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制度“质变”，这个质变的内涵并不简单地就是“单干”到“合伙干”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从农民的价值观到乡村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分配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最直观的变化是：原有的发家致富门道没有了，现在的生产发展和生活提高都需要在新的“集体”轨道上努力。

　　对于这一场制度和社会结构“质变”的重大历史进程，《口述史》一书呈现了三个层次的亲历者对农业合作化的回顾和思考，首先是由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组成的决策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各级农村工作干部组成的政策执行层次，第三个层次是由土生土长的农村及其领头人组成的实践层次。读一本书就能够把握到三个层次人士各自的思考和互动，把读者带入历史的现场，直观地把握到历史和政治的细节和内涵，这是马社香新著可圈可点之处。

　　该书中，基层的农民带头人和积极分子，以李顺达为代表的一群，非常直接而具体地把握到了新旧制度的显著差异。在旧社会，农民只能用传统的工具耕作稀少的土地，每年的收获原本就很有限，还要被高地租和高利贷夺去很大一部分产品，结果导致过度贫困，缺乏起码的资源保障自己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而新的制度，根据西沟村老人的理解——办合作社就是为了不再有地主，农民自己可以保留更多的产品。而且，合作社走出了吃什么就必须种什么的局限，从以前的“吃甚种甚” 转到“宜甚种甚”。以长治第一批初级社川底村为代表。没有一个农民的合作组织，就很难进行理解的投资，例如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而现代技术对于单家独户的农民而言，也显得十分的遥远，承接外来的新技术也一样需要超越家庭的生产单位。这是我们今天农业现代化可以借鉴当年农业合作化成功的地方。

　　在农民和北京的最高决策层之间，是数量庞大的中间层——各级党政干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间，这个群体的表现很重要，值得深思，体现了专职领导干部的很多优势和某些内在缺陷。在合作化早期试办阶段，他们中间不少人狭隘地理解新民主主义与私有制的关系，从概念出发加以强烈反对；等到合作化得到最高决策层支持和舆论正面宣传之后，很多官员反对来狂热地追捧，超越决策层的规划和预期，一下子就完成了从单干向高级社的过度。中央原本计划在1958年全面完成初级社，但是，很多省区热情的干部在1956年就完成了高级社的“转社”工作，结果，毛泽东亲自指导的初级合作社章程还没有脱稿就紧接做高级社纲领。《口述史》对这些史实的阐述是非常清晰而深刻的。干部群体中“跟风”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我们的干部体制的某些缺点或缺陷，容易保护部分领导过分看重自身的职业利益，在新制度和新事物的萌发时期，就很容易选择一种规避风险的稳妥态度，成为事业推进的阻力；反过来，当看到某种事物有可能成为“提拔”的潜力时，就有可能转过来过分支持和投入，结果创造出一个难于控制的初级社“升级并社“的“高速度”，过分的职业利益关注，天然地成为一个政策执行力度的“减速器”或者“加速器”，这几乎是所有政府和企业组织中间难于避免的弊端。看了《口述史》这本书之后，相信读者对于为什么社会主义改造在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过渡时“过急过粗”，会从一个新的视角，有一个新的深入了解。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推崇职业官员掌权的官僚制（科层组织），认为这可以实现更高的管理效率和专业化水平。但是，官员对自身职业利益的过分关心以及某些相沿成习的习惯，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科层组织的功能。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及整个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看，各地相互攀比，以竞赛的劲头完成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过程，最终导致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总结的那些毛病。问题还在于：官员对于职业利益的过度关心，通常对于政策执行造成严重干扰，因为职业利益的考量是整个职业生涯都存在的，所以同样性质的问题在纠正了一次之后，往往反复出现，1956年1月份全国各大中型城市都以暴风骤雨般的速度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严重“共产风、浮夸风”问题，都是与官员们过度的职业利益追逐有着密切因果关系的。如何限制官员自身的职业利益在政策制订和执行过程中间的消极影响，是一个体制常常难于实现其制度潜力的关键，而敦促官员正确看待自己的职业利益并正确地行使自己掌握的权力，应该是当今体制改革一个中心性的问题。有一些人有意忽视组织内部与官员职业利益相关的诸多问题，一提到改革就想要改换基础性的制度，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值得思考。相应地，在国史研究中间，忽视科层组织中间官员们职业利益的驱动因素，过度重视决策层的意愿和偏好，仅仅注重政策的决策而忽视政策的执行则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口述史》作者由于深入挖掘上中下三个层次的口述材料，为读者充分理解这个关键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积极的思考。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句名言“党内分歧自农业合作化始”。毛刘到底分歧在哪里，几十年社会误传较多，不一而足。在《口述史》中，从毛刘分歧的源头，对山西试办初级社开始，清晰有序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给予了深度澄清。根据书中提供的丰富文献，毛泽东持有一种“逐步合作化”的思路，他考虑合作化问题的时间起点远在根据地时期就开始了，毛泽东考虑农业合作化不是孤立地当做一个纯粹的农业和农民问题来处理的，而是联系到如何增进国家安全、推进工业化事业，以及农业如何承接工业化带来的新工具新技术，此外，毛泽东还回顾了历史上治乱问题，系统地思考如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走出“家庭耕作”的制度缺陷。毛泽东从来都不是简单地依据什么“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简单公式要搞所谓的“一大二公三纯”。书中以史实说话的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毛泽东为什么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而且对我们正确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乃至六十年都是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在这一点上，《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可以是作者颇受赞誉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的姊妹篇。《口述史》澄清了毛泽东不是“先集体化再机械化”而是 “逐渐集体化”的思想，澄清了我党为什么提前制定和推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代替“新民主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的一些混淆，在重大理论联系史实的开掘上，有所创新和建树。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的语言也是很朴实和生动的。作者非常注重引用农民的形象语言，同时注重台湾原始资料的搜集对照。如西沟村有一位老农，当年听了李顺达介绍苏联集体农庄时，曾经发表感慨说——“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路长盘费少。”既生动，又深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固然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漫长的历程，就是认识和总结社会主义的农业实践也同样是一个“路长盘费少”的事情。回顾一下合作化事业的艰难推进及其最后结果，看一看有些学者从前热衷于说集体农业的好话，后来又一百八十度转弯大肆抨击，而且这些抨击的语言——剥夺农民、走向奴役——，这些都是共产党的老对手国民党那里“借用过来”的宣传词汇。（见该书第十八章第三节）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和感慨。

　　古人很推崇严谨厚实的学风，提出“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读完这部厚重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才充分意识到严谨的学风需要怎样的“高投入”，马社香教授愿意花费数年时间采访上百位亲历者、愿意投入巨量时间去追寻一个当今不可能“走红”的课题，使人感到由衷的敬意。所谓严谨学风，所谓深入研究，都是需要这种“高投入”的精神来支撑的。

2012年11月15日

　　2011年，杜克大学跨文化与中国史专业的学者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出版了《全球史的全球观点：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一书，[1]这是一次梳理全球史的学术尝试。该书认为，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正在不断关注用跨国的和全球的方法来研究过去，然而，关于这场新的跨边界学术运动的争论，仍然局限在有关全球史的任务、责任和潜力上，并主要发生在民族的和地区的学术机构之内；该书试图通过提供一系列关于历史学实践的内在层次、知识社会学、全球和地方趋势的新观点来纠正这种不平衡；并选取了美国、德国和中国作为主要的个案研究，阐述了通往全球史的不同道路的特征，以及它们各自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情境；并认为历史编纂学中这种新的全球趋势，需要跨国对话、合作和交流的相应增长来支持。萨克森迈尔在书中提出了关于全球史的“被忽视的多样性”问题，其中有些观点颇具意义。

一

    全球史的产生和发展都与人类社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有着紧密和必然的联系，经济全球化为历史学家考察人类历史发展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全球视角和进行综合历史研究的物质与思维基础，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史研究的发展。但是，正如“全球化”一词有多种定义一样，学界对“全球史”这一术语也是众说纷纭。例如，在欧美史学界，有学者指出，“全球史”这一术语可以用来描述一切试图致力于广泛、大规模或普世视野的历史，全球史学家正是以其方法而不是史实区别于那些研究地区史或国别史的学者；全球史学家弥补区域史学家所缺乏的东西，反之亦然。[2]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史主要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某种根本上统领着世界机制的综述和阐释，全球史有别于旧的世界史，它是一种研究方向，重在对全球交织的多样性展开经验研究，揭示与这种交织相联系的政治和经济利益。[3]有学者认为，全球史“致力于概括地界定、描述过去，如果可能的话，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变化，或者至少是人类所定居生物圈的绝大部分地区发生的变化”。[4]还有学者认为，全球史本身就是全球范围内人类社会的交往史。[5]

　　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的这本书既然以《全球史的全球观点》为题，自然也不能回避“全球史”的定义问题。他在书中指出：近年来历史编纂学的大部分分支领域都表现出运用跨边界视野进行研究的显著增长，迄今各种不同的空间观念在本质上是跨国的、跨地区的或者跨大陆的，这些以前在历史学中仅仅扮演边缘角色的微观和宏观的研究兴趣，现在已经更加受到核心的关注，换言之，曾经孤立的小小滴流现在已经成为更加显著的涌流(第1页)。正因为通常包含在“全球史”名下的研究是如此多样，以至于不能将其限制在严格的定义和精确的分类之中；把“全球史”和其他几个专有名词如“世界史”或“跨国史”分隔开也不可行；因此，他便主要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全球史”的术语，即表示很多研究类型，它们超越了以往那些曾经对把过去概念化的诸多(学术的或其他的)方式进行长期统治的空间观念(第2页)。

　　与以往人们熟知的所谓“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不同，萨克森迈尔在描述全球史的发展态势时，使用“趋势”而非“转向”一词。他的理由是：跨国的和全球的历史方法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并不等同于对早前方法的根本性的观念突破；当然通过新的研究计划、人力、协会、系列图书、专注于相关主题的会议的出现，这类研究正在取得更多建树，但既然跨文化视野的日益发展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进行的，那么通常用作比喻的学术“转向”就有点不适当，因为它表示的是一种清晰的、明确的方向改变。使用“趋势”这个词可能更合适，它暗示着一种研究兴趣和学术爱好逐渐变化的观念(第1—2页)。

　　如何推进当前全球史研究的发展?萨克森迈尔在书中指出，不能仅仅在狭窄的方法论意义上进行概念性的讨论，诸如该领域中的跨国学术设置等因素也应受到关注，因为它们毫无疑问地影响了历史学家的观念；从事全球史研究的历史学家需要更敏感地意识到他们所置身领域中精神的、制度的、地方的和全球的空间，如果全球史学家不能考量他们本身的社会学知识，以及构成他们活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情境，该领域概念上的争论就只能是一种对它们可能会是什么的苍白反映。换言之，全球史学家的技能需要包括一种非常高的专业自省性。显然，如果历史和历史编纂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有关人类互动、共享空间和遭遇地带的史学研究所涉及的理论争论，就只能持续增生。所以，他在书中的基本目标并非提供一种关于跨边界的和全球史研究当前现状的全面鸟瞰，而是进行一种理论的阐释，其立论基础就是全球史所固有的多样化本质在于这种趋势正冲击着世界很多地方的利益基线，与在西方一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坚信，把历史研究局限在特殊的国家或地区视野并不是理解大部分人类历史的最佳方式(第2—3页)。

　　“被忽视的多样性”意味着什么?萨克森迈尔认为，目前西方学术界的主要关注点仍然围绕在关于全球史概念的交流上，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声音经常被忽视；存在这些意识差距的原因并不在于缺乏世界其他地区全球史研究的可用信息，这正是问题所在。他进一步分析道：如果历史学研究的全球趋势主要起源于西方，那么这种分布广泛的忽视就更可加以解释，但是当全球学术体系仍然呈现出大有问题的层次特色之时，把英美的理论世界或“西方”任何其他部分作为当前跨国研究浪潮的主要开创者，这种做法就过于简单。跨地区史学研究背后的主要力量并非发源于一个明显可辨识的中心；相反，全球史趋势的影响路线图，需要被想象为地方与全球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而且有理由假定，尽管存在各种国际纠缠，但跨边界研究并没有经历一种世界范围内的集中过程。在许多社会中，特殊的主题、方法论和公众议题仍然表现为各自的全球和跨民族史学的特色，例如，“全球化”、“现代性”或“历史”等术语，在不同社会中表达着迥异的意义谱系。立足于特殊的地方设置之上与“全球史”进行比较的对立项内容亦有变化，有些场合中主要是民族，另一些场合中是地区，或者一些文化的或种族的属性(第4页)。

　　充分考虑全球史发展的多样性，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萨克森迈尔指出：研究世界不同地区全球史趋势的本质，可以为重新思考一些关键问题提供充足的机会，例如知识的国际层级或者历史编纂学的公共角色；全球史的多元特征和对多维透视日益增长的需求，几乎不会导致那种被认为能够平等地适合所有地方社会的垄断性理论和宏大解释框架，此类专横要求与在复数世界中研究全球史的计划背道而驰(第5—6页)。萨克森迈尔强调：人们很容易迷失在包含于“全球史”表述之下的那些历史编纂学分支中有关特性与变化的无尽研究之中，但是首要的事实就是全球史学并非全球同一的，即使全球的很多研究团体已发生跨国的联系、内部已经碎片化，全球史学也不会是同一的；因此，探讨其研究现状与未来可能性之时，必须考虑到全球史研究的复杂性(第232—233页)。

二

　　既然要阐明“全球史的全球观点”，那么自然要求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全球史发展给予合理的关注，也就是“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鉴于当前跨国学术研究的复杂性，萨克森迈尔选取了美国、德国和中国三个较有代表性的个案，并主要研究这三个国家的学术体系。归纳来看，他的考虑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这不仅是出于叙述可行性的考虑，国家因素对历史学而言仍然十分重要。其次，在集中研究各种国家体系中结构性变革的同时，也要关注各语言内部及相互之间的思想交流。再次，在研究这三个国家全球史学的背景和发展轨道时，并没有严密地设定相同的时限、分类和问题，以便更好地考量多样的地方特性和全球联系。最后，不仅要识别这三项个案中的共性与差异，而且要注意到它们各自的观点也在互相补充，每一项都强调了全球史及跨国史作为一种更广泛趋势的特殊面貌及其发展，同时证明在其他学术体系中也可发现类似问题(第9—10页)。

　　从书中内容来看，尽管“没有严密地设定相同的时限、分类和问题”，但这三个国家的情况仍可做一大致划分，其全球史学的兴起与发展都与各自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由地理政治学激发的非西方地区研究的扩展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开展，使获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在几十年中增长显著；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中争取包容性的政治斗争使得研究性大学中的学生和教师群体的多样化不断发展，以往那种以居高临下的视野来撰写大部分民族史和世界史的做法受到了更高层次的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的历史学家群体已经更加关注妇女史、非裔美国人史和其他群体的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跨边界研究发展迅速，研究两个或更多地区历史的学者数量不断增长，他们考察地区间的空间、变革和互动；在动态的研究环境中，不断发展的“全球史”只是新趋势的多种表现之一而已(相关章节)。

　　同一时期德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德国20世纪60年代大学部门的扩充促使新的社会群体获得更多机会进入大学，但其教师群体中智力移民的比例仍然远远低于美国；而且，尽管存在20世纪上半叶的创伤性全球联系和20世纪下半叶的多极性全球关系，德国的学术体系仍然长期忽视非西方的和跨文化的历史，其地区研究力量的分布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战后德国“倒向西方”的政治倾向是使德国历史学受到民族的和欧洲导向限制的主要力量。20世纪80年代晚期，德国史学家团体开始注意到跨国的和全球史的主题，但没有像德国统一那样使其变成一种有力的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受到德国捐助充裕的基金会的支持，数量日益增长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和学术网络，创造了更多使历史学家接触地区研究的机会，同时受到母语是英语者的学术影响，全球的和跨国的史学研究形式在德国开始变得更强也更明显，个别研究领域(如移民史和殖民史)在促进跨边界史学研究发展上非常活跃(相关章节)。

　　萨克森迈尔认为，中国的情况也有其自身特点。尽管中国的大学中很早就设置了外国史与世界史专业，但其世界史研究实际上集中于一些选定的重点地区，从拉美到南亚的世界其他地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缺乏关注；中国历史编纂学与其他地区性研究的严重分离从20世纪上半叶持续至今，很多重要的世界史教材甚至完全没有提及中国史；最近一二十年中，随着中国社会和学术环境的迅速变革，除了对非西方地区的研究能力缓慢加强之外，克服本国史与世界史分离的努力也更多，“全球史”正是在这种态势中被相当频繁和突出地使用；现在不少学者探寻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压力和互动，从社会文化史到环境史的广泛领域都进行着跨越民族和大陆边界的研究活动，一些重要争论则显现出其与大西洋世界中多数地区的学术轨道明显不同的方向，例如评定中国的全球史及跨国史研究的当前发展不能忽略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等等(相关章节)。

　　萨克森迈尔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做一总结，认为全球史学的重力中心和主要轨道具有明确地方性，至少是有重要的关系。每一项个案中的跨国史及全球史学都表现出全球性纠缠与地方特异性的复杂相互影响；后者包括的要素，从特别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条件，到独特的学术结构、资助体系、历史记忆形式和全球意识的模式(第232—233页)。从时间上看，萨克森迈尔对全球史“多样性”的认识，在其学术实践中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此前他曾撰文指出：任何带有明显全球视角的历史编纂学研究都不得不设法平衡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于全球结构的内在差异和许多地方性力量的全球性程度，都需要保持敏感。[6]该书可以看作他对这个问题的一次较为集中的系统阐释。

三

　　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具有多样性特征，这是客观现实，自不待言，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究竟何谓全球史的“多样性”?笔者以为，这实际上是基于文化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历史认识和历史判断的多样性。全球史固有的多样性与其标榜的全球性构成一对内在的矛盾。是否能够处理好这种内在矛盾，决定着一本全球史著作的成功与否。如柯娇燕所言，对于“世界史”或“全球史”这样的大规模历史解释而言，最成功的历史学家能够向我们展示人类文化和观念的无限多样性，以及人类具有一致性的基本制度，这种制度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同一物种、经历同一历史、生活在同一地球上。……努力超越对过去几个世纪的曲解，透过帝国和霸权遗留下的表面结构洞察其本质，以此来理解在全部历史中塑造人类命运的力量，并且预测未来。[7]另外，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从各自民族、文化、宗教等立场和情感角度出发，有可能会产生历史认识上的局限或历史判断上的偏差，这就导致全球史容易表现为研究主体各自的全球史。无论如何，多样性是理解全球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属性，不仅不能忽视，而且应当引起严肃的关注和体察，萨克森迈尔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积极的学术探讨。

　　西方全球史本身是20世纪中期世界史重构潮流的产物，代表着当今西方国家世界史编纂发展的新阶段。与西方传统的带有明显“欧洲中心论”色彩的世界史研究相比，西方全球史从互动研究人手，扩展了世界史研究的范围和层次，叙述内容更加丰满充实，叙述手段更加灵活生动。比较而言，关于跨文化贸易和生物物种迁移传播的研究是西方全球史成果最突出的两大主题，可谓佳作频出，如菲利普·D．柯丁的《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阿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的《哥伦布交流》、威廉·H。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等等；思想文化碰撞与交流领域的研究步伐则显得蹒跚沉重。①这实际上指向了西方全球史当前面临的根本性挑战，即如何超越目前经验性地描述和考察跨文化互动各种历史现象的阶段，充分认识互动本身的动力和规律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决定其是否能够切实摆脱“欧洲中心论”的羁绊。从这个意义上说，萨克森迈尔选择“趋势”而非“转向”一词来描述全球史的发展态势，表明他对全球史当前现状的把握较为准确，而其将美国、德国、中国的全球史学作为更复杂国际联系中的节点进而以点带面的研究手法也颇为适用。

　　萨克森迈尔在强调关注全球史“多样性”的同时，也指出影响的不均衡与差距仍然是当今全球学术现状的关键特征，尽管“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形式在过去数年中正在消退，但西方的学术优势仍然机制性地存在着。他认为，全球的和跨民族的研究要想继续发展，加强在集合多种学术经验的论坛中的争论是有益的(第237—238页)。如其书中所言，历史编纂学中的全球史趋势，需要跨国对话、合作和交流的相应增长来支持，这里他强调了跨国学术交流的作用，但这是否就能切实解决全球史面临的根本性挑战，显然有很大疑问。从萨克森迈尔把“全球史”这一术语作为一个能够容纳大量研究类型的总括性名称来使用的情况看，可知他对该问题的态度十分谨慎。

注释：

[1] 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Cambridge，2011以下相关引文出现时只标注原著页码。

[2]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l07页、“导言”第2页。

[3]何涛：《跨民族史学研究：缘起、方法与进程——马蒂亚斯·米德尔教授访谈录》，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2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4] What is Global History?by Pamela Kyle Crossley，Cambridge，2007，Reviewed by Felipe Fernandez—Armesto，i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V01．5，Part 2，July，2010，PP．349—351．

[5] Patrick Manning．Navigating World History：Historians Create o Global Past．Palgrave Macmillan．2003，p．3．

[6] 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History：Challenges and Constraints”，in Donald A．YeIxa ed．，Recent Themes in W0ddHisto  ry and the History ofthe West，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9，PP．55—59．

[7]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导言”第4页、第112页。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本书旨在研究中国国家资本的演变状况。始于中国封建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和对工商业的直接经营（这一部分可以视为国家资本前史），贯穿整个近代和新中国国有企业，大体按历史的顺序，考察两千多年来中国国家资本的变化和特点，从中探讨中国国情以及国家资本的地位、作用和演变趋势。列宁在评论民粹派经济学家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研究时指出：“我们有人往往把‘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的实质描绘成这样：似乎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速度如何（即资本主义如何迅速地发展?）的问题具有主要意义。其实，究竟如何和从何而来（即俄国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如何?）的问题具有更重要得多的意义。民粹派经济学最主要的错误，正是对这两个问题作了不正确的回答。”[1]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曲折与中国封建经济的长期延续是原因相通的。同样，中国的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以上两个因素也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旧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彻底摆脱旧制度、确立和完善新制度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国情是传统的反映，传统可以批判，可以改造，但无法割断，那样做无异于一个人试图拎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鉴古知今，中国特色，在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

一

　　马克思指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的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一－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2]毫无疑问，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这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概括为指导，从中国封建社会的事实出发，同时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封建制度的比较研究中，通过对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分析才可以阐明。这里既不应该从个别的原理出发，也不能用简单的现象比较代替对本质的分析，更不能用比附代替比较，硬造出一个世界“中心”，逼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去就“范”。诸如中国未完成封建化，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万劫不复、存在一个“超稳定结构”，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不可能分解出资本主义因素，中国资本主义“外铄”论，这类讨论大体都与上面所说的简单化的研究方法有关，是背离中国社会实际和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

　　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领主制经济阶段，约从西周至春秋末期，第二个阶段是地主制经济阶段，自战国时期至清代，这一阶段以唐代中叶为界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贵族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带有较多的农奴制残余，后期才是比较典型的成熟形态的地主制经济。中国区别于欧洲等地封建国家的主要是这第二阶段。一般封建国家或者是没有经历过这一发展阶段（如德国和俄国），或者是这一阶段与资本主义关系同时（也可能略有先后）产生于领主制经济的崩溃时期，因而未有充分发展即逐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排斥和取代（英国、法国可算作这类国家的典型），经历最长的也不过三百年左右。只有中国这一阶段延续了两千多年，由于没有新的生产方式的挑战而得到充分的发展，取得了典型的独立的形态。我们将着重分析这一阶段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

　　在封建经济形态下，农业是社会主要生产部门，这样土地制度当然就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要素，或称核心要素。中国封建社会第二阶段的土地制度是比较复杂的，它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国有制并存，土地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块土地所有制并存，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在第二阶段前期，贵族地主所有制、庶族地主所有制、国家土地所有制、自耕农所有制并立，贵族地主所有制占有相对优势，作为地主所有制补充的国家所有制和自耕农所有制也还具有一定的规模；后期地主所有制、国家所有制、自耕农所有制虽仍然并立，但国有土地相对减少，自耕农大批转化为佃农，地主所有制占有绝对优势。

　　（二）由于土地制度的多样性，地权的分散和流动具备了条件，在相当范围内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另一方面，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缺乏严格的等级结构（愈到后期愈是如此），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经济身份可以变动不居，以土地作为社会财富和阶级身份的主要标志。上述两点使得地租、利润、利息结合在一起，形成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经济纽带，加剧土地兼并，促进了小农经济的破产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三）国家和地主一般不直接经营农业，而是将土地租予小佃农分散经营。中国佃农较领主制下的农奴具有相对的自由（当然仍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且愈在前期这种依附关系愈为严重），但佃农与土地的结合不稳定，经济上缺乏保障，处于竞争之中，这一方面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地主剥削的残酷性，土地剩余生产物的地租化与赋税化强化了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统治，使得小农经济地位日益恶化，分散经营的小农业基本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的结构。

　　土地制度多样性和土地经营分散性的必然结果就是，中国封建地主所有制不可能形成领主经济制下那种完整的庄园经济体系，一家一户进行个体生产的小农不仅生产自己所需的农产品，而且也生产日常所需的一部分工业品，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结构成为中国封建经济的细胞组织，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二阶段自然经济的特殊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中国小农经济农工结合体的基本特征是“耕织结合”，自给范围主要限于吃穿，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料（如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供给要依赖交换和市场，而封建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极少工业品和农产品制品，其消费更要依赖市场，如果再考虑到纺织品原料及区域性产品生产的地理条件限制，那么这种自然经济的不完整性就更为明显了。因此，作为封建地主制经济必要补充的城乡小商品生产在中国封建社会第二阶段得到存在和高度发展；与此同时，以分散狭小但基数极大的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商业、特别是转运贸易也得到了繁荣与发展，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二阶段自然经济失去典型形态以后的特有现象。这种与地主制经济伴生的商品经济独立性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对于封建自然经济的依附和从属地位。不过，商品经济的发展终究是社会生产力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分工扩大和交换扩大的产物。较领主制经济代表着更高劳动生产力的地主制经济使典型的自然经济形态发生变异，需要小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作为它的补充，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互为依存，二者相反相成，扩大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二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指出，“全国性的分工和国内交换的多样性”，“正是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和统一的法律的唯一可能的基础”。[3]以往关于中国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制度的讨论，或言地主经济是其基础，或言小农经济是其基础（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或从二者的结合上加以论证，总之都一致认为自然经济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而忽视商品经济发展对其形成的作用，甚至削足适履，否认商品经济对于自然经济的区别，把它们等同起来。一定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总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证实，在以领主经济制为特征的比较纯粹的自然经济形态下，是不可能产生中央集权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如欧洲奴隶制时代一度繁盛过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到了中世纪的封建自然经济时代便不复存在了；查理大帝企图在领主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法兰克王国建立君主集权制度，但他不曾成功；拜占庭帝国在封建领主制确立以后，其中央集权制度也就逐渐消亡了；亚洲的日本竭力仿效汉制，但历经一千余年也未能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再如中国封建社会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贵族地主领主化而导致中央集权制度几番衰落的史实；中国封建社会第二阶段的前期和后期因地主经济制成熟程度和商品经济发达程度不同而显示出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发展水平和稳固程度的差别；这些都是明显的例子。

　　本书不拟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也不涉及这一制度的其他方面，这里我们只着重说明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以及它对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根据马克思对“古代东方”国家职能的论述，在一定条件下古代国家是可以具备某种经济职能的。[4]当然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不同，并不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才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上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中国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是建立在发达的地主经济和与此相联系的商品经济较高程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它正是封建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中国封建社会第二阶段较为发达的生产力和广泛的社会经济联系使得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具有较印度等国家更为完备和发达的经济职能。这种经济职能并不如同印度等国家那样出于对共同灌溉的需要仅仅从事公共水利工程，固然中国封建国家也大规模地从事水利工程的建设，而且还从事交通和国防等公共工程的建设，但这些还不是其经济职能的主要部分。中国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事水利、交通、国防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第二，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的再生产；第三，直接经营手工业、商业和农业。

　　关于第一点，此乃中央集权国家顺理成章之举，勿须赘述，只是应该强调，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它在整个国家支出中所占比重相当可观，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极为重要的。二、三两点是相互关联的。马克思说过，“在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商业都会促进那些为了增加生产者（这里是指产品所有者）的享受或贮藏货币而要进入交换的剩余产品的生产；因此，商业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性质”，“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5]中国封建社会第二阶段，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促进了地主制经济的繁荣，但作为封建地主经济补充的小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在客观上又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它的过度发展必然会危及地主制经济的基础，动摇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根本，这是地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封建国家政权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再生产，力图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求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历代王朝都以“重农抑商”、“强本抑末”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中心，力言奖励农桑耕织，并以重征商税、限制商人经营活动、贬低商人社会地位等手段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它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这种经济力不是封建国家的某种经济政策就可以任意抑制其发展的的，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6]便是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正是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这一矛盾运动中，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第三种经济职能得到了高度发展。

　　官营手工业早在领主制的周代就已经以与农奴制相对应的工奴制形式而存在，其时主要生产封建贵族需用品和军用品，是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及至汉代，官营手工业出现了重要的变化，生产活动不再限于非营利性的自用工业品和军用品的生产，逐渐扩建到了赢利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如制盐、冶铁及其他矿业、货币铸造、造船等，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组织也越来越严密。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垄断重要工业品的生产，其意一在增加财政收入，扩大集权国家的经济力量，二在抑制商品生产的发展，巩固地主制经济，而后者是更为重要的。正如《盐铁论》所载；“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7]

　　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经济活动也扩展到商业领域，国家设立了均输、平准、常平仓等商业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及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建立起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商业网，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和榷酤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对流通和市场的控制，并获得巨额赢利。由此可见，封建国家“重农抑商”、“强本抑末”的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是有区别的，它们抑制的只是民间工商业，而官营工商业的发展是完全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扬此抑彼，彼消此长，总为巩固地主制经济的统治地位。这是制度选择的结果。封建国家在以经济政策干预和调节社会再生产的同时,利用经济手段,也就是以直接参与经营活动的形式为既有经济社会制度提供保障,应该说是制度创新吧。

　　封建政权直接从事工商活动这一经济职能在唐宋及以后各代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工商业活动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内部分工和生产技术都达到很高的程度，构成了中国封建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官营工商业从本质上说有异于一般商品经济，但它具有商品经济的外在特征，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二阶段经济结构演变的产物，是自然经济变异后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混合型经济。官营工业的发展，限制了民间手工业特别是城市手工业的市场，阻断了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同时官营商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地主经济对城乡手工业的控制，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削弱其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使其不得不依附于地主经济。官营农业以屯田制度为主体，其军事政治作用自然重要，但历代规模和影响不一，在经济总量中份额较小，本章不再论及。官营工商业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的缓冲结构，作为一种经济力，进一步强化了地主经济制的经济基础，也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因此，官营工商业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绝不可以忽视的。纵观历代王朝，其前期政治比较清明，政策比较得当，国家参与、干预和调节经济的能力较强，社会总体处于上升和发展阶段；而进入中后期，统治集团趋于腐败，国家参与、干预和调节经济的能力不断削弱，甚至出现反向调节，政府之手变成“掠夺之手”，加剧小农等劳动阶层的破产，促进豪强兼并,经济停滞衰退，天灾人祸交汇，社会矛盾逐步激化，王朝显现出下半世光景，这时离农民起义和朝代更迭也就不远了。中国封建社会就是在这种周期性变化中曲折上升和发展的,当然，这种大动荡式的改朝换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是众所周知的。

二

　　“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8]可以说，自唐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就已经出现了产生这一历史前提的物质条件，明代以前已有一些关于资本主义关系偶发、先现的记载。学者们一般也认为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出现明显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但说到底，萌芽指的只是一种生产方式稀疏地散现在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严格讲并不构成新生产方式的一个独立发展阶段。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9]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虽早，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却极为缓慢。原因何在?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具有历史的暂时性，所谓“超稳定结构”的说法在历史上和逻辑上当然都是缺乏根据的。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下，新的生产关系一旦产生，其势就不可阻遏，这时旧生产方式能维持多久，一方面在于它内部结构的坚固性，另一方面在于它对新生产方式暂时的包容性，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在上述两个方面及其结合上都有独特之处，因此解体缓慢，阻滞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

　　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一般是通过商业资本的作用体现出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商业的繁荣和发达也是众所周知的，但它对旧生产方式的解体作用却与它的发达程度不成比例。正如马克思所分析过的，“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

　　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的性质”。[10]中国封建社会商业资本的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其对于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生产的寄生性，二是其对于地主制经济的依附性。在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下，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的社会产品有以下几个类别：（1）农工结合的个体农民的必要产品（自耕农则有部分剩余产品）；（2）独立手工业者的产品；（3）封建地租；（4）后期民间手工业工场的产品；（5）官营手工业产品；（6）国家赋税（包括国有土地的地租和部分产品）。工场手工业属资本主义经营，后两类与民间商业资本的活动无关，都先存而不论。从前三类可以看出，社会商品的主要提供者还是个体农民和独立手工业者。农民不是直接的商品生产者，他们是为了取得不同的使用价值出卖和交换其部分必要产品的，他们“不必要象在正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那样，使土地产品的市场价格提高到向他提供平均利润的程度，更不必提高到一个固定在地租形式上的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的程度。所以，没有必要使市场价格提高到同他的产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相等的水平”。[11]另一方面，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独立手工业者虽与农民有异，但他们的生产动机也不在追求剩余价值，他们的产品进入流通主要是为了交换其他必需产品，其生产结构和小农经济一样，也是狭小的简单再生产结构。

　　以这二者为广阔基础的商业资本在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中得到独立发展，取得了对产业的支配地位，它通过欺诈和贱买贵卖侵占了农民和独立手工业者的绝大部分乃至全部剩余产品（这里指封建地主及其政权掠夺所余部分），对于佃农来说则是直接侵占了必要产品。尽管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使生产不断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生产的总量也不断增加，但绝大部分生产者的经济地位都不会有任何改善，有些甚至会日益恶化，使他们更进一步为封建地主和商业资本所控制。马克思所说的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两条途径中“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这条“真正革命化的道路”，[12]大概是很难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立小商品生产者面前的，更不要说农工结合体的个体农民了，自然经济的家庭手工业是抵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坚固的堡垒。而另一条“商人直接支配生产”的途径，由于商业资本对于地主阶级的依附性，其过渡也是极为艰难和缓慢的。中国封建社会第二阶段由于土地制度的特点而形成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格局，商业资本与地主经济之间具有某种融通性，商业利润大量为土地所吸收，其结果当然不是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促进了土地兼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总之，商业资本对于地主经济的依附性以及它与地主经济之间的融通性大大削弱了商业资本对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作用。恩格斯说：“商人对于以前一切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但是，他并不是自觉的革命者；相反，他与这个世界骨肉相连。中世纪的商人决不是个人主义者，他象他所有同时代的人一样，本质上是共同体的成员。”[13]看来，中国封建社会第二阶段商业资本作为革命的要素，其对于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作用是不能估计过高的，而它作为封建共同体循规蹈矩的成员倒是相对地比较称职。这是我们在比较中西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不同特点时应充分予以注意的。

　　以上是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坚固性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封建国家经济职能的作用和影响。在封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工业方面的生产形态来说，最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独立手工业，它们的发展及向规模更大、分工和协作更为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的过渡标志了资本主义的曙光。上面已经说过，由于商业资本的寄生性榨取，城乡独立手工业难以向工场手工业过渡，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强调官营工商业的活动对其发展的限制。

　　官营手工业对城乡独立手工业发展的阻碍主要表现在对劳动力的控制和对市场的限制两个方面。唐代中叶以前，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力除官奴婢和刑徒外，大量是为封建政权服徭役的更卒、匠人和丁夫等，他们基本上是无偿劳动，这一时期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使用主要采取劳役制的形式。唐代中叶至明代中叶，官营工业劳动力的性质从劳役制逐渐过渡到工役制，手工业者对封建政权的依附关系较前一时期有所削弱，但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的建立，把手工业劳动力固定起来，使城乡独立手工业者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力后备军。这种劳动力国家编户制度妨碍了独立手工业者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工匠服役地点一般都远离乡土，往返很费时日，当值一月，实际费时两至三月，特别是官吏的苛扰和盘剥更使得名为募雇的官营手工业工匠所得无几，近乎无偿劳作。官营手工业对民间手工业劳动力的封建束缚是城乡独立手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

　　官营手工业在市场方面对民间手工业发展的限制也是很显然的。中国自秦汉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但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作为市场主体的还是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市场，至于可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较多机会的重要产品的全国性市场虽然早就存在，那基本上是为官营工商业所垄断和独占的，即使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需的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的市场也由于官营手工业的自给性生产而大大缩小了。这样，城乡独立手工业当然只能与自然经济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去争夺狭小的地方市场了。市场的扩大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前提，官营手工业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市场，使其经营规模相应狭小，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都很缓慢，同时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也就更为困难了。这里还应当提及官营商业的作用。官营商业通过对重要商品的垄断性经营，不仅抑制了民间商业资本的发展，削弱了它对自然经济的解体作用，而且也阻止了民间手工业对全国性市场的渗透和冲击，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国家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保证了官营工业的支配地位。此外，官营商业控制和垄断了国际贸易，抑制市场的对外扩展，这对于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早是出现在航运业、纺织业和采矿业中，主要因为这些生产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全局性影响，易于开拓市场，同时也是生产力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部门。在中国，除以上三个行业外，陶瓷造船等也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部门。但是在明代中叶以前，由于官营手工业在工业生产方面居支配地位，上述各个部门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主要不是体现在城乡独立手工业中，而体现在官营手工业中，这是城乡独立手工业中极少出现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的根本原因。

　　在社会经济总的发展过程中，各种经济力是相互影响、交互发生作用的。以上我们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官营手工业本身也是生产力，作为一种经济力，它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官营工业凭借封建国家所集中的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可以从事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和手工业生产，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分工和协作的发展，导致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同时官营作坊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传播也刺激和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应当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与封建国家的经济活动是密切相联的。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联系日益广泛，市场进一步扩大，城乡独立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机会，雇佣较多工人进行较大规模生产活动的手工作坊逐渐增多，资水主义因素开始缓慢地增长。民间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雇佣劳动的大量出现，加剧了手工业者和封建政权的矛盾，他们力图摆脱封建束缚而进行的阶级斗争也日益发展，官营作坊工匠的逃亡、怠工和故意压低产品质量，城乡独立手工业者的逃避轮输、抗税、罢市、“盗矿”，乃至暴动，这些都显示出，官营手工业工役制剥削方式已经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民间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竞争使官营手工业生产力水平原有的相对优势逐渐减弱，由于工匠的斗争和管理上的痼疾，官营作坊的生产成本骤增，产品质量则不断下降，这就迫使封建王朝不得不进一步改变官营工业的劳动制度和逐渐缩小官营工业的经营范围。明成化以后，官营工业中的应役工匠逐步以银代役，官府用代役银或雇募工匠生产，或直接向市场采买，匠籍制度名存实亡，国家对手工业劳动力的控制削弱，盛及几朝的官营工业开始走下坡路了。清初匠籍制度被明令废除，雍正二年（1724年）又宣布废除工匠当官差的制度，其后，经营范围已经大为缩小的官营工业普遍采取了自由雇募制度，手工业者对于封建政权的依附关系大大松弛，这是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时也说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是要突破原有经济关系的障碍的。

　　我们还可以从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进一步说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定时期内的包容性。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工场手工业时期开始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分离的过程，加速了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为资本主义开辟了国内市场和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但是，马克思也强调指出，“工场手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造它。工场手工业作为经济上的艺术品，耸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工场手工业本身狭隘的技术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14]“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15]因此，我们在肯定工场手工业对于封建生产方式解体作用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工场手工业的独立性是有限度的，它的发展并不一定立即导致旧制度的崩溃，旧的生产方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包容它，这种包容的程度在不同的国家由于封建经济结构的不同特点而呈现出差异。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看，工场手工业也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可以在资产阶级政权下完成，也可以在封建政权下完成。例如，英、法两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大体是同步的，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却比英国晚了差不多一百五十年，而且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才发生的。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对于工场手工业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包容性，由于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

　　中国封建社会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其经济结构一方面具有坚固性，另一方面也富有较大的弹性，能够容纳较高水平的生产力。官营工业是封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作为一种经济力，代表了较高的生产力，其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就生产力水平而言，官营工业和民间工场手工业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所不同的只是占取剩余劳动的经济形式。任何生产关系的变革总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因此，民间工场手工业要彻底打破旧的经济关系，就必须创造出比官营工业更高的生产力。从明中叶到清初，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清代中期至鸦片战争前，民间工场手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在一些生产部门较之官营工业已具有优势地位，但它所代表的生产力水平也还不足以完全突破原有的生产方式，封建经济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包容它。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已经开始缓慢解体，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民间工业的发展还远没有达到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水平，即便我们假定没有外国资本的入侵，中国民间工业能否独立地发展到工场手工业时期完成向自由资本主义的过渡，恐怕也是大有疑问的。尽管清代中期以后官营工业逐渐丧失了在一些工业部门的支配地位，但作为封建经济的物质基础，它在若干部门仍是不可取代的；同时封建国家加强财政措施和政策干预，并通过官营商业的活动和培植特权商人等手段继续保持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民间工业是很难脱离封建国家经济职能的影响而独立发展的。况且，官营工业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官营工业在劳动制度和商品性生产等方面就有过许多重要变化，特别是雍正以后官营工业普遍采取自由雇募的劳动制度，计工给值，虽然不能说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但至少可以看作是官营工业向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工场手工业过渡的前兆和准备。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是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者不需要以政权性质的截然变更作为生产关系转化的标志。因此，以政权的封建性质否定官营工业向资本主义国家工场的转化是缺乏根据的，我们应该以生产资料所有者占取直接生产者剩余劳动的基本形式作为衡量官营工业生产关系性质变化的标志。如前所述，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经济力是相互影响和交互发生作用的。清代中期以后，在民间工场手工业和其他社会经济力的作用下，官营工业既有趋于衰落的一面，同时又有向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转化的一面。据现有资料看，鸦片战争以前官营工业在矿冶、铸钱、织造等部门已经大量采取了资本主义方式的雇佣劳动制度和经营制度，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初始形态。这也是封建政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选择。

　　总之，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程序，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于英法等西方国家，它一开始就将是国家资本主义与民间资本主义并进，完成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过渡和封建经济结构向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转化，不经过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即伴随大工业的产生而进入垄断阶段。这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固有特性所决定的。不过，历史无法假定。中国封建社会到了清代后期，封建政权腐败日甚，管理能力下降，缺乏制度和政策创新能力，脱离世界发展潮流，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甚至没有保护国家安全的能力，落后挨打以及丧失领土和主权都是不争的史实。剧烈的社会变革已是不可避免。

三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脱出了常轨，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加速解体，逐渐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转型。在外国先进生产力的作用下，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未完成其向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过渡，便进入了近代机器工业的创建时期，作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三种基本形态的外国资本、国家资本以及民族资本也先后产生和发展。

　　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的三种基本形态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无疑是外国资本。鸦片战争前后，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尚无足够的竞争能力，外国资本对中国的侵略以走私鸦片、贩卖苦力、军火贸易、房地产投机和战争掠夺为主要内容，商品输出并不占重要地位，资本输出当然更谈不上，基本上是一种原始积累性质的殖民掠夺。及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完成和机器的普遍使用，商品生产成本不断降低，竞争能力加强，同时也由于不平等条约的作用，中国国内市场发生变化，外国商品对华输出迅速增加。外国资本纷纷在中国设立各种洋行，通过买办的商业网，垄断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中国的国内市场。十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甲午战争标志着外国资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进入了资本输出时期。其后，外国产业托拉斯和财团资本开始在中国进行大量产业投资，逐渐在交通运输、资源和能源开发等基础工业部门以及纺织等主导工业部门居于垄断地位。同时，帝国主义列强还以政府借款形式不断扩大资本输出的规模，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和重要的经济命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膨胀最迅速的是外国资本，而本国资本的发展则相对缓慢。外国资本作为一种外来的经济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但外国资本的主体是在对华经济侵略活动中积累起来的，它的扩张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前途的是内因，根本问题还在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的变化。

　　中国近代国家资本和民族资本与鸦片战争以前的资本主义萌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例如，中国民族资本主要是继承资本主义的民间工场手工业发展而来。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品的倾销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发展，但这种破坏主要表现在农民家庭手工业性质的棉纺织业。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16]一书考察，中国三十二个传统的手工行业，鸦片战争后衰落的有七个，继续维持的有十个，有较大发展并向机器工业过渡的十五个，清代前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丝两业为外国商品所替代，其余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这是民间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主流。关于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发展过程以及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学界论述甚多，不再赘述，下面我们要着重说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别具特色的近代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引伸出来的概念。资本主义从自由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各种固有矛盾不是消失或缓和了，而是空前地尖锐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垄断组织依靠自身的经济力量已经难以维持其垄断统治地位，私人资本占有形式也越来越不能容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垄断资本要求直接利用国家机器来维护它的统治，加强对国内外劳动者的剥削和掠夺。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17]一般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国家这个“理想的总资本家”，通过国有经济的建立和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使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垄断资本，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延缓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总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是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各种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是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社会矛盾，拓展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国家干预和调节能力的不断加强，是制度趋于成熟的标志，这一点与中国地主制经济制度的发展何其相似。

　　很显然，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有其独特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我们应该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广义概念上去理解和分析它。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在生产集中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不是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恰恰是生产分散、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产物。溯其源，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产生，它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向资本主义转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国国家资本在其初级形态的基本特征简单地归结为垄断。近代国家资本的产生乃是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加剧社会经济结构的分解和动荡，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清政府不得不“师夷长技”，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方法，大力投资和创建近代企业，以求增强军事和经济力量，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史称“洋务运动”。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洋务派近代企业系由已是国家资本主义初始形态的官营工业转化而来，创建者本意在维护旧的经济结构，但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突破封建的生产关系，洋务派近代企业的发展导致了封建官营工业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全面过渡。不论是清政府举办的民用工业，还是它举办的军事工业，其占取无酬劳动的形式是相同的，都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它们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态。

　　洋务派近代企业不是生产的集中，实在只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里一种相对集中的生产，其封建性质自不待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须依赖外国资本，但这种初级形态的不完备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多少具有与外国资本抗衡、抵御其入侵的性质。从历史的观点看，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在其转型过程中首先产生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也具有某种必然性。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并非由工场手工业时期过渡而来，它的出现不是生产力在某些主导部门取得突破的结果，而是西方先进生产力引进和移植的结果，这种引进和移植首先是满足“自强”的需要，它必然从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开始。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非常缓慢，大量的剩余产品以赋税形式为国家所占有，民间资本是没有力量独立兴建以重工业为主的近代企业的，而且国防本国家之责，从重工业开始的近代企业的创建当然只能由清政府来承担，至于它能否承担这一责任那是另一个问题。事实上，由于清政府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纳入旧的封建体制，加上主办官员的腐败无能，洋务派企业大多经营不善、较少成效，没有形成具有规模的资本积累，也未能有力地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就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生来说，日本和中国颇有共同之处（当然，两国经济结构有差异，中国早有官营工业的传统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渊源，其近代国家资本产生固然早，惰性也大），尽管二者的发展结果是大相径庭的。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和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境遇类似，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为求自强也首先由国家创办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八十年代以后政府陆续把军事工业以外的一些国有企业出让给私人，以促进和扶植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一直保持着可观的增长。甲午战争以后为适应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日本国有经济始终保持着迅速的增长，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更建立了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可以说日本的资本主义是在国家资本带动下和对外侵略中发展起来的。

　　看来，在中国和日本这类外国资本入侵前本国资本主义关系已有一定程度发展的国家，由于外国先进生产力的影响首先产生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偶然的，中国和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生不仅早于西方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甚至也早于西方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它只是中国这类国家原有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那种把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视作不发达国家国家资本主义原型、认为是受世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影响而产生和发展的说法恐怕是失之偏颇的。

　　甲午战争以后，孱弱腐败的封建政权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根本不能承担领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责任。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满清政府，证明了帝国主义终究不能任意支配中国的命运，但它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政权转到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手中，其后国家资本的买办性质日益加强，愈来愈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北洋政府时期，国家资本仍然有所发展，官商合办和官助商办是其主要形式，与此相应,亦官亦商的官僚资本也已初具形态和规模。

　　恩格斯指出：“与所有其他曾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相比，资产阶级的特点正是在于：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的威力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从而首先是它的资本的每进一步的增加，只是使它愈来愈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18]“五四”运动标志了这个根本的转折。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把社会主义道路展示在中国人民面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加紧勾结和合作，企图强化其联合统治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企图以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控制和垄断挽救旧制度的覆灭，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的形成和膨胀就是他们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的重大努力。同样是一次选择。国民党垄断资本的产生主要不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抗日因素），而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对立物。国民党政权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和经济主张，背离了孙中山先生设想的发展道路，改变了孙中山先生关于发达国家资本的初衷。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是中国产业不发达的产物，而它的膨胀则又窒息了产业的发展；它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不得发展的结果，又是中国社会经济不得发展的原因。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和膨胀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真正具有规模的原始积累过程，它所进行的积聚和掠夺使中国人民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阶层都受到伤害，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腐败和投机横行,通货恶性膨胀，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农业和中小工业遭到严重摧残,经济逐步走向崩溃。

　　过去，我们将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也称为官僚资本。据实考察，二者应该加以区分。客观地说，国民党国家资本在发展经济、支持抗战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这些机构服务的广大员工所做的贡献也是应该肯定的，不能将国民党的失败简单地归咎于国家资本的存在。而严重危害国家、社会和百姓的是真正的官僚资本，它是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产物，是国民党政权腐败的产物，以孔宋为代表的豪门资本以及大大小小的豪强资本成了国民党政权的恶性肿瘤，这是一种最恶的资本形态，而且发展到了极致。不过，责任最终只能由国民党政权和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承担。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国民党政权是亡于腐败。

　　以上我们说明的是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向资本主义转化的一面，特别是着重说明了国家垄断资本膨胀发展的过程。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并不高，在整个社会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中国的封建经济体系继续坚韧地维持着。其根本原因仍在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结构的独有特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村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国内市场有所扩大，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表现为农民家庭手工业的衰落和商品性农业有所发展，而作为封建经济结构基本要素的土地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地主阶级仍然保持着对农村的封建统治。中国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加速主要是外国商品大量入侵引起的。由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坚固性和它一定程度上能容纳较高水平生产力的弹性作用，外国资本入侵和瓦解这个经济结构在客观上具有极大的困难，不过外国资本发现利用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进行寄生性剥削却有很大的便利。因此，它们不是以摧毁封建经济结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为目标，而是以勾结中国的官僚、封建势力，培植买办，利用原有的商业高利贷网剥削中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其支配中国市场、扩大经济侵略活动的基本手段，即使是在外国资本侵略活动的资本输出时期，这一手段也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至于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国家资本，它本来就和地主经济互相依存，当然更是竭力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正如列宁所说，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于政权的性质。从清政府到国民党政府，从洋务派企业到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封建经济的主体始终不曾受到触动，这里资本和封建经济的对立已为国家资本的半封建性质所化解，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维持和延续正是主要得力于国家政权的保护和国家资本与之密切的结合。民族资本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中最具有积极意义的一种资本形态，但中国的民族资本从来也没有成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它一方面依附于外国资本和国家资本，另一方面它和封建经济联系的纽带仍然相当牢固。民族资本与封建经济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利害共通的一面，而后者是主要的方面，民族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封建势力和封建剥削网从事经营活动的，地主、资本家，二者也往往是兼而为之的。这里，我们把民族资本和国家资本并列在一起说明，绝不是要抹杀二者之间的区别，也不是否定民族资本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过，就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可能性来说，其反封建的一面要远逊于反帝的一面），只是为了强调民族资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中的依附地位，它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并不能代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一点它和国家资本是共同的；惟其如此，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而只能成为革命力量可以争取的同盟军。

　　总之，外国资本、本国资本和封建经济三位一体，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最根本的特征，它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极为脆弱的基础之上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大虽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但由于农村封建制度的延续，农民被迫力求自给，这种解体过程总的说来是非常缓慢的，直至全国解放，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继续保持着封建的半自然经济状态，市场的扩大很有限，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市场是不断呈现萎缩趋势的。另一方面，由于封建经济制度的存在，自然经济的解体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开辟道路，而是造成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破产，造成农村金融的枯竭和农民购买力的不断降低，这也正是中国这样一个以农民为主要居民的国家国内市场难以扩展、并不发达的资本主义还每每遭遇市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同时，农民经济地位的日益恶化和极端贫困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条件，破产的农民不能为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吸收，而是作为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这种外国资本、本国资本和封建经济三位一体的经济结构，有利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和对中国的政治控制，而不利于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民族资本，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内有国家资本和封建经济的阻遏，其发展更为艰难。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彻底崩溃的事实说明，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甲午战争是一个分界线。它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随着殖民地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失去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外部条件，已经不可能正常地独立地发展到资本主义。另一方面，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本国资本和封建经济三位一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逐渐凝固化，失去了自身调节的能力，无论何种资本，都不具有打破封建经济结构的力量，无论是国家资本，还是民族资本，都不能承担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和压迫的任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

　　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和膨胀只是进一步加剧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这种生产方式的崩溃是必然的，它所集中的巨大的生产力恰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向社会主义新中国过渡的必由之路。要使中国社会经济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要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就必须从外部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这个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担当。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救中国，历史的结论就是如此。这是一次根本性的制度选择，中国国家资本的发展由此进入了新阶段。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卷《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34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资本论》第3卷，第891—89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革命的西班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62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4]参阅《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5]《资本论》第3卷，第364、37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6]《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

[7]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1《复古第六》，第78—79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8]《资本论》第3卷，第36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9]《资本论》第1卷，第78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0]《资本论》第3卷，第366，37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1]《资本论》第3卷，第908—90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2]《资本论》第3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3]《资本论》第3卷增补，第101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4]《资本论》第1卷，第40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6]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7]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德国农民战争”第2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51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历史叙述的戏剧性，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转折和突变，也表现在空间、结构上的对照与渗透。这种结构的、空间的戏剧意味，在美国史学家谢尔曼和索尔兹伯里合著的《西方文明史》(第二版)中，有相当的自觉。[1]

　　在前言中，作者直接亮出了撰写这部历史教科书的五大目标以及达成方式。这其中，所设定的历史叙述的戏剧性和趣味性目标，虽被作者视为对历史文明的从古到今的演变，是艺术想象与科学事实的有机融合，但这样一种历时性呈现，就像一部传统情节剧的发生与展开、高潮与落幕那样理所当然，不觉新鲜。倒是作者举出的其他叙述目标，比如西方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复杂关系、社会学的综合视野、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聚焦、个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女性生活)以及真切感受在历史全景中的意义，这一切，都以历史叙述的名义，被植人到一个空间性的结构框架中。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戏剧性不仅仅是指历史事件的扣人心弦，同时也必然是基于叙述立场的戏剧性意识，在全书的材料选择、结构编排乃至叙述方式中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张力。[2]

　　中译本把原“西方文明史”这一标题用“全球视野下的”加以修饰，也是从被开拓的空间维度。来确认该书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这一全球空间意识的开拓，主要不在于确立一个均质化的统一世界，而是在充分揭示空间差异化的同时，把基于差异而产生的联系与对峙、分裂与协调，——呈现出来。

一、空间、差异与戏剧张力

　　首先，就历史叙述的文本来说，空间结构的戏剧关系，体现于材料的组合及其呈现方式。该著作英文辅题原有一个“中等幅度叙事”的提示(A Mid—Length Narrative History)。所谓“中等”，不是对宏大与细节的舍弃，而恰恰是把宏大与细节整合于同一空间的戏剧性呈现，以求“允执其中”的平衡效果。就像该著作的历史年表，包括了“大事件”和“细节呈现”的两方面平衡。而每章插入的“全球联系”与“传记”两篇短文，也显示了对一个非均质化历史世界不同取向的充分展示。此外，该书体例介绍在“结构性和覆盖面”标题下，所提及的“政治和社会史”、“艺术和文化”以及“科学和医学”的一种整合叙述方式，其实也是从社会结构的横断面，显示“执中”的平衡感。但这种平衡，当然也以差异为基本前提。

　　平衡各种差异所获得的戏剧性不仅仅是材料的组合，还有对材料的呈现方式。当历史学家的综合叙述成为全书主体叙述语调时，结合历史文献片断，使不同语调的差异获得了戏剧性，而当历史文献互有照应时，又把那种复调式叙事的戏剧性大大强化了。

　　第15章“争夺权力和财富：旧制度，1715—1789年”，正如标题所提示的，呈现的是旧制度给变迁的社会阶层带来的制约性。而这种流动和制约造成的戏剧性张力，既是题材意义上的，比如中产阶级的上升、贵族与奴隶的对峙、乡村与城市生活的变迁以及精英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的分野与互动等；也是叙述方式上的，如作为史学家的综合叙述与各种历史当事人话语的有机结合。引言从18世纪法国一个观察家的话开始：“一个理性的人只要得到与他的条件(社会等级)相适应的必需之物，就会永远生活在快乐之中。也就是说，如果他得到法律的保护，就能和父辈一样生活。”这里，恰恰是放在括号里的“社会等级”一词，把有关这一章的社会等级的主旨问题提示了出来。在正文中，当其叙述的主体部分涉及叶卡捷琳娜统治下的俄国时，所提及的农奴问题，与“文献”部分附录的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片断相呼应。但拉吉舍夫毕竟是作为旁观者对农奴悲惨生活加以揭露的，所以在第19章“文献”部分，附录“一个农奴对俄罗斯《废除农奴声明》的反应”，出自农奴心理对解放的喜悦，这一话语角度的转换，把关于农奴遭遇的历史叙述层层深入，引向一个更幽深的心理戏剧的空间。这种展示心理空间的历史意义，恰如英国史学家汤普森所说的“我们所说的‘想象’，绝不仅仅是一些包藏着真实目标的语言形象，想象本身就证明它有强大的主观动机，它在历史的能动性方面和客观一样‘真实’，一样有效，就如我们在清教历史上一再看到的那样。它表明人们如何爱、如何恨，又如何在自己的语言结构中保存了某些价值观念”。[3]

　　其次，空间差异带来的戏剧性，不仅仅因为文字，更有图像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作者在前言中曾明示：“在本书中，物质文化和艺术的实例起到了远远超过美化外观的作用。”几乎每一幅艺术图像及地图，其题旨都深入到文本主体文字的内在肌理。不少图像是通过空间性的两两对照，让读者对题旨有直观的把握。例如第19章，美国南北战争前期南北社会的两种状况，是通过关于北方工厂与南方种植园的两幅图画来对照的。甚至在色调上，黑白版画反映的北方工厂之冷峻与彩色画表现的南方种植园之温暖，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一种历史文明进程具有反讽基调的戏剧性。[4]

　　当然，图像之间的搭配作为一种空间差异的关系毕竟是外在的，只有在图像内部，只有当图像的空间关系层次分明、戏剧张力得以充分呈现时，其对题旨才有更本质的切人。对此，作者常常借助于正文或者图注所作的说明，予以要言不烦地揭示。

　　例如第17章，作者选人的一幅关于工业城市曼彻斯特1851年的状况，是把城市林立的烟囱置于远景，而前景则是树木葱茏和湖泊环绕的乡村。作者认为，这种环境的对比，也暗含着居住在不同区域的人的生活状况的对比。再如第20章，英国画家摩尔根以《人民的一员》，画了政治家格莱斯顿与大众同坐一辆廉价的公共马车。不过，作者说，虽然马车上男女“都穿着得体，但不属于英国富有的精英阶层(精英们仍然乘坐从后窗可看见的那种小马车)”，其对图画内部空间关系如此敏锐，在第21章的图注中再次表现出来。针对工业革命时期弗里斯《幸福回报》所画的生日聚会一幕，作者寥寥数笔点出其反映的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家庭特征时，又笔锋一转道：“然而这幅情景也反映出不同的性别区域。女人和孩子舒服地聚在一起，但是父亲和读报纸的祖父坐在靠近窗户的地方，也是靠近外界、现代城市的公共世界的地方。”解读者对人与人的空间关系本质的这种敏锐，是和作者对人的空间关系体现出不同社会阶层结构本质的敏感息息相通。

　　图画作为对特定历史瞬间的一种透视，历史学作者取来分析，当然有助于强化叙述的直观和生动。不过，当这种图画和分析更多的是着眼于人的自然环境或者日常生活方式时，其价值就超越了事件的短暂性，将解读的触角探及了历史更长时段的社会结构。历史学触角如此延伸，在一定程度上既符合布罗代尔对历史学的长时段的理解，[5]同时，从理解介入的深度上说，也从一个侧面，反驳了通常认为读图是肤浅消费的一种文化观。[6]

二、女性立场的曲折展开

　　在上文引述作者解读《幸福回报》一画的人与人空间关系时，给人强烈感受的是作者心头流连不去的一种自觉的女性意识。常人都习惯于引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过，其所谓的当代，固然意味着历史对当下生活的统一性，同时也暗示，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立足于当代的那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以及思想关注点。[7]

　　女性意识的觉醒虽说是现代社会的趋势，但在《西方文明史》中贯穿得如此彻底，还是令人惊讶的。全书开头既有从第三人称角度，对女性作者之一索尔兹伯里的介绍(比如编撰《古代妇女百科全书》)，也有其自述曾经的小女孩角色(其拉美侨民的身份，也相仿于女性的边缘化社会地位)，在这里，客观的学者身份介绍与充满感性的自述方式互为照应，展开为一条重要的女性意识的历史线索，在全书清晰可见。

　　全书25章共附有25位人物传记，有合传，也有独传。其中8篇独传的对象是女性，4篇合传也都有女性作为主人公之一，女性作为主要人物进入传记总计12篇，几乎接近全部传记的一半篇幅。作为体例说明的传记举证，也是以第10篇的女性“伊莎贝拉”为例的。而在有些以男性为主人公的传记中，女性的立场或者说关注点，也在其中有所体现。例如第11篇的“马丁。盖尔”，写的是一个农民士兵传奇，却以“不顾家的男人”概括题旨。而在第18篇“密尔和泰勒”，争取女性自由与解放的意识，为不同性别的男女主人公所共有。不过，女性在历史传记画廊中的地位确立，其真正的意义还不仅是女性人物被推上历史舞台，作用被重估，意识觉醒的历史被梳理，而是作者点出了，当女性以其独特的视角来反思现实时，有可能把这种反思，从男性意识的统一世界中分离出来，进而为历史学与心理学结合的历史哲学提供一种土壤。[8]第22篇“珂勒惠支”的传记，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和战争的目击者”来展开叙述的。但隐含的女性立场和意识，在其创作的《哀伤的父亲》和《哀伤的母亲》中得以聚焦，并把对战争后果的思考，纳入到人类普世价值层面来总结。至于其作为艺术杰作给人的视觉冲击力，其对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叙述的一种高度概括，也被一种女性特有的直觉力所笼罩。

　　在第16章，该书叙述法国大革命呈现出的女性视角，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大革命的进程以及后果之于女性的关系，始终是作者关注的。即便书中提到了《人权宣言》的权利对男女都适用，但作者马上说，“只有男子才获得了充分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在下文对《拿破仑法典》的评述中，作者又尖锐地指出：“对女性来说，法典很清楚地代表着失败。它没有保证她们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反而将财产和家庭方面的权力赋予男子，让已婚妇女在法律上和经济上更加依赖她的丈夫。法典也严格限制离婚，尤其是对妇女而言。这些措施说明，拿破仑相信，妇女从属于家庭，她们所关心的，应该以家庭生活为中心。”

　　作者既从一个男性世界的背景下，即从外部来考察女性的社会地位被剥夺，也从女性世界的内部来挖掘具有差异性、戏剧化的结构关系。

　　对于巴黎妇女向凡尔赛进军的一幅宣传画，作者分析道：“这些行进者的武器是叉、斧子、刀剑和大炮，除了左边那名衣着体面的妇女显露犹豫之情外，其他所有人的表情都是惊人的坚决和自信。”即便表情犹豫者被边缘化，但作者的进一步分析，又把妇女之间地位的内在结构差异与社会大背景整合了起来：“虽然妇女自行采取政治行动的画面，在某些人看来体现了大革命女英雄的气概，但另外一些人对此却深感不安，他们从历史角度看，认为妇女这样的行为是不合适的，甚至是令人恐惧的。绝大数男性还没有做好准备来接受妇女改变其传统角色。”最后的点评可谓一语中的。作者在理解女性的同时，多少带着对男性狭隘的揶揄，而对女性社会角色转变的必然性，其不容置疑的态度溢于言表。

　　在这种女性视角的充分展开中，该章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个人传记不是丹东、不是马拉，甚至不是罗伯斯庇尔，而是罗兰夫人，就特别耐人寻味。更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在传记中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罗兰夫人虽然对大革命欣喜若狂，但并非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自觉“坚持着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规范角色”，既不为女权辩护，也不邀请女性参加政治性的集会。但是“她经常讨厌男人对女人的态度”，认为“即便头脑冷静，但听男人自夸如何优于女性，仍需有足够的耐心”。尽管作者认为“她比丈夫更有政治智慧和野心”，但她躲在丈夫身后，既“是丈夫背后的推力”，也“分享权力和显要地位”。作为吉伦特派的一员，她不愿意像山岳党人那样走得太远，试图从大革命中全身而退，因此被当作共和国的反对看向上绞架。在这里，罗兰夫人在个人生活上所取的中间态度与其在革命的政治立场上不愿走极端，由此带来的个人与社会角色的双重戏剧性，被作者充分渲染。这种戏剧性的张力，既是女性与社会间的张力，是革命事件与生活发展机会的张力，也是女性在家庭的地位要求与公共社会的政治诉求差异而带来的内在张力。作者在传记前列出的思考题，把读者的思想指向了这种革命与生活的微妙关系，揭开了革命事件对生活态度的一层掩盖，但女性自身更深层的革命诉求，也在其中得到了曲折反映。也许，该文明史作者想说，罗兰夫人正由于在生活中对女权的自觉放弃，才能够使她顺利成为丈夫的后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身的政治野心。这一颇具戏剧化的人生选择，多少显示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进取态度中也潜伏着无奈。而这种进取中的无奈，在中世纪流传的关于圣女贞德的传奇故事中已然存在。

　　在第9章，作者除概述了贞德的故事外，又在该章附录的审讯记录前，对于贞德穿男子服装，提示阅读者道：“为什么衣服在整个贞德案件中如此重要?注意：衣服代表怎样的性别角色和顺从性质?”只是当社会已经把女性符号化的服装规定为一个顺从的社会角色时，男性服装才成了贞德的一种桀骜不驯、一种反抗。从女性立场看，当贞德以男性化的符号来反抗社会时，其实也必然意味着把女性的自身特点一并放逐在世界之外。《西方文明史》的作者强调这一性别缺席，为真正确立女性意识和社会地位提供了一个历史前提。

三、历史与历史叙述

　　编撰历史所要达成的戏剧性目标需要引起读者的悬念。悬念往往由问题所引发，而问题则与发展的不平衡紧相伴随。这种不平衡的加剧，从现代社会的空间结构关系来说，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大分工的方式有关，与民族国家的纷纷兴起有关，也与个人意识所开拓的私人生活空间有相当关联。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构关系以及在不同群体形成的差异性，把一种历时的经验转换成历史学的共时的多层次感悟，正是《西方文明史》撰写的重要意图。

　　汤普森转引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中的话说，“法国革命在法国人民之间所造成的分裂还不如工业革命在英国人民之间造成的分裂。”[9]阿伦特指出了现代社会私人生活空间与个人主体世界强化的互相联系。[10]与所谓工业革命造成的分裂趋势相伴随，上升的中产阶级有了拥有私密空间的可能，文化也出现种种嬗变。作者认同瓦特的观点(附录的阅读文献中就列有瓦特的名著《小说的兴起》)，认为近代小说的兴起，既是这种私密空间的情感安慰和心灵寄托，也是对这种空间的充分想象。当然，这里的关键不是当私密空间得到强化时，欧洲古代社会那种公共领域就随之衰退，而是与之相伴的主体意识的强化，对传统空间予以了重新审视，把被遮蔽的阴暗的或者边缘化的私密空间照亮，并形成了一种共时对照的戏剧性效果。

　　正如马克思“弄清了劳动分工以‘空间连续性’替代‘时间连续性’的问题”，从而把“掩盖了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利润的社会阶级本质”揭示出来。[11]把历史的时间问题转化为历史学的空间问题，也常常是对社会本质的一种揭示。既然发展必然导致不平衡，那么，把不同群体的生活状况置于同一个空间内，其形成的冲突和戏剧性效果，就无可避免。

　　有时候，同一空间内不同阶层对照的戏剧化效果令人心惊。在第15章“全球联系”和“传记”两篇短文，前者是关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非、巴西和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是世界范围内最底层人的苦难遭遇；后者是关于音乐天才莫扎特的经历，是社会上流高雅文化的一次巡礼。作者要读者思考的是：“贵族仍在文化中占支配地位，但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也开始对文化产生兴趣。”工业革命以及其他原因造成越来越明显的人与人的生活状况普遍分裂，是历史叙述中最具戏剧冲突，也最引入关切。一如来自边缘位置的女性在社会中的每一次迈进，不论是行动还是意识，都有可能构成一种外部或内部的冲突。把类似的种种冲突予以聚焦和凸显，让读者对这种差异和对立保持警觉，构成了《西方文明史》戏剧化叙述的持久魅力。

注释：

[1] Dennis Sherman and Joyce Salisbury，7hc Fc“Jn cAc Wodd，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2006。中译本由陈恒、洪庆明等翻译，书名为《全球视野下的西方文明史》，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关于该书的引文，如非特别说明，皆出于此中译本，下不——注明。

[2]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从布莱希特等戏剧切人，探讨了现代社会情节剧让位于结构剧的本质特征。参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7—l27页。

[3]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4]遗憾的是，中译本因为印刷成本原因，采用黑白印刷不但失去了色彩对比效果，且排版也没有放在相邻的位置。参见英文版第662页，中文版第854页。

[5]布罗代尔：《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6]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14页。

[7]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页。

[8]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页。

[9]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214页。

[10]阿伦特：“完全成熟的私人生活的那种私密性(这在摩登时代兴起以及与此同时在公共领域的衰退之前是不为人所知的)将永远使整个主观情绪和个人感受得以极大的强化和丰富，而这种强化总是在世界及人类的存在的自信受损害的情况下才得以实现的。”参见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11]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经济学》，郭连成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9—140页。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环境史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环境史是怎样兴起的？环境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如何把握环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环境史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哪里？等等，是我们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探讨的一些问题。这里，谨从一本书谈起。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 1907-1964，一译蕾切尔·卡逊）出版了一本被认为是“现代环境运动”肇始的书[1]；书中开篇描述，人类可能会面临一个鸟儿不见、植物枯萎、鱼已死亡的破损的世界，这即是《寂静的春天》。该书所描述的这一世界前景，既是作者“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2]，又是其所处现实中的真实情况的反映。这种情况，也同样是在美国各地和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因滥用包括杀虫剂在内的各种化工产品而破坏自然并危害人类的实情，可视为现代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和教训的缩影。[3]卡森的著述则对这一文明及其“征服”自然的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因此，甫一出版，即在美国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尤其受到了利益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抨击。与此同时，该著作的思想价值也不断为人所认识，并获得高度的评价。其中，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 1948-）关于《寂静的春天》改变了历史进程的说法[4]，可谓至为深刻。自这一著作问世以来，世界历史确然出现了某种转折性变化。人类社会空前正视伤痕累累的自然，以至“自然的终结”、“自然的死亡”、“地球的末日”等这类既略显夸张又不乏洞见的语汇所反映的环境危机的事实，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大的关注和应对。从学术界来看，当自然因历史发展而危机重重并被形容为“死亡”的时候，一门“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位置的历史”[5]，则日益兴盛起来。这门历史即是环境史，是历史工作者在环境危机和环境运动的驱使下倡导“一场针对环境的行为革命”[6]的结果。它在人们认识并宣告“自然之死”[7]的当代，恰使得自然在历史学中获得了新生，从而带来了历史观念的种种变革。这是史学在最近的一个世纪之交出现的重大变化，值得我们倍加关注和重视。

一

　　在环境史研究所带来的历史观念的变革中，最引人注意的，恐怕莫过于对历史研究对象或题材之认识的变化。

　　历史研究对象或题材问题，属于历史认识论或史学认识论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什么能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什么又成为了历史研究的题材呢？纵观中西史学，不难看到，历代史学家和思想家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以及专门的历史理论或历史哲学思考，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诸多回答。人们对此进行归纳，大体分之为“人事”说、“人类社会”说、“人类社会关系”说、“结构”说和“综合”说等[8]。这反映了不同时代史学家和思想家认识并解释历史的不断努力，历史研究的对象由此得以不断扩大，逐步深入。其变化轨迹大体是，从帝王将相和英雄伟人扩大到一般人民，进而包括劳动群众或弱势群体；从政治进入经济，再到社会、文化，乃至出现“总体”考察的诉求。这样，历史也就从反映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的政治军事活动的“政治叙事史”，发展到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9]这种演变，是在历史学本身发展过程中，历史研究主体对历史上的社会现实及其所处的当下社会现实的认识不断变化的反映和结果。[10]

　　史学的上述变化，在凸显阶段性差异的同时，也延续着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人们一直强调，史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人及其构成的各类群体的活动和行为，这也可简称为“人类事务”（human affairs）。从西方史学来看，有人认为，无论是古典时代的人本主义史学还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乃至18、19世纪的“科学史学”，其目的都是为了解释和总结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因此，史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即是为了充分“揭示人类活动的足迹”[11]。在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中，无意识的实在的自然只是人类活动的舞台或背景，其本身难以成为史学的题材。[12]到20世纪30年代，柯林武德在论述“历史学的题材”问题时还确然地说：“对于那不是经验而只是经验的单纯对象的东西，就不可能有历史。因此，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自然界的历史，——不论是科学家所知觉的还是所思想的自然界的历史。”[13]同样，尽管中国社会历史很早就讲天、地、人所谓“三才”，但近代以降，自然在中国史学中也不是一个鲜明的历史主题。于是，无论在政治史、经济史，还是在社会史、文化史中，历史舞台上的主角都是人，是面孔不断变换的人。读这些历史，你感觉不到大地的存在，闻不出花儿的芳香，听不见鸟儿的鸣唱。[14]

　　随着环境史的诞生和发展，现代史学中人类独舞的历史格局被打破，过去只是作为背景抑或完全缺失的自然，终于得以进入前台，与人类一道上演着历史活剧。这自然，“它包括地球，连同它拥有的土壤和矿产资源、咸水和淡水、大气、气候和天气、生物，即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动物和植物，以及最终来自太阳的能源”[15]，它们是独立的实实在在之物，是我们赖以为生的一个更大的生命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还有土壤、水和空气等等，皆因环境史家的关注，日益成为了历史研究的合理对象。如今，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围绕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一主线，你就完全可以研究并撰写一部你喜欢的任何自然之物的历史。因此应该说，环境史出色地扮演了史家为之设定的“努力要使历史这门学科在叙事上比其传统具有更大包容性的修正者的角色”[16]，这使得历史工作者不仅可以“制造路易十四”[17]，而且可以“加工三文鱼”了[18]。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了尘沙（土）的历史、空气的历史、火的历史、物种的历史、草地的历史、森林的历史、河流的历史……甚至令人生厌的病毒和流感的历史。[19]这意味着史学题材的极大丰富和更新。

　　史家像这样转换题材，其变革意义非同小可。由于三文鱼原本属于自然的物种，而非人类的创造，对其研究本属于鱼类生物学家或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因此，一贯着眼于“路易十四”之行为并以“制造路易十四”为己任的史学，本来是不关注三文鱼等自然物种的命运以及自然本身的兴衰的。现在，当世人出于对自身和人类社会安危的考量，开始忧虑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物种命运的改变和自然面貌的破败时，史家像其他众多学科的学者一样，也为之触动并作出反应。他们果敢地打破现代史学囿于片面的人类事务的藩篱，自觉地在历史长河中“加工三文鱼”，以此系统、深入地探索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系的变迁，试图向世人揭示并帮助他们理解，一部三文鱼的历史，其实也是人类经历的一部分，而人类影响下的三文鱼的历史故事是何等的复杂；像三文鱼种群衰落之类的生态问题，由于很大程度上交织着文化、政治与经济的因素，因此又是多么的令人难以应对。[20]显然，“加工三文鱼”这样的环境史著述，既不是在鱼类生物学或自然科学之内就三文鱼谈三文鱼——着重研究三文鱼等物种的习性或自然环境的变迁本身，也不只是在史学之外拾遗补缺——补上史学所曾缺少的自然主题，而是力图在根本上构建一种新的历史思维乃至历史本体观念。

　　概言之，环境史致力于研究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以此看待并考察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人类所处、所做和所思的历史，从而将人类史与自然史连结起来，使历史成为完整的真正的整体史。这正如美国环境史学者威廉·克罗农所论述的，“毕竟，我们的任务远远不是试图逃出历史，进入自然，而是要将自然本身纳入人类历史长河之中。”[21]在这样的历史中，人不仅是社会关系中的人，而且是生态系统中的人，人类社会本身即是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人类生态系统[22]；自然并非孤立于人之外与人无关的客体，也不是人们脑海中含义不清的观念，而是既独立存在又不断被打上人的烙印并成为人的生存环境的物质和生命世界。这样，历史的本体，即是为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现实的人，与自然界不断进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所作所为体现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交织的人与人的争端，这一矛盾运动引起的自然变迁和生态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对人类社会的反向作用等，成为了环境史研究者的历史探索的聚焦点。

二

　　环境史提升了人们关于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关系的认识，以及在这一认识指导下的史学实践的意义。这突出地表现在历史动力观念的变革上。

　　诚然，诸如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活动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人类对自然界如何运动的思考等等，是人类思想史和学术史中存在已久的主题。美国的地理学家克拉伦斯·格拉肯（Clarence J. Glacken, 1909-1989）就曾指出，在一部西方思想的历史中，人们不断追问的三个问题所涉及的，即是可居住的地球和人类与它的关联。[23]至于“环境史”概念本身，有学者认为，到20世纪70年代初，它一直是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在论述自然环境中第四纪变迁和史前变迁时所惯用的一个术语。[24]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史家着力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并以这一视角看待历史发展时，他们不仅凭借活跃的理论思维，而且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重新诠释和分析了自然的存在及其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由此，他们认识到，自然是一种客观、实在的力量，自古以来它与人类一起共同塑造着历史，并推动着历史的运动。这可以理解为环境史在历史动力观念上所带来的新认识。而这又是以人们对环境史作为一门历史何以兴起的察识为前提的。

　　对于这一问题，环境史研究的资深学者、美国历史学家J.唐纳德·休斯（J. Donald Hughes, 1932-）在比较环境史和旧史学时作了颇为全面的论述。他提到，正如劳工的历史、妇女的历史、种族的历史等等大都是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产物，“环境史的基础也与那些资源保护主义者和环保运动绞缠在一起”，因此，可以将环境史视为历史学进步的一部分；这一进步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历史学者已认识到伦理的扩展在承认移民、妇女和从前的奴隶的作用后，“已在考虑树木是否应当拥有权利”。休斯在提示这一观点的参考来源时，附注了罗德里克·纳什的《完善美国的革命：伦理的扩展和新环境主义》一文[25]；他自己则认识到，动物和树木以及地球本身在力量的金字塔中位居最底层，并且是支撑这一结构的石阶。于是，他特别强调，“将环境史简单地看成是历史学科内部进展的一部分，则是严重的误解。自然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严格而论，它是一切力量的源泉……没有它，人类的努力就不起作用。”[26]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环境史研究者有关自然的地位及其与历史关联的新认识。他们在认可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前提下，认识到自然与人类一样具有塑造历史的力量，而历史运动，包括环境史的兴起这场当代史学变革本身，即是由自然的影响和人类的努力共同推动的。

　　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史研究者对自然之于历史作用的重视，并没有停留在抽象论说的层面。他们通过具体、深入的研究，分析、揭示自古至今自然与人类一起塑造历史、推动历史的事实，因而在人类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以及对自然的书写中作出了新的切实的贡献。[27]譬如，美国环境史学者斯蒂芬·派因（一译派恩）以“火”为主题所做的系统研究和分析，涉及地球上火与人类的整个历史，以及人类与火相互作用的许多方式。其中包括《火之简史》[28]在内的《火的轮回》丛书7本[29]，充分揭示了火这一自然的氧化反应如何在与人类共同演化的过程中，塑造了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及世界各地的文化史。其实，与派因著述同时或前后，以自然要素或人类事务为题材，分析自然与人类共同塑造历史的成果，是层出不穷的。1992年问世的印度环境史研究者拉马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 1958-）与生态学家马达夫·加吉尔合著的《这片开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就分析了水、森林和矿物作为关系到生产乃至生存的自然资源，在印度环保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30]上文提到的泰勒于1999年出版的《加工三文鱼》也是这方面的佳作。

　　当然，由于环境史研究者是一个学科背景和个人兴趣多样化的群体，他们在主题选择和研究路径上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并且，依据时空单位和问题考量的不同，他们对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中哪一方更具支配性的认识有着各自的主张和侧重点，甚至存在不小的差异。譬如，休斯以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1937-）的研究和主张作为接近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31]一端的代表，以威廉·克罗农的研究和主张作为文化决定论（Cultural Determinism）[32]的代表。[33]细究起来，他的这一区分未免失之偏颇。

　　从戴蒙德的相关研究来看，这位生理学与膜生物物理学出身，又有着医学、人类学和地理学背景的美国环境史学者，在考量“历史进程的地区差异”这一世界史的基本事实并分析其由来问题时，的确突出了环境因素的作用，这体现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34]一书之中。在这里，戴蒙德着力思考现代世界各地的差异问题，并这样问道：“为什么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某种别的方式呢？”[35]他又将这一问题表述为“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他认为，“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这也是他所确定的这本书的主题[36]。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则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37]他之所以认为原因在于“民族环境的差异”[38]，是因为他心目中有一个思考的焦点，也就是那种从生物学或遗传学上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认为欧洲人比非洲人，尤其是澳大利亚土著聪明的种族主义解释。并且，也是为了扭转他所认为的今天的历史学家过分忽略环境因素对社会发展之影响的现状。所以，他试图充分利用科学所提供的新知识，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上述问题。他还认为，在这一问题上要区分近似原因和终极原因，并提出了关键的几组环境差异[39]。之后，他又出版《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40]，进一步论证了人类在面对问题时，如何作出了不同的应对或选择，以至经历了不同的命运。

　　显然，戴蒙德所思考和探究的“各大陆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是一个宏大的历史问题。而他从环境差异的角度做出解释，则是试图建构一种必要的综合的历史思考模式。可以说，戴蒙德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研究目标。至于克罗农，一位美国史出身，并有着英国城市和经济史背景的美国环境史研究者，我们对其观点的了解，显然不应局限于休斯列举的由其主编的论文集[41]，还应着重研读其公认的代表作，它们分别是《土地的变迁：印第安人、殖民主义者和新英格兰的生态》和《自然的都市：芝加哥和大西部》。[42]

　　在《土地的变迁》中，克罗农综合运用历史学和生态学的方法，对新英格兰那方土地和那里的人如何相互影响，他们所结成的复杂关系网如何塑造了那个共同体等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的分析，因此在探究新英格兰的动植物群落是如何随着这里的人群变化——从印第安人主导变为欧洲人主导——而变化时，作出了带有原创性、令人信服的解释。其中突出的创新，在沃斯特看来，是它“全然不受传统的束缚！这一回我们终于要看到土地本身及其遭遇的物质变迁。历史终于沉淀于泥土之中”[43]。沃斯特显然推崇该书对一个很久以前的真实地方的生态和经济体系相互交错之历史的论述，并且看重克罗农与自然科学联盟的方式。因此，他提醒环境史研究者警惕一种倾向或思潮，即在《土地的变迁》等著作开创环境史学科以来的20年间，环境史似乎“又转圈返回到了自然、景观、资源保护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的文化政治学上来了”，以至在修正抑或背离“已有的环境史学的重心”[44]。

　　在《自然的都市》中，克罗农通过考察使芝加哥成为美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大西部成为美国腹地的生态和经济的变化，为人们打开了一扇看待美国历史的新窗口。其中重点讲述的，是城市和乡村如何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个系统之中的故事；这个系统如此强大，它重塑了美国的景观，改变了美国的文化。于是，他在书中指出，没有一个城市居民可以轻而易举地忽视自然，因为城市的发展本质上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城市和乡村、人类与自然本为一体，它们是一个由相互依存的部分组成的联合体。

　　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克罗农才能够在《环境史的功用》一文中明确提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完整的历史著述必须同时包含人类创造和自然影响的主张。[45]而且，尽管在其主编的那本论文集中，克罗农宣称荒野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刻的特定文化的创造[46]，但主编它的意图，则在于深入探讨人类和自然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广泛考察人类与自然产生的历史、文化关联。在这一点上，他显然取得了成功，因而他主编的这本文集也赢得了好评。

　　可能考虑到了上述情况，休斯在作出戴蒙德和克罗农或许分别代表了“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陈述后，也就不忘指出，“他们每个人都认为他是在分析自然和文化之间的互动”[47]，并且进一步强调，对于大多数环境史研究者来说，他们在人与自然之于历史的影响孰轻孰重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折中的。[48]这表明，环境史研究者关于自然在历史中的地位的主张和研究并不能等同于“环境决定论”，而且，他们反对任何一种决定论。他们所坚持的，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基本理念，并意图针对史学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和人类创造的思想，建构起一种新的历史动力观念。这一观念的核心要素是，自古至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任何夸大自然的影响以及过分强调人的作用的历史观，都是片面的、不可取的。[49]基于此，环境史研究者通过具体的历史事象，分析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具体表现和程度，从而将它们之间如何互动、如何一起塑造历史的问题落到了实处，并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比他们想象的远为复杂的世界和历史。

三

　　环境史研究提示人们，对于以往的一些历史评价，有必要作出新的审视。这是因为，环境史在着眼于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的变化时，十分注重自然本身在其中所经历的变迁与所受到的冲击。这一现代史学中不曾有过的一种新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历史学者对于人类活动结果及其影响的重新认识与定位。这是环境史在历史观念上引发的又一重要变革，即历史评价的变革。这一变革，与20世纪60-70年代催生环境史的现代环境危机和环保运动的语境是密不可分的。

　　从美国来看，这一时期，因为环境危机的影响，从学界到政坛出现了一种重估人类成就及其价值的倾向或思潮。1962年，作为科学家的雷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指出，包括DDT在内的“给所有生命带来危害”的化学物品“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50]。从“杀虫”到“杀生”，仅一字之差，却反映出对人类创造之作用的转折性认识。一年后，时任内政部长的斯图尔特·尤德尔[51]在《悄然而至的危机》[52]中又提出一个同样严肃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创造损害了它最优秀的头脑，并将最宜人的景观变成了荒原，这个社会能算是成功的社会吗？而促使尤德尔这样发问的直接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当时的报刊报道诗人艾略特[53]病得很重，认为他成为了伦敦最近一场“杀人烟雾”（killer fog）的牺牲品；一是因为新罕布什尔州有位关注自然保护的公民打电话告诉他，“罗伯特·弗罗斯特[54]的故园——在记忆中一直与‘西去的溪流’这一诗作融为一体的那个地方——现在变成了一片废旧汽车垃圾场”。尤德尔说道，当这两件事巧合的时候，他的脑海中不由闪现出上述那个疑问。他还认为，这似乎概括了现代人所面临的困顿。[55]到1969年，历史学者纳什在《圣巴巴拉环境权利宣言》中，直接谴责了人类经年累月疏忽环境、破坏环境以至造成环境灾难的种种行为，指出“我们必须重新界定‘进步’，要强调长时段的质，而非眼前的量”，同时倡导“一场针对环境的行为革命”，并誓言“我们将重新开始”[56]。

　　美国的上述变化，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化反省和改革的时代”[57]的缩影。而由美国学者开创于这一时代的环境史研究，不免带有一个与生俱来的时代特征，即对人类行为的“重新评估”。因此，在环境史著述中，“重新界定”、“重新思考”、“重新检验”人类文化传统的色彩，是十分浓郁的。这表明了环境史学者重新看待和评价历史的旨趣、特点及其合理性。在环境史研究的不断发展中，它的这一特点愈发地严谨、练达，2001年问世的《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对此有很好的体现。[58]本书系美国环境史学界后起之秀亚当·罗姆的成名作，出版后广受好评。书中对美国环保运动的新解释，对环境史研究领域的新拓展，以至在表达手法、跨学科研究方法等等方面，备受称赞。同样，它在重新认识人类的某些行为、重新思考人类的一些观念上的意义，也得到了重视和推崇。[59]

　　这本书的核心对象，是1945—1970年间美国郊区住宅开发的历史。诚然，二战后，房地产开发在美国郊区的迅猛发展，对于缓和因住房短缺而引起的社会矛盾，拉动美国经济的增长，乃至促使普通人的“美国梦”的实现，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才会出现美国最大的住宅开发商在二战后的一些年里被当作英雄来赞颂的情况。[60]如果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范畴来看待这一历史运动，自然会满足于这样的历史认识和评价。殊不知，这一时期，在全美范围内的郊区普遍出现的大规模住宅开发，也隐含着巨大的危机和冲突。这突出地表现为，与开发商使用新的土方机械移山填谷、清除植被而建起大批量令人欣喜的住宅的同时，出现了“更频繁的洪水、严重的土壤侵蚀和野生动物数量的急剧减少”的结果[61]。于是，“仅仅在一代人之后，许多评论者就将郊区的蔓延视为一场环境灾难”[62]，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思想转变。这一转变的起因和后果，正是亚当·罗姆在《乡村里的推土机》中所要探讨的主题。

　　亚当·罗姆在探讨上述主题时，充分揭示了已往历史研究所忽视的有关战后美国郊区住宅开发的许多史实。这主要涉及住宅批量建设的种种环境代价及其如何一个接一个地成为争论主题，从而促发环保运动的故事。具体则包括高能耗住宅造成的能源浪费问题、化粪池问题、城市空地的丧失、郊区蔓延对水土资源的影响、推土机“蹂躏土地”所激起的抗议，以及由此引发的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的无数居民对“进步”好处的怀疑，[63]和政府官员向近乎神圣的财产所有权发出的挑战等等。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所引发的相关观念的变化，在罗姆笔下也得到了深入、辩证的分析。其中，个人与社会对土地的认识和态度的部分转变、对传统的私人财产所有权观念的挑战和社会财产思想的出现等，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这样，亚当·罗姆在叙述战后美国郊区住宅的开发时，展示了更广阔、更深邃、更复杂的历史情景，使人们在看到一幅幅动人的历史画面时，必然也感受到各种矛盾对立——譬如新的消费文化与资源保护理念的冲突，现代住宅开发与优良建筑传统的冲突，个人和社会的经济利益与环境干扰和破坏之间的张力，新的生态学观点与沼泽就是废地的古老形象的冲突，环保与反环保力量之间的博弈，等等。其中，有一对尖锐的矛盾，按照罗姆的总结，表现为郊区住宅开发商用自然特征为小区命名，以回应购房者想更加接近大自然的愿望。它们之所以构成矛盾，是因为“为了成片地开发住宅，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商经常肆意破坏他们想加以炫耀的、出现在住宅小区名字中的草地、树林和山丘。”[64]这一对矛盾，可以说是其他诸多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罗姆对它的总结和揭示，显然旨在以自然环境因住宅批量建设这种破坏性发展而受到的冲击为参照，对人类开发住宅之行为作出新的分析和评价。这有助于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远的意义上，认识人类自身行为的结果和影响。其背后律动的，则是环境史研究者普遍持有的生态意识和生态关怀。在这种意识和关怀的引领下，环境史著述势必转换评估人类行为的尺度。它不仅仅以短期利益，还要以长期效应来看待人类的行为及其结果和意义。并且，人类行为是祸是福，是谁之祸，谁之福，也不再只是从人类自身来看待，还要顾及到共享这颗星球的其他生命的存在，乃至这颗星球本身的命运。

　　环境史研究对人类活动及其结果和意义的这种考量，凸显了历史评价尺度转换的某种趋势。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评价标准，即生态生产力标准[65]的诞生。生态生产力，可简称为生态系统健康持续并提供有效服务的能力，具体指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系统能够保持活力并维持其组织结构及独立性和弹性的能力。生态学界一般认为，评估生态系统健康的标准有活力、恢复力、组织结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持、管理选择、外部输入减少、对邻近系统的影响及人类健康影响等八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个方面。[66]这三方面的综合，相当于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1887-1948）提出的以是否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来衡量一个事物的对与错的标准。[67]而作为一个环境史研究者，还应该意识到，存在于生态系统之中并需求其服务（如需要食物和洁净水）的，除了我们人类自己，还有其他众多的生命；那些“四条腿的，长翅膀的，六条腿的，生根的，开花的，等等”[68]，拥有和人类一样多的生存于某个地方的权利。但是，随着文明的兴起和发展，人类的众多活动却导致许多生态系统提供服务之能力的持续下降，用利奥波德的话来说，就是“食物链变短了”[69]。

　　从这一角度来认识和评判历史，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环境史叙述有时候可能使一些从前的历史英雄不再那么英明神勇。[70]譬如，亚当·罗姆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在战后美国一度被当作英雄来赞颂的住宅开发商，因为在不宜建筑的湿地、山坡和洪泛区开发建设，损失了湿地并削弱了其多方面的价值，夷平了山坡或破坏了它的稳固性，侵占了本属于河流的一部分，使得野生动物数量的减少加剧，土壤侵蚀更严重，洪灾更频繁，结果他们在一些人心目中也就成为了“亵渎地球”、侵害自然美景的掠夺者[71]，和山体滑坡、洪涝等“自然”灾害的制造者[72]，以至有人认为，“在分洪河道上进行住宅开发牟取利润，从道德上讲无异于出售腐烂变质的肉食牟取利润”[73]。

　　生态生产力标准，显然是一个不同于已往仅仅顾及人类利益的诸多历史评价标准的更具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标准。其创新之处，一方面在于针对某种可称为富困的问题，也即斯图尔特·尤德尔认为的人类社会创造到头来损害人类自身及其生存发展环境的现代人的困顿，而反省和考察全体人类的行为的结果及其直接或间接影响；另一方面在于超越人类惟一和人类中心的狭隘意识，从生命共同体或土地共同体健康的角度，看待其他存在的内在价值或其存在的意义，以便理解“对生态上至关重要而经济上却毫无价值的系统加以保护”[74]的必要性。因此，这一标准对于如何探究人类文明的兴衰，如何品评历史中人类活动的得失，如何考量现实中人类作为，尤其是重大决策的利弊，[75]都将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而在全球一体化的现时代，当生产地点与消费地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追踪生产和消费的环境代价与后果的难度越来越大的时候，[76]针对所有人的生态生产力标准的执行，[77]就显得更加重要。

四

　　环境史研究在带来历史观念变革的同时，也推动着历史学科的理论建设。由此，它在具体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上对历史学进行一次深刻的改革或“挑战历史学的规范”[78]，从而引发史学革命的前景已露端倪。

　　环境史研究在具体的历史理论上的变革，可从对文明的起源和兴衰的不同解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诸如阶级、财产权、自由等观念的剖析、对战争与环境关系的研究等等方面把握；环境史研究在具体的史学理论上的变革，可从史实、史料、史法、史鉴等等方面分析。[79]仅就史实而言，看一看“环境史年表”（Timelin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80]的内容，你会感叹，环境史所揭示的历史事实和构建的历史知识与过去的历史有多么大的不同，历史中又有多少的事实曾经被遗忘，被疏忽。

　　可以想见，从事环境史研究，必然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不仅需要了解社会系统的作用机理，而且需要了解生态系统的作用机理，所以在学科内容上，不仅要熟练地运用人文社会科学有关文化与经济、社会的术语和知识，而且要努力掌握自然科学有关一个地区的生物、气候和地质状况等术语和知识。尤为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以复杂的相互适应的方式，思考有关历史、社会和自然的事象，这即是要养成环境史的思维习惯；这一思维习惯的科学基础自然是生态学。由此，当我们看到一块土地时就会本能地想到，土地不仅仅是土壤，而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每平方米的土壤包含了数百万的有机体，它们与矿物、水和阳光相互影响，创造了生命和富饶。对这个生态系统的破坏也会危及我们自身的生存。土地可能因风或水的侵蚀，因杀虫剂、除草剂或有毒垃圾的影响而毁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土地就不能像从前那样继续进行光合作用，我们人类的生存也将受到极大的威胁。[81]
　
　　于是，一个环境史研究者所揭示的历史运动，就不仅仅局限于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的问题，而是要包含一个土地共同体在何处、何时所共同经历的矛盾、挫折、失落，抑或还有成功，[82]以及人类尝试解决矛盾的努力和教益。这样说来，环境史有可能成为给今天和未来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带来更大希望的一种新的历史知识体系。

　　基于对环境史的初浅认识，近十余年，我和研究生朋友及年轻的学术同仁开启了环境史探索之旅，力图在研究实践中，具体理解和把握这一新兴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本丛书即是这项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它包括理论层面的探讨和实证内容的研究。编辑和出版它抱有三个目标：第一，试图激励历史学者更好地关注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当代社会的环境问题；第二，试图促进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理解与合作；第三，试图增强有关人与自然互动研究的史学成果的社会转化。

　　由于所探索的领域辽阔无边，我们的思维却狭窄有限，因此，目前所得的成果不过是对一些浅显经验和思考的初步总结，肯定会存在很多疏漏和不足。但无论如何，可以庆幸的是，我们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现时代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时开展了对新时代的环境史的探索。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在这一探索的过程中，我们的方向会更加明确，我们的认识会不断深入，我们的步伐也会越来越坚实。

梅雪芹 谨识
2011年12月

　　《新唐书·南蛮传》的“赞”最后总结到，“《易》曰：‘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于无备。汉亡于董卓，而兵兆于冀州；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南蛮传》的作者用另两个可供类比的例子，从“长时段”的角度解释了唐代灭亡的原因——由于南诏不断向东南渗透，两陷安南，迫使唐王朝不得不调用徐州兵士镇守南安北部最大的要塞桂林，久戍不得更代的士兵最终造成“庞勋之乱”，严重削弱了唐朝的根基，无力于黄巢——“唐亡于南诏”的观点不但得到陈寅恪的肯定，同时也得到人类学家芮逸夫先生的认可。

　　包括《南蛮传》中的古今研究者们，都没有把唐帝国的灭亡看成短时段内社会结构断裂——藩镇强大与农民叛乱——的结果，而是把这一激烈的结果，放到了一个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去。我们先不必忙着解释南诏与唐朝灭亡的“长时段”关联，但至少带着这种几乎已经将近1000年的智慧（从1060年《新唐书》完成算），解读一下1000年后的一本著作：美国人类学家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英文原著1989）。看看前人给我们留下的知识财富，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本关于“欧亚大陆游牧与农业定居人群互动”的著作。

拒绝“他者化”

　　人类学家巴菲尔德怀着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精神，拒绝传统观念中，农业定居人群将周边草原-林地带游牧人口，武断称之为“野蛮”、“蛮夷”的做法。力图在《危险的边疆》（简称《边疆》，下同；凡涉及本书页码，均直接标出，不另作说明）一书中，深入“对汉族文明的学者而言只体现为具有很少内在价值的边缘历史”，（p.4）打破“视部落民众为中原的长期附庸”，简单理解为“纳贡”、“归附”或者“入质”的刻板印象。他认识到，传统文献中建立在农业人群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观点，“经常被现代学术通过一种继发的种族中心论不加批评地予以保留”，而且“对于定居社会的历史学家而言，……也总是难以理解那些与其自身社会有着完全不同生活方式的部落游牧民族的文化价值与社会结构”。（p.5）

　　所以，巴菲尔德想要做的，就是将传统汉文文献中“他者化”——一律以野蛮、不开化，文明践踏者脸谱化形象——出现的游牧人群，放到历史主体的地位上。他们不是单一的，攻则漫山遍野，铺天盖地；退则如潮水滚滚，不留痕迹的入侵者，他们没有农业定居者一样，基于农耕生计、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文明的基础），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社会组织，没有文明，只是他们有的是另一种“文明”，游牧文明——建立在周期迁移，短期定居生产方式上的文化类型，及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

　　不过，巴菲尔德并不是这种尝试的第一人，在人类学的领域，自以“启蒙教化”为己任的殖民时代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结束以来，以埃里克·沃尔夫为首的一批人类学学家在诸如《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等著作中，便已经开始“还历史于‘没有历史’的人们”，把后者的主体性还给那些，拥有发达文字书写历史传统以外的人群，因为失去“文字”这样有利的武器，他们只能任由掌握文字魔力的人们，贬谪为“蛮族（蛮夷）”。后有，马歇尔·萨林斯在《历史之岛》中试图还原“土著的理性”。那么，在这一思潮涌动背景之下，同为人类学家的巴菲尔德便在稍晚的时侯，便在这份亟需“正名”的“野蛮人”名单上，在非洲广大的班图语族、美洲印第安人、大洋洲土著和东南亚山民之后，添上了欧亚大陆历史上，驰名遐迩，令人闻风丧胆的“游牧人群”。

　　一言以蔽之，他想要通过对游牧人群“政治组织”的描述，考察游牧者与农业定居人群的“互动范围”。然而，从人类学的蹊径中走出来的作者，会不会又回到了历史循环论的窠臼：“中国的征服王朝：是否存在一种边疆关系的周期率……?”（p.5）

人类学视野中的游牧民

　　既然把历史主体性还给了“游牧者”，那么，按照人类学的做法，就要描述他们的生计类型、文化要素，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边疆》的作者看到了这些（尽管他把主要笔墨放在了匈奴、突厥、蒙古等等人群的亲属关系上了），而且把他们与农业人群的互动详尽地归纳了出来（以两者物质交换为主）——游牧人群提供畜牧产品，而农耕者以不对等比例的高额“等价物”支付酬金，维持了某种“朝贡”体系——但除此之外呢。

　　他非常详细地记述了匈奴、突厥、蒙古和满洲的兴起和衰落，或许是出于某种谨慎态度，他回避了游牧人群与农业定居者的大量冲突，小心地描述游牧者的轨迹，甚至还努力廓清“游牧帝国与中国”的界限，保证自己的视角全都落在游牧人群那边。同时，他又像以往的历史著作一样，记录了游牧者“汉化”（文化涵化）的过程——胜利的游牧民“入主中原”，听取汉人谋士的意见，遵行农事，崇尚儒风。

　　巴菲尔德力图避免以往那种“附庸”与“边缘历史”，然而，《边疆》让我们更多联想到的还是格鲁塞《草原帝国》一类的风格，由戈壁、沙地隔开的草原和农耕地区，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游牧人在农业帝国视野中的出现依然突兀，他们如潮涌来，每次只仿佛变换了名字，又重新登场。10多万匈奴融入后起的鲜卑；契丹、女真和蒙古只是后先继起。只是，在人类学家眼中，他们从输诚向化、入贡纳赋的“蛮夷”，变成了智慧的“勒索者”——他们并不倾慕“汉化”，只是理性主义，商业头脑使然——并从物质交换的配角，变成了左右汉人农业帝国政治-经济运行的主角。当然，巴菲尔德还为每一个历史时期出现的主角绘制了详细的系谱，试图讨论亲属关系在他们政治组织中的作用。

　　不过，我们稍加注意，还能找到另一些人类学独特的视角，巴菲尔德提到，“有证据表明，游牧的匈奴人民有大量的谷物可供支配，这很可能是由被俘的农民生产的。例如，公原前119年，……汉军将领卫青及其五万士兵用交货的匈奴粮食大摆盛宴，并在南返之际，将剩余的粮食付之一炬。”（p.61）游牧人群谷物种植情况的发现，并不是新闻，更多的材料也见王明珂继巴菲尔德之后写成的《游牧者的选择》，然而这种极有可能纠正我们对游牧生活固有偏见的发现，似乎少了更多着墨。

　　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边疆》中详细记录了游牧人群每次从汉地王朝获得的“回报”，如“呼韩邪获得了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他的随从受赠谷米三万四千斛。……第二年，呼韩邪声称其部众困乏无助，汉廷遂派发谷米二万斛赈济……”（p.81）不论是匈奴，还是后来的鲜卑、突厥、契丹、满洲都与汉地王朝发生过频繁的物质交换，巴菲尔德的笔触随同历史文献一样戛然而止，而把更大的奖励和发现的喜悦，留给了后来者。

新的思路

　　像历史学家一样，《边疆》的作者在文献终止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似乎暂时忘记了人类学家“社会结构”这一利器。尽管文献没有提到它们的来踪去影，但是，我们或许可以设想一下，“七十七袭衣被、八千匹锦绣绮縠杂帛，六千斤絮、三万四千斛谷米”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这显然不是一次性支出，而是多年如此的支付——这些既不是凭空出现，也不会就此埋入地下陵墓——会产生哪些“看不见”的影响?材料背后，反映的是看不见的“社会（生产）结构”。此外，其中隐含的信息还显示，游牧人群所需要的，与农耕者并无不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光是乳和肉的食用者，他们同样消费大量谷物！

　　大量关于游牧方式的研究（包括弗里德里克·巴特、王明珂和德国马克·普朗克人类学研究所）显示，纯粹的游牧生计方式（如西伯利亚驯鹿放牧者，或如以狩猎-采集生活为主的“林中百姓”）无法维持大量人口（如“控弦之士二十万”），汉地农业帝国眼中的游牧者“入侵者”来自农牧混合经济，且农业占据相当大的比重。

　　事实上，传统研究的症结，恰恰在于将游牧与农业经济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并在彼此之间划分了一条“边疆”，这种二元的分割，阻止我们深入大漠的另一侧（今天国家疆界的确立，让我们对蒙古高原以北，贝加尔湖以南地区的农牧混合经济缺乏更直观认识）。其实，大量史料记载，在汉地赋役较高时期，人们流入游牧地区从事农牧；而且农业帝国，也鼓励（或掠夺）匈奴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反之亦然。这种更开放、更加整体化的观点能为我们打开更开阔的视野：两汉帝国对匈奴的胜利，并不纯粹出自军事上的胜利，汉帝国对西域与河西走廊农业地区的控制，构成了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对西域农业绿洲的控制远不止给汉地远征军提供补给，同时也阻断了游牧人群的农作物供应，加速了农牧混合经济社会的瓦解——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卫青那“付之一炬”的决定性意义。

　　历史的进程没有那么简单，解决了粮食问题，我们还有“衣被、锦绣绮縠杂帛和絮”的问题。《边疆》提到一个唐代的案例，“（回纥可汗）大为震怒，并要求偿付所欠马匹价值180万匹绢。……有观点认为，朝廷的这些负担通过对东南富饶地区征收的年赋来弥补，这大约是20万匹绢。”（p.196）巴菲尔德在本来应该趁势而入的地方点到即止，一笔带过，用“有的观点”遮住了人类学的眼光。

　　历史学家止步于数据的罗列，但对于人类学而言，“七十七袭、八千匹、六千斤、三万四千斛”并没有那么简单，甚至构成了讨论的出发点。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生产体系，而生产体系（物质生产）实际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结构”。先从游牧者的视角来看，他们从农业帝国那里获得了这些物质产品，需要通过“再分配体系”分发出去，分配的网络可能按照包括“亲属关系”在内复杂的部落间关系展开；另一方面，如同农业帝国的君主，这些产品也不是无偿赠予的（如匈奴及后来的游牧人群，都要用马匹或畜牧产品交换——且不论兑换比率是不是合理），产品在游牧世界从中心向边缘的扩散，好比货币浪潮的推动，刺激了草原深处的生产。

　　我们可以设想，农业帝国提供的物质产品促使多少人群加入到这场贸易网络当中。虽然文献没有告诉我们有太多远方聚落（以匈奴为代表）为农牧混合人群提供：皮货、毛料、手工制品，以及铁制品（被称作柔然“锻奴”的突厥），甚至雇佣兵的情况。但是，契丹向女真索取贡物的行为，最终促使女真社会的全面崛起；而鲜卑首领檀石槐之父投鹿侯就在匈奴中服兵役三年——鲜卑卷入匈奴与汉朝的军事互动，推动了鲜卑社会的整合。正是“生产刺激-人口增长-社会整合-资源压力”这样的进程导致了汉地农耕者眼中，此起彼伏的游牧者浪潮。

　　另一方面，这些物质产品对农业帝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年复一年的大额度支付，最终转嫁到国家控制的编户头上，其实包含复杂的连锁效应会以一种“微观”的方式传递下去。向南方山地索要更多的可耕地、更多的赋役提供者，造成当地原著居民的暴力回应——这就是我们在开篇看到那段话的实际含义。另外，即便“东南富饶地区”也有承受的极限，沉重的赋税（其实更残酷的则是兵役，尤其农业帝国的南北两线同时开战）迫使人口逃亡，未及逃亡人口的负担则成倍提升，农业帝国内部财政紧缩，又反过来影响了与游牧人群的经济互动。兵役、赋役的不足，同时也削弱了农业社会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实力——这便是我们在所谓“朝代末期”看到的“内忧外患”——其实都来自长期积累的结果，“唐亡于南诏”，其信矣。

　　现在我们可以回味一下开篇那段引文，将近1000年前的智慧确实不谬，真正对历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并不只有那些剧烈的突发事件，而是那些只有通过“长时段”视角才能揭示的深层原因。《边疆》的作者为我们提供了非常详尽的材料，却“三顾而不入”，蔚为遗憾。游牧与农业社会并非截然对立的世界，二者的联系与转换将继续给我们带来有趣而值得深思的主题（篇幅有限，恕难展开），也将继续启发历史学与人类学家。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5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上下册）
董志凯  武力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4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目　录

第一章　工业化战略的确立与过渡时期总路线
　第一节　“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的选择
　　　一、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思想和现实基础
　　　二、国家统一和安全对工业化的要求
　　　三、“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的形成和主要内容
　第二节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产生背景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过程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终结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包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二、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作用
　　　三、社会主义工业化与新民主主义提前终结的关系
　　　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另外两个因素
　第四节　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条件
　　　一、强大的政府动员和资源配置能力
　　　二、苏联的全面援助
　　　三、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制约

第二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第一节　“一五”计划的编制
　　　一、 实施“一五”计划的决策及编制准备工作
　　　二、“一五”计划的编制和通过
　第二节　“一五”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任务
　　　二、主要计划指标
　　　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
　第三节　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的编制
　　　一、地方计划编制情况
　　　二、部门五年计划编制情况
　第四节　“一五”计划对几个经济关系的处理
　　　一、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二、经济发展与工业布局的关系
　　　三、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
　　　四、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全面安排的关系

第三章　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基本建设投资体制
　第一节　国家财政在基本建设投资中的主体地位
　　　一、建设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主要来自内部积累
　　　二、国家财政是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
　第二节　基本建设投资职能部门的建立
　　　一 、各级计划机构的建立与基本建设管理职能的确立
　　　二、国家和地方建委的设置
　　　三、建筑主管部门的建立和设计力量的调整
　第三节　建立高度集中的拨款管理和监督体系
　　　一、成立负责基本建设投资的专业银行
　　　二、拨款规章制度体系的形成
　　　三、拨贷款业务的创办
　　　四、自筹基本建设资金及其他资金的管理
　第四节　确立地方政府的投资职能
　　　一、有计划地发展地方工业是“一五”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地方基本建设投资的方针–“三就”方针的变化
　　　三、有限扩大地方基本建设投资权限的政策
　第五节　其它经济成分固定资产投资的管理
　　　一、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管理
　　　二、对手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贷款的管理
　　　三、对职工建造住宅贷款的管理
　　　四、对公私合营企业基本建设拨款的管理

第四章　以“156项”为核心的基本建设投资
　第一节　以“156项”为核心的重点建设项目
　　　一、从苏联东欧引进资金和技术方针的形成和起步
　　　二、“156项”的确立
　　　三、项目的结构与布局
　　　四、设备引进情况
　　　五、技术引进情况
　第二节　基本建设投资结构
　　　一、中央和地方投资的比重
　　　二、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投资比例
　　　三、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投资比例
　　　四、大中小型建设项目和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投资比重
　第三节　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
　　　一、工厂厂址的选择
　　　二、建设土地的征用
　　　三、保证项目建设的其它措施
　第四节　基本建设投资效益
　　　一、项目建成投产率
　　　二、工业建设投资的效益
　　　三、其它部门基本建设投资的效益
　　　四、重点项目建设取得较好效益的基本原因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五章　大规模建设开始后的供需矛盾与农产品统购统销
　第一节　资源全面短缺形势的形成
　　　一、物质资源供求不平衡
　　　二、科技与管理方面的人力资源供需不平衡
　第二节　资源配置上市场与计划的矛盾日益突出
　　　一、多种经济成分条件下的市场竞争
　　　二、农产品市场与计划的矛盾
　　　三、工业品市场与计划的矛盾
　　　四、经济体制从市场向计划快速过渡
　第三节　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
　　　一、国家对重要物资的垄断经营与统购统销的决策
　　　二、对粮食、油料油脂实行统购统销
　　　三、对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
　　　四、统购统销制度的调整

第六章　农业合作化的推进与实现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稳步发展
　　　一、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经济面临的新问题
　　　二、从小农经济出发的互助合作
　　　三、对急躁冒进倾向的纠正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加快
　　　一、总路线的宣传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促进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二、农业互助合作重心的转变
　　　三、农村工作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到以合作化为中心
　　　四、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
　　　五、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优越性的显示
　第三节　农业合作化提前完成
　　　一、围绕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争论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出现
　　　三、建立（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
　　　四、过急过快地实现农业合作化带来的问题
　第四节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调整
　　　一、实行勤俭办社发展多种经营
　　　二、缩小社队规模、改进生产管理和贯彻执行互利政策
　　　三、实行民主办社，整顿干部作风
　　　四、“包产到户”制度的出现与夭折

第七章　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节　手工业分类及其概况
　　　一、私营手工业的分类
　　　二、手工业合作组织的种类及其特点
　　　三、1953年以前手工业合作化概况
　第二节　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历程
　　　一、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步进展
　　　二、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
　第三节　手工业合作化的绩效
　　　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二、手工业合作化后经济效益的提高

第八章　私营工业的公私合营
　第一节　私营工业公私合营的方针及其实施
　　　一、对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的方针与政策
　　　二、资本主义工业公私合营的过程
　第二节　 私营工业公私合营过程中的产权清算与产权管理
　　　一、过渡时期交通银行的主要职能
　　　二、过渡时期交通银行的主要任务
　　　三、配合政府清理企业中的公股公产
　　　四、配合政府具体监管公私合营企业的财务
　第三节　 私营工业公私合营过程中的问题及其调整
　　　一、公私合营工业的管理体制问题
　　　二、合营工业企业的改组问题
　　　三、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经营问题
　　　四、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
　　　五、公私合营企业的工商关系问题
　第四节　私营工业的迅速消亡与公私合营工业的发展
　　　一、私营工业从工业领域的全面退出
　　　二、公私合营工业的逐步成长

第九章　私营商业、饮食服务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第一节　私营商业的基本情况与改造的基本政策
　　　一、“一五”计划初期私营商业的基本情况
　　　二、从利用、限制、排挤到利用、限制、改造
　　　三、对私营商业全面改造的步骤安排
　第二节　对私营商业的全面改造
　　　一、坚决排除私营批发商业
　　　二、对私营零售商业的改造
　　　三、对城市小商小贩的改造和安排
　　　四、 对农村私营商业的改造
　第三节　对私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后产生的新问题
　　　一、对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二、对私商改造完成后产生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第四节　私营饮食服务业的改造
　　　一、私营饮食服务业社会主义改造前后的基本情况
　　　二、私营饮食服务业改造的基本形式
　　　三、饮食服务业对私改造中的主要问题

第十章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问题与探索（27313）
　第一节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所有制结构
　　　一、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的实现
　　　二、1953-1957年公私比重变化情况
　　　三、社会主义改造后所有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改革设想
　　　一、“八大”前后对所有制问题的新探索
　　　二、探索的初步成果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所有制政策调整
　　　一、调整政策与个体私营经济的恢复
　　　二、“反右”运动后对个体私营经济认识的变化

第十一章　“一五”时期财政体制的演变
　第一节　财政管理体制的变迁
　　　一、地方财政分级管理的变化：大区的取消和县级财政的建立
　　　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的建立
　　　三、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四、“一五”时期财政体制的特点和作用
　第二节　税收管理体制
　　　一、1953年对工商税制的修正
　　　二、税收政策的调整
　　　三、税收征管的加强
　第三节　国营企业财务管理制度的集中
　　　一、企业上缴利润制度的变化
　　　二、企业折旧资金全部上缴
　　　三、国营企业流动资金供应和管理制度的演变       
　　　四、国营企业若干费用划分办法的演变

第十二章　高度集权的金融体制的建立
　第一节　金融体系的高度集中统一
　　　一、银行体系的高度集中统一
　　　二、交通银行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财政机关化”
　　　三、保险机构的集中统一
　　　四、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及官办化趋势
　第二节　金融管理体制的集权化
　　　一、金融机构强化集权化管理
　　　二、金融资金强化计划性管理
　第三节　取消国营经济部门的商业信用
　　　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商业信用的状况
　　　二、取消国营经济部门的商业信用
　　　三、取消国营经济部门商业信用的成效与影响

第十三章　流通体制的变化
　第一节　商业计划管理体制的建立与改革
　　　一、商品流通的计划管理
　　　二、重要商品（物资）的分类分级管理
　　　三、工商部门购销关系的建立与改革尝试
　第二节　城乡市场分割经营体制的形成
　　　一、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的三次分工
　　　二、城乡市场的分割及问题
　第三节　城乡自由市场的管理
　　　一、“一五”时期自由市场的曲折变化
　　　二、农村自由市场的管理
　　　三、城市市场的管理
　第四节　物资计划管理体制的建立
　　　一、物资的计划综合平衡
　　　二、物资的计划分配与供销
　第五节　国营商业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建立
　　　一、改变贸易大回笼制
　　　二、建立国营商业企业经济核算制

第十四章　集权式工业管理体制的形成与改革探索
　第一节　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的形成
　　　一、中央政府决策中心的逐步形成
　　　二、中央与地方职责界定及其博弈
　　　三、主要物质及生产资料的中央集中控制
　　　四、中央对企业的集中管理
　　　五、公私合营及私营经济逐步纳入计划化管理轨道
　第二节　高度集中工业管理体制的历史作用及其弊病
　　　一、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的历史作用
　　　二、高度集中管理体制的弊病
　　　三、高度集中控制与计划失灵
　第三节　高度集中工业管理体制的改进方案
　　　一、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改进方案的形成
　　　二、改进管理体制草案制定的原则和过程
　　　三、高度集中管理体制改进方案的主要内容

第十五章　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改革探索
　第一节　计划管理机构的建立和计划管理方式的变化
　　　一、计划管理机构的建立
　　　二、初期的计划管理
　　　三、“一五”后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市场调节机制的式微
　　　一、市场调节率先退出金融领域
　　　二、劳动力市场逐步消失
　　　三、产品市场方面的市场调节作用和范围越来越小
　　　四、市场调节式微的双重后果
　第三节　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变化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
　　　二、“条条为主”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
　　　三、“条条为主”体制的利弊得失
　第四节　1956年前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新探索
　　　一、“八大”前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探索
　　　二、1957年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设想

第十六章　工业的增长与发展
　第一节　重工业的强势增长与轻工业的波动前行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举措及其效果
　　　二、努力发展轻工业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
　　　三、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的变化
　第二节　“原有工业”和“地方工业”的潜力及其利用
　　　一、发挥原有工业企业的作用
　　　二、发挥地方工业的作用
　第三节　 国营工业企业制度建设与经济效益的改善
　　　一、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
　　　二、继续推行经济核算制
　第四节　工业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
　　　一、政府积极支持技术革新与技术发明
　　　二、政府增加工业设备与技术装备的投入
　　　三、行业机械化程度有所提高
　　　四、技术经济定额逐步改进
　第五节　工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一、工业总产值的持续高速增长
　　　二、工业品产量的持续增长
　　　三、工业企业资产规模不断扩大
　　　四、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

第十七章　农林（牧渔）业的发展和水利设施的建设
　第一节　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若干政策
　　　一、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二、稳定农业税收
　　　三、发展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
　　　四、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
　　　五、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第二节　对农业生产的投入
　　　一、国家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资
　　　二、国家银行增加对农业生产建设的贷款
　　　三、国家增加对农用生产资料的供给
　第三节　农业生产技术进步
　　　一、农作物品种改良和良种推广
　　　二、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和牲畜疫病的防治
　　　三、农作物耕作技术和栽培技术的改革
　　　四、改良旧式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
　　　五、土壤改良和增施肥料

　第四节　农田水利及农田基本建设
　　　一、江河水利治理
　　　二、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建设
　　　三、水土保持工作的进展
　第五节　国营农场的发展
　　　一、发展边疆垦荒农场
　　　二、改进国营农场经营管理提高效益
　　　三、国营农场建设成就
　第六节　农业发展及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一、农作物业的发展
　　　三、林业的发展
　　　四、渔业生产的发展
　　　五、农业发展速度及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

第十八章　交通、通讯业的发展
　第一节　交通邮电业的发展方针和计划
　　　一、交通通讯业的发展方针
　　　二、交通运输和邮电业的发展计划
　第二节　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和铁路建设
　　　一、铁路运输管理的改进
　　　二、新线建设概况
　　　三、铁路旧线改造
　　　四、铁路工业初具规模
　第三节　公路建设和公路运输业的发展
　　　一、有计划、有重点、有标准的公路建设
　　　二、加强公路养护
　　　三、中央和地方交通的分工管理
　　　四、“一五”时期公路运输业的发展
　第四节　水运业的发展
　　　一、政府加强对内河航运的统一管理
　　　二 、水运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
　　　三、提高水运业的运输管理水平
　　　四、远洋运输业的发展
　　　五、“一五”期间水运业的发展成就
　第五节　民用航空业的发展
　　　一、民航管理体制的变化与“一五”时期的发展方针
　　　二、民航企业管理的进展
　　　三、民用航空业的发展
　第六节　邮电业的发展
　　　一、邮电业的发展方针任务
　　　二、整顿管理机构与健全管理制度
　　　三、加强以北京为中心的邮电网建设

第十九章　科技进步与勘探、设计事业的发展
　第一节　科研体制与科研队伍的建立
　　　一、科研体制的形成 
　　　二、科技发展规划 
　　　三、科研队伍的建设 
　第二节　科教结合及其经验教训 
　　　一、工业化背景下的教育改革 
　　　二、科教结合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第三节　工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 
　　　一、技术革新与新技术推广 
　　　二、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三、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第四节　地质勘探、勘察设计业的发展 
　　　一、地质勘探、普查和测绘事业的发展 
　　　二、勘察设计业的发展
 
第二十章　国内商业与市场
　第一节　国内商品市场的变化
　　　一、生产资料中分配给商业部门经销的比重逐步降低
　　　二、通过市场调节的日用工业品的商品供应量进一步减少
　　　三、农产品的市场商品供应量减少
　　　四、中共八大对市场作用的认识
　第二节　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城乡商业体系的建立
　　　一、 “一五”时期商业工作的基本任务
　　　二、国营商业领导地位的全面确立
　　　三、城乡商业网的建设
　第三节　物价管理与变动
　　　一、“一五”时期物价的基本方针
　　　二、物价管理机构及国营商业牌价掌握权限与分工
　　　三、商品的价格与比价变动
　　　四、各种差价政策
　第四节　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
　　　一、少数民族地区商业的基本情况及方针政策
　　　二、少数民族地区贸易的发展

第二十一章　对外贸易的的发展与体制变迁
　第一节　“一五”时期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
　　　一、基本方针政策
　　　二、 对外贸易的国别及港澳地区政策
　第二节　对外贸易经营与管理体制的变化
　　　一、外贸经营中国营贸易领导地位的不断强化
　　　二、对外贸易组织机构与管理体制的变化
　第三节　“一五”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
　　　一、进出口贸易总量及计划完成情况
　　　二、国家和地区结构变化
　　　三、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第二十二章　“一五”时期财政职能与收支情况
　第一节　“—五”时期财政的方针与政策
　　　一、“一五”时期财政的基本任务
　　　二、财政计划的制定与调整
　第二节　1953－1957年国家财政收支情况
　　　一、“一五”时期历年预算编制的方针
　　　二、“一五”时期财政收支情况

第二十三章　金融业的稳步发展
　第一节　金融工作的基本方针和货币政策
　　　一、金融业的基本方针
　　　二、货币政策目标与货币政策工具
　　　三、两轮“扩张——紧缩”货币政策的实施
　　　四、新版人民币的发行
　第二节　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信贷
　　　一、“一五”时期国家银行的信贷政策
　　　二、国家银行信贷资金的来源
　　　三、国家银行信贷资金的投放
　　　四、农村信用社的信贷
　第三节　保险事业的曲折发展 
　　　一、保险市场组织结构的变动
　　　二、调整国内保险业务
　　　三、发展涉外保险业务
　　　四、保险业的成绩与不足
　第四节　 国际收支与管理
　　　一、外汇管理的高度集中
　　　二、“一五”时期的外汇收支
　　　三、国际收支状况

第二十四章　“一五”时期的劳动就业及其管理
　第一节　“一五”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及就业政策
　　　一、“一五”初期人力资源的基本状况
　　　二、劳动就业政策的演变
　　　三、城市劳动就业计划体制的形成
　　　四、农村劳动力流动逐步受到限制
　第二节　企业劳动管理制度的建立
　　　一、国营企业劳动定额的制定和实施
　　　二、国营企业初步实行劳动定员制度
　　　三、非国营企业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第三节　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
　　　一、技术工人的培训
　　　二、劳动力培训的成就与经验
　第四节　 就业增长与就业结构变化
　　　一、就业人数扩大
　　　二、失业率下降
　　　三、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

第二十五章　职工工资和劳保福利
　第一节　工资制度与政策的变革
　　　一、国家机关由供给制过渡到工资制
　　　二、1956年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
　　　三、公私合营企业的工资改革
　第二节　工资形式和工资水平的变化
　　　一、工资形式及其地位
　　　二、工资水平和结构变化
　　　三、影响工资增长的若干因素
　第三节　职工劳动保险和福利的改善
　　　一、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三、职工生活福利的进一步改善
　第四节　职工劳动保护的加强
　　　一、工伤事故频发及其教训
　　　二、实行安全技术劳动保护的计划制度
　　　三、加大劳动保护法规的建设力度
　　　四、建立劳动保护的监督机构

第二十六章　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 
　第一节　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
　　　一、推动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
　　　二、城镇职工及其家庭的生活情况
　　　三、影响城镇居民生活消费的宏观因素
　第二节　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
　　　一、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
　　　二、农家收支结构和农民生活水平分析
　　　三、工农生活水平的比较分析
　第三节　居民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
　　　一、生活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
　　　二、生活必需品计划供应制度的初建
　　　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标准
　　　四、生活必需品计划供应制度的评价

第二十七章　城市建设与城市化
　第一节　城市建设的统一管理
　　　一、建国初期城市的基本情况
　　　二、贯彻重点建设工业城市和分类指导的建设方针
　　　三、加强新工业城市、镇的建设，颁发市镇建设标准   
　　　四、全国支援重点城市建设
　第二节　城市规划的编制
　　　一、编制城市规划的要求和办法
　　　二、部分城市规划的编制
  第三节　与工业化相应的城市建设与城市化进程
　　　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二、城市住宅建设
　　　三、城市房屋占有和租赁情况
　　　四、城市化稳健推进

第二十八章　区域经济发展变化
　第一节　行政区划的变化与区域规划的制定
　　　一、行政区划的变化
　　　二、区域发展规划的制定
　第二节　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部署和概况
　　　一、工业建设区域布局的总体部署
　　　二、农业区划与农业发展规划中的区域发展要求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概况
　第三节　各大区域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一、东北地区的建设与发展
　　　二、北京市、天津市和华北地区的建设与发展
　　　三、西北地区的建设与发展
　　　四、上海市和华东地区的建设与发展
　　　五、中南地区的建设与发展
　　　六、西南区的建设与发展
　　　七、少数民族区域的建设与发展

第二十九章　国民经济的增长与“一五”计划的完成
　第一节　“一五”时期国民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一、国民经济的总量增长与增幅波动
　　　二、“反冒进”的提出和1957年经济调整
　第二节　“一五”计划的完成
　　　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
　　　二、“一五”计划经济目标全面实现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效益分析
　　　一、 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 生产力布局的改善
　　　三、积累与消费关系比较合理
　　　四、经济效益分析

附录一　156项建设投资情况
附录二　要事年表
附录三　参考书目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