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道教；太上妙法本相经；敦煌本；农学思想

　　【作者简介】袁名泽，哲学博士，广西玉林师范学院社科部副教授，四川大学道教与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员；盖建民，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哲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学术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宗教学研究》（成都）,2012.1.22—2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道教农学思想史纲要》的系列成果之一，项目号为：10XZJ0007；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道教科技文献的整理与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项目号SKX201003）-学科前沿与交叉研究重大项目《道教与科技交叉研究》”资助。

　　《太上妙法本相经》是南北朝道教的一部重要经典。它后来在《敦煌道藏》和《正统道藏•太平部》（第24册第857-874页）均有收录。在《敦煌道藏》中，此经典有：S.2357号抄本、S.3173号抄本、P.2396 号抄本、P.2755号抄本，P.2429号抄本、S.2122号抄本、P.2389号抄本、P.2476号抄本、P.3091号抄本、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本289+184（存号），原本卷数不详，现存残本3卷流传至今，它们一起构成了《太上妙法本相经》的整体内容。《中华道藏》集以前道教经典之大全，在其第5册将该经典的所有版本同时收录，使之更加完善和系统化。从《中华道藏》和《敦煌道藏》的对比来看，各种抄本均已残缺不全，只有将它们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其整体意义。从其意义上看，它是《敦煌道藏》中少有的论及农学思想的经典，所以，从农学的角度去解读它，不仅对于拓展道教研究的领域有相当的学术价值[1]，而且对于了解我国农学思想史，尤其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农学思想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从现有资料来看，古代西北地区的专业农书不多，所以此经典对于丰富我国西部地区的农学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意在对此经典中的农学思想做一个浅显的梳理，请专家斧正。

一、顺物道而行的农业哲学观

　　“道”一词并非道家文化的首创，它早在夏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存在，但直到《老子》才第一次真正提出具有哲学意义的“道”，成为道家和道教的最高哲学范畴。此文中的“道”实际上已经兼具本体论和实体论两个层次的内容：就其本体论来说，首先以“道”作为世间万物的本源和始基；其次，又把“道”视为万物所具有的共性。就其实体论来说，具体讨论“道”与世间万物的关系，认为世间万物的共性和差异性均由“道”所致。所以，“道”“不仅高标独超，玄冥难测，而且还具有圆融贯通、首尾相衔的存在个性。道既存在于宇宙万物之先，为万物之母。又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莫不禀道而获得它们的生命”[2]。“道”与物的这种关系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理论基础。

　　首先，它认为世间万物皆由“道”生，早在《道德经》中就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之说，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世间万物皆以“道”为源，“一”、“二”、“三”皆为“道”所生。后来的道家其他著作又对此理论进行了发展，这就产生了我国哲学史上的“气”本论思想。它认为“道”生成万物以“气”为媒介，“道”不同则“气”不同，“气”不同则所生之物不同，也就是说“道性”决定“物性”，“气”决定“物”之实体。《太上妙法本相经》说：“十方众生，各有类气，各不依先业之所造也。譬如禽还生禽，兽还生兽，我见众生父母，四足之子亦四足。父母飞行子亦飞行。父母白黑其子亦白黑。父母能言其子能言。未有鸟能驰步万里者。”[3]还说：“吾见鱼止水之中，虎居长林，燕雀依人，蚯蚓居穴，类气受性，各有所禀。岂有非性而食之也！我见虫还生虫，毛还生毛，蝇还生蝇，蚁还生蚁，随气啖食，以养性命，岂有生业而改其形也！我见众生，若有啖肉者，其子啖肉，若有啖草者，其子食草，若有食木者，其子食木，若有蝎土者，其子啖土。一切众生各有定气，不相假受，错谬其类也！我见一切众生性不同，同体而异名，阴阳不同，受化不等，依斯理物，各有类气，不相改异。”[4]所以，我们在农业生产中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识别和把握各种不同的“气”，就像《太上妙法本相经》所言“其名虽同，果成殊别，亦如禾莠生垄，其初难分，条穗秀类，结实乃别”[5]。把握不同物种的“气”时，既要“况一可知百，类一可知万”[6]地把握该物种的“类气”，这样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劳动支出，可以进行同类嫁接等方法培养优良品种；也要把握此物种的“个气”，只有这样才会采取不同措施因物施种，不会出现“炼土成金，变猪为犬”[7]的结果。所以《太上妙法本相经》说：“猛虎所以入静，以其犬故；翔鹰所以罗网，以其鸽故。猎师不加追逐，不须绳索，而自缚之。何以故？以痴胶捕之，故不加追驰，绳索缚之。”[8]Ⅱ果在农业生产中忽视物之“道”，则无异于它所说的“空中可以种栽，流中可以田耨，无父可以结子，无母可以生息”[9]“其犹颠木之生苗，逸鱼之失水，假尔而生，命亦不久。譬如其树，若刖斩其根株者，万无一活，若露其根株者，遭冬则枯槁”[10]。不仅物由“道”所生，“道性”决定“物性”，而且物性的展示，或者说物的作用也需通过“道”来发生，离开“道”，物性也就毫无意义。《太上妙法本相经》继承和发挥此观点说：“日月无道无以耀明，星宿无道错乱不行，阴阳无道四时不成，草木无道则不能生，五谷无道则伤败不成，水无道则不流润，火无道则不热温，金铁无道则不锋坚，山石无道则崩退不全，百鸟无道则不飞空，兽无道则不驰走。”[11]这就是说，阴阳、日月、星宿、水、火、金铁、山石、百鸟等各得其道之后就产生了“四时、明、序行、流润、热温、锋坚、挺全、飞空”等作用，所以，在农业生产中，我们不仅要顺农作物的物“道”，而且对于农业环境和农业工具的使用也需顺其“道”而为之，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二、勤劳为本的农事观

　　农业生产是一种时空跨度较大、环环相扣、多种经营并存的系统工程，从事农业生产要求生产主体具有一定的计划、体力、耐力和勤于农事活动的精神。当农业产生后，在刀耕火种时期，以勤为本是社会的主流意识，人类社会进入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手段即农业文明以后，勤劳、朴实、团结协作仍然是农业社会中的主要思潮。勤劳、纯朴、团结互助也因此成为我国传统美德，成为我国各宗教的主要教义。就道教而言，在其经典中体现最多的就是“勤”和“善”两字，《太上妙法本相经》作为早期道教经典，自然也以“勤”、“善”为主要思想。“勤”在该经典中主要体现为“勤于农事”和“勤于崇道向仙”。其中的“勤于农事”思想主要体现在：它首先以麦成膳之过程说明了“勤”的原因，它说：“一切众生虽有道性，不建不勤，终不成道，何以故？垄麦有膳，随垄而责，其膳终不可得。要须经冬涉春，至夏结实，捋杨人皑，罗夜付厨，和均膏水，巧手乃甘，浓昧调美，和成以为食膳。”[12]在此处，作者开门见山说明“一切众生虽有道性，不建不勤，终不成道”，然后再以麦粒成膳之过程说明“勤”的必要，如此过程中有一步无人完成，那么麦粒终不能成饭。同时，此经典还以“养生”和“务农”进行类比，说明“勤”于农事的目的在于“得粟免饥”，它说：“尚生者勤于生，贵农者勤于农。何以故？知生道重，故勤而行之，若知田道重，故勤修农。修农者不恐饥，修生者不恐衰。修生得生，无为常生；修田得田，遭饥不饥。农夫勤于田，道人勤于缘。何以故？田苗中明有粟，是故农夫勤伦之；至道中明有真，是故道人勤伦之。”[13]这里明确说明了务农、修道两者之间虽然存在“农夫勤于田，道人勤于缘”的途径差别，但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维护自己的生命，由此看来，道教的“农道合修”思想重在于“勤修”。不仅如此，它还分析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不“勤”的后果，从正反两面对比阐述“勤”的必要。它说：“其朴不雕，不可成器；其荒不耕，终不成柔。何以故？朴不雕刻，终致朽弊；荒田不垦，荆棘茂盛。豺狼狸枭，长在其中，鸱枭鸟鹊，栖宿林中。田罴不治，终成荆棘。若朴不雕，终守枯朽。若遭工匠，加其绳墨，断斧锯凿，日加雕啄，必就功业，用之则如意，亨之则无损。是以修治荒田，故能得谷。何以故？朴质荒田，譬凡夫；经匠遭耕，譬师教；成器得壳，譬果显。”[14]此处更加明确说明“垦荒雕朴”的必要性，还以比兴手法将凡夫、师教、果显联系在一起，既突出了《太上妙法本相经》的宗教性，也凸显其重农的一面。这种以“勤”为本的思想并不是它的独创，《太上妙法本相经》同其他道教经典一样具有道教共同的思想基础。就道教的以勤为本思想来说，道教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间存在互盗作用，使大自然本身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各种动植物之间存在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半开放式的平衡关系，他们之间既互相依存也互相制约，彼此之间既是依存条件，也是天敌关系，所以在农业生产中必须排除天敌的干预，减少天敌对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吸收，以利于所培植的动植物健康快速生长，这就需要勤。何况动植物在生长过程，由于受大自然天气变化和自身素质的影响，夭折的多于成熟的，人类要想得到自己所要求的产品数量，只能广种薄收，这也需要勤。正如《太上灵宝元阳妙经》说：“又如鱼母，多有胎子，成就者少。又如果树，花多实少。”[15]只有勤才能补充这些被自然淘汰的动植物，才有可能获得丰收。《太上大道玉清经》说：“三阳之时，善役调牛，钩引悬树，陡捍绵密，踏乘通淳，加以好粪；次选良种，治择芜秽，温湿宜之；然后调树，芸耗秀碑，牵护苗根，晨夕看视，无令六畜侵食践蹋。如是苗子三月假生，萎蔚繁盛，水陆通美，无有赘舱。凉秋结实，高下通熟。即命伟仆收藏财积，藏吏监守，不令余耗，唯供食用，储备盈长，家给丰足，如是良农，终卒获利，不可称量。”[16]这段话既说明了农事活动的步骤，也说明了农业必须以勤为保障。道教主张报应说，认为天人之间通过气相互交感，有多少付出则有多少回报，因为人在劳动过程中所付出的精气神会被对象所接受，导致两者感通，如果农民越勤，付出的精气神越多，回报也会越多。这在《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经解》中说得很详细。

三、因时因地而作的“时宜”、“土宜”观

　　早在我国原始农业时期，人们已经关注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初步形成了农时的观念。农时概念早在原始农业时期就已经产生，但其文字记载最早体现在《夏小正》这一首诗中，此诗的农事安排类似于后来的《月令》。《月令》把一年分为四季，每一季分为三段，分别根据不同的物候现象安排农事、蚕桑、畜牧和虞衡工作。这具有非常明显的“时”的意义。有关农时的把握，最早来源于《尧典》中用“历正”立杆测影以定四季的神话，今天的华表就是立杆测影用的图腾柱。《易经》本于推断人事吉凶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强调农业生产与天时、地利之间的关系，强调不误农时，对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精耕细作的农业形成以后，“农时”不仅受到农民的重视，哲学家也日益关注“时”的含义及其形成，以及不误农时的重要性。《诗经》、《考工记》、《洪范》、《礼记》、《荀子》、《孟子》，尤其是道家的《淮南子》、《吕氏春秋》和《管子》等十分强调农时的重要性。到了道教产生时期，我国精耕细作的农业已经定型并走向成熟，所以道家、道教经典中也十分重视“农时”，从《吕氏春秋》开始，其中的“时”不仅具有“时令”之意，而且扩展到了客观条件、环境、时机等含义。《淮南子》将“时”与“机”等同起来，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机”既包括天和地所给予的外在时机，也包括生产对象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生机”。在《太上妙法本相经》中这种“农时观”也十分强烈，但它似乎只涉及到天地所给予的外在时机，不讨论生产对象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生机”。它说：“若时旱就于下田，若时水就于高田。”所以，此经典还重点介绍了利用天气变化和风变来把握农时时机的方法，就天气变化而言，它说：“锦云不润，高垂无泽，浩浪方平，风厉必溢，天声殷殷，其雨必谤，月离日云，雨必降之。”[17]这段话说明观察天象以预测天气变化的情况。它还继承了我国早已有之的“八风说”，用来指导人们把握农时。八风，一说为八方之风，在《吕氏春秋》、《淮南子》、《说文解字》、《左传。隐公五年》等著作中都有记载。另一说即为八种季候风，在《易纬通卦验》中记载有：“八节之风谓之八风。立春条风至，春分明庶风至，立夏清明风至，夏至景风至，立秋凉风至，秋分阊阖风至，立冬不周风至，冬至广莫风至。”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将物候与“八风”结合起来，它说：“尘青则风青，尘白则风白，尘赤则风赤，尘黑则风黑，尘黄则风黄。若立春风动，百草涤布阳气，一切方物，悉有条动之意，即名为条风。至春分，动作之物各有萌形，明有庶冀之仪，故名为明庶风。若立夏，一切受春阳之焉，各有青青之质，明有结叶之成，故名为青明风。夏至炎阳甚极，暑热盛矣，故名为景风。至立秋，炎阳极歇，阴道践阶，有色变之系，凉冷之貌，故名为凉风。若秋分，以春夏长，秋茂结实，乾官之中，检校功德，彰效之益，从昌阐而兴，故名为昌园风。至立冬草木结，白霜落，方物不侍而行，使阴逼阳，寒厉，百草焦枯，松柏色变，人民愁惨，皆有不足之貌，故名为不周风。若冬至阴极绞结，百草援折，天下雪白，荡垄坟灭，旷荡厉厉，无所承均，度数更始，百师初缘，广兴天功，无物不然，故名为广莫风。春为谷风，夏为景风，秋为凉风，冬为凄风。”[18]另外，此经典还有一个突出的地方就是告诉人们不能纯粹靠等待时机，要有人定胜天的思想和与天地斗的行动，它说：“譬作田耨，恃天而雨者，将不遂其愿，不如先治渠堪，引水溉灌，定可获也。”[19]这些话对鼓舞人们战胜自然灾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经典除了强调“时宜”外，对“土宜”也非常重视。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诗经》、《禹贡》等诸子百家著作中均有十分明显的“土宜”思想，强调在把握土地类型、性质和肥力基础上进行农业生产。后来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管子》、《汜胜之书》等无不涉及“土宜”思想。所以在此经典中也说：“若世旱就于下田，若时水就于高田，若地墟浓则密种之，若地痦薄则希种之，相地授种，必获所愿。”[20]这里明显指出了根据地势高低、水流方向、是否向阳等因素来决定不同季节的农事活动，也指出了两种不同肥力土地的不同耕作方法，尽管此方法不一定正确，但还是对土壤肥力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最后明确指出“相地授种，必获所愿”，突出“土宜”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四、工具和过程相结合的农业技术观

　　早在老庄的著作中，就以“自然无为”为宗论述了科学技术产生的机制及其对社会发展、人的心性发展的影响，阐明了他们对待科学技术进步的主张。道教虽仍以道家思想为宗，但已从“自然无为”过渡到“自然无为”和“络马首”思想并存，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比道家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所以说“道教是世界上唯一不极度排斥科学技术的宗教”。就其所论生产经营中使用科学技术而言，它说：“譬如作船，非水不行，譬如伐木，非斧不尅，譬如钻火，非木不得，譬如深井，非索不获。置谷臼中，坐视不春，岂得精之？”[21]这里所说的船、斧、绳索、臼，无一不是农业生产所需工具，突出了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然后再以打鱼为例说明了生产工具使用的过程，它说：“譬如人海采于众宝，先知投简名刺之法，牢船铁，深帐帆，设轩之诣宝所缀沉，浮船乃发，沙石炮炉，营坟煎取，若多若寡，来往莫蹶。”[22]如果没有这些工具和操作过程，打鱼的效果是不可想象的，这里也同时指出了使用工具必须是健全完好的工具，否则也会使整个生产过程无法顺利进行。它说：“譬如漏船渡水，水满必役，湍浮广水，中流必沉。”[23]在“人海采宝，不投简刺，舟船必翻”[24]中说明了从事生产必须做到有条不紊。这里仅仅以海上作业为例说明使用工具的重要性，但作者后来又以农业生产过程为例说明其农业技术观，它似乎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做到以多种取胜，它说：“譬如种之根苗，一株之果，不如方根之多，是故真人以多种，故得为多某报。”[25]这种以多取胜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中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开垦的田地增多，才能为轮作技术打下基础，为保护和提高土地肥力，做到“地力常新”提供物质基础，所以土地轮作制也被它所重视，它说：“譬如佃田，随种而种，因种而生，若改其种，则改种之。是故一地可易百种，而况一封改绝乎？”[26]这里就是说明当时的土地轮作制已经达到“一地可易百种”的技术水平，而且极力推荐这种土地轮作制，它说“而况一封改绝乎”，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在种植作物时，即使土地具有一定的肥力，但由于连续耕种，可能导致土壤肥力难以满足农作物的需要，所以重视择肥力较强的土地而种，或者肥料的施放，特别是讲求施肥的最佳时期。从此经典来看，它最重视施足底肥，认为施足底肥是农作物具有充足底气之根源，它说：“譬如肥生，以内居脂则肤肥妍。松柏所以经冬不零，以膏处其内；竹木所以遭霜不彤，以衣在其里。”[27]所以要想农作物具有抗风、抗寒能力，必须使其具有“内居脂则肤肥妍，膏处其内，衣在其里”的体征，而具有这种体征的基础就是施足底肥。作物种好之后，在其生长过程中不可刻意人为干预。对动物饲养要有爱心，要把握其物性，适当地使用和调养，才能永保其健康无恙。它说：“骐骥日涉千里无疲劳，驴行三百筋肉碎裂。”对农作物要做到深根固叶，它说：“深其根，固其叶，老而不衰。是以圣人贵于深根，重于固叶。”[28]“深根固叶，永无拔期。若种植危根，其叶必悴，花亦俱落。”[29]同时强调在深根固叶的基础上努力搞好中耕，松土除草，使农作物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所以它也十分重视中耕技术，它说：“麻有大质，止器不躯，惨地虽多，失其丈质，泽良侠墟，前缩希稠，锄绊秽类，耨其异党，除长去锄，骨坚皮厚，祈循纤理。”[30]这里就指出了中耕的要点在于“锄绊秽类，耨其异党，除长去锄”。只有“但深其根，离落四面”[31]，才能获得“则可成林，责花得花，责果得果，丰饴饥乏，足以济物”[32]的良好收成。只有在选种、施肥和细心呵护的基础上，才能有“纯和之国信道，中有异食，名自然天厨更米，长七寸，一种九收。其土有酒泉，七里一池，其味如酒蜜，甘美香滑，饮之醉饱，不更有厌。亦有果山，高三百丈，长四千里，广六十里”[33]，丰衣足食的人间仙境出现，所以道教中的人间仙境无非就是农民辛勤务农的结果。

五、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观

　　原始游牧农业时期，人们为了生存往往目光短浅地采取涸泽而渔的生产方式。随着定居生活方式的产生和生产经验的丰富，人们才慢慢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对于定居生活的重要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著述大都严格禁止了赶尽杀绝似的生产，鼓吹“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鰌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以及“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34]。强调自然的生态平衡，认为人力和天力或对自然的“用”和“养”之间需保持一定的张力。道家著述也是如此，例如《管子》主张以物制物保持生态平衡，反对人类过度破坏；《吕氏春秋》因提出“人亦为物、圜道、贵因论”等思想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生态农业模式；《淮南子》的保护性生态农业模式。后来的道教在思想上也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生态观，例如，《南华真经注疏》就注意到生物链的作用，《太上感应篇》中的禁忌论和因果报应说也具有生态思想。

　　《太上妙法本相经》强调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生态性，它说：“若好探巢取子卵，翻覆样案，报之以孤独；若好捕鱼弋竭，世犯王法，刑狱囚徒，刀兵市死；若好捕鹰，笼继（羁）鸟兽，缝鸽眼目，报之以无目；若好斩截鸟兽脚足，报之以痹隆。”[35]这段话利用宗教的报应说从反面阐述农业中维护生态性之方法，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禁止“探巢取卵”、“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等鼠目寸光的做法，也就是句中所说的“好探巢取子卵，翻覆样案”和“好捕鱼弋竭”等，告诫人们不要过度猎获自然之物，对自然造成毁灭性的断层破坏，寥寥几字说明了“探巢取卵”、“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危害性和所受之报应。其二是对自然的动植物要有爱心，要站在“人亦为物”的思想角度去对待自然动植物，否则也会遭到自然的报应。如果按照句中所说的“好捕鹰，笼继（羁）鸟兽”、“缝鸽眼目”、“好斩截鸟兽脚足”三种情形去做，这明显违背了道教向善的旨意，会遭到道教的反对和禁止，同时，由于残害动物尤其是残害农业益鸟，会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从而遭到人们的反对，按照“同类相感”的原理，此人会遭到受害动物同类的报复。

　　它在文中还说：“吾见外道养虫而遣吐其绫锦，不期虫老化蝙，蝙化为蛾，蛾生其子，渐渐滋泛，叶不能供，周年递岁，不能生吐绫锦，正见滋泛，谓之神乎，献祭祈请，绫锦永不可得。”[36]要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能过度进行某一种甚或是某几种生产，不能超过大自然的承载力去生产，否则也会带来劳而无功的后果。此句首先说明蚕一生的繁衍过程，说明了蚕的“渐渐滋泛”，如果不在其增长过程中加以适当的控制，超过桑叶的供应水平，就会达到“叶不能供”，导致蚕的饥馑，由于蚕的饥馑，故而“周年递岁，不能生吐绫锦，正见滋泛，谓之神乎，献祭祈请，绫锦永不可得”。所以我们进行农业生产时，始终要注意一个“度”，即大自然供给能力的“度”。尽管人有其主观能动性，但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一定时空内也受外在客观条件制约，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始终要注意与自然的承载力保持协调。

注释：

　　[1]参见盖建民：《道教农道合修思想考论》，《哲学研究》2010年第1期。

　　[2]汤一介主编：《道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1页。

　　[3]《敦煌道藏》，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第4册，P.2396号抄本，第1746页。

　　[4]《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第24册，第869页。

　　[5]《敦煌道藏》第4册，第1767页。

　　[6]《道藏》第24册，第870页。

　　[7]《道藏》第24册，第872页。

　　[8]《敦煌道藏》第4册，P.2388号抄本，第1815页。

　　[9]《道藏》第24册，第867页。

　　[10]《道藏》第24册，第860页。

　　[11]《敦煌道藏》第4册，第1775页。

　　[12]《敦煌道藏》第4册，第1771页。

　　[13]《敦煌道藏》第4册，P.2388号抄本，第1824页。

　　[14]《道藏》第24册，第868页。

　　[15]《道藏》第5册，第932页。

　　[16]《道藏》第33册，第353页。

　　[17]《敦煌道藏》第4册，P.2388号抄本，第1831页。

　　[18]《敦煌道藏》第4册，P.2388号抄本，第1821页。

　　[19]《道藏》第24册，第862页。

　　[20]《敦煌道藏》第4册，P.2388号抄本，第1827页。

　　[21]《道藏》第24册，第868页。

　　[22]《道藏》第24册，第861页。

　　[23]《道藏》第24册，第861页。

　　[24]《道藏》第24册，第861页。

　　[25]《敦煌道藏》第4册，S.2122号抄本，第1782页。

　　[26]《道藏》第24册，第862页。

　　[27]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5册，第28页。

　　[28]《敦煌道藏》第4册，第1775页。

　　[29]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5册，第30页。

　　[30]《敦煌道藏》第4册，P.2388号抄本，第1819页。

　　[31]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5册，第30页。

　　[32]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5册，第30页。

　　[33]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5册，第30页。

　　[34]叶绍钧选注：《荀子》，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93页。

　　[35]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5册，第28页。

　　[36]《敦煌道藏》第4册，P.2388号抄本，第1826页。

来源：《经济史》2012年第4期

　　【作者简介】尚衍斌（1958—  ），男，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关键词】元代农学家；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

　　《农桑衣食撮要》（又名《农桑撮要》、《养民月宜》，以下简称《撮要》，不再注明）是一部按月令记述我国各族人民农事活动的农学专著。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讨论鲁明善的农业思想、作者生平及其家世、该书在农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很少有人将其与元代其他农书加以比较分析，笔者试图在这方面做些尝试，文章主要聚焦以下诸问题。

一、《撮要》成书的时间、地点和原因

　　据张栗的序言，《撮要》完成于元仁宗延祜元年（1314），首刊于安丰（今安徽寿县）。王毓瑚先生在校订《撮要》的引言中明确指出：“本书在元代至少有延祐甲寅（1314）原刊本和至顺元年（1330）重刻本两种本子”。[1]元代文人虞集在《神道碑》中载谓：其在安丰，“修农书，亲劝耕稼；从义役，而民力始均”。[2]而《成化中都志》卷6《名宦传》则称：“鲁明善元时出监寿郡，编集《农桑撮要》，传于世”。笔者研究认为．鲁明善自延祐元年（1314）至延祐四年（1317）间出任安丰路下辖的寿春县达鲁花赤，此书应在这一时期编撰而成。安丰路及其下辖的寿春县均属河南江北行省，该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与江南及北方有一定差异。以往农书，诸如《汜胜之书》、《四民月令》和《齐民要术》大多介绍黄河流域的情况，而鲁氏这部书在寿春写成，主要讲解淮南地区的农事活动，这里比较靠南，农作时令与黄河流域的情况自然有所区别。例如种麻，《齐民要术》上说：“夏至前十日为上时，至日为中时，至后十日为下时”。也就是说应在农历的五月份种麻。可是，《撮要》却说“二三月皆可种之”，而且还说“宜早，不宜迟”。又如《汜胜之书》说“二月注雨可种芋”，《辑要》引《务本新书》也说“二月种为上时”。但《撮要》中却将“种芋秧”列在正月里，并且说“候发出三四叶，约四、五寸高，于三月间移栽之”。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兹不一一举不。所有这些时间上的差异，是由于各地农事活动季节的不同而决定的。众人皆知，茶主要产于江淮以南及福建等地。东鲁王祯引《四时类要》记载说：“茶熟时收取子，和湿土拌匀，筐笼盛之，……至二月中，出种之树下或北阴之地。”[3]而鲁明善《撮要》并未强调茶树要延至次年二月栽种，这或许与淮南地区冬天的气候特点有关，因此仅言“种茶，宜斜坡阴地走水处”，不然，“水浸根必死”。[4]水牛是江南地区常见的牲畜，在农业生产中发挥较大作用。鲁明善对其生活习性十分熟悉，他说“水牛夏间下水坑不司触热，冬间要温暖切忌雪霜冻饿”。[5]根据《撮要》所记内容和其他相关信息，我们有理由相信：延祐兀年（1314）至延祐四年（1317）间，鲁明善在安丰路的寿春县编成此书。

　　那么，鲁明善何以编撰《撮要》？这是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元朝统一全国后，受重视发展农业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忽必烈即位之前，开始注意到游牧贵族一直忽视的农业问题。姚枢成为元朝常设专职的第一位劝农使。他身至八州各县，“教使劝农”，传达忽必烈重视农业的意旨。姚枢的劝农活动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若干年后，其侄姚燧记载说：“凡今关中桑成列者，皆所训植”。[6]忽必烈即位后，于中统二年（1261），任姚枢为大司农，以后中央政府设立了“劝农司”、“司农司”、“大司农司”等机构，具体负责“农桑、水利、学校、饥荒之事”。[7]在地方上，各道设提刑按察司（后改肃政廉访司）监管劝农事，道以下路、府、州、县官，皆以本职监管劝农事。元朝政府还明令规定黜陟或考核官员要以督农勤惰而定。元代文人胡祗通在《论司农司》一文中载谓：“农官按治司县，供报簿集数目，似为又功，核实农人箧笥仓廪，一无实效”。[8]由此可以判断，劝农官的政绩以农人仓廪内粮食的多少而定。随着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总结和推广生产经验便成为可能。自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以后，各种体裁的农书相继问世。主要有官修的《农桑辑要》（至元十年编纂）、《农桑杂令》，私撰的有王祯的《农书》（1313年成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1314-1317年间编成）、罗文振《农桑撮要》、苗好谦《栽桑图说》（1318年成书）、汪汝懋《山居四要》、陆泳《田家五行拾遗》（不详）、修延益《务本直言》、刘宏《农事机要》（不详）、桂见山《经世民事录》、俞宗本《种树书》等，[9]其中影响较大，并且流传至今的有《农桑辑要》、《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三部书。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十二部农书，能够断定其成书年代者共四部，其中三部已然出自仁宗朝，这一现象非常值得研究。学界通常把皇庆、延事占年间所推行的“儒治”视作元仁宗的“新政”。元末士人回忆起1310年代，或曰“我朝重儒，于斯为盛”，或曰：“尊尚儒学，化成风俗，本朝极盛之时”。[10]这在当时应是很普遍的看法。毋庸讳言，仁宗、英宗二朝的儒治，给蒙元制度和政治文化留下若干不容忽视的成果：第一，仁宗时编就、英宗朝颁定的《大元通制》，是元朝第一部具有法典性质的行政、刑事、民事等法规总集；第二，科举制的推行则赋予这个王朝更多的正统性；第三，理学从那时起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第四，元成宗以来官僚机构大幅度膨胀和升格的趋势有所抑制；第五，御史台督察朝政的功能在儒治风气激发下显著加强；第六，延祐经理的结果和英宗的“助役法”，也在部分地区发生效率。[11]凡此种种，均为农书的编撰和刊布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和难得的机遇。

　　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上御嘉禧殿，集贤大学士邦宁、大司徒源进呈《农桑图》。此书“实臣源建意，令臣叔谦因大都风俗，随十有二月，分农桑为廿有四图，因其图像作廿有四诗，正《豳风》因时纪事之义。又俾翰林承旨臣阿邻帖木儿用畏吾儿文字译于左方，以便御览。”[12]据此可知，《农桑图》不仅图文并茂，还被阿邻帖木儿翻译成畏兀儿文。至于进呈农书一事，《元史·仁宗纪》有载，只是书名和进呈时间与赵孟頫所记略异：延祐五年“九月癸亥，大司农买住等进司农丞苗好谦所撰《栽桑图说》，帝曰：‘农桑衣食之本，此图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间”。[13]《农桑图》与《栽桑图说》是否为同一本书，值得进一步探讨。它们得以在延祐五年刊布，并且得到元仁宗的肯定，说明当时重农风气之盛。

二、《撮要》的内容和特色

　　至于编撰《撮要》的目的，根据鲁明善的幕僚张栗记载，是因为以往的“务农之书，或繁或简，田畴之人，往往多不能悉；有司点视虽频，劳而寡效”。[14]当时情况的确如此，元初（至元十年）官修《农桑辑要》，共7卷，全书6万多字，实际上是一部历代农书的资料摘抄汇编。尽管如此，这部书在当时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从书中所收农作物的种类，所述的耕作方法，所反映的气侯特点，尤其是所转引的资料看，该书内容主要局限于北方区域的痕迹至为明显。[15]鲁明善本人说自己编书的目的是“钦承上意，而教民务本也。凡天时地利之宜，种植敛藏之法，纤悉无遗，具在是书”。[16]毫无疑问，身为寿春县达鲁花赤的鲁明善响应政府“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17]的号召，为了便于敦促和指导当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才编写此书的。关于《撮要》其书，历来的评价都是很高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明善此书，分十二月令，件系条别，简明易晓，使种艺敛藏之节，开卷了然，盖以阴补农桑辑要所未备，亦可谓能以民事讲求实用者。”又说：《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二书，“一辨物产，一明时令，皆取其通俗易行。”王毓瑚先生在《撮要》的引言中说：鲁明善的这本书，“是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比较最古的一部月令体裁的农书了”。[18]这些观点都是很正确的。

　　同《农桑撮要》和《农书》相比，鲁明善《撮要》对农事活动的讲解更加明晰、生动，这或许是其能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全书篇幅适中，便于庄稼人阅读，全书分上、下两卷，共约11000多字，但记载的农事活动却有208条，内容非常丰富。笔者查检此书，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作者记述的农作物或农事活动大多发生在江淮地区。水牛，一般生活在南方，鲁明善对它的生活习性十分熟悉。他介绍说：“水牛夏间下水坑，不可触热，冬间要温暖，切忌雪霜冻饿。”安丰路位于河南江北行省的东南部，主要生产稻、麦。此外，这里的水资源丰沛，便于饲养水禽。《撮要》中的“盐鸭子”、“修池塘”、“收鸭鹅蛋”、“耘稻”、“插稻秧”、“浸稻种”、“犁秧田”、“收小麦”、“耕麦地”、“八月种大麦小麦”、“晒小麦”，十月“耘麦”等条目即为显例。江淮地区，竹、笋较多，《撮要》涉及竹、木栽培的条目有：四月“做笋干”、“煮新笋”，五月“移竹”，八月“锄竹园”。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元代农学家王祯记载说：茶的生产，“闽、浙、蜀、荆、江湖、淮南皆有之，惟建溪北苑所产为胜”。[19]这段话尽管是从前代有关著述中引用的，但对元代大体是适用的。[20]河南行省下属的庐州路（今安徽合肥）设有榷茶提举司，说明当地亦产茶。庐州路六安州（今安徽六安）出产的六安茶，是当时的名茶之一。[21]安丰路位于庐州路的北面，同属河南江北行省管辖，两地相距不远，理应产茶。《撮要》涉及茶树种植及茶叶加工的记载就有“种茶”、“摘茶”等。

　　从以上列举的资料看，鲁明善不仅介绍农业生产具体措施，还特别强调如何收到良好效果。如“收小麦条”说：“麦半黄时，趁天晴着紧收割，过熟则抛费。每日至晚，载上场堆积，农家忙并，无似蚕麦，若迟慢遇雨，多为灾伤；又秋天苗稼，亦误锄治。”这些话不仅简明易懂，而且态度亲切、和蔼，达到了循循善诱的目的，应该说鲁明善是一位关心民生，处处为民众着想的地方官。

　　其次，鲁明善还特别关注蚕桑生产经验的总结和传播。全书反映农事活动的纪事共二百零八条，其中记载养蚕和栽桑内容的约十条，诸如“栽桑树”、“修桑”、“修蚕屋”、“织蚕箔”、“压桑条”、“养蚕法”、“斫桑”、“栽桑”、“浴蚕连”、“捣磨干桑叶”等，表明鲁明善对蚕桑业的生产非常重视。元代有“桑叶可饲蚕，有数种”[22]的记载。养蚕需要桑叶，必须要种植桑树。因此中国古代常以“农桑”并称，元代自然也不例外。鲁明善记载说：栽桑要“掘坑深阔约二小尺，却于坑畔取土粪和成泥浆，将桑根埋定，再用粪土培壅，微将桑栽，向上提起，则根舒畅，复用土壅与地平，次日筑实，切不可动摇，其桑加倍荣旺，胜如春栽”。[23]若非作者亲身实践或亲眼目睹桑树种植的全过程，恐怕很难写出如此详细、完备的栽种流程。鲁明善在其农书中，既不引经据典，也不咬文嚼字，而是简明扼要地记下一种（或两种）在本地区现时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作的评价：“明善此书，分十二月令，件系条列，简明易晓，使种艺敛藏之节，开卷了然，盖以阴补《农桑辑要》所未备，亦可谓能以民事讲求实用者矣！”

　　复次，元代是继唐朝之后中外文化交流的又一盛世，随着域外民族大量涌人中国内地，他们陆续将本地盛产的农作物、蔬菜、瓜果种子播撒到中国的土地上，丰富了我国农业物产的品种。有学者将《齐民要术》与元代的三部农书所记载的农作物粗略加以比较，发现新增加的作物种类约有50多种，说明从公元6世纪到14世纪的800年间，植物栽培在我国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从国外引进的一些作物开始在黄河流域得以种植和推广，如菠棱（即菠菜）、莴苣、菪蘧、茴香、罂粟等，更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24]笔者将王祯的《农书》同鲁明善的《撮要》两相比较后，两书均予记载的品种如下：（1）谷物类：黍、粟、水稻、大小麦、豌豆、胡麻、麻；（2）瓜类：甜瓜、西瓜、冬瓜、菜瓜、瓠、芋、萝卜、茄子、姜、莲藕；（3）果类：梨、桃、杏、枣、栗、桑椹、柿、石榴、木瓜、银杏；（4）蔬菜类：黄瓜、葫芦、莙荙、芹、蓝菜、莴苣、菠稜、葫荽、韭、葱、蒜、菌子、芥等；（5）其他：苎麻、木绵、茶、枸杞、紫草、红花、蓝。

　　上列农副产品中的胡麻、西瓜、石榴、莙荙、菠稜、葫荽、木绵、红花均属舶来品，学界已有定论，且有专门著述予以讨论，可资参考。[25]此外，《撮要》中提到的葡萄种植技术，造酪、造酥酒、晒干酪、制作米醋、老米醋、麦醋、莲花醋的方法，虫不蛀皮货、虫不蛀毡毛物的良方，以及收羊种、防治羊的疥疮、口鼻疮、茧蹄等病症的措施，在王祯的《农书》和官修的《农桑辑要》中均不见记载，可视作鲁明善的创新之处。《撮要》一书充分反映了不同地区，乃至各民族的农、牧业生产经验，这应与鲁明善的畏兀儿族属以及其生于高昌，长在汉地的双重文化背景不无关系。

　　葡萄原产西域，汉代传至内地，有元一代才得以较大规模地种植。[26]王祯《农书·果属类》未见“葡萄”条，不知何因？鲁明善生在高昌，此地盛产葡萄。高昌回鹘时期，这里除葡萄外，还盛产杏、桃子、石榴、等水果。[27]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涉及农产品和园艺业的词汇很多，其中有“葡萄园”、“葡萄酒”、“葡萄园丁”[28]等，说明在宋元时期，高昌已经是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制的重要基地。鲁明善理应熟谙葡萄种植技术，他在介绍如何“插葡萄”时说：“预先于去年冬间截取藤枝旺者，约长三尺，埋窖于熟粪内。候春问树木萌芽发时取出，看其芽生，以藤签萝卜内栽之。埋二尺在土中，则生根。留三、五寸土外，侯苗长，牵藤上架。根边常以煮肉肥汁放冷浇灌，三日后，以清水解之。天色干旱，轻锄根边土，浇之。冬月。用草包护，防霜冻损，二、三月间皆可插栽”。[29]俞希鲁的《至顺镇江志》卷4《土产类》亦记葡萄，并注明本路所供“舍里别”，即由葡萄所造。[30]说明至顺年间，镇江路已种植葡萄。

　　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元朝以前，中国内地不产棉花，棉花从境外传人。棉花传人有两条途径，一条由中亚传人今天的新疆，再传人内地。经由这条线路传来的棉花是非洲棉（即草棉。）[31]另一条由南方传人，即经海南传人福建、广东，再传到江浙一带。这一路传来的棉花是亚洲棉（即中棉）。[32]也有学者考证指出，“金朝的河间府已种植棉花，亦即宋金时的棉花种植已越过黄河，明代的丝麻和棉大致仍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直到经历明清之际的战祸后，棉花才占主导地位”。[33]然而，据金元时期成书的各种行记所提供的资料来看，当时的北方人似乎并不知道棉花为何物。金兴定四年（1220），礼部侍郎吾古孙仲端奉金主诏出使北朝（即觐见西征的成吉思汗），著名文人刘祁将其见闻记录成册，名曰《北使记》。刘祁在描述中亚民族衣着情况时说：“其俗衣缟素，衽无左右，腰必带。其衣衾茵幕悉羊毳也。其毳植于地”。[34]羊毳，即细羊毛。能种植于土壤内的羊毛，应指棉花。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说：阿里马城（今新疆伊犁一带）出产一种棉织品，当地人称作“秃麻林”，“盖俗所谓种羊毛织成者。时得七束为御寒衣。其毛类中国柳花，鲜洁细软，可为线为绳为帛为绵”。[35]刘郁的《西使记》称：“垄种羊出西海，羊脐种土中，溉以水，闻雷而生，脐系地中，及长惊以木，脐断啮草，至秋可食，脐内复有种”。[36]关于“垄种羊”的信息，还见于耶律楚材的诗作。他在《湛然居士文集》卷6《西域河中十泳》吟诵日：“漱旱河为雨，无衣垄种羊”。[37]此外，他在《赠高善长一百韵》中又云：“西游几万里，两鬓今苍苍。西方好风土，大率无蚕桑。家家植木棉，是为垄种羊”。[38]很显然，耶律楚材笔下的“垄种羊”是“木棉”的别称，笔者认为这首诗极可能是他返回内地，并具备棉花的相关知识后写成的。王国维先生认为，刘郁所记“垄种羊”并非指木棉。[39]实际上，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中亚盛产棉花以及当地人身着棉布衣的事实，耶律楚材在成书于1228年的《西游录》中亦有表述：寻思干（即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颇有桑，鲜能蚕者，故丝茧绝难，皆服屈晌”。[40]关于“屈晌”一词，佛经《翻译名义集》卷7《沙门服相篇》亦曾述及，认为是由木棉花心织成的大细布，不确，应指棉布。耶律楚材吟诗曰：“屈晌圆裁白玉盘，幽人自剪素琅歼”。[41]

　　以上征引的诸家资料表明，金末元初的人们很可能还不了解棉花的种植及生长情况，所以才会认为“秃麻林”是由“种羊毛”编织而成。尽管如此，他们已经注意到这种种植在地下的“羊毳”或“垄种羊”的特性，诸如“其毛类似中国的柳花，鲜洁细软，可以制作成线、绳、帛、绵诸物”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羊毳”种在地里并能生长出类似内地柳花的传闻完全不靠谱，但它不止一次地被当时的文人竞相载入史文，恰好说明在刘祁、刘郁兄弟生活的时代，棉花还没有大规模地在北中国种植。这种情况，到了元代才得以改善。陈高华先生研究认为：至迟在13世纪中叶，中亚的棉花已经传人关中平原。[42]江浙行省的浙西嘉兴、松江一带都种植棉花，[43]但江南尤其是江东地区（包括今江苏西南部及江西东部）棉花种植的情况并不多见，值得探讨。在棉花栽培技术传播方面，畏兀儿人的作用不可小视。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畏兀儿人燕立帖木儿出任西乡（今陕西西乡）达鲁花赤，他“暇则出城劝课农桑，……至于畜牧种树，取古人之遗法，及今之见行者，丁宁教民，不违其时，又以邑民不知种木棉之利，自兴元求子给社户，且教以种之（疑为“植”字——引者注）之法，至今民得其利，而生理稍裕”。[44]而哈喇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和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早已产棉，当地人对“棉布”，“地里的棉花”和“未经纺织的棉花”分别以不同的名称予以辨别。[45]因此，原先定居上述地区的畏兀儿人，早就熟悉种棉织布之法。西乡隶属兴元路，兴元路在陕西行省西南部，治南郑，今汉中。可见在此以前棉花已经传到南郑（兴元即指南郑），至此又由燕立帖木儿引入西乡。身为畏兀儿农学家的鲁明善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在传授棉花种植技术时说：

　　（三月）先将种子用水浸，灰拌匀。侯生芽，于粪地内每一尺作一穴，种五、七粒，侯芽出 时，稠者间去，止存旺苗二、三窠。勤锄常时，掐去苗尖，勿要苗长高，若苗旺者，则不结，至八月间收绵。[46]

　　鲁明善以上所言是否真实可信？我们有必要求证于王祯《农书》的记载：

　　（夫种木绵）至谷雨前后，拣好天气日下种。先一日将已成畦畛，连浇三次。用水淘过子粒，堆于湿地上……用少灰搓得伶俐，看稀稠，撒于浇过畦内。将元起出覆土，覆厚一指。再勿浇。待六、七日，苗长齐时，旱则浇灌。锄治常要洁净。稠则移栽，稀则不须。每步只留两苗，稠则不结实。苗高二尺之上，打去冲天心，旁条长尺半，亦打去心。叶叶不空．开花结实。[47]

　　尽管以上援引的资料分别出自两人之手，但其所述棉花种植的流程大致相同，只是鲁明善在文字表述方面更为简洁、明了而已。他们两人都强调棉花种植应遵循以下特点：

　　首先，种植的时间应在农历的三月份。谷雨，位于清明之后，一般为农历的三月初六前后。其二，播种之前，须先将棉种用水浸湿，再用灰拌匀或揉搓；其三，稠则移栽，止存旺苗二、三窠；其四，要勤锄或“锄治常要洁净”；其五，掐去苗尖（又称冲天心），苗高不结实。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王祯和鲁明善记载的棉花种植注意事项，是在内地生产实践基础之上总结而成的。

　　红花，又名“番红花”，是一种香料植物。高昌回鹘地区早已种植。[48]《委兀儿译语》将“番红花”音译“杂夫刺”。[49]元人忽思慧指出：“咱夫阑，味甘平，无毒，主心忧郁积，气闷不散，久食令人心喜。即是回回地面红花，未详是否”。[50]“杂夫刺”或“咱夫阑”是阿拉伯语的汉语音译。[51]鲁明善在《撮要》中两次提到红花：

　　一是二月“种红花”：“种时欲雨，或漫撒、或耧耩，如种麻法。至五月收子便种，晚花秋间八月种亦得，腊月亦可”；[52]一是五月“收红花”：“侵晨采花，微捣细，去黄汁，用青蒿覆盖一宿，捻成薄饼子，晒干收之。勿近湿墙壁，则浥损”。[53]王祯《农书》亦录“红花”条，他指出：“红花，一名黄蓝，叶颇似蓝，故有‘蓝’名。生于西域，张骞所得。今处处有之”。毋庸置疑，红花原产西域，迨至元代，中国南北方已普遍种植。至于红花的种植方法、收花和晒花的注意事项，王祯所记和鲁明善大致相同，只是个别地方略异：

　　（1）种植时间不同，王祯认为应于二月末三月初种植，五月种晚花，七月中摘花；[54]而鲁明善则认为，二月初种红花，五月收花，晚花秋间八月或腊月种均可。之所以产生如此差别，极可能是由于南北地域或气候差异等因素造成的。王祯所论多依据北方的自然条件，而鲁明善则偏重南方，故两人所记稍有不同。

　　（2）在介绍晾晒红花方法时，王祯详于鲁明善。王祯说：“摘取，即碓捣使熟，以水淘，布袋绞去黄汁；更捣，以粟饭浆清而醋者淘之，又以布袋绞去汁，即收取染红，勿弃也。绞讫，着瓮器中，以布盖上，鸡鸣更捣令均，于席上摊而曝干”。[55]平心而论，王祯的表述远不如鲁明善的文字简洁易懂，这或许是《撮要》更受百姓欢迎、并得以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撮要》与民间日常生活

　　若同《农桑辑要》和《农书》相比，鲁明善《撮要》除了按时令记述不同时段的农事活动外，还特别关注民间日常生活必备的副食品加工、衣物保管、养蜂采蜜等知识的总结和传授，即便是在今人看来，这些内容仍不过时，依然珍贵。毛毡制品，是北方或西北少数民族固有的传统工艺，同时期的农书几乎对此鲜有涉及。鲁明善在书中详细介绍“虫不蛀皮货”、“虫不蛀毡毛物”的具体方法：“用莞花末掺之，不蛀。或以艾播于皮货内，放于瓮中，泥封其瓮。或用花椒在内播收亦得”。[56]又，“用莞花末掺之，或取角黄，又名黄蒿，五月寿角晒干布撒，或毛物毡内捲收之，则不蛀”。[57]众所周知，农历四月，江淮地区逐渐进入梅雨季节，衣物、尤其是皮衣、毛毡类生活用品极易发霉变质，难以保存。鲁明善建议将“莞花末”、“艾”、“花椒”和“角黄”（又名“黄蒿”）播入皮货或毛毡内可预防虫蛀。笔者查检《〈本草拾遗〉辑补》、《千金翼方》、《本草纲目》等相关记载，“莞花”，又名“芫花”，为瑞香科植物芫荽的花蕾，具有辛香驱虫的作用。艾草，为菊科植物，因其具有一种特殊的芳香气，又名“艾纳香”。我国自古有在农历五月初五将艾悬于房门上方以避邪祛秽的民俗。[58]而“花椒”为芸香科植物草椒或花椒的果实，具有温中散寒，杀虫止痒的功效。[59]倘若鲁明善对上述植物的属性和功效全然不知，则很难提出以上独到的识见。当然，我们也无法排除这种见解得益于民间经验传承的可能性。

　　在中国古代，当时令进入农历九月，人们开始腌制蔬菜，以便冬季食用。鲁明善十分关注这一问题，他在《撮要》中详细介绍了“腌芥菜”、“腌藏诸般菜”、“藏姜”、“腌萝卜”、“腌咸菜’’的方法，充分体现了作者关注民生的人文情怀。为便于分析，现将其“腌咸菜”的文字引录于兹：

　　白菜削去根及黄老叶，洗净控干，每菜十斤，盐十两，用甘草数茎放在洁净瓮盛。将盐撒入菜丫内，排顿瓮中，入莳萝少许，以手实捺至半瓮，再入甘草数茎。侯满瓮，用砖石压定。腌三日后，将菜倒过，拗出卤水，于干净器内另放。忌生水，却将卤水浇菜内。侯七日，依前法再倒，用新汲水淹浸，仍用砖石压之。其菜味美香脆。若至春间食不尽者，于沸汤内灼过．晒干收贮；夏间将菜温水浸过，压水尽，入香油匀拌，以瓷碗盛顿，饭上蒸之，其味尤美。[60]

　　上引资料详细介绍了腌制白菜的全过程。主要用料除白菜和盐外，还提到“莳萝”和“甘草”等辅料。美国学者谢弗研究认为，“莳萝”在唐代已经传人中国内地。相传，此物产自波斯。、“莳萝”的汉文名称首见于《海药本草》，有学者认为它不是梵文“jira”的译音，就是中古波斯文“zira”的译音。[61]元人对其性味已多所了解，成书于天历三年（1330）的《饮膳正要》记载说：“莳萝，味辛温，无毒，健脾开胃，温中补水藏，杀鱼肉毒”。[62]显然，腌白菜时加入“莳萝”，是为了提味。在元代社会生活中，盐、酱、醋、油、蜜是食品加工时不可或缺的调味品。除了用盐腌制各种咸菜外，人们还用它腌制咸鸭蛋。鲁明善记载说：农历十一月可以腌鸭蛋，具体方法是：“自冬至后至清明前，每一百个用盐十两，灰三升，米饮调成团，收干瓮内，可留至夏间食”。[63]鲁明善笔下的醋种类较多，有麦醋、老米醋、米醋、莲花醋，作者分别介绍其制作方法、注意事项，语言简洁，极易掌握。请看“做米醋”的方法：

　　（六月）用籼谷三斗，每日换水，浸七日。蒸熟摊开，合成黄予，曝晒干极，三伏内以糙糯米一斗五升，水略浸，蒸熟侯冷，以谷黄捣碎，拌和蒸熟糯米。缸底先用蓼子数茎，然后入缸内。用水五升，上又用蓼子数茎，以米糠盖之，密糊封闭一月，然后剪出，用乌梅数个，盐少许，同入缸内，煮数沸，泥封收贮。切忌生水、湿器盛顿。[64]

　　据以上记载，制作“米醋”的主料是籼谷和糯米，辅料为蓼子、乌梅、盐等，经过水浸、密封和煮沸等工序制作而成。鲁明善以较多笔墨介绍多种醋的加工方法，说明醋在当时人们的饮食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忽思慧在论述醋的性味时说：“醋，味酸温，无毒，消痈肿，散水气，杀邪毒，破血运，除症块坚积。”又说：“醋有数种：酒醋、桃醋、麦醋、葡萄醋、枣醋，米醋为上，入药用”。[65]正因为米醋具有如此神奇的医学疗效，鲁明善才会一一介绍其制作方法，其良苦用心就不难理解了。

　　忽思慧在《饮膳正要》卷2《诸般汤煎》中，列举了很多食方，其中多处提及应添加“白沙蜜”、“沙糖”、“熟蜜”、“白沙糖”、“白纳八”（即沙糖）。需要添加“白沙蜜”为辅料的食谱有“羊蜜膏”（第154页）、“小石榴煎”（115页）、“桃煎”（114页）、“木瓜汤”（第109页）、“桂浆”（第102页）等。尽管“白沙糖”和“白沙蜜”均属食品甜味料物，但制作工艺应有本质的区别。有元一代，已经开始制作颗粒状的沙糖。沙糖有黑、白之分，[66]元廷设有沙糖局，“掌沙糖、蜂蜜煎造，及方贡果木”。[67]江浙行省处州路（今浙江丽水）“出产荻蔗，每岁供给杭州砂糖局煎熬之用。糖官皆主鹘、回回富商也，需索不一，为害滋甚”。至元年间，江浙行省左丞李朵儿只任处州路总管，“李公一日遣人来杭果木铺买砂糖十斤，取其铺单，因计其值，比之官费有数十倍之远”。[68]有学者研究认为，元代汉文史料把犹太人称为术忽、主鹘、主吾或术忽回回，他们在社会上属于色目人。[69]可见，犹太人控制着江浙一带砂糖的生产和销售，他们哄抬糖价，即便是当地官员都难以承受，普通百姓更不可能享用。蜜是蜂蜜的加工品，普通百姓可以以此作为甜味剂替代沙糖。以往我们并不清楚何为“白沙蜜”？所幸的是，鲁明善在《撮要》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

　　农历十月，割蜜。其方法是：

　　宜开蜂窝后门，用艾烧烟微熏，其蜂自然飞向前去。若怕蜂蜇，用薄荷叶嚼细．涂在手面上，其蜂自然不蜇。或用纱帛蒙头及身上截，或用皮五指套手，尤妙。约量存蜜。自冬至春，其蜂食之余者，拣大蜜脾，用利刀割下，却封其窝，将蜜脾用新生布纽净，不见火者为“白沙蜜”，见火者为“紫蜜”。入篓盛顿。[70]

　　据此，“白沙蜜”和“紫蜜”的区别已经判明。作者若非亲身实践或目睹割蜜全过程，很难将其记述得如此细密、完整。

　　“酥”在波斯语中由“油”和“牛”构成，指牛油、黄油、奶油。酪，在波斯语中义为“酸的”、“酸奶”。[71]在元代，“酥”、“酪”这两种食品已成为宫廷和百姓餐桌上的美味。据《饮膳正要》，酥油又可细分为“醍醐油”、“马思哥油”。忽思慧进一步解释说：“酥油，牛乳中取浮凝熬而为酥”；马思哥油的制作方法：“取净牛奶子，不住手用阿赤（系打油木器也）打，取浮凝者为马思哥油，今亦云‘白酥油’”。而醍醐油，则“取上等酥油约重千金之上者，煎熬、过滤净，用大磁瓮贮之。冬月取瓮中心不冻者，谓之‘醍醐’”。[72]以上材料说明，“马思哥油”和“醍醐油”均以酥油为原料加工而成。醍醐，为天竺语。时人亦将酥乳之精液誉为醍醐。耶律铸有诗曰：“竺仙仙液养醍醐，甘露香融尽玉酥。玉食自推天上味，八珍谁更数淳母”。[73]宫廷内风行的各种茶饮，诸如“枸杞茶”、“西番茶”、“炒茶”、“兰膏”和“酥签”内或加入酥油，或加人马思哥油，这种茶饮之风势必在当时社会各个层面产生影响。遗憾的是，同一时期的其他农书对这一饮食现象只字不提。唯独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在《撮要》一书中给予特别的关注，他不仅详细介绍了“造酥油”的方法，还用简洁的文字向普通民众传授“造酪”和“晒干酪”的知识：

　　四月，造酪：“奶子半勺，锅内炒过后，倾余奶，熬数十沸，盛于罐中。侯温，用旧酪少许于奶予内搅匀，以纸封罐口，冬月暖处，夏月凉处顿放，则成酪”。[74]

　　五月，晒干酪，“将好酪于锅内，慢火熬，令稠，去其清水，摊于板上，晒成小块，侯极干收贮，切忌生水、湿器”。[75]

　　“造酪”和“晒干酪”，无疑是北方兄弟民族的传统食物。鲁明善将其制作方法和生产经验进行总结并加以传播，为同一时期的农书增添了新的内容，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M]．王毓瑚，校注．北京：农业出版社，1962.

[2]王广阳．等．王毓瑚论文集[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3]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缪启愉.缪桂龙．东鲁王氏农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注释】

[1]王广阳等编：《王毓瑚论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第58页。

[2]虞集：《靖州路达鲁花赤鲁公神道碑》，《道园类稿》卷42，《元人文集珍本丛刊》6，（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第309-310页；《虞集全集》（下），第1125页。

[3] [元]王祯原著，缪启愉、缪桂龙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4页。

[4]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四库全书》本，第730-296页。

[5]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农业出版社，1962年，第26页。

[6] [元]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姚文公牧庵集》，《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92，书目文献出版社，第79页。

[7] 《元史》卷87《百官志三》，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第2188页。

[8] [元]胡祗遹：《胡祗遹全集》，魏崇武、周思成校点本，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65页。

[9]王毓瑚编著：《中国农学书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109-119页。

[10]欧阳玄：《曲阜重修宣圣庙碑》，《圭斋集》卷9；危素：《桧亭集序》，《危太朴文集》续集卷1。

[11]姚大力：《元仁宗与中元政治》，原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147页；后收入氏著：《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6-389页。

[12] [元]赵孟頫：《农桑图序奉敕撰》，《松雪斋集外集》，《海王屯古籍丛刊》本，中国书店，1991年。

[13] 《元史》卷26《仁宗纪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585页。

[14]张栗序，见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农业出版社，1962年，第25页。

[15]师道刚等：《从三部农书看元朝农业生产》，载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3页。

[16]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15页。

[17] 《元史》卷93《食货志一·农桑门》，中华书局，1976年，第2354页。

[18]王毓瑚：《〈农桑衣食撮要〉引言》，载王广阳等编：《王毓瑚论文集》，第59页。

[19] [元]王祯原著，缪启愉、缪桂龙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百谷谱集十·杂类·茶》，第324页。

[20]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147页。

[21] [元]贾铭：《饮食须知》卷5《味类》，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

[22] [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4《土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0页。

[23]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四库全书》本，第313页。

[24]师道刚、孙益力、王朝中：《从三部农书看元朝农业生产》，原载《山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后收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6-287页。

[25] [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汉译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尚衍斌、孙立慧、林欢：《〈饮膳正要〉注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

[26]尚衍斌、桂栖鹏：《元代西域葡萄和葡萄酒的生产及其输入内地述论55，《农业考古》1996年第3期。

[27] [德]A．冯·加班：《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邹如山汉译本，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出版，1989年，第42-43页。

[28]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6页。

[29]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四库全书》本，第298页。

[30] [元]希鲁：《至顺镇江志》卷4《土产·葡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

[31]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期。

[32]缪启愉：《元刻〈农桑辑要〉校释》，第137页；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卷》，第134页。

[33]王曾瑜：《中国古代的丝麻棉续编》，收入氏著《涓埃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

[34] [金]刘祁：《北使记》，收入氏著：《归潜志》卷13，中华书局，1983年，第168页。王国维《古西行记校注本》，《王国维遗书》第8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139页。

[35] [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党宝海校注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1页。

[36]王国维：《古西行记校注本》，《王国维遗书》第8册，第147页。

[37] [元]耶律楚材：《西域河中十泳》其十，《湛然居士文集》卷6，《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第61页。

[38] [元]耶律楚材：《赠高善长一百韵》，《湛然居士文集》卷12，《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第139页。

[39]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8册，第147页。

[40] [元]耶律楚材：《西游录》，向达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3页。

[41]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5《乞扇》，《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第50页。

[42]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卷》，第135页。

[43] [元]单庆修、徐硕纂：《至元嘉禾志》卷6《物产》，《宋元方志丛刊》本。

[44] [元]蒲道源：《西乡宣差燕立帖木儿遗爱碣》，《闲居丛稿》卷16，《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第665-666页。

[45]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第276-281页

[46]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种木绵条》，王毓瑚校注本，第57-58页。

[47] [元]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之十·木绵》，缪启愉、缪桂龙译注本，第319-320页。

[48] [德]A．冯·加班：《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邹如山汉译本，第43页。

[49] 《委兀儿译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经部，书目文献出版社，第600页。

[50] [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卷3《料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20页。

[51]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9页；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152页。

[52]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41页。

[53]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84页。

[54] [元]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之十》，缪启愉、缪桂龙译注本，第333页。

[55] [元]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之十》，缪启愉、缪桂龙译注本，第334页。

[56]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78页；《四库全书》本，第302页。

[57]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四库全书》本，第302-303页。

[58]程超寰、杜汉阳：《本草药名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2-153页。

[59]程超寰、杜汉阳：《本草药名汇考》，第294-295页。

[60]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118页；《四库全书》本，第311页。

[61] [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汉译本，第318页。

[62] [元偬思慧：《饮膳正要》卷3《料物》，第313页。

[63]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128页；《四库全书》本，第313页。

[64]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92页；《四库全书》本，第306页。

[65] [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卷3《米谷品》，第213页。

[66] [元]贾铭：《饮食须知》卷5《味类》，刘烨注译本，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

[67] 《元史》卷90《百官志六》。

[68] [元]杨璃：《山居新语》卷1，余大钧点校本，中华书局，2006年，第203页。

[69] 刘迎胜：《关于元代中国的犹太人》，载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04页。

[70]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120页；《四库全书》本，第312页。

[71]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第243页。

[72] [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卷2《诸般汤煎》，第116-117页。

[73]耶律铸：《双溪醉隐集》，载栾贵明辑：《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下，中华书局，1983年，第780页。

[74]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79页；《四库全书》本，第303页。

[75]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第91页；《四库全书》本，第305页。

Discussion on Issues Pertaining to Nong Sang Yi Shi Cuo Yao by Lu Mingshan

SHANG Yan-b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ubstantial amount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study verifies that NongSang Yi Shi Cuo Yao written by Lu Mingshan at Shouchun, Anfeng between 1314 A.D. and 1317A.D. was nota coincidence, which is related to the”New Policy” of Yuanrenzong. Compar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works,such as Nong Sang Ji Yao and Nong Shu, it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the crops or agriculturalactivities delineated in Nong Sang Yi Shi Cuo Yao are mostly associated with Yangtze and Huai liver Water-shed. Secondly, it places an emphasis on the production experience in sericulture. Thirdly, it covers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across multiple regions and ethnic groups, which could result fromthe fact that Lu Mingshan is Uighur and that he was born in Gaochang （Turpan in Xinjiang now） and raised inthe interior, leading to his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Another focus of the book pertains to folk knowledge ofprocessing subsidiary foodstuff, preserving apparel, as well as apiculture related skills, besides various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delineated in phenological order. Lastly, the illust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Nong SangYi Shi Cuo Yao is made in a vivid and straightforward fashion, which makes it unparalleled and contributes toits popularity up to date.

　　Key words: Agronomist in Yuan Dynasty; Lu Mingshan ; Nong Sang Yi Shi Coo Yao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中国农史》2012年第3期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严中平等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6月重版

重版序言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初版于一九五五年，它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部集体编纂的专业工具资料书。时隔半个多世纪，如今重版，作为这部工具资料书的编者之一，我有义务将本书的情况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一、编纂本书的缘起

　　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的政权鼎革，其影响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它的前身是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自然包括在内。这个研究所留下来许多前政权时期的专家学者，他们大都学有专攻，学术上也颇有建树，但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使得一些专业被撤销，如政治学；必要的研究条件亦不复存在；如巫宝三先生原来主持过《中国国民所得》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需要大量公开的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和部门的统计资料。但一九四九年后，“以俄为师”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行业的资料成为“高度机密”，进行国民所得研究的条件业已消失，我本人原来是从事现实经济研究的，做过巫宝三先生的三年助手，然而此时已没有可能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了。不得已，转入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领域。其他同仁，也多有类似经历，如徐义生先生是研究政治学的，后改为研究外债史；孙毓棠先生，原本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这时为了工作需要，也就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一时间，名家荟萃，极尽一时之盛。在严中平先生的主持之下，由当时还隶属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十位同仁参与编选工作。这十一个人，除了严中平外，还有徐义生、姚贤镐、孙毓棠、汪敬虞、李一诚、宓汝成、聂宝璋、李文治、章有义等同人。这个编辑集体的构成都是很有实力的专家学者，也可以说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大陆的中国经济史学界精英的第一次集体出场。

　　二、本书的特点与不足

　　本书是一九四九年后第一种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的工具书，它的编纂出版，使得中国近代百余年来的许多纷繁复杂的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形形色色的统计资料，第一次得到了长时段的系统完整的爬梳和整理；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很有意义。因为，尽管自一八四○年以来迄止一九四九年，各种统计资料已经不少，有的出版延续时间还很长，较为完整，有的也还颇具权威性。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海关贸易统计，海关之有统计，从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其早期的历年报告与十年报告，直可视之为近代的中国经济全书。就是到了二十世纪，它的贸易总论和各埠统计及报告，仍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还有政府部门各级公开的资料，各种期刊杂志乃至报纸等；但上述这些资料基本上处于一种互不相属、各自为战的状态，本书则按照统一的原则将上述各种资料汇集于一书之中。

　　当然，本书也存在着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第一次将国民经济所有部门，囊括了各个行业的长时段的统计资料汇集于一书，这在当时还是个新的尝试。由于成书较为仓促，又是在一九四九年以来各种政治运动不断的大环境中的第一次集体合作，当时本书的编纂者多有无所适从之感；加之经验有限，因此本书的编纂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探索性质。当时我们采取按人分工。各自将本人分配到的部门和行业的相关资料中的统计部分抽取出来，最后加以汇总而成。随着五十余年来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各种新资料不断出现，本书的不足，已经看得很明显了。以中国国际贸易收支统计为例，后来的青年学者如陈争平就著有专著指出并纠正了本书中这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有棉纺织业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在这里不一一列举。总之，它的确不是一部完善的书，其不足之处，理应在重版时予以修订和改正。而目前的情况是：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参加本书编纂的十一位同仁中，枝叶飘零，过世者已有八位；历尽劫难幸存者仅三位，聂、宓二公八十多岁，我本人也已是九十四岁的老人了；耄耋之年，即便有心修改，精力也已不允许了，此其一；其二，当时编纂此书所用的资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目前已散失殆尽，无法进行增补——即便有，那也是补不胜补，添不胜添！总结起来讲，无人无资料，对本书进行整体性的修订增补的条件完全消失；因此本次再版时全书不可能进行整体性的大规模修订；此次重版，只能将初版时排印错误的地方，根据勘误表逐一纠正；再对书中陆续发现的初版时未曾发现的问题进行必要的技术性处理，以保持历史原貌。

　　即便如此，本书仍然是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不寻常的历史地位，半个多世纪来，它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必备的基础工具书。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的历史地位已然确立；在国内乃至国际学术界本书有着较高的引用率。

　　半个多世纪之前，当进行这部工具资料书的编纂时，编者大都正值壮年，正处于人生和事业的顶峰阶段，即便是后来被尊称为严老的严中平先生，当时也不过四十几岁。如今，十一位编者中，仅聂公宝璋与宓公汝成、我三位老人尚在，其余八位同仁已成古人，抚今追昔，不禁感慨系之。本书的重版，证明了它的自身价值，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湮没，反而更为凸显；同时也对前人劳动成果是一个纪念与肯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还有待于后来者。但愿前人开创的这门学科，能薪火传继。

二○○九年七月十一日
于北京华威西里寓的民

编辑说明

　　本辑发表一些和中国近代经济史有关的统计资料。所谓近代，指的是一八四○至一九四八年这一百零八年。由于中英鸦片战争成为近代史划分时代的起点，所以我们把这次战争前中英贸易的统计资料也一并印在这里。又，许多同志向我们查询清代人口统计，所以把一七八六～一八九八年间的人口数字也附录在后面。

　　这本资料的内容没有把一切主要经济部门都包括在内，例如：财政、货币、银行等等。这是因为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还不够充分。

　　旧中国没有遗留下合乎科学要求的统计资料。北洋政府农商部曾经发表过不少的统计数字，往往自相矛盾，错得很荒唐；人们常常引用的海关统计，算是比较可靠的，但也有不少缺点。我们这里所编列出来的，年份不全、项目不齐、来源庞杂，我们主观上未尝不企图做得比较精确，但是原资料不精确，所做的结果，也就只好当做近似数字看待。

　　这里所发表的数字，多半是经过我们加工的。要把一百零八年来重要的统计资料照原样发表出来，是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既然需要加工，自然就有某种看法指导我们加工。简单说，我们企图把资料整理成这样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可以表现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表现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因此，我们就把资料按照一定的线索，分别归类编排，并加上简单的说明。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有很大的错误，希望读者批评纠正。

　　负责编辑的同志按他所编资料在书内的先后次序排列是：严中平、徐义生、姚贤镐、孙毓棠、汪敬虞、李一诚、宓汝成、聂宝璋、李文治、章有义和罗尔纲。

编者
一九五五年三月

]]> http://economy.guoxue.com/?feed=rss2&p=8667 0 http://economy.guoxue.com/?p=8608 http://economy.guoxue.com/?p=8608#comments Thu, 28 Feb 2013 03:11:22 +0000 youzhi http://economy.guoxue.com/?p=8608 　　近年的环境史研究真可以说得上高唱入云了。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学者，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题目：环境史跟历史地理有什么样的关系？历史地理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其中历史自然地理包括气候、地貌、水文、生物等等，历史人文地理则包罗更广，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切具有空间变化的人文因子通通都在考察之列。可以说，历史地理不折不扣地就包含着一部环境史，无论自然地理环境还是人文地理环境。既如此，环境史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近读赵珍教授新著《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清代围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对此颇有一些感受。

　　赵著包括五个主要部分：清代围场行围制度、清代围场体系与自然资源特征、围场资源管理、围场政策演变与资源调控、围场资源再分配与村镇体系。其中，除第一章算是一种制度性的探讨，其他都是令历史地理学者十分着迷因而经常从事的课题。然而笔者在拜读过程中，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

　　如果按历史地理的做法，讨论这样的课题，首先一般会统计、列表、画图，用数据、地图把清代围场体系及其自然资源的变化过程，行政变迁过程、村镇聚落体系的形成过程等等逐一揭示出来；在此基础上，再对与围场、资源相关的政策法规作以及一些典型案例作一些探讨，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赵著的做法却大异其趣。该书当然也应用了相当多的统计表格和地图（包括一些清代的地图），但这方面似乎并不构成其工作的重点。作者最关心的始终是制度层面的东西，也就是该书正题所揭橥的“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特别是其中的资源分配。无论是讨论清代围场的行围制度，还是复原围场体系及其自然资源的变迁过程，在在都贯穿了这样一根红线。如果说，该书对于清代围场环境及自然资源状况的描述精度从科学角度还存在进一步提高的余地，那么，该书中展现出来的人的因素、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展示大大超出了笔者的预期。

　　显然，作者无意于做出一部纯客观的自然环境变迁史，而是想做出一部旨在探讨国家、地方与居民之间密切互动的环境制度史。

　　事实上，地理学也十分重视人的因素，特别是人文地理学复兴以后。现在有些人文地理学家简直已经人文得像哲学家了。近年来，由于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全球变化人类因素计划（IHDP）等国际学术合作的推动，地学界特别重视人类在制度（Institution）层面对自然环境施加的影响。笔者浏览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平心而论，相比赵著，地理学家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也许笔者孤陋，总觉得以往的环境史研究比较偏好于做一些局部、微观、幽深的研究。那种研究有助于揭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之微妙，有裨于发现和提炼新的问题，但是，一个较消极的观感是似乎缺乏总体，难成局面。例如，某村居民的环境意识，如果要探讨一下，不错，有意思；可是，这种探讨到底对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的整体有多大意义，实话说值得怀疑。毕竟，环境是一个宏观、巨量且具有一定自我修复能力的复杂整体，必须有一些宏大叙事，才能把握住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

　　就这一意义而言，赵著的工作着实算得上清代北方环境史的宏大叙事。清代围场壤地辽阔，从今北京南郊、河北承德绵延至今东三省大部。其中的环境变迁，则由原先的封禁以专供狩猎的山林景观，渐次而演替为定居耕作的农业景观。贯穿于当中的主要趋动力，则是资源（珍稀动物、土地）配置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赵著将京郊的南苑围场以及塞外四围场（盛京、吉林、黑龙江、木兰）视同一体，对其进行全局式探讨，从技术角度讲，势必舍弃一些细节、间接的叙事。例如，与清中后期东北自然景观相伴随的是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移民（俗谓之“闯关东”），这一问题在赵著中几乎很少涉及。但是，该书对理解所讨论区域的清代历史，营造了一个全景式的氛围。

　　举例说明。历史地理对于一个区域的把握首先总是从行政建置入手，因为这既是一个地区社会发展、变迁的骨架，同时也是历史资料定位的坐标。我们知道在清末建省以前，东北是由几个将军分区统辖的。这中间二百余年，那个地区的状况如何，从以往的历史地理论著中只能得到一些想象的支点。而通过赵著的叙述，东三省在那个时段便显得有血有肉。环境、生态系统、资源、景观、行政管理、制度，以及这背后的利益博弈，环环相扣，逻辑链分明。这是笔者在拜读和消化该书过程中感到最为愉快的一点。

　　毫无疑问，要从事这样的宏大叙事，对作者的知识背景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与环境有关的研究就这样，横穿文理，纵贯古今。以往看一些环境史的微观研究，总不免让人误会环境史对于环境科学的需求并不太大；从赵著中可以看到，要写出一部震撼人心的环境史，对作者的要求其实非常高。拿它与历史地理相比，即使不说要求更高，至少并不低多少。

　　当然，笔者也有一些意犹未尽——因为赵著涉及的主题大、牵涉的问题多，因而它给人提供了大量的激发和思考。赵著在导论中提到了可持续发展、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等概念，可是在阐述中，对这些理论问题回应不多。也许作者觉得提出供读者思考就已经足够，不过笔者还是希望在将来看到作者的正面阐释。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02月21日

　　【关键词】恽代英；工业化；遗著；考证；解读        

　　恽代英（1895-1931）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其生前遗著据初步统计，共计约300万字，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对恽代英遗著进行全面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传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注洪、任武雄等选编的《恽代英文集》（上、下卷），共收录恽代英著作195篇，约73万字，仅占恽代英全部遗著字数的约四分之一。2006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良明、钟德涛主编的《恽代英年谱》，详尽介绍或摘录了《恽代英文集》等未曾收录的一些恽代英遗著，其中甚至包括部分流失在海外的恽代英著作。[①] 201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良明著《恽代英思想研究》，该书是作者主持的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5BDJ015）结项成果。书后所附《恽代英著译目录》凡举恽代英著作573篇，涉及“天逸”、“代英”、“子毅”、“子怡”、“尹子怡”、“毅”、“但一”、“遽轩”、“FM”、“但”、“英”、“稚宜”等十余个恽代英笔名，[②] 是目前国内最为齐全的恽代英遗著目录，为下一步编纂《恽代英全集》[③]和学界进一步开展相关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学术资源。然而，诚如长期从事恽代英遗著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李良明先生自己所言，“本课题的结项，不是恽代英思想和生平研究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 [④]。      

　　作为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学人，笔者在阅读2006年由中国出版集团出版、程恩富主编的五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时，发现该著（中国卷）提到恽代英1923年在《申报》发表了《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以下简称《工业化》）一文。经笔者查阅《恽代英文集》、《恽代英年谱》及《恽代英思想研究》所附《恽代英著译目录》，均未列出该文。而且截至目前，国内所有对恽代英生平和思想（包括对恽代英经济思想）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都没有引用甚至没有提到该文。[⑤] 程恩富的著作是其主持的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2AJL007)结项成果，其权威性自不待言。可惜该著对《工业化》几乎是一笔带过，而且看来该著（中国卷）作者并未查阅《申报》原文，因为书中参考文献注明是转引自1945年由南平国民出版社出版、周宪文编《新农本主义批判》一书。[⑥] 

一、《工业化》原文及其作者考证

　　通过逐日查阅《申报》，笔者找到了发表于1923年10月30日《申报》“时论”专栏上的《工业化》原文。该文署名“戴英”，共计1511字（不含标点符号），全文如下（标点符号由笔者添加）：

　　二十五日有董时进先生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一文。此问题殊有可研究之价值也。董先生以为当今之世，农国求过于供，工国供过于求。中国处此工国多余之时，不可以工业化。若董先生立论只系为全世界综合的求农国工国之供求平衡，而非为中国人切身利害计较，则此文似不与感贫乏之中国人有何关系。我意董先生之心当不如此。

　　董先生以为农业为独立稳定之生活，而工业常有生产过剩之危险，故曰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我于董先生所述工业国情形，认为信然。但彼所言农业国情形则殊未可信也。

　　农业国果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乎？人非能餐稻麦，稻麦必须碾磨。碾磨乃工业之事而非农业也。人非能衣棉丝，棉丝必须纺织。纺织亦工业之事而非农业也。闭关之时，中国人以粗拙之工具附丽于农人。家庭以从事碾磨、纺织之事，诚无所仰给于外人。然此只中西未交通之时则然耳。及其既交通也，人有进步的机器、伟大的工厂，其所碾磨、纺织者，成本低、成品良，非我所能与之争竞。而衣食之所需，乃转而大宗须仰给于外国。去年米之输入将近二千万担，价将近八千万两；面粉之输入三百余万担，价一千六百余万两；棉布之输入更价值在二万万两左右。衣食之所需如此其不足以自给，而谓可以不需工业国而可以独立耶？

　　抑尤有可注意者，今日之事，非徙我不可以独立而已也。米之输入将近二千万担，则是吾国人食米有将近二千万担非中国所产，则是中国所产将近二千万担无人承购。使农人为势所迫，不能不少产将近二千万担之米。使将近二千万担产米之农人，只有失其本业也。准此以推，亦复有产生面粉三百余万担、产生棉布价值二万万两之工人失其本业。就去年海关报告册，入口超过出口将三万万元。则是总共有产生将三万万元之农人、工人，俱为外国工业所压迫而至于失业。亦何怪国内军队、土匪之充斥而尚许农业为独立稳定之生活耶？

　　董先生以为中国若行工业化，必不能免外资之纠葛。然外资之纠葛，初何必待中国将来之工业化。眼前逼近眉睫之事，实已不胜枚举矣。开平之煤、大冶之铁，此外铁路矿山，已为外人染指者，岂以中国不求工业化遂免于外资之纠葛乎？出口、入口之受外人操纵也；关税、盐税之受外人把持也。中国在先进工业国之下，已成为经济的隶属关系。至今日尚虑工业化之为外人染指，诚不知其何说也。

　　抑吾不知董先生以为今日之中国尚为农业国乎？抑已为工业国乎？若以为中国今日尚为农业国也，则董先生文中所称农业国之人民质直而好义，喜和平而不可侮，其生活单纯而不干燥，俭朴而饶生趣；农业国之社会安定太平，鲜受经济变迁之影响，无所谓失业亦无所谓罢工，凡此所言是何与吾中国今日之情实全不符合也。

　　若以为如章行严先生所言，此系农业国而强效工业国之过。不知吾辈今日撤毁吾国有之铁路，捣坏吾国之商船、工厂，以复反于农业，果能遂禁南满之行车、内地外轮之通航，以及海外巨舶之莅止、沪汉各外国工厂之开工乎？果能遂禁洋纱、棉布、米粮、面粉之源源而输入乎？果能遂禁外人之取我铁路、矿山而代为办理乎？

　　董先生知自中西接触而国人顿感贫弱。惜董先生不甚考国人贫弱之原因也。国人之生路俱为外国工业之所压迫而日趋逼狭，于是流为兵匪。在他一方面，既有赔款，复有外债，使国民所担任之日益增高，而上流、中流之阶级亦日呈中落之倾向。此非吾之工业有以与外国相抗衡，盖惟有万劫而不复。岂尚得谓中国不宜工业化乎？  

　　董先生谓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是也，彼恃农业国为之供给原料，为之消售成品，彼非有农业国不可以自存。然惟其如此，彼势必挟其工业之优势，以窥窃农业国之统治权。庶原料之供给、成品之消售，不虞其有变动或为敌国之所攫取。此所以英国再三致意于取得殖民地也。凡为殖民地者，永只得以原料供给其所谓母国而不能自己供给；永只得消售其所谓母国之成品而不得自己制造。结果既以母国之人经济上处处占取优势，而殖民地之土人必至劳苦而不能自给。工业国之不能离农业国而独立，岂农业国之幸也哉？

　　然则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吾以为殆无疑义。中国如何能与外人竞胜而化为工业国？中国而化为工业国又何以免于生产过剩之患乎？请俟他日另文论之。

　　通过对《工业化》原文进行仔细的研读和分析，并比对恽代英同时期的其他著作，同时结合自己对恽代英经济思想研究的体会，笔者可以断定该文作者“戴英”就是恽代英，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该文所引数据及其资料来源与1924年1月恽代英在《前锋》上发表的一篇经典论文完全相同，思想逻辑亦可相互印证。作为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之一，恽代英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一直非常关注。恽代英经济思想散见于其多篇著作之中，思想逻辑向来清晰，其内核是如何从国情出发，谋求中国民族经济的振兴，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压迫。1924年1月5日恽代英写于上海并在《前锋》第3期上发表的《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以下简称《关税问题》）可谓比较全面地反映其经济思想的经典论文。几乎所有对恽代英经济思想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都会介绍该文。如果将《工业化》与《关税问题》这两篇发表时间仅相差两个多月的文章进行比较，会发现两文所引的一些数据及其资料来源几乎完全相同，思想逻辑亦可相互印证。例如，《工业化》提到了“去年海关报告册”并指出“去年米之输入……价将近八千万两；面粉之输入……价一千六百余万两；棉布之输入更价值在二万万两左右”。这与《关税问题》提到的“就民国十一年海关册报告，我们已经用了外国输入的棉货类共价二万一千八百余万两；米、谷七千九百余万两；杂粮粉一千六百余万两” [⑦]，无论在具体数据上，还是在资料来源（1922年《海关报告册》）上，都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一文的核心思想是反驳董时进、章士钊（章行严）等人“以农立国”的观点，明确指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吾以为殆无疑义”；而《关税问题》一文亦明确指出：“中国除了机器生产化，没有法子抵抗人家，即没有法子免于经济破产的惨祸。居今日还有些人说中国要保存为一个农国，真要怪他太不长眼睛了。”[⑧] 可见两文何其相似。这是笔者认定《工业化》作者就是恽代英的第一条理由。

　　其次，该文的一些观点在恽代英同时期的多篇著作中均有体现。不仅与《关税问题》在所引数据、资料来源和思想逻辑上可以相互印证，《工业化》当中的一些观点事实上在恽代英同时期的多篇著作中均有体现。例如，在1923年年底，恽代英曾在多篇论文中反复强调：“因外国工业品的输入，逼到失其故业的农人、工人，为他们的生活去当兵当匪” [⑨]；“惟外资压迫，使人民失安居乐业的状态，所以他们有凭借以呼啸其徒党” [⑩]。这些观点与《工业化》一文指出的“国人之生路俱为外国工业之所压迫而日趋逼狭，于是流为兵匪”是完全一致的。再如在1923年年底到1924年年初，恽代英在多篇论文中指出：“庚子赔款，以及利用我们历任卖国的政府，重利盘剥的借与我们九万九千多万元的外债，以使我们负畸重的租税” [11]；“庚子赔款，最为非法的勒索……非法政府的借款，当然应与否认，以减轻国民的负担” [12]。这些观点与《工业化》一文指出的“既有赔款，复有外债，使国民所担任之日益增高”是完全一致的。同时期，恽代英在多篇论文中明确提出：“中国今日必须由小量生产进为大量生产，由手工生产进为机器生产，乃可以免于外国的经济侵略” [13]；“中国要求避免外国的经济侵略，而谋所以自己发达产业” [14]，这些观点与《工业化》一文的核心观点“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是完全一致的。这是笔者认定《工业化》作者就是恽代英的第二条理由。 

　　第三，“戴英”的署名符合恽代英常用其名和字及其谐音做笔名的习惯。对现已发现的恽代英著作署名进行初步统计和分类，可以得到如下结果：以其全名“恽代英”署名的著作最多，共计237篇。[15] 除此之外，其他336篇著作的署名可大致可为以下几类：①以其名“代英”及其谐音为笔名，包括 “代英”231篇、“但一”46篇、“但”2篇、“英”6篇；②以其字“子毅”及其谐音为笔名，包括 “子毅”5篇、“稚宜”9篇、“子怡”3篇、“尹子怡”1篇、“毅”2篇；③其他，包括“FM”18篇、“天逸”1篇、“遽轩”1篇；等等。可见，以 “代英”及其谐音为笔名的情况最常见，约占恽代英以笔名发表的著作总数的85%。特别是，如果将统计的时间段界定在1923年10月和11月，我们会发现恽代英在这两个月期间以笔名发表的17篇著作（不算《工业化》一文）的署名全部是“代英”及其谐音（“代英”8篇、“但一”9篇）。因此，作为1923年10月30日发表的《工业化》一文，其作者“戴英”的署名当属恽代英之名“代英”及其谐音类笔名。但是，与其他以“代英”为谐音的笔名（例如“但一”、 “但”、“英”等）不同之处在于，截至目前的考证，恽代英署名“戴英”的著作仅此一篇；而且《工业化》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发表于《申报》的恽代英著作。这大概也是长期以来，所有对恽代英生平和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没有注意到该文的原因之一。                             

　　第四，《新农本主义批判》一书提供的旁证。如前所述，程恩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国卷）提到《工业化》时，注明是转引自周宪文编《新农本主义批判》一书。经笔者查阅，该书作为周宪文编的一本论文集，1945年在福建南平由国民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第109-111页，以“附录”的形式将《工业化》全文收录，并注明该文原发表于“民国十二年十月三十日申报”，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将《工业化》的作者直接标注为“恽代英”，而没有提到该文的实际署名“戴英”。[16] 换言之，该书作者认定“戴英”即为恽代英笔名。在《新农本主义批判》书后的“跋”中，周宪文提到，该论文集本来“系于民国二十九年年底，在重庆编竣”，由中华书局香港印刷厂排印。“书甫印成，尚未发售，而太平洋战事发生，成书被毁，不及问世。犹幸厂中同仁曾寄余一册，得存此‘孤本’……今承国民出版社诸君子见爱，愿为重刊……”[17] 也就是说，该论文集早在1940年就已编好，1941年就已出版（但尚未发售），因为战乱一直拖到1945年才重刊面世。1940年相距《工业化》一文在《申报》发表不过17年，距恽代英牺牲仅9年。现有的文献无法证明周宪文与恽代英是否相识，也无从得知周宪文何以认定“戴英”即恽代英，但周宪文作为与恽代英同时代的人，[18] 他编的《新农本主义批判》一书完全可以作为文本考证的一个旁证。  

二、恽代英《工业化》一文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知识思想界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取向，围绕究竟应该以“农业立国”还是以“工业立国”的焦点问题，爆发过三次论争高潮。这场大论战实际上是以农为本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之间的大碰撞。论争的最终结果是工业化道路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

　　1920年代是论战的开始阶段。从其背景来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自顾不暇，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高潮，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一战的结束，列强卷土重来，中国经济迅速转向萧条。1920-1921年，大批民族工业企业面临倒闭的危机。此时，在知识思想界有人提出，中国并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退回到“农本社会”。 这其实是以农为本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特定背景下的反弹。这种观点立即遭到了包括恽代英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于是形成了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以农立国”抑或“以工立国”的论争高潮。

　　1923年8月12日，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发表《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提出“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 [19]，成为这场论战的开端。同年9月，孙倬章在《东方杂志》第20卷第17号撰文《农业与中国》，反驳章士钊的观点，认为中国不应该偏重于农业，而应该大力发展工业，以免受制于列强的经济控制。[20] 随后，以章士钊、董时进等为代表的“以农立国”派和以恽代英、孙倬章、杨杏佛等为代表的“以工立国”派相继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和道路进行辩论，最终“以工立国”派占据了主流。

　　恽代英在这场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论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工业化》一文就是他为反驳1923年10月25日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发表在《申报》上的《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一文而作。这标志着恽代英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个明确指出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家。

　　恽代英在文中用实证的方法驳斥了董时进、章士钊等人所谓“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的观点。他指出，在“中西未交通之时”，闭关自守的中国尚可以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但是“及其既交通也”，西方工业国家“有进步的机器、伟大的工厂”，其各类产品成本低、质量好，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已经导致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他详细列举1922年中国《海关报告册》中的统计数据后指出：“衣食之所需如此其不足以自给，而谓可以不需工业国而可以独立耶？” 恽代英认为，以工立国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中国要想改变沦为西方国家“原料供给地+产品销售地”的被动局面，要想摆脱殖民地的悲惨命运，必须大力发展工业。 

　　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21] 他们当然不是在赞扬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的侵略，而是在其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说明工业化是一种在本质上超越国家或民族疆界的经济形式，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改变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的传统农业国面貌具有客观必然性。因此，任何落后国家都根本不可能通过尽力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来保护本国的传统农业国地位。恽代英在《工业化》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成为工业化国家，这实际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做出的科学分析，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在将近90年后的今天，恽代英提出的“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的观点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恽代英经济思想的内涵非常丰富。除了在中共党内第一个提出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之外，恽代英还是第一个提出中国应该在经济建设中利用外资的中共理论家。1924年4月27，也就是在《工业化》一文发表半年之后，同样是为了反驳董时进有关“中国不宜以外资开发富源”的观点，恽代英在《民国日报》发表《如何方可利用外资》一文，明确指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欲开发富源，就事实言，终不能不借入外资” [22]。事实证明，恽代英从列宁新经济政策中得到了启示。“以苏俄共产主义精神的租税制度，他们还是不能不利用外资，以助国内产业的发展。中国将来是应当仿效苏俄的。”[23] 但是，中国引进外资并且利用好外资的前提是，“必须先有公忠而强固的国民政府，这种政府，监督一切公私团体，而这种政府与公私团体，又须受国民监督” [24]，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使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得到充分的保护。恽代英的这些观点不仅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极具理论价值的思想资源，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推进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通过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恽代英还对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科学构想。他指出：“产业后进国家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但必须用新经济政策做他们中间一个长的阶梯。”，“共产党……必须酌量的重建资本主义，然而亦必须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足以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而不致于妨害他才好。”[25] 这表明，早在1920年代，恽代英就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必须通过像新经济政策这样的经济手段，“酌量重建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既要利用市场价格机制和不同层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又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职能，对国民经济进行科学管理和宏观调控，“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即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致于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     

　　恽代英特别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但是至少可以说，伟大的列宁，已经亲身给了我们许多好的暗示了” [26]。他实际上已经预见到，像中国这样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产业后进国”，在革命胜利后，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同时借鉴列宁在苏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务实地施行类似新经济政策这样的发展战略发展经济，才能更快地提高社会生产力，这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目标的必由之路。可以说，恽代英经济思想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综上所述，恽代英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成果，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思想领域的先进水平。这奠定了恽代英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1&ZD07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恽代英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2YJC71003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例如：恽代英：《愚蠢的提问》，《学生杂志》1915年第2卷（英文版），原刊保存于日本信州大学图书馆，参见李良明、钟德涛：《恽代英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3页。

[②] 李良明，：《恽代英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78-509页。

[③] 拟编的《恽代英全集》是以李良明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1&ZD079）的子课题之一，预计2014年完成。

[④] 李良明：《恽代英思想研究》，前言第6页。

[⑤] 例如：田子渝、任武雄、李良明，《恽代英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良明、钟德涛，《恽代英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李良明，《恽代英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田子渝，《浅析恽代英的经济思想》，《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3期；张荆红，《试论恽代英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历史贡献》，《理论月刊》2006年6期；马德茂，《恽代英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理论的探索》，《党的文献》2007年6期；张克敏，《恽代英经济思想刍议》，《党的文献》2007年6期；等等。

[⑥] 程恩富主编，马艳等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国卷），中国出版集团，2006年，第16页。

[⑦] 恽代英，《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前锋》第3期，1924年1月。

[⑧] 恽代英，《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前锋》第3期，1924年1月。

[⑨] 代英（恽代英），《基督教与人格救国》，《中国青年》第3期，1923年11月。

[⑩] 恽代英，《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宣言》，《少年中国》第4卷第8期，1923年12月。

[11] 代英（恽代英），《基督教与人格救国》，《中国青年》第3期，1923年11月。

[12] 但一（恽代英），《评国民党政纲》，《中国青年》第18期，1924年2月。

[13] 代英（恽代英），《读<国家主义的教育>》，《中国青年》第11期，1923年12月。

[14] 代英（恽代英），《中国的“五一”节》，《民国日报》“五一特刊”，1924年5月1日。

[15] 恽代英著作的署名情况由笔者根据《恽代英著译目录》统计分析得出，下同。

[16] 周宪文，《新农本主义批判》，国民出版社，1945年，第109-111页。

[17] 周宪文，《新农本主义批判》，第156页。

[18] 周宪文 (1907—1989)，字质彬，浙江台州人。1935年任国立暨南大学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继任商学院院长。1941年受暨大委派赴福建建阳筹设分校，任分校校务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台湾省立法商学院院长、台湾大学教授、台大法学院院长、台湾银行金融研究室主任等职，1989年病逝于台湾。

[19] 章士钊，《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新闻报》，1923年8月12日。

[20] 孙倬章，《农业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7号，1923年9月。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22] 但一（恽代英），《如何方可利用外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评论之评论》第6期，1924年4月27日。

[23] 但一（恽代英），《如何方可利用外资》。

[24] 但一（恽代英），《如何方可利用外资》。

[25] 代英（恽代英），《列宁与新经济政策》，《上海追悼列宁大会特刊》，1924年3月9日。

[26] 代英（恽代英），《列宁与新经济政策》。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430074）

　　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认真反复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重要原著。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列宁在一系列著作中再三指出弄清楚国家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共产党人明确理解“国家是什么，国家的实质是什么，国家的意义是什么”这样一些关乎革命成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他指出，共产党人“只有学会独立地”把国家问题弄清楚，“才能认为自己的信念已经十分坚定，才能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时候，很好地坚持这种信念”。[1]

　　列宁强调共产党人认真弄明白国家问题必要性的时候，一再提到要刻苦钻研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列宁说，他之所以“提到这部著作”，首先是因为它“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2]而“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3]

　　被列宁称之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它的永恒的意义就在于，它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了前人的优秀成果，结合时代的需要，以十分宽广的眼光，多方面的历史资料，阐明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本质。在这部重要著作于1884年问世之后，恩格斯仍然密切关注世界范围内原始社会和早期阶级社会研究的进展情况，并于1891年底出版了经过修改和补充的该书第4版。也就是在第4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自本书改版问世以来，已经有七年了；在这几年间，对于原始家庭形式的认识，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在这里必须用心地加以修订和补充”。[4]为了恰如其分地照顾到科学领域的新情况，恩格斯“仔细地校阅了全文，并做了许多补充”。[5]特别值得加以注意的是，在第4版序言的结尾处，恩格斯强调指出，摩尔根“给原始历史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今天仍然有效”。[6]他十分肯定地断言：“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观点来代替他的卓越的基本观点”。[7]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大力提倡根据新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今天，重提恩格斯对待包括摩尔根在内的一切学者的成果的科学态度，是适时而必要的。[8]

　　1992年，恩格斯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9]的文章，表明了这位伟大学者对家庭问题的持续不懈的关注。

　　实际上，对于任何熟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写作过程和传播历史的人来说，恩格斯都是坚持把包括原始社会史在内的整个历史科学不断推向前进的光辉典范。他在热情宣传摩尔根等人的学术成就的同时，努力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推向新的境界。他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大量可靠资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揭示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地方和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10]

　　恩格斯在发展和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十分明确地知道“重新研究全部历史”的必要性。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中写道：“经济方面的论证，对摩尔根的目的来说已经很充分了，对我的目的来说就完全不够，所以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11]但就是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还说：“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12]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内的众多学者，在不断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经验、吸收整个人类知识界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由支离破碎的一堆僵硬教条构成的混合物，而是能够随着时代前进的开放的完整体系。

　　早在1899年，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3]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数十年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郭沫若等具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史学家，应用包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内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中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历史，取得了重大成就，很好地促进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斗争的胜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高等学校中的历史系普遍开展了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和教学。许多资深学者以极其认真的态度研读和讲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其中有的人不仅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中译本，还直接钻研《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德文原本。尽管在不同学者的著述中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这个或那个论断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但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于任何不愿意抱残守缺而是细心关注各门学科的发展史和现状的人来说，自从1895年恩格斯逝世之后，关于宇宙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人类社会起源的知识，无疑是极大地增加了。我们不必在这里谈论冥王星是否属于“行星”之类的天文学问题，仅仅把目光投向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也就立刻可以看到有太多的学术问题需要重新学习和研讨。

　　现在从我手边有的1996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国学者让·沙林撰写的《从猿到人——人的进化》一书中摘抄几段，借以说明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困难。该书中指出：“始现于大约1400万年前”的罗摩猿，“是第三纪灵长目动物，保留着许多森林猿的特征，但已有创新性进化趋势，这些趋势以后在人科世系中愈益明显”。[14]我们继续在书中读到：“我们的认识中有个巨大的空缺，跨度为800万年前至300万年前”。“800万年前至300万年前的化石很少，但主要由于最近若干年紧张寻找，在较近的堆积物中发现的数量还是越来越多了。首先发现的人科动物，毫无疑问，就是南猿这种仅见于非洲的似人猿”。“要很好地了解南猿和以后各层次似人动物的结构及其解释，就一定得不仅追溯其发现史，而且必须回顾专家们关于这个种的概念的演变过程”。[15]

　　2006年7月3日《光明日报》第12版以《揭开人类心智的奥秘——认知科学的研究与发展》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在“编者按”中指出：“人类进入21世纪，有两大秘密将要被揭开，一是生命的奥秘，二是心智的奥秘”。

　　至于人类能否在21世纪完成这两大任务，那只有等待更晚时期的人们去评析。但无疑的是，就像物理学中的宏观、微观探索是相辅相成地发展一样，对人类社会的形成史和演化史、人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相互关系的多层面的探索，也将同时进行。人的认识，没有穷尽，人们对原始社会历史的探讨也不会终结。

　　强调“生态环境突变”对人类起源的决定性影响的沙林，由于不了解人类进化不仅与生态环境有关，也与人类群体中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并且不断增强的社会性，特别是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的社会性有关，以致得出了“人类起源问题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的奇怪结论。[16]他在书中写道：“对于人类起源问题的回答，基本上取决于人们想给予的标准，很明显，这个标准对于古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神学家的意义是不相同的”。沙林的这个论断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同时，特别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并且严格区分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的不同。[17]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详细阐述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相互关系，在1884年第1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18]两种生产关系的相互依存和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决定了家庭形式的变更以及基于私有制和财产差别的阶级对立的产生，导致国家的出现。

　　在这段话中恩格斯提到的血族关系对社会制度的制约是与劳动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即劳动的发展程度越低，血缘关系对社会制度的制约越大的论断，值得高度注意。特别是在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阶级结构特征时，应该时刻牢记。[19]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阐释原始社会史的一大批苏联学者，于1983、1986和1988年先后出版了三卷本的集体著作《原始社会史》。[20]这部综合运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截止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积累的大量资料的巨大著作中的相当部分论证，显然是在19世纪不可能知道的。在这部总数1500多页的著作中，用了近1/4的篇幅叙述从类人猿出现到现代人的社会组织——原始氏族公社形成（约距今35000-40000年）这段漫长岁月的历史。

　　该书的显著优点是，把具有现代体质特征的智人出现之前的遥远时期内人类祖先的进化，不仅与“生态环境突变”相联系，而且认真考察了人类祖先由动物性本能产生的劳动技能、与他们逐步形成为社会群体而依靠语言来巩固团结和协调活动、有意识地从事获取食物的社会性劳动的原则区别，考察了在群体劳动中发展和丰富的社会意识的巨大反作用。书中指出了，正是人类群体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相互依存的社会性的不断增长，以及对这种社会性的自觉，并凭借这种自觉来规范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才最终使形成中的人类脱离了动物界，使人类养成了靠自身劳动生产食物、有社会意识、有调节群体内部的食物生产、分配和两性关系的机制、有艺术、宗教等等的独特群体。

　　按照苏联学者在上面提到的《原始社会史》中表达的意见，现代体质特征的智人社会形成之时，也就是基于血缘的氏族制度产生之日。基于血缘的氏族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以致逐步瓦解的历史，也就构成了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前提。

　　该书列举的大量事实表明，尽管一百多年过去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表述的他自己的，以及他所支持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关于氏族制度的历史地位、基本特征和发展轨迹的论断，仍然是卓越的，有效的。[21]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第4版的序言中，恩格斯详细评述了从1861年巴霍芬（1815-1887年）的《母权论》出版到1891年的30年间，世界范围内对家庭史的研究进展情况。尽管巴霍芬这位瑞士的法学史专家的书名的全名是《母权论：根据世界的宗教和法的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书中把宗教思想看成是促进人类的性关系由无秩序的杂乱交媾发展到母权制，并进而到达父权制家庭的动力，但母权制的世界普遍性问题的提出，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摩尔根也曾长期在家庭史领域进行探索，并于19世纪70年代初出版了《人类家庭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一书。摩尔根尽管也是学习法律出身，但他在自己对原始社会史的长期研究中，能够注意到从世界范围内收集民族学、考古学方面的资料，在维护印第安人关于土地的权利的同时注意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论争，因而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中，他能把对整个人类古代社会的研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正是根据从旧大陆和新大陆多个民族历史中得到的丰富知识以及长期生活在易洛魁人中间实地调查取得的可靠资料，摩尔根在承认人类社会有普遍发展规律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下，确认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乃是希腊罗马的氏族制度得以发展起来的原始形式。

　　对于摩尔根的这个科学论断，恩格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写道：“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母权制氏族成了整个这门科学所围绕着旋转的轴心；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结果。因此，现在在这一领域内正取得比摩尔根的著作出版以前更加迅速得多的进步”。[22]

　　从这段富有激情又充满辩证法的十分谨慎的使用一系列限制词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阐述科学发展过程中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相互关系时，恩格斯非常注意把握分寸的。在这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恩格斯的优良学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摩尔根在学术史上首次提出了从人类的最原始状态起婚姻家庭形态依次更替的系列。恩格斯在1884年初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完全采用了摩尔根的说法。但是，恩格斯在继续根据关于家庭史方面的新资料而深化对这一方面的研讨的基础上，在该书的1891年第4版中，提出了更正和保留意见。[23]在1974年莫斯科出版的《婚姻和家庭起源》一书中，作者谢苗诺夫对恩格斯观点变化的情况做了准确的介绍。谢苗诺夫指出，恩格斯著作中涉及婚姻和家庭进化的部分，绝对不是摩尔根《古代社会》相应篇章的简单复述。摩尔根的著作问世以后学术界积累的资料，已经要求对摩尔根拟定的婚姻和家庭进化模式进行实质性的重新审查。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是摩尔根的婚姻家庭关系进化模式中最薄弱的环节。[24]

　　在我们这篇短文中，不打算再花笔墨评述民族学家关于家庭形态史、包括母权制核父权制家庭相互关系的论争。下面，我们将考察一下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世以后一百多年间对人类古代经济发展状况研究方面的进展。

　　由于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在一个多世纪之内的努力，我们对于近一万年以来人类物质生产状况和经济交往状况的了解，较之19世纪下半叶，有了极其巨大的进步。可以说，现在关于农业、畜牧业发生、发展历史的说法，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描述是大不相同的。关于古代不同地区众多氏族公社间经济交往的情况，也有别于恩格斯的一些论断。[25]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认为，畜牧业早于农业在旧大陆构成财富的重要来源。[26]现代科学则充分肯定，正是农业的发生发展，构成近一万年亚洲、非洲和欧洲广大地域内经济发展的基础。尽管在不少地方，畜牧业与农业有密切的联系，但畜牧业的出现晚于农业，从属于农业，主要服务于农业发展的需要。[27]

　　由于中国考古学的长足发展，关于中国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资料不断增多。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著的《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一书，系统介绍了中国农业起源和原始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而在该书出版之后，中国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情况，在任式楠的长篇论文中有完整的阐述。[28]

　　尽管无论是从世界范围看，还是从中国的情况看，在农业的发生、发展史方面，都还有大量问题需要研究，但是毫无疑义的是，适应千差万别的自然环境的多元发展的农业提供的总量和品种日渐增多的食物，是促使人口增长、分工日趋细密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定居和建筑业的萌生、发展，也都与农业紧密相关。

　　既然从新石器后期开始，农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其他生产部门的状况，那么，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由于畜牧业是财富积累的主要途径而与之相关的变化，[29]便应当重新加以解释。

　　由于考古学和民族学见证的原始社会后期农业和畜牧业的相互关系，不同于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的情况，那么，对于“游牧民族”[30]出现的条件和所起的作用，自然就有新的说法。[31]

　　在苏联学者集体撰写的《原始社会史》中指出，曾经流行过一种说法，即游牧经济的产生是猎人独立地驯化动物的结果，现在看来是过时了。游牧经济在西亚和欧洲，大概于公元前6000-前4000年前出现，而不会更早。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在西亚的平原和山区，出现了部分从事游牧的人群，主要是牧养山羊和绵羊。但是，这些人还继续耕作农田，或者在离农业区不远的地方活动。[32]

　　基于上述农业、畜牧业以及游牧业出现时间的先后关系，也就不能再继续说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33]对于恩格斯涉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后果的相关论断，自然需要有新的阐释。

　　正是由于从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中，考古学发展带来的关于远古人类经济发展史图景的重大变化，我们在充分肯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闪烁着真理光芒的基本结论的同时，必须尊重基于现实有更翔实资料之上的新见解。

　　《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的第六章“原始社会的分工与交换”，主要依据中国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材料，并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分工和交换的思想发展线索，进行了研讨。该章中名为“若干理论问题的讨论”的第三节，着重分析了恩格斯关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提法的缺陷。书中写道：“游牧部落的形成只是共同体外部分工的一种形式，而且发生较晚，不能以它来概括这种社会分工形式”。“如果指的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商品交换的话，它确是以从事生产经济的原始共同体的出现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以生产经济逐步代替了攫取经济的地位为前提的），不过不应把它局限在游牧部落的形成，而应该把它扩大到整个原始农业的发生”。[34]

　　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起来的、以美籍匈牙利犹太人学者卡尔·波拉尼（Polanyi，1886-1964）为主要代表的“经济人类学”，在注重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和交换的内容和形式的区别的同时，深化了对原始社会史中交换的发生、发展史的研究。经济人类学家们的大量田野民族学调查和对所得资料的分析，使人们对原始共同体之间以及原始共同体内部广泛存在的“互惠交换”有了具体深刻的认识。[35]

　　由于新的有关原始社会经济史的资料导致对人类社会分工发展史的重新解释，很显然，对于恩格斯做出的与他所理解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相关的一系列论断的某些部分，也就需要重新加以思考。

　　例如，奴隶占有制的产生，无疑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劳动力增殖有关，从而使某些原始共同体进而至某些家庭对“吸收新的劳动力”产生兴趣，“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36]但是，新的考古资料说明，正是由于农业的长足发展，以及由于它所促成的定居和人口迅速增长，才使战争日益频繁，战俘变成奴隶成为经常现象。奴隶占有制的发生、发展，无疑与新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需要紧密相关，而且不断改变不同原始共同体之间以及占有奴隶的共同体内部的各种关系。但是奴隶占有制的发生、发展，并不要求占有奴隶的共同体内部源于原始社会的基于血缘的氏族部落关系的迅速瓦解。相反，早期奴隶占有制国家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是，与地缘相比，公民中缘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的紧密联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37]

　　细心研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们还可以继续发现恩格斯对失误。例如，认为斯巴达的“黑劳士”“处于农奴地位”。[38]又如，书中采用的古代作家关于几个希腊城邦的奴隶数字，[39]现在一般认为是过于庞大了。

　　尽管随着对原始社会史和早期奴隶占有制社会的研究的进展，于一百多年前问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一些地方已经显得陈旧，需要做一定的修正，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仍然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重要理论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读的书。

注释：

　　[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2]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3]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8] 令人遗憾而又不得不高度正视的一种国外现象是，在不顾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基本观点的情况下，轻易依据某种“新材料”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在书报杂志中时有表现。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9-413页。

　　[10]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13]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14] [法]让·沙林：《从猿到人：人的进化》，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23页。

　　[15] [法]让·沙林：《从猿到人：人的进化》，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24页。

　　[16] [法]让·沙林：《从猿到人：人的进化》，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4、111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7页；第4卷，第623-62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9] 廖学盛：《奴隶占有制与国家》，《廖学盛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以次。

　　[20] 三卷书的名称分别是：《原始社会史——一般问题、人类社会起源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原始社会史：原始氏族公社时代》；《原始社会史：阶级形成时代》。

　　[21] 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始社会史：一般问题、人类社会起源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191页，特别是第108-191页。顺便说说，在关于古代希腊城邦问题的研究中，氏族、胞族是先于城邦而存在，还是由城邦所设置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止。参阅《An inventory of archaic and classical poleis》，edited by Mogens Herman Hansen and Thomas Heine Nielsen，pp95-97。有的著作写道：“摩尔根是最早分析氏族组织，并将其同欧洲的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进行比较的人类学家之一。尽管当代人类学家的发展已经证明氏族组织并不像摩尔根所想象的简单划一，人们也不再很认真地接受他的理论。但他以经验为基础的著作，仍包含着许多深刻的见解，具有很重要的分析特征”。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5页。

　　[23]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二部分“家庭”的行文，在1884年版本和1891年版本中有很大的不同，只要细读文本，马上就能发现。例如，在涉及“普那路亚家庭”时，在1891年的文本中，仅在“家庭”部分，就4次将“普那路亚家庭”改为“群婚”。恩格斯还指出，自从1871年摩尔根于《人类家庭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一书中发表了“关于夏威夷普那路亚家庭的材料”之后直到1891年，“我们了解了群婚的一系列其他形式，现在我们知道，摩尔根在这里走得太远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24] 关于原始社会史中婚姻家庭形态进化的情况，学术界继续存在争论。可参阅：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始社会史：一般问题、人类社会起源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185页。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111页。李根蟠、黄崇岳、卢勋：《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1页。

　　[25] 在前面提到的苏联学者集体撰写的3卷本《原始社会史》中，在其第2卷中用了近200页的篇幅，评述新石器时代，也就是晚期原始氏族公社时代世界不同地区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情况。而在该书的第3卷中，详细论述了原始社会瓦解的生产前提以及随着剩余产品逐渐增多而发生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变化。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以次。

　　[27] 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始社会史》（俄文版），第2卷，1986年版，第243-337页。《原始社会史》（俄文版）第3卷（1988年出版）中指出，在地理条件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一些氏族公社仅依靠采集和狩猎，也能积累大量财富，以至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贫富分化。第9-50页。

　　袁靖在《论中国古代家猪的驯养》一文中指出：“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除了狗之外，猪很可能是最早被驯养的动物”。“中国最早的家猪出自距今8000年左右的磁山遗址，这个时间明显地晚于栽培作物开始的时间”。“我们认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猪作为最早出现的家养动物之一，至少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或前提。一是由来已久的通过狩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已经开始不能满足肉食的供应，必须开辟新的途径获取肉食资源。二是当时在居住地周围存在一定数量的野猪，特别是有出生不久的小野猪，因此人们可以捕获它们进行驯化。三是对特定农作物的播种、管理、收获等一系列栽培工艺的成功，巩固了人们有意识地种植植物性食物的信心，同时也促使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对动物进行驯化。四是收获的粮食有了一定的剩余，可以用来对动物进行饲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213、208页。

　　[28] 《任式楠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0-457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1、160-161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31] 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始社会史》（俄文版）第3卷，1988年版，第37页以次。

　　[32] 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始社会史》（俄文版），第3卷，1988年版，第37-40页。在《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中指出，从中国的具体情况看，游牧民族形成的主要途径是：“形成以农业为主农牧结合的经济后，某些地区畜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以致超过了农业的比重，在自然条件适宜的地方，逐步放弃了定居农业生活，采取了游动放牧的方式，以致形成‘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惯”。（第173-174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161页。

　　[34] 李根蟠、黄崇岳、卢勋：《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281页。

　　[35]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37] 本文中不打算展开对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占有制社会早期的“血缘”、“地缘”相互关系的讨论。这里仅仅指出：恩格斯由于不了解在他去世之后才广为流传的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中关于雅典公民权的“血缘”、“地缘”因素的相互关系，也不了解20世纪学术界对古代希腊罗马公民权体系的研究成果，对早期奴隶占有制国家中“血缘”与“地缘”的关系的认识是不完全正确的。但是，对于恩格斯来说，人类社会最早由于新的生产力发展需要而步入阶级社会时，首先建立的必然是奴隶占有制国家。在这一点上，恩格斯与现在广为流传的，借阶级社会中的自由民内部的严重“血缘联系”印记而否定奴隶占有制社会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的错误思潮，是有本质区别的。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参阅周怡天《关于黑劳士的阶级属性与农奴制的历史始源问题》，《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117、168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来源：中国世界史研究网，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3辑（2007年）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制度“质变”，这个质变的内涵并不简单地就是“单干”到“合伙干”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从农民的价值观到乡村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分配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最直观的变化是：原有的发家致富门道没有了，现在的生产发展和生活提高都需要在新的“集体”轨道上努力。

　　对于这一场制度和社会结构“质变”的重大历史进程，《口述史》一书呈现了三个层次的亲历者对农业合作化的回顾和思考，首先是由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组成的决策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各级农村工作干部组成的政策执行层次，第三个层次是由土生土长的农村及其领头人组成的实践层次。读一本书就能够把握到三个层次人士各自的思考和互动，把读者带入历史的现场，直观地把握到历史和政治的细节和内涵，这是马社香新著可圈可点之处。

　　该书中，基层的农民带头人和积极分子，以李顺达为代表的一群，非常直接而具体地把握到了新旧制度的显著差异。在旧社会，农民只能用传统的工具耕作稀少的土地，每年的收获原本就很有限，还要被高地租和高利贷夺去很大一部分产品，结果导致过度贫困，缺乏起码的资源保障自己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而新的制度，根据西沟村老人的理解——办合作社就是为了不再有地主，农民自己可以保留更多的产品。而且，合作社走出了吃什么就必须种什么的局限，从以前的“吃甚种甚” 转到“宜甚种甚”。以长治第一批初级社川底村为代表。没有一个农民的合作组织，就很难进行理解的投资，例如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而现代技术对于单家独户的农民而言，也显得十分的遥远，承接外来的新技术也一样需要超越家庭的生产单位。这是我们今天农业现代化可以借鉴当年农业合作化成功的地方。

　　在农民和北京的最高决策层之间，是数量庞大的中间层——各级党政干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间，这个群体的表现很重要，值得深思，体现了专职领导干部的很多优势和某些内在缺陷。在合作化早期试办阶段，他们中间不少人狭隘地理解新民主主义与私有制的关系，从概念出发加以强烈反对；等到合作化得到最高决策层支持和舆论正面宣传之后，很多官员反对来狂热地追捧，超越决策层的规划和预期，一下子就完成了从单干向高级社的过度。中央原本计划在1958年全面完成初级社，但是，很多省区热情的干部在1956年就完成了高级社的“转社”工作，结果，毛泽东亲自指导的初级合作社章程还没有脱稿就紧接做高级社纲领。《口述史》对这些史实的阐述是非常清晰而深刻的。干部群体中“跟风”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我们的干部体制的某些缺点或缺陷，容易保护部分领导过分看重自身的职业利益，在新制度和新事物的萌发时期，就很容易选择一种规避风险的稳妥态度，成为事业推进的阻力；反过来，当看到某种事物有可能成为“提拔”的潜力时，就有可能转过来过分支持和投入，结果创造出一个难于控制的初级社“升级并社“的“高速度”，过分的职业利益关注，天然地成为一个政策执行力度的“减速器”或者“加速器”，这几乎是所有政府和企业组织中间难于避免的弊端。看了《口述史》这本书之后，相信读者对于为什么社会主义改造在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过渡时“过急过粗”，会从一个新的视角，有一个新的深入了解。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推崇职业官员掌权的官僚制（科层组织），认为这可以实现更高的管理效率和专业化水平。但是，官员对自身职业利益的过分关心以及某些相沿成习的习惯，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科层组织的功能。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及整个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看，各地相互攀比，以竞赛的劲头完成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过程，最终导致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总结的那些毛病。问题还在于：官员对于职业利益的过度关心，通常对于政策执行造成严重干扰，因为职业利益的考量是整个职业生涯都存在的，所以同样性质的问题在纠正了一次之后，往往反复出现，1956年1月份全国各大中型城市都以暴风骤雨般的速度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严重“共产风、浮夸风”问题，都是与官员们过度的职业利益追逐有着密切因果关系的。如何限制官员自身的职业利益在政策制订和执行过程中间的消极影响，是一个体制常常难于实现其制度潜力的关键，而敦促官员正确看待自己的职业利益并正确地行使自己掌握的权力，应该是当今体制改革一个中心性的问题。有一些人有意忽视组织内部与官员职业利益相关的诸多问题，一提到改革就想要改换基础性的制度，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值得思考。相应地，在国史研究中间，忽视科层组织中间官员们职业利益的驱动因素，过度重视决策层的意愿和偏好，仅仅注重政策的决策而忽视政策的执行则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口述史》作者由于深入挖掘上中下三个层次的口述材料，为读者充分理解这个关键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积极的思考。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句名言“党内分歧自农业合作化始”。毛刘到底分歧在哪里，几十年社会误传较多，不一而足。在《口述史》中，从毛刘分歧的源头，对山西试办初级社开始，清晰有序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给予了深度澄清。根据书中提供的丰富文献，毛泽东持有一种“逐步合作化”的思路，他考虑合作化问题的时间起点远在根据地时期就开始了，毛泽东考虑农业合作化不是孤立地当做一个纯粹的农业和农民问题来处理的，而是联系到如何增进国家安全、推进工业化事业，以及农业如何承接工业化带来的新工具新技术，此外，毛泽东还回顾了历史上治乱问题，系统地思考如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走出“家庭耕作”的制度缺陷。毛泽东从来都不是简单地依据什么“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简单公式要搞所谓的“一大二公三纯”。书中以史实说话的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毛泽东为什么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而且对我们正确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乃至六十年都是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在这一点上，《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可以是作者颇受赞誉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的姊妹篇。《口述史》澄清了毛泽东不是“先集体化再机械化”而是 “逐渐集体化”的思想，澄清了我党为什么提前制定和推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代替“新民主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的一些混淆，在重大理论联系史实的开掘上，有所创新和建树。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的语言也是很朴实和生动的。作者非常注重引用农民的形象语言，同时注重台湾原始资料的搜集对照。如西沟村有一位老农，当年听了李顺达介绍苏联集体农庄时，曾经发表感慨说——“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路长盘费少。”既生动，又深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固然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漫长的历程，就是认识和总结社会主义的农业实践也同样是一个“路长盘费少”的事情。回顾一下合作化事业的艰难推进及其最后结果，看一看有些学者从前热衷于说集体农业的好话，后来又一百八十度转弯大肆抨击，而且这些抨击的语言——剥夺农民、走向奴役——，这些都是共产党的老对手国民党那里“借用过来”的宣传词汇。（见该书第十八章第三节）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和感慨。

　　古人很推崇严谨厚实的学风，提出“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读完这部厚重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才充分意识到严谨的学风需要怎样的“高投入”，马社香教授愿意花费数年时间采访上百位亲历者、愿意投入巨量时间去追寻一个当今不可能“走红”的课题，使人感到由衷的敬意。所谓严谨学风，所谓深入研究，都是需要这种“高投入”的精神来支撑的。

2012年11月15日

　　“唐宋社会变革”是一个长期讨论的重要学术问题，从1910年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起，至今已经过了100年。在最近的十几年中，由于当代的社会转型不断加快，历史研究者在感同身受中对“社会转型”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唐宋社会变革首当其冲。林文勋教授的新著《唐宋社会变革论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称《论纲》），就是这一方面具代表性的一项新成果。

　　首先，《论纲》建构了以商品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在阅读《论纲》的过程中，最吸引笔者的便是其对“唐宋变革论”的解读，该书是以整个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宏观背景为基础，以商品经济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为线索，以构建新的中国历史发展观为目的的哲学解读。在“引论”中，作者先从世界和中国的历史事实人手，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论述为理论指导，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演进变革进行了阐释，得出“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力量”和“将商品经济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加以认识”的主张。所谓“历史哲学意义的商品经济史研究”，“概括起来讲，指的是：我们在研究和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时，要有商品经济问题的历史观念；要充分肯定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一以贯之的一根主线；要充分重视并能够从商品经济发展中去探索社会变革的具体过程”（第21页）。显而易见，作者是在构建以商品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

　　林文勋教授将商品经济的进步作用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他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引起一个社会从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到国家政策的调整及制度变革，同时还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变革。就经济关系而言（以唐宋社会为例），《论纲》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唐宋时期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和契约式租佃关系的产生。从土地制度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大致有国有土地制和私有土地制两种形式。但从世界上土地制度的发展轨迹看，国有土地制不是常态，私有土地制才是常态。井田制崩溃以来，土地私有制势不可挡，尽管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中期的占田制、均田制，但诚如《论纲》中所言，它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是一种等级制的体现”。“而等级制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的，正是此点，决定了均田制崩溃的必然性”（第74页）。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它会促进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会进一步促进土地私有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土地买卖频繁，为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计，政府不得不立法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随之而来，政府在土地所有制关系中的职能与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政府职能从过去的直接以政治权力配置土地转而为土地买卖提供法律保护。即从原来的直接配置土地转而‘司契’”（第80页）。

　　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反映在社会关系上，表现在由先前的身份等级制逐渐让位于真正的“编户齐民”制。至少从法律上讲，已逐渐形成了一个平民社会。其中的不平等，已摆脱了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超经济强制”，变成了因贫富不同所形成的“经济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生产的发展体现在：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土地产权制度从均田制过渡到了土地私有制，并产生了系列效应，尤其是促进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典型的体现是在宋代形成了新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形式，即契约式租佃关系。社会的稳定体现在：商品经济发展所推动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使国家和政府也不得不在政策和制度的修订上去适应这种变化，实现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双赢。《论纲》“第三篇”所涉及的唐宋财政结构中“盐利、茶利、酒课、商税”比重的增加及“市场化”趋势，专卖制度形式从“夺利式”直接专卖变为与商人“共利”的间接专卖，以及宋王朝制定的以“互市”为中心的民族政策等，无不体现着商品经济的作用。

　　《论纲》对商品经济作用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国家政策与制度调整等层面，更将视角引向思想与价值观念的形而上层面。该书“第四篇”所讨论的宋代“深入而持久”的“义利之辩”和“保富论”即是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学术争鸣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使宋代学术在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宋代学术可简称为“宋学”，大致可包括：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学派”，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温公学派”，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和以叶适等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其中最大的冲突体现在“程朱理学”和“事功学派”之间，而冲突的核心是“义利之辩”。林文勋教授认为：“宋代社会这场深入而持久的义利之辩，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作者引征宋人程颢、黄履翁、朱熹等人的言论，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义利之辩的展开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同时认为宋代的“保富论”是“一种充分体现时代特征的崭新经济思想”，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催生的富民阶层密不可分，其“出现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是“唐宋经济变化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客观反应”（第314页）。

　　其次，《论纲》以“富民社会论”为基础，试图建立中国历史解释的新体系。林文勋教授是唐宋至明清为富民社会的首倡者，也是不遗余力地研究富民社会的实践者。在《论纲》中，作者强调“民的演变”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条基本主线。这与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相一致。商品经济是最活跃的经济方式，是增加财富最重要的手段，也是瓦解旧有社会制度最有效的因素。从这一线索人手，作者将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阶段分为部族社会（上古三代）、豪民社会（汉唐）和富民社会（唐宋至明清），直至近代的

　　“市民社会”，认为“富民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中最重要的关键点，因为它上承“豪民社会”下启“市民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演迸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阶段。这样，作者不仅对唐宋社会变革论作了新的阐释，而且试图建立中国历史新的解释体系。

　　长期以来，围绕唐宋社会变革，中外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展开了广泛的探讨。有的学者认为，唐宋变革是中国由中世向近世的转变；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由古代向中世的转变；有的学者则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为什么

　　对唐宋社会变革性质的讨论会如此热闹呢？这恐怕与这个阶段的社会转型有关，这就涉及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为此，作者分析了唐宋商品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财富力量的崛起，并由此进一步论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富民”的出现，及其对唐宋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国家政策、社会思想观念的全面影响，认为它是整个社会的中间层、稳定层和动力层，这就有别于汉代的“豪民社会”。

　　再次，《论纲》提出了新的价值观念。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富民”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富民也就成为了与民众对立的反动阶级。改革开放后，这种认识虽有所淡化，但至今仍阴魂不散。《论纲》作者不囿于成说，以史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地提出应重视历史上的“富民”阶层研究，并强调要将“富民”阶层的研究作为重新解构传统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的一把关键性钥匙。这种思想恰好与历史上的“保富论”相一致。《论纲》探寻到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保富论”，这是公开宣扬富人的重要性，并主张对富人予以保护的理论（第303页），它“发端于中唐，主要形成于两宋，在明清得到继承和发展”（第314页）。这是唐宋和明清“社会经济变化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客观反映。具体说来，则与富民阶层的崛起密不可分”（第314页）。“保富论要求保护富民，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求保护当时社会上最具活力的一股发展力量”（第322页）。

　　那么，什么是“富民”？“所谓‘富民’是指那些仅仅占有财富，而没有任何社会特权的群体”（第85页）。主要包括三类人：“一类是占有土地，靠土地经营致富的人”；“一类是经营手工业，以工致富之人”；“一类是经营商业，以商致富之人”，当然也包括农工商兼业致富之人（第120-124页）。这几类人在唐宋时期已成为一股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作者称之为“财富力量”。作者并不是按照旧有阶级对立式的分析，把“富民”归入到统治阶级中，而认为唐宋的富人群体中，既有富且贵的当权者群体，也有富而不贵的民众群体。作为财富力量的“富民”群体，从身份上仍属于“民”。

　　以上是《论纲》的新观念和新思路。笔者认为，这些新的观念和思路对于开启历史研究的新视角无疑是有益的，可以给人启发。当然，《论纲》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如作者只是从经济结构方面人手，以“民”为基础来构建中国历史的新体系，却没有把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联系起来，这就不能更全面地来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本书就可以解决的。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彼得·伯克教授（ Peter Burke）是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教授。伯克主要研究欧洲近代早期的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史，并注重观察和研究当代史学的趋向，特别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关系。

　　1980年，伯克在苏塞克斯大学开设“社会结构及社会变革”课时，写作了《社会学与历史学》（Sociology and History）小册子，试图说明当下这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1992年该书再版，更名为《历史学与社会理论》（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增补了他十年间在剑桥任教的收获，扩大了社会理论的定义。2005年，该书再度修订。新版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由姚朋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文内所有引文来自该版本，下面只注页码。）是前著的扩大版。此时的伯克已经是社会文化史学研究的大家，其学术视野更为开阔，眼光更为独到。他注意到，历史学家已经对社会理论逐渐发生兴趣，同时与一些历史学家一样，一些社会理论家也发生“文化转向”。因此，在新版中，文化占据了比以前更突出的地位。该著包括六大部分，探讨了历史学家使用社会科学中主要的模型、方法和概念的价值问题，分析了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中一些核心且相互冲突的理论，梳理了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各种不同流派和学者的观点，从过去的年鉴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到最近的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这样的社会理论家以及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和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这样的历史哲学家。正如杨豫教授在《中译本前言》中所说：该著“从各种角度追溯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兴起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近十年中的相互交融，重新梳理了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具有深远的启迪作用，扩大了社会理论的概念”（第7页）。

　　社会理论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如何评述当代史学领域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新理论、新方法、新概念和新观点，这对任何学者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伯克就是这样一个勇于应对挑战的学者。他一生博览群书，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渊博的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用近25年的时间修订出版了这部著作。从该著征引的参考文献及索引来看，涉及几百年来近六百种经典学术著作，五百余位主要的人文社会科学大师，他们出自各个不同的学科背景，如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文艺学、社会语言学、人口学等。伯克在全书中自始至终从大范围的历史和文化中精选史实，既关注欧美国家的历史，也关注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以说明历史如何被用来创造和证实社会理论。

　　伯克重新评估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回顾了18世纪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诞生，19世纪兰克学派历史学家的崛起和20世纪初功能主义人类学、实验心理学或数理经济学的出现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描述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不断分合的轨迹，并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学关系不断加强的汇聚，即一些社会历史学家的“理论转向”和一些理论家的“历史转向”，为读者理清了理论与史学关系的渊源。紧接着，伯克论述了对各学科普遍有用的四种基本研究方法，即“比较”、“模式和类型”、“计量方法”、“社会显微镜”。随后他分析了历史学家已经使用过的或者将要使用的、由社会理论家所创造的19组核心概念，并结合具体历史问题，重点考察一些核心概念的初始含义和语境。在评述这些重要概念后，他探讨了四组相互竞争的理论问题，即合理性与相对主义、共识和冲突、事实和虚构、结构和行动者，阐述了社会理论家关于社会变革的三大理论模式，即斯宾塞的“进化”模式、马克思的“冲突”模式以及吉登斯等人的试图超越斯宾塞和马克思的“第三条道路”模式。最后他讨论了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当下正在谈论的以“去稳定”和“去中心”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

　　就该著每一章节的结构来说，其逻辑也甚为严密。伯克在阐述“模式和类型”时，首先对模式作了一个简明而清晰的界定，即“模式（ Pattern）是一种知识建构，它简化事实以便于理解……为的是强调那些重复发生的、一般的及典型的东西，这些东西展现为一簇簇文化特质或属性”（第28页）。接着，伯克评述了比较方法在文化史、政治史等领域中的一些经典研究，如韦伯的“家长制”政府和“官僚制”政府这两种制度模式。伯克指出历史学家是在不知不觉地使用模式，却对之持怀疑态度，不承认自己这么做。他们认为，历史研究因其对象的独特性和变化而不需要模式。伯克精辟地指出，模式可以包含变迁在内，如用对照的模式来概况“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复杂变迁过程，就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第32 页）o为指明模式的逻辑地位，他区分了“一元的”实体集团与“多元的”集团两种模式。

　　伯克在阐述社会理论家关于社会变革的三大理论模式时，先指出斯宾塞模式和马克思模式这两大分析变革模式的特征，并就社会变革的机制、方向等指出了两种模式的优点和不足。然后在“第三条道路”中，他提出一种“炼金术”，将前两种对立的模式加以综合利用，形成“综合论”，如西达•斯考切波、安东尼•吉登斯以及米歇尔•福柯等。

　　伯克在该著中反对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门户之见，或“山头主义”，呼吁学者从这种“山头主义”中解放出来，秉持中庸立场和折衷主义态度。比如他在比较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种研究方法后指出两种方法的长处和短处，两者的特殊性和一般性、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关系，认为它们“有时被看成矛盾的，但如果将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其实更为可取。……变化会结构化，而结构会发生变化”，“结构主义和历史的对立不应该被夸大”（第2、144页）。他在论述“模式”时，指出了两种对立的社会模式，即涂尔干的共识模式和马克思的冲突模式，前者强调社会关联、社会一致以及社会内聚力的重要性，后者则强调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无处不在。伯克指出，这两种模式都包含重要的见识，“要找出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是徒劳的；同样，一个没有一致性的社会也根本不存在。但是……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运用其中一种模式时，都明显地顾此失彼”（第29页）。他在评述宏观研究（计量方法）和微观研究（社会显微镜）这两种方法时，认为两种方法“会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因此，研究规模范围的变化使得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社会进程”（第44页）。

　　伯克在结语中对全书所采取的折衷主义立场进行了总结性的阐释，即他“试图在休谟所说的‘狂热’和‘迷信’之间，在现在对新方法的热衷与对传统方式的偏执之间采取一种中道立场”。他指出，“折衷主义”的意思是“对无论来自何方的新思想都持开放态度，有能力让它们为自己所用，并且能找到检验它们的方式，这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或一个优秀的理论家的标志”（第200-201页）。

　　伯克在评述阶级模式时就指出，“大多数社会都存在着财富和别的利益（如地位和权力）分配上的不平等。如果没有模式，就很难描述支配这一分配以及这些不平等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那些原则。”他深刻论述到，近年来历史学家使用“阶级”这个术语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是将其当作一种社会事实，而现在多将其视为一种语言现象，“强调语言在意识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进而在社会阶级的建构中的重要性”（第35页）。在他看来，性别、阶级、社会等级或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事实，但“现在则被视为文化建构”（第186页）。

　　伯克在评述社会理论概念的价值时认为，社会理论的一些术语是值得历史学家借鉴的，因为“其中一些术语在日常用语中找不到对等词，而一旦找不到，我们就有可能无法留意到社会现实的某个侧面；另一些术语则得到比日常用语中的对等词更精确的界定，从而使更精细的区分和更严谨的分析成为可能”（第46页）。针对历史学家提出的“为什么一定要用现代词语来取代那些被当时人们所使用的概念？”伯克认为，“现在人们所要做的并不是用现代模式取代民俗模式，而是用现代模式来增补民俗模式”，因为“身临其境的人们并不全然理解他们的社会，而以后的历史学家至少有后见之明和更全面观察的优势”（第47页）。他还特别强调，大多概念是由19和20世纪的西方学者创造出来的，它们带有一定的文化局限性，因此，“这些概念需要改造才能适用，而不是简单‘应用’于其他历史时期或世界其他地区”（第48页）。伯克指出，当人们试图把一个模式“运用于它最初所指定的范围以外的时候，它的效力及弱点也就更加显而易见了”。他以阶级为例，指出“从阶级角度去分析前工业社会的做法更引起争议，或许也会更加发人深省”（第64页）。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创建的一个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概念，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备受关注。伯克精辟地指出公共领域这个概念优于早先的“公众舆论”这个说法时说：“它传达了更多的辩论、较量的意思，而不仅仅是指一种态度；它还传达了更多的关于辩论借以进行的地点的意思”（第85页）。针对哈贝马斯提出的在20世纪一些国家不存在公共领域时，伯克指出：“或许我们在谈论和思考公共领域时，不应简单地从有无的角度考虑，而应考虑不同文化中可能具有的不同形式以及相对的重要性”（第86页）。如咖啡馆、茶庄、餐馆、理发店或杂货店等，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承担着公共领域的一些功能。

　　总之，这是一本经典性著作，以其精确和简明的文字，既对近年的历史著述进行了深刻评述，也对社会理论的发展作了独到的梳理。它的成功就在于作者广泛的文献阅读、深厚的知识积淀和敏锐的学术思考。它对历史学家、社会理论家以及那些需要综合评阅人类学、政治学和社会哲学的学者来说，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学者普遍倾向于将中古中国视为士族政治时代，而国外汉学家用语稍有不同，习用贵族政治一词，多少显示出受世界史相关概念的影响。门阀一语在国史上并不罕见，但对于“门阀政治”一词的运用与定义，则是田先生的重要创见，并构成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核心概念，体现出其对士族与皇权关系的独特思考。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

　　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自1989年出版以来，至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先后多次修订重印，虽不知其确切的发行数字，但无疑是二十余年来中文世界受众最多、最有影响力的学术专著之一。该书不但是每个中古史研究者的必读之作，甚至不无超越专业之外的影响，这在学术研究日益象牙塔化的当下，实属罕见。印象中去年华东师大组织思勉原创奖的评选，遴选的范围是1978年以来的人文学术著作，该书以得票第一入选，且是惟一入选的史学著作，亦可窥见学界对此书的推重。当然若借用1953年瑞典文学院授予丘吉尔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赞词：“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与地位早已不需要任何奖项来予以衡定，自然更非这篇小文所能涵括。以下仅就最近重读此书时的一些新感受，结合笔者对东晋历史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略陈浅见。

从“东西”到“南北”

　　《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主要以东晋一朝的政治变迁为脉络，讨论皇权、士族以及流民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大体而言，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并不太为史家所瞩目，但定鼎江南的东晋却促成了中国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今人读史，往往受“后见之明”的影响，认为南北对峙是中国历史上的常态，事实上在早期中国史上，东西之间的争衡才是主流，无论是傅斯年的夷夏东西之说，还是秦与六国、楚汉之间的角逐，皆是东西之争。甚至西晋末年至十六国时期的动乱，尽管政局如走马灯般的转换不定，但仍能隐约看出关东与关中相抗衡的影子。田先生在书中讲王衍为司马越谋划“狡兔三窟”之计，以王澄为荆州，王敦为青州，自居洛阳，所谓三窟皆在长江以北，最初并未考虑到退步江南，可见在当时人心中，偏霸江南并不是一个现实可供考虑的政治选择。尽管距当时不远，吴、蜀两国曾以南方半壁抗衡曹魏逾半个世纪，第一次展现了中国政治格局从“东西”转向“南北”的可能。而对于王衍等人来说，这段历史几乎可以算作是当代史，但现实的政治经验最初似乎仍敌不过历史的惯性，司马越、王衍仍以决胜江北、争衡中原为目标，甚至在走投无路之际，仍拥众东行，返东海故封，并未考虑南下江南。

　　这大概是因为在当时人心中，中原才是决定天下走势的核心区域，江南虽然腹地广阔，不过是帝国边鄙，可以传檄而定。枭雄如刘备者，闻曹操破荆州，欲南走苍梧投奔吴巨，最初并未想到联孙抗曹一节，固缘于其与孙权素无渊源，但恐也与江南从来不是中国政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板块有关。即使善用兵者如曹操，在取荆州后亦志得意满，以为天下已定，不意竟在赤壁遭受大败，恐怕多少也受累于此成见。因而，尽管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便有“东南有天子气”的传说，但似乎并不能太当真，司马迁讲“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其记录的可靠性多少有点让人怀疑，但这代表了北方人对江南的普遍观感与想象，大约没什么问题。六朝南方流行的地记、异物志之类的著述，但其间往往掺杂了大量志怪、异闻之说，并不能算作严肃的地理著作，这种风气的形成或许与北人南渡，逐步进入江南腹地，对于未知之地的好奇与想象有关。即使在东晋建立之后，其政权重心依然在沿江诸州，广阔的南方腹地，仍是交通不便、蛮族出没的不毛之地，其后宋齐梁陈各朝中才次第稍有开发。总体而言，在当时人心中，说江南是帝国版图中的边鄙异质之地，大约并不为过。就连晋元帝司马睿本人也认为“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这句话的背景，史家有很多解读，但至少司马睿对江南没有多少亲近与认同，当无疑问。这与两百多年后，陈后主“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的自信口吻实在是大不相同。我想即使有江左管夷吾之誉的王导，在众人新亭对泣之时，虽倡言要“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但对于能否凭依东南之地，阻胡马窥江，奠定中国历史上南北分立的新局面，恐怕心中也无多少把握。

　　另一方面，在东晋内部也有东西之争，田余庆先生书中对东晋初年“王与马”关系的形成有精辟的论述，司马睿本人不过是帝室疏属，在人望与正统上皆大有欠缺，本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不过因缘际会，兼得王导兄弟之助，方得以承继大统。但司马睿最初不过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所能节制者唯有扬州，而东晋立国的基础在于兼有荆扬，荆州居上游之势，寄阃外之重，既是屏障江南的军事重镇，又是之后东晋南朝无数觊觎皇位的宗室、权臣赖以与建康朝廷争衡的强藩，荆、扬之争是整个东晋乃至南朝政治史的重要话题。如果说司马睿与王导的结合，奠定了司马睿立足扬州的政治基础，那么如何将荆州纳入东晋的版图，进而控制长江中上流地区，则是东晋国家能否建立的另一个关节点。以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论，江州刺史华轶拒绝奉司马睿的教命，荆州刺史周顗虽忠于元帝，却无力平定杜弢的流民变乱，奔还建康，司马睿不得不仰赖王敦之力平定长江中上流地区，才奠定了东晋国家的版图，但这同时也埋下了之后王敦坐大、称兵犯阙的隐患，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东晋初年“王与马”之间的关系或可进一步理解为王导与司马睿的结合奠定了东晋的政治基础，而王敦与司马睿的结合奠定了东晋的军事基础。

“胡马”与“流民”

　　尽管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原政权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北方或者西北方游牧及半游牧民族的威胁，根据汉学家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的看法，十六国时期进入中原的五胡，大抵皆有长期在帝国边鄙生活的经历，或多或少沾染汉风，不能以纯粹的征服王朝视之，而可以将其定义为渗透王朝。但神州陆沉、偏安半壁，对于当时人而言，却仍是从未有过的、极具冲击力的历史经验。田余庆先生在书中曾对东晋不与刘、石通使的原因有精彩的发覆，抉出东晋早年的外交政策乃是承续司马越时代联合鲜卑，对抗匈奴、羯胡之旧恨。但另一方面，东晋南朝不可能永远保持拒绝与北方政权往来的僵化态度，田先生提到东晋末期杨佺期北伐时便与北魏有非正式的使者往来，而到了南朝，南北方之间官方使者往来报聘不绝，逐步建立以对等为基础的外交关系。尽管在史书中依然可以指斥对方为索虏、岛夷，但现实的南北分立之局，使得双方都面临着“天有二日”的正统危机，大约于自视为华夏正朔的东晋南朝尤甚。

　　除了面临着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正统的竞逐之外，胡马窥江则构成了对东晋王朝现实的军事压力，永嘉六年，石勒治军葛陂，声言南下，虽未成真，但足以让人窥破东晋在军事上的孱弱。司马睿孤身南下，本无多少实力依傍，南方虽然地域广阔，但政府控制的版籍人口较之于北方则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江南在此之前一直不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单元，人口寡少或许是一个主要原因，而东吴一代，汲汲于攻伐山越，远征夷州，大约也与人口不足有关。东晋欲以江南一地抗衡北方，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版籍人口不足所造成的无兵、无粮之困局，而国家优容士族，大族豪强借机大量庇荫人口，更深化了这一危机。司马睿起初信用刘隗、刁协，施行所谓的“刻碎之政”，征发僮客为兵，意欲以此对抗王敦，这不但激化了士族与皇权之间的矛盾，而且仓促征发的僮客，未经训练，甫上战场，一触即溃，证明了检括户籍一途并不可行。

　　司马睿最初能在江南站稳脚跟，大约还要感谢北方因战乱而长期未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权，无力南顾，给了东晋政权以喘息之机。外敌虽未步步紧逼，但朝廷“无兵”的危机依然需要一个可行的办法来加以缓解，而南下的流民逐渐成为东晋屏障国家的重要依靠。田余庆先生在书中对此有精辟的总结，指出“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是门阀政治得以维持的三个要素。之前的学者论东晋政治，大凡已注意到皇权与士族这两个因素，而流民这一要素的引入，则是田先生的孤明先发。永嘉之乱中大量南下的北方民众，往往依附于某一流民帅，群聚于长江一线，这些人虽不入版籍，不能为国家所直接控制，但国家可以通过对流民帅的任用与控制，将流民转化为抗击外敌、制约强藩的军事屏障，因而田先生敏锐地指出，其间的关节不在于募兵，而在于募将，北府兵的核心是北府将。

　　皇帝和士族是东晋政治前台的两个因素，但南渡的侨姓高门，同样并无多少军事力量，吴姓士族中倒不乏如周玘那样宗族强盛者，但似乎亦不足以为朝廷所信用。但无论士族还是皇权，其在前台的政治争衡，皆需要在背后以实力为依托，这便是流民帅所能提供的东西，因而东晋政治的争夺，后来愈来愈演变为对流民武装控制权的争夺。但是，一旦流民帅不再满足于扮演皇权与士族背后的角色，意欲走向历史前台，那么便意味着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门阀政治走向终结，刘裕代晋便体现了这一转变，正如胡宝国在《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所评论的那样：“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共天下”和“共地方”

　　一般而言，学者普遍倾向于将中古中国视为士族政治的时代，而日本与西方汉学家的用语稍有不同，习用贵族政治一词，多少显示出受世界史相关概念的影响。门阀一语在国史上并不罕见，但对于“门阀政治”一词的运用与定义，则是田先生的重要创见，并构成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核心概念，体现出他对士族与皇权关系的独特思考。田先生在论述中极其注意严格界定门阀政治的概念，他在1991年的再版题记中还特别提及：“初版中提到门阀政治即士族政治，这个提法易生歧义，第二版中删去了”，亦可见作者对于这一概念的反复斟酌，并试图与学界通行的士族政治一词相区分。田先生所谓的门阀政治，指的是：“门阀士族势力得以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这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其核心的要素有二，一是门阀政治的表象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即所谓的“共天下”；其次，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因而不可能长期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一朝。

　　这给后学留下了两个可以思考的进入点，一是田先生大约是不赞成所谓贵族政治的提法，他在书的开头就提到：“学者们或多或少地受西方古代史研究影响，无形中假借了西方古史概念，一般不太重视中国古代久以形成皇权政治传统这一历史背景。”因而尽管从表面上来看，田先生讨论的似乎是与国外汉学家相似的话题，但他的问题意识却是来自于中国历史本身，即田先生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古中国是否存在一个贵族社会，以及其是否可以与西方史上的类似时代相比附，而是中国长久以来的皇权传统为何在东晋出现了波折，出现了皇权政治的变态——门阀政治，进而探讨这一变态生发的原因及其向皇权政治复归的过程。这或许多少可以解释田先生在完成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之后，为何没有继续研究南朝史，而是将学术兴趣投向了北朝。田先生对于皇权政治生命力的判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东晋一朝，最接近夺取司马氏天下的是桓温、桓玄父子，而父子两人皆有专断、苛细之称，假若桓氏代晋成功，出现的当然会是一位主威独运的强势皇帝，绝不会继续与其他士族共天下，因而所谓的“共天下”，并非皇权与士族的共谋，而是双方实力平衡的结果。无论皇权还是士族，双方都未必满意这一独特的政治生态，只是皆无力改变。当然，这种“共天下”的局面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经验，淝水之战，孝武帝、谢安与桓冲和衷共济，使得东晋君臣避免了披发左衽的局面，大约是一个世纪的门阀政治中最光彩的一页，但这似乎并不足以使中国历史出现另一种走向的可能。美国汉学家伊沛霞（Patricia Ebrey）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何贵族家族没有利用地方基础，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从而使魏晋时期的政权进一步的碎片化，而是“在任何可行的时候，贵族都会见缝插针地在国家政权中谋取一席之地”，尽管这一提问本身源自西方史的经验，但恰好可以为田先生的看法提供一个有意思的注脚。

　　另一个问题则是，既然田先生认为门阀政治有非常强的特殊性，那么门阀政治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士族政治应该如何区分，在中古的其他时期，如南北朝、隋唐，士族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如何来加以界定，进而我们如何来理解士族在中古乃至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田先生本人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如果我们循着类似的思路，将皇权衰弱的标准定义为分权，那么东晋门阀政治无疑代表了中古皇权衰弱的顶点，士族与皇帝分享中央权力，是为“共天下”，这当然是极特殊的经验。但在魏晋南北朝，国家与士族分享地方政权这一现象颇为常见，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权力的衰退以及中央政局的不稳，使之无力渗透至地方，不得不仰赖与地方大族的合作，方能将某一区域纳入其政治版图。笔者姑妄称其为“共地方”，这无疑也是一种皇权与士族的分权形式，只是不如“共天下”那么极端。另一方面，中古士族在仕宦过程中拥有各种有形、无形的特权，其对清官的定义与垄断，无疑也构成了对皇帝任免官僚这一重要权力的削夺与分享，这大约也可以被视为另一种分权形式。那么如果我们从分权的形式与程度来重新思考皇权与士族关系的动态演变，或许能为观察中古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来源：东方早报2013-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