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般的定义，巫术（Witchcraft）是指用玄秘的方法导致他人不幸。中世纪末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扩展了巫术的涵义，指“与魔鬼或精灵的交往”，并发展出了“魔鬼信仰”（Demonology）。当时的魔鬼学专家们认为巫师是“与魔鬼交谈，向魔鬼讨教，或施演魔法的人”；“背弃上帝，沉迷于草药和毒药的人”；“谴责耶稣基督及其教义，投身于魔鬼的人”。①人们认为，巫师与魔鬼订立契约，即俗世的人放弃上帝的信仰和一切宗教活动，以换取魔鬼给予的魔法和物资利益。因此，巫师是魔鬼在尘世的代理人，他们在魔鬼的帮助下施各种恶行：呼风唤雨、召唤雷电、降下冰雹，以淹没农作物、摧毁房屋树木、打落青麦和葡萄；招致瘟疫、疾病和火灾；使人不育、牲畜不孳等。《女巫之锤》（The Malleus Maleficarum）的作者甚至认为，巫师的罪行超过了所有其它的罪行，他们必须遭受最严重的惩罚。②魔鬼信仰成了基督教巫术理论的核心，它完全颠覆了自古罗马以来的黑巫术、白巫术的传统，而与基督教的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无论是善良巫师还是邪恶巫师，只要是基于魔鬼帮助的都是异端，因此必须被处死。

　　10世纪时的一份《主教教规》中就注意到了巫术，这份文件后来成为12世纪《教会法规》的一部分。其中写道：“主教和他们的官员必须全力以赴，彻底从他们的教区根除魔鬼发明的巫术和罪恶的艺术，如果他们发现一个这种邪恶的男女信徒，就要马上从他们的教区把这些邪恶的信徒灰溜溜地驱除出去。”③但14世纪之前，巫术并没有受到重视，教会仍把大量精力放在惩罚异端上。

　　首先掀开近代早期世纪西欧社会巫术迫害序幕的是1484年12月5日教皇英诺森八世的一份名为“最为深沉忧虑的要求”的训谕（BULL Summis Desiderantes Affectibus）。这一训谕后来一直印在《女巫之锤》一书的前面。训谕中提到：“在上日耳曼的一些地区，诸多男女不顾拯救、弃绝信仰，反而将灵魂托付恶魔，并且通过咒语、符咒、魔法以及其它可憎的迷信和巫术，甚至通过冒犯及犯罪，使妇女不孕、牲畜不孳，使作物不生、果树不实。……这是本教廷之职责，扫除一切阻碍余之裁判官行使职责之障碍，谨防无辜信众遭异端邪说及其它恶行之毒害。出于宗教之热忱，上日耳曼之上述地区不能没有裁判官的职权，凭借教皇之权威，裁判官应在这些地区对犯有上述罪行之人行使纠正、监禁及惩处之责。”④

　　在训谕的煽动下，教会和世俗权力力图在尘世实行《圣经·出埃及记》里的那句名言：勿使一个巫师存活。16世纪60年代巫术案件又大量出现，并且在该世纪末上升到了惊人的程度。16世纪末17世纪初诉讼进一步增加，波及的区域也不断扩大，并在17世纪20年代到达了顶峰。1550至1650年是巫术迫害最为严重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欧洲弥漫着巫术的气氛，人们普遍相信魔鬼、巫术、巫魔会和施法的存在，从德国到意大利、从英国到西班牙我们都可以发现大量的书面记载。17世纪30年代西欧巫术诉讼数目有所下降，而到了18世纪末，西欧已很少有巫术案件发生。

二　魔鬼与资本主义

　　魔鬼信仰理论的完善是巫术迫害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当时的学者提升了魔鬼的地位，认为上帝是善的源泉，而魔鬼则是恶的祸根。

　　早期的基督教受到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其他异教思想的影响，倾向于某种二元论，即善和恶（上帝和魔鬼），但又极力避免陷入彻底的二元论。奥古斯丁在《论善的本质》（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Good）中，在不承认二元论的前提下解释了恶之存在的问题。根据奥古斯丁的说法，“邪恶并不是一个本性或本质，而是神所创造的良善受到败坏的结果。”⑤在这个基础上，奥古斯丁将恶归于魔鬼作用的结果，他指出：“魔鬼实际上是醉心于制造伤害的精灵，它们完全与正义格格不入，它们充斥着傲慢和嫉妒，充满着狡诈和欺骗。”⑥同时，奥古斯丁坚持魔鬼是神的意志的结果，“成为改正人类恶习的工具。”⑦宗教改革时，宗教改革家们在肯定了上帝全能的同时，更是强调了魔鬼是上帝的工具这一观点。马丁·路德认为：“神具有决定一切的大能，乃是自然和历史上，所有邪恶和良善之万物的原因”，“魔鬼同时是神的敌人，又是神的工具，因此‘魔鬼就是神的魔鬼’”⑧。加尔文认为上帝既是善的原因，也是恶的原因，即上帝虽不行恶，却制造了恶，但是上帝是假借魔鬼之手完成的。因此，魔鬼的行为和一切巫术的行为都是得到上帝允许的。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人们对魔鬼有着相对固定的形象认同，魔鬼一般以黑衣人或黑色动物的现象出现。例如，447年的莱托多公会对魔鬼的描述是：又高又黑，有脚有爪，驴耳，两眼发光，牙齿咯咯作响，长着硕大的生殖器，浑身还散发着硫磺的味道。⑨洛林的一个男孩如此描写魔鬼：“他长着两只中等大小的角，一副全黑的面孔，上面只有嘴唇显得苍白一点；他的眼睛很大也很吓人，全黑而无眼白，他还长着一个又大又丑的鹰钩鼻，鼻尖上有三个点向外突出好远。”⑩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诺尔曼·布朗都对魔鬼的形象进行过精神分析，前者认为魔鬼是被替代的父亲，后者则将魔鬼和新教及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弗洛伊德在分析17世纪一个画家的附魔病例时认为，在病例中画家将魔鬼充当父亲的替身。这里画家表现了对自己父亲的矛盾态度：既仇视自己的父亲，又尊敬他，并希冀他的照顾。对父亲的憎恨不仅表现在父亲降格为魔鬼这一替代上，也表现在魔鬼的形象上：魔鬼的大乳房，即“儿子将自己的女性态度投射到父亲替身身上”。根据弗洛伊德的解释，这是与父亲斗争的结果，他论述道：

　　当男孩子一旦认识到，他同女人一道争夺父亲的爱的作法，实际上意味着丧失自己的雄性，即被阉割，他便会对自已的女性态度加以约束。因此，抛弃女性态度便是避免阉割的斗争结果。这种斗争的极端表现形式，便是在对比的幻想中，阉割父亲，使他变成一个女人。于是魔鬼的乳房象征这样的事情：儿子将自己的女性态度投射到父亲替身身上。（11）

　　英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白德库克在弗洛伊德观点的基础上，进而认为魔鬼的污秽特征代表了遭人憎恨的父亲。超我的施虐狂一般而言是良心力量的主要成分，天主教的禁欲主义以自我为施虐的对象，而新教将所有的憎恨与敌意转向了父亲（即魔鬼）。因此新教使超我的施虐狂得以加强，而被动的受虐狂力比多却受到了压制。（12）显然，人们可以将道德自责转化为对魔鬼的厌恶。个人的着魔不再是“内在的”，是个人罪行的结果；而是魔鬼的诱惑、巫师的作怪。甚至着魔者可能陷入与魔鬼的斗争中，最后在上帝的帮助下战胜了魔鬼，而事实上战胜的这个魔鬼就是自己的负罪感。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诺尔曼·布朗通过分析路德的著作，认为魔鬼是中项：“一方面把厕所和新教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则把厕所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13）由于魔鬼固有的肛门人格，与魔鬼联系的一切都是黑色的和污秽的，这与厕所相对应。弗洛伊德认为，在童年期，力比多在集中于生殖器之前，是与身体的其他部位如与肛门相关的，称为肛门性欲。在肛门期（一岁到三岁左右），在教育的控制下（尤其是在括约肌的教育下）开始形成各种各样的肛门期人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有序、节俭、执着，甚至可发展为：卖弄、吝啬、固执。（14）心理学家弗罗姆将弗洛伊德的带有整洁、节俭和固执特点的肛门人格与马克斯·韦伯描绘的资产者这一社会类型联系起来。白德库克则论述道：资产者“满足肛门性格类型的吝啬倾向，唯一可能的结果是他们将积累大量的金钱赢利额，而如果没有这种积累，资本主义经济将不会得到发展，甚至不可能产生。”（15）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方式的一切特征都是肛门性欲的替代满足和针对肛门性欲的反向。（16）

　　布朗认为路德的魔鬼代表的是资本主义。魔鬼信仰在路德的观念中得到了加强，他甚至认为这个世界所有明显的现象表明它不是被上帝而是被魔鬼统治着。由于在魔鬼面前的无能为力，导致新教徒向行业和资本主义的屈服，所以资本主义是“由于原罪而导致的撒旦的不可避免的奴役”（17）。

一、生存消费

　　
　　人首先要满足的就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生存消费是人最基本的消费。人的生存消费既可以通过个体心理或社会文化来进行主观判断，也可以采用客观标准来计量。不管采用什么标准，生存消费决不只是满足人作为生物个体生存的消费活动，它具有每个时代的特征。
　　
　　18世纪英国生存消费水平的提高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可。到访的外国人对英格兰乡下人的生活水平之高甚为惊讶：砖建的村舍，红瓦屋顶，身着毛料衣服，足登皮鞋，吃的是白面包。他们看见过穷人，但没看到“可怜的人”；没看到饥寒交迫、面黄肌瘦的人；看到过乞丐，但没有一个乞丐“没穿长衣和鞋袜”[1]。斯密完成在法国的旅行后这样写道：在英格兰，没有一个人穷得穿不起鞋。在苏格兰，甚至最低阶层的男子也穿皮鞋，虽然最低阶层的妇女依然打赤脚。而“在法国，无论男、妇，皮鞋都不是生活必需品。法国最下层阶级的男女，可穿着木屐或打着赤脚，走在人前，而无伤体面”[2]。无论是与过去相比，还是与他国相较，英国人18世纪的基本生活处于较好的境地。
　　
　　在作为生存消费的吃方面，英国人喜欢用小麦制作食品，小麦成为判断生存消费水平的一根标尺。格列戈利·金估计，在英国人用于制作面包的谷物中，小麦占了38％，黑麦占了27％，大麦占了19％，燕麦占了16％。到1764年时，小麦所占比重急剧上升，占了62.5％，黑麦占了14.8％，大麦占了12.3％，燕麦占了10.4％[3]。查尔斯·史密斯对1 8世纪前6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谷物生产与消费的数字进行过估算。他依据不同材料将全国分为6个地区：伦敦和东南部地区，90％的人吃小麦面包；西南部地区，3/4的人以小麦为主食，其余的人吃大麦；西部地区，将近70％的人把小麦作为口粮，其余的人大多数吃大麦或黑麦；北部两个地区，仅30％的人可以吃小麦，略高于30％的人吃燕麦，其余的人吃大麦和黑麦；威尔士地区，几乎所有面包都用大麦或黑麦来制作。史密斯估计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600万人，375万人以小麦为主食，88.8万人吃裸麦，73.9万人吃大麦，62.3万人吃燕麦[4]。食物结构中小麦所占的比重成为衡量生活水平高低的主要指标。除了小麦以外，大米和糖等品种的消费也增加了。糖迅速成为受人喜爱的食品，糖的平均消费量从18世纪初的每人4磅上升到18世纪末的13磅[5]。在1762年一位农业劳动者的家庭开支中，食物类包括：面包、面粉、燕麦片、块根植物、蔬菜、蚕豆、豌豆、水果、牛奶、牛油、奶酪、肉、盐、啤酒、舶来品、醋、香料[6]。消费品种日趋多样化成为生存消费的一个明显特征。
　　
　　18世纪的生存消费容易受到经济情况的影响。当时，可能有1/5或1/4的英国人的生活处于刚刚能维持生存的水平，当价格上涨时，他们就会跌入生存线以下。“农业危机”夺去他们的面包，“工业危机”夺走他们的收入。当生存受到威胁时，人们可能采取办法解决生计问题，如1693—1695年在北安普顿郡发生了食物骚乱，1697年林肯郡发生反圈地骚乱，1709年在伊萨克斯、1727—1729年在康沃尔、1737年在彭林等地发生了食物骚乱，1756—1 757年间英国有记载的食物骚乱总共有140多次。这些骚乱是“肚皮造反”[7]。有人说，穷人“劳动仅仅是为了吃饱喝足”；“从事制造业的穷人只为满足生存的需要而工作”[8]80-81。1747年出版的《羊毛的回忆》这样写道：“靠3天劳动就能维持生活的工人在这一周其余的几天里肯定会懒惰、酗酒……工业地区的穷人在一般的情况下都不愿劳动更多的时间，只要赚的钱能够维持生活和供一周的狂饮之必需就行了”[9]。1700年，英国每个劳动力可以养活1.7人，至1800年，则上升到2.5人，增加47％[10]。
　　
　　生存消费对社会生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对18世纪早期英国社会进行分析后，笛福就曾明确指出：要是没有贫穷阶层的有效需求，很多现存的职业都将消亡[11]。一旦一种产品成为必需品，它的重要性就会增加，煤炭就是一个例证。在消费不断扩大的刺激下，1800年，英国煤产量约在1 200万吨左右[12]436。
　　
　　在生存消费中，基本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全国男子非文盲率在1750年越过了60％的大关[13]。根据对1754年英国274个教区结婚登记的抽样分析，男性识字率为60％，女性为35％，平均为47.5％[14]。到1770年，农村男子能读写的人已经占50％。1781年，约翰逊谈到英国是一个“读者的国度”。在伦敦，店名取代商店的标志物的做法越来越普及，这说明大众的识字率已经有了较大提高。
　　
　　生存消费维持最低生活需要，增进物质享受，使人们能安心生活，事关全体国民。生存消费水平的提高既创造了更合格的劳动者，又带动了社会生产的扩张。
　　

　　【核心提示】一个文明如何生成？这不仅需要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而且取决于相关人群能否抓住孕育文明的时空条件，这些条件来之不易却又稍纵即逝。文明的形成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三个基本因素。古代埃及文明的成长过程，清晰地反映了三种动因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终结出丰硕果实。

　　人类历史可归纳为多种文明在不同地区先后诞生、成长和衰亡的复杂过程。一个文明如何生成？这不仅需要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而且取决于相关人群能否抓住孕育文明的时空条件，这些条件来之不易却又稍纵即逝。文明的形成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三个基本因素。古代埃及文明的成长过程，清晰地反映了三种动因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终结出丰硕果实。

　　尼罗河孕育埃及文明

　　公元前6000年前，尼罗河两岸的广袤区域是适于游牧的草原。埃及先民主要居住在远离尼罗河谷的平原地带。随着北非地区降雨量的减少和尼罗河水位的降低，这些先民逐渐向尼罗河谷迁移。

　　在法尤姆湖附近的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公元前5450年，生活在此地的埃及先民就已经学会了耕作，农作物有大麦和小麦。另一个史前遗址梅里姆达也位于尼罗河西岸，其年代测定为公元前4800年。这里的居民也从事农耕和畜牧业，但是捕鱼和狩猎仍是重要方式。

　　从苏丹首都喀土穆至埃及地中海南岸，尼罗河流经山地、丘陵和平原，而王权国家的雏形在上埃及以希拉孔波利斯为中心的尼罗河谷地孕育而成。这看似偶然，但实际上是各种因素综合促成的必然结果。埃及地理环境和尼罗河水文特征，为居住在那里的先民提供了优越条件。希拉孔波利斯不仅紧靠尼罗河，便于耕种谷物，而且通往东西两岸沙漠深处的贸易通道在此与尼罗河交汇。随着尼罗河两岸草地的沙化，游牧于此的先民迁徙到尼罗河谷，并向定居的农耕生活过渡。

　　农耕文明哺育埃及王权国家

　　定居的农耕生活，首先促成剩余产品的出现和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人群的形成，而后促进制陶业的产生。考古人员在希拉孔波利斯发现了一个看似偶然却意义深远的现象。此地规模最大且使用时间最长的烧窑恰好处在来自西部沙漠的强风所经之处，说明建造者意欲借助自然的风力提高瓷窑的温度。以希拉孔波利斯为代表的上埃及城市专业化生产的陶器等物品，向下埃及和南利凡特以及努比亚扩散，拥有作坊和控制其贸易的人权力逐渐增强。以这些权势人物为核心的古代埃及史前居住区域由村庄向城市进化，这些早期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竞争，为上下埃及统一国家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同处在尼罗河谷地的努比亚地区，则缺少形成古代埃及早期文明的客观条件。学者把努比亚史前时期的居民称为“A群落”。史前墓葬表明其与希拉孔波利斯居民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希拉孔波利斯所在的上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进入涅伽达文化第三期，农业发展和技术发明促使文明若干要素的产生，埃及不久之后从史前史进入历史阶段。

　　随着统一王权国家的诞生和官吏制度的逐步完善，加之神权和王权在全国范围内的高度融合，埃及国内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国势迅速增强，努比亚根本无法与之匹敌。埃及与努比亚之间的物物交换关系转变为前者对后者的掠夺。掠夺物不仅有象牙、乌木、兽皮、香料，而且还包括廉价的劳动力。埃及南部的阿斯旺成为埃及人对努比亚进行掠夺和发动军事行动的桥头堡。古代埃及人称此地为“象城”，可见它在输入埃及人视为至宝的象牙方面所占据的地位。考古研究表明，努比亚地区几次人口增长和经济复苏时期与埃及王权国家的衰落期相吻合，这绝非偶然现象。

　　尼罗河谷地和尼罗河三角洲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前融为一体，并构成有效运转的国家，这与尼罗河提供的便捷交通和运输条件有重要关系。在古代埃及，国家的形成和城市化并没有同时进行。虽然在统一国家建立之前的上埃及出现了诸如希拉孔波利斯、阿比多斯等政治和宗教中心，然而无法与大致同一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相比。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上埃及少数几个最早达到一定规模的小型城市，借助生产技术优势，通过贸易和军事手段扩大自己的势力，从中看到公元前四千纪的古代埃及人如何利用天时和地利创造独特文明。

　　考古人员在位于上埃及的阿比多斯和涅伽达发现大型建筑，其功能已超出个体领域，而且出土的大量印章也说明地方管理机制和官吏阶层正在生成。印章上虽没有文字，但是刻写在上面的图画和几何图案则可视为文字的初始阶段。

　　王权依靠宗教扩大世俗权力

　　宗教在古代埃及文明形成和国家产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早在涅伽达文化第三期之初，上埃及几个城市都把荷鲁斯作为重要神祇加以敬奉。希拉孔波利斯的权贵把荷鲁斯奉为保护神，这无疑有助于统治者扩大自己的世俗权力。到涅伽达文化第三期末，统治者的名字刻写在象征王宫的横切面图案上，名字上面则是象征荷鲁斯的隼，意指荷鲁斯神保护君主，充分显示了君权与神权的紧密关系。

　　公元前3200年左右，孕育文明的客观条件首先在上埃及形成，以文字、公共建筑和政治体系为主要因素的古代埃及文明的种子在希拉孔波利斯破土而出。权贵们借助先进的生产工艺，通过对剩余产品的积累和奢侈品的垄断，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并彰显其身份，他们利用尼罗河所提供的便利条件向外输出陶器等先进产品，与外界交换原材料和奢侈品，甚至进行掠夺。他们不仅用世俗和宗教性的大型建筑物表达自己的地位，神化手中的权力，而且借助文字宣扬王权理念并构建官吏制度。古代埃及文明应运而生，其所产生的自然和社会背景以及内部机制不同于西亚早期文明，发展轨迹也有别于其他文明。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链接：汤因比的世界文明划分

　　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在其历史巨著《历史研究》中提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是文明。他将人类6000年的历史分成21个文明单位（另外还有若干所谓“停滞”或“失落”的文明），认为这些文明有各自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灭亡的过程，导致文明兴衰的原因不是种族或环境，而是一个文明中的人们面对挑战、展开应战的状况。汤因比的文明观只是一家之言，但对于人们认识人类文明与时空的关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18日

再出发：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传承与展望

　　灯下，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称《通史》）首卷封面的克丽奥女神像映人我的眼帘：身穿红色外衣的克丽奥楚楚动人，正仰望高空，放眼寰宇，指点人们通向远方……我凝视女神，她似乎不理会我此刻在想些什么，也不问一下在《通史》出版之后，关于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我最想要说些什么？

　　不理会也好，不问一下也罢，可我却不得不说，面对悠长的克丽奥之路，《通史》只是长途中的一个“驿站”，这之后的路还很漫长，任重而道远，此刻我最想说的是：再出发。

　　在华夏民族规划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呼吁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乃是时代的诉求，历史的使命，当下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也可作如是观。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层面而言，对于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再出发，亦然。

　　如何再出发？对此，见仁见智，自不待言。晚近以来，关于史学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史学史的开拓与创新，时贤已有不少论述。个人忝列于西方史学史研究者的行列中，自然会格外关注这一学科的发展。在此，这篇小文集中在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再出发，结合《通史》编纂之心得，略抒己见，以作引玉之砖。

　　已走过的路

　　当下，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再出发，在我看来，首先需要回眸，回顾一下已走过的路，然后才能找准今后努力的方向，自觉地而不是盲目地前行。倘缺少了这种对本学科自身的反省意识，就不可能成为一名自觉的史学史工作者。

　　在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最初萌发，或许可以从李大钊在1920年撰《史学思想史讲义》起步，至今已经过去了90余年。从对西方史学史这门学科自觉认知的程度而言，我认为这9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从不自觉一比较自觉一自觉这样一个发展进程。以下略作梳理，看一看前人已走过的路径。

　　第一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此时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还处在“自在的”阶段，对这门学科的认识尚不够自觉。

　　必须指出，中国的中西史学史学科发展进程不一，后者显然迟缓。自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明确提出了“史学史的做法”，并为中国史学史给出了初始方案后，中国史学史的作品纷出，1930年代前后正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奠立阶段。反观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此时还处在摇篮之中。且看同样在1930年代前后的情况：当时有西方史学史之类的译作问世，但还不见国人自己的著述；在国人编写的“史学概要”之类书中，有西洋史学之回顾的内容，但内容简略，难成系统；有学者开设过西洋史学史一类的课程，但仅为个别，未成气候。1940年代的战乱，1950年代苏联史学理论模式的主宰与对西方文化的封锁，更使这门学科前进的步伐止步不前。

　　第二阶段：1960年代前期。此时，我们对西方史学史这门学科已有了比较自觉的认识，这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立起来的阶段。

　　60年代初，中苏交恶，“左”倾思潮受阻，国门微开，“双百方针”重申，于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在国内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求新务实的学术氛围。此时，笔者正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三年级，对这种学术环境有切身的感受。其时，科学史学思潮的勃发，引发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出现了全国性的“史学史热”。必须指出，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像60年代初的“史学史热”，这种“热”的意义，不仅大大促进了中国史学史的发展，也催生了西方史学史这门学科的诞生。从1961年文科教材会和外国史学史教材会议，从那时耿淡如师、齐思和先生等前辈历史学家为此而作出的努力，从学科设置到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从西学的译介，更重要的是对这门学科的重要性与在高等学校历史系中的地位有了一种比较自觉的认识，这一切都标明这门学科在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来了。

　　第三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晚近30多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迅猛，步人了“快车道”，终于从“自在的”阶段进入“自为的”阶段。

　　这一时期的情况，我与学界诸多同仁都是“过来人”。我们在前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再出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本人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郭圣铭先生的《西方史学史概要》出版到2011年我主编的《西方史学通史》问世，其间28年，中国大陆地区共出版通史类的西方史学史作品（兼及若干断代史、不包括该领域内的专题性著作）约有25种，且有不断增长的势头，由此可以折射出其时对西方史学史学科自觉性的认识、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的发展、西方史学译介的繁茂等等，充分显示了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的新气象，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印。这足印又为后人的再出发，找到了新起点，薪尽火传，代代相继，推动着学术事业的不断前进。

　　为篇幅所限，我们的回顾，不得不打住。中国西方史学史这九十多年的学科发展史，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历程，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回顾与反省，就我个人视野所及，特罗列以下几点，供大家讨论时参考。

　　李大钊在20世纪20年代的史学实践与西方史学史学科萌发的传承关系；

　　三四十年代国人为创建西方史学史学科的成果及其学术意义；

　　50年代苏联史学与理论模式的输入，对于西方史学史学科形成的消极意义与深层负面影响；

　　60年代的“史学史热”与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建立；

　　耿淡如师、齐思和、吴于廑、张芝联、郭圣铭、谭英华等老一辈历史学家为西方史学史学科建立的卓越贡献；

　　30年代前后与80年代以来两次西方史学引进的高潮及其经验与教训；

　　中国新时期西方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完形与人才培养（主要是博士研究生）的进展；

　　从《西方史学史概要》到《西方史学通史》的学术文脉与历史轨迹；

　　……

　　以上诸点，难免挂一漏万。我旨在说明，前人已走过的路途之坎坷与艰辛，在先行者停步的地方，即使再朝前迈一步，都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前人已有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疏通与支撑起这门学科的文脉与构架，并成了后人新的出发点；没有传承，何来创新，我们合力推出的六卷本《通史》，也是耿淡如师等先贤遗愿的实现，更是一种学术赓续与传承。

　　西方史学 中国眼光

　　“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这八个字，是受中央电视台四台“中国新闻”节目的结束语“全球新闻，中国播报”的启示。很显然，这“全球新闻、中国播报”片尾的点睛之语，向世人昭示“中国新闻”节目的主体性，兼容天下的世界性。我想这一旨趣，正是中国学人汲纳西方史学、发展中国史学时应有的立足点，也是中国西方史学史未来发展的期盼和孜孜以求的目标。

　　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史学，具有相当的难度，比如语言上的困难，这是不容言说的。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倘问什么优势？那就是“不在此山中”，对要观察的“山水”（西方），远远望去，看得比较真切，比较客观；这就像当今海外中国学家们，也因为不在此山（中国）中，当他们用“异域的眼睛”观察中国时，总给人以意外的“发现”，往往会激起有力的回响。人们或许一想起当初美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或彭慕兰的《大分流》在中国的风行，就可信从了。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史学，不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吗？

　　然而，现实并不如此，从目前的情况来评估，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境界。《通史》出版后，学界称自此中国学者在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中已开始逐步按照自己的理念与方法阐述对西方史学的认识，终于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这当然是学界对我们工作的一种鼓励与褒奖。

　　我们的确为此而努力，在写作《通史》时，试图以中国学者自己的眼光，带着较为鲜明的问题意识，梳理与认识西方史学。我们的尝试，或彰或隐，或直接或间接，或自觉或不自觉，显现在《通史》的字里行间中，比如：

　　我们力图用西方史学史上的“五次转折说”，阐述自“荷马时代”至现当代的西方史学，从历时性与共时性（即“纵通”与“横通”）相结合上，构画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

　　我们力图从西方史学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状况与文化背景着手，笔触深入到具体历史情境中，理解与探索古代史学、中世纪史学、近代史学和现当代史学；

　　我们力图从西方原典与文献出发，以写作者的独特视角，消化与解读，求真与探索，编织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疏离西方中心论，以重新绘制国际史学地图。

　　概言之，我们试图以中国学者的眼光，恪守自己的主体性，又不失全球视野，用现代汉语写作一部通史，一部体现中国学者特色的作品。我想，这部通史，既不同于其他东方学者的，也不同于西方学者的。

　　以上所举，只不过从几个侧面，说明我们在被视为西方人“世袭领地”的西方史学史中，让世人听到了中国学者的声音。前述学界的评论，我们更多地把它看成是今后继续努力的目标，前进的方向。

　　“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还引发了我更多的联想与思考。

　　比如对待西方史学应有的态度。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待西方史学，或一概排斥，或盲目信从；或夜郎自大式的傲慢，或见洋就拜的妄自菲薄，都为我们所不取。诚然，“西方史学”那是人家的“玩意儿”，要说研究，从总体上而言，他们总是走在前面，许多论见也具有前沿性和示范性。但我们不必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把洋说当作新的教条，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在这里，既应保持应有的民族自尊心，又不能让它遮蔽自己的眼睛，失却一种“五湖四海，容纳百家”的宽广胸怀。我们吃过忽左忽右的亏，现在应该有能力去应对扑面而来的西方史学了。

　　“西方史学，中国眼光”又启示我们，中西史学比较的重要。在世界史学史上，中西史学皆久远绵长，拥有丰厚的史学遗产，恐怕还没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史学可与之媲美。因此，中西史学互通与比较，确有必要，这正如海外名家杜维运先生所说，中西史学，互相比较，能发现史学的真理，能丰富史学的内容；或相同，或相异，都是人类智慧的共同创获，史学上颠扑不破的真理（参见杜维运：《变动世界中的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52页）。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进言之，中西史学交流史，在我看来，它突破了传统史学史只关注史学自身发展的单一格局，对于西方史学史学科内涵的深化与学科体系结构的改变具有重大意义。可以预期的是，它将成为未来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还使我想到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至理名言。在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历史学家唯有弘扬和体现“中国眼光”的学术个性，才能在国际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当然可以借鉴使用西方的“概念”与“术语”，也不排斥运用他们的“范型”或“定律”，但在“中国眼光”下的我国学者的西方史学研究，依然会让外人感受到浓浓的“中国韵味”，而显示出自己的个性特点。这就好比当今闻名遐迩的法国年鉴学派，其说其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史学，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但它却是深深地扎根于法兰西民族的文化土壤中，在领航国际史学的新潮中，无不彰显出“法国元素”。可见，“西方史学，中国眼光”，应该是我们的正确选择，也应该成为推动西方史学史学科未来发展的新目标，更应当成为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一种上佳方略。

　　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

　　我们的目标是走向世界。在这篇笔谈的最后，我还想说的是：中国史学之走向世界，应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本文谈到的中国西方史 学史学科的再出发，也是这样。

　　时代剧变，中国与世界，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交流，已是空前活跃。不管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都有助于我们开拓眼界、增长见识，促进我们史学研究的深化。同时，这也是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再出发的双重路径。总之，“走出去”也好，“请进来”也罢，在我看来，都应聚焦在中外（西）史学之间的交流上，惟其如此，才能使中国史学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对此，我说几点：

　　第一，平等对话，这是中外（西）史学交流的基本理念。当今世界，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全球化的浪潮裹挟而来，不仅是经济的，也体现在文化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跨文化之间平等对话不仅必要，而且成为可能。中国历史学家正在作出不懈的努力，为这种平等对话的形成寻求良机，创造条件。这只要稍稍了解一下每五年召开一次的素有历史学“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就可见一斑了。在那里，中国历史学家们在一届又一届的大会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当讨论中国历史专题或中国与世界关系论题时，中国学者更是显示了主见，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域外历史学家也为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向中国寻找资源，或以“中国经验”为参照系，重新理解、认识与深化自身的问题，以求“创新”。这种情况说明，当今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逐渐填平不同文化之间的沟壑，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也是学术发展的需要。

　　第二，建立机制，这是中外（西）史学交流的组织保证。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都需要某种机制的保证。“走出去”与“请进来”人员之间的流动，上述相互平等对话的开启，都需要这样。从目前看来，搭建一些高水平的学术平台，正其时也。借助这样的平台，面向五湖四海，广招天下之英才，把国际学界的前沿成果“请进来”，把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请进来”；借助这样的平台，让中国学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发表自己的精品力作，力显中国学者的真知灼见；借助这样的平台，中外（西）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进行广泛的交流互动，以促进中国史学的国际化，提升中国史学的国际影响力。这里举一个最新的例子：最近出版的瞿林东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正如李振宏、李红岩两位学者所评论的，该书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作了系统而又深入的揭示与梳理，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范畴体系，以有力的历史证据回答了西方学界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历史理论、也“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的王国”的谬说（参见《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源远流长丰富厚重》，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3月28日）。在我看来，此书与新见，都应借助某种平台，向国际史学界推介，并以自己的“本土话语”来影响国际史学。

　　第三，文本互译，这是中外（西）史学交流的学术基础。先说西书中译，不容说，在这一方面我们已取得了丰硕的成绩，比如商务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不断推出，以及多家出版社出版的“文库”、“译丛”等等，林林总总，着实不少。对此，我们当然还有不少工作要做，在此不赘。我这里要说的是中书西译。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就目前的情况看来，确实很令人失望。比如，对中国古典史学著作，西方人所能看到的大概就是《史记》、《汉书》等少数几本的节译，如果“二十五史”全译成西文，那该多好；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名著，比如王国维、梁启超等名家名著，恐怕迻译成西文的就很少了；至于当代的学术精品，比如上面提到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等，已译成西文的，那可真是风毛麟角了。我以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等能体现中国史学特色的精品力作，当译成西文，以便让域外学者能及时知晓中国学者的最新史学成果。上述情况的出现，造成了中外（西）史学文本互译的严重失衡，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外史学的交流，影响了中外历史学家的互动与进行良好的平等对话。在这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在信息化与电子化时代，虽然获取资料的途径很多，但我认为，纸质文本的互译，依然不可或缺。从最新的伦敦书展传来的信息，目前西方各大出版社还是以纸质图书为安身立命之本，所谓“拥抱数字化时代”在当今仍是一个时髦的口号。因而，纸质图书的互译，十分重要。不是吗？通过互译，人类可望建立一座通向“大同世界”的“巴别塔”（通天之塔），中国史学亦可借助于译书，寻求新的出发点，在与世界史学的互动中不断前行。

　　展望未来，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前景璀璨。我们的再出发，从九十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走来，从前人铺就的道路上走来，胸怀宏大志向，旨在开拓创新，我们别无选择，不能止步不前，从新的出发点启程，一步一个足印。

　　再过10年，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发展将整整走完百年行程。可以期盼的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者，将会在这10年中，不负众望，努力耕耘，锲而不舍，以出色的丰收果实迎来第二个100年的开启。

　　作者张广智，复旦大学教授。上海，200433。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210

　　倘如是，古希腊史学则特别值得关注：不仅涉指西方古典史学的初级阶段（对比罗马史学），且能作为“源头”有助于辨明现代西方史学的原初形态。鉴于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年～前425年）、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395年）代表了城邦时代希腊史学的最高成就，拙文尝试以之实践为个案并借相关学科史的梳理，探究西方古典史学宏富而深刻的历史内涵。考虑到古希腊历史写作博大精深而非本文所能涵盖，在此围绕两大史学范型而就当前研究中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择其要者予以呼应。在“抛砖引玉”的意义上，我们期待能对论析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发展问题”有所裨益。

　　通常普遍认为，古希腊史学滥觞之初即有所谓“文化史”与“政治史”的意趣分野：希罗多德求取愉悦而适合口耳相传的通俗化史作，修昔底德意在实用而适合诵读的理性化史作。是后，修氏史学被奉为圭臬而在西方史坛一枝独秀。或有折中立场认为以修氏范式评判希氏存在重大错误，因为二者论载希腊史上前后相续的两大战事各有千秋而相得益彰。但问题是，他们的差异是否属于本质性的且等同于并能彰显修氏的“现代性”？进言之，差异性是否足以构成区划两类范型的史学标准，如何理解其共通性及希氏“史学之父”的奠基意义？

　　1．希、修的共通性与差异性及其史学意义

　　首先，皆专注于现当代战争史叙事（唯有战争才是最值得缅怀的人类行为），强调通过原因探究彰显历史的悲剧性局限与瑕疵。归根结底在于，皆处于同一历史条件与文化氛围（特别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雅典为中心的知识运动、政治现实及与文学、科学、哲学的复杂纠结），因而在思维、观念等层面颇多相似（包括批判意识、现实指向、题材主旨等）。突出体现在，从悲剧、史诗、医学、修辞学中汲取了基本的撰史理念等。进言之，我们更应将他们视作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家：作为好公民类似于苏格拉底、埃斯库罗斯等人，却专以撰史方式表达对城邦体制下希腊世界的忧思与关切。如此说来，务须要在伯战背景下解读希氏笔下的希波战争史：即公开称道雅典模式，而含蓄讽喻其后来竟然承袭了波斯霸权。尽管修氏强烈反对（实际上是误读）希氏方法，但也大量承袭借鉴了《历史》遗产（共通性使得希氏史学影响后者成为可能）。突出体现在《伯战史》几乎如出一辙的结构编排：通过“五十年时期”、“伯利克里演说”表彰雅典伟大，紧随其后则借“雅典大瘟疫”与“西西里远征”以反讽其外强中干并最终败亡。倘如是，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说，他是在下意识地承袭乃至续写希氏史著？抑或可以认为，共同的历史条件与知识背景意味着修氏根本无力从本质上超越时代进而偏离希氏创立的撰史传统（参阅N．卢拉吉编：《希罗多德时代历史家的技艺》，The Histbrian’s Craft in the Age of Herodotus），牛津2001年版）？其次就差异性而言，主要表现在他们观照战争的视角、方式上有所不同。相形之下，《历史》显然竭力回避过于直接论载血腥的战争场景。但缄默能在反讽况味中最大程度地表达一己心声（“没有一个人愚蠢到爱好战争甚于和平”），与修氏所谓“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概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故，不应以其标准否定希氏作为军事史家的优异材质（参阅詹姆斯·罗姆：《希罗多德》（James Romm，Herodotus，纽黑文1999年版）。当然不可否认，就文笔技法而言，修氏叙事无疑更为精细而复杂。

　　2．希氏撰史的“政治史内涵”与其人种志研究

　　希氏笔下有相当部分内容属于非当代史，且也并非典型的政治事务。但既然同为战争史著述，如何发微《历史》的“政治史内涵”乃至在本质上形同于政治史写作，曾有学者强调希氏撰史“强烈的政治特质”而务须探究“他是否撰写政治史”，并暗示若“晚一代出生”亦可写出修氏式的史作[参阅本雅明·希姆莱：《希罗多德笔下的政治与信仰》（Binyamin Shimron，Politicsand Belief in Herodotus），斯图加特1989年版，第3、1、26、120页]。愚见以为，至少有两条反向进路值得探究。一方面，希氏《历史》的写作严格说来应命名为“波斯战争史”：前面数卷为征服亚洲、北非，而后则为征服欧罗巴的企图——重点在于希波战争，目的是警示伯战之初志得意满的雅典霸权的严重危害！另一方面更有可能是，前半部分相关内容折射了他如何从类似散文纪事家（族谱学家）的地理学、人种学（如卷二、四）意趣转向历史研究：在游历世界中广泛收集材料，其间逐渐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并立志论载希腊与波斯问的伟大战争。而他或许并非有意识地是要借文明史的视野理解人类的战争行为，抑或是要为此提供一种宏阔的社会学性的历史解释。与之相关的是希氏撰史虽有世界史内涵，但比较日后波利比阿史学，显然未能明确而自觉地着意于这一史观元素。相比而言，《伯战史》整体上较少论载社会文化史题材且有意规避，或许正因《历史》的“样板性”而尝试另辟蹊径表达创见——未必能有过多史学深意以至于成为两大范型的分野界标。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诸如地理学、人种学和神话学抑或宗教信仰、自然现象、趣闻轶事等插话性内容在《伯战史》前半部分远多于后半部分（始于卷八明显稀缺），似乎暗示修氏撰史之初仍在下意识地蒙受爱奥尼亚散文纪事家、特别是希氏等人叙事路数的影响——随着叙事逐渐展开及史观发展成熟，方才开始自觉地全神贯注于和战争密切相关的历史内容[参阅H．D．维斯拉克：《希腊史家与希腊历史散论》（H．D．Westlake，Essays On The Creek Historians And Greek History），曼彻斯特1969年版，第1～38页]。

　　3．修氏对希氏的误读性批判与现代学者的过度演绎之嫌

　　其一，修氏贬低了希氏作为严肃史家的价值所在及其对西方史学滥觞的历史性贡献。如前所述，伯战爆发赋予了希氏解读历史的视角，进而又为《伯战史》提供了批判性的史学遗产（强调“史无前例”的伯战“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修氏“绪论”中暗示希氏属于“散文纪事家”之流，概因曲解而夸大了《历史》的“故事讲说元素”，贬低了其更具主导的史学特质（通过理性批判而将历史写作与荷马史诗、散文纪事家等文艺性作品剥离开来）。须知《历史》绝非过渡，而是标志着古希腊真正意义上散文体历史写作的正式奠立。其二，现代学界放大修氏裁决而厚此薄彼：质疑希氏“是否属于历史学家”【参阅W．金德里克·普利切特：《希罗多德谎言学派》（W．Kendrick Pritchett，The Liar School of Herodotos），阿姆斯特丹1993年版】而鼓吹后者撰史的“现代性”。突出体现在始从19世纪，普遍倾向于认为修氏是兰克式的史家样板抑或严谨求实的社会学先驱“（其严谨、客观性）这一事实使之融入现代历史科学”，抑或其不朽性源于“他是我们的同代人”【E．柯林武德：《修昔底德与历史塑造》（E．Greenwood，Thucydidesand the Shaping of History），伦敦2005年版，第2页；P．查格林：《修昔底德：适用普通读者的导论》（P．Zagorin，Thucydides：An Introduction for the Common　Reader），普林斯顿2005年版，第1页】。倘若根本无法以修氏史学观照希氏，所谓“政治史”、“文化史”范型分野的理论基石则呼之欲出而构建成功。其三，少数学者尝试在拨乱反正的意义上抢救性发掘希氏遗产，但难免弄巧成拙而得不偿失。西方古典史家往往因太过专注于战争史叙事而备受现代学者诟病，即指他们普遍严重地轻忽了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譬如莫米格里亚诺指出修氏将历史学降格而等同于当代政治事务却备受推崇，实际上为撰史套上了紧箍咒而窒息了其繁荣发展。R．G．柯林武德表达了类似识见，并竭力强调希氏“没有任何后继者”。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晚近学界为何开始重新审视并尝试恢复希氏范型的积极意义。遗憾的是他们似乎也付出了类同的代价，即在夸大二人撰史本质性差异的前提基础上：否认希氏史著的政治学内涵，而又拔高希氏人种学研究的史学内涵。与此相关的瑕疵或许还有，普遍认为《历史》前六卷松散拖沓而与后三卷存有明显的杂糅印痕，抑或明示《伯战史》“政治史内涵”而却美化其史观中的经济元素？凡此种种，或许并不利于我们正确地辨明希、修史学独创而丰富的历史内涵。倘如是，西方史学滥觞阶段的实际貌相很可能是惟有一种类型即政治军事史写作？

　　4．倘若摒除传统的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或有助于解明西方史学史上部分重大“疑难”现象。

　　特别是古典学视野下希、修遗产如何可能影响希腊化、罗马史学的问题，进而或从侧面映射了两人身位实相及稍后西方史学经历的流变。其一，古典学（史）家更多关注作品的文体风格与所述事件，故而影响主要体现在修辞学（含文法）等叙事表达或历史文学层面。事实上，古人撰史普遍着意于能否以引人人胜的方式讲述故事并明示相应的历史哲学。很大程度上这也解释了古典学中有关二人的评述、征引为何往往出自修辞学（文论）性著述。而鉴于他们史著皆为断代史，后人关注所述事件同样意在修辞学意涵（即选题是否庄重而有意义）。鉴于修氏叙事更为精细而备受推崇，这在其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显明：始从公元前4世纪《伯战史》的历史影响即为明证，是后提麦乌斯、西塞罗、萨鲁斯特、狄奥尼修斯、李维、塔西佗、普鲁塔克、琉善——直至罗马帝国晚期的马塞利努斯、拜占庭时代大家普洛科皮乌斯等人普遍服膺。其二，如若古人倾向于首先将修氏视为文体家符合原生本相，或可反证我们似乎夸大了其目的、方法（如鲜有提及材料出处、大量插叙演说词、僵硬含混的年代学及地形学）等与现代史学的一致性。须知，他竭力强调哲学化的历史解释与文学化的叙事表达。既然身兼社会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散文家、修辞学家等多重身位，其是否意在真实地讲述伯战史（20世纪以来学界开始重视他的主观性与艺术性，但时至今日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倘如是，修氏竭力宣扬而被称道的所谓“客观性”或许“并非一种原则或目标，而是作者的姿态……作者由此向读者展现自我的一种样式”【W．罗伯特·康纳尔：《修昔底德》（W．Robert Connor，Thucydides），普林斯顿1984年版，第6页；参阅提姆·路德：《修昔底德：叙述与阐释》（Tim Rood，Thucydides：Narrative and Explanation），牛津1998年版】。换言之，《伯战史》实则旨在阐释战争而非理性分析意义上的如实直书，选材、结构、表述等皆围绕于此。相比修氏虽黯然失色，但狄奥尼修斯、昆体良、琉善、赫谟吉尼斯等人文论表明希氏风格亦有其可取之处。

　　5．“去标签化”的认知或许能为进一步探究西方史学始从滥觞以降的复杂流变提供某些学理性的问题视角与解读思路。

　　且以色诺芬时代希腊史学为例，一方面，在他典型的政治史写作中为何缺乏确凿且充分表明其深谙修氏抑或某一方面受之影响——相反，《居鲁士的教育》显然继承了希氏解读东方诸王的叙事传统，而《希腊史》叙事风格、结构技法（如趣闻插话）等同样深受希氏影响。另一方面，相比希、修研究的汗牛充栋，学界关注色氏则相形见绌——数量、质量整体上“乏善可陈”背后隐含的潜台词或许是，至少始自城邦时代晚期，古希腊史学即已开始明显沦落。更有可能的真相或许是，古希腊史学的流变（而非衰落）源起于色氏，并在希腊化时代越发“变本加厉”。事实上，至少始从城邦时代末期而至希腊化时代，历史写作精彩纷呈而日益呈现出多元化趋求，以求全景感应更为复杂多变的历史转型。突出体现在，希腊本土逍遥派戏剧化的撰史，阿提卡地方史志学派的古物研究，“大希腊”地区“西西里学派”的区域史写作等。凡此种种，很大程度上解说了波利比阿声嘶力竭的史学批评何以生成。而倘若色氏体现了城邦体制盛极而衰之际撰史领域所面临的重大变革，那么，希腊化时代领军人物波氏则彰显了西方古典史学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深重变化。突出体现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归于一统背景下，希腊史学逐渐丧失独立性而与拉丁史学开始合流，罗马史也正式成为希腊史家高度关注的对象，等等。囿于篇幅，兹不赘述。

　　不可否认，当前中国西方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不断地开拓创新而将之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发展水平。早在10年前，学者们曾就此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深度反思（参阅于沛：《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和方法》，《史学史研究》2002年4期）。然而时至今日，这些良好愿景显然并未完全实现。进言之，至少有两点需要指出：其一，不同程度上还存在诸如基本学理尚不明确、重要论题开掘不够、内容低层次重复等问题；其二，基于是，现阶段发展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包括理论体系的构建等）尚任重而道远。

　　事实上，笔者通过梳理西方史学史上的典型公案意在表明：即使是在欧美学界相关领域，仍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亟待厘清。突出体现在，所谓两大史学范型的硬性界定，必将弱化史学作为一种特殊历史现象其本身的历史复杂性。如此一来，我们对古希腊史学、西方古典史学乃至整个西方史学史的认知，究竟多大程度上是合理而明晰的呢？须知，古人撰史在许多方面显然不同于现代意义上合乎体统的史学观——尽管有观点声言绝大多数现代史学的内涵特征完全可在古典史学传统中寻得原始影踪，从古至今“历史学少有更变”[查尔斯?威廉?弗纳拉：《古希腊、罗马时代历史学的实相》（Charles William For—nara，the Nature of History in Ancient Greeceand Rome），伯克莱1983年版，第200页]！

　　笔者也曾一度以所谓“考虑到史学思想通常被认为是史家或史学流派学术实践的灵魂与核心”为切人点，尝试探究古罗马史学的某些实相（参阅拙著：《帝国的沉沦与救赎——塔西佗和他的历史世界》，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但通过晚近对古希腊史学的零散学习，则越发意识到意欲阐明特定历史条件下某一具体的史学现象，首要的前提是必须尊重其鲜明的时代属性。如就古典时代希腊人的“史学思想”而言，城邦体制下两大基本要素——即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与由史诗传统、修辞学、政治学、哲学、悲剧创作、自然科学等组成的知识背景及其相应的社会文化氛围，从根本上意味着我们很难单纯以“现代化”的史学维度而谋求“正确地”观照它们！须知时人对客观历史及撰史工作的认知与实践，归根结底是由历史条件制约并意在借历史写作回应其所遭逢的时代课题——换言之，所谓古往今来一以贯之意义上“普世性”的史学思想显然并不存在。

　　在上述意义上，以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的出版为契机，张广智师大力倡言“关注西方史学之史”。鉴于国内西方史学研究的惯常现象（如重视史学理论而轻忽对应的史学史），斯言可谓指出了长期制约学科发展的重要瓶颈。然而，我们是否已在理论层面厘清了何谓西方史学之“史”以及如何“关注”？顾名思义，它包括史家所在时代的历史背景及生平经历等微观的撰史条件，但也并非单纯是指史学自身的历史抑或偏狭的史学史。一方面，理应涵括诸如哲学、文学、政治、修辞、地理、民族等相关学科。须知它们作为社会意识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必然会与史学存在许多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史学之“史”包含诸学科史更是由于它们为其提供了诸如思维、文献、素材等丰厚的学养需求。上述两点相辅相成而内在统一，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同样关联紧密的两层现象：一是史家往往意趣广泛、著述宏富而兼有多重身位，二是特定时段史学史更是丰富多样而色彩斑斓。在西方史学远未实现专业化前的古典时代，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显著。倘如是，跨学科的思路绝非仅是工具性的，更是有意于史学生成环境的特殊复杂性而为深化“史”之考论的应有之义。且以笔者关注较多的希腊、罗马史学研究为例，往往缺乏宏阔的“古典学”视野而仍主要拘泥于史观等单一视角。不仅如此，“关注西方史学之史”的特殊含义似乎还应包括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试想若是对重大史学现象或代表史家的个案研究未能深进，为数不多的研究者又无法形成集群性的战斗力，现有基础上谋求“点、线、面”地提升西方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也许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作者：褚新国，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副教授。河南，开封，475001。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210

　　其一，作为学科通史，西方史学史撰写主线可以更为多样。围绕不同的主线设计，西方史学史研究可以拓展的方向会大大增加。

　　从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到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凯利的《多面的历史》，西方史学史作品通常以史学家、史学作品、史学流派为主线。在其中，史学史家进行叙述时，除了时间线索是任何一部作品都难以超脱的确定要素之外，研究者还会考虑作家、作品、流派的空间分布或者某种史学思潮的流布（它们往往影响的时空范围大，而暂时像是忽略了空间要素），将其加以搭配，依附在时间线索之上。例如，在古希腊史学、古罗马史学（含犹太史学）之后，中世纪史学便适当忽略了空间要素而更侧重反映作为整体的基督教史观、史著、史法的发展历程；近代以后则偏重一方面按区域描述意、英、法、德、美等民族国家史学，另一方面配以从近代、现代到后现代的史学思潮进行归并叙述。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将西方史学不同时期各不相同的时代印记充分体现；不利之处在于其主题实则只是“文化或知识处境中的历史写作”。其中，“历史写作”是一种文化行为，它类同于文学史、哲学史、艺术史等等学科史写作，是文化处境中关乎某个知识类型的写作行为，而这种行为的目的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效应、在人类思想进程中的重大影响，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凸显，因此，这样呈现的史学史学科，很难形成一种围绕某个单一主题的目的论阐释。

　　通史之通，需有一核心贯穿始终。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一至四编也可视为一通史，作者在其中始终关注“历史”的观念之变化，但与一部史学史不同，它的主题得到了升华，因为他有一个涉及人类思维发展的宏观叙事框架，要描述人类思维是如何在数学、神学、科学的历时线索里步步为营寻求突破，终至作者希冀的历史学时代来临，历史思维掌管人文世界。柯林武德的这部史学史即“历史”的观念史，因“历史”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之普遍性，它也是一部历史思维的普遍史；此外，它与黑格尔的哲学史有着近似的逻辑推演方式，侧重表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若由此再转而聚焦黑格尔和克罗齐，他们也有自己的普遍史诉求，即都曾认为历史可作为一部自由的故事。由此可见，如果历史都是通过史学文本获得表现的，而我们又先行具有了一种对于自由的宏观理解，据此，或可重新审视西方诸多历史文本，写作一部以历时方式展现“自由”这一主题的西方史学史：即凡是能够表现自由观念的史家、史著当可获得史学史家的更多关注而得以编织进入该史学史中。这样的主题和关注意向，能够充当史学通史之线索的还可以有历史叙事方法、修辞与真实之间的张力、史家著史意图与社会情境之间关系、自我与他者、史学之功用、史家之历史想象（如怀特之《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作便有这样一个线索，不过它只能算一部断代史）、历史之因果阐释法等等。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上述某几个主题编织起交叉线索，赋予西方史学史一幅复线构图。

　　其二，史学史作为关乎史学的反思性学科，按照某种主题撰写史学史，其主题的选择本身便应当是史学史家反思的结果，它需要对于史学理论的认识来充当奠基石。

　　我们按照何种中心主题进行材料组织，采取怎样的叙事方式？它与历史学本身的关系如何？史学史家的研究和写作与其他类别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有何异同？史学史家在撰述断代史学史或史学通史时，如何处置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矛盾，进而给予史家、史著、史学思想的生成一种怎样的解释？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要回答它们，首先要求我们先行询问，至少是同时思考“历史学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历史学的性质又如何”这一类史学理论问题。它们也被称为历史学的元问题。例如，如果我们认为在古希腊时期，写作历史的目的是记录丰功伟绩以留传后世，那么在史学史写作中，我们就会特别关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相关论述，而很难将赫西俄德及其《工作与时令》、《神谱》置于关键位置；如果我们关注历史文本对民俗的表现以及构成认同、区别异族与自我的叙事，在史学史写作中就会特别关注希罗多德《历史》、伏尔泰《风俗论》之类注重社会风情描绘的作品；如果我们关注历史文本中的宏观视野与对于普遍价值的讨论，则在写作中更容易倾向重点讨论和分析波里比阿《历史》、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维柯《新科学》、赫德尔《人类历史哲学要义》这类涉及普遍历史观念的文本。为此，拓展史学史研究，可用史学理论研究来训练史学史家的反思能力，并根据研究者对于人性、对于人类社会的理解来遴选观念，令他们获具不同的眼光，从而把史学史写作推向培育和引导读者之史学思维与历史认识的更广阔空间。

　　史学理论为史学史研究提供理念和眼光，这是它们二者关系的一个维度。另一个维度，就史学理论而言，若是脱离了为其提供经验论证的史学史学科，它无法孤立存在，因为千百年来史家的文本构成了人类历史思维的富集区。在史学史中恰当地处理事实描述与意义阐释所采用的方式，也将相应体现出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结合的方式。如果说人类的历史思维本身有着历史性，这意味着史学理论的发展，亦会促成史学史写作随之而变。正如张广智倡导的“中国眼光”之中，蕴含了一种历史性的眼光，诸民族、诸文化这些已经为人所熟知的概念，若按种属定义的方式分析并类推，我们是否还可以区分现代主义史学史、后现代主义史学史，区分个体性史学史（此种种类繁多，例如某位史家只根据个人性情将自己喜欢的史家及其思想连缀成史，或如法国史学史、意大利史学史，文化史学史、政治史学史，地理史学史、传记史学史等等国别性史学史和专题性史学史）、普遍性史学史（例如一类以主题为据只关注那些描述了人类整体命运的史家、史著；另一类将史学史描述为人类精神的普遍发展史）。

　　史学史研究的分析与综合，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字游戏。它以怎样的方式出现，以怎样的形式被写作，也与作者对学术界现实的理解、对未来的预期相关。前述涉及的各式各样的史学史未必就会在将来一一出现，但它却告诉我们，基于当代的史学理论，若能接受历史表现的多元化思想，史学史研究的未来就充满了丰富的可能性。

　　其三，史学史研究作为从史学实践的具体经验中提炼出理论思想的学科，它还可以通过扩充对于史学实践的理解，为自我的发展寻求更坚实、更有益的滋养。

　　作为职业化的史学实践是18世纪后期欧洲的产物。如果我们将人类历史进程中凡是有志于处理与“过去”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各个领域，都看成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或自觉的史学实践涉足的范围，那么，所有这些都可以转化成史学思想或历史思想的经验之源。

　　在各个历史时期之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的历史意识，包括了他们对过去、对死亡、对遗忘、对记忆等等的看法；而在学术领域中，学术学科史如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法律史的写作，都借助了当时学术界普遍具有的历史意识来进行学科史建构；那么，对上述两个层次的深入研究，便将有助于我们为史学史这个历史思想的聚合点，获取一个基于人类日常生活经验和学术经验的面的支撑；并且，后者将与职业化史学实践一起，构成史学史学科的总体性、历史性情境，这势必有助于我们在一个宏观情境中理解、定位史学史中的关键思想与概念。例如，在我们了解了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温克尔曼、萨维尼、黑格尔等人的艺术史、法律史和哲学史写作中运用的历史意识之后，在了解了18～19世纪之交博物学、古物收藏与陈列的急剧发展之后，我们更容易理解学术界对于历史意识的领会、普通人对于日常生活加速变化之忧虑并凭借博物寄托怀乡之情。这些均可能与那一时期历史学的职业化过程有着更为深层的关联，如此，我们便可以将兰克对于史学史的关注置于一个更宏阔的学术背景与社会背景中去理解，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当时的历史学家是如何用自己的历史写作实践来响应和满足现实的要求。

　　以近代艺术史、法律史、哲学史的产生和发展作为背景来理解史学史的发展历程，相对会更容易一些，它毕竟可以有文本的确凿证据依循对比。如果要问：“‘我们生活在历史当中’这个命题是自古至今皆有效，还是只是自18世纪以来才逐渐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共识？”这可就生出了难题。现今各类史学史中涉及的文本，在它们各自生成时代的精神世界中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历史自何时起，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财富”？为此，史学史的写作与人类的思想史或精神史研究息息相关。此时，史学史家若在研究中采用思想史研究擅长的情境分析法，或许就会为史学史研究开启一个基于思想史的维度，同时也为思想史研究开启一个通过史学实践来表现的维度。

　　上文，我们谈到西方史学史学科深入拓展可能存在的几个方向，就当前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实力而言，若要使这些方向逐渐转变成现实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者介入其中。在此，我们也需要重申当前西方史学史学科在汉语文化圈的任务或使命。

　　研习西方史学史，本身可以是一种智力的乐趣，满足我们对不同文化思想之间的差异生出的好奇心和兴趣。它能够丰富我们的见识，帮助我们了解西方世界的历史思维方式，领悟西方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对待过去的态度、构建和借用历史的方式。然而从职业化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现实价值，对于汉语学者而言，便是一种通过他者认识自我的效用。这个他者不只是通过民族主义的方式来区分的中国之外的外国，或者通过文化属性区分的东方之外的西方，我们更应将其理解为人类社会中以史学为志业的其他同道。汲他人之长补自我之短，研读西方史学可为不同史学思想的比较与交融创造平台，从而提升我们的研究水平，也可以为其他不同的人文学科提供新的历史思维，助其更替学科历史的叙事方式——尤其当学科史的写作实则类同于对于学科的定义时，学科史叙事方式的转变，或将带来对于该学科性质的不同理解。

　　因为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研究者身份的历史性，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当以译介与研究并重。在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理想读者除了本学科领域之内的同道之外，主要的还指向中国史学研究者，如此才能体现西方史学史研究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即为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丰富的西方经验与理论资源。鉴于国内史学界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学科区分之下，常常有少数中国史家不能正常理解西方史学研究的价值，甚至认为西方史学思想中的理论阐释能力过强，以至令某些历史学初学者受其影响，犯以论带史之忌，进而因噎废食，这未免可惜。事实上，就现实而言，身处汉语文化圈，西方史学史研究主要以汉语写作，并且花费大量精力涉足西方史学经典的译介，这就足以体现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其根本目的在于为中国史学研究添砖加瓦，并促使中国史家开阔眼界、反躬自省。也因为近三十多年来国内的历史学科训练之中，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专业划分导致彼此跨界难度增大，西方史学史研究者在中国史学方面的欠缺，也造成了西方史学史界在表现和传播西方史学思想的过程中，不能与中国历史研究者的阅读和接受方式有效贯通。这一问题未来同样将成为西方史学史研究需要直接面对并克服的困境。

　　当然，以中国史学为本位进行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毕竟是当前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家之历史性任务；若从全球化文化交往的趋势来看，中西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与针对西方史学的直接批评，将令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家更好地顺应日益形成的学术全球化趋势，这也是中国史学进一步对海外史坛发挥影响、共同融汇成国际史学的途径之一。相对上述任务，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虽已有近百年历史，但成就还十分有限，要更进一步深入拓展，依旧任重而道远。

　　作者陈新，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教授。浙江，杭州，310028。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210

　　19世纪常被史学史家誉为历史学的世纪。由于启蒙运动对理性的信心、进化学说等科学理论的发现以及工业革命带来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进步观念弥散在整个历史学中，成为人们对历史进程的基本信念。无论是在诸如黑格尔、康德等哲学家眼中，还是在诸如兰克、基佐、阿克顿等历史学家眼中，莫不如此。与此同时，由于兰克学派的典范性影响以及历史学学科化程度的加深，客观性也成为人们对历史认识的崇高追求。本体论中的进步观念与认识论中的客观性观念这一对带有强烈形而上学色彩的历史观，可称得上是19世纪西方历史学的主流历史观念。

　　20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同样成就非凡。在资料的整理与运用、方法的多样化、研究内容的深入等方面，20世纪的西方史学丝毫不逊色于前一个世纪。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新史学、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德国的比勒菲尔德学派等，各个学派都产生过影响深远的大师与名著。在许多层面，20世纪西方历史学是19世纪历史学的延续、发展与深化。然而就本体论与认识论而言，20世纪的历史观与19世纪的历史观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进步观念与客观性观念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1．进步观念的境遇

　　事实上，对进步的怀疑并非在20世纪才出现。文明衰退论与文明进步论一直如影随形，结伴而行。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卢梭就批评道，人类整个的进步过程看似一步步地朝着个体进化的方向前进，而实际上却是一步步地朝着种的衰颓的方向演变。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19世纪，尼采警告说，世界已经完全丧失了活力，到处充斥着麻木、艰辛、冷漠、敌意和混乱。这些如晴空惊雷般的声音，并未能打碎人们的乐观与自信。

　　然而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格鲁内尔在《论进步》一文中，曾区分出三种类型的进步：第一种为幸福感的增加，功利主义者穆勒即作如是观；第二种为道德的进步，如康德对至善的期盼；第三种为知识的积累以及由此带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多数进步论者都倾向于此。[1]两次世界大战统统带走了这些，带走了人们的幸福感、道德感以及对科技的信心。宗教神学家R．尼布尔说，20世纪的现实已经以最悲剧性的方式驳斥了近代早期的那些美梦，而近代文化也因此陷入可怕的混乱状态中。[2]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流露的灰色情绪，便是这一时代精神状况的真实写照。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悲观地写道，“如今技术专家看到最近的发明竟变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物质能量，成为推动道德上作恶行为的动力，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已把毁灭人类的力量交在人类的手里。”汤因比无比愤激地说，“如果伏尔泰降世于20世纪，也许此刻他的战斗口号将是“科学，这就是敌人！消灭败类！”[3]在悲观和失望之际，汤因比转向了上帝，“当我研究历史的时候，我力图透过人类的各种现象，深入到隐藏在现象后面的事物之中。我用上帝这个字眼试着称呼我所怀疑隐藏在各种现象后面的东西，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别的表达方式。”[4]除了幻灭之外，我们看不到他对进步存有任何的幻想。正如伊格尔斯所言，循环理论的核心是悲观主义，它们否定终极价值，拒斥人类文明的整体性。

　　科技哲学家卡尔·波普以逻辑的方式论证了进步观念的谬误。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所以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一切把历史看作有规律性的历史决定论都不能成立。在他看来，我们既能够写一部朝向自由的进步人类史，又能写另一部倒退和压迫的人类史。

　　伊格尔斯在《重审历史进步观念》一文中总结说，我们必须坦率承认，作为历史运动的科学解释，进步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低估了人类的破坏性与非理性，这是进步论预言者很大的失败。[5]

　　2．客观性观念的境遇

　　在进步观念风雨飘摇之际，历史认识的客观性观念也遭遇到同样强劲的挑战。1903年，英国历史学家约翰·伯瑞说，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但这种兰克式的看法在20世纪并未获得多少有力支持。

　　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出版著作《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讨论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这一百多年中“客观性”这一神圣理想所遭遇的命运。全书共分四篇，分别为：客观性的加冕、受围困的客观性、客观性的重建、客观性在危机中。这一线索不仅是美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也是西方史学发展的缩影。

　　书中分析了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等科学理论对历史学的巨大影响，并引用克雷恩．布林顿的话说，“许多老一辈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总能到达完全外在于他的思想的某个真实，那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本身是有待于人们去发现的真实。我们现在可以承认，这种意义上的过去对我们来说永远逝去了。……历史学家可以摆脱‘如实直书，的原则给他们造成的沉重负担，接受公开的相对主义立场给他们带来的所有好处。”[6]

　　除去科学理论的冲击之外，在诸如美国内战的起源与性质、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具体历史问题的解释上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却在历史表述和权威的性质方面引出了关于学术和意识形态的重要问题。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1930年后，历史学家们基本上不再相信客观性了。”[7]卡尔·贝克尔在1931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年度演讲是“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在1933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年度演讲为“写作历史是信仰行动”。

　　冷战时期，一度出现为西方价值辩护的历史学著作似乎带来了客观性重建的曙光，计量史学也曾激发人们的热情。但随着左派史学、黑人史学与妇女史学的兴起，每个人群都成为为自己辩护的历史学家。海登．怀特于1973年发表的著作《元史学》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点，即“一本历史著作的诞生之所以有必要，并不是因为它确定了某些事件已经发生，而是希望确定这些事件对于某个特定的群体、社会或文化如何看待他们的当前任务和未来前景有什么意义。”[8]

　　所有这些其实都在反复强化、突出历史思维本身所天然带有的主观特性。W．H．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归纳出历史学家意见分歧的几个因素：一是个人的偏见；二是集体的偏见；三是有关历史解释的各种相互冲突的理论；四是基本不同的道德信念、人生观或世界观。这种观念的远祖可上溯至培根在《新工具》中所提及的人类思维的几种陷阱：族类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正如沃尔什所言，种种假象不过是非理性的、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信念。因而历史学并不是对“客观的”事件而是对写它的人投射了光明，它不是照亮了过去而是照亮现在。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时，表达的正是这一层意义。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时，含义同样如此。爱德华。卡尔则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过去永无休止的对话。海登。怀特说，历史著述是想象的场合。人们会看到，历史领域的种种要素可以用难以胜数的方法加以组合，就如感知的种种要素可以被自由的艺术家任意组合一样。以上种种理论使得客观性的信念失去了可靠的支撑。

　　3．失去方向的未来？

　　人们愈想寻找进步的依据，却发现越来越多的历史不确定性的证明。人类本身可能会异化，无法保证不出现希特勒、萨达姆这样的人物。人类科技的进步如基因工程、计算机技术、核技术等也绝难避免出现不可控的恶果。太空探索也使得人们认识到地球未来的命运充满未知数。另一方面，人们愈想寻找认识的客观性，却发现越来越不能摆脱主观性的影子。愈想寻找共识，却往往发现存在更多的分歧。某种程度上，20世纪的历史观可称得上是对19世纪历史观念的反叛。如果说进步观念与客观性观念是一种形而上学，那么与之相反的不确定性与主观性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而上学？摆脱了一种束缚，却不幸又被另一种束缚捆住手脚。这大概就是20世纪结束时西方历史观念的现状，陷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难道历史学的未来失去了方向？

　　全球史学、跨文化研究、环境史学等是历史学新兴的分支研究领域，新的视野和方法给处于困境中的历史学带来了生机。但是它们只是暂时回避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上述矛盾。如威廉·麦克尼尔父子在新著《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中提到，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合作与竞争所构成的巨大网络，由众多巨大信息流和能量流所维系着。然而这些信息、能量流以及这个网络究竟还能持续多久，则是一个值得人们加以深入研究的开放性课题。[9]

　　历史学家们无论是将目光投向地球上的他者、投向人类生存的环境，或者是投向浩瀚太空、甚至是投向内心的神祗——正如宗教历史哲学家们曾做过的那样，他们或许应当提出新的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历史观念。这种新的历史观念绝非单一的历史学科所能解决，而是需要综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它的目的不在于阐明规律或揭示真理，而在于在无序的世界中建立有序性、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建立确定性。新的历史观最为直接的用处是避免历史学被虚无主义与怀疑主义肢解的命运，更为深远的用处则是让人类忐忑不安的内心得到更多慰藉与安宁，或者激发人类的奋斗之心。人们对历史观念的需求，犹如对爱的渴求一样强烈。因为这既体现了个体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也体现了类的价值与意义。

　　或许这根本上就是一种乌托邦，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约恩·吕森教授在《思考乌托邦》一书中强调，我们需要这样一种乌托邦，它可以超越现实性和可控性的范畴，以赋予我们的行为以可能性的意义。如果我们成功地构想出这样一种作为文化定向途径的乌托邦成分，并避免使其因渗透到权力和暴力机器中而产生危险，那么，作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这种乌托邦思想将鼓舞我们的行动，锤炼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之处境与发展前景的批判性看法，并且坚定我们的种种信念。[10]

注释：

[1]格鲁内尔：《历史哲学》，隈{二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26页。

[2] R.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下册，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3]阿诺德·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宴可佳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267页。

[4]阿诺德·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王少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4—65页。

[5] G．G．伊格尔斯：《重新审视历史进步观念》，张文涛译，《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6]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杨豫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91页。

[7]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担》，第319页。

[8]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第821页。

[9]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页。

[10]吕森丰编．《思考乌托邦》，张文涛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页。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赖尔森（S．B．Ryerson，1911—1998）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位。他曾任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魁北克省党委书记，入党35年来，始终是加共的理论家、史学家，在60岁时脱离加共，就职魁北克大学历史系，专心加拿大史研究。他的经历反映着加拿大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曲折发展，值得重视。[1]

　　赖尔森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其父曾任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赖尔森在多伦多大学先学地质，后修语言，在1931—32年转学法国索邦大学。在欧洲期间，他游历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亲历经济大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接触法国左翼思想，参加了20万人为1871年巴黎公社最后一位幸存者举行的葬礼，在思想上成为共产主义者。回到多伦多完成学业后，赖尔森参加各种左翼知识分子活动，办杂志、写文章，还写过一个反映中国东北抗日活动的剧本。1933年他再赴索邦大学深造，在写高等研究文凭论文期间，参加左翼学者组织的活动，尤其受法共人民阵线政策影响。1934年他回到加拿大，在蒙特利尔市乔治．威廉斯学院（1969年升级为大学，后并入康考迪亚大学）教法语。1935年担任加共中央委员，1936年当选魁北克省党委书记。这一时期他以“罗杰”的笔名在左翼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但这些活动使他的住所在1937年被警察搜查，一些书籍和笔记被没收，工作合同到期后没有被续签。由此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知识分子。

　　相比其他西方共产党，加共中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成员较少，因此赖尔森很快就在党内受到重视，负责党的教育工作。他最初于1935—36年间在左翼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题目有：“加拿大过去的英雄”、“共产主义者：伟大传统的继承者”等，将1837年起义视为加拿大民主的首创。1937年，在起义百年之际，他发表《1837年：加拿大民主的诞生》。这本小册子是写给大众读者的，不是专业史学作品，但却是在加拿大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加拿大历史的最初尝试。他将起义领导者帕皮诺等人称作争取自由民主的英雄，以此鼓励民众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本小册子奠定了赖尔森作为加共理论家的地位，也开启了他用加拿大历史唤起加拿大工人的阶级意识和公民责任感的毕生追求。但这本书也遭到非议，1938年，一位史学家评论，赖尔森将加共伪装成1837年起义者的继承人，惟一目的是为民众反抗活动建立一个捍卫自由权利、反对专制的合法先例。虽然如此，1837年起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对今天魁北克马克思主义史学界还是有影响的。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几乎没有英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甚至马恩和列宁的很多原著都没有翻译或出版。加拿大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既没有什么理论，也很少分析加拿大的国情。

　　第二次大战初期，加共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反对加拿大参战，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总书记巴克（Tim Buck）等人流亡美国。赖尔森和留在国内的其他加共领导人继续提出”退出英帝国”的反战口号，但随着德国进攻苏联，加共迅速地转变为支持加拿大政府参战。

　　赖尔森执行党的人民阵线政策，号召加拿大人团结一致支持战争。1943年他发表《法语加拿大：加拿大民主研究》一书，称赞为法裔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英雄：帕皮诺、拉封丹、多里昂、里尔（Louis Riel）、劳埃尔等人。联邦总理W．LM．金致信赖尔森，称此书“促进和扩大法语加拿大人和英语加拿大人之间的理解”。赖尔森后来承认，他当时有意回避了魁北克民族主义问题。该书面世两年就售出近万本，由于其写于二战期间和英、法裔社区对抗的背景下，至今仍有一定研究价值。同年，赖尔森还发表一本介绍社会主义原理的书（A World to Win：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alism）。这虽然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但值得注意的是，它试图通过加拿大历史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原理。该书还鼓励人们去读原著，如《资本论》，说“那种认为这本巨著对一般读者‘艰深’、‘不好理解’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散布的一种神话”。

　　二战结束到1956年前，加共的主要工作是抨击战后通货膨胀、组织和平运动、揭露美国对加拿大经济和文化的侵略。但在冷战气氛的压力下，加共脱党人数估计为1／3到1／5，这是加共在外部压力下的减员。

　　1956年，因苏共20大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加共遭受更大的内部压力，党员减少了一半，一些党的干部包括中央执委会委员也登报退党。很多党员认为，赫鲁晓夫完全以斯大林个人缺陷来解释他的错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苏共领导集体应对这种错误负责。他们同时要求党内反对官僚主义、个人迷信，扩大民主和宽容。面对严重的党内分歧和脱党现象，赖尔森经历了震惊和彷徨后，协助巴克维持住局面。他们认为，尽管斯大林的错误非常严重，但同他建立和保卫社会主义的成绩相比，还是次要的；反对斯大林的错误不能偏离社会主义。

　　1959年，加拿大共产党恢复了名称（1942——1959年称劳工进步党），在多伦多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赖尔森担任中心主任，负责《马克思主义者季刊》（Marxist　Quarterly，1966年改名为《地平线Horizons）的编辑，参加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赖尔森主持杂志期间，刊物出现了理论探讨的活跃气氛，如马克思主义者与基督教徒的对话，以及对1956—57年加共党内针对秘密报告引起的那场夭折的讨论的反思。赖尔森意识到，加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都是不充分的。

　　1968年8月，苏联和华约集团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地平线》在头条位置刊登加共执委会的声明，并刊登东德共产党支持和美国共产党默认的文章。赖尔森当时在欧洲参加国际哲学大会，见到这期刊物后非常愤怒。因为他曾为加共执委会起草过一份声明。对捷克事态表示严重关切，含蓄地批评华约的干预，认为那里是“社会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没有解决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敌人的阴谋”；还明确指出，华约对捷克事态的解释与捷克领导层的估计和理解不一致。10月初，加共中央委员会就捷克事件的决议进行表决，巴克为代表的多数派以28：14票通过了入侵捷克是“保卫社会主义”、打击“潜伏的反革命”的决议。赖尔森否认大多数捷克领导人要求苏联干预的说法，认为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诚实”的基本问题；抨击入侵为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粗暴的家长制”；认为加共追求的原则已在危险中。此前，”布拉格之春”颇受加共赞赏。4月底，加共还向捷共发电祝贺其“深化和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

　　赖尔森的立场在一些加共党员中引起共鸣。一位在一战前就投身加拿大社会主义活动的老党员菲尔莫尔（Roscoe Fillmore）说，“在81岁之时，在一般地维护苏联的各种行动五十多年之后，我发现我自己不能为它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和政策辩护”。

　　1968—1969年冬季，《地平线》被停刊，同时《共产主义观点》（Communist viewpoint）创刊。赖尔森写到，这表明《地平线》已不能满足党对当前的政治需要。1969年加共20大会议上，赖尔森在党内的活动被终止了。1971年他正式离开加共。加共随之发表一份声明，“斯坦利。赖尔森最近通知加共执委会和加共，他已决定退党。这一决定是因为他继续坚持其在20大以前的观点，这种观点被20大宣布为错误的。斯坦利。赖尔森要求给他时间来思考与党不同的观点，党同意了。然而，他的观点没有改变。加共执委会现在宣布：斯坦利。赖尔森不再是加共党员”。

　　尽管赖尔森接受的是文学的专业训练，长期对哲学感兴趣，但他却是以史学开始其革命职业生涯。赖尔森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加拿大历史的人，其他的加拿大学者或许比他更早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没有将之用在史学中。赖尔森在其第一本书《1837年：加拿大民主的诞生》的前言中写道：他希望“为一项长期迟到的事业提供一个起点，即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我们国家的历史”。他批判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以他们的劳动、斗争和理想；在这样真实的背景下，历史才能被理解、才有意义”。“人们的斗争和观念造就了历史，但他们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在既定的社会制度中”。这样，历史的自由与必然，有机地交织在赖尔森的史学著作中。

　　如果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和立场是赖尔森史学的首要特点，其另一个特点是，写作目的是教育和唤醒民众。因此，他的写作对象不是学者，而是民众。1946年，加共有一个“人民的历史”项目，在赖尔森的主持下，他这样解释这项计划的宗旨，如同“人民必须夺回他们的土地和劳动成果，他们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文化、观念和历史”。该项目的主要成果是赖尔森的两本书《加拿大的奠基：从开始到1815年》（The Founding of Canoda：Beginnings to1815）和《不平等的共同体：联邦和加拿大冲突的根源：1815—1873》（UnequaJ Union：Confederation and Roots of Conflict in Canadas，1815—1873），分别出版于1960和1969年。《加拿大的奠基》新材料不多，但结构和观点与众不同。如欧洲人殖民以前的历史有六章，最初的西方探险家及其活动不是被作为英雄和伟大事件，而是作为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兴起的背景。在全书中，赖尔森在书中努力再现社会下层群体：奴隶、土著、渔民、水手、工匠等，以及阶级矛盾。

　　《不平等的共同体》有三大主题：殖民地反抗、资本主义兴起和新国家诞生。赖尔森将1837年起义看作是英美法三大革命的特殊混合产物，目标和内容是反封建、反殖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义领导人是“民主的、爱国的和国际主义的”。虽然起义在军事上失败，却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因为它为责任制政府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改革者的软弱、防御性战略和组织松散。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明显揭示了英一法裔社会的矛盾和作者内心的法裔民族主义情结。该书副标题中的复数”加拿大”（Canadas）是罕见的。赖尔森认为，法裔在1763—1867年期间进行的民主斗争是争取民族自决权利的斗争，是一个民族选择他们自己国家形式的权利。“就魁北克而言，自治领与省的关系不仅不得不处理‘省权’，而且要处理更深层的英一法加拿大人的民族关系问题”。1980年，在《法语加拿大》新版本前言中，赖尔森进一步表示，如果1867年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地使魁北克得到“政治平等”，那么当前任何有关自决的讨论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因而都是倒退的。换句话说，当前法裔争取权利的活动是有充分理由的。

　　一位史学家这样概括与赖尔森同时的英语史学家，他们“认同法裔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团体在魁北克省有某些权利，但他们基本上不会接受比这更多的了。那种两者要平等的观念，对他们完全是陌生的”。赖尔森显然与此不同。

　　尽管要写人民的历史，但在1970年前，无论对工业革命前的民众，还是后来的工人阶级，赖尔森的研究算不上深入和独创性的。此后在魁北克大学历史系同事们的协助下，赖尔森主持了魁北克工人政治运动史的资料收集工作，在70年代中期出版了资料集和编年史。这些资料又产生了另一项集体成果一一赖尔森主编的《150年的斗争：魁北克劳工史》法文版1979年面世。

　　赖尔森对加拿大历史研究的贡献，在70年代中期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1974年他当选为加拿大史学会委员，任期三年后负责筹备加拿大参加1980年布加勒斯特世界历史科学大会的组织工作。1980年麦吉尔大学举行加拿大劳工史会议，特别向赖尔森表示敬意。

　　加拿大史学界对赖尔森的评价不一，有人认为应将其放在加共历史的条件下，承认其对民众历史的贡献；加共混淆“理论与策略”，使理论屈从于现实的需要，赖尔森很难不受到影响。加拿大当代史学家帕尔默认为，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如果说有一些，也不是在史学界，而是在加共的一些理论和史学著述中，赖尔森是其中较突出的。但赖尔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只表现在引用马恩经典作家语录、强调物质力量和阶级关系的重要性上。帕尔默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定义比较严格，在他看来，目前加拿大史学界也没有什么人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历史方法，不仅是强调物质因素和阶级关系对日常生活、社会关系及其变革的重要，但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往往就是这些，并因此将一些人当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他们实际不是。[2]虽然如此，帕尔默仍将《不平等的共同体》列在其加拿大劳工史博士生的参考书目中。

　　赖尔森有追求真理、追求自由、反抗专制和资本主义的基因，这种基因终其一生，无论是作为加共理论家还是作为史学家。作为共产党人，反对法西斯和资本主义，其国际主义超越了种裔甚至阶级矛盾，他主张法裔自由与自治，但反对魁北克分裂主义者，主张全体加拿大工人阶级团结一致进行社会变革，在1968年以前一直与加共保持一致。作为法裔史学家，他感受到了种种压抑和束缚，并一生与之抗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书写加拿大历史，就是要唤醒更多的人去抗争。赖尔森的著述已成为加拿大劳工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赖尔森对白求恩的评价很高，称他为实践的革命知识分子、一贯的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的战士、加拿大民主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赖尔森与白求恩都是法裔加共党员，有共同的经历和情感，因此，很大程度上，赖尔森对白求恩的评论用在他本人身上也是很合适的。

注释：

[1]本文主要参考了加拿大史学家基利的两篇论文：G. S. Kealey,” Stanley Brehaut Ryerson : Marxist Historian”,” Stanley Brehaut Ryerson : Canadian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Vol.9 （ Fall,1982 ）.

[2] Bryan Palme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Writing of Canadian History”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Vol.17,No.2,2006,p.38—39.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

　　【关键词】托勒密埃及　经济史　回顾　展望

　　公元前304年，救世主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Soter，公元前304—前283年在位）在埃及称王，建立了托勒密王朝。之后，他与后继的托勒密二世．费拉德尔普斯（PtolemyII　Philadelphus，公元前285—前246年在位）对埃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建立了既体现希腊特征、又独具埃及特色的经济体系。对于这种经济体系，我们既可把它视为古希腊经济制度的延续，又可把它看作法老时期埃及经济制度的发展，还可把它当成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的成果。因此，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对进一步深入理解古希腊、古埃及以及希腊化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有重要作用。

　　由于学科、领域交叉和资料匮乏等原因，相比古希腊史、古罗马史或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西方学界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历程至今也不过一百多年历史。然而，就在这一百多年里，它见证了世界古代经济史研究大潮的起起伏伏，其自身的发展也可圈可点，且对当下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可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对这一研究领域了解不多，因此，笔者欲在考察西方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做一简单梳理。[1]

　　一、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西方古典学界素有写古希腊通史的传统，以至于某个学者写一部《希腊史》并不新奇，然而德国历史学家贝洛赫（K．J．Beloch，1854—1929年）在19世纪末期出版的《希腊史》却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并不是因为贝洛赫在书中的独到见解，而是因为他写作观念的创新。他写《希腊史》上迄克里特一迈锡尼文明，下迄公元前217年，并计划一直写到苏拉统治时期。这在时间上突破了西方传统希腊史观，把希腊史的叙述范围扩展到了几乎整个希腊化时代。[2]同时，他花费了大量笔墨来叙述经济方面的历史，仅描述希腊化经济的内容就占到了近半卷的篇幅。这是以前的《希腊史》著作完全忽视的，因而被古奇（G．P．Gooch，1873—1968年）视为书中最有创见的部分。[3]通过这部《希腊史》，贝洛赫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喀罗尼亚战役不但不是希腊史的结束，反而是它的极盛时期。经济史从前一直没人理会，这时也应取得它应有的地位。”[4]

　　这种观念在19世纪中期以前无疑是颠覆性的，但在当时却只能算是顺应时代的产物。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后期，德洛伊森（J．G.Droysen，1808—1884年）开创了“希腊化时代”的学术领域研究。[5]差不多同一时期，“经济史”作一个独立的史学分支也在德国产生和成熟起来。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学者都开始逐渐认识到研究希腊化时代历史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把目光投到经济史领域。这是一个启蒙时代，它不仅促使许多像贝洛赫那样的希腊史家改变了对传统希腊史学的看法，还引导许多学者开始了对希腊化经济史的探索。相应地，作为希腊化经济史重要分支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界已有一批学者开始涉足托勒密埃及经济史领域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法国学者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年）的《托勒密埃及的财政》、德国学者莱勒（Theodon Reil，1889—？）的《希腊化时代埃及工业知识论》、列克勒克（A．B．Leclercq，1842—1923年）的《拉格德史》、俄国学者哈瓦斯托夫（M．M．XBOCTOB）的《希腊罗马时期埃及的纺织业》、俄裔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1870—1952年）的《公元前3世纪埃及大地产》等。[6]此外，一些研究希腊化史的学者也在其著作中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有一定涉及，例如塔恩（W．W．Tam，1869—1957年）就在其《希腊化文明》一书中广泛探讨了托勒密埃及的经济模式、税收、农业生产、专卖制度、商品销售等内容。[7]这一系列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领域的诞生。

　　在这些早期涉足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当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罗斯托夫采夫，他精于考古，著述颇丰，为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积累了大量原始史料和研究资料，奠定了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基础。[8]罗斯托夫采夫具有极好的考古学素养。早在大学期间，他便和哲别列夫、斯米尔诺夫等人组成一个学术小组，研习古代文物。1895年，他在西欧访学期间，曾广泛考察古典文明的遗迹，在考古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他能够娴熟运用第一手的考古材料进行写作，从一定程度上说，其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对于刚刚起步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罗斯托夫采夫还是一个多产的学者。他一生涉猎广泛，著作等身。在研究希腊化史时，他尤为关注经济史，其在1935年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发表的名为《希腊化世界及其经济发展》的就职报告就一度产生了很大影响。[9]而在研究希腊化经济史时，他又尤为关注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他陆续发表了关于希腊化经济史的论文22篇，其中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专论就占了15篇之多。[10]在当时史料极为匮乏的学术环境下，仅就论文数量而言，其他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学者未有望其项背者。这些质、数皆优的论文加上之前提及的那本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专著足以奠定他在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罗斯托夫采夫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贡献还在于，他在希腊化社会经济背景下第一次全景式勾勒了托勒密埃及经济全貌，而且第一次运用古代经济史理论对托勒密埃及经济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他将“古史现代化”的研究方法引入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对该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41年，罗斯托夫采夫的煌煌巨著《希腊化社会经济史》问世，[11]该书正文两卷、注释一卷，厚达1779页，历时15年完成，集合了罗斯托夫采夫在这一领域数十年的学术思想、考古和研究成果，代表着当时希腊化经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作为希腊化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托勒密埃及经济史自然是罗斯托夫采夫的研究重点，他花费大量篇幅深入而细致地研究了托勒密埃及的经济情况，内容涉及经济改革、自然资源开发情况、商业、货币、银行以及土地制度、税收制度、专卖制度等，将一幅生动的托勒密埃及经济画面展现在了世人面前。时至今日，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仍是许多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在研究方法上，这位极具天赋的历史学家是“古史现代化”的狂热推崇者，他把托勒密埃及商业贸易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货币流通、产品生产和销售看作资本主义资本运作；把专卖制度视为垄断资本主义；把托勒密王朝国王的敛财行为看成资本家追逐利润，这些都给当时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深深地打上了“古史现代化”的烙印。无疑，在今人看来，“古史现代化”存在诸多弊端，早已被学者抛弃，但在当时，这种研究方法却盛极一时，以德国学者迈耶尔（Edward Meyer，1855—1930年）和俄裔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为代表的“古史现代派”几乎主导了20世纪上半期的古代经济史研究，而罗斯托夫采夫将这种研究方法引入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则意味着，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被融入到了当时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大潮之中，成为了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20世纪上半期，罗斯托夫采夫主导了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其对早期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由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功绩，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获得了较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影响，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被渲染上浓重的“古史现代化”色彩，又为其在“芬利时代”[12]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二、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衰落与复兴

　　“古史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循环论，它完全忽视了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只注意社会现象的类似，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从50年代开始，随着这种理论的缺陷逐渐暴露㈩来，以芬利（M．I．Finley，1912—1986年）为代表的“原始派”对“古史现代派”进行了尖锐批判。[13]罗斯托夫采夫成为众矢之的，希腊化经济史研究也受到冲击。一方面，后来的学者对希腊化经济史任何领域，尤其是托勒密埃及经济史领域的研究都必须面对罗斯托夫采夫“古史现代化”的论著，而正如戴维斯（J．K．Davies）所说：“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遗产，在极端不同的学术氛围中继承罗斯托夫采夫的研究将是一项巨大挑战。”[14]另一方面，“原始派”强调古代经济的封闭性，并不承认不同区域、文化间的经济联系，因此对希腊化经济史本身并不认可。

　　1973年，芬利出版了其代表作《古代经济》。该书中，芬利构建了一个替代“古史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新经济模式，[15]并大胆地将这一模式应用于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的整个希腊罗马经济史，然而对于希腊化经济，芬利却几乎一笔带过：

　　希腊化时期的界定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但在古代经济研究中形成了严重的误解，因为这三百年间存在着两个根本不同的希腊社会：一个是古希腊世界——包括希腊及其周边地区，它们尽管在政治文化上发生了变化，但由于一些特殊因素，经济却没有变；另一个是被并入古希腊世界的新东方区一一包括小亚细亚、波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体系并没有被马其顿征服者、随之而来的希腊移民、甚至更晚来到的罗马人改变，因而并没有“希腊化经济”一说。[16]

　　自此，希腊化经济被完全排斥在“芬利模式”之外，几乎无人问津。许多研究古代经济的史家都回避了敏感的希腊化时期，专注于研究其他时期的社会经济。致力于希腊化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大都默默无闻，鲜有作品发表。

　　在这种大环境下，学者们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极少，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专著，只有关于希腊化世界或托勒密王朝的通史性著作才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领域略有涉及。在这类著作中，影响较大的著作有纸草学家弗雷泽的《托勒密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3卷本）和希腊化史家沃尔班克的《希腊化世界》。[17]前者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贡献在于他细致分析了亚历山大里亚的贸易情况，而贸易又广泛涉及市场、货币、专制品生产与销售、王室贸易、关税等，据此，托勒密埃及的经济情况可窥一斑。此外，弗雷泽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创见之处在于，他能够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城市的视角去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这对我们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很有启发。在当前学术环境下，将城市史与经济史结合进行综合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有新的认识和突破。沃尔班克的《希腊化世界》在材料组织上类似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希腊化社会经济史》，都是以政治史开篇，然后按国家对希腊化世界各个区域进行分章细述。对于托勒密经济，他将之与托勒密埃及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联系起来综合分析。较之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分析方法，沃尔班克的这种分析方法更利于进一步理解托勒密经济制度或现象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虽然相比“罗斯托夫采夫时代”，“芬利时代”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有所衰落，但总体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在缓慢发展。一方面，对希腊化时期遗迹的考古发掘活动仍在继续，纸草学、碑铭学、钱币学、埃及学等辅助或相关学科仍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相比“罗斯托夫采夫”时期，这一时期的原始资料积累更为丰富。另一方面，由于“芬利时代”对古史现代派的批判，一些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学者逐渐摆脱了罗斯托夫采夫史学思想的束缚，开始寻求新的研究方法，而“芬利模式”对希腊化经济的排斥又使他们远离了原始派的理论体系，这不仅避免了“芬利模式”的局限，还拓展了研究者的思路，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更新、更科学的研究方法。

　　进入90年代，“芬利模式”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它既不能在细节上对古代经济中诸如信贷、营销等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也没有在总体上对古希腊罗马世界，尤其是希腊化时期经济活动的范围和成熟程度做出正确评价，因而遭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质疑。1998年，在芬利的《古代经济》出版25周年之际，古代经济史学者在斯坦福召开大会，集中讨论了“芬利模式”的种种弊端。大会基本否定了“芬利模式”，指出古代东方（这里主要指西亚、埃及等）经济远比传统智慧所能想象到的更加复杂和变化多端，因此需要学者们进行许多芬利没有做过的尝试。由此，希腊化经济史研究进入了“后芬利时代”。[18]

　　“后芬利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学者们对“芬利模式”的批判和反思。而在这种批判和反思过程中，被“芬利模式”列为禁区的希腊化经济史又重新进入了古代经济史学者们的视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也相应地重新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于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量关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又开始繁荣起来。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说，我们正受益于这种繁荣带来的丰硕成果。相比之前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成果，这些新出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著作方法更为科学、视角更为独特、视野更为广阔、分析更为细致，是我们深入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的重要文献参考，这里列举几部较有代表性的专著。

　　曼宁（J．G．Manning）的《托勒密埃及的土地与权力：公元前332年到公元前30年间的土地所有权结构》深入探讨了托勒密埃及的土地所有权问题。[19]他从宏观经济背景介绍和地方个案研究两个层面人手，通过广泛而细致地研究从底比斯和法雍最新出土的纸草文献，指出不同文化背景造成了托勒密埃及南北两地土地所有权的差异，而在对土地所有权的类型与性质界定上，他又进一步指出，托勒密埃及的土地所有权结构是古埃及旧有的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延续，以此为基础，托勒密埃及统治者对土地所有制结构又进行了希腊式改造，如军田制的引入和推广等。曼宁还发现，尽管托勒密埃及希望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但整个托勒密时期的埃及土地所有权制度地方性差异仍然十分明显，究其原因，是埃及强大的本土祭司集团与其马其顿统治者抗争的结果。虽然仅从底比斯和法雍两地抽样分析整个托勒密埃及的土地所有权结构未免以偏概全，但这种对比研究的方法更利于突出托勒密埃及特有的南北经济制度差异，这对于我们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其他经济制度也有借鉴意义。

　　雷登（S．V．Reden）的《托勒密埃及的货币：从马其顿人征服到公元前3世纪末》对托勒密埃及经济货币化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20]该书分别研究了货币经济对托勒密埃及城市和乡村的影响，系统研究了货币在埃及地区的税收、租金、工资、信贷、劳动合同、银行、商业中的作用，并梳理了以货币为纽带的各经济利益方（借贷者与贷款者、包税商与纳税人、商品买卖双方等）之间的联系，进而又强调了托勒密埃及货币体系对整个托勒密经济兴衰的巨大影响。该书以货币为中心，研究触角伸向托勒密经济工、农、商、税等各个领域，在研究方法上是典型的以小见大，且其视角独特、研究面广、分析细致透彻，是难得的佳作。

　　穆勒（K.Mueller）的《托勒密王朝定居点：希腊化世界的城市和新定居点的建立》以埃及地区的定居点为中心进行研究，因为在作者看来，希腊化时期的移民对埃及的影响要远胜于托勒密埃及统治的其他属地。[21]而对于这种影响，作者将其纳入区域体系和城市体系之中作了系统描述。最终，通过对托勒密埃及各地定居点的分析，作者清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托勒密埃及定居点是托勒密王朝经济繁荣、财政盈余的工具和核心所在。显然，限于所获各地区的研究材料数量不一，作者在叙述中难免会对希腊人定居点较多的地区，尤其是法雍地区有所侧重，而对其他一些希腊人定居点较少的地区，如底比斯及其以南地区一笔带过，但如果我们将之放在作者构建的区域体系和城市体系内进行宏观把握，辅之以作者进行的横向和纵向研究，这种材料上的缺陷就得到了有效弥补。

　　三、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发展的趋势与前景

　　近十几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举办的希腊化经济史会议召开之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在新近出版的《剑桥希腊罗马经济史》中，涉及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篇幅。[22]剑桥和布莱克威尔各自新出的《希腊化时代研究指南》也有相关专家表现出了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重视。[23]编新《剑桥古代史》在叙述希腊化史时也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内容有所关注。[24]这些都充分说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已逐渐由一个不起眼的研究领域日益发展成为世界古代经济史领域和希腊化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日新月异的新时期，该领域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和特点，这些趋势和特点无不向我们昭示，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正经历着一个繁荣时代。

　　1．研究者专业化的趋势明显。在过去，凡涉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者要么是希腊化史家、古埃及史家，要么是古代经济史学家或纸草学家，他们涉足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大多是研究领域延伸的结果，或单纯的一时兴趣所致。而现在，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学术研究方向的细化，加之诸如“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与社会”等系列丛书项目的推[25]动，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分支领域，也逐渐有一批学者将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视为安身立命、长期专注的研究方向。如此，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必将日益常态化，研究成果更新速度也将更快，研究内容也将进一步细化。

　　2．在文献史料整理方面，纸草文献的编辑整理也日益精细化。[26]一方面，学者们对一些旧有纸草文献史料集进行了重新修订和扩编，另一方面，在编排方面更系统化的新史料集也陆续出版。对于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学者来说，西方一些学者通过收集、翻泽部分希腊语纸草文献整理出版的一些英文史料集可供研究者使用，其中尤以奥斯丁（M．M．Austin，1943—）编译的《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征服的希腊化世界：古代史料选译》较为常用。[27]该书收录了博物馆藏的300多篇纸草文献，其中关于托勒密埃及的文献有73篇之多，涉及农业生产、金矿开采、牲畜养殖、产品运输、油料专卖、市场监管、货币结算、政府开支、官员职能、税收法令等大量托勒密经济的内容，同时编者对每篇文献都作有说明和注释，并罗列了一些相关研究著作以供扩展阅读。此外，该书还配有年表、地图、钱币插图，是诸多史料集中最全面、实用的一本。巴格诺尔（R.S.Bagnall，1947-）和德罗（Peter Derow，1944—2006年）编译的《希腊化时代：历史资料选译》也是一本不错的史料集。[28]该书是在1981年版的《希腊历史文献：希腊化时代》基础上修订扩编而成，[29]它不仅增补了许多新文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考古的最新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收录关于托勒密埃及的文献占到了全书收录文献总数一半以上，并分成行政体系、皇室经济、军队警察、司法体系四个章节介绍，内容集中，分类细致，非常好用。伯斯坦（S．M．Burstein）编译的《从伊普索斯战役到克娄巴特拉之死的希腊化时代》所收关于托勒密埃及经济的纸草文献相对较少，只有寥寥数篇，但这些文献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也很有价值。[30]

　　此外，西方纸草学家还修订整理出版了一些希腊语纸草文献的英文注疏本。例如，对于十分著名的《托勒密二世税收法律》，美国那布出版社（Nabu Press）组织学者对其进行了修订和再版，[31]又如穆斯（B．P．Muhs，1965—）根据底比斯的最新考古成果编辑出版的《托勒密埃及早期底比斯的税收收据、纳税人和税收》等。[32]较之于英译本，这类文献需要研究者具备一定的希腊语和纸草学知识。而较之于早期的英文注疏本，这些新书史料编排更为合理、注释更为细致，因此阅读难度有所降低，甚至只须略懂希腊语、稍具纸草学基础即可阅读，这就大大促进了此类文献的普及。

　　3．新时期的研究方法也有所突破，学者们日益转向跨领域、跨学科交叉研究。在这一点上，阿奇博尔德（Z．H．Archibald）等人主编的《希腊化经济》为学者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33]该书就希腊化经济问题集中展示了古代经济史、考古学、碑铭学、纸草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而细化到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学者们更重视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间的综合研究，强调各领域间的交叉联系。宾根的《希腊化埃及：专制，社会，经济，文化》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34]自新史学诞生以来，跨学科交叉研究现已深人人心，而新经济史发展至比较历史分析的新阶段，也日益重视经济事件背后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背景，强调任何经济制度的演进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35]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研究趋势也是新史学与新经济史学融合的自然结果。

　　随着国外托勒密经济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也日益受到国内学者们的重视。[36]同西方学界一样，国内最先关注这一领域的也是专注于希腊化史和埃及史研究的学者。杨巨平教授则意识到了埃及纸草文献对托勒密埃及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巨大作用。[37]埃及史专家颜海英教授对托勒密埃及奴隶制度进行了细致分析。在其《托勒密时期埃及奴隶制评析》一文中，颜海英教授运用了大量原始纸草文献对托勒密埃及奴隶制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其主旨在于强调托勒密时期埃及奴隶制发展的缓慢性和特殊性，而这种缓慢性和特殊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托勒密埃及的统治并没有削弱埃及原有的经济制度，它在接受埃及专制政体的同时，也逐渐适应了其经济体制。[38]郭子林是国内第一位专注于托勒密埃及史研究的学者，虽然其研究方向侧重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但他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他的《从托勒密埃及国王的经济管理透视专制王权》虽然旨在强调托勒密国王的专制王权，但他通过国王对托勒密埃及农业、产业、贸易、银行、税务的管理揭露了国王拥有经济大权的宗教原因，即他们被埃及民众看作法老的继承人和神之子。[39]郭子林的另一篇文章《古埃及托勒密埃及对法雍地区的农业开发》则对法雍地区的农业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系统分析了托勒密埃及统治者开发法雍地区的原因、措施和影响，指出了法雍地区的农业在托勒密埃及经济中的重要地位。[40]这些成果充分表明，国内已初具进行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条件。

　　近年来，国内世界古代史研究条件有了极大改善。许多高校都相继引入了洛布丛书、牛津古典文献和一些纸草文献史料集；部分高校也开设了古希腊语、古罗马语、古埃及语等世界古代语言课程；许多机构也陆续组织学者翻译出版了一系列西方著名学者的研究著作。国内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起步的，这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该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相比西方学界，国内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有着更高的起点，学者们能充分利用西方学界一百多年的研究成果，运用更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当前，国内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正处于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还有许多历史空白等待填补，这也意味着，国内研究者将有着更广阔的施展空间，而随着学者们对这一领域研究的不断进入，我相信，国内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也必将前景广阔。

（作者陈恒，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邮编：200234）

注释：

[1]由于资料和语言限制，本文主要对西方以英文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

[2]19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学家（近代意义而言）写古希腊史，一般只写到亚历山大东征或最多写到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毁灭希腊之科林斯从而在希腊确立统治为止。参见陈恒：《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3]参见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耿淡如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81页。

[4]转引白汤普森：《历史著作中》（下），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85页。

[5]参见J. G. Droysen, 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Hamburg,1878。德洛伊森24岁时就已经沉醉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光辉事业，在1833年出版了《亚历山大大帝传》。1836年，他又在汉堡出版了《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一书并在书中首先赋予了“Hellenism”一同以新意，即“古希腊政治、教育制度在东方民族中的扩散”。以后的学术界就采用了这个术语——“希腊化”。1843年，他又出版了《希腊政治制度形成史》。在他看来，没有任何重要的时期像他称为“希腊化时代”的时代受到这样的忽视。1877—1878年间，他在对三本著作进行了仔细修订之后合并为一部出版，取名为《希腊化史》。至此，他完全奠定了希腊化时代历史的研究基础。

[6] 参见Henri Maspero, Les Finances de l’Egypte sous les Lagides, Paris,1905 ; Theodon Reil, Beitrage Zur Kenntniss des Gewerbes im Hellenistisehnc a Egypten, Leipzig,1913 ;A.B.Leclercq,Histoire des Lagides,Paris,1903-1907;M.Rostovtzeff,A Large Estate in Egypt in the Third Century B.C.E:A Study in Economic History,Madison,1922哈瓦斯托夫的著作转引自晏昭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7]该书自1927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多次再版。该书前后经过两次修订，本文参考的是1953年第二次修订（本次修订由塔恩本人和剑桥大学古代历史学家格里菲斯［G.T.Griffith,1908—1985年］共同完成）的版本，见W. W. Tam, Hellenistic Civilisation, London,1953。中译本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陈恒等译。

[8]关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史学成就可参考晏绍祥：《罗斯托夫采夫及其史学》，《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

[9]该报告发表于次年的《美国历史评论》，见M.I.Rostovtzeff,”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41,No.2（Jan.,1936）, pp.231-252。

[10]数据根据罗斯托夫采夫的门生威尔斯编写的书目统计得出，参见C. B. Welles, “Bibliography : M. I. Rostovtzeff”, in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Vol.5, No.3 （Sep.,1956）, pp.358 -381。

[11]参见M.I.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Oxford,1941。该书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希腊化世界整体经济面貌的著作。罗斯托夫采夫不仅全景式勾勒了希腊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画面．还运用“占史现代化”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希腊化世界货币一市场体系。同时，他运用了大量当时最新的考古资料，并配有大量文物图版和注释，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该书出版后在史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米歇尔（Henry Michell）、沃尔班克（F.W.Walbank）、刘易斯（Naphtal Lewis）、莱斯特纳（M.LW.Laistner）都先后发表书评，对该书的价值和影响评价甚高。1953年，弗雷泽（P.M.Fraser）对该书进行增补修订后在牛津再版。意大利语版本也在不久后问世。当前，这本书的中文版也正在翻译之中。参阅Henry Michell, “Review :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in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8, No.2 （May,1942）, pp.247-260; F. W. Walbank, “Review: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in The Classical Review,Vol.56, No.2 （Jun.,1942）, pp.81 -84; Naphtal Lewis, “Review: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World”, in The Classical Weekly, Vol.36, No.16 （Mar.8,1943）, pp.187 -192; M.  L.  W.  Laistner, “Review:The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32, No.3, Part 1 （Sep.,1942） ,pp.571-578。

[12]在20世纪下半期，芬利先后通过《古代雅典土地与信贷研究》（Studies in Land and Credit in Ancient Athens,500—200B.C.E:The Horos Inscriptions,195I）、《古希腊社会经济史》（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1953）、《古代经济》（The Ancient Economy，1973）等一系列古代经济史专著阐释了他的古代经济理论，构建了芬利版的古代经济史框架。其著作论证充分，史料丰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进而主导了西方古代经济史研究。这一时期通常被西方古代经济史学界称为“芬利时代”。关于芬利其人及其史学理论，可参阅王敦书、周爱平：《一代古史名家M．I．芬利和他的史学方法》，《史学理论研究》1988年第3期。

[13]这里涉及古代经济史学界“古史现代派”与“原始派”长达百年的争论。“原始派”认为古代经济是闭塞的家庭经济，现代经济属于国民经济。“古史现代派”则认为古代经济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无区别。在具体的问题上，“原始派”强调家族、宗教、社会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而“古史现代派”则主张“古史现代化”，强调资本在古代经济中的作用。国内学者晏绍祥对这一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可参阅晏绍祥：（20世纪的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罗斯托夫采夫及其史学》，《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第71—72页。

[14] J. K. Davies, “Hellenistic Economies in the Post-Finley Era”, in Z. H. Archibald, J. Davies, V. Gabrielsen and G. J.Oliver, eds., Hellenistic Economies, London and New York,2001, pp.13-14.

[15]这种经济模式通常被称为“芬利模式”或“嵌入型古代经济模式”，他融合了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关于地位群体、阶级区分以及博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年）关于前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嵌入当时社会的政治价值、制度、实践体系的观点，突出社会价值的作用。在这种模式下，社会价值的计算取代了供需规律，“利润”被定义为社会地位的提高而非财富的积累。这种模式一经提出便在古代经济史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芬利在模式中关于古代经济的观点也很快成为了古代经济史界的正统观点。

[16] M.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Cambridge，1973，P．183，译文根据原文略有删减。

[17]弗雷泽的（托勒密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第一卷是正文，后两卷是注释，见P.M.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Oxford,1972；沃尔班克的《希腊化世界》1978年问世，修订后多次再版，目前，该书中文版也已出版，本文主要参考了该书中文版，并辅助参考了1992年英文修订版，见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陈恒、茹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F.W.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 Harvard,1992。

[18] “后芬利时代”最初由戴维斯提出，意在强调“芬利时代”结束之后．希腊化经济史研究的振兴与发展，参见J. K. Davies,” Hellenistic Economies in the Post-Finley Era”, in Z. H. Archibald, J. Davies, V. Gabrielsen and G. J.Oliver, eds., Hellenistic Ecomies, pp.11-62。

[19] J.G. Manning, Land and Power in Ptolemaic Egypt:the Structure of Land Tenure 332 -30B. C. E, Cambridge ,2003.

[20] S.V. Reden ,Money in Ptolemaic Egypt : from the Macedonian Conquest to the End of the Third Century B. C. E, Cambridge,2005.

[21] K. Mueller,Settlements of the Ptoleraies : City Foundations and New Settlement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Peeters,2006.

[22]该书的编者沙伊德尔等人认为，凭借生活懒散的贵族留下的文字是不能真实反映古代世界的经济面貌的，所以他们非常看中考古文物所传达的经济信息，该书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编写的，而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领域来说，古典文献记录极少，史料主要来源于纸草文献和考古成果，参阅W. Scheidai, I. Morris and R. Sailer,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Greco – Roman World, Cambridge,2007。

[23]剑桥和布莱克威尔出版的两本指南关于希腊化经济的章节均出白名家之手，且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参阅A. Erskine .ed.,A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 Blackwell.2003. pp.331-353 : G. R. Bugh.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 Cambridge，2007，PP．73—92。对于国内研究者而言，这两部指南是不错的入门参考书。

[24]《剑桥古代史》于1924—1939年出了第一版，学者们从1970年开始对第一版进行大幅度修订，出第二版，直到2006年全部出完。相比第一版，学者们在进行第二版修订时对经济史的内容也给予了关注，但笔者认为，作为传统的政治军事史著作，其对经济史的关注程度仍显不够。关于托勒密埃及的内容见第七卷第一部分，见F. W. Walbank, A. E. Astin, M. W. Frederiksen and R. M. Ogilvi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7, Part 1, Cambridge,2008。

[25]近年来，西方一些学术机构组织编写了许多关于希腊化时代的系列丛书，其中“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与社会”（Hellansitc Culture and Society）最为著名，该系列丛书迄今已出五十多本著作，其中不乏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专著。

[26]在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中，纸草文献几乎是我们所能依靠的文献史料的全部了。这是因为，关于托勒密埃及的古典文献极少涉及经济内容，因此，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对古典文献的依赖程度是很低的，这里所说的古典文献主要是指狄奥多罗斯、波里比阿、斯特拉波的著作——关于他们的著作，国内已有洛布版本，但即使是这些著作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价值也是极其有限的。

[27]该书有两个版本，第二版比第一版在文献数量上有所增加。本文参考的是第二个版本，参见M. M. Aust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A Selection of Ancient Sources in Translation,Cambridge,2006。

[28] R.S. Bagna11 and Peter Derow, The Hellenistic Period: Historical Sources in Translation, Blackwe11,2004.

[29] R.S. Bagnall and Peter Derow, Greek History Documents: The Hellenistic Period, Chico,1981.

[30] S.M. Burstein, The Hellenistic Age from the Battle of lpsos to the Death of Cleopatra, V~, Cambridge,1985.

[31]原版本见B.P.Grenfell and J.P.Mahaffy,Revenue Laws of Ptolemy Philadelphns,Oxford,1896。新版本见B.P.Grenfelland J.P.Mahaffy, Revenue Laws of Ptolemy Philadelphns, New York，2010。新版本较之于原版本在注疏和附录部分有所更新和扩充。

[32] B.P.  Muhs, ed., Tax Receipts, Taxpayers, and Taxes in Early Ptolemaic Thebes, Chicago,2004.

[33] Z.H. Archibald, J. Davies, V. Gabrielsen and G. J. Oliver, eds., Hellenistic Economies ,2001.

[34] Jean Bingen,Hellenistic Egypt:Monarchy,Society,Economy,Cultur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2007.

[35]新经济史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量经济史学运动，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先后经历了计量经济史学时期和制度变迁理论时期这两段时期，其中制变迁理论时期又先后经历了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阶段和比较历史制度分析阶段。关于新经济史的主要观点、理论方法及其应用可参阅R. P.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1973。

[36]虽然早在1958年，吴于廑先生在研究希腊化文化时就曾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略有提及，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内学者未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有过实质性的研究。见吴于虞：《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历史教学》1958年第2期。

[37]杨巨平：《近年国外希腊化研究略论》，《世界历史》2011年第6期。

[38]颜海英：《托勒密时期埃及奴隶制评析》，《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39]郭子林：《从托勒密埃及国王的经济管理透视专制王权》，《史学月刊》2009年第7期。

[40]郭子林：《古埃及托勒密埃及对法雍地区的农业开发》，《世界历史》2011年第5期。

注：[i]本文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

　　历史上的东北亚地区，曾是多个民族融合演进的舞台，积累了丰厚多样的文明成果。近年来，这一区域受到的关注日益增加。10月19—23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主办的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和蒙古等国的学者参加研讨。

　　城市考古成考古学重要课题

　　近年来，城市考古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认为，城市考古学的基础是城址考古，但不能止步于城址考古。郑同修介绍了对位于山东省章丘市的东平陵城遗址的城市考古经验，东平陵城是今济南市的前身，考古工作者通过将航拍片、各时期地图等汇集起来，结合文献与考古调查、发掘，从而全面研究其沿革、变迁。

　　隋唐时期，中原北方以及南方部分地区流行非常规整的封闭式城市，其渊源何在引人关注。有学者向上追溯至东魏北齐邺南城、北魏洛阳城、曹魏邺北城等，另有学者认为是受游牧民族影响的产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认为，这种形式的城市是中国古代社会和城市发展的自然结果，而非受到游牧民族影响在北朝晚期突然兴起的事物。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外形规整的城址已经出现。文献材料和考古发现共同表明，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外形较为规整、封闭的城圈与同样特点的里相套叠，可能已是城市的显著外在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春秋时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各政权和豪强势力对人口的控制更趋严厉，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聚落形态都日趋严防自闭，隋唐极为规整、封闭的城市正是在此基础上循序演进的。

　　唐宋之际，古代城市制度发生了一次大变革，但是对于这一转变的考古学调查和研究工作长期不足，学术界对于宋代城市尤其是宋代地方城市的规划和布局缺乏深入认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杭侃等学者遴选了河北省平乡县、山西省太原市、陕西省淳化县等18处宋代北方地区的新建城址进行实地调研，并通过对遗址保存较好、文献记录较为清楚的11座城址进行复原，将这些城址按照街道类型分为三种：十字街类型、丁字街类型和一条主街类型。在此基础上进行探讨，能够加深对宋代城市规划思想和唐宋城市制度变革的认识。

　　城市见证少数民族兴衰

　　在东北亚的历史长河中，以辽上京等为代表的匈奴、挹娄、契丹、蒙古等多个民族所建立的城市历经兴衰，而对它们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历史。

　　上世纪20年代以来，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经调查和发掘已确定的匈奴时代城址和村落遗址达20余处，一些学者据此提出“匈奴已进入农业社会”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马利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匈奴城址中的大多数建筑及其使用都与汉人有密切关系，其中存在集农业、手工业和军事防御为一体的典型城邑。像龙城那样具有诸长“大会”祭祀祖先、天地鬼神的城，则很可能属于最高统治者单于，也可能是由穹庐站长组成的逐水草迁徙的城。在这类城中，农业经济并未占据主导地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介绍，在辽代的五京中，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的辽上京是辽代最重要的都城。辽上京平面略呈“日”字形，由皇城（北）和汉城（南）两部分组成。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首次发掘了辽上京皇城乾德门遗址，2012年又对皇城内西山坡佛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取得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些发现表明，辽上京是我国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它对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基于第三次文物普查的相关数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乔梁指出，黑龙江汉晋时期的遗存大约有2270处。其中，年代大体在两汉阶段、分布在三江平原北部的滚兔岭文化最为繁荣。该文化无论从地望、物产还是习俗等方面都能与文献记述的“挹娄”相联系，因此，从当前夫余和沃沮相对地理位置能够确定的前提下来看，滚兔岭文化无疑当是两汉时期挹娄部族的主体。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表现和趋势，与战国后期以来燕、秦、汉对东北地区的经营存在密切联系。中原式铁器特别是铁制农具在东北东部的广泛发现，说明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及作用。汉晋时期黑龙江东部地区人类活动的繁荣，无疑也应当是这一大背景下的产物。

　　聚落考古手段创新

　　通过考古工作者的丰富实践，针对东北亚地区聚落的考古取得了一定成果，研究手段也在不断创新。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延平介绍，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赤峰学院历史系共同对赤峰市红山区东北部的红山进行了详细调查。在25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共查得28处古代遗址，包括红山文化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等。红山这样的地形显然不适合居住，而这些遗址绝大多数分布在山顶或山坡。所以，至少在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这里的遗址可能是祭祀活动的存留。各时期先民所祭祀的对象应该是红山本身。

　　韩国高丽大学考古美术史系研究教授李僖珍认为，研究居住遗址内部土壤作为一种方法正在被考古工作者采用。居住、炊煮、贮藏等空间利用方式，在遗迹的文化层中会发生一定的成分变化并留下痕迹。形态上的变化可以通过细微的土壤分析得知，通过多元素成分分析和磁化率分析等可以了解与此有关的人类活动信息。

　　据悉，下届东北亚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2013年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7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