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考古来探索中国早期文明是从20年代末开始的。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大规模发掘，揭示了一个商代晚期的都城，伴随有一个巨大的帝王陵墓区，大量的出土遗物证实商代晚期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和成熟的文字体系，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但不像是文明的开始。主持安阳发掘的李济就曾说过：“殷商以前仰韶以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等于欧洲青铜文化的早中二期，及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这个文化埋藏在什么地方，固然尚待考古家的发现；但对于它的存在，我们根据我们考虑各方面事实的结果，却可以抱十分的信心。”（注：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年。）李济的预言到50年代就开始逐步验证了。从1952年起对郑州二里岗等处的发掘，不但确定了一个早于殷墟的二里岗文化，而且从1955年开始发现了一座商代前期的宏伟的都城遗址，其中包括有多处宫殿基址和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尽管它是不是成汤所建的亳都还有不同看法，但说它是一个都城级遗址，并且体现了较高的文明水准，则是没有争议的。

　　商代考古的重大进展以及一系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现，特别是龙山文化与商文化内在联系的识别，使许多学者坚信中国文明是本土起源的。例如梁思永早在1939年就从十个方面论证了龙山文化与殷文化的密切关系，　明确提出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注：　Liang, S.Y.: “The　Lungshan　Culture:　 A　Prehistoric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roceedings Sixth Pacific ScienceCongress, no.4,PP69—79,1939.中译文载《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在其所著《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的起源的考古学研究》（注：Glyn Daniel, “The First Civilization:　The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 Thames and Hudson, 1968. ）一书中指出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六大文明起源地之一。何柄棣从自然生态环境、农业、养畜业、陶器、青铜器、文字和其他方面详细论证了中原黄土地带是中国文明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的摇篮（注：Ho, Ping—ti, “The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 B. C. Chicago & Hong Kong. 1975. ）。张光直在其早年的著作中也明确地指出：“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具有特色的本地产物，是中国人民和他们的环境互相影响的结果。”（注：张光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继续探索》，”Archaeology”，vol. 30, no. 2 & 3, 1977.引文据《考古学参考资料》第一册20页，1978年。）事实上，从50年代以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是本地起源的，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独自发生的古代文明之一。

　　但中国古代文明并不是从商代才开始的，因而对于夏代文明的探索一直吸引着许多考古学家。1959年为着寻找夏墟而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是一座规模很大的都城级遗址（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那里有大型的宫殿基址和一万平方米以上的铜器作坊遗址，大家都同意它已进入文明时代，而年代比郑州商城早。至于早到什么时候，是夏是商还是前夏后商，长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1983年在二里头遗址附近的尸乡沟，发现一座晚于二里头而与郑州商城基本同时的大型城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 学术界逐渐认识到它的始建可能与商汤灭夏的事件有关，从而二里头遗址为夏都，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见解便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鉴于二里头已有若干用青铜做的兵器、礼器、乐器、工具、用具和装饰品等，并且有较大的铜器作坊；郑州商城则有更多、更大、制作也更精良的青铜器和规模更大的铜器作坊，至此李济关于夏和商代前期为青铜文化的预测便已得到完全的证实。而夏代不仅有青铜器，还有宫殿、宗庙和一系列典章制度，说它属于文明时代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中国文明的起源似乎还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是中原龙山文化，再以前是仰韶文化，三者在年代上是依次衔接的，中间并没有什么缺环。过去以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后来在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中都发现了不少小件铜器，甚至在仰韶文化的个别遗址中也发现有小铜器或铜器痕迹，说明那时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而应该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注：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是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一个时代。这样二里头青铜文化的产生也就不显得那么突然了。同样的道理，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文明的产生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前面必然有一个酝酿和逐渐走向文明的过程。从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使这个问题日益明朗起来了。
　
　　在中原地区，从1978年开始发掘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面积达300 万平方米，那里的墓葬非常明显地分为大中小三类（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其比例大约是1∶10∶90。大墓中随葬鼍鼓、大石磬、龙纹盘等大量高档次的物品，说明死者不仅富有，而且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小墓的死者则几乎一无所有。这种级差明显反映其社会已经形成为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式的结构。1977年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了龙山文化的城址（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1979～1980年在同省的淮阳平粮台又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址（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两处城址虽然都很小， 但前者城内有大片夯土基址和用殉人奠基的情况，后者城内有当时少见的全部用土坯砌筑的分间式房屋、炼铜遗迹和复式地下排水管道等，似乎不是一般的军事城堡，倒有些像是贵族居住的小型统治中心。这些发现都立即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的认为是夏代遗存，有的认为早于夏代。不管怎样，它们都比二里头文化为早。因而它们的发现表明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努力中，又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进入80年代以后，重要的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已经发掘了多年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到1983年又有新的突破。在一个大型的仰韶文化晚期聚落中，发现了一座特大型的房屋（注：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有前堂、后室和东西两个厢房，仅前堂的面积就超过130平方米， 前面还有很大的广场。前堂中有直径超过2.5米的特大型火塘和直径达90 厘米的顶梁大柱，地面铺类似于现代水泥的沙浆，墙壁和房顶都抹灰浆。如此规模宏大、设计严谨、工艺先进的房屋建筑，在以前的仰韶文化遗存中从来没有见过，显然不是一般性的公共建筑。有人称之为原始殿堂当不为过。大地湾除这座大型房屋外，还有几座结构和工艺相似的中型房屋和数百座小型房屋，是明显高于一般聚落的一处中心聚落。

　　在辽宁，从1983年开始发掘的凌原牛河梁则是一处大型的贵族坟山和祭祀中心（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属于红山文化晚期，与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聚落的年代相当。那里有许多巨大的积石冢，每冢有一座主墓，随葬猪龙等精美的玉器，上面还有一些陪葬的小墓。还有一座“女神庙”，出土了许多女性塑像的残块。其中一个人头跟真人的一般大，形象逼真；另有些耳、鼻和手臂等残块竟有真人的三倍大，塑像大小不等表明其地位不同，也许当时在多神中已经产生主神，反映当时的社会已经有等级的差别。郭大顺等认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已进入原始文明阶段（注：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 苏秉琦则认为当时“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注：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物》1986年第8期。）。

　　稍后不久，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中也露出了文明的曙光。 1986 和1987年，在浙江余杭县的良渚遗址群中，先后发掘了反山和瑶山两处遗址。前者是人工筑成的贵族坟山（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后者原来是建造在小山上的祭坛，后来又改做贵族墓地（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在这两处贵族墓地中， 出土了数千件工艺十分精巧的玉器，有的玉器上有近似微雕的王者形象或神徽。1987年底因为扩建公路而在良渚遗址群中间偏西发现一座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台城”，上面有数万平方米的夯土基址，推测应该是宫殿或宗庙一类大型礼制性建筑的地基。所有这些发现使人有理由推测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某种政治组织形式，论者多认为当时已进入初级文明社会。张忠培则认为当时已经是文明社会，只是在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还没有形成处于一尊统治的局面，而是被众多权贵分割统治的若干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注：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文物》1995年第5期。）。

　　在长江中游，早在50年代就已发现并且进行过多次发掘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在1990～1991年春进行全面考察时，确定了一个始建于屈家岭文化而一直沿用至石家河文化中期的古城（注：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它的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 是已知同时代的许多城址中规模最大的。对于城内外格局和出土遗迹遗物的分析，使调查者提出了“石家河文明”的概念。在此前后在长江中游还发现了若干屈家岭文化的古城，规模都不及石家河古城那么大，看来石家河一带有可能是整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中心区域或最发达的区域。

　　这些发现自然会引发人们的极大关注，同时激发考古学家们去寻找更多、更早的城址和高等级的大型聚落遗址。据个人不精确的统计，陆续发现的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史前城址，1991年以前有20多座，1995年即增加到30多座，至1997年更达40多座，现在已知有50多座了，发现速度是十分迅猛的。这些城址分布的地域虽然遍及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内蒙古和长江流域的湖北、湖南、四川和浙江等省，但还不能说已经非常普遍。一些很有希望的地方如河北、山西、陕西、安徽等省至今还没有发现。据说江苏已发现良渚文化的城址，也还没有得到确认。这些城址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少数可能略早于前3000年。郑州西山的仰韶文化城址和湖南澧县城头山最早一期属于大溪文化的城址，则已达到或接近于公元前4000年，是现在所知道的年代最早的城址。

　　过去因为考古工作做得不够充分，许多东西没有被发现出来，自然会低估某些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水平。例如龙山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理应属于铜石并用时代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在这个时期不但有铜器，还有玉器、漆器、丝绸、象牙雕刻和快轮制作的精美陶器，个别遗址还发现有原始青瓷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在物质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恰巧出现了一批礼制性建筑和较大的墓葬。从随葬品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墓主往往掌握了军事、宗教等方面的特权和大量财富。事实上这个时期物质文化的最新成就差不多全部为这些新生的权贵所垄断。权贵们不会满足于对本族平民的剥夺，在氏族血缘关系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剥夺自然还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于是他们把目标转向外部，为着掠夺资源和他人的财富不惜频繁地发动战争。正是在这个时期，专门性武器石钺等的出现与改进，表明战争越来越经常和激烈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战争的人自己也难免受到强敌的掠夺。为了免受战争的惨祸，只好下决心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来构筑防御工事。于是一大批城址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地拔地而起。

　　【关键词】长城地带；考古学；苏秉琦；区系类型

　　【作者简介】夏明亮，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童雪莲，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062）

　　【原文出处】《东北史地》（长春），2012．5．11—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10JZP0007）

　　长城是中国人在冷兵器时代发明的一项卓有成效的军事防御工程。其修建肇始于公元前7世纪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分散建筑，历秦、汉、金、明不断大规模修筑、增补，直至公元17世纪清王朝改大规模修筑为零散修补，前后历时两千多年。长城历史悠久、建筑宏伟、内涵丰富，关于长城的研究有着广阔的领域，不仅涉及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和中西交通等方面，而且涉及长城所在广大区域的地质、水文变化和生态等问题。【1】

　　因此，长城研究已渐为涉及领域广泛、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前。主要是一些历史学者（含历史地理学者）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对长城进行研究。其关注点主要是长城的历史沿革和大致的地理分布。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文物考古部门、科研单位等陆续对长城遗址进行考察，对长城的建置、沿革、战史、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大大推进了长城研究的进行。随着研究的深人，“长城地带”这一概念逐渐被学术界广泛应用。作为对长城分布地区的固定称谓。然而，迄今为止，对于这一名词所指的确切内涵及其所概括的确切区域，却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定义。

　　本文试图从“长城地带”这一名词的应用过程出发，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这一区域的历史的、地理的认识。厘清学术界对于这一区域研究的学术脉络。粗鄙挂漏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长城地带”概念的形成过程

　　“长城地带”，从其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上的探险考察区域称法的提出，到作为学术研究区域概念的界定（尤其是区域范围的界定），再到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固定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过程。

　　1．20世纪初西方学者对长城及其周边区域的探险考察活动与“长城地带”称法的较旱提出

　　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30年代，英、德、日等国家掀起了考察中国西北新疆、内蒙古、甘肃地区的探险考察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带有刺探我国资源情报、掠夺文物资源的性质，但也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些考察一定程度上涉及长城及长城地区的考察和研究，长城地带是作为地理概念上的一个探险考察区域而被使用的。

　　英国人斯坦因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3次到中国西北考察，对于长城有精彩的论述。在其1932年所著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他用了两章多的篇幅论述了汉武帝所筑长城及其周边区域。【2】

　　1927年，斯文．赫定组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其考察路线从北京经过包头、百灵庙至额尔济纳河流域，最后回到北京。中方团员黄文弼在对额济纳河流域进行考察时，发现了秦汉古长城遗址和居延汉简，这些发现及对其整理而形成的研究成果，成为深入研究长城区域社会经济的宝贵资料。

　　1930年，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与水野清一作为伪满考古机构“东亚考古学会”的留学生，考察了长城地带和锡林郭勒盟各旗。1935年二人合撰了《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至今仍是有关中国北方考古学文化的重要论著。【3】该书是目前所见最早具体提出和使用“长城地带”这一称法的论著，主要是用来指称地理范畴上内蒙古地区沿长城地带的区域。

　　另一个对长城地带做深入考察和研究的是美国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拉氏在1930年代初，对中国整个长城边疆地带进行旅行和学习。1939年写成《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以长城及其周边的区域作为对象，从边疆史角度探讨中国历史及其地缘政治问题。提出了“长城边疆地带”的概念，认为长城不是一个绝对的边界的“线”，而是一种“被历史的起伏推广而成的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4】他认为长城边疆地带的形成是自然、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长城一带既是中国辽阔边疆的缩影，也是反映中国历史的视窗。”【5】拉氏是第一个明确将长城作为一个“地带”去考察其周边区域的人地关系、社会景观、历史功能等的学者，明确了长城地带不仅是地理上的一个“线”或者“带”的概念，更是沿长城一线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特定历史、人文、自然等综合内涵的区域地带的概念。拉氏的这一提法促进了日后“长城地带”概念的形成，并推动了其学术意义和研究内涵的丰富和扩展，学术意义不容低估。

　　2．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学者对长城地带的考古研究及苏秉琦对“长城地带”考古学区系概念的初次界定

　　1971年，姚大中在台湾出版《古代北西中国》【6】，从边疆史和民族史的角度去考察古代长城，分析指出，长城从初建时的国界线到汉代的攻势长城及其后世的防御长城，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其性质不断变化。从中探讨分布在古代长城区域中的游牧民族的历史，进而以此来考察分析古代“中国”的历史。其视角和视野都相当有创建性。

　　1979年，逯耀东分析了鲜卑族进人中原后的汉化过程，指出在长城与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着一个半农半牧的中间过渡地带，这一地带曾是“汉武帝为阻止草原民族的入侵所建立的防卫性的屯垦区。这些地区在汉朝崩溃后孤立地发展，成为草原与农业文化接触的过渡地带。”认为游牧民族南下越过长城后，其“汉化程度的深浅与缓速，恰和他们居住在这个地带时间的久暂成反比”。【7】

　　大陆学者最早、最全面对“长城地带”进行论述、划分的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经过多年考古发掘和思考，他在1975年8月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学生讲课和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考古规划会议上，提出了思考多年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学说。【8】1981年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以书面形式阐述了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将全国划分为六大区系，其中之一即为“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9】正式把“长城地带”作为北方地区的核心提了出来。同时，苏先生对其范围进行了大致的划分，指出：“这一地区从东向西主要包括以昭盟为中心的地区；河套地区；以陇东为中心的甘青宁地区三个部分。”对长城地带作了一个比较明确完整的区域划分。苏先生提出这一区系理论，得到了考古学界的广泛认同。在苏先生的带领之下，更明确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这一专门课题，其后，从1982—1986年召开了一系列有关北方地区考古的学术会议，长城地带作为北方区系的核心地带在考古学界得到普遍的认同。【10】

　　3．改革开放后长城地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与多学科“长城地带”概念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研究的视野得到了大大的开阔，综合考察研究长城，成为推动长城研究的关键问题。随着领域的开阔和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对长城的关注，需要更加深入了解长城概念所包含的内涵，加深长城周边区域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研究。长城周边区域研究的深入，对于这一区域的具体范围和名称定义，成为各个学科的研究者需要讨论的问题。与“长城地带”相类似的概念也相应出现。随着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这一区域进行定义、区域划分。长城地带所包含的语境意义不断扩大。

　　20世纪90年代初，李凤山结合多年的民族学研究的成果，从民族的角度提出了“长城带”的概念。他指出“两千年间，活动在以万里长城为中介的广阔地域范围之内的民族，与长城、与长城区域内的各个人类群体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认为“这样的历史的动态关系，仅一线物化了的长城，是不能代替和反映的”【11】，因此，提出了“长城带”这样一个概念。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长城带”民族融合、经济文化交流等角度论述，深化长城带的区域研究。【12】同时划定其范围为“以万里长城为中介，范围大致包括今天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以及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和青海、新疆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在中国北方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万里长城南北各数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东西数千公里的广阔地带。”【13】它从民族融合角度定义了“长城带”，在长城区域民族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1995年冯嘉萍等《万里长城的地理界限意义》一文，从地理学的角度考察长城地带，全面阐释了长城的“地带”意义，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是长城形成的基础，然而‘人’——不同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对地理环境有很强的选择。长城地带正是历代各政治集团的统治者，为了地域的扩张或防御，选择并逐步形成的‘力’的平衡带”。【14】同时，从自然、政治、文化、经济地理的角度，充分分析了长城的“地带”性特征，对长城地带的地理特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释和说明。反映了长城地带这一名称含义的不断深化以及广泛化。

　　由于长城及其分布地区处于生态敏感带。近年来，长城地带的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成为长城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孔繁德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长城在修筑、使用过程中对区域环境的影响，借此分析现代长城地带生态环境问题和解决对策。【15】邓辉、韩昭庆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出发，以长城作为标尺，考察长城地带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问题。【16】这些研究拓宽了长城地带研究的领域。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也深化了长城学的研究。

　　4．“长城地带”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过程

　　通过梳理长城地带研究的过程，不难看出，“长城地带”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和学科研究中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过程。

　　最初，“长城地带”是作为地理意义上一个区域指称而出现的，由20世纪30年代西方来华探险考察活动催生，其第一次被明确使用则是源于考古学，是由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与水野清一在《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中提出的，用以指称地理范畴上沿长城地带的区域。

　　概念的第一次深化是由美国的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提出的，他是第一个明确将长城作为一个“地带”去考察其周边区域的人地关系、社会景观、历史功能的学者，明确了长城地带不仅是地理上的一个“线”或者“带”的概念，更是沿长城一线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特定历史、人文、自然等综合内涵的区域地带的概念。接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考古学者越来越深入地对长城地带进行研究，“长城地带”这一概念作为一个考古学名词开始被规范化应用。苏秉琦先生最早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将其作为考古学区系类型中的北方地区核心提出来，对其范围进行了大致的划分。在一系列的有关北方地区考古的学术会议上，长城地带作为北方区系的核心地带在考古学界得到普遍的认同，并开始作为考古学名词被固定下来。

　　改革开放后，随着长城研究的不断发展，历史地理学、边疆史、民族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各个学科将目光集中在长城研究方面。对于这一地区的称谓也不断出现，如“长城地带”、“长城带”、“长城分布地区”、“长城沿线”等一系列称呼相继提出。而被考古学界规范应用的“长城地带”受到了各个学科的认同，成为指称长城区域的规范化名称。许多学者亦从本学科的角度对这一地带所涵盖的范围进行划分，长城地带的定义逐渐明晰化。同时，考古、民族、地理、历史、边疆研究等学科也在努力构建着长城地带的“区域史”。

　　二、“长城地带”概念表述的合理性及其源于考古学的缘由

　　“长城地带”概念之所以形成，并在后来被固定为用以指称长城沿线地带这一特定区域的学术术语，是有其合理性的。

　　1．长城的带状分布特征符合“长城地带”的表述方式

　　长城是冷兵器时代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其修筑主要为了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自春秋战国以后，秦、汉、金、明等20几个王朝都修建了长城，这些长城分布具体位置不完全相同，但各朝代长城的走向却具有一致性，都沿着北方地区自东向西呈带状延绵分布。“由西向东，自甘肃玉门关外，沿着河西走廊北侧，东行经沙漠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处，再循内蒙古高原和冀北山地交错带，蜿蜒在燕山和太行山山岭的背脊上，随山势而转，直抵大海边缘。”【17】是一条重要的人文界线。

　　这些长城大都分布在自然地形地势的过渡地带上。长城带北部分布着辽阔的蒙古高原，南边则是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及河西走廊，是地理地貌上的带状过渡区。除此之外，这些长城还分布在气候的过渡带及其影响下的农牧界限的过渡带上。除东西两端分别位于半湿润和干旱地区外，长城地带大部分地段位于我国由半湿润向干旱气候区过渡的半干旱气候区，由于水分、气候因素的影响，这一地区恰好处于我国的农牧交错地带。农牧界限空间在这一地区频繁搬动，长城成为这一地带的重要分界线。

　　由于这些长城的带状过渡区域性质，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向来沿着长城一线不断彼此争夺，使之成为历代各政治集团为了地域扩张或防御，选择并逐步形成的“力”的平衡带。

　　因此，“长城地带”的表述在学术研究上来讲，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2．长城地带的带状文化特征符合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分析和运用据前文所述，“长城地带”作为一个名词第一次出现是由考古学者（日本的江上波夫与水野清一）提出，其作为真正固定的学术概念术语是由中国的考古学者苏秉琦先生提出并界定的，可以说，“长城地带”是源于考古学科的一个学术概念和术语。究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1）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研究方法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18】，是通过田野调查发掘工作，探索生活在特定地区的古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学科。中国大陆幅员辽阔，不同区域之间的地理环境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在这些地理环境迥异的大部分区域内，人们适应着各自独特的生态环境而生活着。不同地域的人类共同体所遗留的物质文化遗存必然有着独有的特征。这些遗迹和遗物都有着空间维度。许多研究都指明考古资料具有重要的空间指示意义。因此，自考古学出现以来，许多的考古学作业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空间分析方法。通过对不同区域的考古遗存进行比较研究，从区域的物质差异和分布差异角度来探讨文化的形成和解释文化复杂性，从而揭示史前时期不同地区文明的形成，这一方法来自于地理学，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区域划分对考古学发展有重要意义。中国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即近代考古学形成初期，就进行了分区研究。无论是梁思永和尹达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东西二元对立说，还是梁思永关于龙山文化的分区研究，都是力图来发现和分辨当时所知文化的区域差异。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各地田野考古工作纷纷开展，考古资料迅速增加。人们认识到各个地区的文化属于不同系统的古代文化。这以后关于新石器时代的著作中，往往分区域来论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20世纪60年代，关于仰韶文化的考古资料空前增多，苏秉琦把仰韶文化分为从洛阳到陇东这样一个东西狭长的中心区及其外围地区。中心区和外围都可以根据区域性特征再划分不同的类型。【19】20世纪70年代一80年代，苏秉琦把分区研究理论应用到了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之上，提出了著名的区系类型学说，将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并亲自应用它指导实践活动。苏先生的这一学说得到了考古学界的广泛认同，在他的带领下，各个区纷纷以区系理论指导具体的考古活动，区系研究理论成为指导新时代考古学的重要理论方法，区域分析的重要性被考古学者充分认识，并在考古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被应用。

　　长城地带处于气候过渡带，环境脆弱地带，从史前到历史时期都是北方游牧文化与黄河流域农耕文化接壤、过渡地带，是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地带。具有丰富的文化遗存。是中国北方区系的核心地带，具有极大的考古研究价值。加之，l980年开始，苏秉琦先生以长城地带作为区系理论的重要“试验地”，亲自指导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推动了长城地带在中国考古学界重要地位的确立。

　　（2）长城地带的阶段性区系文化特征

　　长城及其附属设施在历史上呈“带”状分布在中国北方地区，这一地区在长城修建以前的史前时期即有着灿烂的文化，历史时期的各种文化更是延续不断。长城地带史前时期就有着灿烂的文化，长城地带东段属于“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系，经历了兴隆洼文化佢今8000——7000年），赵宝沟、红山、富河文化（约距今7000——5000年左右），小河沿文化（距今48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L早期青铜文化，距今4500——3500年）。长城地带西段属于黄河中上游以仰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区系，经历了老官台文化佢今7800——7300年），马家窑文化（距今7000——4000年），齐家文化（距今2025±155年——1915±155年）各阶段。

　　长城地带东西两大区系的古文化开始直接接触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地点在河套至岱海一带。当中原文化进入龙山文化以后，这个地区的古文化也强烈表现出龙山文化的特点。同时，此时在长城地带西部兴起的齐家文化亦悄然出现于河套地区。【20】夏商时期，长城地带的东部和西部，古文化的演变空前激烈，文化面貌与中原文化的反差愈来愈突出，东西部之间的联系明显加强，南北向各自和中原文化联系，逐步为东西向的长城地带东西部之间的联系代替。“随着联系的不断加强，长城地带形成了一条以花边鬲为代表的陶器群，和北方系铜器群一起，在长城地带构成一条特征鲜明的文化分布带。这条文化带到周代经历了一次较大的组合，变成以青铜短剑为特征，东部流行曲刃剑，西部流行触角式剑，在长城地带东西对峙，长城亦随之出现。”【21】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侯与北边匈奴等民族的斗争日趋激烈，秦、赵、燕等诸侯纷纷在北边修筑长城，其后，为防御北边匈奴等游牧民族，秦、汉亦大规模修建长城，在长城地带形成了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较量。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秦、汉政权除修筑长城外，还不断往这一地区移民屯垦，大量的人口被迁移到了长城地带，在这里，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互斗争、不断融合，长城地带成为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一个汇聚地带。

　　自秦汉以后，每个朝代长城的修筑都标志着一条特殊的文化带的兴起，这些文化带不仅仅包含考古学文化，同时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这些文化带也都是长城文化带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长城地带的文化一直在这种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此消彼长中不断发展，形成了很好的延续性，构成了北方文化的重要部分。

　　三、“长城地带”概念在考古学科的日渐广泛应用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区系类型理论，长城地带成为北方区系考古文化分布的核心。与其有关的考古研究蓬勃发展，大批的专家投入到这一区域的考古研究中。“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这一专题逐渐深入，大量的相关成果不断发表，一系列以“长城地带”命名的学术研讨会召开，这使“长城地带”逐渐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考古学名词。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考古学界，“长城地带”被广泛地规范化应用，日渐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考古学概念。其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长城地带”考古为论题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座谈会的召开

　　在苏秉琦先生的主持和带领下，以长城地带为核心的北方地区考古工作火热地展开，充分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在河北张家口蔚县西合营三关考古工地、辽宁省朝阳市和喀左县、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甘肃兰州市和内蒙古包头市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其中1983年的朝阳会议和1984年的呼和浩特会议都提出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这一专门课题，会议还专门编辑了座谈会文集【22】，推动了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进入21世纪以后，长城地带考古文化研究继续发展，分别于2001年8月在吉林召开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8月在呼和浩特召开了“内蒙古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汇集了中、日、俄、美、韩、蒙等国的大批考古学家参加，会后出版了专门性的论文集。这些会议的召开，说明了长城地带在中国考古学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考古学界对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重视。（见下页表一）

　　2．以“长城地带”作为题名的专业论文、学术著作的刊著

　　苏秉琦先生提出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区系以后，大批的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章节以“长城地带”作为题名或关键词，围绕长城地带的考古发现及其所包含的考古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一篇博士论文以北方“长城地带”命名【23】，还有大量的文章虽然没有以“长城地带”作为题名和关键词，亦围绕这一论题进行相关的研究（如下页表二）表明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在考古学界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

表一　以“长城地带”作为题名的学术会议

　　3．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大批相关专家的出现

　　自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考古学区系类型论以后，考古学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以长城地带为核心的北方地区考古工作从以往被忽视的境地中走出来，大批的专家学者和专门的研究机构进行着长城地带的考古研究。

　　最重要的“阵地”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设立于1999年，其前身是“吉林大学中国北方考古研究室” ，长期致力于以中国边疆及其毗邻地区的古代文化、古代人类、古代环境等课题为重点研究内容。许多在长城地带研究有巨大贡献的学者，如朱泓、林沄等都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培养了大批的学术人才，还定期出版专题性的学术刊物《边疆考古研究》，目前已经出版了9辑。

　　另外，内蒙古文物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等单位对于长城地带的研究也做了许多的工作。促进了长城地带考古研究的发展。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长城地带考古研究在考古学界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研究方向。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的初期，是长城地带考古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时期，考古学者对这一区域做了大量的研究，“长城地带”逐渐成为考古学者经常使用和广泛认同的学术术语。

　　四、结论

　　长城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象征。对于长城的深入研究不仅能为长城的保护提供合理建议，同时可以了解长城所承载的丰富的文化内涵。长城地带是古代长城分布的主要区域，是长城这一工程的承载区域，是古代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的主要区域。中国历史上的诸多问题，都集中的反映在这里；同时，长城地带也是生态敏感带、农牧交错带，中国北方自然环境变化，最迅速地在这一区域表现出来，因此对于长城的区域研究是相当重要的。

表二　以“长城地带”作为题名的论著

　　综上所述，本文梳理了“长城地带”概念的形成过程，从最初作为一个自然地理概念上的探险考察区域称谓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到作为学术研究区域概念的界定，再到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固定概念，在考古学中广泛应用，同时探索其在考古学中广泛使用的原因及其表现。

　　随着长城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扩展，“长城地带”概念逐渐被不同学科接纳和逐渐广泛应用，其在不同学科的具体的扩展过程和内涵界定尚需要进一步探讨。

注释：

【1】罗哲文、董耀会：《关于长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文物春秋》1990年第1期。

【2】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作者在奉书第10章“古代边界线的发见”、第11章“沿着古代中国长城发现的东西”两章中，对长城及其区域地理状况进行了集中论述。

【3】【日】水野清一、江上波夫：《内蒙古·长城地带》，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一册，新时代社，1935年。本书包括内蒙古细石器文化——内蒙古锡林郭勒新石器时代遗迹、绥远青铜器、中国北疆绳席纹土器遗迹三部分。江上波夫较早对长城地带进行了专门的考察和研究。

【4】欧文·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3页。

【5】章永俊：《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66—80页。

【6】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国》，台北：志成出版社，1971年。

【7】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拔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页。

【8】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9】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其他五个区系分别是：陕豫晋邻黄地区，山东以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鄱阳湖一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

【10】苏秉琦先生关于“区系类型”的论述贯穿于其1975年以后发表的大量演说、论文，收于199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论文集中。在考古实践中对“以长城地带为核心的北方区系”的范围和含义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和完善。

【11】李凤山：《长城与民族》前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12】李凤山从1990年代陆续发表了《长城带民族融合史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长城与民族融合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论长城带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述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与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等文章，从“长城带”的角度来考察长城与民族、经济文化的关系。

【13】李凤山：《长城带民族融合史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14】【17】冯嘉萍、程连生、徐振甫：《万里长城的地理界限意义》，《人文地理》1995年第1期，第50—55页，第50页。

【15】孔繁德：《中国长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历史作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国古代生态环境的破坏与长城位置的移动》（《中国北方资源开发与环境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中国长城与可持续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8年增刊】、《中国长城沿线生态脆弱性分析及生态保护对策》【《中国（香港）长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长城（香港）文化出版社2002年】、《中国长城沿线生态特点及保护对策》（《水土保持研究》，2006年第2期）一系列论文讨论了长城区域的生态问题。

【16】邓辉等：《明代以来毛乌素沙地流沙分布南界的变化》，《科学通报》2007年第21期；韩昭庆：《明代毛乌素沙地变迁及其与周边地区垦殖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页。

【19】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30多年后，在其《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实践和探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的陈述。把仰韶文化系统地划分为三个区系，分别称为东、中、西三支，大体上是原来仰韶文化中心分布范围的东、中、西三个区域，又不完全重合。

【20】【21】韩嘉谷：《论前长城文化带和其形成》，《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

【22】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文集》，1983年7月；苏秉琦《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新进展——1984年8月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上的报告提纲》，《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年第4期。

【23】常娥：《内蒙古长城地带先秦时期人类遗骸的DNA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文章来源：《历史学》201212

　　一、此碑研究述略

　　2012年11月4日至6日，集安市文物局根据国家和省主管部门的意见，组织专家组到集安鉴定、论证此碑。集安市政府主持召开了“2012年文物专家论证会”。专家组组长为林沄，成员有魏存成、张福有、徐建新、耿铁华、孙仁杰。省文物局金旭东、郑国君及集安市有关部门和人员参加了鉴定、论证活动。专家组听取了集安市文物局作的石碑发现情况报告，到麻线河现场作了考察，观察了石碑，开展了初步讨论。一致认定，这是一通高句丽石碑。

　　2013年1月4日，《中国文物报》在第2版以较大篇幅报道了此事，署名为“集文”，题为《村民发现并报告文物部门吉林集安新见高句丽石碑》。报道称，专家组论证后认定，石碑为高句丽时期碑刻，年代应为高句丽好太王时期。配发了《集安高句丽碑位置图》和《集安高句丽碑拓片》，首次公布了初步考释的140个字的碑文。

　　1月15日，《新文化报》在B02版刊发记者卢红的专题报道，以《集安发现高句丽时期记事碑》为题，报道此事，扼要介绍了专家组林沄、魏存成、张福有、徐建新、耿铁华、孙仁杰的意见。关于此碑的具体年代，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此碑年代可能在好太王碑以前，二是认为此碑应为好太王为先王所立石碑，三是认为可能是长寿王时所立。

　　2月20日，《中国文物报》在1版刊发望山《吉林集安新发现的高句丽石碑在韩国引起强烈关注》一文，称有人认为该碑是伪刻。

　　2月28日，集安市博物馆编著、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集安高句丽碑》一书印出。此书是集安高句丽碑的第一部专著，包括专家组论证意见、前言、出土纪、调查、释文、书体比较、研究、价值、技术保护报告、日志等，将好太王碑、中原高句丽碑、冉牟墓志作为附录，连同28幅插图、43幅图版，一并发表。该书为16开本、14印张，封套精装，印制精良。在很短时间内拿出这一重要阶段性成果，难能可贵。

　　二、石碑的周边环境与石碑现状

　　2012年8月23日清晨，笔者在孙仁杰先生的引领下，到石碑出土地了解情况。

　　11月5日，笔者应邀作为“2012年文物专家论证会”专家组成员再次到石碑出土地考察。

　　12月1日，笔者在迟勇先生的引领下，到石碑附近的建疆、红星采石场考察。这两处采石场的石质都是花岗岩，与石碑材质相同。就石头颜色和石英含量看，可以认定，红星采石场粉黄色石材更接近石碑石材。石碑的石材当出自红星采石场，并非出自集安五女峰古代采石场。

　　该石碑呈“圭”形。石碑两侧均无文字。

　　碑阳，石面略凸，整体上不如碑阴平整、光洁。文字为阴刻，汉字，隶书。布局得当，竖书，自右至左共10行。一般认为原碑文应有218字。右上角因残损而失去11个字。由于长期受河水沙石冲刷，致使朝河心方向的碑的上端漫漶极为严重，字迹模糊难辨。

　　集安文物专家论证会介绍的碑文，基本上是《集安高句丽碑》一书所刊碑文，与《中国文物报》发表的140个字相比，多了16个字。在156个字中，出书时比向专家介绍时改了两个字：第三行第18字 “□”补为“而”，第七行第15字“遣”改为“□”。由简体字变为繁体字。

　　第一行，第7字为“授”。第二行，第10-13字为“靈祐護蔽”。第三行，第10字为“此”，第18字为“而”。第四行，第6字为“户”。第五行，第8字为“罡”，第11字为“王”。第六行，无变化。第七行，第18字为“其”。第八行，第15字为“以”。第九行，第7-8字为“擅自”。第十行，第2-3字为“如有”。共156字。不足之处是，“继”“弥”“与”三字，碑上是简体，书中印成繁体“繼”“彌”“與”，略嫌失真。

　　集安高句丽碑现存放于集安博物馆新馆大厅中，加石座和玻璃罩。配有简介、156字释文及小于原件的碑文拓片复制件。

　　三、对碑文释读的补充与修订

　　2012年11月5日，笔者作为论证会专家组成员，第一次见到此碑。由于时间太紧，只是匆忙拍摄一些石碑和拓片的图片，未能仔细揣摩及做些重点文字辨析。

　　2013年1月4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了《村民发现并报告文物部门吉林集安新见高句丽石碑》的专题报道。笔者立即与吉林省文化厅、吉林省文物局及吉林省文物考古所商量，于1月11日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丽群女士和当时正在长春的孙仁杰先生专程到集安，在1月12日至14日，仔细观察、拍摄石碑并拓片。在集安市博物馆的大力支持下，调阅了周荣顺、江化国与李光夫、孙仁杰不同版本的7张拓片并拍摄。白天拍摄，晚上及时进行识读研究，有疑问，丝毫也不放过。第二天再到原碑前仔细比对，进行局部拍摄，与孙仁杰先生在现场开展讨论，消除文字释读疑点。终于使碑文释读有了突破性进展。

　　碑阴，中间有一行文字，刊刻不直，漫漶严重，确实难以识读。通过放大拓片照片、调整曝光量和亮度、转换成底片模式再放大等措施，再和多种图片反复比对后，笔者首次释读14个字。3月4日至8日，笔者又专程从长春到集安，与孙仁杰、迟勇先生悉心研究周荣顺捶拓的4张碑阴拓片，确认中间一行文字应有20个字，努力辨认出17个字如下：

　　□□國烟□守墓烟戶合廿家石工四烟户頭六人

　　碑阴，石面略凹，打磨细致、均匀，整体上较碑阳更为平整、光洁。碑阴上端及两侧边缘部位，原来皆有文字，但早已被人为损毁，痕迹明显。两侧边缘部位文字更难释读，仅在左下方距底边11厘米、左边5厘米、中间一行文字最后一字“人”字23厘米处，读出“國六人”三字。

　　从1月10日到2月9日，在集安文物论证会介绍的156个字的基础上，碑阳共释读190个字，新释读46个字，其中有12个字与原释读不同；碑阴释读20个字。共多释读66个字。

　　上述释读暂阙的17个字，根据于丽群淡墨拓片，已试释。碑右上角缺失的11个字，亦试补。这28字，因有推测成分，故未写入释读文本之中。

　　自1月4日《中国文物报》公布140字碑文之后，笔者将几次去集安拍摄的此碑拓片资料发给林沄、魏存成、徐建新、孙仁杰先生，共同释读、研究碑文，并组织国内专家学者和文博人员写出16篇论文，将陆续由有关专业报刊刊发。在研究中，呈现多种意见，比较活跃。

　　在释读中，笔者严格坚持从拓片出发，凭照片说话，依字形为主，兼顾文意。生词应能从汉唐之际中国古文献中找到例证，文字的摩写应能从汉魏晋碑帖中找到参照。

　　关于集安高句丽碑的立碑年代，《中国文物报》“集文”的文章认为，“此碑年代不会早于好太王时期，应是好太王为先王所立石碑。”《集安高句丽碑》一书中提到：“目前辨识出的文字中，还没有足以说明集安高句丽碑立碑年代的记载。”现在，可以说，“丁卯歲刊石”，就是集安高句丽碑立碑年代的记载。在1月10日夜笔者最初识读时，“丁卯歲刊石”被认为是“丁卯年刊石”。2月5日，笔者请林沄、魏存成、蒋力华先生重点讨论这五个字。林沄先生提示：第一字“丁”字“横”之下，可取左侧“弯勾”。第三个字更像“歲”字。遂将第三字“釐”为“歲”字。从中可知，此碑立于“丁卯歲”。虽然每60年有一个“丁卯歲”，但距好太王登祚到长寿王迁都最近的一个“丁卯歲”是长寿王十五年（427年），这就锁定了该碑的立碑年代。因为前一个丁卯歲是第十六代王故国原王三十七年（367年），尚未到第十七代王小兽林王三年（373年）“始颁律令”之年，更未到故国壤王和好太王时期。后一个丁卯歲是第二十代王长寿王七十五年（487年），已迁都60年，买卖烟户问题已不会是当时的主要问题。

　　从好太王即位的“辛卯”到长寿王迁都的“丁卯”，中间历有“癸卯”“乙卯”，从拓片、照片的字形看，皆不如“丁卯”充分、可信。如为“乙卯”，则缺乏字形依据。如为“癸卯”，则“癸”字缺笔太多，且公元403年及此前的“癸卯”，在“定律”的“戊申”公元408年之前。如果“戊申”再往前提，在好太王之前并未给王陵立碑，便无从刊石定律，不合逻辑。无论是拓片还是照片，“丁”字书写允当，位置合适。“丁卯歲刊石”，坚确不移。如果抛却毫不缺笔的“丁卯”不取，为了证明此碑为好太王所立而取缺笔很多的“癸卯”，有失客观，明显不妥。“丁卯歲刊石”，是难以否定的。据此可定，该碑比好太王碑晚立13年。长寿王立完此碑即迁都。也就是说，集安高句丽碑为长寿王时所立，不是好太王时所立。

　　关于“戊□”，从笔者拍的若干照片上看，既不是“戊子”，也不是“戊午”，而是“戊申”，即好太王十八年，公元408年。此为好太王“定律”之年，而不是立碑之年。

　　集安高句丽碑碑文为汉字隶书，古朴典雅，渊源有自。碑文中的“继古人之慷慨”，与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中的“伊古人之慷慨”，仅一字之差。“四时祭祀”源于《周礼》《礼记正义》《尚书正义》等，“追述先圣”与《后汉书》中的“念述先圣”等十分相近。“功灬勳弥高烋烈”，直如北魏等文献中的“崇功伟烈”“丰功伟烈”“隽功伟烈”，与“刊石树碑，表尚烋烈”字近义同。“宣示后世”，出自十六国后秦时文献中“当以何名宣示后世”。碑文本身即属中国古碑铭体。集安高句丽碑的真实性毋庸置疑。集安高句丽碑的价值难以估量。勿以石喜，勿以文悲。这是文化，这是历史。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2013年04月12日

　　陶器的发明，被公认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它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发生质变的东西，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的新篇章，无疑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

　　关于最早的陶器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在哪里一直是充满争议的话题。关于中国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的研究成果，发表在2012年6月28日美国的《科学》杂志上，中美科学家对仙人洞出土的一个大陶碗的碎片进行了鉴定，认为这些碎片距今已有两万年历史，这自然成为目前世界已发现陶器的最早年代，立刻引起广泛的关注。

　　两万年前，当这些陶碗制成的时候，地球正处于末次冰期的冰盛期，是最寒冷的时期，因而测定颠覆了陶器是在全新世大暖期来临后才出现的观点，那时显然还没有农业，人类应该处于狩猎或渔猎阶段。

　　仙人洞遗址坐落于江西万年县，地处赣东北石灰岩丘陵地区的一个山间盆地。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的考古学家就对遗址有过大规模的发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美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栽培稻植硅石标本就发现于此。那时也发现了早期的陶器碎片，但由于都比较碎小，无法提取里面残留的有机物进行直接的年代测定，而且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陶器的发明与农业的出现、人类的定居生活等有关，所以认为陶器最早出现的时间基本上应在距今一万年左右。此次的研究成果为探讨现代人应对环境变化的策略以及研究陶器在人类社会发展演化中的作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中国之前，日本是最早宣称发现了万年以前陶器的国家，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亦发现了早期陶器。有迹象显示北非的陶器在距今一万年前也独立发展出来，而南美的陶器则是在距今7000年左右发明出来的。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而是在许多不同地区分别独立起源的，只不过不同地区的陶器呈现出一些相同性。虽然陶器的起源是独立的，但在距今5000年前，世界的全球化慢慢开始，独立起源的陶器开始了传播与交流。约在公元前6000年至前4000年，陶器的需求量大增，最初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增加了艺术性和观赏性，城市对陶器的需求增加了，于是陶轮在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发明，为陶器生产带来革命，专门化的陶艺家分化出来，专门满足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对于陶器的需要。而在相同历史时期中国的跨湖桥文化中也发现了使用陶轮的痕迹，而且原始瓷器开始出现。

　　在欧洲，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终于发展出拥有自己风格的陶器，到了罗马帝国初期，大型陶器工场的出现令陶器的质素及产量上升，制陶技术也随着罗马帝国的影响在在整个欧洲传播，北至英国、丹麦，东至希腊，一直影响到北非。这一时期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陶俑开始出现，秦始皇陵中的兵马俑就是最为鲜活的证明，而秦汉时期的陶砖、陶瓦和瓦当，制作工艺精美，显示了当时制陶艺术的覆盖面。而早在商周就开始出现的原始瓷器也正在向真正的瓷器转变。可以说，在陶瓷领域，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技术领先者，也是传播的源头。

　　如同树的年轮可以推断精确的年代一样，陶器是一种可以反映文化承续的标志性器物。我们在一个考古学遗址经常会发现陶器碎片的遗迹堆，这些陶器碎片与其他的瓦砾混在一起，但陶器碎片的沉积层往往会为考古工作者提供最为可靠的年代顺序，从而确定不同陶器对应的不同的断代标准。

　　两万年前的陶器今天依然被我们广泛使用，中国的紫砂壶，日本的陶艺产品以及欧洲的彩陶艺术一直都是收藏家的最爱。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起源与传播路径反倒并不重要了，它所承载的生活方式、艺术审美作为一种文化，显然更具有持续性。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2年12月24日12版），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12-27

　　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是研究中国现代人起源和古人类生活的直接证据。考古发掘则是获取这两项证据的主要渠道。目前，我国的古人类考古资料为我国古人类演化提供了哪些支持？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用古DNA研究人类起源，目前有何进展？

　　高星：古DNA只有在特别理想的状态下才会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目前最大的收获是从距今4万年左右的田园洞人类肢骨上成功提取到DNA，并对其成功测序。结果表明，田园洞人是目前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找到的最早的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而且田园洞人与东亚现生人群关系很近，而与欧亚大陆西部和非洲的现生人群关系疏远。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一发现对现代人“多地区进化说”特别是中国现代人的起源研究有何贡献？

　　高星：这一结果说明古DNA研究是可以为相关研究带来突破的，但我们还不能从中推断4万年以前的祖先来自哪里。

　　《中国社会科学报》：山顶洞人和“北京人”是一脉相承的吗？

　　高星：北京猿人在大约30万年前就消失了，山顶洞人是距今3万年前才出现的，二者之间存在20多万年的差距。不能狭隘地认为北京猿人就是我们的祖先，因为这一支系或许繁衍下来了，或许灭绝了，或许迁徙到其他地方。重要的是找到演化链条上缺失的环节。

　　《中国社会科学报》：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的发现对“中国现代人本土起源”观点能提供多少支持？

　　高星：经过年代测定，老奶奶庙遗址为距今6万—5万年左右。这个遗址的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否定了分子生物学界所认为的在距今10万—4万年间，由于冰期存在，中国的古人类和动植物灭绝的观点。但这个遗址并没有发现人类化石，它对中国本土人群连续演化的论断有支持和强化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周口店等遗址的考古材料在研究中国现代人起源中的作用是什么？

　　高星：正是基于周口店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20世纪30年代的古人类学者提出了“多地区进化说”。该遗址使我们知道人类进化还存在直立人阶段，而且直立人具备制造工具、有控制地用火、狩猎的能力。这些行为能力在更早的南方古猿和现代人之间架起了系统演化的桥梁。

　　除了周口店，全国还有200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人类化石和极其丰富的石器、被人类改造过的动物碎骨、用火遗迹等文化遗存。应该说，比起支离破碎的人类化石证据，丰富的石器文化遗存对中国乃至东亚现代人起源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模式提供了系统的、坚实的支持证据。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7日第389期

2月6日，考古工作人员向媒体展示出土的唐代“鹦鹉衔绶带铜镜”。

　　新华网上海2月7日电（记者孙丽萍）上海文物局和上海博物馆6日公布重大考古发现。位于现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青龙村的“青龙镇遗址”近期出土了近2000件唐宋时期文物。上海考古学界认为，此次考古发现将上海作为兴盛繁荣的对外贸易港口的历史从近代推进到至少唐代。

　　据介绍，2010年，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青龙镇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唐宋建筑基址、瓷片堆积及几百件陶瓷器。

　　2012年10月以来，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唐宋房屋基址、水井、灰坑、铸造作坊、砖砌炉灶等建筑遗迹，出土铜、铁、木、陶瓷器等近2000件，发掘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果。

　　正是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大量唐宋元时期的瓷器、银、铜、铁、木器等文物得以出土，填补了上海考古的薄弱环节。此次出土文物中以瓷器数量最大，占90%以上。瓷器以越窑、长沙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等南方窑口为主，另有少量北方窑口的瓷器。

　　“数量如此众多的瓷器出土，说明上海当时的对外贸易相当兴盛。”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举例说，其中一件出土瓷碗上有独特花瓣纹饰，在中国考古发现的瓷器中绝无仅有，却与此前在印度尼西亚一处沉船中发现的瓷器花纹相似，这说明上海在当时或已成为输送外销瓷器的贸易港。

　　上海考古学界指出，大量来自越窑、长沙窑的碗、钵、罐、壶等日常生活用瓷，在上海被集中发现，这既是唐代青龙镇繁盛的真实写照，也证明了青龙镇作为上海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的兴盛。

　　此次考古发现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一处范围较大、使用时间较长的唐代铸造作坊遗迹和一口工艺精湛的唐代水井。

　　考古人员发现，唐代铸造作坊分布在方圆60米的范围内，其中有4座排列有序的火炉，周围堆积着大量的红烧土铸造残渣，残渣内包含有较多的陶范残块、炉渣等，最厚处有80厘米。上博考古部主任宋建指出，该遗迹可能为铸铁作坊，为上海地区首次发现。

　　同时发现的一口唐代水井时代较晚，但工艺十分考究，被考古学者誉为“艺术品”。这口古井呈圆形，井深4.38米，井壁用小青砖斗砖竖砌，磨砖对缝，显得十分精美。更为难得的是，考古人员在井中发现了唐鹦鹉衔绶带铜镜、铁釜、铁提梁鼎、铁钩、银发簪、青釉瓷罐、木雕残片等大量器物。

　　宋建认为，这口唐代古井内出土的3面铜镜，大小、纹饰基本相同，加之井的深度和精湛的工艺，说明这些铜镜很可能就出自本地作坊的铸造，“但这一点尚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证实”。

　　“青龙镇遗址二次发掘的成果，对于挖掘上海历史与文化的渊源、探寻城市的文化源头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关于唐宋时期上海的未解之谜还有待解开。”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认为，对青龙镇遗址的考古发掘至少将持续数十年时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上海可望在这里建成第一座考古遗址公园。（完）

文章来源：转自新华网

　　泗洪县梅花镇，秋收后的农田，看不到头。农民翻过的地方，偶有陶片露出来。陶片都是8000多年前的。农田的所在地，正是顺山集遗址。

　　南京博物院考古所的专家，发掘了遗址的一部分，找到了遥远的古村落。8000多年前的先民们不仅过上了定居生活，还用上了灶，吃上了米饭，甚至还玩起了泥塑。这个考古发现，引起了全国顶尖专家们的关注。11月17～18日，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还有全国各地的30多位专家赶来，一探究竟。专家们认为，顺山集遗址是目前江苏省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把淮河流域文化起源向前推了一千多年。

　　顺山集遗址在一大片农田中，被一条田间小路一分为二。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说，遗址面积非常庞大，一共17.5万平方米。2010年起，南京博物院联合泗洪县博物馆对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2500平方米。“绿栅栏围挡，都是遗址核心区，地上的白线，则是遗址上环壕（即深沟）的位置。”这些白线都不是瞎画出来的，都是经过钻探，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确切地说，环壕是一条宽10米以上的，周长1000米左右的环形壕，这个壕最深可达3米。环壕，把遗址围成了一个大圈圈，最远处接近附近的一个水库。环壕长什么样？其中的一个断面，可以看到黑乎乎的淤泥，像漏斗形，一层一层的，泥土颜色也不一样。这些淤泥，应该都是后来堆积而成的。8000多年前，环壕中有水，还会有很多动物来喝水打食。现场，一根长长的麋鹿角依然深陷其中。

　　环壕的中心，便是江苏最早的聚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村落。环壕的中间，地势平缓，非常适合居住。“这里地处淮河中下游，历来都是水患多，这个环壕除了防御外，还有挡水的功能。”专家说，8000多年前，人们已经想到要挖壕，这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非常聪明了。不过，这个壕，后期被废弃，它的使命也就终结了。

　　定居生活——用移动的灶

　　在遗址的其中一个区域，考古人员找到了先民们居住的房址。房址上，考古人员画出了一个个小圆洞，这些圆洞有的深，有的浅，都是用来插柱子的。

　　“那时候的房子，是圆形或者椭圆形的，房子有的大，有的小，最大的有25平方米，最小的也就几平方米。”考古队员甘恢元说。“找到墙了吗？房门在哪里？”专家们一一发问。甘恢元遗憾地摇头，没有找到房门，也没有墙，8000多年了，墙早化作尘土了。不过，通过研究，可以知道，那时的房子，中间是一个顶梁柱，四周也是柱子支撑。

　　房址上，陶片很多，有的还是大块的红陶。这些陶片所在，被认为是灶台的所在地。“这里有能移动的灶。”这句话让现场的专家们感到震惊，“8000年前就有能移动的灶，太先进了。”这个移动的灶是什么样的？在泗洪县博物馆，专家们看到了修复完好的灶，还有当时的“锅”。最早的灶，非常有意思，是用猪头形的支架，三个支撑在一起，上面架陶釜。之所以设计成移动的，可能是居住的需要，如果房子里面拥挤，可以移到屋外生火做饭；如果屋外太冷则移到屋内。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房址、灶的发现，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过上了定居生活，古人们从山洞中走出来，住进了窝棚中。“这里的房子，是改进过的窝棚。”而陶灶，李伯谦说，他也是第一次看到，应该是最好的发现，可以称为“中华第一灶”。

　　田园生活——亦农亦渔

　　在环壕外，考古人员找到了两处墓地，共92座墓葬。这些墓葬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成排成排地分布，有单人葬、双人合葬，还有多人合葬的。其中一个墓中，至少发现了6具遗骨，经专家检测，这些遗骨中其中三个死亡年龄大约是12～15岁。在考古现场，发现了碳化的稻谷，以及大量的陶片，这些陶片经过修复，变成了8000多年前的生活用品，有的是炊具，有的则是盛放粮食用的；还有的则是生活用的陶纺锤；另外，还发现了石质品，石斧、石锛、石磨盘、石磨球等。

　　那么，那时生活如何？复旦大学教授高蒙河用四个字概括：亦农亦渔。当时，人们依水而居，烧造的陶制品中发现了夹着贝壳的，这说明，当时的人已会打鱼。而农耕，专家们都注意到了碳化稻，这些稻被认为很可能是经过驯化的，而且已经成了主食的一部分。石磨盘、石磨球说明，他们已经把食物碾磨成粉，已经在追求生活品质了。

　　李伯谦说，尽管当时的人们生活很田园，但平均寿命并不长，大约30多岁。为何？那时候，一种小病疾很可能就要了人们的命，抗病能力太弱了。

　　有“文艺范”——玩浮雕、泥塑

　　顺山集遗址出土的泥塑，有小熊造型的，有小鸡造型的，有人面造型的，还有猴面造型的。这些泥塑，只有巴掌大，造型逼真可爱。专家们还发现一个被磨得光滑平整的鹿角，上面雕刻着一个野猪头，野猪的眼睛、獠牙都很清楚。

　　“这种浅浮雕，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追求生活品质，把生活中看到的，变成了艺术品。

　　李伯谦说：“这次泗洪发现的一系列遗址，把淮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向前推了一千多年。以前，我们知道淮河流域可能起源于7000多年前，现在可以知道是8000多年前了。”

　　专家们认为顺山集遗址填补了淮河下游早期文明的空白，并建议将之命名为“顺山集文化”。

　　待揭之谜——当时人们怎么种水稻？

　　南京博物院考古所的甘恢元介绍，在顺山集遗址，他们找到了很多碳化的稻谷，经碳14检测，这些稻谷标本距今8100~8300年。李伯谦说，这些水稻应该是驯化后的，水稻技术让人们过上了定居生活。那么，当时人们是怎么种水稻的？

　　外红内黑的陶咋回事？

　　在现场，记者注意到，很多陶制品都是外红内黑的。那么，这种外红内黑的陶制品是怎么烧的？南京大学教授黄建秋说，很有可能是倒扣着烧的。火熏过的地方就变成了黑色，就连口沿都是黑的。不过，为什么要这么烧呢？

文章来源：现代快报，中国新闻网

　　【核心提示】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之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对本报记者表示，经考古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源头已初现轮廓。

良渚古城开掘现场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一项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至今已开展10年有余。探源工程负责人之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对本报记者表示，经考古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源头已初现轮廓。

揭秘早期中华文明

　　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肇始，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5000年的历史。

　　但是，古代文献中对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均为后代文献的追述，其中还有不少神话的色彩。根据这些记载，也很难全面地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更无法判断当时的社会形态。正因如此，在学术界，很多人对中国是否拥有5000年的文明史持怀疑的态度，部分国外学者甚至至今仍然怀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夏朝是否为真正存在过的王朝。

　　“要想消除社会上及学术界存在的上述怀疑，传世的古代文献资料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依靠考古发掘来获得新的资料，让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作为判断中华文明是否有5000年历史的根据。”王巍说。

考古提供重要依据

　　王巍说，十余年来，通过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性有了总体性认识。

　　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等遗址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随葬精美玉器的高等级贵族的大型墓葬和簋，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的发现，反映出早在距今5000多年前，一些地方的阶层分化已经相当严重，权贵阶层业已形成。

　　王巍告诉记者，良渚、陶寺等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这两个文明都早于夏王朝建立的时期，其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大都邑的出现、社会的严重分化、金字塔结构和顶尖级人物的出现，象征着当时已经形成了初级文明和早期国家，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找到了重要支点。”王巍说。

下一步重在深入研究早期各地文明

　　王巍指出，下一步要深入研究中国早期的各地文明，并在研究各个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基础上，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的，此后，又是如何发展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可以划分成几个阶段，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如何？论证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历史，其中包括对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等遗址的深入发掘。

　　据悉，经过十多年的工作，探源工程第三阶段的前期项目现已基本结项，后期项目即将启动，整个第三阶段将持续至2015年。在接下来的工程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与支撑研究”方向7个课题、“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方向4个课题，有的已经启动，有的拟在2013年以后启动。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0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