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道教；太上妙法本相经；敦煌本；农学思想

　　【作者简介】袁名泽，哲学博士，广西玉林师范学院社科部副教授，四川大学道教与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员；盖建民，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哲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学术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宗教学研究》（成都）,2012.1.22—2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道教农学思想史纲要》的系列成果之一，项目号为：10XZJ0007；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道教科技文献的整理与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项目号SKX201003）-学科前沿与交叉研究重大项目《道教与科技交叉研究》”资助。

　　《太上妙法本相经》是南北朝道教的一部重要经典。它后来在《敦煌道藏》和《正统道藏•太平部》（第24册第857-874页）均有收录。在《敦煌道藏》中，此经典有：S.2357号抄本、S.3173号抄本、P.2396 号抄本、P.2755号抄本，P.2429号抄本、S.2122号抄本、P.2389号抄本、P.2476号抄本、P.3091号抄本、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本289+184（存号），原本卷数不详，现存残本3卷流传至今，它们一起构成了《太上妙法本相经》的整体内容。《中华道藏》集以前道教经典之大全，在其第5册将该经典的所有版本同时收录，使之更加完善和系统化。从《中华道藏》和《敦煌道藏》的对比来看，各种抄本均已残缺不全，只有将它们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其整体意义。从其意义上看，它是《敦煌道藏》中少有的论及农学思想的经典，所以，从农学的角度去解读它，不仅对于拓展道教研究的领域有相当的学术价值[1]，而且对于了解我国农学思想史，尤其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农学思想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从现有资料来看，古代西北地区的专业农书不多，所以此经典对于丰富我国西部地区的农学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意在对此经典中的农学思想做一个浅显的梳理，请专家斧正。

一、顺物道而行的农业哲学观

　　“道”一词并非道家文化的首创，它早在夏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存在，但直到《老子》才第一次真正提出具有哲学意义的“道”，成为道家和道教的最高哲学范畴。此文中的“道”实际上已经兼具本体论和实体论两个层次的内容：就其本体论来说，首先以“道”作为世间万物的本源和始基；其次，又把“道”视为万物所具有的共性。就其实体论来说，具体讨论“道”与世间万物的关系，认为世间万物的共性和差异性均由“道”所致。所以，“道”“不仅高标独超，玄冥难测，而且还具有圆融贯通、首尾相衔的存在个性。道既存在于宇宙万物之先，为万物之母。又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莫不禀道而获得它们的生命”[2]。“道”与物的这种关系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理论基础。

　　首先，它认为世间万物皆由“道”生，早在《道德经》中就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之说，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世间万物皆以“道”为源，“一”、“二”、“三”皆为“道”所生。后来的道家其他著作又对此理论进行了发展，这就产生了我国哲学史上的“气”本论思想。它认为“道”生成万物以“气”为媒介，“道”不同则“气”不同，“气”不同则所生之物不同，也就是说“道性”决定“物性”，“气”决定“物”之实体。《太上妙法本相经》说：“十方众生，各有类气，各不依先业之所造也。譬如禽还生禽，兽还生兽，我见众生父母，四足之子亦四足。父母飞行子亦飞行。父母白黑其子亦白黑。父母能言其子能言。未有鸟能驰步万里者。”[3]还说：“吾见鱼止水之中，虎居长林，燕雀依人，蚯蚓居穴，类气受性，各有所禀。岂有非性而食之也！我见虫还生虫，毛还生毛，蝇还生蝇，蚁还生蚁，随气啖食，以养性命，岂有生业而改其形也！我见众生，若有啖肉者，其子啖肉，若有啖草者，其子食草，若有食木者，其子食木，若有蝎土者，其子啖土。一切众生各有定气，不相假受，错谬其类也！我见一切众生性不同，同体而异名，阴阳不同，受化不等，依斯理物，各有类气，不相改异。”[4]所以，我们在农业生产中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识别和把握各种不同的“气”，就像《太上妙法本相经》所言“其名虽同，果成殊别，亦如禾莠生垄，其初难分，条穗秀类，结实乃别”[5]。把握不同物种的“气”时，既要“况一可知百，类一可知万”[6]地把握该物种的“类气”，这样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劳动支出，可以进行同类嫁接等方法培养优良品种；也要把握此物种的“个气”，只有这样才会采取不同措施因物施种，不会出现“炼土成金，变猪为犬”[7]的结果。所以《太上妙法本相经》说：“猛虎所以入静，以其犬故；翔鹰所以罗网，以其鸽故。猎师不加追逐，不须绳索，而自缚之。何以故？以痴胶捕之，故不加追驰，绳索缚之。”[8]Ⅱ果在农业生产中忽视物之“道”，则无异于它所说的“空中可以种栽，流中可以田耨，无父可以结子，无母可以生息”[9]“其犹颠木之生苗，逸鱼之失水，假尔而生，命亦不久。譬如其树，若刖斩其根株者，万无一活，若露其根株者，遭冬则枯槁”[10]。不仅物由“道”所生，“道性”决定“物性”，而且物性的展示，或者说物的作用也需通过“道”来发生，离开“道”，物性也就毫无意义。《太上妙法本相经》继承和发挥此观点说：“日月无道无以耀明，星宿无道错乱不行，阴阳无道四时不成，草木无道则不能生，五谷无道则伤败不成，水无道则不流润，火无道则不热温，金铁无道则不锋坚，山石无道则崩退不全，百鸟无道则不飞空，兽无道则不驰走。”[11]这就是说，阴阳、日月、星宿、水、火、金铁、山石、百鸟等各得其道之后就产生了“四时、明、序行、流润、热温、锋坚、挺全、飞空”等作用，所以，在农业生产中，我们不仅要顺农作物的物“道”，而且对于农业环境和农业工具的使用也需顺其“道”而为之，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二、勤劳为本的农事观

　　农业生产是一种时空跨度较大、环环相扣、多种经营并存的系统工程，从事农业生产要求生产主体具有一定的计划、体力、耐力和勤于农事活动的精神。当农业产生后，在刀耕火种时期，以勤为本是社会的主流意识，人类社会进入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手段即农业文明以后，勤劳、朴实、团结协作仍然是农业社会中的主要思潮。勤劳、纯朴、团结互助也因此成为我国传统美德，成为我国各宗教的主要教义。就道教而言，在其经典中体现最多的就是“勤”和“善”两字，《太上妙法本相经》作为早期道教经典，自然也以“勤”、“善”为主要思想。“勤”在该经典中主要体现为“勤于农事”和“勤于崇道向仙”。其中的“勤于农事”思想主要体现在：它首先以麦成膳之过程说明了“勤”的原因，它说：“一切众生虽有道性，不建不勤，终不成道，何以故？垄麦有膳，随垄而责，其膳终不可得。要须经冬涉春，至夏结实，捋杨人皑，罗夜付厨，和均膏水，巧手乃甘，浓昧调美，和成以为食膳。”[12]在此处，作者开门见山说明“一切众生虽有道性，不建不勤，终不成道”，然后再以麦粒成膳之过程说明“勤”的必要，如此过程中有一步无人完成，那么麦粒终不能成饭。同时，此经典还以“养生”和“务农”进行类比，说明“勤”于农事的目的在于“得粟免饥”，它说：“尚生者勤于生，贵农者勤于农。何以故？知生道重，故勤而行之，若知田道重，故勤修农。修农者不恐饥，修生者不恐衰。修生得生，无为常生；修田得田，遭饥不饥。农夫勤于田，道人勤于缘。何以故？田苗中明有粟，是故农夫勤伦之；至道中明有真，是故道人勤伦之。”[13]这里明确说明了务农、修道两者之间虽然存在“农夫勤于田，道人勤于缘”的途径差别，但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维护自己的生命，由此看来，道教的“农道合修”思想重在于“勤修”。不仅如此，它还分析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不“勤”的后果，从正反两面对比阐述“勤”的必要。它说：“其朴不雕，不可成器；其荒不耕，终不成柔。何以故？朴不雕刻，终致朽弊；荒田不垦，荆棘茂盛。豺狼狸枭，长在其中，鸱枭鸟鹊，栖宿林中。田罴不治，终成荆棘。若朴不雕，终守枯朽。若遭工匠，加其绳墨，断斧锯凿，日加雕啄，必就功业，用之则如意，亨之则无损。是以修治荒田，故能得谷。何以故？朴质荒田，譬凡夫；经匠遭耕，譬师教；成器得壳，譬果显。”[14]此处更加明确说明“垦荒雕朴”的必要性，还以比兴手法将凡夫、师教、果显联系在一起，既突出了《太上妙法本相经》的宗教性，也凸显其重农的一面。这种以“勤”为本的思想并不是它的独创，《太上妙法本相经》同其他道教经典一样具有道教共同的思想基础。就道教的以勤为本思想来说，道教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间存在互盗作用，使大自然本身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各种动植物之间存在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半开放式的平衡关系，他们之间既互相依存也互相制约，彼此之间既是依存条件，也是天敌关系，所以在农业生产中必须排除天敌的干预，减少天敌对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吸收，以利于所培植的动植物健康快速生长，这就需要勤。何况动植物在生长过程，由于受大自然天气变化和自身素质的影响，夭折的多于成熟的，人类要想得到自己所要求的产品数量，只能广种薄收，这也需要勤。正如《太上灵宝元阳妙经》说：“又如鱼母，多有胎子，成就者少。又如果树，花多实少。”[15]只有勤才能补充这些被自然淘汰的动植物，才有可能获得丰收。《太上大道玉清经》说：“三阳之时，善役调牛，钩引悬树，陡捍绵密，踏乘通淳，加以好粪；次选良种，治择芜秽，温湿宜之；然后调树，芸耗秀碑，牵护苗根，晨夕看视，无令六畜侵食践蹋。如是苗子三月假生，萎蔚繁盛，水陆通美，无有赘舱。凉秋结实，高下通熟。即命伟仆收藏财积，藏吏监守，不令余耗，唯供食用，储备盈长，家给丰足，如是良农，终卒获利，不可称量。”[16]这段话既说明了农事活动的步骤，也说明了农业必须以勤为保障。道教主张报应说，认为天人之间通过气相互交感，有多少付出则有多少回报，因为人在劳动过程中所付出的精气神会被对象所接受，导致两者感通，如果农民越勤，付出的精气神越多，回报也会越多。这在《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经解》中说得很详细。

三、因时因地而作的“时宜”、“土宜”观

　　早在我国原始农业时期，人们已经关注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初步形成了农时的观念。农时概念早在原始农业时期就已经产生，但其文字记载最早体现在《夏小正》这一首诗中，此诗的农事安排类似于后来的《月令》。《月令》把一年分为四季，每一季分为三段，分别根据不同的物候现象安排农事、蚕桑、畜牧和虞衡工作。这具有非常明显的“时”的意义。有关农时的把握，最早来源于《尧典》中用“历正”立杆测影以定四季的神话，今天的华表就是立杆测影用的图腾柱。《易经》本于推断人事吉凶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强调农业生产与天时、地利之间的关系，强调不误农时，对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精耕细作的农业形成以后，“农时”不仅受到农民的重视，哲学家也日益关注“时”的含义及其形成，以及不误农时的重要性。《诗经》、《考工记》、《洪范》、《礼记》、《荀子》、《孟子》，尤其是道家的《淮南子》、《吕氏春秋》和《管子》等十分强调农时的重要性。到了道教产生时期，我国精耕细作的农业已经定型并走向成熟，所以道家、道教经典中也十分重视“农时”，从《吕氏春秋》开始，其中的“时”不仅具有“时令”之意，而且扩展到了客观条件、环境、时机等含义。《淮南子》将“时”与“机”等同起来，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机”既包括天和地所给予的外在时机，也包括生产对象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生机”。在《太上妙法本相经》中这种“农时观”也十分强烈，但它似乎只涉及到天地所给予的外在时机，不讨论生产对象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生机”。它说：“若时旱就于下田，若时水就于高田。”所以，此经典还重点介绍了利用天气变化和风变来把握农时时机的方法，就天气变化而言，它说：“锦云不润，高垂无泽，浩浪方平，风厉必溢，天声殷殷，其雨必谤，月离日云，雨必降之。”[17]这段话说明观察天象以预测天气变化的情况。它还继承了我国早已有之的“八风说”，用来指导人们把握农时。八风，一说为八方之风，在《吕氏春秋》、《淮南子》、《说文解字》、《左传。隐公五年》等著作中都有记载。另一说即为八种季候风，在《易纬通卦验》中记载有：“八节之风谓之八风。立春条风至，春分明庶风至，立夏清明风至，夏至景风至，立秋凉风至，秋分阊阖风至，立冬不周风至，冬至广莫风至。”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将物候与“八风”结合起来，它说：“尘青则风青，尘白则风白，尘赤则风赤，尘黑则风黑，尘黄则风黄。若立春风动，百草涤布阳气，一切方物，悉有条动之意，即名为条风。至春分，动作之物各有萌形，明有庶冀之仪，故名为明庶风。若立夏，一切受春阳之焉，各有青青之质，明有结叶之成，故名为青明风。夏至炎阳甚极，暑热盛矣，故名为景风。至立秋，炎阳极歇，阴道践阶，有色变之系，凉冷之貌，故名为凉风。若秋分，以春夏长，秋茂结实，乾官之中，检校功德，彰效之益，从昌阐而兴，故名为昌园风。至立冬草木结，白霜落，方物不侍而行，使阴逼阳，寒厉，百草焦枯，松柏色变，人民愁惨，皆有不足之貌，故名为不周风。若冬至阴极绞结，百草援折，天下雪白，荡垄坟灭，旷荡厉厉，无所承均，度数更始，百师初缘，广兴天功，无物不然，故名为广莫风。春为谷风，夏为景风，秋为凉风，冬为凄风。”[18]另外，此经典还有一个突出的地方就是告诉人们不能纯粹靠等待时机，要有人定胜天的思想和与天地斗的行动，它说：“譬作田耨，恃天而雨者，将不遂其愿，不如先治渠堪，引水溉灌，定可获也。”[19]这些话对鼓舞人们战胜自然灾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经典除了强调“时宜”外，对“土宜”也非常重视。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诗经》、《禹贡》等诸子百家著作中均有十分明显的“土宜”思想，强调在把握土地类型、性质和肥力基础上进行农业生产。后来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管子》、《汜胜之书》等无不涉及“土宜”思想。所以在此经典中也说：“若世旱就于下田，若时水就于高田，若地墟浓则密种之，若地痦薄则希种之，相地授种，必获所愿。”[20]这里明显指出了根据地势高低、水流方向、是否向阳等因素来决定不同季节的农事活动，也指出了两种不同肥力土地的不同耕作方法，尽管此方法不一定正确，但还是对土壤肥力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最后明确指出“相地授种，必获所愿”，突出“土宜”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四、工具和过程相结合的农业技术观

　　早在老庄的著作中，就以“自然无为”为宗论述了科学技术产生的机制及其对社会发展、人的心性发展的影响，阐明了他们对待科学技术进步的主张。道教虽仍以道家思想为宗，但已从“自然无为”过渡到“自然无为”和“络马首”思想并存，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比道家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所以说“道教是世界上唯一不极度排斥科学技术的宗教”。就其所论生产经营中使用科学技术而言，它说：“譬如作船，非水不行，譬如伐木，非斧不尅，譬如钻火，非木不得，譬如深井，非索不获。置谷臼中，坐视不春，岂得精之？”[21]这里所说的船、斧、绳索、臼，无一不是农业生产所需工具，突出了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然后再以打鱼为例说明了生产工具使用的过程，它说：“譬如人海采于众宝，先知投简名刺之法，牢船铁，深帐帆，设轩之诣宝所缀沉，浮船乃发，沙石炮炉，营坟煎取，若多若寡，来往莫蹶。”[22]如果没有这些工具和操作过程，打鱼的效果是不可想象的，这里也同时指出了使用工具必须是健全完好的工具，否则也会使整个生产过程无法顺利进行。它说：“譬如漏船渡水，水满必役，湍浮广水，中流必沉。”[23]在“人海采宝，不投简刺，舟船必翻”[24]中说明了从事生产必须做到有条不紊。这里仅仅以海上作业为例说明使用工具的重要性，但作者后来又以农业生产过程为例说明其农业技术观，它似乎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做到以多种取胜，它说：“譬如种之根苗，一株之果，不如方根之多，是故真人以多种，故得为多某报。”[25]这种以多取胜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中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开垦的田地增多，才能为轮作技术打下基础，为保护和提高土地肥力，做到“地力常新”提供物质基础，所以土地轮作制也被它所重视，它说：“譬如佃田，随种而种，因种而生，若改其种，则改种之。是故一地可易百种，而况一封改绝乎？”[26]这里就是说明当时的土地轮作制已经达到“一地可易百种”的技术水平，而且极力推荐这种土地轮作制，它说“而况一封改绝乎”，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在种植作物时，即使土地具有一定的肥力，但由于连续耕种，可能导致土壤肥力难以满足农作物的需要，所以重视择肥力较强的土地而种，或者肥料的施放，特别是讲求施肥的最佳时期。从此经典来看，它最重视施足底肥，认为施足底肥是农作物具有充足底气之根源，它说：“譬如肥生，以内居脂则肤肥妍。松柏所以经冬不零，以膏处其内；竹木所以遭霜不彤，以衣在其里。”[27]所以要想农作物具有抗风、抗寒能力，必须使其具有“内居脂则肤肥妍，膏处其内，衣在其里”的体征，而具有这种体征的基础就是施足底肥。作物种好之后，在其生长过程中不可刻意人为干预。对动物饲养要有爱心，要把握其物性，适当地使用和调养，才能永保其健康无恙。它说：“骐骥日涉千里无疲劳，驴行三百筋肉碎裂。”对农作物要做到深根固叶，它说：“深其根，固其叶，老而不衰。是以圣人贵于深根，重于固叶。”[28]“深根固叶，永无拔期。若种植危根，其叶必悴，花亦俱落。”[29]同时强调在深根固叶的基础上努力搞好中耕，松土除草，使农作物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所以它也十分重视中耕技术，它说：“麻有大质，止器不躯，惨地虽多，失其丈质，泽良侠墟，前缩希稠，锄绊秽类，耨其异党，除长去锄，骨坚皮厚，祈循纤理。”[30]这里就指出了中耕的要点在于“锄绊秽类，耨其异党，除长去锄”。只有“但深其根，离落四面”[31]，才能获得“则可成林，责花得花，责果得果，丰饴饥乏，足以济物”[32]的良好收成。只有在选种、施肥和细心呵护的基础上，才能有“纯和之国信道，中有异食，名自然天厨更米，长七寸，一种九收。其土有酒泉，七里一池，其味如酒蜜，甘美香滑，饮之醉饱，不更有厌。亦有果山，高三百丈，长四千里，广六十里”[33]，丰衣足食的人间仙境出现，所以道教中的人间仙境无非就是农民辛勤务农的结果。

五、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观

　　原始游牧农业时期，人们为了生存往往目光短浅地采取涸泽而渔的生产方式。随着定居生活方式的产生和生产经验的丰富，人们才慢慢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对于定居生活的重要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著述大都严格禁止了赶尽杀绝似的生产，鼓吹“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鰌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以及“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34]。强调自然的生态平衡，认为人力和天力或对自然的“用”和“养”之间需保持一定的张力。道家著述也是如此，例如《管子》主张以物制物保持生态平衡，反对人类过度破坏；《吕氏春秋》因提出“人亦为物、圜道、贵因论”等思想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生态农业模式；《淮南子》的保护性生态农业模式。后来的道教在思想上也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生态观，例如，《南华真经注疏》就注意到生物链的作用，《太上感应篇》中的禁忌论和因果报应说也具有生态思想。

　　《太上妙法本相经》强调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生态性，它说：“若好探巢取子卵，翻覆样案，报之以孤独；若好捕鱼弋竭，世犯王法，刑狱囚徒，刀兵市死；若好捕鹰，笼继（羁）鸟兽，缝鸽眼目，报之以无目；若好斩截鸟兽脚足，报之以痹隆。”[35]这段话利用宗教的报应说从反面阐述农业中维护生态性之方法，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禁止“探巢取卵”、“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等鼠目寸光的做法，也就是句中所说的“好探巢取子卵，翻覆样案”和“好捕鱼弋竭”等，告诫人们不要过度猎获自然之物，对自然造成毁灭性的断层破坏，寥寥几字说明了“探巢取卵”、“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危害性和所受之报应。其二是对自然的动植物要有爱心，要站在“人亦为物”的思想角度去对待自然动植物，否则也会遭到自然的报应。如果按照句中所说的“好捕鹰，笼继（羁）鸟兽”、“缝鸽眼目”、“好斩截鸟兽脚足”三种情形去做，这明显违背了道教向善的旨意，会遭到道教的反对和禁止，同时，由于残害动物尤其是残害农业益鸟，会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从而遭到人们的反对，按照“同类相感”的原理，此人会遭到受害动物同类的报复。

　　它在文中还说：“吾见外道养虫而遣吐其绫锦，不期虫老化蝙，蝙化为蛾，蛾生其子，渐渐滋泛，叶不能供，周年递岁，不能生吐绫锦，正见滋泛，谓之神乎，献祭祈请，绫锦永不可得。”[36]要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能过度进行某一种甚或是某几种生产，不能超过大自然的承载力去生产，否则也会带来劳而无功的后果。此句首先说明蚕一生的繁衍过程，说明了蚕的“渐渐滋泛”，如果不在其增长过程中加以适当的控制，超过桑叶的供应水平，就会达到“叶不能供”，导致蚕的饥馑，由于蚕的饥馑，故而“周年递岁，不能生吐绫锦，正见滋泛，谓之神乎，献祭祈请，绫锦永不可得”。所以我们进行农业生产时，始终要注意一个“度”，即大自然供给能力的“度”。尽管人有其主观能动性，但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一定时空内也受外在客观条件制约，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始终要注意与自然的承载力保持协调。

注释：

　　[1]参见盖建民：《道教农道合修思想考论》，《哲学研究》2010年第1期。

　　[2]汤一介主编：《道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1页。

　　[3]《敦煌道藏》，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第4册，P.2396号抄本，第1746页。

　　[4]《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第24册，第869页。

　　[5]《敦煌道藏》第4册，第1767页。

　　[6]《道藏》第24册，第870页。

　　[7]《道藏》第24册，第872页。

　　[8]《敦煌道藏》第4册，P.2388号抄本，第1815页。

　　[9]《道藏》第24册，第867页。

　　[10]《道藏》第24册，第860页。

　　[11]《敦煌道藏》第4册，第1775页。

　　[12]《敦煌道藏》第4册，第1771页。

　　[13]《敦煌道藏》第4册，P.2388号抄本，第1824页。

　　[14]《道藏》第24册，第868页。

　　[15]《道藏》第5册，第932页。

　　[16]《道藏》第33册，第353页。

　　[17]《敦煌道藏》第4册，P.2388号抄本，第1831页。

　　[18]《敦煌道藏》第4册，P.2388号抄本，第1821页。

　　[19]《道藏》第24册，第862页。

　　[20]《敦煌道藏》第4册，P.2388号抄本，第1827页。

　　[21]《道藏》第24册，第868页。

　　[22]《道藏》第24册，第861页。

　　[23]《道藏》第24册，第861页。

　　[24]《道藏》第24册，第861页。

　　[25]《敦煌道藏》第4册，S.2122号抄本，第1782页。

　　[26]《道藏》第24册，第862页。

　　[27]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5册，第28页。

　　[28]《敦煌道藏》第4册，第1775页。

　　[29]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5册，第30页。

　　[30]《敦煌道藏》第4册，P.2388号抄本，第1819页。

　　[31]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5册，第30页。

　　[32]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5册，第30页。

　　[33]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5册，第30页。

　　[34]叶绍钧选注：《荀子》，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93页。

　　[35]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5册，第28页。

　　[36]《敦煌道藏》第4册，P.2388号抄本，第1826页。

来源：《经济史》2012年第4期

　　【作者简介】尚衍斌（1958—  ），男，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关键词】元代农学家；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

　　《农桑衣食撮要》（又名《农桑撮要》、《养民月宜》，以下简称《撮要》，不再注明）是一部按月令记述我国各族人民农事活动的农学专著。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讨论鲁明善的农业思想、作者生平及其家世、该书在农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很少有人将其与元代其他农书加以比较分析，笔者试图在这方面做些尝试，文章主要聚焦以下诸问题。

一、《撮要》成书的时间、地点和原因

　　据张栗的序言，《撮要》完成于元仁宗延祜元年（1314），首刊于安丰（今安徽寿县）。王毓瑚先生在校订《撮要》的引言中明确指出：“本书在元代至少有延祐甲寅（1314）原刊本和至顺元年（1330）重刻本两种本子”。[1]元代文人虞集在《神道碑》中载谓：其在安丰，“修农书，亲劝耕稼；从义役，而民力始均”。[2]而《成化中都志》卷6《名宦传》则称：“鲁明善元时出监寿郡，编集《农桑撮要》，传于世”。笔者研究认为．鲁明善自延祐元年（1314）至延祐四年（1317）间出任安丰路下辖的寿春县达鲁花赤，此书应在这一时期编撰而成。安丰路及其下辖的寿春县均属河南江北行省，该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与江南及北方有一定差异。以往农书，诸如《汜胜之书》、《四民月令》和《齐民要术》大多介绍黄河流域的情况，而鲁氏这部书在寿春写成，主要讲解淮南地区的农事活动，这里比较靠南，农作时令与黄河流域的情况自然有所区别。例如种麻，《齐民要术》上说：“夏至前十日为上时，至日为中时，至后十日为下时”。也就是说应在农历的五月份种麻。可是，《撮要》却说“二三月皆可种之”，而且还说“宜早，不宜迟”。又如《汜胜之书》说“二月注雨可种芋”，《辑要》引《务本新书》也说“二月种为上时”。但《撮要》中却将“种芋秧”列在正月里，并且说“候发出三四叶，约四、五寸高，于三月间移栽之”。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兹不一一举不。所有这些时间上的差异，是由于各地农事活动季节的不同而决定的。众人皆知，茶主要产于江淮以南及福建等地。东鲁王祯引《四时类要》记载说：“茶熟时收取子，和湿土拌匀，筐笼盛之，……至二月中，出种之树下或北阴之地。”[3]而鲁明善《撮要》并未强调茶树要延至次年二月栽种，这或许与淮南地区冬天的气候特点有关，因此仅言“种茶，宜斜坡阴地走水处”，不然，“水浸根必死”。[4]水牛是江南地区常见的牲畜，在农业生产中发挥较大作用。鲁明善对其生活习性十分熟悉，他说“水牛夏间下水坑不司触热，冬间要温暖切忌雪霜冻饿”。[5]根据《撮要》所记内容和其他相关信息，我们有理由相信：延祐兀年（1314）至延祐四年（1317）间，鲁明善在安丰路的寿春县编成此书。

　　那么，鲁明善何以编撰《撮要》？这是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元朝统一全国后，受重视发展农业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忽必烈即位之前，开始注意到游牧贵族一直忽视的农业问题。姚枢成为元朝常设专职的第一位劝农使。他身至八州各县，“教使劝农”，传达忽必烈重视农业的意旨。姚枢的劝农活动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若干年后，其侄姚燧记载说：“凡今关中桑成列者，皆所训植”。[6]忽必烈即位后，于中统二年（1261），任姚枢为大司农，以后中央政府设立了“劝农司”、“司农司”、“大司农司”等机构，具体负责“农桑、水利、学校、饥荒之事”。[7]在地方上，各道设提刑按察司（后改肃政廉访司）监管劝农事，道以下路、府、州、县官，皆以本职监管劝农事。元朝政府还明令规定黜陟或考核官员要以督农勤惰而定。元代文人胡祗通在《论司农司》一文中载谓：“农官按治司县，供报簿集数目，似为又功，核实农人箧笥仓廪，一无实效”。[8]由此可以判断，劝农官的政绩以农人仓廪内粮食的多少而定。随着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总结和推广生产经验便成为可能。自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以后，各种体裁的农书相继问世。主要有官修的《农桑辑要》（至元十年编纂）、《农桑杂令》，私撰的有王祯的《农书》（1313年成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1314-1317年间编成）、罗文振《农桑撮要》、苗好谦《栽桑图说》（1318年成书）、汪汝懋《山居四要》、陆泳《田家五行拾遗》（不详）、修延益《务本直言》、刘宏《农事机要》（不详）、桂见山《经世民事录》、俞宗本《种树书》等，[9]其中影响较大，并且流传至今的有《农桑辑要》、《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三部书。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十二部农书，能够断定其成书年代者共四部，其中三部已然出自仁宗朝，这一现象非常值得研究。学界通常把皇庆、延事占年间所推行的“儒治”视作元仁宗的“新政”。元末士人回忆起1310年代，或曰“我朝重儒，于斯为盛”，或曰：“尊尚儒学，化成风俗，本朝极盛之时”。[10]这在当时应是很普遍的看法。毋庸讳言，仁宗、英宗二朝的儒治，给蒙元制度和政治文化留下若干不容忽视的成果：第一，仁宗时编就、英宗朝颁定的《大元通制》，是元朝第一部具有法典性质的行政、刑事、民事等法规总集；第二，科举制的推行则赋予这个王朝更多的正统性；第三，理学从那时起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第四，元成宗以来官僚机构大幅度膨胀和升格的趋势有所抑制；第五，御史台督察朝政的功能在儒治风气激发下显著加强；第六，延祐经理的结果和英宗的“助役法”，也在部分地区发生效率。[11]凡此种种，均为农书的编撰和刊布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和难得的机遇。

　　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上御嘉禧殿，集贤大学士邦宁、大司徒源进呈《农桑图》。此书“实臣源建意，令臣叔谦因大都风俗，随十有二月，分农桑为廿有四图，因其图像作廿有四诗，正《豳风》因时纪事之义。又俾翰林承旨臣阿邻帖木儿用畏吾儿文字译于左方，以便御览。”[12]据此可知，《农桑图》不仅图文并茂，还被阿邻帖木儿翻译成畏兀儿文。至于进呈农书一事，《元史·仁宗纪》有载，只是书名和进呈时间与赵孟頫所记略异：延祐五年“九月癸亥，大司农买住等进司农丞苗好谦所撰《栽桑图说》，帝曰：‘农桑衣食之本，此图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间”。[13]《农桑图》与《栽桑图说》是否为同一本书，值得进一步探讨。它们得以在延祐五年刊布，并且得到元仁宗的肯定，说明当时重农风气之盛。

二、《撮要》的内容和特色

　　至于编撰《撮要》的目的，根据鲁明善的幕僚张栗记载，是因为以往的“务农之书，或繁或简，田畴之人，往往多不能悉；有司点视虽频，劳而寡效”。[14]当时情况的确如此，元初（至元十年）官修《农桑辑要》，共7卷，全书6万多字，实际上是一部历代农书的资料摘抄汇编。尽管如此，这部书在当时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从书中所收农作物的种类，所述的耕作方法，所反映的气侯特点，尤其是所转引的资料看，该书内容主要局限于北方区域的痕迹至为明显。[15]鲁明善本人说自己编书的目的是“钦承上意，而教民务本也。凡天时地利之宜，种植敛藏之法，纤悉无遗，具在是书”。[16]毫无疑问，身为寿春县达鲁花赤的鲁明善响应政府“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17]的号召，为了便于敦促和指导当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才编写此书的。关于《撮要》其书，历来的评价都是很高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明善此书，分十二月令，件系条别，简明易晓，使种艺敛藏之节，开卷了然，盖以阴补农桑辑要所未备，亦可谓能以民事讲求实用者。”又说：《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二书，“一辨物产，一明时令，皆取其通俗易行。”王毓瑚先生在《撮要》的引言中说：鲁明善的这本书，“是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比较最古的一部月令体裁的农书了”。[18]这些观点都是很正确的。

　　同《农桑撮要》和《农书》相比，鲁明善《撮要》对农事活动的讲解更加明晰、生动，这或许是其能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全书篇幅适中，便于庄稼人阅读，全书分上、下两卷，共约11000多字，但记载的农事活动却有208条，内容非常丰富。笔者查检此书，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作者记述的农作物或农事活动大多发生在江淮地区。水牛，一般生活在南方，鲁明善对它的生活习性十分熟悉。他介绍说：“水牛夏间下水坑，不可触热，冬间要温暖，切忌雪霜冻饿。”安丰路位于河南江北行省的东南部，主要生产稻、麦。此外，这里的水资源丰沛，便于饲养水禽。《撮要》中的“盐鸭子”、“修池塘”、“收鸭鹅蛋”、“耘稻”、“插稻秧”、“浸稻种”、“犁秧田”、“收小麦”、“耕麦地”、“八月种大麦小麦”、“晒小麦”，十月“耘麦”等条目即为显例。江淮地区，竹、笋较多，《撮要》涉及竹、木栽培的条目有：四月“做笋干”、“煮新笋”，五月“移竹”，八月“锄竹园”。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元代农学家王祯记载说：茶的生产，“闽、浙、蜀、荆、江湖、淮南皆有之，惟建溪北苑所产为胜”。[19]这段话尽管是从前代有关著述中引用的，但对元代大体是适用的。[20]河南行省下属的庐州路（今安徽合肥）设有榷茶提举司，说明当地亦产茶。庐州路六安州（今安徽六安）出产的六安茶，是当时的名茶之一。[21]安丰路位于庐州路的北面，同属河南江北行省管辖，两地相距不远，理应产茶。《撮要》涉及茶树种植及茶叶加工的记载就有“种茶”、“摘茶”等。

　　从以上列举的资料看，鲁明善不仅介绍农业生产具体措施，还特别强调如何收到良好效果。如“收小麦条”说：“麦半黄时，趁天晴着紧收割，过熟则抛费。每日至晚，载上场堆积，农家忙并，无似蚕麦，若迟慢遇雨，多为灾伤；又秋天苗稼，亦误锄治。”这些话不仅简明易懂，而且态度亲切、和蔼，达到了循循善诱的目的，应该说鲁明善是一位关心民生，处处为民众着想的地方官。

　　其次，鲁明善还特别关注蚕桑生产经验的总结和传播。全书反映农事活动的纪事共二百零八条，其中记载养蚕和栽桑内容的约十条，诸如“栽桑树”、“修桑”、“修蚕屋”、“织蚕箔”、“压桑条”、“养蚕法”、“斫桑”、“栽桑”、“浴蚕连”、“捣磨干桑叶”等，表明鲁明善对蚕桑业的生产非常重视。元代有“桑叶可饲蚕，有数种”[22]的记载。养蚕需要桑叶，必须要种植桑树。因此中国古代常以“农桑”并称，元代自然也不例外。鲁明善记载说：栽桑要“掘坑深阔约二小尺，却于坑畔取土粪和成泥浆，将桑根埋定，再用粪土培壅，微将桑栽，向上提起，则根舒畅，复用土壅与地平，次日筑实，切不可动摇，其桑加倍荣旺，胜如春栽”。[23]若非作者亲身实践或亲眼目睹桑树种植的全过程，恐怕很难写出如此详细、完备的栽种流程。鲁明善在其农书中，既不引经据典，也不咬文嚼字，而是简明扼要地记下一种（或两种）在本地区现时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作的评价：“明善此书，分十二月令，件系条列，简明易晓，使种艺敛藏之节，开卷了然，盖以阴补《农桑辑要》所未备，亦可谓能以民事讲求实用者矣！”

　　复次，元代是继唐朝之后中外文化交流的又一盛世，随着域外民族大量涌人中国内地，他们陆续将本地盛产的农作物、蔬菜、瓜果种子播撒到中国的土地上，丰富了我国农业物产的品种。有学者将《齐民要术》与元代的三部农书所记载的农作物粗略加以比较，发现新增加的作物种类约有50多种，说明从公元6世纪到14世纪的800年间，植物栽培在我国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从国外引进的一些作物开始在黄河流域得以种植和推广，如菠棱（即菠菜）、莴苣、菪蘧、茴香、罂粟等，更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24]笔者将王祯的《农书》同鲁明善的《撮要》两相比较后，两书均予记载的品种如下：（1）谷物类：黍、粟、水稻、大小麦、豌豆、胡麻、麻；（2）瓜类：甜瓜、西瓜、冬瓜、菜瓜、瓠、芋、萝卜、茄子、姜、莲藕；（3）果类：梨、桃、杏、枣、栗、桑椹、柿、石榴、木瓜、银杏；（4）蔬菜类：黄瓜、葫芦、莙荙、芹、蓝菜、莴苣、菠稜、葫荽、韭、葱、蒜、菌子、芥等；（5）其他：苎麻、木绵、茶、枸杞、紫草、红花、蓝。

　　上列农副产品中的胡麻、西瓜、石榴、莙荙、菠稜、葫荽、木绵、红花均属舶来品，学界已有定论，且有专门著述予以讨论，可资参考。[25]此外，《撮要》中提到的葡萄种植技术，造酪、造酥酒、晒干酪、制作米醋、老米醋、麦醋、莲花醋的方法，虫不蛀皮货、虫不蛀毡毛物的良方，以及收羊种、防治羊的疥疮、口鼻疮、茧蹄等病症的措施，在王祯的《农书》和官修的《农桑辑要》中均不见记载，可视作鲁明善的创新之处。《撮要》一书充分反映了不同地区，乃至各民族的农、牧业生产经验，这应与鲁明善的畏兀儿族属以及其生于高昌，长在汉地的双重文化背景不无关系。

　　葡萄原产西域，汉代传至内地，有元一代才得以较大规模地种植。[26]王祯《农书·果属类》未见“葡萄”条，不知何因？鲁明善生在高昌，此地盛产葡萄。高昌回鹘时期，这里除葡萄外，还盛产杏、桃子、石榴、等水果。[27]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涉及农产品和园艺业的词汇很多，其中有“葡萄园”、“葡萄酒”、“葡萄园丁”[28]等，说明在宋元时期，高昌已经是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制的重要基地。鲁明善理应熟谙葡萄种植技术，他在介绍如何“插葡萄”时说：“预先于去年冬间截取藤枝旺者，约长三尺，埋窖于熟粪内。候春问树木萌芽发时取出，看其芽生，以藤签萝卜内栽之。埋二尺在土中，则生根。留三、五寸土外，侯苗长，牵藤上架。根边常以煮肉肥汁放冷浇灌，三日后，以清水解之。天色干旱，轻锄根边土，浇之。冬月。用草包护，防霜冻损，二、三月间皆可插栽”。[29]俞希鲁的《至顺镇江志》卷4《土产类》亦记葡萄，并注明本路所供“舍里别”，即由葡萄所造。[30]说明至顺年间，镇江路已种植葡萄。

　　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元朝以前，中国内地不产棉花，棉花从境外传人。棉花传人有两条途径，一条由中亚传人今天的新疆，再传人内地。经由这条线路传来的棉花是非洲棉（即草棉。）[31]另一条由南方传人，即经海南传人福建、广东，再传到江浙一带。这一路传来的棉花是亚洲棉（即中棉）。[32]也有学者考证指出，“金朝的河间府已种植棉花，亦即宋金时的棉花种植已越过黄河，明代的丝麻和棉大致仍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直到经历明清之际的战祸后，棉花才占主导地位”。[33]然而，据金元时期成书的各种行记所提供的资料来看，当时的北方人似乎并不知道棉花为何物。金兴定四年（1220），礼部侍郎吾古孙仲端奉金主诏出使北朝（即觐见西征的成吉思汗），著名文人刘祁将其见闻记录成册，名曰《北使记》。刘祁在描述中亚民族衣着情况时说：“其俗衣缟素，衽无左右，腰必带。其衣衾茵幕悉羊毳也。其毳植于地”。[34]羊毳，即细羊毛。能种植于土壤内的羊毛，应指棉花。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说：阿里马城（今新疆伊犁一带）出产一种棉织品，当地人称作“秃麻林”，“盖俗所谓种羊毛织成者。时得七束为御寒衣。其毛类中国柳花，鲜洁细软，可为线为绳为帛为绵”。[35]刘郁的《西使记》称：“垄种羊出西海，羊脐种土中，溉以水，闻雷而生，脐系地中，及长惊以木，脐断啮草，至秋可食，脐内复有种”。[36]关于“垄种羊”的信息，还见于耶律楚材的诗作。他在《湛然居士文集》卷6《西域河中十泳》吟诵日：“漱旱河为雨，无衣垄种羊”。[37]此外，他在《赠高善长一百韵》中又云：“西游几万里，两鬓今苍苍。西方好风土，大率无蚕桑。家家植木棉，是为垄种羊”。[38]很显然，耶律楚材笔下的“垄种羊”是“木棉”的别称，笔者认为这首诗极可能是他返回内地，并具备棉花的相关知识后写成的。王国维先生认为，刘郁所记“垄种羊”并非指木棉。[39]实际上，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中亚盛产棉花以及当地人身着棉布衣的事实，耶律楚材在成书于1228年的《西游录》中亦有表述：寻思干（即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颇有桑，鲜能蚕者，故丝茧绝难，皆服屈晌”。[40]关于“屈晌”一词，佛经《翻译名义集》卷7《沙门服相篇》亦曾述及，认为是由木棉花心织成的大细布，不确，应指棉布。耶律楚材吟诗曰：“屈晌圆裁白玉盘，幽人自剪素琅歼”。[41]

　　以上征引的诸家资料表明，金末元初的人们很可能还不了解棉花的种植及生长情况，所以才会认为“秃麻林”是由“种羊毛”编织而成。尽管如此，他们已经注意到这种种植在地下的“羊毳”或“垄种羊”的特性，诸如“其毛类似中国的柳花，鲜洁细软，可以制作成线、绳、帛、绵诸物”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羊毳”种在地里并能生长出类似内地柳花的传闻完全不靠谱，但它不止一次地被当时的文人竞相载入史文，恰好说明在刘祁、刘郁兄弟生活的时代，棉花还没有大规模地在北中国种植。这种情况，到了元代才得以改善。陈高华先生研究认为：至迟在13世纪中叶，中亚的棉花已经传人关中平原。[42]江浙行省的浙西嘉兴、松江一带都种植棉花，[43]但江南尤其是江东地区（包括今江苏西南部及江西东部）棉花种植的情况并不多见，值得探讨。在棉花栽培技术传播方面，畏兀儿人的作用不可小视。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畏兀儿人燕立帖木儿出任西乡（今陕西西乡）达鲁花赤，他“暇则出城劝课农桑，……至于畜牧种树，取古人之遗法，及今之见行者，丁宁教民，不违其时，又以邑民不知种木棉之利，自兴元求子给社户，且教以种之（疑为“植”字——引者注）之法，至今民得其利，而生理稍裕”。[44]而哈喇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和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早已产棉，当地人对“棉布”，“地里的棉花”和“未经纺织的棉花”分别以不同的名称予以辨别。[45]因此，原先定居上述地区的畏兀儿人，早就熟悉种棉织布之法。西乡隶属兴元路，兴元路在陕西行省西南部，治南郑，今汉中。可见在此以前棉花已经传到南郑（兴元即指南郑），至此又由燕立帖木儿引入西乡。身为畏兀儿农学家的鲁明善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在传授棉花种植技术时说：

　　（三月）先将种子用水浸，灰拌匀。侯生芽，于粪地内每一尺作一穴，种五、七粒，侯芽出 时，稠者间去，止存旺苗二、三窠。勤锄常时，掐去苗尖，勿要苗长高，若苗旺者，则不结，至八月间收绵。[46]

　　鲁明善以上所言是否真实可信？我们有必要求证于王祯《农书》的记载：

　　（夫种木绵）至谷雨前后，拣好天气日下种。先一日将已成畦畛，连浇三次。用水淘过子粒，堆于湿地上……用少灰搓得伶俐，看稀稠，撒于浇过畦内。将元起出覆土，覆厚一指。再勿浇。待六、七日，苗长齐时，旱则浇灌。锄治常要洁净。稠则移栽，稀则不须。每步只留两苗，稠则不结实。苗高二尺之上，打去冲天心，旁条长尺半，亦打去心。叶叶不空．开花结实。[47]

　　尽管以上援引的资料分别出自两人之手，但其所述棉花种植的流程大致相同，只是鲁明善在文字表述方面更为简洁、明了而已。他们两人都强调棉花种植应遵循以下特点：

　　首先，种植的时间应在农历的三月份。谷雨，位于清明之后，一般为农历的三月初六前后。其二，播种之前，须先将棉种用水浸湿，再用灰拌匀或揉搓；其三，稠则移栽，止存旺苗二、三窠；其四，要勤锄或“锄治常要洁净”；其五，掐去苗尖（又称冲天心），苗高不结实。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王祯和鲁明善记载的棉花种植注意事项，是在内地生产实践基础之上总结而成的。

　　红花，又名“番红花”，是一种香料植物。高昌回鹘地区早已种植。[48]《委兀儿译语》将“番红花”音译“杂夫刺”。[49]元人忽思慧指出：“咱夫阑，味甘平，无毒，主心忧郁积，气闷不散，久食令人心喜。即是回回地面红花，未详是否”。[50]“杂夫刺”或“咱夫阑”是阿拉伯语的汉语音译。[51]鲁明善在《撮要》中两次提到红花：

　　一是二月“种红花”：“种时欲雨，或漫撒、或耧耩，如种麻法。至五月收子便种，晚花秋间八月种亦得，腊月亦可”；[52]一是五月“收红花”：“侵晨采花，微捣细，去黄汁，用青蒿覆盖一宿，捻成薄饼子，晒干收之。勿近湿墙壁，则浥损”。[53]王祯《农书》亦录“红花”条，他指出：“红花，一名黄蓝，叶颇似蓝，故有‘蓝’名。生于西域，张骞所得。今处处有之”。毋庸置疑，红花原产西域，迨至元代，中国南北方已普遍种植。至于红花的种植方法、收花和晒花的注意事项，王祯所记和鲁明善大致相同，只是个别地方略异：

　　（1）种植时间不同，王祯认为应于二月末三月初种植，五月种晚花，七月中摘花；[54]而鲁明善则认为，二月初种红花，五月收花，晚花秋间八月或腊月种均可。之所以产生如此差别，极可能是由于南北地域或气候差异等因素造成的。王祯所论多依据北方的自然条件，而鲁明善则偏重南方，故两人所记稍有不同。

　　（2）在介绍晾晒红花方法时，王祯详于鲁明善。王祯说：“摘取，即碓捣使熟，以水淘，布袋绞去黄汁；更捣，以粟饭浆清而醋者淘之，又以布袋绞去汁，即收取染红，勿弃也。绞讫，着瓮器中，以布盖上，鸡鸣更捣令均，于席上摊而曝干”。[55]平心而论，王祯的表述远不如鲁明善的文字简洁易懂，这或许是《撮要》更受百姓欢迎、并得以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撮要》与民间日常生活

　　若同《农桑辑要》和《农书》相比，鲁明善《撮要》除了按时令记述不同时段的农事活动外，还特别关注民间日常生活必备的副食品加工、衣物保管、养蜂采蜜等知识的总结和传授，即便是在今人看来，这些内容仍不过时，依然珍贵。毛毡制品，是北方或西北少数民族固有的传统工艺，同时期的农书几乎对此鲜有涉及。鲁明善在书中详细介绍“虫不蛀皮货”、“虫不蛀毡毛物”的具体方法：“用莞花末掺之，不蛀。或以艾播于皮货内，放于瓮中，泥封其瓮。或用花椒在内播收亦得”。[56]又，“用莞花末掺之，或取角黄，又名黄蒿，五月寿角晒干布撒，或毛物毡内捲收之，则不蛀”。[57]众所周知，农历四月，江淮地区逐渐进入梅雨季节，衣物、尤其是皮衣、毛毡类生活用品极易发霉变质，难以保存。鲁明善建议将“莞花末”、“艾”、“花椒”和“角黄”（又名“黄蒿”）播入皮货或毛毡内可预防虫蛀。笔者查检《〈本草拾遗〉辑补》、《千金翼方》、《本草纲目》等相关记载，“莞花”，又名“芫花”，为瑞香科植物芫荽的花蕾，具有辛香驱虫的作用。艾草，为菊科植物，因其具有一种特殊的芳香气，又名“艾纳香”。我国自古有在农历五月初五将艾悬于房门上方以避邪祛秽的民俗。[58]而“花椒”为芸香科植物草椒或花椒的果实，具有温中散寒，杀虫止痒的功效。[59]倘若鲁明善对上述植物的属性和功效全然不知，则很难提出以上独到的识见。当然，我们也无法排除这种见解得益于民间经验传承的可能性。

　　在中国古代，当时令进入农历九月，人们开始腌制蔬菜，以便冬季食用。鲁明善十分关注这一问题，他在《撮要》中详细介绍了“腌芥菜”、“腌藏诸般菜”、“藏姜”、“腌萝卜”、“腌咸菜’’的方法，充分体现了作者关注民生的人文情怀。为便于分析，现将其“腌咸菜”的文字引录于兹：

　　白菜削去根及黄老叶，洗净控干，每菜十斤，盐十两，用甘草数茎放在洁净瓮盛。将盐撒入菜丫内，排顿瓮中，入莳萝少许，以手实捺至半瓮，再入甘草数茎。侯满瓮，用砖石压定。腌三日后，将菜倒过，拗出卤水，于干净器内另放。忌生水，却将卤水浇菜内。侯七日，依前法再倒，用新汲水淹浸，仍用砖石压之。其菜味美香脆。若至春间食不尽者，于沸汤内灼过．晒干收贮；夏间将菜温水浸过，压水尽，入香油匀拌，以瓷碗盛顿，饭上蒸之，其味尤美。[60]

　　上引资料详细介绍了腌制白菜的全过程。主要用料除白菜和盐外，还提到“莳萝”和“甘草”等辅料。美国学者谢弗研究认为，“莳萝”在唐代已经传人中国内地。相传，此物产自波斯。、“莳萝”的汉文名称首见于《海药本草》，有学者认为它不是梵文“jira”的译音，就是中古波斯文“zira”的译音。[61]元人对其性味已多所了解，成书于天历三年（1330）的《饮膳正要》记载说：“莳萝，味辛温，无毒，健脾开胃，温中补水藏，杀鱼肉毒”。[62]显然，腌白菜时加入“莳萝”，是为了提味。在元代社会生活中，盐、酱、醋、油、蜜是食品加工时不可或缺的调味品。除了用盐腌制各种咸菜外，人们还用它腌制咸鸭蛋。鲁明善记载说：农历十一月可以腌鸭蛋，具体方法是：“自冬至后至清明前，每一百个用盐十两，灰三升，米饮调成团，收干瓮内，可留至夏间食”。[63]鲁明善笔下的醋种类较多，有麦醋、老米醋、米醋、莲花醋，作者分别介绍其制作方法、注意事项，语言简洁，极易掌握。请看“做米醋”的方法：

　　（六月）用籼谷三斗，每日换水，浸七日。蒸熟摊开，合成黄予，曝晒干极，三伏内以糙糯米一斗五升，水略浸，蒸熟侯冷，以谷黄捣碎，拌和蒸熟糯米。缸底先用蓼子数茎，然后入缸内。用水五升，上又用蓼子数茎，以米糠盖之，密糊封闭一月，然后剪出，用乌梅数个，盐少许，同入缸内，煮数沸，泥封收贮。切忌生水、湿器盛顿。[64]

　　据以上记载，制作“米醋”的主料是籼谷和糯米，辅料为蓼子、乌梅、盐等，经过水浸、密封和煮沸等工序制作而成。鲁明善以较多笔墨介绍多种醋的加工方法，说明醋在当时人们的饮食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忽思慧在论述醋的性味时说：“醋，味酸温，无毒，消痈肿，散水气，杀邪毒，破血运，除症块坚积。”又说：“醋有数种：酒醋、桃醋、麦醋、葡萄醋、枣醋，米醋为上，入药用”。[65]正因为米醋具有如此神奇的医学疗效，鲁明善才会一一介绍其制作方法，其良苦用心就不难理解了。

　　忽思慧在《饮膳正要》卷2《诸般汤煎》中，列举了很多食方，其中多处提及应添加“白沙蜜”、“沙糖”、“熟蜜”、“白沙糖”、“白纳八”（即沙糖）。需要添加“白沙蜜”为辅料的食谱有“羊蜜膏”（第154页）、“小石榴煎”（115页）、“桃煎”（114页）、“木瓜汤”（第109页）、“桂浆”（第102页）等。尽管“白沙糖”和“白沙蜜”均属食品甜味料物，但制作工艺应有本质的区别。有元一代，已经开始制作颗粒状的沙糖。沙糖有黑、白之分，[66]元廷设有沙糖局，“掌沙糖、蜂蜜煎造，及方贡果木”。[67]江浙行省处州路（今浙江丽水）“出产荻蔗，每岁供给杭州砂糖局煎熬之用。糖官皆主鹘、回回富商也，需索不一，为害滋甚”。至元年间，江浙行省左丞李朵儿只任处州路总管，“李公一日遣人来杭果木铺买砂糖十斤，取其铺单，因计其值，比之官费有数十倍之远”。[68]有学者研究认为，元代汉文史料把犹太人称为术忽、主鹘、主吾或术忽回回，他们在社会上属于色目人。[69]可见，犹太人控制着江浙一带砂糖的生产和销售，他们哄抬糖价，即便是当地官员都难以承受，普通百姓更不可能享用。蜜是蜂蜜的加工品，普通百姓可以以此作为甜味剂替代沙糖。以往我们并不清楚何为“白沙蜜”？所幸的是，鲁明善在《撮要》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

　　农历十月，割蜜。其方法是：

　　宜开蜂窝后门，用艾烧烟微熏，其蜂自然飞向前去。若怕蜂蜇，用薄荷叶嚼细．涂在手面上，其蜂自然不蜇。或用纱帛蒙头及身上截，或用皮五指套手，尤妙。约量存蜜。自冬至春，其蜂食之余者，拣大蜜脾，用利刀割下，却封其窝，将蜜脾用新生布纽净，不见火者为“白沙蜜”，见火者为“紫蜜”。入篓盛顿。[70]

　　据此，“白沙蜜”和“紫蜜”的区别已经判明。作者若非亲身实践或目睹割蜜全过程，很难将其记述得如此细密、完整。

　　“酥”在波斯语中由“油”和“牛”构成，指牛油、黄油、奶油。酪，在波斯语中义为“酸的”、“酸奶”。[71]在元代，“酥”、“酪”这两种食品已成为宫廷和百姓餐桌上的美味。据《饮膳正要》，酥油又可细分为“醍醐油”、“马思哥油”。忽思慧进一步解释说：“酥油，牛乳中取浮凝熬而为酥”；马思哥油的制作方法：“取净牛奶子，不住手用阿赤（系打油木器也）打，取浮凝者为马思哥油，今亦云‘白酥油’”。而醍醐油，则“取上等酥油约重千金之上者，煎熬、过滤净，用大磁瓮贮之。冬月取瓮中心不冻者，谓之‘醍醐’”。[72]以上材料说明，“马思哥油”和“醍醐油”均以酥油为原料加工而成。醍醐，为天竺语。时人亦将酥乳之精液誉为醍醐。耶律铸有诗曰：“竺仙仙液养醍醐，甘露香融尽玉酥。玉食自推天上味，八珍谁更数淳母”。[73]宫廷内风行的各种茶饮，诸如“枸杞茶”、“西番茶”、“炒茶”、“兰膏”和“酥签”内或加入酥油，或加人马思哥油，这种茶饮之风势必在当时社会各个层面产生影响。遗憾的是，同一时期的其他农书对这一饮食现象只字不提。唯独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在《撮要》一书中给予特别的关注，他不仅详细介绍了“造酥油”的方法，还用简洁的文字向普通民众传授“造酪”和“晒干酪”的知识：

　　四月，造酪：“奶子半勺，锅内炒过后，倾余奶，熬数十沸，盛于罐中。侯温，用旧酪少许于奶予内搅匀，以纸封罐口，冬月暖处，夏月凉处顿放，则成酪”。[74]

　　五月，晒干酪，“将好酪于锅内，慢火熬，令稠，去其清水，摊于板上，晒成小块，侯极干收贮，切忌生水、湿器”。[75]

　　“造酪”和“晒干酪”，无疑是北方兄弟民族的传统食物。鲁明善将其制作方法和生产经验进行总结并加以传播，为同一时期的农书增添了新的内容，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M]．王毓瑚，校注．北京：农业出版社，1962.

[2]王广阳．等．王毓瑚论文集[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3]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缪启愉.缪桂龙．东鲁王氏农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注释】

[1]王广阳等编：《王毓瑚论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第58页。

[2]虞集：《靖州路达鲁花赤鲁公神道碑》，《道园类稿》卷42，《元人文集珍本丛刊》6，（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第309-310页；《虞集全集》（下），第1125页。

[3] [元]王祯原著，缪启愉、缪桂龙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4页。

[4]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四库全书》本，第730-296页。

[5]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农业出版社，1962年，第26页。

[6] [元]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姚文公牧庵集》，《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92，书目文献出版社，第79页。

[7] 《元史》卷87《百官志三》，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第2188页。

[8] [元]胡祗遹：《胡祗遹全集》，魏崇武、周思成校点本，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65页。

[9]王毓瑚编著：《中国农学书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109-119页。

[10]欧阳玄：《曲阜重修宣圣庙碑》，《圭斋集》卷9；危素：《桧亭集序》，《危太朴文集》续集卷1。

[11]姚大力：《元仁宗与中元政治》，原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147页；后收入氏著：《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6-389页。

[12] [元]赵孟頫：《农桑图序奉敕撰》，《松雪斋集外集》，《海王屯古籍丛刊》本，中国书店，1991年。

[13] 《元史》卷26《仁宗纪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585页。

[14]张栗序，见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农业出版社，1962年，第25页。

[15]师道刚等：《从三部农书看元朝农业生产》，载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3页。

[16]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15页。

[17] 《元史》卷93《食货志一·农桑门》，中华书局，1976年，第2354页。

[18]王毓瑚：《〈农桑衣食撮要〉引言》，载王广阳等编：《王毓瑚论文集》，第59页。

[19] [元]王祯原著，缪启愉、缪桂龙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百谷谱集十·杂类·茶》，第324页。

[20]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147页。

[21] [元]贾铭：《饮食须知》卷5《味类》，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

[22] [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4《土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0页。

[23]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四库全书》本，第313页。

[24]师道刚、孙益力、王朝中：《从三部农书看元朝农业生产》，原载《山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后收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6-287页。

[25] [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汉译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尚衍斌、孙立慧、林欢：《〈饮膳正要〉注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

[26]尚衍斌、桂栖鹏：《元代西域葡萄和葡萄酒的生产及其输入内地述论55，《农业考古》1996年第3期。

[27] [德]A．冯·加班：《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邹如山汉译本，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出版，1989年，第42-43页。

[28]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6页。

[29]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四库全书》本，第298页。

[30] [元]希鲁：《至顺镇江志》卷4《土产·葡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

[31]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期。

[32]缪启愉：《元刻〈农桑辑要〉校释》，第137页；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卷》，第134页。

[33]王曾瑜：《中国古代的丝麻棉续编》，收入氏著《涓埃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

[34] [金]刘祁：《北使记》，收入氏著：《归潜志》卷13，中华书局，1983年，第168页。王国维《古西行记校注本》，《王国维遗书》第8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139页。

[35] [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党宝海校注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1页。

[36]王国维：《古西行记校注本》，《王国维遗书》第8册，第147页。

[37] [元]耶律楚材：《西域河中十泳》其十，《湛然居士文集》卷6，《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第61页。

[38] [元]耶律楚材：《赠高善长一百韵》，《湛然居士文集》卷12，《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第139页。

[39]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8册，第147页。

[40] [元]耶律楚材：《西游录》，向达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3页。

[41]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5《乞扇》，《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第50页。

[42]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卷》，第135页。

[43] [元]单庆修、徐硕纂：《至元嘉禾志》卷6《物产》，《宋元方志丛刊》本。

[44] [元]蒲道源：《西乡宣差燕立帖木儿遗爱碣》，《闲居丛稿》卷16，《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第665-666页。

[45]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第276-281页

[46]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种木绵条》，王毓瑚校注本，第57-58页。

[47] [元]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之十·木绵》，缪启愉、缪桂龙译注本，第319-320页。

[48] [德]A．冯·加班：《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邹如山汉译本，第43页。

[49] 《委兀儿译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经部，书目文献出版社，第600页。

[50] [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卷3《料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20页。

[51]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9页；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152页。

[52]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41页。

[53]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84页。

[54] [元]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之十》，缪启愉、缪桂龙译注本，第333页。

[55] [元]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之十》，缪启愉、缪桂龙译注本，第334页。

[56]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78页；《四库全书》本，第302页。

[57]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四库全书》本，第302-303页。

[58]程超寰、杜汉阳：《本草药名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2-153页。

[59]程超寰、杜汉阳：《本草药名汇考》，第294-295页。

[60]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118页；《四库全书》本，第311页。

[61] [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汉译本，第318页。

[62] [元偬思慧：《饮膳正要》卷3《料物》，第313页。

[63]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128页；《四库全书》本，第313页。

[64]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92页；《四库全书》本，第306页。

[65] [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卷3《米谷品》，第213页。

[66] [元]贾铭：《饮食须知》卷5《味类》，刘烨注译本，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

[67] 《元史》卷90《百官志六》。

[68] [元]杨璃：《山居新语》卷1，余大钧点校本，中华书局，2006年，第203页。

[69] 刘迎胜：《关于元代中国的犹太人》，载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04页。

[70]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120页；《四库全书》本，第312页。

[71]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第243页。

[72] [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卷2《诸般汤煎》，第116-117页。

[73]耶律铸：《双溪醉隐集》，载栾贵明辑：《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下，中华书局，1983年，第780页。

[74]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79页；《四库全书》本，第303页。

[75]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91页；《四库全书》本，第305页。

Discussion on Issues Pertaining to Nong Sang Yi Shi Cuo Yao by Lu Mingshan

SHANG Yan-b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ubstantial amount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study verifies that NongSang Yi Shi Cuo Yao written by Lu Mingshan at Shouchun, Anfeng between 1314 A.D. and 1317A.D. was nota coincidence, which is related to the”New Policy” of Yuanrenzong. Compar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works,such as Nong Sang Ji Yao and Nong Shu, it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the crops or agriculturalactivities delineated in Nong Sang Yi Shi Cuo Yao are mostly associated with Yangtze and Huai liver Water-shed. Secondly, it places an emphasis on the production experience in sericulture. Thirdly, it covers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across multiple regions and ethnic groups, which could result fromthe fact that Lu Mingshan is Uighur and that he was born in Gaochang （Turpan in Xinjiang now） and raised inthe interior, leading to his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Another focus of the book pertains to folk knowledge ofprocessing subsidiary foodstuff, preserving apparel, as well as apiculture related skills, besides various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delineated in phenological order. Lastly, the illust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Nong SangYi Shi Cuo Yao is made in a vivid and straightforward fashion, which makes it unparalleled and contributes toits popularity up to date.

　　Key words: Agronomist in Yuan Dynasty; Lu Mingshan ; Nong Sang Yi Shi Coo Yao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中国农史》2012年第3期

　　近读赵珍教授新著《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清代围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对此颇有一些感受。

　　赵著包括五个主要部分：清代围场行围制度、清代围场体系与自然资源特征、围场资源管理、围场政策演变与资源调控、围场资源再分配与村镇体系。其中，除第一章算是一种制度性的探讨，其他都是令历史地理学者十分着迷因而经常从事的课题。然而笔者在拜读过程中，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

　　如果按历史地理的做法，讨论这样的课题，首先一般会统计、列表、画图，用数据、地图把清代围场体系及其自然资源的变化过程，行政变迁过程、村镇聚落体系的形成过程等等逐一揭示出来；在此基础上，再对与围场、资源相关的政策法规作以及一些典型案例作一些探讨，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赵著的做法却大异其趣。该书当然也应用了相当多的统计表格和地图（包括一些清代的地图），但这方面似乎并不构成其工作的重点。作者最关心的始终是制度层面的东西，也就是该书正题所揭橥的“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特别是其中的资源分配。无论是讨论清代围场的行围制度，还是复原围场体系及其自然资源的变迁过程，在在都贯穿了这样一根红线。如果说，该书对于清代围场环境及自然资源状况的描述精度从科学角度还存在进一步提高的余地，那么，该书中展现出来的人的因素、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展示大大超出了笔者的预期。

　　显然，作者无意于做出一部纯客观的自然环境变迁史，而是想做出一部旨在探讨国家、地方与居民之间密切互动的环境制度史。

　　事实上，地理学也十分重视人的因素，特别是人文地理学复兴以后。现在有些人文地理学家简直已经人文得像哲学家了。近年来，由于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全球变化人类因素计划（IHDP）等国际学术合作的推动，地学界特别重视人类在制度（Institution）层面对自然环境施加的影响。笔者浏览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平心而论，相比赵著，地理学家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也许笔者孤陋，总觉得以往的环境史研究比较偏好于做一些局部、微观、幽深的研究。那种研究有助于揭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之微妙，有裨于发现和提炼新的问题，但是，一个较消极的观感是似乎缺乏总体，难成局面。例如，某村居民的环境意识，如果要探讨一下，不错，有意思；可是，这种探讨到底对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的整体有多大意义，实话说值得怀疑。毕竟，环境是一个宏观、巨量且具有一定自我修复能力的复杂整体，必须有一些宏大叙事，才能把握住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

　　就这一意义而言，赵著的工作着实算得上清代北方环境史的宏大叙事。清代围场壤地辽阔，从今北京南郊、河北承德绵延至今东三省大部。其中的环境变迁，则由原先的封禁以专供狩猎的山林景观，渐次而演替为定居耕作的农业景观。贯穿于当中的主要趋动力，则是资源（珍稀动物、土地）配置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赵著将京郊的南苑围场以及塞外四围场（盛京、吉林、黑龙江、木兰）视同一体，对其进行全局式探讨，从技术角度讲，势必舍弃一些细节、间接的叙事。例如，与清中后期东北自然景观相伴随的是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移民（俗谓之“闯关东”），这一问题在赵著中几乎很少涉及。但是，该书对理解所讨论区域的清代历史，营造了一个全景式的氛围。

　　举例说明。历史地理对于一个区域的把握首先总是从行政建置入手，因为这既是一个地区社会发展、变迁的骨架，同时也是历史资料定位的坐标。我们知道在清末建省以前，东北是由几个将军分区统辖的。这中间二百余年，那个地区的状况如何，从以往的历史地理论著中只能得到一些想象的支点。而通过赵著的叙述，东三省在那个时段便显得有血有肉。环境、生态系统、资源、景观、行政管理、制度，以及这背后的利益博弈，环环相扣，逻辑链分明。这是笔者在拜读和消化该书过程中感到最为愉快的一点。

　　毫无疑问，要从事这样的宏大叙事，对作者的知识背景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与环境有关的研究就这样，横穿文理，纵贯古今。以往看一些环境史的微观研究，总不免让人误会环境史对于环境科学的需求并不太大；从赵著中可以看到，要写出一部震撼人心的环境史，对作者的要求其实非常高。拿它与历史地理相比，即使不说要求更高，至少并不低多少。

　　当然，笔者也有一些意犹未尽——因为赵著涉及的主题大、牵涉的问题多，因而它给人提供了大量的激发和思考。赵著在导论中提到了可持续发展、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等概念，可是在阐述中，对这些理论问题回应不多。也许作者觉得提出供读者思考就已经足够，不过笔者还是希望在将来看到作者的正面阐释。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02月21日

　　“唐宋社会变革”是一个长期讨论的重要学术问题，从1910年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起，至今已经过了100年。在最近的十几年中，由于当代的社会转型不断加快，历史研究者在感同身受中对“社会转型”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唐宋社会变革首当其冲。林文勋教授的新著《唐宋社会变革论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称《论纲》），就是这一方面具代表性的一项新成果。

　　首先，《论纲》建构了以商品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在阅读《论纲》的过程中，最吸引笔者的便是其对“唐宋变革论”的解读，该书是以整个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宏观背景为基础，以商品经济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为线索，以构建新的中国历史发展观为目的的哲学解读。在“引论”中，作者先从世界和中国的历史事实人手，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论述为理论指导，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演进变革进行了阐释，得出“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力量”和“将商品经济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加以认识”的主张。所谓“历史哲学意义的商品经济史研究”，“概括起来讲，指的是：我们在研究和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时，要有商品经济问题的历史观念；要充分肯定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一以贯之的一根主线；要充分重视并能够从商品经济发展中去探索社会变革的具体过程”（第21页）。显而易见，作者是在构建以商品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

　　林文勋教授将商品经济的进步作用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他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引起一个社会从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到国家政策的调整及制度变革，同时还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变革。就经济关系而言（以唐宋社会为例），《论纲》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唐宋时期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和契约式租佃关系的产生。从土地制度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大致有国有土地制和私有土地制两种形式。但从世界上土地制度的发展轨迹看，国有土地制不是常态，私有土地制才是常态。井田制崩溃以来，土地私有制势不可挡，尽管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中期的占田制、均田制，但诚如《论纲》中所言，它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是一种等级制的体现”。“而等级制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的，正是此点，决定了均田制崩溃的必然性”（第74页）。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它会促进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会进一步促进土地私有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土地买卖频繁，为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计，政府不得不立法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随之而来，政府在土地所有制关系中的职能与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政府职能从过去的直接以政治权力配置土地转而为土地买卖提供法律保护。即从原来的直接配置土地转而‘司契’”（第80页）。

　　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反映在社会关系上，表现在由先前的身份等级制逐渐让位于真正的“编户齐民”制。至少从法律上讲，已逐渐形成了一个平民社会。其中的不平等，已摆脱了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超经济强制”，变成了因贫富不同所形成的“经济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生产的发展体现在：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土地产权制度从均田制过渡到了土地私有制，并产生了系列效应，尤其是促进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典型的体现是在宋代形成了新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形式，即契约式租佃关系。社会的稳定体现在：商品经济发展所推动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使国家和政府也不得不在政策和制度的修订上去适应这种变化，实现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双赢。《论纲》“第三篇”所涉及的唐宋财政结构中“盐利、茶利、酒课、商税”比重的增加及“市场化”趋势，专卖制度形式从“夺利式”直接专卖变为与商人“共利”的间接专卖，以及宋王朝制定的以“互市”为中心的民族政策等，无不体现着商品经济的作用。

　　《论纲》对商品经济作用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国家政策与制度调整等层面，更将视角引向思想与价值观念的形而上层面。该书“第四篇”所讨论的宋代“深入而持久”的“义利之辩”和“保富论”即是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学术争鸣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使宋代学术在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宋代学术可简称为“宋学”，大致可包括：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学派”，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温公学派”，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和以叶适等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其中最大的冲突体现在“程朱理学”和“事功学派”之间，而冲突的核心是“义利之辩”。林文勋教授认为：“宋代社会这场深入而持久的义利之辩，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作者引征宋人程颢、黄履翁、朱熹等人的言论，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义利之辩的展开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同时认为宋代的“保富论”是“一种充分体现时代特征的崭新经济思想”，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催生的富民阶层密不可分，其“出现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是“唐宋经济变化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客观反应”（第314页）。

　　其次，《论纲》以“富民社会论”为基础，试图建立中国历史解释的新体系。林文勋教授是唐宋至明清为富民社会的首倡者，也是不遗余力地研究富民社会的实践者。在《论纲》中，作者强调“民的演变”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条基本主线。这与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相一致。商品经济是最活跃的经济方式，是增加财富最重要的手段，也是瓦解旧有社会制度最有效的因素。从这一线索人手，作者将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阶段分为部族社会（上古三代）、豪民社会（汉唐）和富民社会（唐宋至明清），直至近代的

　　“市民社会”，认为“富民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中最重要的关键点，因为它上承“豪民社会”下启“市民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演迸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阶段。这样，作者不仅对唐宋社会变革论作了新的阐释，而且试图建立中国历史新的解释体系。

　　长期以来，围绕唐宋社会变革，中外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展开了广泛的探讨。有的学者认为，唐宋变革是中国由中世向近世的转变；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由古代向中世的转变；有的学者则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为什么

　　对唐宋社会变革性质的讨论会如此热闹呢？这恐怕与这个阶段的社会转型有关，这就涉及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为此，作者分析了唐宋商品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财富力量的崛起，并由此进一步论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富民”的出现，及其对唐宋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国家政策、社会思想观念的全面影响，认为它是整个社会的中间层、稳定层和动力层，这就有别于汉代的“豪民社会”。

　　再次，《论纲》提出了新的价值观念。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富民”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富民也就成为了与民众对立的反动阶级。改革开放后，这种认识虽有所淡化，但至今仍阴魂不散。《论纲》作者不囿于成说，以史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地提出应重视历史上的“富民”阶层研究，并强调要将“富民”阶层的研究作为重新解构传统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的一把关键性钥匙。这种思想恰好与历史上的“保富论”相一致。《论纲》探寻到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保富论”，这是公开宣扬富人的重要性，并主张对富人予以保护的理论（第303页），它“发端于中唐，主要形成于两宋，在明清得到继承和发展”（第314页）。这是唐宋和明清“社会经济变化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客观反映。具体说来，则与富民阶层的崛起密不可分”（第314页）。“保富论要求保护富民，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求保护当时社会上最具活力的一股发展力量”（第322页）。

　　那么，什么是“富民”？“所谓‘富民’是指那些仅仅占有财富，而没有任何社会特权的群体”（第85页）。主要包括三类人：“一类是占有土地，靠土地经营致富的人”；“一类是经营手工业，以工致富之人”；“一类是经营商业，以商致富之人”，当然也包括农工商兼业致富之人（第120-124页）。这几类人在唐宋时期已成为一股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作者称之为“财富力量”。作者并不是按照旧有阶级对立式的分析，把“富民”归入到统治阶级中，而认为唐宋的富人群体中，既有富且贵的当权者群体，也有富而不贵的民众群体。作为财富力量的“富民”群体，从身份上仍属于“民”。

　　以上是《论纲》的新观念和新思路。笔者认为，这些新的观念和思路对于开启历史研究的新视角无疑是有益的，可以给人启发。当然，《论纲》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如作者只是从经济结构方面人手，以“民”为基础来构建中国历史的新体系，却没有把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联系起来，这就不能更全面地来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本书就可以解决的。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学者普遍倾向于将中古中国视为士族政治时代，而国外汉学家用语稍有不同，习用贵族政治一词，多少显示出受世界史相关概念的影响。门阀一语在国史上并不罕见，但对于“门阀政治”一词的运用与定义，则是田先生的重要创见，并构成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核心概念，体现出其对士族与皇权关系的独特思考。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

　　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自1989年出版以来，至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先后多次修订重印，虽不知其确切的发行数字，但无疑是二十余年来中文世界受众最多、最有影响力的学术专著之一。该书不但是每个中古史研究者的必读之作，甚至不无超越专业之外的影响，这在学术研究日益象牙塔化的当下，实属罕见。印象中去年华东师大组织思勉原创奖的评选，遴选的范围是1978年以来的人文学术著作，该书以得票第一入选，且是惟一入选的史学著作，亦可窥见学界对此书的推重。当然若借用1953年瑞典文学院授予丘吉尔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赞词：“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与地位早已不需要任何奖项来予以衡定，自然更非这篇小文所能涵括。以下仅就最近重读此书时的一些新感受，结合笔者对东晋历史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略陈浅见。

从“东西”到“南北”

　　《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主要以东晋一朝的政治变迁为脉络，讨论皇权、士族以及流民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大体而言，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并不太为史家所瞩目，但定鼎江南的东晋却促成了中国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今人读史，往往受“后见之明”的影响，认为南北对峙是中国历史上的常态，事实上在早期中国史上，东西之间的争衡才是主流，无论是傅斯年的夷夏东西之说，还是秦与六国、楚汉之间的角逐，皆是东西之争。甚至西晋末年至十六国时期的动乱，尽管政局如走马灯般的转换不定，但仍能隐约看出关东与关中相抗衡的影子。田先生在书中讲王衍为司马越谋划“狡兔三窟”之计，以王澄为荆州，王敦为青州，自居洛阳，所谓三窟皆在长江以北，最初并未考虑到退步江南，可见在当时人心中，偏霸江南并不是一个现实可供考虑的政治选择。尽管距当时不远，吴、蜀两国曾以南方半壁抗衡曹魏逾半个世纪，第一次展现了中国政治格局从“东西”转向“南北”的可能。而对于王衍等人来说，这段历史几乎可以算作是当代史，但现实的政治经验最初似乎仍敌不过历史的惯性，司马越、王衍仍以决胜江北、争衡中原为目标，甚至在走投无路之际，仍拥众东行，返东海故封，并未考虑南下江南。

　　这大概是因为在当时人心中，中原才是决定天下走势的核心区域，江南虽然腹地广阔，不过是帝国边鄙，可以传檄而定。枭雄如刘备者，闻曹操破荆州，欲南走苍梧投奔吴巨，最初并未想到联孙抗曹一节，固缘于其与孙权素无渊源，但恐也与江南从来不是中国政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板块有关。即使善用兵者如曹操，在取荆州后亦志得意满，以为天下已定，不意竟在赤壁遭受大败，恐怕多少也受累于此成见。因而，尽管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便有“东南有天子气”的传说，但似乎并不能太当真，司马迁讲“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其记录的可靠性多少有点让人怀疑，但这代表了北方人对江南的普遍观感与想象，大约没什么问题。六朝南方流行的地记、异物志之类的著述，但其间往往掺杂了大量志怪、异闻之说，并不能算作严肃的地理著作，这种风气的形成或许与北人南渡，逐步进入江南腹地，对于未知之地的好奇与想象有关。即使在东晋建立之后，其政权重心依然在沿江诸州，广阔的南方腹地，仍是交通不便、蛮族出没的不毛之地，其后宋齐梁陈各朝中才次第稍有开发。总体而言，在当时人心中，说江南是帝国版图中的边鄙异质之地，大约并不为过。就连晋元帝司马睿本人也认为“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这句话的背景，史家有很多解读，但至少司马睿对江南没有多少亲近与认同，当无疑问。这与两百多年后，陈后主“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的自信口吻实在是大不相同。我想即使有江左管夷吾之誉的王导，在众人新亭对泣之时，虽倡言要“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但对于能否凭依东南之地，阻胡马窥江，奠定中国历史上南北分立的新局面，恐怕心中也无多少把握。

　　另一方面，在东晋内部也有东西之争，田余庆先生书中对东晋初年“王与马”关系的形成有精辟的论述，司马睿本人不过是帝室疏属，在人望与正统上皆大有欠缺，本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不过因缘际会，兼得王导兄弟之助，方得以承继大统。但司马睿最初不过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所能节制者唯有扬州，而东晋立国的基础在于兼有荆扬，荆州居上游之势，寄阃外之重，既是屏障江南的军事重镇，又是之后东晋南朝无数觊觎皇位的宗室、权臣赖以与建康朝廷争衡的强藩，荆、扬之争是整个东晋乃至南朝政治史的重要话题。如果说司马睿与王导的结合，奠定了司马睿立足扬州的政治基础，那么如何将荆州纳入东晋的版图，进而控制长江中上流地区，则是东晋国家能否建立的另一个关节点。以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论，江州刺史华轶拒绝奉司马睿的教命，荆州刺史周顗虽忠于元帝，却无力平定杜弢的流民变乱，奔还建康，司马睿不得不仰赖王敦之力平定长江中上流地区，才奠定了东晋国家的版图，但这同时也埋下了之后王敦坐大、称兵犯阙的隐患，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东晋初年“王与马”之间的关系或可进一步理解为王导与司马睿的结合奠定了东晋的政治基础，而王敦与司马睿的结合奠定了东晋的军事基础。

“胡马”与“流民”

　　尽管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原政权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北方或者西北方游牧及半游牧民族的威胁，根据汉学家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的看法，十六国时期进入中原的五胡，大抵皆有长期在帝国边鄙生活的经历，或多或少沾染汉风，不能以纯粹的征服王朝视之，而可以将其定义为渗透王朝。但神州陆沉、偏安半壁，对于当时人而言，却仍是从未有过的、极具冲击力的历史经验。田余庆先生在书中曾对东晋不与刘、石通使的原因有精彩的发覆，抉出东晋早年的外交政策乃是承续司马越时代联合鲜卑，对抗匈奴、羯胡之旧恨。但另一方面，东晋南朝不可能永远保持拒绝与北方政权往来的僵化态度，田先生提到东晋末期杨佺期北伐时便与北魏有非正式的使者往来，而到了南朝，南北方之间官方使者往来报聘不绝，逐步建立以对等为基础的外交关系。尽管在史书中依然可以指斥对方为索虏、岛夷，但现实的南北分立之局，使得双方都面临着“天有二日”的正统危机，大约于自视为华夏正朔的东晋南朝尤甚。

　　除了面临着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正统的竞逐之外，胡马窥江则构成了对东晋王朝现实的军事压力，永嘉六年，石勒治军葛陂，声言南下，虽未成真，但足以让人窥破东晋在军事上的孱弱。司马睿孤身南下，本无多少实力依傍，南方虽然地域广阔，但政府控制的版籍人口较之于北方则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江南在此之前一直不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单元，人口寡少或许是一个主要原因，而东吴一代，汲汲于攻伐山越，远征夷州，大约也与人口不足有关。东晋欲以江南一地抗衡北方，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版籍人口不足所造成的无兵、无粮之困局，而国家优容士族，大族豪强借机大量庇荫人口，更深化了这一危机。司马睿起初信用刘隗、刁协，施行所谓的“刻碎之政”，征发僮客为兵，意欲以此对抗王敦，这不但激化了士族与皇权之间的矛盾，而且仓促征发的僮客，未经训练，甫上战场，一触即溃，证明了检括户籍一途并不可行。

　　司马睿最初能在江南站稳脚跟，大约还要感谢北方因战乱而长期未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权，无力南顾，给了东晋政权以喘息之机。外敌虽未步步紧逼，但朝廷“无兵”的危机依然需要一个可行的办法来加以缓解，而南下的流民逐渐成为东晋屏障国家的重要依靠。田余庆先生在书中对此有精辟的总结，指出“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是门阀政治得以维持的三个要素。之前的学者论东晋政治，大凡已注意到皇权与士族这两个因素，而流民这一要素的引入，则是田先生的孤明先发。永嘉之乱中大量南下的北方民众，往往依附于某一流民帅，群聚于长江一线，这些人虽不入版籍，不能为国家所直接控制，但国家可以通过对流民帅的任用与控制，将流民转化为抗击外敌、制约强藩的军事屏障，因而田先生敏锐地指出，其间的关节不在于募兵，而在于募将，北府兵的核心是北府将。

　　皇帝和士族是东晋政治前台的两个因素，但南渡的侨姓高门，同样并无多少军事力量，吴姓士族中倒不乏如周玘那样宗族强盛者，但似乎亦不足以为朝廷所信用。但无论士族还是皇权，其在前台的政治争衡，皆需要在背后以实力为依托，这便是流民帅所能提供的东西，因而东晋政治的争夺，后来愈来愈演变为对流民武装控制权的争夺。但是，一旦流民帅不再满足于扮演皇权与士族背后的角色，意欲走向历史前台，那么便意味着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门阀政治走向终结，刘裕代晋便体现了这一转变，正如胡宝国在《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所评论的那样：“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共天下”和“共地方”

　　一般而言，学者普遍倾向于将中古中国视为士族政治的时代，而日本与西方汉学家的用语稍有不同，习用贵族政治一词，多少显示出受世界史相关概念的影响。门阀一语在国史上并不罕见，但对于“门阀政治”一词的运用与定义，则是田先生的重要创见，并构成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核心概念，体现出他对士族与皇权关系的独特思考。田先生在论述中极其注意严格界定门阀政治的概念，他在1991年的再版题记中还特别提及：“初版中提到门阀政治即士族政治，这个提法易生歧义，第二版中删去了”，亦可见作者对于这一概念的反复斟酌，并试图与学界通行的士族政治一词相区分。田先生所谓的门阀政治，指的是：“门阀士族势力得以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这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其核心的要素有二，一是门阀政治的表象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即所谓的“共天下”；其次，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因而不可能长期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一朝。

　　这给后学留下了两个可以思考的进入点，一是田先生大约是不赞成所谓贵族政治的提法，他在书的开头就提到：“学者们或多或少地受西方古代史研究影响，无形中假借了西方古史概念，一般不太重视中国古代久以形成皇权政治传统这一历史背景。”因而尽管从表面上来看，田先生讨论的似乎是与国外汉学家相似的话题，但他的问题意识却是来自于中国历史本身，即田先生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古中国是否存在一个贵族社会，以及其是否可以与西方史上的类似时代相比附，而是中国长久以来的皇权传统为何在东晋出现了波折，出现了皇权政治的变态——门阀政治，进而探讨这一变态生发的原因及其向皇权政治复归的过程。这或许多少可以解释田先生在完成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之后，为何没有继续研究南朝史，而是将学术兴趣投向了北朝。田先生对于皇权政治生命力的判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东晋一朝，最接近夺取司马氏天下的是桓温、桓玄父子，而父子两人皆有专断、苛细之称，假若桓氏代晋成功，出现的当然会是一位主威独运的强势皇帝，绝不会继续与其他士族共天下，因而所谓的“共天下”，并非皇权与士族的共谋，而是双方实力平衡的结果。无论皇权还是士族，双方都未必满意这一独特的政治生态，只是皆无力改变。当然，这种“共天下”的局面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经验，淝水之战，孝武帝、谢安与桓冲和衷共济，使得东晋君臣避免了披发左衽的局面，大约是一个世纪的门阀政治中最光彩的一页，但这似乎并不足以使中国历史出现另一种走向的可能。美国汉学家伊沛霞（Patricia Ebrey）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何贵族家族没有利用地方基础，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从而使魏晋时期的政权进一步的碎片化，而是“在任何可行的时候，贵族都会见缝插针地在国家政权中谋取一席之地”，尽管这一提问本身源自西方史的经验，但恰好可以为田先生的看法提供一个有意思的注脚。

　　另一个问题则是，既然田先生认为门阀政治有非常强的特殊性，那么门阀政治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士族政治应该如何区分，在中古的其他时期，如南北朝、隋唐，士族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如何来加以界定，进而我们如何来理解士族在中古乃至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田先生本人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如果我们循着类似的思路，将皇权衰弱的标准定义为分权，那么东晋门阀政治无疑代表了中古皇权衰弱的顶点，士族与皇帝分享中央权力，是为“共天下”，这当然是极特殊的经验。但在魏晋南北朝，国家与士族分享地方政权这一现象颇为常见，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权力的衰退以及中央政局的不稳，使之无力渗透至地方，不得不仰赖与地方大族的合作，方能将某一区域纳入其政治版图。笔者姑妄称其为“共地方”，这无疑也是一种皇权与士族的分权形式，只是不如“共天下”那么极端。另一方面，中古士族在仕宦过程中拥有各种有形、无形的特权，其对清官的定义与垄断，无疑也构成了对皇帝任免官僚这一重要权力的削夺与分享，这大约也可以被视为另一种分权形式。那么如果我们从分权的形式与程度来重新思考皇权与士族关系的动态演变，或许能为观察中古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来源：东方早报2013-01-06

　　春秋战国时代上承夏商西周下启秦汉，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成一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长达五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华夏文明实现了结构性的转型，无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家庭结构、国家形态，抑或是思想观念与语言文字等，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发生了新旧代谢式的变革与发展，进而影响了随后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历史关键期。正因为如此，不管是清季以前的中国传统学术，还是20世纪学术转型以来的新史学，春秋战国史均已成为众多史家毕生耕耘的重要园地，然而其中能形成系统全面的研究论著却并不多见，与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古史上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晁福林先生的力作《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一书，新近作为何兹全先生主编的《中国上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之一，于2011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除“绪论”和“附录”外，凡五章，皇皇70余万言，逻辑严密，语言凝练，于纵横捭阖中清晰地梳理了500多年的春秋战国的社会演进历程。捧读全书后，可以看出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宏观与微观并重，力求整体性研究。纵观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呈现出一时重理论一时重实证，一时重整体一时又重局部的学术研究面貌，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史大论战及随后的《食货》派，抑或是建国后以注解“五种生产方式”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以及80年代后以材料和个案问题为研究转向的新趋势，虽在学理上无不是学术研究的补弊救偏，然就方法论而言均不免失之片面。该书则力避相关研究的不足，没有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性质的讨论取代社会形态的研究，而是全方位多侧面地深入研究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关注了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情况、思想观念及其发展变化，坚持将古代社会性质的抽绎总结建基于具体的历史实际。这种宏观与微观并重的鸟瞰式的整体研究，一改以往社会史撰述内容的简单枯燥，恢复了古代社会色彩斑斓的发展面貌。

　　第二，着力长时段考察，于历史贯通中求变革。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期，这是过去史家早已认识到的。清代学者王夫之在其名著《读通鉴论》中就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特别指出春秋与战国礼俗的种种巨大差异。缘此，20世纪以来，研究这段历史的论著多对春秋和战国这两个时期的历史面貌进行断代研究。作为《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接续的姊妹篇，《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一改以往断代史的模式，以一种大历史的视角，将春秋战国作为一个上承夏商西周而来的完整历史阶段进行阐述，使得该书不仅具有“汉书体”的“横通”，又呈现出“史记体”的“纵通”，动态而系统地展现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相关内容的发展沿革以及前因后果，为中国上古社会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第三，史料宏富，方法多样。大凡治中国上古史的学者都有一个共识，研究春秋战国史很难。因为不仅该时代比之前的夏商西周时期有了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需要细究，而且春秋战国史料经过秦始皇“焚书”后残缺分散，顾炎武曾对春秋战国之际的史料有“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的慨叹。《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的作者深知材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而史料的阙略则是相对的，拓展学术视域就能起到扩充史料的作用。相关史例在该书中十分常见。如，该书第1章借助“社会观念的变化是社会历史变迁的映射”这一新的学术视角，盘活了时贤很少使用的《诗经》中的常见材料，从而巧妙地解决了两周之际史料极为缺乏的难题。不惟如此，更新研究方法也能达到这一目的。该书不仅利用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方法对古代典籍及其注释笺疏进行剖析考证，而且注意吸收和运用20世纪古史研究转型过程中的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跨学科的科学方法，秉持“竭泽而渔”的原则，举凡新出金文、盟书、陶文、石鼓文、简帛、田野发掘等出土资料均广为蒐集，进而加以整理利用。

　　第四，点面结合，饶有创获。《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一书不仅重视总体史研究，而且论点皆从史料出发，体现了史学重在求真务实亦贵有心得的传统。最能体现阙疑考信特点的当属该书“附录：春秋战国年表及相关论证”部分，对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纪年最为系统的文献《史记》相关年表及后人校正成果进行了大量的新考证，解决了诸多史事纪年的疑难点，对于相关年表明显存在问题而又无新材料可资校正的纪年，则阙疑待考。不宁唯是，该书还不囿成见，努力在史事变迁中揭示古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提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性质是由夏商西周氏族封建制、宗法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时期的这一重大理论创见，从历史哲学的层面有力地阐释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特征形成的内在逻辑。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12-17

　　不无遗憾的是，这次再版时田先生本想增补一章《温峤与江州》，由于健康原因，最后并未如愿完成。此次访谈中我们特别请田先生谈了谈这部分未能问世的内容，希望略补此憾。

　　在最新版的《东晋门阀政治》后题记中，您说本来还要写一章“温峤与江州”。按照您的归类，温峤似乎不是第一流的东晋门阀士族，为什么要加入这一章呢？

　　田余庆：关于温峤，我初探东晋门阀政治时已有较深印象。以他平庸的条件，过江不久就得到执政诸高门的接纳和信任，平苏峻后立即获取东晋地缘政治中配置给他的江州地盘，这中间必有特殊的理由。只是他在江左生存只有十二年时间，其间居江州之位不过三年，既无众多的宗族部曲相随，更无出色的子嗣继承，所以江州局面未因他的开辟而稳定下来。我留意温峤与江州一事，主要是探究温峤能在江左走红的缘故和在江州留下的影响，填补东晋门阀政治和东晋地缘政治的一点空阙。

　　原来您是从东晋权力格局中的荆扬对立、荆扬平衡的角度来看位处中游的江州，因而关注温峤历史作用的。

　　田余庆：十年前，我得见“代王猗卢之碑”残拓及柯昌泗题记二则，推断碑为刘琨立于公元316年3月至11月之间。此碑对于两晋政权嬗变极具象征意义。立碑年份也很关键。一、316年，拓跋部败于石勒后一蹶不起，长期龟缩代北，未豫北方纷争，刘琨则逃奔冀州段部，西晋在中原的旗号不复存在；二、苟安于长安的晋愍帝，同年降于匈奴刘聪，西晋更是名实俱亡，胡、羯完全占有长江以北；三、建康与长安原本是分陕而治的状态，此时司马氏政权在建康独存，为西晋遗臣瞩目，但缺晋朝法统与帝号。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刘琨以他所具西晋所授大将军、司空、都督并幽冀诸州军事的旧日名分，与他在冀州所靠的鲜卑段部段匹磾共同领衔，派遣温峤出使建康劝进，使司马睿称帝获得重要的推动力，温峤从而进入东晋历史舞台。

　　温峤并非一般的避难南渡人士，他是代表西晋末年的重要人物刘琨的，而刘琨的支持与建康朝廷的顺利建立有密切关系。可是，刘琨为什么自己不去建康而要派温峤南行呢？

　　田余庆：据传刘琨少无令誉，好游权贵之门，习性浮夸，史称“佻巧之徒”。八王之乱之末，他受东海王越之命出督并州，历经艰辛，获得声望。但他观望于长安与建康之间，曾有“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的寓志之句，与琅邪王并无近谊。而建康自永嘉以来，北士逐渐充斥，各据要津，未必看重刘琨。刘琨一心报晋，死前犹有“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赠卢谌诗，卢谌回答“百炼或致屈，绕指所以伸”，所伸自然是指伸向建康。刘琨屈居段部只有一年，就在段部内斗中被缢死。

　　《晋书》记段氏杀刘琨可能与王敦密使有关，卢谌理刘琨表也反复替刘琨表白对建康并无二心，也许说明刘琨在琅邪王睿与南阳王保之间的观望的确造成了政治波澜。敦煌出邓粲《晋纪》残卷有温峤理刘琨表，同样能说明这个问题。

　　田余庆：太原温氏本属二流门第，温峤本人又“姿形甚陋”，但以劝进言辞获得称许。他盛赞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亦是谦卑而无所觊觎。他应对进退有度，江左胜流留有一些赠答诗篇可参。他带来的劝进表文由“河朔征镇华夷”一百八十人联署，刘琨、段匹磾领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凸现北方多种势力对建康法统的一致认同。后来，东晋一朝对北政策始终是不与刘、石通使而与鲜卑拓跋、段部等亲近。可以说刘琨、温峤所亲所仇，奠定了东晋一朝对北方各部族的基本政策。

　　温峤能够迅速融入南渡群士的上层集团，既有刘琨的背景，也是靠了他自己的才具。在江左的各大政治势力间，他本是一个孤客，但他周旋于各势力间，不仅能够自存，还颇有成就。

　　田余庆：温峤与太子（后来的明帝）结深交，对王敦坚决抵抗。王敦叛平后又为受株连的众多党敦朝士吁请宽免，做得周到适度。他反王敦而亲王导，使自己在纷纭的朝局中居于稳定地位，不随朝局而起伏变化。他更显著的功绩是与荆州强人陶侃周旋应对，既不助长陶侃，又能借重陶侃实力，一举歼灭苏峻叛军，挽回东晋大局。朝廷命他都督江州，驻守于扬、荆之间，显然是期望他起上下游的缓冲作用，使江左内部不再重启重大纠纷。他安定了被建康视为异己势力的陶侃，使他终身与建康和平相处。

　　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江州，就是从温峤开始展露其六朝史意义的吧？

　　田余庆：以长江一线基地为主导的东晋地缘政治布局，中枢扬州长期在王导之手。下游徐州侨郡县具有拱卫建康的特殊作用，由郗鉴长期稳定经营。温峤刺江州，与郗鉴刺徐州同时，二人处身行事和所起政治作用大有可比之处。只是温不永年，死后江州成为扬、荆两强争夺之地，未能独立发挥作用。稍后，下游扬州之西出现了豫州，扬、豫一体；上游荆州之北出现了雍州，荆、雍一体。可以看出，江州是上下游必争之地，把温峤配置在江州，是东晋有远见的决策。温峤明白此意，不负所托。他曾有迁都江州之议，而江东豪杰则主迁会稽。迁都不符王氏利益，未得王导认可。温死葬豫章，表明温峤原拟以江州为其家族在南植根之地。后嗣视形势已变，乃迁葬建康今郭家山之地。温峤江州之业无合适的后人继承，自择北来入幕之人，后转手入“驰驱戎马之辈”，与诸门阀不能合辙，这是门阀政治格局所不能容纳的。再后陶侃以荆州之重进占江州，陶侃有谦退之志而无非分之求，死后江州重回门阀政治轨辙。

　　您关注江州，是因为在东晋门阀政治的地缘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江州是一个新因素。

　　田余庆：门阀政治，主导者自然是高层门第，是他们与司马皇权共治。门第高下，一般地说靠社会舆论认同，高门则以婚宦壁垒自我保障，但其身份却没有法律的硬性界定，没有按门第高下分配政治权力的正式机制。少数臣僚虽非寒素，但门第却不甚高者，由于特殊机遇，攀升至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温峤、郗鉴。不过他们也不可能入主中枢，因为得不到高门的广泛支持。我从这种现象感知，建康政权像是一间股份公司，东晋皇帝是名义上的业主，轮流执政的门阀则拥有最大的股权。门第是入股的必要条件，虽非股权大小的唯一依据。陶侃有较强实力，立有大功，但以“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是无从入股的。王导门第最高，与司马氏关系亲近，自然有最大的股份。而温峤、郗鉴门第二流，是靠政治机遇获取股份。他们难得在中枢获利，却能分割地盘，形成东晋的地缘政治格局。他们在地缘政治中各自经营，郗鉴非常成功，温峤具有经营成功的能力，却因不永年而未竟其业。

　　在这个地缘政治格局中，江州具有什么特殊地位呢？

　　田余庆：东晋一朝，对付北敌窥伺，守在长江一线及淮、汉地区，以政区分，则是徐、扬、豫、江、荆、雍等州，地缘政治在此区域展开。其中扬、荆二州形成长江流域上游下游两大中心，斗争复杂，现象纷纭。南方腹地诸州，不涉大局，无多可述。温峤所属江州，辖今赣、闽全境及湘境东南隅，地域辽阔。境内流民颇多，有货殖之利。江州土地开发显著，运漕不止供应江州驻军，也供长江沿线尤其是荆、雍军需。闽境粮食循水路输贮江州仓储。荆、江及于交、广，往返及物资运输多循赣水一线，而少经由湘水。江州腹地发展状况，记载不多，何德章教授论梁陈之际江州土豪势力的兴起，有的可追溯到东晋时期，可资参考。唐、宋时期，旧日江州地区经济增长，人才辈出，堪与扬州比肩。回首前尘，温峤的奠基作用值得关注。

　　温峤建议迁都江州，是一时权斗需要，还是别有深虑？

　　田余庆：江州都督军府置于长江沿线，多在寻阳左近，刺史驻在豫章，既重在军事上链接扬、荆，又关注江州内地发展潜力。这当是温峤请求迁都豫章的理由。只是温峤猝死，江州发展没有由他经营。江州居扬、荆两大之间，先是“驰驱戎马之辈”争夺不已，入陶侃手后经过几年安定局面，转归庾亮。庾氏坐大荆、江，建康的王氏则派出王允之与庾氏相抗衡，争夺江州，引发不少次或明或暗的冲突。谢氏以西府之重曾经插手江州，然后就轮到桓氏一揽荆、江之重了。几十年江州的矛盾斗争，求其嚆矢，还得从温峤算起。

　　从这个角度看，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加入温峤一章，就可以理解了。

　　田余庆：温峤在古史中已有赞颂。《晋书》列传人物以类相从，置温峤与郗鉴于同卷，为作佳传。郗比温晚死十年，这十年间经营京口，外抗胡羯，内卫京都，对门阀政治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其人虽不持中枢政柄，但史实钩稽，可见其功勋所在，较早为今日史界认同。温峤其人其事，与郗鉴大同，只是未能在江州营造出如同京口那样的事业，因而在东晋门阀政治中默然无闻。只有过细审读史籍，着眼于大局分析，才能得出像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元无远图，明年短促”条中那样的判断：“诸臣中亦惟温峤有英略而峤又不永年，有以知晋祚之不长。”

　　最近一些魏晋史学者在一些场合谈到，日本的中国六朝史研究的核心思想是贵族制理论，而中国学术界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总结两个层面所作出的唯一回应，迄今为止只有《东晋门阀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魏晋史学界在重大理论问题上与日本学术传统的一次对话。可是，仅仅从字面上看，《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并没有提到贵族制问题，也没有摆出理论探讨的姿态，因此史学界对此书与日本学术传统对话的性质似乎理解不足。请问这一描述是否准确？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中的论述，与日本学界关于中国中古的贵族政治理论，确实是各说各话，避开正面交锋。另有一位美国学者姜士彬（David Johnson）称中国中古政治为寡头政治（Oligarchy），出有专著。我与姜当面讨论过他的观点，也未多评论。我以为各人写书自有其精到之处，我知之不深，未必能准确品味，还是不多插嘴为好。但是上列观点也确有我所不能认同之处，靠口水之争未必能辨识清楚，不如独自表述，听由读者判断。我觉得迄今所知国外学者关于贵族政治的论说，一般不曾从原始资料发掘入手，一步一步推敲，求其演进之迹，而是用中国古史套用西欧历史框架，因而难于使历史上通下串，左右关联。

　　您强调门阀政治是汉唐皇权政治之间的一个变态，一个短暂的插曲，而且本质上并不是对皇权政治的否定，显然是为了回应贵族制社会的学说。您对东晋政治的分析，是不是基于这种对汉唐社会与政治的连续性的理解呢？如果魏晋以降的社会与政治并没有真正偏离皇权政治传统，那么，是不是说，汉晋之际的变局，尚不足以使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新方向？甚至可以说，皇权政治与制度仍然富有生机？

　　田余庆：中外学者论中国贵族政治观点的可酌之处，在我看来，关键是在对专制皇权作用的观察角度不同。古时候，在大国规模、统一制度的中国国家中，政治纷纭，必需专制皇权驾驭。专制皇权可能一时式微，可能一时旁落，但是不能须臾缺失。在没有被一种更有效率、更符合人性的制度根本取代之前，千百年相沿的专制皇权思想和制度可能更换表现形式，却会在不同的外壳下继续存在，或者是继续被利用。把皇权这个因素过度淡化，看重几家门阀、几个人物在舞台上的活动，而抹煞其与皇权的互动，抹煞其假皇权以行事的实际，这样就出现了中西无别的所谓贵族政治。

　　陈寅恪先生分析汉晋之际的政治，从代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阶级着手，比如曹氏与司马氏。您似乎很早就扬弃了这一思路，比如《袁曹斗争与世家大族》一文。到了《东晋门阀政治》，就有了全新的方法。想请您谈谈该如何理解陈先生那个思路的局限性。

　　田余庆：陈寅恪先生学识渊博，思虑深密，我跟陈先生学术档次隔得太远，想学学不到手。他的创新见解和方法，开辟新路，对他所论述的问题，后来人只是站在他的肩上，才有可能拓展视野，补苴罅漏，难得跳出如来掌心。我写袁曹斗争之文，实际上是承袭了陈先生的思路而有所发挥，只是那时不敢提陈先生之名，后来才在补注中说出原委。关陇本位之说是一个大学说，贯通北朝隋唐，读过的人都受启发，终身受益。我觉得陈先生未甚留意之处，是在运用其创见解释后代史实时，未尽充分考虑到历史条件的变迁，因而有时显得准确度欠缺一点。如袁曹出身行事的差别，涉及阶级和文化，对三国历史形成影响很大，是创见，很高明。但当曹氏已居皇位，并且已历数世之后，陈先生仍以曹袁出身差异为主要理由，来解释魏晋易代的缘故，就显得隔得远了一点。陈先生以其关陇本位的卓识解释几百年之后的牛李党争，也让人感到其间历史虚线长，缺乏实感，难得丝丝入扣。

　　细品陈先生的学说，要说歧见，只是觉得陈先生未甚关注之点，是中国古史中始终是皇权至上，皇权专制制度是运转历史的枢纽。尽管朝代变了，制度的外观有异，甚至后来皇帝居位制度也被推倒了，但皇权统治思想和某些机制实际上是保存在社会躯体的骨髓里面，可以说形成历史的遗传基因。对这方面的认识，近年读阎步克教授的论著，觉得他比我有深度，我很赞赏。

　　《东晋门阀政治》出版二十多年来，虽不曾洛阳纸贵，但专业人士的评价却持续走高，在当世算得一个罕见的现象。您在《拓跋史探》里考证崔浩史案时，对史学发展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感慨良深。这是不是基于先生的个人经验与观察？

　　田余庆：对于古史的理论思维，越入老年越能领会宋儒所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道理，未敢轻信，未敢多言，因而也越难于做到学者所好的论难争持、择善固执。我不常用“研究”字眼，而好用“探索”来表述自己的工作，这是对历史考察的一种内心感悟，而不只是谦退姿态。谦退自然也是必要的，只有自己最明白自己底气不足之处和藏拙所在，认准自己的智慧不足以全面看清历史，不得不留有余地。

　　学术是公器，个中人都要留有余地才好。过去当作口号倡导的所谓鸣放，鼓动尖锐争论，不过是一种政治要求，造成可利用的气氛而已。对大破大立之说，我原来还有点相信，后来逐渐看透了，有点懂得学术只能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但还不太敢坚持这种认识，有时还会由于自保而跟风说话。中年以后，才逐渐滋生了一种学术上的定力，找到一点不惑的感觉，言语写作尽可能多作理性思维，错误也就少了一些，知道错了也能心安理得地认识和改正。

　　人到这岁数了，新书新论读不进去，实际上是脱离了学术前进的潮流。咀嚼往事，伤时之思多了起来，不过也是随想随忘，要清楚记住是困难的。年轻人问起我的治学经验和对史学的瞻望，我只能瞎聊几句，没多少新鲜话语。其实读史越久，越多有看不懂的问题，靠后面的人接着思考。好在一代胜过一代，新资料新眼界总会产生新认识。■

来源：东方早报发表于2013-01-06

一、主要内容与研究议题

　　《论纲》全书近30万字，除导言、引论和结语外，共分4个篇章。导言部分介绍了本书的总体思路、研究理念、基本观点和三大忧虑。作者力图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对唐宋社会变革作一个从经济到制度再到思想观念的多层面分析”(第3页)。在引论中，作者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出发，对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作了充分阐释，随之又对中国传统社会变迁轨迹进行了鸟瞰式的考察，进而得出“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力量”(第20页)的基本结论，商品经济的发展由此成为作者考察唐宋社会变革的基点和支撑全书的核心架构。第一篇对日本、欧美和中国学者关于唐宋变革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理论做了简要论述。基于传统唐宋历史观存在的诸多缺陷，作者推陈出新地提出了“商品经济的历史观”，并具体论述了商品经济对唐宋社会变革的影响。第二篇到第四篇作为本书的主体部分，系统阐释了商品经济与唐宋经济关系及阶级关系变革、国家政策调整及制度变革、思想价值观念变革三方面的关系，其间“富民”阶层的崛起成为贯穿全书的重要线索。最后之结论，总括全书理论核心，详细论述了“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并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从“部族社会”到“豪民社会”再到“富民社会”并朝着“市民社会”发展的变迁主线。

　　综览全书，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并未采取将重心放在考述唐宋变革的诸种现象与事实的传统研究模式上，而是以探讨变革的深层动因为立足点，沿着商品经济发展的脉络对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关系诸领域的重大变革进行了层层剖析，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构建出了唐宋社会变革的理论体系。自二十世纪初内藤湖南从历史观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论以来，关于唐宋变革的讨论至今方兴未艾。然而从商品经济的视角进行探讨，并提出唐宋至明清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富民社会”论断的专著，《论纲》尚属首例，这足以显示出作者卓尔不群的独到见解。除研究体例和视角的新颖独特外，作者在研究议题的选定上，亦独具匠心，这些议题既涵盖了唐宋时期的一系列重要社会变革，又囊括了以往学术界讨论较少的如财富力量的崛起、和亲、保富论等内容，且作者在论述的过程中对诸多问题作了全新的阐释。

　　在论述商品经济与经济关系及阶级关系的变革时，《论纲》从土地产权制度、财富力量的崛起、“富民”阶层的崛起、农民战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对于其中涉及的均田制破坏的原因、等级制度崩溃的表现、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等问题，该书不囿成说，提出了富有新意的见解。对于均田制的破坏，以往学者多认为是土地兼并所致，本书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土地兼并早在均田制实施之前就已存在，按等级制授田的均田制与商品经济的实质背道而驰，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均田制的崩溃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谈到唐宋变革的重要内容等级制的崩溃时，作者对学术界讨论较多的门阀士族的衰亡这一社会上层的变动着墨不多，而是将重心放在社会整体的流变上。本书认为，士、农、工、商不仅是一种职业划分，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等级的体现，士、农、工、商等级制的打破作为唐宋以来社会的巨大进步，其根源在于财富力量的堀起所导致的贫富分化。中唐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租佃契约关系，本书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认为唐宋时期租佃关系的兴起，是生产力发展以及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主佃间人生依附关系的加强，对生产发展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过去的‘天子之农’变成今天的‘富人之农’，小农与大土地私有者之间的斗争不再是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而主要是财富分配上的斗争”(第149页)，随之得出唐宋社会是“富民社会”的结论。上述议题虽然内容各异，但无不归结到商品经济和“富民阶层”这一全书的理论核心，足见作者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史学素养。

　　对商品经济与国家政策的调整及制度变革的研究中，本书同样具有许多开创性的论述。譬如，唐宋时期，国家对盐利、茶利、酒课和商税的征收对商品经济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上，作者对“国家对商利的攫取严重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观点进行了质疑，指出国家在攫取商利的过程中虽与社会诸多利益群体构成竞争，但至多是干扰了市场经济秩序，受经济发展制约的国家财政，其力量尚不足以对商品经济发展形成较大影响。在对国家另一增收渠道“人中法”的研究中，作者认为以人中法为核心的间接专卖制度虽在执行中出现过一定程度的弊端，但其“毕竟使国家与商人的矛盾趋于缓和，从而既有效地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第247页)。专卖制度从直接走向间接，“官商分利”的局面不仅不会延缓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而被时人看做“至为良法”。又如，宋代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向来被认为是一种消极妥协的表现，其向周边少数民族输纳岁币的行为亦被看作是免受威胁的购买和平之举。本书则揭示出了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岁币的出现是互市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乃是互市的一种‘变种，或‘派生形式’”，(第265页)和议的出现亦是经济力量向民族关系方面悄无声息的渗透。诸如此类的创新论述，书中还有很多，兹不——列举，然开拓创新的研究意识已在字里行间蔓延，阅读起来已不单单是学识的充实，更是引发思考的美妙历程。

　　在谈到唐宋时期的思想文化变革时，《论纲》将论述的重点放在思想价值观念的变革上，而对于文学、艺术领域的变革未作探讨。笔者认为这一选择明智得当，一方面关于唐宋时期文学、艺术的变革学界已做过充分研究；另一方面，价值观念的转变更能体现当时社会整体的变革。唐宋时期，市民文学虽逐步兴起，但文学、艺术作品在广大平民中的普及程度并不很高，相比之下价值观是每一个普通大众都具备的。在对思想价值观念的论述中，作者选取了“义利之辨”和“保富论”两项较能体现民众思想观念转变的新型元素加以研究。义利之辨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反复争论的命题，唐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关于此问题的论辩在宋代再次掀起热潮，然而这场深入持久的论辩不再局限于思想领域，而是与人性问题、价值判断和匡时救弊紧密联系在一起。义利之辨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求利之风大为盛行，人性得到较大程度的解放；其次，利的重要性得以彰显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注重功效、注重实际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与义利之辨不同的是，保富论作为一种崭新的思想到中唐时期才出现，它的出现本身即是财富力量崛起的体现，且与“富民社会”的形成密不可分。作者认为这种思想不是维护大地主阶级自身利益的反动思想，而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思想，它的出现不仅推动了唐宋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而且保护了正在发展中的商品经济和最具活力的富民力量。上述关于义利之辨和保富论的研究，角度新颖、发前人所未发，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彰显了作者优良的史家风范。

二、理论方法与研究特性

　　《论纲》在批判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筑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运用了新颖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整体把握，注重联系。《论纲》将唐宋时期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考察和研究，突破了简单的按朝代抑或时段的对比分析。总结以往研究，不少学者在研究唐宋变革的过程中，习惯于将唐、宋两代区分开来进行探讨，或是选择中唐、北宋立国、宋室南移等具体的时间作为变革的界点。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揭示唐宋变革的显著性无疑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然而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必然经历一个由微之著的发展过程，如果我们只将目光聚焦在质变的一瞬间，难免会忽略在质变之前长期的量变积累过程，影响对历史发展基本脉络的整体把握，进而影响到对变革深层动因的客观考察。以唐宋时期土地制度的变革为例，由均田制到土地私有制的合法化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程，并非一蹴而就的瞬间转变，国家对土地买卖的禁令时紧时松，面对商品经济发展、财富力量嵋起、兼并之风盛行等因素的不断冲击，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掌控逐渐转手于私人，然而我们却难以找出一个具体时间点来论证转变就是在那一时刻完成的。因此，作者在研究唐宋变革时将其看做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不仅论述了各方面出现的重要变化，并将这些变化放到整个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加以考察，且注重强调各要素之间的因果联系。

　　宏观着眼，整体把握，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出发考察变革的发展脉络和深层动因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唐宋社会变革的诸多重要问题时，并非囿于现象自身变化的研究，而是将变革置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中，注重与其它因素之间的联系，切实分析不同要素在何种层次、多大程度上对变革造成影响，并从根源上解释这些变革的合理性。譬如，大家熟知的“杯酒释兵权”问题，本书从中唐以来财富力量嵋起的角度给予了全新的解释。作者认为，宋太祖之所以能够成功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兵权，根本原因在于“至富敌至贵”的社会现象使用财富交换权力成为可能。我们暂且不论作者的分析是否周全，但其从考察历史大背景出发分析问题本质的史学研究方法无疑值得推崇。又如，在分析唐宋时期农民战争中公开提出“均贫富”口号的原因时，作者认为是社会财富占有严重不均所致。中唐以来，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并且这种变化逐渐渗透到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农民起义军提出“均贫富”的口号自在情理之中。由此可见，从具体的社会大背景出发，从整体上、从联系中探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变革的深层动因，同时亦能深化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感悟。

　　第二，跳脱框架，理论创新。20世纪初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提出，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研究唐宋社会变革的热潮，极大推动了唐宋史研究的向前发展。然而，无论是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抑或东京学派的宋代中世说，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欧的历史发展模式解释唐宋历史，无形之中陷入了“西欧中心论”和“历史目的论”的怪圈，致使唐宋社会变革的自身特色难以体现。美国学者包弼德等人对此种现象进行了反思，他们大多认为应将唐宋社会的变化看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变化过程的一环，但这种研究方法依然难以跳脱以封建生产关系模式去解构唐宋历史的框架。作者对上述历史观进行了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即商品经济的历史观)，主张“从唐宋时代历史发展的事实中总结出新的历史观”(第50页)。这一新历史观的提出有效避免了历史目的论的那种根据结果反推过程的“倒放电影”式的做法，并将时人对变革的感受作为研究的重要依据，更大程度地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客观公正。随着历史学研究方法和史学理论的不断创新，有朝一日基于历史事实的历史观也许会显现出缺点，但在目前看来它无疑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且对当前的唐宋史研究，甚至是整个历史研究具有巨大的启发作用。正如作者所言，“我们主张从商品经济的历史观解构唐宋史，并不是要强调这种历史观的唯一性和正确性，而是旨在提供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视角和途径。”(第54页)

　　第三，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对于唐宋社会变革，已有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社会阶层等不同角度做过探讨，然而以商品经济为视角考察唐宋社会变革的专著《论纲》属首例。与日本学者将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由贵族政治转向君主独裁政治作为变革核心，和美国学者将士人在唐宋时期的变化作为研究出发点不同的是，作者在首篇即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要给唐宋社会变革以经济史的解释，详细论述了商品经济对唐宋社会变革的重要影响，并将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将随着财富力量崛起而形成的“富民社会”作为全书的理论核心。本书所指的“富民”阶层与美国学者赫若贝所强调的“职业精英”阶层存在很大差异，这里的“富民”指拥有财富而无特权的平民阶层，这就决定了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普通的社会大众，而非上层社会的精英阶层，这就更能够体现唐宋社会变革的影响与本质。

　　敢于挑战权威，对史学界诸多已形成普遍共识的问题进行质疑，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观点。譬如，在关于唐宋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中，作者从两方面驳斥了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一书中“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最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观点，认为自中唐以后，私人土地所有制为最有效的生产方式。首先，具有较完整产权、以租佃契约为经营方式的地主土地私有制一方面使土地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使生产力得到巨大发挥，有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日益膨胀，占有比重较小且日益萎缩的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无力支撑起唐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如，关于宋代民族关系的认识上，作者对以熊铁基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民族政策自唐以后便无发展和创新”的观点进行了质疑。作者认为，北宋王朝引入经济力量作为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新方式，无疑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巨大进步。书中与学界对话，提出富有创见性观点的例子不胜枚举，毋庸赘述，仅上述两例即足以体现作者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学术品质，而这正是历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的源动力。

　　第四，史料丰富，选材精当。本书在资料搜集上海纳百川，其中不仅包括官修正史，而且囊括了大量文集、日抄、笔记小说、诗文、墓志铭等民间资料。在史料取材上谨慎选取，用心甚深，为了摆脱以往唐宋社会变革研究中过度关注社会上层的局限，本书征引了大量笔记小说、墓志铭等能够反映广大民众生产、生活的资料，甚至不少时候是大段引用，然而经过作者的巧妙处理，并无累赘之感。在资料的运用上，作者在细心爬梳、厘定事实的同时，注重赋予史料以生命，恰当运用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去解喻史料和史实。在史料的解读上，作者用心挖掘其背后的深层内涵，有时另辟蹊径，从全新的角度解读大家所熟知的史料，得出了诸多颇具创新意义的新结论。

三、学术贡献与遗珠之憾

　　作为研究唐宋社会变革的专著，《论纲》在继承前人丰富成果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和提出问题双管齐下，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更启人深思，做出了积极的学术贡献。其一，本书以商品经济的视角作为考察唐宋社会变革的出发点，并采用历史事实的历史观作为指导原则，从经济史的角度对唐宋社会变革的深层动因做了全新阐释，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功典范。其二，作者首次提出“富民社会”的概念和体系，并将其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石。更重要的是，本书不仅得出了唐宋社会是一个“富民社会”的论断，而且以此为开端延展出重新认识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其三，问题意识贯穿全书始终，作者在对已有成说重新诠释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问题，为日后唐宋社会变革，乃至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变迁研究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思考方向和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论纲》从研究视角到研究方法无疑使人深受启发，但仍存在一些遗憾之处。首先本书在关于“富民是唐宋社会的经济核心”，“是社会财富尤其是土地占有者”的论证上不够充分，作者只是将富民阶层放人私人大土地所有制的范畴与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进行笼统的比较，而未对大土地占有者内部的官僚、富民、寺院、皇室等不同阶层的财富占有情况予以区分，难免使结论显得有些单薄。其次，本书在某些问题的探讨和史料的运用上存在重复的现象，对此作者在导言中特意提出并做了相应解释，如能对这些问题重新归纳与整合，或更显完美。

　　以上这些近乎苛求的批评和建议，来自于一位读者对这部优秀著作的思考和理解(或许存在误读的成分)。然瑕不掩瑜，《论纲》对唐宋社会变革研究的贡献的确不容小觑，尤其是新方法、新视角的引入，以及新观点、新问题的提出无疑使本书成为一部具有极大学术牵引力的成功之作。

（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　361005）

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

　　商代墓葬，是深入了解商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商代考古在三代考古中处于承前启后的作用，研究商代墓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商墓》在选题、研究内容、写作方法等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

　　一、论述全面。以往相关的研究成果多偏重某一个方面，如二里头和二里岗墓葬的比较，晚商和西周墓葬的比较，殷墟晚商墓葬的研究方面。而《商墓》对商代墓葬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正如刘绪先生在该书《序》中所指出：“以往从不同角度对商系墓葬进行研究的成果为数不少，但作系统、全面研究的专著还没有，该书可谓第一部。”该书首次提出商系墓葬的概念，对商系墓葬的界定也作了说明。所谓商系墓葬，指的是商文化系统的墓葬，既包括典型商文化墓葬，也包括商时期周边地区的商墓。研究商代墓葬，要涉及到商代考古学的文化分期，该书在综合各家分期的基础上，提出自已的分期意见，列出商文化分期对照表，把商代墓葬划分为六个阶段。在分期的基础上，该书对商文化区域类型作了划分，共分为郑洛区，豫北、冀南及晋东南，冀中，晋西南、豫西，晋中，陕西关中，鲁北，鲁南，豫中、豫东，豫南、皖西北，湖北11个区域类型。书中的内容基本是按照这6大阶段11个区域类型来论述的。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指出，“本书在对墓葬制度进行研究时，．时刻注意这些区域墓葬之间的差别”。

　　二、通篇条理清晰，结构严谨。《商墓》共有八章，内容涵盖了对商系墓葬研究的各个方面。第一部分绪论，分别从概念的释义、商系墓葬研究简史、基本思路、商文化分期、商文化区域类型与商系墓葬分布、墓葬等级划分等多个方面来考察商代墓葬。分11个区域对商系墓葬资料进行概述，11个区域中首先是商都城地区发现的商系墓葬资料，其次是周边区发现的商系墓葬资料，且所收集资料全面，如绪论中所引用的注释近400条，基本上涵盖了所有已发表的商墓资料。第二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分别从墓葬的形制、结构与方向，葬具与葬式，墓内殉祭遗存方面全面介绍商系墓葬的方方面面，这些方面都是分阶段即不同时期进行叙述，阐述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提出新观点。第三部分从第五章到第六章，对器用制度的考察，按照器物质地的不同分为金属器、陶瓷器、玉石器、甲骨和贝。对涉及的器用制度方面如毁器习俗、随葬品明器化现象也作了详尽的分析和介绍。第四部分从第七章到第八章，主要从商系墓葬的纵向和横向方面来考察商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商系墓葬的地域差异及相关问题。各部分之间层层递进，步步深入，对不同阶段不同地域墓葬都作了详尽的论述。

　　三、《商墓》介绍了学术界对墓地的考察、墓葬的方向以及墓葬的等级与性质等方面的不同看法，通过查找原始资料分析各家观点，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作者以殷墟遗址为例，讨论同一遗址内不同墓地的等级与性质和不同遗址内的墓葬等级与性质。作者假设殷墟各阶层人口的比例在第Ⅳ至Ⅵ阶段间没有发生大的变动，统计出全部墓葬中，第一、二、三、四等级墓葬分别占的比例，从而推定，殷墟遗址中一般平民的数量最多，接近人口总数的60%，而包括商王在内的高级贵族的数量不足人口总数的3%，其余则属中小贵族。指出不同遗址的墓葬在等级构成上也有很大的差别，这与不同遗址的性质有关。作者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即周边地区的贵族墓地和商文化中心遗址的墓地形式是不一样的，其背后隐含着相关人群不同的等级分化形式以及通过对周围遗址的控制来获取经济支持的可能性等等。这样的分析和论证不是简单的综述与总结，而是以翔实的资料对殷墟各族墓地的深入分析，其论据令人信服。

　　四、《商墓》从时、空两方面进行较系统、全面的梳理与总结。时、空两方面即是该书对商系墓葬的纵向考察和横向考察。如第七章对商系墓葬的纵向考察，探讨商系墓葬在时间的变化和墓葬制度的演变过程。第八章对商系墓葬的横向考察，探讨商系墓葬的地域差异及相关问题。虽然内容分列两章，但在分析论证时始终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从全局的角度分析问题。该书不仅详细分析了商系墓葬的纵向和横向方面的区别与联系，还对商系墓葬进行了全面研究，如对商系墓葬分布范围内中心区与周边区关系的研究，指出周边区遗址和商中心区遗址在兴废上的同步性体现了双方的依存关系。通过对一些特殊资源（如白陶、人牲等）多集中于中心区现象的考察，指出这些特殊资源的集中，体现了中心区遗址与周边遗址的不对等关系，等等，这些都是作者的独到见解，论证周密，观点新颖。

　　五、该书所附图表制作精细，一些器物图处理清晰。如在器用制度一章，在对器物描述的基础上，运用大量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器物图片。同时也运用一些统计表，使论述的内容更加直观清晰。另外，该书在一些文字规范方面也十分注意，如格式统一、注释准确到位、文笔精练等。

　　总之，该书是一部全面研究商代考古和商代历史的著作，既注重基础材料的运用，又注重新材料的搜集，论证周密，整体框架合理，逻辑清晰，格式规范，行文流畅。对于研究商代社会的墓地制度、埋葬制度、族属关系、丧葬观念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对研究商代的社会变迁、中心区与周边区的关系，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借鉴作用。

　　当然，此书提到的一些问题还有需要进一步阐述的地方。如把商系墓葬的墓地分为两类：其中一类墓地与同时期或时代接近的其他遗存相互叠压、交错，有些可以肯定是与其他遗存同时使用的，其墓葬分布相对分散。并指出，这类墓地情况复杂，有的时为墓地，时为居址，有的在功能上有多样性，既是生活、生产区，又是埋葬区，有的墓葬明显与其他遗存有依存关系，当有特定的含义。作者对这一类墓地情况作了说明，但没能进一步地分析论证，对于其含义也没有做出解释。在器用制度一章，对一些石质生产工具没有统计分析，对各阶段随葬陶器的墓葬只有规模散点图，没有详细的统计表。在玉石器的这一部分，对石器的统计和分析稍显简略，也没有对蚌器的分析和描述。石器和蚌器是商代的一种重要的生产工具，对它们进行认真的鉴定和研究也是有必要的。

　　毋庸置疑，任何著作都有不足之处，《商墓》亦如是。尽管如此，本书仍不失为一部商代墓葬研究的佳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无疑会对三代考古学研究起到有益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作者单位：安阳师范学院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　河南安阳　455000）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

　　一、新的传记写作方式的尝试。目前黄宗羲的传记多为“评传”形式，一般先叙传主的家世、生平，然后对传主的学术成就（经学、史学、文学）及思想诸方面进行分类评述。这便于深入剖析和集中阐释传主思想内涵结构和学术成就。不过，在把握人物生活细节，展现人物性格和于时间推移中发现人物思想发展脉络等方面难以照顾周到，鉴于此，作者采取了“长传”的写作方式。

　　“长传”是西方文学传记的一种，其特点为：“以详尽为原则，旁征博采，巨细靡遗，且须瑕瑜不掩，善恶美丑，一一托出”（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21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与分类集中评述的方式不同，“长传”主张将人物放在时代的潮流中，随时间的推移展现人物的方方面面。弗洛伊德心理学问世后，被运用其中，从心理的角度分析人物的精神状态，因此“长传”带有心态史学的特征，非常重视人物思想的因时变化和对人物性格与心理的刻画。

　　方先生的“长传”之作，受到杜维运的影响，希望取法西方传记，“将关系历史转变的人物，从具有时间色彩的资料中活现出来”（437页）。《长传》将黄宗羲的一生分为“童年、青少年时期（明万历38年一天启7 年）”、“党人时期（崇祯元年-16年）”、“抗清‘游侠’时期（清顺治元年-16年）”、“厕身儒林初期（顺治17年一康熙5年）”、“创办证人书院（康熙6年-14年）”、“三藩作乱，康熙右文（康熙14年-24年）”和“饰巾待尽时期（康熙25年一康熙34年）”七个时段。通过这七个时段的衔接，以时间为线索，以时代为背景，以传主著述为关注点，夹叙夹议，传评结合，“寻求黄宗羲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线索，并在这一动态中呈现传主性格”（438页），勾勒出了传主跌宕起伏、不断反思的一生。

　　应当指出的是，方先生的《长传》又和西方带有文学色彩的“长传”有极大的不同，这是一部严谨的史传。《长传》以《黄宗羲全集》为主要史料来源，参考了近150种书籍，是迄今史料最为翔实的传记之一。作者利用了几十年来研究清代浙东学派爬梳积累的史料，可谓字字有根据，处处有来历。方先生对《余姚竹桥黄氏宗谱》、黄宗羲弟子佚文都曾有过专门研究，这些成果也被引入《长传》。

　　二、深入研究基础上的多方拓展。方先生对黄宗羲的研究，起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30余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这使《长传》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长传》的许多章节，如对黄宗羲“日本乞师”的绵密考订，对黄氏兄弟与钱谦益合作抗清的细致考察，都体现了作者的研究功力。“证人书院”一章从明清时期的经学思潮进入，论述了书院讲会内容由蕺山之学转向探讨经学的过程，对证人书院的渊源、教学方法、讲会内容、弟子成就、师生之间的学术分歧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由讲经次序，判定黄宗羲以古文经学派的思路教授弟子，同时指出，黄宗羲提倡的经术却是今文经学，用今文经学的方法，窃取《六经》中的微言大义，以为经世之用。这些心得之见，深化了黄宗羲的经学和教育思想研究。

　　《长传》中，独到的视角和新颖的见解处处可见。《明儒学案》是黄宗羲重要的学术著作，作者从初刻本与改写本的《明儒学案序》人手，着眼于对“一本万殊”、“万殊归一”的诠释，认为这一命题是黄宗羲晚年对蕺山之学的进一步修正和反思，是《明儒学案》的宗旨所在。又结合清初学术演进的背景，以及朝野学术取向，分析指出，顺治初年至黄宗羲逝世的五十余年间正是儒学百家争流，各呈异姿和转折的重要时期，《明儒学案》中极力提倡的一本万殊，殊途百虑之学，在客观上抨击了以帝王之意为学术准则的执一废百的思想统治。

　　《长传》体现了以叙述见长的特征。黄宗羲与吕留良交恶的学术公案辨析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长传》不仅剖析了黄宗羲与吕留良论争的实质及其思想根源，阐明黄、吕交恶有澹生堂购书之争，有尊朱辟王之争，还有对待清廷的态度之争，而且对黄、吕的交恶始末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论述，从“厕身儒林初期”，同购澹生堂藏书，由亲至隙，到康熙九年，“创办证人书院”时期的《高中旦墓志铭》之争，裂痕扩大，再到“三藩作乱，康熙右文”时期，刻《南雷文案》的彻底决裂，娓娓道来，析隐阐幽，鞭辟人里。

　　三、对传主思想脉络与精神世界的动态活现。追随《长传》的文字，每每能够读到方先生的创作激情，这种激情缘起于他寻求黄宗羲思想中一以贯之的脉络及其因时移世异所产生的思想演变轨迹。《长传》始终把黄宗羲放在浙东和明清鼎革的大背景下，在时间的长河中展现传主的精神世界。黄宗羲学术思想的发展、遗民观念的变化、心路历程的轨迹都是作者关注的焦点。浓墨点染下，黄宗羲对理想中大壮盛世的向往，为实现这一理念而努力，这一理念从由愿望、希望到失望乃至绝望而又不甘心绝望的思想脉络呼之而出。康熙二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提出了大壮盛世的理想蓝图，并条具为治大法。康熙八年，《孟子师说》进一步以“三代之治”，即他理想中的“大壮”盛世之治来批判三代以后的君主专制。“三藩”乱起，复明希望倍增，他幻想大壮时代的来临，并在《留别海昌同学序》中深情流露。三藩乱平，康熙右文，憧憬破灭，“大壮”信念绝望，黄宗羲转为长期做遗民。直至康熙三十三年，他的《破邪论》仍在遗恨大壮盛世未能实现。全祖望“犹闻老眼盼‘大壮’，岂料余生终‘明夷”’的诗句正是他一生心路历程的写照。在这一历程中，作者着意刻画了黄宗羲晚年徘徊在接受新朝礼乐与胸怀故国遗恨之间的内心挣扎。入清以来，黄宗羲一直以甲子纪年，康熙十九年后，他放弃了自己坚持的陶潜书法，用“顺治”和“康熙”年号，开始承认清王朝的合法性，其遗民观一再退守，最后退而不能再退。然而他的诗文中，流露着强烈的家国遗恨。既感念前明故国，又欢迎清廷右文政策的情感交织，“陷入天人交战的矛盾心情”（335页）。这是那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带给一代学人和思想者的心灵磨难，构成了黄宗羲晚年思想发展脉络中的一大张力。

　　四、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良史风范。“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刘知几《史通•惑经》），《长传》对黄宗羲生平大节有着准确的把握，对传主的缺失亦不讳言，如对黄宗羲早年党人习气的批评，认为黄宗羲的治经方法“湛思”、“自悟”带有主观色彩，容易造成失误（178页）。在黄吕公案中，客观地指出黄宗羲处理两人关系的不当，其因意气而写下高斗魁“身名就剥”的不公正评价，反过来也影响了自己的威信（234页）。《长传》对黄宗羲为儿子黄百家谋求出身，康熙二十四年为孙子黄蜀请托权贵之事都有交代，坦言黄宗羲为子辈“嘱托公事”是他一生中的污点（343页），在道德上有损（358页）。正因为作者客观公正的评史态度，《长传》展现给我们一个真实的、血肉丰满的黄宗羲。

　　毋庸讳言，《长传》不能算是完善尽美，其中存在着个别错字、别字，有的小标题和断言还值得商榷和斟酌，有的叙述尚待展开。然而瑕不掩瑜，《长传》无愧为研究黄宗羲的一部心血力作，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而且架构新颖，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