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严中平等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6月重版

重版序言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初版于一九五五年，它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部集体编纂的专业工具资料书。时隔半个多世纪，如今重版，作为这部工具资料书的编者之一，我有义务将本书的情况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一、编纂本书的缘起

　　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的政权鼎革，其影响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它的前身是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自然包括在内。这个研究所留下来许多前政权时期的专家学者，他们大都学有专攻，学术上也颇有建树，但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使得一些专业被撤销，如政治学；必要的研究条件亦不复存在；如巫宝三先生原来主持过《中国国民所得》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需要大量公开的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和部门的统计资料。但一九四九年后，“以俄为师”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行业的资料成为“高度机密”，进行国民所得研究的条件业已消失，我本人原来是从事现实经济研究的，做过巫宝三先生的三年助手，然而此时已没有可能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了。不得已，转入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领域。其他同仁，也多有类似经历，如徐义生先生是研究政治学的，后改为研究外债史；孙毓棠先生，原本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这时为了工作需要，也就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一时间，名家荟萃，极尽一时之盛。在严中平先生的主持之下，由当时还隶属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十位同仁参与编选工作。这十一个人，除了严中平外，还有徐义生、姚贤镐、孙毓棠、汪敬虞、李一诚、宓汝成、聂宝璋、李文治、章有义等同人。这个编辑集体的构成都是很有实力的专家学者，也可以说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大陆的中国经济史学界精英的第一次集体出场。

　　二、本书的特点与不足

　　本书是一九四九年后第一种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的工具书，它的编纂出版，使得中国近代百余年来的许多纷繁复杂的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形形色色的统计资料，第一次得到了长时段的系统完整的爬梳和整理；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很有意义。因为，尽管自一八四○年以来迄止一九四九年，各种统计资料已经不少，有的出版延续时间还很长，较为完整，有的也还颇具权威性。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海关贸易统计，海关之有统计，从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其早期的历年报告与十年报告，直可视之为近代的中国经济全书。就是到了二十世纪，它的贸易总论和各埠统计及报告，仍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还有政府部门各级公开的资料，各种期刊杂志乃至报纸等；但上述这些资料基本上处于一种互不相属、各自为战的状态，本书则按照统一的原则将上述各种资料汇集于一书之中。

　　当然，本书也存在着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第一次将国民经济所有部门，囊括了各个行业的长时段的统计资料汇集于一书，这在当时还是个新的尝试。由于成书较为仓促，又是在一九四九年以来各种政治运动不断的大环境中的第一次集体合作，当时本书的编纂者多有无所适从之感；加之经验有限，因此本书的编纂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探索性质。当时我们采取按人分工。各自将本人分配到的部门和行业的相关资料中的统计部分抽取出来，最后加以汇总而成。随着五十余年来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各种新资料不断出现，本书的不足，已经看得很明显了。以中国国际贸易收支统计为例，后来的青年学者如陈争平就著有专著指出并纠正了本书中这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有棉纺织业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在这里不一一列举。总之，它的确不是一部完善的书，其不足之处，理应在重版时予以修订和改正。而目前的情况是：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参加本书编纂的十一位同仁中，枝叶飘零，过世者已有八位；历尽劫难幸存者仅三位，聂、宓二公八十多岁，我本人也已是九十四岁的老人了；耄耋之年，即便有心修改，精力也已不允许了，此其一；其二，当时编纂此书所用的资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目前已散失殆尽，无法进行增补——即便有，那也是补不胜补，添不胜添！总结起来讲，无人无资料，对本书进行整体性的修订增补的条件完全消失；因此本次再版时全书不可能进行整体性的大规模修订；此次重版，只能将初版时排印错误的地方，根据勘误表逐一纠正；再对书中陆续发现的初版时未曾发现的问题进行必要的技术性处理，以保持历史原貌。

　　即便如此，本书仍然是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不寻常的历史地位，半个多世纪来，它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必备的基础工具书。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的历史地位已然确立；在国内乃至国际学术界本书有着较高的引用率。

　　半个多世纪之前，当进行这部工具资料书的编纂时，编者大都正值壮年，正处于人生和事业的顶峰阶段，即便是后来被尊称为严老的严中平先生，当时也不过四十几岁。如今，十一位编者中，仅聂公宝璋与宓公汝成、我三位老人尚在，其余八位同仁已成古人，抚今追昔，不禁感慨系之。本书的重版，证明了它的自身价值，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湮没，反而更为凸显；同时也对前人劳动成果是一个纪念与肯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还有待于后来者。但愿前人开创的这门学科，能薪火传继。

二○○九年七月十一日
于北京华威西里寓的民

编辑说明

　　本辑发表一些和中国近代经济史有关的统计资料。所谓近代，指的是一八四○至一九四八年这一百零八年。由于中英鸦片战争成为近代史划分时代的起点，所以我们把这次战争前中英贸易的统计资料也一并印在这里。又，许多同志向我们查询清代人口统计，所以把一七八六～一八九八年间的人口数字也附录在后面。

　　这本资料的内容没有把一切主要经济部门都包括在内，例如：财政、货币、银行等等。这是因为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还不够充分。

　　旧中国没有遗留下合乎科学要求的统计资料。北洋政府农商部曾经发表过不少的统计数字，往往自相矛盾，错得很荒唐；人们常常引用的海关统计，算是比较可靠的，但也有不少缺点。我们这里所编列出来的，年份不全、项目不齐、来源庞杂，我们主观上未尝不企图做得比较精确，但是原资料不精确，所做的结果，也就只好当做近似数字看待。

　　这里所发表的数字，多半是经过我们加工的。要把一百零八年来重要的统计资料照原样发表出来，是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既然需要加工，自然就有某种看法指导我们加工。简单说，我们企图把资料整理成这样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可以表现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表现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因此，我们就把资料按照一定的线索，分别归类编排，并加上简单的说明。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有很大的错误，希望读者批评纠正。

　　负责编辑的同志按他所编资料在书内的先后次序排列是：严中平、徐义生、姚贤镐、孙毓棠、汪敬虞、李一诚、宓汝成、聂宝璋、李文治、章有义和罗尔纲。

编者
一九五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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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认真反复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重要原著。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列宁在一系列著作中再三指出弄清楚国家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共产党人明确理解“国家是什么，国家的实质是什么，国家的意义是什么”这样一些关乎革命成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他指出，共产党人“只有学会独立地”把国家问题弄清楚，“才能认为自己的信念已经十分坚定，才能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时候，很好地坚持这种信念”。[1]

　　列宁强调共产党人认真弄明白国家问题必要性的时候，一再提到要刻苦钻研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列宁说，他之所以“提到这部著作”，首先是因为它“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2]而“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3]

　　被列宁称之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它的永恒的意义就在于，它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了前人的优秀成果，结合时代的需要，以十分宽广的眼光，多方面的历史资料，阐明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本质。在这部重要著作于1884年问世之后，恩格斯仍然密切关注世界范围内原始社会和早期阶级社会研究的进展情况，并于1891年底出版了经过修改和补充的该书第4版。也就是在第4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自本书改版问世以来，已经有七年了；在这几年间，对于原始家庭形式的认识，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在这里必须用心地加以修订和补充”。[4]为了恰如其分地照顾到科学领域的新情况，恩格斯“仔细地校阅了全文，并做了许多补充”。[5]特别值得加以注意的是，在第4版序言的结尾处，恩格斯强调指出，摩尔根“给原始历史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今天仍然有效”。[6]他十分肯定地断言：“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观点来代替他的卓越的基本观点”。[7]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大力提倡根据新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今天，重提恩格斯对待包括摩尔根在内的一切学者的成果的科学态度，是适时而必要的。[8]

　　1992年，恩格斯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9]的文章，表明了这位伟大学者对家庭问题的持续不懈的关注。

　　实际上，对于任何熟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写作过程和传播历史的人来说，恩格斯都是坚持把包括原始社会史在内的整个历史科学不断推向前进的光辉典范。他在热情宣传摩尔根等人的学术成就的同时，努力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推向新的境界。他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大量可靠资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揭示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地方和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10]

　　恩格斯在发展和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十分明确地知道“重新研究全部历史”的必要性。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中写道：“经济方面的论证，对摩尔根的目的来说已经很充分了，对我的目的来说就完全不够，所以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11]但就是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还说：“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12]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内的众多学者，在不断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经验、吸收整个人类知识界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由支离破碎的一堆僵硬教条构成的混合物，而是能够随着时代前进的开放的完整体系。

　　早在1899年，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3]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数十年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郭沫若等具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史学家，应用包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内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中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历史，取得了重大成就，很好地促进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斗争的胜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高等学校中的历史系普遍开展了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和教学。许多资深学者以极其认真的态度研读和讲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其中有的人不仅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中译本，还直接钻研《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德文原本。尽管在不同学者的著述中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这个或那个论断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但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于任何不愿意抱残守缺而是细心关注各门学科的发展史和现状的人来说，自从1895年恩格斯逝世之后，关于宇宙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人类社会起源的知识，无疑是极大地增加了。我们不必在这里谈论冥王星是否属于“行星”之类的天文学问题，仅仅把目光投向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也就立刻可以看到有太多的学术问题需要重新学习和研讨。

　　现在从我手边有的1996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国学者让·沙林撰写的《从猿到人——人的进化》一书中摘抄几段，借以说明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困难。该书中指出：“始现于大约1400万年前”的罗摩猿，“是第三纪灵长目动物，保留着许多森林猿的特征，但已有创新性进化趋势，这些趋势以后在人科世系中愈益明显”。[14]我们继续在书中读到：“我们的认识中有个巨大的空缺，跨度为800万年前至300万年前”。“800万年前至300万年前的化石很少，但主要由于最近若干年紧张寻找，在较近的堆积物中发现的数量还是越来越多了。首先发现的人科动物，毫无疑问，就是南猿这种仅见于非洲的似人猿”。“要很好地了解南猿和以后各层次似人动物的结构及其解释，就一定得不仅追溯其发现史，而且必须回顾专家们关于这个种的概念的演变过程”。[15]

　　2006年7月3日《光明日报》第12版以《揭开人类心智的奥秘——认知科学的研究与发展》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在“编者按”中指出：“人类进入21世纪，有两大秘密将要被揭开，一是生命的奥秘，二是心智的奥秘”。

　　至于人类能否在21世纪完成这两大任务，那只有等待更晚时期的人们去评析。但无疑的是，就像物理学中的宏观、微观探索是相辅相成地发展一样，对人类社会的形成史和演化史、人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相互关系的多层面的探索，也将同时进行。人的认识，没有穷尽，人们对原始社会历史的探讨也不会终结。

　　强调“生态环境突变”对人类起源的决定性影响的沙林，由于不了解人类进化不仅与生态环境有关，也与人类群体中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并且不断增强的社会性，特别是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的社会性有关，以致得出了“人类起源问题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的奇怪结论。[16]他在书中写道：“对于人类起源问题的回答，基本上取决于人们想给予的标准，很明显，这个标准对于古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神学家的意义是不相同的”。沙林的这个论断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同时，特别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并且严格区分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的不同。[17]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详细阐述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相互关系，在1884年第1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18]两种生产关系的相互依存和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决定了家庭形式的变更以及基于私有制和财产差别的阶级对立的产生，导致国家的出现。

　　在这段话中恩格斯提到的血族关系对社会制度的制约是与劳动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即劳动的发展程度越低，血缘关系对社会制度的制约越大的论断，值得高度注意。特别是在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阶级结构特征时，应该时刻牢记。[19]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阐释原始社会史的一大批苏联学者，于1983、1986和1988年先后出版了三卷本的集体著作《原始社会史》。[20]这部综合运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截止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积累的大量资料的巨大著作中的相当部分论证，显然是在19世纪不可能知道的。在这部总数1500多页的著作中，用了近1/4的篇幅叙述从类人猿出现到现代人的社会组织——原始氏族公社形成（约距今35000-40000年）这段漫长岁月的历史。

　　该书的显著优点是，把具有现代体质特征的智人出现之前的遥远时期内人类祖先的进化，不仅与“生态环境突变”相联系，而且认真考察了人类祖先由动物性本能产生的劳动技能、与他们逐步形成为社会群体而依靠语言来巩固团结和协调活动、有意识地从事获取食物的社会性劳动的原则区别，考察了在群体劳动中发展和丰富的社会意识的巨大反作用。书中指出了，正是人类群体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相互依存的社会性的不断增长，以及对这种社会性的自觉，并凭借这种自觉来规范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才最终使形成中的人类脱离了动物界，使人类养成了靠自身劳动生产食物、有社会意识、有调节群体内部的食物生产、分配和两性关系的机制、有艺术、宗教等等的独特群体。

　　按照苏联学者在上面提到的《原始社会史》中表达的意见，现代体质特征的智人社会形成之时，也就是基于血缘的氏族制度产生之日。基于血缘的氏族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以致逐步瓦解的历史，也就构成了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前提。

　　该书列举的大量事实表明，尽管一百多年过去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表述的他自己的，以及他所支持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关于氏族制度的历史地位、基本特征和发展轨迹的论断，仍然是卓越的，有效的。[21]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第4版的序言中，恩格斯详细评述了从1861年巴霍芬（1815-1887年）的《母权论》出版到1891年的30年间，世界范围内对家庭史的研究进展情况。尽管巴霍芬这位瑞士的法学史专家的书名的全名是《母权论：根据世界的宗教和法的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书中把宗教思想看成是促进人类的性关系由无秩序的杂乱交媾发展到母权制，并进而到达父权制家庭的动力，但母权制的世界普遍性问题的提出，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摩尔根也曾长期在家庭史领域进行探索，并于19世纪70年代初出版了《人类家庭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一书。摩尔根尽管也是学习法律出身，但他在自己对原始社会史的长期研究中，能够注意到从世界范围内收集民族学、考古学方面的资料，在维护印第安人关于土地的权利的同时注意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论争，因而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中，他能把对整个人类古代社会的研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正是根据从旧大陆和新大陆多个民族历史中得到的丰富知识以及长期生活在易洛魁人中间实地调查取得的可靠资料，摩尔根在承认人类社会有普遍发展规律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下，确认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乃是希腊罗马的氏族制度得以发展起来的原始形式。

　　对于摩尔根的这个科学论断，恩格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写道：“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母权制氏族成了整个这门科学所围绕着旋转的轴心；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结果。因此，现在在这一领域内正取得比摩尔根的著作出版以前更加迅速得多的进步”。[22]

　　从这段富有激情又充满辩证法的十分谨慎的使用一系列限制词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阐述科学发展过程中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相互关系时，恩格斯非常注意把握分寸的。在这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恩格斯的优良学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摩尔根在学术史上首次提出了从人类的最原始状态起婚姻家庭形态依次更替的系列。恩格斯在1884年初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完全采用了摩尔根的说法。但是，恩格斯在继续根据关于家庭史方面的新资料而深化对这一方面的研讨的基础上，在该书的1891年第4版中，提出了更正和保留意见。[23]在1974年莫斯科出版的《婚姻和家庭起源》一书中，作者谢苗诺夫对恩格斯观点变化的情况做了准确的介绍。谢苗诺夫指出，恩格斯著作中涉及婚姻和家庭进化的部分，绝对不是摩尔根《古代社会》相应篇章的简单复述。摩尔根的著作问世以后学术界积累的资料，已经要求对摩尔根拟定的婚姻和家庭进化模式进行实质性的重新审查。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是摩尔根的婚姻家庭关系进化模式中最薄弱的环节。[24]

　　在我们这篇短文中，不打算再花笔墨评述民族学家关于家庭形态史、包括母权制核父权制家庭相互关系的论争。下面，我们将考察一下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世以后一百多年间对人类古代经济发展状况研究方面的进展。

　　由于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在一个多世纪之内的努力，我们对于近一万年以来人类物质生产状况和经济交往状况的了解，较之19世纪下半叶，有了极其巨大的进步。可以说，现在关于农业、畜牧业发生、发展历史的说法，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描述是大不相同的。关于古代不同地区众多氏族公社间经济交往的情况，也有别于恩格斯的一些论断。[25]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认为，畜牧业早于农业在旧大陆构成财富的重要来源。[26]现代科学则充分肯定，正是农业的发生发展，构成近一万年亚洲、非洲和欧洲广大地域内经济发展的基础。尽管在不少地方，畜牧业与农业有密切的联系，但畜牧业的出现晚于农业，从属于农业，主要服务于农业发展的需要。[27]

　　由于中国考古学的长足发展，关于中国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资料不断增多。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著的《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一书，系统介绍了中国农业起源和原始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而在该书出版之后，中国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情况，在任式楠的长篇论文中有完整的阐述。[28]

　　尽管无论是从世界范围看，还是从中国的情况看，在农业的发生、发展史方面，都还有大量问题需要研究，但是毫无疑义的是，适应千差万别的自然环境的多元发展的农业提供的总量和品种日渐增多的食物，是促使人口增长、分工日趋细密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定居和建筑业的萌生、发展，也都与农业紧密相关。

　　既然从新石器后期开始，农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其他生产部门的状况，那么，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由于畜牧业是财富积累的主要途径而与之相关的变化，[29]便应当重新加以解释。

　　由于考古学和民族学见证的原始社会后期农业和畜牧业的相互关系，不同于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的情况，那么，对于“游牧民族”[30]出现的条件和所起的作用，自然就有新的说法。[31]

　　在苏联学者集体撰写的《原始社会史》中指出，曾经流行过一种说法，即游牧经济的产生是猎人独立地驯化动物的结果，现在看来是过时了。游牧经济在西亚和欧洲，大概于公元前6000-前4000年前出现，而不会更早。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在西亚的平原和山区，出现了部分从事游牧的人群，主要是牧养山羊和绵羊。但是，这些人还继续耕作农田，或者在离农业区不远的地方活动。[32]

　　基于上述农业、畜牧业以及游牧业出现时间的先后关系，也就不能再继续说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33]对于恩格斯涉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后果的相关论断，自然需要有新的阐释。

　　正是由于从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中，考古学发展带来的关于远古人类经济发展史图景的重大变化，我们在充分肯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闪烁着真理光芒的基本结论的同时，必须尊重基于现实有更翔实资料之上的新见解。

　　《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的第六章“原始社会的分工与交换”，主要依据中国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材料，并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分工和交换的思想发展线索，进行了研讨。该章中名为“若干理论问题的讨论”的第三节，着重分析了恩格斯关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提法的缺陷。书中写道：“游牧部落的形成只是共同体外部分工的一种形式，而且发生较晚，不能以它来概括这种社会分工形式”。“如果指的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商品交换的话，它确是以从事生产经济的原始共同体的出现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以生产经济逐步代替了攫取经济的地位为前提的），不过不应把它局限在游牧部落的形成，而应该把它扩大到整个原始农业的发生”。[34]

　　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起来的、以美籍匈牙利犹太人学者卡尔·波拉尼（Polanyi，1886-1964）为主要代表的“经济人类学”，在注重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和交换的内容和形式的区别的同时，深化了对原始社会史中交换的发生、发展史的研究。经济人类学家们的大量田野民族学调查和对所得资料的分析，使人们对原始共同体之间以及原始共同体内部广泛存在的“互惠交换”有了具体深刻的认识。[35]

　　由于新的有关原始社会经济史的资料导致对人类社会分工发展史的重新解释，很显然，对于恩格斯做出的与他所理解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相关的一系列论断的某些部分，也就需要重新加以思考。

　　例如，奴隶占有制的产生，无疑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劳动力增殖有关，从而使某些原始共同体进而至某些家庭对“吸收新的劳动力”产生兴趣，“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36]但是，新的考古资料说明，正是由于农业的长足发展，以及由于它所促成的定居和人口迅速增长，才使战争日益频繁，战俘变成奴隶成为经常现象。奴隶占有制的发生、发展，无疑与新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需要紧密相关，而且不断改变不同原始共同体之间以及占有奴隶的共同体内部的各种关系。但是奴隶占有制的发生、发展，并不要求占有奴隶的共同体内部源于原始社会的基于血缘的氏族部落关系的迅速瓦解。相反，早期奴隶占有制国家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是，与地缘相比，公民中缘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的紧密联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37]

　　细心研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们还可以继续发现恩格斯对失误。例如，认为斯巴达的“黑劳士”“处于农奴地位”。[38]又如，书中采用的古代作家关于几个希腊城邦的奴隶数字，[39]现在一般认为是过于庞大了。

　　尽管随着对原始社会史和早期奴隶占有制社会的研究的进展，于一百多年前问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一些地方已经显得陈旧，需要做一定的修正，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仍然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重要理论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读的书。

注释：

　　[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2]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3]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8] 令人遗憾而又不得不高度正视的一种国外现象是，在不顾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基本观点的情况下，轻易依据某种“新材料”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在书报杂志中时有表现。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9-413页。

　　[10]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13]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14] [法]让·沙林：《从猿到人：人的进化》，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23页。

　　[15] [法]让·沙林：《从猿到人：人的进化》，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24页。

　　[16] [法]让·沙林：《从猿到人：人的进化》，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4、111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7页；第4卷，第623-62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9] 廖学盛：《奴隶占有制与国家》，《廖学盛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以次。

　　[20] 三卷书的名称分别是：《原始社会史——一般问题、人类社会起源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原始社会史：原始氏族公社时代》；《原始社会史：阶级形成时代》。

　　[21] 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始社会史：一般问题、人类社会起源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191页，特别是第108-191页。顺便说说，在关于古代希腊城邦问题的研究中，氏族、胞族是先于城邦而存在，还是由城邦所设置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止。参阅《An inventory of archaic and classical poleis》，edited by Mogens Herman Hansen and Thomas Heine Nielsen，pp95-97。有的著作写道：“摩尔根是最早分析氏族组织，并将其同欧洲的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进行比较的人类学家之一。尽管当代人类学家的发展已经证明氏族组织并不像摩尔根所想象的简单划一，人们也不再很认真地接受他的理论。但他以经验为基础的著作，仍包含着许多深刻的见解，具有很重要的分析特征”。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5页。

　　[23]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二部分“家庭”的行文，在1884年版本和1891年版本中有很大的不同，只要细读文本，马上就能发现。例如，在涉及“普那路亚家庭”时，在1891年的文本中，仅在“家庭”部分，就4次将“普那路亚家庭”改为“群婚”。恩格斯还指出，自从1871年摩尔根于《人类家庭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一书中发表了“关于夏威夷普那路亚家庭的材料”之后直到1891年，“我们了解了群婚的一系列其他形式，现在我们知道，摩尔根在这里走得太远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24] 关于原始社会史中婚姻家庭形态进化的情况，学术界继续存在争论。可参阅：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始社会史：一般问题、人类社会起源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185页。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111页。李根蟠、黄崇岳、卢勋：《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1页。

　　[25] 在前面提到的苏联学者集体撰写的3卷本《原始社会史》中，在其第2卷中用了近200页的篇幅，评述新石器时代，也就是晚期原始氏族公社时代世界不同地区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情况。而在该书的第3卷中，详细论述了原始社会瓦解的生产前提以及随着剩余产品逐渐增多而发生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变化。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以次。

　　[27] 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始社会史》（俄文版），第2卷，1986年版，第243-337页。《原始社会史》（俄文版）第3卷（1988年出版）中指出，在地理条件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一些氏族公社仅依靠采集和狩猎，也能积累大量财富，以至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贫富分化。第9-50页。

　　袁靖在《论中国古代家猪的驯养》一文中指出：“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除了狗之外，猪很可能是最早被驯养的动物”。“中国最早的家猪出自距今8000年左右的磁山遗址，这个时间明显地晚于栽培作物开始的时间”。“我们认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猪作为最早出现的家养动物之一，至少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或前提。一是由来已久的通过狩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已经开始不能满足肉食的供应，必须开辟新的途径获取肉食资源。二是当时在居住地周围存在一定数量的野猪，特别是有出生不久的小野猪，因此人们可以捕获它们进行驯化。三是对特定农作物的播种、管理、收获等一系列栽培工艺的成功，巩固了人们有意识地种植植物性食物的信心，同时也促使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对动物进行驯化。四是收获的粮食有了一定的剩余，可以用来对动物进行饲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213、208页。

　　[28] 《任式楠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0-457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1、160-161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31] 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始社会史》（俄文版）第3卷，1988年版，第37页以次。

　　[32] 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始社会史》（俄文版），第3卷，1988年版，第37-40页。在《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中指出，从中国的具体情况看，游牧民族形成的主要途径是：“形成以农业为主农牧结合的经济后，某些地区畜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以致超过了农业的比重，在自然条件适宜的地方，逐步放弃了定居农业生活，采取了游动放牧的方式，以致形成‘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惯”。（第173-174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161页。

　　[34] 李根蟠、黄崇岳、卢勋：《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281页。

　　[35]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37] 本文中不打算展开对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占有制社会早期的“血缘”、“地缘”相互关系的讨论。这里仅仅指出：恩格斯由于不了解在他去世之后才广为流传的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中关于雅典公民权的“血缘”、“地缘”因素的相互关系，也不了解20世纪学术界对古代希腊罗马公民权体系的研究成果，对早期奴隶占有制国家中“血缘”与“地缘”的关系的认识是不完全正确的。但是，对于恩格斯来说，人类社会最早由于新的生产力发展需要而步入阶级社会时，首先建立的必然是奴隶占有制国家。在这一点上，恩格斯与现在广为流传的，借阶级社会中的自由民内部的严重“血缘联系”印记而否定奴隶占有制社会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的错误思潮，是有本质区别的。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参阅周怡天《关于黑劳士的阶级属性与农奴制的历史始源问题》，《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117、168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来源：中国世界史研究网，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3辑（2007年）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经济和社会从此进入了全新的发展轨道。新政权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迅速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资本和国营经济，1953年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价格剪刀差”不断地转移农业剩余，国家资本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控制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得到确立。尽管在较短时间里我们借助国家资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安全，但由于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管理水平不高，也形成了经济运行大幅波动、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和资源配置失调浪费的不良局面，这也成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背景。

　　（一）新中国国家资本的产生

　　迅速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新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选择。经过历时4年的没收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官营企业和官僚资本企业，初步形成了新中国的基础工业，形成了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的基本框架，并以此初步建立起了能够控制国计民生的国有经济。以解放区公营经济为基础组建的国营经济，主要集中在金融与贸易领域。此外，苏联移交、外国转让及其他来源也形成了一部分国营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最初的国家资本。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作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已有初步发展。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明确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将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国营企业，私有资本转变为国家资本，整个过程到1956年底基本结束。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实际，通过“赎买政策”成功地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了社会主义企业，原来的工商业者也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生产力没有因为制度变革受创，而且有了显著的提高。当然，国有企业资产的主要部分，还是来自国家投资。在整个公私合营过程中，私人股份合计为24亿元人民币，而在“一五”计划期间，国家预算内投资即达到531.2亿元，加上预算外的投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达到588.5亿元，是公私合营中私人股份的24.5倍。由此可以看出，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变革，并没有成为国有企业及其资产的主要来源，但是它却为后来国家集中剩余和资源配置提供了制度基础。应该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形式，它也应该长期发挥作用，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从上到下都急于求成，很多脱离实际的举措，往往都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偏差相关，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纯粹和政府的计划管理，而过早放弃国家资本主义的市场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国家资本的扩张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总目标是早日实现工业化和确立社会主义制度。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和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都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和国营经济的基本政策。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基本上由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两大部分构成。而国家工业化则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推动的，由此形成了国家资本持续扩张的机制。

　　1950年3月，新中国实行“统一财经”体制，中央政府的投资逐步成为基本的投资形式。到1952年底，我国就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从“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看，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完成588.5亿元，属于中央政府直接管理项目的投资占82%，地方政府占18%。在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之下，这个时期政府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工业方面。在重工业内部，又以机械制造特别是国防工业为主，从项目来看，则是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为核心。在1958至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共完成1007亿元，但其中不少投资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生产力，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国民经济经过1961至1965年的调整，刚转入良性发展轨道，1966年就爆发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在此期间，政府投资呈现出以“备战”为中心的加快重工业和内地工业发展的特点。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动乱结束，我国又掀起新一轮投资高潮。在“新跃进”的指导思想下，不切实际地加快了项目建设和国外设备技术的引进，再次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波动。1952年，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仅有240.6亿元，到了1978年就增加到4488.2亿元，后者是前者的18.7倍，年均增长12.4%。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资本形成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民那里提取的。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家通过统购统销获取的牌市价差额为2800亿元。再加上农业税收入与支农资金之差194.28亿元,政府在这一时期大概从农民手中将近3000亿元资金转化为财政收入和国家资本。

　　（三）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和经营状况

　　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的国营企业是名符其实的国家所有、政府经营的企业。国营企业又分为由中央各部和总公司直接经营管理的中央直属企业，以及分属于省、市、县地方政府经营管理的企业。然而，无论是中央企业还是地方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变动的年代里，都缺乏经营管理的自主性，基本成为政府的附属物。

　　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相对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国营企业数量众多，但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差距巨大，采取高度集中的经营管理体制削弱显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也一直探索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变革，如民主管理改革，公私合营企业的管理，“鞍钢宪法”的制订和实施，托拉斯管理体制的试行，中央和地方管理权责的划分，这些方面的变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管理体制的变动过于频繁，历次变动也总是围绕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进行，是在没有触动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虽然其动机是调动两个积极性，减少中央决策的僵化，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过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而又缺少必要的制约，加上“反右”和反“反冒进”形成的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情绪，使得经济运行中不断出现波动和混乱。无论条条块块如何分割，国企的管理体制变动都没有把企业作为解决问题的主体，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法则，其结果往往是在统放乱收的怪圈里打转。

　　1949-1978年间，国营企业效益变动的特点是波动幅度太大。有的时期增长率超过了80%，而有的时期则又是负增长，但总体上是呈下降趋势的。国营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起伏不定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营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大跃进时期则出现了大幅下滑；三年调整时期则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文化大革命”时期再次出现负增长；“文革”后期到1980年又有所回升。企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很大。国营企业不合理的大面积亏损发生于“文革”时期，1977年、1978年，国营企业的亏损状况仍然存在。

　　（四）国家资本的历史贡献                                     

　　国家资本、国有经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营企业成为推进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1949—1978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这与国家持续的巨额投资密切相关。不仅国营工业的增长率与全部工业的增长率同步，而且，国营工业的增长速度还快于整体的增长速度，国营工业成为推进我国工业增长最主要的因素。

　　2.建成一批大型项目。计划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在短时期内聚集大量资源，并集中投放于重点项目上，从而迅速形成生产能力。从1953年到1980年，国家投资建成的大中型项目合计达到3531个，其中工业为2324个，占总数的65.8%。运输邮电次之，为493个，占总数的14%。在工业中，机械和电力又是最多的。这些重大项目的建成，大大提升了我国的生产和技术能力，也成为以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重要物质基础。

　　3.国营经济的发展优化了区域经济布局。国营工业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提高了我国的工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还改善了我国工业的区域布局，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获得超常发展。从工业的产值上看，1952年沿海和内地的比率为69.4：30.6，到了1978年就改变成60.9：39.1，内地工业产值增长了近9个百分点；从轻重工业产值的角度看，1952年的轻工业沿海与内地的比是71.5：28.5，到了1978年就变为64.5：35.5，内地增加了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内地重工业的比重增加了7.3个百分点。再从产品结构方面看，在计划经济时期，一些以原材料为主的基础性产业，发生了从沿海向内地大转移的过程。到1980年，相当部分的基础性原材料已经由内地生产了。这是国家资本的功绩。

　　（五）国家资本运行的内在矛盾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资本的过度扩张和国有经济的僵化管理模式，使得国家资本的运营效率大打折扣，体制内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1.国家资本过度扩张及其“挤出效应”。在一个经济极度落后且人口众多的国家内发展经济，国家资本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国家资本的发展无疑会成为解决资本短缺的有效手段，并通过国有经济的方式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并不是所有发展水平的企业都适于国家管理和经营的。我国国家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将已经存在的私人资本国有化，实际上是对其他资本的一种排斥和“挤出”，特别是那些适于私人经营的有特色的中小企业。我们承认私人资本的盲目性和见利忘义，但我们不能否认私有资本的运营效率。再则，在一国的资本市场范围内，如果仅有一种性质的资本存在，就会失去竞争的激励和约束，这就不能保证资本的所有者做出正确的决策，并使资本运营的效率逐步提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经济最终的瓦解恰恰是资本不能获得合理收益的必然结果。

　　2.僵化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与巨量的交易成本。计划经济时期，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几经变动，但基本上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权力再分配，而企业始终缺乏经营和管理的自主权。对国有经济的管理是通过计划指标逐级下达。在“条条”为主的体制下，国营企业被若干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系统管理，企业如果要与其它系统的企业发生经济联系，只能通过系统的管理部门实现，企业间是不能直接联系的；在“块块”为主的体制下，国营企业是被一个个地方政府进行管理的，假如不同地方的企业要进行经济往来，只能通过地方政府来实现，企业间也不能直接发生关系。显然，这两种管理体制都有其僵化的一面，给国营经济的管理带来了巨大的交易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3.高度集中管理与价值规律的矛盾。价格由政府人为确定是国家资本主导的计划经济的核心内容之一，而这显然与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是矛盾的。再则，理论上我们可以对全社会进行统一定价和统一核算，但现实中，产品和服务千差万别，对全社会进行统一核算几乎是不可能的。 即便我们花费巨大代价粗略地做出一个统一核算结果，往往不是已经过时，就是难以操作而大打折扣。

　　4.国家资本扩张与经济结构失衡。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资本的扩张确实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过度扩张就会成为经济结构失衡的隐患。“大跃进”时期，为了实现“超英赶美”的高速度，国家资本迅速膨胀，结果是忽略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内在联系性；“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对“三线”等产业的巨额投资，经济结构再次严重失衡；国家资本的过度扩张，使得积累率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而消费率则被压缩到很低水平，积累和消费结构也总是处在失衡状态，等等。长期的经济结构失衡，导致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宏观经济运行及其效率提升受到严重影响。

　　5.不合理的国有经济治理与经营结构。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经济被赋予了多重目标，它们不仅承担了发展经济、为国家直接提供利润的职责，还承担着许多诸如安排就业、职工社会保障等职能，甚至国家安全和城市发展的职能。过多的企业目标很难对企业的管理者进行业绩考核，而管理者很容易以其它方面付出为由，掩盖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善。

　　就国营企业的激励机制而言，虽然与国家的利益没有根本冲突，但却存在着一些具体利益上的差异，这为计划管理带来一定难度。企业出于方便经营的需要，会尽可能地多占各种资源，并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降低国家下达的指标；同时尽可能提高职工的收入和福利。从约束机制来看，由于国营企业属于政府所有，政府与企业之间实际上是所谓的“父子关系”，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实际上也是“软约束”。尽管政府通过各种计划指标对国营企业实施管理，但事实上企业完不成指标也不会受到惩罚，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现象比比皆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在平均分配的体制下，工人干好干坏一个样，积极性难以调动。在这种国营经济管理体制下，企业没有经营管理和进行经济核算的动力。其结果就是，不能保证现有生产能力的合理利用，并发挥其最大的经济效果；也不能保证用尽可能少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创造出尽可能多的新的生产能力。这些正是国营企业劳动生产率一直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

　　6.国家资本控制与所有制实现形式多元化的矛盾。在计划经济时期，全民所有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还包含 “大全民”所有和“小全民”所有的关系。还必须适当利用物质利益去推动它们努力管好生产。然而，在国家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的主控力量的体制下，任何意义上的“分权”都会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削弱，从而使各种更灵活的企业组织形式失去了产生的前提。

　　以上原因导致的国民经济低效运行的状态已经难以为继，彻底改革这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旧体制的条件日渐成熟。本书着重探讨国有经济，较少涉及农村、农民、农业问题。这里需要强调，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高积累，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工农差别、城乡差别难以缩小，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也有强化之势，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短板，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制度的稳定。改革正应始于此。               

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在农村改革先行并取得成效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初，围绕搞好搞活国有企业这个中心环节，以转变控制方式，提高国家资本运营效率和增强国有企业竞争能力为出发点，我们开始了一系列大胆改革和探索。又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国有经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在有进有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方针下坚持调整重组，全面改革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进一步提升了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经营性国家资本在运营形态、运行效率和基本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体现在更贴近市场规则的要求，经营更加灵活和自主，更能够发挥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控制、弥补市场失灵和“诱致”市场产生的基本功能。

　　（一）改革国有企业制度，提升国有资本的微观效率

　　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国有企业提升经营效率、实施市场化改革的逻辑和历史的起点。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给予省内一些国营工交企业一定的自主权，从此拉开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帷幕，“放权让利”的改革迅速扩大到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在“放权让利”的改革实施不久，又在国有企业中实施经济责任制和“利改税”，尽管实施的时间较短，但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一些企业据此创新实施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并很快成为当时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模式。它是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承包经营合同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使企业在不改变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制度。与单纯“放权让利”式改革相比，承包经营责任制已经涉及到政企分开、企业自主权的法律认可等一系列国有企业深层次的制度问题。但是，经营承包责任制也难以从整个制度体系上克服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清的弊端。国有企业基本产权制度的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是市场的基本经济单元和竞争主体，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重新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在在这一背景下，一些企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开始探索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改革，主要形式是企业的股份制。

　　（二）实施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提升国有资本的社会收益

　　尽管国有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国有经济整体上的被动局面却未见根本好转。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仍在扩大，亏损额不断上升。与此同时，非国有经济却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针对这种情况，中央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了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重组的决策，即抓大放小、有进有退，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的战略决策。对国有大企业和企业集团通过“三改一加强”将其搞好，对国有中小企业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要增进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其他行业和领域，则可有进有退，重在提高国有资本的社会收益。

　　我国国有企业中绝大多数是小企业，大中企业数量虽少，但在国民经济的地位十分重要。抓住、抓好这些“关键少数”，使其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资本结构、加速技术改造和加强内部管理，提高企业素质和规模效益，发挥骨干作用，就能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并有效地影响、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共同发展，也会增大对危困企业的调整能力。而对于数量众多、产业和地域分布分散的中小国有企业，采取更放开一些、更灵活一些的改革举措，比如实行兼并、联合或租赁，有的改组为股份合作制或直接出售。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抓大放小”。

　　在促进国有大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让国有公司陆续走向资本市场，成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使国家资本由过去的实物形态转化成更具流通性的证券形态。国家资本形态的高级化反映了国家资本变动的最新趋势，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从“放权让利”转向企业制度创新，从搞好每个企业转向搞活整个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在产业上的战略重组就成为必然选择。2001年初，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国有经济要在196个工业行业中进行产业重组。15个行业必须由国有工业垄断或以垄断为主；35个行业国有工业无须垄断经营，但应保持一定的控制力；146个一般竞争性的产业国有工业应逐步退出。2004年，国资委针对中央企业的现状和调整方向，进一步划分了三大类和七个领域，央企据此重组。2006 年12 月18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七大行业将由国有经济控制。对于军工、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开发及电网、电信等基础设施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应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对以上领域的重要子企业和民航、航运等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保持绝对控股；对于石化下游产品经营、电信增值服务等领域的中央企业，应加大改革重组力度，引入非公经济和外资，推进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同时，国有经济对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行业。这一领域国有资本比重要降低，国有经济影响力和带动力要增强。其中，机械装备、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行业的中央企业要成为重要骨干企业和行业排头兵企业，国有资本在其中保持绝对控股或有条件的相对控股；承担行业共性技术和科研成果转化等重要任务的科研、设计型中央企业，国有资本保持控股。

　　（三）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

　　从1978年算起，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初创时期（1978—1988年）。这一时期，由于政府实施了向企业放权让利和大规模经营承包制的改革，政企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同时，中央政府还将大量原来属于中央各部委管辖的企业下放给地方，尤其是下放给中心城市管理。从而改变了过去中央政府过度集中管理国有资产的模式，一些中心城市拥有了更大的国有资产监管、运营的权利。

　　第二阶段为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积极探索时期（1988—2002年）。其标志是1987年深圳市成立全国第一个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1988年国务院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并部分地履行监管职能。此后，北京、上海也先后进行了改革的尝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国有资产监管模式，这些有益的探索为后来形成全国统一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创造了条件。这个时期的改革实践，使人们开始确立了国有资产产权的意识，提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但是，由于改革处于探索过程中，这一时期形成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仍然存在着许多突出的问题。

　　第三阶段为国务院国资委的设立与新型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基本形成（2003年—至今）。1998年下半年，原国有资产管理局撤消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主管部门被撤消，经营班子人事和监督职责归并到一个部门，但收益分配和国有产权变动等权能仍分由不同部门负责。这种多机构分割权能的体制直接造成了国有产权的分割和国有资产运营效率的下降。2001年经营性国有资产增长仅为6.6%；国有资本收益权被忽视甚至被侵犯，造成每年流失数百亿国有资产。政企职责不明和分割管理，使得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脱节，产权责任追溯机制难以建立等。在这一背景下，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召开并提出设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建议。2003年3月，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陆续成立，统一了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的权力。中央政府设立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全面负责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职能。将原来国务院的三个部委的职能统一归并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之中。与此同时，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设立工作也相继展开。2003年6月，国务院发布《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颁布，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的基本框架。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改革确实取得明显进展，国家资本的产权边界已经有所明确，国有经济的功能和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仍有一些深层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国家资本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国有企业更深层次的改革，国家资本功能的再调整正处于攻坚阶段。

　　国有经济的产业分布及其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仍有巨大的调整空间。目前国有资本仍然分布在众多的行业和领域，其中一般加工业、商贸和服务业大约占近一半，而这些领域还可以继续实行退出。此外，在垄断产业领域，那些可竞争性环节和业务，也需要国家资本退出。而需要国家资本重点强化的社会公益性领域，国家资本的供给却明显不足。因此，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产业重组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仍然任重道远。国有企业的产权明确界定、产权结构的合理配置、产权的正常流转、产权收益的有效保护等四大产权制度尚未完全落实。相当一部分国有大型企业特别像中央所属的国有企业集团依然采用国有独资模式，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安排存在许多不一致的方面，旧体制保留下来的“老三会”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新三会”之间的矛盾导致企业“内耗”不止，企业治理效率难以提高。

　　一些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未能处理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有些改革措施既损害了投资人、债权人的利益，也损害了广大职工的利益，而一些企业的“内部人”则大肆攫取国家的资财，国有资产和国家资本仍处于不断流失的风险之中。

　　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存在政企、政资的再次合一。尽管我们已经建立了专门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但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既做裁判，又当运动员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如何使政企彻底分开是国有资产监管下一步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了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并在改革中解决国家资本的经营效率、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防止流失的问题，需要采取更缜密和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一）尽快构建起系统而完善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我们必须按照政企分开、资本经营和生产经营分开，全国国有资产联网管理的原则，逐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政策安排。

　　横向上实行“政资分开”。建立与行政系统相独立的国资监督和管理系统，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为真正实行“政资分开”，现在的国资监督和管理体制还要探索，如一时难以做到，也可把国资监督和管理机构作为“特设机构”，以谋求剪断与政府的“脐带”。

　　纵向上实行“上下权益分开”。针对原有的“地方没有所有者权益”的弊端，改为由中央和地方“分别代表国家享有所有者权益”。现在上下的权益划分是按现有资产边界确定的，地区之间差异较大，今后面临调整的任务。要尽快明晰国有产权和地方政府产权。

　　经营上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部门固然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职能，但不可逾越权利边界。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部门在加强国有资本的“监督和管理”的前提下，必须尊重和维护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及其权利，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

　　针对垄断产业的特殊性，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实际的管制体制。

　　（二）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

　　国家资本是一种战略性资本。它应当存在于国家的战略性产业、战略性区域，在关键时期发挥作用。国家资本应当追求长远的战略性收益，而不应当过多顾及眼前的和暂时的利益。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国有经济产业分布与产业重组的重点集中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主要是实施战略性“退出”，这方面的任务已大致完成；接下来，国有经济、国家资本需要向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和领域推进，包括向基础设施领域、社会公用事业及其他一些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性行业推进。

　　对于垄断性行业，特别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包括金融、电信、电力、民航、铁路、邮政、石油等应当确定为下一阶段国家资本改革和调整的重点。通过渐进市场化的办法，即在垄断行业可市场化的部分逐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持续往复，直至使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水平提升到合理限度。与此同时，要积极探索垄断性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以混合所有制、多元产权结构为目标，通过公司化改造逐步引入非国有资本，增强国有控股企业的治理效率。而将有限的国家资本更有效地集中于最具战略意义的产业上。

　　要充分发挥国有大型企业的技术与科技实力雄厚的优势，鼓励它们在涉及国家战略性技术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比如在常规性研发方面，国有企业要利用已经形成的国家级技术中心承担更多重大的、关键性的技术攻关和技术创新。此外，要鼓励有实力的国有企业成立专门的创投公司，扶持那些有较大潜在价值的技术开发项目。

　　政府要有意识地通过对国家资本在不同地域间的重新调配，为经济不发达地区创造基础条件。比如政府要在这些地区投资建设各种基础设施，按照当地的资源状况建立一些国有企业，通过创造市场而实现市场的扩大效应。

　　（三）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完善企业法人治理体系

　　以“混合所有制”模式来改革现有国有大型企业的产权结构。积极借助包括股票、债券和产权交易等资本市场，将有条件的国有企业的产权逐步推向市场，实现部分企业的整体上市或企业的部分产权的自由交易；对于那些需要保证政府控制权的企业来说，要在不丧失控制权的前提下，要鼓励引进外资、民营资本性质的大的战略投资者，以打破单一所有的产权结构，扩大国家资本的支配力和影响力。

　　以公司法为准绳，完善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体系。国有企业改革已经从制度创新进入到完善治理结构的新阶段。从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角度看，国有大型企业要在变革其产权制度的基础上，要将重点放在建立以股东大会为核心的企业权力机构、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决策机构、以监事会为核心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竞争制衡机制，以及相应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上。

　　努力营造适应国有经济环境的企业家成长及发挥作用的氛围。国有企业是特殊的企业制度，有着特别的企业文化和理念，但都需要企业家发挥作用。不过，正因为国家资本、国有企业所特有的战略属性，国有企业中的企业家更应具备战略经营的能力和素质。就国家资本的所有者—-政府而言，要针对国有企业的特殊性来安排今后的改革，注重精神激励与经济激励相结合，为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发展成长和发挥作用创造更好的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完善考核体系和奖惩制度，逐步建立责任追究的法律制度。奖优罚庸，对胡作非为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者则须追究经济责任或刑事责任，对腐败者更应依法严惩。

　　（四）推进国有企业的配套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员工、在职员工与退休、下岗人员等方方面面的利益，而且与众多社会机构或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在对国有企业制度实施改革的同时，需要实施多方的配套改革。

　　要通过各种方式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要依据“主辅分离”的原则，坚决地将过去企业举办各种与主业无关的经营性业务，以及医院、学校等社会职能机构剥离出去，使企业一心一意地专注于经营、专注于主业。当然，国有企业在“去社会职能”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要解决依法破产问题。破产虽然可先搞一段政策性破产，但作为制度性安排，应建立依法破产机制。对于这些国有企业配套改革的内容，不应只看成包袱，根据过去的经验，这恰恰是国有大型企业改革由外围攻向核心部位的切入点，一些难度较大的国有大型企业改革正是从“主辅分离”开始的。

　　（五）改革国有企业的分配制度

　　通过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是我们改革国企的出发点，但相当一部分企业曲解此点，认为只要对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激励到位，企业的效率就能得到提高。部分企业出现了忽视广大职工利益，在利益分配上严重不公的问题，挫伤了普通职工的积极性，这是无助于企业效率提高的。以后的改革中必须高度重视职工权益保护。无论是企业转制、并购或破产，要充分考虑职工的合法权益，充分尊重职工在改革中的意愿。坚决制止损害广大员工权益的企业行为。

　　要重新确立和完善国有企业的初次分配制度，对高管的激励应有明确的制度安排，对一些垄断行业和企业的过度分配必须有效加以抑制。这些方面的改革须由政府主导，不能放任垄断行业和企业高管自行其是。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国企相对处于主导地位的格局下,政府不只是守夜人,更应该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人,建立社会各阶层和群体之间较为平衡的利益分配体系,实乃政府当务之急。必须逐步建立规范统一的国有企业分配制度，并使其成为全社会分配领域的标杆，特别是应该成为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的标杆和基础。

　　（六）强化反腐败工作，遏制国有资产流失势头

　　国有企业中存在的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源之一在于现行制度存在缺失。须尽快制定出关于委托人、代理人以及各类利益相关者之间权、责、利清晰的法律规则，明确在参与国有企业的运营时，各自拥有的法定权力，同时必须承担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防止侵占职工经济利益等相应的责任。在此前提下，如果认定参与的任一方有牟取私利的越轨行为，就可以界定其为腐败或犯罪。从而使腐败行为同其他正常经营行为清楚地区别开来，就为准确地打击腐败行为创造了条件。这些年，我们先后制定了许多关于国有企业的法律、法规，从不同侧面，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有企业的各参与方的权利与义务作了界定，但没有一部能够称得上是全面的、系统的和到位的。国家应尽快启动立法程序，研究制定一部关于国有企业的根本法律。

　　实施既有助于寻利而又能遏制寻租的制度变革是扼制国有企业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根本途径。制定法律是为了建立规则，在法律还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仍然有必要对现行规则实施变革。这其中对各种利益集团左右政府决策的行为要予以特别关注和全力阻止，要严防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这一点适用于拥有公权力的各级部门、官员和各类企业。当前，要重点打击国有产权交易中恶意侵吞国有利益，人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腐败行为。

　　国家是国有企业的资本受益方，必须大幅提高对国有企业利润的收缴比例，其余利润也应大多转为资本，小部分用于企业激励。这样有利于平衡社会利益关系，也有利于公平竞争。垄断性国有企业通过国家授予的垄断特权获取的大量垄断利润，更应收归国有，这部分利润如留在企业，在激励和监督难以到位的情况下，极易产生资源的扭曲配置和挥霍性腐败浪费。通过征收更高比例的资源占有税和提高利润上缴比例将这些资金收归国库，一方面可以缓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资金不足的压力，另一方面，当企业需要时再作后续投资也无妨。

　　整合、充实、加强监督资源，提高全社会特别是国企委托人的监督能力。整体来看，这些年，政府投在对国有企业代理人的监督资源并不少，只是由于体制原因使其散布在不同的管理部门和各个企业中间，实际上它们并未发挥出整合的规模监督效应。要通过改革从内外两个方面使分散的监督资源逐步整合起来。从内部来看，比如将存在于国有企业中的纪检、监察、会计、审计等监督力量统一于各监管机构专门监察部门，实行有限的垂直管理。政府要强化国有资产委托人的监督能力，建立起一支能够代表委托人利益的强大的反腐败队伍。从外部而言，通过加强审计、税务、工商、监察以及社会舆论等部门的联动，整合国有企业外部的监督资源。其中将国家的会计和审计部门独立运作是一个重要的制度选择。将企业的财务会计从企业的人事关系和工资关系中独立出来，由国家直接设立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同时，政府对企业法、会计法等有关法律作适当修改，以明确国有企业财务会计应由政府根据其经营规模适量选派，并对财务会计的职责和权力以及考核和奖惩办法做出明确规定。独立会计的经费由政府财政解决。政府的审计机构要通过法律给予更大的独立行为权，根据国外的经验，将效益审计作为审计机构的主要职责。如果发现企业在运用国家资金上有腐败现象，就要提请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要研究将政府的审计和会计合署运营或财政和会计合署运营的可行性。

　　（七）鼓励大型国有企业和国家主权基金不失时机地走出国门

　　这些年，我们已经有许多国有企业成功地走出了国门，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经营经验。这些经验表明，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本投资于海外的实业和资本市场，可以获取我们亟需的能源、原材料、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也能使我们的大量外汇储备通过国外的资本市场保值增值。因此，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本实施海外投资应持积极鼓励的态度。其中当然也有许多惨痛教训，对于走出去的国有企业或具有国家资本背景的投资机构，必须建立严密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以及有效的预警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防止因“廉价决策”而导致重大失误。否则，由此造成的经营风险和后果是无法控制的。

六

　　经过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几千年的沧桑历史，中国经济在近30多年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经过不断的改革，国有企业逐步融入了市场经济，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成员；国有经济通过战略重组，更多地集中于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和上游产业；国家资本正在通过证券化而实现了向高级形态的转换。实践表明，以国家资本具有显著调节功能的中国模式的确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各国相互借鉴并深化自身发展模式的背景下，根据我国历史经验分析概括国家资本、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转轨经济中的功能定位，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成为实施国家经济战略的基本工具

　　根据世界一些国家特别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国家资本、国有经济在发展本国经济，建立民族产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我们认为，国有经济、国家资本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方面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国有经济、国家资本的存在为国家实现其战略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战略性高科技的研发与推广。在人类社会步入新经济的时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凸现，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实力与竞争能力。信息技术、新能源、宇航空间技术、核能技术、新材料、海洋与生物技术等科技研发领域的成果对于一个国家竞争力将发生根本性影响。但是这些领域中，某些研发活动的资本投入规模之大、风险之高、回收周期之长、保密性强、涉及方面之广又是绝大多数非国有企业、民间资本所无法承受的，这就需要依托国家资本的力量来组织科学技术的研发活动。一些发达国家也更多地以国有企业的形式建立和发展高科技行业。比如，美国航天局、欧洲宇航局，空中客车公司等等，都是由国家资本控制的。我国的航天、核能技术同样在国家资本的推动下取得了快速发展。

　　战略性产业的控制。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战略性产业都具有体现国家工业化水平、产业关联性强、对于整个经济增长带动系数大的特点。显然，一国的战略产业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的。在特定条件下国家资本应当对这些战略产业实施某种程度的控制，有助于国家战略的实现。对于已经失去战略意义的产业，国家资本则要主动退出。否则，就会影响这些产业的竞争效率。

　　战略性资源的开发与获取。土地、石油、煤炭、铁矿、稀有金属矿产、森林等战略性资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开发战略性资源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战略性资源还涉及到国家安全。国家资本直接控制战略性资源，可以在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更有效、更直接地体现国家意志。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国有企业在战略性资源产业中均占有相当比例。

　　（二）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国有经济还不足以成为一种政策工具。在我国，由于国有经济依然是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它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完全可以成为像财政和货币政策那样的政府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事实上，正是由于国家资本、国有经济所具有的政策意义，我国正在形成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个模式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政府通过财政、货币以及国有经济等政策工具来调控市场，市场再引导其他企业的运行，以实现政府追求的经济目标。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国有企业是近乎中性的一种经济组织，即国有企业是经济组织，但又不是以营利为唯一目的的。否则，国有企业就会利用政府的力量形成市场垄断，从而使这个模式最终陷于失灵。总之，国有企业应该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坚持可持续发展，在制度建设、依法经营、善待员工、合理分配、规范管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及回报社会诸多方面，成为全社会的榜样和标杆。

　　（三）成为捍卫国家经济安全的屏障

　　我们可以将资本大致分为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两大类，在市场经济状态下，会形成实体资本市场和虚拟资本市场。市场总是存在风险，各国经济发展史充分表明，市场的风险有时会通过市场危机的方式集中释放，并给一国乃至全球带来巨大打击，甚至会使一国经济在短时间内陷于瘫痪和破产。尤其是虚拟资本市场危机所具有的破坏性和杀伤力往往超乎人们想象。国家资本所具有的体现国家和全民意志的属性会对投机资本起到有效的制衡作用，会在投机资本兴风作浪时维持市场的稳定性和流动性，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危机的出现，这已被我国在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海啸”中的卓越表现所证明。不仅如此，继欧洲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行了银行国有化后，美国政府也入股银行，借助国家的力量平抑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所谓自由经济，政府不干预和参与经济，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只是干预和参与的程度有别而已。

　　再从实体资本角度看，产业资本本身也存在因为结构性失衡、产业升级不畅而陷于危机的可能性。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正在利用其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制度优势，与所在国的企业展开生死之争。如果没有一种对应的制衡机制加以限制的话，后发国家的民族产业，乃至国家的战略产业等实体资本将难以生存。这个机制的核心只能是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在产业资本及其市场一旦出现异动，比如某种要素极度短缺或过剩，某些要素被人为垄断，就可以利用国家资本的规模优势平抑市场，打击投机，抵御外来资本的突然攻击，以确保国家经济、民族产业的安全。

　　（四）国有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具有自身演进的规律，它总会不断地自我累积和完善，也会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方向延伸。史实充分证明，政府在产业演进过程中能够起到一定作用。而政府在推动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发挥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本在方面的独特作用。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家资本作为一种“诱致性”资本，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常，在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私人资本积累能力有限，虚拟资本市场的功能也不健全。有效途径就是依靠政府的力量，借助国家资本创造市场，初步形成产业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国家资本或国有经济在参与产业结构调整时，其功能主要在于诱致市场的产生，市场有了一定的规模，国有经济、国家资本就应当主动退出，再进入需要“诱致”的其他领域。国家通过国有企业过多地干预资源配置会扭曲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价格，导致资源浪费和经济竞争力下降，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

　　（五）国有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国家资本、国有经济经常充当着积极角色。由于私人投资的区域选择取决于地区的投资回报率，落后地区往往难以吸引到私人资本。而国家资本投资于这些地区的公共领域，如基础设施方面的港口、机场、城市供水、煤气、供电、城市公共交通、环保设施、公共文化事业等等，以改善落后地区的“硬”条件，为吸引更多私人资本而提供条件。早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国家通过“三线”建设，在我国中西部比较落后的“三线”地区，投资兴建了大批企业，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于1998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公共工程、扩大对西部国有企业的投资，使广大西部地区的经济有了巨大改观。

　　（六）国有经济与政治和社会稳定

　　国家资本、国有企业是政府推行各项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手段。国家资本、国有经济作为社会资本的载体，不应以营利为唯一目标，而必须承担一定的非商业目标，要更注重社会责任。国有企业是政府直接掌握关键性生活资料，应付各种紧急状态，实施危机管理的必要工具。中外的经验表明，关系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行业需要保持一定的国有经济。粮食、成品油、自来水、天然气、电力等大众必需品，消费弹性比较低，如果这些部门完全由非国有经济来经营，那么一旦社会出现紧急状态，这些企业很可能会因牟取高额利润，而置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有关法律、法令于不顾，社会利益就会受到巨大损害。因此，由国有部门代表国家直接掌握一部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资源和生活资料，应付各种紧急事态就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像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于全面转轨过程中，保留一定规模的国家资本和国有经济是完全必要的。

　　国家资本、国有经济除了承担经济和社会的功能外，它们还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功能。国家资本、国有经济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日益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个层面，但是经济竞争是最基本的。如果在经济领域不能自立、自强，那么在政治领域就有沦落为经济发达国家附庸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急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根本动因。为了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国家通常通过建立国有企业在内的各种方式来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将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命脉的一些战略性部门直接掌握在手中。

　　国家资本、国有经济具有执行国家安全等特殊使命的功能。在一些特殊产业领域，它们与国家经济发展关系密切，而且往往与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威望和利益密切相关，有的产业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战略工具。国有产业还是国家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者。目前，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传播媒体产业都是由政府直接掌控的，如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就是由国家经营。因为新闻媒体产业具有社会公共产品的特征，必须受到政府严厉的监管，并且在必要时由政府直接控制。总之，国家资本、国有经济始终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最重要的基础。制度使然。

*  *  *  *  *  *  *  *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剧烈动荡和变革的时期，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但諸多利益关系最终都会集中反映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上，相对而言，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具有恒久的性质。在全球化背景下，单个企业的影响力有限，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众多企业叠加的综合经济实力，越来越有赖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国家的支持和干预，有赖于国家资本的发展和参与。国家干预和参与经济的趋势正不断加强，中国也不例外。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这一点也可以说正是中国发展道路最显著最基本的特点。在中国，国家干预和参与经济的传统已持续两千多年，对此世人评价不一，贬褒毁誉皆有。其实说的都是不同时期的不同侧面，不管人们如何评价，也不管人们是否喜欢，这一传统仍将持续下去。国家资本的性质、行为和发展前景，取决于政权的性质、行为和前途。发展和停滞，兴盛和衰败，往往就是在政权失范和重大决策失误的过程中实现转换的，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并不少。当前,改革日益深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政府决策,国企行为,官员形象，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我们必须总结和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民为本，科学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改革开放，大力改善经济和社会管理，不断提高国家资本干预和参与经济活动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努力做好应该做的和能够做的事情，切实将国有企业管理和经营好，国有经济和国家资本会有更加辉煌的发展前景。国家和人民则幸甚。

《洋犁初耕汉家田：晚清西方农业科技的认识传入与推广》
魏露苓著，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2.4

摘　要

　　本书研究鸦片战争后至清亡这段时间内中国人认识、翻译引进的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主要内容和传播推广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主要方式与活动。所用文献以清末外交官游记、清末译成中文的西方近代农业专著、清末农林试验场的试验报告、清末发行的农学报和部分其他报纸，以及少量方志等文献为主。本书介绍清末出使欧美、日本的外交使臣在出使国亲眼见到的近代化农业科技成果，包括近代化的农业机械、林、牧、渔、园艺、丝、茶业和气象、水利以及近代化的农业教育和农业管理机构。对清末译成中文的主要农书中和清末相关报刊中介绍的近代农业科技也作了总结，本书分析了包括以近代植物学为基础的作物栽培技术，以近代昆虫学、真菌学为基础的病虫害防治技术，以地质学、化学为基础的土壤肥料技术，以动物学为基础的畜牧、兽医和渔业技术，以蚕体解剖学和蚕体病理学为基础的养蚕技术，还有园艺、农机、水利、气象等对中国近代农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本文还对近代农业技术的传播与推广，包括兴办新式农务学堂和农林试验场、近代农业科技的实践等作了总结和分析。

　　传播与推广中的举措，都是在清末新的重农思潮和新政的背景下进行的，是政府倡导的。虽然效果有限，但是，译出的农书、引进的作物、参照外国模式建立起的近代农业教育体系，是留给民国的重要遗产。传播与推广的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包括内部原因：政府赤字累累、农民贫困，难以拿出应有的经费；相应的基础教育、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不达标；劳力过剩使得节省劳力的设备和技术难以引进和推广等。外部原因有：西方近代化农业科技理论高深，在短期内不容易被农民接受，而且西方近代农业技术在实际操作中并不优于中国传统技术，对农民难以产生引力；农业技术具有区域性，外国农书中有的内容与中国情况不相符；译名生疏、时间过短等，也会影响推广和传播的效果。科技的发展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弱国无外交，弱国要取得科技的进步同样艰难。晚清西方农业科技的认识与推广的历史状况也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目　录

绪　论/1

第一章　晚清使臣对西方近代化农业的认识与思考/16
第一节　清代中国传统农业及其在世界农业中的地位/16
第二节　晚清使臣初识西方近代化农业机械/21
第三节　晚清使臣初识西方近代化农业化学与优良品种/32
第四节　晚清使臣初识西方近代化农业气象和水利/37
第五节　晚清使臣初识西方近代化园艺技术/41
第六节　晚清使臣初识西方丝、茶业/5 1
第七节　晚清使臣接触西方林、牧、渔业中的近代化理念/64
小　结/76

第二章　晚清使臣所介绍的西方农业管理机构、农业政策与农业教育/77
第一节　农业管理机构与农业政策/77
第二节　农业教育/86
第三节　近代化农业知识的普及/96
小　结/105

第三章　西方农业科技著作的翻译与认识/106
第一节　晚清翻译西方农学论著中的农学理论/106
第二节　晚清翻译西方农学论著中的农业技术/134
小　结/182

第四章　西方近代农业科技在晚清的传入与推广/185
第一节　官绅联动/185
第二节　全国兴办农务学堂/197
第三节　农林试验场及其农业科研活动/228
第四节　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的普及/245
第五节　晚清农务学堂与农事试验场的命运/257
小　结/261

第五章　西方近代农业科技在晚清农林诸业的实践/263
第一节　植树造林/263
第二节　兴办灌溉、垦殖、肥料和渔业公司/274
第三节　兴办丝、茶业与农产品加工业/283
小　结/29l

余　论/293

参考书目/305

附　表/326

甲午战争前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与思考/386

后　记/407

后　记

　　拙作是在本人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本人半道出家，改攻史学。所幸攻博期间得到恩师陈伟明教授的悉心指导，拙作五易其稿，终于完成。虽非佳作，但为心血之作。为此感谢为我的学习付出辛勤劳动的陈伟明导师，感谢暨南大学历史系、古籍所的其他老师。

　　在我查资料和撰写论文期间，我的领导，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农史研究室主任倪根金教授在单位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仍尽力保证我的学习时间，与我竭诚合作，正确处理工作与学习的关系，还无私地提供许多资料线索和建议。我敬重他的为人和学识，尊他为我的“第二导师”。他与我合作一篇论文，题为《甲午战争前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与思考》发表在《中国农史》2008年第4期，后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为表感谢，谨将该文收入本书附录中。

　　在我查阅资料期间，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山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等处的馆员们热情周到的服务，让我感激不尽。万分感谢这些知姓名和不知姓名的馆员们的帮助。

　　我有七旬老母，远在家乡，因忙于论文而无暇照料。所幸来自山村的、淳朴善良的秀英姑姑代为照料。我能够完成学业，与她和她全家的付出是分不开的。对此，我向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致以衷心感谢！

　　论文吸收了前人工作的成果，除在文中注明外，在此深表谢意。

　　感谢所有对本文有所启发的学界前辈。本文若有粗浅、疏漏之处，均由本人负责。

魏露苓
2012年5月

　　中国历来是一个灾荒频仍的国度，而近代中国更是战祸连绵，时局动荡。在人祸的催生下，天灾尤为惨重。刘仰东对晚清灾荒发生频率作过一个统计，从l840～1911年，全国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1354起，按年次计，少则5起（1891年），多则35起（1887年），平均每年22．36起，每月将近两次。这个频度从整体上基本显示了灾荒在近代社会中的持续性和多发性的基本态势。[1]灾荒是一个关系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大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灾荒史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勃兴，灾荒史才逐渐兴起。

　　研究近代灾荒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李文海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它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近代社会，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对近代灾荒状况的总体了解中，得到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2]戴逸也认为，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生活也很有意义。[3]刘仰东则把研究灾荒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指出“灾荒史本身作为一个系统，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相关联，反映了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对近代自然灾害进行充分的探讨，十分有益于我们对社会历史的系统的准确的把握”。[4]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考察灾荒与近代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无疑是一条可取的路径。池子华、李红英、刘玉梅合著的《近代河北灾荒研究》（从下简称《灾荒》），日前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即是对这一研究取向的有益探索，堪称区域灾荒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一）条理清晰，结构严谨

　　《灾荒》是教育部社科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暨河北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近代应对灾荒的法制建设研究——以河北自然灾害为对象”的结项成果，全书近30万字，分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凡六章，对近代河北灾荒的成因及时空分布、灾荒对近代河北经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央和河北地方政府、民间组织防灾、减灾、救灾举措及成效做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考察。附录为近代河北灾荒年表（1840—1949），勾画了近代河北灾荒的概貌，可与正文相互参照。

　　首先，概述近代河北灾荒的严重程度并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维度考察灾荒的生成机制，探讨各种驱动因素的合力在形成灾荒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是从生态环境的恶化、民众自身抗灾能力的薄弱、水利失修、吏治腐败、战乱等方面对导致灾荒的社会因素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缕析，指出各种因素虽相对独立又彼此缠绕和相互作用，从而揭示了近代河北灾荒“甲天下”的局面实是“天灾”与“人祸”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章、第二章）。

　　其次，探讨灾荒对近代河北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从农村经济、民众生存条件、工商业发展、交通运输业和税收等方面考察灾荒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性。对灾害的社会影响则作了全景式扫描和重点呈现，不仅考察了灾荒下社会心理的异常、“走死流亡”灾民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秩序的动荡，而且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对世纪之交的直隶灾荒及流民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使读者对灾荒的“后遗症”有更直观的认识（第三章、第四章）。

　　再次，全面考察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防灾、减灾与救灾体系。分别从减灾救灾法律体系、官方荒政实践、民间灾荒救助以及减灾救灾的特点和成效等多个层面，对晚清时期的防灾与救灾活动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而对民国时期防灾、减灾活动的考察，则以政府为主导兼及民间力量，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以及边区政府三个政权的减灾救灾体系及其运作分别加以论述，比较完整地复原了这一时期河北灾荒的调节与控制实况（第五章、第六章）。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该书条理清晰，结构严谨，形成该书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

　　（二）特色鲜明，颇多建树

　　《灾荒》是第一部专门以近代河北灾荒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学术论著，填补了河北近代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该书的特色和建树颇多，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成功尝试。灾荒联系着政治，也关系经济与社会，涵盖灾情、灾因、影响、防灾减灾法制建设与实践等多个方面，每一方面又包含千丝万缕的因子，要对如此庞大的架构进行条分缕析，没有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通览全书，可以发现，本书虽以社会史为基本切人视角，但并未停留于此，而是综合运用了灾害学、统计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等跨学科理论和方法，力求对近代河北灾荒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考察。如对灾荒与义和团运动的考察，作者就另辟蹊径，引入社会学的理论对灾荒驱使下流民的生成、流向及影响作了透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宏观研究与个案考察有机结合，这就使本书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展现了作者开阔的视野和较为深厚的学术功力。

　　其二，史料翔实，内容丰赡。丰富翔实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确保研究成果客观扎实的关键。对史料的搜集要尽可能做到“竭泽而渔”。作者潜心收集资料达十余年之久，网罗了大量史料，可谓“持久战”。该书占有资料之详尽、征引范围之广，引人注目。不仅充分利用一系列史料汇编和相关研究论著，而且广泛引用和参考了囊括正史、典籍、方志、文集、奏章、年鉴、档案、近代报刊杂志和其他调查统计资料在内的大量原始文献，为该书的分析论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书占有资料之广泛，不仅反映了作者用功之勤和良好的学术素养，而且使本书的内容显得饱满而凝重。

　　其三，脉络贯通，自成一体。从灾荒概况、成因、经济和社会影响到灾荒调控及其时代价值，无不纳入作者的考察视野。在对每一板块的探析中，作者也注意从不同层次，多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以晚清民国时期的防灾、减灾与救灾问题为例，作者不仅关照减灾救灾法律体系这一制度层面，也重视考察救灾减灾的荒政实践层面；既对各个时期的官方灾荒救助进行了具体研究，也始终重视民间力量的救灾活动和所发挥的功能、扮演的角色；在对民国时期防灾、救灾体系进行研究时，还充分认识到边区政府的重要性，对其做了专门论述。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大大丰富了本书的内容，使之显得有血有肉。

　　其四，论证缜密，多有创见。本书引介跨学科的理论方法，立足于大量丰富翔实的史料，对纷繁芜杂的资料爬罗剔抉，钩沉索隐，叙述环环相扣，论证缜密。作者通过具体的统计数据对近代河北灾荒的种类和时空分布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归纳，描绘了近代河北灾荒连绵的基本面貌。并在此基础上对近代河北各类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点进行了提炼和总结。在对灾荒与义和团运动的内在关系进行解读时，作者通过丰富的史料，为读者勾画出“灾荒一流民一义和团运动扩大化”的动态“轨迹”，揭示出这场运动具有相当的盲动色彩，并从灾荒本身的周期性特点出发，分析了义和团运动由高潮走向低潮与灾荒的缓解和流民的消散二者之间的关联性。视角新颖，令人耳目一新。在对晚清时期减灾救灾体系进行考察时，作者通过对减灾救灾法律体系、官方荒政实践和民间灾荒救助活动的探析，揭示出晚清直隶减灾救灾的诸多特点，如减灾救灾主体由单一向多元化发展，由单纯的救养向教养结合迈进，由消极的救灾转向积极的救灾，政府在救灾防灾减灾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等，论从史出，言之有据，令人信服。

　　其五，时代色彩鲜明。中国近代社会处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急剧的变革是近代社会的时代主题之一。无论是主动抑或被动，一切传统因素无不在近代化浪潮的席卷之下，悄然发生着改变，荒政也不例外。在近代化各种因子的激荡和推动下，传统的荒政也打上了时代变迁的印迹，迈人了近代的门槛。在灾荒的影响下，民间力量和社会团体也蓬勃发展起来。该书对晚清民国时期河北灾荒调控的研究即从一个侧面透视了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时代特征。以民国时期民间力量的救灾实践为例，作者以华洋义赈会、中国红十字会和直隶商会为典型进行个案研究，并将国际救助纳人考察视野，对民间救灾团体的经费筹募活动、救灾方式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指出其救灾活动主要以灾后救济为主，包括捐款、捐物、设置粥厂，散发食物，设置收容所，施舍医药、工赈、农赈、借贷等方面，并分析了民间义赈与官赈相比的特点，尤其是注重T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华洋义赈会的救灾活动尤其顺应时代的潮流，在筹款方面发明了年捐，赈灾方式上则有以工代赈，创办农村信用社、兴办农事实验厂和农村教育等开创性做法，不仅提高了民间义赈的影响，而且为近代中国救灾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折射了荒政近代化的一个断面。

　　此外，该书还彰显了作者的现实关怀理念。在余论部分，作者力求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着眼于灾荒调控时代价值的探索，提出“灾荒的治理既需要继承也需要创新”的时代命题，认为建立完备的防灾减灾法律体系，建立独立的防灾减灾储备金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良好的灾害道德心理，是减少灾荒的有效途径。这是耐人寻味的。

　　（三）不足之处

　　毋庸讳言，《灾荒》一书并非完美无缺，尤其是对某些问题的深入分析不够。比如，作者以近代河北灾荒问题为中心，进行典型性研究，固然可取，因为近代河北灾荒“甲天下”，研究中国灾荒史，不能不注重近代河北灾荒的研究。但缺乏整体史的关照理念，近代河北的区域特色并不鲜明。既然凸显的是区域研究范式，那么河北的区位特征也决定了这一区域灾荒有别于其他地域的典型性。倘若将这一问题放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视野中以探究其在整个近代防灾减灾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独具的地域特点抑或引入比较的视角，则更能凸显选题的学术价值和“典型”意义。在灾荒的影响方面，作者重点探讨了灾荒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若能进一步考察灾荒对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等的影响，则会更臻完善和系统。在对救灾减灾的专章探讨中，作者对官方及民间力量的防灾救灾活动均有叙述，但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勾连探讨不够，倘能对二者在救灾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分工与合作进行深入解读，无疑对认识近代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近代社会力量的成长机制大有裨益。在减灾救灾特点及成效方面，作者对晚清时期有论及但显得稍嫌薄弱，对民国时期则涉及更少，二者之间的延续与断裂，变与不变不得而知。倘能另辟一节，进行对比研究，则对荒政近代化的历程会有更清晰的认识。此外，本书侧重实践层面的救荒举措，倘能关照理念层面，引入精英人物的救荒思想和学说，或更具说服力。毕竟历史是人的历史，缺少了人这一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研究无疑会减色不少。

　　尽管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该书的出版是对区域灾荒史研究的有益探索，并建构了区域灾荒史研究的框架体系，对同类课题的研究是有“示范”意义的，对推进社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也不无裨益。诚如作者所说，灾荒应对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课题”。本书中的观点，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历届政府与民间组织在防灾、救灾方面的成败得失，对当前的防灾救灾活动也有着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注释：

[1]刘仰东：《灾荒：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李文海：《论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3]戴逸：《重视近代灾荒史的研究》，《光明日报》1988年11月23日。

[4]刘仰东：《灾荒：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苏州　215021）

来源：《中国农史》2012年第1期

　　【作者简介】粱曼（1982—  ），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郭进萍（1986—  ），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中国历来是一个灾荒频仍的国度，而近代中国更是战祸连绵，时局动荡。在人祸的催生下，天灾尤为惨重。刘仰东对晚清灾荒发生频率作过一个统计，从l840～1911年，全国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1354起，按年次计，少则5起（1891年），多则35起（1887年），平均每年22．36起，每月将近两次。这个频度从整体上基本显示了灾荒在近代社会中的持续性和多发性的基本态势。[1]灾荒是一个关系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大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灾荒史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勃兴，灾荒史才逐渐兴起。

　　研究近代灾荒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李文海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它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近代社会，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对近代灾荒状况的总体了解中，得到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2]戴逸也认为，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生活也很有意义。[3]刘仰东则把研究灾荒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指出“灾荒史本身作为一个系统，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相关联，反映了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对近代自然灾害进行充分的探讨，十分有益于我们对社会历史的系统的准确的把握”。[4]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考察灾荒与近代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无疑是一条可取的路径。池子华、李红英、刘玉梅合著的《近代河北灾荒研究》（从下简称《灾荒》），日前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即是对这一研究取向的有益探索，堪称区域灾荒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一）条理清晰，结构严谨

　　《灾荒》是教育部社科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暨河北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近代应对灾荒的法制建设研究——以河北自然灾害为对象”的结项成果，全书近30万字，分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凡六章，对近代河北灾荒的成因及时空分布、灾荒对近代河北经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央和河北地方政府、民间组织防灾、减灾、救灾举措及成效做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考察。附录为近代河北灾荒年表（1840—1949），勾画了近代河北灾荒的概貌，可与正文相互参照。

　　首先，概述近代河北灾荒的严重程度并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维度考察灾荒的生成机制，探讨各种驱动因素的合力在形成灾荒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是从生态环境的恶化、民众自身抗灾能力的薄弱、水利失修、吏治腐败、战乱等方面对导致灾荒的社会因素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缕析，指出各种因素虽相对独立又彼此缠绕和相互作用，从而揭示了近代河北灾荒“甲天下”的局面实是“天灾”与“人祸”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章、第二章）。

　　其次，探讨灾荒对近代河北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从农村经济、民众生存条件、工商业发展、交通运输业和税收等方面考察灾荒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性。对灾害的社会影响则作了全景式扫描和重点呈现，不仅考察了灾荒下社会心理的异常、“走死流亡”灾民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秩序的动荡，而且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对世纪之交的直隶灾荒及流民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使读者对灾荒的“后遗症”有更直观的认识（第三章、第四章）。

　　再次，全面考察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防灾、减灾与救灾体系。分别从减灾救灾法律体系、官方荒政实践、民间灾荒救助以及减灾救灾的特点和成效等多个层面，对晚清时期的防灾与救灾活动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而对民国时期防灾、减灾活动的考察，则以政府为主导兼及民间力量，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以及边区政府三个政权的减灾救灾体系及其运作分别加以论述，比较完整地复原了这一时期河北灾荒的调节与控制实况（第五章、第六章）。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该书条理清晰，结构严谨，形成该书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

　　（二）特色鲜明，颇多建树

　　《灾荒》是第一部专门以近代河北灾荒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学术论著，填补了河北近代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该书的特色和建树颇多，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成功尝试。灾荒联系着政治，也关系经济与社会，涵盖灾情、灾因、影响、防灾减灾法制建设与实践等多个方面，每一方面又包含千丝万缕的因子，要对如此庞大的架构进行条分缕析，没有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通览全书，可以发现，本书虽以社会史为基本切人视角，但并未停留于此，而是综合运用了灾害学、统计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等跨学科理论和方法，力求对近代河北灾荒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考察。如对灾荒与义和团运动的考察，作者就另辟蹊径，引入社会学的理论对灾荒驱使下流民的生成、流向及影响作了透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宏观研究与个案考察有机结合，这就使本书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展现了作者开阔的视野和较为深厚的学术功力。

　　其二，史料翔实，内容丰赡。丰富翔实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确保研究成果客观扎实的关键。对史料的搜集要尽可能做到“竭泽而渔”。作者潜心收集资料达十余年之久，网罗了大量史料，可谓“持久战”。该书占有资料之详尽、征引范围之广，引人注目。不仅充分利用一系列史料汇编和相关研究论著，而且广泛引用和参考了囊括正史、典籍、方志、文集、奏章、年鉴、档案、近代报刊杂志和其他调查统计资料在内的大量原始文献，为该书的分析论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书占有资料之广泛，不仅反映了作者用功之勤和良好的学术素养，而且使本书的内容显得饱满而凝重。

　　其三，脉络贯通，自成一体。从灾荒概况、成因、经济和社会影响到灾荒调控及其时代价值，无不纳入作者的考察视野。在对每一板块的探析中，作者也注意从不同层次，多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以晚清民国时期的防灾、减灾与救灾问题为例，作者不仅关照减灾救灾法律体系这一制度层面，也重视考察救灾减灾的荒政实践层面；既对各个时期的官方灾荒救助进行了具体研究，也始终重视民间力量的救灾活动和所发挥的功能、扮演的角色；在对民国时期防灾、救灾体系进行研究时，还充分认识到边区政府的重要性，对其做了专门论述。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大大丰富了本书的内容，使之显得有血有肉。

　　其四，论证缜密，多有创见。本书引介跨学科的理论方法，立足于大量丰富翔实的史料，对纷繁芜杂的资料爬罗剔抉，钩沉索隐，叙述环环相扣，论证缜密。作者通过具体的统计数据对近代河北灾荒的种类和时空分布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归纳，描绘了近代河北灾荒连绵的基本面貌。并在此基础上对近代河北各类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点进行了提炼和总结。在对灾荒与义和团运动的内在关系进行解读时，作者通过丰富的史料，为读者勾画出“灾荒一流民一义和团运动扩大化”的动态“轨迹”，揭示出这场运动具有相当的盲动色彩，并从灾荒本身的周期性特点出发，分析了义和团运动由高潮走向低潮与灾荒的缓解和流民的消散二者之间的关联性。视角新颖，令人耳目一新。在对晚清时期减灾救灾体系进行考察时，作者通过对减灾救灾法律体系、官方荒政实践和民间灾荒救助活动的探析，揭示出晚清直隶减灾救灾的诸多特点，如减灾救灾主体由单一向多元化发展，由单纯的救养向教养结合迈进，由消极的救灾转向积极的救灾，政府在救灾防灾减灾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等，论从史出，言之有据，令人信服。

    其五，时代色彩鲜明。中国近代社会处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急剧的变革是近代社会的时代主题之一。无论是主动抑或被动，一切传统因素无不在近代化浪潮的席卷之下，悄然发生着改变，荒政也不例外。在近代化各种因子的激荡和推动下，传统的荒政也打上了时代变迁的印迹，迈人了近代的门槛。在灾荒的影响下，民间力量和社会团体也蓬勃发展起来。该书对晚清民国时期河北灾荒调控的研究即从一个侧面透视了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时代特征。以民国时期民间力量的救灾实践为例，作者以华洋义赈会、中国红十字会和直隶商会为典型进行个案研究，并将国际救助纳人考察视野，对民间救灾团体的经费筹募活动、救灾方式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指出其救灾活动主要以灾后救济为主，包括捐款、捐物、设置粥厂，散发食物，设置收容所，施舍医药、工赈、农赈、借贷等方面，并分析了民间义赈与官赈相比的特点，尤其是注重T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华洋义赈会的救灾活动尤其顺应时代的潮流，在筹款方面发明了年捐，赈灾方式上则有以工代赈，创办农村信用社、兴办农事实验厂和农村教育等开创性做法，不仅提高了民间义赈的影响，而且为近代中国救灾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折射了荒政近代化的一个断面。

    此外，该书还彰显了作者的现实关怀理念。在余论部分，作者力求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着眼于灾荒调控时代价值的探索，提出“灾荒的治理既需要继承也需要创新”的时代命题，认为建立完备的防灾减灾法律体系，建立独立的防灾减灾储备金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良好的灾害道德心理，是减少灾荒的有效途径。这是耐人寻味的。

　　（三）不足之处

　　毋庸讳言，《灾荒》一书并非完美无缺，尤其是对某些问题的深入分析不够。比如，作者以近代河北灾荒问题为中心，进行典型性研究，固然可取，因为近代河北灾荒“甲天下”，研究中国灾荒史，不能不注重近代河北灾荒的研究。但缺乏整体史的关照理念，近代河北的区域特色并不鲜明。既然凸显的是区域研究范式，那么河北的区位特征也决定了这一区域灾荒有别于其他地域的典型性。倘若将这一问题放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视野中以探究其在整个近代防灾减灾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独具的地域特点抑或引入比较的视角，则更能凸显选题的学术价值和“典型”意义。在灾荒的影响方面，作者重点探讨了灾荒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若能进一步考察灾荒对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等的影响，则会更臻完善和系统。在对救灾减灾的专章探讨中，作者对官方及民间力量的防灾救灾活动均有叙述，但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勾连探讨不够，倘能对二者在救灾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分工与合作进行深入解读，无疑对认识近代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近代社会力量的成长机制大有裨益。在减灾救灾特点及成效方面，作者对晚清时期有论及但显得稍嫌薄弱，对民国时期则涉及更少，二者之间的延续与断裂，变与不变不得而知。倘能另辟一节，进行对比研究，则对荒政近代化的历程会有更清晰的认识。此外，本书侧重实践层面的救荒举措，倘能关照理念层面，引入精英人物的救荒思想和学说，或更具说服力。毕竟历史是人的历史，缺少了人这一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研究无疑会减色不少。

　　尽管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该书的出版是对区域灾荒史研究的有益探索，并建构了区域灾荒史研究的框架体系，对同类课题的研究是有“示范”意义的，对推进社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也不无裨益。诚如作者所说，灾荒应对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课题”。本书中的观点，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历届政府与民间组织在防灾、救灾方面的成败得失，对当前的防灾救灾活动也有着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注释：

[1]刘仰东：《灾荒：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李文海：《论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3]戴逸：《重视近代灾荒史的研究》，《光明日报》1988年11月23日。

[4]刘仰东：《灾荒：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苏州　215021）

来源：《中国农史》2012年第1期

　　本书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第二卷。关于本书的指导思想和编写主旨已见本书第一卷许涤新所写的《总序》。这一章导论，是介绍我们在第二卷中考察的范围，阐明我们对考察对象和一些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涉及有关方法论问题。

一、分期和考察范围

　　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是个困难问题，史学界早有讨论，尚无定论。经济史的分期又比政治史更难。政治史上，一国政权的变更总是一件大事；我国习用断代史，美国常按历届总统任期记事，尚无不便。经济史中，则各部门兴衰互有参差，没有一个统领一切的标志。原来，中外史学都曾有过“事件构成历史”的传统，即主要指政治史而言，对经济史则不适用。按照恩格斯的思想，在本书第一卷中曾阐明我们一个基本观点，即一切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有它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它不是一个事件，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蓦地消失。[1]并且，在政治史上有些突发事件，如异族入侵、宫廷政变，即可招致政权更替，另起一章。经济史却不是这样。任何重要变动，无论是田制、税制的改革，或是新生产方式的建立，都非纸命令朝夕可至，也非一场群众运动所蹴就。

　　经济现象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不容忽视，否则就会割断历史。即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上限而论，似已无异议，但在经济史上难点仍多。如本书第一卷是考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所论农业中萌芽的三种形式当时都还依稀难辨，以至在200多件农业雇工案例中能明确为资本主义性质者不过10例。它们都是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发展，富农经济到20世纪初才成为一种经济成份，经营地主制的形成还更晚。手工业中的工场手工业的包习商形式也是在鸦片战争后才有了较快发展，不过，因为已跨过1840年这个界线，不再叫他资本主义萌芽而已。

　　上限如此，下限更难。我们参考史学界所提出的三分法、四分法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期来说都不尽宜。经过考虑，我们认为：经济史的任何分期法，都不免带有随意性；根据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的观点，我们不去强调分期的原则意义，而不便宜行事，遵从习惯。预计写1840—1949年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少而150万字，势必分成两卷；若采用近代史习用的以五四运动为界，则两卷篇幅大体可以平衡；这就是理由。因而，我们以1920年作为本卷下限[2]，并名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以便独立发行。

　　在 1840—1920年这个时期内，又以甲午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界，分为三个阶段，即1840—1894年；1895—1913年；1914—1920年。但在实际编写上并不受约束，而是按所叙内容自行处理。如在论述洋务派企业时就不是以1913年为界，而仅叙至1911年，因为接下去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办企业了；在论述北洋政府官办企业时甚至突破了1920年这个下限，而直叙到1926年，以免割裂材料。又如，在论述市场、商业、商业资本的发展时就不是分三个阶段，而是分两个阶段，甲午后直叙到1920年。在论述资本主义手工业的专节，由于资料限制，干脆不分阶段，一竿子插到底。再须声明者，关于资本主义农业，更难分段落，加以本卷书篇幅已过大，难予容纳，最后决定并入本书第三卷中专章处理，本卷只好告阙。

　　关于本书内容，在《总序》中曾有说明：“一部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应当包括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三方面的历史”；但是，这样一部历史势必庞大不堪，我们也力有未逮，深感分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决定把它写成一部经济史”。而在本卷编写过程中我们对此又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本卷所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的时期，民族资本的发展是和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同步进行的，工人阶级也成长壮大。为此，我们安排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一节，由黄如桐写出初稿；《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一节，特约张同新写出初稿。同时，为了对本时期的经济关系进行集中分析，我们安排了《雇佣劳动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性质和相互关系》两节，由姜铎写出初稿。但是，在编辑中，总感到体系难以协调，而且大大超过了本卷预计篇幅，难以容纳于一册。最后，决定除将一些直接有关历史发展的资料写入有关章节外，四节原文都予割爱。原来，我们的编写本书之前，已先编写了一本《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于是97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关于资本积累、雇佣劳动、剥削关系等资料尚称丰富。同时，我们已获悉刘明达编辑的14卷本的《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已陆续会梓；在这种大型专业著作面前，我们的泛论更无必要了。

　　上面屡提到篇幅问题，这确是一个实际问题。一本书或一卷书都有它一定的可读规模，而更重要的是应当有它自己的特点。学术研究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各有其特点，才能互相补充，互相切磋，就每部书说，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不可求全。不过，本卷宗经上述删减，实际是把专论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部分删掉，变成以讨论生产力的发展为主了，这是一个缺点。好在过去出版的近代经济史著作，多是以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为重点，本书这种内容的偏在，正可作为前贤著作的补充。

　　作为经济史的书，本书经详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为已任，并对重要的行业、企业和人物作些介绍，尽量保存数据完整。此外，我们还有如下一些考虑，也可算是本书特点。

　　第一，已出版的经济史著作，多是侧重于工农业生产，而对商业和市场注意不够。这一方面是由于商业史资料（除外贸外）比较缺乏，一方面也受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并常把我国近代商业的发展视为“畸形”。我们认为，社会产品的商品化、社会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讲过程，而就近代就，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工业一样，是国民经济近代化的标志之一。因而，本卷对于农村自然经济的分解、农产品的商品化、新式商业资本的兴起，以及市场交易量、商业资本总量等，考察较详，并都作出数量分析。所用市场、商业的资料，有许多是近年来新发掘的和新整理而尚未发表的，我们尽先介绍给读者。对于工业生产，则尽可能介绍一些前人比较忽视的生产技术演讲过程，供研究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学者参考。

　　第二，对于交通运输业，过去经济史的研究似也注意不够。或以它是属于专业史范围，或以它属“非生产性”而轻视，或以为它是由于帝国主义推销洋货发展起来的，持否定态度。据我们考察，在我国微弱的近代化产业中交通运输业确定比较突出，1920年，在铁路、轮船、邮电部门的投资约为近代工矿业投资的1.4倍。这是面当然有帝国主义攫取铁路权、航运权等因素，但交通部门投资较大，乃是一个社会开始控化过程中应有的现象。以占投资最大比重的铁路而论，它的运输量中，占首位的是煤，其次是农产品、手工加工品；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本身也有较高的经济效益，我们打算在这方面作些分析，但终因专业知识不够，所作不够理想。

　　第三，在我们所讨论的时代，手工业的总产值约比近代化工厂的总产值大三倍半。尽管人们大体知道这一情况，但在近代经济史著作中，大都是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大烟囱工业，很少研究手工业，或者把它单纯地看成是落后的东西，以至看成是新式工业发展的障碍。我们不赞成这种看法。我们认为，既然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用品还是依靠手工业供给，它也就和传统农业一样，是我国工业化必须面对的现实的经济基础。事实上，我们是把手工业看成是我国传统经济内部的一个能动因素来进行研究的。这在下面还将伸论。这里要说明的是，近代工业和手工业如何划分界线，在理论上还是个争论的问题。鉴于当代国家在立法上多是按企业规模划分，本书在统计分分类上也按照1931年的《工厂法》，即雇工30人以上并使用发动机器者作为近代化工业；而在论述中则更多是从习惯。

二、外国在华资本

　　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上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外国资本经营的、官僚资本经营和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化企业的相继出现，使原来完全以个体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的中国，逐步演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本卷也是以这三种资本形式为线索，分别考察其发展变化。

　　我们把外国在华的工业资本，在机器采矿，钢铁冶炬和铁路等方面，比外国在华投资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一种资本形态，这在本书《总序》中已有详细说明。这里所要说明的只是：这种外国资本与我们今天对外开放政策下所说的外国资本有什么不同，以及它在当时我国国民经济中起到何等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第三世界独立国家兴起，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也发生重大变化。例如，战前的资本输出主要是输往殖民地、关殖民地和落后地区，现在则以输往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者占最大比重；战前的外国资本主要是投源开发和初级加工的产业部门，现在则转向石油化工、电子、汽车、新材料等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同时，出现了投资多元化、跨国公司和生产国际化、经济一体化等趋势。近年来，国际剩余资本大量涌现，资本流通量超过了贸易流通量；资本流通的目的在于寻求最佳利润，利息率、汇率成为机制杠杆，投资一般不附带政治条件，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对加速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显然是有利的。

　　本书所讨论的鸦片战争后的外国在华资本则完全不是这样。它不仅不同于今天的外国资本，也不同于二次大战前的外国资本，忽视这一点，势必陷入非历史主义的错误。原来早期的海外投资，是一种殖民主义制度。而早期的殖民主义，既无资本输出，甚至也没有什么商品输出，其目的仅在于掠夺殖民地的财物。正如恩格斯论17、18世纪欧洲人侵略印度时所说：“目的是要从印度输入，谁也没想到向那里输出”。[3]欧洲人大规模入侵中国，已是在19世纪中叶，但是这种原始积累性质的掠夺仍然存在。直到60年代，他们还没有任何商品能在中国畅销（走私的鸦片除外），对华贸易一直处于逆差。从7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以华贸易额按金价计增加不过1/3强。然而，通过暴力和其他非经济手段，他们已获取了巨大财富，养肥了大洋行，为他们在华投资奠立了基础。

　　资本主义列强是以一系列侵华战争、不平等条约和攫取特权在中国立足的。正如一位长期旅华的中国外交史和贸易史的作者所说，那是一个“投降与征服的时代”。[4]在这种朝代北京下形成的外国资本，是以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为基础，并服务于扩张这种特权；因而，并非资本这剩以至资本缺乏的国家，如俄国和日本，也在中国拥有巨额投资。而且，这种在华资本，总的说主要并不是来自他们本国，并不是资本输出，而主要是来自中国——包括战争赔款和勒索，鸦片走私和“租界”土地占有的暴利，中国商人向外商缴纳的保证金和附股，外商在中国发行股票和债券，外商银行在中国吸收存款和发行纸币等多种途径。

　　这种在特权保护下的、具有原始积累性质的外国资本，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资本，真是不可同日语。至于它对中国经济发生的作用，则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中外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论述既多，观点也有异。我们不在此评价，仅以简单事例，表明我们的看法。

　　鸦片战争，中国败于西方的船坚炮利。但当时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自给略有余裕的大国，它发展国民经济所需的主要还不是资本，而是先进技术。我们估计，截至1894年，外国在华的全部投资约合2.34亿元，其中用于近代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既本书所称产业资本的部分不过0.54亿元；又除轮船业外，用于近代化工业者只0.28亿元，仅及中国本国近代化工业资本的一半强。重要产业如机器制造、机械采矿、铁路、钢铁等都是由中国自筹资金创办，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而外国资本投资于这些关键性产业，都是在中国人创业15年以至30年之后；外国资本在这里并未起什么先驱者或“示范”作用。

　　甲午战后，列强取得一系列经济特权，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外资涌进。它们在华的投资总额，1914年约合42.56亿元，1920年约合45.52亿元，其中产业资本分别为10.21亿元和13.03亿元。

　　以1914年的总投资额43.56亿元而论（1920年的投资分配是从1914年的统计推出的），它的一半以上（21.51亿元）是对中国政府的贷款，而贷款的80%以上（17.82亿元）是战争赔款转化的债务和对中国政府的军事财政的军事财政贷款，这部分投资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可说是无益有害的。总投资中约有6%（2.59亿元）是非企业使用的房地产人价值，它主要是由租界土地价格上涨而来；这部分投资对中国经济起码是无益的。总投资中有约45%（18.46亿元）是企业财产，其分配是：金融和贸易占45%，工业占20%，铁路和轮船占35%。这时候，铁路和轮船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中国借用外债修建的铁路里程已远超过外资直接修建的铁路，民间自行筹款修建铁路已曾形成高潮。外国资本有巨额的铁路直接投资（5.61亿元），完全是它们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结果。外国在华工业投资仅占其总投资的9%（3.78亿元），远小于铁路直接投资，这部分投资对中国经济来说不无裨益。但是，从技术来看，直到1920年，它只是在电力工业上比较先进，其余都无足论；这时期国外新兴的基础化学工业和飞机工业，还是由中国本国资本引进的。

　　最后，说明一个中外产业的比较问题。过去的论述，多是认为外国在华资本自始即居压倒优势，以至成倍地超过本国产业资本，本书初稿的估计也有类似结果。[5]现在本书的估计,情况有所改变。我们估计，在近代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中，中外资本所占的比重：1894年约为55.5%比44.5%；1911—1914年约为42.8%比57.2%；1920年约为48.4%比51.6%。就是说，本国产业资本原居优势，这应归功于洋务派企业的创建；甲午后让位于外资；但到1920年，中外产业资本又接近持平，这主要是由于民族资本发展的结果。

　　本书与前人估计不同的原因是：⑴我们把洋务派所办军用工业也计入产业资本，因为从它的经费来源分析，已基本上属于资本性质，并且它也非完全军用，实是中国机器、造船业的创举。⑵近年来对民族资本的研究，发掘不少新材料，户数的投资都增大。⑶更重要的是，外国资本大都是沿用雷麦（C. F. Remer）的估计（我们也是这样，不过加以修正），他所估实际是企业全部财产的价值；而对本国资本多半是根据企业的设立资本，相对偏低。这次我们对本国企业也用各种方法估算其全部财产的价值或全部使用的资金，数值就比过去增大了。这里，我们采用的是“资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这一原则，这原则对于中外资本都应同样适用。

三、官僚资本

　　本书《总序》中曾指出：“官僚资本是个通俗名称，原义并不明确”。近年来，史学界对这个词颇有争议。论者大都同意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两种不同的资本形态，但不满意于把它们称之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尤其对于把清代洋务派企业和北洋政府官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有异议，或者认为这个词只是指毛泽东所说的国民党时代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而，我们有必要先作些说明。

　　据我们所见，在学术著述中，官僚资本一词早见于瞿秋白在1923年所写的《中国这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他把洋务派经办的官办企业称这“官僚资本之第一种”，把官商合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二种”。[6]1929年，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一书中，说清代官僚在借外债时，“从中渔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资本”。[7]这是官僚资本的另一含义 。1930年，日本学者橘朴在《中国社会の经济发达阶段》一文中，提出“梁士诒型”“张謇型”的官僚资本。[8]这主要是指北洋政府时期。1936年，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把清政府的“国营事业的萌芽”称为官僚资本。[9]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大官僚的以权营私、假公济私，1941年起大后方报刊和群众团体对官僚资本大张挞伐。至于毛泽东提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为时甚晚，已是濒临解放的1947年了。

　　由此事见，官僚资本一词，内含屡变，但所指总是与官方和官僚关系密切、而与民间资本有区别的那一资本体系。本书《总序》中曾说：官僚资本“它的实质，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这些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于政权的性质，以及它的多种不同形式等。但国家资本主义是个政治经济学范畴，不便用于经济史著作，写历史最好用历史上已有的或习用的称谓，因而我们仍用官僚资本这个通俗的名称。从清代洋务派企业到国民党的官僚资本，随着政权的变更，这些企业的性质有所变化。但是，这种企业有官款支持（或所谓“软财政约束”），它大手大脚、低效益、多冗员、官僚主义十足的特点，则是始终一致的，甚至可说中外一致。而人们对官僚资本的通俗看法，也正是这些特点。

　　我们使用官僚资本一词是把它作为类称，主要在区别于民族资本和在统计分类时应用。在具体论述中，仍用已习用的称谓，如洋务派企业，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等。同样，民族资本一词也是含义不明的，我们在具体论述中仍用民间、民营、商办、华商等称谓。这里，我们有原则是：从历史习惯。

　　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企业是近年来史学界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有大量论文和专著问世。以本书篇幅，不能深究讨论中的这些问题，无宁说，正因为已有大量论著，我们可以从简。这里，仅就洋务派企业的发展路线和经营体制上，略述我们的看法。

　　洋务派企业建设的重点，如当时人所说的“机船矿路”，即用西方技术和设备，从事机器（当时主要指兵器）、造船、开矿、钢铁、铁路等事业。这是在“求强” 的思潮下，一条从重工业开始的工业化路线。当时西方经济已进入“蒸汽和钢铁时代”（熊彼特语），这种路线自然带来追赶先进之义。但它也是一条无积累或低积累、并与中国传统经济脱节的路线，难以贯彻和持久。

　　洋务派企业的创办之初，由于决策失误、用人不当的经营腐朽，不少败局。但迄甲午战争前，仍有一定成绩。这表现在：创建了一批新式工业，规模林于当时外国在华工业；不忘培养技术人材，在生产技术上也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甲午后，情况变化。原办企业部分停顿，新的创建甚少。但有人说甲午战争标志着洋务派企业的破产，则非的论。一些大企业如江南船厂、汉冶萍公司、轮船招商局等都在这时改建扩建，铁路建设更为各时期之冠。我们估计，洋务派企业的资产值，1894年约为0.48亿元，1911年增为5.23亿元，扩大了10倍。1911年投资中，工业占16.1%，交通运输业占75.3%，银行业占8.6%。但是，这时期支持它发展的已不是王朝财政，而主要是外国错款了。占投资最大比重的铁路，90%是借外债修建的。同时，在一些大企业的经营上，也出现买办化的趋势。因而，在这种官僚资本发展的背后，实际是外国资本的延伸。其发展也不再是“机船矿路”路线了，原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久已不闻。随着银行业的兴起，此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变成以金融资本带头了。

　　经营体制和由此引起的官商关系问题，恐怕是洋务派企业最大的内在弱点，我们还得从头说起。洋务派企业创建的时候，国际资本的技术市场尚未进入垄断阶段。这时，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最好是采取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不过，当时我国尚无集中社会积累的机构，民间还没有创办大型企业的经验。而我国有悠久的官工业（那时是手工业）的传统，加以当时是首先以官办形式出现，这是很自然的。然而，官办事业的窳败已早为人知。远在明中叶即有人指出：“山泽之利，官取之则不足，民取之则有余”。[10]19世纪初，具有革新思想的魏源、包世臣等，即在采矿、海运等方面主张开放民营；洋务运动中，有识之士如王韬、郭嵩焘、薛福成、郑观应等，也主张办新式企业。但清王朝和大官僚总是不放权于民的，直到70年代办理轮船运输时，始有官督商办。而官督商办也是有其传统的，即历史上的招商制。招商制是将原由官府经营的事业招商人出资承办，由官府严加控制；它初用于盐政，明后期扩展于木政，清初用于铜政。至此，用于新式企业，一时有轮船招商局、矿务招商局之目。这种官督商办，以及甲午后的官商合办，仍是由官府严加控制，以至官商矛盾日益尖锐化，所谓“官夺商权难自主”[11]，自然不能发挥商办的经营效益。

　　甲午战败，洋务派企业弱点毕露，并鉴于日本于1880年颁布条例，将国营厂矿出售给民营后实业大振，一时朝野掀起一个民办的思潮。1895年，康有为上皇帝书称官督商办是“自蹙其国”，应“一付于民”，“纵民为之”；顺天府尹胡  芬、给事中褚成博奏请军工改为商办，舆论响应。清廷则仍固守招商成例，但谕令军工招商。以后，一些官办纺织工厂因“招商顶替”或出租转化为民族资本，有些大企业实行商业经营得以扩大生产，有些军工业兼造民用。但同时，也出现轮船招商局“隶部”（指邮传部）和电报局改为官办的逆流，以致“各省华商，咨嗟太息”，“凡在商股，莫不寒心”。[12]这股逆流延至北洋政府,它将艰苦经营的民办铁路几乎全部收归国有。

　　北洋政府库贫如洗，加以各省军阀割据，经济上更少建树。不过，这时期的官僚资本仍有增箍，我们估计到1920年共达9.02亿元，比1911年增加72%强。增长最快的是银行业，次为邮电，再次为工业和铁路。这时官僚资本的发展，就更多地是依赖外债了。

　　甲午以后，官僚资本之日益依赖于外国借款，不能完全归之于中国资本贫乏。这时候，中国社会已有一定的资本集成能力，从下述民族资本比较坚定的增长率可知，19世纪末的民办铁路高潮中，数月间集资6,000万元，亦可佐证。官僚资本之不能利用社会积累，屡招商股无效，实因“官商本相隔阂”，商“一闻官办辄蹙额，视为畏途”[13]所致。这种官商矛盾，阻碍着中国经济事业的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大消极因素。而且源远流长，直到国民党政权时代，“官夺商权”之事仍层出不穷。官权炙手，利亦随之；有人用“封建性”来解释它，恐不尽然。

四、民族资本

　　民族资本的近代企业产生较晚，它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的压迫和官僚资本的排挤；过去的论述常是强调其软弱性，描述它发展微弱，似乎不堪一击。我们考察它在本时期内的发展，却是比较乐观。据我们估计，民间产业资本，1894年约值2,000万元，为官僚资本的42%；1913年为2.87亿元，为官僚资本的60%；1920年再增为5.80亿元，已是官僚资本的87%了。官僚产业资本主要在交通运输业，外国在华的产业资本也以交通运输业为多。民族资本确实在创办航运业时屡受摧残，民办铁路更等于被没收。但若专就工业投资而论（包括制造业、矿冶业、水电业），民族资本在1913年已远超过官僚资本，约抵外国资本的一半；至1920年就发展为官僚资本的4倍，而与外国资本并驾齐驱了。这里，我们的估价方法前已言及，民间资本十分分散，过去资料遗漏也多；又其设立资本传统性偏小，靠借入资本挹注；这都是我们估值比过去不同的原因。但也可看出，它的分布面广，与商业资本和社会积累关系密切，也正是它的优势，非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所能比拟。
　
　　我们曾将1894—1920年间中外产业资本发展的可比值即年增长率加以比较。发现官僚资本的发展在1911年以后就进入颓势，外国资本的发展也在1914年以后受挫，惟民族资本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全时期平均发展速度为13.8%，还略高于外国资本的13.1%。这说明它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工业化希望之所在。我们又选择主要行业，按设备能力、产量或产值来测算民族资本的发展速度，结果与资本增长速度基本相同。

　　但是，从这两种测算中已可看出。民族产业资本在后一阶段，即1914—1920年的所谓进一步发展阶段，它的发展速度已不如前一阶段、即1894—1913年的初步发展阶段了；一次大战时期所谓“黄金时代”实际是指高利润，而不是高投资。并且，在前一阶段，民族产业资本的发展是在甲午战败后的“设厂自救”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下，与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爱国民主运动同步进行的，这种发展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它在后一阶段的发展，则主要是在一次大战爆发后，随之出现的进口减少、出口增加、金贵银贱、工业品价格上升幅度超过原料品价格和工资上升幅度等市场因素造成的。这些都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一旦市场形势变化，就会发生危机。因此，我们在目睹民族产业欣欣向荣之际，也着实为它抱着无限的隐忧。

　　在本书中，我们是把民族资本的近代化工业同资本主义手工业同时进行考察的。资本主义手工业是民族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我们无法估计其投资额而已。但我们可以估计1920年手工制造业的总产值约为42.61亿元，如果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散工制）的总产值占整个手工业总产值的30%，那它就要比中外近代化工厂的全部总产值还要大40%左右。我们不能肯定这一惊人的结果，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重要性是可以想见的。

　　机器大工业要取代手工业，这是一条经济规律。但在经济史上，还有它更复杂的历史规律。鸦片战争后，除手纺、踹布、土钢、土针等少数手工行业受到洋货摧残、以至被消灭外，其余仍在维持，而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本书所考察的时期，我们发现，随着市场的扩大，手工业尤其是资本主义手工业，几乎是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近代化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资本主义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1920年可能是手工业总产值的最高峰。[14]

　　我们还发现，在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中有明显的技术改革和向机械动力过渡的现象。如在缫丝业中，由手摇丝车到足踏丝车、再到蒸汽动力丝车；在制棉业中，由手摇轧花车到足踏皮榻轧花车，再到动力齿轮轧花车；在榨油业中，由木槽锲入榨到人力螺丝油榨，再到动力水压油榨；在磨粉业中，由畜力石磨到火轮石磨，再到电力钢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棉织业和丝织业中，由投梭机到手拉机，再到足踏铁轮机以至足踏自动提花机，最后是电力织机。当然，本时期内，实行技术改革的只是各行业中的部分业户；不过，上述六业都是大行业，其产值占全部手工业产值的60%。还可注意的是，这些革新的技术设备，大半是日本人在同时期内创造的，中国仿制；说明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中并未忽视改造手工业。

　　这就又涉及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洋务派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制，但在实际办企业时却是全盘移植外国的，边螺丝钉都是进口的。民族资本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民族资本的两大工业是缫丝和棉纺。最早，陈启源在广东创办丝厂时，是把法国式丝车改为足踏、汽喉（蒸汽煮茧），然后发展为动力小型丝厂，以适应广东农村的多造蚕茧，到1913年，广东的生丝出口已基本上厂丝化即近代化了。上海则一开始就进口当时最先进的意大利式丝车，建大型厂；到1913年，上海丝产量还不及广东一半，出口仍主要依靠土丝。这一年，民族资本在缫丝业的的投资还略大于在棉纺织业的投资，此后，棉纺织就成为民族工业的支柱，也是中国近代比较最有发展的工业了。但是，和李鸿章、张之洞之办“织布局”不同，民族资本的棉纺织业一开始就是以纺纱为主，故称纱厂，将纱卖给农村的织户，用手工织布。本时期经营最有成效的、张謇在南通创办的大生纱厂，更是以生产12支纱为主，以适应通梅棉花；在管理上也是“停车歇夏”，以适应当地农业习惯。机器纺纱与手工织布相结合，推动了城镇手工织布厂的发展（到1920年约有2,000余家），也推动了南通、定县、高阳、宝坻等农村手织布区的勃兴（它们大部分是散工制式的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大工业的联进（linkage）效应。1920年以后，中国就逐渐由棉纱净进口变为净出口；纱厂开始增设布机；到30年代，洋布的进口也不足道了。

　　从这里，我们隐约地看见一条土洋结合、以农村为基地的新式工业发展的道路，也许可称之为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在南通，张謇借大生纱厂之力，倡组垦殖公司，变盐滩为棉花生产基地；进而创办起包括农、工、商、运输、银行的“南通实业”体系，尤为当时民族资本的一项盛举。在当时国际和国内条件下，中国要走近年来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所走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是不现实的，这种土洋结合、以农村为基地的道路不失为可考虑之一途。但是，也正由于当时的国际和国内条件，民族资本发展新工业的努力总的说是失败的，张謇的乡土建设路线也是败于又口岸、租界为基地的半殖民地型发展路线。因而，我们虽然看到一些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的憧影，却不能总结出什么历史经验。

五、自然经济的分解和商业资本的发展

　　自80年代初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以来，关于我国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演化，也成为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目前的讨论还多少侧重于理论方面，本书则主要是探索其历史过程，并力求提供数量根据。我们是从两方面进行考察的，即农村经济耕织结合的分解过程和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

　　耕织结合或“男耕女织”经济的分解，一向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一直没有一个系统的定量分析。我们早就委托徐新吾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进行调查研究，并为编写《江南土布史》（已完成）之用，他们努力数载，编成《1840—1936年中国棉手工业的产销估计》，作为本书附录。这项估计未必准确，但涉及方面即广，颇为细致。桉该项估计，到1920年，全国农村土布生产用纱，已有50.8%是机制纱（主要是国内产纱），全国棉布消费量中有28.6%是机制布（主要是进口布）。但从详细估算中可以看出，棉手工业的分解过程，地区间有先后，各时期速度不同，商品布和自给布情况迥异，前进中并有回潮。而最足以启发我们思考的是：植棉与纺纱的分离、纺纱与织布的分离、纺织与农业的分离，属于不同层次，具有不同作用，形成不同市场。这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不能用“洋纱破坏土纺、洋布排挤土布”的简单概念作伤感性的回顾。不过，在考虑了这些复杂因素之后，我们感觉到，近80年来棉手工业分解的实际效果要小于上述数字所表达的表面价值，迄1920年，我国农村经济是耕织结合还是十分紧密的。

　　农产品商品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本书第一卷就对明清市场作了概括的考察。本卷，是用各种方法估计出1840—1920年粮食和茶、蚕茧、烟、大豆等主要经济作物的商品量、商品率和商品值，分析其各时期增长情况，顺便也考察它们所占耕地面积和所需劳动力，以及价格变动因素。鸦片战争后，农新产品商品化的加速首先是受茶、丝等出口的刺激引起的，我们的估算也常是从外贸入手；但是这主要是因为外贸有较完整统计。事实上，主要农产品的交易额中粮食独占70%以上，它完全是内销的，有出口的农产商品大多也是以内销为主。从长期看，农产品的商品化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又依靠于国内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从本时期的经历看，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不稳定，造成我国一些农产品商品化过程的曲折和价格损失，而大量纺织品的进口，又是棉花商品化的一个抑制力量。再从农业本身看，农业生产结构之长期得不到改善，又成为阻碍农产品商品化的内在因素。我们估计，到1920年，粮食的商品率还不过16%左右；经济作物因与粮食争地，不能充分发展，畜牧业相对地不发达，都是阻碍农产品商品化的直接原因。而这种情况，也只有依靠国有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才能逐步改变。

　　我们估计，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在1840—1894年的54年间，增长还不到一倍，年率不足1.3%；在1895—1920年的25年间，约增长47%，年率约1.6%。后一时期速度略有增长，可归功于工业化的发展，但总的说，速度甚低。加上前述耕织分离过程的缓慢，说明迄1920年，我国农村经济中仍是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

　　商业方面，本书经较多篇幅考察了买办、买办制度和从事进出口商品的华商的情况；因为这是鸦片战争后新兴的事物，作为经济史，有必要研究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但是，从市场交易量来说，仍是传统商业占最大比重。对于传统商业，我们不造成简单地把它作为“封建商业”而否定它在近代经济中的作用的观点。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业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它一开始就执行着资本的职能，发挥着促进交换价值的生产和使产品变成商品的作用。[15]本书第一卷中曾考察了它在促发资本主义萌芽中的作用，在本时期内，它就有了促使旧生产方式解体的作用。尽管如上所说，由于我国旧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这个解体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但是，因为已有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它“导向何处”的问题已经解决了。[16]事实上，传统商业并不只是经营传统商品，而是日益经营更多的近代工业产品，当然也经营洋货。商业上的保守性在于它行业间或地域上的排它性，或者说行会性，但是，中国早就有了统一的市场，由各级商人组成商品流通系统和商业网络。在中国近代市场上，我们找不出那种严格的二元经济理论的根据。

　　商业资本的数量远大于工业资本的数量，以至有的经济史学家把它看作是“畸形”的、乃至是半殖民地性的表现。在我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近代中国，商业资本所媒价的交易，主要不是工业品，而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我们估计，1920年，我国市场上的商品总值约为8 0.44亿元，其中农产品占48.6%，手工业品占37.0%，工厂和矿冶业产品只占14.4%；再加上进口商品净值11.88亿元，共为92.23亿元。依此商品值，可估算出货商的商业资本总额约为23亿元。再加上外商在华的商业资本（可视为在国际市场上运用的资本），共为31.7亿元.这个商业资本总数,与当年的中外工业资本总数对比,约为3比1.我们还可算出,在1894年，这个比数约为9.7比1，而1913年约为3.5比1。我们的估算不很精确，也许很不精确，但这种变化趋势是存在的，也是合理的。如果把它们化成年增长率，则工业资本为10.6%，商业资本为5.7%。商业资本增长率慢，和我们前面所说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十分缓慢的结论是一致的（因为农产品占交易量最大份额），当然也和本时期金融来、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有关（这种发展有利于商业资本的节约）。

　　和对待传统商业一样，在考察民族金额资本的时候，我们是把历史悠久的票号、钱庄包括在内，而不象某些经济史学者那样， 因其“封建性”而把它们排除在近代经济之外。从理论上说，这种资本的原始形式，即高利贷形式，就已是“纯粹的货币资本”或“资本本身”了。[17]从实践上说，票号、钱庄确实是市场上起着借贷资本的作用，而且直到1911年民族资本的新式银行兴起后，银行在资力、信用与工商业的关系上仍然抵不过钱庄。在本时期，票号、钱庄、银行有资力（指它们的营运资金，或股本加存款）主要用于商业信用。市场上的金额资本总额和商业资本总额始终保持比较稳定的比例，它们的增长率也大体相符（6.7%和5.7%），说明我们这种处理方法还是合理的。

　　以上可见对于近代中国经济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我们不是采取那种把传统经济和近代（现代）化经济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即所谓“现代——传统模式”。按照这种模式，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都是先进的、能动的，而一切传统的东西都是落后的，停滞性的，只能起历史惰性的作用。在我们看来，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中国的近代化经济，只能在传统经济的基础发展起来。以本时期最有发展的纱厂和丝厂而论，它们都毫不介意地从传统农业那里取得原料，还有工人以至资本家的饭食。它们的任务是改进传统农业，便如改良棉种和蚕种（这两项工作到1920年都有一寂的成绩），而不是抛开它。事实上，以高度集约化耕作为特点的、以致单位产量居世界之冠的我国传统产业，至今还是我国工业化基础。对于传统工业（手工业）、传统商业、传统金融业也应该这样看待。人们不能抛开它，只能而且必需利用它。象传统文化有糟粕也有精华一样，传统经济中也有它能动的、积极的因素。发现、利用或暂时利用一这些因素，就会形成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或说中国式的近代化道路。

注释：

[1] 本书第一卷1985年版《总序》第19页、《导论》第6页。

[2] 本书《总序》中原订以1919年为限，编写中为求资料列整，改为1920年。

[3]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8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1页。

[4] H. B.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London,1918;引语为该书第一卷副标题。

[5] 这个初步估计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兹声明应予修正。

[6] 载《前锋》1923年第1期，署名屈维它。

[7] 《李达文集》1980年版第1卷第393页。

[8] 载《满铁调查月报》1930年2月份，收入《橘朴著作集》第1卷。

[9] 黎明书局1937年版第492页，该书脱稿于1936年8月；又说由此“孕育出官僚资本的立场，出现了龚自珍和魏源的政治哲学”，殊费解。

[10] 邱氵睿   ：《大学衍义补》卷二九。

[11] 郑观应：《商务叹》，《罗浮待鹤山人诗划》卷二。

[12] 前为盛宣怀语，见北京大学历史系：《盛宣怀未刊信稿》1960年版第211页；后为电报局商股禀帖，见邮电部邮电史纺辑室：《中国近代邮电史》1984年版第85页。

[13] 御史蒋式王星 奏，《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八六

[14] 50年代，中央手工业管理局把解放前手工业的最高产值定在1936年；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15] 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363、365页。

[16] 关于商业资本对旧生产方式的解体作用和“导向何处”问题，见《资本论》第3卷第371页。

[17] “纯粹”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0页。后一语见《资本论》第1卷第818页；按原文是als  Kapital  quand  même，今本译“被当作资本”，不妥；郭大力译“作为资本本身看”，较确（郭译本1963年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导论
　　　　一　分期和考察范围
　　　　二　外国在华资本
　　　　三　官僚资本
　　　　四　民族资本
　　　　五　自然经济的分解和商业资本的发展

第二章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的经济关系
　　　　一　中国的封建经济
　　　　二　鸦片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
　　　　三　清政府的对外政策
　　　　四　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
　　第二节　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入侵
　　　　一　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
　　　　二　五口通商时期的对外贸易
　　　　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对 外贸易
　　第三节　外资企业的建立
　　　　一　金融业
　　　　二　商业和航运业
　　　　三　工业
　　　　四　外国在华投资的估计
　　第四节　买办制度的形成
　　　　一　鸦片战争前对外贸易中的行商制度
　　　　二　鸦片战争后外商企业的买办
　　　　三　买办制度的内容
　　　　四　买办的收入及其使用
　　第五节　经营进出口商品华商的出现
　　　　一　棉布商业
　　　　二　五金商业
　　　　三　百货商业
　　　　四　西药商业
　　　　五　茶商
　　　　六　丝商
　　第六节　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
　　　　一　概论
　　　　二　农民家庭棉手工业的初步破坏
　　　　三　农产品的商品化
　　　附录　1840—1936年中国棉手工业产销估计

第三章　洋务派企业和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

　　第一节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军用工业
　　　　一　产生和发展的概况
　　　　二　江南制造局
　　　　三　福州船政局
　　　　四　湖北枪炮厂
　　　　五　洋务派军用工业的性质
　　第二节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一　产生和发展概况
　　　　二　轮船招商局
　　　　三　开平矿务局
　　　　四　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华盛纺织总厂
　　　　五　湖北织布官局和纺纱局、缫丝局
　　　　六　汉阳铁厂
　　　　七　洋务派民用企业的性质
　　　　八　小结
　　第三节　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和航运业的产生
　　　　一　船舶修造业和机器制造业
　　　　二　缫丝工业
　　　　三　轧花业和棉纺织业
　　　　四　其他制造业
　　　　五　采矿业
　　　　六　航运业

第四章　甲午战争后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一节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加深
　　　　一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新形势和特点
　　　　二　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的加深
　　第二节　外国资本的扩张
　　　　一　金融业
　　　　二　贸易业
　　　　三　运输业
　　　　四　工矿业
　　　　五　房地产投资
　　　　六　外国贷款
　　第三节　洋务派企业的变化
　　　　一　军用工业
　　　　二　民用工矿业
　　　　三　交通运输业
　　　　四　银行业
　　　　五　小结
　　第四节　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和运输业的初步发展
　　　　一　发展的背景
　　　　二　近代工矿企业的发展
　　　　三　轮船业和民办铁路的兴起
　　　　四　发展的速度
　　第五节　票号、钱庄的演变和私营银行业的出现
　　　　一　票号的演变
　　　　二　钱庄的发展
　　　　三　私营银行业的出现

第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一节　对外贸易的变化和外国在华资本的不平衡发展
　　　　一　对外贸易的变化
　　　　二　外国在华资本的不平衡发展
　　　　三　外国在华投资的资本来源
　　第二节　买办制度的演变
　　　　一　买办势力的增长
　　　　二　买办制度的演变
　　　　三　变革买办制度的几种形式
　　第三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官僚资本
　　　　一　制造业
　　　　二　矿业和汉冶萍公司
　　　　三　交通运输业
　　　　四　银行业
　　第四节　民族资本的进一步发展
　　　　一　发展的因素
　　　　二　工业
　　　　三　运输业
　　　　四　银行业
　　第五节　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
　　　　一　外国资本入侵后受到摧毁的传统手工业
　　　　二　纺织手工业
　　　　三　农产品加工手工业
　　　　四　其他传统手工制造业
　　　　五　新手工业
　　　　六　手工采矿业
　　第六节　中国自然经济的进一步分解
　　　　一　农民家庭棉手工业的进一步破坏
　　　　二　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
　　第七节　商业资本的发展
　　　　一　市场交易的扩大
　　　　二　经营进出口商品华商的发展
　　　　三　东北的大豆贸易
　　　　四　商业资本的估计

第六章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一　产业资本的增长
　　　　二　资本主义生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
　　　附录甲　资本估值
　　　　一　外国在华资本估值
　　　　二　官僚资本估值
　　　　三　民族资本估值
　　　附录乙　1920年总产值的估计
　　　　一　农业产值估计
　　　　二　手工制造业产值估计
　　　　三　近代制造业和矿冶业产值估计
　　　　四　交通运输业产值估计

图表目录

表2—1　早期中英棉纺织口直接贸易（1821—1834年）
表2—2　早期中国与英国（包括印度）贸易值（1760—1833年）
表2—3　鸦片战争前运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估计（1800—1839年）
表2—4　鸦片战争前美国输华商品值（1820—1840年）
表2—5　鸦片战争前欧美各国在华贸易值（1765—1833年）
表2—6　依据不平等条约开辟的通商口岸（1843—1894年）
表2—7　1843年协定关税前后主要进口货物新旧税率水准
表2—8　1868年进口本色市布在通商口岸和内地市场价格对比
表2—9　各口岸往来中外轮船大船比较（1865—1895年）
表2—10　各口岸往来外国轮船木船吨位（1865—1895年）
表2—11　广州和上海到埠外国船只（1844—1863年）
表2—12　广州和上海对英进出口贸易总值（1844—1856年）
表2—13　五口通商时期中英直接贸易值（1840—1859年）
表2—14　运销英国丝茶数量估计（1845—1859年）
表2—15　五口通商时期中美贸易值（1842—1860年）
表2—16　英、法自中国运出之丝（1845—1860年）
表2—17　鸦片走私主要洋行及其所有船只（1823—1860年）
表2—18　印度输华鸦片和印度政府纯收益（1840—1860年）
表2—19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进出口值（1864—1894年）
表2—20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输入鸦片数量（1861—1894年）
表2—21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主要进出口商品所占比重（1871—1893年）
表2—22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进出口商品分类比重（1873、1893年）
表2—23　1867—1893年间进出口价格指数
表2—24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各国对华贸易比重（1871—1893年）
表2—25　外国在华企业数（1893年底）
表2—26　甲午战争前外商银行的纸币发行（1845—1894年）
表2—27　外资保险公司的资本和公积（1894年）
表2—28　怡和洋行投资的企业（1835—1895年）
表2—29　甲午战争前设立的主要外国轮船公司（1848—1892年）
表2—30　甲午战争前外资银行业投资估计（1894年）
表2—31　甲午战争前外资保险业投资估计（1984年）
表2—32　甲午战争前外资航运业投资估计（1894年）
表2—33　甲午战争外资历工业投资估计（1894年）
表2—34　甲午战争前未清偿的上国借款
表2—35　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投资估计（1894年）
表2—36　甲午战争前买办的收入估计（1840—1894年）
表2—37　甲午战争前买办资本的投资去向（1840—1894年）
表2—38　上海的清洋布店（1850—1858年）
表2—39　棉布由上海运重庆的费用（1936年）
表2—40　20世纪初一家上海中型棉布零售店的营业估计
表2—41　甲午战争前金属进口量值（1867—1894年）
表2—42　甲午战争前五金商业投资人示例
表2—43　甲午战争前一些日用工业口进口值（1868—1894年）
表2—44　甲午战争前上海的华商西药房（1888—1894年）
表2—45　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往英伦本土茶叶量值（1760—1833）
表2—46　甲午战争前茶叶出口量值（1868—1894年）
表2—47　甲午战争前生丝出口量值（1868—1894年）
表2—48　甲午战争前进口棉华、棉纱数量及价格（1867—1894年）
表2—49　各口岸输入洋纱的比重（1867—1894年）
表2—50　洋（机）纱排挤土纱的过程（1840—1894年）
表2—51　甲午战争前进口棉布数量、价值及价格（1867—1894年）
表2—52　洋（机）布排挤土布的过程（1840—1894年）
表2—53　中国茶叶产销量及产销值估计（1836—1838、1894年）
表2—54　茶叶种值面积和茶农户数估计
表2—55　生丝销售量估计（1840年前、1894年）
表2—56　生丝销售价值估计（1840年前、1894年）
表2—57　桑蚕茧产量及产量估计（1840年前、1894年）
表2—58　桑蚕茧、柞蚕产量与产值估计（1894年）
表2—59　蚕茧产量及商品量估计（1840年前1894年）
表2—60　棉华产量与消费量估计（1840—1894年）
表2—61　国产棉花华商品量、值估计（1840—1894年）
表2—62　鸦片商品量、值估计（1840年底—1894年）
表2—63　国产粮食商品量、估计（1840年前，1894报）

第二章第六节附录

甲表一　1860年全国及重点地区农村棉手纺织户估计
甲表二　从1860年全国及重点地区花、纱耗用量匡算土布应有产量和人均绡费水平
甲表三　从1860年完成土布产量所需要的劳动日匡算
乙表一　全国客农村棉手纺织户估计
乙表二　按平均消费水平估算全国棉絮和棉华应有消费量。
参考表一　1904—1938年世界人口以及每人平均消费工厂用棉量的变化
乙表三　全国花、纱、布进出口总数表
乙表四　全国棉布应有产量中机制布与手织布的比重变化
乙表五　全国农村土布耗用机纱与土纱的比重变化
乙表六　从全国棉花应有消费量匡算国内棉花应的产量
乙表七　全国农村棉手纺织户平均年产土布数量的估计
乙表八　按不同消费水平估算城镇、农村纺织户与非纺织户棉布消费量
乙表九　全国农村土布中商品布及自给布数量估计
乙表十　全国棉花消费量中自给棉与商品棉比重
乙表十（附表）　全国农村土布总产量中所需自给棉与商品棉
乙表十一　全国农村土布中采用土纱与机纱数量估算
表3—1　洋务派近代军用工业简况（1862—1894年）
表3—2　江南制造局的收入与支出（1867—1894年）
表3—3　江南制造局的军工生产（1867—1894年）
表3—4　江南制造局制成的轮船（1867—1885年）
表3—5　福州船政局主要机器设备（1909年）
表3—6　福州船政局造船简况（1866—1874年）
表3—7　福州船政局造船简况（1875—1895年）
表3—8　闽海关历年拨给福州船政局款项（1866—1895年）
表3—9　福州船政局的支出概况（1866—1895年）
表3—10　洋务派军用工业经费来源（1863—1894年）
表3—11　洋务派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基本情况（1872—1894年）
表3—12　漠河金矿产量（1889—1894年）
表3—13　电报线路简况（1879—1894年）
表3—14　铁路建筑简况（1881—1894年）
表3—15　轮船招商局发展情况（1873—1893年）
表3—16　轮船招商局经营情况（1873—1893年）
表3—17　开平煤矿煤产量和外销量（1882—1898年）
表3—18　湖北织布官局纱布产量（1893—1901年）
表3—19　汉阳铁厂经费预算（1890—1892年）
表3—20　湖北铁政局的经费（1889—1896年）
表3—21　汉阳铁厂产销情况（1894—1895年）
表3—22　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官款（1872—1893年）
表3—23　官督商办企业向外新风气借款（1877—1894年）
表3—24　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船舶和机器造业（1869—1894年）
表3—25　广东顺德86家缫丝厂概况（1881—1911年）
表3—26　甲午战争民族资本近代缫丝业（1872—1894年）
表3—27　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机器轧花业和机器棉织业（1878—1894）
表3—28　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其他近代工业（1878—1894年）
表3—29　甲午战争前民族资近代矿业（1877—1894年）
表3—30　通商各口岸进出轮船与大船的消长（1864—1895）
表3—31　牛庄港进口的轮船与木船（1861—1872年）
表4—1　帝国主义攫取中国铁路权益简况（1897—1916年）
表4—2　帝国主义攫取中国采矿权益简况（1895—1914年）
表4—3　甲午战争后的进出口贸易值（1894—1914年）
表4—4　甲午战争后开辟的通商口岸（1895—1914年）
表4—5　甲午战争后进出口商品分类比重（1893—1920年）
表4—6　英、日、美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1894—1914年）
表4—7　外国在华企业投资估计（1894、1914年）
表4—8　汇丰银行资产负债表（1894、1914年）
表4—9　外资银行纸币在华流通额估计（1910年左右）
表4—10　1914年外国金融业在华投资估计
表4—11　南满铁道公司的投资和投资和资产（1907—1913年）
表4—12　1914年外国在华铁路直接投资估计
表4—13　外资工矿企业的设立和设立资本（1895—1913年）
表4—14　外资在华纱厂概况（1897—1914年）
表4—15　外资制造业企业的设立资本（1895—1913年）
表4—16　上海工部局电气处的扩张（1895—1913年）
表4—17　外资控制的七大煤矿历年产量（1902—1913年）
表4—18　外国在华房地产投资估计（1902、1914年）
表4—19　政府外债收支估计（1895—1914年）
表4—20　旧中国的外债（各年结欠额，1902—1914年）
表4—21　1914年各国在华投资估计
表4—22　江南船坞造成的轮船（1905—1911年）
表4—23　江南船坞的营业额和盈余（1905—1911年）
表4—24　湖北枪炮厂的主要产品（1895—1907年）
表4—25　福州船政局造成的轮船（1897—1907年）
表4—26　大冶铁矿砂产量和输日量（1900—1911年）
表4—27　汉冶萍公司产品产量（1908—1911年）
表4—28　汉冶萍公司产品产值（1908—1911年）
表4—29　开平矿务局的盈利（1895—1899年）
表4—30　历年铁路修建里程（1881—1911年）
表4—31　辛亥革命前各省设立的官钱局和银行（1889—1911年）
表4—32　甲午战争后中国资本工矿企业的设立（1895—1913年）
表4—33　甲午战争后设立的华商纱厂（1895—1913年）
表4—34　甲午战争后华商纱厂设备的增长（1894—1913年）
表4—35　洋纱进口价格和纱厂盈利（1895—1912年）
表4—36　大生纱厂资本及盈利（1899—1913年）
表4—37　甲午战争后设立的华商丝厂（1895—1913年）
表4—38　生丝出口量值和价格（1895—1912年）
表4—39　甲午战争后上海丝厂的家数和设备（1897—1913年）
表4—40　上海与广州厂丝出口的比较（1895—1913年）
表4—41　甲午战争后设立的华商面粉厂（1900—1913年）
表4—42　1913年实存的华商面粉厂
表4—43　甲午战争后华商火柴工业的发展（1895—1913年）
表4—44　上海华商机器厂设厂数和资本额（1866—1913年）
表4—45　甲午战争后设立的华商采矿业（1895—1913年）
表4—46　甲午战争后设立的华商轮船公司（1901—1913年）
表4—47　甲午战争后民办铁路公司的兴起（1903—1910年）
表4—48　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工矿业投资估计（1913年）
表4—49　民族资本工矿业发展速度（1894—1913年）
表4—50　山西票号概况
表4—51　非山西人经营的票号
表4—52　上海钱庄家数（1781—1937年）
表4—53　上海钱庄的资本和盈利（1903—1937年）
图4—54　上海日拆行市（1872—1937年）
表5—1　进出口净值、物量及价格比值（1913—1925年）
图5—2　进出口物量及出口品购买力变化（1900—1930）
表5—3　主要进出口商品所占比重（1913—1925年）
表5—4　钢铁和机械进口的增长（1910—1925年）
表5—5　英、日、美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1913—1925年）
表5—6　各国对华贸易在各大区所占比重（1919年）
表5—7　1920年各国在华投资估计
表5—8　南满铁路的收支和净利（1907—1920年）
图5—9　上海三种16支棉纱价格比较（1915—1920年）
表5—10　五种西原借款的用途（1918年）
表5—11　各国在华投资的不平衡发展（1902—1930年）
表5—12　汇丰银行资本额、存款和纸币发行（1865—1922年）
表5—13　1919年底华旗银行在各地吸收的存款
表5—14　进出口额和在华外商企业的增长（1875—1925年）
表5—15　美孚油公司在华组织系统（1920年前后）
表5—16　英美烟公司在华销售系统（1923年）
表5—17　北洋政府时期官僚资本经营的民用工业（1912—1926年）
表5—18　江南造船所造成的轮船（1912—1926年）
表5—19　江南造船所的营业额和盈利（1912—1926年）]
表5—20　北洋政府时期官僚资本经营和矿业（1912—1926年）
表5—21　汉冶萍公司所借日债（1903—1927年）
表5—22　汉冶萍公司主要产品产量（1912—1926年）
表5—23　世界大战时期汉冶萍公司的盈利和分配（1914—1919年）
表5—24　汉冶萍公司运交日本制铁所的生铁和铁矿石（1911—1926年）
表5—25　汉冶萍公司输日生铁和铁矿石的价格损失（1914—1918年）
表5—26　历年铁路修建里程（1912—1926年）
表5—27　国有铁路客货运输量及运费收入（1907—1925年）
表5—28　国有铁路各类商品的货运量（1916—1925年）
表5—29　国有铁路的收益（1915—1925年）
表5—30　轮船招商局的损益（1912—1926年）
表5—31　招商局与日清轮船公司经营比较（1912—1926年）
表5—32　北洋政府时期设立的官办和官商合办地方银行（1912—1925年）
表5—33　中国银行的营业情况（1912—1926年）
表5—34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银价、国外物价和汇率（1912—1920年）
表5—35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工业品和原料价格指数（1913—1920年）
表5—36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物价和工资指数（1914—1920年）
表5—37　上海市场进口日纱与上海产纱销售量（1912—1920年）
表5—38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1912—1920年）
表5—39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华商纱厂设备的增长（1912—1922年）
表5—40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华商纱厂的盈利（1914—1922年）
图5—41　上海、天津的棉价和纱价（1913—1922年）
表5—42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棉纺织业费用、产量及盈利估计（1914—1922年）
表5—43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面粉的国内外运销（1913—1920年）
表5—44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华商面粉工业的发展（1914—1920年）
图5—45　第一次世界大距时期的面粉与小麦价格（1912—1920年）
表5—46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丝价和中国厂丝出口量（1912—1921年）
表5—47　上海、广东、无锡华商机器缫丝厂的发展（1912—1920年）
表5—48　无锡机器缫丝厂的发展（1904—1920年）
表5—49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华商火柴厂的发展（1913—1920年）
表5—50　启新洋灰公司的产销量（1912—1920年）
表5—51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矿冶生产指数（1912—1920年）
表5—52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华商煤矿的产量（1912—1920年）
表5—53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设立的华商轮船公司（1914—1920年）
表5—54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华商银行业的发展（1912—1920年）
表5—55　丝织业生产概况（1880年）
表5—56　苏州丝织业帐房经营情况（1913年）
表5—57　手工织布工厂的兴起（1900—1913年）
表5—58　高阳土布区包买商生产形式的发展（1912—1920年）
表5—59　手工开采煤矿产量估计（1907—1920年）
表5—60　铁、钨、锑、锡产量（1912—1920年）
图5—61　花纱比价的变动（1867—1920年）
表5—62　洋（机）纱布排挤土纱布的过程（1894—1920年）
表5—63　茶叶产销量及产销值估计（1894、1919年）
表5—64　茶叶种植面积和茶农户数估计（1894、1919年）
表5—65　生丝产销量值估计（1894、1919年）
表5—66　桑蚕茧产销量值及销路估计（1894、1919年）
表5—67　桑蚕茧、柞蚕茧产销量值估计（1919年）
表5—68　蚕茧产量及商品量估计（1894、1919年）
表5—69　棉华产量与消费量估计（1840—1920年）
表5—70　国产棉花商品量估计（1894、1920年）
表5—71　烟草类进出口贸易（1894、1919年）
表5—72　烟叶种植面积和产量估计（1894、1919年）
表5—73　大豆及其产品出口量值（1919年）
表5—74　大豆产销量值估计（1894、1919年）
表5—75　主要农产品商品值估计（1894、1920年）
图5—76　市场交易量的增长（1866—1920年）
表5—77　1920年农业产品的商品值估计
表5—78　1920年手工制造业的商品值估计
表5—79　上海棉布定货字号盈余示例（1913—1919年）
表5—80　上海、汉口、青岛五金商业的发展（1900—1918年）
图5—81　东北大豆流通路线
表5—82　东北大豆及其制品的出口（1970—1920年）
表5—83　大豆、豆油出口价格（1882—1921年）
表5—84　东北大豆贸易中各级市场价格（1923—1928年）
表5—85　商业资本与营业额比例（1900—1937年）
表5—86　商业自有资金与借入资金比重（1933—1937年）
表5—87　中国产业资本家的来源（1872—1922年）
表6—1　资本估值（1894—1920年）
表6—2　产业资本估值（1894—1920年）
表6—3　新式产业和传统产业所占产值比重（1920年）
表6—4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1920年）

第六章附录

甲表一　外国在华资本估值（1894—1920年）
甲表二　官僚资本估值（1894—1920年）
甲表三　民族资本估值（1894—1920年）
乙表一　农业产值估计（1914—1918年）
乙表二　手工制造业产值估计（1920、1933年）
乙表三　矿冶业产值估计（1920年）
乙表四　交通运输业产值估计（1920年）

　　《近代法国工业化新论》（以下简称《新论》）一书，是沈坚同志在总结多年来国内外法国 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法国工业化道路的一次全新探讨。《新论》一书共20余万字， 除绪论部分，正文分9章。作者首先在绪论部分介绍了工业化理论的整个发展状况以及法国 工业化问题的研究现状。然后，在正文部分逐章分析了法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模式及 法国的工业结构、农业发展、市场特征、银行作用、交通和科技发展、国家政府的干预以及 人口增长等影响工业化过程的众多因素，探讨了它们在法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独特性表现以及 各种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并总结出法国工业化的九点特征，最后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法 国的工业化道路是一个特殊的典型，而不是一个失败的典型。

　　《新论》一书以“新论”为题，突出了它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特点，笔者认为其立论新颖的 主要依据集中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转换视角，运用了新的工业化理论。二、结合法国 的社会历史现实来分析问题。三、以长时段的眼光来分析法国工业化过程中的特殊表现。

　　二战前关于工业化的认识主要是建立在单线的工业化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的主要观 点是把工业化当作一个历史的单线发展的过程，强调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性特征，因此 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往往以英国的工业化为典范，从中总结出工业化的若干普遍特征，作 为衡量其他各国工业化成败的参照。从这一点出发来看法国的工业化，人们发现了许多不同 于英国的现象，尤其是法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都比较“缓慢”，往往由此 就得出了法国工业化失败的结论。在法国工业化失败论的前提下，人们又将法国经济发展过 程中出现的一些特殊的因素解释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为了纠正这一看法，《新论》的作 者首先从理论入手，介绍了二战后世界工业化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些新的发展：即在讨论各国 工业化的道路时，不仅强调共性，同时更强调个性；强调在世界工业化过程中，各国具有自 己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构成工业化的各因素的表现形式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力度也各 不相同，因此各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所选择的道路必然也会有所不同。

　　《新论》从这一理论出发，宏观地分析了19世纪法国工业化整个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因素， 在经济增长模式、工业产业结构、工农关系等许多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第一，关于法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以往将法国的工业化归入失败典型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 认为在19世纪，法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新论》则把法国的经济增长放在整个19世纪这个 长时段的视野范围内，与同时期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对比，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 ，证明法国的工业化虽然没有出现大部分工业化国家所经历过的“起飞”阶段，但是在整个 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内，法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渐进的增长。法国经济增长的这种渐进模 式也并未妨碍法国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上工业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因此，法国在工业化的 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一种渐进的、没有起飞阶段的特征，这种渐进并不意味着法国经济增长 的缓慢，从长时段来看，法国的经济增长业绩值得肯定。

　　第二，关于法国的工业结构。传统的观点认为，法国产业结构陈旧落后，传统工业长期占 优势地位。工业企业中中小企业占优势，它影响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采用，导致生产率 低下，阻碍了法国工业化的进程。《新论》则认为这一观点有失偏颇。法国的传统工业虽然 长期在比重上占有优势地位。但是一方面由于法国传统工业生产的都是附加值较高的高档消 费品，尽管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不高，但是生产率并不低。另一方面，由于法国工业结构的传 统工业和现代工业同步发展的“二元”特征——在传统工业中，中小企业的确占优势，然而 在科学技术水平较高的现代工业中，大中型的企业则占明显优势，因此法国的工业结构只能 称之为大中小企业并存或者产业结构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的工业结构特征不仅没有对法国 的工业化带来阻碍，恰恰相反，就法国的具体国情而言，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第三，关于法国农业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判断工业化是否实现的一个 重要标准就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产值是否超过农业产值，工业人口是否超过农业人口 。而在法国由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长期居高不下，农业人 口仍然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如果以这一标准来衡量法国的工业化水平，无疑会认为，法 国 农业状况肯定会对工业化产生不利影响。《新论》则认为法国的农业和工业保持了长期协调 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农业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粮食、轻工原料和稳定的国内市场，从而避免 了经济上的大起大落，保证了法国经济相对持续稳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法国避免了像 英国一样的城乡巨变给农民和工人带来的穷困和痛苦，以更加人道的方式实现了工业化。

　　第四，关于法国银行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传统的观点往往指责法国的银行结构落后，货 币手段发展不充分，而且将大量资金投资海外，必然会引起国内工业发展资金的不足，影响 到法国工业化的整个发展进程。《新论》认为以往我国史学界关于法国金融业优先发展的说 法是混淆了金融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优先地位与金融业本身发展的实际。法国金融业本身的发 展的确比较陈旧和落后，长期无法适应工业投资的需求。但这并没有造成法国工业资金的不 足。因为法国工业资金的积累长期以来主要是依靠利润的再投入和合股经营等自我集资，对 银行的依赖很小。因此法国银行资本向海外大量投资并未对本国工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相反通过向国外的资本输出消化了国内多余的资本，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保证了法 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另外，对俄国的资本输出对保持俄法同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 义。

　　第五，关于法国的交通和科技与工业化的关系。交通（主要是铁路运输）和科技作为影响工 业化进程的两大重要因素，历来受到工业化问题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因此法国的交通和科技 的落后也历来被看作是法国工业化道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新论》却认为法国的铁路建 设虽然起步晚，但是发展的速度很快，并不亚于德国，其绝对长度在1890年也超过了英国 。另外，法国传统的水路和陆路交通与铁路交通互补，形成了法国相对先进的交通系统，成 为法国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动力。在科学技术方面，虽然法国在以煤、铁、蒸汽为基础的技术 的推广上存在不足，但这是法国的自然资源少、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等因素决定的。从整 体而言法国在19世纪也是世界上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拥有一大批当时著名科学家，具有 明显的科技优势。在许多新兴工业中，法国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都相当迅速地引用了最新的 技术。

　　第六，关于法国的人口因素与工业化的关系。19世纪法国的人口增长相对其他工业化国家 ，速度明显缓慢。过去往往从劳动力和市场购买力的角度将法国人口缓慢增长的特点视为经 济严重受阻的重要原因。《新论》的作者却认为，法国人口的缓慢增长与法国经济增长的渐 进模式是相互适应的。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并没有出现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的不足。而 到下半叶出现的人口稍显不足问题，则通过技术改造得到了解决，未对法国工业化的进程产 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第七，关于市场与法国工业化的关系。以往关于法国工业化进程的研究，忽视了法国的市 场特征与法国式工业化道路两者之间的关系。《新论》认为19世纪上半期，由于法国大革命 和拿破仑的大陆政策的影响，法国的殖民贸易和其他海外贸易受到了重创，在这种情况下， 法国的工业发展走了一条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道路。在国内依靠丰富的人力资源的购买优 势，大力发展周转快、利润高的传统消费资料的生产，并且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加快铁 路建设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国家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也不放 弃海外市场，克服内外压力，尽力扩大海外贸易，为法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提供了充足的 市场 ，保证了法国工业化的顺利进行。

　　第八，关于国家干预对法国工业化发展的利弊作用问题。国家积极参与工业化的进程，是 法国工业化道路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对于法国国家干预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国内外学术 界历来是众说纷纭。《新论》认为相对于同样属于工业化“原发型”国家的英国，法国工业 化中国家对工业发展的干预作用表现得要强烈得多。法国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经济自由 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国家干预经济的传统和中央集权式的政治 统治，使得法国政府在整个工业化的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法国政府对于经 济的干预，主要还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进行的。对内主要还是充当了经济秩序维护者的角色 ；对外则通过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捍卫民族经济的利益。此外，国家还利用金融和国家财政 的 杠杆作用来调节经济。这是现代国家管理经济的常用手段，而19世纪的法国政府在这些方 面早就有了突出的表现。从法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工业化迅速推进的时期和法国政体比 较专制，对经济干预较多的时期两者是相互重合的，这说明法国政府的主要作用还是值得肯 定的。

　　在对法国工业化进程中众多因素的全面论述后，《新论》总结出了法国工业化道路不同于 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几点特征，主要有：经济上的无“起飞”阶段，持续渐进的增长模式；工 业结构上的“二元”特征；工业和农业相对平衡的发展；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市场特征； 银行资本与工业发展的相对分离；起步晚，但发展迅速的铁路建设；结合本国实际的科技发 明与应用；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人口的缓慢增长等等。作者认为这些特点彼此之间并不 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法国独特的工业化道路，这使法国顺利地完成了工业化。

　　从学术研究上看，一方面，《新论》通过对法国工业化问题新的研究，对传统观点提出有 力的挑战，无疑将推动法国经济史研究，乃至整个法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 新论》通过对法国工业化道路特殊性问题的探讨，对西方学术界已经形成的关于工业化理论 中的一些普遍看法也进行了反思。如关于工业化进程初期，银行资本是否必然与工业生产有 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农业革命是否为工业革命的必要前提，人口因素的缓慢增长是否 必然会造成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的缺乏和市场不足，从而阻碍工业化的整个进程等等。《新 论》对法国工业化道路的论证，再一次证明了各国工业化道路虽然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但 各国在工业化的具体进程中，必然要结合本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 。因此在讨论各国的工业化道路时，也必须结合各国的实际才能作出合理的评判。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新论》通过对法国工业化道路特殊性的论述，为我国探索一条有自 身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另外中国和法国的历史上有许多相似性，我们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也常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因此，对法国工业化道路的深入研究，有助于 解决我国在工业化建设中的许多实际问题。

　　不过，《新论》一书也存在一些有待深入之处，主要是：一、在对法国工业化道路特殊性 形成过程的探讨中，作者主要集中于对工业结构、工农业关系、银行资本、铁路运输、人口 等经济因素的考虑，是否还应该把法国独有的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等其他方面的因素 也考虑在内。二、由于《新论》主要着眼于揭示法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纠正以往对法国 工业化道路的片面认识，而对法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失误和不利因素也有必要给予一定的说明 。三、《新论》在对法国工业化特殊性问题的论述上，基本还停留在对法国工业化道路特殊 性的现象描叙上，而对法国工业化特殊道路的形成原因，则很有必要在工业化普遍性理论下 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总而言之，《近代法国工业化新论》是一部突破传统窠臼，从全新角度探讨法国工业化道 路特殊性的力作。正如陈崇武教授在序言中写道的，“《近代法国工业化新论》是我国法国 史研究领域多年来少见的学术水平最高的专著之一，它的出版是我国法国史学界的一件喜事 。”

来源：《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至今日，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一门学科如果不自觉了解自身演变的历史，必定影响其进一步的发展。目前，国内各高等院校中商学院众多，商学早已成为一种热门学问。但毋庸讳言，对于何谓商学，它究竟是否为一门独立学科等问题，学界至今仍然莫衷一是，而且无论是商学界、还是史学界，都基本忽略了对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以至于迄今，其历史面目依然模糊。实际上，在近代中国，商学不仅是一门引人注目的新兴学科，具有多学科交叉性、应用性和综合型的特点，还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变革，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在清末民国学术实现初步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商学也曾经扮演过不容忽视的角色，对于深化这一时期学术与社会变革复杂性的认知，具有独特而典型的考察价值。

    有鉴于此，杨艳萍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选取近代中国商学史作为博士论文题目，试图从学科史的角度，对于清末民国时期这门重要学科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是很有学术眼光的。经过多年的努力，她在职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顺利通过了答辩。《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这部书，就是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认真增补和修订而成。

    《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一书突出的贡献，是采用思想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在大量搜集整理清末民国时期的相关档案、商务和商学报刊、商学译著、论著和教科书等多种类型的文献基础上，比较扎实地梳理和总结了商学学科从引进、传播，到自觉构建知识体系的发展脉络和特点，可以说首次较为系统地揭示了这一时期该学科在中国兴起和确立的过程与面貌，包括近代“商学”具有怎样的历史内涵，其学科体系如何构建和走向社会化等等内容，进而分析了这对于进一步认知近现代中国学术转型等历史问题的意义。我相信，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学术史的认知，也能够为当下的商学学科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启示。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首先从“商学”学科概念的提出和知识传播角度，对戊戌以前西方商业观念和知识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程，进行了考察和讨论，指出以郑观应为代表的近代国人最早提出的“商学”概念，具有“商务之学”和商业学校教育的双重内涵。接着，对促发这一学科兴起的双重动力予以揭示，认为在“商战”、“学战”思潮的共同激荡下，引进国外“商学”的浪潮才勃然兴起。书中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清末“商学”输入的三个不同阶段的表现，尤其是以译著为载体所引进的新式商学知识系统的整体状况，并对其时代特征做了说明，这成为全书的基础内容之一。 

    不过，《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一书最引人兴味的，还是对清末民国时期“商学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探讨。这也是该书核心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书中围绕着近代“商学共同体”的形成、运行，重点探讨了当时商学学术现代生产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水平，提出作为近代中国商学传播主体和载体互动的凭借，清末民初的“商务报”、以“商学”命名的期刊杂志和“商学会”等研究社团，它们与这一时期中国“商学”学校教育体制逐步建立过程相配合，共同构成了新兴的“商学共同体”。作者无论是对京师大学堂“商科”的建立和演变的研究，还是对20世纪初商学研究社团和商学专业学者的探讨，都具有开创性。难得的是，除京师大学堂的“商科”外，作者还以上海商科大学等为个案，并兼及同一时期初、中等商业教育的发展概况，深入地透视了近代中国商科教育的内涵和水准。通过这些考察，较为清晰地揭示了商学学科已进入制度化的现代学术生产机制之中的事实。

    不仅如此，该书还系统探讨了近代国人不同时段界定的“商学”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演变，并通过剖析清末民国时期一些国人编著的商学研究代表作（包括专业教科书和研究论著），以及“商学”学科术语从散播到定型化的历程，来综合把握和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商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情形，从而展现出那一代学人对该学科的学术自觉和认知程度。作者指出，商学在近代中国，最终形成了以“商业经济学”为核心，包括商业地理学、商业历史学等众多相关分支学科在内的一门综合型新学科，并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应当说，书中这一部分内容的研究，也很见资料功夫，为后来者的进一步研讨，奠定了可贵的学术基础。

    总之，作者对近代中国商学学科的个案史考察，丰富和深化了今人对清末民国时期的学术及其现代转型的认识，具有明显而实在的学术积累意义。同时，该书注意考察和分析该学科与外部社会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和影响，也显示出史学研究的特色。

    当然，由于商学学科的综合性、复杂性，对作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本书的研究，也难免存在自身的不足。比如，对商学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多样性、冲突和张力，似尚可以有更多的反映，对于民国时期极为丰富的商学研究资料，也还存在着可以进一步搜集、补充的空间等。学术史研究，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它对历史研究者的耐力、学养和思想能力的挑战，永远也不会终结。希望作者今后能继续发扬实证精神，以此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化相关探讨，为近代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发展，作出新的努力和贡献。

    （《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杨艳萍著，经济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本文是该书的序言。）

　　【关键词】茶叶与鸦片；全球化；近代经济；国家命运；范例

　　【作者简介】丁贤勇，男，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杭州310036）。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京）,2011．3．120～126

　　在全球一体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全球史研究成为现今国际史学界尤其是经济史学界的潮流，在国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共鸣。有学者指出，经济史学科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l]（p6-9）然而，国内史学界除大量推介之外，身体力行进行研究、探索的成果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全球史研究对学者的学术背景、宏观思维、知识储备、史料把握等个人学养与能力，乃至研究氛围、学术交往等等主客观条件的要求较高。仲伟民教授的新著《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下称《茶叶与鸦片》）即是这一研究的力作，是对国际史学界关于全球史研究的一个呼应。无论从研究方法、视野，还是从研究内容、结论等方面来看，都值得学术界关注。

一、方法的有效：“被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史

　　根据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1500年前后，人类告别了彼此隔绝、孤立、分散的局面，“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2]（P67）世界逐步发展成为密切相连的一个整体，人类文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转换、融合的历程之中，世界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拼盘，而是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简单地说，即世界进入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但上述看法也许并不全面，因为直至两三个世纪以后，地处东亚、自我绵延发展五千年的中华帝国，才不自觉地被卷入这一开始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化历程之中。《茶叶与鸦片》一书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展开自己的论述，以全球化理论和方法阐释l9世纪的中国，使人耳目一新。  

　　从大航海时代直至21世纪，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尽管每个时代全球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其最核心的部分却是经济全球化，这一点始终没有本质性的变化。《茶叶与鸦片》一书进而指出，在18-19世纪，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为市场的全球化。这个看法确实给人启发。l9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关联，此前学术界多注意于政治、主权、赔款等，经济方面则着力较少。其实，西方经济的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甚巨，西方列强最早也是想借市场这一无形之手叩开中西交往之大门。然而，因中国经济体过于古老与庞大，以及中国对西方的企图向来存有戒心，因此西方列强向中国的市场渗透非常缓慢。  

　　《茶叶与鸦片》体现了全球史研究中最基本的理路，突破了国际上“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观”等研究模式，以及国内学者“就中国论中国，以中国论中国”的研究局限，认为不应当以某一国的发展模式来代表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而应以市场交换、技术进步与传播、不同文明问与日俱增的交流，作为描述全球发展进程的主题。因为无论清政府怎样设法自闭，l9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市场化速度的加快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些因素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日渐加深。比如l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1871年中西海底电缆联接，尤其是轮船替代帆船而成为主要的海上运输工具等，对全球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引起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巨变。对中国的影响，则在一直以来占中国最大宗出门商品的茶叶贸易中表露无遗，对此本书有详尽的论述。

　　作者分析，上述1870年前后发生的划时代的几件大事，预示着中西贸易——茶叶贸易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划时代的事件，“把以前中英商业换了一副新面目，以前所用的商业旧习惯——商业独占——现在是不能用了。运河和电报，造成了商业的革命，商业这样的进步，交通便利，运费减少，市场各业，都有惊人的发展”。[3]（P23-24）茶叶贸易是中西贸易的缩影，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在此次经济全球化中地位的沉浮。此前，世界茶叶价格向以中国为风向标，基本决定于上海、福州、汉口等通商口岸茶叶的供应状况，外商一般要通过茶栈以及中国商人才能了解到详细情况；加之路途遥远，运输没有保障，因此伦敦须经常囤积大量存货。而新的通讯技术产生后，伦敦可以随时了解中国的茶叶行情，并派人直接来华采办；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航程大大缩短，伦敦再没有必要大量囤积茶叶，而完全可以根据国内需求来决定存货多少。这直接导致了茶叶的“贸易革命”。再如，原先中英之间单向航程约需l20天时间，往返则需240天，并听命于季风风向的自然安排。不仅如此，原来伦敦的需求信息要带至上海同样需要l20天，其实就是一年一个来回的生意。现在，地理航程缩短了三分之一，海底电缆完成了东西方间的即时通讯，航速又从风帆驱动的自然力时代进入到了煤电能驱动的机械力时代，单程时间减少为原先的约三分之一。中西贸易从原来的一年一个来回，一变而为一年多个来回。其结果是伦敦从此不必囤积大量茶叶以备市场之需，需要什么、需要多少、何时需要，伦敦商人发一个电报后，四五十天就能收到来自原本遥远东方的货物，茶叶囤积的地点一变而为上海等中国口岸城市，华茶从卖方市场一变而为买方市场。同时，茶叶等商品的定价权也开始丢失。原先，华茶从产地到达口岸以后坐以待沽；而现在，产品主导一变为市场主导，需要多少、所需规格以及价格多少等，市场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比如“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收买，故闽茶必恃洋商，而洋商不专恃闽商。”[4]（P89）致使茶叶等出口商品的定价权旁落。近代以降，新安商人、龙游商人衰落的主因是市场发生变化，农副土特产品市场向现代工业品市场转变，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转变。“价格方面，也因上海洋行的操纵，一般茶商，大体多受亏折。”嘲另外，众所周知的中国茶叶出口数量骤减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印度和锡兰茶叶种植成功并大量生产，至l9世纪后期开始逐步成为华茶的最大竞争者，并且后来居上，成为中国茶叶出口的最大竞争者。

　　科技进步导致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茶叶贸易的由盛而衰就是一个缩影。然而，中国人对此却极度麻木，没有及时赶上全球化的步伐，其结果是，到头来只能听命世界市场的生杀予夺和外来商人的巧取豪夺。换言之，l9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但对除英国列强之外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来说，则是“被全球化”的世纪，中国即是“被全球化”的典型。  

二、视角的独特：平凡之中的深刻意蕴

　　与学界以国家为叙事单元的传统不同，全球史研究打破了国别史的传统，而将对历史产生影响的所有内容都纳入研究视野。比如对农作物、动物等物种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现象的研究就是全球史关注的重要内容，研究者将异质文明间的交流、碰撞、竞争、融汇及其力量消长等互动关系作为推动全球发展的主要动因，将相互依存的小至任意局部、大至全球的区域作为最基本的叙事单元（网络l。《茶叶与鸦片》一书极其巧妙地选择了茶叶与鸦片这两类商品在东西方之间的传播进行研究，通过对这两宗物品在l9世纪全球经济关系中作用的剖析，研究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全球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并且，在目前普遍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学术环境中，作者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用简明的理论和直白的语言揭示其平凡而深刻的内涵。

　　茶叶与鸦片，分别是19世纪中国出口值和进口值最大的两宗商品（饮品），其贸易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这些结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来说普遍而重要，学者对这两宗商品的研究也非常熟悉。然而，看到书名的那一刹那，我的眼睛却为之一亮：将两者如此巧妙、恰如其分地联系在一起，虽在我意料之外，但觉得合情合理。其情在于它们最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国家的曲折命运，其理在于它们最能揭示出近代中国发展的逻辑顺序，因为在19世纪中国被卷入全球经济潮流的过程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这两种物品起到了关键作用。茶叶与鸦片贸易的历史，折射了古老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曲折、苦难与不幸。

　　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东西相隔万里，但在19世纪的百年间，两大帝国的联系却异常密切，而联系的契机主要就是茶叶和鸦片这两宗特殊商品。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就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建立同中国商业往来的通畅渠道，因为茶叶在英国已经成为人人必需的日常生活品。而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唯一的茶叶供应国，因此英国对中国茶叶贸易的依赖性非常大。英国人在19世纪人均年消费茶叶5-6磅，是中国人均年消费的5倍左右[4]（P190–193）。据后来的国民政府估计，到20世纪英国茶叶人均年消费更是增加到9磅，与其他同类消费品比较，l0倍于咖啡，3倍于可可，中国每年都有巨量的茶叶销往英国。[6]（p64,38）

　　在19世纪，英国随着工业化的逐步推进而成为全球霸主，是全球化进程的引导和推进者。本书作者认为，中国在19世纪之所以被卷入全球化大潮之中，背后的主要推动者就是英国，其诱导因素则是中国的茶叶。作者感慨，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如果英国人没有养成饮茶的习惯，那么英国对中国可能就没有如此大的兴趣；如果不是因为英国为得到茶叶而想方设法打开中国大门的话，中国社会还可能会依照惯性继续在原先的轨道上滑行或长或短的时日。这个看法是很有新意的。

　　作为比较的对象，作者在阐释茶叶贸易的同时，引入了鸦片贸易。通过阅读本书，我们不难体会作者的良苦用心。作者从两宗商品贸易比较的独特视角能使读者能够更深刻、更直观地理解l9世纪的中国，指出鸦片在近代中国造成巨大危害，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作者分析，如果当时英国有足够的商品卖到中国用以支付茶叶货款，如果英国的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没有碰壁，那么英国有可能就不会在印度大量种植罂粟，也就不会有大量鸦片走私到中国，因此国人也就不会遭受如此巨大的侵害。因为鸦片的历史几乎同人类的文明史一样长，但其产生巨大危害却是在19世纪，且发生在过去对鸦片相对比较陌生的中罔。从全球来看，其他地方种植和使用鸦片的历史更久，使用范围更广，但基本没有因为鸦片而引起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当然只是作者的推测，可以商讨。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鸦片贸易几与中国近代的悲惨命运紧紧相连，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

　　本书关于成瘾性消费品与近代社会发展的见解很有新意，而将这些成瘾性消费品放在中国与英国各自的历史进程中进行比较，更是匠心独运。作者认为，与中国人沉迷于鸦片迷雾之中萎靡不振、日趋堕落相反，茶叶成为英国人日常必需消费品，英国人痴迷于茶叶清香、提神的功效。很多学者都指出，茶叶对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了巨大作用，正是中国的茶叶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并对英国的工业革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西敏司认为，在17世纪中期，“西方世界的人们，起初只是那些权势者，接着是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人民，开始购买他们的日常食物。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被频繁购买的是糖和茶叶这样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商品，之后他们被相互组合利用来满足在世界中逐渐兴起的无产阶级。它们中的一种是由从属于欧洲的热带岛屿上的奴隶劳动所生产，另一种则来自中国。这些产品标志着向一个世界市场的诞生迈进了重大一步。”[7]（中文版序言）至少从18世纪开始，饮茶已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表明，茶叶在促进英国的“勤勉革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杯甘甜温热的茶可以让人心情舒畅，重新恢复精力。在以人力为中心的工业化时代，一杯美好的茶已经成为人们工作的重要推动力，它的重要性犹如非人力机械时代的蒸汽机。”甚至“如果没有茶叶，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化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茶叶常规供应，英国企业将会倒闭”。[8]在此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中国茶叶就没有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国茶叶是将英国推人工业化时代的重要因素之一。

　　19世纪是全球发生巨变的时代，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时代。令人遗憾的是，在19世纪全球化的链条中，中国处在最脆弱最不利的那个环节。中国主要通过茶叶和鸦片等商品同世界发生经济关联，但最终的结果是成为列强的牺牲品，并导致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中国既未在鸦片贸易问题上躲过灾难，又未在茶叶贸易上抓住机会[4]（p310）。而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在19世纪这波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正是非常巧妙地控制了这两宗商品的销售和生产，从古老的东方获取了巨额利润，并成功地成为东方霸主。两相比较，令人唏嘘不止。通过这两宗特殊商品在两个国家的不同命运，对l9世纪历史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三、结论的启迪：丰富了对近代国家命运的认识

　　该书对历史的解释有诸多创新之处，如全球化理论的引入、l9世纪中西发展道路的比较以及对近代国家命运的重新认识等。通过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的比较，作者认为，英国人接受了来自中国的最为健康的饮料，而他们“回赠”给中国的却是罪恶的毒品——鸦片，致使中国遭受鸦片毒害达百余年，导致中国人成为真正的“东亚病夫”。[4]（p9）而对英国而言，“这种近代史上延续最久的有组织的国际性的犯罪活动，为早期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输了血。”[9]（p229）茶叶之于英国，鸦片之于中国，两种商品与两个国家不同的命运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恰好见证了两个国家不同的发展历程以及截然相反的历史命运。基于中英两国在19世纪因为这两宗商品而发生的特殊关联，因此而进行茶叶与鸦片的比较、中国和英国的比较，就显得意义非凡。

　　是什么导致中国人在极短的时间内迷恋上鸦片？为什么鸦片唯独给中国带来灾难？作者认为此前往往把这一问题简单化和政治化了，从而妨碍了对历史真相的认识。鸦片在中国的泛滥成灾有内外两个基本的原因，其交互作用和机缘巧合使中国成为鸦片的最大消费国，从而使中国在19世纪全球化浪潮中成为最大的牺牲品和最大的输家。

　　在早期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列强始终是主动者和推动者。对东方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对东方财富的贪欲，吸引了无数西方人来到东方，先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后来则有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等。他们起初用香料和白银换取中国商品，感兴趣的中国商品是丝绸和瓷器，后来则是茶叶。同西方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相比，中国对进门商品除少数的几种如钟表外，几乎毫无兴趣。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人只对他们的一样东西感兴趣，那就是白银。有学者估计从明末到l9世纪上半期，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流人中国，导致欧洲许多地方出现银荒。在获取白银愈来愈困难的情况下，精明的欧洲商人发现中国人对鸦片的特殊兴趣，鸦片在中国很多地方甚至相当于硬通货，这令他们欣喜若狂。于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三角贸易出现了。在坚船利炮的掩护下，鸦片成为英国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利器和实现对印度殖民统治的最有效的工具。[l0]（序言）在罪恶的鸦片贸易中，受益的是欧洲人，受毒害的是中国人，所以马克思称之为邪恶的三角贸易。照沃勒斯坦的话说，在l9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链条中，中国是被剥夺的外围地区。

　　在暴利的驱动下，西方大量向中国走私和出口鸦片，导致中国人鸦片消费数量大增，吸食人数急速攀升。按照比较保守的估计，到19世纪后期大约有1％的国人吸食鸦片，即至少有400万以上（有人估计超过2000万人）的国人吸食[4]（p200）。为什么当时国人那么迷恋鸦片？作者的分析是：首先，l8世纪以后，人口增加迅猛，生存压力加大，加之战乱频繁，人们的安全感下降，逃避厌世的情绪迷漫，消极避世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吸食鸦片即为逃避现实的方式之一。其次，政府的无能和无为。清朝表而上仍是一个“无所不有”的强大帝国，但实际统治能力已经十分衰弱。政府虽在主观愿望上想阻断鸦片的来源，但客观上却没有这种能力。再次，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人们的行为主要靠自我、家庭（家族）的约束，但这种约束是相当松散的。在清代，很多人认为吸食鸦片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它是否有违道德常引起人们的争论。甚至一些稍有资产的家庭，还有意让子孙学吸鸦片，理由是“抽鸦片的孩子不嫖不赌，能保住家产”。[11](P4）这些解读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此前那种对历史简单的解释是片面的。  

　　历史有很多吊诡之处，其中中国人对鸦片的认知就是一个典型。鸦片对中国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危害，但鸦片战争后鸦片弛禁、罂粟弛种的呼声却越来越高，一大批官僚和学者甚至主张“中国人的鸦片战”，即国人自己种植和生产鸦片来对抗舶来鸦片，以致有的学者戏称为发展“民族鸦片业”。比如，连原来禁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主张以国内鸦片驱逐进口鸦片，读来使人感到极端的无奈和悲伤。可连他们自己也未曾想到的是，其一时之权宜主张竞成为恐怖事实，此举不仅没能禁绝外来鸦片，而且导致了全国范围的鸦片泛滥：从沿海到内地，从内地到边境，从城市到农村，从衙门到皇宫，几成全国皆种、全民皆吸的盛大局面。作者揭示，近代中国与外国的商战，如果一定要说有一项商品竞争是取得成功的，并且是大获全胜，那就是罪恶的鸦片贸易i4100_80）。至l9世纪末，国产鸦片驱逐了进口鸦片，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罂粟种植国[4]（p172-173）。鸦片的广泛种植增加了政府税收，抵制了鸦片进口，却带来了更为严重的恶果，即吸食人口增加、粮食减产、国民素质降低，等等。从晚清到民国，政府也深陷怪圈之中：禁种，不仅税收减少，而且会鼓励进口和走私；不禁，禁烟法令则只能流于形式。[1]对此政府只能采取明禁暗放政策，任凭鸦片泛滥。日军侵华期间，日本人极其卑鄙地鼓励沦陷区种植和吸食鸦片，他们想从灵魂深处彻底解除中国人的武装，目的险恶，手段毒辣！

　　相对于国产鸦片的繁荣，中国的茶叶贸易则极度萎缩。至1896年，国际茶叶消费总量约为5．4亿磅，其中印度和锡兰茶输出占48．7％，华茶降至42．1％，此后，国际茶叶消费总量不断增加，华茶出口却在逐渐减少[2]，所占国际市场的份额更是不断下降，至1930年前后就仅占不到l0％的份额了。[l2]（p33—34）以致“昔日华茶独霸世界市场，今日连本国市场亦被外茶侵入，衰落迅速，使国人惊愧不置。”[13]（p5）作者对华茶贸易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结论令人信服。从茶叶种植和茶叶贸易的衰败，可以折射出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艰难。

四、研究的延伸：丝茶贸易的简要比较

　　由于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采用、学术视野的拓展，尤其是历史与现实问永不停息的对话，因此学术研究是永无止境的。茶叶和鸦片贸易对l9世纪的中国经济影响至巨，但怎样评价这种影响，学界意见不一，关注点也不同。学者关于鸦片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问题着眼较多，关于茶叶则着力较少。其实，在早期全球化过程中，不独茶叶的对外贸易折射出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蚕丝的出口贸易也非常具有代表性。与同样作为中国出口之大宗的蚕丝相较，学界对近代茶叶生产与贸易的研究，则较为薄弱，这也彰显出作者对19世纪茶叶研究的更大价值所在。该著不仅是国内全球史研究的一个范例，作者对l9世纪茶叶的研究也可以作为近代中国成为国外原料市场——诸如蚕丝、棉麻等研究的一个经典性范例，中国当时遭受的茶叶危机只是近代社会全面危机的一个侧面。作为佐证，对晚清民国时期的丝茶贸易作一简要比较，同样是很有意义的。

　　茶叶与蚕丝同为19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两大出口商品。较之于其他地区，明清以来的江南社会相对较为富裕，主要得益于出产的茶叶与蚕丝的大量出口，在坡地种茶，在平地植桑养蚕，丝茶成为江南农村财富积聚、人民生活丰饶的象征。如及至民国时期，“成为浙江富庶的基础的，第一自然是蚕丝”，民初常产丝茧出口一百二三十万担、收入高达六七千万元；“次于丝茧而成为浙江出口的大宗的，便是茶叶”，常年出口百万担、收入达四五千万元。[14]（P5—6）尤其是在江南核心区的杭嘉湖苏松地区，蚕丝是该区域农村的经济命脉。“吴兴农村，实以蚕桑之盛衰而定枯荣……蚕桑年岁之丰歉，非但有关事业之盛衰，抑为全县人民生计之所系，关系地方经济之大，可不言而喻。”仅辑里湖丝，就造就了一个庞大的财富集团，小小一个南浔镇创造了一系列财富神话，出现了“四象，八牯牛，七十二只狗”[3]，从这一财富规模也可发现江浙财阀原始资本的有效积累。  

　　近代丝茶也有其相似的历史命运。与茶叶一样，中国丝绸在西方原先也是作为一种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后来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必需品；近代蚕丝出口也经历了国际市场的竞争之失败。中国一直是蚕丝的最大甚至很长时期里是唯一的出口国，但至1909年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丝输出国。日丝和华丝最初并无明显差别，[15]（P95、98）但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丝在生产方式、生产质量、后期加工（机械化程度）等方面都超过华丝，华丝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除了国外天然丝的竞争之外，国内丝业的衰落还受到近代人造丝的竞争。当然，与茶叶一样，由于庞大的国内市场及内需扩大，近代华丝生产尚不至于彻底崩溃。

　　与茶叶相较，蚕丝也有其不同之处。及至近代，丝茶两者之产品属性发生变化：丝绸成为了工业产品，茶叶依旧是农副产品，丝绸业逐步登堂人室，步入近代工业化生产的大门，而茶叶的生产方式还徘徊在山坡地头的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之中。除砖茶之外，近代华茶一直维持小农手工加工状态，未能进入较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而从1890年代起手缫丝

　　在出口市场上逐渐为机缫丝所取代。机缫丝于l894年首次出现于海关统计之中，至l9世纪末占到白丝出口总量的45％，l920年达到80％以上。[14]（p90）丝商们完成原始资本的有效积累之后，部分开始向近代产业转化。如清末民初时，上海丝厂近三分之一为湖州丝商创办。南浔富商中“四象”中的庞家，作为“富二代”的庞元济（l864—1949），创办了一系列纺织企业，如在余杭塘栖镇的大纶丝厂，在杭州的世经缫丝厂、通益公纱厂，在南浔的改良丝厂，在苏州的纱厂、印染厂等。此外，其在上海、杭州、苏州等还投资浙江铁路公司、中国银行、兴业银行、水火保险、造纸、电气，以及医院、典当、收藏、房地产，等等。而刘锦藻（1862—1934）是“四象”之首刘镛的次子，1894年甲午科进士，除继承父业，发展经营盐业、典当业和房地产业之外，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发起并投资浙江铁路公司、投资兴办兴业银行等，成为近代浙江最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之一。学者对近代丝业的研究着力较多，与蚕丝在近代中国出口商品中的地位相关，与丝业发展成为近代产业部门相关，也与丝商们转化为近代新式工商业者的转型密切相关。从丝茶的比较中也可以加深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这是作者茶叶与鸦片比较给我们的又一启示。

　　总之，《茶叶与鸦片》一书不仅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有新颖之处，在很多重要性的结论上也有突破。学术界关于茶叶和鸦片的著作不少，但把两者放在一起研究，的确是本书的高明之处，值得玩味。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二者的比较，我们似乎可以探知中国近代历史更多的秘密，从中使人受到启发。历史研究无止境，看上去极其简单的两宗商品，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多的秘密，需要我们深入挖掘。

【参考文献】

[1]参见李伯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国际视野[J]．清华大学学报2007（5）．

[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陈其鹿．英国对华商业[M]．上海：商务印书馆，l930．

[4]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i联书店，2010．

[5]何炳贤．民国二十一年中国1：商业的回顾[J]．1：商半月刊1933（1）．

[6][美]威廉·乌克斯著，中国茶叶研究社译．茶叶全书（下册）[M]．上海：开明书店，l949．行政院新闻局编．茶叶产销[M]．南京：行政院新闻局，l947．

[7][美]西敏司著，王超、朱健刚译．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仲伟民．茶叶和鸦片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观察19世纪中国危机的一个视角[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1）．  

[9][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85．  

[10]林孟工编．信及录·鸦片事略[M]．上海：神州国光社，1947．

[11]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知道：沈吕文口述自传I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12]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华茶对外贸易之回顾与前瞻[Ml．上海：商务印书馆，l935．

[13]戴龙孙编．茶[M]．南京：中正书局，l946．

[14]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浙江农村涮查[M]．上海：商务印书馆，l934．

[15][美]李明珠著，徐秀丽译．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l996．

【注释】

[1]清末民初，洋烟较土烟成本高，加之迫于国际舆论压力，l911年5月中英订立了《禁烟条例》。然而，之后“罂粟仍在陕西、河南、甘肃、湖北、湖南、福建、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种植，中国所有省份都在公开或秘密进行鸦片的贩运和买卖”。参见徐雪筠等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泽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186页。

[2]华茶年出口量自有海关记录的l869年始至1933年，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l869—1879年间为150万担、1880—1888年间为200万担以上、1889—1917年间尚有l50万担、1918—1933年间降为40万担一90万担问。参见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叶复兴计划》滴务印书馆l935年版）第73—77页。

[3]象、牛、狗指

China’s Modern Economy and Nationa1Desti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A Review of Tea and Opium: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y Zhong Weimin

Ding Xianyong

　　Abstract: Tea attd Opium is an important book of globa1history, a Chinese response to the globa1history research as espoused by historians worldwide. In it is a fundamenta1globa1history framework, i.e., the study of the trading of tea and opium shedding light on the globa1patterns of development in 19~’ century while showcasing a China “being globalized”. Also, within the study of the exchanges of these two commoditi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re cleverly interwoven narratives of their functions on the globa1econo~nic relations, impacts on China and the dramatically different historica1destinies of China and Britain, thus greatly enrich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stinies of modern nation states. The book is a paradigmatic globa1history study in China, as wel1as an archetypica1study of how modern China w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 supplier of raw materials for the internationa1market, like silk and cotton.

　　Key words: tea and opium; globalization; modena economy; 19~ century; nationa1destinies; paradi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