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恽代英；工业化；遗著；考证；解读        

　　恽代英（1895-1931）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其生前遗著据初步统计，共计约300万字，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对恽代英遗著进行全面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传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注洪、任武雄等选编的《恽代英文集》（上、下卷），共收录恽代英著作195篇，约73万字，仅占恽代英全部遗著字数的约四分之一。2006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良明、钟德涛主编的《恽代英年谱》，详尽介绍或摘录了《恽代英文集》等未曾收录的一些恽代英遗著，其中甚至包括部分流失在海外的恽代英著作。[①] 201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良明著《恽代英思想研究》，该书是作者主持的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5BDJ015）结项成果。书后所附《恽代英著译目录》凡举恽代英著作573篇，涉及“天逸”、“代英”、“子毅”、“子怡”、“尹子怡”、“毅”、“但一”、“遽轩”、“FM”、“但”、“英”、“稚宜”等十余个恽代英笔名，[②] 是目前国内最为齐全的恽代英遗著目录，为下一步编纂《恽代英全集》[③]和学界进一步开展相关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学术资源。然而，诚如长期从事恽代英遗著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李良明先生自己所言，“本课题的结项，不是恽代英思想和生平研究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 [④]。      

　　作为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学人，笔者在阅读2006年由中国出版集团出版、程恩富主编的五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时，发现该著（中国卷）提到恽代英1923年在《申报》发表了《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以下简称《工业化》）一文。经笔者查阅《恽代英文集》、《恽代英年谱》及《恽代英思想研究》所附《恽代英著译目录》，均未列出该文。而且截至目前，国内所有对恽代英生平和思想（包括对恽代英经济思想）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都没有引用甚至没有提到该文。[⑤] 程恩富的著作是其主持的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2AJL007)结项成果，其权威性自不待言。可惜该著对《工业化》几乎是一笔带过，而且看来该著（中国卷）作者并未查阅《申报》原文，因为书中参考文献注明是转引自1945年由南平国民出版社出版、周宪文编《新农本主义批判》一书。[⑥] 

一、《工业化》原文及其作者考证

　　通过逐日查阅《申报》，笔者找到了发表于1923年10月30日《申报》“时论”专栏上的《工业化》原文。该文署名“戴英”，共计1511字（不含标点符号），全文如下（标点符号由笔者添加）：

　　二十五日有董时进先生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一文。此问题殊有可研究之价值也。董先生以为当今之世，农国求过于供，工国供过于求。中国处此工国多余之时，不可以工业化。若董先生立论只系为全世界综合的求农国工国之供求平衡，而非为中国人切身利害计较，则此文似不与感贫乏之中国人有何关系。我意董先生之心当不如此。

　　董先生以为农业为独立稳定之生活，而工业常有生产过剩之危险，故曰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我于董先生所述工业国情形，认为信然。但彼所言农业国情形则殊未可信也。

　　农业国果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乎？人非能餐稻麦，稻麦必须碾磨。碾磨乃工业之事而非农业也。人非能衣棉丝，棉丝必须纺织。纺织亦工业之事而非农业也。闭关之时，中国人以粗拙之工具附丽于农人。家庭以从事碾磨、纺织之事，诚无所仰给于外人。然此只中西未交通之时则然耳。及其既交通也，人有进步的机器、伟大的工厂，其所碾磨、纺织者，成本低、成品良，非我所能与之争竞。而衣食之所需，乃转而大宗须仰给于外国。去年米之输入将近二千万担，价将近八千万两；面粉之输入三百余万担，价一千六百余万两；棉布之输入更价值在二万万两左右。衣食之所需如此其不足以自给，而谓可以不需工业国而可以独立耶？

　　抑尤有可注意者，今日之事，非徙我不可以独立而已也。米之输入将近二千万担，则是吾国人食米有将近二千万担非中国所产，则是中国所产将近二千万担无人承购。使农人为势所迫，不能不少产将近二千万担之米。使将近二千万担产米之农人，只有失其本业也。准此以推，亦复有产生面粉三百余万担、产生棉布价值二万万两之工人失其本业。就去年海关报告册，入口超过出口将三万万元。则是总共有产生将三万万元之农人、工人，俱为外国工业所压迫而至于失业。亦何怪国内军队、土匪之充斥而尚许农业为独立稳定之生活耶？

　　董先生以为中国若行工业化，必不能免外资之纠葛。然外资之纠葛，初何必待中国将来之工业化。眼前逼近眉睫之事，实已不胜枚举矣。开平之煤、大冶之铁，此外铁路矿山，已为外人染指者，岂以中国不求工业化遂免于外资之纠葛乎？出口、入口之受外人操纵也；关税、盐税之受外人把持也。中国在先进工业国之下，已成为经济的隶属关系。至今日尚虑工业化之为外人染指，诚不知其何说也。

　　抑吾不知董先生以为今日之中国尚为农业国乎？抑已为工业国乎？若以为中国今日尚为农业国也，则董先生文中所称农业国之人民质直而好义，喜和平而不可侮，其生活单纯而不干燥，俭朴而饶生趣；农业国之社会安定太平，鲜受经济变迁之影响，无所谓失业亦无所谓罢工，凡此所言是何与吾中国今日之情实全不符合也。

　　若以为如章行严先生所言，此系农业国而强效工业国之过。不知吾辈今日撤毁吾国有之铁路，捣坏吾国之商船、工厂，以复反于农业，果能遂禁南满之行车、内地外轮之通航，以及海外巨舶之莅止、沪汉各外国工厂之开工乎？果能遂禁洋纱、棉布、米粮、面粉之源源而输入乎？果能遂禁外人之取我铁路、矿山而代为办理乎？

　　董先生知自中西接触而国人顿感贫弱。惜董先生不甚考国人贫弱之原因也。国人之生路俱为外国工业之所压迫而日趋逼狭，于是流为兵匪。在他一方面，既有赔款，复有外债，使国民所担任之日益增高，而上流、中流之阶级亦日呈中落之倾向。此非吾之工业有以与外国相抗衡，盖惟有万劫而不复。岂尚得谓中国不宜工业化乎？  

　　董先生谓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是也，彼恃农业国为之供给原料，为之消售成品，彼非有农业国不可以自存。然惟其如此，彼势必挟其工业之优势，以窥窃农业国之统治权。庶原料之供给、成品之消售，不虞其有变动或为敌国之所攫取。此所以英国再三致意于取得殖民地也。凡为殖民地者，永只得以原料供给其所谓母国而不能自己供给；永只得消售其所谓母国之成品而不得自己制造。结果既以母国之人经济上处处占取优势，而殖民地之土人必至劳苦而不能自给。工业国之不能离农业国而独立，岂农业国之幸也哉？

　　然则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吾以为殆无疑义。中国如何能与外人竞胜而化为工业国？中国而化为工业国又何以免于生产过剩之患乎？请俟他日另文论之。

　　通过对《工业化》原文进行仔细的研读和分析，并比对恽代英同时期的其他著作，同时结合自己对恽代英经济思想研究的体会，笔者可以断定该文作者“戴英”就是恽代英，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该文所引数据及其资料来源与1924年1月恽代英在《前锋》上发表的一篇经典论文完全相同，思想逻辑亦可相互印证。作为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之一，恽代英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一直非常关注。恽代英经济思想散见于其多篇著作之中，思想逻辑向来清晰，其内核是如何从国情出发，谋求中国民族经济的振兴，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压迫。1924年1月5日恽代英写于上海并在《前锋》第3期上发表的《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以下简称《关税问题》）可谓比较全面地反映其经济思想的经典论文。几乎所有对恽代英经济思想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都会介绍该文。如果将《工业化》与《关税问题》这两篇发表时间仅相差两个多月的文章进行比较，会发现两文所引的一些数据及其资料来源几乎完全相同，思想逻辑亦可相互印证。例如，《工业化》提到了“去年海关报告册”并指出“去年米之输入……价将近八千万两；面粉之输入……价一千六百余万两；棉布之输入更价值在二万万两左右”。这与《关税问题》提到的“就民国十一年海关册报告，我们已经用了外国输入的棉货类共价二万一千八百余万两；米、谷七千九百余万两；杂粮粉一千六百余万两” [⑦]，无论在具体数据上，还是在资料来源（1922年《海关报告册》）上，都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一文的核心思想是反驳董时进、章士钊（章行严）等人“以农立国”的观点，明确指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吾以为殆无疑义”；而《关税问题》一文亦明确指出：“中国除了机器生产化，没有法子抵抗人家，即没有法子免于经济破产的惨祸。居今日还有些人说中国要保存为一个农国，真要怪他太不长眼睛了。”[⑧] 可见两文何其相似。这是笔者认定《工业化》作者就是恽代英的第一条理由。

　　其次，该文的一些观点在恽代英同时期的多篇著作中均有体现。不仅与《关税问题》在所引数据、资料来源和思想逻辑上可以相互印证，《工业化》当中的一些观点事实上在恽代英同时期的多篇著作中均有体现。例如，在1923年年底，恽代英曾在多篇论文中反复强调：“因外国工业品的输入，逼到失其故业的农人、工人，为他们的生活去当兵当匪” [⑨]；“惟外资压迫，使人民失安居乐业的状态，所以他们有凭借以呼啸其徒党” [⑩]。这些观点与《工业化》一文指出的“国人之生路俱为外国工业之所压迫而日趋逼狭，于是流为兵匪”是完全一致的。再如在1923年年底到1924年年初，恽代英在多篇论文中指出：“庚子赔款，以及利用我们历任卖国的政府，重利盘剥的借与我们九万九千多万元的外债，以使我们负畸重的租税” [11]；“庚子赔款，最为非法的勒索……非法政府的借款，当然应与否认，以减轻国民的负担” [12]。这些观点与《工业化》一文指出的“既有赔款，复有外债，使国民所担任之日益增高”是完全一致的。同时期，恽代英在多篇论文中明确提出：“中国今日必须由小量生产进为大量生产，由手工生产进为机器生产，乃可以免于外国的经济侵略” [13]；“中国要求避免外国的经济侵略，而谋所以自己发达产业” [14]，这些观点与《工业化》一文的核心观点“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是完全一致的。这是笔者认定《工业化》作者就是恽代英的第二条理由。 

　　第三，“戴英”的署名符合恽代英常用其名和字及其谐音做笔名的习惯。对现已发现的恽代英著作署名进行初步统计和分类，可以得到如下结果：以其全名“恽代英”署名的著作最多，共计237篇。[15] 除此之外，其他336篇著作的署名可大致可为以下几类：①以其名“代英”及其谐音为笔名，包括 “代英”231篇、“但一”46篇、“但”2篇、“英”6篇；②以其字“子毅”及其谐音为笔名，包括 “子毅”5篇、“稚宜”9篇、“子怡”3篇、“尹子怡”1篇、“毅”2篇；③其他，包括“FM”18篇、“天逸”1篇、“遽轩”1篇；等等。可见，以 “代英”及其谐音为笔名的情况最常见，约占恽代英以笔名发表的著作总数的85%。特别是，如果将统计的时间段界定在1923年10月和11月，我们会发现恽代英在这两个月期间以笔名发表的17篇著作（不算《工业化》一文）的署名全部是“代英”及其谐音（“代英”8篇、“但一”9篇）。因此，作为1923年10月30日发表的《工业化》一文，其作者“戴英”的署名当属恽代英之名“代英”及其谐音类笔名。但是，与其他以“代英”为谐音的笔名（例如“但一”、 “但”、“英”等）不同之处在于，截至目前的考证，恽代英署名“戴英”的著作仅此一篇；而且《工业化》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发表于《申报》的恽代英著作。这大概也是长期以来，所有对恽代英生平和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没有注意到该文的原因之一。                             

　　第四，《新农本主义批判》一书提供的旁证。如前所述，程恩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国卷）提到《工业化》时，注明是转引自周宪文编《新农本主义批判》一书。经笔者查阅，该书作为周宪文编的一本论文集，1945年在福建南平由国民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第109-111页，以“附录”的形式将《工业化》全文收录，并注明该文原发表于“民国十二年十月三十日申报”，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将《工业化》的作者直接标注为“恽代英”，而没有提到该文的实际署名“戴英”。[16] 换言之，该书作者认定“戴英”即为恽代英笔名。在《新农本主义批判》书后的“跋”中，周宪文提到，该论文集本来“系于民国二十九年年底，在重庆编竣”，由中华书局香港印刷厂排印。“书甫印成，尚未发售，而太平洋战事发生，成书被毁，不及问世。犹幸厂中同仁曾寄余一册，得存此‘孤本’……今承国民出版社诸君子见爱，愿为重刊……”[17] 也就是说，该论文集早在1940年就已编好，1941年就已出版（但尚未发售），因为战乱一直拖到1945年才重刊面世。1940年相距《工业化》一文在《申报》发表不过17年，距恽代英牺牲仅9年。现有的文献无法证明周宪文与恽代英是否相识，也无从得知周宪文何以认定“戴英”即恽代英，但周宪文作为与恽代英同时代的人，[18] 他编的《新农本主义批判》一书完全可以作为文本考证的一个旁证。  

二、恽代英《工业化》一文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知识思想界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取向，围绕究竟应该以“农业立国”还是以“工业立国”的焦点问题，爆发过三次论争高潮。这场大论战实际上是以农为本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之间的大碰撞。论争的最终结果是工业化道路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

　　1920年代是论战的开始阶段。从其背景来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自顾不暇，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高潮，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一战的结束，列强卷土重来，中国经济迅速转向萧条。1920-1921年，大批民族工业企业面临倒闭的危机。此时，在知识思想界有人提出，中国并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退回到“农本社会”。 这其实是以农为本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特定背景下的反弹。这种观点立即遭到了包括恽代英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于是形成了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以农立国”抑或“以工立国”的论争高潮。

　　1923年8月12日，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发表《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提出“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 [19]，成为这场论战的开端。同年9月，孙倬章在《东方杂志》第20卷第17号撰文《农业与中国》，反驳章士钊的观点，认为中国不应该偏重于农业，而应该大力发展工业，以免受制于列强的经济控制。[20] 随后，以章士钊、董时进等为代表的“以农立国”派和以恽代英、孙倬章、杨杏佛等为代表的“以工立国”派相继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和道路进行辩论，最终“以工立国”派占据了主流。

　　恽代英在这场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论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工业化》一文就是他为反驳1923年10月25日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发表在《申报》上的《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一文而作。这标志着恽代英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个明确指出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家。

　　恽代英在文中用实证的方法驳斥了董时进、章士钊等人所谓“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的观点。他指出，在“中西未交通之时”，闭关自守的中国尚可以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但是“及其既交通也”，西方工业国家“有进步的机器、伟大的工厂”，其各类产品成本低、质量好，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已经导致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他详细列举1922年中国《海关报告册》中的统计数据后指出：“衣食之所需如此其不足以自给，而谓可以不需工业国而可以独立耶？” 恽代英认为，以工立国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中国要想改变沦为西方国家“原料供给地+产品销售地”的被动局面，要想摆脱殖民地的悲惨命运，必须大力发展工业。 

　　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21] 他们当然不是在赞扬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的侵略，而是在其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说明工业化是一种在本质上超越国家或民族疆界的经济形式，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改变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的传统农业国面貌具有客观必然性。因此，任何落后国家都根本不可能通过尽力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来保护本国的传统农业国地位。恽代英在《工业化》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成为工业化国家，这实际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做出的科学分析，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在将近90年后的今天，恽代英提出的“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的观点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恽代英经济思想的内涵非常丰富。除了在中共党内第一个提出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之外，恽代英还是第一个提出中国应该在经济建设中利用外资的中共理论家。1924年4月27，也就是在《工业化》一文发表半年之后，同样是为了反驳董时进有关“中国不宜以外资开发富源”的观点，恽代英在《民国日报》发表《如何方可利用外资》一文，明确指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欲开发富源，就事实言，终不能不借入外资” [22]。事实证明，恽代英从列宁新经济政策中得到了启示。“以苏俄共产主义精神的租税制度，他们还是不能不利用外资，以助国内产业的发展。中国将来是应当仿效苏俄的。”[23] 但是，中国引进外资并且利用好外资的前提是，“必须先有公忠而强固的国民政府，这种政府，监督一切公私团体，而这种政府与公私团体，又须受国民监督” [24]，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使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得到充分的保护。恽代英的这些观点不仅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极具理论价值的思想资源，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推进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通过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恽代英还对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科学构想。他指出：“产业后进国家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但必须用新经济政策做他们中间一个长的阶梯。”，“共产党……必须酌量的重建资本主义，然而亦必须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足以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而不致于妨害他才好。”[25] 这表明，早在1920年代，恽代英就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必须通过像新经济政策这样的经济手段，“酌量重建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既要利用市场价格机制和不同层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又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职能，对国民经济进行科学管理和宏观调控，“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即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致于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     

　　恽代英特别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但是至少可以说，伟大的列宁，已经亲身给了我们许多好的暗示了” [26]。他实际上已经预见到，像中国这样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产业后进国”，在革命胜利后，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同时借鉴列宁在苏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务实地施行类似新经济政策这样的发展战略发展经济，才能更快地提高社会生产力，这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目标的必由之路。可以说，恽代英经济思想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综上所述，恽代英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成果，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思想领域的先进水平。这奠定了恽代英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1&ZD07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恽代英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2YJC71003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例如：恽代英：《愚蠢的提问》，《学生杂志》1915年第2卷（英文版），原刊保存于日本信州大学图书馆，参见李良明、钟德涛：《恽代英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3页。

[②] 李良明，：《恽代英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78-509页。

[③] 拟编的《恽代英全集》是以李良明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1&ZD079）的子课题之一，预计2014年完成。

[④] 李良明：《恽代英思想研究》，前言第6页。

[⑤] 例如：田子渝、任武雄、李良明，《恽代英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良明、钟德涛，《恽代英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李良明，《恽代英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田子渝，《浅析恽代英的经济思想》，《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3期；张荆红，《试论恽代英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历史贡献》，《理论月刊》2006年6期；马德茂，《恽代英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理论的探索》，《党的文献》2007年6期；张克敏，《恽代英经济思想刍议》，《党的文献》2007年6期；等等。

[⑥] 程恩富主编，马艳等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国卷），中国出版集团，2006年，第16页。

[⑦] 恽代英，《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前锋》第3期，1924年1月。

[⑧] 恽代英，《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前锋》第3期，1924年1月。

[⑨] 代英（恽代英），《基督教与人格救国》，《中国青年》第3期，1923年11月。

[⑩] 恽代英，《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宣言》，《少年中国》第4卷第8期，1923年12月。

[11] 代英（恽代英），《基督教与人格救国》，《中国青年》第3期，1923年11月。

[12] 但一（恽代英），《评国民党政纲》，《中国青年》第18期，1924年2月。

[13] 代英（恽代英），《读<国家主义的教育>》，《中国青年》第11期，1923年12月。

[14] 代英（恽代英），《中国的“五一”节》，《民国日报》“五一特刊”，1924年5月1日。

[15] 恽代英著作的署名情况由笔者根据《恽代英著译目录》统计分析得出，下同。

[16] 周宪文，《新农本主义批判》，国民出版社，1945年，第109-111页。

[17] 周宪文，《新农本主义批判》，第156页。

[18] 周宪文 (1907—1989)，字质彬，浙江台州人。1935年任国立暨南大学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继任商学院院长。1941年受暨大委派赴福建建阳筹设分校，任分校校务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台湾省立法商学院院长、台湾大学教授、台大法学院院长、台湾银行金融研究室主任等职，1989年病逝于台湾。

[19] 章士钊，《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新闻报》，1923年8月12日。

[20] 孙倬章，《农业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7号，1923年9月。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22] 但一（恽代英），《如何方可利用外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评论之评论》第6期，1924年4月27日。

[23] 但一（恽代英），《如何方可利用外资》。

[24] 但一（恽代英），《如何方可利用外资》。

[25] 代英（恽代英），《列宁与新经济政策》，《上海追悼列宁大会特刊》，1924年3月9日。

[26] 代英（恽代英），《列宁与新经济政策》。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430074）

　　彼得·伯克教授（ Peter Burke）是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教授。伯克主要研究欧洲近代早期的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史，并注重观察和研究当代史学的趋向，特别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关系。

　　1980年，伯克在苏塞克斯大学开设“社会结构及社会变革”课时，写作了《社会学与历史学》（Sociology and History）小册子，试图说明当下这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1992年该书再版，更名为《历史学与社会理论》（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增补了他十年间在剑桥任教的收获，扩大了社会理论的定义。2005年，该书再度修订。新版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由姚朋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文内所有引文来自该版本，下面只注页码。）是前著的扩大版。此时的伯克已经是社会文化史学研究的大家，其学术视野更为开阔，眼光更为独到。他注意到，历史学家已经对社会理论逐渐发生兴趣，同时与一些历史学家一样，一些社会理论家也发生“文化转向”。因此，在新版中，文化占据了比以前更突出的地位。该著包括六大部分，探讨了历史学家使用社会科学中主要的模型、方法和概念的价值问题，分析了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中一些核心且相互冲突的理论，梳理了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各种不同流派和学者的观点，从过去的年鉴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到最近的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这样的社会理论家以及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和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这样的历史哲学家。正如杨豫教授在《中译本前言》中所说：该著“从各种角度追溯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兴起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近十年中的相互交融，重新梳理了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具有深远的启迪作用，扩大了社会理论的概念”（第7页）。

　　社会理论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如何评述当代史学领域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新理论、新方法、新概念和新观点，这对任何学者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伯克就是这样一个勇于应对挑战的学者。他一生博览群书，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渊博的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用近25年的时间修订出版了这部著作。从该著征引的参考文献及索引来看，涉及几百年来近六百种经典学术著作，五百余位主要的人文社会科学大师，他们出自各个不同的学科背景，如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文艺学、社会语言学、人口学等。伯克在全书中自始至终从大范围的历史和文化中精选史实，既关注欧美国家的历史，也关注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以说明历史如何被用来创造和证实社会理论。

　　伯克重新评估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回顾了18世纪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诞生，19世纪兰克学派历史学家的崛起和20世纪初功能主义人类学、实验心理学或数理经济学的出现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描述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不断分合的轨迹，并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学关系不断加强的汇聚，即一些社会历史学家的“理论转向”和一些理论家的“历史转向”，为读者理清了理论与史学关系的渊源。紧接着，伯克论述了对各学科普遍有用的四种基本研究方法，即“比较”、“模式和类型”、“计量方法”、“社会显微镜”。随后他分析了历史学家已经使用过的或者将要使用的、由社会理论家所创造的19组核心概念，并结合具体历史问题，重点考察一些核心概念的初始含义和语境。在评述这些重要概念后，他探讨了四组相互竞争的理论问题，即合理性与相对主义、共识和冲突、事实和虚构、结构和行动者，阐述了社会理论家关于社会变革的三大理论模式，即斯宾塞的“进化”模式、马克思的“冲突”模式以及吉登斯等人的试图超越斯宾塞和马克思的“第三条道路”模式。最后他讨论了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当下正在谈论的以“去稳定”和“去中心”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

　　就该著每一章节的结构来说，其逻辑也甚为严密。伯克在阐述“模式和类型”时，首先对模式作了一个简明而清晰的界定，即“模式（ Pattern）是一种知识建构，它简化事实以便于理解……为的是强调那些重复发生的、一般的及典型的东西，这些东西展现为一簇簇文化特质或属性”（第28页）。接着，伯克评述了比较方法在文化史、政治史等领域中的一些经典研究，如韦伯的“家长制”政府和“官僚制”政府这两种制度模式。伯克指出历史学家是在不知不觉地使用模式，却对之持怀疑态度，不承认自己这么做。他们认为，历史研究因其对象的独特性和变化而不需要模式。伯克精辟地指出，模式可以包含变迁在内，如用对照的模式来概况“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复杂变迁过程，就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第32 页）o为指明模式的逻辑地位，他区分了“一元的”实体集团与“多元的”集团两种模式。

　　伯克在阐述社会理论家关于社会变革的三大理论模式时，先指出斯宾塞模式和马克思模式这两大分析变革模式的特征，并就社会变革的机制、方向等指出了两种模式的优点和不足。然后在“第三条道路”中，他提出一种“炼金术”，将前两种对立的模式加以综合利用，形成“综合论”，如西达•斯考切波、安东尼•吉登斯以及米歇尔•福柯等。

　　伯克在该著中反对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门户之见，或“山头主义”，呼吁学者从这种“山头主义”中解放出来，秉持中庸立场和折衷主义态度。比如他在比较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种研究方法后指出两种方法的长处和短处，两者的特殊性和一般性、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关系，认为它们“有时被看成矛盾的，但如果将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其实更为可取。……变化会结构化，而结构会发生变化”，“结构主义和历史的对立不应该被夸大”（第2、144页）。他在论述“模式”时，指出了两种对立的社会模式，即涂尔干的共识模式和马克思的冲突模式，前者强调社会关联、社会一致以及社会内聚力的重要性，后者则强调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无处不在。伯克指出，这两种模式都包含重要的见识，“要找出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是徒劳的；同样，一个没有一致性的社会也根本不存在。但是……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运用其中一种模式时，都明显地顾此失彼”（第29页）。他在评述宏观研究（计量方法）和微观研究（社会显微镜）这两种方法时，认为两种方法“会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因此，研究规模范围的变化使得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社会进程”（第44页）。

　　伯克在结语中对全书所采取的折衷主义立场进行了总结性的阐释，即他“试图在休谟所说的‘狂热’和‘迷信’之间，在现在对新方法的热衷与对传统方式的偏执之间采取一种中道立场”。他指出，“折衷主义”的意思是“对无论来自何方的新思想都持开放态度，有能力让它们为自己所用，并且能找到检验它们的方式，这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或一个优秀的理论家的标志”（第200-201页）。

　　伯克在评述阶级模式时就指出，“大多数社会都存在着财富和别的利益（如地位和权力）分配上的不平等。如果没有模式，就很难描述支配这一分配以及这些不平等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那些原则。”他深刻论述到，近年来历史学家使用“阶级”这个术语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是将其当作一种社会事实，而现在多将其视为一种语言现象，“强调语言在意识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进而在社会阶级的建构中的重要性”（第35页）。在他看来，性别、阶级、社会等级或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事实，但“现在则被视为文化建构”（第186页）。

　　伯克在评述社会理论概念的价值时认为，社会理论的一些术语是值得历史学家借鉴的，因为“其中一些术语在日常用语中找不到对等词，而一旦找不到，我们就有可能无法留意到社会现实的某个侧面；另一些术语则得到比日常用语中的对等词更精确的界定，从而使更精细的区分和更严谨的分析成为可能”（第46页）。针对历史学家提出的“为什么一定要用现代词语来取代那些被当时人们所使用的概念？”伯克认为，“现在人们所要做的并不是用现代模式取代民俗模式，而是用现代模式来增补民俗模式”，因为“身临其境的人们并不全然理解他们的社会，而以后的历史学家至少有后见之明和更全面观察的优势”（第47页）。他还特别强调，大多概念是由19和20世纪的西方学者创造出来的，它们带有一定的文化局限性，因此，“这些概念需要改造才能适用，而不是简单‘应用’于其他历史时期或世界其他地区”（第48页）。伯克指出，当人们试图把一个模式“运用于它最初所指定的范围以外的时候，它的效力及弱点也就更加显而易见了”。他以阶级为例，指出“从阶级角度去分析前工业社会的做法更引起争议，或许也会更加发人深省”（第64页）。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创建的一个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概念，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备受关注。伯克精辟地指出公共领域这个概念优于早先的“公众舆论”这个说法时说：“它传达了更多的辩论、较量的意思，而不仅仅是指一种态度；它还传达了更多的关于辩论借以进行的地点的意思”（第85页）。针对哈贝马斯提出的在20世纪一些国家不存在公共领域时，伯克指出：“或许我们在谈论和思考公共领域时，不应简单地从有无的角度考虑，而应考虑不同文化中可能具有的不同形式以及相对的重要性”（第86页）。如咖啡馆、茶庄、餐馆、理发店或杂货店等，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承担着公共领域的一些功能。

　　总之，这是一本经典性著作，以其精确和简明的文字，既对近年的历史著述进行了深刻评述，也对社会理论的发展作了独到的梳理。它的成功就在于作者广泛的文献阅读、深厚的知识积淀和敏锐的学术思考。它对历史学家、社会理论家以及那些需要综合评阅人类学、政治学和社会哲学的学者来说，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一书由陈支平教授担任主编，他在该书编后跋中这样写道：

　　今年是傅衣凌先生诞辰100周年。虽然他老人家已经去世了十多年，但是我们这些学生都依然十分怀念他。为了表达对于傅衣凌先生的怀念之情，我们决定出版这本纪念文集。师兄弟们委托我作为联络人，向各位师友及同门征集论文，进而进行编辑．联系出版。

　　现在，这本纪念文集终于顺利出版。傅衣凌先生曾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休休室”，自号“休休生”，缘于早年为学时颠沛求索、流连思想于永安之“休休亭”。斯亭已逝，追慕景行，因此我们也就把这本纪念文集称之为《相聚休休亭》。我们在此除了表达对于傅衣凌先生的教育恩情深致感激与怀念之外，也对各位师友对于这本文集的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共收有论文28篇，其中有傅衣凌教授生前友好、日本著名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专家滨岛敦俊教授撰写的《明代松江何氏之变迁》，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经君健教授撰写的《浅谈元代驱奴的来源及其法律地位》，台湾中国明史研究会原理事长徐泓教授撰写的《何炳棣著<明清社会史论·概括与结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叶显恩教授撰写的《明中叶中国海上贸易与徽州海商》，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教授撰写的《海外商业活动与乡族纽带——以<沙滘楚旺房陈氏家谱>为例》，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教授撰写的《列肆招牌，灿若云锦——清代前期苏州城的工商铺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魏明孔教授撰写的《西北地区农耕民族与吐蕃茶马互市的演变初探》，以及厦门大学历史系年轻才俊鲁西奇教授撰写的《汉隋间汉水上游地区的乡里控制》和刁培俊博士撰写的《主流与潮流——傅衣凌1960年代前的史学研究与国际学术主流趋向》等专题论文。

　　除此之外，本书所收进的论文，既有傅衣凌教授亲自授课培育的学生所撰写，也有少量学生的再传学生所撰写。这其中有杨国桢教授的《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徐晓望教授的《论傅衣凌的史学道路》，郑学檬教授的《唐代吐蕃饮茶和汉藏茶马古道的蛛丝马迹》，唐文基教授的《16—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江太新教授的《清代漕运对商品流通的作用——以携带土宜及夹带商货为例》，杨际平教授的《麴氏高昌与唐代西州、沙州租佃制研究》，李伯重教授的《万历后期的盔甲厂与王恭厂——晚明中央军器制造业研究》，陈明光教授的《汉代“乡三老”与乡族势力蠡测》，陈春声教授的《走向历史现场》，郑振满教授的《明清时代的乡族与国家：闽台地区的例证》，曾玲教授的《社群整合的历史记忆与“祖籍认同”象征：新加坡华人的祖神崇拜》，郭润涛教授的《清代州县衙门的“告状”、“投词”与“批词”》，张和平教授的《“天籟”新释——兼论“天籁”与庄子哲学》，王日根教授的《光绪十九年(1893)广东乡试弊端表现与治理举措》，钞晓鸿教授的《政策与实施：清末废止捐纳实官考实》，刘永华教授的《祭谱与游谱：有关闽西客家族谱相关仪式的笔记》，林枫教授的《明清福建商帮的性格与归宿——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以及年青博士研究生宋永忠同学的《清代广西科举“宾兴”发展及其成因述论》和刘婷玉同学的《明清闽粤方志资料中有关盘瓠的述异性知识辨析》。

　　本书中的论文从各个不同的领域展现了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当然，这些成果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后学们对于史学前辈的追思与传承。在当今文化学术日益国际化与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学人们，往往感叹中国学术的封闭性与缺乏与国际学术对话的思维空间。然而我们今天在追思傅衣凌教授的学术历程时，我们不能不自豪地认识到，前辈学人在中国学术上的探索，有许多极为珍贵的经验与成果，值得我们好好继承和发扬。著名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家王学典在总结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概括说：“傅衣凌在《食货》、《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和‘史学研究会’之后，对社会经济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最终完成了这一领域的‘范式’构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学统清晰、特色鲜明的学派。这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范式’是：在研究方法上，把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把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大势的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善于透过片断的史料显示历史的归趋，又能从历史的趋向中看出具体史料的意义’；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置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账籍、碑刻等)证史，尤重田野调查，以今证古；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社会学的理论与概念；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等等。从上述特征上看，笔者同意下面这一判断：‘傅衣凌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换句话说，傅氏的研究已深预国际史坛的主潮之流。”①杨国桢先生则认为：“傅先生并非直接取法于年鉴学派，而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土壤，学习和吸收苏联和日本学术界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而作出的反思”。②

　　近年来，人们对于傅衣凌教授的学术成就的关注，较多的是关于他的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诚然，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是构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重要基石，然而，傅衣凌教授对于中国历史上发展道路的研究，更是体现了学人对于社会与民族国家的深度关怀。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人们对于上一世纪中国学术的许多成果，抱着相当的怀疑与批判的态度。但是当我们从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最新历程来思考，我们就不能不再次敬佩我们的前辈们所深深承受的时代责任感。举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是傅先生身前身后最受置疑的研究领域。然而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的发展道路，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从西方传教士开始，就有了中国社会是停滞不发展的说法，而后这种说法又发展为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说。迄至近现代，马克斯．韦伯提出中华帝国静止观③，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将其进一步发展为“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这一模式的要害在于：将东方社会看作是停滞不前的，只有在西方社会的推动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然而，东方停滞论很快受到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的反对。内藤湖南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功地论证了宋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世界最高的，从而打破了东方停滞论④。中国的史学家则重视用唯物论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他们的研究受到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强烈影响。公平地说，马克思与列宁都是在研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方面卓有贡献的人物。在当代欧洲研究同领域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等人那里，我们也可看到马克思与列宁的影响。因此，引进马列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对提高中国史学家的理论水平，是有重要意义的。其次，我们注意到：中国学者引进唯物论史观，并未完全照搬欧洲唯物论者的全部观点。在欧洲的一些唯物论者看来，东方社会是流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地方，其社会结构几千年来未发生重大变化。只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推进下才开始发生历史的进步。这一观点明显是错误的。而以傅衣凌教授为代表人物之一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者的主要努力方向便是力图突破东方停滞论，挖掘中国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在这方面，明清社会则是一个关键的时代，在明代初年，中国是领先于世界的，但中国未能如同西欧国家产生一个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飞跃，从而落后于欧洲。相对比较，人们不能不对中国的落伍发生兴趣。从世界经济史研究的潮流看，探讨中国传统社会中资本主义产生的可能性，或者它未能发展的原因，都是经济史中不可回避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学者为探讨中国传统社会资本主义因素成长过程所付出的努力。它的目的是打破东方停滞论。仅从这一点看，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是有长时段意义的。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一命题的研究，将引发着人们长期思考的价值。《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的出版，其学术意义并不仅仅是纪念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而已，她必将引发年轻一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者们，从更为广阔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我们在追思前辈学人的学术道路的同时，如何继往开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这才是感戴师恩的责任所在。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参阅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86—187页。

②杨国桢《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第9页。

③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江苏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④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党校　福建福州　350001）

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

《中国城市史》/何一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国专门史文库

总序

冯天瑜

　　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发展历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彼此交融、相互渗透在这个整体之中，起伏跌宕、波澜壮阔地向前推进。因此，历史研究不能满足于现象的“个体描述”，而应当关注“总体历史”，关注社会综合结构（社会形态）的演化，从而发现历史大势及其规律，诚如太史公所称，他治史绝非满足于枝节性的记载，其宏远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然而，“总体”由“专门”综合而成，“一般”植根于“个别”之中，对于“总体历史”的认识、对于社会结构的真切把握，必须建立在历史现象分门别类的深入辨析的基础之上。太史公通过“本纪”探究自五帝、夏、商、周、秦，直至汉武帝的纵向专史进程；通过“世家”开辟横向的列国专史；又以八“书”，并述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开文化、科技、财经等专门史之先河；“大宛列传”、“货殖列传”实为民族史、中外交通史、商业史之雏形……正是有了诸多专门史具体而微的考实，太史公方能造就整体史学大业，“成一家之言”。《汉书》以下的正史又将《史记》的“书”扩设为“志”（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天文志、地理志、艺文志，等等），形成较为翔实、细密的专史篇章。

　　中国史学有着深厚的专门史传统，不仅表现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为其保留较充分的展开空间，而且自成格局的专志也纷至沓来，如后魏郦道元《水经注》是专论山川地理的志书发轫，两宋以下，各种专史（如金石志、画谱、学案、盐政、畴人传，等等）相继从通史中独立出来，斐然成章，构筑一个大的学术门类。中国的专史之早成、之丰硕，置之古代世界史坛，亦足称先进。

　　时至近现代，随着学术分科向广度与深度拓展，专门史更成为历史研究蓬勃兴盛的领域。20世纪前半叶，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在“大文化”名目下，囊括了各类专门史论著，从《文学史》、《美术史》到《财政史》、《赋税史》、《中外交通史》，以至《赌博史》、《娼妓史》，尽纳其中，反映了古今中西文化激荡之际的民国学界专史研究的实绩。20世纪8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新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收入“文化热”时期的数十种论著（包括《小学史》、《甲骨史》、《杂技史》、《园林史》、《染织史》等以往少见的分科史著），是我国专门史成果的又一次结集。

　　近年来，专门史研究有新的发展，在高等教育的一级学科历史学之下，设置专门史二级学科，多所大学及科研院所设立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专门史研究机构，探究领域有所拓展，新史料的开掘、新方法的运用皆有创获，人才成长、论著涌现，蔚然大观。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专门史文库》便在此种新气象之下应运而生。

　　本文库以几种早年蜚声学坛的专史作为引领篇什，更多地选入近十年来的专史佳品，其中又分两类，一为曾经出版，现经作者认真修订补充，二为新作。本文库拟分数辑，分批推出，期以共襄专门史研习之大业。

2011年10月19日  书于武昌珞珈山

目　录

前　言/1

序/l

自　序/1

导　论/l
　　　一、城市的产生和初步发展/7
　　　二、古代城市的发展/22
　　　三、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型/40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城市/44

　第一节　城市的起源/44
　　　一、原始社会的居民聚居点/45
　　　二、早期城市的普遍出现/48

  第二节  夏、商、西周时期的城市/66
　　　一、夏代的城市/66
　　　二、商代的城市/69
　　　三、西周的城市……　　……79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91
　　　一、城市大规模兴起的原因/91
　　　二、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建设/101
　　　三、城市经济和社会/116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城市/128

  第一节  秦代的城市/128
　　　一、秦朝统一与城市的发展/128
　　　二、都城郡县制城市体系的初步形成/134
　　　三、成阳的发展/137

  第二节  汉代的城市/141
　　　一、城市的发展及分布/142
　　　二、工商业城市的兴起/154
　　　三、城市经济与社会生活/163
　　　四、城市建设与文化/171

第三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城市/177

  第一节  三国西晋的城市/177
　　　一、城市的破坏和衰落/178
　　　二、少数都城的发展/180

  第二节  十六国与北朝的城市/188
　　　一、十六国城市的兴衰/189
　　　二、北朝城市的复兴/197

  第三节  东晋南朝的城市/202
　　　一、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城市兴起/202
　　　二、城市建设/209

第四章  隋唐时期的城市/ 213

  第一节  隋代的城市/213
　　　一、南北统一与都城建设/213
　　　二、城市等级体系的重构与空间分布的变化/223
　　　三、大运河开通与城市经济的发展/227

　第二节  唐代的城市/233
　　　一、城市的发展/234
　　　二、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258
　　　三、城市建设的高峰/267
　　　四、唐末五代城市的兴衰/270

第五章  宋辽金夏元的城市/275

  第一节  宋代的城市/275
　　　一、社会经济的进步/276
　　　二、城市的发展/283
　　　三、城市内部结构的变化/290
　　　四、丰富多彩的城市社会生活/293
　　　五、城市规划布局和建设/308

  第二节  辽夏金的城市/316
　　　一、辽朝的城市/316
　　　二、西夏的城市/320
　　　三、金国的城市/324

  第三节  元代的城市/…331
　　　一、城市的兴衰/331
　　　二、城市规划和建设/344

第六章  明清（中前期）的城市/350

  第一节  明代的城市/350
　　　一、城市的发展/350
　　　二、城市经济的兴盛/365
　　　三、城市社会结构/375

  第二节  清代（中前期）的城市/380
　　　一、城市的破坏、复兴与发展/381
　　　二、工商业城市的繁荣/403
　　　三、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414
　　　四、城市重建和规划布局/422

  第三节  清代藏、新、蒙地区城市发展/444
　　　一、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445
　　　二、新疆城市的发展/449
　　　三、蒙古地区城市发展/458

第七章  晚清(鸦片战争后）的城市/465

  第一节  近代城市发展的动力/465
　　　一、外力楔入对中国城市的影响/466
　　　二、社会变革对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影响/480

  第二节  近代城市的发展演变/485
　　　一、晚清城市的变迁/485
　　　二、晚清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发展/502
　　　三、近代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特点/523
　　　四、城市现代化与辛亥革命/531

  第三节  中国城市管理早期现代化的开启/538
　　　一、传统地方行政体制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538
　　　二、西方近代城市行政的示范与楔入/543
　　　三、晚清的警察制度与城市早期现代化管理/548
　　　四、城市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与城市早期现代化管理/556

第八章  民国时期的城市/567

  第一节  民国城市的发展/567
　　　一、民国前期城市的发展/568
　　　二、西部城市的缓慢发展/576
　　　三、城市的衰变与曲折发展/579

  第二节  城市分布和发展类型/615
　　　一、城市规模等级/615
　　　二、城市空间分布/629
　　　三、城市发展类型/637

　第三节  城市行政与建设/650
　　　一、城市建制的变化/651
　　　二、近代城市建设的变化/655

前　言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产生是人类从野蛮时代演进到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因而，研究城市，理所当然是研究社会发展、人类文明的重点课题，是探究历史奥秘与当代问题的一个窗口、一把钥匙。中国是世界城市发源地之一，中国古代城市之多、规模之大，世所罕见。中国古代典籍中不乏有关城市的记载，蕴藏着丰富的城市史资料。但关于中国城市历史的研究却起步甚晚，可以说中国学术界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开始将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史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参与研究者日益增多，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作为国内高校中最早成立的城市研究机构之一，近年来，先后承担了与中国城市史相关的多个国家社科重点课题，而我则有幸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开始从事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学人之一，从单体城市研究到区域城市研究，从断代城市研究到城市通史研究，从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到衰落城市研究，从内地城市研究到边疆城市研究，始终感到中国城市史研究学术生命常，青，需要不断地迎接挑战，不断地开拓和创新。

　　中国城市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因而要研究中国城市历史，就必须要在整体上把握中国城市的发展脉络，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才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因而，中国城市史研究者不能只对某一时段的城市有所了解，而必须对中国城市历史，对世界城市历史有所了解，并将自己所要研究的对象放置在历史的长河加以考察，才能很好地把握自己所要研究的对象。因而阅读中国城市通史性著作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一件事，也是初学中国城市史的硕士、博士们所首先要必读的书籍。

　　三年前，湖北大学何晓明兄与我联系，他告之我，他与冯天瑜教授等学界同仁组织了一个编委会，准备编辑出版一套专门史丛书，并约我写一本《中国城市史》。我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涉及中国城市史研究，其时为了教学和研究的需要，不揣冒昧地仅凭个人之力编写了一本《中国城市史纲》。虽然近些年来，个人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清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阶段的城市史研究，但内心始终有一个重新撰写一本《中国城市史》的情结，因而对晓明兄的盛情邀请，也未完全推辞。由于2004年以来我承担了国家清史工程《城市志》项目，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其中，故而无暇再承担其他项目。其后不见晓明兄催促，也未见出版社方面与之签订合同，便以为此事早已作罢，心中也不再挂念，同时也未将重写《中国城市史》提上日程。光阴荏苒，一晃三年，今年6 月末，我正在北京参加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评审会，接到晓明兄打来的电话，他直接问我书稿写得怎样，出版社方面马上要书稿，今年底将出版。突然来的电话使我完全不知所措，虽然过去承诺过，但早已忘在九霄云外，而现在要撰写一部全新的《中国城市史》，并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完成，是不可能的。因而在情急之下，我提出可否将十余年前所写的《中国城市史纲》进行修订出版。几经磋商，晓明兄同意了我的想法，武汉大学出版社也寄来了合同。于是本书的修订就提上日程。虽然说是修订，但工作量也非常之大，并不是刚开始所设想的，简单改一改就行了。

　　《中国城市史纲》成书于1993年，并于1994年出版。此书为国内较早对中国城市史进行长时段研究的著作之一，该书将中国自先秦迄1949年的中国城市发展脉络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分期描绘，并就各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抒发心得，成为一本具有通史性的中国城市史专著，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空白，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但由于该书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缺少相关资料，因而详今略古，仅能以“史纲”的方式对“中国城市史”作一探究，成为现今《中国城市史》的探路之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城市通史性著作相继出版了多本，并受到学术界重视。各本城市通史著作各有所长，以不同的方式对中国城市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09年，傅崇兰先生主编的《中国城市发展史》，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内史学界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又一部通史性研究著作。作者创新性地把城市、历史与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分为“中国城市演变史”、“城市居住史”、“城市建筑史”、“中国城市广场史”四个部分进行专题撰写，因而不是一般地叙述城市历史，而是通过专题，分门别类地解剖城市发展的渊源和思想文化，给人以一种新的视角。但该书较为侧重对中国城市建筑、文化等方面的分析，“中国城市演变史”尽管对历代城市进行了概述，但仍留下了大量需要探究的空白，阅读之后仍然有余兴未尽之感。

　　由于时间关系，本书不可能在体例上做大的变动，因而保留了《中国城市史纲》的框架，按时间顺序对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等时段分章进行概述，力图将不同时代的中国城市风貌、经济、社会、建设规划等特点展示出来，进一步凸显中国城市的特点及发展轨迹，重现中国城市的历史风貌。20余年来，作者一直在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不懈地耕耘，故而尽可能地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和思考加入到本书中。目前关于中国城市史的著作很多，有深厚的积淀，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时间关系，一时还难以对学术界关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成就进行系统的消化，很多成果也未能参阅，故而本书难言充分反映了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水平，但也尽可能地对部分研究成果加以消化后吸收在本书中。

　　本书较《中国城市史纲》增加了10余万字，在内容上较《史纲》更加丰富，观点更加明确，条理也更加清晰。本书的一个特点在于，作者尽量对中国漫长的城市历史进行全方位把握和科学分期，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中国城市的缘起及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为漫长而复杂的城市历史梳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同时尽可能地展现各个时代中国城市的不同特点。

　　作者也深知本书所存在的不足之处甚多，故而希望整合国内学术界的力量，重新撰写一部大型《中国城市通史》的想法也变得越来越强烈，我相信这一时机已距今不远。

　　尽管如此，本书的再版仍然有价值。20年前，作者开始撰写《中国城市史纲》时，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初习中国城市史的同学们提供一本可以阅读的简明教材，近20年过去了，可以说这一目的已经基本达到。我认为本书作为《中国城市史纲》的修订本，也仍然是以此为目的，希望本书能成为有志于学习、了解、研究中国城市史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们喜爱的读物。同时，也希望能对各级干部了解中国城市的发展演变提供一个简明读本。

　　中国城市历经5000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中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20世纪末，全球进入城市的世纪，占世界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而中国也在此一时期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农村人口正在以每年百分之一以上的比例向城市转移。城市以其巨大的磁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而大城市、超大城市正在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工业时代的城市与农业时代的城市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就是城市的三维空间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在部分地区，单体城市向城市群、城市带、城市巨型连绵带演变。城市的发展一方面给人类带来进步，带来福祉和生存、发展的机遇，但另一方面，城市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环境问题、交通问题、住房问题j就业问题、安全问题、犯罪问题，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人对城市想说爱你，却不容易。如何发展城市，同时又要避免城市给人们带来的烦恼，这已经成为时代的新课题。在提倡科学发展城市，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同时，如何向古人寻找生存的智慧，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因而中国城市史研究者需要有一种时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仅要研究历史，还应关注现实和未来的发展，要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来探寻中国城市的发展规律，为中国城市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进行理论探索。

　　本书能够出版，首先要感谢晓明兄等人对我的厚爱，给了我一个机会，迫使我下决心对《中国城市史纲》进行修订。而修订的过程，既是学习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既认识到自己过去的很多不足，同时也对未来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也充满信心。同时还要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对学术著作的出版，给予了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重要动力。我还要感谢多年来在学术上对我关心、支持的前辈和同仁们，没有他们的关心、支持，我也很难在城市史研究领域坚持走到今天。在《中国城市史纲》出版之时，隗瀛涛先生曾为之作序，吴雁南先生也曾来函给予鼓励和支持，而今他们早已仙逝，天人两茫茫，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寄托哀思，同时也保留了原书的序。本书的校对和插图得到我指导的博士生付志刚、硕士生韩英等人的帮助，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在《中国城市史纲》出版时，作者就曾表示过如下的意思：“本书写作过程中，著者参阅了若干前辈和同仁的著作、论文，书中未能一一注明，谨此表示歉意和真诚的感谢。本书如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概由著者自负。敬请读者予以赐教。”在此，我对以上的话再重复一遍，并再次对学界前辈和同仁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何一民　　　　　　　　　　
2011年9月于四川大学竹林村

序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神奇产物。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列宁说：“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因此，研究城市，理所当然是研究社会发展、人类文明的重点课题，是探究历史奥秘与当代问题的一个窗口、一把钥匙。

　　在20世纪初，世界上只有1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到了90 年代，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42%，即全世界约有21亿人居住在城市里。这种城市化现象呈增长之势，估计到21世纪，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60%。城市作为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载体和创造基地的地位将更为显露。城市问题将愈多，城市与人们生存与发展关系将愈密切。因此，国际上对城市的研究也愈益重视，一门新兴学科——城市学在世界范围内已蔚然兴起。城市学的一个分支——城市史学，作为城市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主要内容也应运而生了。

　　城市史的研究兴起子19世纪末20世纪之交，首先在城市化发育充分的美国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美地区有了进一步发展。到19世纪60-70年代，国外城市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据统计，国外有关城市史的著作，19世纪60年代按年度平均计算突破了500种，70年代中期为1000种，1982年已达到1400种。中国城市也日益受到各国城市研究者韵重视。

　　中国是世界城市发源地之一。古代城市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所罕见的。在我国史学的宝库中也不乏有关城市的记载，蕴藏着丰富的城市史资料。有《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长安志》、《历代帝王室亲记》、《宋东京考》等专门以城市为内容的史籍，还有《三言二拍》、《老残游记》、《红楼梦》以及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蜀都赋》等著名作品，对历代京都与通都大邑做了很有史料价值的描述。但是，我国古代没有出现独立的城市学、城市史学。

　　到了近代，外国人写过一些关于上海、汉口等城市的论著。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出现过上海史研究的高潮，梁启超也写过都会历史的专论。但严格地说，并没有形成城市史专著。就上海而言，近世以来，除了若干论文以外，专史则有英国人写的上海史，法国人写的上海史，日本人写的上海史，但这些研究实则为今公共租界史或法租界史，有的侧重于地理历史或只及于社会现象，而无完整的上海史，更无中国人写的上海史。一些文史游记类作品，如《上海指南》、《天津指南》、《武汉指南》、《成都导游》、《拉萨见闻》、《重庆风光》、《雄伟的南京》等作品，其主旨和内容与城市史学科的构建距离甚大。因此，在近代中国亦无独立的城市学、城市史学。解放以后三十多年，出于各种原因，这一领域亦为研究视野所不及。这不能不是我国经济、学术发展滞后的表征。

　　近十年来，由于我国史界思想解放，学术的改革与发展要求，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呼唤，城市史才从我国源远流长的史学母体中分娩出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城市有了很大发展。1990年全国已有467 个城市，近十年来，我国城市化速度远较世界平均速度为快。世界年平均增长约0. 36%，我国1980年至1989年年均增长率为0. 58%，1990年则达0.7%，美国匹兹堡大学谢觉民教授估计，到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增加到3.1亿至3.4亿，“这真是世间少有，也越显得问题的重大”。1982年国家提出了“要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农村，统一组织生产的流通，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这样，如何从历史深度把城市的形成发展和功能的演变，文明的进化，并进而考察当今城市的状况、布局和发展，规划和预测城市发展的走向和城市化，城市现代化道路，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构建历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城市管理学诸学科结合、交叉的新学科——城市史学就成了社会与学术发展的必需与必然了。国家经济建设大潮与史学界改革要求相结合，驱动了我国城市史的构建。有关中国城市起源的考古研究，古都及历史文化名城的研究以及个体和地区的城镇研究不断推出了新的成果。尤其是在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将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纳入国家项目，并将沪、津、汉、渝四个城市列为首批课题，从而开辟了新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城市史的新局面。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又将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东南沿海城市研究，华北沿海城市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考古学研究，城市学等列为重点课题，强化了我国城市史学的构建工作，引导出了一批有关城市史研究的专著、论文，初步构建起了中国的城市史学科。

　　由于我国城市史学出现时间不长，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在理论、方法上，或是在队伍建设上都是任重道远，需要学者们去反复探索。就目前展示的成果而言，个体城市研究成果较多，区域乃至全国性的成果较少；专题研究的成果较多，整体研究的成果较少；中国城镇研究的成果较多，中外城镇比较研究的成果较少。而缺少一部具有通史性、基础性的中国城市史更是急需补上的一个空白。

　　何一民是四川大学的一位年轻史学家，现任四川大学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重点科研课题《近代重庆城市史》和“八五”期间重点科研课题《近代中国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致力于中国城市史研究已逾十年，成绩显著。为适应城市史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他旁征博引，奋力笔耕，写出了《中国城市史纲》一书，共8章20节约30万字，将先秦至1949年的中国城市发展脉络加以系统梳理，分期描绘，并就各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抒发心得，详今略古，推陈出新，成一本有通史性的中国城市史专著，既填补了目前我国城市史研究的空白，又提出了若干深入研究城市史的意向，极具学术参考价值。

　　城市是历史的。当代的中国城市是古代中国城市，尤其是近代中国城市的继承、发展和变革。历史上城市发展中的一些规律性因素和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至今。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城市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古知今，了解我国城市发展的历史应该是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城市的一门必修的课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城市史纲》一书是以改革精神，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寻找历史学的时代感和使命感的一种可贵的尝试，是很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事物由不成熟到成熟必经一个发展的过程，学术研究亦复如此。《中国城市史纲》还只是一本探路之作。作者踏着前人的足迹走出了新的脚步。创始固然可贵，慎终尤其困难。我希望本书作者自强不息，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在学术上攀登新的高峰。我希望专家和读者们对年轻学者的新鲜成果能细细品尝，倍加关怀，多多赐教，促使优秀人才应运而生，脱颖而出。我国史学的未来，唯有依靠后起之秀者，后起之强者。

隗瀛涛
1994年5月于四川大学

自序

　　城市史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以历史上的城市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城市和城市社会的发展、演变及规律为目的的历史学科的分支。城市史学在中国的兴起较晚，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著者从事于城市史的学习和研究是从参加博士生导师隗瀛涛教授主持的一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课题“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开始的。其时很希望能找到一本关于中国城市通史性的著作学习参考，也许是孤陋寡闻，也许是地处偏僻，始终未能如愿以偿，留下深深的遗憾。在教学过程中，不少学生也提出类似的问题。这成为我写本书的动力。1989年，我曾与谢放学兄一同讨论过写作提纲，并决定由我们合作撰写。遗憾的是，谢放学兄由于工作较忙，另有重任，终未能如愿参加本书的写作工作。中国城市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当著者独自一人撰写本书时，方感困难重重，力不从心，实难荣任此重任；再加上不断而来的繁重教学任务和其他的研究任务，使著者深感压力沉重。在“七五”规划重点课题“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完成后，我又参加了国家“八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经课题组负责人隗瀛涛教授的提议，本书的写作纳入到以上课题之中，从而使我又获得新的动力。本书的写作也受到四川大学教务处的重视，将此书列为四川大学第一批文科重点教材。

　　几经疲惫，几度寒暑，数改提纲，数易其稿，方始成此书。著者自知才疏学浅，谬误和遗漏在所难免。由于众所周知的出版困难等原因，著者在写作时，不得不割爱，对各章节都尽量压缩，以致若干问题都未能展开深入探究，但我相信时代的发展必将呼唤出一部甚至若干部可以充分展示中国城市发展全貌的著作。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隗瀛涛教授的帮助与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又欣然为之作序。此外，还有许多同仁和朋友都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关心和支持。著者向他们所有的人谨此致以深挚的敬意和谢意。

　　本书写作过程中，著者参阅了若干前辈和同仁的著作、论文，书中未能一一注明，谨此表示歉意和真诚的感谢。本书如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概由著者自负。敬请读者予以赐教。

何一民
1994年3月于成都

　　作者开篇明义，指出本书选取吕坤作为个案，是想通过晚明的历史场景中这位士大夫对当时社会及政治的理解与应对，来分析晚明的朝野面貌及儒者经世致用的具体思考与可行空间。依循这一基本思路，本书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注重思考与行动的结合。本书坚持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必须将其学思历程与精粹所得置于他生活的历史场景及行动表现之中的研究思路。全书兼顾吕坤对地方行政措施的构思与具体作为，以及他在朝廷为官时政策上和人事上的各种表现，完整展现其政治经历。

　　作者在第二章对吕坤地方施政经验的汇编——《实政录》进行了全面探讨。通过将《实政录》与吕坤其它著作及其任职晋、鲁等地的方志进行比对，作者还原了该书各卷形成的过程，展现了吕坤任职地方时取得的治理经验，从而验证了吕坤经世思想与其政治措施有直接联系。作者由此提挈出《实政录》的主旨（亦即吕坤实政思想的重要基础），在于“分”的观念及与之相关的定分、明职问题。

　　作者在第四章说到，吕坤入朝后，有意在上疏中回避立储问题等令神宗反感的议题，争取在其本职与其他政策方面与神宗进行沟通。吕坤的这些举动有别于当时其他臣僚力争出位空言，导致君臣互猜，官员职守荒废的情况。吕坤在处理君臣关系时的务实态度，延续了他此前在地方行政历程中成熟的定分、明职思想，特别是他积累的对行政的成熟经验。

　　二、还原文献的产生过程。作者提出，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必须基于对其所有著作和各种版本的完整把握，而后才能理出作者思想成熟的脉络，进而展现其调整与变化。本书的附录《吕坤著作刊刻表》，备载作者对吕坤所有著作及其版本的系统整理。书中第二章是对《实政录》具体而微的观察，除了展现人物思想的成熟，该书文本不断精炼、完善的过程，还发掘出《实政录》两个版本系统幕后的故事。

　　通行九卷本的刊刻者赵文炳，是万历年间游移于沈思孝、孙丕扬两派间的人物。在他原属的沈派陷入不利的态势下，赵文炳单方面为孙派中人吕坤刻书，意在借此向孙派示好输诚。赵刻书之举的投机性质，迫使吕坤在九卷本的刊刻过程中保持沉默，另行推出后世少见的十卷本。赵氏与吕坤间的沟通障碍，也导致九卷本在内容上不能尽如人意。

　　三、勾勒经世思想的体系与长时段的发展脉络。吕坤思想所受前代的影响及其传衍后世的线索，也被作者纳入到讨论之中。作者在第三章、第五章分别将《实政录》与成化、弘治年间的名臣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及吕坤同时代的袁黄、冯琦等人的著作做了比较。其研究所得，略有如下数端：指出《实政录》较之《大学衍义补》更偏重于地方实务，是在其奠基的体系内的拓展、深入和完善之作。《实政录》展现的务实求效精神，与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的强力改革有很大关系。吕坤未能顾全袁黄《宝坻政书》提到的各类县政治理困难，影响了《实政录》所列各项行政内容在明代的推行。但清代人对《实政录》进行了适度调整，使此书成为在力行实政的官员中间流行的官书。

　　综合来看，《治政与事君》是在扎实文献研读基础上的思想史研究之作。追寻吕坤展现的经世思想的脉络及其个人创获，并灵活运用对比的方法解释其创获的优长与局限，也是该书的特色。

•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 作者信息：中山大学广东广州510275

《历史地理学探索（第二集）》／侯甬坚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2

序

妹尾达彦

　　中国历史地理学通过结合历史悠久的方志学、舆地学之学统与近代科学方法，取得了长足进步，发展为当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一大学科，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此次出版的侯甬坚教授的第二部论文集亦显著地体现出传统学术与近代新学术相融合而孕育出的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之特色。该著作兼收了立足于中国传统方志学、舆地学的扎实的实证性论文与基于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性论文，使涉及历史地理的传统性问题与当代新课题密切相关，浑然一体。

　　作者的学术特色在于范围广阔，能够在兼容并包构成历史地理学的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两个不同领域的知识之基础上，探讨历史地理学中的较多领域的问题。同时，作者的研究不单论题广泛，还具有系统性，善于运用一以贯之的逻辑性来梳理、分析多方面问题。毋庸赘言，作者的这一学术上的特色是与他在本科时代求学的陕西师范大学、修完硕士课程的武汉大学、取得博士称号的中国科学院、开展海外研究的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等不同的研究机构中积累学术训练的独特经历分不开的。在这些代表着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

　　领域的国内外研究机构中的学习研究经历，无疑促使作者在学术上视野开阔、独辟蹊径。

　　此次出版的侯甬坚教授的第二部论文集与第一部论文集相同，或者说比前者更显著地体现了作者的学术魅力。该著作的最大特色在于其综合性与系统性。其中涉及的论题，在空间上涵盖了中国西南地区、新疆、内蒙古草原地带等地，在时间上探讨了较长的历史时期。各篇论文的内容都是在扼要地总结前辈学者的多方面研究成果，明确当前的研究水平之后才提出自己的观点的。经如此严谨的研究史梳理与明晰的论证而得出的结论，当然既客观又富有说服力，足以充分显示作者的分析能力之高超。

　　从该书的编排中也可看出作者的深思熟虑。开头是“理论探索”，先对整体进行理论性概述，其后进入分论，按“人类家园营造”、“长安城初探”、“统万城考察”、“环境史审视”、“环境变迁研究”、“纪念和怀念”顺序，叙述了人类的居住形态变迁的地域性特征等历史地理的传统性论题、环境变迁等燃眉之急的课题、近代历史地理学的学说史、曾亲炙教诲的学术大师的事迹等。作者所关心的领域之宽广与综合性分析能力之高深，以及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之学统的继承人的特色等都通过这一精心编排而跃然纸上。

　　特别是开门见山地提出“理论探索”这一点，更体现出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博士称号的作者的学术特色。首先简明地梳理了历史地理学的特征与近年来的研究动向，指出历史环境研究是响应当代社会的需求而起步并发展起来的。对构成研究之争论点的环境变化中的人类活动的影响之程度也做了精当的归纳。正由于提纲挈领地论述了涉及历史地理学本质的理论性问题，使读者得以进行整体性展望，易于理解各篇论文。

　　在“理论探索”之后的各篇论文中，“人类家园营造”论述了云南红河哈尼族的梯田的历史与渭河流域人民的生活史，“长安城初探”与“统万城考察”则基于对长安城与统万城的实地考察，阐述了人类史与自然史交错的城市史之特征。尤其是对统万城的分析细致入微，凝缩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体现出统万城研究的当今水准。众所周知，由侯甬坚教授担任主任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核心之一。因此，通过该书中的“环境史审视”与“环境变迁研究”两部分内容可了解当今的中国环境史之研究动向与达到的水准，可谓奠定了今后研究的基础。在最后的“纪念和怀念”中，陈述了作者亲炙教诲的史念海教授与石泉教授之事迹。通过该文，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向代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两位泰斗求教时的幸福心情。

　　首次与作者相见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我正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史念海教授处留学。印象最深的是在留学期间的1987年夏季，在西安的小寨召开的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上的交流。在西安的研讨会上，我首次得以亲聆著名的谭其骧教授之教诲，并有幸与其后带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年轻一代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促膝交谈，他们是葛剑雄、李孝聪、辛德勇、韩茂莉、吴宏岐、郭声波等各位先生。会议结束后，进行了野外考察。在造访秦岭北麓的名胜之地时，中国的年轻研究者们对我的温馨关照，言辞之中洋溢出他们对历史地理学的一往情深，至今仍难以忘怀。在那一天，我这个来自日本的留学生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长达两千多年的承前启后的传统与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气息。沐浴着夏季阳光，站在微风吹拂的秦岭的森林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历史地理学正在翻开新的一页。

　　其后度过了20多载光阴，正如该书所象征性地体现出的那样，中国历史地理学取得了飞跃性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我们知道，中国的近代历史地理学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在侯仁之先生、谭其骧先生、史念海先生、石泉先生等杰出的指导者之下快速发展起来的。而在步入21世纪的今日，又迎来了维系先学之学统，继承中国历史地理学之传统的新一代研究者的时代。作为引领新时代的学者之一，侯甬坚教授勤勉而为。在担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繁忙工作之余，他不断发表视野开阔、分析敏锐的论文佳作，并奋力培育新一代研究者。在他的身上体现出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学人理想。作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安，在相同的学术环境下求学，并对作者的学术与人品充满敬仰之情的笔者，能为其新著题写序文，实在感到无上的荣耀与喜悦。在此，谨向侯甬坚教授再一次集研究之大成表示由衷的祝贺，并预祝他日后硕果累累，以是为序。

目录

序言/妹尾达彦

理论探索

1.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性及其若干研究动向述评
　[附录1]历史地理学：拓展新的分支学科
　[附录2]历史地理学的由来及其延展

2.1978-2008：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评论

3.关照现实：历史环境研究的出发点

4.从习惯线到法定线：我国政区界线性质的变迁

5.环境营造：中国历史上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的贡献

环境史审视

6.历史地理、环境史学科之异同
　[附录]环境史研究异于环境变迁领域的研究

7.“生态环境”用语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

8.人类社会需求导致动物减少和灭绝：以象为例
　[附录]从猎取到饲养：人类对付猛兽方式之演变

人类家园营造

9.人类家园营造的历史：初探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形成史
　[附录]寻找东方人类家园的营造经验

10．梯田的诞生为何属于过去的南方山地？

11．-方水土如何养一方人？——以渭河流域人民生计为例的尝试

长安城初探

12．长安城——人类史和自然史研究之胜地

13．周秦汉隋唐之间：都城的选建与超越

统万城考察

14．统万城遗址：行政建置和人类居住的历史

15．统万城遗址：环境变迁实例研究

16．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址（统万城）的调查事由

17．现阶段保护、研究统万城遗址的意义

18．近年统万城遗址的发掘调查研究及其保护

环境变迁研究

19.鄂尔多斯高原自然背景和明清时期的土地利用

20．“人造沙漠”到“沙漠化”概念的实践过程

21．历史上面向新疆地区的制度和技术移入过程——以引起环境效应的层面为中心

22．西昆仑出山径流尼雅河与尼雅聚落

纪念和怀念

23．史念海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

24．先生的治学精神从何处来？——怀念石泉先生

25．批改作业：石泉先生指导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实例

后记

《蒙古族生态智慧论：内蒙古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研究》
乌峰、包庆德主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1

目　录

《中国蒙古学文库》序……………………………………………………（1）

《中国蒙古学文库》总论…………………………………………………（1）

序……………………………………………………………………………（1）

第一章　导论………………………………………………………………（1）

第一节　研究的理由、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1）
　　一、研究的理由………………………………………………………（1）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5）

第二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19）
　　一、研究的重点………………………………………………………（19）
　　二、研究的难点………………………………………………………（22）
　　三、研究的技术路径…………………………………………………（24）

第二章　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研究总体状况回顾………………………（27）

第一节　国外学术界相关研究综述………………………………………（27）
　　一、国外关于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研究进展………………………（28）
　　二、国外关于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39）
　　三、国外相关研究的借鉴意义………………………………………（42）

第二节　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述评………………………………………（43）
　　一、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的概念界说………………………………（44）
　　二、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对策措施………………………………（50）
　　三、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的运作格局………………………………（57）

第三章　内蒙古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的观念支持………………………（63）

第一节　早期蒙古族游牧经济中的生态智慧……………………………（63）
　　一、游动性……………………………………………………………（63）
　　二、分散性……………………………………………………………（64）
　　三、不稳定性或脆弱性………………………………………………（66）
　　四、生业方式中的生态智慧…………………………………………（70）
　　五、生活习俗中的生态智慧…………………………………………（74）

第二节　神话故事、英雄史诗、哲学、宗教中的生态智慧……………（77）
　　一、创世说中的生态自然观…………………………………………（78）
　　二、自成说中的生态自然观…………………………………………（81）
　　三、联系的观点和变化、发展的观点………………………………（86）
　　四、幻想中征服自然的观点与理想国………………………………（87）

第三节　蒙古族大地伦理思想与敬畏生命的观点………………………（90）
　　一、蒙古族大地伦理思想……………………………………………（91）
　　二、蒙古族敬畏生命的观点…………………………………………（94）

第四节　蒙古族法律中的生态智慧………………………………………（95）
　　一、土地、草原保护法………………………………………………（96）
　　二、动物保护法………………………………………………………（100）

第四章　内蒙古草原生态退化荒漠化沙化诸成因探讨…………………（113）

第一节　内蒙古自然地理环境概述………………………………………（113）
　　一、温带草原：草原植物群落及其分布……………………………（114）
　　二、高原地貌：地表开阔坦荡并切割轻微…………………………（118）
　　三、气候特征：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型………………………（121）
　　四、水系分布：水资源严重匮乏且不平衡…………………………（124）
　　五、土壤类型：明显的水平分布的土壤带…………………………（127）

第二节　内蒙古草原生态退化荒漠化沙化的自然环境因素……………（129）
　　一、天文因素：天体运行与地球自身运动…………………………（129）
　　二、地理地貌：生态环境的独特与脆弱性…………………………（136）
　　三、气候条件：气候条件的多变与恶劣性…………………………（140）

第三节　内蒙古草原生态退化荒漠化沙化发生的社会因素分析………（152）
　　一、制度因素：导致灾荒的根本社会成因…………………………（152）
　　二、人口剧增：超过草原的承载力而致灾…………………………（159）
　　三、过垦过牧：加大草原的破坏侵害力度…………………………（165）

第四节　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转换……………………………………（176）
　　一、生态思维及其特征………………………………………………（176）
　　二、游牧生态经济及其生态化………………………………………（185）
　　三、心态与生态：恢复重建难度的一种思考………………………（196）

第五章　内蒙古草原生态重建及其相关要素系统探究…………………（201）

第一节　草原生态重建的技术条件………………………………………（201）
　　一、生态文明的结构特征……………………………………………（201）
　　二、生态文明的技术体系……………………………………………（204）
　　三、生态文明的能源基础……………………………………………（209）

第二节　资源环境与经济生态的建构……………………………………（213）
　　一、关于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并举…………………………………（213）
　　二、关于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的结合………………………………（216）
　　三、关于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220）

第三节　草原生态恢复重建之势在必行…………………………………（224）
　　一、草原生态恢复的可能性与可行性………………………………（227）
　　二、人的问题是首要的问题…………………………………………（229）
　　三、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重建的实践审视…………………………（236）

第六章　生态移民及多种效应分析………………………………………（250）

第一节　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的背景与研究意义…………………………（250）
　　一、实施背景…………………………………………………………（250）
　　二、研究意义…………………………………………………………（251）
　　三、国内外研究进展…………………………………………………（252）
　　四、研究内容…………………………………………………………（259）
　　五、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259）

第二节　浑善达克沙地生态地理概况……………………………………（261）
　　一、地理位置…………………………………………………………（261）
　　二、自然地理环境……………………………………………………（262）
　　三、典型区概况………………………………………………………（265）

第三节　实施生态移民的社会效益………………………………………（267）
　　一、牧民对生态移民工程的态度……………………………………（267）
　　二、生态移民工程对牧民生活的影响………………………………（268）

第四节　生态移民对迁入地的影响………………………………………（274）
　　一、对社会治安的影响………………………………………………（274）
　　二、对人们生态观念的影响…………………………………………（275）
　　三、生态移民工程对地方经济的影响………………………………（275）
　　四、生态移民工程对牧民生产的影响………………………………（284）

第五节　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的生态效益…………………………………（286）
　　一、草地生态效益内涵………………………………………………（286）
　　二、结合“3s”技术的草地生态效益的价值估算…………………（287）

第六节　结论与讨论………………………………………………………（295）
　　一、结论………………………………………………………………（295）
　　二、讨论………………………………………………………………（296）

附　录：……………………………………………………………………（300）

　　个案一：科尔沁沙地近40年的气候变化
　　　　　　——以库伦旗为例…………………………………………（300）

　　个案二：额济纳绿洲近50年的气候变化
　　　　　　——以额济纳旗为例………………………………………（303）

　　个案三：浑善达克沙地住民贫富差异及原因分析…………………（306）

　　参考文献………………………………………………………………（308）

《中国蒙古学文库》已出版书目…………………………………………（350）
作者简介

　　乌峰，蒙古族，1962年7月9日生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1983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教系，l987年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取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于l990年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留系任教，先后给专科、本科、研究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忽必烈思想研究”等课程。2002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哲学家萧前教授，专攻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哲学。2005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并返回母校——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工作。现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政学院哲学系主任。先后出版《哲学原理》（全国通用教材，合编，人民出版社，l994．6）；《哲学原理纵论》（人民出版社，1995．9）；《蒙古族哲学史》（合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12）；《蒙古族古代军事史》（合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3）；《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4）等教材和专著。在国家、省部级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题为“内蒙古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实践理念研究”（05XZX005）的国家课题一项，参与国家课题《蒙古族百科全书》（哲学卷、军事卷）的写作。撰写蒙古族古代哲学、生态学、军事条目共90余条。其中，《军事卷》已于2006年12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参与国家课题《蒙古族草原生态文明研究》。另外，参加教育部课题一项，自治区课题三项。教育厅课题两项。多次获自治区、教育厅和学校奖项。兼任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年会常务理事、中国哲学年鉴特约编辑、中国蒙古学文库编委等社会职务。

　　在环境史学界，一般认为，环境史学的兴起是19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和历史学内部的创新冲动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环境史的兴起来看，这个结论大体上反映了环境史学兴起时的现实社会背景和学术界的内部动力。但是，如果放眼世界，就会发现，这个结论是有局限的，甚至是以偏概全的，或者是把美、德等国的经验过度普遍化的。一方面，在非洲，环境史学的兴起主要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寻找非洲人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结果；在俄国和前苏联，尽管环境问题已很突出，也曾经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主义运动，但是，环境史学并没有在俄国蓬勃兴起；在广大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尽管自罗纳德·里根在美国执政后，西方环境主义运动逐渐陷入低潮甚至出现衰退，但是这些国家的环境史学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另一方面，在史学传统深厚、创新能力突出的法国，环境史学不但兴起较晚，而且发展速度缓慢；在具有独特史学传统的阿拉伯世界，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环境史学的萌芽。这些史实充分说明，环境史学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兴起都是当地不同因素凑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某些国家，可能是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另一些国家，可能是国际学术交流成为诱发学者关注环境史的主要因素；在某些国家，环境主义运动成为环境史学兴起的催化剂，在另一些国家，史学或与环境相关的其他学科的变化成为学者转向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动力。

　　由此也可以重新认识某些美国环境史学家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即环境史学从美国兴起后向世界各地传播。确实，环境史学较早在美国兴起，而且美国环境史学的研究水准在当今国际环境史学界从整体来看无可争辩地处于领先地位，但这并不能证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研究就是从美国传播过来的。另外，尽管同是工业化国家，西欧和日本的环境史研究主题就与美国大不相同。美国注重荒野史研究，而欧洲注重工业污染史，日本注重公害史研究。这些差异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国家天赋的自然环境和人为造成的环境问题的不同。即使是研究同一个主题如自然保护和国家公园，非洲和美国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美国学者强调完全排除人的、非利用性的自然保护，而非洲环境史学家强调在保护自然的同时关照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或参与性保护）。这说明，世界环境史学带有强烈的地方性色彩，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环境史学分栖共生、竞相争艳的大花园。

　　在世界环境史学的大花园里，尽管植株（研究主题）和营养来源（研究基础）并不相同，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研究进行着频繁的相互交流和影响。美国环境史学具有强大的辐射功能，毫无疑问是出超方；印度、非洲等南方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学虽然是人超方，但不示弱，它们为美国环境史学的深化和拓展贡献了独特的视角和思路，为美国环境史学的国际化和美国的世界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帮助。这种相互交流尽管仍不平衡，但为打破南方的地方性知识被忽视和被贬低的状况、为破除环境史学中的“欧美中心论”开辟了道路；为最终实现世界环境史学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迈出了坚实步伐。

　　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学尽管发展程度不同、研究主题各有侧重，但都认为除人之外的环境具有历史创造能力，是历史大舞台上的主角之一。认为环境因为没有主观能动性而不具备历史创造力，以及仅仅把环境看成是历史上演的舞台或背景或把自然现象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助力和催化剂的观点不但片面（是人类中心主义在历史学中的典型表现）而且不符合现代脑科学和生态学的新发现。环境不但参与其中而且在与人的相互作用中与人一起创造了历史。正因为如此，环境史研究就不是单纯使用历史学方法能够完成的，它不但需要汲取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资料和方法，还要形成自己独特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方法。通过这样的研究和探讨，最终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统一起来，使历史由孤立的、进步的人类史变成整体的、复杂的、真实的历史。

　　在未来的发展中，环境史学需要处理好以下五对关系。第一，在环境史学的定位中必须保持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之平衡。在美国、非洲、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环境史学更多地表现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因此，它们的环境史学似乎更易于被历史学科接受，也易于在既定的学科框架中发展。在澳大利亚、日本、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环境史学更多地表现为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因此，它们的环境史学是任何学科只要有需要就都可以进行研究的领域，既没有自己的统一组织，也没有相对能够为大多数人接受的环境史定义。但是，无论怎么定位，环境史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发展迅速，成果丰硕。如果要在未来求得可持续发展，那么最方便可行的办法就是相互吸收对方的优点。前者可以借此吸取更多其他学科的学者加入，变得更为开放和包容；后者可以借此形成更具凝聚力和认同的新优势，在既有学科结构中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第二，环境史研究必须平衡选题之小与大的关系。随着环境史学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其选题越来越小。无论是从地域范围还是从时间尺度上看，仿佛选题越小，研究就越深入，学问越大。当然，这种变化无疑可以促使环境史的研究选题和研究方法多元化，但是也不可避免造成对环境史发展大趋势的忽视，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其实，第一代环境史学家在开拓环境史研究时，他们的初衷是对传统的历史编纂发出挑战．要改变历史编纂忽略环境因素的片面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历史思维的排他性。因此，随着环境史学研究的时空范围大幅度的扩张，对历史发展大趋势的把握似乎更显重要。环境史学需要在克罗斯比等前辈学者开创的宏观研究基础上再出发。进而言之，宏观的、长时段的研究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并不完全冲突，宏观研究甚至可以以专题研究的形式来进行，专题研究也应该具有宏观的视野。

　　第三，环境史研究需要把握悲观与乐观的平衡。环境史学诞生时具有强烈的“倡议史学”的特点，充斥着由“衰退论”和“退化论”等带来的悲观情绪。这些内容当然反映了一部分历史事实，能够激起读者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和关注，但是，时间一长，这样的内容一多，这样的担忧就会变成悲观失望，不但对环境史学失去信心，也对环境治理和人类通过吸取教训改善环境的能力产生怀疑。随着环境史学研究的深入，在看到人类造成的环境灾难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人类通过文化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以及保护环境的成就。这方面的内容不但可以纠正先前对人与自然的其他部分关系的片面认识，还能帮助人们形成乐观的情绪，树立信心。这两者之问的平衡是环境史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它能够持续吸引读者和继续走向辉煌的基本保障。

　　第四，环境史学在强调纯学术性的同时需要加强其应用性。在环境史学兴起之后，环境史学家努力使之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其最重要的研究目标是探求历史真相。这固然使环境史学的学术性大大提升，但也出现了脱离实际、远离读者的现象。当然，环境史学家也并不是一点都不关注自己研究成果的社会功能，只是他们希望环境史学研究中显露的历史智慧能够出现“下滴”效应，启发相关的有心人。但是，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这样的期待等来的只是不被人问津，因此，环境史学需要恢复兴起时的传统，主动关注社会和环境热点问题，在注重学术性的同时，具体指出需要汲取的历史教训和实用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为政策制定者、环境主义者等提供指南和方案。也就是说，环境史学家要从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变成实践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学术性和应用性之问必须保持适当的平衡，日本部分环境史学家用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而产生了许多非学术性的问题，这个教训值得认真记取。

　　第五，环境史学需要平衡历史学和环境科学之间的不同要求。一方面，环境史学极力希望进入历史学的主流或用自己的新思维改造传统史学；另一方面，环境史学不断从环境科学等非历史学科吸收材料和方法。在进入历史学主流上，环境史学除了研究传统历史学并不关注的问题、提供新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传统历史学重点关注的问题提出新的环境史的解释，如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罗斯福新政、纳粹德国、两次世界大战、

　　非殖民化、明治维新、中国革命、东亚崛起等。在借鉴环境科学研究成果的同时，环境史学还应该就它们关注的问题展开研究，如飓风、海平面上升、全球气候变暖、臭氧空洞的修补等，为它们的研究提供历史学的资料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人为藩篱，在大科学的框架内为环境史赢得在不同学科中的平等、均衡的发展契机。

　　中国的环境史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将会发展得更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尤其要重视基础性研究工作，要在了解国际环境史研究发展历程和趋势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同时，中国的环境史学人应该选好重点突破口，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史学界的交流。中国环境史学者首先应该总结中国环境史上的经验教训，向国际环境史学界贡献出自己的独特知识。其次，中国周边地区，如前苏联和阿拉伯世界，其环境史不但与中国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而且是国际环境史学界研究最为薄弱的两个“黑洞”，如果中国环境史学者能够有意识地投人人力和精力，那么实现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的又好又快发展就不是不可以期待的。因此，如果能有意识地贴近国际环境史研究的前沿、顺着最新的潮流探索，那么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就会少走很多弯路，就会像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快速发展一样绽放出绚烂光华。

　　“生态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仅要像过去那样深入探究政治与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基础，而且将更为关注自然如何成为影响人类生活的动力。生态史要关注的是，自然资源的多寡怎样影响了工作、生产、创新与财富，从古代王朝到现代国家又如何因资源竞争而形成的公共政策。生态史学者将讨论人们过去如何管理或应对诸如河流、气候或病原体等强大的自然力量，以及这些活动的得失。

一

　　对于范围如此广博的生态史，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模式和灵感，重新认识一些伟大的史学家，即那些为我们构建这类理论和视野提供基础的史学家。从生态视角来看，谁才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这样一位史学家呢？我认为是很少被视为史学家的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

　　达尔文研究所及，远远超出了关于特定文明、帝国兴衰、权力更替、两性关系和文化风尚的历史。他为一部生命史奠定了基础。从达尔文那里，我们既得知人类历史的起点始于无生命的岩石与海水，也明白人类大脑的进化及各种语言、文化的产生都应被纳入历史研究。所有这些人类和非人类的历史，其实都是同一部历史的组成部分，而许多史学家所关注的，不过是这部宏伟生命史中一个小小部分而已。

　　达尔文不仅给予我们涵盖了生物和文化两方面进化的科学史，而且还有生态科学。尽管达尔文对生态学的贡献仅限于一些简单方法开展的研究，但是没有其生物进化论，就不会有现代生态学。在《物种起源》出版后，德国科学家海克尔创造了“ecology”这个词。他将该词定义为，一个“自然的经济体系——探究动物与其无机和有机环境之间的总体关系……总之，生态学要研究所有这些复杂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达尔文所指的‘物竞天择’”。

　　“物竞天择”不仅刻画了人类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的历史，同样揭示了栖居在森林或草原的各类物种的历史。人类历史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就是如何在地球上生活的问题。为食物而奋斗，是这部历史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也是为了传递我们的基因而奋斗，为了争夺维系文明的自然资源而奋斗，也是为了理解和创造自然界的价值而奋斗。所有这些奋斗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础，而人们很难从学术机构撰写的历史中知晓这些奋斗。

二

　　“生态”之外的另一个关键词是“自然”。“nature”一词很难被界定或翻译。在英语里，“nature”主要指“通常在户外的、包括所有生命形式的物质世界”。谷歌将“nature”译为汉语的“性质”。但更好的译法可能是意指上天或整个宇宙的“天”，或是晚近以来所译的“自然”或“大自然”。因此，中文里才生成了“人与大自然要和谐生活”的习语。

　　可是中国现在还残存着什么样的自然呢？大象已经隐退很久了，因为中国的农业发展和污染使其自然环境备受摧残。其实，中国境内未被触动的自然区域比我们通常知道的要多。根据未遭破坏的自然这一定义，中国的荒野占总面积的比率高于美国，为22％，主要位于内蒙古草原、新疆沙漠和西藏高原。自然甚至在北京也同样存在，透过密密麻麻的高层公寓的窗户，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山脉和绿地，可以看到天空中带着水汽的流云。即便是这个看来几乎全属人工的、非自然的大都市，我们仍然不能脱离与自然世界的联系。

　　显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业已改变。几百年前，中国人与有机世界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很少沉浸在现代科技之中。科技似乎已隔绝了我们在地球上的根。然而，现代境况不应使我们看不到自然对祖先生活的直接影响，以及自然仍旧对人类的进步雄心所施加的限制，更不能遮蔽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便在21世纪，人类社会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适应其所在环境。

　　人类的社会和文化都是适应自然世界及其资源限制的结果。根据生物学家的说法，我们可以将这种方式称为“适应性”。历史学家对这个词也十分熟悉。历史学家经常谈到不同文化之间通过部分融合来相互适应，但很少谈论人类通过文化来适应自然环境。历史学家所关注的文化，多是社会创建的规则、通过社会学习而储存于大脑的逻辑和价值观之类，而很少注意文化中适应环境的一面。

　　就那些具有制造能力的有机体而言，适应性意味着可以通过改变环境以增加生存和繁殖机会。在诸如人类这样具有文化创造能力的有机体中，适应性又增加了学习并改变自身行为的能力。西方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博物学者，都指出了动植物对其环境有着神奇的适应性，并认定世间万物皆须完美地组织起来，且皆须完美地适应其环境。然而，达尔文的进化论通过揭示适应不良的事实及概率，推翻了这一假定。在达尔文之后，探讨适应性的科学再也不宣称能够发掘一个一切都臻于和谐且自然总能以理想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完美世界。

三

　　从古至今，人类从未完美地适应环境，而是一再遇挫。历史学家应该探讨的是，为什么某些社会能长期延续而另一些却不能，为什么某些社会能创建有力的环保规则而另一些却不能，且这些行为又如何随着客观条件的变迁而变化。换句话说，历史学家应当对适应性和适应不良都加以研究，应该解释某些社会怎样被适应不良所困扰并最终消亡。

　　生态史意味着要严肃地对待自然，这反过来又要求我们要理解自然如何运行，并怎样影响人类生活。我们主要依靠自然科学来获取这类知识。从科学革命兴起至今，科学始终致力于用怀疑论、客观性和事实来替代迷信、偏见及不正确的确然性。就理想状态而言，科学是向不同意见——无论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完全开放的，而且洞悉人类的局限性。那么，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和怀疑态度，以及不断进行修正的能力，正是新生态史必须采用的思考方式。

　　我们还可以通过非科学的东西来了解自然，如农民日常劳作的经验，或是画家的艺术追求。不过，现代社会总以为，最可靠的了解自然的途径，是强力支持科学探究，以便专业学者能够细致研究自然。无论是牧师、农民、商人还是艺术家，都无法像科学家那样讲述自然。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才得到这一启蒙时刻，我们必须保护这一成就，而不再受到宗教、意识形态、解构主义及蒙昧主义等反科学势力的干扰。

　　生态史有赖于尽可能地去了解自然的物质事实。尽管自然可能会因人们有意无意的行为而改变，但仍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独立力量。自然科学提供了一扇认识自然的最好窗口。该窗口虽然不时发生变化，却始终射进了驱散黑暗的光。

（作者单位：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译者耿晓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07月11日第328期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博雅史学论丛），韩茂莉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

作者简介

　　韩茂莉，女，l955年生于北京市，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专业研究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涉及历史农业地理、环境变迁以及历史乡村社会地理。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10项，并出版《宋代农业地理》、《辽金农业地理》、　《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等学术专著，在《文史》、《中国史研究》、《考古学报》、《近代史研究》、《地理学报》、《地理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50余篇。

内容简介

　　地理是历史的舞台，历史时期人类所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均栖身于这个舞台，农业生产更是如此。农业生产立足于土地，自然环境的空间差异为所有人类操持下的动植物再生产过程打上鲜明的烙印，并因此而形成融多元因素于一体的地理系统。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以农业地理系统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农业生产地域分异及其规律，涉及五方面主要内容：影响农业空间变化的因素，农业生产技术与种植制度的变化，主要农作物起源、传入、种植空间及作物组合方式，畜牧业分离与游牧空闯的建立，农业生产区域差异。

本书目录

上　册

绪　论…………………………………………………………………………………1

第一章　中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与社会历史背景………………………………13

　　第一节　中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14
　　　　一　自然地理基础对农业生产的影响……………………………………14
　　　　二　历史气候变化与人类农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23

　　第二节　中国农业发展的社会环境……………………………………………31
　　　　一　植根小农经济土壤中的中国农业……………………………………31
　　　　二　历史上的人口与移民…………………………………………………37
　　　　三　土地开垦与人地关系…………………………………………………41

第二章　中国农业空间拓展进程……………………………………………………49

　　第一节　黄河流域农耕区的兴衰及扩展………………………………………52

　　第二节　长江流域的开发与经济重心南移……………………………………58

　　第三节　移民山区与山区开发…………………………………………………62
　　　　一　丘陵山区开发阶段……………………………………………………63
　　　　二　丘陵山区开发与农作物类型选择……………………………………69

第三章　水利与主要农耕区的开发…………………………………………………81

　　第一节　华北地区水利灌溉工程与主要农耕区的开发………………………83
　　　　一　灌溉决定了主要农耕区的分布与扩展、……………………………85
　　　　二　受华北地区自然条件制约灌溉效益的有限性………………………94

　　第二节　江南地区灌溉与防洪排涝工程对农业生产的推动…………………96
　　　　一　水利工程由淮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推移………………………………97
　　　　二　水利工程类型由灌溉型向防洪排涝型发展…………………………99

　　第三节　灌溉与西北地区农业开发……………………………………………102
　　　　一　引黄灌溉工程与农业开发……………………………………………103
　　　　二　高山冰雪融水与绿洲农业……………………………………………105
　　　　三　地下水与坎儿井………………………………………………………106

　　第四节　南方山区的塘堰建设与山区开发……………………………………108

第四章　农业生产技术的地域差异与农业环境利用………………………………117

　　第一节　土壤类型的辨识与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形式………………………118
　　　　一　中国古代辨识土壤类型的基本理念…………………………………119
　　　　二　北方土地利用与农作物选择…………………………………………123
　　　　三　南方土地利用与农作物选择…………………………………………125

　　第二节　农作物轮作方式与土地易田制………………………………………129
　　　　一　短期和定期的轮荒耕作制……………………………………………129
　　　　二　中国古代农作物轮作方式……………………………………………131
　　　　三　山区、边地实行的土地易田制………………………………………137

　　第三节　农作物环境适应与农作物种植制度…………………………………140
　　　　一　地带性因素制约下的农作物生长期…………………………………141
　　　　二　农作物生长期南北变化与农作物种植制度…………………………163
　　　　三　非地带性因素影响下农作物生长期、熟制以及类型变化…………188

　　第四节　传统农业的技术特征与区域分异……………………………………193
　　　　一　中国传统农业的技术特征……………………………………………194
　　　　二　农业生产技术的区域分异……………………………………………205

　　第五节　农作物组合与地域分异………………………………………………218
　　　　一　先秦至汉唐时期农作物组合与区域分异……………………………218
　　　　二　唐辽宋金元时期农作物组合与区域分异……………………………220
　　　　三　明清以来农作物组合与区域分异……………………………………223

第五章　旱地杂粮的源流与作物组合………………………………………………235

　　第一节　旱地杂粮的起源地与传播……………………………………………236
　　　　一　粟的起源与传播………………………………………………………236
　　　　二　黍的起源地与传播……………………………………………………249
　　　　三　高粱起源地与传入中国的时间………………………………………251
　　　　四　荞麦起源地与生长特点………………………………………………256
　　　　五　菽类作物与大豆起源地………………………………………………257
　　　　六　大麦的起源地与传播…………………………………………………263

　　第二节　旱地杂粮的地理分布与种植比例……………………………………265
　　　　一　粟、黍的空间扩展与种植比例………………………………………265
　　　　二　荞麦空间扩展与地理分布……………………………………………273
　　　　三　高梁空间扩展与地理分布……………………………………………280
　　　　四　菽类作物地理分布与主要品种………………………………………287
　　　　五　其他旱地作物的地理分布与种植比例………………………………293

　　第三节　旱地杂粮的组合形式与轮作制度……………………………………305
　　　　一　北方旱地杂粮的组合与轮作…………………………………………305
　　　　二　南方旱地杂粮的组合与轮作…………………………………………311

第六章　小麦种植制度与空间扩展…………………………………………………315

　　第一节　冬小麦传人与黄河流域植麦区形成…………………………………319
　　　　一　小麦起源地与冬小麦…………………………………………………319
　　　　二　冬小麦种植空间东移西扩的变化……………………………………323
　　　　三　小麦食用方式与小麦在粮食作物中地位的变化……………………330
　　　　四　小麦种植空间扩展与黄河流域植麦区形成…………………………335

　　第二节　以冬小麦为核心的两年三熟种植制度………………………………339
　　　　一　两年三熟制出现的时间………………………………………………339
　　　　二　冬小麦与两年三熟种植制度分布区域………………………………342

　　第三节　小麦向南方扩展与稻麦轮作…………………………………………359
　　　　一　南迁人口土著化与小麦向南方扩展…………………………………359
　　　　二　唐代北方移民南渡与小麦空间分布…………………………………364
　　　　三　一年两熟稻麦轮作制与小麦在南方各地的环境选择………………372
　　　　四　非稻麦复种区与冬小麦分布南界……………………………………381
　　　　五　明清以来南方稻麦复种与小麦空间分布……………………………386

　　第四节　春小麦的出现与空间分布……………………………………………394
　　　　一　春小麦起源与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395
　　　　二　唐宋以来春小麦主要分布区…………………………………………399

中　册

第七章　水稻地理分布与种植制度…………………………………………………409

　　第一节　关于水稻起源地的讨论………………………………………………410

　　第二节　粳稻、籼稻的空间分异与环境选择…………………………………414
　　　　一　解读籼稻、粳稻的命名变化…………………………………………415　
　　　　二　粳稻、籼稻的空间分布………………………………………………419

　　第三节　水稻品种的变化………………………………………………………427
　　　　一　南方水稻品种及其时空变化…………………………………………427
　　　　二　北方旱稻的环境选择…………………………………………………432

　　第四节　南方水稻种植制度与地域特征………………………………………433
　　　　一　南方稻麦轮作制的出现与空间分布…………………………………433
　　　　二　宋元以后以水稻为核心农作物种植制度的变化……………………443

　　第五节　北方水稻地理分布与种植比例………………………………………461
　　　　一　因自然环境与军事需求而发展的北方植稻区………………………462
　　　　二　明清以来北方各地稻田分布与变化…………………………………471
　　　　三　新疆、东北两地水稻种植与地理分布………………………………476
　　　　四　北方水稻种植制度……………………………………………………485

　　第六节　南方水稻地理分布与种植比例………………………………………487
　　　　一　7世纪至14世纪长江流域水稻地理分布……………………………487
　　　　二　明清以来南方水稻地理分布与种植比例……………………………493

第八章　玉米、甘薯传播路径与地理分布…………………………………………511

　　第一节　玉米传播路径与种植制度……………………………………………512
　　　　一　玉米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与主要传播路径……………………………512
　　　　二　玉米的环境适应与种植制度…………………………………………529
　　　　三　南方丘陵山区玉米、杂粮轮作区……………………………………540
　　　　四　玉米空间分布与集中种植区…………………………………………552

　　第二节　甘薯的传播与空间分布………………………………………………557
　　　　一　甘薯入境的传播路径与传播过程……………………………………558
　　　　二　甘薯的环境选择与地区开发…………………………………………570

第九章　主要经济作物以及蔬菜的地理分布与传播………………………………579

　　第一节　丝、麻产品地理分布与生产重心的变化……………………………580
　　　　一　纤维制品生产重心与经济重心重合…………………………………580
　　　　二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丝麻业地理分布的变化……………592
　　　　三　明代以来丝麻生产重心的重合与南方丝麻业的发展………………606
　　　　四　棉花传入与桑、麻用地的变化………………………………………609
　　　　五　桑、麻种植与土地利用………………………………………………618

　　第二节　棉花的传人与空间扩展………………………………………………624
　　　　一　树棉、木棉、草棉的分布与利用……………………………………624
　　　　二　亚洲草本棉的空间扩展与陆地棉的全面推广………………………638
　　　　三　棉花空间分布及其与粮食作物的轮作制度…………………………648

　　第三节　主要蔬菜地理分布与土地利用………………………………………660
　　　　一　马铃薯传入中国及其对于农作物分布高度界限的拓展……………660
　　　　二　主要蔬菜地理分布与土地利用………………………………………670

　　第四节　油料作物的种类变化与空间分布……………………………………711
　　　　一　西汉至宋末油料作物的种类变化与空间分布………………………712
　　　　二　元明以来油料作物种类变化与空间分布……………………………717
　　　　三　油料作物的种植与土地利用…………………………………………735

　　第五节　糖料作物的种类与地理分布…………………………………………736
　　　　一　中国古代糖料食物资源的变化………………………………………737
　　　　二　中国甘蔗产地与种植技术……………………………………………739
　　　　三　甜菜的利用与地理分布………………………………………………741

　　第六节　主要产茶地与产茶地分布北界………………………………………744

第十章　畜牧业生产及其空间分布…………………………………………………749

　　第一节　历史上北方非农民族及其经济生活方式……………………………750
　　　　一　东北民族、部族经济生活方式与分布地域…………………………750
　　　　二　西北民族、部族经济生活方式与分布地域…………………………762
　　　　三　北方民族经济生活方式的稳定性与环境……………………………766

　　第二节　游牧地带与牧区自然环境……………………………………………768

　　第三节　半农半牧区形成与环境变迁…………………………………………773
　　　　一　原始农业类型与空间分布……………………………………………775
　　　　二　半农半牧区的出现与空间扩展………………………………………779
　　　　三　半农半牧区的空间与生产特征………………………………………787

　　第四节　畜牧业分离与游牧业产生……………………………………………789

　　第五节　游牧业与游牧方式……………………………………………………794
　　　　一　游牧方式——逐水草而居……………………………………………795
　　　　二　游牧空间——各有分地………………………………………………816

　　第六节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空间变动……………………………825
　　　　一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空间变化…………………827
　　　　二　隋唐至明清时期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空间变化……………………833
　　　　三　对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空间变化特征的探讨……………………849

下　册

第十一章　各农业区的发展进程与农业地理基本面貌……………………………853

　　第一节　东北区的开发与区域开发特征………………………………………855
　　　　一　辽金时期以西拉木伦河为核心的农业开发…………………………856
　　　　二　近三百年以来移民以及东北地区的全面开发………………………870

　　第二节　黄淮海区的农业生产与区域特征……………………………………882
　　　　一　在自然与人文双重因素影响下农业生产发展的不连续性…………884
　　　　二　明清以来农作物种植制度地域差异与农产品商品性的提升………890
　　　　三　淮河流域区域经济与农业生产………………………………………899

　　第三节　东南区的农业发展与区域特征………………………………………908
　　　　一　东南区早期农业与水乡环境利用……………………………………908
　　　　二　经济重心南移与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922
　　　　三　区域农作物种植结构转型与农业生产集约化经营…………………933
　　　　四　人口迁移与东南山区开发……………………………………………940

　　第四节　长江中游区农业开发进程与地域差异………………………………945
　　　　一　三大平原自然环境变迁与农业开发空间进程………………………946
　　　　二　垸田兴修与两湖平原的全面开发……………………………………961
　　　　三　从“湖广熟天下足”到“湖南熟天下足”…………………………974
　　　　四　移民与山区开发………………………………………………………976

　　第五节　闽台区的农业开发与人口迁移………………………………………982
　　　　一　福建多样性农业开发与土地利用方式………………………………982
　　　　二　福建移民进入台湾……………………………………………………992　
　　　　三　台湾农业生产区域特征与农作物……………………………………994

　　第六节　西南区农业地理与区域发展…………………………………………1003
　　　　一　巴蜀地区农业生产与农业地理………………………………………1005
　　　　二　云贵高原农业生产与区域发展………………………………………1019

　　第七节　岭南区的农业开发与区域特征………………………………………1038
　　　　一　关于岭南区农业开发基本问题的讨论………………………………1038
　　　　二　岭南农业开发与农业人口构成………………………………………1042
　　　　三　明清时期岭南区的全面开发与农作物种植结构……………………1051

　　第八节　西北区的农业开发进程与区域特征…………………………………1069
　　　　一　在政治、军事因素影响下的西北农业开发…………………………1069
　　　　二　自发性移民与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1081
　　　　三　青藏高原主要农耕区…………………………………………………1093

主要参考书……………………………………………………………………………1097

索　引…………………………………………………………………………………1101

后　记…………………………………………………………………………………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