农地和150平方米宅基地。农民的土地是不能用来办“乡村企业的”，甚至稻田改作稻田养鱼或种水果都是不可以的，必须种植粮食(粮食价格为2人民币/公斤)。新筹乡农民的农地，是不能在银行抵押的(在越南的南部等地区可以，主要是有“农转非”预期或收入较高)，银行只接受农民的宅基地等非农地抵押，一般360平方米可以抵押贷款60 000 000越南币(越南币和人民币比价2 480：1)；农业庄园可以抵押， 360平方米可以抵押30 000 000越南币。越南农民贷款的官方月息为1. 7%以上。农地转租比较多，一般360平方米的年租金不会超过100公斤稻谷(360平方米的年生产总量为540公斤)；农地也有买卖，但很少，价钱差别很大， (360平方米)低的2 000元人民币，高的万元以上也有，关键看土地处于什么位置和政府有什么规划；在越南，农地可以向政府申请“农转非”(主要是建房)，永福省郊区农村，360平方米农地“农转非”后，农民可以获得4 000元人民币，政府可以获得10 000人民币的财政收入，办理各种证件的手续费和礼金等，大约需要40 000元人民币以上。“农转非”后的住宅用地，转手即可盈利2倍以上；大量的土地“农转非”，还是由政府统一征用。据新筹乡乡长介绍，全乡总面积700公顷，两年后将有400公顷变成工业区，工业区是省政府做的。政府要办工业区，土地征用价格是政府定的，和中国的土地征用补偿政策非常相似，亩补偿一般在20 000元人民币以下。对于政府大量征地，农民有抵触，但只能服从。笔者问，农民自己申请土地“农转非”办工业和商业可不可以，乡长说不可以(注：有钱有权人应该可以)。

    新筹乡的干部还带我参观了一个农民办的家庭砖瓦场(离乡政府只有1公里地，绝对不属于山西黑砖窑一类)，场主姓梁，年生产50 000片瓦。因为越南农村没有经历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时代，所以农村加工业很少见，土地“私有化”后，再用土地办乡村小工业非常难。年产5万瓦片的加工厂，一年可以收入15 000人民币。工人每月工资80元人民币(下雨休息)。女工对我说：一天工作10小时，月薪80元人民币。我不相信，重复问了三次。老板也说是80元月薪(我在胡志明市访问时，人们告诉我工人工资为200-500美元左右；在胡志明市内，工人工资为600元人民币以上)。我的眼泪不听话的留下来了。越南的村庄，没有集体建设用地，也没有机动地，农地不能改变用途(水稻地不能用来种水果和养鱼)，所以，砖瓦场的用土都要花钱买来。由于土地没有任何机动，(现在)新婚的年轻人要建房，必须花钱买宅基地，100平方米的宅基地，需要4万人民币(1亿越南币，我问了3次)，我再一次流泪了。如果越南的土地政策像中国一样——准许农民用稻田发展稻田养鱼或鱼池边上建猪舍养猪，或有集体建设用地办更多乡村企业，这样越南农民在农村就会有更多发展机会和选择权，农民的工价就绝对不可能只有80元人民币/月(不到中国农村农民工价的十分之一)。回到酒店，想起80元工资和4万元宅地，还是止不住泪水！

    越南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在加快，在访问越南《年轻人报》(越南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的时候，越南朋友多次问我，你们中国有没有强制廉价征收农民土地办高尔夫球场的，有没有无偿给外国人土地办工厂，我说有的。越南人说，越南也一样。我问，越南土地是“私有的”，可以自主买卖的，怎么会出现和中国一样的情况呢？越南朋友的回答是：虽然理论上说，20年内(或50年内)是自主买卖的，但因为农民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土地，还是很容易失去土地。

    在越南，由于不存在“增人增地。减人减地”的“土”政策，人多地少和人少地多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主义“耕者有其田”和“居者有其屋”的基本底线正在消失。很多农民非常恐慌。

    在越南，水灾越来越频繁，水系和道路遭到破坏是常见的事情，由于没有集体和土地集体所有制了，要恢复就只有等国家“恩惠”了。农民种地越来越不方便，灾害风险越来越高，且成本也越来越高了。为了阻止撂荒发展趋势，政府不得不实行免费水利服务。

越南农村缺乏规划，住房乱七八糟布局，农村建设规划受到土地“私有”的严重制约；当笔者向越南朋友介绍南街村、大寨村、华西村和周家庄公社等7 000个村庄的时候，越南朋友只知道小岗村，从来没有听中国官方介绍过这7000个村庄情况，非常羡慕这7 000个坚持集体经济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村庄。越南朋友自言自语：看来我们学中国改革比中国改的彻底啊！笔者问越南在任的官员，越南在2013年农民20年土地使用权到期之后，土地制度会怎么变化？越南的官员告诉我，不能等到2013年，最近1-2年要修改《土地法》，总的方向是“土地国家所有，农民长期使用”，使用权将再延长50年以上。笔者问，政府今后征地是不是仅限于公益用地，得到的回答是，国家征用土地也可以用于工商业，征用农民土地补偿会有所提高。这让笔者感觉越南的土地制度在由“私有”向“国有”转变。

二、中国和越南土地制度比较

    越南的朋友问笔者对越南的土地制度有什么建议，笔者说，笔者的国家正在召开三中全会，可能会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笔者是来越南学习土地制度的，不敢谈什么建议。在越南朋友的再三要求下，笔者还是对中越土地制度做了一些比较。

    越南在土地制度理论上，相对中国是有优势的，如农民进城可以出售自己的土地，但实际的结果是，农地并不值钱，农地价格不到大城市土地价格的1% (胡志明市、河内市等城市房价比北京、海上还高)，农民根本无法靠出售农村土地的收益购买城市的住房(1亩农地不够在城市买1平方米住房)，何况农民工不可能短期内享受市民待遇，因此，农民根本无法“退田进城”。绝大多数农民也许一生的积蓄只能在农村买宅基地(100平方米4万元)；又如，理论上讲，部分农民是有可能将自己的农地申请转非”的，是可以由农民转变为土地资本家的，但实际的情况是，土地“农转非”完全控制在政府和少数人手中，农民只有出售农地的份，或只能获得很少的“农转非”收益；再如，理论上讲，农民是可以用农地抵押贷款的，但实际上银行并不接受农地抵押(除非土地区位优势极佳)，且利息高得农民无法承受；再如，理论上讲，越南的土地制度更有利土地规模经营，实际情况是农民家庭所拥有的土地处于高度分散化状态，没有“集体”这个层面起中介作用，根本没法有效流转……是不是因为农民只有20年土地使用权的政策所致呢？实际上越南的所有人都知道，农民已经获得的20年土地使用权实际上不会再变了，现在是谁的，永久都是谁的，是“永久不变”了。很多理论上应该有的土地权利，实践中并不能实现，并不是说“使用权物权化”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农民的土地权利得到充分实现，需要有廉洁的政府，需要有产权实现的基础性制度体系，需要有农民组织的自我保护等等。随着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的解体，农民组织基本上解体了，村庄共同体在瓦解之中(尽管越南有全国性的农会，和共青团和妇联是一样的组织)。加上越南农村没有经历乡镇企业发展的时代，比中国农村要落后，怎么可能建立起私有产权实现的基础性制度呢？农民没有共同体(组织)，农民怎么可能阻止或对抗基层政府的腐败官员和黑社会、黑资本结盟呢？

    相对越南，中国的土地制度，至少有两大优势。

    一是农民集体所有制优势。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由4个部分构成：1)共同共有部分，如公共水塘、水系和公共活动场所等，这便利农民生活和生产，相对越南农村而言，大大节约了成本；2)按份所有部分，如基本农田和自留地等。所有权一人一份，体现公平；承包权(使用权)可以不平均占有，体现效率，但有偿使用——收取承包费。土地承包费按集体成员份额所有权平均分配。这有利于土地规模化、专业化经营，更有利于劳动力转移。更重要的是可以保障“耕者有其田”。3)按户占有部分：如宅基地。结婚就可以分配到宅基地， 2人也是一个宅地，3-4人也是一个宅地，是按户占有。相对越南年轻人要花4万人民买100平方米宅地，中国的集体所有制是可以守住“居者有其屋”底线的。4)机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部分。农民集体机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分配新婚人的宅基地、可以解决新增人口的口粮田，也便利发展砖瓦场、农产品储备库、禽蛋加工厂、养鸡场、养猪场、渔场之类的乡村工业和专业化养殖，为农民自主解决基本需求和消化社区内部矛盾有很大便利；还为保护农民社区共同体和村民自治提供了基础：如：为维护村庄共同水系、道路、公共生活场所、自来水、三提五统公共开支等提供了保障，越南正是由于没有了土地集体所有制，水系和道路一旦遭到破坏，就难以恢复。改善社区公共生活和维持社区自治，就更难了。和越南相比，中国土地制度的第二大优势是农民可以在“大农业”框架下，自主改变土地用途。如水稻田可以用于水产养殖，棉花地可以用于种植水果，甚至可以用农地盖农业生产房，等等，虽然也有限制，但限制不强。这有利农民适用市场变化调整生产结构，也有利农民在土地上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选择机会。这是中国农村居民在农村务工的劳动力价格高出越南5-10倍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中国土地制度在90年代以来的“深化改革”中，不是在完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一直在去集体所有制，已经产生了很大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征用农民的土地，补偿的是30年使用权，得到的却是所有权。同时，政府规定农民种地不向土地所有制(农民集体)交钱了，政府正在消灭《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和农民村社共同体。这个变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二是中国“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已经在不少地方造成了30%的“无地农民”或“有地市民”。中国政府好像不准备重新均分土地，以解决“无地农民”和“有地市民”的矛盾，如果在土地占有已经极不均衡的基础上，再延长承包期70年，会使中国的“无地农民”和“有地市民”越来越多，“无地农民”要给“有地市民”交租，这不利于农村和农业发展，也会使“无地农民”陷入非常贫困之中，还会使社区共同体功能丧失，将来一定会导致社会冲突；三是5%的机动地制度和土地均分制度在逐步取消，这会导致农村道路、水系等社区生产生活设施去“村庄共同体化”和新增人口住宅地“市场化”和“商品化”；四是土地“农转非”过程中的地租增值和土地资本化收益，农民不能得到，全部归了政府和工商业资本家。20世纪80年代农民日子和农村经济发展节节高，就是因为土地可以用来发展乡镇企业和社队企业，农民可以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和资本化收益；五是农村金融体制没有与土地制度配套，农民地权抵押不能实现。特别是不准农民的合作金融发展，农民土地不能优先在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内抵押，利息不能归农民。像越南农民贷款月息1. 7%以上，土地抵押实际上会使农民失去土地(中国农民种地效益太低，其收益不可以支付越南这样的高利贷)。

三、如何评价土地制度的好或坏

    在笔得看来，如果按照中国土地改革的方向，“有地市民”占有“无地农民”的土地农用地租，这个就错了；征用的是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补偿的却是农户30年土地农用使用权，土地“农转非”的地租增值农民得不到，这样的土地改革就不可取。土地“农转非”后，土地只能成为商人的资本，不能成为农民的资本，农民不能分享土地资本化收益，这样的土地制度就不可取。土地制度改革改的新婚农民没有宅基地了，就荒唐了！

    在笔者看来，评判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制度好不好，关键看这样几点：第一，农民是否获得分享地租增值收益和土地资本化收益的权利，是不是分享了全部的土地农用地租，是不是分享了“农转非”地租增值的50%以上，是不是拥有不少于25%的“农转非”土地的资本化权利；第二，是不是保障了“耕者有其田”和“居者有其屋”；第三，是不是有利于农民组织化和村庄共同体自治；第四，是不是有利村民退出村庄共同体和土地向种田能手相对集中；第五，是不是有利于新农村规划和建设(生产和生活)；第六，是不是有利巩固农民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第七，是不是有利村民在农民和农民工之间转换。

    符合这些标准，就是相对好的土地制度。

原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乌有之乡2012-1-2

　　内藤湖南是20世纪初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京都学派”的奠基者之一。他尝试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解决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对日本乃至西方的中国学影响深远的中国历史分期法和文化中心移动说，在中国史的研究领域内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完整体系，创立了风格独特的“内藤史学”。尤其是他的“宋代近世说”，即现在所谓的“唐宋变革论”，成为近百年来日本中国学界一面难以撼动的旗帜。

　　对于内藤湖南从中国历史的内部分析中国现在与未来的内在发展趋势的角度应该给予积极评价，但是内藤的文化主义立场，却使他轻视中国的民族主体力量，起到了美化日本经济侵略的作用【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理论被当作美化军国主义、为日本侵华行径寻找合理借口的言论受到过深入的批判。

　　然而，随着世界政治形势的剧变，特别是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开始瓦解之后，学术界内也出现了重新审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思想的潮流。而曾经成为批判对象的内藤湖南的中国历史观再一次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线，成为争议的焦点。近年来，尤其是在日本学术界，对内藤湖南的评价和赞美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王向远教授在《近代日本“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2】一文中指出，“内藤史学”是典型的侵华史学，其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不过是在寻找侵略中国的理论根据。另外，徐习文与谢建明两位先生的题为《从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看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3】的论文也认为，“内藤史学”客观上为日本侵华起着献计献策的作用，乃至于在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殖民色彩。因此，对于我国的新一代历史学者来说，不能盲目地崇拜内藤湖南的理论贡献，在借鉴和利用内藤湖南学术成果之时一定要把握住某些原则。

　　从事内藤学术思想研究的学者往往习惯按照先“宋代近世说”、后“文化中心移动说”的顺序对内藤湖南的历史理论进行阐述。例如，钱婉约博士在《内藤湖南研究》一书中把“宋代近世说”列为第四章，把“文化中心移动说”列为第五章；夏应元先生的文章《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也是先介绍其“中国历史分期法”，而后介绍“文化中心移动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先因而后果，即由“宋代近世说”推演出“文化中心移动说”，但是从两个理论形成的时间来看，却是先果而后因。实际上，从内藤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也是先有“文化中心移动说”，后有“宋代近世说”。把握住这个顺序，才能准确地捕捉到内藤历史理论的思想和学术的根源。因为从后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为了寻找其“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历史证据，内藤才把眼光投向上至殷商时期下至清末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在对中国的各个朝代的特质进行了一番仔细的对比分析之后，他发现，唐宋时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从而得出了“宋代近世说”这样一个结论，或者说，是在历史中为其“文化中心移动说”找到了理论“根据”。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阐述历史与政治之关系，仅欲从学术角度，按照时间顺序分析内藤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脉络，以求把握内藤湖南历史理论之全貌，同时揭示出其内在的本质与联系。

　　1.日本的天职说与文化中心移动说的提出

　　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之后实行的一系列富国强兵政策，国力得以日渐增强。尽管如此，与中国一样，日本依然面临着列强的虎视眈眈，同样有着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在中国尚且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日本渐渐失去了联合中国对抗西欧列强侵略的希望，转而专注于增强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然而，在主张“脱亚入欧”，实行全盘西化的大背景之下，以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为首的政教社开始倡导“国粹主义”的运动，他们对浅薄但却占据主流地位的全面欧化主义提出异议，担心在推行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有失去自我的危险，提出“日本应成为日本人的日本，而非西洋人的日本”的主张【4】。就是说，日本应该实行近代化，但是不能因此牺牲日本固有的文化。正是国粹主义者的出现，才使得日本在明治、大正时期能够保持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平衡，走上独特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这是国粹主义者在保存日本传统文化方面作出的历史贡献。

　　国粹主义者在忧心于日本未来的同时，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动向。正如对中日文化同种的认同一样，他们认为中日两国的未来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日两国目前都是内外交困，同样面临崩溃的危机，但是“日本无论在文化传统还是天然资源方面都很匮乏，而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很富有。如果日本能够给中国一定的刺激，并从中国获得精神与物质上的资源，那么黄种人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5】。

　　内藤湖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关注中国问题的。他在政教社机关报任职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一些并未收入《内藤湖南全集》），对中国走向改革和近代化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改革有四种可能的模式，一是通过战争进行改革；二是通过殖民地化进行改革；三是通过中国人自己进行的改革；四是通过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的合作进行的改革【6】。然而，无论哪一种模式，日本都应该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被内藤表述为日本的“天职”。

　　美国学者佛格尔在分析了这些文章之后指出：“1888年2月25日发表于《万报一览》上的社论《小世界》有几个引人注目的地方。第一，内藤在这篇社论中首次提及中国历史。第二，首次在出版物中利用历史来分析同时代的事件。第三，对日本政府、西欧列强和中国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第四，把日本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尽管社论的大半部分都是在讲中国的问题，但是议论的核心依然着眼于日本的未来。具有如上特征的《小世界》是之后四五十年内藤湖南为报社撰写的众多社论的原型。”【7】

　　其实，这不仅仅是内藤湖南日后时事评论性文章的原型，也是他的独特的历史理论开始萌芽的阶段。而“着眼于日本的未来”，正是我们在研究内藤中国史观时一个不可忽视的着眼点。

　　1894年夏，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内，内藤湖南发表了《所谓日本的天职》、《朝鲜的经营》、《地势臆说》、《日本的天职与学者》等四篇社论。在《所谓日本的天职》中，他热情地赞扬了日本军队的胜利，主张对中国实行强硬军事手段，同时明确地阐述了所谓“天职”的含义，他说：日本之天职乃日本之天职也，不在介西洋文明传之支那，弘之于东洋，亦不在保存支那旧物而售之西洋，而在于使我日本之文明、日本之趣味风靡天下，光被坤舆。以我立国于东洋，又以东洋诸国支那为最大，为之则必以支那为主也。【8】

　　钱婉约博士在《内藤湖南研究》中认为，内藤的天职说与盲目的对外强硬主义的“武力占领说”有本质的不同。然而，这篇社论却不能让我们看出内藤湖南对战争的看法与“武力占领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尽管内藤在《朝鲜的经营》（有热情歌颂战争的词语，未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中说，“留一军警卫义州，则鸭绿江以南，民皆得安堵，而扶植邻邦之目的已成大半，经纶东洋之事业，亦就其绪”【9】。但是准确地说，主张把武力的行使限制在朝鲜半岛的提议，并不是因为他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其真正的目的在于提醒日本政府与军方不要因为头脑过热而失之方略，从而保住其已经取得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他在战后发表的一系列指责日本政府在三国干涉下放弃辽东半岛，没能在外交上保住战争胜利果实的社论（未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中，也能看出他并不反对日本政府通过战争手段攫取海外殖民地。

　　2.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形成与运用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使内藤更加确信拯救东方是日本被赋予的历史使命，并且力图从理论上证明这种使命的天赋性。这反映在1894年11月发表的《地势臆说》之中。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提出了文化中心移动说，又在数日后发表的社论《日本的天职与学者》一文中对这一观点的内容和时代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发表在《大阪朝日新闻》上的社论《地势臆说》一文中，内藤湖南先以日本历史中上自神武天皇下至明治维新时期，政权依次由九州向近畿、大阪和关东迁移为例，说明地势与人文之间的关系。他在引用清人赵翼的“长安地气说”之后分析道：

　　赵氏独论长安，而未说长安之前又有洛，言禹贡九州，其开化之源泉，发自冀豫两州之间，盖资于黄河之利。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皆冀州之地，殷都亳，豫州地也。避水患迁相迁耿，复归于亳，均未出二州。周虽兴于西酆镐，仍以其为天下之中而营于洛，朝会诸侯，二州所生文物，郁郁乎告大成。【10】

　　接下来，又借鉴明人顾祖禹的“燕京论”论述说：

　　长安之地气，则代洛阳而兴雍州之人力者也。其西周以来，以及于唐，达极盛之运，如赵氏所言，李世民实起于陇西，乃土著之族，与初之姬氏同也。赵氏以为，唐末衰微，以其王气歇于此。然赵宋继起，艺祖实有都于长安据形胜之志也。因太宗之谏，明知后患而都于汴，故此时长安之地气，不可谓全尽。若其燕京，赵氏以为东北之气积所生，虽地势有然者，至于其人文，则未能然也。夫燕京之建始于辽，而金、元、明、清皆都于此，然明顾祖禹则有言曰……朱明之居于此，乃于燕棣篡位之后，非太祖之旧。顾氏论其失计曰……故所谓东北之气积云者，若论托其权力之所，言其形胜则可，若以其人文，则向往集中之所，别有所在也。【11】

　　就是说，与赵翼的看法不同的是，他认为自西周至唐末，中国的重心在长安，但是宋代之后，虽然政治中心北迁燕京，但是文化中心却分离了出来。接下来他又受到计东的《筹南论》和章潢的《南北强弱论》的启发，认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后逐渐南移至江南，政权在北方不断更替交叠之时，文化中心却一直在江南地区，广东地区在这个时期逐渐被包纳进中国文化圈之中，进而成为文化中心所在地。而论述的最后，内藤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文化中心今后将移向何方？

　　仅仅一周之后，同样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内藤又发表了题为《日本的天职与学者》的社论，暗示文明的中心最终将由中国转移到日本。文章的一开始便说：“日本将大有受命之所，识者审之久矣”，并对日本历史上的文治武功进行了一番赞美。之后，继前述的“地气”说和江南“中心”说，接着说，“文明中心移动之际，后之中心必于前之中心有所因承，有所损益，前者之特色或失，故代之以后者之新特色”。他又以人的幼年、壮年、老年来分别比喻不同民族之强弱，暗示日本是强壮之民族，而中国则日臻老境。值此之际，“而连接前后两个文明之中心之人，即学术之士，更须稽古揆今，以创造新思想”；提倡“其在野学者，早赴亚细亚大陆探险，收集学术新资料，于学理之上，亦有尝试发奋创立新说者”，如此，以武力难得之于西欧者得之于学术，日本将“成就东方之新极致，以代欧洲而兴，成为新的坤舆文明之中心”。【12】

　　1897年内藤的首部著作《近世文学史论》付梓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论中，他进一步分析了文化与风土和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化中心的形成与移动。这是他利用“文化中心移动说”对日本近世文学的变化所作的一次尝试性的分析，或者说，是用日本近世文化的发展史来印证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

　　尽管内藤湖南借用赵翼等人的学说，得出了日本将取代中国成为东方文化的中心这样一个结论，但是，却还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地证明它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内藤湖南首先试图从中国内部寻找原因。他首先把目光投向清朝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继而又把眼光投向更为久远的年代。这便是产生宋代近世说的根源之所在。

　　3.宋代近世说的提出及其意义

　　宋代近世说，也就是具有内藤湖南特色的中国历史分期法的首次明确提出，是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一书当中，之后又通过他的几部重要著作和论文致力于这一理论的完善，而成熟的标志则是发表于1922年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但是，这一学说的源头却要追溯到1907年或更早的一段时期。1907年内藤湖南进入京都大学任教，开设史学科，讲授清史、东洋史和中国上古和“近世”史等课程。这也是他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尝试构建其历史理论框架的开端。从1907年到1915年的九年时间里，他连续在京都大学讲授清朝历史的课程。他在仔细地分析了清朝的兵制、财政、思想的历史变迁之后发现，造成清朝衰落的诸多社会弊病早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前便已埋下祸根，于是他又把搜索的目光投向清朝以前的整个中国历史，以求找到中国未来之发展方向的线索。他在《支那论》绪言中说：

　　支那发生革命骚乱之际，我在京都大学的特别演讲中，论证了清朝衰亡的原因。……由于是对衰亡的预先判断，故求其原因于清朝一代……此番立论乃是循清朝之旧迹，展望新时代之建设方向，故此必须通论支那自古以来、尤其近世之大势……【13】

　　正如他在《支那上古史》绪言中说的那样，“余所谓东洋史乃是支那文化发展之历史”【14】，他认为应该按照文化发展的大势来划分和分析中国历史。他说：

　　欲为真正有意义的时代划分，则须根据支那文化发展的波动来观察大势，从内外两方面进行考虑。第一，是由内部向外部发展的途径，即上古的某个时代发生于支那某个地方的文化，逐渐发展并向四周扩张的途径。宛如投石池中，水波向四周扩散的形状。第二，再反过来看，支那文化向四周扩散，由近及远，促进其周边野蛮种族的新觉醒，而彼等种族之觉醒的结果，时而出现强有力者，其势力反过来向内部施加影响。这又如水波碰到池塘四壁后反动回来的形状。而这种反动不是经常以相同的年数持续出现，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间歇而来，不断地给支那的政治以及其他的内部状态带来显著变化。第三，是第一和第二的副作用，水波时而越过堤岸流向附近区域。陆地方面穿越中亚，开辟了连接印度与西域的交通，将印度及西域文化带到中国；后来又自海上经印度洋联系西方诸国，此即所谓历史上产生世界性波动的重大交流的开始。但是，总体而言，乃是第一和第二两种作用周而复始，其间产生了文化上的时代特色。按照这种特色进行时代之划分，是最为自然合理的方法。

　　基于上述理由，他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期　上古——从开天辟地到东汉中期

　　第一过渡期　从东汉后期到西晋

　　第二期　中世——从东晋、五胡十六国时代到唐中期

　　第二过渡期　从唐末到五代

　　第三期　近世前期——宋元时代、近世后期——明清时代

　　其中上古时期是中国文化产生和形成，并从一个地方逐渐向周边地区扩展的时代。在第一过渡期，这种中国文化向外部的发展逐渐停止下来。所谓中世，是指周边民族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开始觉醒后，其势力开始向中国内部产生反动性影响的时代。第二过渡期是前述外来势力在中国的鼎盛时期。【15】

　　通过上述对中国历史进行的一番带有强烈目的性的研究和考察，他认为中国历史在唐宋时期发生了重大的质的变化，故此中国的近世并非开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而是开始于宋代。

　　内藤在1909年的《支那近世史》讲义的开篇中，对此前按照时代来划分中国历史的方法持否定意见，他说，“支那的近世应始于何时？一般的方法是按照时代来划分。这虽然便利，但从史学角度而言却未必正确。从史学上来说，近世不仅是指年代上距离现在较近，而是必须要有形成近世的内容”【16】。而所谓“近世的内容”，内藤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贵族政治渐趋衰落，君主独裁政治代之兴起。

　　内藤认为，在宋代之前的贵族政治时期，君主与人民之间有贵族阶级存在。政治由贵族全体所拥有，而君主不过是比公侯等官爵高一级的存在而已。从大的方面说，君主是贵族阶级的私有物，从小的方面而言，它只处于其家族的私有物的地位。故此，宋代以前的历史中多有废立天子和弑逆事件的发生。直至唐代，宰相仍拥有牵制君权的巨大权力。五代时期，贵族阶级的势力受到极大打击，日趋消亡，使得宋代之后的君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没有了贵族阶级的存在，君主便直接君临万民之上，不再受到其他阶级或集团的掣肘。宋代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再设置宰相之职，或即使某段时期有宰相的称呼，也是形同虚设。君权被神圣化、绝对化，成了高高在上的存在。

　　(2)人民地位的变化。

　　六朝时代，人民不过是贵族阶级的奴隶；隋唐时期，人民是国家的佃农。而与此相比，在宋代之后，人民拥有了财产的私有权，并且开始有了人身上的自由，而人民地位的变化和贵族阶级的消亡对地方政治的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掌握某一地方的官职不再像以前那样实行世袭制，辗转迁徙任职于各个地方的地方官员对地方的管理，便不得不依赖于出身于地方乡绅的“吏胥”阶层，由此产生了君主与人民的直接对立，这便是近世政治的形态。平民主义的抬头和地方政治的形态，成为内藤日后提出中国适合于共和制而非君主独裁的理论根据。

　　(3)选举制度的变化。

　　贵族政治时期，实行荐举制，即九品中正的门阀主义。隋唐时期尽管实行了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但是大多数仍然出身于门阀，没有完全摆脱贵族意识的束缚。而在宋代，尤其是王安石变法之后，开始为庶民阶层走入政坛打开方便之门。到了明代之后，出身于庶民的官员更是大量增加，庶民于君主独裁的时代有了获得官职的均等机会。

　　(4)朋党的性质。

　　尽管唐宋两代均有朋党之争，但是截止到唐代的朋党，多由姻亲关系结成，属于贵族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而宋代以后的朋党则是围绕不同的政治经济立场而产生的。

　　(5)经济上的变化。

　　唐代以前用实物纳租，主要实行实物交换。而到了宋代，货币经济十分发达。唐宋之交，亦是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换的时期。

　　(6)文化性质的变化。

　　经学上，从唐中期开始对传统的注疏产生怀疑，出现了新的解释。宋代以后，这种倾向发展到了顶峰，阐发经书中的新义成为普遍的潮流。

　　文学方面，出现了古文运动，一改六朝以来流行的骈体形式，提倡自由的表现手法。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促进了唐宋文学的繁荣。宋元时代，白话小说以及元曲的出现，使得文学不再是专属于贵族阶级的精神财富，开始走向平民化。

　　艺术方面，唐代以前盛行浓重色彩的壁画，后逐渐转变为色彩淡雅的水墨画卷轴，从而也使得艺术从高堂庙宇走入平民出身的官吏之家。

　　音乐方面，唐代及以前的舞乐以音乐为主，舞蹈为辅，并且所需人数众多，极尽繁复，主要用于贵族的仪式。而唐代以后开始吸收外国的简单而多样的音乐形式，舞蹈也出现写实的风格。而宋代出现的杂剧，则越发的适合平民口味。【17】

　　至此，内藤湖南的有关中国历史的理论框架已经清晰起来。他首先提出了日本的天职说；随后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认为中国的社会文化已经步入老年时期，文化中心将由中国转移到文化上尚处于未成熟阶段的、富有朝气的日本；继而他又向历史中去寻找理论根据，创造出宋代近世说，以证明这种文化中心的移动是历史文化的大势发生变化的自然结果。在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之后，内藤又把这一顺序反过来论述，文化中心在中国历史的上古、中世及近世的时代变化中逐渐由北方迁移至南方，最终由中国转移到日本，这是上天赋予日本的历史使命，因此日本必须承担起“拯救”中国命运的大任。

　　但是，我们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内藤的理论构建过程是结论先行，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另外，从内藤的著作中可多处见到“自然地”一词，而并未对某一社会现象变化和发展的内在原因加以阐述。例如，“其时，中国的贵族并非因制度而从天子那里获得土地与人民，其家世自然地作为地方的名族，产生自永远存续的关系之中。当然，这缘于其家数代之前都出官吏之故”【18】。谈及王安石变法时又说，“唐中期，这一制度（指租庸调制）自然崩坏而变成两税法”，“因为对政府和人民均有利，自然地得以施行”【19】。内藤视这些历史现象为自然而然的变化结果，忽略了宋代君权的扩大是由于“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手腕以及各种“祖宗之法”的持续执行，更没有从经济或其他角度去深入地分析论证产生这些现象的内在要求与动力。或许是由于内藤要从一个更为高远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历史的缘故，他在构建自己的历史理论时使某些细节部分变得相对模糊，但终究难以拂去浓重的主观主义色彩。

　　4.内藤湖南历史理论的现实意义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内藤湖南的上述理论呢？内藤湖南的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当代的历史动向，这也是内藤史学研究的基本态度。他在构筑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同时，也不断地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和预测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其主要著作，如1912年出版的《清朝的过去和现在》（《清朝衰亡论》）、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1924年出版的《新支那论》以及一系列有关时事的评论文章，都是他的中国史观在时局问题上的具体表现。

　　在初期，内藤对中国的关注是以关心中国的时局与命运的温和面貌出现的。1899年内藤湖南首次到中国，其间会见了严复、文廷式、罗振玉等名士。他在与文廷式的对谈时说：

　　借重兵力，不过一时权宜之计。贵国革弊之事，固非一时权益所能济。所以先生认为借用日人，以一定成立办理各事，所言甚是。但是日人了解贵国情弊者毕竟不多，而且如果一概依敝邦成例行之贵国，不免枘凿不容。台湾之事，殷鉴不远【20】。

　　钱婉约博士在引用了内藤的上述发言后说：“这里可以看到，内藤对于中国的改革，是持友好和平等支持的态度的，并无武力干涉之侵略野心。”但是这种结论似乎言之过早。

　　早在1896年2～3月间，内藤就发表了《读宋史》一文，文中以北宋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时关于领土问题的交涉，来比喻日本与俄国对辽东半岛的争夺。众所周知，澶渊之盟是宋朝廷委曲求全以自保疆土，而日俄之间的争吵却是源自争夺在华利益的矛盾。需要注意的是，内藤还没有在这篇文章中提到有关宋代近世说的任何观点。【21】

　　1898年12月23、24日，发表的《非战论》也并非是批评政府的战争行为，而是责备日本政府在外交上的无能，使得日本在三国干涉下没能保住辽东半岛这个硕大的战争胜利的果实。

　　佛格尔在分析《内藤湖南全集》中没有收录的社论《北京城的沿革》时说，内藤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叫做“卧游生”的笔名，“卧游”意为趴在地上一边看地图，一边想象着身临其境去观光旅游，“生”则为青年或学生之意。由于这篇社论写于1895年底，正是甲午战争胜利的余音未绝之时，或许内藤暗示将来有一天北京也许会改个名字，成为日本的城市而载入地图。【22】结合内藤湖南的其他言论，我觉得佛格尔的话并非是没有根据的想象。

　　在中国尝试进行由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诸多努力失败之后，内藤更加确定日本应该在中国的改革中发挥一定作用。但是这必须要以能够给日本带来利益为前提。1909年，内藤就说，“支那人是劳动的国民，但不是工业国民”，中国有着丰富的工业资源，其中大部分有助于日本的工业发展。【23】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是应该回到帝制还是应该走向共和，内藤尝试从中国历史的波动大势中去把握中国未来发展的轨迹，他把目光投向一千年之前的中国历史去搜寻与现实相联系的蛛丝马迹，从而提出宋代近世说的观点。内藤在《支那论》中说，清末的政治、经济、文化诸种形态早在宋代之后便已形成，并把带有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的时代定义为近世，并从近世的各种形态，例如平民主义和乡团的存在中找到共和政治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从而主张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应该实行共和制而不再是君主独裁的体制。他对中国的政体到军事、财政，甚至领土问题提出如下建议：一、政体是建立在“乡团”联邦基础上的“共和制”（国际共管）。二、军事上地方自保，不设国防军，这样虽然无法抵御外侮，但是国可破，地方不能入。三、财政上，海关盐税交由日本或他国管理。四、领土上，新疆、西藏将独立，为了节约统治成本，还应该放弃于财政上有害无益的东北地区。【24】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是为了证明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而产生的。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经过发展和扩张的幼年、青壮年时期后，在文化上达到顶峰阶段的宋代之后开始步入老年时期。对于文化上步入老年时代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维持文化的存在和延续，而政治起到重要作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无需拘泥于政治委于何人之手，因为中国近世的各种弊端的存在，使得由中国人自己掌控政治只会使局面越来越糟糕；创造出辉煌文化并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显赫地位的中国人没有必要涉及政治这种并不高尚的工作。【25】

　　对于日本的经济侵略，他则辩解道：“近年来支那人担心会步朝鲜的后尘，为日本所吞并，有些神经过敏了，其实大可不必。中国人的能力比朝鲜人优秀得多，大可对存亡之事放心。”【26】

　　1910年代期间，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不断膨胀，内藤湖南的言论也开始变得不再遮遮掩掩了，他说，中国在面临危亡之际，讨论“收回主权”和“独立自主”都是没有意义的，“其国家之存立与否，与人民之幸与不幸没有关系”【27】。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中日就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进行交涉之际，内藤说，日本对山东铁路的管理，恰好是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一个良好的开端。他建议日本政府在处理山东问题时，“从别的意义上根本解决支那问题，不承认支那是一个成立的国家。实际上由于时至今日也不算是一个成立的国家，因此日本应该为了东亚的和平，把处理支那问题的事务承担下来”。“对支那应该采取的手段，要更加深谋远虑，充分并真诚地考虑能够给日本带来幸福的支那之幸福，除此之外便得不到根本的解决”。【28】也就是说，他的所谓解决之策，最终要对日本有利，否则即使是对中国有利而对日本无益，哪怕是对日本虽无益也无害的办法也不能接受。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领土主权的要求日益加深，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这让内藤湖南无法容忍，他以“为支那人考虑支那之事”的姿态自居，嘲笑中国的五四运动领导者们是一群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之辈。他认为，“支那之今天，第一应维持共和制，第二应向外国人开放政府机关。如此保证支那之安全，进而维护东洋之安全和平。而确立共和制，中国需要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的帮助”【29】（《支那时局之私见》，《外交时报》，1916年5月）。而日本的帮助，可以在中国各地开办教育事业，传授中国青年人有关工业原料的知识，如此中国便可开发天然资源提供给外国，尤其是蓬勃发展中的日本，但是不必开设带有某种政治意味的学科（《支那的外国人教育设备》1920年1月1日，全集5，第117～127页）。

　　而“列国的共同管理对于支那人民来说或许是最为幸福的，支那人也会渐渐承认这是有意义的。而对于中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像给痢疾患者更多的食物一样，除了浪费，一无用处。由外国人接管政治已是当务之急”【30】。

　　1921年，内藤在题为《支那人眼中的支那未来观及其批评》【31】（1921年11月，全集8，第164～168页）的社论中重提“天职说”，只是改用了“使命”一词。他重新提及文化中心移动说，明确东亚文化中心由中国广东转移至日本。而外民族的侵略会给中国文化的堕落与停滞施以粗犷的疗法，给中国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国际共管则可以矫正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人也会充分地接受外国人的可贵之处，他主张由外国人和中国人分管政治与文化的体制。

　　内藤在1921年12月的《支那的国际管理论》【32】中更加露骨地说，“今日世界之重大问题乃是支那问题”，“列国与支那之关系，或如日本，欲以之为过剩人口移住地和原料供给地；或如美国，欲以之为资本投入地；或如英国，欲以之为产品倾销地”。【33】完全暴露了他所谓日本对中国提供帮助的本质，其实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1922年1月，他在《所谓支那者为何物耶》一文中绝口不提当年日本在三国干涉之下不得不放弃辽东半岛之事，反说中国在沙俄的侵略之下，几乎失去了在东北的领土主权，“幸亏依靠日本的力量稍微得以恢复”，如果没有外国的帮助，不久之后，政治上，中国不但会失去对边境地区的控制权，还将失去对国内的统治权。经济上，中国占有宝贵的天然资源，妨碍对资源的开发，是有损于世界人民之共同利益的【34】。为此，不管中国人愿意不愿意，哪怕是用武力也是必要的。他说：

　　为了开垦大块田地，就要开凿灌溉用的沟渠，而疏通沟渠的中途，时而会遇到地下的大岩石，这就需加之以大型斧头或炸药。但是不能把爆破和破坏土地当成目的，而忘了真正的目的在于田地的开拓。当今日本的国论就忘了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将来应走的道路，把作为一时应急手段而采用的武力说成是侵略主义或军国主义，这是在自我贬低。【35】

　　不但堂而皇之地主张在别人的家园里使用武力，而且批评日本国内的反战言论是自我贬低，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狡辩。

　　在《新支那论》中，他再次运用其在中国历史分期法中使用的论点，认为历史上周边民族对中国的统治，非但没有导致中国的灭亡，反而刺激了中国文化的新觉醒，屡屡使中国文化衰老下去的生命返老还童。因此，“应该看到”　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具有使濒死的“支那民族之未来生命得以延长的莫大效果”【36】。既使中国觉醒起来，也只需在文化方面的觉醒，而这种觉醒还不能有富国强兵的要求，只需保持原有的文化即可，把政治交由日本管理，成为日本的傀儡，经济上成为日本的工业原料供给地。“支那如若渐渐觉醒起来，回归到本来的支那，就需要丢开几十年来执著追求的富强之梦，保持其原有的文化，并思考如何增强其对于文化弊害的免疫性”【37】（《回归支那》）。

　　纵观内藤湖南整个学术生涯中的著述和言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内藤湖南苦心构建的历史理论明显是为其政治观点服务的，并且对当时的日本对华政策乃至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在分析和研究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史的理论时必须关注的一个前提条件。

　　注释：

　　【1】增渊龙夫：《日本近代史学史中的中国和日本2》，1963。

　　【2】《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3】《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4】《新杂志与新闻》，《万报一览》173号，1888年4月15日，《内藤湖南全集》1，筑摩书房，1979，第440～441页。

　　【5】佛格尔：《内藤湖南——政治学与中国学》，平凡社，1989，第64页。

　　【6】佛格尔：《内藤湖南——政治学与中国学》，第64页。

　　【7】佛格尔：《内藤湖南——政治学与中国学》，第64页。

　　【8】《内藤湖南全集》2，筑摩书房，1979，第135页。

　　【9】佛格尔：《内藤湖南——政治学与中国学》，第64页。

　　【10】《内藤湖南全集》1，第119～120页。

　　【11】《内藤湖南全集》1，第120页。

　　【12】《内藤湖南全集》1，第126～133页。

　　【13】《内藤湖南全集》5，第307页。

　　【14】《内藤湖南全集》10，第9页。

　　【15】《内藤湖南全集》10，第9～13页。

　　【16】《内藤湖南全集》10，第347页。

　　【17】《内藤湖南全集》10，第347～359页。

　　【18】《内藤湖南全集》10，第347～348页。

　　【19】《内藤湖南全集》10，第352～353页。

　　【20】《内藤湖南全集》2，第65页。

　　【21】《内藤湖南全集》6，第166～172页。

　　【22】佛格尔：《内藤湖南——政治学与中国学》，第87页。

　　【23】《内藤湖南全集》4，第446～448，451～453页。

　　【24】《内藤湖南全集》5，第305～408页。

　　【25】《内藤湖南全集》4，第542～546页。

　　【26】《内藤湖南全集》5，第12～16页。

　　【27】《内藤湖南全集》5，第12～16页。

　　【28】《内藤湖南全集》4，第505～510页。

　　【29】《内藤湖南全集》5，第110～114，117～127页。

　　【30】《内藤湖南全集》5，第148～151页。

　　【31】《内藤湖南全集》8，第164～168页。

　　【32】《内藤湖南全集》5，第153～158页。

　　【33】着重号由本文作者加注。

　　【34】《内藤湖南全集》5，第159～163页。

　　【35】《内藤湖南全集》5，第514页。

　　【36】《内藤湖南全集》5，第512～513页。

　　【37】《内藤湖南全集》8，第181页。^

文章来源：史学研究网转贴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0年第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