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个文明如何生成？这不仅需要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而且取决于相关人群能否抓住孕育文明的时空条件，这些条件来之不易却又稍纵即逝。文明的形成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三个基本因素。古代埃及文明的成长过程，清晰地反映了三种动因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终结出丰硕果实。

　　人类历史可归纳为多种文明在不同地区先后诞生、成长和衰亡的复杂过程。一个文明如何生成？这不仅需要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而且取决于相关人群能否抓住孕育文明的时空条件，这些条件来之不易却又稍纵即逝。文明的形成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三个基本因素。古代埃及文明的成长过程，清晰地反映了三种动因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终结出丰硕果实。

　　尼罗河孕育埃及文明

　　公元前6000年前，尼罗河两岸的广袤区域是适于游牧的草原。埃及先民主要居住在远离尼罗河谷的平原地带。随着北非地区降雨量的减少和尼罗河水位的降低，这些先民逐渐向尼罗河谷迁移。

　　在法尤姆湖附近的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公元前5450年，生活在此地的埃及先民就已经学会了耕作，农作物有大麦和小麦。另一个史前遗址梅里姆达也位于尼罗河西岸，其年代测定为公元前4800年。这里的居民也从事农耕和畜牧业，但是捕鱼和狩猎仍是重要方式。

　　从苏丹首都喀土穆至埃及地中海南岸，尼罗河流经山地、丘陵和平原，而王权国家的雏形在上埃及以希拉孔波利斯为中心的尼罗河谷地孕育而成。这看似偶然，但实际上是各种因素综合促成的必然结果。埃及地理环境和尼罗河水文特征，为居住在那里的先民提供了优越条件。希拉孔波利斯不仅紧靠尼罗河，便于耕种谷物，而且通往东西两岸沙漠深处的贸易通道在此与尼罗河交汇。随着尼罗河两岸草地的沙化，游牧于此的先民迁徙到尼罗河谷，并向定居的农耕生活过渡。

　　农耕文明哺育埃及王权国家

　　定居的农耕生活，首先促成剩余产品的出现和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人群的形成，而后促进制陶业的产生。考古人员在希拉孔波利斯发现了一个看似偶然却意义深远的现象。此地规模最大且使用时间最长的烧窑恰好处在来自西部沙漠的强风所经之处，说明建造者意欲借助自然的风力提高瓷窑的温度。以希拉孔波利斯为代表的上埃及城市专业化生产的陶器等物品，向下埃及和南利凡特以及努比亚扩散，拥有作坊和控制其贸易的人权力逐渐增强。以这些权势人物为核心的古代埃及史前居住区域由村庄向城市进化，这些早期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竞争，为上下埃及统一国家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同处在尼罗河谷地的努比亚地区，则缺少形成古代埃及早期文明的客观条件。学者把努比亚史前时期的居民称为“A群落”。史前墓葬表明其与希拉孔波利斯居民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希拉孔波利斯所在的上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进入涅伽达文化第三期，农业发展和技术发明促使文明若干要素的产生，埃及不久之后从史前史进入历史阶段。

　　随着统一王权国家的诞生和官吏制度的逐步完善，加之神权和王权在全国范围内的高度融合，埃及国内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国势迅速增强，努比亚根本无法与之匹敌。埃及与努比亚之间的物物交换关系转变为前者对后者的掠夺。掠夺物不仅有象牙、乌木、兽皮、香料，而且还包括廉价的劳动力。埃及南部的阿斯旺成为埃及人对努比亚进行掠夺和发动军事行动的桥头堡。古代埃及人称此地为“象城”，可见它在输入埃及人视为至宝的象牙方面所占据的地位。考古研究表明，努比亚地区几次人口增长和经济复苏时期与埃及王权国家的衰落期相吻合，这绝非偶然现象。

　　尼罗河谷地和尼罗河三角洲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前融为一体，并构成有效运转的国家，这与尼罗河提供的便捷交通和运输条件有重要关系。在古代埃及，国家的形成和城市化并没有同时进行。虽然在统一国家建立之前的上埃及出现了诸如希拉孔波利斯、阿比多斯等政治和宗教中心，然而无法与大致同一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相比。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上埃及少数几个最早达到一定规模的小型城市，借助生产技术优势，通过贸易和军事手段扩大自己的势力，从中看到公元前四千纪的古代埃及人如何利用天时和地利创造独特文明。

　　考古人员在位于上埃及的阿比多斯和涅伽达发现大型建筑，其功能已超出个体领域，而且出土的大量印章也说明地方管理机制和官吏阶层正在生成。印章上虽没有文字，但是刻写在上面的图画和几何图案则可视为文字的初始阶段。

　　王权依靠宗教扩大世俗权力

　　宗教在古代埃及文明形成和国家产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早在涅伽达文化第三期之初，上埃及几个城市都把荷鲁斯作为重要神祇加以敬奉。希拉孔波利斯的权贵把荷鲁斯奉为保护神，这无疑有助于统治者扩大自己的世俗权力。到涅伽达文化第三期末，统治者的名字刻写在象征王宫的横切面图案上，名字上面则是象征荷鲁斯的隼，意指荷鲁斯神保护君主，充分显示了君权与神权的紧密关系。

　　公元前3200年左右，孕育文明的客观条件首先在上埃及形成，以文字、公共建筑和政治体系为主要因素的古代埃及文明的种子在希拉孔波利斯破土而出。权贵们借助先进的生产工艺，通过对剩余产品的积累和奢侈品的垄断，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并彰显其身份，他们利用尼罗河所提供的便利条件向外输出陶器等先进产品，与外界交换原材料和奢侈品，甚至进行掠夺。他们不仅用世俗和宗教性的大型建筑物表达自己的地位，神化手中的权力，而且借助文字宣扬王权理念并构建官吏制度。古代埃及文明应运而生，其所产生的自然和社会背景以及内部机制不同于西亚早期文明，发展轨迹也有别于其他文明。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链接：汤因比的世界文明划分

　　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在其历史巨著《历史研究》中提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是文明。他将人类6000年的历史分成21个文明单位（另外还有若干所谓“停滞”或“失落”的文明），认为这些文明有各自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灭亡的过程，导致文明兴衰的原因不是种族或环境，而是一个文明中的人们面对挑战、展开应战的状况。汤因比的文明观只是一家之言，但对于人们认识人类文明与时空的关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18日

　　19世纪常被史学史家誉为历史学的世纪。由于启蒙运动对理性的信心、进化学说等科学理论的发现以及工业革命带来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进步观念弥散在整个历史学中，成为人们对历史进程的基本信念。无论是在诸如黑格尔、康德等哲学家眼中，还是在诸如兰克、基佐、阿克顿等历史学家眼中，莫不如此。与此同时，由于兰克学派的典范性影响以及历史学学科化程度的加深，客观性也成为人们对历史认识的崇高追求。本体论中的进步观念与认识论中的客观性观念这一对带有强烈形而上学色彩的历史观，可称得上是19世纪西方历史学的主流历史观念。

　　20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同样成就非凡。在资料的整理与运用、方法的多样化、研究内容的深入等方面，20世纪的西方史学丝毫不逊色于前一个世纪。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新史学、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德国的比勒菲尔德学派等，各个学派都产生过影响深远的大师与名著。在许多层面，20世纪西方历史学是19世纪历史学的延续、发展与深化。然而就本体论与认识论而言，20世纪的历史观与19世纪的历史观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进步观念与客观性观念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1．进步观念的境遇

　　事实上，对进步的怀疑并非在20世纪才出现。文明衰退论与文明进步论一直如影随形，结伴而行。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卢梭就批评道，人类整个的进步过程看似一步步地朝着个体进化的方向前进，而实际上却是一步步地朝着种的衰颓的方向演变。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19世纪，尼采警告说，世界已经完全丧失了活力，到处充斥着麻木、艰辛、冷漠、敌意和混乱。这些如晴空惊雷般的声音，并未能打碎人们的乐观与自信。

　　然而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格鲁内尔在《论进步》一文中，曾区分出三种类型的进步：第一种为幸福感的增加，功利主义者穆勒即作如是观；第二种为道德的进步，如康德对至善的期盼；第三种为知识的积累以及由此带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多数进步论者都倾向于此。[1]两次世界大战统统带走了这些，带走了人们的幸福感、道德感以及对科技的信心。宗教神学家R．尼布尔说，20世纪的现实已经以最悲剧性的方式驳斥了近代早期的那些美梦，而近代文化也因此陷入可怕的混乱状态中。[2]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流露的灰色情绪，便是这一时代精神状况的真实写照。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悲观地写道，“如今技术专家看到最近的发明竟变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物质能量，成为推动道德上作恶行为的动力，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已把毁灭人类的力量交在人类的手里。”汤因比无比愤激地说，“如果伏尔泰降世于20世纪，也许此刻他的战斗口号将是“科学，这就是敌人！消灭败类！”[3]在悲观和失望之际，汤因比转向了上帝，“当我研究历史的时候，我力图透过人类的各种现象，深入到隐藏在现象后面的事物之中。我用上帝这个字眼试着称呼我所怀疑隐藏在各种现象后面的东西，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别的表达方式。”[4]除了幻灭之外，我们看不到他对进步存有任何的幻想。正如伊格尔斯所言，循环理论的核心是悲观主义，它们否定终极价值，拒斥人类文明的整体性。

　　科技哲学家卡尔·波普以逻辑的方式论证了进步观念的谬误。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所以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一切把历史看作有规律性的历史决定论都不能成立。在他看来，我们既能够写一部朝向自由的进步人类史，又能写另一部倒退和压迫的人类史。

　　伊格尔斯在《重审历史进步观念》一文中总结说，我们必须坦率承认，作为历史运动的科学解释，进步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低估了人类的破坏性与非理性，这是进步论预言者很大的失败。[5]

　　2．客观性观念的境遇

　　在进步观念风雨飘摇之际，历史认识的客观性观念也遭遇到同样强劲的挑战。1903年，英国历史学家约翰·伯瑞说，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但这种兰克式的看法在20世纪并未获得多少有力支持。

　　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出版著作《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讨论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这一百多年中“客观性”这一神圣理想所遭遇的命运。全书共分四篇，分别为：客观性的加冕、受围困的客观性、客观性的重建、客观性在危机中。这一线索不仅是美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也是西方史学发展的缩影。

　　书中分析了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等科学理论对历史学的巨大影响，并引用克雷恩．布林顿的话说，“许多老一辈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总能到达完全外在于他的思想的某个真实，那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本身是有待于人们去发现的真实。我们现在可以承认，这种意义上的过去对我们来说永远逝去了。……历史学家可以摆脱‘如实直书，的原则给他们造成的沉重负担，接受公开的相对主义立场给他们带来的所有好处。”[6]

　　除去科学理论的冲击之外，在诸如美国内战的起源与性质、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具体历史问题的解释上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却在历史表述和权威的性质方面引出了关于学术和意识形态的重要问题。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1930年后，历史学家们基本上不再相信客观性了。”[7]卡尔·贝克尔在1931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年度演讲是“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在1933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年度演讲为“写作历史是信仰行动”。

　　冷战时期，一度出现为西方价值辩护的历史学著作似乎带来了客观性重建的曙光，计量史学也曾激发人们的热情。但随着左派史学、黑人史学与妇女史学的兴起，每个人群都成为为自己辩护的历史学家。海登．怀特于1973年发表的著作《元史学》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点，即“一本历史著作的诞生之所以有必要，并不是因为它确定了某些事件已经发生，而是希望确定这些事件对于某个特定的群体、社会或文化如何看待他们的当前任务和未来前景有什么意义。”[8]

　　所有这些其实都在反复强化、突出历史思维本身所天然带有的主观特性。W．H．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归纳出历史学家意见分歧的几个因素：一是个人的偏见；二是集体的偏见；三是有关历史解释的各种相互冲突的理论；四是基本不同的道德信念、人生观或世界观。这种观念的远祖可上溯至培根在《新工具》中所提及的人类思维的几种陷阱：族类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正如沃尔什所言，种种假象不过是非理性的、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信念。因而历史学并不是对“客观的”事件而是对写它的人投射了光明，它不是照亮了过去而是照亮现在。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时，表达的正是这一层意义。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时，含义同样如此。爱德华。卡尔则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过去永无休止的对话。海登。怀特说，历史著述是想象的场合。人们会看到，历史领域的种种要素可以用难以胜数的方法加以组合，就如感知的种种要素可以被自由的艺术家任意组合一样。以上种种理论使得客观性的信念失去了可靠的支撑。

　　3．失去方向的未来？

　　人们愈想寻找进步的依据，却发现越来越多的历史不确定性的证明。人类本身可能会异化，无法保证不出现希特勒、萨达姆这样的人物。人类科技的进步如基因工程、计算机技术、核技术等也绝难避免出现不可控的恶果。太空探索也使得人们认识到地球未来的命运充满未知数。另一方面，人们愈想寻找认识的客观性，却发现越来越不能摆脱主观性的影子。愈想寻找共识，却往往发现存在更多的分歧。某种程度上，20世纪的历史观可称得上是对19世纪历史观念的反叛。如果说进步观念与客观性观念是一种形而上学，那么与之相反的不确定性与主观性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而上学？摆脱了一种束缚，却不幸又被另一种束缚捆住手脚。这大概就是20世纪结束时西方历史观念的现状，陷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难道历史学的未来失去了方向？

　　全球史学、跨文化研究、环境史学等是历史学新兴的分支研究领域，新的视野和方法给处于困境中的历史学带来了生机。但是它们只是暂时回避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上述矛盾。如威廉·麦克尼尔父子在新著《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中提到，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合作与竞争所构成的巨大网络，由众多巨大信息流和能量流所维系着。然而这些信息、能量流以及这个网络究竟还能持续多久，则是一个值得人们加以深入研究的开放性课题。[9]

　　历史学家们无论是将目光投向地球上的他者、投向人类生存的环境，或者是投向浩瀚太空、甚至是投向内心的神祗——正如宗教历史哲学家们曾做过的那样，他们或许应当提出新的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历史观念。这种新的历史观念绝非单一的历史学科所能解决，而是需要综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它的目的不在于阐明规律或揭示真理，而在于在无序的世界中建立有序性、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建立确定性。新的历史观最为直接的用处是避免历史学被虚无主义与怀疑主义肢解的命运，更为深远的用处则是让人类忐忑不安的内心得到更多慰藉与安宁，或者激发人类的奋斗之心。人们对历史观念的需求，犹如对爱的渴求一样强烈。因为这既体现了个体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也体现了类的价值与意义。

　　或许这根本上就是一种乌托邦，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约恩·吕森教授在《思考乌托邦》一书中强调，我们需要这样一种乌托邦，它可以超越现实性和可控性的范畴，以赋予我们的行为以可能性的意义。如果我们成功地构想出这样一种作为文化定向途径的乌托邦成分，并避免使其因渗透到权力和暴力机器中而产生危险，那么，作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这种乌托邦思想将鼓舞我们的行动，锤炼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之处境与发展前景的批判性看法，并且坚定我们的种种信念。[10]

注释：

[1]格鲁内尔：《历史哲学》，隈{二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26页。

[2] R.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下册，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3]阿诺德·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宴可佳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267页。

[4]阿诺德·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王少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4—65页。

[5] G．G．伊格尔斯：《重新审视历史进步观念》，张文涛译，《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6]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杨豫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91页。

[7]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担》，第319页。

[8]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第821页。

[9]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页。

[10]吕森丰编．《思考乌托邦》，张文涛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页。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赖尔森（S．B．Ryerson，1911—1998）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位。他曾任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魁北克省党委书记，入党35年来，始终是加共的理论家、史学家，在60岁时脱离加共，就职魁北克大学历史系，专心加拿大史研究。他的经历反映着加拿大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曲折发展，值得重视。[1]

　　赖尔森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其父曾任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赖尔森在多伦多大学先学地质，后修语言，在1931—32年转学法国索邦大学。在欧洲期间，他游历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亲历经济大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接触法国左翼思想，参加了20万人为1871年巴黎公社最后一位幸存者举行的葬礼，在思想上成为共产主义者。回到多伦多完成学业后，赖尔森参加各种左翼知识分子活动，办杂志、写文章，还写过一个反映中国东北抗日活动的剧本。1933年他再赴索邦大学深造，在写高等研究文凭论文期间，参加左翼学者组织的活动，尤其受法共人民阵线政策影响。1934年他回到加拿大，在蒙特利尔市乔治．威廉斯学院（1969年升级为大学，后并入康考迪亚大学）教法语。1935年担任加共中央委员，1936年当选魁北克省党委书记。这一时期他以“罗杰”的笔名在左翼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但这些活动使他的住所在1937年被警察搜查，一些书籍和笔记被没收，工作合同到期后没有被续签。由此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知识分子。

　　相比其他西方共产党，加共中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成员较少，因此赖尔森很快就在党内受到重视，负责党的教育工作。他最初于1935—36年间在左翼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题目有：“加拿大过去的英雄”、“共产主义者：伟大传统的继承者”等，将1837年起义视为加拿大民主的首创。1937年，在起义百年之际，他发表《1837年：加拿大民主的诞生》。这本小册子是写给大众读者的，不是专业史学作品，但却是在加拿大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加拿大历史的最初尝试。他将起义领导者帕皮诺等人称作争取自由民主的英雄，以此鼓励民众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本小册子奠定了赖尔森作为加共理论家的地位，也开启了他用加拿大历史唤起加拿大工人的阶级意识和公民责任感的毕生追求。但这本书也遭到非议，1938年，一位史学家评论，赖尔森将加共伪装成1837年起义者的继承人，惟一目的是为民众反抗活动建立一个捍卫自由权利、反对专制的合法先例。虽然如此，1837年起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对今天魁北克马克思主义史学界还是有影响的。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几乎没有英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甚至马恩和列宁的很多原著都没有翻译或出版。加拿大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既没有什么理论，也很少分析加拿大的国情。

　　第二次大战初期，加共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反对加拿大参战，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总书记巴克（Tim Buck）等人流亡美国。赖尔森和留在国内的其他加共领导人继续提出”退出英帝国”的反战口号，但随着德国进攻苏联，加共迅速地转变为支持加拿大政府参战。

　　赖尔森执行党的人民阵线政策，号召加拿大人团结一致支持战争。1943年他发表《法语加拿大：加拿大民主研究》一书，称赞为法裔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英雄：帕皮诺、拉封丹、多里昂、里尔（Louis Riel）、劳埃尔等人。联邦总理W．LM．金致信赖尔森，称此书“促进和扩大法语加拿大人和英语加拿大人之间的理解”。赖尔森后来承认，他当时有意回避了魁北克民族主义问题。该书面世两年就售出近万本，由于其写于二战期间和英、法裔社区对抗的背景下，至今仍有一定研究价值。同年，赖尔森还发表一本介绍社会主义原理的书（A World to Win：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alism）。这虽然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但值得注意的是，它试图通过加拿大历史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原理。该书还鼓励人们去读原著，如《资本论》，说“那种认为这本巨著对一般读者‘艰深’、‘不好理解’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散布的一种神话”。

　　二战结束到1956年前，加共的主要工作是抨击战后通货膨胀、组织和平运动、揭露美国对加拿大经济和文化的侵略。但在冷战气氛的压力下，加共脱党人数估计为1／3到1／5，这是加共在外部压力下的减员。

　　1956年，因苏共20大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加共遭受更大的内部压力，党员减少了一半，一些党的干部包括中央执委会委员也登报退党。很多党员认为，赫鲁晓夫完全以斯大林个人缺陷来解释他的错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苏共领导集体应对这种错误负责。他们同时要求党内反对官僚主义、个人迷信，扩大民主和宽容。面对严重的党内分歧和脱党现象，赖尔森经历了震惊和彷徨后，协助巴克维持住局面。他们认为，尽管斯大林的错误非常严重，但同他建立和保卫社会主义的成绩相比，还是次要的；反对斯大林的错误不能偏离社会主义。

　　1959年，加拿大共产党恢复了名称（1942——1959年称劳工进步党），在多伦多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赖尔森担任中心主任，负责《马克思主义者季刊》（Marxist　Quarterly，1966年改名为《地平线Horizons）的编辑，参加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赖尔森主持杂志期间，刊物出现了理论探讨的活跃气氛，如马克思主义者与基督教徒的对话，以及对1956—57年加共党内针对秘密报告引起的那场夭折的讨论的反思。赖尔森意识到，加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都是不充分的。

　　1968年8月，苏联和华约集团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地平线》在头条位置刊登加共执委会的声明，并刊登东德共产党支持和美国共产党默认的文章。赖尔森当时在欧洲参加国际哲学大会，见到这期刊物后非常愤怒。因为他曾为加共执委会起草过一份声明。对捷克事态表示严重关切，含蓄地批评华约的干预，认为那里是“社会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没有解决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敌人的阴谋”；还明确指出，华约对捷克事态的解释与捷克领导层的估计和理解不一致。10月初，加共中央委员会就捷克事件的决议进行表决，巴克为代表的多数派以28：14票通过了入侵捷克是“保卫社会主义”、打击“潜伏的反革命”的决议。赖尔森否认大多数捷克领导人要求苏联干预的说法，认为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诚实”的基本问题；抨击入侵为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粗暴的家长制”；认为加共追求的原则已在危险中。此前，”布拉格之春”颇受加共赞赏。4月底，加共还向捷共发电祝贺其“深化和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

　　赖尔森的立场在一些加共党员中引起共鸣。一位在一战前就投身加拿大社会主义活动的老党员菲尔莫尔（Roscoe Fillmore）说，“在81岁之时，在一般地维护苏联的各种行动五十多年之后，我发现我自己不能为它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和政策辩护”。

　　1968—1969年冬季，《地平线》被停刊，同时《共产主义观点》（Communist viewpoint）创刊。赖尔森写到，这表明《地平线》已不能满足党对当前的政治需要。1969年加共20大会议上，赖尔森在党内的活动被终止了。1971年他正式离开加共。加共随之发表一份声明，“斯坦利。赖尔森最近通知加共执委会和加共，他已决定退党。这一决定是因为他继续坚持其在20大以前的观点，这种观点被20大宣布为错误的。斯坦利。赖尔森要求给他时间来思考与党不同的观点，党同意了。然而，他的观点没有改变。加共执委会现在宣布：斯坦利。赖尔森不再是加共党员”。

　　尽管赖尔森接受的是文学的专业训练，长期对哲学感兴趣，但他却是以史学开始其革命职业生涯。赖尔森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加拿大历史的人，其他的加拿大学者或许比他更早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没有将之用在史学中。赖尔森在其第一本书《1837年：加拿大民主的诞生》的前言中写道：他希望“为一项长期迟到的事业提供一个起点，即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我们国家的历史”。他批判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以他们的劳动、斗争和理想；在这样真实的背景下，历史才能被理解、才有意义”。“人们的斗争和观念造就了历史，但他们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在既定的社会制度中”。这样，历史的自由与必然，有机地交织在赖尔森的史学著作中。

　　如果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和立场是赖尔森史学的首要特点，其另一个特点是，写作目的是教育和唤醒民众。因此，他的写作对象不是学者，而是民众。1946年，加共有一个“人民的历史”项目，在赖尔森的主持下，他这样解释这项计划的宗旨，如同“人民必须夺回他们的土地和劳动成果，他们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文化、观念和历史”。该项目的主要成果是赖尔森的两本书《加拿大的奠基：从开始到1815年》（The Founding of Canoda：Beginnings to1815）和《不平等的共同体：联邦和加拿大冲突的根源：1815—1873》（UnequaJ Union：Confederation and Roots of Conflict in Canadas，1815—1873），分别出版于1960和1969年。《加拿大的奠基》新材料不多，但结构和观点与众不同。如欧洲人殖民以前的历史有六章，最初的西方探险家及其活动不是被作为英雄和伟大事件，而是作为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兴起的背景。在全书中，赖尔森在书中努力再现社会下层群体：奴隶、土著、渔民、水手、工匠等，以及阶级矛盾。

　　《不平等的共同体》有三大主题：殖民地反抗、资本主义兴起和新国家诞生。赖尔森将1837年起义看作是英美法三大革命的特殊混合产物，目标和内容是反封建、反殖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义领导人是“民主的、爱国的和国际主义的”。虽然起义在军事上失败，却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因为它为责任制政府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改革者的软弱、防御性战略和组织松散。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明显揭示了英一法裔社会的矛盾和作者内心的法裔民族主义情结。该书副标题中的复数”加拿大”（Canadas）是罕见的。赖尔森认为，法裔在1763—1867年期间进行的民主斗争是争取民族自决权利的斗争，是一个民族选择他们自己国家形式的权利。“就魁北克而言，自治领与省的关系不仅不得不处理‘省权’，而且要处理更深层的英一法加拿大人的民族关系问题”。1980年，在《法语加拿大》新版本前言中，赖尔森进一步表示，如果1867年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地使魁北克得到“政治平等”，那么当前任何有关自决的讨论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因而都是倒退的。换句话说，当前法裔争取权利的活动是有充分理由的。

　　一位史学家这样概括与赖尔森同时的英语史学家，他们“认同法裔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团体在魁北克省有某些权利，但他们基本上不会接受比这更多的了。那种两者要平等的观念，对他们完全是陌生的”。赖尔森显然与此不同。

　　尽管要写人民的历史，但在1970年前，无论对工业革命前的民众，还是后来的工人阶级，赖尔森的研究算不上深入和独创性的。此后在魁北克大学历史系同事们的协助下，赖尔森主持了魁北克工人政治运动史的资料收集工作，在70年代中期出版了资料集和编年史。这些资料又产生了另一项集体成果一一赖尔森主编的《150年的斗争：魁北克劳工史》法文版1979年面世。

　　赖尔森对加拿大历史研究的贡献，在70年代中期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1974年他当选为加拿大史学会委员，任期三年后负责筹备加拿大参加1980年布加勒斯特世界历史科学大会的组织工作。1980年麦吉尔大学举行加拿大劳工史会议，特别向赖尔森表示敬意。

　　加拿大史学界对赖尔森的评价不一，有人认为应将其放在加共历史的条件下，承认其对民众历史的贡献；加共混淆“理论与策略”，使理论屈从于现实的需要，赖尔森很难不受到影响。加拿大当代史学家帕尔默认为，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如果说有一些，也不是在史学界，而是在加共的一些理论和史学著述中，赖尔森是其中较突出的。但赖尔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只表现在引用马恩经典作家语录、强调物质力量和阶级关系的重要性上。帕尔默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定义比较严格，在他看来，目前加拿大史学界也没有什么人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历史方法，不仅是强调物质因素和阶级关系对日常生活、社会关系及其变革的重要，但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往往就是这些，并因此将一些人当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他们实际不是。[2]虽然如此，帕尔默仍将《不平等的共同体》列在其加拿大劳工史博士生的参考书目中。

　　赖尔森有追求真理、追求自由、反抗专制和资本主义的基因，这种基因终其一生，无论是作为加共理论家还是作为史学家。作为共产党人，反对法西斯和资本主义，其国际主义超越了种裔甚至阶级矛盾，他主张法裔自由与自治，但反对魁北克分裂主义者，主张全体加拿大工人阶级团结一致进行社会变革，在1968年以前一直与加共保持一致。作为法裔史学家，他感受到了种种压抑和束缚，并一生与之抗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书写加拿大历史，就是要唤醒更多的人去抗争。赖尔森的著述已成为加拿大劳工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赖尔森对白求恩的评价很高，称他为实践的革命知识分子、一贯的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的战士、加拿大民主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赖尔森与白求恩都是法裔加共党员，有共同的经历和情感，因此，很大程度上，赖尔森对白求恩的评论用在他本人身上也是很合适的。

注释：

[1]本文主要参考了加拿大史学家基利的两篇论文：G. S. Kealey,” Stanley Brehaut Ryerson : Marxist Historian”,” Stanley Brehaut Ryerson : Canadian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Vol.9 （ Fall,1982 ）.

[2] Bryan Palme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Writing of Canadian History”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Vol.17,No.2,2006,p.38—39.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

　　[关键词] 20世纪 非洲史学 伊巴丹学派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反映在历史研究领域，欧洲中心论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西方的学者所抛弃，全球史观应运而生。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认为，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

　　就史学研究而言，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西方史学和中国史学的研究，还应该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第三世界，其中包括对非洲史学的研究。事实上，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学术界对非洲史学缺乏研究，对非洲史学的发展过程和史学流派知之甚少，这不仅不利于全面把握全球史学发展的全貌，而且与当前中非关系大发展的背景不相符合。本文主要就20世纪非洲史学进行某些探索，试图丰富对全球史学的认识。

一

　　非洲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人类进化最初是在非洲大陆完成的。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古人类遗骸“露西”被认为是人类的老祖母。尼罗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是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加纳、马里和桑海是西非地区出现过的大帝国，南部非洲的大津巴布韦是古代班图人在南迁的过程中创造的灿烂文明。

　　但在欧洲学术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非洲黑人没有历史、没有文明，只有黑暗和停滞。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把非洲分成三部分，一是“非洲本土”，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二是“欧洲的非洲”，即地中海沿岸；三是“亚洲的非洲”，即指尼罗河流域，特别是埃及。他认为，非洲本土“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陆，它既没有显示出变化，也没有显示出发展”。他断言，非洲黑人“处在野蛮的、未开化的状态之中”。

　　继黑格尔之后，一些欧洲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认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现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含米特人带来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然有西方学者否认非洲历史的存在。1963年牛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休。特雷沃尔一罗珀说：“可能在将来会有非洲历史可以讲授，但目前还没有，只有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其余是一团漆黑……而黑暗不是历史的题材。”

　　事实上，非洲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非洲传统史学也是相当久远的，“非洲历史的撰写和一般历史的撰写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

　　古代地中海的史学家和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有相当部分涉及非洲的历史。如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他的不朽名著《历史》中保存了部分古埃及的历史；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红海巡航记》保存丁东非阿克苏姆王国的早期历史。一些阿拉伯学者，如马苏第（约950年）、白克里（1029—1094年）、伊德里西（1154年）、亚库特（约1200年）、阿布一菲达（1273—1331年）、欧麦里（1301—1349年）、伊本。巴图塔（1304—1369年）和哈桑．伊本。穆罕默德一武扎恩等人的著作记载了公元9世纪至15世纪左右的非洲历史，特别是西部和中部苏丹的历史。

　　非洲本土学者为早期非洲历史的流传同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古埃及，由于象形文字的复杂性，文字的书写和运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经过长期专门的训练，那些具有写字能力的人被称为“书吏”，他们根据职务，具体可分为公文书吏、书信书吏、军队书吏、国王书吏和“圣书”书吏等。通过书吏的劳动，流传至今的“金字塔铭文”、传记、赞颂诗等保留着古埃及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拉美西斯二世的《卡叠什战场铭文》，实际上是一篇长叙事诗，也有人视之为古埃及的第一首史诗。

　　由于非洲多数地方文字出现比较迟，大量的历史资料以口述史的方式在说书人口中代代相传。凯塔．松迪亚塔（1210—1255年），是13世纪马里帝国的创立者，是曼丁哥族属下的凯塔部落人，他东征西讨，建立了马里帝国，1235年被拥戴为国王。1240年松迪亚塔灭加纳，使马里成为继加纳之后的西非大国。传诵他事迹的长篇史诗《松迪亚塔》，就是一部著名的15述史，是今天的人们了解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史料。

　　在非洲的史学家中，甚至有人对历史哲学进行了探索，伊本．哈勒敦（1332—1406年）就是这样的学者。他生于北非突尼斯，著《柏柏尔史》，他认为史料的运用必须经过批判和比较的过程。17世纪西非重要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廷巴克图的史学家编写的《苏丹史》和《法塔史》，不仅记述了桑海帝国及其被摩洛哥人征服和统治的历史，而且还试图评论这一地区的早期历史，主要是古代加纳帝国和马里帝国的历史中的重大事件。19世纪用豪萨文和斯瓦希里文撰写非洲历史，如《卡诺编年史》、《基尔瓦编年史》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早期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出现了非洲人自己写的历史，如卡尔．克里斯琴·赖因多夫的《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1895年）和塞缪尔。约翰逊的《约鲁巴人历史》（1897年完成，1921年出版）。J．D．费奇认为，“这确实是两部很严肃的历史著作”。

　　可见，非洲不仅历史悠久，而且非洲史学同样十分悠久。然而，长期的殖民统治对非洲史学是极大的摧残，殖民统治者否定非洲的本土历史，殖民史学笔下的非洲历史是一部殖民征服的历史，这符合殖民统治的需要。

二

　　从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非洲国家纷纷独立、非洲民族的复兴，非洲历史进入蓬勃发展的时代，涌现出一批非洲本土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著作相继问世以及非洲史学流派的形成，这些都标志着非洲史学的复兴。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就开始反对欧洲中心论者所炮制的非洲过去没有历史的观点”。

　　美国著名黑人学者W．E．杜波伊斯在倡导泛非主义、主张种族平等的同时，为非洲黑人拥有悠久的历史而辩护，他认为古埃及历史是非洲历史的一部分，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花岗岩雕像，其头部“具有黑种人的特征”。“非洲民族主义之父”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1832—1912年）不遗余力地鼓舞非洲人的自信心。布莱登的童年是在西印度群岛度过的，1851年他来到当时已经独立的利比里亚，在《尼格罗人报》和《拉各斯星期记录报》等多家西非知识分子办的报刊杂志上撰文，探讨非洲古代文明、伊斯兰教的影响、非洲的教育事业和黑人独立的前途等社会问题，为西非民族独立运动在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备工作。布莱登提出了以“非洲个性”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倾向于将黑人看作一个整体，提出共同命运说，主张世界各地的黑人联合起来。布莱登特别注重恢复和培养非洲人的自尊和自信。他指出，“我们必须对黑人充满信心”，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黑人的自豪感”；种族之间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体质特征和智力道德上有高下之分，各个种族有自己的特点。

　　布莱登和杜波伊斯等早期的非洲裔民族主义者试图把西方的民主平等思想与非洲传统结合起来，树立非洲人的自信心，对于非洲民族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提出的“非洲个性”和泛非主义对非洲影响重大，包括非洲的独立和非洲的联合与统一。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非洲独立运动，为非洲史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非洲国家独立之后，对历史研究的需求增加，从国家层面而言需要重写本国的历史，增强国民对国家的凝聚力，对民众而言需要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加强集体记忆。这一时期，非洲大学的纷纷建立，为非洲史学的发展准备了组织上的条件。

　　殖民时代非洲大学寥寥无几。1948年英国在尼日利亚建立的伊巴丹大学是西非地区最早的大学。在英属东非，仅有一所大学，即东非大学，分设达累斯萨拉姆学院、肯尼亚皇家学院、乌干达马凯累累学院。英国在苏丹的喀土穆大学建于1947年，从属于伦敦大学。独立后的一二十年时间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学发展到80所左右，每个国家至少有一所大学，有的国家大学更多一些。尼日利亚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了尼日利亚大学（1960年）、拉各斯大学（1962年）、艾哈曼德大学（1962年）、伊费大学（1962年）；20世纪70年代以后建立的大学有乔斯大学、贝宁大学、卡拉巴尔大学、索科托大学、迈杜古里大学、伊洛林大学等。肯尼亚有内罗毕大学、莫伊大学、肯雅塔大学和埃克顿大学等。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非洲大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二次大战后，非洲大学的建立和史学研究机构的设立促进了非洲历史学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达喀尔大学、金沙萨大学、伊巴丹大学和内罗毕大学先后设立了非洲研究所，一些非洲综合性大学相继设立历史系，开设非洲史课程。与此同时，非洲研究的学术团体纷纷建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尼日利亚和加纳率先成立了史学会。1972年，12个非洲国家在达喀尔成立了非洲史协会，1977年该协会的成员国发展到22个国家。这些团体创办了《尼日利亚历史杂志》、《加纳历史学会学报》、《西非考古杂志》、《非洲的过去》、《全非历史杂志》和《埃塞俄比亚》杂志等。

　　非洲国家独立后，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下，非洲本土历史学家群体开始形成。尼日利亚的戴克（K．O．Dike）、阿贾伊（J.F.Ade　Ajayi）、塞内加尔的姆博（A．M．Mbow）、巴里（B．Barry）、迪奥普（C．A。Diop）、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的基一泽博（J．Ki-Zerbo）、加纳的博亨（A．Adu　Boahen）、阿尔欣（K.Arhin）、尼日尔的拉雅（D．Laya）、科特迪瓦的翁吉（C．Wondji）、马里的昂帕泰．巴（A．Hampate　Ba）、埃及的莫纳（H．Mones）、苏丹的哈桑（Y．F．Hasan）、肯尼亚的奥戈特（B．A．Ogot）、坦桑尼亚的卡尼基（M．H．Kaniki）、喀麦隆的姆文（P．E．Mveng）、博茨瓦纳的恩康科（L.D.Ngcongco）、津巴布韦的比拉（H．K．Bhila）等人都是非洲知名的史学家。这标志着以本土学者为主的非洲史学队伍业已形成。

　　第一批非洲本土史学家尽管主要毕业于西方国家的大学，从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如尼日利亚的戴克、加纳的博亨、肯尼亚的奥戈特都毕业于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但他们作为非洲历史学家，都希望将现代历史研究方法与非洲史学传统结合起来，他们强调“非洲史理应是非洲各族人民自己的历史，唯有他们本身的活动，而不是入侵者的活动，才应当成为非洲史研究的重点。”

　　因此，非洲本土史学家希望用非洲的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撰写历史。的确，他们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首先，非洲本土史学家与国际史学家通力合作，重新建构非洲历史，完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八卷本《非洲通史》的撰写。因为，非洲遭受过长期的殖民统治，殖民主义史学宣扬“非洲没有历史”和“非洲文明外来说”。非洲国家独立后，迫切需要消除殖民主义对非洲史学的不利影响，正如《非洲通史》第一卷主编J．基一泽博所言：“与整个人类历史一样，非洲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觉醒的历史。非洲历史需要重写，因为长期以来，它时常被‘环境势力’即被无知和私利所埋没、伪造、歪曲和篡改。几百年来，非洲一直遭受残酷压迫，一代又一代的旅行家、奴隶贩子、探险家、传教士、殖民统治者和形形色色的学者无一例外地把非洲说成是到处贫穷、野蛮成性、很不可靠和混乱不堪。这种形象一直被无休止地突出推断，说现在和未来都理应如此。”

　　《非洲通史》编写委员会由39名委员组成，其中2／3是非洲人，1／3是其他洲的人，肯尼亚历史学家B．A．奥戈特任该委员会主席。各分卷的主编绝大多数是非洲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八卷本《非洲通史》，表明非洲本土史学家在非洲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部多卷本的宏大著作中体现第一代非洲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和对非洲历史的理解。这部著作的主要特点有：（1）古埃及历史是非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对殖民前的非洲历史以很大的篇幅进行论述；（3）重视非洲口述史资料；（4）重视非洲的能动性和对殖民统治的反抗。这些特点与殖民史学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次，非洲本土史学家结合非洲的史学传统，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撰写了一系列的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他们从非洲的角度来看待非洲历史，大书殖民入侵前的非洲历史以及使用口述史料、考古材料等。如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关于加纳历史有三本“权威”之作：《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黄金海岸史》、《加纳简史》。这三部加纳史的作者分别是克莱里奇、伍德和费奇，前两人是英国在加纳的殖民官员，费奇是英国著名非洲史专家，他们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从外部看加纳历史，把加纳历史更多地写成是殖民者在加纳活动的历史，对于加纳各族人民的历史不甚了解，着墨不多。加纳本土著名历史学家阿杜。博亨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主张从内部看加纳历史，把加纳历史的本来面貌展现给读者，为此，他撰写了《加纳：19世纪和20世纪的进步与变化》、《雅?阿散特娃和阿散蒂一英国战争1900—1901年》和《阿散蒂王与整个国家的历史》等著作，用非洲学者的观点来还原加纳的历史和阿散蒂的历史。阿杜·博亨因其在历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尤其是对加纳历史研究的卓越成就，被誉为“非洲史的教父之一” 。

　　肯尼亚著名历史学家奥戈特出版多部关于东非历史的著作，如《南部卢奥族历史》、《东非：过去和现在》、《东非简史》，奥戈特大量运用口述史资料研究肯尼亚和卢奥族的历史。尼日利亚学者托因。法洛拉的《尼日利亚史》充分肯定该国的悠久历史，认为“尼日利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古文明的遗迹已经在一些地方被发现，包括西南的伊莱—伊费，东部的伊格博—乌克乌和中部的诺克”。作者梳理了尼日利亚现代历史进程，并对该国的未来发展提出自己的设想，“迄今为止，国家有待解决的问题包括：能否继续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存在、对人权的保护、《宪法》维护、结束军人干政，以及通过改善经济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第三，在专题史方面，非洲史学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殖民主义在非洲先后存在了500多年，既给非洲带来血腥的奴隶贸易和殖民侵略，又给非洲带来殖民制度和近代的基础设施。非洲史学家无法回避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阿贾伊认为，殖民主义是非洲历史的一段插曲。坦桑尼亚大学教授罗德尼在《欧洲这样使非洲不发达》一书中回顾了，15—20世纪上半叶欧非关系，认为殖民主义是造成今天非洲落后的主要原因。阿杜。博亨是著名的殖民史专家，著《非洲殖民主义透视》；《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不列颠、撒哈拉与西苏丹》，主编《非洲通史》第七卷，对殖民主义有深入的研究。

　　阿杜—博亨从长时段看待非洲历史中存在过的殖民主义，认为：“殖民主义在非洲绝大部分地区的存在还不足100年，即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就一个种族和整个大陆的历史而言，的确这只是一瞬间的事。”

　　关于殖民主义统治对非洲的影响，阿杜—博亨没为简单地予以肯定和否定，而是全面地予以评价。博亨在充分肯定殖民主义对非洲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同时，又指出其在非洲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政治范畴，博亨认为殖民主义对非洲的积极影响有：（1）殖民主义在非洲得到巩固之后，比以前更大程度地建立了持久的和平与稳定；（2）形成了现代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地理上的政治形状；（3）殖民体系向非洲绝大多数地区引进了新的司法制度与新的官僚政治或称文官制度；（4）不仅产生了一种新型的非洲民族主义，而且产生了泛非主义。如果说殖民主义有什么积极影响的话，那么消极面肯定更大。（1）殖民过程中人为地划界割裂了早已存在的部族群体、国家和王国，使得非洲国家的面积大小各不相同，自然资源和经济潜力也不均等；（2）造成当地原有的政府管理体制受到削弱；（3）造成非洲人对政府财产漫不经心的心理状态；（4）造成非洲主权和独立的散失。在经济范畴，博亨认为殖民主义的积极影响有：（1）提供了公路、铁路、电讯、电话，有时甚至是机场等基础设施；（2）对初级产品的影响，使得非洲采矿业蓬勃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得以推广；（3）土地商品化，使之成为真正的财产；（4）引进了货币经济。消极影响有：（1）殖民主义提供的基础设施不充足也不实用；（2）不仅工业化被忽视，而且传统手工业也几乎被摧残殆尽；（3）没有使殖民地农业经济多样化；（4）土地商品化导致一些肆无忌惮的家族头人非法出售村社共有土地。在社会范畴，博亨认为殖民主义在非洲有些地方加速发展了新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城市精英阶层和城市无产阶级，但也造成非洲人地位的普遍低下。总之，博亨认为，殖民主义“在非洲人民多样、丰富多彩的经历中，仅仅是一个插曲和一个阶段；其存在时间在非洲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超过80年。但是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甚至社会方面来看，它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插曲。它是在非洲过去及今后的发展之间一座明显的分水岭。”

三

　　非洲史学发展有自己的特点，既受国外史学发展，尤其是西方史学发展的影响，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欧美国家留学回来，对于西方史学流派是熟悉的，对诸如政治史学、社会史学、文化史学、心理史学、城市史学、宗教史学、家庭史学、计量史学和比较史学等都予以一定的关注，但是非洲史学的发展还应该充分考虑非洲近代以来遭受殖民统治的历史，独立后，非洲国家迫切需要建立民族史学，消除殖民史学的影响。所以，20世纪非洲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是“民族主义学派” ，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学派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

　　1．伊巴丹学派

　　伊巴丹学派是20世纪非洲著名的史学流派，由尼日利亚历史学家肯尼思·翁伍卡·戴克（Kenneth Onwuka Dike，1917—1983年）在伊巴丹大学所建立。戴克毕业于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是第一个担任历史系主任的非洲人。戴克曾任伊巴丹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副校长，参与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和非洲研究院的筹建，并创办《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杂志》，担任过尼日是利亚史学会会长和国际非洲学家大会主席。他的代表作《1830—1885年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和政治》，使用了大量的口述材料和文字记载。他的贡献在于口述传统从此不再被单纯地视为民谣，而被承认为历史研究的合法史料。从1965年开始，由戴克教授主持的“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开始出版。在“导言”中，戴克教授批判了将文字档案等同于历史的欧洲史学传统，批判了将非洲史写成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的殖民史学传统，明确地提出要继承古代及19世纪以来的非洲史学传统，将口头传说和多学科方法引入非洲史学。该系列丛书有的论及基督教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如阿贾伊和阿杨德拉的经典著作被收入这一系列。有的是对非洲近代王国的兴起及对西方殖民入侵的抵抗，如奥梅尔一库柏（Omer-Cooper）的《祖鲁的后果》、拉斯特（M．Last）的《索科托哈里发王国》和奥罗伦蒂梅亨（Oloruntimehin）的《塞古的图库洛尔帝国》等。有的是关于殖民主义入侵后非洲社会的演变，如伊凯姆（Ikimke）的《尼日尔三角洲的竞争》、阿德勒耶（Adeleye）的《尼日利亚北部的权力和外交，1804—1906年》、阿肯托耶（Akintoye）的《约鲁巴兰的革命与权力政治，1840—1893年》和阿坦达（Atanda）的《新奧约帝国》。

　　伊巴丹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创立者戴克之外，还有阿贾伊（J．F．A．Ajayi）、比奥巴库（S．O．Biobaku）、阿勒戈（F．J．Alogoa）、阿尼恩（J．C．Anene）等人，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西非一千年》、《埃各巴和他们的邻居：1542—1872年》、《尼日尔三角洲的历史》、《南部尼日利亚的转型：1884—1906年》等。“从非洲观点观察非洲”，是以戴克为首的“伊巴丹学派”的座右铭，这也就是说要还非洲历史的本来面貌，改变殖民史家从外部看非洲历史的不正确做法。因此，该学派重视口述史在非洲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运用口述史的资料挖掘非洲悠久的历史，增强非洲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伊巴丹学派的形成标志着非洲史学已趋成熟。

　　2．达累斯萨拉姆学派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也是非洲民族主义学派，这一学派的学者主要是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的教师。该学派的核心人物是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首任主任T．O．兰吉尔教授（T．O．Ranger），主要代表人物还有I．N．基玛博、A．J．泰姆、约翰?艾里弗、A．D．罗伯茨和W．罗德尼等人。他们的代表作有：《坦桑尼亚历史中非洲主动性的发现》、《帕雷族政治史》、《坦桑尼亚史》、《德国统治下的坦噶尼喀》、《1900年之前的坦桑尼亚》和《欧洲这样使非洲不发达》等。

　　该学派共同关心五种课题：恢复被殖民主义者歪曲的前殖民地非洲的历史；殖民统治时期的初始抵抗；救世主运动和非洲独立教会史；新的受教育者的形成与发展；民族主义运动的根源等。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民族主义倾向超过了伊巴丹学派，如表现在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上，前者基本否定了殖民主义对非洲有什么积极的影响，而是认为殖民主义是造成今天非洲落后的最主要原因，这与独立后坦桑尼亚在尼雷尔的领导下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无关系。

　　3．南非自由主义学派

　　就史学流派而言，自由主义史学是南非历史研究中的主要学派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形成到70年代一直独占鳌头，成为南非史学主流，其代表人物为麦克米伦和德．基维特。作为政治思潮，自由主义在南非的具体主张为反对用种族、肤色或信仰对人加以区分，宣扬成年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合法权利。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南非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以蒂尔和科里为首的殖民者学派。蒂尔是加拿大移民，撰写《南非史》。在殖民者史学里，南非的历史只是“两个同源的民族”——英国人和阿非里卡人的历史，他们对黑人和有色人种根本不屑一顾。

　　自由主义史学正是在批判殖民主义史学的过程中逐渐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麦克米伦等史学家一反殖民者史学只认欧洲人存在的传统，堂而皇之地将黑人和有色人种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麦克米伦是南非自由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他出生于苏格兰，5岁时随父母移居南非，在罗德斯奖学金的资助下，在牛津大学攻读了三年历史。回到南非后，他先是主持罗德斯大学学院新成立的历史经济系的工作，教授欧洲史和经济学。1917年起麦克米伦开始研究南非社会问题，经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麦克米伦发表了系列讲座《南非的农民问题及其历史发展》。他同情黑人的处境，认为只有将更多的土地分给非洲人，改善保留地的耕作方法，非洲人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以维持更多的人口。这样，流人城市的黑人必定减少，从而减轻对城市里白人就业机会的竞争。

　　德·维特是麦克米伦的学生，是南非自由主义史学家的重要代表。他1902年出生于荷兰，1903年随父母到南非，在麦克米伦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后在伦敦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英国殖民政策和南非诸共和国（1848—1872年）》，认为南非史的主题是一个新社会的成长，在这个社会里，白人和黑人相互依存，被紧密地维系在一起。南非自由主义史学家还有马瑞斯，著有《开普有色人种》；沃克著有《南非的边疆传统》和《大迁徙》等。

　　南非的自由主义史学与以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学派都是20世纪非洲的主要史学流派，他们的研究成果丰富了人们对非洲历史的认识。但是，两者也是有明显区别的。首先，产生的时间不同。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产生于20世纪50至60年代，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相吻合，南非自由主义学派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其次，人员构成不同。南非自由主义学派的史学家大多是欧美移民，而以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学派的史学家主要是非洲本土人士；第三，指导思想不同。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指导思想主要是民族主义，南非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自由主义，后者并没有“从非洲观点观察非洲”，最多是予以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历史一定的关注。

　　总之，20世纪是非洲史学蓬勃发展的时代，以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学派，他们的研究，发掘了非洲在殖民统治之前悠久的历史，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有利于独立后非洲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此同时，非洲历史学家在方法论上也是有贡献的，在非洲史学家的努力和示范下，口述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纠正了自黑格尔以来西方学者对口述史的无意忽略和有意贬低。非洲史学是第三世界史学的一部分，在全球史学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非洲第一代本土史学家都毕业于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后来的非洲史学家也是大多数在西方国家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们作为职业史学家，容易走精英化的道路，为普通民众服务不够，如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学派被批评为“脱离群众”。此外，非洲20世纪史学发展存在不平衡性，一般而言，英语非洲国家的史学发展水平高于法语非洲国家和葡语非洲国家。总的看来，非洲史学的发展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世界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非洲史学的发展潜力依然很大。

　　作者张忠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邮编：200234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的安克斯密特

彭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1973年，海登·怀特《元史学：l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史学理论领域中叙事主义理论范式的正式登场。1983年，初出茅庐的安克斯密特发表了他的《叙事的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学分析》[1]一书，开始进入史学理论领域，并逐步成为继海登·怀特之后叙事主义阵营中理论创获最多、影响最大的领军人物。此后，他的《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历史表现》、《崇高的历史经验》等著作和一些重头论文每一问世，都会引起史学理论界的关注，并引发诸多争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三十年来安克斯密特的理论探索，在让人惊叹于其经久不竭的创造力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展现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前沿的变化和动向。

一

　　与此前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理论取向不同，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从一开始，就将其重心放在了历史学家工作的起点和最终产品——历史文本——之上。怀特在《元史学》一书中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从情节化模式、论证方式、意识形态蕴涵等概念化层面，分析了19世纪最为重要的几位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文本，并提出决定了他们思考历史的深层思维结构的乃是不同的转义模式。在我看来，倘若说，怀特所着重发挥的是一套关于历史文本的形态学分析的话，安克斯密特理论的要旨，则在于发掘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所具备、而为其构成成分所阙如的诸种特性。

　　现代思想与现代科学一脉相承的一个基本的思维方法是分解一组合的方法。[2]典型的例子就是经典力学处理抛物线运动，要先将其分解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的运动，再将其组合起来。在这样的思维路数中，事关部分的各种问题的解决，就意味着事关整体的问题的解决。20世纪早期的语言哲学虽然形成了旨趣各异的不同流派，但他们之间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都将他们的目光投向语句，投向单个的陈述，似乎超出单个陈述之外的文本整体，并不会产生根本上有异于陈述层面上的问题。与此相应，分析学派的史学理论在探讨历史解释问题时，也基本上是局限在对于单个历史陈述或其简单组合的分析。针对这样的偏向，怀特主要借助于从文学理论和其他领域借用的若干概念工具，对历史文本的整体构成方式提供了一套分析框架。而安克斯密特则创造了自己的一些概念范畴，来对历史文本的整体特征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

　　简单的说，关于历史文本，安克斯密特主要阐发了这样两个论点：一是历史文本是由诸多单个陈述构成的。这些陈述要对过去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做出准确、真实的描述。诸如“荆轲图谋刺杀秦王，但未能成功”或“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就是这样的陈述。这些陈述建基于对史料的收集和考辨之上。常识上，我们认为是真的陈述，就是与过往发生的某一事态相对应的陈述。而历史文本虽则由陈述构成，但一经形成为一个具有融贯一致性的整体，它就具有了为组成它的各个陈述所不具备的种种特性。这样的整体，安克斯密特在《叙事的逻辑》中及其稍后一段时期内称之为“叙事实体”或“叙事性解释”。它们有时候会获得某一个概念性的名号，如“文艺复兴”、“工业革命”、“17世纪危机”之类，很多时候也并没有专门的名号。对“文艺复兴”的解说，可能包涵了“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和“达·芬奇创作了《蒙娜丽莎》”这样的陈述，但与后两者分别有着过往的两种事态与其相对应不同，“文艺复兴”这样的叙事实体并不对应于过去，并不指涉某个过往的事态，而只是关于过去。本质上，它是历史学家所提出来的有关如何看待过去的某个片段或侧面的“提议”。  

　　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除了极为个别的例外，最常见不过的情形就是，历史学家最后选择用来进入文本写作并构成为其组成部分的历史陈述，总是大大少于他所掌握的相关陈述。一个建构自己的文艺复兴或l7世纪危机的历史图景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将自己所掌握的有关这二者的陈述都囊括无遗地写入自己的历史文本中。哪些陈述得以最终进入，哪些文本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遗漏，就远非无足轻重的问题。这就过渡到了安克斯密特有关历史文本的第二个基本论点，也即“在历史写作（理论与实践二者皆然）中一切根本性而有意思的东西都不是出现在单个陈述的层面上，而是历史学家在选择各个陈述以将他们‘关于过去的图景’个别化的政治之中”[3]。选择不同的陈述，赋予同样的陈述以不同的重要性，忽视或遗漏某些在别的历史学家看来极其重要的陈述等，就会给表面上针对同一历史对象的“叙事实体”带来不同的内涵。比如，依据进入最终文本的陈述系列，文艺复兴就分别可以被着重地解释为古典文化的再生、新的异质文化的兴起、一种新的人生观的出现、新的政治生活模式的崛起，等等。不同历史构图之间的分野，大抵不会出现在事实的认定也即单个陈述的层面上，而是在如何看待过往某个侧面的视角的选取之上。由此出发，安克斯密特有关叙事实体“关于”而不“对应”或“指涉”过去的论点，就并不像它乍看起来那么违背常识而不可理解了。

二

　　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经常被人与“讲故事”联系起来。其中的原因，除了与中国相似的“文史不分家”的西方史学传统的影响之外，一方面，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与微观史著作的出现、与劳伦斯·斯通所谓“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叙事的复兴”大致处于同一时段；另一方面，海登·怀特的理论立场，主要是在对于19世纪兰克、米什莱等叙事史家文本的分析中得出来的，又大量借用了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于是，“叙事”往往被与“讲故事”等同起来。

　　然而，“历史学在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在大多数时候的话，并不具备讲故事的特性，因而叙事主义有可能导致的与讲故事有关的一切联想，都应该避免掉。叙事主义更应该与（历史）解释联系在一起。”[4]出于这样的考虑，为避免误解，安克斯密特逐渐以“表现”和“描述”取代了原先的“叙事实体”和“陈述”的概念。这一变化不能仅仅理解为字面上的转换，而更要从以下这一点得到解释：从一开始，安克斯密特的理论旨趣，就不是要为叙事史学背书，而是关注广泛意义上的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所具备的特性。

　　从对历史文本整体特性的考察出发，安克斯密特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论点。比如说，历史表现（或叙事实体）乃是对于历史知识的整理和编排，力图给纷繁多样的历史事实赋予统一性；历史表现或历史叙事的蕴涵，绝非作为其构成成分的单个描述（或陈述）意义的总和所能比拟，它们给我们提供的是看待过去的某种视角。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一些极具启发性的论点，此处不遑多论。在这里，我们选取其中一点试作评析。

　　传统的语言哲学以命题作为考察对象，集中关注的是指涉、意义和真理的问题。在安克斯密特看来，一旦人们将目光转向历史文本，这些问题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文本不像命题（陈述）一样“指涉”某一个对象（过往的某一事态），与其相对应，而是“关于”过往的某个片段或侧面。意义也被“互文本性”所取代。因为，文本既然并不指涉过去，我们就无法将文本与过去相对照来确定其真假。而既然不同的文本提出了看待过去的不同视角，那么，“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文本，我们只能将文本与文本进行比较。倘若我们是要找寻对于过去的最佳表述，我们就得问自己，在这些现有文本的哪一个当中历史证据得以最完满地加以利用。”[5]

　　在传统的史学理论中，如同在语言哲学中，“真”是最为核心的问题。然而，历史学中常见的情形是，同样遵守历史学的家法，同样做到了对于证据的尊重和公正对待，不同史家的不同历史构图，仍然常常受到有关其优劣高下、是否公正持平的评价。在安克斯密特看来，既然“真”只适用于命题（描述或陈述）的层面，在文本整体（历史表现或历史叙事）的层面，“真”就不再是一个敷用的标准。“对于历史写作的这一层面感觉迟钝、而认为有关历史写作的所有理论问题最终都可以改写成有关真实性的问题的史学理论，就有如某种美学一样徒劳而又不堪，那种美学认为，要想衡量我们所景仰的博物馆中对于实在的图画表现的好处，画面上的精确性就足够了。”[6]既然历史表现或叙事性解释不过是关于如何看待过去的提议，那么，在历史文本和历史解释的层面上，我们无法恰当地运用真假这样的词。因为我们可以就提议说很多东西，比如说，它们是富有成效的、考虑得当的、睿智的、在点子上（或不在点子上）等，但却不是说它们是真的或假的。

　　在安克斯密特对以上诸多论点的表述中，并非没有其本身的内在冲突和漏洞可寻。比如，要说历史表现与描述并非在同等意义上指涉过去，大概是很多人都能够接受的，然而，完全取消前者的指涉功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工业革命”固然是晚至阿诺德·汤因比（后来那位写作《历史研究》的更出名的汤因比的叔父）1884年写作《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才提出的一个概念，但要说它“并非历史实在中一个巨大的与人无关的力量……是为着理解过去而提出的一个解释工具”[7]，似乎并不能完全让人信服。对于“工业革命”，固然人们可以有着不同视角的理解，然而，在其内涵边界游移不定、模糊难辨的同时，相对固定的核心的存在却又是不可否认的。安克斯密特对此的解决方式是说，当一个叙事实体（或历史表现）被广泛认可和接受时，它就转而变成为一个历史实在了。由没有指涉功能到自身成为历史实在，这样的滑动未免来得过于轻易。

　　毋庸置疑，历史学具有和艺术品同样的一些品质和美学属性。海登·怀特就自认是解构了历史学科学的神话。他将历史文本也视作文学作品，从而开启了新一轮将历史学审美化的趋势。安克斯密特关于肖像画的例子的确极具启发意义。毕竟，包含了足够多的真陈述或者剔除了一切可能为假或不确的陈述，并不构成为历史学杰作的充分条件，而只是一个必要条件。“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平庸的照片比之任何绘画也许都包含了更多“真”的细节，却无法像绘画杰作一样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史学杰作的优长之处，也大抵不在于其中包涵了更多的“真”陈述。只是，既然安克斯密特和怀特一样，认为将历史与审美范畴判然分为两橛的错误，在于对文学和艺术的一种错误观念，没有认识到后者也有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功能；那么，将“真”完全从对于历史表现的评判标准中驱逐出去，代之以“相对的合理性”，而不是给“真”赋予比之在对应或指涉关系那里更为复杂的内涵，似乎就过于勉强了些。

　　正如以上的例证所表明的，安克斯密特擅长于建构自身的概念框架，秉着单刀直入的思路而得．出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但他所达到的诸多理论立场，往往因为出以较为极端的表现方式，而难以完全令人信服，而他在不同场合对于同样问题的表述也常常彼此龃龉。成就和缺陷同样引人注目，瑕瑜互见，深刻的片面和片面的深刻随处可见，可谓安克斯密特突出的思想特色。

三

　　史学理论的反思从来都是以更广泛意义上的哲学观念、政治伦理立场为其背景。海登·怀特的著作中常常展现出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他那种带有浓厚存在主义色彩的对于自由和选择的强调，足以让认真的读者无法看待有人对他提出的虚无主义的指控。但是，怀特本人并没有发展出更为宽泛的哲学和政治立场，他的主要用力方向和影响力还是局限在史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领域。安克斯密特则具有更为宏大的理论抱负。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试图以表现作为贯通历史学、美学和政治学的关键概念，发展出一套独具特色的政治理论来。另一方面，在史学理论的领域内，他力图超越叙事主义的理论范式，在开启史学理论新阶段的同时，也为当代哲学探索提供更具普遍意义的主题。

　　承担起这一远大抱负的是安克斯密特所提炼出来的“历史经验”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有着诸多方面的背景。一则是当代哲学主题日益呈现出由语言转向意识与经验的趋向，让安克斯密特觉得对于历史经验的发掘，有可能为开辟新的哲学境界做出贡献。二则是微观史引起的效应，被安克斯密特作了这样的解读：传统历史写作体现了语言对于世界的胜利（既然统一性乃是历史学家语言而非世界的属性），微观史则给我们以对于过去的经验（在其中，语言令其自身服从于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方式）。因为微观史所要做的，似乎是暂时地打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樊篱，让我们感受到生活在13世纪的蒙塔尤或者16世纪末的弗留理必定是个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说起来，微观史可以说是给了我们一种对于过去的“经验”。最后，怀特以来包括安克斯密特在叙事主义范围内所做的工作，可说是在史学理论的领域内完成了语言的转向；然而，在安克斯密特看来，此种转向的结果，是史学理论在关注历史学家文本和语言从而颇多创获的同时，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其结果就是一种‘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史学理论。过去的极度的‘他者性’……就这样被摈弃了。”[8]历史表现在“驯化过去”、将过去建构为有意义的图景的同时，却可能往往丧失了那先于语言的对于历史实在的经验。而诸多杰出史家，却仿佛通过浸淫于史料之中，直接经验到了过去，“在历史经验中，人们经验到了过去的极端陌生性；过去在这里不是知性的建构，而是以通常被归之以崇高的那同一种当下性和直接性所经验到的实在”。[9]这也就是说，人们有可能突破语言的屏障而获得最为本真的历史经验。语言的牢笼由此可能被打破，而文本主义的局限也就可以经由历史经验的获取而被克服。

　　这一“经验”概念在促使人们对叙事主义的理论欠缺进行反思的同时，却也遭到了颇多质疑。我们也可以发出如下一些疑问。比如，语言固然有可能遮蔽经验，但没有语言的媒介，史家却无从接近过去。得意忘言，“意”来得比“言”更丰满、更本真，却不是脱离“言”的中介就能直接获取的。历史学家语言和历史经验的复杂关系，安克斯密特未能给我们以满意的解说。又比如，历史经验在安克斯密特的描述中虽然为他所否认却明显带有的神秘性和私人性难免让人疑惑，这样的概念，能够成为一种以可交流传达为基本要求的理论创造的核心范畴吗?再就是，原本让安克斯密特体察到历史经验的微观史，其研究对象大都出自相对静态而较少变化的中世纪后期，而他后来所特别阐发的，却是法国革命、工业革命等文明断裂的“创伤”所引发的“崇高”的历史经验，这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安克斯密特也始终语焉不详。

　　安克斯密特所着意发挥的“经验”概念，以及他后来在与史学理论新锐鲁尼亚(Eelco Runia)等人讨论时，对于历史哲学中“在场”概念的阐发，虽则未必能够承担起他所赋予的重任，但却清晰地表现出他突破叙事主义范式的理论努力。而近年来，“记忆”、“创伤”、“纪念”等问题，在别的理论家那里也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似乎表明，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可能已经走到理论创造的可能性已消耗殆尽，新的理论取向正在逐步崭露头角的地步。无论安克斯密特式的“经验”概念是否足以支撑起新的理论范型，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品格，都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屠猫记》插图：“鹅妈妈故事”。民间故事成为文化史学家探索大众心灵世界的切入点。

《超越文化转向》一书封面

《实践的历史》一书封面，该文集集中探讨了“实践理论”这一话题

农民的婚礼

　　特邀嘉宾：

　　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　弛（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加布里埃尔·M.施皮格尔（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历史协会前任主席）

　　主持人：薄洁萍（光明日报记者）

　　历史学在20世纪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和变化，我们从“新史学”、“‘新’的新史学”、“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等词语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变化。比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史学界流行新社会史；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新文化史；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超越文化转向又成为新的史学追求。进入21世纪以来，此前受文化转向影响、受后现代主义支配的史学思潮风头渐弱，史学研究出现多元化趋向，全球史或跨民族史研究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兴起。近年来，欧美史学中又出现一种以“实践理论”为导向的史学，实践理论虽还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以这种理论为依据的历史研究尽管也还在实践之中，但这至少表明，欧美史学正在超越文化/语言转向，告别后现代主义主导的史学潮流，值得中国学者关注。为此，本版特邀请中美三位学者，就“实践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学发表相关看法。

　　新文化史在西方兴起，对历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把文化作为独立的体系难以说明历史学所关心的变化

　　主持人：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可以说让人们对历史学的认识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研究主题有了极大的拓展，而且历史学家看待史料、看待过去也有了变化。能否先谈谈新文化史研究对历史学的发展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俞金尧：新文化史在西方兴起，并借助于语言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而迅速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历史学起到了推动作用：一是使社会史的研究不再局限在大结构、大进程、大比较上，在研究的对象(如以大众文化为主、微观史研究等)和方法(如叙述)上有很大的创新。这可以被理解为以人民大众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社会史在新社会史基础上的发展。二是历史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表达了人们对以往史学范式的不满，文化转向既可以被看成是解释性范式崩溃的原因，也可以被看成是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转向为历史学的范式转变提供了契机。　　　

　　张弛：新文化史想要修正之前社会史过分强调物质基础决定性的不足。因为任何细致的经验研究都会注意到，仅仅通过经济条件来解释人的意志、思想和行动，肯定是不充分的。可以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史研究，尤其是那些分析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这是上世纪80年代新文化史诞生的一个重要背景。这种新范式的提出也意味着一代历史学家的成熟。所以上世纪80年代初也是美国的林恩·亨特、休厄尔以及琼·斯科特这些人正面和查尔斯·梯利等老派社会史家分庭抗礼的时刻。

　　主持人：1999年，由美国史学家维多利亚·邦内尔和林恩·亨特编辑而成的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一书出版，标志着超越文化转向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趋势所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向？

　　俞金尧：在新社会史盛行时期，文化不受重视，确切地说，文化被认为是一个被经济社会所决定的领域。新文化史兴起后，文化的地位大为改变，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助于文化摆脱从属的和被决定的地位。但是，作为符号和意义的体系，文化是如何发生变迁的呢?历史学主要关心在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而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的观点难以说明这种变化。

　　同时，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语言学转向”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语言/话语结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结果，一切都成了语言的产物。比如美国妇女史学家琼·斯科特认为，知识是维持世界秩序的一种方式，这种知识的含意与话语语境有关。琼·斯科特还质疑历史学家专注于经历，对于一般的历史学家来说，人的经历应是真实可靠的，但在她看来，经历本身也是话语的产物。这似乎成了德里达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一名言在历史学中的翻版。这样激进的观点当然会引起人们的质疑：“难道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文本?”

　　针对上述问题，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文化的要素，以及文化与社会情景的关系，努力把曾经弱化或排除的社会因素找回来。同时，反思不同形式的决定论，提出要克服客观/主观、实在/观念、经济/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重新思考语言转向后的历史学时，人们既承认语言学转向对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也注意从社会是如何经历不断转变这一角度去修正受语言学转向影响的某些观点。这种思考势必把行动者、行动，以及既能使经历发生，又能限制经历的结构性制约等话题放在重要的位置。

　　张弛：新文化史深受人类学、社会学以及语言学的影响，想要把人的能动性从社会物质因素的决定论困境中解救出来。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拿英国史学家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在1983年发表的《阶级的语言：英国劳动阶级史研究》一书来说，这本书是话语转向的代表作，一经发表，反响就很大。琼斯用话语的决定性取代了社会的决定性，他说是话语预构并创造了主体。归根到底是因为他没有改变关于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套隐喻。像美国文化史学家达恩顿在《屠猫记》中对屠猫仪式的分析也是一样。18世纪30年代末期，在法国巴黎圣塞佛伦街的印刷所里，发生了一起翻天覆地的对猫的大屠杀。在诡异的仪式之下，一群印刷学徒先是狠狠地折磨从街道上围追堵截捉来的猫（包括师母的宠物猫），然后在“欢欣”、“闹成一团”的大笑声中，将它们一一处死。而且，笑声远未就此结束。接下来的几天里，工人们想要偷闲寻开心，就会模仿当时的场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演，印刷所里也一次次地响起工人们的捧腹大笑。在为这一系列行为追根溯源中，他最后找到的是文化。达恩顿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技工屠猫这里头并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以用来解释，是文化让他们这样做的。这是一种文化塑造的阶级自由和冲突的表现，是通过拉伯雷式的狂欢对日常秩序的短暂颠覆。所以他关心的是这样一张支配性的文化意义网络。

　　新文化史最终没有把主体性解脱出来，文化或者说话语成了制约决定人的另一类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的霸权慢慢消退。不少曾经的主将也开始反思十多年来的史学演进。亨特主编过《超越文化转向》，而法国史学家夏蒂埃甚至也提出了“新文化史真的存在？”这样的疑问。这些反思有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如何体现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实践”一词成为解决文化转向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探索历史研究新路径的联系纽带。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化”概念开始突出“实践”的内容，认为文化是一个存在着实践活动的领

　　主持人：什么是实践理论？历史学家为什么会对实践理论产生兴趣？

　　施皮格尔：“实践理论”这个词是由德国社会学家安德烈亚斯·雷克维茨在一篇名为《迈向一种社会实践的理论：文化主义理论化中的发展》的文章中提出来的，该文发表在2002年的《欧洲社会理论》上。他主要反对的是以下两种观点，第一是决定论色彩太浓的后结构主义文化理念；第二是认为话语有建构作用，能塑造主体，语言是先在于世界的，而世界乃是语言塑造的结果。但是雷克维茨的目的是想要探寻另一种话语运作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能给语言实践留下空间的。其他像威廉·休厄尔和德国史家戈夫·埃利这些人也都在关注社会实践的问题，他们把实践看成既是接受文化，也是改造文化的地方。因此，雷克维茨的“实践理论”依旧是文化理论，但是又有别于后者，因为他强调的社会秩序以及个体都不是话语塑造的结果，也不是顺从某种期待的产物，相反社会秩序和个体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用实践改变周遭世界的时候创造出来的。从这一观点来看，实践是一种行为的例行化的模式，包含一套互相关联的因素：仪式化的身体表现、心态活动、情感，以及理解世界、各种“事物”，明白它们如何使用的习惯性的思路。

　　所以在“实践理论”中，话语运作失去了它们的塑造性功能，只不过是某一种实践形式而已，而各种形式的实践都是作为一种“惯例”表现出来的，有一定的时间跨度，而且是一组重复的行为，由此产生了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人的能动性统合了心和身，而“承载”并“表现”社会实践的就是这种能动性，而这就是负载并传递文化的运作方式。文化就是通过这些惯例，才得以承继下来，同时也被改造的。

　　俞金尧：实践理论其实就是关于人民大众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行动的理论，这种理论特别适用于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历史研究。大体上，实践理论借助于实践来分析结合成一个整体的体系。同时认为，尽管体系是一个整体，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维度并不拥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某一时间、某个地方，体系内部存在着非对称性、不平等的现实，这是引起体系的矛盾运动的关键，实践的理论要解释的就是某个特定的社会/文化整体的发生、再造，及其形式和意义的变化。举两个例子，威廉·休厄尔试图协调文化作为“体系”和“实践”的关系，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可以互补。从事文化的实践意味着要利用现存的文化符号去达到一定的目的，同时，文化体系离开了不断的实践就无法存在。因此，体系也意味着实践。作为一个符号体系，文化具有“真实但微弱的内聚力”，但它不断被实践所突破，从而发生变迁。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认为文化有其二元的存在模式，一是作为一般的体系或结构，二是文化在人类有目的的行为中的出现和运用。他认为,结构是静态的，而人类的行为在时间中不断地展现开来。行动在结构中开始，也在结构中结束，但人的行动或实践的积累性、集聚性的效应将使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为历史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文化在人们的行动中被改变和再生产,而“结构”也就变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存在。

　　这些探索代表了当前历史学在超越文化转向过程中进行理论思考的主要趋势，探讨的重点在于行动者是如何使文化发生变化的问题。当前关于实践的研究极为多样，关于实践的理论现在也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这些探索可以防止文化理论走上“文化主义”或“唯心主义”的道路。

　　主持人：新文化史和实践史学的关系及区别是什么？

　　施皮格尔：雷克维茨写关于“实践理论”的文章时，历史学家的兴趣点正在发生明显的转变，他们对以下三类理论或者研究取向都产生了疑问，第一是关于语言在人的各类行为领域中的作用的过于体系化的陈述，第二是所谓的“话语转向”，第三就是任何贬低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研究取向。威廉·休厄尔和雷克维茨不太一样。他在《文化的几种概念》中也修正了之前那种将文化看做是一套符号意义体系的观点。休厄尔把文化看成是实践活动的领域，以此来取代之前的文化决定论。这和雷克维茨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雷克维茨想用“实践理论”来分析文化理论，而休厄尔是想要修正它，想要将文化理论变成一种“表现性”的概念，变成一种借助历史行动者的行动，持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意义的领域。雷克维茨把文化看成是相互关联的各类活动集合或是“堆积”；而在休厄尔那里，文化没有了整合性，也失去了系统性，变成了一种“工具库”，或者是历史实践者的策略的库存，这种文化表现根植在日常经历和实践当中。但休厄尔并没有完全抛弃文化的结构性或是体系性，这和雷克维茨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两人都把文化看成是实践。休厄尔提出了一种辩证的分析途径，他将文化既看成是“社会实践的符号维度”，又看成是一种实践，这两种文化总在互动，而且实践能够重塑符号。休厄尔认为与其说文化是在人的“做事”当中塑造的，不如说一直是和实践维持着辩证关系的结构，这种结构改变并再度塑造实践的各种效果。所以，“文化”还是一种结构，但其“整合性”已经变弱了，变得不那么稳定，此外在实践当中的应用方式也多起来了。这种观点也可以在美国史学家埃利以及其他批评后结构主义的学者身上找到。所有这些人，如果我们将他们归拢到一起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在文化形塑的过程中，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做事，强调人的意向以及主观意识。

　　张弛：就像施皮格尔说的，和先前的历史学都不一样，实践史学的出发点是“做事”，就是行动本身，是人如何有意识有策略地利用各种资源，实现预定目标，这是同新文化史的根本区别。新文化史关心的是行动背后的意义，对它来说，行动只不过是意义的表现，是过渡到意义的桥梁，本身缺少独立分析的价值。

　　实践史学的分析逻辑是比较复杂的。人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的。对于主体行动而言，这些经济的以及文化的条件既是资源，也是限制。人是完全可能发挥他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的，但是他必然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发挥，也只能利用现有的资源。换句话说，他不可能随心所欲。但是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实践，所以文化体系的整合性或者说结构性就比较弱。因为它们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策略性实践的冲击。它们总在承担风险，总是不稳定的。因为人有自己的意图，这些意图并不一定与文化的预设相符。

　　实践史学和新文化史学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强调文化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态的统合的结构。实践依赖于文化结构，仅仅是因为后者提供了行动方案所依赖的资源，而不再具有某种决定性的力量。另一方面，文化结构也唯有依靠实践才得以延续。在实践史学看来，文化是一种松散的、开放式的结构。共享这份文化结构的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且意义的展演效果还受制于其他的因素，比如人所处的社会位置、他人的评估。所以当文化意义通过实践表现出来的时候，同时也是其自身完成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说文化的再生产和转型是同一个过程。其实实践理论强调的是转型，而不是再生产。萨林斯有过很风趣的表述，说文化模式的变迁是失败了的再生产。

　　对实践理论和实践历史的探索代表了欧美史学家超越文化/语言转向所做的努力之一，它能否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范式仍有待观察。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历史”具有指导价值

　　主持人：用“实践”的理论研究历史，就出现所谓“实践的”历史。然而，正如实践理论是一种未成形的理论一样，“实践的历史”也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历史研究。目前它主要涉足哪些领域？能否举出一些运用实践理论进行历史分析的例子？

　　俞金尧：“实践的历史”在当前已成为“受到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影响最大的历史写作的新领域之一”。根据英国社会史学家彼得·伯克的介绍，“实践的历史”涉足的新题材有语言史(尤其是言语史，即说话的历史)、宗教实践史、旅游史、收藏史、阅读史等。

　　在社会史的传统题材如婚姻、家庭、亲族关系的研究中，“实践的历史”也有新的收获。还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就用“实践”的思想研究了比利牛斯山区农民的婚姻问题。他发现，当地的农民往往会在婚姻方面采取一定的策略，以确保他们的家系延绵和他们对生产工具的权利，这些策略也可以看成是社会再生产的策略。此后，“策略”成了家庭史研究者在描述农民如何应对日常生活，尤其是应对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时经常用到的一个词。

　　施皮格尔：不太容易找到一部符合雷克维茨思路的历史研究。一般说来，法国的米歇尔·德赛托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很有影响的。和雷克维茨一样，他一方面也想要重新回到文化研究，另一方面也要远离语言的决定力量，但是德赛托的思路却是强调话语理论的表言性层面，或者用索绪尔的说法就是言语，而不是仅仅关注语言本色。在这种意义上，德赛托依旧和从语言学家索绪尔那里来的塑造了“话语转向”的符号结构学有更密切的关联，而不是与雷克维茨更接近。

　　张弛：以前的社会史爱用经济标准，比如收入水平，来圈定一群人，但实际上这些人之间的共性远没有像我们认为的那么多。后来新文化史发现，文化能够跨越不同的社会阶层，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情结合在一起。卢梭的粉丝既有高层的贵族，也有像雅克·梅内特拉这样的普通玻璃工人。我上面说的就想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就是文化也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应该简单地看成是某种结构，或是简单某套话语，而应该是发生在实实在在的人身上的现象，都是发生在特定历史过程中。这些人总是处在这样或是那样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而他们对文化的态度带有他们自己的意向。所以卢梭迷的圈子永远在变化。有想要挤进这个圈子的，也有满怀失望想要离开的，更有站在圈外指指点点的人。在经历了新文化史转向后，这就需要历史学实践有另一种变化，需要去关注联系行动者和文化资源之间的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差异的方式。

　　主持人：实践理论能否代表历史学实践的未来趋势？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理论资源对于实践史学的意义何在？

　　施皮格尔：雷克维茨的术语是“实践”，而休厄尔是“表现”，我想说或许是休厄尔的“表现”以及他提出的语言和行动塑造文化现实的方式或许更有效，视野也更显广阔。但是雷克维茨之所以会提出“实践理论”，来修正当前各种文化理论，其背后的动机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即使历史学家还没有采纳他的术语，其实他们也已经找到了类似的其他术语了。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已经过去，这或许是共识。2002年提出的这套“实践理论”或许代表了一段学术史的终点，不是开端。“实践理论”以及“展演”是否可能会在历史研究的理论或者研究方式中占据一席之地，是否能发展为处理新时代各类历史现象的方法和理论建构，这还有待观察。

　　俞金尧：“实践的历史”是人们赋予超越文化转向的历史研究的一个暂时的名称，这种历史研究考虑了“社会的”和“文化的”两方面因素(但不是这两个方面因素的简单相加)，突出了人作为行动者的主体地位，使人成为在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等环境中有意志、有计划、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

　　前面已讲到，超越语言转向的要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但是，超越以后的历史学该是什么样的问题也同时摆在人们面前。对实践理论和实践历史的探索代表了欧美史学家超越文化/语言转向所做的努力之一，它能否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范式仍有待观察。但是，这种探索表明，后现代主义主导史学的局面正在成为过去。

　　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历史”仍有指导价值。关于行动/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及其作用，当前实践的历史主要从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厄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人的理论中汲取营养，而很少直接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有关实践的历史的研究。其实，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布迪厄作为实践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就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自己创造着历史。这就指出了人作为行动者、作为主体的能动作用，与“实践的理论”所关注的并无差别。马克思主义又认为，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现实社会环境(这当然也包括文化和传统)中创造历史的。这又指出了人的行动的约束性因素。此外，马克思主义对于作为个体和集体的人的作用做出了区分，在很多情况下，作为集体的行动显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历史是在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无数人的行动最终可能出现谁都没有预想到的结果。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对于“实践的历史”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可以进一步发展实践理论。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全球史观”在当代中国意义深远

　　尽管有各种问题，并且坚持“全球史观”的学者内部对欧洲为什么最终成为第一个工业力量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通过布罗代尔、贡德·弗兰克、杰克·古迪、王国斌、彭慕兰、杰克·戈德斯通和布劳特的努力，更多的中国人开始相信，直到18世纪的某一时刻，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文明之间不存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本质差别。

　　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中心论”在学术界有相当市场，循着这种思路，有些人甚至把英国官匪一家的私掠政策当做西方先进文明介绍。同时，“西方中心论”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流行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是，随着西方经济不断爆发危机，世界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不断深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也日渐深刻。“全球史观”正是这种反思潮流的一个代表。

　　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最先明确提出了“全球史观”。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这样才能“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此后，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的《世界史》、美国历史学家I.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等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点。德国学者弗兰克的代表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在学术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尽管有各种问题，并且坚持“全球史观”的学者内部对欧洲为什么最终成为第一个工业力量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通过布罗代尔、贡德·弗兰克、杰克·古迪、王国斌、彭慕兰、杰克·戈德斯通和布劳特的努力，更多的中国人开始相信，直到18世纪的某一时刻，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文明之间不存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本质差别。同样得益于这些学者的努力，与“全球史观”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拜罗克进行激烈论战的安格斯·麦迪逊也不得不承认：“欧洲的进步归功于更快的科学技术进步，也归功于对美洲大面积地区的征服和殖民所带来的收入，以及来自它同亚洲和非洲的贸易所带来的收入。”

　　与提供更多的中国古代史资料、推进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深度相比，“全球史观”对“西方中心论”、对“洋教条”崇拜的破除在当代中国具有更重要和更深远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思想源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推崇中华文明，并不是现代西方学者的专利，甚至也不完全是对西方文明丧失信心后的偶然现象，而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些西方学者的传统。17—18世纪，西方世界流行着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从神秘的哲学、严肃的政治、精致的艺术到社会的经济和生活风格，中国形象在欧洲社会面前展现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当然，“全球史观”尤其是其中的“中国中心观”也存在相当的问题。笔者并不质疑这些学者的客观公正和学术道德，但也无须讳言，任何学者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诸如时代、文化甚至是个人因素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在西方国家的眼中一直是一个弱小国家，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最近30年的发展颠覆了这个形象。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提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走向以中国为中心”，亦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 而由于中华复兴导致的自信心的回复（有些表现为过度膨胀），也使一些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迎合并推动了这个潮流。

　　自“后现代”思潮兴起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因而认为“西方的没落”如同其他文明的衰落一样都是历史的“宿命”。《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宾格勒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世界的构建和想象只能指向西方之外的世界，尤其是中华文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推崇中华文明，并不是现代西方学者的专利，甚至也不完全是对西方文明丧失信心后的偶然现象，而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些西方学者的传统。17—18世纪，西方世界流行着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从神秘的哲学、严肃的政治、精致的艺术到社会的经济和生活风格，中国形象在欧洲社会面前展现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这种泛中国崇拜既建立在当时西方与东方实力的对比上，也建立在东方文化的神秘以及历史文化失衡的心理上，因此并不完全以物质实力为限。“全球史观”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解释范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这种心理。

　　以史鉴今，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反思与批判多半来自外部力量的推动，这反映出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两方面都受到西方压制与影响的事实。物质落后，并不是挨打的充分条件，缺乏历史文化自信，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阻碍。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95期9版“经济学”文章之一。）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西方新文化史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一种新的史学研究形态，因其将普通民众的生活视为研究内容，又称“社会文化史”。从内容上看，几乎囊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饮食、服装、身体，甚至包括梦想、记忆、幽默、礼仪、阅读与收藏等新的研究内容，故亦称“日常生活史”或“微观史”。

　　“新文化史”这一术语是在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的论文集《新文化史》中首次出现的，该书将此前出现的具有相似倾向的历史学研究都归于“新文化史”的名下，用以概括早就在欧美产生并具有前沿性和革新意义的新型史学探索。到20世纪90年代，新文化史学著作数量激增，世界一流大学都有研究者关注和探索。

　　新文化史的产生是一场国际性的集体运动，是由一大批来自不同国度的史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共同发起和推动并付诸实践的运动。这些新文化史家深受来自诸如社会学、人类学、语言符号学等学科的多方面影响，使得历史研究打破了过去新史学研究目标和范式的束缚，突破了历史研究的狭隘局面，朝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方向发展。

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颠覆

　　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认为，新文化史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史：“如同每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一样，它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即当代文化冲突、多元文化并存的产物。”它的研究方法“不是一种简单的新的时尚”，而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更准确地说，它是对计量史学风格和在20世纪60—70年代影响欧美学术界的西马风格的反动。

　　计量史学的代表是美国的“克利奥学派”和法国的“系列史学”，它们都信仰“科学的”历史学，将历史问题或研究对象计量化，因为这是将历史变成科学的重要前提。但是，计量化研究方法不具有史学研究的普适性，诸如人的观念、情感、心理活动等诸多历史现象是无法计量的；同时这种方法太过枯燥，甚至是非人格化的，其研究结论也无法得到检验。因此，新文化史学家呼唤历史研究由分析再回归到叙事之中，并由此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德国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宣称，“语言学的转向”是20世纪人文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发生的最深刻、最激进的范式转换。它突出了语言问题的根本地位和重要作用，强调“通过分析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来解释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解释各种历史和社会现象”。

　　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社会视为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认为经济基础处于底层，是一切活动的根源，其他如艺术、文化、思想意识、政治观念与组织等都属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所决定。这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的解释模式。新文化史学家则反对这种将因果关系固化或僵化的解释模式，强调更为广泛的“文化解释”。他们认为，史学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借此形成某种“意义”。他们还认为文化是抗拒社会压力的能力，甚至认为“文化”形塑了社会的真实。比如，法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通过描述巴厘岛“斗鸡游戏”，揭示出日本文化与巴厘人文化的差异；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塞林斯则通过“库克船长的夏威夷之行”，对与夏威夷人相遇方式的解释，强调了某些微观的历史事件对文化秩序所发生的重要意义。

新文化史是对传统史学研究的突破

　　新文化史的“新”，首先体现在它超越了传统的精英文化史。新文化史家的视野更多地投向了下层，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下层民众集体或个人之上。他们大多认为，个人是历史的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从长时段角度影响着历史的趋势。某些个人的行为也可能会代表一个时代或社会里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大众的行为特征，因此，那些“微不足道”的微观世界和小人物的生活构成了新文化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例如，勒鲁瓦·拉杜里在《蒙塔尤》中考察了法国历史上一个只有200—250人的小山村中普通百姓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纳塔莉·戴维斯的《马丹·盖赫返乡记》研究的是1540年法国朗格多克村一个农民的传奇故事，彼得·伯克的《近代早期欧洲的民众文化》重点探讨了16—17世纪大众文化及其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新文化史家正是通过对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小事件和小问题的研究，来解释一些大的问题和主题。

　　新文化史的“新”，是对传统文化史和其他历史写作方式的突破和创新。这不仅体现在文化视野的开拓上，更体现在方法论层面上。彼得·伯克总结了它的五个主要特征——“文化建构、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叙述”。新文化史家抛弃了单一的解释范式，在解释历史时，不仅采用了社会学、人类学、语言符号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而且把历史现象等同为语言的建构，如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把“事实”也视为建构之物。格尔茨认为，历史意义的建构是在过去形成的“文化之网”中进行的，它会因为建构者个人个性和学识等差异而呈现为多样化的特点，即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张所谓的“文化之网”，历史研究的“正确目标”是运用个人的“社会资本”或“文化之网”，“挑出种种意义结构”，发现“实际生活中非正规的必然联系”。

　　新文化史的“新”，还体现在对史料的运用上。由于新文化史拓宽了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传统的官方的档案文献史料已经不足以实现这种研究的目的。因此类型较新的史料，从小说到画像等等，已经被新文化史家所征用。他们认为凡是人类留下来的“遗迹”，都可能说出人类行为与精神状态中深含的意义。如列维在其代表作《继承权力：一个巫师的故事》中，使用了教堂的记录、公证法案、税收记录以及行政管理的档案等来重现当时的社会场景。而林·亨特撰写的《法国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则使用了大量的版画、小说、剧本、处死国王的演说、家庭立法、报刊文章甚至色情文学等资料，来再现大革命期间法国人形成的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政治理念。

新文化史学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视角

　　新文化史学有着鲜明的个性和优势，也有着不足之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更加注重把文化研究的特性与历史研究方法的精确性、概括性和理论的构架相结合。1997年罗歇·夏蒂埃主编了《伫立在悬崖边——历史、语言和实践》一书，对新文化史的局限性表示了担忧。而被称为新文化史“旗手”的林·亨特则对十年前提出的“新文化史”进行了反思和总结，1999年她与维多利亚·波内尔共同主编了《超越文化转向》一书，来说明新文化史十年中出现的新变化，指出社会史的思想不应被抛弃而应被重塑。《超越文化转向》不是放弃朝向文本、语言和文化转向的阵地，而是对这个阵地中的结构和资料进行重新评估。有的学者提出，在选择研究对象和内容时，“要从作为一种结构本身的典型性符号的使用中获得更多的证据，而不是像最初那样把注意力集中在具有吸引力的、孤立的、纯粹的符号系统的关系上”，“必须依据其自身的规律去处理每一种交往形式，把它作为一种自成一体的系统，而不是去揭示单一的、一元化的符号体系”；在确定研究方法时，单方面的“文化或话语决定论”同样不能取代过分简单的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决定论，只考虑使用一种方法去探讨某个主题将会导致文化史的贫困化。“事实证明，在文化转向中被一些学者抛弃的计量方法不仅可以用于传统社会史的研究，也可以用于文化史的研究”；在征用史料方面，应对搜集的各种史料素材进行仔细而批判性的研究，找出史料背后的真正意义，尝试去发现史料中的谬误，以获得更加可靠的信息。这其中包括考证史料的可靠性、考察史料的时代背景以及史料的代表性等问题。

　　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一书中指出了新文化史学运动所作出的贡献和其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兼容并包和多元互补是彼得·伯克新文化史学的突出特点，在其数量可观的文化史著作中不仅吸纳了以往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且能够将两种对立又互补的研究取向有机结合起来，主张超越碎化的和无拘无束的文化史研究。

　　总之，新文化史学家所触及的那部分是以往其他史学家难以企及的，它弥补了过去历史研究内容的单调性和研究方法的简单性，恢复了历史研究本身具有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另外，这场运动也使历史研究借鉴了其他学科方法。多学科交叉互动，不仅不会给历史学带来危机，而是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视角，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给历史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这也许就是当代新文化史研究对以往历史研究的超越。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安徽师范大学

　　当代西方史学取得多方面成就，但是，总体而言，西方史学在指导思想与方法论上与我们又有较大差别，对于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能不加重视。

实际上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

　　一个突出例证就是《新编剑桥近代史》所阐明的宗旨。该书主编克拉克写道，《剑桥近代史》的新版，不过“是许多符合事实而又前后一致的评价的汇编”。该书第12卷（相当于现代部分）主编莫瓦特同意上述看法，也说“今天几乎没有历史学家……认为我们还能写出世界通史或终结性的世界史”。但是就这一问题世界现代史专家齐世荣教授作了很好的回答，他说，“终结性的世界史，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任何一代人，无论晚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穷竭真理。但是，世界通史，包括断代性的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都是完全能够写出来的，而且能够写得越来越接近客观真实。”他还说，“作者要想把充满矛盾运动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和概貌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图像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止步不前，满足于把一批又一批的专题论文和国别史或国别史汇集堆在读者面前吗？如果只是这样做，他们关于现代史的局部的、具体的知识虽然会增加很多，但将永远不会知道‘世界’现代史是个什么样子。人类发展到20世纪，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发达的科学技术可以极大地造福人类，但也达到了可以毁灭人类的地步。世界现代史学家有责任用清醒的、深刻的历史认识去启发人们，使人们变得更加理智、更有远见。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有微观的历史研究，而无宏观的历史研究。‘细节’固然需要知道，但在一定意义上‘总画面’更需让人们清楚，研究世界现代史的学者应当不怕困难、勇敢地承担起贯通、综合、概括的工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自然会导致不同的方向和结论。

“准历史著作”更多渗透意识形态因素

　　美国等一些国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除渗透到一般通史类著作中，还有一大批或可称之为“准历史著作”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著作，直接论证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人权以及当前广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因为他们懂得意识形态在保卫资本主义、瓦解社会主义和控制第三世界方面的独特作用。许多出版物就是由财界出资直接推销的。例如新自由主义当代堡垒之一的芝加哥大学的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每年可领取3600万美元的捐助费。1990年至1994年间，美国《国家利益》等4家最大的新自由主义刊物得到了2700万美元的捐助。得到奥林财团100万美元资助的《国家利益》，蓄意在刊物上炒作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弗朗西斯·福山的讲演“历史的终结？”，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等转载，很快在世界上引起轰动。

渗透着否定和平崛起的西方传统观点

　　美国《当代史》（Current　History）杂志曾在2006年4月号刊登了美国进攻式现实主义代表人J·米尔斯海姆的文章《中国的非和平崛起》（China’s　Unpeaceful　Rise）很具代表性。文章开门见山地设问，“中国有可能和平崛起吗？我的回答是不可能。”作者断言，“如果中国在今后几十年继续其令人难忘的经济增长，美国和中国看来可能要发生一场剧烈的为各自安全而进行的战争。多数中国的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南朝鲜、俄罗斯和越南都将和美国一道去遏制中国的势力。”为了表明判断的正确性，作者援引了他所信奉的国际关系理论说，“我的国际政治理论谈的是，最强大的国家试图在世界上建立他们的霸权时，需要确信其他地区没有可与之匹敌的大国占据统治。这一理论可以帮助解释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外交政策，也多少指出了中美关系的未来。”作者还说，“国际政治是一种丑恶和危险的买卖”，每个国家都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展开权力之争。“美国不会容忍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存在。”他由此根本否认两种不同制度外交政策的原则区别，在实践上更具挑拨性。我们看到，目前美国政界正在运用这种“理论”，力图在国际上达到纵横捭阖之目的。

辩证对待当代西方史学

　　当代西方史学无论其成就和存在问题，从根本上说都可作为我们的参照物，是一笔可资运用的财富，使我们得以兼听则明，择善而从。但要做到这点，必须坚持以我为主，辩证地对待当代西方史学。首先，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对我国已有史学成就应抱有坚定信心，警惕思维的西方化。而这是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等多位学者多次提出的忠告。其次，严格区分当代西方史学中属于先进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界限，而不是简单地看它属于什么“主义”或学派。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一切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思想学说，我们都应该欢迎。至于如何鉴别这些思想和学说，归根到底，要看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在推进历史发展上究竟起了何种作用。我们的态度则是尊重客观实际，不受任何框框的限制。第三，不因人废言。有些人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对象会有不同评价。举例来说，尽管汤因比的学术思想体系实质上仍是欧洲中心论，但并不妨碍他把未来中国看作人类的希望。美国的弗朗西斯·福山，前后思想也有变化。他在今年1月撰文《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承认，“美国的道德资本主义在很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伊拉克战争以及军事侵略与民主推广之间的密切联系给民主抹了黑，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则打破了市场自我调节的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发展顺利。……许多中国人一度对美国的所有东西推崇备至，如今对美国的看法却更加细致透彻、更具批判性——一些人甚至接近于蔑视。如此一来，有民调显示，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正确道路上的中国人要比美国人多得多，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许是一般美国人所具有的求实精神和变动性在一位学者身上的体现。

作者单位：北京师大历史学院

文章来源：史学研究网转载《社会科学报 2011》 

　　这套书涵盖了日本从史前到现在，在经济、文化、宗教、外交上的重大事件和发展历程，是研究日本和远东地区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

　　全书共六卷，中文简体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携手出版。

　　该套书翻译工作联合了全国最优秀的日本史专家，并特别成立了学术委员会来主持。主译任务拟定由香港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化学院院长日本史专家王向华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浙江财经学院王翔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由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汤重南教授担纲，由现任教育部日本教育专家组组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杨栋梁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教授、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浙江工商大学王勇教授、杭州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殷企平教授组成。学术委员会将对翻译稿件进行审读和校对，知名学者的严格把关使学术界对于这套丛书的推出充满期待。

　　目前，翻译工作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全部书稿有望于2013年翻译完毕，预计于2012年将率先出版2卷，并于2014年完成6卷本的出版工作。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1年02月23日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