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丹·斯莱特和埃丽卡·西蒙斯合作的《关键性前因》一文，推动了比较政治学质性研究方法的讨论。两位学者之所以选择质性研究方法作为文章主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相对于定量研究方法的蓬勃发展，质性研究方法相对落后；第二，以历史为导向的比较政治研究在学界受到的关注太少，学者们大多抱怨此种质性研究推理效率低下；第三，现有的历史关节点框架未能推进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反而阻碍了知识积累和因果推理。为推动以历史导向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有必要更有义务去发展历史关节点框架。为此，两位学者创立了“关键性前因”这个概念来完善历史关节点框架。

　　所谓关键性前因，就是历史关节点之前的因素或条件，这些因素或条件与历史关节点期间的因素相结合产生了差异化的结果。关键性前因是先行条件的一种类型，与其他三种类型（描述文本、竞争假设、相似背景）是有区别的。描述文本不去解释因果关系。竞争假设的因果效应是直接的，即是结果变量的直接原因。相似背景指的是研究案例之间的相似点。关键性前因可以用来解释因果关系；它对结果变量的促成是间接的和组合的，也就是要通过其他变量或者与其他变量相组合才能实现结果变量；它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先前差异。总结来说，关键性前因是用来解释因果关系与历史关节点期间的因果因素相结合的先在差异。关键性前因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它的因果价值必须要和历史关节点相结合，才能显现出来。

　　关键性前因发挥作用的前提在于，必须把历史关节点看作研究对象发生差异的具有路径依赖效应的分化点，而不是偶然的历史选择。关键性前因发挥作用的机制主要有两个：一是直接作用于历史关节点期间的因素，通过这些因素间接发挥作用，造成结果变量的产生；二是作为条件性原因，在关节点之前就各有差异，使得关节点期间的因果变量更容易发挥作用，研究对象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概括言之，关键性前因发挥作用的机制表现为两大特点：间接和联合。但第一种机制容易陷入“无限推理”。

　　就关键性前因和历史关节点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从因果权重来衡量二者是不正确的。二者都是解释结果变量的重要原因。关键性前因只是对历史关节点框架的补充和完善，不是要替代它。

　　关键性前因的研究价值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超越历史关节点选择的争论，学者们对历史关节点选择在何时总是争论不休，关键性前因的引入会平息这些争论，使得学者们发现真正促使研究对象发生差别的是关节点之前的关键性前因。第二个方面是为一些竞争性解释找到了共同点，从作者所给的中美洲民主化和印度种族暴力的例子来看，此方面的价值和第一个价值类似。尽管学者们从不同方面寻找印度骚乱的原因，但在关键性前因领域可以找到彼此的共同点。第三个方面是为可控性比较提供了现实基础，尽管在南非和巴西都存在社会分裂和政治分裂，但程度上的不同这一关键性前因，解释了这两个国家的种族冲突。

　　总体来看，两位作者引入的关键性前因，确实引起了我们对历史关节点框架的反思。这无疑推动了以历史为导向的比较政治研究。但两位作者对关键性前因这一关键概念阐释不详。他们只是将关键性前因界定为关节点之前的因素和条件，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去寻找和判别关键性前因。而且，他们只是将关键性前因与其他三个类型的先行条件作比较，却遗漏了最重要的比较——与历史关节点的比较。不过，我们期望比较政治研究中能出现更多的方法论上的创新和争论，而这恰是该文被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授予2007年最佳论文奖的原因所在。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科学研究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02月22日总第418期

第一节　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环境史的诞生是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客观要求和许多学科知识不断积累相结合的产物。

　　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欧洲人登上北美大陆到1920年代。欧洲人以“世界是为人创造”的理性精神和“我为上帝，万物为我”的价值观为指导，对北美进行疯狂征服。与此同时，深受欧洲浪漫主义和美国超验论影响的H．梭罗主张人要尊重其他生命体。1890年，边疆的终结预示着国家权力指导的征服完全击败了梭罗倡导的人与自然同一和谐的田园梦想。以G．平托为代表的一批官僚知识分子提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聪明利用和科学管理”的功利主义环境保护思想（Conservation）。这一主张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接受并发起了资源保护运动。然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是J．缪尔把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结合起来的超功利的自然保护主义（Preservation）。第二阶段从经济大萧条和尘暴开始。尘暴和旱灾迫使美国人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重新反思主流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并开始改变传统的价值观。生态学是德国科学家E．海克尔在1866年提出的，但在它的美国化过程中，F．克莱门茨1916年出版的《植物演替：对植被发展的探讨》是一个里程碑。他认为地球上每个区域的植被都经历了从幼小不稳定状态发展到复杂平衡的“顶极”、形成“顶极群落”的生态演替过程，生态学正是研究这个过程，因而生态学家也是自然史学家。大平原的顶极群落是原始草原，但在19世纪末完全被外来群落破坏，那是因为美国人输入了由随意开发自然的价值观指导的、大草原不能适应的农业系统。因此生态学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A．利奥波德揭露了纯粹由政府包办或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环保体制的片面性，从生态学出发构建了内部结构是生物区系金字塔的土地共同体，强调其中每个成员都有继续生存的权利、人类只是其中一员、必须尊重其他成员和共同体，倡导用审美道德观念指导人们的行动，以保护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稳定和美丽。1962年，R．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指出在我们时代人类面I临的主要问题是环境污染。DDT不仅能杀死害虫，还危害那些食用了经过食物链染上DDT的食品的人类。核试验和核战争不仅威胁人类的生存，还会渗透到遗传细胞中，造成发育的变异。卡逊的著作激起了全民环境意识觉醒和声势浩大的环境主义运动。生态学的普及客观上要求研究环境史，环保运动的发展也要求历史学家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

　　许多学科的发展为环境史的出现储备了知识基础，提供了必要条件。考古学不再只对挖掘文化遗存感兴趣，还开始使用环境科学的技术和方法探讨古人怎么生活、如何利用技术进步适应环境。环境考古学的形成给环境史学家探讨史前史和没有文字资料记载的历史提供了方便。地理学从环境决定论向可能论的转变和194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出现对科学的环境史的形成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1]R．布朗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历史地理》中不但强调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处于不断变化中，还着重探讨了

　　由于人的活动引起的某一地区在历史时期发生的巨大变化。[2]人类学发展出了与生态学相结合的生态人类学。它着重探讨人及其文化通过资源分布、生产方式、繁殖方式和消费方式与环境发生的关系。生态人类学给环境史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它把文化引入了人与环境关系史的研究。[3]新社会史的“自下而上”和注重普通人生活的方法突破了历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精英人物的传统，为环境史中以“草根”方法（Grass roots approach）研究地区史和生物区域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历史学研究一改过去只注重“明显的历史”（Manifest history）[4]的风格，出现了强调环境因素的新现象。美国边疆史学派在1950和60年代虽然已过F．特纳学说的鼎盛期，但仍然吸引着年轻的历史学家抛弃环境决定论，改用现代生态学、环境学对边疆问题和美国文明的成长进行新的解释。这是环境史之所以在美国诞生的内在基因。K．魏特夫在政治立场上是反共的，世人皆知，但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的“治水社会”理论对环境史研究有重要启发，这一点也不能忽略。他认为，环境与人都在不断变化，环境通过人的活动与社会互动，促使社会结构重建，进而导致专制主义。历史学的这些变化为环境史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由此可见，环境史的诞生本身就是多种学科研究发展和深化的结果。环境史的发展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专业团体和杂志的变化；二是研究范围的扩大。环境史诞生后，发展势头迅猛，成果纷纷涌现。1970年春季学期，纳什教授首次在加州大学开设了“美国环境史”课程，选课学生达450名。环境史终于挤进大学的课程目录，进而成为必修课程。1973年，当时供职于新泽西技术学院的J．欧皮开始策划筹组专业学会。1974年，一批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利用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开会之机，坚定地离开美国历史学会，组成“美国环境史学会”，不久还公开出版了自己的专业杂志《环境评论》和内部交流刊物《环境史通讯》[5]。时任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P．柯廷虽然对此不满[6]，但亦无可奈何。这实际上是美国历史学开始从整体的“和谐”史观向“碎化”和多元化转变的客观反映。

　　《环境评论》的首任主编是J．欧皮。他苦心经营，设计规范和方向，在该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1983年，丹佛大学教授D．休斯接任主编，给杂志注入新活力，并把它改成季刊。在这一时期，美国环境史受政治影响较大，着重研究环境保护运动史、荒野的概念，目的是通过评估人类社会对环境的破坏来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1986年，W．罗宾斯担任第三任主编。1988年，J．欧皮再任主编，于1990年把杂志更名为《环境历史评论》，1996年与“森林史学会”主办的《森林和资源保护史》合并为《环境史》，由H．罗斯曼任主编。在这一时期，环境史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接纳了城市史、伦理史等领域的某些新成果；在理论上采用混沌理论、盖娅学说、种族、阶级、性别等方法；还对本领域进行严肃的自我反省，致力于理论整合。这反映了美国历史学1980年代后转向“综合”和国际化的新变化。另外，在环境史的发展过程中，几本杂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的《太平洋历史评论》和《美国历史杂志》分别在1972年8月和1990年3月设环境史专辑。美国环境史的研究范围和内容不断扩展。从论题上看已涉及各方面，讨论的问题也在不断深化。[7]

第二节　1990年前的美国环境史研究

　　随着环境保护运动在美国的蓬勃发展，美国的环境史研究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在1990年前，美国环境史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了以下问题。[8]

　　环境史的定义。经过多次讨论，来自不同领域的美国环境史学家基本上认同环境史研究的是历史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指出它不同于以往的人类历史，不能把所有的历史资料都纳入研究范围；它的主要学科意义在于扩展历史研究的范围，重构历史；使用的主要方法是跨学科研究。

　　美国环境保护史。主要研究美国人在进步时期如何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政府通过建立环保机构、颁布行政法令、议会通过立法来恢复已受破坏的环境，保护濒危的自然。说明保护环境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当代环境主义的发展提供历史基础。[9]但也有激进派学者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基本威胁是社会失序，环境问题只是借口，历史学家应抓住根本问题。还有学者把美国环境保护史分为生物中心型、经济型和生态型三种类型。

　　美国的自然观及其思想家。探讨美国思想家对自然和环境保护的认识，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崇拜自然，白人移民到来后开始把人与环境进行二元对立。1960年代环境运动兴起之后，美国人重新找回生态学家和进步时期思想家的智慧，如F．克莱门茨、H．梭罗、J．缪尔、A．利奥波德、G．平肖等，廓清了环保思想史中的美学派（非功利性自然保护）和效率派（聪明利用的功利性资源保护）和公平派（在对属于全体公民的资源开发中实现公平和民主）。其中前者与后两者存在着内在矛盾，时常发生冲突。公平是效率派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只是达到公平的手段。[10]

　　美国人对环境的破坏及其造成的可怕后果。白人移民从一踏上北美大陆就开始改变原有的景观，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造成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依次展开的严重生态退化和环境破坏。对1930年代大草原上的尘暴的研究证实了人类的生产活动是造成环境灾难的主要原因的结论。[11]

　　与同时期美国史学的发展和1990年后环境史本身的发展相比，本时期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第一，本时期环境史研究的主题更多地集中于农村自然环境，注重对农业生态史的探讨。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D．沃斯特认为，环境史就是要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由于农业发展比工业革命更早地改变了生物圈，因而环境史主要研究农业生态史，以此来发现自然的内聚力、模式和整体性。[12]这个观点是总结了20年的美国环境史研究后得出的，因而也得到了许多环境史学家的支持和响应，如提出“生物旅行箱理论”的A．克罗斯比。[13]农业生态史模式试图以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主线，甚至想从中找出美国精神的内核及其积极和消极的方面。显然，这和环境史的诞生深受边疆史学派的影响大有关系。它重视对西部和农村的荒野和自然资源开发和保护史的研究，忽略甚至排除了城市环境在环境史中的地位。因此，本时期的环境史是不全面的、有空白的。

　　第二，本时期的环境史研究偏重于政治环境史和文化环境史的研究。政治环境史主要研究白人男性精英在环境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在议会的辩论、形成的压力集团以及如何执行保护政策。文化环境史主要研究关于环境的思想和知识之演进。由此可见，本时期环境史研究主要是与传统的政治史和思想史进行交叉，与差不多同时兴起、蓬勃发展的新社会史、技术史并未进行有效的借鉴和融合。

　　第三，本时期的环境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突出表现了“碎化”分散、地区化研究的特点。1960年代，美国新社会运动方兴未艾，各种亚文化和非主流群体颇受历史学家的关注。史学家片面强调所研究的主题的重要性，环境主义运动中各派别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这种形势客观上要求环境史研究关注一个一个的小问题。美国历史学界似乎也形成了对越来越小的问题或个案进行越来越多的分析、似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更有学术价值的风气。在环境问题研究中，各地区的小生境千差万别，当代环境主义中的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势头强劲。这也促使环境史研究更重视区域特点。这种过度专业化、多元化和区域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新概念和新知识，但过度的碎化必然造成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严重忽视综合，对环境史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对全球环境史等一系列全局性重大问题缺乏创建性研究；二是对于一些综合性著作嗤之以鼻，认为它无法促进研究的发展。本时期唯一可见的一本由J．M．皮图拉著的《美国环境史》，也被认为是综合了别人的个案研究成果的教科书。[14]

　　美国环境史研究的这种现状，显然难以适应学科深化以及1990年代美国社会和环境运动发展的要求。1980年代，新社会史研究达到高潮，其各分支学科的研究范围也扩及环境，逐渐打破学科界限，向环境史渗透。环境史的发展也不能无视新社会史的新成果、新理论和新方法，更不能拒绝与新社会史的交叉。里根和老布什执政时期，为了满足资本家和下层劳工的利益要求[15]，强行降低有关环境标准，甚至废除一些环保法规，出现了官方环境主义的倒退（Green Backlash）。但这却激起了民间、非主流环保运动的大发展，过去曾被忽视的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妇女等社会群体积极投身环保。这在客观上要求环境史研究降落民间，采用自下而上、注重普通群众的研究方法，进而形成一些新的研究热点。美国史学界也展开了呼唤综合的大讨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B．贝林在1981年度的主席致辞中明确指出，美国史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再是深化以往的专门化研究，而是在消化吸收已取得的各项研究成果基础上，加以提炼、深化进而写出综合性著作。这一争论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美国人感到自己的国际责任增大，美国的环境运动也转向更多地关注全球性环境问题。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环境、区域环境只是全球环境这个统一整体的一部分，美国人不仅仅是美国人，还是“地球人”，大家共同生活在不可替代的“地球号宇宙飞船”上。当然，美国人意识的这种变化含有很大的霸权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环境史提出了综合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新要求。

第三节　1990年后的美国环境史研究

　　美国的环境史研究为满足自身发展和现实社会的要求，迅速调整了研究课题和方法，形成了新的、深度交叉的次分支学科，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为了叙述方便，下面将从城市环境史、环境种族主义史、环境女性主义史、环境技术史和综合研究五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一）城市环境史研究

　　城市史在美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部边疆开发完毕、美国城市化宣告完成之时。但它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大约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1953年成立了美国城市史学会，次年出版了学术刊物，城市史课程也进入大学课堂。这时正是美国城市开始郊区化的时候，城市史就是在城市衰落时研究它的成长、衰败和未来的；认为城市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环境变迁等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城市史重在探讨从乡村到城市、不同职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城市的集体主义和频繁的流动性正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城市史是在边疆史衰落后对美国精神的新探索和补充。与重在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环境史不同，城市史主要研究城市和人工环境（built environment or human-made environment）。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城市选址时，人们首先考虑的是那些当地环境适宜运输、便于供水和废物处理、易提供粮食、原料等的沿河、湖、海地带。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理想目标改造原有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引入新的动植物物种，建成新的人工环境和小生境。这是城市史和环境史结合的客观基础，但要真正实现交叉，尚需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的各自深化和边界模糊化或打破学科界限。

　　早在1969年，研究城市规划和设计的历史学家P．J．施密特就出版了《重回大自然：城市美国的阿卡狄亚神话》一书，探讨了设计师F．L．奥姆斯代德的城市建设思想，即最好的城市是在连接人造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同时，既能满足人的生物要求，又能满足人的社会要求。这本书从思想史的角度首次研究了城市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此后城市史相继从城市规划、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关系、技术和城市的新陈代谢、城市中的社会、性别和政策问题等角度对城市与环境的关系展开深人研究。但直到l994年，城市史学家C．M．罗森和J．A．塔尔合编了《城市史杂志》的“环境与城市”专辑，才打破了城市史固有的理论藩篱和学科界限，使城市史从理论上接纳了自然环境，也提出了城市即人造环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地球环境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断。[16]环境史学家也在积极努力探索。1980年，M．V．麦乐西编辑出版了《1870—l930年美国城市的污染和改革》一书，从综合治理城市环境污染的角度切入，把城市纳入了环境史的研究范围中。1993年，他在《环境史评论》上发表了“城市在环境史中的地位”一文，从理论上扫清了城市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点之障碍，对D．沃斯特的农业生态史模式进行反动和修正。认为把城市仅看成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的观点是不对的，在农业社会就已有城市存在，它对生物圈的影响和农业对自然环境的改变一样重要。另外，城市本身就是环境空间，人工环境虽然与自然环境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环境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纯粹原始的环境状态在许多地方早在数百万年前就已不存在了。[17]环境史学家S．P．海斯也认为，环境史研究有两个大问题，一是人类对环境施加的压力，二是这些压力的后果。城市是考察这些压力的一个理想的概念载体。因为，城市人口拥挤，给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负担，同时也产生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新思想、新价值和新机构，因而要想从更广范围理解这些问题，就必须把关注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社会及其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张力。[18]城市史和环境史在理论上的突破以及史学家的研究实践宣告，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城市环境史在1990年代初诞生了。

　　代表城市环境史研究水平的主要有以下四本著作：W．克罗农在1991年出版的《自然的大都会》探讨了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上城市和乡村的共生关系，从城市利用和剥削外部自然资源即环境的角度探讨了城市环境主义。这种城市环境史的模式应看成是一种过渡形态，因为它还未把大规模工业化造成的大量环境问题作为城市环境问题的中心来研究。J．塔尔1996年出版的《探索最终污染地》以在城市污染中历史最悠久、影响范围最大的水污染为重点，把城市环境污染作为城市环境史叙述的主线。R．B．斯蒂芬森在1997年出版的《伊甸园的幻象》中，从环境大背景探讨了城市设计的历史发展，展现了社会由于盲目追逐建立在无限制的资本主义扩张和个人利润基础上的伊甸园梦想而破坏该地区美丽的景观和复杂的环境系统的历史。但作者没有反映出城市各阶层、各集团在讨论设计方案时所依据的不同城市环境观。A．胡莱的《环境不平等》从城市社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研究城市环境史，发现不同种族、阶级由于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不同而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引起对环境的不同感知，形成对环境主义的不同态度和参与程度，呼吁实行环境民主。城市环境问题与政治发展的关系被有机地融合进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可以说，这四本书初步体现了城市环境史的基本内容和理论建构。[19]

　　城市环境史研究作为一个次分支学科，虽然历史不长，但已显示出蓬勃发展的前景。美国城市环境史学家仍在不断进取，积极开拓一些潜力巨大的研究领域。这些课题包括，环境认识在城市政治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家庭生活与环境条件的关系以及对被破坏环境的恢复等。其中比较城市环境史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除了对美国各种类型的城市环境史进行比较外，还要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进行比较，使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国际化。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之外，还要结合口述史、影视史学的方法，从听觉和视觉上丰富城市环境史研究，使之更有可读性和吸引力，进而为城市的发展和环境问题的治理提供历史依据和经验，最终实现J．A．塔尔关于历史学家指导政策制定者的梦想。[20]

　　（二）环境种族主义史研究

　　环境种族主义（environmental racism or eco-racism）一词是由美国“争取种族正义基督教会联合会”的执行主任B．F．小查维斯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是从有色人种绝大部分居住于环境恶化的区域这个事实中概括出来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白人种族主义在环境规划和决策中发挥了作用，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上被强化。以白人为中坚的主流环境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种族歧视，并未触及这一严重问题，只有有色人通过环境正义运动解决了环境种族主义，美国的环境问题才能得到根除。[21]

　　环境种族主义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是美国环境主义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1982年在北卡州的沃伦县，非裔美国人封锁了运往该县有毒废弃物倾倒地和填埋点的垃圾运输通道，激起了全国性的有色人种反对环境种族主义的斗争。随后在各有色人种社区形成了各种各样争取环境正义的草根团体，领导民间的环境正义运动。该运动认为，主流环保组织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团体，不但“以不惜任何代价消灭公害为名，全然不顾有色人的需要和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削减或阻碍那些雇佣有色人的工业和经济活动”，而且“一直在继续支持保护那些远离工人阶级尤其是有色人种社区环境的政策”。[22]由此可见，环境正义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民权运动在环境运动中的继续。1991年10月，六百多个有色人种环境团体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袖峰会”，通过的“环境正义原则”和一些著名领袖的发言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环境问题是与五百多年的殖民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不平等交织在一起的，因而环境正义运动的目标是使导致其社区、土地被毒化、种族被灭绝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重新自由化。达致这个目标的前提条件是重新解释生态和环境问题，因为有色人种认为环境就是自己生活、工作和玩耍的地方，因而他们并不关心濒危物种，而是关心保证健康的生存条件，因为有色人种才是濒危物种。他们的斗争范围很快从“不在我后院主义”（NIMBYism）转变为“不在任何人后院主义”（NIABYism），这当然也包括墨西哥等欠发达国家。环境正义运动的发展向环境史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前所述，环境史研究的重心从农村自然环境转向城市人工环境后也不得不严肃面对城市中的有色人种和阶级差别这一困扰美国多年的大问题了。

　　种族史的研究也逐渐拓宽了范围，开始研究不同种族的生存环境演变的历史。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种族史研究在美国有悠久的历史。1960年代以前，它的理论先后经历了从种族主义排斥论到熔炉论、归同论和多元论的转变。19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不但改变了黑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也改变了种族史研究的理念。少数族裔史不再强调本民族对美国文化的贡献，要求得到保护和特殊优待，而是挖掘本民族的独特性，形成新民族主义，进而提出“多元一体”的新理论，引起了关于通过保护这种本身隐含着歧视思想、同时又造成了“逆向歧视”后果的手段来达到各种族平等的“平权法案”的存废的激烈争论。在这个争论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共识，即少数民族首先必须享有一般的、基本的人权，族体属性是第二位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构成了基本人权，因而种族史研究开始介入环境领域，并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新社会史把黑人重新推到美国历史的中心舞台后，黑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备受重视。

　　美国种族史和环境史学家对环境种族主义史早有涉及。例如，W．克罗农1983年出版的《土地上的变化：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分析了殖民者如何通过殖民掠夺和统治用资本主义的景观取代土著的生态系统的历史。A．W．克罗斯比1986年出版的《生态帝国主义：900—1900年欧洲的生物扩张》从更广阔的范围论述了欧洲殖民者如何从生态上征服世界上广大的温带地区。虽然这些研究都很深入，但对环境种族主义史进行理论界定和开拓的是M．麦乐西在1995年美国环境史学会的拉斯维加斯年会上所做的主席演讲“平等、生态种族主义和环境史”[23]。这一点也可从美国环境史学会年会分组讨论中关于种族议题的增加得到印证。1989年的奥林匹亚年会只有一个小组涉及种族问题；1991年的休斯敦年会有两个；1993年的匹兹堡年会没有；1995年的拉斯维加斯年会全部四个小组都论及环境史中的种族和民族问题，这是环境史学史上的第一次。此后环境种族主义史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研究课题。

　　从已发表的论著来看，环境种族主义史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成果：第一，环境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同种族对此有不同的理解。白人统治者总是想用自己的环境话语取代其他种族的环境话语。B．D．林奇考察了拉丁裔美国人环境话语与盎格鲁美国人环境观的不同，发现拉丁裔美国人的自然景观中包括人，而且是可以再生产的；盎格鲁美国人认为人与环境是分离的，人可以支配自然。以盎格鲁美国人的思维来考察环境灾难对拉丁裔的影响，不但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还会人为地淹没拉丁裔关于环境的声音，影响美国环境话语发生根本变化。第二，各种族在环境上是不平等的。在这个问题上，环境史学家大量利用社会史和计量史学的方法，深入调查分析了这种状况的历史形成过程及其原因，辨析了种族和阶级的复杂关系。R．D．布拉德编著的《正视环境种族主义》是对《在南方倾倒废弃物》一书的补充和扩大。它把对环境种族主义的考察范围从美国南方扩大到全国，甚至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涉及从印第安人保留地到城市贫民窟的有毒废弃物、废弃物处理设施选址、城市工业污染、儿童铅中毒、杀虫剂对农业工人的危害、废弃物出口等环境问题，把环境种族主义的形成追溯到了殖民过程中的种族征服和帝国主义环境思想。当然在环境种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工业界达成的一些制度性安排使有色人社区处于受环境恶化危害最大的境地。但并非所有的有色人都完全生活在污染严重的环境中，也并非所有白人都适当避开了污染的环境。这里的关键变量是贫穷，因而环境种族主义是种族与阶级交织的产物。第三，揭示了主流环境运动的白人中产阶级特征，分析了有色人种环境正义运动的动力和性质。D．E．卡马乔编著的《环境不公正与政治斗争》一书，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指出环境正义运动是社会和政治不公正在环境领域激起的反应。环境种族主义不仅是个环境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环境正义运动的目标不仅要改善有色人种的生活环境，更要变革以财富和权力为基础的美国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精英模式。促使环境正义运动发展的动力来自工业化和种族不平等，是经济的不平等和种族偏见把越来越多的低收入有色人种推向加入环境正义运动。第四，环境主义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争。与种族与阶级问题相联系，贫苦的有色人种信奉和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而主流环境组织更多地是提倡生态中心主义，这也是传统的环境权与人权之间的矛盾。B．R．约翰斯顿在《谁付代价?》中指出，环境正义运动从政治上强调人权，但实践人权可能加重全球变暖、臭氧层损耗、人口过多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主流环保组织重视环境的内在价值，其保护环境的努力造成了部分穷人生活难以为继，人权遭到损害，因而这两种思想都有片面性。历史告诉环境主义者，以其中任何一种为指导推动环境运动都只能使环境不平等加重。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新的思维。[24]

　　环境种族主义史研究是在环境正义运动的推动下不断深化和迅速发展的，但要想继续顺利发展，尚需认真处理好以下问题：一是要建立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明确主要分析工具，种族和阶级在环境问题上的一般理论是什么?与此相应的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释这种复杂的关系?二是环境种族主义史是从有色人种的角度考察美国环境史，这是它的新颖之处，但把环境正义运动与主流环境运动、把有色人种的环境观与白人的环境观截然分开就产生了环境问题上的民族分离主义之嫌，也就割裂了有色人种这个部分与美国人这个整体的关系。三是要深入研究有色人种的环境整体论是否能够有助于改变目前“帝国式”环境观造成的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改善有色人种恶劣的生活环境。

　　（三）生态女性主义史研究

　　美国史学界在19世纪末就开始零星关注妇女问题，但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妇女史是随1960年代的妇女运动兴起的。一般来说，妇女史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妇女撰写的历史（the study of history by women）；二是关于妇女的历史（women’S history）；三是用女性主义观点撰写的历史（feminististory）。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妇女史是指以女性主义为指导撰写的关于妇女的历史。“女性主义”一词最早产生于19世纪的法国，是通过重新发现和肯定妇女价值、提高女性地位、争取两性平等的理论和社会运动。女性主义理论经历了从强调生理性别（sex）到强调社会性别（gender）的转变。妇女史的研究从重在探讨生育、性、家庭关系以及女性中心主义的“她史”（HerStory）转向反对男女对立、把妇女与阶级、种族联系起来研究的新妇女史。

　　1970年代兴起的环境史似乎与妇女史是两个没有关系的不同领域，但70年代新社会运动中出现的生态女性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 orEcofeminism）却把两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生态女性主义一词是法国女性主义者F．奥波尼在1974年首次提出。它是环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促使两者融合的接榫点是对父权等级制的反对。它认为统治自然和统治女性都是男性中心或霸权（Androcentrism）的结果，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从历史、语言、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对父权制以及与此相关的理性、二元论、进步发展观等进行全方位的颠覆，进而达到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和谐共生。妇女史开始研究妇女在现代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尤其是少数族裔妇女对草根的环境正义运动的参与和领导作用。环境史则追根溯源，研究历史上的妇女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科学革命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分离等。但真正把二者从理论上整合在一起的是美国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史学家C．麦茜特发表的“性别与环境史”一文。[25]她认为，D．沃斯特提出的生态、生产和认知分析框架，缺少一个性别的维度。只有融人性别分析，才可从男女两性的角度对上述三个概念做出新的解释。当然，这个分析框架还需要加入一个再生产的概念，它不但指生态系统各要素的生物性再生产，还指人的社会性再生产。再生产与前三者是辩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只有这样，在环境史这一幕全球生态戏剧（Ecodrama）中才能出现不可缺少的女主角，只有男女主角都具备的环境史，才是一出完整的生态戏剧。[26]

　　生态女性主义史一经诞生，便迅速发展，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人文和社会科学形成强烈震撼，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妇女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根据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K．J．沃伦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出十种联系：历史关系，认为历史上金属工具的发明使女性退出生产的核心位置，同时增加了男人对环境的破坏能力，进而建立起对妇女和自然的父权制。概念关系，认为逻辑结构上的二元和等级关系（理性／情感，思想／身体，文化／自然，人类／自然和男人／妇女）形成了统治关系，出现了压迫性的父权制概念框架。社会经济关系，认为对妇女的身体和劳动的剥削与对自然的剥削具有相同的性质，因为两者都是不生产剩余价值和利润的非生产性工作，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是一种忽视自然的“更新”和妇女为满足基本营养而进行的工作的“恶性发展”（maldevelopment）。语言关系，认为语言因其能反射出背后的权力而在概念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方文化习惯于把妇女等同于动物，而动物低于人，因而动物化的妇女劣于人类，女性化的自然低于从属于男性的文化，语言是维持对女性和自然统治的关键。象征和文学关系，从古希腊神话到现在的大众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妇女和自然之间的隐喻关系，把自然比作阴性的、会生育的母亲，把未开垦的荒地比作处女等。经验性的关系，从一系列妇女被强暴、环境被破坏、吃肉、狩猎、动物试验与妇女处于社会底层、任人宰割等等经验事实中发现妇女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真实的、活生生的、可感受到的经验性联系。精神和宗教关系，认为在犹太一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传统中存在着统治和地位身份的等级金字塔。在关于创世记的叙述中，女性和自然就处于从属和弱势地位。认识论关系，它挑战西方传统的认为自然是可以被客观、独立、理性的观察者进行客观认识的被动客体进而形成客观知识的观点，认为观察者在等级结构中的社会地位才是理解和评估认识的关键，因而要像先前想象的那样客观认识对自然的统治和对妇女统治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的。相反，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自然和妇女）都是积极主动的，认识的知识内部存在多种未定的可能性。其中有一种是从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的角度来认识妇女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知识。政治关系，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一系列有关妇女和环境健康、反核反战、争取动物权利等行为刺激下产生的草根政治运动，其目标就是解构压迫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重建更可行的正确处理性别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伦理关系，认为生态伦理可以消解把人与自然、男人与妇女、情感与理性、思想与身体对立的二元论，形成使二者联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统治体系的转型。[27]

　　第二，妇女与自然关系的转型。在古代，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这种关系在某个时候发生了转变，形成了父权制的对自然和妇女的统治，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解释。C．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认为，在16、17世纪以前，人们把自身看成是身处其中的有限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将自然视为神圣的东西，因而盛行万物有灵论和生殖崇拜。地球的形象是养育者母亲，在希腊传统中是盖娅（Gaia），在基督教中是夏娃（Eve），在尼罗河畔是伊西斯（Isis），但科学革命以后，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大发展，自然有机论（Organicism）逐渐让位于二元论、机械论和征服与统治自然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仅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还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一般都采用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形式。这种世界观不仅在理性主义的故乡欧洲得以确立，还扩展到了全世界，促使阿卡狄亚式的田园理想向帝国式的征服行为转化。[28]R．艾斯勒在《酒杯和刀刃》中提出另外一种勰释。认为在畜牧业的父权制侵入之前是和平的农业文明。酒杯象征农业社会以人与非人自然之间的温情关系为特征的合作、和平和平等的伙伴关系；刀刃象征具有侵略、暴力倾向的权力关系不平等的男人统治的社会。刀刃被神话，能取得统治地位者被认为有男子汉大丈夫气概，否则被认为太软弱、有女人气，因而是社会制度的变化形成了男性统治女性和自然的父权制。[29]

　　第三，妇女在自然资源保护中的作用。殖民者到达北美大陆之前，印第安妇女通过种植玉米与大地相互作用生产了大约85％的食品，殖民地白人妇女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从事田野劳动的机会减少，工资劳动和家内劳动增多。妇女和乡村田园变成了远离工厂和城市污染的理想避难所，同时中产阶级妇女也有足够的时间从事自然的教学研究和荒野漫游，进而积极参与19世纪末开始的自然和资源保护运动。全国有100多万妇女联合行动拯救国家的森林、荒野和野生动物，游说建立国家公园。在进步时期，美国妇女也以教育群众、鼓起公众舆论和确保良好生活条件为目标积极参与改善大众健康和卫生的运动，成立了诸如“纽约妇女市政联盟”、“匹兹堡烟尘消除委员会”等组织，反对把烟尘污染当成是进步和经济成功的象征。[30]另外，美国黑人妇女也在20世纪初相继成立了“萨利斯伯里有色人种妇女市民联盟”和“亚特兰大邻居联合会”等组织，积极要求改善城市黑人的生活条件，为本地的环境卫生、照明、下水道、水源和休闲娱乐场所的改善而请愿。

　　第四，妇女在当代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生态女性主义史学家分析了各族妇女在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不同理念和作用，通过解析女性在1970年代以来的涉及环境的立法中的投票记录，发现妇女因为是母亲而更关注家庭，男性因为是经济生产者而更关注竞争和理性，因此女性比男性对关注环境更有兴趣，尤其是可能影响自己家庭的本地环境质量。[31]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不同种族的妇女因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所处的地理或城市位置的不同而对环境的看法有所差异。在反对有害废弃物的抗议斗争中，白人妇女开始时强烈信奉用民主解决环境问题，但不久就对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大失所望。黑人妇女对政治制度持怀疑态度，往往把反废弃物的斗争与民权联系起来。土著妇女与黑人妇女一样，对政府缺乏信心，但比其他妇女更多的囿于自己的宗教和社会之内。由此可见，妇女争取环境正义最终会与反对更广泛的种族、阶级和性别不平等的斗争合流。[32]另外，生态女性主义史学家还非常重视妇女领袖在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例如L．利尔的《蕾切尔·卡逊：自然的见证人》就从环境主义运动兴起的大背景探讨了卡逊的著述和行动，研究了她见证自然的动力、她在男性世界遭遇的种种困难以及她的思想对美国甚至全世界环境运动的影响。[33]

　　第五，善待地球：前现代环境观与后现代环境观的关系。在前现代的环境观中，由盖娅、夏娃和伊西斯代表的自然是活生生的和真实的，但不应该把自然看得比人类更强大，更不能把自然性别化。在现代环境观中，人类以科技来统治自然，这显然也是不可取的。因而，后现代环境观虽然是对现代环境观的反动和超越，但却不是对前现代环境观的简单回归。应该看到，自然不但有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还是其他生物或无生命物质的家，而且也具有不受人类控制的力量；人类永远通过依赖和利用自然而生存，但也有破坏自然和毁灭自己的能力，因此，人类与自然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伙伴关系。人类在利用自然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时不能妨碍自然继续存在的自由，男性和女性都应毫无例外地积极参与到善待地球的生态运动中来。[34]

　　生态女性主义史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并正在向深入发展。但如果继续单纯从女性的角度研究环境史，割裂男女两性在环境史中的关系，必然会使环境女性研究再次边缘化。生态女性主义史需要既重视女性、又能融入整体环境史，既不淹没在整体中、又能平衡两性的新发展。另外，妇女史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焦点——母性主义（Maternalism），即作为母亲所从事的孕育、培养和保护孩子的工作（Mother-work），也与环境主义密切相关。这两者的关系及其演变，尤其是有关少数族裔妇女的生态母性主义，将成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热点。

　　（四）环境技术史的研究

　　环境技术史（history of Envirotech）主要研究历史上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是由环境史和技术史交叉而成的。早在1950年代，美国的技术史研究就形成了一个分支学科，但只集中研究技术进步（内史），忽视了技术的广泛社会影响（外史）。新社会史兴起后，技术史研究范围扩大，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也零星地包含了环境的内容。L．马克斯1964年出版的《花园里的机器：技术和美国的游牧理想》、M．费舍尔1967年出版的《荒野中的工作间：1830—1860年欧洲人对美国工业化的回应》和J．F．卡森1967年出版的《机器之文明化：1776—1900年的技术和美国共和价值》，虽然都没详细论及技术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但却给后辈学者评估技术的环境影响开辟了道路。1975年，T．P．休斯在《对美国技术的态度正在变化》中强调，美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削弱了公众对技术的关注，先前把技术看成是控制自然的进步力量的积极观点已转向对技术的蔑视，认为它并未创造一个完全有利的人工世界。与此同时，环境史研究也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对技术充满偏见和批判。蕾切尔·卡逊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和巴里·康芒纳1971年出版的《封闭的循环》都认为技术应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负责。环境史和技术史在接近，但由于都是对技术进行批判而不能真正融合，即双方在批判中接近，但又保持着张力。当美国经过战后的繁荣走向消费社会时，人们更为关注的是生活质量，尤其是环境质量。技术史适应时代需要，利用自己特有的专业技术和洞察力，开始严肃地研究环境问题。环境史也逐渐削弱了“倡议史学”的实用色彩，科学地看待技术进步在环境破坏和保护中的作用。环境史学家A．麦可埃沃指出：“技术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交叉点，也是把人在自然中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区分开来的一个标准。因此，对技术的研究应该服从生态分析。”[35]D．沃斯特认为，技术是一种文化表现，自然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环境史的基本主题。[36]受美国科学基金会的委托，美国技术史学会和美国科学史学会1991年联合举行研讨会，讨论学科的开放问题，还邀请了美国环境史学会的成员专门讨论了技术与环境的问题。此后，这两个学会相继在自己两年一次的大会上组织关于历史上技术与环境问题的专题讨论。1992年，阿克隆大学出版社还推出了技术与环境系列丛书。1994年《环境史评论》刊出了“技术、污染和环境”专辑，内容包括化工业、饮料业和金属工业的污染以及环境卫生工程和工业健康卫生学的关系等。与此同时，《城市史杂志》也特别集中探讨了技术和环境在历史上的相互作用。1997年7月《技术与文化》杂志发表五篇文章，从工业、输电对景观、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的损害方面探讨了技术与环境的关系。同年，弗吉尼亚大学建立了“技术和环境史委员会”，规划了本科生、研究生的课程。随着研究的深入，环境技术史的研究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大。1999年《商业史评论》邀请环境技术史家C．M．罗森和C．C．赛勒斯编辑了“商业与环境”专辑，主要内容是从生态文化史的角度探讨商业和公司的性质。从中可以看出，它与“技术和环境”问题关系密切。这一新兴分支学科不但吸引了知名历史学家的参与，更多的是激起了一些博士生的研究兴趣，纷纷以环境技术史为论文选题。年轻的历史学家也把写作计划迅速调整到这方面来。

　　环境技术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第一，城市建设技术对环境的恶化和改善。人类在建设城市时，使用技术修建了城市运输系统、供水系统、生产系统，把“第一自然”转化为人工的“第二自然”。人类在用技术开发自然的同时，又排出了污水、垃圾，造成水、大气等污染和环境退化。于是，一方面改善原有的技术、更换燃料；另一面积极开发治理和防止污染的技术。由于技术的未来发展和它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预测，因此，市政官员的技术决策、选择“追溯性技术评估”制度和以现有技术水平为基础的改善城市环境卫生的法规之形成和发展，就成了环境技术史研究的一个重点。[37]

　　第二，工业生产中的技术与环境。任何地方的工业都是首先要面对环境的约束和挑战的产业之一。从钢铁业到石化业、从动力供应到初级产品深加工，都要排出工业废水、废气、废烟、甚至粉尘，污染邻近的水源、空气和土地。这些可以通过分析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工业事故和灾难来透视。当环境污染超过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时，工业企业或迁址，或通过技术改造来降低污染，如化工业中从增加烟囱高度来扩散废气到提高石油利用率和热、气、水的循环再利用。自然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工业技术的选择和改造。例如在大西洋两岸，同样的技术原理会因环境的不同产生出多样化的技术变种。在殖民地时期的北美，来自欧洲的技术发生了转型或渐变。这是北美的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的布局的结果。[38]

　　第三，公众健康和职业安全领域的技术与环境问题。环境技术史家认为，从工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后的环境历史发展来看，人类的环境关注都不能忽视技术对人类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破坏作用。对于技术的有害影响，人类社会可以通过实施详细的技术评估使之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但是作为美国工业发展之动力的机器和技术创新产生了致命的矽肺病等职业病，恶化了工人的T作环境，击碎了技术改善和工业增长能自动改善生活的传统神话。即使在家务劳动中，使用表面上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如洗衣机实际上反而加重了家务劳动量。工业疾病对丁人身体的伤害与工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一样都要付出经济、社会和政治代价，因而也都成了推动当代环境主义运动的重要动力。当然，研究工业健康和安全的工业卫生学的发展，也成了环境技术史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领域。工业卫生学全面分析了不同工业部门对工人健康的危害，它的专业化和发展使其关注范围从工作场所的健康扩大到了环境健康。工人开始从过去那些只注重生产率、不重视新技术对工人健康产生威胁的行业（如采矿、伐木）流向较为安全的行业（如制造业和自领职业）。[39]

　　第四，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技术和环境问题。这包括农业、林业、采矿业、提取工业以及水资源利用等。在农业发展过程中，从土地清理、排水、修水塘、扎篱笆、耕种、灌溉、施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动植物培育、引进外来物种到单一栽培，无一不是技术与环境相互作用。在林业发展过程中，19世纪和20世纪初，由于使用机器生产，森林被大面积毁坏。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技术的发展，它反而减轻了对森林的压力，促进了对森林的合理利用。在采矿业中，露天开挖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但工程师也开发了许多控制污染的新技术。在提取工业中，由于技术的进步，原来没用的废弃物也变成有用的原料（如低品位矿等），进而逐步改变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水资源开发中，修水坝、河溪改道调水、修筑灌溉系统和水电站、港口、开采地下水、围湖造田、改良湿地等都需要技术，也都不可避免地造成环境的根本中断和改变。就连自然景观也难以幸免，为了吸引游客，用技术按人们的欣赏需求改变自然景观。这些研究大多是以某条河流、湿地、海岸、矿场或某个工程项目（如阿拉斯加输油管道）为个案来进行，也有重点讨论政府相关主管机构的，如改良局、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发现其工程师和采用的技术以及对这些技术的态度在形成保护方案时的影响和作用。[40]

　　第五，技术在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作用。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决策原则就是依靠科技进行理性分析和论证。通过技术分析来选择既可以防止或减少污染物、又能控制自然界、清洁已存在的废弃物的“最好、最适用的技术”。在环境技术决策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和美国环保局。技术评估办公室成立于1972年，在其鼎盛时期，对科学政策、科技教育、食品安全、武器制造、太空探险等都要进行技术评估，试图探索技术的、意想不到的对环境的影响，但在1995年的第104届国会上因预算缩减而被裁掉。美国环保局主要通过建立以技术为基础的环保标准和分配庞大的污染控制费用而对采用和普及多样的环保技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试图把环保局升级为部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通过研究这两个机构的历史可以看出，当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政府一直都是做出现实的选择，即用技术进步优先推动经济增长。[41]

　　环境技术史的出现是环境史、技术史相互融合的结果，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学者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新的问题，获得新见解。但还有一些富矿尚需挖掘和开采，如1960年代以来环境立法的发展及其对工业的冲击，各种工业的生命周期及其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军事技术和战争对环境的影响，各种环境标准的建立等。

　　（五）从“碎化”走向综合的尝试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美国环境史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越来越深入，并都呈现出以小见大和跨学科的特色。这给环境史研究走向综合提供了可能性。1980年代，美国史学界看到了“碎化”带来的严重后果，积极呼吁进行综合研究，这种学术争论在社会上也引起热烈反响，环境史研究也不例外。它不再局限于环境破坏和环境保护这样的狭窄专题中，而是把环境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与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起来进行分析[42]。当然，这也是美国环境主义运动从白人精英运动向社会下层、少数民族等草根民众转化、更多的关注社会正义的必然结果。美国环境史的综合取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国际化。不仅仅研究美国环境史，还重视别的国家的环境史。例如D．R．维纳对前苏联自然保护史的研究揭示了科学家尚能在斯大林高压统治下保持一点自由，苏联的各种自然保护组织努力参与保护政府为进行科学研究和教育而设立的自然保护区的历史真相。据此透视了苏联中央和地方、官僚和科学家、利益集团和市民社会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纠正了西方社会科学自冷战以来形成的对苏联的偏见和傲慢。[43]这种比较分析有助于美国环境史学家克服把美国环境史范式当成唯一成熟正确的范式而加以推广的误区，进而开始尝试撰写全球环境史。[44]这些著作以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发展为主线，结合区域性环境问题，并深入探讨造成环境问题的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形成了一个把环境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织在一起的分析框架。J．R．麦克尼尔的《阳光下的新事物：二十世纪世界环境史》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从地圈到大气圈和水圈分析了全球环境的变化，下编探讨了造成这种变化的动力机制，包括人口增长、大规模的城市化、能源变化和经济技术的发展以及思想和政治的进步，从而把地球史和人类史结合起来，启发人们从全球所有环境因素的角度去理解人类历史。此书打破了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主线，以政治或经济发展为主题的编史方法，形成了以环境的演变为主线、以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为主题的新历史编纂法。这是从纯粹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结合了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变的尝试。在这里，人的社会性不但继续受到重视，过去常常被忽略的、人的生物性得以重新发现，历史开始走向“真实”的历史。

　　二是美国环境史的整体化。美国环境史研究历来重专题和个案研究，但是经过和其他分支学科、特别是新社会史的交叉融合后，环境史学家逐渐意识到，地区性和专题性研究虽然很有价值，但高度概括和综合性的环境史也是非常需要的。这种综合性环境史并不是区域和专题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既保持环境史的分支学科对环境史的深刻洞察力、又探索一种能完整把握美国环境史的总体面貌的新方法，进而写出既利用新史学研究成果、又探讨重大环境史课题的综合性著作。J．欧皮1998年出版的《美国环境史》比起J．M．皮图拉1977年出版的《美国环境史》更多地反映了这种新趋势。[45]以1970年的“地球日”为代表的一系列实践促使皮图拉写出的环境史更多的是一部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历史。1980年代对城市环境污染和各种环境立法的研究拓宽了作者的视野，人们开始用“环境问题”代替自然资源问题。该书在第二版中取消了“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和利用”一章，增加了“城市环境问题”和“污染的政治学”两章。这反映了环境主义运动追求环境质量、从历史上反思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不足以持续保持一个清洁和健康的环境的要求。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后，环境史研究开始从历史上探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欧皮的著作吸收了环境史研究近40年的重要成果，大大拓宽了叙述范围，以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为主线进行综合创新，既保持了环境史研究多样化的成果和特点，又提炼出了整体研究的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环境史“碎化”的缺陷。这部著作出版后被广泛用作教材，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美国环境史教学缺乏具有高度概括性又定义清楚的叙事模式的尴尬，也在一定程度上用实际行动回应了“关于历史教学和教科书标准”的争论。

第四节　1990年以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1990年代的美国环境史研究在继续多元化的同时也呈现出综合的趋势。多元化的研究成果为高水平的综合奠定了基础，综合性整体研究为分支学科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两者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研究的地理范围从农村进入城市，研究对象从强势群体（白人中产阶级及其领导的主流环境保护团体）转向弱势族群（有色人种和妇女及其主导的非主流环境组织）。随着当代环境主义从道德假设转向政治诉求，环境史提出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也从文化转型改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变革。这既是环境史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它与其他学科不断深度融合交叉的结果。

　　当前环境史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和生态学修正派以及科学哲学的挑战。D．沃斯特和R．怀特都指出，环境史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关怀，对现代社会及其与自然关系的批判是以克莱门特生态学的平衡、稳定、生态系统、顶级等理论为依据的。[46]沃斯特在评W．克罗农的《土地上的变化》一书时还批评他没有很好地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新英格兰的生态变化。[47]但是1980年代以后，生态学发生了范式转变，主导生态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变成了“混乱”、“混沌”、“蝴蝶效应”。这意味着对生态学不确定性的重新发现动摇了环境史的理论基础，他的道德关怀也变成了无本之木而不值得信赖。D．沃斯特对此做出了反应，认为混沌生态学无助于尊重自然和校正现代社会对它的破坏，相反还会造成环境相对主义。[48]这个回应指出了它的现实后果，但显然没有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回应它对环境史的颠覆。

　　自T．库恩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来，科学哲学大发展。它认为科学知识不过是一个社会建构，由于它后面的权力作用使之并不能客观地反映自然。环境史学家在批判核科学家等时如获至宝，纷纷用社会结构主义理论分析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对自然的破坏，但没想到的是生态学也不可能例外，生态学的范式转换也是社会权力作用的结果，也不能反映自然的真实。科学哲学的发展给环境史以巨大冲击，有些环境史学家呼吁建立新的“历史变迁与因果关系”的理论。[49]有些环境史学家借助于人类学家C．格尔茨的解释理论，认为人文科学是追求相对主义而非寻求通则或规律的历史主义。据此可以分出对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复杂性的深度或好（thick orgood）的解释和浅层或不好（thin or bad）的解释。[50]但他只重象征符号、忽略权力关系的理论，也难以解决环境史学家面对的判断和评价问题。

　　自兰克以来，历史研究的理论基础一直是客观反映历史真实，但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和知识中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却直接攻击和消解这个基石。认为所谓真实不过是对事物的主观体验并通过主观解释而总结出的概念规定性，因而真实除了词语什么都不是，即文本就是一切。而要反映真实更是不可能的，所谓内在感觉和观念与外在事物相符、观察者中立、观察过程可靠都不过是一个预设。实际上事物是不可反映的，任何反映都是反映者出于利益而对事物做出的意在控制的相似判断。这样做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是事物失去了内容和价值，冈而研究历史不过是非中立的作者对文本进行不客观的分析，得出有利于自己的结论。所谓历史求真不过是虚妄的幻想，得出的所谓“真理”不过是人们愿意接受语言迷惑的产物。进而言之，“真理”的作用在于证明强者的权力，使弱者感觉到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后现代主义对环境史所赖以存在的“认识唯实论”（epistemologicalrealism）进行了毁灭性打击。大多数环境史学家的回应是我行我素，表面上不屑一顾，实际上无力同答。对后现代主义挑战做出最详细回应的是W．克罗农。他通过对关于尘暴的不同文本之分析发现，在环境史的叙述中，人类话语比自然更处于核心地位。叙述结构是以开始、中程和结束三段来安排的，在排列历史事件时排除了与自己要写的历史无关的实践和细节，环境史学家因而对所表现的历史事件施加了权力影响。也就是说，环境史研究确实存在着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但他认为，承认历史的多元及其意义的不确定，就会导致环境史学家无法理性选择历史的相对主义。为了调和历史研究和后现代主义的矛盾，他提出环境史研究必须坚持三个强制性原则，一是环境史不能违反已知的历史事实；二是环境史必须有生态意义；三是环境史必须反映环境史学家所在的集团或群体的意识。他还进而认为，好的环境史不仅是一系列地方的历史、讲述自然的历史，还应该像讲述人的历史的历史那样叙述自然的历史的历史。[51]然而这个调和既未能捍卫传统史学反映外部实在的客观真理的基础，也未能充分反映叙述结构和权力对环境史研究的影响，尤其是未能正视历史和自然都是我们建构的这一点。总之，后现代主义认为，环境史既不能用生态学整体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破坏，也不能用科学的客观性来反映自然和社会行动。环境史学也不能标榜自己的客观性，不能评判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进行描述的不同文本。因此，环境史必须超越基原主义（foundationalism），承认生态学的社会建构属性以及表现过程中权力的作用，不要从真理或谬误的角度，而要从是否可产生我们希望的和我们身后留下的世界的角度去评判不同的叙述。[52]W．克罗农同意后现代主义的大部分观点，但他认为，并非所有的自然都是人的创造，至少还有一部分自然是客观实在、存在于叙述文本之外，因而人和地球、其他造物和过程永远处于对话中。后现代主义理论最终也不能完整描述整个世界，环境史的知识永远是部分的和启发性的，最好的检验就是实证的结果。[53]

　　环境史认识论方面遇到的挑战无疑是非常严峻的，激烈的争论还在继续。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到底如何尚待继续观察，但对环境史这样一门与当代环境主义运动紧密相关的学科来说，能否应对好挑战，不仅关系到环境史的发展前景，更关系到环境主义运动的方向、甚至我们共有的这个星球的命运。

注释：

[1]关于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的区别与联系，可参看M. Williams, “The Relatio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 1 （ 1994 ）, pp.3—21.

[2]参看R．H．布朗著，秦士勉译，《美国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1973年。

[3]参看R．内亭，《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民族译丛》，1985年第3期。田中二郎，《生态人类学》，《民族译丛》，1987年第3期。

[4] B．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收入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99页。

[5] C．Miller ＆ H．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Pittsburg UniversityPress,1997,PP．xiv．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环境史学会”成立于1976年。A Crosby,”The Past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October 1995,P．1188．

[6]柯廷说，“战后几十年，历史学有很大发展，但历史学家数量并未扩大，从历史学家协会分裂出去成立更专业的学会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行动。”P．柯廷，《深度、广度和相关性》，收入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40页。

[7]参看D．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一书的参考书目。

[8]参看R.White,”Historiographical Essay,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aNew Historical Field”,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54,1985,PP 297—335.

[9] L.Rakestraw,”Conservation Historiography:An Assessment”,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41（3）,1972.

[10]C. R. Koppes, “Efficiency, Equity, Esthetics: Shifting Themes in American Conservation”, in Donald Worster,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 1988. PP.230—251.

[11]W.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1983. D. Worster, Dust Bowl 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 New York, 1979.

[12] D.Worster,”Transformations of the Earth:Toward an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History”,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76（4）,1990.

[13] A.W.Crosby,”An Enthusiastic Second”,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76（4）,1990.

[14] j.M.Petulla,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ohio,first edition,1977;Second edition,1988.

[15]资本家为了增加利润，无视环境破坏，极力扩大生产；下层劳工为了确保就业机会，反对在自己从事的产业中实行严格的环保政策。表面上势不两立的两个集团在反对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上达成了一致。

[16] “Special Issue on Environment and Cit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17] Maareen A.Flanagan,”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the City:A Theme for Urban EnvironmentalHistory”,Environmental History,5（2）,2000,PP.159—161.

[18] S.P.Hays,Exploration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Pittsburgh,1998,PP.69—100.

[19]William Cronon,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1991. Joel Tarr,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 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1996. R. Bruce Stephenson, Vision of Eden: Environmentalism, Urban Planning, and City Building in St. Petersburg, Florida, 1900–1995,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rew Hurley,Environmental Inequalities: Class, Race,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Gary, Indiana, 1945—1980,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20] H.L. Platt, “The Emergence of Urban Environmnetal History”, Urban History, 26 （ 1 ）, 1999, p,95.

[21] Karl Grossman, “Environmental Racism”, Crisis, 98, 1991. J. T. Boer, “Is there Environmental Racism?”,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8 （4,）, 1997. R. D. Bullard, “Environmental Racism in Americ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June, 1991 ）.

[22] William Cronon（ed.）,Uncommon Ground:Rethinking the Human Place in Nature,New York,1996,p.305.

[23] Martin V.Melosi.”Equity,Eco-racism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Char Miller ＆ Hal Rothman（eds）,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7,PP.194—212.

[24] Barbara Deutsch Lynch, “The Garden and the Sea: U. S. Latino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Mainstream Environmentalism”, Social Problem, 40, 1993, pp. 108—118. R. D. Bullard （ed.）,Confronting Environmental Racism: Voices from the Grossroots, Boston, 1993. R. D. Bullard,Dumping in Dixie: Race, Class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Westview Press, 1990. David E.Camacho （ed. ）, Environmental Injustices, Political Struggles.” Race, Class, and the Environment,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Barbara R. Johnston （ed.）, Who Pays the Price?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Washington, D.C., 1994

[25] Carolyn Merchant,”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The jounal of American History,76（4）,1990.

[26] Timothy Weiskel, “Agents of Empire: Steps toward an Ecology of Imperialism”, Environmental Review, 11, 1987, pp.275—288.

[27] Karen J.Warren,Ecofeminist Philosophy: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Lanham,2000,PP.21—38.

[28]卡洛琳·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

[29] Raine Eisler,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Our History,Our Future,San Francisco,1988.

[30] Carolyn Merchant, EcologicalRevolutions:Nature, Gender and Science in New England,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9. Glenda Riley, Women and Nature: Saving the Wild Wes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9.  Polly Welts Kaufman, National Parks and the Woman’s Voice: A History,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6. David Stradling, Smokestacks and Progressives:Environmentalists, Engineers, and Air Quality in America, 1881—1951,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31] Landon Slorrs,Pink and Green：A Comparative Study of Black and White Women’s EnvironmentalActivism in the 20/th Century，University of Houston Press,2000.

[32] R.D.Bullard（ed.）,Unequal Protection: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Communities of Color,SanFrancisco,1994.

[33]林达·利尔著，贺天同译，《自然的见证人：蕾切尔·卡逊传》，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

[34] Carolyn Merchant,Earthcare:Women and Environment,New York,1996,PP.xix—xxii.

[35] Arthur F.McEvoy,”Working Environments: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Industrial Health andSafety”,Technology and Culture,Supplement to Vol:36,1995,p.150.

[36] D.Worster,”Towed an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History”,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76,1990,P.1090.

[37] Martin V.Melosi.The Sanitary City:Urban Infrastructure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Present,Baltimore,2000.Gail Cooper,Air-Conditioning America:Engineers and ControlledEnvironment,1900—1960，Baltimore,1998.

[38] John D.Wirth,Smelter Smoke in North America:The Politics of Transborder Pollution,Lawrence,2000,Thomas J.Misa,A Nation of Steel: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1865—1925.Baltimore,1995.

[39] C.Sellers,Hazards of the Job:From Industrial Disease to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ChapeIHill,1997.Warren Christian,Brush with Death: A History of Lead Poisoning,Baltimore,2000.

[40] Mark Fiege,Irrigated Eden:The Making of an Agri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American West,Seattle,1999.David E.Nye（ed.）,Technologies of Landscape:From Reaping to Recycling,Amherst,2000.Duane A.Smith,Mining America:The Industry and the Environment,1800—1980,Lawrence,1987.Ann Vileisis,Discovering the Unknown Landscape:A History of America’s Wetlands,Washington D.C.,1997

[41] Daniel J.Fiorino,Maldng Environmental Policy,Berkeley,1995.Bruce Bimber,The Politics ofExpertise in Congress:The Rice and Fall of the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Albany,1996.

[42] J.Donald Hughes,Global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70,No:l,2001,PP.91—101.

[43] Douglas R.Weiner,A Little Corner of Freedom:Russian Nature Protection From Stalin toGorbachev,Berkeley,1999.

[44] J.R.McNeill,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World,New York,2000.

[45] John Opie,Nature’s Natio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Fort Worth,1998.

[46] David Demeritt, “Ecology, Objectivity and Critique in Writings on Nature and Human Societies”,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 （ 1 ）, 1994, p.25. Richard White, “Environmental History:Watching a Historical Field Matur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70, No. 1, 2001 ,. pp. 103—111.

[47] D. Worster, “Book Review of Changes in the Land by William Cronon”, Agricultural History, 58,1984, p.508.

[48] D. Worster, “The Ecology of Order and Chaos”, in Char Miller & Hal Rothman（eds. ）, Out of the Wood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7, pp.3—17

[49] Richard White,”Environmental History,Ecology and Meaning”,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76,1990,P.1114.

[50] Barbara Leibhardt,”Interpretation and Causal Analysis:Theorie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Environmental Review,12,1988,P.26.

[51] William Cronon,”A Place for Stories:Nature,History and Narrative”,Journal of AmericanHistory,78,1992,PP.1342—3,P.1375

[52] David Demeritt, “Ecology, Objectivity and Critique in Writings on Nature and Human Societies”,Jou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 1 ）, 1994, p.33

[53] William Cronon, “Cutting Loose or Running Aground?”,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 （1）,1994, p.40, p.42

　　【关 键 词】商业组织；法律制度；政治文化；思想观念；民主

　　【作者简介】董瑜，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大企业在美国的社会经济中可谓叱咤风云，不仅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对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具有重要影响。作为大企业的前身，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商业组织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从“公共组织”转变为“私人所有”，从“特权机构”转变为“自由竞争的公司”，这些关键性演变对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也奠定了后来大企业崛起的基础。因此，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美国史学界涌现出一大批研究美国建国初期商业组织① 的论著。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商业组织相关的政策制度、思想意识、法律法规与社会变迁等，都成为研究重点。透过史学家的研究，可以看出，美国建国初期商业组织的发展与转变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展现了一个时代的发展。

一、对商业组织的初步研究与“制度主义”学者的影响

　　对美国建国初期商业组织的研究可回溯至20世纪初。在此之前，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被学者们忽视，他们认为这段时期美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进出口贸易，国内经济的复苏停滞不前。② 直到1903年，西米恩。埃本·鲍德温在《美国历史评论》中发表文章《1789年之前的美国商业组织》，介绍了北美英属殖民地时期和美国建国初期商业组织的发展过程。③ 在这之后，约瑟夫·斯坦克利夫·戴维斯借助大量书信、商业记录、报刊、杂志、小册子以及地方史材料等，对美国商业组织早期的发展进行全面描述，分析了商业组织的源起、发展阶段与种类。④ 时至今日，他的著作仍然被视为研究美国商业组织的权威资料，其内容被众多研究论著引用。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建国初期并非是经济发展的“黑暗时期”。各州政府为推动商业发展和公共建设，颁布了一系列特许状，联合私人资金建立银行和保险公司，建设公路、铁路、运河和桥梁，发展制造业，这些商业组织对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从制定的商业组织法来看，有学者认为，在1830年代出现统一标准的公司法之前，各地的银行法、制造业公司法、运河法等已经具有现代法律的特征，反映了不断壮大的商业阶层的需要。⑤ 但是，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也有明显缺陷。它们单纯地叙述美国早期商业组织和法令制定的发展过程，缺乏对美国早期社会历史情境的考察，论著长于叙事而疏于分析。

　　1940年代以来，“制度主义”学者为美国建国初期商业组织的研究带来新的视角。早在20世纪初，伴随“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浪潮，在经济史学家中涌现出一批“制度主义”学者。他们没有秉持自由市场体系的理论，而是关注“政府、劳动团体、公司与其他社会利益集团”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美国社会变迁的理解，而且将经济与政治主题拓展到更广阔的历史层面。⑥

　　在“制度主义”学者影响下，学者们认为，美国早期商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并非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主导，而是同各州政府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州政府没有实施自由放任政策，而在“国内改进”、建立商业组织和公共援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罗伯特·A.莱夫利所说，“政府官员取代了私营业主，成为释放资本主义能量的关键；公共财富取代私人财产，成为资本的主要来源；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大目标中，公共目的重于个人野心”⑦。1940～1950年代相继出版的四部著作，分别就马塞诸塞、宾夕法尼亚、新泽西以及佐治亚州政府在19世纪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进行考察，论证了各州政府在广泛的经济活动中特别是在建立商业组织中发挥的重要作用。⑧ 不过，作者运用的研究方法不同，考察的侧重点也有差异。路易斯·哈茨分析了支持与反对商业组织的观点，肯定了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在建立商业组织中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商业组织从公共机构演化为属于私人所有的组织，是美国民主进程的结果。奥斯卡·汉德林与玛丽·汉德林夫妇则将考察重点放在商业组织建立与转变过程中的思想与社会根源上。他们指出，1820年之前，马塞诸塞的村镇传统使人们相信“共同体是经济的有效动力”⑨。“公共利益”是使商业组织特权合理和合法的关键。⑩ 但是，1820年之后，社会一致性变弱，州政府需要建立针对个人的判断标准，以确保对所有人公平的条件，公司法便应运而生。(11) 小约翰·威廉·加德曼以辉格党与民主党对待商业组织产生的政治分歧为线索，探讨了影响州政府颁布特许成立商业组织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与前三者的历史分析方法不同，米尔顿·希思运用数学计量模式，通过精确数字论证佐治亚州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角色。他提出“建设性自由主义”概念，指出“个人自由与群体行动互补，前者是后者的目标”。他认为，州政府是经济推动者、保护者与规划者，这有别于自由放任主义，也与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不同。(12)

　　总之，从政府政策入手考察商业组织，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突破。学者们运用的不再是高度抽象的市场调控理论，而是从具体的法律与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探寻商业组织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市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相比之下，社会政策与经济制度对商业组织具有更直观的影响。而政府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引导行为的态度与价值观，包含了可以接受的思考与行动的方式，在汉德林夫妇的《政治共和国：马塞诸塞州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角色（1774～1861）》中，就对建立商业组织的社会价值观念进行了初步探讨。可见，从政府政策角度出发，研究的不仅是商业组织发展的行为本身，而且是对待商业组织的态度。不过，无论分析具体的政府政策，还是探讨行为的价值观念，都无法勾画出商业组织发展的清晰轮廓，因为美国建国初期商业组织发展变化涉及思想文化、法律与社会变迁等多个层面。只有通过各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才能增进对商业组织转变的了解。

二、社会科学的运用与多个角度探讨

　　1950年代以后，史学家深受社会科学的影响，将经济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在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的同时，随着研究领域的交叉与新材料的涌现，专题化也成为史学发展的趋势。研究者在考察美国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时，分别结合了思想史、新社会史与法律史的研究成果，展现出更加丰富的商业组织发展景象。

　　1.思想史对研究商业组织的影响

　　1960年代以来兴起的共和学派对商业组织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戈登·S. 伍德（Gordon S. Wood）、约翰·波科克（J. G. A. Pocock）、兰斯·班宁（Lance Banning）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挑战了自由主义传统史学，认为“古典共和主义传统是美国革命话语和建国理念的思想来源”(13)。尽管他们各自研究的重点有异，在具体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是他们的共和主义研究范式证实了美国思想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为进一步理解美国早期史提供了新途径。于是，学者们将共和思想框架引入美国早期经济史研究，抛开经济自由主义发展线索，重新审视美国的经济政策。德鲁·R.麦考伊在《难以捉摸的共和制：杰斐逊时期的政治经济》一书中就分析了共和思想在革命后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作者认为，古典共和主义在与更加现代的美国社会互相碰撞与冲突中，发生了转变。时人意识到农业共和国不能维护共和体制，开始在商业与制造业体系下重新界定共和思想。古典共和思想同现代商业社会结合，形成新的更加复杂的共和思想。(14) 在《哈佛法学评论》一篇未署名文章中，作者考察了关于商业组织的争论与共和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认为随着商业组织发展为私人公司，共和主义概念被重新界定。(15)L.雷·冈恩明确提出古典共和思想与流动的社会经济存在矛盾。他指出，在经济政策中，纽约州政府完成了从积极参与者到监督者的角色转变。1800年代初期，受共和主义思想影响，政府积极参与组建商业组织，直接参与伊利运河（Erie Canal）建设，规范银行行为，以合法的秩序引导商业。但是，1830年代之后，政府的政策却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州政府和立法机关权力逐渐衰落。最终，纽约在1846年修改州宪法，规定有限的立法权力，恢复司法机关的权力，促成思想价值观念与体制的变革。(16) 总之，他们都认为，在商业组织发展的背后，蕴藏着共和思想的变化。

　　戈登·S.伍德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中则更彻底地将共和主义理想与民主制社会区分开来。他指出，美国革命后，“多种新型的关系”把人民凝聚在一起，使美国社会最终成为更加民主、平等、自由的民主制社会，而非共和主义者所设想的那种社会。其中，商业关系就是“多种新型的关系”中重要的一环，商业组织的转变与发展是民主制社会进程中的一部分。(17)

　　不过，波林·梅尔对伍德的观点提出挑战。她认为，美国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不能反映出美国社会由“共和”走向“自由民主”，而意味着回归美国革命的思想。在《美国特许组织的革命根源》一文中，她指出，1776年的革命是美国历史上的关键转折，带来了思想上的创新，确立了共和制政体，建立了公民社会。这个时期的商业组织是人民主权的机构，在州议会的威权下为公共利益服务，代表了革命后最重要的集体主义形式，是美国革命的产儿。对于时人来说，商业组织的繁荣标志着美国联邦主义涵义的扩大，整个政治体系就是各种特许组织的延续。直到1900年之后，商业组织的公共服务目的才逐渐消失，转为获取私人利益的机构。(18) 可以看出，伍德与梅尔都从美国革命思想中寻找商业组织发展的答案，伍德强调竞争与利益是商业组织转变的关键，梅尔则认定为公共利益服务才是美国建国初期商业组织的基本特征。

　　伍德与梅尔的分歧可以说是在共和主义解释框架中的异议。但是，乔伊斯·阿普尔比却对用共和主义范式解释美国革命和美国建国初期的历史提出质疑。她认为，共和主义解释框架并不能对开放和转变的社会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1790年代以来，全新的、追求平等和物质生活的社会是多种理性传统和巨大经济转变磨合互动的产物。在她看来，商业资本主义在美国革命之前就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思想复杂多样，在与环境反复互动中发展变化。(19) 根据阿普尔比的观点，无论是古典共和主义转向现代共和主义，还是共和制走向民主制，都不能解释美国建国初期商业组织的发展与转变，其发展转变是多种思想混合推动的结果。

　　思想史学家的研究打破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说法。长久以来，自由主义作为美国永恒的精神和一成不变的概念，用来解释任何时期的任何发展。“史学家脑海中先入为主的概念定义总在界定作为研究客体的思想内容的含义。”(20) 然而，无论是共和学派史学家还是阿普尔比，都从人类的“语言”出发，通过对话语的解读解释行为的内涵与意义。他们将话语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探寻特定情境中人类行为的来龙去脉。根据他们的研究，美国建国初期商业组织的发展不能再以主观的自由主义概念进行解释，而应该从当时人的书信、日记、辩论以及报刊与小册中寻找时人看待商业组织的蛛丝马迹，进而分析商业组织发展过程中复杂的思想变化。

　　2.新社会史对商业组织研究的影响

　　196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史拓宽了对商业组织的研究领域。新社会史学家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妇女、黑人、手工业者、农民以及其他少数族裔与弱势群体都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他们主张“自下而上”研究历史，通过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探索不同阶层、种族、性别与文化的人群之间的互动。受新社会史的影响，学者们在考察商业组织发展变化时，开始探讨商业组织对多种社会关系、不同地区、各种社会阶层以及复杂的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关注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

　　新研究沿着两条路径进行。

　　一些学者认为，商业组织的发展变化伴随着不同价值观念和社会阶层的冲突与矛盾，加剧了社会差异。加里·J. 科恩布利思指出，在共和国初期，大多数农民、手工业者和劳动者支持的经济形式与商人、金融家以及大制造业主赞成的经济形式不同，被称为农业经济、家庭经济或民主经济。(21) 塔玛拉·普莱金斯·桑顿就分析了农民与商业组织之间的冲突。他以马塞诸塞某保险公司为个案，描述了公司通过乡村抵押贷款，使农民进入规范的商业进程的过程。因为公司执行严格规则，按照合约标准进行商业活动，与传统的家庭经济方式格格不入，由此产生巨大的冲突。这场冲突揭示了农民从家庭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变，以及转变中的经济文化。(22)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乡村资本主义的根源：以马塞诸塞西部为例（1780～1860）》以康涅狄格河谷地区为个案，探讨了该地区家庭经济从美国革命至内战时期发展的历史。作者认为，美国革命后75年中，家庭经济与资本主义转型中的矛盾是政治与社会斗争的核心。(23) 史蒂文·汉恩与乔纳森·普鲁德总结指出，乡村的经济和生活方式与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冲突，导致乡村农业经济在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步履缓慢。(24) 《宾夕法尼亚的无产者：1780年代的大萧条与私有化》一文则更加尖锐地指出，“经济发展”的观点造成了一个盲点，这个盲点就是银行私有化对农民造成的伤害。(25) 总之，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是他们的研究重点。美国建国初期的报刊与小册中充斥着对商业组织垄断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美国建国初期大多数人对具有特权的商业组织极端不满。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不同阶层和职业的人在商业组织发展过程中都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资本主义转型毁掉农民和手工业者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并不能成立。温尼弗雷德·B.罗腾伯格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18世纪末马塞诸塞州农民的账簿和遗嘱，指出农民试图将粮食卖出高价，依据市场价格调整生产。他们参与股票和债券市场，根据他们的能力进行投资。作者认为，农民的行为已经像是理性的经纪人。他们稳定发展农业，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并非完全是商业和市场经济的受害者。(26) 艾伦·库利科夫在1989年将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归为“市场历史学家”。“市场历史学家”强调，农民和其他生产者希望从发达地区和跨地区货物、土地和劳动力市场中赚得收入，将市场的发展看做美国经济发展的首要转变动力。(27) 他们关注工资劳动力和市场发展的积极作用。(28) 例如，理查德·斯托特指出，工资比个人店铺能够提供更多的经济和社会独立。(29)

　　在罗腾伯格的讨论之后，很多经济史学家对各地乡村社区和家庭做进一步考察。他们发现，尽管在一些地区出现农场工资劳动力和商品市场，但是传统农业劳作与家庭经济方式依然流行。(30)“家庭生产、制造业、交通、信息网络、银行、商业以及政策制定各方面相互交错”(31)，不同地区多种经济活动很难用一种模式进行概括，资本主义转型中包含了重叠的经济形式，商业组织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复杂而多元化。

　　新社会史研究提出了社会结构概念，使不同阶层的人都成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扩大了对商业组织的研究视野。社会学家认为，每个社会都有一个组织结构，每当出现一个新事件、新制度或者新政策，就会导致国家和社区内部结构发生变化。通过探索社会结构的思路，“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能够了解他们生活的意义”(32)。根据新社会史研究，对商业组织的考察从社会精英转向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工人等普通民众，透过商业组织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探讨其对社会结构的作用。不过，新社会史学家进行的研究往往是微观世界，他们考察商业组织时，通常会以某个村落或城市的某些特定人群为个案。通过他们的分析，读者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普通人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以及某个地域中商业组织的影响。因为参与商业活动的人员与地域上的差异，情况纷繁复杂。这样一来，在新社会史学家笔下，商业组织发展的历史变得支离破碎，极易丧失对商业组织发展的宏观把握。

　　3.法律史对研究商业组织的影响

　　1950年代以来，法律史学家扩大了研究范围。他们不再聚焦于法院和法官的活动，而开始思考法律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影响。他们认识到，法律关系权力与利益分配，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具有重要作用。(33) 美国建国初期，法律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与商业组织转型。各州政府颁布特许状，允许私人在法律范围内建立银行，建设桥梁、铁路与运河等。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法院放宽对商业组织的限制。

　　詹姆斯·威拉德·赫斯特是强调法律的经济与社会功能的代表学者。1950年代，赫斯特对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成长和法律的关系做了精辟论述。他指出，律师和法院如何定义各种政策抉择，他们如何在政策进程中获知并积累长期和短期的损失与利益，都影响着经济发展。他提出了著名的法律工具论和释放能量说。(34)他认为，19世纪的美国是以发展生产力为准则的时期，在工业化初期，“实践的法律”反映了促进经济生产力的准则，被视为用来支持个人、团体、社群以及企业追求各自目标的工具，“保护和促进个人释放创造性能量”。这种法律建立在“中产阶级努力奋斗、追求商业的价值观”之上。(35) 同时，赫斯特也指出，自由追求经济利益并非是国家唯一目标，国家承认“团体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所以国家权力和法律在用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市场运转的同时，也为了实现更广阔的目标。(36) 赫斯特强调，积极的法律形成了市场机制，规范了市场动力，展现了1790年代以来美国法律带来的经济活力。此外，埃德温·梅里克·多德着重考察了马塞诸塞的商业组织。他将1860年之前制定的公司法置于资本主义发展框架中，分析了法律内容与法院受理的案例，认为政府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对公司法进行适时调整。(37)

　　受赫斯特与其他法律史学家影响，1970年代以后，很多学者探讨了议会与法院在特权分配与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他们甚至认为，市场本身“就是机制”，“它的结构和优势分配很大程度上由政治决定”，“由公共资金投资决定”，“由财产权和特权分配决定”。(38) 斯坦利·I.库特勒通过查尔斯河桥案论证了赫斯特的解释。在案件中，法院不顾查尔斯河桥主的反对，判定在查尔斯河桥附近修建沃伦桥合法。库特勒认为，法院以适合经济发展为原则，努力在尊重既得权利和特权与适应社会经济转变之间寻求对利益要求精准的平衡。赫斯特的法律“释放能量说”成为库特勒论述的基本框架。(39) 马克·奥尔本·克劳森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分析了公司法随19世纪美国经济、社会和技术巨变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他指出，议会通过法律允许商业组织根据自己意愿联合，减少对商业组织的限制，促进了商业组织从最初的公共服务机构变为联合获取经济利益的组织。(40) 罗纳德·E.西维尔则更深入地追溯了公司的根源。他指出，公司最初是具有公共服务特征的特权组织，各州颁布的法律使它从特权组织转变为民主公司，法律在各州从不发达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41)唐纳德·J.皮萨尼也认同法律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强调法律提供了监督和保护经济活动的规则。他提出，宪法的本质就是使不同价值观达成有序和平衡，而不是消除差异。宪法、普通法、州立法和州宪法都反映了最大限度平衡个人机会和公共利益的原则。(42)

　　不过，也有学者关注法律在经济活动中造成的社会差异。1977年，莫顿·J.霍尔维茨在《美国法的变迁（1780～1860）》中虽然承认法律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但是却对法律造成的经济利益失衡与社会差异扩大持批判态度。(43) 他集中讨论了“谁通过什么方式获得了多少利益”的问题。他认为，通过法律和法官的判决，商业组织在获得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财富和权力分配无法均衡，社会的客观需要难以一致，形成合法的不平等。虽如赫斯特所说，法律“释放了能量”，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释放能量”的结果是一切向权力倾斜，引导释放能量的一方一旦获利，就会牢牢掌握权力，法律成为法官手中可以变化的政策工具，以维护特权者的财富，而另一方则处于无助状态。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法律回到形式主义，以维护工商资本家有利的地位。总之，他认为，国家通过法律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美国社会中财富与权力重新划分。大企业发展和少数人富有的代价就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在他看来，社会冲突是法律的经济作用的一个重要结果。与此同时，威廉·E.纳尔逊也提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法律出现变革，公司法从最初维护公共利益发展到鼓励个人获利，但是利益集团在竞争中控制制定法律，获得社会大部分财富，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44)

　　以霍尔维茨为代表的法律史学家将阶级分析引入美国建国初期法律与经济的研究，指出在经济发展背后的利益冲突与矛盾。在这种解释框架的影响下，克里斯托弗·L.汤姆林斯探讨了美国革命后法律秩序对构建社会关系的作用。他指出，法律在19世纪压制工人阶层，它蕴含的等级权力制与革命时期的共和思想完全对立。这种法律制度提供了体制化的管理体系，形成了“合法的不对称”。(45) 托尼·艾伦·弗里尔也认为，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生产者和资本家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但是，他强调，宪法机制在对立双方不断调和，在使资本家受益的同时，也使地方生产者受益，缓和了阶级紧张关系，商业组织和金融家得到宪政的合法保护，确保了资本主义的发展。(46)

　　威廉·J.诺瓦克则彻底否定了赫斯特与霍尔维茨的观点。(47) 在他看来，19世纪美国政府建立商业组织完全是为公共利益服务。他分析了19世纪的法律、政策规定与案例，认为当时的美国社会秩序良好，政府功能强大，公共政策主导经济发展，个人不能纯粹追求私利，个人利益只是公共利益目标的附属品。(48) 他全面质疑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盛行的说法，也否定了法律与自由主义之间互动的解释。他指出，州政府的目标是用规范的权力保护公共健康、安全、道德以及公共利益，这也是共和主义思想的实践。不过诺瓦克的观点一经提出，就遭到质疑。有学者认为他片面考察了联邦与各州决议，所援引的政策实施数据并不充分，只着重强调一些政府强制实施的案例。实际上，政府不能妥善处理私人利益的例子有很多，很多情况下，私人借助公共力量获取私利。(49)

　　总之，当法律史学家将法律与社会经济联系起来时，也为读者提供了思考政治权力、商业组织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关系的线索。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政府制定法律，是破坏了社会公正，还是在社会多种利益集团中间斡旋，努力达成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研究者从没有给出一致的答案。但是，无论如何，法律的确构建了社会秩序。对美国建国初期商业组织的研究，仅从思想或不同阶层人的生活中无法获得最直接的认识，应该考察与商业组织相关的法律与案例，从中探寻商业组织发展的社会经济影响。

三、研究成果的新综合

　　民主与资本主义转型是研究美国建国初期商业组织的学者关注的两大主题。他们分别结合当时的政治思想、社会生活与法律制度，围绕商业组织的发展，讨论了民主与资本主义转型之间的关联。一些学者强调，作为资本主义转型中的重要一环，商业组织的发展转变扩大了经济与政治机遇，使更多的人参与市场活动，推动了民主进程。(50) 而另有一些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商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少数人掌握了大多数财富与权力，大多数人成为经济上的依附者，民主成为权贵维护他们地位的话语方式。(51)

　　近年来，学者们综合了思想史、社会史以及法律史的研究成果，将美国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中，通过商业组织的转变，探讨了整个时代的历史转变。约翰·劳里茨·拉森的《国内改进：美国早期的全国公共建设与人民政府的承诺》就是这样一部综合性著作。他在“序言”中说，论著的“目标不是讲述道路或者运河本身”，而是讲述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不断冲突中实践共和制自由的过程。(52)拉森在书中指出，美国革命后，政治精英在组建商业组织、促进国内建设过程中面临各种矛盾，既有思想意识上的差异，也有地区间的利益冲突。政治家们在互相指责中放弃了共和目标。普通人也对政治家们失去了信心，认为他们无法促进公共利益，开始寄希望于“自由政治经济学说来恢复他们的自由和平等的希望”。但是，当政府减少对商业组织的限制，允许它们自由竞争时，却没有伴随而来包括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等在内的普通人的黄金时代。相反的，新经济秩序产生了商业和工业交织的体系，使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进入新的依附状态，这比原先商业组织与政府联合时期更复杂。而且，当普通市民权利的支持者批评新企业“垄断”专权时，企业执行者、联邦法院以及所有腐败的政治家反而用反对派的那套自由话语进行反驳，提醒他们不要干涉公民的自由与财产，因为公司已经成为法律上的“个人”了。在商业组织转变过程中，美国共和主义的承诺被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机制俘获，经济自由主义微妙地取代了政治共和主义。作者认为，这是一场普通劳动者的悲剧，他们的财富被公司和大股东夺取，新兴富有阶层则依靠手中的财富与权力维护他们的特权。

　　建国初期美国社会由“共和”转向“自由”是史学家讨论的热门主题，他们要么从政治思想角度分析转变历程，要么将视角转向经济生活。拉森却另辟蹊径，他以“国内改进”为主线，将思想、政治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分析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处理商业组织问题上的心态与对策变化，讲述商业组织转变过程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在他看来，“共和”向“自由”的转型是极其复杂的过程，夹杂着不同政治派别、区域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而经济自由主义带来的结果也并非完全理想，它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相比拉森的批评态度，安德鲁·M.肖科特看待商业组织发展的观点更加包容。他认为，商业组织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权力，并不意味着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种简单的矛盾关系；恰恰相反，商业组织权力的扩大与政治民主同时发生。他以费城为个案，通过研究指出，在“国内改进”过程中，经济精英通过商业组织的合法机制扩大了经济权力。尽管获利最多的是商业组织的大股东与掌权者，平等主义逐渐丧失，但是通过生产与分配价格低廉的商品，交通状况的改善与更多的运河的开通等，商业组织的受益范围更加广泛，扩大了投资机会，增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使“市场革命和政治民主化”成为可能。另外，他还探讨了商业组织反对派的思想，认为归根到底是因为利益差异。总之，在他看来，共和国初期既是一个空前的民主与广泛经济参与的时期，也是政治与经济权力集中的时期。商业组织就像一个“棱柱体”，集合了各种权力，同时又将其分散开来使他人受益。美国从“商业和农业社会转变为不同阶层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53)

　　虽然拉森与肖科特对商业组织发展的影响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但是他们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却有共同之处。首先，他们都以商业组织的发展为研究主脉，意图描绘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转变。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都结合了政治思想史、社会史、劳工史与法律史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将美国建国初期商业组织的影响与意义更加宏观与清晰地展现了出来。相比以往研究者分别从政治思想、社会经济生活和法律制度方面的考察，他们的研究更能反映建国初期美国的历史进程。

　　更重要的是，拉森与肖科特的研究反映了新的研究趋势。学者们将商业组织的发展转变看做一个综合体，涉及社会各层面与领域的因素。从这种意义上，经济史变成了政治史和社会史。他们开始思考观念与制度之间的互动，以及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与妥协。资本主义的转型对社会公正具有什么影响？政治思想是如何作用于商业组织的发展和转变的？这些都是商业组织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也涵盖了政治、法律、思想、经济与社会各领域，若孤立地研究政治史、经济史或者社会史，则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只有当不同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线索时，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才有可能纷纷站在历史大舞台上。因此，专题研究也为综合研究提供了资源。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商业组织对社会民主的影响是研究的主流。学者们大多将笔墨集中在联邦与各州的商业组织法律、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以及商业组织带来的社会流动上，却较少关注政治文化与价值观念对商业组织的影响。而政治文化与价值观念关系到资本主义转型的方向，值得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美国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是美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小题目，但是随着美国史学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却可以“因小见大”。(54) 最初，学者研究商业组织的经济作用以及各州政府对商业组织的政策；1950年代以后，史学家借鉴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分别考察思想意识、社会生活与法律制度同商业组织的关联；近年来，研究者以“大历史”的眼光，将政治精英的态度、大股东活动与平民百姓生活融入商业组织发展转变的叙事中，展现出一幅不同阶层利益冲突与互动的画卷。当然，关于商业组织发展和转变的思想渊源以及对民主进程的影响等问题，史学界还存在争论。不过，随着史料的积累，史学家调动更多的理论与方法，他们会对美国建国初期商业组织做出更加公允的评价，也会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

注释：

① 英文“corporation”通常被翻译为“公司”，但现代意义上的公司与美国建国初期“corporation”意义不尽相同。回溯“corporation”历史，它是一种组织形式，既可以作为行政单位，又能当做公益组织，还可以成为商业团体。为了同现代意义中的“公司”区分，这里以“商业组织”作为美国建国初期“business corporation”的统称。经过政府特许，集合私人资金建立的银行、保险公司、制造业工厂、运河公司、收费公路公司、铁路公司以及桥梁公司等，通称为“商业组织”。

② 詹姆斯·L.休斯敦：《仍然发现经济风貌：美利坚合众国早期与历史学家对政治经济的研究》（James L. Huston, “Economic Landscape Yet to be Discovered: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and Historians’ Unsubtle Adop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共和国早期杂志》（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第24卷第2期（2004年夏季），http://www.jstor.org/stable/4141499，［发布日期不详］／2009-04-06。

③ 西米恩·埃本·鲍德温：《1789年之前的美国商业组织》（Simeon Eben Baldwin,“American Business Corporations before 1789”），《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8卷第3期（1903年4月），http://www.jstor.org/stable/1832729，［发布日期不详］／2009-04-02。

④ 约瑟夫·斯坦克利夫·戴维斯：《美国公司的早期史文集》（Joseph Stancliffe Davis, Essays in the Earlier History of American Corporations），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17年版。

⑤ 埃德温·梅里克·多德：《马塞诸塞前半世纪对商业组织的法律规范》（Edwin Merrick Dodd, Jr., “The First Half Century of Statutory Regulation of Business Corporations in Massachusetts”），莫顿·卡莱尔·坎贝尔、罗斯科·庞德编：《哈佛法学文集：纪念并献给约瑟夫·亨利·比尔与塞缪尔·威利斯顿》（Morton Carlisle Campbell, Roscoe Pound, eds., Harvard Legal Essays, Written in Honor of and Presented to Joseph Henry Beale and Samuel Williston），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65～132页；肖·利弗莫尔：《早期美国商业组织的无限职责》（Shaw Livermore,“Unlimited Liability in Early American Corporations”），《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43卷第5期（1935年10月）http://www.jstor.org/stable/1823316，［发布日期不详］／2009-04-02。

⑥ 卡西·D.马特森：《众多大宅之家：关于经济史领域的一些想法》（Cathy Matson, “A House of Many Mansions: Some Thoughts on the Field of Economic History”），卡西·D.马特森编：《美国早期经济：历史视野与新方向》（Cathy D. Matson ed., The Economy of Early America: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 New Directions），尤尼弗西蒂帕克：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⑦ 罗伯特·A.莱夫利：《美利坚体系的回顾》（Robert A. Lively,“The American System: A Review Article”），《商业史评论》（Business History Review）第29卷第1期（1955年3月），http://www.jstor.org/stable/3111602，［发布日期不详］／2009-04-02。

⑧ 奥斯卡·汉德林、玛丽·汉德林：《政治共和国：马塞诸塞州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角色（1774～1861）》（Oscar Handlin and Mary Flug Handlin , Commonwealth: AStudy of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American Economy:Massachusetts,1774～1861），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路易斯·哈茨：《宾夕法尼亚州经济政策与民主思想（1776～1860）》（Louis Hartz, Economic Policy and Democratic Thought: Pennsylvania,1776～1860），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小约翰·威廉·加德曼：《新泽西的特许组织：商业与政治（1791～1875）》（John William Cadman, Jr. , The Corporation in New Jersey: Business and Politics, 1791～1875），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米尔顿·希思：《建设性自由主义：1860年以前佐治亚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Milton Heath, Constructive Liberalism :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eorgia to 1860），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研究州政府和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论著还包括：盖伊·史蒂文斯·高伦德：《商业组织的发展与各州早期交通与银行事业》（Guy Stevens Callender,“The Early Transportation and Banking Enterprises of the States in Relation to the Growth of Corporations”），《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第17卷第1期（1902年11月），http://www.jstor.org/stable/1884713，［发布日期不详］／2009－04－02；卡特·古德里奇：《美国政府对运河与铁路的推动（1800～1890）》（Carter Goodrich, Government Promotion of American Canals and Railroads 1800～189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卡特·古德里奇：《国内改进的反思》（Carter Goodrich, “Internal Improvements Reconsidered”），《经济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http://www.jstor.org/stable/2116870，［发布日期不详］／2009－04－02；卡特·古德里奇编：《运河与美国经济发展》（Carter Goodrich ed., Canals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⑨⑩(11) 奥斯卡·汉德林、玛丽·汉德林：《政治共和国：马塞诸塞州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角色（1774～1861）》，第61，130，186～191、203页。

(12) 米尔顿·希思：《建设性自由主义：1860年以前佐治亚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第1～9页。

(13) 袁靖：《探寻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保罗·拉厄的〈古代与现代的共和国〉与共和主义范式之争》，《史学集刊》2009年第5期。

(14) 德鲁·R.麦考伊：《难以捉摸的共和制：杰斐逊时期的政治经济》（Drew R. McCoy, The Elusive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15) 《加入共和制：内战前政治文化中的特许组织》（“ Incorporating the Republic: The Corporation in Antebellum Political Culture”），《哈佛法学评论》（Harvard Law Review）第102卷第8期（1989年6月），http://www/. jstor.org/stable/1341360，［发布日期不详］／2009-04-02。

(16) L.雷·冈恩：《权威的衰落：纽约公共经济政策与政治发展（1800～1860）》（L. Ray Gunn, The Decline of Authority: Public Economic Poli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New York, 1800～1860），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7) 戈登·S·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Gordon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纽约：古典书屋1991年版。

(18) 波林·梅尔：《美国特许组织的革命根源》（Pauline Maier.“The Revolutionary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ion”），《威廉－玛丽季刊》（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第50卷第1期（1993年1月），http://www.jstor.org/stable/2947236，［发布日期不详］／2008-02-05。

(19) 乔伊斯·阿普尔比：《资本主义与新社会秩序：1790年代的共和视野》（Joyce Appleby,Capitalism and a New Social Order: The Republican Vision of the 1790s），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乔伊斯·阿普尔比：《历史学视野中的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Joyce Appleby,Liberalism and Republicanism in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0) 满运龙：《思想·意识形态·语言——共和修正派与美国思想史学》，齐文颖编：《美国史探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

(21) 加里·J. 科恩布利思：《手工艺者对资本主义转型的反应》（Gary J. Kornblith,“The Artisanal Response to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共和国早期杂志》（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第10卷第3期（1990年秋季），http://www.jstor.org/stable.3123389，［发布日期不详］／2008-07-15。

(22) 塔玛拉·普莱金斯·桑顿：《“伟大的机器”还是“食肉兽”：资本主义转型时期的一个波士顿公司与乡村债务人》（Tamara Plakins Thornton,“‘ A Great Machine’or a‘Best of Prey’: A Boston Corporation and Its Rural Debtors in an Age of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共和国早期杂志》（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第27卷第4期（2007年冬季）。

(23)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乡村资本主义的根源：以马塞诸塞西部为例（1780～1860）》（Christopher Clark, The Roots of Rural Capitalism:Western Massachusetts, 17801860），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4) 史蒂文·汉恩、乔纳森·普鲁德编：《资本主义转型时期的乡村：美国乡村社会史研究论文集》（Steven Hann,Jonathan Prude, eds. , The Countryside in the Age of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Essay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Rural America），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1页。

(25) 特里·布顿：《宾夕法尼亚的无产者：1780年代的大萧条与私有化》（Terry Bouton,“Moneyless in Pennsylvania: Privatization and the Depression of the 1780s”），卡西·D.马特森编：《美国早期经济：历史视野与新方向》，第234页。

(26) 温尼弗雷德·B.罗腾伯格；《市场与马塞诸塞农民（1750～1855）》（Winifred B. Rothenberg, “The Market and Massachusetts Farmers, 1750～1855”），《经济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41卷第2期（1981年6月），http://www.jstor.org/stable/2120977，［发布日期不详］／2008—07—15；温尼弗雷德·B.罗腾伯格：《从市场到市场经济：马塞诸塞乡村的转变（1750～1850）》（Winifred B. Rothenberg, From Market-places to a Market Economy: TA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Massachusetts, 1750～1850），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7) 艾伦·库利科夫：《美国乡村的资本主义转型》（Allan Kulikoff,“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in Rural America”），《威廉－玛丽季刊》（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第46卷第1期（1989年1月），http://www.jstor.org/stable/1922411，［发布日期不详］／2007-09-12。

(28) 加里·J.科恩布利思：《手工艺者对资本主义转型的反应》，《共和国早期杂志》第10卷第3期（1990年秋季）。

(29) 理查德·斯托特：《手工业者与资本主义的发展》（Richard Stott,“Artisans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共和国早期杂志》（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第16卷第2期（1996年夏季），http://jstor.org/stable/3124249，［发布日期不详］／2008-07-15。

(30) 托马斯·S.韦尔穆特：《里普·万·温克耳的邻居：哈得逊河谷的乡村社会转型（1720～1850）》（Thomas S. Wermuth. Rip Van Winkle’s Neighbors :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ociety in the Hudson River Valley,1720～1850），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马丁·布鲁格尔：《农场、商店与土地：哈得逊河谷市场社会的崛起》（Martin ,Bruegel, Farm, Shop,Landing: the Rise of a Market Society in the Hudson Valley, 1780～1860），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1) 卡西·D.马特森：《众多大宅之家：关于经济史领域的一些想法》，卡西·D.马特森编：《美国早期经济：历史视野与新方向》，第57页。

(31) 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社会史》（Alice Kessler- Harris,“Social History”），埃里克·方纳编：《新美国历史：对过去批判的视角》（Eric Foner, ed. , The New, American History :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费城：天普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6页。

(33) 詹姆斯·威拉德·赫斯特：《美国法律史研究的新旧领域》（James Willard Hurst,“Old and New Dimensions of Research in United States Legal History”），《美国法律史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第23卷第1期（1979年1月），http://www.jstor.org/stable/844770，［发布日期不详］／2009-08-24。

(34)(36) 韩铁：《美国法律史研究领域的“赫斯特革命”》，《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

(35) 詹姆斯·威拉德·赫斯特：《法律与19世纪美国自由的条件》（James Willard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6页。

(37) 埃德温·梅里克·多德：《1860年之前的美国商业组织：以马塞诸塞为中心的考察》（Edwin Merrick Dodd, American Business Corporations until 1860,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assachusetts），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

(38) 哈里·N.沙伊贝尔：《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19世纪美国的法律、资本主义与共和政策——评〈人民的福利：美国19世纪的法律规范〉》（Harry N.Scheiber,“Private Rights and Public Power: American Law, Capitalism, and the Republican Poli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Reviewed The People’s Welfare: Law Regul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by William J.Novak”），《耶鲁法学杂志》（The Yale Law Journal）第107卷第3期（1997年12月），http://www.jstor.org/stable/797255，［发布日期不详］／2009-08-24。

(39) 斯坦利·I. 库特勒：《特权与创造性毁灭：查尔斯河桥案》（Stanley I. Kutler, Privilege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The Charles River Bridge Case），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90年版。

(40) 马克·奥尔本·克劳森：《美国公司法中商业联合信条的发展》（Mark Alban Clawson.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Combinations Doctrine in American Corporate Law），博士学位论文，斯坦福大学1997年，http://proquest.calis.edu.cn/umi/index.jsp，［发布日期不详］／2007-09-29。

(41) 罗纳德·E西沃尔：《美国商业公司的根源（1784～1855）：工业化时期公共服务概念的扩大》（Ronald E.Seavoy,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rporation, 1784～1855: Broadening the Concept of Public Service During Industrialization），韦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社1982年版。

(42) 唐纳德·J.皮萨尼：《促进与规范：立宪与美国经济》（Donald J. Pisani,“Promotion and Regulation: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4卷第3期（1987年12月），http://www.jstor.org.stable/1902151，［发布日期不详］／2007-08-24。

(43) 莫顿·J.霍尔维茨：《美国法的变迁（1780～1860）》（Morton J.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780～1860），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44) 威廉·E.纳尔逊：《普通法的美国化：法律转变对马塞诸塞的社会影响（1760～1830）》（William E. Nelson, Americanization of the Common Law : The Impact of Legal Change on Massachusetts Society, 1760～1830），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

(45) 克里斯托弗·L.汤姆林斯：《共和国早期的法律、劳工与思想意识》（Christopher L, Tomlins, Law, Labor, and Ideology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6) 托尼·艾伦·弗里尔：《生产者与资本家：内战前的体制冲突》（Tony Allan Freyer, Producers Versus Capitalists,Constitutional Conflict in Antebellum America），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7) 威廉· J.诺瓦克：《人民的福利：19世纪美国法律与规范》（William J. Novak, The People’s Welfare:Law and Regul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8) 威廉·J.诺瓦克：《公共经济与秩序良好的市场：19世纪美国的法律与经济规范》（William J. Novak, “Public Economy and the Welt-Ordered Market:Law and Economic Regulation in 197h- centry America”），《法律与社会调查》（Law & Social Inquiry）第18卷第1期（1993年冬季），http://www.jstor.org/stable/828481，［发布日期不详］，／2009-10-14。

(49) 哈里·N.沙伊贝尔：《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19世纪美国的法律、资本主义与共和政策——评〈人民的福利：美国19世纪的法律规范〉》，《耶鲁法学杂志》第107卷第3期（1997年12月）。

(50) 例如，L.雷·冈恩：《权威的衰落：纽约公共经济政策与政治发展（1800～1860）》；戈登·S.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温尼弗雷德·B.罗腾伯格：《市场与马塞诸塞农民（1750～1855）》，《经济史杂志》第41卷第2期（1981年6月）。

(51) 例如，史蒂文·汉恩、乔纳森·普鲁德编：《资本主义转型时期的乡村：美国乡村社会史研究论文集》；莫顿·J.霍尔维茨：《美国法的变迁（1780～1860）》；小查尔斯·G.塞勒斯：《市场革命：杰克逊时代的美国（1815～1846）》（Charles G. Sellers, Jr., The Market Revolution, Jacksonian America, 1815～1846），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2) 约翰·劳里茨·拉森：《国内改进：美国早期的全国公共建设与人民政府的承诺》（John Lauritz Larson. Internal Improvement: National Public Works and the Promise of Popular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United States），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53) 安德鲁·M.肖科特：《建国初期费城建立的特许组织的权力》（Andrew M. Schocket, Founding Corporate Power in Early National Philadelphia），迪卡尔布：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4) “因小见大”，意思是要将“小问题”与本领域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为解答这些基本问题提供知识或思路，并通过若干“小问题”的连缀，最终能够看出“大历史”的一斑。参见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50页。

来源：《史学月刊》2010年8期，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报网2012-5-3

　　【关键词】环境政治史；美国；环境史

　　【作者简介】滕海键，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邮编：1l0136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批准号为_LIOBSS001）阶段成果。

　　环境政治史是以因环境问题而衍生的各种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及其演变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环境问题与政治学结合的产物。环境政治史的研究内容十分庞杂，它既涉及一定社会与环境问题相关联的组织、管理和制度，也包括各行为体及其围绕环境政策、环境权力和环境目标等而在公共政治领域展开的权力较量和利益博弈，发生的矛盾和斗争。其中，各环境政治行为体为获得和扩大公共权力而展开的博弈是环境政治史的研究重心。

　　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比较发达，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学术界对环境政治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成果和文献。本文拟以时间和研究内容与主题为经纬，尝试对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历程进行梳理和回顾，以期对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概貌形成一个整体认识，进而总结其学术特点和研究价值，以利于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

　　在美国环境史学界，有一种观点，把l959年塞缪尔·海斯出版的《资源保护与效率的福音：进步主义资源保护运动，l8901920》视为环境政治史研究的起始点，国内有学者也称其为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这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尽管海斯在书中考察了进步主义时期围绕资源保护而发生的政治斗争，但其主旨是尝试从资源保护角度来解释和理解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当时也尚未出现环境政治一词，在此书出版后相当长时间里，海斯主要还是一个研究政治与社会学的学者，直到70年代，他转入环境史领域，并将社会政治学理论运用于环境史研究，探索新的研究范式。[1]

　　不可否认，海斯这部著作对于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兴起有着重要影响，因为该书将资源保护问题引入政治领域，环境问题开始进入政治学视域。并且，它也推动了美国学界对资源保护运动及其政治的研究。

　　此后的六七十年代，资源保护运动、尤其是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运动备受学界关注。l962年，埃尔莫·理查森出版了《资源保护的政治：改革与论争，1897–1913》一书，讨论了l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源保护运动及其论战，首次明确将资源保护作为政治问题来考察。此后，美国学界围绕资源保护运动史中的重要人物和重要机构、重大事件等展开研究，重要的自然资源，如土地和森林、水和矿物等也愈来愈多的纳入学者视野，因资源开发、利用、分配和保护而发生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冲突，利益集团对联邦机构和政策的影响，水权与官僚机构，政府的保护政策等，成为研究主题。

　　六七十年代关于资源保护史的研究对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兴起有一定促进作用，因为这些研究大都关注资源保护中的政治冲突，它促使人们从历史视角思考资源保护中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至80年代，在现实环境问题日益复杂、环境政治斗争日趋尖锐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视野由资源保护扩及更为广泛的环境议题，并有意识的把社会政治学理论与环境问题结合起来，从而促进了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兴起。此外，70年代中期兴起的环境史也加速了这一进程。

　　80年代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兴起尤以学科交融为背景。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一场史无前例的现代环保运动，面对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和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各学科都从自身角度认真思考和研究环境问题，从而促发了诸多交叉学科——环境政治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环境法学和环境史学等学科的兴起，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时尚。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等纷纷介入环境领域，并尝试学科交融的方法与模式，从而推进了环境政治史、环境社会史等学科的兴起和发展。

　　80年代，美国有两位著名学者一一沃尔特·罗森鲍姆与塞缪尔·海斯对环境政治研究进行了卓越探索，前者于l985年出版的《环境政治与政策》和后者于1987年出版的《美丽、健康与持久：l955至1985年美国的环境政治》两部著作具有代表意义，它们是该时期美国环境政治综合性研究的标志性著作。[2]

　　沃尔特·罗森鲍姆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教授、环境和能源政策领域专家，他的《环境政治与政策》一书以政治学视角考察环境问题，是将环境问题与政治学结合的系统尝试。它全面考察了美国的环境政治与政策，将几乎所有环境政治议题都纳入其视野。[3]该书被视为全面了解美国的环境政治与政策的最好著作，罗森鲍姆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该领域的先驱和重要学者。[4]

　　塞缪尔·海斯是匹兹堡大学的一位享有极高声誉的历史学教授，美国第一代环境史学家，他的《美丽、健康与持久：l955至1985年美国的环境政治》[5]一书从历史学视角考察了战后美国的环境政治，被称为第一本由出色的历史学家描述战后美国环境政治的专著。与罗森鲍姆不同，海斯将环境政治置于战后美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考察，认为环境政治的出现植根于战后公众价值观方面的基本变化，即从一个需要有效率的物质生产和接受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日益集权化的制度向更加平等、以消费为导向的生活舒适——追求自然的美丽、公众健康和生态意识方向转变，后者与旧的生产经济及与之相联系的旧的价值观和制度相冲突。海斯认为环境政治的较量实际上是价值观的较量，战后美国环境政治很大程度上是代表新兴价值观的新兴力量兴起的结果。

　　罗森鲍姆和海斯的上述两部专著对美国环境政治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是该时期美国环境政治研究的代表之作，是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兴起的重要标志。

　　尽管如此，我们也注意到，罗森鲍姆与《环境政治与政策》是一位政治科学家以政治学角度考察环境问题的政治学著作，他采纳的是政治学的结构与功能分析方法。海斯的《美丽、健康与持久：l955至1985年美国的环境政治》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尚未在环境政治诸因素间建立起逻辑关系，内容不够精炼等[6]，这反映了环境政治史研究处于探索和兴起阶段，理论方面尚不够成熟。

二

　　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主题有很大局限性，自然资源保护的政治是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领域。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研究内容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拓展。各种环境力量和运动，包括环保组织和环保运动、反环保势力及其政治、环境公正运动等纷纷进入研究视域；新的环境问题，如有机化学合成杀虫剂、核电及核废料、大气污染等也更多的纳入讨论范围。研究主题和内容的上述变化，是以环境问题的发展和环境政治变化的现实为背景的。

　　1962年，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此书在美国激起了巨大的政治波澜，直接引发了现代环保运动，促使资源保护向环境主义转型，现代环境政治由此而起。80年代，当现代环保运动尘埃落定后，人们开始关注和研究这场深刻的社会政治运动。90年代初，美国现代环保运动经历着某种转型，以主流环保组织为核心以自然环境为关注重心的传统环保主义面临各种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需要对环保运动史及过去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另一方面需要对环境运动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做出预测。以此为背景，研究现代环保运动的著述明显增多。[7]

　　1990年，美国科学促进会举行了一次环境主义专题研讨会，以考察过去20年间环境运动的发展历程、评估其现状，尤其是日益增长的多样性，会后将与会论文编辑成册，这就是《美国的环境主义：美国环保运动，1970–1990）。这部论文集讨论了包括环保运动的历史及其源头，全国性环境组织的成功及环境运动的政治动向，基层环境运动的成长，深层生态学、激进环境主义和主流环境运动之间的区别，环境运动的全球化，公共舆论的趋势，环保运动成就的局限等论题，这部论文集带有总结特点，体现了一种时代思考。

　　70年代末以来，在美国有两股力量——反环保势力和环境公正运动兴起并介人环境政治[8]，对传统的环保运动形成挑战，引发了尖锐的社会冲突和激烈的政治对抗，并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环境政治史的研究内容得以拓宽。

　　六七十年代的环保运动以白人中上层为主，他们关注自然环境，而无视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环境权益，从而引起后者的不满。80年代初，以“沃伦抗议”为引子，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新的运动——环境公正运动（Environmenta1Just Movement），该运动兴起后发展迅速，到90年代初，其影响几乎与主流环保组织相差无几。环境公正运动的兴起不仅对主流环保组织提出了挑战，也对政府的环境政策形成强大压力，以致他们不得不做出回应。这样，美国环境政治领域又增添了新的角色，环境政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环境公正运动的兴起为环境政治史提供了新的研究主题。1982年，纽约州立大学艾德琳·莱文在对爱河调查之后，出版了《爱河：科学、政治和人民》一书[9]，自此，环境公正问题走进学者的视野。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来，有关环境公正问题的研究成果大量问世，内容涉及环境公正运动的起源和历史，环境不公正与种族、阶级和性别及环境史的关系，城市环境公正运动，争取环境公正的政治斗争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等。

　　美国的环保事业始终面临着各种阻力。20世纪70年代“环境的十年”以来，美国颁行了大量环保法规和政策，给企业和污染者带来了诸多限制和沉重的负担，引起了他们激烈的抵抗。自70年代末发源于西部的“山艾树反叛”运动开始，美国的反环保势力逐渐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以各种名目发起形形色色的反环境运动，通过游说、捐赠、宣传、诉讼和参与立法等活动，对联邦政府和国会施加影响。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上台后全面推行反环境政策。90年代初，反环保势力形成为强大的环保阻力。90年代中期，保守的104届国会对过去的环境法规和政策展开了自80年代初以来最猛烈的攻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学界开展了对反环保势力及其运动的研究。

　　1984年，乔纳森-拉希与凯瑟琳·吉尔曼等人出版了《分赃的季节：里根政府对环境的进攻》一书[10]，该书对美国西部的公共土地政策及其政治，“山艾树反叛运动”进行了考察，将反环境势力引入环境政治研究领域。

　　90年代，美国学术界对反环境势力的研究明显加强，其问出版了许多有很有影响的著述，内容涉及各种反环境运动，如“山艾树反叛”、“明智利用”、“县权至上”和“财产权”运动，以及资源开发公司和污染企业、利益集团的反环境斗争和策略等。[11]其中，《失去的地盘：20世纪结束时期的美国环境主义》考察了20世纪末美国环保主义遭受的重大挑战，认为其原因在于环境保护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威胁到美国文化最神圣的制度——私有产权。《绿色反弹：美国反环保势力的历史与政治》和《绿色反弹：环境运动的全球颠覆》分别从美国和国际两个纬度考察了反环保主义的历史和政治。反环保势力及其运动是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的薄弱环境，这两本书被认为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12]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新的环境问题而衍生的政治，包括有机化学杀虫剂、核能利用与开发、有毒和危险废弃物、超级基金、气候变化和酸雨、全球温室效应、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纷纷纳人环境政治研究范畴。传统的环境问题，包括公共土地政策、水力开发和水权、森林和国家公园的开发与保护、围绕荒野保护而发生的政治纷争、反坝运动及其政治、环境保护与财产权、城市垃圾和城市卫生、空气和水污染等，也更多地被作为政治问题加以系统研究。这样，有关环境政治及其历史的研究内容被极大地拓展了。

三

　　2000年前后，一方面随着新千年的到来，整个社会都在思考环境问题面临的诸多挑战、预测环境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环境政治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环境史与跨学科研究也日渐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基础之上，学者们纷纷对过去的研究进行回顾与总结，对未来的环境政治走向进行分析和预测，出版了许多系统考察和研究美国环境政治与政策的成果。以此为契机，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98年，海斯曾出版过《环境史探究》一书，该书是海斯确立环境政治史研究主题的独立地位及分析范式的重要尝试。在该书中，海斯提出了环境政治的三重结构分析模式，认为环境政治要研究环保力量、反环保势力和中间阵营问的政治关系[13]。《环境史探究》出版仅仅两年后，海斯的另一部重要著作——《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问世了。这本书是海斯对自己过去研究的凝练、总结和理论升华，代表了当时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的水平，是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走向成熟的重要界标。[14]在这本书中，海斯对环境政治的特点、影响和前景做了深刻的分析，发展了《环境史探究》中的三重结构分析模式，把环境政治中三种力量简化为致力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个人和团体、环境保护的反对者、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制度，并着重研究他们在公共政治领域的相互作用关系。

　　《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一书将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推向高峰，从而也确立了海斯在这一领域的绝对地位和声望。环境史学家奥佩指出，在环境政治领域，有其他一些重要学者：如林登·卡德威尔，他做了许多工作来阐释国家和国际环境政治；理查德·安德鲁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称道的综合的美国环境政策史；乔·佩图拉，他帮助我们理解环境政治和政策的概况。其他的学者还有诺曼·维格、约翰·赫德、苏珊·巴克和罗伯特·戈特利布，然而在对历史和政治的整合方面，他们均无法与海斯相提并论。没有人比海斯更好的抓住环境政治的结点，海斯是现代环境主义的伟大阐释者。[15]

　　除海斯之外，迈克尔·克拉夫特和诺曼·维格是两位在环境政治研究领域有着卓越贡献的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他们围绕环境政策与政治出版了一系列专著[16]，这些著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在环境政治、尤其是环境政策领域的研究水平。其中，《面向21世纪的环境政策新方向》是较近时间出版的一部专著，该书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环境政策进行了全面考察，从全球、国家和地方维度描述了美国环境政策的历史变迁，环保机构和体制的演化，环境政治的重要进展，未来政策走向等。

　　在此期间，美国学界从不同角度对美国的环境政治与政策进行了综合研究，出版了几部重要著作。[17]《管理环境、管理我们自己：美国环境政策史》是一部美国环境政策通史，从殖民地时期一直叙述到全球化的今天。该书认为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那以后，环境保护成为美国公共政治中令人注目的议题之一。《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汇集了一些公共政策学者和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论述了环境管制的必要性和环境领域公共政策的内容和趋势。《当代环境政治：从边缘到前台》源自一份专门研究环境政治的杂志《环境政治》，该书对90年代早期以来的绿色政治思想做了精炼的概括。《环境政治：国内和全球纬度》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纬度考察了环境政治。《美国环境政策，l990–2006：打破僵局》考察了l990–2006年间围绕环境政策而发生的争论，联邦政府层面的冲突和僵持，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创新和环境行动等。

　　2000年前后美国学术界关于环境政治的综合性研究成果的集中问世，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化和水平的提升，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系统、全面地了解和把握美国现代环境政治及其演变历史是非常有价值的。

　　综观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我们注意到有以下几个特点：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数量成倍增长，令人瞠目；[18]这些成果中除部分属综合研究外，专题研究居多，视角更加多元化；环境与政治及历史的结合更加紧密，环境政治的学科独立性增强；研究内容进一步拓展，出现了许多新趋势、新动向，比如作为美国最高权力体系的联邦总统、国会和法院在环境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环境政治诸多影响要素，环境政治的国际纬度及国际环境政治备受关注，环境政治及其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明显增强等，这些都反映了该时期的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和繁荣阶段。

四

　　通过对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历程的考察，大致可以把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前的萌芽阶段，八九十年代的兴起和初步发展阶段，90年代末以来的大发展或繁荣阶段。环境政治史萌芽于六七十年代的资源保护史研究。八九十年代以环境政治的现实和学科交融为背景，环境政治研究兴起，研究内容得到拓宽，环境与政治实现交融。2000年前后，以总结过去、面向未来为主旨，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步人新的阶段。以海斯的《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为标志，美国的环境政治研究走向成熟和繁荣。

　　纵观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大致可以归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就时空范围而言，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大多、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现代环境政治，即20世纪，尤其是战后六七十年代以后的历史。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基本上属现代历史和当代政治研究的范畴。

　　其原因首先在于美国环境政治的现实。战后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增多和日趋严重，愈来愈多的人卷入环境问题中来，围绕环境问题发生、演绎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及政治关系。以注重现实为特点的美国学界，自然不会无视对这种政治现象、政治关系的研究。虽然早在19世纪美国社会围绕资源开发和保护就曾发生过政治纷争和冲突，但直到战后现代环保运动兴起，环境并未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它也从未进入主流政治研究领域。战后现代环保运动和70年代的环境改革改变了这一切，环保力量与日渐壮大的反环境势力间围绕环境权力与利益的角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难以忽视的现象，受到学界高度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美国环境政治的研究成果大多问世在80年代后说明了环境政治形势及其变化与环境政治研究的关系。

　　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的这一特点对我国的环境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我国的环境史研究偏重于古代，而近现代环境史研究十分薄弱。导致这种反差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包括环境政治内容的特点及两国当代问题学术研究的开放程度的差异。但无论如何，环境史的学科特点要求我们更多关注当代及现实环境问题，尤其是围绕环境问题而衍生的社会、政治关系，这样才能体现和发挥环境史的价值。不同的历史阶段，环境史研究的内容、特点、模式和方法也不尽相同，现代环境史、尤其是环境政治史研究与古代存在很大差异，如何加快和搞好我国近现代环境政治史研究，美国能给我们许多借鉴。

　　其次，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内容、主题十分广泛和庞杂。

　　环境政治首先要研究参与环境政治的行为体（参与主体），环境政治行为体是环境政治史的首要研究内容。由于环境问题本身涉及的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美国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及政治体制的分权等特征，其环境政治的参与主体十分广泛，几乎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既包括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工人、有色族裔及其他弱势群体，也包括环保组织，工商企业、土地所有者及利益集团，以及联邦、各州及地方政府，议会和法院，总统和各级环境机构等。这些具有不同利益要求、不同政治倾向和思想价值观、不同经济背景和不同社会地位的形形色色的多元环境政治行为体，围绕环境领域的公共事务而发生各种政治关系，在不同时空背景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为不同的环境势力和环境运动。

　　对于上述诸多环境政治行为体及其运动的研究，包括他们在环境政治或有关环境问题的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及相互关系，环境运动的起源、意识、行动策略和社会功能等，就构成了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环境政治史研究因环境问题而衍生的社会政治关系，美国环境政治研究领域大量成果正是围绕具体的环境问题而展开的。从美国学界的研究情况看，这些环境问题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大体上可分为资源开发和保护的政治，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的政治、环境权利的政治、生态政治、及城市和国际环境政治等。

　　环境政治还要研究诸多环境政治影响要素，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与功能，科学、技术、经济、信息、媒体等因素在环境政治中的作用。海斯在《美丽、健康与持久：1955至1985年美国的环境政治》中首次系统的把这些要素纳入环境政治分析框架内，在那以后，环境政治影响要素愈发受到重视，成为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环境政治史也包括对环境政策、环保制度和环境管理等方面问题的研究，尽管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些问题与环境政治并不能画等号，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很难不涉及环境政治。

　　再次，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学科交融特点尤为突出。

　　环境政治史将环境问题与社会、政治及历史结合起来，尤能体现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特点。以海斯为例，他在《资源保护与效率的福音：进步主义资源保护运动，l890一1920》一书中把资源保护问题引入政治领域，初步实现了环境与政治的结合。在后来，他进一步把更加广泛的环境问题纳入政治学视野，除了沿袭政治学的结构与功能分析方法外，他也引入社会学的分层研究方法，在解析美国政治体制、运行机制及其环境问题的交互作用基础上，既考察身居高位、处于社会结构之巅的政治家和决策者、作为社会良知和时代代言人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也考察反环保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商人和企业家，以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农民和工人。这样，海斯将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于环境史研究，把社会史、政治史与环境史结合起来，从而推动了环境政治史的产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环境政治的许多研究成果并非出自历史学家，而是出自政治学和社会学家之手，环境政治研究中的历史话语和历史感尚感缺乏，这说明环境政治的历史学研究亟待强化。

　　从一般意义上，环境政治史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环境政治史研究因环境问题而衍生的社会政治关系，它尤能体现环境史研究对象的特点。环境史并非以环境为考察中心，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亦非环境史研究的单一纬度，环境史研究的归结点还是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围绕自然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污染控制、环境权力与利益分配、公共政策等而发生的各种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关系，尤其是社会政治关系。正如国外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生态学从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它只有“很少的阐释价值”，环境现象也只有作为政治的和社会历史的解释才有意义。[19]

　　其次，环境政治史是环境史学科研究体系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环境政治史研究有助于推进环境史学科体系的构建。

　　国内外学术界围绕什么是环境史、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理论基础和学术价值等问题做了大量探讨，但对作为一个学科的环境史的研究体系和研究内容的讨论显得很薄弱，美国学术界以环境政治史的大量研究成果为此提供了一份答案——环境史要研究因环境问题而衍生的社会政治关系，环境政治史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亚领域”，是环境史研究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许多著名环境史学家的有关环境史研究内容的论述中，均把环境政治纳入环境史研究范畴。麦克尼尔认为环境史包括物质、思想和文化、政治三个基本维度，其中环境政治史把法律和国家政策视为它与自然世界的关联[20]。麦克尼尔还分析了环境政治史的性质，认为它是全新的现代史学。泰特认为环境史研究应包括四个方面：其中第四是公众对有关环境问题的辩论、立法、政治规定以及对“旧保护史”中大量文献的思考。[21]贝利认为环境史的研究包括四个层次：第三是森林与水资源保护即资源保护和环境运动的历史；第四是专业团体的作用，如科学家、工程师的贡献及其与环境思想和运动的关系。[22]克罗农认为环境史应包括三个研究范围：其中第三是对环境政治与政策的研究。[23]

　　再次，环境政治史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环境政治史研究就是要通过考察人类社会因环境问题衍生的各种社会及政治关系史及其演变规律，为现实环境问题的解决，实现环境公正，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维护大自然的权利与公民的环境权，提供学术咨询，其意义不言而喻。美国环境政治史涉及大量社会关系，包括联邦、各州与地方之间，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之间，环保组织与反环保势力之间，公民与社团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等，对美国社会如何认识、对待、处理和平衡这些关系进行研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从学科发展角度，环境政治史不仅给传统政治学，也给历史学注人了新鲜血液，增添了新的话语和内容。环境政治史还提供了观察美国政治体制及运行机制、政治结构及其功能的新视角，有助于推进美国政治体制研究。

注释：

[1]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海斯出版了几部重要著作——《美丽、健康与持久：1955至1985年美国的环境政治》、《环境史探究》和《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系统研究了战后美国的环境政治，构建了环境政治史的分析架构，也奠定了他在该领域的地位和声望。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克罗农说过：“20世纪在影响我们对环境政治的理解方面，没人能与海斯媲美。”Samue1 Hays，Explorations in Environmenta1 History，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8．Foreword，xi．

[2]此前的l982年，塞缪尔·海斯在《环境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从资源保护到环境：二战以来美国的环境政治》一文，考察了战后美国由资源保护转为环境主义的深刻背景。这篇文章是在八十年代初激烈的环境政治斗争背景下发表的，不仅明确提出了环境政治概念，也对当时的研究起了导向作用。Samue1 Hays，“From Conservation to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1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World War Two”，Environmenta1 Review，Volume 6 Issue 2 Fal1 1982． pp．14—41．

[3] Walter A．Rosenbaum，Environmenta1 Politics and Policy，Washington，DC：Congressiona1 Quarterly，Inc．，l985．

[4] By Roger C．Anderson，Bow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Environmenta1Review，Volume l0 Issue 1 Spring 1986．罗森鲍姆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其著作有：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1 Concern，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3；Energy，Politics，and Public Policy，Washington，D．C．：Congressiona1 Quarterly Press，1981；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Chal Ienge of Governance across Socia1 Scales／edited by Hans，A．Bressers and Walter A．Rosenbaum， Westport，Conn．：Praeger，2003.其中，《环境政治与政策》出版后影响最大，2010年，此书第八版面世。

[5] Samue1 P．Havs，Beauty，Health，and Permanence：Environmenta1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1955—1985，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6]参阅环境史杂志对塞缪尔·海斯的采访录，Environmenta1 History，Volume l2 Issue 3 July 2007，pp．666—677．

[7]较重要的有：Kirkpatrick Sale，The Green Revolution：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1 Movement，1962—1992，New York：Hil1 and Wang，1993；Robert Gottlieb，Forcing the Spring：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1 Movement，Washington，D．C：Island Press，1993；Riley E．Dunlap and Angela G．Mertig，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the U. S．Environmenta1 Movement，1970—1990，Philadelphia：Taylor & Francis，1992；Benjamin Kline，First Along the River：A Brief History of the U. S．Environmenta1Movement，San Francisco：Acada Books，1997．

[8]前者以“山艾树反叛运动”为起始标志，后者以“爱河事件”为开端。

[9] Adeline Gordon Levine，Love Canal：Science，Politics，and People，Lexington，Mass．：D．C．Heath and Co．，l982．

[10] Jonathan Lash, Katherine Gillman, and David Sheridan ,A Season of Spoils: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Attack on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1984.

[11] The Sagebrush Rebellion, the Wise Use  Movement, the County Supremacy Movement, the Property Rights Movement. Jacqueline Vaughn Switzer, Green Backlash :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1 Opposition in the U. S, Boulder  London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7；Andrew Rowell, Green Backlash : Globa1 Subversion of the Environmenta1 Movement, NY : Routledge,1997； Harvey M. Jacobs, Who Owns America : Socia1 Conflict Over Property Rights, Madison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8 ;Mark Dowie ,Losing Ground: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at the Clo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ssachusetts : MIT Press,1995.

[12] Reviewed by Samue1 P. Hays,Environmenta1 History, Volume 3 Issue 1 January 1998, pp.102- 103.

[13] Samue1 Hays,Explorations in Environmenta1 History,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8. Introduction,xxii.

[14] Samue1 P.Hays,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1Politics Since 1945,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0.

[15] Reviewed by John Opie,Environmenta1 History,Volume 6 Issue 4 October 2001,pp.629 -630.

[16] Michae1 E.Kraft, Environmenta1 Policy and Politics : towar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NY : Harper Collins,1996 ; Environmenta1 Policy and Politics ,New York :Longman,2001 ;Norman J. Vig, Michae1 E.Kraft,Environmenta1 Policy in the 1990s :Reform or Reaction？ Washington, D. C. : CQ Press,1997 ; Environmenta1 Policy: New Direc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 C.: CQ Press,2003.

[17] Richard L. Andrews,Managing the Environment, Managing Ourselves : A History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1 Policy,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 ; Pau1 R.Portney, Robert N. Stavins, Public Policies for Environmenta1 Protection, Washington, D. C :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2000 ; Piers H. G. Stephens with John Barry and Andrew Dobson,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1 Politics :from Margins to Mainstream, New York : Routledge,2006 ; Jacqueline Vaughn, Gary Bryner Switzer, Environmenta1 Politics omestic and Globa1 Dimensions, New York : St. Martin’ s Press,1998 ; Christopher McGrory Klyza and David Sousa,American Environmenta1 Policy,1990 – 2006 : Beyond Gridlock, Cambridge : MIT Press.2008 ; Ha1 K.Rothman, Saving the Planet: the American Response to the Environ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Ivan R. Dee,2000; Lawrence S. Rothenberg , Environmenta1 Choices olicy Responses to Green Demands ,Washington,D. C. :CQ Press,2002.

[18]仅通过检索环境史杂志的BIBLIOSCOPE就能发现这一现象。

[19]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王国豫等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20] John. R. McNeill,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1a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1.42, No.4.（Dec 2003）, P.6.

[21] T.W. Tate, “Problems of Definition in Environmenta1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1 Association Newsletter（1981）,p.8-10.

[22] K.E.Bailes,Environmenta1 History:Critica1 Issu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Lanham,1985,p.4.

[23] William Cronon,” Modes of Prophecy and Production: Placing Nature in History”, Journa1 of American History, Vo1.76, No.4.（ March.,1990）. pp.1122-1131.

载《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关 键 词】环境政治史；美国；环境史

　　【作者简介】滕海键，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批准号为_LIOBSS001）阶段成果。

　　环境政治史是以因环境问题而衍生的各种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及其演变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环境问题与政治学结合的产物。环境政治史的研究内容十分庞杂，它既涉及一定社会与环境问题相关联的组织、管理和制度，也包括各行为体及其围绕环境政策、环境权力和环境目标等而在公共政治领域展开的权力较量和利益博弈，发生的矛盾和斗争。其中，各环境政治行为体为获得和扩大公共权力而展开的博弈是环境政治史的研究重心。

　　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比较发达，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学术界对环境政治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成果和文献。本文拟以时间和研究内容与主题为经纬，尝试对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历程进行梳理和回顾，以期对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概貌形成一个整体认识，进而总结其学术特点和研究价值，以利于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

　　在美国环境史学界，有一种观点，把l959年塞缪尔·海斯出版的《资源保护与效率的福音：进步主义资源保护运动，l8901920》视为环境政治史研究的起始点，国内有学者也称其为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这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尽管海斯在书中考察了进步主义时期围绕资源保护而发生的政治斗争，但其主旨是尝试从资源保护角度来解释和理解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当时也尚未出现环境政治一词，在此书出版后相当长时间里，海斯主要还是一个研究政治与社会学的学者，直到70年代，他转入环境史领域，并将社会政治学理论运用于环境史研究，探索新的研究范式。[1]

　　不可否认，海斯这部著作对于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兴起有着重要影响，因为该书将资源保护问题引入政治领域，环境问题开始进入政治学视域。并且，它也推动了美国学界对资源保护运动及其政治的研究。

　　此后的六七十年代，资源保护运动、尤其是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运动备受学界关注。l962年，埃尔莫·理查森出版了《资源保护的政治：改革与论争，1897–1913》一书，讨论了l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源保护运动及其论战，首次明确将资源保护作为政治问题来考察。此后，美国学界围绕资源保护运动史中的重要人物和重要机构、重大事件等展开研究，重要的自然资源，如土地和森林、水和矿物等也愈来愈多的纳入学者视野，因资源开发、利用、分配和保护而发生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冲突，利益集团对联邦机构和政策的影响，水权与官僚机构，政府的保护政策等，成为研究主题。

　　六七十年代关于资源保护史的研究对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兴起有一定促进作用，因为这些研究大都关注资源保护中的政治冲突，它促使人们从历史视角思考资源保护中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至80年代，在现实环境问题日益复杂、环境政治斗争日趋尖锐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视野由资源保护扩及更为广泛的环境议题，并有意识的把社会政治学理论与环境问题结合起来，从而促进了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兴起。此外，70年代中期兴起的环境史也加速了这一进程。

　　80年代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兴起尤以学科交融为背景。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一场史无前例的现代环保运动，面对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和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各学科都从自身角度认真思考和研究环境问题，从而促发了诸多交叉学科——环境政治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环境法学和环境史学等学科的兴起，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时尚。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等纷纷介入环境领域，并尝试学科交融的方法与模式，从而推进了环境政治史、环境社会史等学科的兴起和发展。

　　80年代，美国有两位著名学者一一沃尔特·罗森鲍姆与塞缪尔·海斯对环境政治研究进行了卓越探索，前者于l985年出版的《环境政治与政策》和后者于1987年出版的《美丽、健康与持久：l955至1985年美国的环境政治》两部著作具有代表意义，它们是该时期美国环境政治综合性研究的标志性著作。[2]

　　沃尔特·罗森鲍姆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教授、环境和能源政策领域专家，他的《环境政治与政策》一书以政治学视角考察环境问题，是将环境问题与政治学结合的系统尝试。它全面考察了美国的环境政治与政策，将几乎所有环境政治议题都纳入其视野。[3]该书被视为全面了解美国的环境政治与政策的最好著作，罗森鲍姆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该领域的先驱和重要学者。[4]

　　塞缪尔·海斯是匹兹堡大学的一位享有极高声誉的历史学教授，美国第一代环境史学家，他的《美丽、健康与持久：l955至1985年美国的环境政治》[5]一书从历史学视角考察了战后美国的环境政治，被称为第一本由出色的历史学家描述战后美国环境政治的专著。与罗森鲍姆不同，海斯将环境政治置于战后美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考察，认为环境政治的出现植根于战后公众价值观方面的基本变化，即从一个需要有效率的物质生产和接受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日益集权化的制度向更加平等、以消费为导向的生活舒适——追求自然的美丽、公众健康和生态意识方向转变，后者与旧的生产经济及与之相联系的旧的价值观和制度相冲突。海斯认为环境政治的较量实际上是价值观的较量，战后美国环境政治很大程度上是代表新兴价值观的新兴力量兴起的结果。

　　罗森鲍姆和海斯的上述两部专著对美国环境政治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是该时期美国环境政治研究的代表之作，是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兴起的重要标志。

　　尽管如此，我们也注意到，罗森鲍姆与《环境政治与政策》是一位政治科学家以政治学角度考察环境问题的政治学著作，他采纳的是政治学的结构与功能分析方法。海斯的《美丽、健康与持久：l955至1985年美国的环境政治》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尚未在环境政治诸因素间建立起逻辑关系，内容不够精炼等[6]，这反映了环境政治史研究处于探索和兴起阶段，理论方面尚不够成熟。

二

　　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主题有很大局限性，自然资源保护的政治是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领域。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研究内容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拓展。各种环境力量和运动，包括环保组织和环保运动、反环保势力及其政治、环境公正运动等纷纷进入研究视域；新的环境问题，如有机化学合成杀虫剂、核电及核废料、大气污染等也更多的纳入讨论范围。研究主题和内容的上述变化，是以环境问题的发展和环境政治变化的现实为背景的。

　　1962年，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此书在美国激起了巨大的政治波澜，直接引发了现代环保运动，促使资源保护向环境主义转型，现代环境政治由此而起。80年代，当现代环保运动尘埃落定后，人们开始关注和研究这场深刻的社会政治运动。90年代初，美国现代环保运动经历着某种转型，以主流环保组织为核心以自然环境为关注重心的传统环保主义面临各种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需要对环保运动史及过去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另一方面需要对环境运动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做出预测。以此为背景，研究现代环保运动的著述明显增多。[7]

　　1990年，美国科学促进会举行了一次环境主义专题研讨会，以考察过去20年间环境运动的发展历程、评估其现状，尤其是日益增长的多样性，会后将与会论文编辑成册，这就是《美国的环境主义：美国环保运动，1970–1990）。这部论文集讨论了包括环保运动的历史及其源头，全国性环境组织的成功及环境运动的政治动向，基层环境运动的成长，深层生态学、激进环境主义和主流环境运动之间的区别，环境运动的全球化，公共舆论的趋势，环保运动成就的局限等论题，这部论文集带有总结特点，体现了一种时代思考。

　　70年代末以来，在美国有两股力量——反环保势力和环境公正运动兴起并介人环境政治[8]，对传统的环保运动形成挑战，引发了尖锐的社会冲突和激烈的政治对抗，并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环境政治史的研究内容得以拓宽。

　　六七十年代的环保运动以白人中上层为主，他们关注自然环境，而无视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环境权益，从而引起后者的不满。80年代初，以“沃伦抗议”为引子，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新的运动——环境公正运动（Environmenta1Just Movement），该运动兴起后发展迅速，到90年代初，其影响几乎与主流环保组织相差无几。环境公正运动的兴起不仅对主流环保组织提出了挑战，也对政府的环境政策形成强大压力，以致他们不得不做出回应。这样，美国环境政治领域又增添了新的角色，环境政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环境公正运动的兴起为环境政治史提供了新的研究主题。1982年，纽约州立大学艾德琳·莱文在对爱河调查之后，出版了《爱河：科学、政治和人民》一书[9]，自此，环境公正问题走进学者的视野。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来，有关环境公正问题的研究成果大量问世，内容涉及环境公正运动的起源和历史，环境不公正与种族、阶级和性别及环境史的关系，城市环境公正运动，争取环境公正的政治斗争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等。

　　美国的环保事业始终面临着各种阻力。20世纪70年代“环境的十年”以来，美国颁行了大量环保法规和政策，给企业和污染者带来了诸多限制和沉重的负担，引起了他们激烈的抵抗。自70年代末发源于西部的“山艾树反叛”运动开始，美国的反环保势力逐渐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以各种名目发起形形色色的反环境运动，通过游说、捐赠、宣传、诉讼和参与立法等活动，对联邦政府和国会施加影响。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上台后全面推行反环境政策。90年代初，反环保势力形成为强大的环保阻力。90年代中期，保守的104届国会对过去的环境法规和政策展开了自80年代初以来最猛烈的攻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学界开展了对反环保势力及其运动的研究。

　　1984年，乔纳森-拉希与凯瑟琳·吉尔曼等人出版了《分赃的季节：里根政府对环境的进攻》一书[10]，该书对美国西部的公共土地政策及其政治，“山艾树反叛运动”进行了考察，将反环境势力引入环境政治研究领域。

　　90年代，美国学术界对反环境势力的研究明显加强，其问出版了许多有很有影响的著述，内容涉及各种反环境运动，如“山艾树反叛”、“明智利用”、“县权至上”和“财产权”运动，以及资源开发公司和污染企业、利益集团的反环境斗争和策略等。[11]其中，《失去的地盘：20世纪结束时期的美国环境主义》考察了20世纪末美国环保主义遭受的重大挑战，认为其原因在于环境保护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威胁到美国文化最神圣的制度——私有产权。《绿色反弹：美国反环保势力的历史与政治》和《绿色反弹：环境运动的全球颠覆》分别从美国和国际两个纬度考察了反环保主义的历史和政治。反环保势力及其运动是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的薄弱环境，这两本书被认为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12]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新的环境问题而衍生的政治，包括有机化学杀虫剂、核能利用与开发、有毒和危险废弃物、超级基金、气候变化和酸雨、全球温室效应、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纷纷纳人环境政治研究范畴。传统的环境问题，包括公共土地政策、水力开发和水权、森林和国家公园的开发与保护、围绕荒野保护而发生的政治纷争、反坝运动及其政治、环境保护与财产权、城市垃圾和城市卫生、空气和水污染等，也更多地被作为政治问题加以系统研究。这样，有关环境政治及其历史的研究内容被极大地拓展了。

三

　　2000年前后，一方面随着新千年的到来，整个社会都在思考环境问题面临的诸多挑战、预测环境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环境政治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环境史与跨学科研究也日渐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基础之上，学者们纷纷对过去的研究进行回顾与总结，对未来的环境政治走向进行分析和预测，出版了许多系统考察和研究美国环境政治与政策的成果。以此为契机，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98年，海斯曾出版过《环境史探究》一书，该书是海斯确立环境政治史研究主题的独立地位及分析范式的重要尝试。在该书中，海斯提出了环境政治的三重结构分析模式，认为环境政治要研究环保力量、反环保势力和中间阵营问的政治关系[13]。《环境史探究》出版仅仅两年后，海斯的另一部重要著作——《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问世了。这本书是海斯对自己过去研究的凝练、总结和理论升华，代表了当时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的水平，是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走向成熟的重要界标。[14]在这本书中，海斯对环境政治的特点、影响和前景做了深刻的分析，发展了《环境史探究》中的三重结构分析模式，把环境政治中三种力量简化为致力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个人和团体、环境保护的反对者、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制度，并着重研究他们在公共政治领域的相互作用关系。

　　《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一书将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推向高峰，从而也确立了海斯在这一领域的绝对地位和声望。环境史学家奥佩指出，在环境政治领域，有其他一些重要学者：如林登·卡德威尔，他做了许多工作来阐释国家和国际环境政治；理查德·安德鲁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称道的综合的美国环境政策史；乔·佩图拉，他帮助我们理解环境政治和政策的概况。其他的学者还有诺曼·维格、约翰·赫德、苏珊·巴克和罗伯特·戈特利布，然而在对历史和政治的整合方面，他们均无法与海斯相提并论。没有人比海斯更好的抓住环境政治的结点，海斯是现代环境主义的伟大阐释者。[15]

　　除海斯之外，迈克尔·克拉夫特和诺曼·维格是两位在环境政治研究领域有着卓越贡献的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他们围绕环境政策与政治出版了一系列专著[16]，这些著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在环境政治、尤其是环境政策领域的研究水平。其中，《面向21世纪的环境政策新方向》是较近时间出版的一部专著，该书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环境政策进行了全面考察，从全球、国家和地方维度描述了美国环境政策的历史变迁，环保机构和体制的演化，环境政治的重要进展，未来政策走向等。

　　在此期间，美国学界从不同角度对美国的环境政治与政策进行了综合研究，出版了几部重要著作。[17]《管理环境、管理我们自己：美国环境政策史》是一部美国环境政策通史，从殖民地时期一直叙述到全球化的今天。该书认为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那以后，环境保护成为美国公共政治中令人注目的议题之一。《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汇集了一些公共政策学者和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论述了环境管制的必要性和环境领域公共政策的内容和趋势。《当代环境政治：从边缘到前台》源自一份专门研究环境政治的杂志《环境政治》，该书对90年代早期以来的绿色政治思想做了精炼的概括。《环境政治：国内和全球纬度》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纬度考察了环境政治。《美国环境政策，l990–2006：打破僵局》考察了l990–2006年间围绕环境政策而发生的争论，联邦政府层面的冲突和僵持，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创新和环境行动等。

　　2000年前后美国学术界关于环境政治的综合性研究成果的集中问世，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化和水平的提升，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系统、全面地了解和把握美国现代环境政治及其演变历史是非常有价值的。

　　综观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我们注意到有以下几个特点：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数量成倍增长，令人瞠目；[18]这些成果中除部分属综合研究外，专题研究居多，视角更加多元化；环境与政治及历史的结合更加紧密，环境政治的学科独立性增强；研究内容进一步拓展，出现了许多新趋势、新动向，比如作为美国最高权力体系的联邦总统、国会和法院在环境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环境政治诸多影响要素，环境政治的国际纬度及国际环境政治备受关注，环境政治及其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明显增强等，这些都反映了该时期的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和繁荣阶段。

四

　　通过对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历程的考察，大致可以把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前的萌芽阶段，八九十年代的兴起和初步发展阶段，90年代末以来的大发展或繁荣阶段。环境政治史萌芽于六七十年代的资源保护史研究。八九十年代以环境政治的现实和学科交融为背景，环境政治研究兴起，研究内容得到拓宽，环境与政治实现交融。2000年前后，以总结过去、面向未来为主旨，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步人新的阶段。以海斯的《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为标志，美国的环境政治研究走向成熟和繁荣。

　　纵观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大致可以归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就时空范围而言，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大多、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现代环境政治，即20世纪，尤其是战后六七十年代以后的历史。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基本上属现代历史和当代政治研究的范畴。

　　其原因首先在于美国环境政治的现实。战后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增多和日趋严重，愈来愈多的人卷入环境问题中来，围绕环境问题发生、演绎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及政治关系。以注重现实为特点的美国学界，自然不会无视对这种政治现象、政治关系的研究。虽然早在19世纪美国社会围绕资源开发和保护就曾发生过政治纷争和冲突，但直到战后现代环保运动兴起，环境并未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它也从未进入主流政治研究领域。战后现代环保运动和70年代的环境改革改变了这一切，环保力量与日渐壮大的反环境势力间围绕环境权力与利益的角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难以忽视的现象，受到学界高度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美国环境政治的研究成果大多问世在80年代后说明了环境政治形势及其变化与环境政治研究的关系。

　　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的这一特点对我国的环境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我国的环境史研究偏重于古代，而近现代环境史研究十分薄弱。导致这种反差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包括环境政治内容的特点及两国当代问题学术研究的开放程度的差异。但无论如何，环境史的学科特点要求我们更多关注当代及现实环境问题，尤其是围绕环境问题而衍生的社会、政治关系，这样才能体现和发挥环境史的价值。不同的历史阶段，环境史研究的内容、特点、模式和方法也不尽相同，现代环境史、尤其是环境政治史研究与古代存在很大差异，如何加快和搞好我国近现代环境政治史研究，美国能给我们许多借鉴。

　　其次，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内容、主题十分广泛和庞杂。

　　环境政治首先要研究参与环境政治的行为体（参与主体），环境政治行为体是环境政治史的首要研究内容。由于环境问题本身涉及的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美国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及政治体制的分权等特征，其环境政治的参与主体十分广泛，几乎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既包括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工人、有色族裔及其他弱势群体，也包括环保组织，工商企业、土地所有者及利益集团，以及联邦、各州及地方政府，议会和法院，总统和各级环境机构等。这些具有不同利益要求、不同政治倾向和思想价值观、不同经济背景和不同社会地位的形形色色的多元环境政治行为体，围绕环境领域的公共事务而发生各种政治关系，在不同时空背景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为不同的环境势力和环境运动。

　　对于上述诸多环境政治行为体及其运动的研究，包括他们在环境政治或有关环境问题的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及相互关系，环境运动的起源、意识、行动策略和社会功能等，就构成了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环境政治史研究因环境问题而衍生的社会政治关系，美国环境政治研究领域大量成果正是围绕具体的环境问题而展开的。从美国学界的研究情况看，这些环境问题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大体上可分为资源开发和保护的政治，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的政治、环境权利的政治、生态政治、及城市和国际环境政治等。

　　环境政治还要研究诸多环境政治影响要素，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与功能，科学、技术、经济、信息、媒体等因素在环境政治中的作用。海斯在《美丽、健康与持久：1955至1985年美国的环境政治》中首次系统的把这些要素纳入环境政治分析框架内，在那以后，环境政治影响要素愈发受到重视，成为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环境政治史也包括对环境政策、环保制度和环境管理等方面问题的研究，尽管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些问题与环境政治并不能画等号，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很难不涉及环境政治。

　　再次，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学科交融特点尤为突出。

　　环境政治史将环境问题与社会、政治及历史结合起来，尤能体现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特点。以海斯为例，他在《资源保护与效率的福音：进步主义资源保护运动，l890一1920》一书中把资源保护问题引入政治领域，初步实现了环境与政治的结合。在后来，他进一步把更加广泛的环境问题纳入政治学视野，除了沿袭政治学的结构与功能分析方法外，他也引入社会学的分层研究方法，在解析美国政治体制、运行机制及其环境问题的交互作用基础上，既考察身居高位、处于社会结构之巅的政治家和决策者、作为社会良知和时代代言人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也考察反环保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商人和企业家，以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农民和工人。这样，海斯将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于环境史研究，把社会史、政治史与环境史结合起来，从而推动了环境政治史的产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环境政治的许多研究成果并非出自历史学家，而是出自政治学和社会学家之手，环境政治研究中的历史话语和历史感尚感缺乏，这说明环境政治的历史学研究亟待强化。

　　从一般意义上，环境政治史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环境政治史研究因环境问题而衍生的社会政治关系，它尤能体现环境史研究对象的特点。环境史并非以环境为考察中心，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亦非环境史研究的单一纬度，环境史研究的归结点还是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围绕自然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污染控制、环境权力与利益分配、公共政策等而发生的各种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关系，尤其是社会政治关系。正如国外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生态学从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它只有“很少的阐释价值”，环境现象也只有作为政治的和社会历史的解释才有意义。[19]

　　其次，环境政治史是环境史学科研究体系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环境政治史研究有助于推进环境史学科体系的构建。

　　国内外学术界围绕什么是环境史、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理论基础和学术价值等问题做了大量探讨，但对作为一个学科的环境史的研究体系和研究内容的讨论显得很薄弱，美国学术界以环境政治史的大量研究成果为此提供了一份答案——环境史要研究因环境问题而衍生的社会政治关系，环境政治史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亚领域”，是环境史研究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许多著名环境史学家的有关环境史研究内容的论述中，均把环境政治纳入环境史研究范畴。麦克尼尔认为环境史包括物质、思想和文化、政治三个基本维度，其中环境政治史把法律和国家政策视为它与自然世界的关联[20]。麦克尼尔还分析了环境政治史的性质，认为它是全新的现代史学。泰特认为环境史研究应包括四个方面：其中第四是公众对有关环境问题的辩论、立法、政治规定以及对“旧保护史”中大量文献的思考。[21]贝利认为环境史的研究包括四个层次：第三是森林与水资源保护即资源保护和环境运动的历史；第四是专业团体的作用，如科学家、工程师的贡献及其与环境思想和运动的关系。[22]克罗农认为环境史应包括三个研究范围：其中第三是对环境政治与政策的研究。[23]

　　再次，环境政治史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环境政治史研究就是要通过考察人类社会因环境问题衍生的各种社会及政治关系史及其演变规律，为现实环境问题的解决，实现环境公正，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维护大自然的权利与公民的环境权，提供学术咨询，其意义不言而喻。美国环境政治史涉及大量社会关系，包括联邦、各州与地方之间，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之间，环保组织与反环保势力之间，公民与社团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等，对美国社会如何认识、对待、处理和平衡这些关系进行研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从学科发展角度，环境政治史不仅给传统政治学，也给历史学注人了新鲜血液，增添了新的话语和内容。环境政治史还提供了观察美国政治体制及运行机制、政治结构及其功能的新视角，有助于推进美国政治体制研究。

注释：

[1]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海斯出版了几部重要著作——《美丽、健康与持久：1955至1985年美国的环境政治》、《环境史探究》和《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系统研究了战后美国的环境政治，构建了环境政治史的分析架构，也奠定了他在该领域的地位和声望。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克罗农说过：“20世纪在影响我们对环境政治的理解方面，没人能与海斯媲美。”Samue1 Hays，Explorations in Environmenta1 History，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8．Foreword，xi．

[2]此前的l982年，塞缪尔·海斯在《环境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从资源保护到环境：二战以来美国的环境政治》一文，考察了战后美国由资源保护转为环境主义的深刻背景。这篇文章是在八十年代初激烈的环境政治斗争背景下发表的，不仅明确提出了环境政治概念，也对当时的研究起了导向作用。Samue1 Hays，“From Conservation to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1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World War Two”，Environmenta1 Review，Volume 6 Issue 2 Fal1 1982． pp．14—41．

[3] Walter A．Rosenbaum，Environmenta1 Politics and Policy，Washington，DC：Congressiona1 Quarterly，Inc．，l985．

[4] By Roger C．Anderson，Bow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Environmenta1Review，Volume l0 Issue 1 Spring 1986．罗森鲍姆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其著作有：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1 Concern，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3；Energy，Politics，and Public Policy，Washington，D．C．：Congressiona1 Quarterly Press，1981；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Chal Ienge of Governance across Socia1 Scales／edited by Hans，A．Bressers and Walter A．Rosenbaum， Westport，Conn．：Praeger，2003.其中，《环境政治与政策》出版后影响最大，2010年，此书第八版面世。

[5] Samue1 P．Havs，Beauty，Health，and Permanence：Environmenta1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1955—1985，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6]参阅环境史杂志对塞缪尔·海斯的采访录，Environmenta1 History，Volume l2 Issue 3 July 2007，pp．666—677．

[7]较重要的有：Kirkpatrick Sale，The Green Revolution：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1 Movement，1962—1992，New York：Hil1 and Wang，1993；Robert Gottlieb，Forcing the Spring：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1 Movement，Washington，D．C：Island Press，1993；Riley E．Dunlap and Angela G．Mertig，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the U. S．Environmenta1 Movement，1970—1990，Philadelphia：Taylor & Francis，1992；Benjamin Kline，First Along the River：A Brief History of the U. S．Environmenta1Movement，San Francisco：Acada Books，1997．

[8]前者以“山艾树反叛运动”为起始标志，后者以“爱河事件”为开端。

[9] Adeline Gordon Levine，Love Canal：Science，Politics，and People，Lexington，Mass．：D．C．Heath and Co．，l982．

[10] Jonathan Lash, Katherine Gillman, and David Sheridan ,A Season of Spoils: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Attack on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1984.

[11] The Sagebrush Rebellion, the Wise Use  Movement, the County Supremacy Movement, the Property Rights Movement. Jacqueline Vaughn Switzer, Green Backlash :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1 Opposition in the U. S, Boulder  London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7；Andrew Rowell, Green Backlash : Globa1 Subversion of the Environmenta1 Movement, NY : Routledge,1997； Harvey M. Jacobs, Who Owns America : Socia1 Conflict Over Property Rights, Madison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8 ;Mark Dowie ,Losing Ground: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at the Clo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ssachusetts : MIT Press,1995.

[12] Reviewed by Samue1 P. Hays,Environmenta1 History, Volume 3 Issue 1 January 1998, pp.102- 103.

[13] Samue1 Hays,Explorations in Environmenta1 History,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8. Introduction,xxii.

[14] Samue1 P.Hays,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1Politics Since 1945,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0.

[15] Reviewed by John Opie,Environmenta1 History,Volume 6 Issue 4 October 2001,pp.629 -630.

[16] Michae1 E.Kraft, Environmenta1 Policy and Politics : towar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NY : Harper Collins,1996 ; Environmenta1 Policy and Politics ,New York :Longman,2001 ;Norman J. Vig, Michae1 E.Kraft,Environmenta1 Policy in the 1990s :Reform or Reaction？ Washington, D. C. : CQ Press,1997 ; Environmenta1 Policy: New Direc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 C.: CQ Press,2003.

[17] Richard L. Andrews,Managing the Environment, Managing Ourselves : A History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1 Policy,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 ; Pau1 R.Portney, Robert N. Stavins, Public Policies for Environmenta1 Protection, Washington, D. C :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2000 ; Piers H. G. Stephens with John Barry and Andrew Dobson,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1 Politics :from Margins to Mainstream, New York : Routledge,2006 ; Jacqueline Vaughn, Gary Bryner Switzer, Environmenta1 Politics omestic and Globa1 Dimensions, New York : St. Martin’ s Press,1998 ; Christopher McGrory Klyza and David Sousa,American Environmenta1 Policy,1990 – 2006 : Beyond Gridlock, Cambridge : MIT Press.2008 ; Ha1 K.Rothman, Saving the Planet: the American Response to the Environ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Ivan R. Dee,2000; Lawrence S. Rothenberg , Environmenta1 Choices olicy Responses to Green Demands ,Washington,D. C. :CQ Press,2002.

[18]仅通过检索环境史杂志的BIBLIOSCOPE就能发现这一现象。

[19]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王国豫等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20] John. R. McNeill,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1a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1.42, No.4.（Dec 2003）, P.6.

[21] T.W. Tate, “Problems of Definition in Environmenta1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1 Association Newsletter（1981）,p.8-10.

[22] K.E.Bailes,Environmenta1 History:Critica1 Issu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Lanham,1985,p.4.

[23] William Cronon,” Modes of Prophecy and Production: Placing Nature in History”, Journa1 of American History, Vo1.76, No.4.（ March.,1990）. pp.1122-1131.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第一节　方法、理论与史观

　　一、假设、计量与经济史研究

　　在新经济史学家的著作中，无论是福格尔的，还是诺思的，方法上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运用假设-演绎模式。这种方法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研究假设的历史没有意义。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求真务实，因此，必须从史料出发，不能把研究建立在没有出现的虚构的史实上。那么，对于经济史学科来说，假设到底有没有用武之地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经济史本身进行讨论。经济史研究包括两个主要层次：一个是描述性的经济史，即要把事情说清楚；一个是解释性的经济史，即要把事情之间的关系说明白。对描述性的经济史来说，那是确实不能胡乱假设的。正如吴承明所讲，假设中国没有秦始皇，中国的经济史将改写，但这样的假设对研究是无意义的，因为，秦始皇已经出现了。经济史研究的目的是要把过去发生的事情说清楚，然后告诉给世人[1]。如果掺杂着大量臆想，那就不是好的研究，也可能会误导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史研究确实不能假设，假设没有意义。只能借助一些历史方法来分析史料，然后形成一个连贯的经济史。对于这个层面的经济史研究，历史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兹举两例。第一，史料中有真伪和讹传。由于政治等各种原因，在史料记载中，存在着刻意的捏造虚构和无意的失察误漏。第二，史料中有异同和错乱。同一个历史事实，却有着不同的记载，而且有的记载还出现了明显的矛盾。这些都需要考辨。因此，历史方法对于描述性的经济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层面，不能假设，应该老老实实地从史料出发，应该以历史方法为主。

　　在解释性的经济史层面，不妨运用假设。第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本身很复杂。认识复杂的事物，需要运用一定的模式加以简化。可以说，假设是进行解释性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人们用以解释经济史的理论框架的确立，必然要经历过假设的阶段。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也是从假设出发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加以研究，直至“《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2]。诺思对西方世界兴起的解释也是建立在他的制度变迁假说之上。第二，假设可以丰富人们对经济史的认识。在解释性的经济史研究中，每一位经济史学家都是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出发的，他们的著作实际上都暗含着假设。比如，有的经济史学家认为，政治在经济发展历史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因此，他们对经济史的解释就包含政治因素。由于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非常复杂，经济发展历史的动力也不是单一的。因此，每一种解释性的经济史实际上都是一种假说而已。但这些假说是有意义的。我们也正是在各种各样的解释中深化了对历史的认识。如果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假说，经济史研究将活力不足。因此，对既定的历史事实提出新的假说没有什么不好，它将会有助于经济史研究的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史研究可以尝试假设。

　　另外，尽管有很多经济史学家对福格尔创立的“反事实度量法”有微词，但这种方法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的确，对于经济发展的过去，人们无能为力，因为时间是单向度的，它永远向前，历史不能重来。但是，前进的方向是否有别的可能路径呢？这一点值得深入思考。即便我们承认历史发展存在规律或者趋势，总体的历史趋势也不等于在一定时间之内必然出现某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历史必然性相当宽泛，历史趋势有很大的变化空间，因此事件不是绝对的，唯一的。如果历史事件是环环相扣的，那么人类面前就像铺了一条火车道一样，人类自身什么努力也不用做了。这岂不陷入了“历史决定论”。历史到底有没有规律，实际上是未知的。更何况，历史或许本就没有规律，历史是开放的，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是思维和现实的交互演化。经济发展的历史道路由人的实践所创造，而人有主体性、选择性，所以道路的多样性是必然的。历史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历史研究就可以假设。通过假设，可以对别的可能的潜在结果进行估量，可以把得到的实际结果与或许可能得到的结果加以比较。这并非没有意义。当然，假设不能是无边无际、毫无根据，应该具有现实可能性。如果假设关公战秦琼、邓小平支持郑和下西洋，那是没有意义的。引入假设的方法，有利于彰显出现在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失误”、“缺憾”和“教训”，促进人们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只有能够对历史反思，才能真正实现“以史为鉴”。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不排除对以往的历史做出不同假设。恩格斯本人就曾针对19世纪美国工人运动提出与实际历程不同的假设[3]。新经济史学家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在解释性的经济史研究中，不妨借鉴之。

　　另外，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应该大胆尝试计量方法。同时，计量结果可以和经济史叙述结合起来。

　　第一，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计量方法有它的局限性，也有它的长处。计量方法作为方法之一，可以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只不过要多加小心。计量方法可以成为众多方法中的一种。计量方法的长处在于可以深入挖掘数据背后隐藏的信息，可以加深对历史中的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理解。挖掘海量数据背后的含义，有些是不能借助于人脑和人手完成的，而必须借助于计量方法，借助于计算机等先进的计算工具。数据挖掘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因为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部分特点就体现在数据中。

　　第二，计量结果可以融入到历史写作中，即分析和叙述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兼容。20世纪60年代，休斯（H.S.Hughes）在其著作《作为艺术与科学的历史》中，指出，历史研究必须采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然而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可以取代历史。对历史分析方法的强调，也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叙述历史之价值的否认。相反地，企图对人类的生活经验，作一完全和真实具体的描述，正是历史不同于其它社会科学之处，而描述永远是历史的特质之一。因此，史学家的任务是将传统史学说故事的功能与新史学分析的方法，密切地结合起来，使“如何”与“为何”并行不悖，而不是在叙述与分析之间，画下鲜明的鸿沟。[4]实际上，计量分析的结果可以和叙述相得益彰，即计量研究的结果可以为历史方法服务。安格斯·麦迪森1995年出版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是对世界各国经济两个世纪以来的发展状况所进行的有史以来的最大空间和时间跨度的全面的定量比较。这本书很好地利用了计量结果，并且能够基于数据把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说清楚，实现了计量方法和历史方法的一种结合。

　　总之，假设和计量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并非没有用武之地。只要认清合理使用的条件，就能发挥它们的作用，促进中国经济史研究深入。

　　二、解释历史的理论：尚需创新

　　理论和历史的关系永远是一个争论不完的话题。有学者称：理论先于历史，没有理论不能有历史。也有另外一些学者称：历史优先于理论。如果不把历史置于一种优先的地位，则很可能用理论曲解了历史。这实际上是一个永远也说不清的问题。但无论何者优先，都必须承认，历史和理论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尤其如此。经济学的现象日益复杂，没有现代经济学理论做支撑，想要深入了解现象背后的机制，不啻于一种妄想。然而，如果单纯地认为历史仅仅是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展开，则也是大错而特错的。经济史研究所需的理论在社会科学日益发展的今天已经多种多样。研究者的思路也日益打开，不再拘泥于某一种学科或者某一个学术团体的习惯性方法，而是吸收各方面的养料。这是一个好现象，也给了经济史学科继续发展的养分。但也不得不承认，直到今天，尽管已有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创建，有马克思理论的宏大建构，有熊彼特对周期、突变、创新等的思考，有波兰尼对资本主义未来的睿智，但解释历史的理论仍然是不充分的。

　　熊彼特的理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共鸣。相反，人们把热情给了与其同一年出生的凯恩斯。或许是熊彼特的思想太令人费解，而不像凯恩斯那样，从简单的三个合乎常理的“规律”入手，分析了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并指出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相比之下，熊彼特对历史的感情要甚于凯恩斯。熊彼特倾其一生想把历史和经济学理论融合在一起，把均衡、边际、突变、创新整合在一个框架中。他提出了“创造性毁灭”的洞见。这对于理解历史很有帮助，但理论轮廓不清晰，更类似于一种思想。马克思的宏大建构简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但这个建构不被诺思认可，他认为，用人口作为制度变迁的主要参数比较合适。诺思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石，通过引入交易成本，将组织、制度等纳入到新古典的分析中。诺思的理论具有了“动感”，相比那些静态的经济学理论，诺思的理论更适合于历史。因为，历史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尽管如此，诺思理论中的瑕疵也不容忽视。其中，最大的瑕疵就是对新古典理论“硬核”的秉承，他仅仅是修正了“保护带”。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增强了，但并不代表其正确了。现实经济中，有太多的例子证明新古典核心假定的谬误。比如说企业以最大化利益的方式进行定价和生产。然而，事实却是，企业根据行业竞争者的行动而行动。它模仿竞争者的举动，包括生产方式和定价策略。在变动的市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企业家并不能充分计算最大化利益。企业能够生存在市场上，也并不见得是生产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最好的那一个。或许，它可能仅仅因为适应了当时的环境才得以幸存。变化是时时发生的，如果说存在均衡的话，那么这个均衡也是不长久的。变化是历史的真谛，而不是静态的均衡。

　　鉴于此，在物理学、数学中获得了太多灵感的经济学理论，也许应该冷静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而且，若要解释经济史，把人类社会还原成无数个同质的原子是不够的。用机械的物理学或者用统计的物理学思维也是不够的。或许，可以从生物学、人类学方面找到更多的隐喻。诺思本人也正在发生着这样的转变，他试图从心理学等学科中汲取更多的养分。文化等本不应忽视的因素也进入了诺思的视野。但不管怎样，目前的理论还不足以让历史学家信服。

　　历史是复杂的，开放的，是人与环境、人与人博弈的结果。历史从来不会重演，但也会惊人的相似。诺思放大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是非常可取的。而且，诺思也纠正了自己对经济发展道路的各态历经性的认识。在21世纪，他讨论更多的是非各态历经性和不确定性。随着诺思对历史理解的越来越深刻，其制度变迁理论将越来越完善。

　　三、历史观：不可忽视的哲学

　　历史观是指人们对历史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因为，历史本身是过去事情的发生和演变过程。历史的鲜活程度和可信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历史资料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决定于写作者的历史观。因此，历史观问题非常重要。古往今来，对历史的本体论思考从未间断。中外大体上有三种历史观：历史循环论、历史退化论和历史进化论。

　　历史循环论者主张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循环。在中国，汉朝时的刘歆用五行说来解释中国上古时期历史的发展变化，比如，他认为太昊伏羲氏属木，炎帝神农氏属火，而黄帝轩辕式属土[5]。在西方， 18世纪的意大利思想家G.B.维科（Giovanni Battsla Vico）认为各民族的发展历史都要经历三个时代：神祗时代、英雄时代、古典时代。人类社会经历了这三个时代之后，还会重新回复到神祗时代，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历史退化论者认为历史没有发展和进步，而是呈现出退化。古希腊的历史学家赫西俄德认为人类社会从黄金时代渐次退化为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中国北宋时期的邵雍认为三皇时是“以道化民，尚自然”，五帝时是“以德教民，尚让”，三王时是“以功劝民，尚政”，五霸时则是“以力率民，尚争”，是一代不如一代[6]。

　　历史进化论者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中国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认为唐虞以前，“狉狉獉獉，人之异于禽兽者无几也”，三代之世，“国小而君多”，“暴君横取，无异今川广之土司”[7]，这与“言必称三代”的退化论者的观点恰好相反。西方也有很多人主张历史进化论。比如，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东方王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日耳曼王国。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历史退化论和循环论是不可取的。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进步，提高了人类社会水平。尽管哈蒙德夫妇认为生活在1760年的工人要比生活在1830年更幸福，但米塞斯批评说那是历史学家的一种田园牧歌般的想象[8]。因此，总体上看，人类社会进步是显然的。进化历史观是一种正确的看法。

　　赞同进化观之后，还要审视历史进化有没有统一的模式，即是否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遵从一种进步模式来发展自己。从历史演化过程看，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独特性。中国没有经历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言的资本主义阶段，越过了所谓的“卡夫丁峡谷”。相反，欧洲充分发展了资本主义社会。即便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其发展道路也不尽相同。英国是一种个人资本主义模式，是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下，通过个人的奋斗建构的。德国则是政府通过有目的的制度安排来激励工业化实现，该模式被称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模式[9]。美国在英国的基础上进行了技术和制度创新，加之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指导，建立了更先进的生产模式。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相对上述几个国家则来得更加迟缓和漫长。它的工业化没有明显的起飞阶段，经济以一种平稳的、没有大起大落的状态增长[10]。总之，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其经济发展道路也不相同。

　　然而，“欧洲中心论”的影子还在。希克斯晚年写就了《经济史理论》，试图从历史中概括出具有共性的发展模式。他认为，“每一桩历史事件都有它独特的某一方面；但几乎总有另一些方面，它在其中只是一个团体中的一个成员。如果我们感兴趣是后面那些方面中的一个，那我们要予以注意的将是这个团体，而不是个人；我们将设法予以说明的是那个团体的平均数。”[11] 这里暗含着统计学的原理，即大量发生的事件比很少发生的事件更接近于一般性。然而，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主要来源于英国经验。因此，他所概括的经济史理论很难说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就与之不同。与之类似，罗斯托在《经济增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也不适用于所有国家。他的假说对经济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若把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纳入一个单线的历史演进模式中，则显简单化。诺思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分析也有“欧洲中心论”之嫌。

　　新经济史革命带来了经济学理论和历史的携手。同时，也把统一模式的思维带到了经济史研究中。他们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审视全世界的问题。欧洲率先崛起是一个历史事实，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是必要的，但过分扩大欧洲历史的普适性则是一种片面的历史观。

第二节　小结：新经济史革命以及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一、新经济史革命

　　新经济史革命在经济史学史上最具创新面目。它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在传统经济史研究中，学者们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历史方法。即使有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也是为历史方法服务的，即经济学理论是历史学公共汽车上的一名乘客。体现在传统经济史研究著作中的方法论特点便是历史方法是里，其它方法是表。到了新经济史学家那里，经济史研究中的历史方法被认为是非科学，不符合科学逻辑，也不符合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之所以要把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向经济学研究方法上靠拢，在于新经济史学家有这样一种认识：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经济史研究属于经济学家族，因此，它应该运用经济学研究中常用的假设-演绎模式进行研究。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国新经济史学家发起了一场革命：从50-60年代到70年代，新经济史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是计量学派；从70年代以后，新经济史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是新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在研究视域和所用理论方面超越了计量学派，不过，二者在方法论上有共同特征。计量学派的代表学者是福格尔和诺思；新制度学派的代表学者是诺思。

　　新经济史革命在美国的影响较大。很多后继者继承了这种方法来进行经济史研究。然而，这场革命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影响却不大。原因在于传统经济史学家不认可这种新方法。中国的经济史学家比较认可新制度学派所建构的制度变迁理论，并且把该理论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对于计量学派，中国的经济史学家认为，虽然方法值得借鉴和学习，但应用起来要多加小心。计量学派的方法离不开理论和数据，因此，如果要使计量分析有意义，必须保证理论和数据的正确性。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来说，这种正确性尤其值得注意。

　　新经济史革命体现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的重新携手。这种携手有其内在的原因，然而，就在经济史研究投入到经济学家族怀抱的时候，新经济史研究和传统经济史研究的裂痕也加深了。

　　二、中国经济史研究：多因素分析和“史无定法”

　　新经济史革命固然为经济史研究带来了很多新东西，也有助于深化经济史研究。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它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之处。第一，科学逻辑不是经济史研究的最高境界。经济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把过去的经济发展历史认识清楚，解释明白。为了这个境界，什么理论和方法都可以运用。只不过都应该是为经济史研究服务的。如果为了迎合某种理论，或者是为了给经济学理论做历史注脚，那么很可能就会犯“削足适履”的错误。第二，目前的经济学理论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尽管它在不断地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解释经济发展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但这并不表明它与现实可以完全吻合。事实上，经济发展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它的促进因素也非常多，而且还交织在一起。构成经济发展动力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政治、社会、文化等。因此，分析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目前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还不能将政治、文化等整合在一起。第三，定量方法是一种好的方法，它可以使研究更为精确。但值得注意的是，数据也和文字史料一样，是材料而已。对于这种材料，一定要仔细研究，要去伪存真，否则意义不大。第四，新古典范式分析人类行为也有很多问题。事实告诉我们，人不见得是理性的，至少不是完全理性的。而且，还不仅如此，很多人还是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如果左右了重要人物的思想和行为，那么不能说它对经济发展的历史道路影响不大。

　　在借鉴新经济史研究方法时，一定不要唯“科学”、“理性”是从，而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这个历史的实际就是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乃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它所涉及的要素非常复杂，它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学问。经济史本质上是历史，这被很多经济史学家不断强调。奇波拉指出：“经济史本身就是一种划分，而且是最为任意的划分。其所以这样划分是为了分析和教学上的方便。但生活中并没有这种界限，有的只是历史。”[12]经济史学家庞兹（N.J.G.Pounds）同样认为，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不是彼此孤立的六角形，而是在内容和方法上有着一定联系和渗透的，作为研究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学尤其如此。因此，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经济史，许多社会和文化因素都应该进入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纯粹的经济活动，人类行为的因果联系无限延伸，没有尽头[13]。幸好，中国的经济史学家坚守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传统。陈振汉一直强调，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加强与社会史学家的合作。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在进行经济史研究的时候要综合考虑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不应该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

　　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理论和方法都应该视为研究方法，不存在哪一个方法更好，哪一个方法更高明的问题。正所谓：“史无定法”。采用什么方法，是由具体的研究对象决定的。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可以运用，但不是唯一的。经济史研究也没有必要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像所谓的“科学”而失去原有风采。经济史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有自己的独立范式。这种范式应该既有经济学范式的特点，又带有史学范式的风姿。经济史所使用的理论不应该局限于经济学理论，大凡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变迁的理论都应该纳入到经济史研究中来。

注释：

[1] 这是笔者拜访吴承明先生时，他对我的讲述，觉得很受触动，所以加以运用。

[2]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11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7页。

[4] H. Stuart Hughes, History as Art and as Science: Twin Vistas on the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5] 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6]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112页。

[7]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

[8] （英）F.A.哈耶克：《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

[9] （英）M.M.波斯坦、D.C.科尔曼、彼得·马赛厄斯：《剑桥欧洲经济史》第7卷（上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9页。

[10]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1页。

[11] （英）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页。

[12] （意）卡洛·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导言，第3页。

[13] N.J.G.Pounds, “What Economic History Means to Me”, in P.Hudson, ed., Li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Glasgow: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2001, pp.288-291.

　　新经济史革命产生了两个学派，一个是以福格尔为代表的计量学派，另一个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这两个学派对中国的影响不一样。计量学派的影响相对较小，而新制度学派的影响相对较大。学者们之所以乐于追逐新制度学派，在于新经济史研究传入中国时，正值中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这种转轨告知了学者们，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工具，研究中国经济史，易得到学界认可。计量学派对数据的重视态度引起了中国经济史学者的关注，其定量研究方法也影响了他们。

第一节　中国经济史研究传统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卷帙浩繁的典籍，其中不但蕴藏了丰富的经济史资料，而且包含了系统的经济史记述。不过，从经济史学科的发展看，最值得注意的是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和《十通》中的“食货门（考）”。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中就有关于经济史的专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平准书》记述了汉朝建立至汉武帝以前的财政演变，《货殖列传》记述了春秋战国以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工商业家的活动和各个经济区域的特点及其相互联系等。班固的《汉书》在《史记·平准书》的基础上创立了《食货志》。其篇名取义于《尚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班固的解释是：“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中国古代还没有形成近代“经济”的概念，以“食”和“货”分别代表社会的生产和流通，“食货”相连，即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经济”的概念。从《汉书·食货志》开始，中国古代开启了经济史记述之传统。它们是研究中国经济史最基本的材料。中国古代虽然有着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经济学理论，因此这期间的经济史记述还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史。

　　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在中国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启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从这次论战的内容看，它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史论战。同时，它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会经济史”传统的形成。在中国经济史第一次高潮中，活跃在经济史坛的主要有三股力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以及与其有所联系的一批学者。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的临产之时正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因此，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受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影响下，郭沫若从1928年至1929年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系列论文，并于1930年汇集出版，题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初尝试。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差不多同时，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展开了一场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支持郭沫若肯定中国经过奴隶制阶段的观点。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以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却与郭沫若有不同的意见。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二书中，认为商代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商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食货派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之后形成的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研究旨趣的学术团体。代表学者是陶希圣，他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是经济史研究的阵地。《食货》半月刊于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陶希圣在《食货》创刊号中表明这个刊物的目的：“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比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2]据陶氏本人的统计，它在刊出的两年半中发表了包括150多位作者的345篇文章[3]。《食货》是中国第一个经济史的期刊。它的影响相当大，印行量一度达到4000份。它在日本拥有相当一部分订户和读者；《食货》学会中还有日本的学者。总之，《食货》半月刊在组织和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其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不同风格的流派，就其方法论而言，有偏重于历史学的，有偏重于社会学的，也有偏重于经济学的。但不管哪一个流派，都不是只就经济而论经济，而是十分注意经济与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因此，它们都没有脱离社会经济史的轨道。傅衣凌重视对民间文书、碑刻、乡规民俗等的搜集和使用，把对地方社会的细部研究与整体研究结合起来。傅先生开创了他和他的弟子们共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 的流派。如今，厦门大学的经济史研究期刊还留有这个流派的特点，该刊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另一位先生梁方仲在开创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同样功不可没。梁方仲早在1934年便开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生涯。该年5月，他与吴晗，汤象龙等人在北平成立“史学研究会”，并在天津《益世报》、南京《中央日报》开辟《史学》副刊园地，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不久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梁方仲是《史学》副刊和《集刊》的积极撰稿人，并一度任《集刊》主编。他组织和发表了一批较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史学术论文，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梁方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特别致力于明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如今的中山大学还铭记梁先生的教诲[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些学者比较重视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有人称之为经济学的经济史。代表学者为吴承明。他擅长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但他同时也很推崇并吸取傅衣凌的研究成果，并在晚近的研究中十分重视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综合考察。因此，经济所学者所从事的也是社会经济史研究。该所创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原来打算命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只是由于厦门大学先前创办的同类刊物已经用了此名，才改用现在名称[5]。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是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节　对新经济史革命及其方法论的相关评述

　　新经济史革命发轫于美国，之后广布世界。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新经济史研究方法也传入中国。一批学者相继发表评述文章，比如何顺果发表了《从“苦难时代”一书看美国“历史计量学派”》（《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期），何培忠摘译了芝井敬思的《现代历史学与数量方法》（《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陈春声发表了《统计分析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学术研究》，1985年第3期），彭泽益发表了《中国经济史计量研究的基础》（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等。对这种新方法，有的持欢迎态度，有的则比较审慎。持欢迎的学者对新经济史给予了较高评价，持审慎态度的学者则强调“史无定法”，主张切莫局限于某一单一方法。比如刘佛丁说：“这种新方法的运用，开辟了许多过去无法进行研究的新学术领域，并可以检验以往历史研究中那些未经计量的定性判断，使那些符合或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得到证实，而把那些错误的结论加以纠正，提出科学的新见解。”[6]张宇燕认为：“福格尔的整个推理过程——即假定、模型和对原始统计数据的修正——毫无例外地均可被检验，也恰是从这一意义上看，福格尔作为一位经济史学家，至少在我看来，其成就与其说是以某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为历史赋予了新的意义，倒不如说是为我们思考历史、评价社会进程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方法。”[7]持审慎态度的学者较多，以陈振汉、吴承明为代表。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史学者虽然认可新经济史研究方法，但不主张把其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国的经济史学者认为，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需要把经济学理论尝试着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去，但不能把经济史研究变成经济学理论的推导和经济学模式的演绎。经济史学科应该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应该立足于史学。经济史要凭材料说话，经济史资料的收集整理是第一位的工作。

　　一、陈振汉：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是失败的

　　在《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一文中，陈振汉对福格尔和计量学派的方法进行了评述。他批判了福格尔的“反事实度量法”，指出“反事实度量法”只是根据一些简单理论假设的逻辑推理，不是研究历史的方法。福格尔正因为只是根据经济学理论而不是从历史实际出发来研究铁路问题，所以福格尔的考虑是不周全的。在他看来，“铁路的间接经济作用要比直接作用（国民产值的增加）重要得多和复杂得多，不能用简单的新古典经济学概念来予以分析”[8]。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和概念来分析和描述奴隶制经济并且把当时种植场棉花生产的赢利完全归功于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归功于奴隶主和奴隶双方的优越资本主义本质。陈振汉认为这是完全按照经济学理论的要求，把原始历史资料割裂开来加工处理之后再行利用，并且忽略了社会伦理道德等多种因素，该书是一部完全脱离了原来社会历史面目的历史学。因此，陈振汉认为，以福格尔为代表的计量学派在60-70年代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是失败的。借助于为《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译本写序，陈振汉表明了自己对历史计量学派方法的总体态度：“在史学观点和方法上，历史计量学派的主要特点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对不同社会历史上的经济成败及其缘由作数量的分析研究。他们认为经济史研究不止是搜集、考订、分析史料和叙述史实，更重要的是要能解释史实，说明其中彼此的相互关系。” [9]

　　对于《西方世界的兴起》，陈振汉一方面肯定了诺思说明西方世界兴起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分析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特色。他认为，诺思和托马斯“他们只是就历史事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明显相互关系立论，而不是要探索历史发展动力或事物之间的前后因果决定性关系。”[10]对于《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他也同样认为这是分析经济史的框架。也就是说，诺思的这两本著作本身都不是历史，而是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史学理论。“它们的特点是把传统经济史家根据经济学理论而建立的经济内外部因素的界限拆除，把有些如同所有权、国家组织和意识形态等过去属于法学、政治学或文化社会学领域的问题，一律纳入经济史学的范围，用经济学理论，即便不是新古典派理论，也是根据理性选择、交易成本等基本经济原则推导而得的经济学理论，而不是法学或政治学理论来作解释，所以两书只能说是经济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的经济史理论。诺思1981年的书甚至可以说是一套新经济史观，一套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的历史理论。”[11]

　　在评述了新经济史革命及其方法论之后，陈振汉提出了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看法。在《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1987）小引中，陈振汉强调“经济史是经济科学的一个分支，但它是跨学科的，是介于历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学科，可以说它的本质或主体是历史。经济史所担负的科学任务主要是一种历史学的任务，它自然同时是一门历史科学。史学不同于理论学科，它要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说明事物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规律），也可以是一种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互为因果关系。经济史要称得起是科学，那就不只是描述具体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要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事实，要解释其中的关系，从而使人们获得经验教训。”[12]在明确了经济史学的任务之后，他提出：经济史的研究不能述而不作，不能没有自己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不能没有史论；经济史的研究要有数量概念；要有比较研究[13]。他在《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我们的经济史研究是历史学研究；我们应与社会史学家密切合作；可以运用数量分析的采用数量分析，但不是唯有数量分析。

　　对数量分析，陈振汉一方面强调，一方面也指出辩证看待的重要性。他指出“经济史不同于政治史、思想史和历史人物传记。要说明经济上的演变发展，必须有一个数量的概念。没有一个数量的概念，所作的判断就很可能是不确切的。”[14]但过分强调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应用，会让研究者忽视经济史研究中的“历史研究”成分，因此陈振汉在《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中表露了对数量分析的辩证态度。在《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一文中谈到数量分析和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时，他认为经济史的研究目的，是用历史事实，特别是政教文物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社会风俗和日常生活习惯等方面变化的史实来看是否对生产技术和国民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因此在这些历史因素中，有的显然无法彼此区别，因而对之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数量分析；有的在很长时期里停滞不前，它们的社会经济影响但凭经济观察就能了然无遗，无需什么数量分析。总之他强调了经济事件只能在某种社会环境中发生，所以数量分析不能背离时代历史进行。他还重视经济史学中的比较研究，认为“不经过比较，概念就不容易明确，论断就不容易符合实际。比较包括同一地区不同时间的比较和同一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国家、地区）的比较。只有通过比较研究，对问题的认识才能够准确中肯。”[15]

　　总体来说，陈振汉是不太赞成新经济史研究方法的，他认为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是失败的。由于过多地专注于经济因素，忽略了其它因素，新经济史学家得出的结论也很难说正确。陈振汉认为，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借鉴新经济史研究的定量方法，但一定要有辨证的认识。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应该以历史方法为主。

　　二、吴承明：新经济史方法论的良窳

　　20世纪80-90年代，吴承明在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上有很多研究。吴承明赞扬严中平重倡“四新”之举[16]。他认为研究经济史应根据不同对象和史料条件，采取不同方法；方法论有新老学派之分，但没有高下、优劣之别。他主张：文献学、考据学、历史唯心主义、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地区经济和周期论、社会学以及系统论等都是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对于计量学派中所运用的“反事实度量法”，他认为福格尔在发表《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后之所以批评踵至，在于“铁路的社会文化效益不能进入其所设模型”。同样，从《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一书得出结论：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农业的效益高于北方自由劳动者的农业，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北方，也缘于“自由平等人权价值不能进入史学家的模型”。如果这些因素不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那么，“何足以言历史?”[17]

　　吴承明认为，诺思的经济史理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短期经济现象，把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制度安排都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外生变量，不予考虑；这是非历史的。诺思改变这种观点，把它们都纳入经济史研究范围，完全正确。他提出以制度安排为核心，研究各时期的结构变革和经济组织的有效性，并审定其实际绩效，这是经济史方法论上的一大启发，但在应用上不可胶柱。在诺思的具体经济史、特别是古代史的著述中，经常可见人口和移民、战争、技术以至黑死病等非制度因素的重大作用，而他的著作也命名为“结构与变革”而非“制度与变革”。再则，制度变革，如希克斯《经济史理论》所说，常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在国家理论上，吴承明以为不宜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作为利益交易关系，这只能解释部分经济现象。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诺思的观点就更加狭隘。总之，吴承明认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制度变迁等概念可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但应注意具体的研究对象与资料。

　　吴承明认为经济史研究必须有历史学的修养和经济学的基础。对于经济学，他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18]“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19]吴承明提出经济史研究不能只讲“纯经济的”现象，应该有整体视野，比如他认为经济史学家应有历史学修养，应能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诸方面，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研究经济发展与演变。因此，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有价值。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他从六个方面对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梳理。一、进一步肯定了实证方法的基本性。他说：“实证主义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20]尽管“对历史的认识有相对性（卡尔）、时代性（克罗齐）、思想主观性（柯林武德）”，但探求历史真实、对认识不清楚的实践不断重新认识还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要务。对历史模式论、逻辑实证主义、决定论和目的论的研究法，他均不赞同。二、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学理论只是一种方法，经济史是源、经济学是流。“经济史研究的东西，包括体制、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思想以致习俗惯例，远比经济学广泛，而且是活生生的。”[21] 经济史为经济学提供材料，拓宽视野。三、关于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他认为，整体史观是必要的，但对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来说，“分工合作，先专后宏”才是入手的办法。布罗代尔的结构主义也可资借鉴。三个层次中，布罗代尔本人注重长时段的结构史，中时段的动态史。而吴承明认为，事件史对于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也作用很大。而且，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以史带论”或者“论从史出”的叙述笔法很高明。四、关于经济计量学方法。他主张：“凡能计量者，应尽可能做定量分析。盖定性分析只给人以概念，要结合定量分析才具体化，并改正概念的偏差。”[22]。然而，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明中叶以前不适用计量，因为古代文献不准确、记载不连续。此后可以用，但资料必须可靠。而且，要注意：不同时代的度量衡可能不同，数据资料不能直接运用。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就是使用了系统论述与计量分析结合的方法。另外，经济计量学方法不适于研究生产关系，因为其只见量变不见质变，可用于检验定性分析，但不宜建立新理论。经济史研究不能单凭计量学方法做出结论。五、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他认为：“历史是复杂的、多元的和多因素的，不能把制度安排作为唯一的原因。”六、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社会和文化属于经济史研究中的非经济因素，但若要对经济发展路径有很好的理解，这两个方面应纳入研究视域。吴承明认为经济发展——制度变迁——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

　　总之，吴承明对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有着深刻的理解，指出了这种方法的优缺点。在他看来，计量方法、制度分析等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都不是万能的，都有一定局限性。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要多层次、多角度、多方法。

第三节　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方法

　　对于计量方法如何具体运用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上，中国经济史学界有两种倾向性意见：一种意见强调尽量使用。比如张仲礼认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在计量方面应比一般的史学有更高的要求，能用数量统计的应尽量用数量统计，以显示事物量的变化过程，能定量的尽可能作定量分析，以确定事物变化发展的程度。只有建立在大量扎实的资料工作基础上的研究工作才是真正扎实的。经得住考验的研究工作，其成果也必定是坚实可靠的。”[23]另一种意见则强调“谨慎”。比如，唐传泗对有关近代经济史的数据资料的搜集、考察、审定和加工整理等提出了具体意见，认为数据错误比文字错误“往往更不易为人们所察觉”，因而工作上必须精细小心，强调搞计量研究应先要打好数据资料基础工作[24]。章有义也从农业史计量研究角度提出了类似的告诫。他说：“计量材料的缺乏给我们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但绝不能采取‘饥不择食’的态度，而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对已有的不准确的材料，逐一进行细致的审订和校正，变无用为有用。计量分析对于历史尤其经济史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必须有比较切实的数量可据。”[25]台湾也有学者阐述了计量方法应用在经济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事项。在此，选取彭泽益和杨聨升的文章为代表来进行说明。

　　一、彭泽益：中国经济史计量研究中的数据问题

　　彭泽益认为经济史计量研究很重要[26]。经济史“研究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因而不能忽视数量关系和数量分析。”[27]然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现状总的来说是不大注意数量概念，缺少定量分析。经济史文章，一般是定性论述和论断比较多，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得不够。实际上，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有很多数量统计资料。这些可以为数量分析提供方便。梁方仲先生编着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就为经济史计量研究作出了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严中平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纂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同样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此外，汤象龙编著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也深具功力。然而，这些资料对于严格的数量研究还不够。有些资料“不是地区不全，就是年份项目不齐，或者是计量单位不统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28]。

　　在严格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统计资料后，彭泽益提出了几个在应用中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要注意区别虚数和实数。所谓虚数就是指一种象征性地而非确定地使用的数据。这在古代文献中很多。清代学者汪中在所著《述学》中有一篇《释三九》的文章，就讲到“三”和“九”在古代文献中多是虚数[29]。彭泽益举了两个例子。其一，广州十三行的名称由来。过去国外学者有一种意见，认为它代表着行商的数目是“十三家”。然而，通过考证发现，从康熙到鸦片战争之前，行商数量只是在个别年份才是“十三”，其余都不是“十三家”。这说明“十三”并不是一个实数。其二，明清时期松江土布上市量问题。有的文章估计嘉庆时期约为二千五百万匹到三千万匹，明后期大约也有两千万匹左右。经过合理推断，彭泽益认为这个数据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显然是一个虚数。另外，还要注意，即使是实数，还要考察这个实数的可靠性如何，因为在政治利益的驱使下，人口和土地数量的数据很可能都不实。

　　第二，要准确地弄清历史上的经济计量单位。中国历史上很注重度量衡的统一问题，但由于利益集团的利益和老百姓的习惯等问题，中国历史上的计量单位混乱的现实也是较为普遍的。这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显然不利。彭泽益对各地区农工商各业曾经使用的各种特定的计量单位进行了说明，比如盐引、盐票；茶引、蓖、圆、筒、件；篓；墨；块、合以及亩、晌、绳等。通过比较，他发现，虽然有时单位相同，但所包含的意义不同。比如，关外东北田土不计亩而以晌计，一晌有等于六亩，也有等于十亩的，各地不一。彭泽益得出的结论就是计量单位很复杂，研究时一定要审慎。

　　第三，要精心考订名称相同的计量单位，并注意可比性。在历史资料的记载中，有很多相同的计量单位。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能按字面理解。这是因为同样名称的量词在不同时间和地区可能代表不同的数量。他举了亩的例子。明清以来，由于步尺参差，所以，亩有大小之分。各地州县向上级汇报工作时，可能采用大亩，而在下面征收赋役时，则按照小亩来计算。另外，他还强调数据的可比性，即数据在计算范围和计算方法上的可比性。

　　第四，估计要有可靠的基本数据。科学的估计推算是统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统计并不排斥估计。但是，估计必须要有可靠的基本数据，不能拿“合理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同时也不能用后期或当代经济生活中的某种比例关系来代替历史实际。

　　总之，彭泽益认为计量方法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很有裨益，但是一定要注意它的复杂性。他说：“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尽量避免把中国经济史的计量研究流于数据游戏，那不仅不会有多少科学价值，而且无补于揭示历史的实际。”[30]

　　二、杨聨升：计量研究中的数据问题

　　杨聨升认为中国史料中数据很多，这是个好事，然而，文献中数词和量词的一些用法也增加了处理数据的难度。对于经济史研究者，一定要加以小心。有四点值得注意[31]。

　　第一，要留心查出印刷及书写上的错误。汉字的一、二、三等非常容易被弄混淆，因为它们仅仅相差一横。四的古体字写成四横，也增加了混淆程度。七和十也很容易被弄错。因为，在古文中，七和十的书写都是一横一竖，只不过十的那一竖来得长一些，因此，需要多加注意。另外，千和十也只有一撇之差，这也是容易犯错之所在。量词的印刷错误中，最重要的是“升”误为“斗”或“斗”误为“升”（升、斗是容量单位，一斗等于十升）。从敦煌发现的中世手稿中，可知这两个字的行书写法非常相似，使得读者极容易把它们搞混。抄写的错误可能是历史学家本身从文件中抄录数据时不够小心而犯下的。这种例子有[32]。实际上，不仅是传统的史料文献中有此错误，就是在近代学者的权威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谬误。

　　第二，要留心区分虚数和实数。杨聨升指出，象征性地而非科学地使用的数据是虚数，因此，不应从字面上的意思来了解。例如“千金”这个措辞，通常仅用来指一大笔财富，而不一定要指一千个单位的黄金或白银。相反地，某些看来像是虚数的数据实际上却是实数。以“半”为例。根据《后汉书·职官志》，东汉时代官员的薪水一半是以现金，另一半是以谷物支付的（半钱半谷）。书中记载了九个不同等级的官员应得的现金与谷物的数量。九个等级中就有四个是不折不扣的一半一半。可见，在这个文献里，“半”为实数。另一个例子是“太半”（或“大半”，字面上的意思是较大的一半）和“少半”（或“小半”，字面的意思是较小的一半）这种措辞的使用，在一般近代文献中都用来表示比一半大或比一半小。可是汉代或者汉代以前，它们是用来表示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

　　第三，要注意史料中实数的可靠性程度有所不同。只有对其背景做过仔细的检查，才能确定它的可靠性有多少。人口数据与耕地的数据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大多数情况都是土地数量以多报少，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可能无法对那些豪强所拥有的土地加以登记的缘故。有少数的例子是地方官出于好意，而将数据少报——其目的是想要对一般百姓有所帮助。比如明代中叶时，通过土地调查，发现许多人拥有的土地比他们所登记的要多。地方官为了怕中央政府起意增加原本已经相当沉重的赋税，因此将标准亩折换成各种较大的亩，这样可以在报告中把他们的上司蒙骗过去。在人口数量上以少报多，这主要因为地方官员乐于伪造数据来取悦好大喜功的皇帝。

　　第四，要注意度量衡的问题。同样的量词在不同的时、地，可能也代表不同的数量。官方的度量衡标准在整个中国史中逐渐增高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有些时候甚至旧单位与新单位也同时使用。比如说，隋唐时代就有大尺与小尺、大斗与小斗、大两与小两之分。这三组各自的比率分别是一比一点二、一比三、一比三。在官方的标准之外，不同的地方性度量衡也曾在不同的地方，甚至相同的地方使用。近代对江苏省无锡县二十二个村落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至少有一百七十三种大小不同的亩制为人使用，从一亩等于二点六八三公亩到八点九五七公亩不等（标准亩为六又三分之二公亩）。这或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同一个地方同时使用好几种度量衡则为常见之事。中国政府始终想在名义上把度量衡标准化，但从来就没有得到太大的成功。很显然，既得利益者从这些不同的计量单位中获取了好处。这种歧异性可能一部分是由于同一个大单位并不能等于同样数目的小单位这种事实产生的。比如说，清朝时候，土地丈量用的标准“弓”（或“步”，等于五尺），根据1751年（乾隆十六年）皇帝所批准的一个奏折，当时使用着好几种不同的“弓”，从等于三点二尺到七点五尺不等。官方每亩二百四十弓或步（平方步）的标准也难得被遵守。

　　总之，运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要时刻注意数据问题。否则，无论计量模型多么完美，也说明不了实际现象。

第四节　新经济史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实践影响

　　一、计量学派的实践影响

　　吴承明精通计量方法，重视运用计量方法作实证分析，并始终贯彻于经济史研究之中。他对近代中国工、农、交、商等各部门的收入、各类资本在不同时期的增长、国内市场的变化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分析，这些分析使人们对近代中国经济史上主要数量关系有了较为清晰而深入的了解。他在广泛考证了各种资料后指出，粮食、茶叶、蚕茧、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1840-1894年间年均增长率不足13％，但比起鸦片战争前已大大加速，1895-192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6％，1920-1936年间约为18％，他又用海关的土产埠际贸易统计和历年厘金收入、常关税等还原法估算1870、1890、1908、1920、1936年五个基期市场商品总值（包括进口货）分别约为104、117、230、661、1202亿两（规元），五个基期之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0％、114％、628％、289％[33]。这些数据使人们对中国国内市场不断扩大的状况有了大致清楚的了解。总之，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他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产值、市场商品量等估计的专题论文，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水平，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李伯重在经济史研究中，既强调理论的应用，也注重利用史料中的数据进行实证和量化研究。他于1978年开始致力于唐代江南农业的研究，并有专著问世[34]。1982年起，他专注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整体性考察，并逐渐将着眼点放在农业研究上，共发表论文和研究报告近20篇，并于1998年发表《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620-1850》（The Macmillan Press，Ltd.（England） & St. Martin’s Press， Inc. （USA）， 1998）。他对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率计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计算中国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能运用现代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在现代工业中，劳动生产率是按劳动日或小时计算，中国的传统农业则应该按年计算；现代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是以人为单位，而中国传统农业的计算应以家庭为单位；现代工业中劳动生产率所计算的是某一单一工种，而计算传统农业则须综合考虑大田和工副业多种劳动。根据这个看法，他运用史料中的数据对江南传统农业的大田劳动生产率进行了计算。除此之外，他还运用丰富的史料对江南早期的工业发展、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等进行了量化研究[35]。

　　萧国亮于1980年根据秦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数据，对秦朝覆灭的原因给予了别样的解读[36]，于1983年借助于史料中的数据资料，对沙船业的年利润率和沙船主的剩余价值进行了量化研究[37]。除此之外，还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对松江府土布的产量和商品量进行了估计[38]。他根据“棉花的年产量必然制约着土布的年产量，而土布的年产量又必然制约着土布的商品量”之原理，从棉花产量入手，测算土布的生产量和商品量。并且还运用经济学原理对此进行了比较检验，发现结果可靠。萧国亮不仅在研究中应用计量方法，而且也阐述了对计量方法的看法。他认为，定量研究方法是极其有用的，在进行数量描述、计量相互关系、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上都很有用。在进行数量描述时，他强调三点：（1）要注意区别实数和虚数；（2）要准确地弄清历史上的计量单位；（3）估计要有可靠的基本数据[39]。

　　刘佛丁和王玉茹运用新方法，对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和周期性波动、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收入分配、消费和积累等进行了定量研究，意在阐明近代中国百余年间生产力的变化。该著作根据经济学理论得出了一些新结论：第一，依据大量经济变动的数据资料，首次判定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约周期为25年左右的中长期波动。第二，重新估算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一些代表性年份（主要为中长期波动的转折点）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从而计算出各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第三，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各种所有制的比例关系、市场组织和交易成本、国民收入分配、消费结构、储蓄和投资的变动趋势进行了宏观的统计分析[40]。在研究的同时，刘佛丁还强调“呼唤新的理论和方法固然需要，但不能止于介绍和引进，更应着力于应用，以求有所发现。”[41]王玉茹也认为，理论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方法，是科学研究得以实现的手段[42]。

　　陈争平认为，“计量方法是史学现代化的有力工具。它可以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电脑技术来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数量关系。它要求定性分析要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它可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以尽量避免随意性定性判断，它还可以揭示多种变量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经济事物发展变化趋势，可以使人们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特别是对于经济史领域深入进行历史连续性研究有重要作用。”[43]他还通过对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的研究，认为外国资本对旧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影响极大[44]。

　　陈春声通过研究发现，乾隆年间广州府米价的季节性变动要小于20世纪30年代广州市米价的变动，但根据多种因素分析，不能得出18世纪广州米市场的供给要比20世纪更为有效[45]。赵凌云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资本、劳动、技术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分析，主要针对中国现代经济史[46]。

　　除了中国大陆，台湾也有一些学者采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如全汉升和王业键对粮价和市场之间关系的研究。全汉升是最早研究清代粮价的学者，其论点一直指导着后人的研究。全汉升和克劳斯（A.Kraus）考察了1713—1719年苏州米价的季节变化，发现其变动幅度竟比1913—1919年上海米价的季节变动还小。粮价平稳的原因主要在于米粮的长距离贩运[47]。王业键[48]在1984年从若干城市（代表几个大区）粮价的长期趋势研究中，看出全国性的同步化，从而对流行的封建割据论和施坚雅（G.W.Skinner）的大区孤立性（autarkic）理论提出挑战[49]。随后，王业键以1738—1789年苏州、杭州、广州、汉阳、淮安（代表华北）米价的变动为依据，发现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同步性或连动性。任何两地的相关系数均为正数，多数在0.6或以上；尤其苏州与各地的相关最为显著，反映了它在米市场上的中心地位[50]。接着，王业键又选择了15个城市（代表15个省）1738—1740年的米价进行研究。他发现由于运输改进、市场扩大和人口密度变迁，地区间米的价格差缩小了。他的结论是：在17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市场的整合程度要高于欧洲，但是，到18世纪中叶，欧洲经济的一体化已超过中国了[51]。

　　目前中国的经济史学界也有一些年轻学者致力于计量研究[52]。这对于丰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对于检验一些传统结论，对于历史研究的精确化，都大有裨益。目前，致力于方法学习者众，而钻到故纸堆里挖掘和整理数据者少。一则可能是古文功底所限；另一则可能在于数据挖掘的工作太过辛苦。这或许也是计量学派在中国影响力有限的原因。

　　然而，这并不是说计量学派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没有前途。中国有2000多年未曾中断，而且丰富多样的历史记录。正统的二十五史中都有专业记载赋税、田亩、人口以及其它经济情况的《食货志》，这些《食货志》中包括大量数据资料。在众多的地方志中，数据资料也很丰富。这些为计量研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只要运用合理的理论框架，采用科学的计量分析方法，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计量方法还大有可为。

　　二、新制度学派的实践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中国学术界渴望新理论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一定进展，思想上也进一步解放。这为新制度学派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新制度学派是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入中国的。1987年，威廉姆森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讲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引起了很大反响。1987年诺思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中国翻译出版，诺思的名字开始被学术界所知晓。1988年，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发展与改革》杂志上。1990年，科斯的《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1年诺思的《经济史结构与变迁》中译本由两家出版社出版，并引起了学术界高度重视。1993年他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译本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一年，诺思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他的名字在中国学界变得“家喻户晓”。新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也引起了经济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的影响，中国学界出现了一批介绍性的文章和著作。比如，张军的《现代产权经济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把精力从介绍转向评论和批评，再到应用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进行分析。在这些学者的著述中，也包含了越来越多的独创性。比如，林毅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53]，汪新波的“对企业性质的重新思考”等。同时，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工具的专著，比如盛洪的《分工与交易》和张宇燕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到了9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几乎成为研究的时尚。1992年，《经济研究》召开了以制度经济学为主题的研讨会；1990-1994年，上海三联书店举办的年度经济学研讨会也主要以制度经济学为主题。1993年成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开宣称，它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背景，并着手进行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1995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称以研究过渡经济学为己任。他们中的许多学者，比如周其仁，姚洋等都对中国农地的制度变迁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制度变迁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流行，一方面在于中国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的丰厚的制度资源。中国经济在建国后走了一些弯路。直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其次是农业制度上的变化，促使中国经济从崩溃的边缘回转，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出现了持续增长。在这样的情境下，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自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和接受。学者们乐于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解读中国经济出现的新变化。另外，随着中国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些问题不断地暴露出来，更艰难的改革任务也被提了出来。在这种局面下，改革迫切需要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制度变革理论作为指导。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迎合了这一需求。另外，中国是一个“制度”大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造就了太多的关乎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资源，也有诸多制度变迁教训。如何通过汲取历史经验提高中国经济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也需要运用制度变迁理论重新解读历史。总之，诸多原因造成了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在中国学界的流行。

　　林毅夫认为，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国家。因此，分析中国问题时应把技术和制度当作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来研究。《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实际上是林毅夫的一个论文集，包含10篇文章。其中《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运用博弈论解释了劳动积极性下降，农业生产率滑坡的原因：主要是农民失去了退社自由；《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从经验、科学和技术发明之间的关系入手，指出中国在古代之所以科学技术发达，在于那时候的发明主要源自工匠和农夫的经验，而在现代社会，发明主要依赖于科学知识，然而，由于采用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科学革命不能发生，欧洲恰恰相反，因此，近代以来，经济发展走到了前边[5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林毅夫、蔡昉、李周）讨论的是有关经济发展、国家兴衰的重大论题。该书再现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的历史和现实。林毅夫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是由于选择和实行这一战略的要求而内生地决定的[55]。《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一书是一部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农业和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与技术问题的专著。林毅夫认为，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农民能自主经营，赋予农民使用经营权能激励他们创业[56]。

　　杜询诚在十年史料收集的基础上，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解读了中外近代的金融制度变迁史。他声明自己所用的方法就是最新的经济学理论。杜询诚认为，“过分追求资料细微末节的齐全，过分追求琐碎的资料考订，则无疑会遮掩理论演绎的光辉，甚至丢掉理论思维的灵魂。”[57]在这种研究思路下，他解读了中国金融制度的诱致性变迁、西方国家金融制度的诱致性变迁、意识形态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中国近代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西方国家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意识形态对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作用，然后又分析了金融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以诱致性变迁为基础的强制性变迁和不以诱致性变迁为基础的强制性变迁等。对比分析后，他引入“政治性周期”概念来解释中外金融制度变迁路径的差异。他的结论是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是政治性周期、世界市场经济周期和本国经济因素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58]。

　　周其仁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农村改革进行了研究。他解读了中国农地的所有权变迁过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一方面是国家集中控制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弱化，另一方面是农村社区和农民私有所有权的成长和发展。新产权制度的形成不是国家主动赋予的，而是农户、各类新兴产权代理人以及农村社区精英广泛参与的结果，是国家和这些博弈群体讨价还价并达成互利交易的结果[59]。

　　盛洪致力于制度的结构、起源与变迁的研究。他的专著《分工与交易》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尝试之一。在一般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工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及问题，指出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和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经济制度决定的商品和要素交易的单位费用过高，导致经济主体宁愿选择非专业化的生产方式[60]。另外，他还主编了新制度经济学经典论文集《现代制度经济学》[61]。

　　此外，还有张宇燕对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的讨论[62]。樊纲对中国渐进改革的分析[63]。姚洋对中国农地制度的研究[64]。

　　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运用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前景也是非常令人乐观的。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较快，未来中国还可能有30年或更长的增长空间。长期的经济增长一定会使我们愿意面对过去、了解过去，了解制度演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历史的民族，历史的思维方式渗透在每一个华夏子民的血液里。因此，与计量学派一样，新制度学派也大有可为。

第五节　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新经济史革命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影响，同时新经济史研究方法又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论中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史学者对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有着比较成熟的看法。兹举二例。

　　一、吴承明：史无定法

　　吴承明对于运用各种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有着多方面的贡献。对于研究方法，他亦有过最为高明的总结，即“史无定法”。该观点是在他对各种理论和方法论的深刻思考基础之上提出的。他坚持认为，历史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然而也有不足：第一，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和结构性的研究；第二，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因而其解释是个别的和相对主义的；第三，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读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仅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而这是背离科学的；第四，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者是一切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没有绝对的善恶；第五，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唯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弥补这些不足，需要吸取其它方法，包括经济学方法。这在前文已有论述。值得强调的是，吴承明方法论见解的高屋建瓴。他指出：“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这当然不是说可任意判断，而是说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采用不同方法。……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做出选择，同一问题可用不同方法论证者，不妨并用；若结论相同，益增信心；若不同，可存疑。……所有的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这也说明，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而应‘史无定法’吸取各家之长。”[65]在“史无定法”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经济史研究才善于吸收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的优点，才能不为某种理论、某种学派所局限，从而走出中国特色的经济史研究道路。

　　二、李伯重：史料考证为基、采用多种方法

　　李伯重认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由于经济史是历史研究中的一部分，因此，历史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经济史要把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在这方面，没有其它方法可以替代传统的史学方法。经济史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经济制度和经济事件。在这种研究中，定性方法是主要的，这也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另外，史料学和考据学方法对于经济史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已经被诸多经济史学家所强调。比如，李根蟠认为，“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应该鼓励把经济学理论、包括西方经济学理论应用到经济史研究的各种尝试，努力使经济学和经济史结合起来；但不能把经济史变成经济学理论的推导和经济学模式的演绎。经济史学科应该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应该立足于史学。”[66]然而，历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若要克服这些缺点，就要从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中汲取营养。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学方法是最重要的。经济学方法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经济学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框架。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可以对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做出更为合理的判断。当然，经济学并不是万能之方法，它也有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这时，就需要从其它学科借鉴方法，这些学科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当然，也可以从自然科学中获得新元素[67]。

　　李伯重在《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一文中，通过介绍李丹（Daniel Little）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对经济史研究的看法。李伯重认为，李丹对经济史作了很有意义的解释。李丹认为经济史，乃是“以证据为基础，经济史学家对一个确定的时空范围内的经济的主要特征进行描述。这些特征包括：该经济所生产的工农业产品的种类、数量与质量，用以进行生产与分配的技术与制度，人口的规模及人口所享有的物质福利，等等”[68]。经济史研究包括以下三个主要部分：首先，充分搜集、确认各种与经济现象有关的资料（如价格、工资、消费水平等），以此作为基础，来重现过去的经济事实和经济行为。其次，辨认那些明显的经济方式（不论这些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再次，对这些方式进行解释。李伯重认为，“由于经济史研究包括上述三个主要部分，而每个部分的研究方法都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适用于其中某个部分的方法夸大为整个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应当根据不同的研究，什么方法合适，就使用什么方法。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警惕那种在经济史研究中盲目迷信经济学方法的倾向。”[69]在经济史研究中，应当尽可能全面地看问题，把各种因素考虑进去，从而看到彼此之间的关联。由于研究不同因素往往需要不同的方法，因此我们要避免研究方法的单一化。中国的经济史学家只有敞开胸怀，努力改进研究方法，才能把过去经济实践的认识尽可能地接近真实[70]。

第六节　对中国经济史学界影响不大的原因分析

　　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影响，但总体来说，就像对欧洲的影响一样，这场革命对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影响不是很大。尽管有些中国经济史学者吸收、借鉴了这一方法，但传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之所以会如此，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者大多是学历史出身，虽有一些学者对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比较精通，但不是主体。由于接受的是历史学训练，因此，在研究中习惯于使用历史方法，而不大注重其他社学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他们接受过经济学理论的训练，还有一些学者虽然经济学功底略差一些，但经过学习，他们也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有很深的造诣。在经济史研究中，也会运用计量方法和经济学理论。然而，从总体上说，这些都不是主流，中国的经济史研究的主流方法还是以历史方法为主，那种运用新经济史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

　　第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数据史料虽然丰富，但可用于建立计量模型的数据序列不是很多。如果运用新经济史研究方法，就需要做大量的数据整理工作。这是一项苦差事。首先，需要将数据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提取出来，这是一件非常耗时耗力的工作，如果没有一定的经费支持，没有抱有极大兴趣的学者，恐怕很少有人乐于做此项工作。其次，将数据从史料中挖掘出来还不够，还需要对数据进行比对和甄别，从而去除伪数据和多余的数据。这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工作，不仅需要研究机构在财力上给予支持，还需要学者有相当高的学术素养，否则此项工作难以继续。应该说，没有一定的历史学知识，没有相当大的研究兴趣，甄别数据的工作很难完成。可喜的是，目前有些学者和学术机构都在开展数据挖掘和整理方面的研究，并且小有成就。比如，清华大学的李伯重就在整理江南的GDP数据以及反映其结构的各种数据，并且试图将之与同时期荷兰的数据加以比较。

　　第三，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队伍规模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史研究队伍一直都不是很景气。在众多经济史学家的努力下，虽然学术成果很多，但也遏制不住经济史研究“江河日下”之状态。在经济学的各学科发展中，经济史研究始终不是热门。当然，这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人才，需要把这种人才充实到银行、保险、金融、制造业企业、国家机关等各种岗位上去。而经济史研究的人才除了教学和科研，则难以将自己投放到市场以迎合市场的需求。因此，相对于其他的经济学科分支来说，经济史研究的人才队伍相对萎缩。在这样一种局面下，自然也就不会有学者专门从事新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了。

　　这三点原因决定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很难受到美国新经济史革命的强烈影响。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运用新经济史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会越来越多。当然，这不意味着新经济史研究方法统帅一切，相反，经济史研究局面会呈现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

注释：

[1] 本章主要讨论美国新经济史革命所带来的方法论上的变化对中国学者进行经济史研究的影响。

[2] 陶希圣：《食货》月刊创刊号中《编辑的话》，1934年。

[3] 《食货》月刊复刊词，1971年。

[4] 1988年，为继承和发扬梁方仲教授的优良学风，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明清经济史研究室和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含香港）的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并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

[5] 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收录于侯建新：《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6-106页。

[6] 刘佛丁：《经济史学创新的关键在于新理论和方法的引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7] 张宇燕：《假如没有……谈谈一九九三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读书》，1994年第3期。

[8]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3页。

[9]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3页。

[10]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5页。

[11]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5页。

[12]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0页。

[13]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0-651页。

[14]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1页。

[15]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1页。

[16] 严中平是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一任会长，吴承明是第二任。严中平在《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一书中从学科性质、治学作风、选题、积累资料、分析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系统地总结了老专家们的经验，他强调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要多作比较，要破“四就”（即不能就中国论中国、不能就近代论近代、不能就经济论要济、不能就事论事），立“四新”（即要提出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提出新材料、运用新方法）。

[17]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8]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19]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20] 吴承明：《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

[21] 吴承明：《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22] 吴承明：《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97页。

[23] 张仲礼：《理论研究资料开拓和选题调整》，该文是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一部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4] 唐传泗：《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计量问题》，《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25] 章有义：《关于近代农业生产计量研究的几则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26] 彭泽益194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45年获武汉大学文科研究所文学硕士学位。建国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等，并有论文《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和阶级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试述明代植棉和棉纺织业的发展》、《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等。

[27] 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8] 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9] 汪中《述学·释三九篇》云：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为数，二乘一则为三。故三者，数之成也。积而至十，则复归于一。十不可以为数，故九者，数之终也。…因而生人之措辞，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九，以见其极多。此言之虚数也。

[30] 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31] 本部分内容主要参考杨聨升：《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发表于中国台湾《食货月刊》，1980年第9卷第12期，第495-500页。

[32] 举例来说，《通典》卷6页34下，列出780年(唐德宗建中元年)总岁收的约略数据如下：收到的现金有三千万贯，其中九佰五十万贯用为京师的支出，而其余两千零五十万贯则用于帝国境内其它地区。收到的谷物有一千六百万石，其中两百万石供给京师，一千四百万石供给帝国境内其它地区。《新唐书》卷52页1下，记录了同样数量的现金征收额，可是谷物征收额的数据却不同：京师食用了一千六百万石，而帝国境内其它地区食用了一千四百万石。这显然是一大错误，很可能是从《通典》中抄录数据时一时大意的结果。另外三种资料所记载的同年现金征收额为一千零八十九万八千贯，而谷物的征收额为二百一十五万七千石。虽然这些数据多少比《通典》所载京师消费的数量为大，可是它们的确可以支持《新唐书》错误的说法。

[33]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吴承明：《近代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34] 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

[35]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36] 萧国亮：《秦二世而亡的经济原因》，收录于萧国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199页。

[37] 萧国亮：《清代上海沙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考察》，收录于萧国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352页。

[38] 萧国亮：《关于清前期松江府土布产量和商品量问题》，收录于萧国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1-406页。

[39] 萧国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68页。

[40] 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1] 刘佛丁：《经济史学创新的关键在于新理论和方法的引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42] 王玉茹：《经济史理论与方法创新的思考》，《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

[43] 陈争平：《在多样化发展中注重历史连续性——新世纪经济史学刍议》，《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44] 陈争平：《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45] 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6] 赵凌云：《1957-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的历史剖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赵凌云、向新：《1979-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的历史剖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47] Han_sheng Chuan and Richard A.Kraus, Mid_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48] 王业键曾随费正清（John King.Fairbank）、杨聨升等名家学习，同时跟从近代中国农业史专家柏金斯（Dwight H.Perkins）撰写博士论文。王业键在台大经济研究所期间，受中国经济史专家全汉升教授指导。王业键是研究清代粮价的杰出的学者。

[49] Yeh_chien Wang,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Grain Prices in China1740-191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Bellagio, Italy, 1984.

[50] Yeh_chien Wang, “Food Supply and Grain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 in the Eighteen Century”，《第二届中国近代经济史讨论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

[51] Yeh_chien Wang, “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1638-1935”, in T.G.Rawski and L.M.Li ed.,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52] 其中比较有代表的一部著作是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对近代中国地方米价的数据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对所建立的米价指数进行了计量分析。

[53]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出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4]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5]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6] 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7] 杜询诚：《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58] 杜询诚：《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59]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60] 盛洪：《分工与交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1] 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2] 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3] 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64] 姚洋：《农业制度与农业绩效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第6期。

[65]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66] 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历程与走向》，《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5期。

[67]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156页；《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从<“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引起的反响谈起》，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68] 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69] 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70] 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新经济史革命是经济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从经济史学史角度和方法论角度解释新经济史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新经济史革命及其所带来的方法论上的变化。

第一节　从经济史学史角度解释“新经济史革命”

　　一、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再次携手

　　回顾经济史学史，不难发现，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经历了一个结合、分离到再次结合的过程。而再次结合的倡导者就是引领新经济史革命的新经济史学家。

　　早期的经济分析中，学者们乐于通过对实际现象的历史思考来把握经济运行中的奥秘。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认为是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相结合的典范。英国经济史学家昂温（Unwin）曾指出《国富论》中没有任何一页是把经济学理论和历史事实分开的，斯密实现了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统一[1]。这种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紧密结合的传统，在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人口论》中也可以找到。偏好数学和物理学的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使这种结合发生了转向。从他开始，经济研究者在分析中喜欢运用更多的数学来对现实经济进行抽象。研究的着眼点是市场的自动均衡和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这种转向是时代的需要。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已不再需要研究制度的历史、制度变迁的历史动力和路径，而只须关注既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源如何最优利用以及收入如何和谐分配。因此，“最优、均衡、边际、替代”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经济史研究没有跟随经济学的转向脚步，保留了历史方法的研究范式。至此，经济学和经济史分道扬镳。经济史研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演化成一门单独的学科。

　　随着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化，与主流经济史研究也渐行渐远。这时候，主流经济史研究为传统经济史研究，即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过分抽象和对细枝末节的过分追求。经济史所关注的对象是宏大的，比如关注长期经济发展演化的规律。尽管也运用经济学理论，尽管也有数据统计，但这些都是为经济史研究服务的。经济史研究有自己的空间和套路。德国历史学派的施穆勒、英国经济史学家汤因比以及其他历史学家将经济史研究看成是现实主义经济学家的庇护所和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条件。被主流经济学家视为异端的熊彼特也给予经济史研究较高评价，认为其是经济分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和一种方法。在第一次参与方法论之争后，他便主动请求与施穆勒休战。主流经济学理论，或者说数理化的经济学理论抛弃了经济史研究，而经济史学家由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对新古典行为假定的过强持有异议，也尽量避免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研究施加影响。如此发展的一个结果便是，经济学方法论更多地来源于牛顿思维，来源于物理学，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则更多地受到历史的启示，二者“井水不犯河水”。

　　经济学和经济史一分就是若干年。直到20世纪50-70年代的新经济史革命，两者才重新携手。再次携手是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帝国主义”情结使然，同时也是经济学和经济史在研究视域上取得共识后的表现。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由于不断成熟，已经俨然成为一种标准的、合理的思维方法。因此，它不断地向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渗透，包括历史。这种渗透为经济史研究回归到经济学家族创造了可能。经济史研究只要按照经济学家的思路装扮一下，便可以让自身重回经济学大家庭。同时，尽管经过众多经济学家的努力，经济学已然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但从其与实践的关系上看，这种理论也越来越脱离现实。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把技术和制度都视为外生变量，但现实又表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非常重要。工业革命是一个例证，二战后技术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日益体现也是一个例证。作为回应，经济学理论开始逐渐把技术因素及其进步纳入到经济分析中，从而形成经济增长理论。这种理论把技术等其它一些因素作为全要素，并且提出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忽视。在实证研究中，人们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很大。这其中不仅包括技术，还有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制度也是一个因素。于是，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制度的研究。由此可见，正是由于经济学本身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史在研究视域上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正是由于这种共识，经济史研究才再次回归到经济学家族。

　　新经济史革命发轫于美国，之后影响到其它国家。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首先应用于美国经济史研究上的常见问题，即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南方的奴隶制问题。代表学派为计量学派，代表学者为福格尔和诺思等人。计量学派在研究美国经济的历史发展方面做出了三方面的贡献。首先，他们从逻辑上解释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比如，诺思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三轨制”解释。第二，他们对这一发展过程中的科学技术变化做了重新审视。比如，福格尔对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三，他们的研究证明了各种经济现象的出现都有其理由。比如，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对奴隶制的研究就表明，奴隶制的存在有其历史合理性。到了70年代，新经济史研究中的新制度学派出现了。这个学派明确地关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制度学派在分析方法上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式一脉相承，只不过把制度、产权、国家、意识形态等纳入到理论框架之中，使之更具理论一般性，也更具现实性和历史感。而且，把历史作为证伪的工具，新建构的制度变迁理论必须能够对历史给出合理的解释，否则，理论是不完善的。诺思试图像马克思一样，实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但诺思认为，能够反映人类社会发展逻辑的最好的分析范式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式，而不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随着思考的深入，诺思本人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范式一般化的局限，并试图再次超越。21世纪的诺思，已将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到学习以及人的认知结构、文化上。

　　总之，新经济史方法论的显著特点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研究中，将个体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融入到历史进程中，把历史看成是“无数个性质相同的微观原子汇聚成的宏观故事”。新经济史学家的研究遵循科学逻辑和证伪主义标准。对理论和结论的证伪工具既可以是数据，也可以是历史事实。这种分析范式促使经济史研究从历史学家族回归到经济学家族。如果把新经济史革命置于经济史学史的长河中，不难发现，它是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再一次结合。

　　二、再次携手的原因

　　为什么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可以取得共识，并最终靠拢到一起呢？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分析的发展，两者相互需要，即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来“深化”力度，经济学理论需要经济史研究来“广化”视野。也许，作为同样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学问，二者本来就不应该分开。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理论视野的“广化”，主要包括三方面：

　　第一，经济史研究作为实证工具，可以对经济学理论进行经验验证。这有助于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英国的经济学家布劳格（Blaug）指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弱点在于不愿使它所产生的一些理论包含一种可以明显地被驳倒的结论，随后又普遍地不愿把这种结论同事实相对照”[2]。美国经济学家艾克纳（Ackernna）也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养成了“一种几乎是不可更改的演绎推理的偏好”，“过分强调完全公式化理论体系的发展，而缺乏足够的行为假设和前提条件等的经验基础”[3]。这种只重视数学逻辑的经济学显示出了非历史倾向和非现实倾向。经济史可以纠正经济学理论这种发展趋势，因为，经济史研究作为实证工具，可以对经济学理论的正确和错误进行证实性和证伪性检验。比如，在新古典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要素只有资本、劳动和技术。如果技术水平不变，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量不变，那么经济总量就不会有所变化，即没有经济增长。然而，诺思通过研究1600-1850年美国海洋运输业发现，制度是促进海洋运输效率大大提高的主因。该研究推动了经济学理论对制度的关注。经济史研究可以促进理论学说进步还体现在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rthur Lewis）的研究上。刘易斯通过对1870-1913年世界经济史的考察，对自己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和“增长发动机”理论进行了实证，并在历史经验基础上，就工业化向发展中国家扩展问题提出了“核心”和“外围”的理论假说[4]。董志凯通过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也指出，新中国的许多经济学理论“创见都来自中国实践，来自中国的经济历史”[5]。

　　第二，经济史研究可以使经济学理论增加历史感，并促使经济学理论从静态向动态发展。诺思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两点批评：一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没有时间概念，它只研究某一时点的资源配置；二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没有交易成本概念，所有的交易都是在一种无摩擦的环境下完成的。这种思维使得经济学的逻辑性较强，然而却不涉及制度分析。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在于缺乏历史感。因此，诺思提出了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理论。将制度纳入到经济分析中，无疑增强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实际上，熊彼特早就指出，经济史研究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是一门必备的功课，否则，将会在经济分析时犯错误。终其一生，熊彼特都试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动态性，实现理论与历史的统一。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有机过程，没有历史感的经济学理论根本解释不了现实。

　　第三，经济史研究可以引导经济学走向多因素分析。经济史强调，人的动机是复杂的，不仅仅只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经济学研究实际上逃避不了对人的非经济行为和社会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的分析。如果要涉及到非经济因素，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显然不够。经济史和历史经济学对开拓经济学分析思路有所帮助。德国旧历史学派的罗雪尔曾言：“国民经济学并非单纯的货殖学或单纯的致富术，而归根结底是一种认识人类、支配人类的政治科学。我们的目的在于记述各个国民在经济方面想了些什么，要求了些什么，发现了些什么；他们做了些什么努力，有了些什么成就；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努力。又为什么获得成功。这样的记述只有同有关国民生活的其它科学，特别是同法制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到。”[6]罗雪尔强调心理、道德和法律因素对经济的决定作用，认为他的学派是历史的、伦理性的，他反对古典经济学将自利作为分析社会经济生活的唯一的合理出发点，认为伦理道德才是普遍存在的因素，生产、分配、分工和交换等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道德问题，需从道德的角度给予解释。除此之外，马克斯·韦伯强调了文化因素，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着重分析了新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联系，并得出结论：新教改革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7]。对经济之外的多因素的强调，有助于经济学走向多因素分析。

　　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研究也有裨益，其“进驻”经济史也能为经济史研究开辟一条新路。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经济学理论可以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一种理论解释框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经济理论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8]。在经济史研究中，从第一步收集整理资料开始，到最后将这些资料连缀起来并且能够对历史现象做出正确的、合理的解释，实际上都需要经济学理论。正像英国的经济史学家阿什顿所比喻的，经济学理论像渔网，只有用它才能捕捉到大海里的鱼。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学理论提供的思维方法和构想技术，是无法进行经济史研究的。实际上，每一个经济史研究者都在不自觉地使用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有些学者由于经济学理论素养不足，他所依据的理论很可能不正确。这便不能对历史进行正确解释。相反，如果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理论素养，那么可以根据理论来识别一些错误，修正一些错误。这当然有助于经济史研究。经济史研究要突出经济方面，即要关心商业贸易、工农业生产、货币财政制度、政府、企业等组织的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如果要把它们之间的联系厘清，不借助经济学理论是不可能的。即便描述出来，也是表面化文章，没什么深度，而且，还很有可能闹笑话。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家不断研究历史和现实总结提炼出来的，其本身应该是一种工具，是挖掘历史内涵的有效手段。

　　第二，经济学理论有助于经济史学家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经济史研究总要围绕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可以来自直觉，当然这种直觉是在思考历史的过程中产生的，有些问题也可以从理论研究中发现，比如为了验证理论，产生了对某一问题的兴趣。经济学理论处于童年时，大多数经济史学者所研究的问题是从现实中发现的。比如，欧洲商业复兴、城市兴起，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北欧等。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经济史研究的问题进一步细化。比如，宏观经济学理论诞生后，人们就可以研究GDP增长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经济结构演进的规律等。正是在这种研究视域下，人们发现了 “索洛剩余”，并进而发现了技术和制度的重要性。产权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国家理论）等又帮助经济史学家认清了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第三，经济学理论有助于为经济史研究提供合理的计量工具。从史学本身的发展路径来看，到20世纪中期，政治史、外交史的研究逐渐让位于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和外交史的研究往往与大人物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是“英雄人物”在历史中扮演主要角色。社会史和经济史打破了这种“偶像”崇拜，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身上，放在群体行为上。经济史学家们相信，群体行为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在经济变革中起主要作用。如果要研究群体行为，计量方法（包括统计）是一种有效工具。计量方法作为数学、统计学和经济学三者共同催生的产物，可以被应用在经济学研究中，同时，也可以合理地应用于经济史研究。建立计量模型需要有经济学理论做支撑，检验模型的优劣既需要数学和统计学知识，也需要经济发展的现实。这样，历史、经济学理论和数学（统计学）就有了关联。好的历史研究必须是遵从客观现实的，好的历史研究必须是能够从史料中挖掘出更多意味的。如果停留在表面上的描述和叙述，不能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为了深度分析历史，需要采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工具。

　　总之，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内在理由的，是趋势使然。计量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三、新经济史与传统经济史的疏离

　　传统经济史研究强调根据事实说话，即让史料说话，在新经济史研究那里，事实变成了数据的同义语。对于习惯于分析历史的新经济史学家来讲，这些数据是诱人的。即便没有经济模型中所涉及到的变量的直接数据，也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技巧，比如工具变量、代理变量等来解决数据上的不完善。变量替代方法在研究初期相当盛行，比如，用所拥有的庄园数量代替财富，用工资率代替收入，用租金代替利润，用士兵的身高代替生活水平等[9]。数据通过整理、组合和重构，形成方程式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时间序列。通过回归、检验等技术手段，可以分析出模型参数，从而完成对已有历史结论的证实和证伪。

　　然而，这也使得新经济史和传统经济史研究之间的裂痕加深。对于经济史的研究状况以及这门学科的前途，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热门话题。很多学者担心经济史会消失，比如，威尔森（Wilson）和哈德温（Hadwin）在其研究中发现，经济史在本世纪末可能会消失[10]。凯恩克罗斯（Cairncross）在1988年的纪念英国经济史学家托尼（R.H.Tawney）的演讲中，也指出经济史的研究局面是令人不安的，是不平静的。他认为，新经济史革命使经济史学科丧失了应有的前途。因为，新经济史不像传统经济史研究那样具有大众性，不是那么有趣，而且，也遗弃了传统经济史研究中所具有的概括性的描述[11]。

　　针对传统经济史学家对“假设-演绎模式”的批评，新经济史学家反讥传统经济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中也有暗含的假设。传统经济史学家对此毫不介意，他们认为，公开或者深究这种暗含的假设没有意义。历史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位经济史学家，尽管追求公正客观，但实际上都逃离不了个人思想情感影响历史材料拣选的法网。然而，对于新经济史学家来说，明确指出前提假设是重要的，而且模型的约束条件也需明示。这实际上反映了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分歧。历史学以还原历史、描述出历史的真相为目的。因此，其中充满了或然性、个性。而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追求的是必然性、共性，总想从大量的事件关系中找出其中蕴含的规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不需要假设人类的行为是理性的，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那是模型分析的前提条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时间是历史的本质，它见证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增长与衰退、停滞与适应，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时间却是一个不好处理的因素，它使模型变得不具有稳定性，使结论变成短期有效的结论。历史学家的兴趣在长期，此时所有的因素都在变化，而且变化的方向不确定，所有的因素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有影响和牵连。而经济学家的历史研究却习惯于忽略这些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他们乐于关注那些能够纳入到经济学理论当中的因素，比如资本、土地、人口、教育水平等，以此来保证模型结论的准确性。然而直觉和经验证明那些非经济因素，比如技术、文化、政治甚至风俗习惯对经济发展都有显著影响。计量学派的高潮过后，新经济史学家的认识开始变得清醒，一方面关注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比如制度和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也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重新拾起传统经济史的叙述、分析、解释和比较的传统。比如，诺思对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的研究。

　　新经济史和其它历史之间的分歧鸿沟同样加宽了。其它历史还是历史家族的孩子，而经济史俨然已经回到经济学家族的怀抱。数据的分析和文学的优雅是两个不合适的伙伴。当数据统计和数学模型占据优势，叙述已经变得多余时，历史的文学性被彻底否定了。一位新经济史学家在1968年发表了一篇“它将不再是文学”文章时，这种否定就明确化了[12]。在否定文学性的同时，还否定了个人的作用，在新经济史那里，个人已经消失了。过去仅仅是数据的时间序列。个人的消失并没有引起新经济史学家的过多注意。他们认为，根据某一特点而集合起来的团体才有意义。这种局面也被称为“统计使历史非人性化”。这引起了传统经济史学家的担忧。凯恩克罗斯在1988年的演讲中指出了经济史学科重新崛起的道路，即大众化。他期待着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出现现代版的屈维廉（G.M.Trevelyen）[13]。

　　总之，新经济史革命确实为经济史的研究带来了清新之风，然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数据也的确让人感到冷漠，让历史变得非人性化。新经济史（主要是指那些偏重于计量模型的新经济史）学家不能扭转人们对文字的喜爱。不管他们驾驭数学和计量方法的能力有多高，文字始终是表达事物本质的有力媒介。文字可以记载大量的一般信息，文字可以将故事的细节表达清楚，文字可以使经济史研究变得生动。当然，数据也并不仅仅是冷漠，它可使经济史研究变得精确，带来另一种美感。文字和数据本来可以相辅相成，但在计量学派那里，却成了数据对文字的过分替代。新制度学派对计量学派进行了纠偏。在新制度学派那里，数据成为文字背后的支撑，文字再一次走上前台表达了它的大众性特色。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传统经济史研究和新经济史研究的隔阂消弭尚需时日。

第二节　新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特点及不足

　　计量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具有共性特征，同时，这些特点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科学逻辑和实证主义标准

　　无论是计量学派，还是新制度学派，在经济史研究中，都表现出对科学逻辑的偏爱。这种偏爱一方面体现在认识论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方法论上。

　　首先，从对历史的认识上看，新经济史学家认为历史像自然科学一样，可以被理论和逻辑解读。也就是说，在新经济史学家眼里，历史与自然科学一样有规律。人们通过自身的理性，可以认识和把握历史，可以实现历史和理论相统一。在这种认识下，新经济史学家就有理由在经济史研究中引入更多的数学方法，引入更多的成熟理论，引入更多的模型。因为，数学是人类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的一种理性工具。借助于数学，人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存在于世界中的各种数量关系，可以更理性地掌握历史发展中存在的各种规律。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也就是说，只有相信世界所蕴含的规律可以用数学表达时，才可以把外在世界还原成一种具有理性逻辑的系统，才可以用数学来分析所面临的世界。然而，大千世界，尤其是人类社会，并不必然意味着可以用数学表达。在自然科学中，借助于数学表达事物之间的彼此联系似乎不难做到。因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机械性之特征，它们的运动变化规律可以用数学的逻辑加以简单概括。物理学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作为把握人类社会的社会科学理论，经济学也试图总结出蕴含在社会发展之中的规律。因此，“李嘉图的恶习”才使得经济学越来越靠近数学。也就是说，经济学越来越想把自己打造成“科学”。但这种“科学”梦在实践过程中屡遭质疑。熊彼特就认为李嘉图把经济学理论的探讨引上了歧路。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施穆勒的“方法论”之争也反映了研究认识上的不同。经过30年的论战，历史学派让位于边际主义者。然而，是不是真理就一定在胜利一方呢？不一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有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体，它们没有意识，是完全被动的，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人，而人有意识，具有主动性。这使得经济学难以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14]。但经济学家让经济学变成“科学”的脚步从没有停止。他们把一个个“人”等同于一个个“原子”，然后抽象出这些“原子”的某一种共性，即“理性人”的属性。在此基础上，假定信息没有成本，不存在非对称，交易没有成本，不存在败德行为，从而在一个无摩擦的世界，构建出经济学理论的大厦。这些理论就像牛顿物理学中的定律一样，虽然得自真空条件下，但这些定律对于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有帮助。虽然得自一种抽象和简化，但却是分析现实世界的一块基石、一种基准。新经济史学家笃信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因此，他们相信，分析历史时也应该运用这些理论。历史只不过就是过去的现实而已。通过引入更多的数学和经济学理论，就能够把历史变成可以从逻辑上加以解读的科学，这些也是新经济史学家的信仰。他们把经济学的“科学”追求延伸到经济史。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跨越。因为，之前把经济学变成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就是一个跨越。从数学到经济学，从经济学再到经济史，一以贯之的就是对科学的诉求。然而，经济学能否变成科学，这本身存在疑问。更何况经济史与经济学又有很大区别。经济史本身虽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但本质上属于历史。历史很难和科学划等号。如果是这样的话，新经济史学家试图用经济学理论的理性逻辑来解读经济史，就仅仅是推崇科学逻辑的一种表现而已，并不能代表这种解释的正确性和唯一合理性。实际上，这种方法仅是研究经济史的众多方法和理论中的一种方法和理论而已（对于解释性经济史来说尤其如此）。这个方法内含了新经济史学家的“科学”梦想。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新经济史学家主张一种科学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新经济史学家对科学逻辑的推崇。在传统经济史研究中，历史方法占据主导地位。到了新经济史学家那里，这种研究方法被认为是非科学的。他们认为研究历史应该与研究其它学科一样，先要有假设和模型，然后看历史能否验证该模型，如果通过历史检验，则该模型正确，如果历史证明有谬，则修正原来的假设和模型，使之向正确的方向逼近[15]。这种研究方法实质上是一种实证主义，是经济学研究中证伪逻辑的体现。证伪方法被认为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新经济史学家们力图以科学研究方法研究经济史。这一点可以从福格尔和诺思的著作中观察到，也可以从新经济史学家的话语中感知到。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都是先提出自己的理论或者假说，然后进行历史的证实。在他所掌握的史料条件下或者说在他的视域下，他的理论得到了证明。福格尔的方法相反，他先假定传统的说法是正确的，然后综合运用史料、数据和模型，最终证明传统的结论有谬。这是一种“证伪”策略。当然，他们的假说和论证，都有假设前提，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预设：每一个主体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都有能力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偏好具有一致性。呼应这种方法的学者很多。比如，美国哈佛大学的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声称：“历史研究本质上就是用得自于经验的各类假设结论说明经验的材料，并且检验由此产生的配合是否契合，以期这个途径证实某些共性，某些典型的状态以及在这些典型状态下各种个别因素之间的典型关系。”[16]

　　无论从对历史本体的认识上看，还是从研究方法上看，新经济史学家都表现了追求科学的诉求，都表现出对科学逻辑的一种推崇。如何看待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呢？笔者认为，科学逻辑的追求是否适合历史研究依赖于如何理解经济史研究。经济史研究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描述性的经济史，即经济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把事实说清楚，即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不易做到的。有些学者认为，能够把过去的历史事实认识清楚对一个经济史学家来说就是重任，就是“皓首穷经”才能做到的事情。认识需要循环往复，需要不断地深化和更新，因为史料是逐步丰富的，有些认识清楚的东西由于新史料的出现就可能变得不清楚了，需要重新认识。历史也就与以往不同，需要重新书写。这个层面上的经济史研究就不能遵从科学逻辑，而应该以史料为依据，应该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前提下，形成经济史学家的“史识”，然后形成一个连贯的历史。如果遵从科学逻辑，很可能“削足适履”。第二个层面是解释性的经济史，即经济史研究的目的在于给出一个对过去历史的解释，该解释见仁见智。这种研究不妨遵从科学逻辑。我们可以假定历史是一种理性的产物，可以预设历史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因此，可以利用各种成熟的理论和数学工具进行解释。当然，人们可以不同意这种解释，可以有自己的解释。从研究方法上，可以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即先有假设和模型，然后据此对历史进行解释，如果历史证明，原有假说不完备，那么修正之，然后再解释，再修正，不断地循环往复，最终形成自己的一种独特解释。这是深化历史认识的一种方法。当然，仔细地区分描述性经济史和解释性经济史也是不易的，因为，二者经常相伴而生。叙述时就掺杂着叙述者的解释，解释也不能凭空产生，也必须建立在掌握一定的史料基础上。尽管如此，在方法上也还有个侧重的问题。如果目的在于告诉读者过去发生了什么，最好不要先有“成见”，不要先有理论，而是注重把可得史料按照时间的顺序、按照事件之间的联系连缀起来。如果目的在于对过去的历史有个大胆的解释，那不妨运用理论和数学，运用科学逻辑，就像新经济史学家一样，这对历史研究同样有意义。

　　总之，科学的方法论成为新经济史研究的显著标志，从而使其有别于传统经济史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数学工具的引入，不仅为解释人类经济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丰富了对过去经济发展历史的解释。

　　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其分析范式

　　在传统经济史研究中，理论同样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工具。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大师布罗代尔曾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然而，传统经济史学家所用的理论庞杂，以至于不是很明确。作为历史方法的坚决捍卫者，他们主张以事实（过去的事实即史料）为基，理论要服从于历史事实，理论仅仅是解读历史的一种工具而已。因此，在这个时期，经济史著作中布满了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社会学科的语言和分析智慧，它们组成一套解释话语向人们展示历史的真相。新经济史学家指出了这种方法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其主观性在于没有共同认可的学术交流平台和可以通约的范式。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有自己暗含的预设和暗含的主观偏好。其片面性在于这些经济史学家们总是依据相对有限（虽然尽可能丰富）的史料或者自己拣选的史料作推导。因而，容易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就是经济史研究中的“相对主义”。由于采用的史料不同，由于都是例证法，所以，有时还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研究局面在新经济史学家看来，很不令人乐观。

　　新经济史学家坚持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经济史的工具是最合适的。况且，他们认为，新经济史学家理应用自己的学术武器——经济学理论去认识世界和解释历史。计量经济史学家在这方面体现明显。计量学派正是通过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构建了模型，以此来检验一些传统观点。如果没有经济学理论作基础，模型的建立就没有基础，那相当于将高楼大厦盖在沙地上，是不稳固的，也没什么说服力。可见，计量学派在其研究中是离不开经济学理论的。从众多的计量经济史学家的著作和文章中可见一斑。福格尔在研究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诺思早年研究美国经济发展模式时，使用了分工和交换的理论思想。“三轨制”经济发展模式正是建基于此。那些重点研究生产率、技术传播的新经济史学家也使用了大量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比如，帕克对小麦产量的研究，戴维对收割机技术传播的研究。新制度学派也大量应用经济学理论。比如，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讨论人口数量的增长的效应（人口数量的增长导致移民，然后导致资源禀赋不同，从而可以产生交换和分工，并进而扩大了市场）时，就利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国家性质的分析实际上就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之思想。交易成本概念的引入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新制度学派的影响。没有众多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的铺垫，比如科斯、威廉姆森，诺思不会对交易成本有全面的认识，也不能把它很好地应用于新经济史的研究中。可见，经济学理论在新经济史研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与传统经济史研究不同。传统经济史研究所用的理论是凌乱的，也是多方面的。在新经济史学家那里，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凸显，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诺思在后期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但这个理论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化。因为，在研究组织和制度时，保留了新古典理论的三个“硬核”：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思想。因此，制度变迁理论只不过是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保护带”[17]。修正包括：主体面临的约束变了；主体拥有的信息量变了。在新制度学派那里，主体面临的约束包括正式规约、非正式规约以及制度的实施机制；主体也不再拥有完全信息，因为，信息存在成本，即在有交易成本的条件下研究主体的选择和资源配置。组织是个体相互作用的一种方式，也是主体进行理性选择的一种约束。国家作为最大的组织，它可以影响制度（产权），进而影响主体面临的约束。诺思引入的意识形体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一般化过程中的扩展和补充，通过它让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每一位研究者在研究问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时，都会使用某一套概念和话语，都会遵循某一种方法和原则，这构成了范式[18]。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分析范式，社会学家有社会学家的分析范式。因为他们观察问题、研究问题的概念、话语、方法、角度、原则不同。而且，不仅是学科之间存在着范式的差别，同一学科之间范式也不尽相同。比如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存在区别。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中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仅仅是经济，还包括政治等上层建筑。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稀缺条件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古典经济学信奉“看不见的手”，即认为价格在经济运行中很重要。新古典经济学则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认识，认为价格在瓦尔拉斯市场均衡时实现了资源配置最优（帕累托标准）。

　　范式对于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来说很重要。新经济史学家也有他们自己所倚重的分析范式，即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这可以五点得到证明。

　　第一，分析基于“理性人”假定。在《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一书中，正是基于理性人的假定，福格尔才认定奴隶主没有理由大规模地出卖他们的奴隶，因为出卖奴隶所获得的收益对具有企业家素质的奴隶主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正是基于理性人的假定，福格尔才认定奴隶主鞭打奴隶的次数并不会很多，因为这没有必要，理性的奴隶主可以选择其它的激励方式来提高奴隶的生产效率。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同样预设理性人的假定。如果没有理性人的假定，他的整个分析框架就不能建立。因为，如果不是理性人，那么经济主体很可能不去追求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制度变迁也可能不会发生。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虽然融合了意识形态理论，但诺思并没有改变其理性人的假定，他仍然假定人具有完全的计算能力，能够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比如“搭便车”。不仅如此，诺思还把理性人的概念进一步扩展到国家，在诺思眼中，国家作为一个组织，也有自己的理性追求。在短期生存利益的逼迫下，国家会认可不好的产权制度，在长期发展利益的驱使下，国家也会忍受制度变迁的“阵痛”，而构建一个好的产权制度。

　　第二，边际分析思想。在《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中，福格尔在讨论水运的运价时，认为由于水运的运输量并不饱和，所以水运的边际成本不会提升，从而可以维护其运价稳定。这是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论。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均衡时的每一种产品和要素的价格都等于其边际成本。在诺思的著作中，边际分析的思想也时有体现。比如，在讨论要素的禀赋结构发生变化时，诺思就指出：随着劳动的增长速度大于土地的增长速度，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从而导致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又会影响产权制度。在分析农业替代狩猎采集时，诺思也用了边际收益递减之思想。正是由于狩猎采集的边际产品价值小于农业的边际产品价值，才导致人类社会的第一次经济革命。

　　第三，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与“理性人”的假定相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大量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资源配置和生产领域中的决策行为。新经济史学家将成本-收益分析进一步扩展到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要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策略选择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而为社会经济生活提供统一、深入而又更加现实的解释。比如，诺思分析制度时就是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进行了研究。制度也类似于一种产品，只有所获得的收益大于生产成本时，制度创新才会出现。诺思认为，制度是被“理性人”规划、设计和建构出来，并在“理性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计算中不断变迁[19]。尽管运用该理论解释历史时陷入了困境，他用意识形态理论来弥补这一缺陷，以使其理论能自圆其说。然而，意识形态理论的引入并没有改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反而使制度分析复杂化了。福格尔在研究美国南部奴隶制的经济效率时，也大量采用成本-收益分析之法。比如，他在批判瑞姆斯戴尔的观点时，就指出棉花价格没有下降，因此，收益没有降低。尽管奴隶的价格上升（成本上升），但不能得出奴隶制的净收益已经降低的结论。而且，通过成本和收益分析证明：奴隶制并非没有经济效率，事实上，南方的奴隶制之效率并不低于北方的工厂制度。

　　第四，个体主义原则。由于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范式，新经济史学家的分析实质上是从个体出发来进行分析的，即坚持个体主义方法论。诺思不喜欢马克思，就在于马克思在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变化时，将阶级作为分析单位。阶级是一个抽象的集体概念。这个概念不等于个人的加总。而在新经济史学家那里，个人是基本的分析单位，只不过，由于个人同质，即偏好相同，都会在约束下进行理性选择，可以将个人加总。诺思所讲的西方兴起的故事，实际上是无数个同质的微观原子汇聚成的宏观故事。在福格尔那里实质上也是那样，所有种植园的奴隶主和奴隶都是典型的理性主体，都能进行理性的合意计算。诺思提出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理论，将组织、制度纳入到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中，然而，诺思的组织、制度也是个体加总的产物。个人能够形成一个组织，在于其可以借助组织获得更大的净收益。制度变迁的推动者可以是组织，也可以是个人。但制度变迁的动力在于无数个微观个体的理性计算。总之，由于选择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的基石，新经济史学家的方法具有明显的个体主义特征。

　　第五，自由主义理念。自由主义理念与波普尔（K.Popper）的证伪主义一脉相承。证伪主义认为理论不能用经验证实，只能证伪。一个命题只要它是可以检验的，或可证伪的，它就是科学的；反之不可检验。不能证伪的，就属于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20]。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深刻影响了弗里德曼（Friedman）的方法论立场。弗里德曼认为，事实从来都不能证明一个假说的正确性，只能证明一个假说的不正确性[21]。之所以二者秉承证伪逻辑，在于他们共同的开放社会的思想。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允许思维大胆创新，允许人们在思维和行动上纠错，即有一个宽容机制保证人们可以进行各种尝试。由于社会是宽容的，人的自由创造精神便可以充分发挥。而且，体现人们自由选择的制度和组织也是符合社会需求的。社会没有终极真理，有的只是在批判或者说证伪过程中的理论进步。福格尔和诺思秉承了自由主义理念。在这种理念下，福格尔认为奴隶制的存在是理性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诺思认为，国家、企业等各种组织是理性主体合意计算后自由选择的结果。国家存在和干预经济都必须首先保证人们的自由权利。国家不能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

　　从以上五点可以看出，新经济史学家是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研究经济史。这种分析范式有一定的好处，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理性人”的假定过于简化。通过假定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人就变成“同质”的原子。这种假定意味着单一个人的效用和福利函数可以加总。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直觉告诉我们人们的偏好不尽一致，每一个人的效用和福利函数不同，难以加总。因此，消失了“个体差异”的新经济史研究有其内在缺陷。而且，“理性人”的假定本身就存在疑问。现实中，尽管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追求自己的私利，但由于“理性”程度的不同，一些人的理性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或许就是不理性。也就是说，理性人的假定实际上没有现实意义。

　　第二，利益角度分析人的行为存在缺陷。“人是被利益所驱动的”这一规则被人类认识由来已久[22]，把利益引入到经济学分析也由来已久。中国汉代的司马迁在论述如何治理国家时，指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23]。司马迁看到了以“利”治国的不足。亚当·斯密则发现了利益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24]正是借助于这个洞见，斯密看到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正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私利的追逐，才使得社会普遍利益得以增长。然而，利益分析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利益的计算太复杂，以至于理性人难以掌握。每一个主体都是根据有限的信息，然后衡量自己的利益（效用），都是根据自己对未来的判断来进行选择，而这种判断在有限信息的条件下基本上是一个主观活动。而且，由于可选择的信息太多，由于每一个主体的历史背景不同，对某些选择所赋予的权重也不同，这样计算结果也不同。由于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利益的计算其实非常复杂，甚至于根本不能计算。其次，利益的内涵很难界定清楚。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纳入利益范围内的事物非常多，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比如社会关系的培育。这在东方社会中非常明显。人们会在社会关系中进行较多的投资。但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社会关系是很难予以考虑的。因为其不好量化，但在现实经济发展中，社会关系却在理性人的决策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诸如此类应该纳入到利益范围内的事物还有很多。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却不能涵盖之。对于丰富生动的现实经济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显得单薄，对于时间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利益分析则更加显得简化。

　　另外，从利益角度进行分析实质上是一种功能主义式的分析，具有同义反复的特点。比如说，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人的行为取决于自己的成本-收益比较。这就相当说，人预知了做某件事情的利害之后，然后理性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可是，如何判断其是理性选择呢？经济学家的方法是看结果。根据过程的结果来分析主体选择的理性。比如，面临两个选择A和B的主体选择了A，那么就可以说，A对主体来说净收益大。因此，经济学家的解释往往是“马后客”。这种解释逻辑也反映在诺思的历史分析中。英国崛起了，那么崛起的原因在于有好的制度安排，该制度净收益大。农业代替了狩猎采集，那么就是农业的产权制度优于狩猎采集的产权制度。这种分析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只是说了一个逻辑。利益分析的方法曾经受到马克斯·韦伯批评。马克斯·韦伯说：“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不是思想，而是物质利益和理想利益”，但是，“由思想所创造的世界观念经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利益火车头所推动的行动轨道”[25]。诚然若是，经济学中的利益实际上是深嵌在历史文化之中的，是深嵌在每一个行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之中的。经济学的分析作为一种事后分析，看起来有道理，但却没有什么用。

　　对利益分析的自信有时候也与历史事实相违背。获得美国克拉克奖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曾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促成西方国家在19世纪逐步扩大选举权覆盖面的因素。阿西莫格鲁认为，之所以扩大选举权，在于当权集团害怕没有选举权人们暴力反抗。在理论上，预防暴力反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给予潜在的反抗者更多的好处，一种是给潜在的反抗者选举权。他认为，第一种方式不具备时间一致性，因此，第二种方式成为实际选择。但这种理论上的推断与事实不相符，西方选举权范围的扩大并不是利益计算的结果，而是自我价值之觉醒所带来的。因此，从利益角度来分析人类行为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定量研究方法

　　定量方法不仅能估计出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也可以帮助我们测定出它们之间的联系程度。这种方法不仅能解释一般的经济现象并预测未来，还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政府政策的经济效果，作为国家施政方针的参考。正如库兹涅茨所说：“经济制度在功能和结构上的质变……其重要性是无法确定的。只有借助于定量数据和统计分析，看看这些定性的确定事件意味着在经济制度本质表现上有怎样的定量贡献，质变的效果才能真正体现出来”[26]。新经济史革命后，定量方法和经济史研究结合得更为紧密。新经济史学家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而且很快受到了学界的注意。福格尔正是通过严谨的定量研究方法，证明铁路对货运的“社会储蓄”不如想象的大，只不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铁路对工业的影响也较小，美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并非铁路带动。正是通过审慎的定量研究方法，福格尔证明了美国南方奴隶制的效率，证明了黑人奴隶的生产生活境遇并不像观察家所描述的那样糟糕。奴隶们所遭受的剥削也并非惨不忍睹。两部著作的结论都掀起了轩然大波。肯定和质疑的声音同在。有些学者还专门对其数据进行了讨论，有些学者运用其开创的定量研究方法深化福格尔的研究。诺思对定量研究方法的偏爱程度不如福格尔，但也不像传统经济史学家那样反感数据。相反，诺思对定量研究方法表现了宽容和接受。

　　新经济史研究中采用定量方法有其原因。第一，计量经济学的迅速发展，特别是60-70年代以来，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从单一方程模型扩展到联立方程模型，由确定性的函数关系进展到概率性的函数关系，从解释经济现象到利用模型预测经济现象的未来变动。第二，统计方法在社会科学上的普遍应用。统计上的抽样原理、推定原理和因素分析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第三，统计资料日臻充实和完备。二战后，世界各国都纷纷建立统计资料库，以作分析之用。由于政府政策以及研究、决策的需要，资料内容也一天天充实和完备，资料的范围也日趋扩大。同时学者们为了研究问题，也常常根据史料和所掌握的资料，整理数据库，以备论证之需。第四，计算机的应用日趋扩大。由于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强，工作效率高，原来不可能完成的统计工作，现在可以轻松完成，因此，也加快了定量方法的应用进程。第五，年轻学者对数学的兴趣渐浓。数学是一种语言，也是科学的表达工具。年轻学者乐于吸收数学知识，比如微积分、微分方程、高等代数、线性规划以及拓扑学等等。这些知识会影响新一代学者倾向于使用定量方法，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工具。

　　新经济史学家的著作和论文显示了他们对定量研究方法的偏好。的确，定量研究方法为新经济史学家赢得了声誉，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深化也起到了显著作用。然而，问题也随之出现。由于人们过度依赖定量研究方法，以至于该方法俨然已经成为衡量经济史研究水平的一把标尺。新经济史研究著作越来越乏味。若没有一定的数学或者计量经济学的基础，新经济史的研究著作简直是天书。新经济史和传统经济史研究之间的裂痕没有被弥补，反而加深。这些问题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定量研究方法。

　　关于定量方法的局限性，陈振汉和吴承明等学者都多次强调：运用定量方法一定要先有适合使用该法的条件。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其发展的进程就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其所包含的地域之广，不仅在于它所涵盖的时间跨度之大，而且，还体现在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复杂性。数据能够反映事件之间联系的能力是有限的。很多因素，是数据难以表达的，比如，人的情感等。我们可以通过身高、体重等各种维度的数据将人复原出来，但是不能复原出一个有思想、有激情的人来。借用马克思的术语，也可以这样说，数据只是反映了量变，而不能反映质变。

　　不仅有些因素不能用数据加以表达，即使有些因素能够表达，可能也会因为其过分强调总体，强调大众行为中的共同因素而忽视个体和例外因素。定量研究方法需要数据，因此，难免新经济史学家会将注意力转向那些易于统计分析的对象而忽略那些不易于进行计量的对象，从而或许会形成认识上的盲区。新经济史学家自身也认识到这一点。比如，艾德洛特、博格（A.G.Bogue）和福格尔就指出：在这种方法中，尝试要做的是更有效地利用选择出的部分证据：抓住那些能够利用数学手段进行严格处理的资料，对它们进行更细致的分析……限制关注范围是就某一论题获得更可靠结论必须付出的代价[27]。

　　即便能够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真正解释好历史也是不容易的。正如艾德洛特、博格和福格尔所言：统计操作仅仅是重新安排证据；除了在基本层面上，它们无法回答一般性问题。对于历史学家感兴趣的较大解释问题，计量成果的意义不是一种数学问题，而是一种逻辑和说服力的问题[28]。也就是说，对于历史解释，仅有计量是不够的。统计学也许有助于揭示或者阐明一种特定的趋势，但如何对这种趋势进行解释，则需要训练有素的历史判断能力。而这种历史判断能力，似乎传统的经济史学家更强一些。因为，历史判断能力不是来源于数据的整理、统计，而是来源于对整个历史大势的了解和把握，对历史情境的熟悉。

　　定量方法依赖于经济学理论。这也是定量方法是否有效的一个突出弱点。因为，所依赖的理论不同，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一种不正确的理论使用自然也就会产生歪曲的结论。对借助于经济学理论来进行研究的经济史学家们，实际上有三种理论可供其挑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当然，新经济史学家们更喜欢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其分析范式。然而，喜欢不一定代表着正确。新古典所暗含的理性假定、最大化利益的行为和偏好不变的预设都存在争议。进一步说，理论永远没有完美的，任何理论都是历史长河中的适应某一种历史条件的理论而已。因为，在历史解释中，如何使用相符合的理论是一个先于计量的问题。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情境下，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经济学理论可能不具有太大的解释力。比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忽视了时间维度，并且假定市场是外在的制度条件。这种理论对于那些正在建构市场的国家可能其解释力就有限。

　　强调定量方法，实际上还有一个史观的问题。运用统计旨在分析出蕴含在数据背后的规律。数据代表了一种历史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因此，通过计量可以准确地对因果联系进行解释。这种方法实际上需要一个前提，即认为这些历史事件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共性。但这种前提对于历史研究或许是不成立的。历史非常复杂。近来混沌理论的发展又启示我们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复杂性。一个简单的非线性方程组，它的解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混沌状态，即没有规律可循。一个简单的方程组尚如此，复杂的人类社会又会如何呢？如果世界本来就没有统计意义上的规律，统计、计量又有什么意义呢？

注释：

[1] R.H.Tawney, ed.,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The Collected of George Unwin, London, 1972, p18.

[2] （英）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50页。

[3] （美）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4] （美）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5] 董志凯：《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源”、“流”之辩》，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6] （德）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8页。

[7] 托尼（R.H.Tawney）的观点与其不同。在《宗教与资本主义兴起》一书中托尼表示，不是宗教影响了资本主义之发展，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了宗教。

[8] 转引自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9] Julian Hoppit, “Count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3, No. 2 (May, 1990), pp. 173-193.

[10] R. G. Wilson; J. F. Hadw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at Advanced Level”,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38, No. 4 (Nov., 1985), pp. 548-568.

[11] A. K. Cairncross, “In Praise of Economic Histo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2, No. 2 (May, 1989), pp. 173-185.

[12] Lance Davis, “‘And it will never be literature’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 critique”,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2nd series, VI (1968).

[13] 在屈维廉的观念中，历史是文学艺术而不是科学。

[14] 在此，笔者不认可菜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中的坦陈：“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更赞同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的说法：“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参见（英）菜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商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译本，第23页。

[15] 比如，迈耶和康拉德反对波普尔（Popper）把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区分开来的做法，而认同亨佩尔（Hempel）的看法：一般法则在历史中起的作用和在自然科学中相似。

[16] 转引自（美）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

[17] “硬核”和“保护带”的概念参见（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18] “范式”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一个词汇，此着一问世，这词汇立刻被学界接受。在库恩看来，“范式”的内涵有两层意思：（1）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承诺集合；（2）科学共同体共有的范例。

[19] 这种分析与197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F.A.von Hayek）的基本理论有着本质的差异：诺思强调的是建构理性，哈耶克强调的是演化理性。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可以设计，而哈耶克强调秩序的自发性。笔者认为，这是诺思理论的不足之处，即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石。

[20] 转引自夏基松：《西方科学哲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21] （美）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集》，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198页。

[22] 中国古语断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中世纪的西方也流传着“利益不会撒谎”之格言。

[23]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24]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4页。

[25]  H.Gerth; C.Wright Mill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 Relig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280.

[26] Robert William Fogel,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64, p147.

[27] W.O.Aydelotte, A.G.Bogue and R.W.Fogel (Eds), The Dimension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9.

[28] W.O.Aydelotte, A.G.Bogue and R.W.Fogel (Eds), The Dimension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10-11.

　　诺思提出了基本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之后，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仍然通过深入思考或者通过与其他学者的合作继续完善制度变迁理论。而且，他把他的理论看作是一种制度认知方法。这说明，别人可以提出不同的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诺思把研究重心从正式规约转移到非正式规约，把经济制度转移到政治制度，把对制度的研究转移到对人的研究。其他学者沿着诺思早期开创的道路也在不断进行深化研究，并得出了非常有意义的见解。

一、诺思：90年代后期的深入思考

　　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诺思把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归结为一种制度认知方法，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解释经济变化的分析框架。制度认知方法必须做到三点，才算是为增进我们对经济史的了解做出了贡献：第一，能从经济绩效的很不平均的形态中发现规律；第二，制度认知方法应当说明路径依赖的特点；第三，该方法应当有助于了解经济变化总过程中制度、技术和人口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为此，应该借鉴福格尔的人口理论和莫基尔（Joel Mokyr）的对技术的探讨[1]。

　　诺思认为，制度认知方法包含三方面含义：

　　第一，正规规约、非正规规约及制度实施机制共同决定了经济绩效。根据这个判断，可知把西方的市场经济的正式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嫁接到第三世界和东欧，不是获得好的经济绩效的一个充分条件。私有化不是解决不良经济绩效的灵丹妙药。

　　第二，政治组织显著影响着经济绩效，因为政治组织界定和强制实施经济制度。

　　第三，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性效率而不是配置性效率。

　　适应性效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不亚于交易成本。适应性表达出了一种衡量制度变迁好坏的动态含义。诺思认为，“适应性效率”与经济学家的配置性效率的标准尺度不同，而与一个社会接受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革新精神，冒险精神和各式各样创造活动有关。在一个合适的框架机制里, 人们会被鼓励尝试、实验和革新，并认为这样的标准应当由国家制订，是国家应起作用的重要内容[2]。“配置效率是一套给定制度下的静态概念，而持续良好经济运行的关键则是要有一个灵活的制度机制，它能够根据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变化以及制度的震荡来进行调整。一个稳定的政府以及一些补充准则的建立是制度必不可少的特征。成功的政治或经济体系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发展了此种特征。”[3]诺思1992年在《加图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中，探讨了“适应性效率”与技术、经济组织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4]。

　　诺思在90年代后期多次来到北京发表演讲。在1995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演讲中，他指出，有四条历史经验值得重视：第一，纵观历史，经济的发展是间断的、不均衡的，经常存在例外情况。第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在从部落经济向现代经济的演变过程中经常陷入困境。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并不是起到限制性作用的因素。第四，从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的制约因素。第五，路径依赖对变革起着制约作用。这些历史经验，在诺思看来，是检验制度变迁理论是否合适的标尺。如果改善的制度变迁理论不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些历史经验，那么则被证伪，需要新的补充和完善。

　　通过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诺思认为有三点结论值得深入进行研究时参考：第一，路径依赖在今天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文化传统、信仰体系等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仍在起作用。因此，做好研究必须了解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面对未来和制约因素，选择我们的机会。第二，对所有愿意取得高效率，愿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我们仍然面临着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转变的困境，仍然面临着彻底地、完全地重构社会的两难处境。第三，一个国家的政体起着根本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仍然决定着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从短期看，集权政府可以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从长期看，法制、保证合同执行的制度规则才是真正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5]。

二、诺思：21世纪的改变和创新

　　到了21世纪，诺思依然活跃在学界，并且不断推出新成果。他不断吸收其他学者的一些新的研究概念和结论，并将之内化到自己的制度认知方法中。比如，他对历史发展道路的非各态历经性的认识以及对不确定性的认识。经过不断探索，诺思在以下两方面取得了突破：

　　第一，与其他学者合作，提出了诠释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诺思、约翰·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和巴里·温加斯特（Barry R.Weingast）认为，人类社会先后形成过三种不同的社会秩序。第一种社会秩序主宰了有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这种原始社会秩序是狩猎采集社会的秩序。第二种社会秩序统治了过去的一万年，这差不多就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这种有限准入秩序通过对经济体系实行政治掌控来解决如何约束暴力的问题，也就是通过限制进入来产生租金，以此来维持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第三种社会秩序是在最近300年里发展起来的，这种开放准入秩序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互竞争而非创设租金来维持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是由经济、政治、军事、宗教等各种体系构成的。其中组织对社会秩序的各个层面——经济、政治、宗教、社会而言，都至关重要。三种社会秩序以不同的方式建构组织。原始社会秩序无法支撑复杂的组织。有限准入秩序虽然可以支撑复杂的组织，但却限制了这种复杂组织的数量。开放准入社会支持组织的自由进入，从而造就了大批复杂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社会秩序构建人类组织的不同方式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社会的基本特征。有限准入秩序展现了制度化的设租、市场势力、特权以及精英与公民的区别；同时也阻碍了市场的持续繁荣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开放准入秩序展现了制度化的竞争、自由进入和流动；同时也培育了繁荣的市场、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发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源泉在于从一个有限准入社会转向为一个开放准入社会。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有机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社会秩序。在经济或政治体系中，如果有一个体系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那么另一个体系也不会发生持续的根本变革[6]。有限准入秩序向开放准入秩序演进有个转轨过程。首先，在有限准入社会内，有可能建立成熟型的有限准入制度，在精英阶层内部先出现非人格化的交易。其次，统治联盟逐渐发现，非人格化交易的拓展有利于自身的利益，由此逐渐扩大准入的范围，转轨过程因之启动。非人格化交易在有限准入社会内出现需要三个“入门条件”：（1）精英阶层内部实现法治；（2）永续性的精英阶层的组织得到支持；（3）武力被有效地集中控制[7]。

　　第二，深化了对理性的认识，树立了经济发展中的人的位置。正如诺思所言：“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认为人们知道什么符合自我利益，并会相应采取行动。如果真是这样，人类历史早就被改写了。实际上，人们却是在主观地构造着世界运行的规律，并相应地采取行动。”[8]实际上，制度、组织、市场、都是人类头脑的产物。宏大的社会结构是通过人类的主观思想形成的。从人心中的以某种形式存在的“现实”出发，人类建立了关于周围世界的理论、模型和理念体系，然后，再用这些理论、模型和理念体系认识、了解和解释周围的世界。在此基础上，汇总选择做出决定，并按照心中的决定建立并实施认为能够达到希望结果的制度框架。假如经济发展过程是各态历经的，认识就会收敛于真实世界[9]。有效率的制度框架是可以接受反馈并做出相应调整的系统。人们总是为了某种目标而建立制度，如果得到的结果不符合建构制度的初衷，则可以修改，直到产生合意的结果。这就是说，人类社会与人类自身是一个互动的过程[10]。社会结构是人类理念的产物。因此，诺思指出：“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关键在于促使制度发生变迁的参与者的意向性以及他们对问题的理解”[11]。理性假设没有充分解决心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人类大脑的推理过程采取的是模式认知的方式。如果是这样，文化在分析经济发展历史上就有了更加明确的位置。人类理性的灯光可以照耀的地方，人类使用理性选择模型来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理性之光难以企及的地方，人们求助于文化（信仰、宗教、巫术等）。文化是一个社会的基因，是一个社会连续性的保证，是人们历时共享的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特征，是人类应对不确定性的一种习惯性的共同认可的选择。文化、环境和历史是人类认知过程中的基本内容。由此，诺思再一次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再一次更新了自己的研究理论和工具。在这种更新和改变中，诺思已经越来越像传统的经济史学家的视域靠拢，当然不是简单地加入其队伍，而是既超越了新制度学派又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史研究。

三、格雷夫：制度和文化

　　新制度学派为经济史研究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有一些需要深入挖掘的地方。第一，由于新制度学派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来解读经济史，这就使得它的主要研究领域局限在以产权为核心的由国家界定和实施的制度上，而对于缺少国家和宪法体系强制下的自我实施制度，没有也无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制度变迁理论的现有框架内，诺思无法解释国家的（本身意味着一种制度）的起源。在诺思眼里，国家的出现是排他性公有产权的要求，产权的界定和实施是由国家完成的。这等于是一种循环论证。另外，诺思的理论也不能解释影响制度变迁和组织发展走上特定轨道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第二，为了使理论符合现实，符合历史，诺思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强调了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进程中的重要性，相当于强调了文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但尽管他意识到了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价值观等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直到21世纪初，由于缺少一个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他不能对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作用做清晰的厘定和具体的考察。在诺思的著作中，他也不止一次地强调了对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人的主观预期影响之研究的困难性[12]。

　　当然，体察到文化在制度变迁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不仅仅是诺思一人。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通过对历史制度研究也发见了文化的重要性。他创造了一种方法——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方法（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来深化诺思的研究。从方法论上看，历史制度分析有其独到之处。第一，它的研究对象是自我实施制度。历史制度分析把制度定义为：本身是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决定的约束[13]。这样就拓展了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内容。第二，它的分析工具是博弈论。由于历史制度分析研究自我实施的制度，这给博弈论应用带来了契机。运用该工具也得出了一些不同于新制度学派的结论。第三，历史方法和制度视角的结合。格雷夫说，历史制度分析本质上是历史的，它要揭示的是历史在制度产生、存在和变迁中的作用。因此，在进行具体的制度分析时，他特别重视历史的作用，遵循历史主义之原则。

　　格雷夫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欧洲商业革命之前——11-12世纪地中海的经济史[14]。他将博弈论引入到经济史研究中，并且指出，在研究制度之前，应该超越新制度学派把国家作为制度唯一来源的分析范式，而且不能给制度下一个先入为主的定义，制度本身的含义是宽泛的。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制度起源于积极的文化信仰，是自发演化的产物。通过对11-12世纪地中海地区两个最大的贸易集团：热那亚商人和马格里布商人之间文化信仰之间的差异比较，他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制度是与文化因素相关的。正是由于两个贸易集团所属的文化不同——马格里布属于穆斯林世界，而热那亚是拉丁世界的一部分，才使得他们的制度（包括经济、政治、社会、道德）有所不同。热那亚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高度分权化的社会，并且发展出契约、长距离贸易、行会、产权；相反，由于穆斯林世界的集体主义，只认可组织内部的通信、道德和诚信，马格里布最终发展成为集权主义社会。格雷夫得出的结论是：制度是在互动和博弈中被构造的，文化信仰的不同基点使得制度演进的路径不一致。从格雷夫的研究看，新制度学派的后继者把研究视野不断地从市场制度向非市场制度，从制度安排向制度环境，从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向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拓展，尤其重视影响制度诸因素中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

　　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给我们提供了两个启示。第一，制度是内生的，即制度是文化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外生变量。这改变了产权外生的研究思路。以往学者的研究，尽管指出产权的诞生有其历史背景，但对产权本身没有进行讨论。似乎产权制度可以随着国家的需要同时出现。当国家要最大化自己利益时，产权制度就随之而来。实际上，产权作为一种基本制度，是内嵌于社会传统之中的。国家作为组织或者制度也是如此，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其形式与文化传统相关。这样，格雷夫关注的问题就比诺思更加深了一层。诺思看到了制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指出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然而，对于制度的差别以及演进路径上的不同，诺思不能做根本性的回答。格雷夫在诺思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制度生成与进化的影响和决定因素，即研究经济制度差异性的根源。

　　第二，历史是重要的，即研究制度变迁或者进一步说经济分析是离不开历史的。现实的经济中，国家是必不可少的、各种组织和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充斥着我们的经济生活。因此，好的经济分析必须要回答这些组织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否则，经济分析就是纯理论的，就是在思辨的空间中审美，意义不大。如果要研究制度和组织以及它们表现的不同，那么就要研究文化和历史。因为历史是制度变迁的载体。抛开历史去研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是得不出有价值的结论的。既然历史如此重要，经济分析就不能脱离经济史研究。这印证了麦克洛斯基的断言：“一个经济学家如果没有历史之腿向前跳跃，他对当前的经济问题就会形成狭隘的眼光，浅薄的经济思想，对经济数据的力度和脆弱性缺乏恰当的评价，缺乏运用经济学驾驭重大问题的能力。”[15]

注释：

[1] 福格尔在计量学派分化之后，主要从事人口学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比如技术生理进化等概念。

[2] （美）诺斯：《国家经济角色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出自（美）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

[3] （美）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5期。

[4]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deolog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to Journal 11(Winter 1992), pp.477-488.

[5] （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演》，出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站在巨人的肩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北大演讲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 （美）道格拉斯·诺思、约翰·沃利斯、巴里·温加斯特：《诠释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比较》第30期。

[7] （美）道格拉斯·诺斯、约翰·瓦利斯、斯蒂芬·韦伯、巴里·温加斯特：《有限准入秩序：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思路》，《比较》第33期。

[8] （美）道格拉斯·诺斯：《改变中的经济和经济学》，出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站在巨人的肩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北大演讲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 这时候的诺思对经济发展历史的认识实际上与希克斯对经济史认识有相似之处，都受到统计物理学的影响，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统计上的规律。

[10]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提出试错性、反射性等概念，秉承开放社会理念。与诺思的看法基本一致。实际上，这种一致还体现在哈耶克（Hayek）的历史哲学中。参见（美）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1] （美）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2]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3、115、117、138页。

[13] 转引自韩毅：《历史的制度分析：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新进展》，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14] （美）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15] Donald N. McCloskey, “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4, No. 2 (Jun., 1976), pp. 434-461.

　　1993年，诺思和福格尔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标志着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对诺思贡献的认可。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取得如此高的学术地位，一方面在于他所创建的理论本身；另一方面在于现实经济的发展变化。

　　首先，从理论本身上看，他的制度变迁理论覆盖面极广，不仅吸纳了经济学、而且涉及到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诸多方面。因此，他的理论对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有着更强的解释力。该理论虽然架构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之上，但在理论内容上超越了新古典，修补了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具有的缺陷。另外，与旧制度学派不同，诺思在他的制度变迁理论中扩展了制度的内涵，在分析上也不仅仅倚重制度，而是同时考虑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其它因素，并在制度变迁理论中把这些因素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虽然诺思注重量化研究，但是告知人们的主要是一些定性结论。读他的书好懂，不需要更高深的数学知识。因此，他的理论可以被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

　　其次，现实经济的发展变化创造了一个让他的理论得以流行的平台。20世纪五50-60年代，西方各国普遍奉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生活实行广泛的干预，导致了西方历史上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这种干预也引致了70-80年代西方经济发展的“滞胀”。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对此无能为力，非主流经济学，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学派则应声而起，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之策。货币主义从货币供应量入手，反对国家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干预经济，供给学派则反对凯恩斯的总需求拉动理论，重拾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需求会随供给的变化而变化，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新制度学派则另辟蹊径，从制度入手分析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无异于为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这扇商户可以让人不拘泥于唯美的经济学理论，从而对社会经济变革有着更深和更远的认识。这对于关心现实经济的决策者很有吸引力，对那些研究现实经济的学者也很有吸引力。

　　由于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因素，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及他所开创的新制度学派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的引领下，华盛顿大学已经变成新经济史研究的主战场。很多经济史学家乐于运用诺思的理论进行经济史研究。

一、诺思：理论贡献及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之处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

　　第一，把制度“内生化”。以往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中，制度是外生变量。这种假定使得制度、经济结构、社会背景、文化习俗等因素都不能进入到经济学分析中。在研究经济增长时，他们也习惯于研究资本、劳动以及技术等要素对产出的影响，而忽略了制度。他们假定，制度在短期是不变的，因此，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诺思通过历史的长期考察，发现制度是重要的。如果不考虑制度变化，就不能对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有一个正确的解读。但是，如何把制度纳入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解释中呢？一个关键的抓手是交易成本。诺思运用交易成本概念论证了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制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诺思认为，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模型都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换基础之上的。因为，人类受主客观条件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增益。产权是交易的基础——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必然导致人类的竞争和冲突，而这些竞争和冲突必然要求有合理的制度或规则来加以约束和规范。这些制度和规则中最重要的就是产权制度。只有产权制度才能使资源配置更为有效，才能使人类的合作不是一句空话。如果没有合理和明晰的产权制度，那么很可能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的动荡不安，这自然会阻碍经济增长。因此，诺思认为，仅凭市场的调节、仅凭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并没有给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秘诀。

　　第二，超越了“理性人”的狭隘定义。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曾写到：“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做出选择的结果。”[1]在诺思先前的另一本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类似的思考也有。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不以个人利益为动机的行为。诺思认为：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需要超越个人主义的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原则。这也是他引入意识形态理论的缘由。虽然诺思意识到了“理性人”假定的狭隘，但他同时认为，作为分析的起点来说，理性人的假定还是有用的。事实也证明诺思的确没有抛弃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

　　第三，发展了交易成本理论。诺思在科斯、威廉姆森等学者的基础上，将交易成本定义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制度范围，建立了涵盖广阔的人类行为理论。诺思对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定义是，前者是实现来自社会分工、专业化的收益而投入到执行交易功能的资源损耗；后者是完成物质形态转变的资源损耗。诺思认为，他的这一定义优于以往的各种定义。首先，他建构了人类行为理论，不仅把人类行为的功能特征，如机会主义、有限理性纳入其中，而且将认知结构、行为动机纳入分析之中。这就使他不但能通过交易成本概念来分析和解释各种制度功能绩效问题，而且还可以通过主体行为发生学的解释，分析社会制度的变迁过程，从而解决一直以来困扰经济学家们的一些问题，例如“怎样解释制度变迁的各种路径”、“为什么有些制度变迁使得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绩效状态”等。其次，他构建了交易成本、制度、技术三者间的互动联系，克服了局部比较、静态均衡分析的局限，使得宏观、整体的制度绩效比较成为可能。

　　第四，将“意识形态”、“国家”纳入到制度变迁分析中。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的存在，也隐约地表达了对“制度选择”的认识。但科斯作为研究法学出身的学者，他更注重的是个案的分析，而没有从整体、宏观的角度进一步挖掘制度变迁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更没有考虑到“意识形态”、“国家”对制度和经济的影响。而诺思则初步揭示了个人的目的和意识如何受到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的影响。例如：产权制度的稳定或变迁会影响个人的效率观和公平观。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不同个人会有不同的意识，从而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反过来，不同的意识又会使制度的变革方向不同，从而经济绩效不同。在以往的经济学研究中虽然有公共选择理论对国家加以研究，但没能把“国家”整合到制度变迁研究中去。诺思完成了这一任务。这大大丰富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使之更加现实化和科学化，摆脱了以往就经济论经济、从一个理性的假定出发运用数学知识抽象地研究资源配置的做法。这种做法是远离现实的，因为，它不仅忽略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看不见人们的思想、文化、道德等内在因素对其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影响。视域拓宽使得诺思的理论更令人信服。

　　第五，给出了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诺思从制度入手，分析了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给出了一个基本逻辑。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所有制度——包括经济、政治等制度——都是变化的。这种制度上的变化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的推动者是组织和个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于变迁主体对制度变迁的潜在利益的追求。无论是国家还是其它主体，凡是参与制度变迁或者维护制度稳定的，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都需要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容易锁定。一个好的开始，可能使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形成良性互动，反之，则形成恶性循环。这个逻辑使制度成为动态的，不像以往的经济学家把它视为静态的。同时，它也反映了诺思作为新经济史学家的分析特色，尽管引入了意识形态，但他还是力图从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上去解释制度变迁或者稳定的原因，并进而说明经济增长的良与莠。

　　总之，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为基础，以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辅助，致力于分析制度的功能和机制，致力于说明制度变迁的原因以及这些原因之间的相互联系，说明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的理论是对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巨大贡献。对经济学的意义在于：走出了新古典的“静态”；对经济史的意义在于：理论和历史再次统一。

　　瞩目制度变迁理论的辉煌成就之时，也需正视诺思理论上存在的问题。在诺思的理论中，“理性人”、“成本-收益分析”、“效用最大化”等新古典经济学概念遍布。为了对历史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了构筑一个符合经济学逻辑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思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想，试图将制度变迁理论成为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但不可否认，这种分析范式存在一定缺陷，诺思理论的遗憾也缘于对此的继承。

　　第一，尽管诺思提出了意识形态概念，但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出发点还是“理性人”假设。在他的理论中，国家、各种组织、个人都具有“理性人”特征，都是通过理性的利益计算来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这或许可以解释历史上大部分主体的行为，但显然并不全面。当然，诺思也注意到这一点，但他没有改变分析的出发点。

　　第二，理论虽然富有逻辑性，但给人的感觉仍然是有点混乱。或许，推出一个能够全面、深刻地解读经济发展历史的理论太难，以至于这个批评实质上是一种奢望。但为了理论的进步，为了经济史研究的进步，还是要指出这点。因为，今天的行为经济学、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经济社会学等学科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些发展还可以进一步整合到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中。

　　第三，将人口数量变化作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限制了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力。根据诺思的理论，人口和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导致相对价格变化，而这个变化就孕育了制度变迁的潜在机会。如果有组织或者个人捕捉到这样的机会，那么制度变迁就可能发生。在之前的著作中，诺思也多次谈到人口数量变化对中世纪庄园制的影响。然而，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人口数量的增加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是绝对的吗？中国的人口数量变化为什么没有引起同样的制度变迁呢？

　　第四，制度变迁理论最终没有清楚地说明不同国家发展路径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之前的研究中，诺思分析了荷兰、英国、西班牙、法国等国家制度演变的不同。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中，他继续了这一话题。不断地追问差别根源究竟在哪里之后，诺思将答案归结到非正规制约上，即落实到文化上。制度毕竟是表层的东西，制度必须建基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土壤上。对于非正规制约的解读，诺思认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只是强调：“非正规制约是重要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由文化衍生的伦理行为以及它们是如何与正规制约发生相互作用的问题有更好的了解。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2]

二、诺思及新制度学派：“史”、“论”统一之努力

　　诺思及其所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为经济史研究做出了卓绝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史”，一是“论”。在“史”的方面，他利用自己创制的制度变迁理论对西方世界的兴起、对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进行了重新解读。在“论”的方面，他在总结西方历史演进轨迹的基础上，推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不同于以往的任何理论，它是一个运用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式来审视制度变革的理论，是一个来自于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在具体的研究中，“史”和“论”是融合在一起的。

　　第一，以理论为工具重新解释历史。作为一名受过经济学理论熏陶的新经济史学家，诺思不满足以往的历史结论和研究历史的方法。早年，在新经济史革命的诞生地——美国经济史研究中，诺思就一反传统，引入经济学理论和其它一些经济学方法，对1790-1860年的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进行了经验性研究。之后，形成了《1790-1860年美国经济增长》一书。诺思一方面着力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上的经济增长，一方面，他也发现制度在解释经济增长上是不可忽视的。以往的研究习惯于把制度当作外生变量，只把经济增长归结到各种物质要素的变化和技术进步上。而且，技术创新论还风行一时。那么，到底制度重不重要，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什么作用呢？1968年，诺思发表了《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该文启迪了诺思，也坚定了诺思“制度是重要的”的信念。诺思正式将制度纳入到经济史的研究与分析中，代表性的著作有两个：一个是戴维斯和诺思合作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1971）；另一个是他和托马斯合作的《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

　　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宣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思认为，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都是经济增长本身，而不是源泉。厘清了这层关系之后，诺思进一步指出，长久以来被人们谈论的工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所在，而恰恰是其结果。工业革命值得研究的内容也并不在于技术的发明，而在于之前的制度变迁。这种观点从某种角度上回应了法国经济史学家保尔·芒图的洞见。他曾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中指出，商业革命实际上是工业革命的前奏[3]。

　　诺思不满足于对西方近代历史进行研究，他还要把理论应用于更长的历史进程上。他要用理论进一步解释人类的全部经济史。他研究了第一次经济革命，认为第一次经济革命产生了定居农业，并形成了配套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产权结构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变化。农业本身的耕种、收获、灌溉、贮藏等问题造就了集体决策的高昂交易成本，这时，减少交易成本的组织——国家出现了，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是治理内部的规则、规则的实施以及与他国竞争的强制力。国家的出现是古代社会的一项最伟大的成就。诺思通过历史案例研究还指出，国家既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与第一次经济革命不同，第二次经济革命是建立在新知识富有弹性的供给曲线上。这些新知识转化为现代世界的科技进步，并且使持续增长成为可能。第二次经济革命导致了大规模的交换活动发生，取得了巨大的生产力收益，也付出了交易成本上升的代价。显然，生产力的收益超过了交易成本，否则，就不能使西方世界在近代取得显著进步。马克思看到了西方世界的变化，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然而，在诺思看来，马克思没有把握住西方世界发展的实质，马克思把经济发展和异化归功于资本主义，但看看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情况，就知道它们也面临着与西方世界相同的欺骗、偷懒和异化问题。因此，诺思认为合理的解释必须借助于专业化和分工，专业化和分工导致了生产力的极大进步，也导致了交易成本上升。极大进步的表现是经济的飞速发展，交易成本上升则会导致欺骗、偷懒和异化等问题。

　　从他的整个经济史研究看，尽管诺思的研究范围超出了纯经济领域，但他的方法还是纯经济的。产权的界定和行使取决于成本和收益，制度的变迁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甚至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是使收益最大化。如果说，每一种专业的研究者都会用自己的哲学观和历史观来认识世界和解释历史的话，诺思则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色彩。最终，他完成了他的理想和使命。经济史研究再一次回归到了经济学家族。

　　第二，以历史为土壤种植出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1971年，诺思初步尝试建构制度变迁理论，1990年，他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基本确立。20年的时间，诺思一直都在辛勤耕耘。在耕耘过程中，他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坚实地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从客观实际出发，来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中的第二章、第三章讲理论，之后用历史检验理论。《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的第一编讲理论，第二编、第三编用理论解释历史。《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第一篇介绍理论，第二篇用历史检验，之后将二者融合分析。从这个结构设计上看，诺思的理论乐于接受历史检验。他坚持认为，他的理论只是一个假说，这个假说正确与否，要看它与历史的相合程度。如果违背了历史，那么这种假说就要被抛弃或者被修正。诺思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提出假说——历史检验——修正假说——历史再次检验——最终理论形成的循环往复的证伪过程，使他的理论解释力增强。

　　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中，戴维斯和诺思提出了制度变迁的初步构想和基本逻辑。他界定了制度变迁理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初级行动团体、次级行动团体、制度装置等。制度变迁的过程一般分为5个步骤：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第三，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次级行动团体；第五，两个团体合力实现制度变迁。应该说，此时诺思对制度变迁已经有了初步完整的想法。在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中，诺思不仅归纳出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而且，他还注意到了制度变迁的产权意义，即制度变迁和产权结构之间的联系。

　　借助于产权理论，诺思对历史理解得更深了。他发现，产权制度是最根本的制度，西方近代以来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产权制度的变革。《西方世界的兴起》试图发展出一套解释西方近代进步的理论框架。事实上，诺思也做到了。同时，他也发现了理论框架中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能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而有的国家只能在苦海中挣扎呢？为什么落后国家不能建立有效率的制度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诺思推出了他的第二部力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在这本著作中，诺思较为完整地勾勒了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它拥有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三块基石。

　　为了进一步总结和深化理论研究，1990年诺思推出《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它的目标是要对什么是制度、制度与组织有什么不同、制度和组织如何影响交易和生产成本等问题予以准确地说明。至此，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才算较为完善。可见，正是借助于历史，诺思才将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不断细化和深化，理论的解释力才逐步增强。这个理论不仅对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也功不可没。后来的有很多学者研究新制度经济学，都提及诺思的有关思想[5]。

　　诺思实现了“史”“论”统一。而且，这种统一非常有意义。因为在这种统一中，我们发现：没有经济史研究，就没有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同样，没有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也不会有新经济史研究的辉煌。这种统一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经济史研究可以为经济学理论做出贡献，经济学理论可以用于经济史研究中。总之，新制度学派运用交易成本、产权和国家等研究成果，解释了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并创建了以产权、国家、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石，以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核心的一整套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开创了一个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

三、诺思：欧洲中心论的影子

　　所谓欧洲中心论，根据罗伯特·B.马克斯（Robert B.Marks）的说法，是指对西方文化优越性的强调，认为西方所有的成分都是好的和进步的，发展和进步起源于欧洲，从那里向外辐射至世界其他地区；欧洲是主动的，其他所有地区都是被动的或者停滞的那种论调[6]。黑格尔堪称一个“欧洲中心论”典型，他根据精神自由的程度规划了人类社会进步的道路，认为中国人的精神发展得不好，完全没有自由，希腊人好一些，具有半自由，而德国人的精神发展最为充分，是完全自由的。历史的发展应该是自由的不断扩展，因此，世界重心的转移轨道也必然是从东方王国到日耳曼王国。黑格尔说：“地中海是世界的心脏，因为它是旧世界成立的条件和赋予旧世界以生命的东西。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7]”他认为，大河流域虽然养育了文明，但不利于历史进步。他说：“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8]”可见，黑格尔身上有着多么浓重的“欧洲中心论”傲慢。

　　经济史学家也有着“欧洲中心论”的偏好。哈特（N.B.Harte）主编的《经济史研究：1983年—1970年就职讲演集》（1971）一书汇集了最著名的欧美经济史学家的21篇英文讲演。他们评述了大半个世纪的同行们的研究工作。他们话语中所涉及的仅是欧洲、美国和大西洋经济，没有亚洲、非洲，好像其他地区都不存在一样[9]。多数经济史学家也愿意在寻找欧洲独特性的进程中展现出欧洲作为中心的证据。戴维·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赋予了欧洲在气候上的优越性。他认为，大自然是不平等的，它给欧洲和美国带来的是一个好气候，在这种气候下，疾病少，人们工作的热情和效率也高，相反，在热带，人很容易疲惫，工作效率也低。正是这种差别导致了欧洲和美国的富裕[10]。布罗代尔也有“欧洲中心论”的“先见”，他在《菲力普二世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非常精致地描绘了地中海，并把它作为世界发展的底色。在布罗代尔的心目中，正是地中海造就了非常发达的贸易和商路，从而使欧洲在世界历史中脱颖而出。如果说黑格尔、兰德斯等人强调了欧洲地理环境以及气候的优越性，那么，马克斯·韦伯则从文化上对欧洲予以肯定。他认为，正是欧洲独有的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而这种精神恰恰能引领欧洲完成社会的转变，首先步入工业社会[11]。马尔萨斯认为欧洲与东方相比，其独特性在于人口的抑制方式。以中国和英国为例，他认为由于英国实行的是预防性抑制，即通过控制婚姻等手段来限制人口增长；而中国实行的是现实性抑制，即通过饥荒、疾病、战争等来抑制人口无节制地增长，才注定了两个地方不同的历史命运[12]。

　　诺思的身上也折射出“欧洲中心论”影子，只不过，他对欧洲崛起的历史解读不同于他者。他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正如前文所述，诺思解释制度变迁的主要参数是西方世界人口数量的增减，然而却看不到东方世界人口数量的变化与制度变迁的关系。诺思的制度在欧洲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的观点实际上与魏特夫观点有某种一致之处。只不过，魏特夫强调的是，东方专制主义阻碍了这个地区的发展[13]。制度尽管是一个好的视角，但缺乏比较，缺乏将欧洲纳入到世界视域，却是不足取的。实际上，在诺思的研究中，他也指出了向新大陆移民对于解决欧洲农业报酬递减所具有的作用。但是，诺思没有强调这个原因，他似乎更愿意看到欧洲的变化是人口这个“内生变量”引起的，而不是侵略、殖民等“外生变量”作用的结果。他也乐于把欧洲作为一个世界上难得的独特范例而进行研究，而不愿将之放在世界体系中。当然，他肯定也不同意弗兰克的看法：“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箱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的火车头的位置。”[14]

注释：

[1]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7页。

[2]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88页。

[3] （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5] 比如，V.W.拉坦（V.W.Ruttan）和速水佑次郎（Hayami Yujiro）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以及中国的林毅夫对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考虑。

[6] （美）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诉说》，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4-26页。

[7]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31-132页。

[8]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34页。

[9] N.B.Harte, the Study of Economic History: Collected Inaugural Lectures: 1893-1970, London: Frank Cass, 1971.

[10] （美）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页。

[11]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 对此说法有争论。比如李中清、王丰认为清代的中国就有许多主动抑制人口增长的办法，比如溺婴、男女性别失衡导致生育减少、已婚生育率低等，因此，不能说中国的人口是节制地增长。而曹树基认为，马尔萨斯的说法在中国有一定的正确性。参阅（美）李中清、王丰著，陈卫、姚远译，史建云校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刊于《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3] （美）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4]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