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为写《〈管子·轻重〉经济思想研究述评》一文搜集资料，承岳父叶世昌示以马非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前期写给他的一批信函，读后觉得很有价值。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管子·轻重》是一个特殊的研究课题。二十世纪初，梁启超读了严复翻译的《原富》以后，萌发了系统整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念头，但他没有写出完整的《中国生计学史》，而是以一册《管子传》开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先河，其中对《轻重》理论和政策的分析占很大篇幅。1949年以前，先后又有黄汉的《管子经济思想》和俞寰澄的《管子之统制经济》等问世。到了六十年代，围绕《管子》及《管子·轻重》的成书年代和经济思想属性等问题，学界曾出现争论。马非百从1929年起涉足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先就秦诸家经济学说，发表数篇论文。后研究时段下移，撰著并出版了《桑弘羊年谱》《秦始皇帝传》《秦集史》《秦史纲要》《管子轻重篇新诠》等。

　　《管子轻重篇新诠》分上、下两册，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在书中指出：“《管子·轻重》十九篇，亡失了三篇，现存十六篇。它和《管子》其它各篇不是一个思想体系。它是一部专门讨论财政经济问题的书。其中有许多问题，是西汉一代和王莽时代所特有的，与普通的财政经济的性质迥然不同。”又说：“梁启超作《管子传》一书，对于书中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理论，有些地方算是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但他一则误信此书为管仲所作，把时代提前了好几百年，又由于梁氏对书中的财政经济理论，完全采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来进行解释，所以他对于此书的了解，也就不能达到‘心知其意’的境界。”关于《管子·轻重》的理论特点，马非百的看法是：“在总的精神方面，关于轻重理论的应用，只是说封建国家应通过应用‘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的供求规律，实行‘敛轻散重’的物价政策，以达到‘无籍而赡国’即‘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财政目的。换言之，就是要封建国家自己经营商业，采用商人所进行的不等价买卖的榨取的方式作为充裕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马非百和叶世昌两人之间就学术问题频繁通信的呢？事情要追溯到“文革”前夕。1965年，叶世昌在《经济研究》第一期发表《论〈管子·轻重〉》一文。作者提出：“《管子·轻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期讨论国家商业资本活动规律的文献”，它所讨论的商业资本是国家商业资本，“是与封建政权的超经济强制势力结合在一起的商业资本，它的活动方式可以归结为‘号令’和商业经营方式相结合，即书中所说的‘轻重之数’。借助于政权力量来控制商品流通，其作用自然不能和一般商业资本同日而语了”，其中的“国家商业和国家高利贷资本对劳动人民的榨取是极其残酷的，这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然表现。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地片面地对它作出过分的颂扬”。正是这篇文章获得了马非百的赞赏，他在好几封信中提到此事。如说：“先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管子·轻重〉》一文，可以说是从尹知章以来最懂得书中内容的第一篇。这次又读了您的近著，明白说出《管子·轻重》是‘西汉前期的作品’，并认为桑弘羊的财政政策是‘吸收了管子轻重的合理部分’。虽然没有举出具体证据，但无论如何比之某大学的‘战国末期说’是具有比较大的说服力的。”（1976年4月8日信）后来又说：“从唐朝的尹知章，到当代的郭老，真正读懂了《管子》书者实无多人。文革前，从《经济研究》中发现先生大著，认为是发现了新大陆。……我和先生虽然没有见过面，而且发展通信关系，也不过四年。但‘神交’则已有十有数年之久了！老实说，我的《论管子轻重中——关于管子轻重之理论体系》，可以说是在先生的大作启发下发展而成的。”（1980年5月20日信）还说：“我对先生是从读到您的《论管子·轻重》一文开始注意的。那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我还在中山公园参加太极拳锻炼。从朋友中打听，有人说您是人民大学的教师。我就托他代为联系……直到退休以后，才有人把您的通讯处告知我，人生际遇，何等离奇而不容易啊！老实说：我认为从我所见到的有关《论管子·轻重》的文章，真正读懂了原文的，从尹知章到郭沫若可以说举不出几个人，而您却是这几个中的一个。”（1980年10月19日信）

　　看法相近是两人通信的基础，但马非百以年过八十的高龄，用颤抖之手写满几页甚至十几页纸，与年小三十多岁的“忘年交”笔谈，并非只是惺惺相惜，他有另外的话要说。他写道：“我尝说，要读懂《管子·轻重》，必须具备三条：①要懂一点中国历史，特别是战国秦汉史。②要懂一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西汉一代的财政经济史。③要能够辨证地运用汉学方法。”“可惜，从唐朝的尹知章直到今天的《管子集校》，一直没有发现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因而对于这部古书，真正弄明白了的也就非常之少。有些人读不懂，就随意改字，原书十六篇，总共不过三万多字，而《管子集校》所改的字，竟达八十七个之多。（《管子轻重篇新诠》说，《轻重》原文两万五千九百九十八个字，各家变动的字共达三千三百七十六个——引者注）而且还一大段一大段地互相‘移项’，有时还一大段一大段地任意删掉。至于既读不懂，又不敢改的字，就千方百计加以曲解。例如释‘距周七千八百里’的‘周’为‘圆周’或‘四周’。释‘长度’为‘永久的葬地’……这样的搞法，除了把古书越弄越‘走样’外，别的什么也不能说明。”（1976年4月8日信）

　　显然，马非百对郭沫若研究的异议，不仅是在个别观点上，而且包括方法和学风方面的。他告诉叶世昌，他的《管子轻重篇新诠》“蒙郭沫若同志列为他的大作《管子集校》参考书之一，又对鄙说采用了将近百条之多。但是他的书出版以后，我曾用来和拙稿对比研究，认为他的书可以商榷之处甚多。特别是在大搞‘儒法斗争’时期，全国各地派代表来寓过访者，不下数十起之多。每一起对于《管子》部分，没有例外，都是以郭书为最高的判断标准。事实上，则郭书除关于‘著作年代’一点可商外，其他文字训诂、全书内容，错误也不少。可是该书出版，至今已二十余年，全国专业研究机关及大专院校研究《管子》者何啻数十百个，竟没有一个人在任何报刊杂志考□著作，提出过半个字的忌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怪事”。“我觉得郭老书中有个最突出的作风，可以用‘无错错改，有错错解’八个字来概括。这些，我在《论管子轻重下》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证。……但由于郭老地位高，名气大，大家也就只有奉为圭臬，不敢另有什么独立思考了！”（1980年5月20日信）

　　1962年，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胡寄窗认为：“在《管子》的全部经济概念中，以其轻重论为最突出而又最复杂，可谓变化多端，在这里我们看到《管子》作者‘天才的闪耀’。”如果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则轻重论就是《管子》全部经济学说的基石。他对《管子》经济思想的总体评价是：“集中反映了新兴商人阶级的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和小私有者阶层的政治经济要求”；“《管子》作者在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等古代与近代共通的现象方面，充分发挥了他们特有的市民阶级本能”；“尤其是其中与商品流通有较密切关系部分的理论分析，大都接近了初期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水平，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有它的独到见解”；等等。叶世昌的《论〈管子·轻重〉》一文是对这些结论提出的商榷。对此，马非百表示：“胡寄窗先生对《管子·轻重》了解得比一般汉学家要深刻得多。但他把《管子》全书作为一个体系，并且作为战国时作品是大错误。又对《轻重》篇中的字句也有误解的地方。”（1980年4月8日信）他还提到，1979年，“胡寄窗同志来信，说他要讲学，要我把拙稿观点摘要告诉他，以便讲学时向听者提出。我把《论管子轻重上、中、下》的手抄稿寄给他了。不久，他退了回来，并附写了一封长信，指出我是受了两种思想的影响：一是疑古派思想；二是繁琐的汉学方法思想”（1980年5月20日信）。后来胡寄窗在《中国经济问题》上发表《试论〈管子·轻重篇〉的成书年代问题》一文，马非百不以为然，但说：“我还是非常尊重我和胡寄老的友谊，我的《桑弘羊传》，还是希望他毫不保留地提出批评。学术研究，是不怕辩论的。”（1982年1月31日信）

　　为了确定《管子·轻重》的写作年代，马非百在出版了《管子轻重篇新诠》之后，仍然继续着思考。他向叶世昌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管子·轻重》与《盐铁论》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也是我五十年来脑子里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在三十年代，我曾写过一本《桑弘羊年谱》（商务），那时就开始认为《管子·轻重》和《盐铁论》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姊妹篇。我之所以能够勉强领会《管子·轻重》中的一些内容（从名词术语到整个经济思想体系），可以说完全是用《盐铁论》来作钥匙，才把这把怪锁开开来的。也就由于这个原因，脑子里总怀着一个这样的问题——是《盐铁论》抄《管子·轻重》？还是《管子·轻重》抄《盐铁论》？”（1980年4月8日信）

　　其二，《管子·轻重》与《史记》究竟是什么关系？“司马迁真的读过《管子·轻重》吗？我认为从整部《史记》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一点也找不出司马迁读过《管子·轻重》的痕迹。与此相反，恰好反映了《史记》这部书倒是《管子·轻重》的主要来源。”“《史记》中提到管子和轻重的地方有很多处，但对于什么是‘轻重’？它的‘详哉其言之也’详在什么地方？却一个字也没有。它的《货殖传》和《齐世家》中，都说到‘太公用渔、盐致富强，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既没有说到‘铁’，也没有简单介绍一下‘轻重九府’的内容……这除了说明他没有读过这书之外，其他不可能有合理的解释。”（1976年4月8日信）

　　学术交流贵在坦诚，这在马非百的信中有鲜明体现。一次接到叶世昌讨论意见后，马非百即回函说：“承提出有关《轻重篇》问题，给了我不少启发。其中有的是我过去没考虑过的，例如‘本、末’问题。有的过去虽考虑过，但因不属于我当时集中力量进行工作的范围，考虑得不够深入，没有得出结论，就放弃了，例如《侈靡篇》的写作年代。至于‘轻重不是一时一人写的’，我过去就是这么主张（即认为《管子·轻重》是西汉至王莽时的作品——引者注），直到拙著付印前，我在《论管子轻重》第一篇中，还是如此主张。嗣以书局审查，提出异议，不得已把有关这一点的几段删去了。但书中在某些地方，还多少保留了不少这样的观点。”“至于‘末’字不见于《轻重》，但也不见于《王莽传》及《食货志》有关王莽时代的记载。又《侈靡篇》很不好懂，郭老用‘测字’的方式来判定它的著作年代，是不容易说服人的。我没有作过深入研究，根本就没有发言权。”（1980年5月30日信）另一封信说：“您所提的意见，除‘无籍主义’一点须加以补充说明外，其余两点，完全正确，我一定要在日记中详细记下，如果将来拙著有再版机会时，自当遵照补入。”（1980年6月10日信）

　　叶世昌曾去信马非百，告知把“钱”称为“泉”始于王莽时，这不仅使马非百对《管子·轻重》的诠释更为准确，而且给他的《管子·轻重》完成于王莽说提供了一条新证据。对此，马非百复信说：“今早起床，又想到《轻重丁篇》的‘泉’字问题，确实不是个小的问题。除自己在拙稿自用本上加以订补外，还要求您立即向您所领导的全班进修老师，代为转达歉意”，这样做是要“使他们都知道我的错误，以免遗害下一代人。此外，我还对两次前来访问我的美国朋友李克教授，也去了信，把这个错误和您的纠正，详尽地告知他。因为他正在翻译《管子》全书，免得他以讹传讹，流毒全世界读者”（1984年9月24日信）。这是马非百给叶世昌的最后一封信。三个月后，马非百溘然逝世。

　　由于《管子》的轻重理论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国家控制经济的政策依据，研究《管子·轻重》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正日益彰显。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翻检马非百写给叶世昌的亲笔信函，进一步了解他在《管子·轻重》研究中阐述的学术观点，体会他的治学精神，是有益处的。

文章来源：文汇报2013-03-17

　　关键词：回忆录　史料价值　史学方法

　　作者简介：齐世荣，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回忆录、自传、自述（自叙）、自订年谱是同一类性质而各有特色的私人文件，一般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本文首先谈回忆录〔包括自传、自述（自叙）、自订年谱以下统称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其次谈它的缺陷和局限性。

　　一、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从内容看，回忆录大致可分两种：一种以个人为线索，多涉作者所处的时代；另一种主要谈个人，旁及所处的时代。这两种的内容虽各有侧重，但都有“知人论世”的史料价值。本文不从文体上按回忆录、自传、自述（自叙）、自订年谱分别叙述，而是把它们做同一类史料处理，说明时不拘一体。

　　甲、以个人为线索，多涉时代各个方面的回忆录

　　这种回忆录的价值在于我们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作者个人，还可以更多地了解作者生存时代的各个方面。

　　（一）一些回忆录载有政治方面的可用史料

　　涉及重要政治事件的，举以下3例：

　　1.陈寅恪：《寒柳堂纪梦未定稿》

　　多年来研究戊戌变法，都把重点放在康有为等人身上，但陈寅恪在《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和《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提出变法有“二源”的说法，值得注意。

　　《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六《戊戌变法与先祖先君之关系》谓：“盖先祖（指陈宝箴——笔者）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那拉后所信任者为荣禄，荣禄素重先祖……先祖之意欲通过荣禄，劝引那拉后亦赞成改革，故推夙行西制而为那拉后所喜之张南皮入军机。首荐杨叔峤（锐），即为此计划之先导也。”【1】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写道：“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指陈三立——笔者）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陈文还谈到了他的祖父陈宝箴（时任湖南巡抚）和他的父亲陈三立聘梁启超来长沙主持时务学堂的具体情节。“丁丑春，余偶游故宫博物院，见清德宗所阅旧书中，有时务学堂章程一册，上有烛烬及油污之迹，盖崇陵乙夜披览之余所遗留者也。归寓举以奉告先君，先君因言聘新会至长沙主讲时务学堂本末。”【2】大致的经过是：黄遵宪向陈宝箴推荐康有为主持时务学堂，陈宝箴询问他儿子陈三立的意见，陈三立说曾见梁启超的文章，梁的论说似胜过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陈宝箴采纳了这一意见，遂聘梁来长沙主持时务学堂。这一情节说明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认真态度以及陈氏父子在湖南推行新政的积极作为，颇具史料价值。对戊戌变法中湖南新政的研究现已有一些，似可更加深入。

　　2.《杜鲁门回忆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军于1945年8月6日、9日向日本广岛、长崎先后各投了一颗原子弹。投掷原子弹，不是像某些西方史学家所说的那样，纯粹为了达到减少美军登陆日本本土后人员大量伤亡的军事目的，而是另有重要的政治目的。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中午（指1945年4月25日——笔者）我接见了陆军部长史汀生……他解释说，他觉得有必要跟我谈谈他的想法，关于原子弹在战争中造成的革命性的变化，以及这种武器对于我们的文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他告诉我，如果预期的结果得以实现，原子弹对于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贝尔纳斯早就告诉过我，这种武器威力极大，有可能毁灭整个城市，杀伤力达到空前的规模。他还说，他相信这种炸弹有可能使我们在战争结束时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陆军部长史汀生于7月16日早晨所发出的电报（内容为原子弹试验成功——笔者），使我获得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历史性消息。我们的绝对秘密和最为大胆的作战计划实现了。我们现在拥有一种战争武器，它不但能彻底扭转整个战局，而且能掉转历史和文明的方向。”【3】用原子弹影响美国与其他国家（主要是苏联）的关系，使美国在战争结束时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这就是美国投掷原子弹的政治目的。

　　3.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担任苏联各大报驻外记者多年，阅历丰富。根据现场观察，他对一些重要政治事件作了生动、具体的叙述，寓论断于叙事之中，颇具特色。例如，他对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法国的反应，有如下的回忆：“9月30日公布了《慕尼黑协定》。电灯又亮了，普通法国人有点得意忘形：他们以为自己胜利了。在大林荫道上的一个雾蒙蒙的黄昏，人们兴高采烈，这个景象使你感到恶心。人们互相祝贺。市政当局甚至将巴黎的一条街道命名为‘9月30日大街’。傍晚，我同普捷尔曼在蒙帕纳斯的‘库波尔’咖啡馆吃晚饭。我在前面提到，我的朋友普捷尔曼编辑了一个左倾的周刊《观察》。……我们坐着，刚发生的这件事使我们十分沮丧。然而邻桌的一些法国人却喝着香槟，设宴庆祝。一个邻座突然发现我们对碰杯、哈哈大笑和狂欢感到气愤，便问道：‘看来我们打扰了你们吧？’普捷尔曼回答说：‘不，先生，我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他们不作声了，然而过了几分钟，他们又兴高采烈地喧嚷起来。

　　我看见达拉第驱车经过爱丽舍田园大街。人们向他的汽车扔玫瑰花。达拉第面露笑容。……我在卡皮尤辛林荫道上看见一家电影院的屋顶上插着4面旗子，其中有一面德国的‘卐’字旗。报纸征集签名作为赠给‘调解人张伯伦’的礼物。阿尔萨斯的科尔马市有4条街道易名，其中之一被命名为‘阿道尔夫•希特勒大街’。”【4】张伯伦、达拉第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推行绥靖政策之所以得逞，原因之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英、法弥漫着和平主义气氛。看爱伦堡的上述回忆，可知法国人心厌战、宁可苟安一时的心理。

　　（二）涉及政治某一方面的，如贪污黑幕

　　贪污这一丑恶现象，历朝历代都有，但其具体情节则是从官方文件中很难详细看到或者根本看不到的。试看以下3例：

　　1.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作者张集馨，生于嘉庆五年（1800年），死于光绪四年（1878年），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生前写有自叙年谱，未取名，编者丁名楠根据这部年谱的特点，名之为《道咸宦海见闻录》。年谱的内容大部分是任外官时的经历，兹录其中有关外官“馈赠”京官与封疆大吏贪污二则如下。

　　清朝京官俸给微薄，据何刚德《客座偶谈》：正一品大学士，春秋二季每季俸一百八十两，一年三百六十两，每月合三十两，递减而已于七品翰林院，每季只四十五两，每月不及八两。但外官另有“养廉”，如边省督抚年支二万，其余大小省均在二万以下，一万以上，藩臬一万，知府三千，知县一千二百，等等。【5】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搜刮剥削的办法。外官为了“通声气”、“保位”、“求升擢”，必须把贪污所得的一部分用于“馈赠”京官。张集馨写道：“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是以外官以进京为畏途，而京官总以外官为封殖。余……陕西粮道出京留别，共费万七千余金。四川臬司出京留别，一万三四千金。贵州藩司出京，一万一千余金。调任河南藩司出京，一万二三千金。而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体，尚不在其内，应酬不可谓不厚矣。”【6】

　　《年谱》还披露了已被革职的前闽浙总督颜伯焘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回广东原籍，途经漳州的骇人听闻的情况。张时任福建汀漳龙道，亲见其过境排场如下：“前帅（按指已被革职的前闽浙总督颜伯焘——笔者）回粤，道经漳城。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随帅名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前帅过境，蒋令（指龙溪县令）实用去一万余金。”【7】每日六七百名扛夫抬运颜家的行李，可见他在任上贪污了多少东西。

　　2.《春游纪梦》、《续洪宪纪事诗补注》

　　作者张伯驹（1898～1982年），近世著名文化人物，其父张镇芳为袁世凯表弟，北洋系统重要人物之一。张伯驹世家子弟，亲历亲见亲闻中多有可备史料者，录其二则如下：

　　其一，《春游纪梦》有“挂名差使”一条。“挂名差使之风，入民国后更变本加厉。……张作霖为大元帅时，潘复任国务院总理兼财政总长，夏枝巢任次长代理部务。一日潘交一条子任某某两人为参事上行走，各月支薪三百元，乃潘复之两妾也。此事为枝巢对予言者。”潘复的贪污办法真是匪夷所思，他的姨太太竟然挂名财政部，变成了“参事”。【8】

　　其二，《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五。（诗略——笔者）“项城入军机，向庆亲王奕劻保荐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士骧性贪婪……时粤人蔡书堂任津海关道，缺最肥，士骧见蔡，每谩骂之。先父一日谓士骧曰：‘彼亦道员，何可如此对之？’士骧曰：‘老同年不知也，小骂则地毯皮货衣料来矣，大骂则金银器皿来矣，是以不可不骂。’……一日士骧谓先父曰：‘请老同年给你两个侄子弄个挂名差使，每人二百两银子，作其读书费用。’先父曰：‘须要起个名字，一叫“杨应享”，一叫“杨应得”可矣。’”【9】

　　3.《国民党军政部点验委员会的真相》

　　国民党各式各样的机构林立，有些机构的设立名义上是为了防止、纠正贪污，但实际上成立后又多了一架贪污机器，如军政部点验委员会。当时，国民党军队逃亡率大，缺额太多，有的部队实有人数不到编制1/3，层层吃空，兵力不足，没有作战能力。蒋介石为了充实自己的军事力量，作为反共反人民的本钱，采取点验部队的办法，成立了军政部点验委员会。方暾被任命为点验委员会委员兼第一组中将组长，负责点验川康的部队。方这一组，除他外，还有12个组员。方上任后，在成都住了半年，到部队去了两个月。“在点验过程中，知道他们部队的缺额多，发现昨天点过名的，今天又来顶替另一个部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马马虎虎过去，有的略微提一下，让他们知道对他们的照顾。”“川康部队点验完毕，半年的交通旅行费各自上了腰包，实际花费，全由地方负担。所谓点验，只是一个形式。各个组员的收入，超过了薪俸好多倍；我比组员还多些。离开成都时，邓锡侯写了一封信给何应钦，说我们‘廉洁奉公’。真是天晓得。”【10】

　　（三）一些回忆录载有经济方面的可用史料，例如：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

　　汪辉祖生于雍正八年（1730年），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汪起身寒素，周历宦、幕两途，阅历甚广。《梦痕录》由他口授，二子笔记成书，其中有宝贵经济史料，如谈洋钱：“余年四十岁以前，尚无番银之名，有商人自闽、粤携回者，号称洋钱，市中不甚行也。……番银又称洋银，名亦不一，曰双柱、曰倭婆、曰三工、曰四工、曰小洁、曰小花、曰大戳、曰烂版、曰苏版。价亦大有低昂。作伪滋起，甚至物所罕见辄以洋名。陶之铜胎者为洋瓷，髹之填金者为洋漆，松之鍼小本矮者为洋松，菊之瓣大色黑者为洋菊，以及洋罽洋锦洋绮洋布洋铜洋米之类不可偻指，其价皆视直省土产较昂，毋亦郑声乱雅之弊欤。”【11】录中指出“物所罕见辄以洋名”一点极重要。汪辉祖四十岁当乾隆三十五年，“洋风”已如此之盛，后来则变本加厉。笔者于20世纪40年代在北平读大学时，见到一些所谓的“洋货铺”，其实主要卖的是国货（质量较好、价较昂者），地道的洋货很少。

　　（四）一些回忆录，除经济史料外，还载有社会、文化方面的有用史料，例如：

　　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孟元老，北宋时人，南渡后追忆汴京昔年盛况，成《东京梦华录》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自都城坊市节序风俗，及当时典礼仪卫，靡不骇载。虽不过识小之流，而朝章国制颇错出其间。核其所记，与《宋志》颇有异同……皆可以互相考证，订史氏之讹舛。”其实，本书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可以与《宋志》互相考证，而在于所记“市井游观，岁时物货，民风俗尚”（赵师侠跋）那些所谓“识小”的地方，因其中含有珍贵的经济、社会、文化史料。例如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记：“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的情景。举行庙会，定期进行交易这一风俗一直沿习到后代。卷五“育子”条记：“生子百日置会，谓之‘百晬’。至来岁生日谓之‘周晬’，罗列盘盏于地，盛果木、饮食、官诰、笔砚、算秤等，经卷、针线，应用之物，观其所先拈者，以为征兆，谓之‘试晬’。此小儿之盛礼也。”【12】令小儿抓物，以测其前途，此一习俗后代亦有。

　　2.吴自牧：《梦粱录》

　　吴自牧，南宋人，缅怀临安往事，仿《东京梦华录》之体，作《梦粱录》。卷十八“物产”条记“谷之品”、“丝之品”、“货之品”、“菜之品”、“果之品”、“花之品”、“药之品”等，可知当时的物产。卷十九“社会”条，记当时的结社：“文士有西湖诗社”，“武士有射弓踏弩社”，“奉道者有灵宝会”，“奉佛者有上天竺寺光明会”，等等。【13】书中有关社会经济的记载，可供研究南宋社会经济史者参考。

　　至于《东京梦华录》的“京瓦艺伎”条、《梦粱录》的“小说讲经史”条，更是小说史研究者经常引用的文化史料。

　　乙、主要谈个人，旁及所处时代的回忆录

　　这类回忆录的作者主要谈他个人的事情，但也涉及他所处时代的种种情况。我们看这类回忆录，重点是了解作者个人，连带也可了解他“所处之世”。下举数例，并略加说明。

　　（一）司马迁：《太史公自序》

　　这篇“自序”主要说明作者与所撰《太史公书》（东汉以后称《史记》）的关系。近代西方人流行写自传、回忆录，而中国古代则有自序之作。司马迁撰《太史公书》百三十篇，最后一篇即《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在“自序”中首先说明了他的家世和学术继承关系。接着讲他秉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命修史的经过，特别是在遭“李陵之祸”，受到腐刑的奇耻大辱之后仍然继续修史的原因。他悲愤地想到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作“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他要以他们为榜样，把修史的工作继续下去。后世不少人在遭到冤屈后，都受到司马迁这段话的激励，忍辱以待完成自己的未竟之业。最后，他分别阐述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的撰写目标，它们是互相独立而又互相联系和补充的，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司马迁还对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一一予以扼要说明。总之，要了解《史记》一书，“自序”是必须精读的。

　　《太史公自序》开创了历史学家“自序”这一体例，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后，史家续有“自序”之类的写作。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一书中说：“自史公有自序一篇，而班孟坚、司马彪、华濞、沈约、魏收、李延寿之徒，各为叙传。……唐宋以来，设立官局，史非一人一家之书，故无序传之名矣。”【14】其实，史家之外，采用“自序”这一体例的作者还有不少，如王充《论衡》之有《自纪》等。近人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则写成了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类同自传，而不是一篇文章了。

　　（二）蔡元培：《自写年谱》

　　蔡元培一生没有写自传，只留下一本并不完整的《自写年谱》。1938年11月7日，他在复高平叔函中说：“自传因头绪颇繁，不适于旅行中之准备，（参考书既不完全，工作亦时时中辍），故照年谱体写之，现已得三万言左右（写成时至少五万言）。……若欲弟别撰一篇较短之自传，则又提不起精神来。鄙意，‘文存’本为集体，冠首之传，亦不妨用集体式。”【15】蔡的《自写年谱》于1936年2月14日动笔，1940年2月停笔，从家世写起到1921年，始终没有写完。尽管如此，这本未完成的《自写年谱》仍是我们了解这位大教育家的一份重要史料。

　　《自写年谱》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16】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就任前，多数友人劝他不可就职，因北大太腐败，整顿不成，反自毁声名；也有少数人劝驾，谓不妨一试。蔡上任后，经过几年的整顿，终于把北京大学由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一座崭新的、全国最先进的大学。蔡元培写道：“北京大学，在清季本名京师大学堂，分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的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照被反对；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助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之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17】

　　教学上的整顿，自文科始。“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18】继文科之后，蔡元培又整顿了理科和法科。

　　蔡元培任校长期间，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他在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建树。他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按引文中的这一段与1937年12月发表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的内容完全相同）【19】蔡元培这些重要办学思想，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

　　胡适一贯提倡写传记，但他自己始终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全面的自传，只留下了《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尽管如此，《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仍然是了解胡适其人的重要史料。

　　胡适把他头四十年的生活，分作三个阶段：留学以前为一段，留学的7年（1910～1917年）为一段，归国以后（1917～1931年）为一段。他本想一气写成，但后来只写了第一阶段的六章。《四十自述》中《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一篇，是用小说体裁写的，其他部分的体例仍然是谨严的历史叙述。《四十自述》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来。

　　第一点，严复译《天演论》和梁启超文章对胡适的影响。《自述》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当时，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胡适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后来他请他二哥给他起一个表字，他二哥提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胡适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严复译《天演论》出版以后，风靡一时，影响很大，从胡适的起名又得一例证。【20】

　　胡适还谈到了梁启超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胡适说，梁启超的《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他影响最大。那个时代读《新民说》“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21】

　　第二点值得提出来的是，《四十自述》中有一处大胆地暴露胡适年轻时的荒唐行为。他说，从新公学出来后，“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天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22】他还写道，在一个晚上，他和一些人先在一家“堂子”里喝酒，喝得不少，出来又到一家去“打茶围”。结果大醉，到第二天天明时才醒过来，发觉自己睡在巡捕房的地板上。他被罚款5元，作为夜间打伤一个巡捕的养伤费。“我忍不住叹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思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23】胡适《四十自述》写于1932年。当时，胡适已经“名满天下”，仍不讳言自己年青时的丑行，是很不容易的。

　　《胡适口述自传》是唐德刚根据胡适口述回忆16次录音的英文稿和唐德刚保存并经过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的。胡适阅历丰富，交游广泛，对政治亦有浓厚兴趣，但这本口述自传基本上谈学术，是一本“辞简意赅、夫子自道的‘胡适学案’”，“不失为别开生面、自成一体的‘学术’性的自传”。【24】

　　唐德刚在《写在书前的译后感》中说：“它的内容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材料”；“它反映出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出入——说胡适的思想前后一致也好，说胡适没有进步也好”。【25】例如，《自传》第七章“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与1934年1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1卷第1期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二者在内容上基本一样，以致唐德刚劝胡适“不要再把‘逼上梁山’那套陈锅耙烂豆腐翻成英文了”。【26】但胡适一仍其旧，没有采纳唐的建议。正是由于唐德刚说的这两点，我们反倒看出胡适在学术文化方面始终坚持的是哪些内容。总之，要了解作为学者的胡适，《四十自述》与《胡适口述自传》是必读的。

　　（四）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

　　杨树达（1885～1956年）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的回忆录主要谈读书、研究心得以及与学界人士的来往，很少涉及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况。回忆录记述了大量的治学过程和心得，除具体问题外，还有一些谈论治学方法的原则性意见。例如：“余恒谓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27】又如，在获悉老友沈兼士逝世后，联想到文字学的研究，写道：“国人于文字学多逃难，偏治音韵，而兼士独治义诂。治义者海内止余与兼士二人。”挽之云：“治学耻逃难，独精义诂；著书方在道，遽哭先生。”【28】强调“义诂”的重要性，不要偏重音韵。

　　杨树达很自负，但也很坦率，不讳言这一点。1952年7月19日，记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今日，群众意见书来，凡六条，内容为自高自大，轻视他人，专家学者思想包袱极重，强调业务学习，喜爱奉承。皆切中余病。”【29】从回忆录中，多处可见他的自高自大，如1952年10月9日记：“学校评薪，最高者为第六级（七百六十分）。除五院长外，教授评此级者十人，余居其一。公布后，群众对九教授皆有微辞，而于余独谓应再加一级。此群众对余之阿好也。……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30】对与他同辈也搞文字学的、负重名的黄侃，杨多有微辞。对比他年轻几岁在当时学术思想界有很大影响的胡适，杨也看不起。1939年7月12日：“撰《温故知新说》，温故不能知新者谓黄侃；不温故而求知新者，谓胡适也。”【31】但杨并非一味地自高自大，如称赞王国维：“阅王静安《殷先公先王考》。读书之密如此，可谓入化境矣。”【32】又如称赞余嘉锡：“季豫目录考证之学不唯吾乡前辈所无，亦中国向来所未有也。”【33】这些都体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服善的一面。许多大学者其实都有两面：高傲的一面与谦虚的一面。黄侃极骄傲，常常骂人，但竟拜比他略长两岁的刘师培为师，二人原先是朋友关系。

　　（五）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钱基博：《自我检讨书》（1952）

　　20世纪50年代，中国有一场思想改造运动。在大学里，教授们都要做自我检查，并听取群众意见。不少人在检查中免不了要说些过头的话，从严批判自己，纵使内心并不认为有那么严重。但也有极少数人基本上不做违心之论，如吕思勉和钱基博。他们的检查别具一格，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吕思勉（1884～1957年），把检查写成了学术自述，从小时候写起直到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他列举了所著的15本书，一一予以评价，如说《秦汉史》：“此书自问，叙西汉人主张改革，直至新莽；及汉武帝之尊崇儒术，为不改革社会制度而转入观念论之开端；儒术之兴之真相；秦汉时物价及其时富人及工资之数；选举、刑法、宗教各章节均有特色。”又评《理学纲要》：“近人论理学之作，语多隔膜，此书自谓能得其真。唯只及哲学，未及理学之政治社会方面为缺点”，等等。他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有一个相当高的总估计：“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巳论稿》，今自检点，于顾先生殊愧望尘，于余家差可肩随耳。”检讨的部分很少，只在结尾处说：“马列主义，愧未深求。近与附中李永圻君谈及。李君云：学马列主义，当分三部分：①哲学，②经济，③社会主义。近人多侈谈其③，而于①②根柢太浅，此言适中予病，当努力补修。”【34】

　　华中大学教授钱基博的检查与吕思勉相比，还要更特别一点。钱的检查非常长，好像在写小传，而且很多处都在表扬自己，而不是检查。有些说法，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可算十分大胆，如说：“新社会何必不与旧道德一致！”“我的思想，和胡适思想不相容；而毛泽东思想中，未必不容许存在！”“我认为社会主义，须看作民族文化之复活；而后社会主义，乃在中国深根不拔。”等等。当检讨到个人主义时，他说：“‘个人主义’，是跟着西洋资本主义，一同侵袭到中国，我本不赞成，我并没有放纵我的私生活；不过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行为，虽然尽力避免，而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观念，并未根除净尽；这是由于我生物本能的冲动，没有理由藉口污蔑民族文化。”承认有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观念，而行为上则尽力避免。在“足后语”中，还有一段检查：“此外尚有一件事：自问亲美崇美思想，并非十分严重；然而对于苏联友好情绪亦不浓厚；中苏协会证书，未签署加入。”【35】

　　在当时大量的严厉批判自己的检查书中，吕、钱的两份可算是十分特殊。于此再一次证明：在历史现象中，有一般，也有特殊。治史者如能兼及二者，就不会犯片面的毛病了。

　　（六）季羡林：《留德十年》

　　有的回忆录集中一段时间，如季羡林的《留德十年》。作者生动记录了他1935～1945年留学德国的经历，其中讲到德国教授献身教育、科学事业的精神，感人至深。

　　季羡林回忆了他学习吐火罗语的经过。“他老人家（指德国哥廷根大学老教授西克）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戏统统传给我。他早已越过古稀之年。难道他不知道教书的辛苦吗？难道他不知道在家里颐养天年会更舒服吗？但又为什么这样自找苦吃呢？我猜想，除了个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让印度学和吐火罗学在中国生根开花。”“总之，西克教授提出了要教我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他也不留给我任何考虑的余地。他提出了意见，立刻安排时间，马上就要上课。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季羡林深受感动，刻苦学习，“学习的兴趣日益浓烈，每周两次上课，我不但不认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36】

　　《留德十年》还谈到了哥廷根在遭到盟军飞机轰炸时，德国一位教授的表现。在一次轰炸后，“万没有想到，我在此时竟碰到一件怪事。我正在哗啦声中，沿街前进，走到兵营操场附近，从远处看到一个老头，弯腰屈背，仔细看什么。他手里没有拿着笤帚之类的东西，不像是扫玻璃的。走到跟前，我才认清，原来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教授。……他告诉我，他正在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的。他嘴里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我陡然一惊，立刻又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我还能说些什么呢？”【37】从季羡林所讲述的这两位德国老教授的极端敬业精神，我们可以看出德国教育、科学事业的发达和居于世界前列，是有其必然性的。

　　《留德十年》揭露了一批“衙内”留学生的丑恶行径。当时到欧美留学，号称“镀金”，回国后可找到待遇优厚的工作。“所以有条件的中国青年趋之若鹜。这样的机会，大官儿们和大财主们，是决不会放过的，他们纷纷把子女派来，反正老子有的是民脂民膏，不会供不起纨绔子弟们挥霍浪费。”当时国民党大官的子女或亲属几乎都聚集在柏林，“因为这里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既不用上学听课，也用不着说德国话。有一部分留学生，只需要四句简单的德语，就能够供几年之用。早晨起来，见到房东，说一声‘早安！’就甩手离家，到一个中国饭馆里，洗脸，吃早点，然后打上几圈麻将，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午饭后，相约出游。晚饭时回到饭馆。深夜回家，见到房东，说一声‘晚安’，一天就过去了。再学上一句‘谢谢！’加上一句‘再见！’语言之功毕矣。我不能说这种人很多，但确实是有”。【38】这样的留学现象，其实不仅限于20世纪30年代，很值得深思。

　　（七）韦君宜：《思痛录》

　　上面讲了几位文人学者的回忆录。下面再介绍另一种类型，即革命干部的回忆录。

　　韦君宜是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1949年后曾任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等职。1986年在患重病后，还写出了回忆录《思痛录》，结合自己的一生，总结历史教训，感人至深。韦君宜的回忆录主要讲事实，而把更多的理性分析留给后人。她说：“我写这本书是讲我自己的事”，“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39】作者虽然不多作分析，但书中的大量事实和具体情节自然会使读者受到启发。

　　关于“大跃进”，许多文章、著作都讲到了生产“大跃进”，其实“大跃进”是包罗各个方面的。韦君宜当时下放在怀来。她的回忆录生动地描绘了“诗歌运动”的情景：“我们身为下放干部，就得负责给人家改诗，还得自己做诗，我坐在那里，一会见一首，真正是顺口溜，从嘴角顺口就溜出来了。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七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诗歌泛滥成灾。……后来这一场诗歌运动越闹越大。闹得在火车站上每个旅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乡提出评比条件。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挑战竞赛。最后，张家口专区竟出现了一位‘万首诗歌个人’，或曰‘万首诗歌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里就写出了一万首诗！……说文艺可以祸国殃民，我们常不服气。而像这样办文艺，真可谓祸国殃民，谁也不能说是假的。”“难道我们自己就高明一些吗？我还得说，一点也不。……文联下放干部在怀来几天办了个‘文艺大学’。我们就在三天之内创办了一张报纸《怀来报》。抓两个下放干部来，坐下就写，写了往一起凑，报纸出刊了，报社也成立了。”【40】

　　《思痛录》写杨述（作者的丈夫）的一生，令人倍感沉痛。韦君宜写道：“这是个老实忠厚人，有时简直老实到迂呆的程度，无论对党和对朋友。但是，他却在‘三家村’被点名之后，立即作为‘三家村’干将被登报在全国点了名，所受的残酷折磨和精神压迫，到了‘逼得石头要说话’的地步，这真是个人间悲剧。”作者回忆了杨述在三年困难时期的表现：“三年困难中间，他自己吃着咸菜，眼看老百姓饿得腿都浮肿了，多少人在发牢骚，在谈从农村里来的坏消息，他可是从来不谈。不论是对家里的保姆、孩子，还是对农村来的我下放时期交的农民朋友，都是一本正经地跟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要熬过困难，要相信党。人前人后，从无二话，以至有的亲戚开玩笑说他真正是个‘彻底的宣传家’，不择对象地进行宣传。”作者说：“反正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所谓‘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老老实实，不愧为‘驯服工具’。……我怎么也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中会把这样一个人当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来打，而且打得那么惨。”韦君宜还回顾了打倒“四人帮”以后，杨述渴望改正错误结论、恢复工作的情景，读来令人心酸：“他本来可以马上回来工作了，那时候精神体力都还过得去。但是还不行。多年的冤假错案积压如山，他的问题由于是过去的‘中央’画过圈的，别人无权去动，就又拖了两年。这两年才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四人帮’统治时得下的心血管病转化成了脑血管病——脑血栓。这个病是最忌气恼忧烦的，可是一些同难难友陆续得到解放了，只有他还是挂着，老是挂着。他心急得要死。他万万想不到‘四人帮’已经垮了，却还不能把他们定的‘案’完全否定。这可超出他的思想所能承受的程度。……他终于像蜡烛一样，燃烧尽了。到1978年11月，才好不容易算得到了结论——整整12年，受了无法言说的折磨虐待，组织上也花了重大的人力财力，所得的结果是一句：‘维持原有结论。’”“杨述为了这一句话，把自己的生命赔了进去。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反复发作，脑子已经不好用，步履也艰难了。这时即使想再叫他工作，他也已不能再工作了。就这样，他终于抵挡不住死神的召唤。”【41】

　　（八）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

　　曾志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一位几乎经历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她在晚年抱着重病口述了一生的战斗经历，完成了一部五十万字的自传。曾志说：她之所以要写回忆录，“因为我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和义务，抓紧时间把我从呱呱坠地开始的这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尽自己的记忆如实地记述下来，付梓刊行，写给后人。藉以缅怀先烈，鞭策自己，激励来者”。【42】

　　曾志的《回忆实录》真切动人，质朴无华，但读者自然能从她和她战友的战斗事迹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书中有许多生动、具体的情节，这些是从正式文件中很难看到的，它们大大充实了历史的内容，为后之治史者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例如，关于井冈山时期有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曾志写道：“井冈山上所有的群众都被动员起来了。我们留守处也不分男女老幼，就连已有七个月身孕的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一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我们连夜到山上砍竹子，将竹子削成两头尖尖的竹签，在火上烤一下再放到尿里泡一泡，这样的竹签又硬又利。我们在敌人上山必经的地方插满了一层层的竹签，并在插满竹签地段的前边，挖了很多壕沟。”“（1928年）8月30日，当敌军向黄洋界哨口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我们就用早已准备好的朱军长在湖南打许克祥时缴获来的那两门炮和我们自制的‘松树炮’狠狠地还击敌人。所谓的‘松树炮’，就是将松树干挖个窟窿，里面放进黑炸药，还有破碎的铁片、碗片、玻璃等东西，然后用铁丝箍紧，用的时候，将火药从后面一点，铁片、碗片一股脑儿全发射出去，也可以打半里路那么远。……敌人连续进攻了几次都没能成功，最后丢下了一个县长、一个团长和无数的尸体，狼狈地连夜逃回了老巢。”【43】毛泽东那首有名的词《西江月•井冈山》写的就是这一次黄洋界保卫战。

　　《回忆实录》谈到了1929年曾志与毛泽东发生的一次争执，争执的是一个小问题，但反映了党的领袖的历史地位的变化这样一个大问题，很值得深思。曾志写道，1929年11月中旬的一天，陈毅到上杭苏家坡，接毛泽东回红四军。毛泽东准备回部队，但这时贺子珍已怀孕六个月，不便随军。毛泽东临出发前，找到曾志交代：“我要带队伍去江西，贺子珍怀孕了，无法随我走，她留下来，由你负责照顾她。”“我以为照顾，就是让我离开工作，专门去护理贺子珍，不由得火了：‘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时间伺候她生孩子！’毛委员也生气了，大声说：‘就是要你照顾！’‘就是不照顾！’我也大声地回顶。‘一定要你照顾！’毛委员坚持道。我说：‘我是党的干部，我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哪能整天去护理她呢？’毛委员知道我理解错了他的意思，就缓和下来：‘让你照顾她，又不是让你一天到晚去护理她，不过是要你关心些罢了！’”曾志这时发现自己误解了毛泽东的话，“顿感赧颜”，表示一定会照顾好贺子珍。一场争执顿时消解。“在那时，我们年轻人虽然崇敬毛委员，但却并不惧怕他，那时他是有血有肉的人，还没有变为神，所以我敢妄为与毛委员吵架！”【44】

　　当领袖有血有肉、没有变为神的时候，他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深入实际，故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能及时改正。当领袖变为神后，他就脱离了群众，不可避免地要犯独断专行的错误，并很难改正。

　　《回忆实录》还写到了曾志为了给党筹措经费，卖掉儿子的情节，令人读来倍感沉痛。1931年曾志生下第二个儿子，“孩子满月后，逢人便笑，十分听话，人见人爱”。1932年，曾志回到厦门，原打算稍做停留后，顺便把儿子送回老家。时任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的王海萍找出种种理由劝说曾志不要回家，但曾志坚持要送，最后王海萍终于吐露了真情。原来厦门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曾志刚生了孩子，便作出组织决定，把孩子“送”（实际是卖）给了一个姓叶的人，预收了一百块大洋，而且已用得差不多了，所以非送不可。曾志说：“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45】

　　二、回忆录的缺陷和局限性

　　（1）事后追忆以前的事情，特别是年代久远之后，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

　　有些错误，以常情度之，本来是不应发生的，但居然出现了。陈垣在《汪容甫〈述学〉年月日多误》一文中写道：“其《先母灵表》云：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辛丑朔卒。按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丙寅朔，非辛丑。语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文为汪君所手定，何舛误至此？”【46】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余又因锡予获交于陈寅恪。锡予、寅恪乃出国留学前清华同学。”【47】陈寅恪未在国内读过大学。汤用彤曾就读于清华学堂，1917年毕业，1918年赴美国留学。

　　何兹全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的自传中，把史念海列入清华、师大、燕京的一员。史念海是辅仁大学毕业的，与上述三校无关。何又把杨联陞说成燕京大学出身的，实际上杨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48】何与史、杨都是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大学生。何出身北大；史，辅仁；杨，清华。按道理本不应发生上述错误。

　　启功与柴德赓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共事多年，彼此熟悉，但启功在《启功口述历史》中谈到柴德赓时，竟错误地说，柴被一些人“排挤出辅仁，到吴江大学（后改为苏州师范学院）去任历史系主任”。其实，柴不是被“排挤出辅仁”，而是被排挤出北京师范大学，柴离开北京赴苏州上任前，那时辅仁大学已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了。又，“吴江大学”应作“东吴大学”；“苏州师范学院”应作“江苏师范学院”。【49】

　　总之，回忆录之类不可能是对回忆对象的丝毫不差的再现，错误是常常发生的。

　　（2）回忆录总是经过筛选的，残缺不全的。后来回忆的东西，只可能是作者当年经历的一部分，有些被记住了，有些被遗忘了。记住的东西，未必都是重要的；而被遗忘的东西，也可能是重要的。记住什么，遗忘什么，情况十分复杂，因人而异。

　　爱伦堡说：“记忆力通常是保存了一些东西，而放过了另一些东西。我对童年时代、少年时代某些场景的细节至今记忆犹新，虽然它们绝不是什么最重要的东西；我记得某些人，但把另一些人忘得干干净净。记忆力像是汽车的前灯，在黑夜里，它们忽而照亮一棵树，忽而照亮一个岗棚，忽而又照亮了一个人。人们，特别是作家们，在他们合乎逻辑地、详尽地叙述自己生平的时候，经常用臆度揣测来填补空白，使人难以辨别，他的真实回忆在哪儿结束，虚构的小说又从哪儿开始。”【50】

　　有些人对有些事一直记得很清楚，但不肯写出来，因为怕对自己不利。至今，有关“反右”、“文革”等运动中被迫害者写的回忆录发表了不少，但很少见有人写自己如何迫害别人的回忆录。钱钟书在为杨绛《干校六记》一书所写的“小引”里说，杨还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钱说，在这次运动里（指在干校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笔者），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一类是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他们可写“记屈”或“记愤”。第二类是一般群众，回忆时大都得写“记愧”，愧的是没看清“假案”、“错案”，或者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无胆气出头抗议，如他自己。还有第三类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51】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重要政治人物的回忆录的内容却十分贫乏。当我们翻开他们的回忆录，想看看他们对亲自参与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是如何叙述的时候，却只字不见。例如，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任英国首相时，他的内阁有“四巨头”。张本人外，其他三巨头是哈里法克斯、西门和霍尔。张未写回忆录或自传，但留下了大量信件（致其妹的信件一大批，内容多涉及政治，少及家事）和日记。哈里法克斯、西门的回忆录，内容贫乏，与他们的政治地位很不相称。只有霍尔的回忆录《动乱的九年》还算内容丰富，有一读的价值。哈里法克斯、西门对许多重大事件避而不谈，不是由于忘了，而是他们有意把“内幕”封锁起来，以免对自己、对自己的政党不利。总之，我们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在某人的回忆录里大概一定能找到与他有密切关系的重要资料。事实是：可能找到，但也可能令我们大失所望地找不到。

　　有人认为，他在回忆录里所写的内容就是最真实、最能反映他本质的。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52】卢梭在《忏悔录》中说：“我的《忏悔录》的本旨，就是要正确地反映我一生的种种境遇，那时的内心状况。我向读者许诺的正是我心灵的历史，为了忠实地写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记录，我只要像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诉诸我的内心就成了。”【53】从这类回忆录，发现事实方面的错误，并不奇怪，因为作者本人就不强调事实方面的准确。看这类回忆录，重点要放在作者的精神世界方面，而这也正是他们要读者注意的地方。

　　（3）回忆录不单是对过去的追忆，也掺杂了现在（即写回忆录时）的看法、思想和感情，既有过去的成分，也有现在的成分，不可认为作者回忆的纯粹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梁启超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54】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也说：“子馨此书，叙戊戌政变，多取材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变记。此记先生作于感情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55】

　　又如，许多老年人所回忆的年青时代的“美好时光”，未必就都那样“美好”。由于怀旧思想作祟，便觉得今不如昔了。以“吃”为例，许多老年人回忆年青时吃过的东西，常常说现在再也没有那样美味之类的话。我见到不少写1949年前燕京大学校东门一家小馆“常三”的文章，王世襄就写过一篇充满感情的《许地山饼与常三小馆》【56】，盛赞这家小馆的“烹虾段”、“软炸里脊”等菜，甚至连常四（常三之弟）叫喊的“来一卖软炸里脊，糖醋烹”都记得清清楚楚。当年的美味不复存在，大致有几种情况。一是那样的“美味”确实现在没有了，原因是厨师的技术不如以前，再加上原材料不如以前了。二是年青时较穷，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偶尔吃到，便记忆深刻。后来见世面多了，便失去了当年那种新鲜感。三是人到老年，味觉大差，消化能力也大不如前，无论吃什么好东西也不觉得“香”了，并非今天的菜就都不如过去。

　　回忆，不可能全是单纯的叙述，必然还有一些对既往的诠释。诠释的部分就更含有现在的成分。

　　（4）回忆录有相当强的主观性。回忆录既然是个人性质的，主观性就必然存在。了解这一点，不仅不妨碍我们使用回忆录，反而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利用回忆录。

　　何兆武说：“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而个人的回忆录恰恰相反，它所依据的全然是个人主观印象和感受，否则就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他还说：“你必须尽量使每个人都忠实地回忆，才能尽可能地得出真相。”【57】这些话说得有相当道理。我们看回忆录，看的就是作者这个人对既往的印象和感受，至于他的看法是否正确，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人写回忆录，大量参考过去文献，这样做有利也有弊。有利处在于可以纠正记忆中关于事实部分的错误，如时间、人物、地点，等等。弊处在于阅读过去的文献如果太多，不知不觉间就会把研讨文献的结果当做回忆来写，这样的回忆录便失去了它的本性，反倒削弱了它的价值。何兆武在《上学记》里对西南联大的几位老师写下了他的印象，也有评价。印象是否准确，评价是否恰当，是另外一个问题。何兆武坦率地写出来了，这样的回忆就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供参考。

　　（5）一些回忆录有扬己贬人的缺点。“己”、“人”不仅是个体，也包括己方和对方的党派、团体、民族、国家，等等。这类的例子很多。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不仅是为他个人树碑立传，也大肆吹嘘英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该书的第二卷的标题是“光辉的时刻”，从1940年5月法兰西之战写起，到1940年底英国在埃及打败意大利军队。他给第二卷定的主题是“英国人民怎样单独坚守堡垒直至过去半盲的人们作好一半的准备”（How the British people held the fort alone till those who hitherto had been half blind were half ready）。第二卷下部的标题是“单独作战”（Alone）。【58】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自吹自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1940年6月法国虽已战败，苏、美尚未参战，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只有英国单独作战。中国人民早自1937年就已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了，难道中国抗日战争不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吗？丘吉尔为什么视而不见呢？不仅如此，那时英、法正在西方对德、意实行绥靖政策，在东方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美国则向日本输出钢铁、石油等重要军事物资。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日本的侵华战争。

　　有的人为了抬高自己，竟歪曲事实，把别人的著作攘为己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一部目录学名著，但曾经流传不是他自著的，而是缪荃孙代撰的。造成这种流传的起因，是《艺风年谱》（按系缪自订——笔者）光绪元年条云：“八月，执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受业，命撰书目答问四卷。”（按年谱发表时张已去世——笔者）自言《答问》出自其手。陈垣在《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59】一文中，有力地驳斥了缪“代撰”的说法。陈文指出，光绪三十四年缪荃孙自己曾说同治甲戌南皮师相督学四川时著《书目答问》，他“随同助理”（按此时张尚在世——笔者）。陈垣还得到光绪二年张之洞致王懿荣手扎，内称在蜀刊《书目答问》，意在开扩生童见闻，寄上一本请王补正，并请王转交缪小珊（荃孙字）一本，“属其订正”。可见，缪于《答问》一书，只起过“助理”、“订正”的作用，而非“代撰”。

　　利用回忆录，贬低、打击别人的事，也是常有的。例如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谈到1960年他同肯尼迪竞选总统的事，写道：“1960年选举是有大量舞弊行为，得克萨斯和伊利诺斯是舞弊最严重同时也是搞得最明目张胆的两个例子。比如，得克萨斯有个县，登记投票的只有4895人，计出的选票居然有6138张。”他还写道：“肯尼迪的竞选组织干起丑事来，有其独特的流氓味，它可以若无其事大模大样地干，使得多少政客甘拜下风，还使得多少好议人非的记者自叹弗如。”【60】但是，尼克松本人的政治操守又如何呢？后来的“水门事件”不也说明他“使得多少政客甘拜下风”吗？

　　回忆录虽然有上述种种缺陷和局限性，但不可全盘否定。钱钟书在1979年9月致黄裳的信中说：“弟此番在美，睹博士论文及拙作译本小传，语多不经。一作者自加拿大来见，问之，则云曾至港台，遍访弟师友，采撷轶闻，弟乃知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钱钟书还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当然，‘脱空经’（指虚诳、撒谎——笔者）的花样繁多，不仅是许多抒情诗文，譬如有些忏悔录、回忆录、游记甚至于国史，也可以归入这个范畴。”【61】这些话是极而言之。对回忆录之类的作品，全信不可；全不信亦不可，无论如何其中还是有不少东西可作为史料使用的。

　　总之，我们应当使用官私多种类型的史料，互相参照比较，进行分析综合，庶几可以接近历史的真相。

注释：

【1】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81～182页。

【2】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48～149页。

【3】《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三联书店，1974，第80、352～353页。

【4】〔苏〕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中），冯南江、秦顺新译，海南出版社，1999，第438～439页。

【5】参见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第270～271页。

【7】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第65、67页。

【8】张伯驹：《春游纪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74～75页。

【9】张伯驹：《春游纪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73页。

【10】方暾：《国民党军政部点验委员会的真相》，载1998年12月9日《人民政协报》第4版。

【11】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12】孟元老（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上），中华书局，2006，第288～289页；同书（下），第503～504页。

【13】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第162～172、181～182页。

【14】钱大昕：《钱大昕全集》（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109页。

【15】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9，第230页。按：现已出版的《蔡元培自述》、《子民自述》等，都是利用蔡的《自述年谱》，再加上其他一些文章、讲演合成的。

【16】按：蔡元培在《自写年谱》手稿第一册的末页，附有《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是为撰写《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所列的要项。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即见于此要项中。此文前记蔡元培34岁事，此文后记蔡54岁事，中缺。

【17】《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18～319页。

【18】《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18～319页。

【19】《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19～320页。

【20】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第46～47页。

【21】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第47～48页。

【22】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第74～75页。

【23】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第78页。

【24】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第5、1页。

【25】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第1页。

【26】《胡适口述自传》，第172页。

【27】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29页。

【28】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60页。

【29】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347页。

【30】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352页。

【31】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52页。

【32】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69页。

【33】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19页。

【34】吕思勉：《为学十六法》，中华书局，2007，第198～205页。

【35】钱基博：《自我检讨书》（1952），载《天涯》2003年第1期，第65～78页。

【36】季羡林：《留德十年》，东方出版社，1992，第96～98页。

【37】季羡林：《留德十年》，东方出版社，1992，第76页。

【38】季羡林：《留德十年》，东方出版社，1992，第38页。

【39】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第1、4页。

【40】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第65～66页。

【41】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第117、121～122、132～133页。

【42】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2页。

【43】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74～75页。

【44】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00～101页。

【45】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24～125页。

【46】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三联书店，2007，第99页。

【47】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第180页。

【48】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59页。

【49】《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15页。

【50】〔苏〕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上），冯南江、秦顺新译，海南出版社，1999，第5～6页。

【51】见杨绛《干校六记》，三联书店，2010，第1～3页。

【5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第364页。

【53】卢梭：《忏悔录》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344～345页。

【5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第110页。

【55】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48页。

【56】王世襄：《忆往谈趣》，三联书店，2010，第141～144页。

【57】何兆武：《上学记》（修订版），三联书店，2008，第3～5页。

【58】〔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卷上部、第二卷下部，商务印书馆，1975。

【59】陈垣：《陈垣全集》第七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528～531页。

【60】〔美〕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第290～291页。

【61】钱钟书：《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第417、330页。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8-22 15:16:53

　　此书作者署名为庄受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似无异议。庄受祺，字卫生，江苏阳湖人，道光二十年进士，咸丰二年到湖北，历任宜昌知府、荆宜施道等职，九年升任湖北布政使。庄受祺曾长期主管湖北盐务，因政绩卓著，颇受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赏识。细检庄受祺的著述（《枫南山馆遗集》）、家传（《先考卫生府君行述》，出自《毘陵庄氏族谱》）以及官文、胡林翼的相关奏折，与书中内容却有诸多不符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作者的族属为旗人。众所周知，直至咸丰朝，满汉之间仍不能通婚。参与选秀女、与皇族联姻仍是旗人的特权，庄氏为江南汉族世家，自然无缘参与。但《随时录》作者却在咸丰五年致京中友人的信中提及：“二月小女挑选，深蒙隆情，格外感佩莫名，”（《随时录》一，569页）可见其女参与了秀女挑选。不惟如此，作者还在信札中多次自称“满洲世仆”、“身隶旗籍”（《随时录》三，824页），可知其族属绝非汉人，应为旗人。

　　其二，书中大量致庄受祺的信件与同日其他发件内容相同。书信集中含有收件与发件本不足为奇，但同一时间的收件与发件如内容相似，则令人感到蹊跷。如咸丰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一通致庄受祺的信中提及当时战事：“月之二十日分军攻克蔡甸，……李光荣将所掳贼物并抄抢民财乘夜拔营，……以致贼知虚实，民怀怨恨、助逆而来。”同日，另一通致潜江县知县龚某的信中称：“月之二十日攻克蔡甸……乃李光荣搜掠民财、乘夜潜行，以致贼知虚实。”（《随时录》二，338页）此两通书信不仅所述内容一致，甚至语气都完全相同，可知两信作者实为同一人，《随时录》中大量致庄受祺的书信并非收件，而是普通发件。

　　其三，作者经历与庄受祺不符。据《随时录》所载，作者于咸丰四年春“起服”，四月补授湖北盐道，九月十九日方抵武昌就任；实际上，早在咸丰二年十二月，庄受祺即赴湖北任官，其初任官职为署理安襄郧荆道，并非实授湖北盐道（《先考卫生府君行述》）。咸丰五年二月，太平军攻克武昌，《随时录》作者赴荆州办理捐输，其后一年多，则受官文委任，率领兵勇在天门、潜江、蔡甸一带与太平军作战；同一时期内，庄受祺却一直以荆宜施道驻宜昌管理川盐抽课事务，并为胡林翼委任“司后路粮台”。咸丰七年正月，因与襄阳一带民军作战不利，《随时录》作者被胡林翼参劾，“摘去顶戴”，随即又遭革职，陷入到“进退无路，出入无门，日坐愁城”的困境；庄受祺此时仕途却颇为顺利，于戊午（咸丰八年）秋“奉旨补授湖北按察使”，其后出任湖北布政使（《先考卫生府君行述》）。

　　依据以上情况，《随时录》作者并非庄受祺，而是另有其人。参照同期湖北历任督、抚奏折，作者身份可见端倪：咸丰五年二月初九日，湖北巡抚陶恩培在奏折中提到，盐道常恩率部与太平军在武昌作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七册，103页）；《随时录》作者称，此时其在武昌西南城外白沙洲督带兵勇迎战太平军（《随时录》一，228页）。武昌城破后，陶恩培自杀身死，二月二十六日，湖广总督杨霈上奏清廷，称陶恩培在城破前派参将文斌将巡抚关防带出城外，交常恩收藏（《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七册，165页）；《随时录》作者在书信中亦称“参将文斌带同抚辕家人陈升，禀称缴抚部院银关防一颗前来”（《随时录》一，231页）。六月十七日，《随时录》作者向官文禀报德安府太平军情报：“（德安）前系伪正丞相、副丞相二人踞守，现正丞相撤回南京，仅存伪副丞相陆姓在彼，共贼三千余名。”（《随时录》一，330页）六月二十三日，官文在奏折中提及此情报，并称“兹据兼署司常恩禀”（《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七册，418页）。八月二十一日，在蔡甸一带的战斗中，《随时录》作者“左腿被矛伤”（《随时录》二，第202页）；九月初七日，官文在奏折中则称：“常恩驰往督队，被贼矛伤左腿。”（《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七册，557页）十月初七日，官文奏称：“盐道常恩收集兵勇只有五百余名，奴才已调来德安留办善后事宜。”（《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七册，620页）同日，《随时录》作者则称奉官文命，赴德安“办理安抚事宜”（《随时录》二，第394页）。咸丰七年正月二十五日，胡林翼以作战不利为由，奏请将盐道常恩、松藩镇总兵德恩“摘去顶戴，以示惩戒”（《胡林翼集》一，230页）；二月十四日，《随时录》作者在致德恩的信中称：“昨奉中丞行知，以兄与阁下剿捕不利，择去顶戴。”（《随时录》三，第552页）通过以上诸多严丝合缝的印证，似可推断，《随时录》作者实为常恩。

　　以笔者所见，除《随时录》外，与常恩相关的史料极少，仅知其道光间曾仕宦贵州，先后担任安顺府、黎平府知府，与胡林翼有过前后任的经历。从咸丰五年初赴荆州筹饷始，由于同为旗人，且具备一定地方行政经验，常恩很快获得官文信任。其后二人关系日趋亲近。作为官文的亲信，常恩为何会被参劾革职？如前所述，咸丰七年初，清军在襄阳一带与民军作战失利，以致宜昌、保康、兴山等地接连失守，胡林翼随即上疏参劾，称失利原因在于常恩“纵贼入山”。但在常恩看来，此役失利是因湘军唐训方部“乃以不服水土为辞，停车老河口，彩觞作寿”，胡林翼“竟不究其贻误，转复多方回护，而将众过均归于恩”，（《随时录》三，811页）。事实上，唐训方在湘军中一向以取巧避战著称，咸丰六年二月，胡林翼即在书信中指斥其“今年已颓唐，昨日又不肯出（战），……甘告奋勇乃饰词耳”（《胡林翼集》二，137页），可见常恩称唐训方作寿避战并非无根之谈。另一方面，早在贵州为官时，常恩即因“刻薄交代”与胡林翼结下夙怨。常恩被革除官职，唐训方反而加功受赏，胡林翼对于常、唐两人截然不同的处理，似有维护湘系本位利益、挟私报复之嫌。

　　那么，官文对此事又持什么立场呢？据《随时录》所载，官文虽极为同情常恩的遭遇：“（常恩）遭此屈抑，令人万分焦急”，但却不愿与胡林翼公开激化矛盾，“须先与中丞（胡林翼）在皇上前打官司，方能救其万一，成何事体，招天下人笑柄”（《随时录》三，809页）。其后官文与胡林翼几经磋商，希望将常恩“开复原官，仍以臬司记名简放”，但胡林翼态度强硬，“不肯会奏”，官文只得退让，直至咸丰七年六月，常恩奉旨：“赏给四品顶带回京”，未能开复原官（《随时录》三，830页）。

　　在诸多官私史料中，胡林翼皆以顾全大局、维护统治阶层内部团结的形象著称。在与湘系集团关系密切的文人笔下，官文与胡林翼的关系被描述成胡林翼单方面委曲求全，而官文则贪鄙无能，不断制造事端。但是，从常恩被参劾革职的全过程看，与那些记述出入很大，这也体现出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仅仅依靠来自湘系方面的史料，难以得出客观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看，《随时录》无疑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有助于认识历史的全貌。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来源：《光明日报》2012年12月20日11版

　　【关键词】日记；史料；官员的日记；文人学者的日记

　　【作者简介】齐世荣，男，河北南皮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9）。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京），2011．6．1～15

　　日记是私人记载的一种，按照年月日记录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以及作者对人对事的看法，历来被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是治史者所必须参考的。由于日记记录的是当天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事后的追忆，故比较准确。由于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故能比较真实地反映作者的个性。此外，日记中谈到的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情况，亦可与官书和书信、回忆录等其他私人文件互相参照比较。

　　日记原本是写给自己看的，多数日记都属于这一类。这类日记能反映作者“真面目”，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但也有少数日记是被作者当做“著作”，准备身后发表的，甚至是在当时就供给他人阅读的。这类日记时时有些做作，难以从中看见作者的“心”，即灵魂深处的东西。但如果作者是某方面的重要人物，记下了他所掌握而一般人不知道或难知其详的种种情况，则这种日记仍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因篇幅所限，兹先将政治和文化两类人物的日记各择数例，以说明其史料价值。

政治人物的日记

　　（一）高级官员的日记

　　这类人物的日记，有些因讳忌太多，并未提供重要史料，如《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王闿运于序中说：“惜其记事简略，非同时人莫能知其厓涘，故闿运观之而了然，不能喻之人也。时历四纪，欲学裴松之以注辅志，则记录文字不备，无从搜求。”①崤些人的日记则内容丰富，可备史乘，下文略举数例予以说明。

　　1．《翁同稣日记》（即翁文恭公日记）

　　翁氏日记，起自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1858年7月31日），迄于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1904年6月27日），长达46年，记叙了许多重要史事和作者本人的思想与活动，内容十分丰富。

　　翁同稣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论者已多，基本肯定；而于他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亦有人誉美逾分，实未得其当。兹据翁氏日记，集中谈一下他在甲午战争中的作为。由于本文不是全面谈翁氏日记，对其他内容一概从略。

　　光绪二十年甲午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中日同时宣战。战争开始前，李鸿章畏敌怯战，幻想依赖俄、英等国的调停，与日本讲和，以至屡误战机，被日本着着争先。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清军溃败，平壤弃守。八月十八日（9月17日），黄海一战，清水军又败。翁同稣等主战派一方面继续抨弹李鸿章，另一方面则纷纷请启用被那拉氏罢黜、已息影十年的恭亲王奕。十月三日（10月31日），翁同稣见奕诉，“痛哭流涕，请持危局”[1]（p.2745）。十月五日（11月2日）下诏，恭亲王督办军务，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次日，翁同稣、李鸿藻、刚毅补授军机大臣。奕诉出山后，亦主议和，翁同稣大失所望，但无可奈何。翁、李入军机后不久，旅顺于十月二十四日（11月21日）失守。十月二十七日（11月24日），李鸿章受到革职留任、摘去顶带的处分。是日，翁同稣邀奕诉等来商，“相对无一策”[1]（p.2753）。翁、李虽已入军机，掌握实权，但他们素不知兵，于是又寄希望于时任两江总督的湘军将领刘坤一。十二月二日（12月28日），清廷授刘坤一钦差大臣，关内外防剿各军统归节制。刘坤一到京后，翁同稣即于十二月十五日（1895年1月10日）访刘，“辩论甚长，伊执队不齐械不备不能轻试之语，百折不回也”[1]（p.2768）。十二月十七日（1895年1月12日）翁至“督办处，始见宋庆报盖平失陷情形，自请治罪，催刘出关，诸公相对，一筹莫展”[1]（p.2768）。十二月十九日（1895年1月14日），翁偕奕诉等至督办处，刘坤一在场，“闻命（按指命他进扎山海关——笔者）惶悚，具陈所处之难，慰藉良久乃平”[1]（p.2769）。在一再督促下，刘坤一才于十二月二十四日（1895年1月19日）带着满腹牢骚勉强出京。翁同稣倚重的刘坤一实际上畏敌怯战，湘军亦不足持。据文廷式《闻尘偶记》：“刘坤一治兵既无效，而营求回任之心至极，内则恭亲王、荣禄主之，然上意殊不谓然也。乃遣江苏候补道丁葆元入都，粮台以报销余款十万济之，遂得要领。余告李高阳（即李鸿藻——笔者），高阳以为事所必无。不数日而回任之旨下。高阳又谓余曰：‘汝前所言之事，乃真实语也。丁者何名？信有神通耶？’余曰：‘非某知之，有门人籍宁波者，言四恒（宁波人在京师开银号者，有恒顺、恒丰等共四家，交通贿赂，人皆信之，故名。）前月已出票，故敢告也。’”[2]（p.735），这条材料，可作旁证参考。

　　战事日益失利，日记中屡屡出现彷徨无计的情况。十二月二十六日（1895年1月21日）：“电报多，威海日逼矣，奈何奈何！”[1]（p.2770）十二月二十七日（1895年1月22日）：“廿五申刻荣城县失守，威海益迫，恐旦夕复失，相对于邑。”[1]（p.2771）光绪二十一年一月七日（1895年2月1日）：“商威海事，竞不能发一策，可叹。”[1]（p.2775）一月九日（2月3日）：“威海北岸三台尽失……相对默然，计无所出。”[1]（p.2775）一月十八日（2月12日），丁汝昌自杀身亡。二月八日（3月4日），湘军败于牛庄。二月九日（3月5日）：“得吴清卿私电，贼于初八扑牛庄，魏（光焘）、李（光久）两军皆败（按吴、李皆湘军——笔者）……可危之至。”[1]（p.2783）二月二十三13（3月19日），李鸿章到达马关，次日开始议和。二月二十九日（3月25日），翁同稣至值房，与奕诉“相对愁绝”[1]（p.2788）。三月五日（3月30日），停战协定成立，但只限于北方。三月六日（3月31日）：“赴督办处，楚囚相对，意况不堪。”m删略举以上数例，已可看出翁等主战派之束手无策。石泉在《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一书中说：“彼等主战，但并无实际有效之方策以支持战争，而自立于不败之地，更无论乎求胜矣。”[3]（p.124）

　　清代同光朝士大夫有所谓“清流”、“浊流”之分。翁同稣是清流首领人物之一。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说：“自同治至光绪末年，京官以恭亲王奕诉、李鸿藻、翁同稣、张佩纶等，外官以沈葆桢、张之洞等为清流。京官以醇亲王奕譞、孙毓汶等，外官以李鸿章、张树声等为浊流。”又云：“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总而言之，清流士大夫，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浊流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其中固有例外，然以此原则衡清季数十年人事世变，虽不中亦不远也。”[4]（pp.170～171）；[5]（p.34；p.35）陈寅恪对清流的一般看法，也适合于翁同稣个人。翁于咸丰六年中状元，时方26岁，陈寅恪所谓“少年科第”者。后升迁很快，但从未在地方上任过职，更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甲午战前，思想顽固保守，例如他在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初一（公历2月25日）日记中大骂郭嵩焘：“适郭筠仙来，遂论洋务……其以电信、铁路为必行，及洋税加倍，厘金尽撤者谬也。至援引古书，伸其妄辩，真是丧心狂走矣。”[6]（p.32）②又如，翁同稣对于同文馆也是坚决反对的。同治五年十二月（1866年1月），总理衙门议考选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同文馆从西人肆习天文、算学。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1867年3月20日），大学士倭仁上书坚决反对，奏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前二日（3月18日），翁在日记中写道：“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1]（p.518）二月二十四日（3月29日），翁又记嘲骂同文馆的俚语和对联：“京师口语藉藉，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1]（p.521）恭亲王奕诉针对倭仁的这种态度，干脆请旨命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让他尝尝洋务的味道，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倭仁当然不肯就职。翁同稣站在倭仁一方，从同年三月二十一日（4月25日）起，多次与倭仁一起商量如何辞去在总理衙门行走的差使。辞职终于获准。六月十二日（7月13日）：“倭艮翁是日请开缺，闻准开一切差使，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为之额手。”[1]（p.544）从翁同龢对待同文馆的态度，再次可见甲午战前他对世界大势的茫无所知以及拒绝向西方学习的守旧立场。这样一个人，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只能是主战却拿不出实际有效的办法。

　　总之，那拉氏、李鸿章、孙毓汶等主和派误国有罪，翁同稣、李鸿藻等主战派虽愤激有加，然无救时之才，亦不过徒作高论、张皇求胜而已。同光时，清朝统治阶级整体上已经十分腐朽，甲午战败是不可避免的。翁同稣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他在甲午战争中的主战，而在于他战后能够猛省，走上维新变法的道路。

　　2．《郭嵩焘日记》

　　郭嵩焘是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洋务派中最有见解的一人。顽固昏庸的士大夫激烈反对他的主张，甚至诋毁他的人格，骂之为“汉奸”。他的日记现存手稿始于咸丰五年，迄于光绪十七年，长达37年（其问缺三段，为时约39个月），内容十分丰富。我们从中摘取他出使外国时的日记若干则，以见他对西方的认识，从中亦可了解顽固派何以对他恨之入骨的原因。

　　光绪元年八月八日（1875年9月7日），清廷正式下诏，命郭嵩焘充任使英大臣。当时，清朝虽已数败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大多数士大夫的虚骄之气丝毫未减，仍视出使外国为可耻之事。1876年初，京师编造联语，以“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相诮訾，湖南顽固士绅甚至耻与郭为伍。光绪二年十月五日（1876年11月20日），郭嵩焘在致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信中悲愤地说：“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至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7]（p.247）在这样恶劣的政治气氛下，郭嵩焘仍毅然决然地决定出使。光绪二年十月十八日（1876年12月3日），郭自上海启程。十二月八日（1877年1月21日）抵伦敦。十二月二十五日（1877年2月7日）正式呈递国书。郭嵩焘自上海启程后，就沿途见闻和他的一些看法都有日记，抵英后加以整理，录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题名为《使西纪程》。总署将之刊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使西纪程》中有这样一段话：“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其至中国，唯务通商而已，而窟穴已深，逼处凭陵，智力兼胜。所以应付处理之方，岂能不一讲求？并不得以和论。无故悬一‘和’字以为劫持朝廷之资，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至有谓‘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者，京师已屡闻此言……诚不意宋、明诸儒议论，流传为害之烈一至斯也。”[8]（pp.39～40）这段话中也有对西方国家认识不清的地方，如说它们“至中国，唯务通商而已”，而看不到它们侵略的本质。但郭氏强调的“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这一点，确有见解，而这正是顽固派绝对不承认的。他们认为，只有中国才是礼义之邦，政教修明，立国有本。西洋国家哪有什么政教可言，最多不过是掌握了“术数”、“技巧”而已，但这些都是“末”，本末不能倒置，靠“一技之末”是不可能起中国于衰弱的。清流大老李鸿藻看了《使西纪程》以后大怒，逢人便骂。于是，编修何金寿在李授意下[7]（p.249）[9]（p.249）③，上奏弹劾郭嵩焘，斥为“大清无此臣子”。光绪三年六月十一日（1877年7月21日），清廷下诏毁《使西纪程》版。

　　郭嵩焘是个事业心很强、有远大抱负的人，并未因毁版一事的打击而一蹶不振。他继续深入考察，从根本制度上认识英国，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看法。例如，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八（1877年12月22日）的日记写道：“其初国政亦甚乖乱。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而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久而后定，买阿尔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10]（p.373）光绪三年十二月十八（1878年1月20日）又记：“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立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于是两党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问难酬答，直输其情，无有隐避，积之久而亦习为风俗。……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深矣。世安有无政治教化而能成风俗者哉？”[10]（p.393）

　　郭嵩焘对西方国家的这些认识，在同光年问士大夫中可谓罕见，实在可贵。当时的顽固守旧势力认为这些“夷狄之邦”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文物制度，甚至连西方拥有的近代交通工具也深恶痛绝。以铁路为例，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李鸿章赴京谒晤恭亲王奕诉，“极陈铁路利益……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乘问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11]（p.121）④。郭嵩焘在《复姚彦嘉书》中说：“士大夫语及洋人，则大憾。见洋人机器，所以致富强，则益憾。独于洋烟，甘心吸嗜。”[7]（p.169）可谓愤极而言。

　　至于洋务派巨头如李鸿章、沈葆桢、张之洞等人，也只认识到筑铁路、造轮船、通邮电、开矿山、兴学校的重要性，而对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和文明则认为远非西方可比，是“本”是“体”，必须维护而不可触动。郭嵩焘不仅能看到西方“船坚炮利”，而且能认识到西方在政治教化方面胜于中国之处，所以他在洋务派中也是最有眼光的。

　　1891年郭嵩焘去世。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上郭的学行政绩，请宣付史馆立传，并请赐谥。奏中说：郭“生平于洋务最为究心，所论利害，皆洞人精微，事后无不征验”。奏入，被驳，诏不准立传赐谥，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12]（pp.1008～1009）⑤。他在英国最赏识的海军留学生严复，这时已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惊闻郭去世，写了一幅挽联：“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13]（p.1548）李鸿章的评价是公允的，而严复挽联中所称“负独醒之累”，尤其是对郭嵩焘的准确的历史定位。郭嵩焘关于西方的种种看法，特别是政教修明这一点确实是“独醒”之见，正由于此，才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谤毁和世俗的误解。先驱者往往不免一时处于孤独的地位，但这也正是他们可贵的地方。

　　3．《齐亚诺日记》

　　齐亚诺是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的外交大臣，是墨索里尼的政治亲信，还是他的女婿。齐亚诺的日记有两本：1937年至1938年一本；1939年至1943年一本。从他的日记中，可以得到有关墨索里尼政府外交、内政方面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材料，兹举数例并略加说明。

　　1937年9月21日齐亚诺日记，有几句关于尼翁会议的十分重要的话：“这是一次卓越的胜利。从被怀疑的海盗变为地中海的警察——而且船只被我们击沉的俄国人被排除在外。”[14]（p.15）齐亚诺所说的“一次卓越的胜利”，是指何而言呢？他又为什么如此得意呢？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意大利站在叛军佛朗哥一方。1937年8月中旬至9月初，意大利的潜艇和飞机攻击了法、苏、英、希腊、丹麦、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方面）等国的船只。9月14日，尼翁会议九国达成协议，建立了海上巡逻体系，规定对攻击不属于西班牙纷争任何一方的商船的潜艇都予以消灭。英国明明知道海盗行为是意大利干的，但仍与法国一道给了意大利一定的巡逻范围。实际上，这等于给了意大利继续向佛朗哥叛军提供援助而不被发觉的便利。尼翁会议原拟分配给苏联的巡逻范围是北爱琴海，但土耳其等东地中海国家反对与苏联合作。后来决定爱琴海区域也由英、法担任巡逻任务，而由小国和苏联予以协助。这就实际上把苏联排除在外了。齐亚诺的得意洋洋，恰好说明了英、法的绥靖政策不是维护和平的政策，而是纵容侵略的政策。

　　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加入之前，1937年11月2日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三国公约，在理论上是反共产国际的，但实际上明白无误地是反对英国的。”[14]（p.27）这则日记道出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一个重要目的。从条文上看，这个协定完全是针对共产国际的，但它也是一种策略，即利用一些国家害怕共产主义的心理，以推行三国的侵略政策，特别是要达到威慑英国的目的。11月6日，即签字当天的日记写道：“三个国家正在一起走上一条或许可能引起战争的道路。一场为了打破正在窒息年青国家的活力和大志的硬壳而必需的战争。”[14]（p.p28～29）在1939年1月12日的日记中，齐亚诺又谈到了三国盟约：“德国重新武装一事，成为英国人的心头重负。他们如能看清将来，就应准备做出任何牺牲。他们心头的这一阴影使我更觉缔结三国盟约是必要的。有此工具在手，便能有求必得。”[15]（pp.56～57）

　　1939年1月11日的日记有一段对英国首相张伯伦之流的评价，值得注意。1939年1月，张伯伦访问意大利。11日墨索里尼与张伯伦会谈后，评论说：“这些人与创造大英帝国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等伟大冒险家并不是同样材料塑成的。说到底，他们不过是些富豪世家的没有出息的玄孙，他们会把他们的帝国败掉的。”[15]（p.56）这段话说明：英国越是推行绥靖政策，法西斯国家就越嚣张，越看不起张伯伦之流，因而得寸进尺，终于在绥靖政策的纵容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意虽然结成同盟，但德国根本看不起意大利这个走卒，齐亚诺日记有多处谈到这一点。1939年8月11日：“每当我问及德国行动计划时，冯·里宾特罗甫往往闪烁其词……我能断定，即使让德国人之所得超出他们之所求，他们也要进攻，因为他们已被毁灭的魔鬼迷住了心窍……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是多么渺小。”[15]（pp.164～165）1939年8月12日：“实际上，我感觉到，就德国人而言，与我们结盟只是意味着迫使敌方以若干师对付我们，从而缓和德国战线的局势。此外他们一概不管。对于我们的命运，他们毫不在意。他们知道，强行作出决定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总而言之，他们答应给我们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15]（p.165）1943年12月23日——最后记载：“从萨尔茨堡会谈以来，在意大利中立期间以及战争期间，柏林对付意大利的政策不过是谎言、阴谋和欺骗之大杂烩。他们从未把我们看作伙伴，而总是把我们当作奴才。他们每次采取行动从不告知我们，甚至连各种最基本的决定也是在付诸行动之后才通知我们……在德军已越过俄国东部国境半小时以后，我们才得知进攻俄国的消息。”[15]（p.636）

　　齐亚诺日记还记载了一些有关意大利投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暂时采取“非交战”立场，持观望态度。直到法国败局已定，意大利才于1940年6月10日对英、法宣战。这是因为意大利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严重不足。1939年8月6日：“我们的黄金储备已近枯竭，金属储备也将耗尽，远未完成在独裁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15]（p.162）1939年9月18日：“晚上，我与领袖长谈。我向他汇报了从格拉齐亚尼将军那儿获悉的情况。目前我们一线兵力总共只有10个师。另外35个师是拼凑起来的，兵员不足，装备不良。领袖承认情况确是如此，还对陆军的真实状况发了一通怨言。陆军如今毛病甚多。他对我们的军用飞机吹了一通。他有瓦莱（意大利航空事务部长——笔者）给他的一些荒唐的乐观数字。我劝他通过司令官（按此处译文有误。Civilian Prefeets应译作地方行政长官或省长——笔者）进行一番调查，清查飞机库里的飞机，然后求出飞机的总和。这不应该是无法办到的事。然而，我们至今尚未查明实际情况。”[15]（p.193）墨索里尼对空军最为自豪，每当有人对意大利的空军力量有怀疑时，他都答以他的空军能够遮暗太阳[16]（p.91）。实际上，意大利的空军数量常被墨索里尼任意夸大，并无精确统计，由上述一则齐亚诺日记可以看出真相。

　　齐亚诺日记也有许多自我吹嘘和前后矛盾之处。他本来十分效忠于墨索里尼，但到1943年7月看到墨索里尼大势已去，他便参加反墨集团，把墨索里尼赶下了台。墨索里尼被囚后，被希特勒派伞兵救出，随后组建了受德国保护的傀儡政权。齐亚诺被判死刑，临刑前他在1943年12月23日日记中把战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墨索里尼：“几天内，虚伪的特别法庭将公布一份判决。这是墨索里尼在其狐群狗党影响下早已作出的判决。这些年来，这些家伙像瘟疫一样危害意大利的政治生活，并把我国引向深渊的边缘。”[15]（p.637）可是就在1943年2月8日的日记中齐亚诺还说：“我喜欢墨索里尼，非常喜欢他。最使我怀念的是我与他的接触。”[15]（p.633）

　　4．《和平大使：阿贝农勋爵日记》

　　1925年召开的洛迦诺会议，是20世纪前半期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英国是促成《洛迦诺公约》缔结的重要国家，时任英国驻德大使的阿贝农勋爵有公约的“教父”之称。英国的目的何在？阿贝农在他日记中有清楚的说明，而这些真正意图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是看不到的。

　　英国的一个目的是扶德抑法，防止法国称霸欧洲大陆。阿贝农在1923年8月20日日记中写道：“关于中欧的整个形势和英国应该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最清楚的结论看来是：英国的根本利益在于防止德国的崩溃。只要德国是一个整体，欧洲就能或多或少保持均势。一旦德国分崩离析，这个均势必然消失；而法国则依靠它的军队和它的军事同盟，依然无可置疑地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1914年对德国适用的许多论证，今天对法国也是适用的。的确，这还说的不够，因为那时三国同盟是由法俄同盟予以抗衡的；今天，法国和小协约国则没有受到任何抗衡……任何人如果认为，一个像拿破仑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那样支配欧洲大陆的法国政府依然对英国友好，他就是对民族心理的一个可怜的判断者……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对法国友好同样是不可能的。在希望维持英法协约的同时，我不得不希望一个强大的德国的存在。”[17]（p.238～239）

　　英国的另一个目的，是把魏玛德国拉入西方集团，防止德俄接近。1925年8月11日日记写道：“公约的第二个效果是将使德国解除被迫投入俄国怀抱的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不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我相信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政治差别，达到了苏俄与基本上是贵族的德国之间的紧密联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程度。然而，热那亚会议的情况可能重演，随之发生的是另一个更坏的拉巴洛条约。根据公约，德国被接纳为一个平等的成员，并作为一个英国和法国的伙伴维持西欧的现状。如此，德国被吸引到俄国共产主义势力范围的危险就明显减低了。”[18]（p.184）

　　英国还有一种企图，就是凌驾于德法之上。1925年8月11日日记写道：“（公约）对英国的直接利益是不太明显的，但成为法德之间的仲裁者的间接利益却使我们处于一种具有巨大潜力的地位。它使我们成为支配欧洲政治的因素。”[18]（p.184）

　　阿贝农日记关于公约缔结前美、英、德三国金融巨头会晤情况的记载十分重要。1925年7月16日：“英格兰银行总裁诺曼（Norman）、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本甲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在柏林访问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博士（Dr．Schaeht）。诺曼对我说：‘这次访问的目的部分是建立一种未来合作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给沙赫特以支持并提高他的威信。’”“诺曼预见到德国的严重财政困难，除非政治气氛迅速明朗起来。他说不能坐失时机——危机在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就要降临到我们身上。”[18]（p.176）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的斯特莱斯曼在1925年7月19日日记中也有一段与上述阿贝农日记密切相关的记载：“在过去几周，在资本巨头斯特朗、蒙塔古·诺曼和沙赫特之间也举行了会谈。我看好像一种英—美—德资本托辣斯正在形成，自然是以安全公约为先决条件。我们迫切地需要这些亿万富翁。美国人在联邦储备银行存有180亿金马克这一事实，说明英国实际上和我们一样输掉了战争。”[19]（p.142）在研究一些重要的外交条约时，注意其经济背景十分必要。西方关于洛迦诺会议和《洛迦诺公约》的著作已有许多，但涉及会议前美、英、德三国金融巨头会谈的则很少。应根据阿贝农日记和斯特莱斯曼日记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

　　英国自认为公约的缔结是它外交上的一大胜利，但最大的受益国其实还是德国。德国不是以战败国的身份，而是以与英、法等战胜国平等的一员出席会议并签定公约的，这就大大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会后，德国于1926年9月正式加入国联，并成为行政院常任理事国。英国要扶德抑法，德国正好借机拆散英法联盟。德国被扶起来了，但转弱为强后，在1940年6月打败了法国，英国如无一海之隔也难逃被德军占领的下场。

　　（二）中下级官员的日记

　　有些中下级官员，因其所处的特殊位置和不同一般的人际关系，这类“小人物”的日记反倒能比“大人物”的日记透露出更多的消息。下文以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为例，予以说明。

　　赵烈文（1832—1893年），字惠甫，号能静居士。他的官很小，只做到易州知州，但他是曾国藩十分信任的幕僚，很受曾的器重。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专摺奏调他至保定，考语有“随臣营多年，素讲爱民之道，熟于史学，庶以儒术润泽吏治”云云[20]（p.65）。所记《能静居日记》始于咸丰八年（1858年），迄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历时31年，手写稿本64册，内容丰富。他迭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戍幕，得知许多内幕，以下略举数例，以见其日记的史料价值。

　　日记中有关于清军攻占天京后大肆掠夺的情况。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傍晚闻各军入城后，贪掠得，颇乱伍。余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21]（第2册，p.644）又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1864年7月26日）：“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一又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伪忠酋系方山民人陶大蘭缚送伊营内，伊即掠美，禀称派队擒获，中丞亦不深究。本地之民一文不赏亦可矣，萧又疑忠酋有存项在其家，派队将其家属全数缚至营中，邻里亦被牵曳，逼讯存款，至合村遗民空村鬣匿，丧良昧理，一至于此，吾不知其死所。”[21]（第二册，p.653～654）但曾国藩在致郭岜焘（郭嵩焘之弟——笔者）的信中，却谎话连篇地说：“此次攻克逆巢，舍弟（指曾国荃）号令严明，将士人人用命，尽洗向来抢夺财物、子女之习，故能搜杀数日，无一漏网。”[22]（p.151）⑥

　　赵烈文同曾国藩的—些谈话，极具史料价值。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初鼓后，滁师（指曾国藩）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衫，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舟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21]（第3册，p.397～398）“同治中兴”的第一功臣曾国藩对时局如此悲观，以致对他的亲信幕僚竟议论起清朝的危亡，可见“中兴”的真相如何了。而赵烈文所言不出五十年清朝将亡，可谓极有远见。果然，四十余年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

　　又，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赵谒曾国藩久谈。曾（时任直隶总督）说：“两官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蘅（宝望）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21]（第3册，pp.730～731）那拉氏和奕等，在官样文章中都是以“圣君贤相”的面目出现的，但在曾国藩心目中却是个个庸劣，无一有治国之才，国家大政掌握在他们手中实在危险，故“甚可忧耳”。曾国藩对他们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绝非苛求，但他只有在和自己最亲信幕僚的“私房话”中才能道出。《能静居日记》的重要史料价值于此又得一证。

　　赵烈文在光绪元年九月初二日（1875年9月30日）日记中揭露了淮军的腐败。“雇舟成，将旋保定。张子衡廉访招饮，话别。并识汤聘徵、邓宝臣两军门，谈及淮军驻津者皆令赴海滨屯田，兵勇虽来田间，而逸乐已久，不甘劳苦。又统领营官腹削日甚，食米旃械号衣之外，下至包头裹腿均制办发给而扣应食之饷，每人月不得一金，士心嗟怨，逃者纷纷，每哨仅十余人。将弁利其虚伍，以为干没。闻之可为寒心。自军务稍息，合肥公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凡不急之务，如兴造土木，创建善堂，及宦幕游客，或赡家，或归榇，或引见，或刻书，均勒令营中赀助。甚者嬉游宴饮，挟妓娶妾，无不于焉取之。武人多获穹爵，其巧援者知头衔无益于事，而欲求补署，则非联络要津不可，故悉力以奉承上心。顾坐营无掠夺之利，办公薪水又仅足日用，不得不设法渔猎。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当此海疆多事，隐忧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21]（第4册，p.599～600）海疆多事，20年后，赵烈文的隐忧在甲午战争中终于应验。淮军早已腐朽，战败是绝非偶然的。

　　甲午战争爆发后，淮军屡败。翁同稣等寄希望于湘军，但湘军亦早已腐败。《能静居日记》同治四年闰五月初七、初八（1865年6月29、30日）记湘军刘松山贪污及士卒索饷事，大致云刘松山“初发皖南，绐士卒至芜湖领饷。至芜湖，复云须至金陵。至金陵，领得五万，乃寄己家至八千金。自哨官以上皆有分，独兵勇无有。复云须过江发饷，且云江口不过三十里。士卒行至螺丝沟，不啻百余里。已拥大舟粮运中流而进，士卒终日不得食，故怒甚而哗……又其平时各勇告假，以须偿欠，皆坚勒不许。至勇丁耐苦不得而自去，则此款领到后全归乾没。旧制，勇丁须五百人一营，今则三百人已为满数。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而士卒恒半菽不饱，人心思乱，已非一日云云。”[21]（第3册，pp.98～99）《能静居日记》所述淮军、湘军的腐败情况，为研究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提供了重要史料。

文化人物的日记

　　（一）文人的日记

　　文人、学者的日记，除论文论学的内容外，也往往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有些颇有史料价值。兹先举几种文人日记予以说明。

　　1．《越缦堂日记》

　　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今所见者，始于咸丰四年（1854年），止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共40年，内容包罗甚广，“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23]（《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p.326）。李氏的日记不仅是写给自己看的，还常借给他人阅读。由于李氏日记带有公开的性质，所以要从中看出他内心的活动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去衡量，鲁迅对李氏日记给以尖锐的批评。他说：“《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24]（《三闲集·怎么写》，p.24）虽有上述缺点，但因其内容丰富，还有其他方面的价值。

　　《越缦堂日记》中有许多李氏的读书札记。这方面的内容瑜瑕并见，后人评价高低不一。李慈铭基本上是一个文士，尤长于诗，读书范围虽广，但在经史小学方面都未做过专深系统的研究。不过，在若干具体问题上，李慈铭也有独到见解，这是不应当抹煞的。例如，他在同治五年五月十一日（1866年6月23日）的日记中，敢于指出清修《明史》对李成梁及其子弟评价不高，是因为“成梁战功多与国初兴京事相连，又亲加害于二祖，史臣为本朝讳，故有不敢质言者”。李慈铭称赞说：“李氏父子兄弟五人相代镇辽东，而成梁先后凡三十年，镇帅之久，古所罕比。”[25]（第5册，pp.3597～3604）⑦同光时期的文网虽已远不如康雍乾时期的罗织诬陷，动辄大兴“文字狱”，但李慈铭的这番议论仍然是极其大胆的，没有很大勇气是不敢写的。

　　日记有关时事部分，有些很有价值，为后人留下了重要史料。例如，胡适指出：“记光绪九年十一月六日阜康银号的倒闭，因叙主者胡光墉的历史，并记恭亲王奕诉及文煜等大臣的存款被亏倒，皆可补史传。”[26]（pp.740～741）李氏十一月初七日记中有一大段谈胡光墉事，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指出：“其邸店遍于南北，阜康之号，杭州、上海、宁波皆有之，其出入皆千万计。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争寄重资为奇赢。前日之晡，忽天津电报言其南中有亏折，都人闻之，竞往取所寄者，一时无以应，夜半遂溃，劫攘一空。闻恭邸、文协揆等皆折阅百余万。亦有寒士得数百金托权子母为生命者，同归于尽。”[25]（第14册，pp.10100～10101）对胡光墉破产案，清廷责令浙江巡抚刘秉章清查，其子刘体智所著《异辞录》追记此事，可与《越缦堂日记》互相印证。“光墉藉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钱肆。其子店面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佥以为陶朱、猗顿之流，官商寄顿赀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未久光墉以破产闻……文协揆存款三十五万，疏请捐出十万报效公帑，其余求追，以胡庆余堂药肆之半予之……其外，京朝外省追债之书，积之可以丈尺计。”[27]（pp.85～87）文协揆，即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素有富名。文煜被给事中邓承修参劾后，奏称存阜康号银为36万两，上谕“所奏尚无掩饰，唯为数较多，著责令捐银十万两……以充公用。”[28]（pp.261～262）王公大臣纷纷把钱存在阜康号，以谋取高利，可见清朝已腐败到了什么程度。

　　李氏日记中，还有涉及辛酉政变的情况。咸丰逝世后，那拉氏急欲垂帘听政。“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四庚申，当国有议请母后垂帘者，属为检历代贤后临朝故事。余随举汉和熹（和帝后）、顺烈顺帝后）、晋康献（康帝后）、辽睿知（景宗后）、懿仁（兴宗后）、宋章献（真宗后）、光献（仁宗后）、宣仁（英宗后）八后，略疏其事迹……其稿别存。”[25]（第3册，p.1890）据黄濬考，李慈铭检考太后临朝史例，乃受周祖培之嘱。周时任大学士，由恭亲王示意，与贾桢等上疏请会议皇太后面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29]（pp.811～815）。

　　《越缦堂日记》还保留有不少社会经济史料，可供后之治史者参考。张德昌利用《越缦堂日记》，写了一本《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生动、具体地揭露了京官与外官的互相勾结以及京官的享乐生活。清朝京官俸禄微薄，而外官则除俸给外有很多直接搜括剥削百姓的办法和机会，但外官也必须把贪污所得的一部分用于“馈赠”京官，以“通声气”、“保位”、“求升擢”。以光绪元年至十四年计，李慈铭的馈赠收入超过官职收入的有十一年，低于官职收入的只有三年。光绪八年（1882年）官职收入为194．8两，馈赠收入为609两，后者竟达前者的3倍多[30]（p.228）。有了外官的馈赠（节寿送礼以外，还有“别敬”、“炭敬”、“冰敬”等名目），京官就得以过着侈糜享受的生活。他们讲求居处、饮宴、服饰、车马，追逐声色，内蓄姬妾（李慈铭有三妾），外养歌童，在清朝大厦将倾的时候，仍然醉生梦死，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李慈铭有一天“良心发现”，在光绪三年十一月八日的日记记道：“得三妹前月二十八日书，惊闻仲弟之讣……其殆以饥寒死耶！余读书四十年，窃官铜臭，而令弟以馁死，其尚得为人类耶？余虽穷，而计今年酒食声色之费，亦不下百金。通计出门七年以来，寄弟者不过十金耳！”[25]（第11册，p.7647～7648）

　　张德昌根据《越缦堂日记》，还整理了“有关钱银比值变动的记述”（咸丰七年至光绪十三年）、“有关物价的资料”（咸丰六年至光绪十五年）、“有关工资的资料”（咸丰七年至光绪十四年），都是很有价值的经济史料。

　　2．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

　　有些文人日记集中于一段时问谈一个主题，内容虽不多，但后人要了解这段时问的这个问题，是必须参考的。《莫斯科日记》就属这类日记。

　　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应高尔基之请访问苏联，6月23日到达，7月21日离开莫斯科返回瑞士，逗留近一个月。罗曼·罗兰把他这一个月的日记亲自打印，装订成册，题为《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1935年6月—7月》。在原稿标题页上写有题词：“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个本子——无论是全文，还是简录。我本人不发表这个本子，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段。”

　　罗曼·罗兰热烈赞扬苏联社会的新气象，说：“我从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与感觉到无边高涨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浪潮有关；高兴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为成就而自豪，真诚地信任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这是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苏联男女所体验到的情感……不可能相信，这种齐心协力是由上面的某种指示指使的……在世界历史上，每一个新时代都是由这种时刻开始的。必需的只是最终的胜利。这将由未来决定。”[31]（pp.109～110）但罗曼·罗兰对苏联并非一味歌诵，他也看到一些严重问题，并深为忧虑。例如，政府封锁国外的消息，造成人民对外国的误解。“可是，成果的获得（成果是有的，这一点对千百万人来说是没有疑问的）并非没有众所周知的和严重的损失。甚至高尔基也当着我的面对正在蜕化成虚荣心的自尊感的滥用表示可惜，仅仅意识到正当地完成了职责，已足以使工人们保持这种自尊感。此外，不仅他们个人的自尊或者工作自尊，而且苏联公民的自尊，都以歪曲真相的代价而得到强化。来自国外的消息本来能使苏联劳动者对他们国境之外的世界上的事态具有正确的概念，但这种消息却遭到系统的隐瞒和歪曲。我确信，他们倾向于低估，并且有时甚至过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即使资本主义的政府和制度是他们的敌人，也不能低估它们的生存力……青年不可能自由地将自己的智力成就和思想与他们的西方朋友的成就相比较。真担心有朝一日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就会产生动荡。”[31]（pp.112～113）罗曼·罗兰的话不幸而言中，几十年后苏联青年一旦了解西方真相，思想便“动荡”起来，由看不起西方一变而为盲目崇拜西方。

　　罗曼·罗兰指出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苏联上层的特权和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普通群众。他说：“组成国家精华的精英人物不应该脱离国家，因为精英人物的真正作用就在于养活国家，与国家融为一体。精英人物不应该为自己攫取荣誉、福利和金钱的特权……布尔什维克的成员所获得的最高工资，少于有功劳的非党劳动者有望获得的最高工资。可是，不必被这种分配所迷惑，因为它很容易被绕过。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像高尔基这样善良和宽厚的人，也在吃饭时（虽然自己难得碰一下吃的东西）浪费够许多家庭吃的食物，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的生活方式（而且并不因此感到任何享受——对他来说，最大的快乐是伏尔加河上的搬运工工作！）……了解下述这一点就已足够：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即使应该得到这种恩赐）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我想说的是住房）而进行艰苦的斗争。”[31]（pp.115～117）罗曼·罗兰在1935年7月16日的日记中还写道：“我发现，在他（指高尔基）的家里，继续在滥用服务人员的时间，而且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服务人员在所有客人都离去后才能上床睡觉，不早于夜里两点，而早晨7点就得起床。”[31]（p.86）20世纪30年代，当苏联上层的特权现象刚刚出现时，罗曼·罗兰就敏锐地看出了问题，可谓远见卓识。以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特权阶层已经形成。

　　3．陈白尘的《牛棚日记》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陈白尘的《牛棚日记（1966—1972）》留下了一份令人悲愤的记录。

　　1968年6月23日：“下午文联各协会与生产队联合举行斗争大会，第一次被施以‘喷气式’且挨敲打。每个人都汗流如雨，滴水成汪。冰心年近70，亦不免。文井撑持不住，要求跪下，以代‘喷气式’，虽被允，又拳足交加。”[32]（p.98）

　　1970年7月23日，陈白尘已在湖北咸宁干校，是日记有劳动情况：“晨5时起床，再赴打谷场上劳动，至12时休息。晚7时接班夜战，9时许暴雨突来，转入抢场战斗，极为紧张。雨如倾盆，赤身应战，抢毕便战栗不已，几不可支，乃穿雨衣御寒。10时后雨停，继续打谷至夜3时收工。估计路滑难行，至家需两个小时，而明晨9时半又得起床前来，便请求留在场上休息，不料又碰了一个大钉子！我辈之人难道会搞破坏吗？愤愤。不得已拖着如铅的双足归去，至宿舍果已超过五点了。此种劳动安排只能是折磨人！”[32]（p.182）

　　1971年8月8日：“侯金镜同志今晨突然逝世，令人悲痛难已！昨日他随菜班来大田劳动，返连以后S还要他为菜地担水，连续挑水10担。夜10时，心脏病猝发，不及抢救，延至凌晨溘然长逝。S这个‘积极分子’是间接的杀人犯！侯是有名的病号，即便不给照顾，也不能如此折磨人啊……一个相当好的党的干部遭到如此下场，是一大悲剧！”[32]（p.216）

　　（二）学者的日记——《朱自清日记》

　　《朱自清日记》始于1924年7月28日，迄于1948年8月2日，前后共二十余年。朱自清写日记，完全是供自己看的，内容真实可信。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在朱逝世后的三十多年里一直把日记保存着，从未公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五四”文学及其作家们包括朱自清在内的研究受到重视，陈竹隐决定接受友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建议，把日记发表。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在“编后记”说：“作者生前曾对夫人陈竹隐说过，他的日记是不准备发表的。正因为不准备发表，也就更直率地记录了他对许多人和事的看法，和更多地记录了他内心真实的感情活动，还记载了一些纯属个人的生活琐事。”[33]（p.569）总之，正因为这部日记是不准备发表的，展示给我们的，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真实的写照。”[33]（p.571）

　　《朱自清日记》生动地记录了他的日常生活。朱好美食，1933年2月12日：“平伯以法国面包房奶油蛋糕见飨，美甚，余所未尝。”1934年3月25日，谈吃有名的谭家菜的感受：“谭宅菜味厚重。鱼肚炖鸡及大开乌、松子山鸡等均佳，白菽馅饺子尤特别有风味。”[33]（p.196；p.287）朱虽好美食但有胃病，故时常提醒自己不要贪吃。1939年6月11日：“肠胃不适。想起了王大夫告诉我的一句谚语：参加盛宴的人是用牙齿掘自己的坟墓。”[34]（p.30）从这则日记中，我们知道了王大夫的警句，真可谓给一切老饕敲响了警钟。

　　朱自清勤奋好学，又很谦虚，故能有很高的成就。日记中有多处记他的读书计划。1936年9月12日：“我决定每周读一本中文书，每月读一本英文或日文书。”（书单略——笔者）[33]（pp.435～436）1939年11月29日：“读《文人》季刊，从中得到很多知识。学无止境！应多读点东西。”[34]（p.64）朱还常常听其他学者的讲演。1940年12月29日：“听李方桂先生讲课，谈学习方法、少数民族语言的问题。（以下摘记李的讲课内容——笔者）”[34]（p.71）1942年11月10日：“参加汤教授（汤用彤）关于‘隋唐佛教之特色’的演讲会……汤教授列举四点……演讲清晰，声调平稳，令人赞佩。”[34]（pp.208）

　　朱自清很谦虚。1943年2月4日：“讨论我与浦、闻、钱等合译的一首诗之意义，他们都给我很好的解释，从未想到我理解英文诗的能力如此可怜。”[34]（p.224）朱自清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1933年9月23日：“上国文，讲错一句，惭愧之至！惭愧之至！”[33]（p.250）1934年7月27日：“两个月来学无所成，颇感失望。”[33]（p.309）

　　朱自清的日记中还保存了一些文艺方面的珍贵史料。例如，1935年12月1日记北平市各书茶社演说评书人姓名、书目及地点，计白天119人，灯晚15人。其中有连阔如说的《明英烈》，地点在天桥北赵椎子胡同连和轩。有关评书方面的这一史料，如果没有朱自清日记的记载，今天要找到是很困难的[33]（pp.391～392）。

　　抗日战争结束后，朱自清积极支持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学生运动。1948年6月，他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和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6月18日日记写道：“我在拒绝“美援”和“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了名，这意味着每月使家中损失六百万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颇大；但下午认真思索的结果，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既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就应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34]（pp.511）

　　除经济困难外，朱自清当时的身体状况已极衰弱，6月11日称体重，只有38．8公斤。这年8月12日，朱自清在贫病交加之中逝世于北平。毛泽东说：“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35]（pp.1495～1496）

　　（三）记者的日记——威廉·L．夏伊勒：《柏林日记》

　　有些记者，工作能力强，因职务关系接触人物多，消息灵通，多知内幕，他们的日记也颇有史料价值，如夏伊勒的《柏林日记》。

　　夏伊勒是美国著名记者。1934年，夏伊勒任《纽约先驱论坛报》驻欧洲记者。1935年，他前往柏林，隶属于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的环球新闻服务社。赫斯特解散环球新闻服务社后，夏伊勒被爱德华·R．莫罗聘用，加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无线电广播组。《柏林日记》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希特勒和纳粹党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战争情况，写得具体、生动、真切，1941年7月出版后大受欢迎，到8月已印了35万本。以下挑选两个问题，谈谈《柏林日记》的史料价值。

　　第一个问题是假战和法国的战败。

　　德国于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后，英、法两国虽然不得不对德宣战，但仍幻想与德国有讲和的可能，于是坐视波兰的危亡于不顾，并未乘机在西线发动进攻，是即历史上所谓的“假战”。1939年9月10日夏伊勒日记：“在英法宣战一周后，普通德国人开始纳闷，这是否真的是场世界大战。他是这么看问题的……它们（指英法——笔者）与德国正式处于战争状态已有一周之久。但这是战争吗？他们问道。的确，英国人派了25架飞机轰炸威廉港。但如果这真的是场战争，为何只派出25架飞机？而且如果是场战争的话，为何只在莱茵区撒了几张传单就算完事？德国工业的心脏地带就位于法国旁边的莱茵河沿岸地区。将波兰人炸得粉身碎骨的军火大部分来自那里。然而还是没有一个莱茵区的工厂挨过一颗炸弹。这是战争吗？”[36]（p.159）1939年10月10日：“今天早晨在从卡尔斯鲁厄沿莱茵河去巴塞尔的路上，我们经过约100英里的法国边境。没有任何战争迹象，列车服务员告诉我，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这条前线还从未开过一枪。当列车沿着莱茵河行驶时，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碉堡，在许多席子的遮掩下，法国人正在建造堡垒。在德国这边也是同样的景象。部队似乎遵守着一项停火协议。他们相互在对方的视野和射程中毫不隐蔽地干着自己的事儿。实际上，一发法国75毫米炮弹就可以将我们的列车干掉。德国人在铁路上运输火炮和补给，但是法国人并不干扰他们。真是一场奇怪的战争。”[36]（p.180）

　　1940年5月，德军在西线发动全面进攻，6月22日法德停战协定签字。拥有300万大军、号称欧洲头等陆军强国的法国，仅仅6个星期就被打败了。《柏林日记》对法军的没有认真进行战斗，有十分具体、生动的描述。

　　1940年6月27日：“但是从我在比利时和法国所看到的情况、与两国境内的德国人和法国人以及与沿路的法国、比利时和英国战俘交谈的内容来看，结论似乎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法国没有战斗。即使法国进行了战斗，那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根据也很少。不仅是我一个人，我的几个朋友也由德国边境沿着主要公路驱车到巴黎并且返回。我们都没有看到发生过激烈战斗的迹象。法国的田野没有遭到破坏。没有在一条绵延不断的战线上发生过战斗。德军是沿着公路发动进攻。甚至在公路上也没有迹象表明，法国人除了骚扰敌军以外，还采取过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这种骚扰性的行动也仅限于城镇和乡村。但是，仅仅是骚扰和迟滞行动而已。没有试图在一条战线上停下来，并且发动有组织的进攻。

　　既然德国人选择在道路上进行这场战争，为什么法国人不阻止住他们？对于炮兵来说，道路是理想的目标。然而，我还没看到法国北部有一码道路毁于炮火。在驱车前往巴黎的途中，经过了德军发动第二次攻势的地区。一名错过了此次战役的最高统帅部军官不停地唠叨说，他不能理解这场战役，在那座控制这条道路的高地上，茂密的森林为炮兵提供了绝好的掩护，法国人一定知道可以在那里部署几门火炮。只要少量几门炮，就可以完全控制这条道路，他反复不停地说道。当他研究地形时，还差点叫我们停车。但是在那些林木茂密的高地上并无火炮，在道路上面及四周也没有发现弹坑。庞大的德军几乎是不发一弹便通过了此处。

　　法国人炸毁了许多桥梁。但是他们也保留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桥梁，特别是在缪斯河上。这条河因其河谷深峻、林木茂密而成为一条天然的、难以逾越的防线。不止一个法国士兵在与我交谈时认为，这里面有卑鄙的阴谋。

　　我在法国没有见到一处公路埋设了地雷，在比利时也只见过两三处埋了地雷，但仅此而已。法国人在城镇和乡村里匆忙地设置了反坦克障碍，往往是用石头和破烂堆积而成。但是，德国人几分钟便可以将其清除。而地雷爆炸造成的巨大弹坑，是无法在几分钟内便填平的……许多法国战俘说道，他们从未看到过发生战斗。当一场战斗似乎迫在眉睫时，便传来了撤退的命令。也正是这种在战斗开始前或至少是战斗尚未决出胜负时不断下达的撤退命令，瓦解了比利时军队的抵抗。

　　我在贡比涅曾与之交谈过的一名德国军官说：‘法国坦克在某些方面要优越于我们的坦克。它们拥有更厚重的装甲。有些时候（可能会持续几小时）法国坦克部队能够英勇地战斗。但不久，我们就会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有些心不在焉。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并据此采取行动后，战斗很快便会结束。’一个月前，我会将此类言谈归之于纳粹宣传。但现在我相信了。

　　另外一个谜团是：当德军在莫伯日至色当一线突破法比边境后，他们声称德国几乎是不发一弹便顺利穿越了法国北部。当他们抵达大海时，布洛涅（Boulogne）和加莱主要由英军防守。整个法国军队似乎是瘫痪了，无法采取最起码的行动，哪怕是最微小的反突击行动。

　　是的，德国人拥有空中优势。没错，英国不提供他们能够也应该提供的空中力量。然而甚至这些也无法解释法国的失败。从所见到的情况来看，空军在这场战争中的威力被人们夸大了。人们可以读到关于对道路上的盟军纵队的大规模空中攻击。但是你在道路上看不到什么证据。根本没有炸弹坑。当然，德国人的办法是先用机枪扫射道路上的部队，当他们都分散到路边时再投弹轰炸。这样便避免了破坏道路，可以供德军随后使用。但是此类迹象也很少。在道路两边或附近田野里，时不时会看到一个炸弹坑——但绝不足以摧毁一支军队。德国空军的致命攻击发生在敦刻尔克，英国人在那里顽强地阻击了德军达10天之久。

　　那么，从总体上看，虽然法国在个别地点勇敢甚至是顽强地进行了战斗，但当德国人首次突破后法军很快就瘫痪了。随后，几乎未经一战，法军便全面崩溃。首先，法国人像吸了毒一般失去了战斗意志，即使他们的领土遭到了最为痛恨的敌人入侵。第二，在最高统帅部和高级战地指挥官中间存在着阴谋或罪恶的玩忽职守。在大批部队中，共产党的宣传取得了胜利。他们的口号是：‘决不战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多部队背叛祖国的行为。”[36]（pp.327～331）

　　1940年7月10日：“汉斯来看我。他刚从法国与西班牙边境的伊伦（Irun）开车到柏林。他说，他无法理解昨天在凡尔登看到的景象。那里的房子没有一所受损。在上次大战时则恰好相反，当时凡尔登没有一所房子完好无损，但它始终未曾沦陷。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1914—1918年与1940年的差别。”[36]（p.341）

　　关于法军不战的原因，戴高乐亦有论述，可与《柏林日记》互相印证。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在我回到凡根堡的指挥部以前，我和总理在一起住了几天……那几天使我充分看到政府窳败到了什么程度。在各党派、各报纸、各行政机构、各企业和各工会内，都有有势力的团体公开赞成停止战争的意见。消息方面灵通人士认为，这是贝当元帅的意见。他是我国驻马德里的大使，据说他从西班牙方面得知德国人极愿出面调停。到处都有人说：‘如果雷诺倒台，赖伐尔将由贝当抬出来执政。这位元帅实际上可以使最高统帅部接受停战条约’……必须指出，某些人认为与其说希特勒是敌人，不如说斯大林是敌人。他们更加关心的是如何打击俄国，是通过援助芬兰的办法呢，还是轰炸巴库，或者是从伊斯坦布尔登陆。至于如何对付德国则很少关心。”[37]（p.28）

　　第二个问题是1940年8月—10月的不列颠之战。在战争中，在统计战果时，总是夸大对方的损失而缩小己方的损失，这几乎已成为一种惯例。《柏林日记》记录有德国方面的战报。1940年8月11日：“今天在英国海岸发生了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空战。德国发布的英方损失数字一整夜都在不断增加。一开始，德国空军声称，英机被击落73架，德机损失14架；然后是79架比14架；最后到午夜时变成89架比17架。实际上，当我将下午和晚上德方零星公布的数字加在一起时，英机损失数高达成111架。德国空军撒谎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自己公布的前后数字都不相符。”[36]（p.354）1940年8月13日：“今天是德国对英国发动大规模空袭的第三天。昨天德国空军公布的战果是71比17。今晚的战果是69比13。每天伦敦方面公布的英方战果统汁数字几乎刚好是倒过来。我怀疑伦敦的数字要更真实一些。”[36]（p.354）1940年8月18日：“……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在德文《布鲁塞尔日报》上刊登的最高统帅部公报。据它报道，在周五（指8月16日）的不列颠空战中，英国损失了83架飞机，德国损失31架。而我们那位真诚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的小飞行员却告诉我们说，在周五几乎没有看到英国飞机。皇家空军也几乎没有进行抵抗。”[36]（p.365）

　　当时任英国外交部常务次长的卡多根在他的日记中对英德空战双方损失的记载，则与德方的恰恰相反，是英方损失少而德方损失大。1940年8月12日：“昨日（指8月11日）空战令人满意。打下（德机）62架，（我方）损失25架。”[38]（p.320）8月14日：“昨天（指8月13日）的空中战斗令人惊奇。我们肯定击落75架（德机）……我方损失13架，但除3人外其他所有飞行员都得救！”[38]（p.321）8月16日：“今天战利总数（击落德机）161架——对比（我方）损失27架（但许多飞行员得救）。”[38]（p.321）在贾德干的日记中，关于英德空战也有具体数字的记录，一直记到1940年9月16日，每次都是德国损失大而英国损失小。

　　综上所述，日记的确是一种有价值的史料。但使用日记时，还必须参照、对比其他各种史料，分析综合，方可得出比较正确的历史认识，这是无需赘言的。有些很有名的日记，其中也有糟粕，如李慈铭在他的日记中常常骂人，骂赵之谦最凶。胡适是讲究“容忍”的，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在日记中有时也毫不容忍，甚至恶语伤人，如1933年12月30日日记：“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是吴宓所主持……此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39]（p.267）陈寅恪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40]（p.74）使用日记这种私人史料时，要注意其诬妄之处，方不至为之所误。

　　附识：衰年撰稿，多赖江湄、张志强二君之助，始得草成。特此致谢。

　　齐世荣时年八十有五。

注释：

　　①《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上海中国图书公司于宣统元年印行。按：王闽运曾居肃顺幕，甚受信任，咸丰末出都。肃败，未及祸。后遨游湘淮诸帅间，熟知内幕。

　　②按：翁同稣斥郭嵩焘语，张元济影印的翁氏日记将其删去。今中华书局版《翁同稣日记》（1187页）亦无。上述翁氏语据孔书补。

　　③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一七页二九。转引自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参见文后“参考文献”[9]。

　　④李鸿章致郭嵩焘函。转引白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参见文后“参考文献”[11]。

　　⑤《李文忠公奏稿》卷七二页廿五至廿八。转引自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下），参见文后“参考文献”[12]。

　　⑥“名贤书札·曾文正公手札”，转引自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参见文后“参考文献”[21]。

　　⑦参见陈冬冬、杨越“试论《越缦堂日记》考证、评论正史的成就”，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4卷第2期（200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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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艾瑞克·萨顿编译．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他的日记、书信和文件（Eric Sutton，edited and translated，Gustcw Stre—semann，His Diories，Letters and Papers）第2卷[Z]．伦敦：1983．[20]陈乃乾．阳湖赵惠甫（烈文）先生年谱[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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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大卫·迪尔克斯编．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的日记1938—1945（DaVid Dilks（ed．）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Cadogan 1938—1945）[Z]．纽约：1972．

　　[39]胡适．胡适日记全编（6）[Z]．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40]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来源：《历史学》2012年4月

　　中国古代科技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但是由于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与世界其他文明地区难于进行交流，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王朝的财政也主要依靠地租和赋税，因此占社会支配地位的实际上是一种农业文化。中国传统科技受到它的制约，成绩最突出的是农学、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四大体系和冶炼、纺织两大技术部门，与农业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这个系统形成于秦汉，再经过隋唐的持续发展，到宋元时期达到高峰。

　　为总结和推广传统旱地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秦汉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农学文献，如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的有《神农》、《野老》、《宰氏》、《董安国》、《尹都尉》、《赵氏》、《汜胜之书》、《王氏》、《蔡癸》等共9家计114篇（《汉书》，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743页）。另外还有农书《四民月令》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10页）。这些农学文献虽然数量不少，但到今天却几乎亡佚殆尽，我们能看到的仅有《汜胜之书》和《四民月令》两个辑佚本。这两本书不仅记载了汉代的农耕园艺和多种经营技术，而且在农学史上也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曾被后世典籍广泛征引（据统计《汜胜之书》被五十多部典籍收录，而征引《四民月令》的典籍则多达一百多部），因此代表了秦汉时期农书的最高水平，弥足珍贵。但目前多数学者的关注点仅在其中的农业技术史料，而忽视了其整体价值，尤其是在文献学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关于古代农书的分类

　　中国古代农书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王毓瑚将之归纳为九个系统，即综合性农书、天时与耕作的专书、各种专谱、蚕桑专书、兽医书籍、野菜专著、治蝗书、农家月令书和通书性质的农书。石声汉按写作对象分为整体性农书和专业性农书，按体裁分为农家月令书、农业知识大全和通书，按作者分为官书和私人著作，按地域分为全国性农书和地方性农书（惠富平：《中国农书分类考析》，《农业图书情报学刊》1997年第6期）。

　　我认为，从最广义的角度可以把中国农书分为综合性农书、专业性农书和月令体农书三类。综合性农书的内容会涉及农、林、牧、副、渔等各个方面，专业性农书只涉及一种栽培植物或家养动物或农业技术的内容，月令体农书是以月令、时令及岁时为框架，内容虽也涉及到各个方面，但编纂体例与综合性农书不同。秦汉时期的《汜胜之书》和《四民月令》代表了古代农书的两种类型，即综合性农书和月令体农书，对后代具有体例示范价值。

二、《汜胜之书》的文献学价值

　　《汜胜之书》经后人辑佚，虽仅三千多字，但整个体例还是一目了然的。它分为十八节：（1）耕田（2）收种（3）溲种法（4）区田法（5）禾（6）黍（7）麦（8）稻（9）稗（10） 大豆（11）小豆（12）枲（13）麻（14）瓜（15）瓠（16）芋（17） 桑（18）杂项。书中的前四节为作物栽培总论，概括了作物栽培中的总原则。第五至第十七节是作物栽培分论，具体介绍了各种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等的栽培方法。最后一篇的“杂项”，记录了几条与农业相关的前代事迹。

　　《汜胜之书》奠定了古代综合性农书的体例基础，被此后同类农书所承袭。

　　如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重要农书《齐民要术》，其内容比《汜胜之书》要庞杂许多，但体例仍是以《汜胜之书》为嚆矢。《齐民要术》分为十卷，卷一是作物栽培总论，包括耕田、收种等作物种植总原则。从第二卷开始的各卷，即为农业各生产技术分论，详细记载了当时农、林、牧、副、渔的生产技术。如卷三记录了葵、葱、韭等园艺作物的栽培技术，卷五记载了桑、柘等林木的种植方法。但是《齐民要术》把“杂说”放在卷首，安排在卷一前，而不是全书末尾。笔者认为，“杂说”仅记载和农业相关之事迹、见闻，不具有整体指导性，还是按《汜胜之书》的编排，放在卷尾似更合理。《齐民要术》的创新在于最前面的序言部分，主要记述了作者写作此书的经过、意图等内容。

　　再如宋元成书的《王祯农书》，也是一部重要的综合性农书。第一部分“农桑通诀”，相当于农业总论。其中的“农事起本”、“牛耕起本”和“蚕事起本”诸篇，简要叙述了上古农业的有关历史及传说；“授时”、“地利”等16 篇是对农业生产各个技术环节的系统总结。第二部分“谷谱”属分论性质，按谷、蓏、蔬、果、竹木、杂类、饮食（附备荒）七类，逐一介绍作物栽培，分述其起源及栽培、保护、收获、贮藏、利用等技术方法。第三部分“农器图谱”为本书重点，篇幅约占全书的4/5，并附有农具图270余幅，详细介绍了当时耕作、收获、加工、仓贮、灌溉、蚕桑、纺织等方面的工具。可以看出，《王祯农书》的体例还是沿袭《汜胜之书》创立的作物种植先总论后分论的方法，“农器图谱”部分虽不属于作物种植范围，但可视为器具分论，还是这一编纂原则的体现。

　　总之，后代的综合性农书虽然在内容上更加丰富，但编纂体例仍是以《汜胜之书》为基础。

三、《四民月令》的文献学价值

　　“月令体”农书的特征是以时系事，即把一年中该做的事逐月加以安排，内容包括天象、物候和农事活动等，后来又增加了天子百官的起居、祭祀、礼仪和平民百姓应遵守的法令、条戒等。月令书体裁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时的《夏小正》，该书虽无月令之名，但确是按十二个月来统领全书内容，既包括物候及与物候有关的人事活动，也包括天象及与天象有关的节令和斗建（何幼琦：《（夏小正）的内容和时代》，《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可是笔者认为，《夏小正》的内容偏重于对物候和星象的记载，与农业相关的人事活动内容只占很小比例，故只能算是星象物候专书，并不能称之为农书。然而，它那种以月系事的结构却被后世的农书所继承。

　　《四民月令》为中国古代月令体农书的真正开山。全书以十二个月为顺序，逐月记录一年的农事活动，内容不仅有作物种植，而且对农副产品加工、工商业甚至乡村教育均有记载。如：“正月之朔，是谓正旦……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命女工趣织布，典馈酿春酒……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诸树竹、漆、桐、梓、松、柏、杂木。唯有果实者，及望而止。”如：“八月暑退，命幼童入小学，如正月焉。清风戒寒，趣织缣帛，染彩色……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后十日种美田。”（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0页）月令体农书使人对一年农事及生活的安排清晰明了，后世沿之，如唐代的《四时纂要》，就是同样性质的一部重要农书。

　　《四时纂要》与《四民月令》一样，也是以“月”为纲来安排一年的农事，目录编排为：春令卷之一，正月；春令卷之二，二、三月；夏令卷之三，四、五、六月；秋令卷之四，七√＼、九月；冬令卷之五，十、十一、十二月。在内容安排上，《四时纂要》与《四民月令》一样，以农业生产技术的记载为主，如：“二月：是月上旬为上时。凡春种欲深。遇小雨……粟得八米。”（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四月：种谷，此月上旬为下时。若三月种，每亩用子一半，若四月种，每亩一斗二升。”（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第114页）“五月：栽早稻，此月霖雨时拔而栽之。栽欲浅植，根四散。”（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第138页）

　　《四时纂要》也记载了大量农副产品加工方面的内容，如：“三月：造酪，是月牛羊饱草，好造矣。”“十月：造白日油，取大麻油，率一石……日中以椽木阁上曝之。”（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第227页）其他一些与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在其中也有反映，如：“七月：浣故衣，制新衣，作夹衣，以备始凉。”“八月：习射。命童子入学。”“九月：备冬藏，凡藏蔓菁、荏、韭辈，脆美而不耐停。”（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212页）

　　《四时纂要》之后，每朝也都有月令体农书出现。固然，它们记载的农作物品种和种植技术会因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但编纂体例却是在《四民月令》的基础上很少改变，元代的《农桑衣食撮要》如此，明代的《农政全书》亦如此，它们在体例上并无新的突破。

四、从秦汉农书看汉代的农业经营思想与民风民俗

　　除具体的农业生产技术外，《汜胜之书》和《四民月令》的内容都体现了汉代的农业经营思想。如《汜胜之书》主张除粟、麦外，还要适当种植大豆、稗子等作物来防备灾荒，“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稗既堪水旱，种无不熟时，又特滋茂盛，易生荒秽。良田亩得二三十斛。宜种之备凶年”（石声汉：《汜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2 – 30页）。古代早有“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的传统，但《汜胜之书》却能将备荒作物的种植具体化。

　　《汜胜之书》还注意到投入与产出，即成本与利润的计算：“种瓠法，以三月耕良田十亩作区……一本三实，一区十二实，一亩得二千八百八十实，十亩凡五万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用蚕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余有五十五万。肥猪、明烛利在其外。”（石声汉：．《汜胜之书今释》，第27～28页）在生产成本中列出蚕矢、牛耕、功力三项，并计算出支出的货币总数。收入列出了出售主产品瓠瓢的货币数，副产品“肥猪、明烛”之利虽也有估算，但没有计算到利润中。再如：“区种瓜一亩，为二十四科……种常以冬至后九十日、百日，得戊辰日种之。又种薤十根，令周回壅，居瓜子外。至五月瓜熟，薤可拔卖之，与瓜相避。又可种小豆子瓜中，亩四五升，其霍可卖。此法，宜平地，瓜收，亩万钱。”（石声汉：《汜胜之书今释》，第49～50页）这里除计算种瓜的收入：亩万钱外，还记有间套种植的其他副产品的收入。《汜胜之书》中有关成本、支出和利润的计算虽不完备，但却是中国古代农业成本核算的最早记录。

　　《四民月令》更多记载了农副产品的买卖活动，其主旨是按照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来安排，买贱卖贵。如二三月播种时出仓“粜粟、黍、大小豆、麻、麦子”（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23页），十月收获后再入仓“籴粟、大小豆、麻子”（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69页），十一月也“籴粳稻、粟、豆、麻子”（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72页）。另外，四、五、六月麦收后“籴大小麦”（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46页），直至七八月种麦时则“粜种麦”（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64页）。又如从三月起，天气开始转暖，人们大量从事蚕事纺织活动，于是开始收买布帛弊絮；到六七月份，重点收买缣帛等丝织品；到十月天气开始转冷，就卖出手中的缣帛、弊絮。

　　这两本农书中有关农业经营的内容，反映出商品性农业在秦汉时期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

　　两汉时代，禁忌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分布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马新：《汉代民间禁忌与择日之术》，《民俗研究》1996年第1期）。《汜胜之书》中的作物种植忌日，当属农业生产中的禁忌风俗，是汉代禁忌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汜胜之书》记载的有关九谷播种日期禁忌的内容，如：“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麦忌戌，大麦忌子，大豆忌申卯，凡九谷有忌日。种之不避其忌，则多伤败，此非虚语也。其自然者，烧黍稷则害瓠。”（石声汉：《汜胜之书今释》，第9页）这里的九谷忌日与云梦秦简《日书》中“五种忌”的内容大同小异，一者它明显继承了战国的民风民俗，二者反映了战国秦以来的多数农作物在汉代仍被广泛种植的事实。在时令的把握上二者无异，也说明它们所反映的农业地域仍在北方，未向南超过长江。

　　此外，《四民月令》还保存有乡村蒙训的大量史料，反映了东汉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

　　《四民月令》是按照农事活动的转移来安排教学活动的，教育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9～14岁的幼童；一类是15～20岁的成童。与此对应，其学习内容也分为两类；成童主要学习“五经”，要掌握传统文史和典制等方面的内容；幼童主要学习识字和计数。以农事活动为基础，正月是幼童和成童的学习时间：“正月之朔……农事未起，命成童从上人大学，学五经。砚冰释，命幼童人小学，学篇章。篇章，谓《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9页）因为对成童来说，因“农事未起”，故不必参加农业劳动；对幼童来说，“砚冰释”，即砚台上不再结冰，也才具备学习的气候条件。幼童再开学是“八月暑小退”，“如正月焉”（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60页）。等十月农活做完，成童再入学：“十月……农事毕，命成童以上人大学，如正月焉。”（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68页）这对我们研究汉代乃至中国古代的启蒙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2期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典籍，最早由西汉刘向所编定。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6年），在刘向主持下开展整理宫廷内藏书的活动，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大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崩乐坏，圣上喟然而称日：‘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701页）。这就是说，当时每整编一部书，都要撰写一篇介绍该书的“书录”，上奏朝廷。至今刘向撰写的各篇“书录”多数佚失，有的仅可辑出片言只句，而《战国策书录》则全文皆存，可借以窥知刘向整理图书步骤和方法之一斑，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刘向编订《战国策》33篇，在流传中多有散佚，北宋学者曾巩对该书进行了三次校补，最终编成一个定本，并为之写序说：“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所附《战国策目录序》，香港，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0页）曾巩虽说“《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但后人根据《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文选注》、《北堂书钞》等引用过刘向编定的旧本《战国策》，发现了不少逸文，另外也陆续发现了一些错讹之处。由于善本《战国策》不复得见，所以此后不断有名家为之作校补，南宋时，姚宏与鲍彪相继对《战国策》进行校注，元代吴师道撰《战国策校注》10卷，补正鲍彪注本。清代，黄丕烈、王念孙分别对《战国策》加以校勘。民国至今，亦有诸祖耿、缪文远等大家相继为《战国策》作校注。但所有这些古今学者在校订中，对刘向《战国策书录》存在着一个关键字的讹误，都没有察觉，笔者今拟将之破解，以便更准确地揭示《战国策》一书的历史文献学性质。兹依据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抄录已经标点的《战国策书录》相关段落如下：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页）

　　引文中“错乱相糅莒”一词令人费解，现行各种《战国策》点校本，如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所附《战国策目录序》，第1795页）、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55页）等对之皆未做出解释，含混了事。唯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对“糅莒”作了标注，其解释为“杂乱”（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60、661页）。然而，查阅若干字书对“莒”字的释义：《说文解字注》谓“齐谓芋为莒”。《康熙字典》释“莒国，今城阳莒县”。《新华字典》释“古代对‘芋’的别称；中国周代诸侯国名，在今山东省莒县一带”。显然，“莒”字同“杂”、“乱”抑或“杂乱”等意毫无关涉，将“糅莒”解释为“杂乱”是没有根据的，况且汉语中无论书面表述抑或口头表达都从来没有“糅莒”这样的措辞。事实上，书录中“错乱相糅”四字在语义的表述上业已充分，也很容易理解，附赘上“莒”字，则让人莫名其妙了。因此，应于“错乱相糅”之后断句，“莒”字应下属，即“莒又有国别者八篇”。

　　这里出现的“莒”字，应是“筥”字之误。《说文解字》谓“筥，筲也”。《康熙字典》释“筥，音举，盛米器也；筥，圆，受五升，方曰筐，圆曰筥；又刈稻聚把，亦名为售”。《新华字典》解释为“盛物的圆形竹筐：‘于以盛之，维筐及筥’；箱；量词，禾四把；姓”。由上可知，“筥”字有箱子、圆筐等义，所谓“筥又有国别者八篇”理解为“竹筐中还有分国别的八篇零散文献”，对照引文前后语义，这样才能通顺。

　　《战国策书录》将“筥”写成“莒”的两种可能：

　　一、“莒”通“筥”。汉语组词中有时存在草字头与竹字头通用的情况，如“账薄”和“账簿”同义，“狼藉”和“狼籍”同义。书法书写中有竹字头与草字头不分的情况，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第”字，据《从“郭沫若”笔误说起》（秦柏柳：《从“郭沫若”笔误说起》，《书法报》“言论版”，2010年6 月9日）一文考察，“最早‘第，字的写法，出现在汉代的《乙瑛碑》中，写的就是草字头。这是隶书的书写方式。到了北魏《张猛龙碑》中的‘第’字，还是草字头的写法。这是魏碑的写法”。当然，如果说“筥”与“莒”曾经可以通用，必须找到实际的例证。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引《字林》佚文：“筥，饭器，受五升，秦谓莒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年版，豫部第九。按：《字林》是晋代吕忱所著，原书在宋末以后亡佚，今有清乾隆间任大椿著《字林考逸》八卷，光绪间陶方琦续著《字林考逸补本》，但未有见朱氏所引文字）由此资料可知，在秦地“筥”和“莒”是曾经通用的。刘向虽是江苏沛县人，但长年在西汉都城长安任官、生活，而长安恰为秦之故地，当时刘向或为刘向誊录文稿之人，很有可能是受文字书写传统的影响，将“筥”通用为“莒”。

　　二、两字音、形相近而致误。以草字头或竹字头为部首且字形相近的字很多，撰著者往往于不经意间用错字。以前秦皇帝苻坚的“苻”字为例，笔者通过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检索“符坚”两字，结果有四百七十六处匹配，真正符合条件的恐怕也在三百处以上了，这里是将“苻”字误写为“符”字；又如春秋时齐国相管仲的“管”字，《春秋大事表》有这样的记载：“然则菅仲对楚使之云亦非虚夸也。”（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附录《寄复初柬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汉文纪》所收《武梁祠堂画像》一篇中亦有“菅仲，齐桓公”（梅鼎祚：《东汉文纪》卷二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样的书写之误，明显是撰者出于疏忽将“管”字误写为“菅”字了。

　　就本文涉及“筥”字与“莒”字而言，亦有一显例，《农桑易知录》卷一《力农器具》之“箩筐”条对于箩筐是这样解释的：“方日筐，圆日莒。筐本方形，与莒有别，但俗不用，因日莒为箩筐也。编竹为之，制圆……古人所谓莒也。”（郑之桥：《农桑易知录》，续修四库全书第975册，子部农家类）不难发现，该句中撰者所谓的“莒”字其实是“筥”字，因为“筥”字有箱子、圆筐等义。可见，亦不能排除刘向或誊录者将《战国策书录》中“筥”字误写为“莒”字的可能。

　　上述两种推测中，以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因为至今所知版本中，《战国策书录》内皆为“莒”字，似乎原始文献即是如此书写。而在千百年的流传中，这一“莒”字竟然未曾引起文献学家的认真解读。至于近现代，更因为断句时错误地将之上属成“错乱相糅莒”，在模糊、混沌中被学者回避。今判定“莒”乃“筥”字之讹，上引《战国策书录》的相关段落应当校订为：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筥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文中“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系散篇文献，无需标注书名号）

　　其大意是，刘向进言所校订的《战国策》，政府藏书整理后的剩余散卷，错乱而且杂糅在一起。而竹筐中还有分国别的八篇零散文献，要编成一书稍嫌不足。因而再从“错乱相糅”的文献中以国别的标准搜集，略按时间先后排比，分别出那些不成次序的残篇以相互衔接弥补，除去内容重复者，获得了33篇。政府藏书原有一些标识名称的散篇文献，或称“国策”、或称“国事”、或称“短长”、或称“事语”、或称“长书”、或称“修书”。刘向以为这些散篇是战国时游士辅助所在之国为之出谋划策而作，应该将编定后的书定名为《战国策》。书中记载从春秋以后，迄至楚、汉之际，245年之间的史事，全部校定以杀青简，可誊写成书。这样解读之后，对于研讨《战国策》的机制以及揭示刘向整理西汉国家图书的工作方式，都有重要的价值。

　　第一，从整篇书录中可以看出，刘向编辑《战国策》的缘起，是发现政府所存文献中有八篇带有国别特征的文献，于是从其他零散文献中搜集这种具有“国别”特征的文篇，如称为“国策”、“国事”、“短长”等等者，甚至将零散的残件拼接整理，凑成33篇而归为一书，定名为《战国策》。因此，从史料上看这些资料都是先秦时期形成，可以作为研究先秦史的史料之一，但从文献学和史学史角度而言，决非一部史书，而只是各篇零散地存在于世。

　　“筥又有国别者八篇”中“筥”字之所以重要，乃是反映了此8篇也是混放在竹筐内的零散文献，并非合成一书，甚至不必是在同一个“筥”内。不过，这些文篇较为完整，没有断烂散碎而已，刘向从此8篇文献中看出其“国别”的特征，故继续搜集、拼接，因而编订了《战国策》一书。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此墓下葬时间早于刘向整理图书一百多年，其中有类似于今本《战国策》者，共27篇。其中16篇不见于今《战国策》书内，即当时西汉政府不曾收藏因而刘向未曾见到这些文献。这证明了刘向之前只有这类零散文篇，并没有一部《战国策》问世，许多中国史学史著述将《战国策》列为先秦战国时期史籍，乃明显失误。

　　第二，西汉成帝时期刘向所主持的整理图书工作，除了进行文字校订之外，还将流传书籍之各种文本予以整合，更值得注意的是纂辑了大量过去并不存在的书籍，即利用已有零散文献，汇编一起，拟定书名，藏于内府和传播于世。在将政府所存书籍大体整理完成之后，那些“中书余卷”即不成为书、而“错乱相糅”的零散文献，就成为刘向等人继续整理和汇编为书的材料，《战国策书录》清晰地展现了这项工作机制。

　　像这种由西汉刘向新汇编而成的史书，当然不只《战国策》一种，《世本》就是刘向编纂的另一重要史籍。《世本》中的材料来自先秦文献，但成书则出自刘向之手，这与《战国策》的性质一致，已有另文论述（乔治忠、童杰：《<世本>成书年代问题》，《史学集刊》2010年第5期）。

　　刘向主持的国家图书整理工作，出发点在于图书文献的便于保存，以及文字的校正、篇目的统一整合，但缺乏保持文献原始状态的意识。经过这一番全面整理图书的活动，先秦时期的书籍和文献不少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这是我们今天进行中国史学史研究和历史文献学研究必须注意的问题。史学史与历史文献学研究，必须严格区分零星史料、散存文献、汇编之书与系统著述的不同性质，决不能彼此混淆。对先秦时期史学史的研究，应当站在重新审视所有相关历史文献的高度，不能被断代史眼光和史料应用的眼光所拘囿，即不能因为其书属于先秦史料就以先秦史学来看待，这是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原则。许多中国史学史著述将《战国策》、《世本》当成先秦时期的史籍，就是将零散史料与史籍成书相混淆的严重错误。

　　致谢：本文经乔治忠教授指导和修改，谨致谢忱！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2期

　　【关键词】太平天国；罗尔纲；《李秀成自述》；《谕李昭寿书》；真伪

　　【作者简介】吴善中（1963—）男，江苏金湖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江苏  扬州  225002）。

　　【原文出处】《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6．92～98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文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SQA0806B5）。

　　《李秀成自述》是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写的长篇供状，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太平天国文献。罗尔纲先生一直怀着满腔热忱和浓厚兴趣研究并笺注《李秀成自述》，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果。他曾无限感慨地说：“回首初作注时，已四十九年。古人说白首穷经，我注《李秀成自述》，也从青春注到白首了。”罗先生研究和笺注《李秀成自述》，首先是确定自述的真伪问题。经过锲而不舍的探索，罗先生认定《李秀成自述》是忠王亲笔。本文对此试作评述。

一

　　1864年7月太平天国天京城破，李秀成突围被俘，后应曾国藩的要求写下供词。供词经过曾国藩的删节和篡改，一方面，“分作八、九人缮写，共写130叶，每叶216字，装成一本，点句画段，并用红纸签分段落，封送军机处备查”［1］；另一方面，曾国藩又赶紧将供词在安庆刊刻。曾刻本《李秀成自述》就这样面世了。面世后的《李秀成自述》，立即成为世人议论的话题。由于是删改本，加上曾国藩及其幕僚赵烈文在不同场合下所讲《李秀成自述》的字数不一样，坊问为了牟利又将曾国藩刻本改头换面翻刻等原因，使得不少人怀疑曾国藩所抛出的《李秀成自述》的真实性。那么。罗尔纲先生又是如何鉴定《李秀成自述》真伪的呢?

　　从笔迹方面鉴定。《李秀成自述》是真是伪，要害在于确定《李秀成自述》是不是李秀成亲笔所书?罗尔纲先生研究和笔注《李秀成自述》早就抓着了这个要害。

　　罗尔纲先生最初对笔迹鉴定用的是吕集义在曾国藩家乡拍摄的《李秀成自述》的原稿照片。

　　罗尔纲先生曾说过，曾国藩删改本《李秀成自述》出笼后，“从来就传说忠王原稿还存在曾家，而曾家却不曾公开给人看，这件事，几十年来成为一件历史之迷。”到1944年，原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为表彰历史上的广西乡贤，广罗太平天国史料，得知《李秀成自述》原稿可能存于湖南湘乡的曾家“富厚堂”。恰巧那时候曾国藩的一个曾孙曾昭桦（字酌霞），曾在广西做过南宁海关帮办，利用这层关系，黄旭初想派人去曾家取得《李秀成自述》。由于罗尔纲当时已经是较知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黄旭初便亲自到贵县罗尔纲家邀请罗尔纲赴湘。稍后又派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接罗尔纲赴桂林。但罗尔纲先生当时得了很厉害的支气管炎，难以成行。时值日本侵略军预备向湘桂进犯，曾昭桦不能在湘乡的家乡久留，便催广西赶快派人来。广西方面便派通志馆的秘书吕集义前去。

　　1944年3月的一天，吕集义一行3人到达了曾家，幸运地得见所谓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吕先生以其带去的一本“九如堂本”《李秀成自述》，“据以进行校勘”。“九如堂本”《李秀成自述》是北京九如堂翻印之“曾刻本”，翻印年月未详，1936年北京大学将其图书馆所藏的“九如堂本”影印，吕先生此次用的就是该影印本。吕先生“紧张地进行补抄、改正和授影工作”，“在两天内匆促校补完毕”。同时，由于携带的底片太少，只将自述中的“招降十要”、“天朝十误”及“自述后部全部拍成照片10页，此外，则选择曾国藩删改最多的4页及封面一页，作为样本拍摄下来”。［2］也就是说，吕集义先生这次在曾家补抄了一些曾国藩刻本中被删除的文字，改正了一些“别体、讹字”及被曾国藩改篡的文字，拍了15张照片携回桂林。

　　1944年4月初，罗尔纲先生到桂林，旋由吕集义陪同拜见黄旭初。“由黄旭初之手，交吕集义摄照的照片4张和吕集义在北京大学影印的九如堂本《李秀成供》上补抄的本子”于罗尔纲。黄嘱托罗尔纲对此要加以仔细地研究与考证。罗尔纲其时就职于中央研究院，“因做考证工作必须留在广西，黄旭初打电报给中央研究院社会所陶孟和所长”，把罗尔纲“借用为广西通志馆编纂”。［3］

　　罗尔纲先生深知“广西通志馆所以特地邀请我来做这件工作的目的”，是要自己鉴定湘乡曾家所藏“是否确为忠王原稿”。于是他便将1937年吴中文献展览会陈列的庞际云所藏忠王之亲笔答词，与吕集义所携回的供词照片中的忠王笔迹对照，“断定却为忠王之原稿无疑”。

　　1949年1月，罗尔纲先生发表了一篇《湘乡曾氏藏忠王李秀成原供》的报道，刊载于原中央研究院社会所机关刊物《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8卷第1期上，这是罗尔纲先生首次正式发表对《李秀成自述》研究和考证的看法。1951年1月，罗尔纲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由开明书局出版，5月再版。1954年6月，改由中华书局出版修改本，1955年2月再版。1957年11月，中华书局又推出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1963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在台湾世界书局把《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公布，罗尔纲先生便以这个原稿为基础，增加了笺注、考订内容，于198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李秀成自传原稿注》。1995年3月，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传原稿注》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期间，关于《李秀成自述》，罗尔纲还出版过一本《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著作中，罗先生研究的首要问题就是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

　　罗先生辨别《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伪，是“从两方面去作鉴定，一，从笔迹方面作鉴定，包括语汇、用词、语气等；二，从内容方面作鉴定”。

　　笔迹鉴定首先要确定鉴定的依据，即必须先确定哪一件是书者真的笔迹，然后把它作为鉴定的根据，去鉴定其他受鉴定文书的真伪。

　　如何去寻找李秀成的真迹呢?罗先生凭借多年对太平天国文献的辛勤搜集，先后共找到了16件李秀成的文书，而其中“文书原件上证明是李秀成亲笔写的”只有庞际云藏《忠王亲笔答辩》一种。《忠王亲笔答辩》见于《忠王答辩手卷》内，原为曾国藩的幕僚庞际云家藏，后传给其子庞芝阁，庞芝阁死后，归于其内侄李鄂楼。1937年春，在苏州吴中文献展览馆展出。建国后，曾归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收入郭若愚先生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续编f影印）。在《忠王答辩手卷》卷末，庞际云曾清楚记录了这份“答辩”的来源：

　　同治甲子六月，湘乡伯克复金陵，生擒忠酋李秀成。湘乡侯相自安庆移节东下，李廉访鸿裔与际云实从，奉委会鞫。其忠酋供一册，已进呈御览。其时对簿复有数纸，亦可备考。第一纸乃湘乡侯相手书，其中小注则际云随记随录。第二纸乃忠酋口操土音，语不可解，际云令其自书者。第三纸乃际云手录之供。第四、五、六纸则李眉生廉访湘乡侯之命。问辞供辞均已分晰注明矣。辛未八月装演（潢）成卷，嘉平立春日际云谨识。

　　这里的“湘乡伯”指曾国荃；“湘乡侯相”指曾国藩。罗尔纲根据其中“第二纸乃忠酋口操土音，语不可解，际云令其自书者”一语，断定忠王答辩“胡以晃即是豫王；前是护国侯，后是豫王。秦日昌即是秦日纲，是为燕王”这28个字是忠王亲笔书写。

　　为了判断庞际云所藏答辩手卷的真实性（即手卷本身不是赝品），罗先生对此作细致研究。他说，此份手卷全文共7纸，第一纸是曾国藩手写问辞及庞际云注录的李秀成答辩；第二纸是李秀成亲笔答辞；第三纸是庞际云录李秀成答辞；第四、五、六纸是李鸿裔录曾国藩问辞及李秀成答辞；第七纸是庞际云跋语。考曾国藩手书日记同治三年（1864）六月廿七日记道：“傍夕倦甚，夜开数条问伪忠王李秀成”。曾国藩所问的问条，便是这份手卷里面第一纸曾国藩所写的问辞。把这一页曾国藩手写的问辞和他的手书日记字迹对照，也可确认是曾国藩的手笔。

　　罗先生又根据曾国藩同治三年（1864）七月初七日的《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知曾国藩确实曾派庞际云、李鸿裔等人对李秀成“鞫讯累日”；又《手卷》第五纸中李秀成答称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动向，竟然也在曾国藩的这个折子内得到如实的记录。

　　所以，罗尔纲满怀信心地说，根据对《手卷》的来源、曾国藩的笔迹、文件内容等方面的考证，都证明了这一份《忠王答辩手卷》的真实性，而保存在这份手卷内的李秀成亲笔答辞确是李秀成的亲笔手迹。《忠王答辩手卷》既然是忠王李秀成亲笔手迹，罗先生便以此为标准，鉴定出了《李秀成自述》也是忠王的真迹。

二

　　从内容方面鉴定曾国藩家藏“原稿”的真伪，则是罗尔纲先生建国后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所做的工作。著名的太平天国专家茅家琦先生在《一代宗师罗尔纲》一文中曾说，罗尔纲先生“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很早的，但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则是建国后的事。罗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是学了就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贯彻到学术实践中去”［4］。的确如此。罗尔纲先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后，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1956年9月12日，他在为自己一部新出版的著作《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所写的一篇长篇跋文中，深刻地认识到旧考据方法只能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只能从现象上看问题，只能是绝对地或静止地看问题，特别是“旧考据方法是无视或掩盖阶级斗争，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正视和揭露阶级斗争；旧考据方法是无视或蔑视群众，只有新考据方法才会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5］

　　在“原稿”内容鉴定方面，建国初期开明书店出版的罗尔纲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中，还未有这方面内容，但到了1957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罗尔纲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已经有了对“原稿”阶级内容的鉴定。他认为，内容的真实性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李秀成自述原稿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与强烈的革命感情；

　　第二，李秀成自述原稿记载了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业绩；

　　第三，李秀成自述原稿对反革命污蔑太平天国杀人放火的恶意宣传，用事实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

　　第四，李秀成自述原稿总结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也就是说，只有农民领袖李秀成才能写出这样有着鲜明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的话语，而断断不是曾国藩及其幕僚所能伪造出来的。

　　接着罗尔纲更进一步指出，曾国藩家藏“原稿”中有揭露曾国藩贪冒功劳、欺诳清廷的内容，也恰恰说明了“原稿”不是曾国藩等人伪造的。罗先生举了两条例证。李秀成在“原稿”中明明说自己是“被两国（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而曾国藩在其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却改成“遂被曾帅追兵拿获，解送前来”。在之前即同治三年（1864）六月廿三日曾国藩奏《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中也说李秀成是曾国筌部下萧孚泗营搜出来的。如果说“原稿”是曾国藩伪造的，那曾国藩不是自打嘴巴吗?另一证据是李秀成所写的天朝十误中的第十误，“原稿”为“十、误立政无章。误国误命者，因十误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曾国藩却在“原稿”上用笔把这一条全部勾去，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路兵马”。罗先生揭露说，曾国藩之所以如此篡改，是因为湘军以重兵围攻天京，经年累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攻下，当时被清廷屡次下旨，严厉督责，曾国藩窃改这一条并冒为李秀成所说的话，冒说太平天国扯动各路兵马专保天京，就是想说明他的军队是和太平军主力作战的，因此久战才能蒇事。这一改，不仅可掩饰自己的无能，而且可以摇尾乞怜，邀功请赏。同时，曾国藩还不怀好意地暗示：左宗棠攻陷浙江，李鸿章攻陷江苏，是由于太平天国调动了各处兵马专保天京，所以，左、李才得乘虚而下。如此，曾国藩既贬损了他部也抬高了自己。罗先生的分析鞭辟入里，切中肯綮。

　　罗尔纲先生又从语汇、用词、语气等着眼，认为曾国藩家藏的这份《李秀成自述》原稿有它的特殊语汇，特别是运用了一些广西浔州、梧州一带的方言。罗尔纲先生为广西贵县人，对《李秀成自述》中的特殊方言语汇、用词、语气等了如指掌，研究起来得心应手，从而能得出真知灼见。他认为，这份“原稿”中的方言及一些客家的语汇、用词，“就是懂得浔州、梧州一带的方言的人，还需要细细地去体会，而况曾国藩!即使他囫囵吞枣地知道它的大意，也很难于懂得它的语源，更断断不是他所能伪造的了。”这是证明曾国藩家藏“原稿”是李秀成亲笔所写的可靠根据。辨伪，是中国古代优良的学术传统。太平天国史料极为丰富，但出于伪造的确实为数不少。罗尔纲先生《〈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一文就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辨伪名篇。太平天国史专家祁龙威先生曾指出：“罗尔纲仿清儒阎若璩辨伪古文《尚书》之法，取已肯定为真实的史料与《〈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相比堪，发露破绽，找到作伪的铁证。又仿清儒惠栋考伪古文《尚书》出处之法，取流行的资料，疏证伪书。”［6］罗先生研究曾国藩家藏“原稿”，仍循这一辨伪步骤和路径——首先确定《忠王亲笔答辞》为李秀成真迹，然后再根据曾国藩日记、奏折等相关资料对“原稿”笔迹和内容进行比对、考证，最终雄辩地证明曾国藩家藏“原稿”确为李秀成真迹，而不是曾国藩等人伪造。

三

　　关于《谕李昭寿书》提供“佐证”的问题，罗先生认为，《谕李昭寿书》这份文书，是为李秀成亲笔书写，也可佐证曾国藩家藏“原稿”的真实性。

　　罗先生鉴定《谕李昭寿书》是李秀成亲笔书写。

　　1953年罗先生增订了《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提出了除《忠王亲笔答辞》外，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太平天国戊午八年（1858）十月廿七日李秀成《谕李昭寿书》也是忠王亲笔。在1954年改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增订本《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中，收录《忠王谕李昭寿书》《忠王亲笔答辞》两幅照片，并注明“这两款都是忠王手书真迹，与上面《忠王自传原稿》笔迹对照，正是同出一人的手笔，可证前广西通志馆在湘乡曾家摄影及著录的《忠王自传原稿》确是忠王亲笔的原稿”。但该书中罗先生并没有说明自己是如何鉴定《谕李昭寿书》是忠王亲笔的。1956年，年子敏先生别具匠心地将《李秀成自述》《忠王亲笔答辞》《谕李昭寿书》三种照片送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的专家进行鉴定，结果专家认为3种照片中的文字不是同一人手笔。职是之故，年子敏在该年第4期《华东师大学报》发表《评罗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以笔迹鉴定为根据，并辅以史事分析，认为“所谓《李秀成供词》及所谓《亲笔答辞》，与目前忠王唯一之遗墨《谕李昭寿书》笔迹不相符，故应断定此项所谓《李秀成供词》并非出自忠王手笔”。文章发表后，史学界掀起了一场讨论。虽然有不少学者并不同意年子敏的看法，但他们大多从史事的分析与论证方面去反驳，没有触及笔迹的鉴定问题。他们之所以回避笔迹问题，是因为他们无法否定司法部的鉴定结论。

　　对年子敏提出的看法，罗尔纲最初并没有找到反驳的证据或理由。他深知，“如果法医研究所的鉴定是对的，我们就应该赞同年子敏先生的结论。笔迹的鉴定是断定是否同一人所写的字最主要的根据，讨论《李秀成供词原稿》真伪的问题而拨开笔迹鉴定不谈，那是文不对题”。

　　锲而不舍、不避艰难是罗尔纲先生一以贯之的治学风范。罗先生说，那时候，“心里总想着那件事”，多年来，自己细看《忠王自传原稿》与《谕李昭寿书》的笔迹，神韵完全一致。怎么司法部却鉴定出不一致呢?他扪心自问：“神韵是抽象的，怎么把抽象的东西变为具体的东西呢?难道我竟因为人人认为不是，自己也感到困难而把它放弃吗?这就是放弃真理，有违素守。于是只好去追求。”虽然从“冬天苦思，经春历夏，想不到办法”，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天夜里，他忽然想到，能不能把两种文件上的字的笔画拆下来对照?这样一拆，同是一人的笔迹，能否具体地显现出来?他把这一想法转达给了一位当时在南京工作的书法家丁云青先生。丁云青先生认可了罗先生的这一想法，认为“罗先生做对了，他用的正是书家八法，他却不知道书家八法”。在丁云青的建议下，罗先生系统阅读了中国古代书法著作，如宋陈思的《书苑精华》、明张绅的《法书通释》、明潘之淙的《书法离钩》、清王原祁等《佩文斋书画谱》、清冯武的《书法正传》、清程瑶田的《书势》等。［7］随着书法的理论和知识不断积累，特别是掌握与理解了书家八法的理论，罗先生独辟蹊径，力排众议，得出《谕李昭寿书》是忠王亲笔的结论。为此，他写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和《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编入《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一书，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罗尔纲先生根据唐代书法家孙过庭的《书谱》和明代项穆《书法雅言·器用》结合自身的经验认为，在不同的条件和环境下，同一个人写的字会有差异，如孙过庭早就指出过随着健康、心情、境遇、气候、纸墨、兴趣的变化，同一个人既可能写出好字，也可能写出差字，即所谓“合则流媚，乖则雕疏”，“乖合之际，优劣互差”；项穆指出“纸不光细”、“笔不颖健”、“墨不精玄”、“砚不硎蓄”，虽是书法高手却也写不出好字，非常强调书写工具尤其是纸和笔的重要性。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是同一个人所写，尽管在不同条件下字会写得“优劣互差”，但个人的笔法和表现风格却是相同的。罗先生坚信，“笔迹的鉴定，是凭着具体的东西去对照，同或不同是从具体的东西作出的结论。所以，笔迹的鉴定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能鉴定出是不是同为一人所写的字的”。

　　罗先生这里所谓“具体的东西”，主要指他所说的“用笔八法”。而他所讲的“用笔八法”，其实也就是中国书法的用笔法则——“永字八法”。“永”字共有八笔，笔笔不同，集中地反映了汉字楷书或行楷的点画形式。“永字八法”相传为隋代智永所传，一说为东晋王羲之或唐代张旭所创，因其为写楷书的基本法则，后人又有将八法引为书法的代称。关于“永字八法”的渊源及如何运笔，历史上的书法家各有精到的解释，罗尔纲先生在《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一文中曾有所引用和介绍，这里不赘述。

　　罗先生从永字八笔的点、横、竖、钩、提、撇、短撇、捺来分析《忠王自传原稿》与《谕李昭寿书》用笔的异同，将忠王所书的某些字拆散为八笔中的笔画，一一比对，并附照片为证。罗先生认为，从这八笔来看，两者用笔如出一辙。如“撇”的用法，罗先生说，忠王书撇“不取劲捷锋锐，而特别向左延长，有按帚着地之势。《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两者皆同。”

　　罗先生还在《谕李昭寿书》和《忠王自传原稿》中找到用了同一写法的“兴”字的变体来说明出于同一个人之手。

　　对年子敏先生举司法部法医研究所所认为《忠王自传原稿》“字迹潦草不甚熟练”，而《谕李昭寿书》则“书写整齐而老练、笔势挺而有力”，应“非同一人之手笔所书写”的看法，罗尔纲则引用孙过庭“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的说法，认为李秀成写自述是在六月酷暑、身陷囚笼、身体受伤、身心疲惫的特殊情况下，以每天7000字的速度仓促草成，而且是用一支秃笔写在账簿上的，所以，“字迹潦草不甚熟练”。而《谕李昭寿书》则在李秀成“连续获得了决定性的大胜利之后”，春风得意，“以临池学书的从容功夫去写的”，再加上又有好纸好笔，所以写得老练齐整，挺拔有力。

　　罗先生以用笔八法和书写环境、书写工具的不同等方面着手，认为《忠王自传原稿》和《谕李昭寿书》同为李秀成亲笔书写，否定了司法部法医研究所“非同一人之手笔所书写”的结论，自成一家之言。但该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稍有书法知识的人都知道，“永字八法”规定了汉字点划书写的一些最基本运笔法则和方法，任何人分析与评说书家写字的好坏妍丑，当然首先会考虑到这些点划的运笔规范、功力、风格、神韵等因素，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的书法鉴定专家在鉴定《忠王自传原稿》和《谕李昭寿书》是否同为一人的笔迹时，不可能不鉴别这些最基本点划的相同或差异。所以，罗先生说他用一种将字的笔画拆开——恰好符合“书家八法”——来鉴定李秀成笔迹，其方法并无特殊之处。至于唐代孙过庭“合则流媚，乖则雕疏”这一说法的理解和运用，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以及有一定的适用范围的。罗先生说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的笔迹鉴定专家“由于不明孙过庭这条……鉴定理论，看见了有‘差异’，就断定不是同一人的笔迹，《谕李昭寿书》不是忠王的亲笔书信”，稍有武断之嫌。实际上，司法部的书法鉴定专家怎么会不明白在不同的环境下或运用不同的书写工具会写出优劣互差、好坏不等的字?实际上，字的点画与字的整体架构、字的形似与神似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要准确地把握这种关系，需要鉴定者有深厚的书法学养及一些专门的笔迹鉴定技术。其实，指导过罗先生的书法家丁云青就明确说过，《谕李昭寿书》“全文达五百多字，全是一笔一划得正楷写成的，并且还写得‘书写整齐而老练，笔势挺秀而有力’，如果没有十年寒窗的功夫，像这样的文章和书法是写不出来的，这能要求于文化程度不高而负军事重责的忠王么?”“它不是忠王的亲笔”，只是书手“代笔”［8］。笔者也请教过多位学养深厚的书家，他们仍一致认为《忠王自传原稿》和《谕李昭寿书》不是同一人的笔迹。

　　罗先生又从文风与内容方面，鉴定《谕李昭寿书》为忠王亲笔。

　　第一，忠王喜用叠字，《谕李昭寿书》与《忠王自传原稿》相同。

　　经过辛勤统计，罗先生说，现存的《忠王自传原稿》共33300余字，共有66句用了27个不同的叠字，如用“人人”这两个叠字就有14句。有许多本不需要用叠字的，李秀成却用了，如“屡屡讲讲”、“闷闷”、“军军”。叠字表现出一个人的口语习惯。按《谕李昭寿书》全文只有573字，就有6句用了6个不同的叠字。

　　第二，《谕李昭寿书》用的虚字所表达的文义与《忠王自传原稿》相同。

　　李秀成读书无多，有时用虚字欠准确。兹对照《谕李昭寿书》与《忠王自传原稿》所用“之”、“乎”、“者”、“也”、“否”、“矣”等虚字的神气两者相同，欠佳的地方两者也相同。

　　第三，《谕李昭寿书》用字、用词有与《忠王自传原稿》相同的地方。

　　用字、用词属于修辞，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文风。如“晾”、“速”两个字，和“爱将”、“诛之”、“思之”三个辞，忠王在《忠王自传原稿》和《谕李昭寿书》中都同用。

　　第四，客家人用“尔”作为第二人称他词。作为客家人，李秀成在《忠王自传原稿》和《谕李昭寿书》中均多用“尔”字，且语气也相同。

　　第五，《谕李昭寿书》中用有广西浔州、梧州方言，如“包荒”、“反骨”等。

　　第六，《谕李昭寿书》文笔有些地方欠通。

　　第七，《谕李昭寿书》不是他人所能代笔，只有忠王本人对李昭寿才写得出这充满热情、爱憎分明、动人心弦的信。

　　罗先生根据上述七项内容的分析，得出了《谕李昭寿书》确是忠王亲笔书写的结论。但是，笔者认为，根据上述七项内容，说《谕李昭寿书》出于忠王口授或者由忠王撰拟底稿是可以的成立的，而说出于忠王的“亲笔书写”，则仍显牵强。

　　由于《谕李昭寿书》事实上还不能确定是忠王亲笔，罗先生提出的“根据《李秀成自述原稿》去鉴定出了《谕李昭寿书》是李秀成的亲笔书信，反过来也同样可以用《谕李昭寿书》来证明《李秀成自述原稿》确是李秀成的亲笔自述。《谕李昭寿书》与《李秀成自述原稿》可以发生互相证明的作用”；并认为由于《谕李昭寿书》是忠王亲笔得以确定——“又得到了一个证明《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实性的强有力的证据”的看法，均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

　　综上所述，罗先生花了巨大的精力和热情研究《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认定了《李秀成自述》确为忠王亲笔真迹，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从笔迹鉴定上，他用《忠王答辩手卷》这一标准鉴定出自述出于忠王亲笔；从内容方面也雄辩地证明了自述是忠王所书。但罗先生定《谕李昭寿书》为忠王亲笔再用之来鉴定《李秀成自述》是否也为忠王亲笔，是需要斟酌和讨论的。

参考文献：

［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二［M］．长沙：岳麓书社，1988：1037．

［2］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M］．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51：20．

［3］罗尔纲．困学丛书：下册［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941—946．

［4］庆祝罗尔纲学术研究60周年编委会．罗尔纲和太平天国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47．

［5］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347—392．

［6］祁龙威．考证学集林［M］．扬州：广陵书社，2003：85．

［7］罗尔纲．困学丛书：上册［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464—465．

［8］丁云青．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是曾国藩等所伪造的么［M］．文史哲，1957（5）：9．

Comment on Luo Ergang’s Appraisal on the Genuineness of Li Xiucheng’s Autobiography

Wu Shanzhong

　　Abstract: Luo Ergang concluded that Li Xiucheng’s Autobiography was really Li Xiucheng’s autographaccording to the handwriting and the content, which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contribution. However, it might beproblematic for Luo to base his conclusion on the presupposition that Instruction to Li Zhaoshou is Li Xiucheng’sautograph

　　Key words: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Luo Ergang;Li Xiucheng’s A utobiography; Instruction to Li Zhaoshou;genuineness

载自《中国近代史》2012年第4期

　　【关键词】满文档案；编译；辛亥革命

　　【作者简介】吴元丰（1956—），男（锡伯族），新疆察布查尔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满文档案整理编目和翻译工作（北京100034）。

　　【原文出处】《满语研究》（哈尔滨）。2011．2．37～46

　　满文档案是清朝各级官署及官员在处理公务过程中以满文书写的公文或记录的总称。这些满文档案遭逢诸多人为或自然灾害，历经沧桑，虽然没有全部保存下来，但其存世数量仍很巨大。迄今保存下来的主要有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宗人府、理藩院、八旗都统衙门、盛京内务府等中央国家机构，以及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盛京将军、宁古塔副都统、阿拉楚喀副都统、珲春副都统、归化城副都统、呼伦贝尔总管、布特哈总管等地方衙门的满文档案，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形制各异，内容丰富，是研究清代通史、民族史、地方史、八旗制度、满语文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具有珍贵的学术研究价值。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国内外通晓满文者极其有限，能够直接利用满文档案开展学术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这一客观现实，要求满文档案工作者既要整理编目，又要翻译出版。纵观历史，近代意义上的满文档案翻译出版工作，应始于20世纪初，迄今已走过了将近百年时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仅回顾中国大陆清代满文档案编译出版情况，按其发展进程，可分为起步、积淀和发展三个阶段。

一、1916—1948年的起步阶段

　　满文档案在清代作为当朝的公文档案，一般都保存在皇宫及官署的档案库房，严加管理，具有一定的保密性，非相关人员无法接触和阅览。直至1911年清朝灭亡，才被逐渐发现，由各有关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接收保管，进行整理编目，向学界提供利用。同时，也开始翻泽出版。

　　1916年，时任奉天地方官的清末进士金梁有机会接触到崇谟阁所藏乾隆年间重抄《加圈点老档》和《无圈点老档》，而后开始聘用懂满汉文者10余人翻译《加圈点老档》。经过两年时问，至1918年下旬，翻译完《加圈点字档》。随后从中择要摘录，冠以《满洲老档秘录》之名，分上下两册，1924年出版。1933年重印时，对译文稍作增减，改名《满洲秘档》，不再分册。另外，自1935年6月至1936年6月间，又将部分译稿冠以《汉译满洲老档拾零》之名，连载于《故宫周刊》第245期至459期。金梁先生可谓近代主持翻译满文档案的第一人，其泽著成为中国满文档案汉译作品的开山之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也标志中国满文档案翻译出版工作开始起步。

　　1924年，冯玉祥将军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下设古物馆、图书馆和总务处等机构。图书馆下再分设图书和文献二部，分别负责图书和档案的保管工作。1929年3月，文献部改称文献馆，并与图书馆分离，成为故宫博物院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专门负责管理明清档案。1931年初文献馆工作人员整理档案时，发现了《满文老档》原本37册及其抄本，于是制订《整理内阁大库满文老档之缘起与计划》，组织人员开始整理，计划编撰《满文无圈点字典补编》《满文老档总目》《满文老档细目》《满文老档原本与抄本校勘表》，以及挑选其中重要的史料翻译，编成《选译满文老档》出版。然而这一《满文老档》原本整理、翻译和研究计划，因时局动荡而未能付诸实施。

　　1935年5月，文献馆李德启先生编译出版《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该书收录了当时发现的26枚满文木牌照片，以“叙录”为题，对满文木牌来源、文字特点和形成时间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证，并对满文木牌逐一音译和意译，并作了必要的注释；最后还以附录的形式刊登了《满文老档》的照片2幅、《无圈点字书》的照片4幅。满文木牌是以木牌为书写材料形成的公文档案的总称。清入关前，因纸张紧缺，不得不就地取材，削木为牌，记事归档。木牌形状各异，有的削成薄片，两面书写；有的削成长方体，四面书写。其长短宽窄各不相同。木牌的一端，一般均有小孔，以供贯绳之用。记载的内容十分简单，不记书写者的名称和书写的时间，只简明扼要地记事。木牌书写用的文字具有老满文向新满文过渡时期的特点，既有老满文，也有新满文，主要反映了崇德元年（1636）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兵进关攻略明军的战况和俘获物品等情况。李德启先生编译出版的《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一书，虽然篇幅较少，16开本，共计56页，但在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方式上开创了新的形式，这种既有满文原文，也有汉译文以及必要的考证与注释的编译体例，迄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自此之后，因遭受战争和时局的动荡，中国大陆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一度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任何翻译作品问世。

　　从中国大陆满文档案编译出版的角度来讲，在1916年至1948年期间，虽然只有两种翻译作品问世，但毕竟有了起步之举，初步向学界提供了满文档案史料，介绍了满文档案的价值，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实属不易。

二、1949—1978年的积淀阶段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相继进入恢复、建设和发展时期。全国档案事业也不例外，步入其恢复和建设阶段，全国各级档案管理部门开始成立，随即建设各级档案馆，接管历史档案，进行集中统一管理，逐步开展各项工作。这一时期，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鲜有举措，唯有《清代地震档案史料》一书收录有7件满文奏折的汉译文及随折进呈的4件汉文清单，汉译文约计3000字。该书由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译，1959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辑录的满文奏折及其汉文清单内，有盛京将军社图肯等于乾隆三十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初五日间呈进的奏折及其清单共9件、盛京礼部侍郎永宁等于乾隆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呈进的奏折及其清单各1件，主要反映当时盛京地区地震灾情以及修缮被地震破坏的盛京城、皇宫、陵寝等处建筑的情况。除此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编译出版作品问世。尽管如此，就满文档案工作整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做了两件具有前瞻性的基础工作。

　　（一）设立各级档案馆，集中统一管理满文档案早在1948年底，原设在哈尔滨的东北图书馆（1955年改称辽宁省图书馆）派人到沈阳，接管“国立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所属图书馆、档案组以及“辽宁省立图书馆”所藏图书和档案，其中就有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不久，在东北图书馆内特设档案部，专门负责保管历史档案。1960年7月，成立东北档案馆，接管辽宁省图书馆所保存的历史档案。1969年撤销东北档案馆后，将其保存的历史档案，按照“哪个省的档案归哪个省”原则，分别移交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地档案馆保存。

　　1951年5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改称档案馆，专门负责保管故宫博物院原存明清两朝历史档案，其中就有大量的满文档案。1955年12月，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改称第一历史档案馆，划归国家档案局。1958年6月，第一历史档案馆改称明清档案部，有时还称明清档案馆，次年10月归属新成立的中央档案馆。1969年底，明清档案部又同归故宫博物院，仍称明清档案部。1980年4月，明清档案部又划归国家档案局，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无论在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时期，还是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时期，除妥善保管原馆藏档案外，还着力收集流散到国内外的明清档案。1950年和1953年，从南京运回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期南运的一部分档案，共计320箱；1953年4月，接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移交的原内阁大库流散出去的黄册、题本、题稿等档案，共计813箱；1954年8月，接收历史博物馆存放在端门楼上的原内阁大库流散出去的完整题本和残题本等档案，共计671箱、1694麻袋；1956年，接收苏联移交的1901年沙皇俄国军队入侵中国东北时劫走的黑龙江将军、宁古塔副都统、阿拉楚喀副都统、珲春副都统等衙门档案，共计310箱；1958年，接收辽宁省图书馆移交的原内阁大库流散出去的黄册、史书、题本、奏本、敕谕等档案，共计54000余件，另有残题本500余捆；1958年和1962年，从南京运回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期南运的另一部分档案，共计3000余箱。以上各批次收集的档案内，也有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

　　由于在国家层面上推行历史档案“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加之各级档案部门遵照实施，至20世纪70年代初，基本形成了中国大陆的清代满文档案相对集中保存和管理的局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宗人府、理藩院、八旗都统衙门等中央国家机构，以及宁古塔、阿拉楚喀、珲春等驻防副都统衙门档案；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盛京内务府和盛京将军、三姓副都统、双城堡协领等衙门档案；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双城市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档案馆，分别保存黑龙江将军、双城堡协领、吉林将军、呼伦贝尔副都统、布特哈总管等衙门档案。

　　（二）培养满文专业人才，解决满文档案工作者奇缺的问题

　　1911年清朝的灭亡，加速了满语文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大陆的满文人才已十分奇缺，而且全国各大院校均无满语文专业设置。在满文人才方面，当时确实遇到了极大的困扰，既缺人才，又无处培养。这一情况，无疑制约了满文档案工作的正常开展。后来，经过有志之士的建言，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满文人才问题，数次亲自指示有关部门开办满文班，以期解决满文人才缺乏的问题。

　　1954年，范文澜、载涛等人提出建议，清朝留存的满文档案数量巨大，为了妥善保管和合理利用这些满文档案，亟须培养满文专业人才。周恩来总理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并指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落实培养满文人才事宜。郭沫若院长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所长罗常培、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具体负责办理。经与高教部协商决定，通过1955年全国高考招收20名学生，在北京大学特设满文班授课。此次招收学生的结果，十分不理想，只招到6名，未能达到预定的数额。除此之外，还在聘请满文老师方面遇到困难。经过多方努力，聘请到70多岁的克敬之先生，他原为蒙古八旗人，通晓满蒙汉文。考虑到克敬之先生高龄出行不便，教授满文课就设在他家里，其余课程，学生到北京大学等大学听讲。1955年9月，满文班开办授课。在学习过程中，因不愿意学习满文，其中4名学生或转学或退学，至1957年底毕业时只剩下2名学生。这次开设的满文班，虽然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可视作一次有益的尝试，为日后继续培养满文人才提供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1958年，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批准，按照上期满文班模式，中国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又联合办班，招收数名年轻人学习满文。过了一年多时间，满文老师克敬之先生作古，无法聘请到合适的满文老师，因而被迫停办。

　　1960年，为解决满文专业人才奇缺的问题，周恩来总理面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刘春，在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开设满文班，招收学生授课培养，毕业后将从事满语文及满文档案工作。1961年9月，经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在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系开设满文班，除全国统一高考招收的19名高中生外，还有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选送培训的年轻干部2名、旁听干部1名，共有学员22人，学制5年。当时在北京已经找不到适合教授满文的老师，只好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选调通晓满汉文的锡伯族赵玉麟、涂长胜两位先生授课。到1966年7月毕业时，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除选送学习的3名干部外，还计划招收10名毕业生，设立“满文研究室”，专门开展满语文研究及满文档案的整理翻泽工作。然而，时值“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项招人和设立“满文研究室”的计划搁浅，经多方努力，改招3名毕业生。这样，加上本单位选送学习的3名干部，实际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工作的毕业生共计6名，其余大部分学生分配到外地改行，即使分配到北京的图书馆、档案馆和高等院校工作的毕业生，也无法开展正常的业务工作。此次满文班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期大学本科班，无论是教学大纲的制订、课程的设置，还是师资的配备、学生的招生和管理，都按正规大学的制度办理，成功地培养出一批满文人才，为在全国范围内培养满文人才开展满语文研究和满文档案整理翻译做了一定的人才储备。

　　1972年底，周建人特意写信向中央反映，“现在懂满文的人快要没有了，建议培养几个人”。此信送毛泽东主席阅后，转交中央“科教组”调查并提出意见。1973年1月，中央“科教组”提交报告，指出大量的满文档案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整理编目状况较差，无法利用，亟待整理翻译。同时建议，将1966年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毕业改行的人员酌量调回工作，再开设一期满文班培养新人。后经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批准，责成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开设“满文干部培训班”，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21名，学制3年。满文班设在故宫东华门内内阁大堂西厢房，满文老师都是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毕业后在明清档案部工作的人员，其余课程的老师，分别从本单位或北京各大院校聘用。课程的设置，除仿照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外，还设明清断代史、满文档案翻译等课程，并设清史、民族史、档案学等方面的专题讲座，特邀相关领域著名教授、专家进行演讲。对学生的管理也十分严格，没有寒暑假，不得无故旷课，执行严格的考试制度。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全国各大高等院校仍未恢复正规，考虑到培养满文人才“更加成效和实用”，另辟蹊径，直接由用人单位承担培养，可谓是当时特定背景下的一种特殊而正确的选择。1978年满文班学生毕业后，其中20人都留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工作。此次满文班开设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培养从事满文档案工作的专业人才。因此，在招收时就以本单位的正式职工编制招录；在学习期问，按月发放工资，参加单位的各项重要活动；在实习期间，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承担完成整理和翻译任务。本次满文班的成功举办，有效的发展和壮大了满文档案专业人员队伍。

　　从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角度来讲，在1949年至1979年期间，虽然没有一部独立的满文档案编译作品问世，但毕竟在“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下，将留存的满文历史档案收集到各级档案馆进行妥善保管和初步整理，为日后开展编译出版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时，也设法开设数期满文班，培养了40余名满文专业人才，为日后开展编泽出版工作提供了人才保障。

三、1979年至今的发展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各级档案馆、学术机构逐渐恢复正常工作，被迫改行的满文专业人员也相继归队，特别是随着国家经济好转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先后启动了多个历史文化保护和研究项目，满文档案编译出版工作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为便于了解，按其编译出版形式，分别简要叙述。

　　（一）单纯汉译文的编辑出版

　　该阶段的前20年，由于受到出版理念、技术和经费等因素的限制，满文档案的编泽出版，一般都采用单纯汉译文编辑出版的形式。用这种形式出版的档案出版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1．《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平装，32开本，2册，47．6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任世铎、关孝廉、安双成、栗振复、屈六生、刘景宪翻泽，1981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收录的绝大部分档案都是满文档案，选自内阁满文俄罗斯档案、宫中满文朱批奏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及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共计200余件，起止时间为顺治十年至雍正二十年（1653—1734）。主要反映顺治、康熙、雍正年问，中俄两国雅克萨战争、谈判缔约、使节来往、边境贸易、处理案件以及俄罗斯传教士来华活动等情况。

　　2．《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平装，32开本，1册，34．5万字，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馆合编，关克笑、沈微、关嘉禄、王佩环翻译，佟永功审校，1984年12月由辽沈书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三姓副都统衙门档，共计178件，起止时间为乾隆六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741—1906）。主要反映i姓地区居民人口、贡貂领赏、货物贸易、查处违禁、审理案件、赏恤落难官兵，以及赫哲、库页费雅喀等人联姻等情况。

　　3．《盛京刑部原档》，平装，32开本，1册，15万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郭成康、刘景宪翻泽，屈六生审校，1985年3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内阁“盛京原档”中的刑部档案，共计72件，起止时间为崇德三年至四年（1638—1639）。主要反映审理偷盗抢劫、敲诈勒索、债务纠纷、打架斗殴、杀人害命、强奸通奸、违禁犯法、私设公堂、临阵脱逃、延误战机、丢弃军械等案件情况。

　　4．《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平装，32开本，1册，19万字，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合编，毛必杨、张莉、王小红、沈源、郭春芳翻译，安双成、屈六生审校，1987年9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内阁满文秘本档、票签档、兵科题本，共计110件，起止时间为顺治三年至十三年（1646—1656）。主要反映招抚郑芝龙，郑成功进攻泉州、南征广州，清廷劝降郑成功、收复沿海地方及屯兵防守等情况。

　　5．《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平装，32开本，1册，21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郭基南、肖夫、汪玉明翻译，屈六生审校，1988年2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满文土尔扈特档和月折档，共计145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771—1775）。主要反映土尔扈特部众东归到达伊犁地界，伊犁将军委派官兵迎接、查看人口数目、调拨物品接济、分编旗佐，指地安置，以及土尔扈特汗王等赴热河觐见乾隆帝和接受赏赐等情况。

　　6．《锡伯族档案史料》，平装，32开本，2册，60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吴元丰、赵志强翻译，1989年7月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月折档、议复档、上谕档、寄信档，宫中满文朱批奏折，内阁满文杂档、内国史院档、满文老档，内务府上驷院满文行文和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双城协领衙门档，其中满文档案647件、汉文档案95件，共计742件，起止时间为明万历二十一年至清宣统二年（1593—1910）。主要反映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改编人满洲八旗、分地驻防、补放官员、调遣出征、发放俸饷，以及南迁至盛京等地、耕田纳粮、出征云南，吉林乌拉锡伯族迁至北京、编入满洲蒙古八旗、供职内务府上驷院，盛京锡伯族西迁新疆伊犁、设立营制、补放官员、巡防卡伦、出兵征战、开垦屯田、牧放牲畜等情况。

　　7．《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平装，32开本，3册，100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关孝廉、赵志强、郭美兰、孟宪振、赵玉梅、江桥、关精明翻译，关孝廉、栗振复审校，1989年10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该档是按编年体抄录公文并记注各项政务活动而成的簿册，起止时间为天聪七年至顺治十八年（1633—1643）。主要反映清入关前夕和人关之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司法、民族、宫廷、外交等方面情况。

　　8．《满文老档》，精装，32开本，2册，70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任世铎、周远廉、关孝廉、张凤良、佟永功、富丽、季永海、赵展、郭美兰、刘建新、罗丽达翻译，1990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满文老档》依据内阁藏本《加圈点老档》翻译，该档是乾隆年间重抄清入关前形成的老满文档册而成的编年体史料长编，起止时间为明万历三十五年至明崇祯九年即清崇德元年（1607—1636），主要反映清入关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民族、文化、习俗、天文、地理以及与周边邻近国家、部族的交往关系等方面情况。

　　9．《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平装，32开本，1册，32．5万字，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合编，关嘉禄、何溥滢翻译，佟永功审校，1992年4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原内阁大库散佚今存在大连市图书馆的满文题本，共计214件，起止时间为顺治十八年至乾隆二年（1661—1737）。主要反映衙署更名，官员奖惩，宫廷银两物品消费，蒙古各部汗、王、公、贝勒、贝子、台吉以及哲布尊丹巴等大活佛、达喇嘛进贡和受赏等情况。

　　10．《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平装，32开本，2册，82万字，辽宁省档案馆编，佟永功、沈微、何荣伟、张虹、程大鲲编译，沈微审校，1993年11月由辽沈书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顺治年间档、黑图档和盛京内务府档中的满汉文档案，共计723件，起止时间为顺治四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647—1908）。主要反映盛京内务府所辖粮庄的设置沿革、人员管理、物资补充、收成数目及其消费等情况。

　　11．《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平装，32开本，1册，30万字，季永海、李盘胜、谢志宁编译，1995年8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北京故宫博物院刊印《掌故丛刊》、《文献丛编》及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印《年羹尧奏折》中的满汉文奏折，共计434件，其中满文195件，汉文239件，起止时间为康熙四十九年至雍正三年（1710—1725）。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历任内阁学士、四川巡抚、四川总督、定西将军、抚远大将军等职。该书主要反映年羹尧在四川巡抚、四川总督及抚远大将军任内，办理四川、青海、西藏等地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方面事务情况。

　　1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精装，16开本，1册，270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王小红、关孝廉、张凤良、栗振复、沈源、赵玉梅、孟宪振翻译，关孝廉、届六生审校，1996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共计4297件，起止时问为康熙三年至六十一年（1664—1722）。主要反映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天文、地理、宫廷、八旗、外交等情况。

　　13．《六世班禅额德尼入觐档案史料》，平装，32开本，1册，37．4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满文档案由郭美兰翻译，1996年11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宫中、军机处、内阁、内务府等全宗的档案，共汁533件，其中满文297件（汉译18万字），汉文205件、藏文31件，起止时间为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1778—1781）。主要反映为接待六世班禅额德尼建造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和北京昭庙、修缮北京黄寺，派人行赏迎送，六世班禅额德尼在承德觐见乾隆帝、献礼祝寿、诵经祈祷，进京礼佛游历，以及在京圆寂、护送灵榇西归、筹建衣冠塔等情况。

　　14．《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泽》，精装，16开本，2册，469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王小红、安双城、关孝廉、张凤良、沈源、屈六生、赵玉梅、栗振复翻译，关孝廉、屈六生审校，1998年12月由黄山书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共计5434件，起止时间为雍正元年至十三年（1723—1735）。主要反映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天文、地理、宫廷、八旗、外交等情况。

　　15．《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泽》，精装，16开本，1册，90万字，吴元丰、胡兆斌、阿拉腾奥其尔主编，吴元丰、张玉、宗印茹、关精明、赵玉梅、张莉翻译，2004年5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月折档、上谕档、议复档等，共计1483件（包括附件558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二十五年至宣统三年（1760—1911）。主要反映乾隆年间察哈尔蒙古官兵从张家口外分两批携眷移驻新疆伊犁的全过程，以及抵达后分编旗佐、补放官员、驻卡巡边、开垦种田、牧放牲畜、发放俸饷、配发军械、承应官差等情况。

　　除以上介绍的翻译作品外，还有关嘉禄、佟永功等编译《天聪九年档》1册、《雍乾两朝镶红旗档》1册、《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3册，关嘉禄、佟永功、沈微、关克笑、王佩环编译《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1册，郭美兰参加编译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选编》7册、《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1册、《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1册、《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6册，刘厚生、栗振复等编译《清雍正朝·镶红旗档》1册，何荣伟、张虹、程大鲲、赵丽艳等编译《兴京旗人档案史料》1册、《盛京参务档案史料》1册、《一宫三陵档案史料》2册等作品，或全部或部分是满文档案译文，因篇幅关系，恕不一一介绍。

　　（二）满文原件与汉译文的合集出版

　　随着中国大陆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图书出版的理念也在发生变化，这为满文原件与汉译文的合集出版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另外，满文档案的翻译实践证明，翻译工作确实是带有再创作性质，由于翻泽者水平各异，难免出现一些差错，若不看原始文本，则很难发现或查证。要想弥补汉译过程中出现的缺陷，除努力提高从业人员的翻译水平外，采用原件与译文合集的形式出版，便于懂满文的学者对照引用，不失为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用原件与泽文合集形式出版的档案出版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1．《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精装，16开本，双栏，1册，满汉文原件影印集中排列于前，汉译文集中排列于后，约计40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鄂伦春民族研究会合编，吴元丰、白英主编，王小红、毛必扬、关孝廉、吴元丰、张玉、宗印茹、栗振复等翻译，安双城、王小红审校，李保文编辑，2001年8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月折档、上谕档、议复档等，共计311件，其中满文259件、满汉文合璧24件、汉文28件，起止时问为康熙二十二年至宣统元年（1683—1909）。主要反映鄂伦春编设旗佐、世管佐领源流、官员挑选补放、打牲丁数目、进贡貂皮、兵丁训练、赏给饷银物件、奉调出征，以及兴安城总管衙门的设置裁汰和分归各城管理等情况。

　　2．《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精装，16开本，双栏，1册，黑红两色套印，满汉文原件影印编排，汉译文5万字，分别排列于各该满文影印件之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合编，吴元丰、杜拉尔·哈拉、阎沙庆主编，吴元丰翻译，韩彩朵、达西尼玛、苏优乐编辑，2008年6月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海兰察，杜拉尔氏，鄂温克族，隶属于清代呼伦贝尔镶黄旗满洲，戎行三十余年，连年奉命作战，屡立功勋，荣膺额尔克巴图鲁名号，累晋一等超勇侯、二等超勇公、一等超勇公，四次列入功臣并绘像置紫光阁，历任头等侍卫、副都统、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和参赞大臣。该书收录的都是海兰察或单独或与别人联衔进呈的奏折，选白军机处满汉文录副奏折、满文廓尔喀档、宫中满汉文朱批奏折等，共计286件（包括附件39件），其中满文88件、汉文198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八年（1772—1793）。主要反映海兰察出征金川、甘肃、台湾、西藏期间的活动，以及乾隆皇帝对海兰察的赏赐犒劳、嘉奖授官、晋封爵位等情况。

　　3．《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精装，16开本，通栏，20册，黑红黄三色套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吴元丰主编，宗印茹、韩彩朵、王景丽编辑，2009年12月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满文老档》原本是清入关前以老满文兼用新旧过渡时期满文缮写的编年体史料长编，乾隆年间用新满文音写，题名《加圈点老档》，26函180册。此《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的第1至第16册为满文部分，按照内阁藏本《加圈点老档》影印；第17和第18册为罗马字母转写部分，由何荣伟转写；第19和第20册为汉译文部分，采用了由任世铎、周远廉、关孝廉等人翻译的1990年中华书局本，郭美兰、佟永功作了修订；附《太祖朝人地名满文音序索引》《太祖朝人地名汉文音序索引》《太宗朝人地名满文音序索引》《太宗朝人地名汉文音序索引》《太祖朝签注满汉文对照表》和《太宗朝签注满汉文对照表》，由卢秀丽、何荣伟、张虹编制。内阁所藏《加圈点老档》是乾隆年间首次重抄本，与稍晚重抄并藏于崇谟阁的《加圈点老档》比较，具有显著的不同之处，内阁藏本有签注，而崇谟阁藏本则无签注。内阁藏本签注共410条，当年中华书局译本只选译96条，其余314条都没有翻译，而在辽宁民族出版社译本内均逐条加以翻译。

　　4．《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精装，16开本，通栏，3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合编，赵令志、郭美兰、顾松洁、朱志美、赵郁楠、王景丽翻泽，赵令志审校，郭美兰审定，2009年10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满文影印件排列于每册前部，而汉译文则集中编排于其后，共计37万字，并附《人名、地名、衙署名索引》。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夷使档，是清政府在处理准噶尔使者事务过程中，汇抄有关奏折、上谕、寄信、奏书等文件而形成的专档，共计608件，起止时间为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十九年（1734—1754）。主要反映准噶尔蒙古多次遣使进京朝觐、纳贡、和谈，到肃州等地贸易，赴西宁、拉萨等地熬茶等情况。

　　5．《清宫珍藏杀虎口右卫右玉县御批奏折汇编》，精装，16开本，双栏，3册，黑红两色套印，满汉文原件影印编排，汉译文27万字，分别排列于各该满文影印件之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右玉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合编，何朝善、吴元丰主编，吴元丰翻译，宗印茹、韩彩朵编辑，2010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右玉县位于山西省西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处于农耕和游牧经济文化的交汇地带。该县北部地界有著名的古长城关隘——杀虎口，是清代内地与漠南漠北地区通商贸易的两大口岸之一。由于地理形势重要，派遣八旗兵驻守，设右卫将军统帅。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满汉文录副奏折、宫中满汉文朱批奏折等，共计761件（包括附件28件），其中满文315件、满汉文合璧32件、汉文414件，起止时间为康熙四十九年至宣统三年（1710—1911）。主要反映杀虎口税务官员的挑选补放，年征税银数目，减免税额，查禁透漏关税；右卫驻防八旗官员的升迁调补、俸银米石、奖赏抚恤、纠参处分，兵丁的挑补革退、操练技艺、军械配备、饷银米石、抽调出征、换防巡查；右玉县知县的升迁调迁、纠参革职，常平仓粮谷的采买储存、平粜借支，以及田禾灾情等情况。

　　6．《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精装，16开本，通栏，2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郭美兰编译，2010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满文原件影印排列于每册前部，而汉译文则集中编排于其后，共计20万字。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熬茶档，是汇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及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经奏请乾隆帝，获准派使赴藏熬茶过程中形成的奏折、上谕、寄信、奏书等文件而形成的专档，共计263件（包括附件32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五年至乾隆十三年（1740—1748）。主要反映准噶尔蒙古首领三次奏请遣使赴藏熬茶，清廷为安排准噶尔蒙古熬茶使赴藏，委派官员接送、接济粮草牲畜、招商贸易变现、加强边卡防务等情况。

　　7．《乾隆朝军机处满文寄信档译编》，精装，16开本，通栏，24册，满文影印件排列于每册前部，而汉译文则集中编排于其后，共计198万字，巾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王小红、关孝廉主编、王小红、关孝廉、赵玉梅、张凤良、关精明、张莉等翻译，2011年3月由岳麓书社出版。寄信是寄信上谕的简称，又称“寄谕”、“字寄”、“廷寄”。寄信上谕是指由军机大臣撰拟，经皇帝审阅后以军机大臣之名通过寄信方式发出的上谕。此种上谕发出之前，军机处也都抄录存档，按一定厚度装订成册，称之为寄信档。该书收录的是军机处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所载上谕，共计4289件，起止时间为乾隆十五年至六十年（1750—1795）。主要反映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地方的官员调遣、兵丁防务、调兵征战、开垦屯田、设厂放牧、审办案件、民族事务、涉外事务等情况。

　　除以上介绍的翻译作品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官珍藏历世达赖档案荟萃》1册、《清宫珍藏历世班禅尔德尼档案荟萃》1册、《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1册、《明清官藏地震档案》2册之中，均有郭美兰编译的相关满文档案的影印件及其汉译文。

　　（三）单纯满文原件的编辑出版

　　近十年以来，在国家层面上，启动了数个历史研究和民族古籍文献整理保护项目，对满文档案的利用需求也随之开始发生变化，要求编译出版的档案更加全面和系统，对满文档案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若果所有出版的满文档案都要进行翻译，由于满文专业人员极为有限，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因而适当选择社会急需的一部分满文档案，经逐件缮拟汉文标题，按一定的体例编辑出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利用需求，同时也有益于永久性妥善保存历史档案。用这种形式出版的档案出版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1．《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平装，16开本，通（双）栏，24册，469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和宫管理处合编，韩永福、朱淑媛、李保文等编辑，2004年6月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满汉文录副奏折、宫中汉文朱批奏折、内务府满汉文来文等，约计3100余件，其中满文1900余件、汉文1200件，还有少量蒙文，起止时间为雍正八年至宣统三年（1730—1911）。主要反映雍和宫改建庙之前的管理，以及改建庙后各项工程、办理陈设、挑选喇嘛、支拨费用、烧香礼佛、诵经跳布扎、翻译经文，以及设置金奔巴瓶和掣签指定活佛等情况。

　　2．《清内阁蒙古堂档》，精装，16开本，通栏，22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合编，乌云毕力格、宝音德力根、吴元丰主编，李保文、王小红、赵玉梅、图雅、宝音特古斯、黑龙、希都日古、玉芝等编辑，2007年10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阁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中枢机关之一。康熙九年（1670），在内阁下之下设置蒙古堂，又称蒙古房，掌管译写与蒙古、西藏、回部和俄罗斯等的来往文书，凡遇有各藩部呈进奏疏、表文，以及颁赐各藩部以诰敕、碑文、匾额和降旨事项，皆由蒙古堂负责翻译缮写。该书收录的档案属蒙古堂档的簿册类档案，或单用蒙文、满文分别书写成册，或兼用满文、蒙文和藏文混合书写成册，共计113册，起止时间为康熙十年至乾隆八年（1671—1743）。蒙古堂档是统称，抄录的文件主要有内外蒙古汗王、西藏达赖喇嘛、班禅尔德尼等人的奏书、来文，以及颁给他们的诏诰、敕谕等公文。其原档封面所书名称极不统一。如：“诏档”、“诰敕档”、“敕奏档”、“来文档”、“和图档”及“颁给达赖喇嘛敕书档”、“西藏事务档”、“策旺阿拉布坦事务档”、“噶尔丹事务档”等。主要反映西藏、内外蒙古和回部等地首领朝觐、纳贡、谢恩、病故，以及清廷册封、颁赏、致祭和治理等情况。

　　3．《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精装，16开本，双（通）栏，2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哈萨克斯坦东方学研究所合编，朱淑媛、刘若芳、李保文、巴哈提·依加汉、纳丕力·巴兹勒汗等编辑，分别于2006年10月、2007年12月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白军机处满汉文录副奏折、上谕档、宫中汉文朱批奏折及内阁汉文起居注等，共计517件，起止时间为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九年（1754—1764）。主要反映哈萨克汗王等遣使进贡、沿途迎送、宴请赏赉，以及在乌鲁木齐等地贸易等情况。

　　4．《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精装，16开本，通栏，238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吉林省延吉档案馆合编，吴元丰、厉声主编，牛平汉、张玉、王小红副主编，宗印茹、关精明、赵玉梅、郭春芳、张莉、常嘉林、徐莉等编辑，2006年12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珲春地处中国吉林省东部，东南与俄罗斯接壤，西南与朝鲜交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清一代，先后设立协领和副都统管理当地军政事务。珲春协领和副都统在处理公务过程中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保存至今仍比较完整，数目可观，文书种类齐全。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省延吉档案馆保存的珲春协领及副都统衙门档案，共计37488件，其中三分之一是满文，其余是汉文，起止时间为乾隆二年至宣统三年（1737—1880）。主要反映珲春地方职官、军务、旗务、民政、司法、财政、农业、矿产、商业、通讯、货币金融、文化教育、进贡物品、建筑工程、天文地理、礼仪祭祀、涉外事务等方面情况。

　　5．《清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平（精1装，16开本，双栏，24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合编，乌云毕力格、吴元丰、宝音德力根主编，巴根那、张玉副主编、郭春芳、常嘉林、宝音特古斯、包桂花、玉芝、佟双喜、图雅等编辑，2010年3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理藩院是专门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创设于崇德元年（1636），称之为蒙古衙门，崇德三年（1638）更名理藩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宣布“预备立宪”，遂将理藩院改称理藩部。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前期理藩院满蒙题本，共计1 613件，其中满文917件、满蒙文合璧696件，起止时间为顺治十年至乾隆六十年（1653—1795）。主要反映达赖喇嘛、班禅尔德尼等大活佛遣使赴京进献礼品，照例分别赏赐；白塔寺、黄寺、岱噶庙、归化城庙等寺庙主持喇嘛的挑选补放，以及物品供应；蒙古、西藏、回部王公台吉等年班朝觐进贡及其爵位的承袭，病故后遣员致祭赏银；各部蒙古编设旗佐，补放盟长、扎萨克等员管理，以及回疆各城伯克的挑选补放，派员办理蒙古各部会盟事宜，审理案件等情况。

　　6．《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精装，16开本，双栏，283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吴元丰、厉声主编，牛平汉、张玉副主编，宗印茹、关精明、赵玉梅、郭春芳、张莉等编辑，2011年底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清朝对新疆的治理主要采用军府制，在伊犁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地方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军政事务。在各重镇要地分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员，分管各该地区军政事务。这些官员一般都由中央各部院及京城八旗官员内选派，定期轮换，而且多为满洲或蒙古官员，按规定多用满文缮折具奏。该书收录的档案均选白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共计72812件（包括附件8887件），起止时间为雍正八年至宣统三年（1730—1880）。主要反映新疆地区的职官、军务、民政、司法、财政、农业、牧业、矿产、贸易、货币、文化卫生、宗教、地理、交通运输、工程、天文地理、礼仪祭祀、藩属国及部落关系、外交等方面情况。

　　本阶段共31年的时间，与前两个阶段比较，满文档案编译出版工作得到了迅猛发展，可谓硕果累累，成绩显著。其基本特点是，一为编译出版数量可观，二为涉及内容广泛，三是出版形式多元化。同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鲜而翔实的材料，从而得到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好评。而在本阶段的三种编译出版形式中，满文原件与汉译文合集出版的形式，最受学界欢迎和赞同；单纯满文原件的编辑出版形式，随着国内外满文学者的相对增加，也开始得到一定范围内的认同和接受；至于单纯汉译文的编辑出版形式，满文学者一般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多倾向于与满文原件核对后再引用，以保证所用史料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中国大陆满文档案的编泽出版工作，已经走过了近百年时间，通过艰难的起步和有效的积淀阶段，步入了比较快速的发展阶段，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是档案管理部门和相关科研部门共同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满文档案工作者和满文学者默默无闻地辛勤奉献的结果，值得肯定和称赞。与此同时，对浩如烟海的满文档案来讲，所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任重而道远，仍需要我们不断培训满文专业人才，扩大专业人员队伍，尽量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在做好永久性保存工作的前提下，努力建立优质而便捷的社会服务途径，科学规范地开展整理编目工作，逐步建立满文档案信息库，加快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工作，进一步做好编译出版工作，充分发挥满文档案应有的利用和研究价值。

A Chinese Mainland Centered Summarization on Manchu Archives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Wu Yuanfeng

　　Abstract: Manchu archives have been highly valued due to their large quantity and unique value. Havingobtained abundant achievement, the compilation of Manchu archives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starting,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as to becoming the first-hand material for researching Qing dynasty’s history since therevolution of 1911. It will be helpful not only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anchu archives in futureKey words: Manchu archive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来源：《中国近代史》2012年第4期

　　【关键词】朝野类要；四库全书明刊本；四库底本电子版

引言

　　清代乾隆年间编修的『四库全书』，可以说萃集了中国古代文献的精华，因而历来为学者所重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将文渊阁本全部影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以翻印出版。此后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纸本的文渊阁本又被制作成为电子版，嘉惠于学界。继文渊阁本之后，文津阁本与文澜阁补抄本也陆续有影印之举。由于电子版集万卷于一机，昔日的皓首穷经变得瞬间可求，甚为便利，尤为青年学子所乐用，几乎成为须臾不可或离之法宝。

　　在『四库全书』电子版日渐成为治学之利器的今日，我想略举一个案，来质疑『四库全书』所载文献的可信度，向人们展示『四库全书』损毁文献的冰山一角。这一个案就是被收录于『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的宋人笔记『朝野类要』。通过对这一个案的考察，希望能唤起人们在使用电子版文献时的少许警惕。

一、《朝野类要》与《四库全书》

　　《朝野类要》是南宋人赵升编纂的一部篇幅不大的笔记。与其它笔记小说不同的是，《朝野类要》记载的不是朝野掌故逸闻、也不是揽奇搜趣的齐东野语，而是以记述南宋后期典章制度、朝野习俗为主，类似小型的百科事典。因此，历来的书目著录，或是将其归入史部政书类、故事类，或是将其归入子部类书类、杂考类等。这些归类都反映了《朝野类要》的辞书特征。尽管《朝野类要》不像许多有名的笔记小说那样生动有趣，大多是近于枯燥的词条解释，但近代以来，已为学者们所重视。从辞书编纂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出版的《中国法制大辞典》就收录了许多朝野类要的条目。八十年代出版的迄今为止最大的汉语辞书《汉语大词典》，也最大限度地引述了《朝野类要》的条目。而《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宋史卷中有关制度史的词条，几乎就是《朝野类要》的现代语译。此外，翻检《宋史》点校本的校勘记，发现在整理《宋史》时，当时的学者们也广泛利用了《朝野类要》。不仅限于比较专门的历史研究和辞书编纂领域，《朝野类要》所解释的词条，也被各个领域的学者和文人所重视。比如，“新闻”一词的出处、依靠妻族而得官的“裙带官”、形容长篇奏疏的“万言书”、防止官僚间结党营私的“禁谒”，以及“脚色”、“爵禄”、“清要”、“请假”等，包括三十年代的鲁迅在内，迄今为止，不断被反复引用。这些都显示出朝野类要在研究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古代文化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朝野类要》问世后，曾被编纂者赵升刊刻过。然而，由于编纂者低微的布衣身份、书坊的发行范围以及书籍本身篇幅非鉅等诸多原因，一直隐而不彰。几百年间，犹如一条小溪，不绝如缕，静静地流淌着。直到清代中期编修《四库全书》，广泛地发隐抉微，《朝野类要》才重现世间。伴随着《四库全书》的编修，其衍生物《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与《知不足斋丛书》的刊行，《朝野类要》才化身千百，广为人知，广为刊印。『四库全书』本可以称之为清代中期以后刊行的『朝野类要』诸版本之祖本。

　　不过，除了《四库全书》系统本，《朝野类要》还现存有一部明刻本、两部明抄本和近十部清抄本。对于现存的诸传本，比较其间异同，整理传承关系，不仅具有文献学上的意义，更从技术层面上，意外地让《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对文献改窜的真相大白于世。

二、《朝野类要》明刊本

　　（一）明刊本的基本状况

　　明刊本《朝野类要》是明代弘治元年（一四八八）由一个名叫史学的官僚在江苏溧阳刊刻的。关于这部明刊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于子部杂家类如此著录：“明弘治元年赵学刻本。”《现存宋人著述总目》[2]于史部政书类掌故琐记之属的著录基本相同：“明弘治元年赵学刻本（上海）。”这部明刊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是现存唯一的《朝野类要》明刊本。根据上述两部书目提示的线索，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看到了这部明刊本，并得到了复印件。

　　明刊本的概况如下：一册，内框一八×一三糎，白口，单黑鱼尾，版心题“类要几几”之页数。上下单边，左右双边，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字。书前记有收藏者徐钧的手书跋文。卷首依次有“《朝野类要》序”和“《朝野类要》目録”。正文卷首初行题“《朝野类要》巻第一”，次行低十三格署“文昌赵升集録”，第三行低五格记门类名“班朝”，第四行顶格记条目名“御殿”，自第五行起，低一格为正文开始。各卷之首均如此格式。卷末低三行刻有明代刊行者之跋文。

　　（二）明刊本的刊刻经过与刊行者

　　为了清楚地考察这部明刊本的来历与刊刻过程，现将卷末跋文移录如下：

　　先五世祖元教授和卿府君，尝建湖埭义学一区于始祖溧阳侯祠左，藏书数万卷，以教里族之俊秀。继罹壬申兵变，荡覆无遗。唯藏书流落人间者仅见，皆首书“溧阳湖埭史氏义学书籍”十字以别之。若是编《朝野类要》，亦其一也。迄今百八十年余，手泽犹新。学得而捧诵之，感愧交集，因重刻之，庶几存先世之饩羊云。若夫兴衰起废，以图纉承前烈，则深有望于吾宗之杰然者焉。弘治改元春三月望，嗣孙进士学谨志。

　　根据这一跋文可知，明刊本的刊行者为史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与《现存宋人著述总目》著录为“赵学”均误。关于刊行者史学的情况，笔者根据可以查到的数据进行了考索。据明代焦竑的《国朝献征録》[3]卷九五史君墓志铭所载，史学（一四五四～一五一三），字文鉴，江苏溧阳人。成化二十三年登进士第，授户部主事，迁郎中，官终山东左参政。又据明代邵宝《容春堂集》[4]前集卷十五《史直庵传》，史氏自东汉被封为溧阳侯之后，世居溧阳。至明代，“族繁衍满乡邑，居湖埭者且百余家”，蔚为当地大族。唐宋以下的谱系，可排列出至少七世：史大用→史和卿→史彦刚→史舜安→史仲和→史埙→史学。其中，史大用和史和卿均担任过教授，见于《史直庵传》记载。此可与史学的跋文相参证。

　　（三）关于明刊本的底本

　　此外，这个明刊本的底本，据史学的跋文，原本是五世祖史和卿所建史氏宗族义学的藏书。后来，义学的藏书因战乱而散逸。一百八十多年后，史氏后裔史学发现了一册钤有“溧阳湖埭史氏义学书籍”印章的《朝野类要》，感概万千，因而刊刻。那么，史学据以刊刻的《朝野类要》的底本，究竟是刻本还是抄本呢？这一点虽然不清楚，但是明刊本凡是遇到与皇帝和朝廷有关的“朝廷”、“圣旨”、“御敕”、“上”、“天子”等词句时，均空出一格或改行，以示尊敬。从这一点来看，可以断定底本与赵升的初刊本极为接近，而不大可能是从明弘治元年上推一百八十年元成宗（一二九五～一三〇八）时期的刻本。此外，前述明刊本“白口、单黑鱼尾、上下单边、左右双边”的版式，也具有典型的宋代江浙地区刊本特征。由此看来，史学据以刊刻的《朝野类要》的底本不能排除就是赵升初刊本的可能性。然而，刊本多处文字残缺不全，卷二的卷末有类似被削去刊记的痕迹，跋文又是以比正文低三格的小字在卷末空白处补入的。从上述几点来看，这个明刊本还像是利用旧板片刷印的。

　　（四）从与通行本的比较看明刊本的价值

　　在已经无法看到宋刊本《朝野类要》的今天，作为最早的版本并且是孤本的明刊本，是极为宝贵的存在。关于其价值，从收藏者徐钧写于明刊本上面的跋文可以略窥一二：

　　《朝野类要》五卷，宋赵升撰，载《四库全书》目录。今所传聚珍本为闽本，鲍氏知不足斋所自出，而祁氏《余苑》本世不多见。顷得弘治改元嗣孙学重刻湖埭义学本，更在祁刻之前，尤足宝贵。以较鲍氏校刻本，堪以正讹者四十一，补阙五十八字，衍文、误倒合十有五处。其行款亦绝然不同。每类标题低四格，条目字顶格，各条低一格。朝廷、圣旨、天子、御、敕恩、上等字、皆空一格或提行。鲍刻署文昌赵升向辰撰，此题文昌赵升编集。又多一后跋。藏书各家罕见著录，诚佳刻也。校读一过，为之鼓掌称快。丁巳夏五，桐乡徐钧谨跋。

　　此书曾为天一阁所藏，载入阮刻书目。己未秋，由费景韩君绍介，寻于沪渎寓次。又志。

　　从此跋看，除了将写本的祁氏余苑本误作刻本之外，收藏者徐钧在对《朝野类要》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把明刊本用通行本之一的知不足斋本进行了相当认真地校勘。然而，徐氏校勘的结果仅以数字的形式反映在跋文之中，看不到明刊本与通行本的具体异同。因此，有必要将徐氏所进行的作业重行一过，以便清楚地考察明刊本的价值。

　　考证《朝野类要》编纂者赵升生平的一个关键线索，就是他在自序中所提及的地名“九江”。然而，这个“九江”地名却仅见于明刊本和一个明抄本。武英殿本在“江”字前示以阙字符号“□”，而四库本则干脆删去了这个阙字符号“□”，仅留下一个“江”字。如果没有明本，考证赵升生平的作业将会增加不少困难。

　　为了节省篇幅，下面以对照表的形式来比较明刊本与《四库全书》以来的通行本的异同。

表1 《朝野类要》明刊本与通行本对校表

　　上表列举的只是明刊本与通行本的主要异同，细微与两可的异同均已省略。从上表可见，年代较早的明刊本在文字与内容上明显优于通行本。用明刊本可以订正通行本的文字脱误。并且，明刊本的价值还不仅限于进行校订之类的文献学方面，其与通行本不同之处，对于研究宋代各种制度，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从上面的对校表看，明刊本与通行的《四库全书》系统本有着相当大的差别。那么，这种差别是怎样产生的呢？

　　秘密我们将会在下一节揭开。

三、《朝野类要》的《四库全书》底本

　　（一）《朝野类要》的《四库全书》底本来历

　　这一底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子部著录云：“《朝野类要》五巻，宋赵升撰，清抄本（四库底本，惠栋校）一册，□5286。”版本学家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録》卷九子部三对这部惠栋校《四库全书》底本也有如下描述：“《朝野类要》五巻，宋赵升撰，旧写本，十行二十字，四库底本，钤有惠定宇手定本、红豆书屋、惠定宇三印、又有许氏堪喜斋书画印、李□5286（徳化李木斎先生遗书）（癸未）。”的确，如傅氏所云，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惠栋校《四库全书》底本，原为清末著名学者兼藏书家李盛铎的收藏。李氏藏书的大部分，后来都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李氏藏书归北京大学所有之后，北京大学图书馆并没有打散原来的藏书顺序，而是分别保管，检索书号使用的也是过去的编号。因而傅氏所记的检索书号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相同。笔者在大学时代就曾利用这样的书号检索过李氏藏书。再度使用，如睹故人，颇感亲切。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惠栋校本的行格与现藏于南京图书馆的明红格钞本完全一样，同为半叶十行二十字。因此极有可能是转写自明代的传本。后来这部惠栋校本成为《四库全书》底本，大约编入《四库全书》时也吸收了惠栋的校订成果。这部惠栋校本，是利用纸背文书抄写的，《朝野类要》抄录内容的背面写着满文。由此也可以断定，抄本誊录于清代。在抄本上钤有“臣许乃普”、“堪喜斋书画印”、“惠栋之印”、“李盛铎印”等藏书印。此外，还钤有硕大的“翰林院印”。“堪喜斋书画印”为清代后期许乃普的藏书印。许乃普，字季鸿，一字经崖，号滇生，銭塘人，着有《堪喜斋集》。[5]在天津博物馆所藏的清初八大山人朱耷的《河上花图巻》上，钤有“滇生乃普”、“銭塘许乃普贞锡甫印”、“许乃普印”、“銭塘许氏堪喜斋所藏”、“堪喜斋书画印”。根据四库底本的藏书印，这部抄本的流传路径当为如下：惠栋→清《四库全书》馆→清翰林院→许乃普→李盛铎→北京大学图书馆。

　　 （二）从《四库全书》底本看四库馆臣对《朝野类要》的改易

　　抄本的行格版式与明刊本类似，但脱误颇甚。脱阙之处均根据字数留有空格。仅从这一特征看，这部抄本与韩应陛所藏本和嘉业堂所藏本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其实，这部抄本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抄本本身的文字，甚至也不在于惠栋的校订，而在于作为《四库全书》的底本，其编修者，即四库馆臣在编辑时记入的增删与誊录方式的指示。这些增删与誊录方式的指示，与今天出版社的编辑在原稿上记入的排版格式与印刷校正的指示颇为类似。

　　在抄本上，经常出现的指示记号有两种，即“○○”与“――”。例如，在巻一“后殿”条的条目名“后殿”之前，可以看到用朱笔记入的“○○”，通盘观之可知,这是表示条目名低二字抄录的意思。而原本在这个抄本以及明刊本中，条目名是顶格的。此外，对这条正文“常朝値雨□□□□则改后殿”，在“常朝”之前以朱笔记入“――”，指示将原本抄本及明刊本低一格的形式改为顶格抄录。并且，对抄本原空四字的“□□□□”之处，以朱笔记入了“――”记号，指示接续抄录。检核明刊本，原来抄本印脱阙而空出的四字处，有“或有事故”四个字。在这部抄本上，原有空阙之处，包括原来表示对皇帝与朝廷尊敬而留出的空格之处，四库馆臣均记入了“――”这样接续抄录的指示。

　　经过四库馆臣如此一番编辑而问世的四库本与武英殿本，把底本所表示的脱阙完全抹消掉了，以完备无缺的美观面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不过，美则美矣，却彻底地改变了赵升《朝野类要》的本来面目。四库馆臣不仅在抄本上记入了上述的编辑符号，还对正文以朱墨笔分别施以了文字增删。当然，在校订的笔迹中也不完全都是四库馆臣的，其中还有早于四库馆臣的惠栋的笔迹在内。不过，二者很难区分。就是说，在墨笔的校订中，有些可能是惠栋记入的，有些则是四库馆臣记入的。抛开惠栋的校订，从同时施以朱墨两种的笔迹与增删符号看，朱笔似为初审，墨笔似为再审。

　　这里，我想以卷一“后殿”条为例，来管窥从明刊本到通行本的文字变迁轨迹。在抄本“则改后殿”一句的“后殿”之前，四库馆臣还以朱笔加入了“御”字。现将这个变迁轨迹，简单地示以下表：

表2　《朝野类要》版本文字变迁表1

　　“后殿”条是典型的一例。四库馆臣对惠栋校本的增删基本上是这种形式。以下，再从卷一摭取数例，以便更为清楚地考察《四库全书》系统《朝野类要》的形成过程。

表3：《朝野类要》版本文字变迁表2（注：括号内为四库馆臣的朱墨色加笔）

　　作为四库底本的惠栋校本，除了以上二表所示版式和文字变更的记号和文字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涉及内容变更的文字改易。以下分别列举若干增字例、减字例和改字例来观察这种改动。

　　一，增字例。前述的卷一“后殿”条，加入的“御”字，就是这种增字的例子。此外，如巻头“《朝野类要》序”标题的“序”前加入“原”字，卷一“分诣”条“四孟朝献，如雨値及有故”的“故”前补入“事”字等。

　　二，减字例。巻一“教坊”条“自汉有胡乐琵琶筚篥之后”的“胡乐”二字，被圈以朱笔，指示删除。果然，在通行本中就不见了“胡乐”二字。

　　三，改字例。如巻一“把见”条的人名“元颜守能”的“元”字改为“完”，巻一“迎驾”条“不排设练亭香案也”的“练”字改为“绿”，巻一“満散”条“预前开启祝寿道场”的“前”字改为“先”，巻五“书铺”条“应干节次”的“干”字改为“该”，同条“如学子乏钱者”的“学”字改为“举”等。

　　以上列举的增字、减字、改字诸例，均为通行本所从更易。当然，抄本本身的讹误，在被发现的范围内，四库馆臣也进行了订正。如抄本巻一“致斋”条“请不治事”的“请”字改为“谓”，同巻“题名”条“合集乡人”的“合”字改为“各”字等。这些订正，与明刊本相比勘，证明改动都是正确的。

　　被整理得整齐美观的《四库全书》系统通行本，使“断烂朝报”般的抄本变得清晰易读。然而，同时也与明刊本在内容文字上拉开了距离。《朝野类要》就是以这样变形之后的形态广泛流行开来的。

　　（三）新籍出而旧籍亡

　　归纳起来观察，所有《朝野类要》清抄本都处于从明刊本向通行本过渡的阶段。诸抄本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脱阙讹误。相较而言，以嘉业堂所藏本为佳，韩应陛所藏本次之。《四库全书》底本的惠栋校本，虽不及上述两本，但优于朱彝尊所藏本和彭元瑞所藏本。编修《四库全书》之际，曾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善本，但对《朝野类要》，居然竟没有发现明刊本的存世，也没有找到诸如明抄本和嘉业堂所藏本、韩应陛所藏本那样的好抄本，采用的是一个脱误比较严重的抄本，在扞格难通之处，不得不进行大幅改动。这可以说也是整理古籍底本选择不当的一个教训[6]。

　　通过四库馆臣对这部四库底本的编辑加工，从表面上看，一个焕然一新的《朝野类要》版本从此问世。但新版本却让《朝野类要》彻底地改变了面貌。假设没有前述的明刊本、明抄本和《四库全书》以前的若干抄本存世，那么，我们读《朝野类要》，就只能依据四库馆臣加工的四库系统通行本。并且永远也不可能看到《朝野类要》的本来面目。历史上遭遇到这样命运的现存文献想必不在少数。

　　从四库馆臣对《朝野类要》的改订，我们可以窥见《四库全书》编修时不负责任胡乱加工的一个侧面。通过考察《朝野类要》的编修过程，使《四库全书》编修时损害文献的秘密暴露出冰山一角。《四库全书》收录的《朝野类要》绝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有幸的是，《朝野类要》尚有明刊本、明抄本和《四库全书》以前的若干抄本存世，可以指证《四库全书》在编修时对文献造成的破坏。这也是这部四库底本在文献价值以外的宝贵价值。

结语

　　不仅是从“寓征于禁”的政治角度，即使是纯粹从文献存真的角度，也应当重新拷问《四库全书》的价值。同时，提醒我们的是，在《四库全书》电子版十分容易检索的今天，也应当重新审视由于版本采用和编修等原因所带来的文献本身的可信性。在日常的研究中，将《四库全书》电子版与其它版本比勘，与其它相关文献对读，可以发现鲁鱼之误，比比而在。有些错误则关涉史实，如果审慎考证，则会以误传误。两年前，《中国典籍与文化》的一篇论文便揭露了四库馆臣误改之一例。该文指出:有文章考证云,唐代诗人张九龄与王湾的诗中所提及之“綦毋学士”即开元时期有名的目录学家“毋煚”。作为姓氏的“綦毋”与“毋”互通。文献证据使用了北宋初年成书之《太平御览》和清人《续茶经》的引文。该二书均将“毋煚”记作“綦毋煚”。但经调查,宋刻本《太平御览》和清雍正刻本《续茶经》却均作“毋煚”,并未记作“綦毋煚”。问题出在《四库全书》的误抄。而考证者又恰恰使用的是《四库全书》电子版,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四库全书》编纂之际，抛开政治原因不说，单从技术层面上看，就有上述那样四库馆臣擅改文献的状况。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四库馆臣不负责任乱改的一面，也有四库馆臣负责任误改的一面。比如《朝野类要》就基本属于后者。后者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前面已经指出，是由于底本选择不当，文字扞格难通，不得不改，由此产出怪胎。

　　《四库全书》编纂之际，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搜罗，但仍然有许多珍本善本没有搜集上来。这就是《朝野类要》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虽然当时聚集了一流的学者，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受搜集到的文献底本质量所限，编纂校勘都难臻完善，甚至出现较大的谬误。因此，这里又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四库全书》的底本选择问题。《四库全书》的底本选择并非都是善本，仅从上述《朝野类要》一例便可清楚。

　　在笔者的研究经历中，还发现有其它《四库全书》底本选择不当的例证。比如南宋江少虞编纂的类书《宋朝事实类苑》和罗大经的笔记《鹤林玉露》，《四库全书》本均比藏于日本的和刻本内容要少。《宋朝事实类苑》的《四库全书》本为六十三卷，和刻本则为七十八卷。和刻本多出的十七卷十余万字的内容，是无法在《四库全书》本中看到的[7]。《鹤林玉露》也是如此。《四库全书》收录的《鹤林玉露》为国内通行的十六卷加补遗一卷本，而和刻本则为甲乙丙三编十八卷本，内容多出《四库全书》本四十余条[8]。

　　在《四库全书》修纂之时，固然难有条件搜罗海外版本，情有可原。但即使不是远在海外，如上述《朝野类要》那样，选择了不当的底本也当不在少数。这里随手可以举出的一例就是最近笔者进行笺证作业的《宋季三朝政要》。《宋季三朝政要》存世有两部元刊本，一为最早的皇庆元年壬子（1312）建安陈氏余庆堂刊本，一为至治三年（1323）云衢张氏刻本。经考证可知，《四库全书》采用的是云衢张氏刻本。然而这个本该是后出转精的云衢张氏刻本却有重大脱误。比如，在卷三就整整脱阙了淳佑七年至十二年这样五年间的记事，在扞格难通之处又妄加连缀，从而产生了新的史实错误。但《四库全书》却原封不动地沿袭了底本的脱阙[9]。

　　无中难以生有，《四库全书》原本没有的内容，自然在电子版中也无法检索到。此时，一味使用电子版，盲信电子版，便会出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的进步也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新的障碍。电子版检索的便利性，让人们丧失了视野广阔的探求欲，其结果必然会形成知识的自我遮断。这个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都应引起注意。至少，从事与汉籍有关的研究，尽管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但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并未过时。因此，在利用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各种电子版时，最好肯花些气力，参考一些其它版本。电子版在嘉惠学林的同时，还须防止谬种流传。

图版1明刊本书影

图版2四库底本书影1

图版3四库底本书影2

图版4四库底本书影3

（此文为2010年「中国典籍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刊于《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十一辑）

注释：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现存宋人著述总目》，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

[3]焦竑：《国朝献征録》。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

[4]邵宝：《容春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5]兪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6]《朝野类要》已由笔者以明刊本为底本校订，于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7]参见笔者所撰《<宋朝事实类苑>杂考》，文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第5期。

[8]参见笔者整理点校之《鹤林玉露》附录《鹤林玉露版本源流考》（中华书局，1983年）。

[9]参见笔者所撰《宋季三朝政要考述》，文载《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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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工记》与齐国的关系

　　关于《考工记》的成书年代，有周代成书说，春秋成书说，战国成书说，也有持秦汉成书说者。[2]而以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或东周时期则较为公允。

　　对其成书地点，也尚无定论。如一种观点认为《考工记》是周朝遗文[3]，似可理解为成书于周王朝的京畿地区。但在学术界较为流行的观点为《考工记》是齐国官书。这一观点的形成也经历有很长一段历史。

　　就所见文献看，最早提出《考工记》为齐人所作者是南宋学者林希逸，他在《鬳斋考工记》（卷上）中很肯定地说：“《考工记》须是齐人为之，盖言语似《榖梁》，必先秦古书也。”清代大儒江永又较详细地论证道：“《考工记》东周后齐人所作也。其言‘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汶，貉逾汶则死’，皆齐鲁间水。而‘终古’、‘戚速’、‘椑’、‘茭’之类，郑注皆以为齐人语，故知齐人所作也。盖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 [4]江永根据《考工记》提到的地名及方言认定《考工记》为齐人所作，并明确提出是“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也就是说是齐国精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所为。段玉裁在《周礼汉读考》中也说“盖齐人所记，故汶、济皆齐水，戚、终古，皆齐语。”这实际上是肯定了林希逸和江永的观点。

　　郭沫若先生也很关注《考工记》一书，他在1944年所作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肯定了《考工记》为齐人所作的观点,并进一步明确提出“《考工记》是春秋年间的齐国的官书。”到了1947年他又在《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一文中修订为“《考工记》实系春秋末年齐国所记录的官书”。他的理由是：第一，《考工记》中所提到的国名中没有齐，却载有齐鲁间的水名；第二，文中多用齐国方言；第三，《考工记》中的衡量是齐制。[5]郭沫若的观点言之有据，在学术界产生有重要影响。

　　以上对《考工记》为齐人所作的观点的论证都紧紧围绕在《考工记》经文本身，这些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果结合齐国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考量，就不难看出《考工记》产生在齐国绝非偶然。因为齐国是最早以工商立国的国家。自姜太公封于齐，即以临淄为国都，他制定了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政策，“劝其女功，极技巧。” 这实际上是利用官府的力量，扶持纺织业，鼓励提高纺织技艺,使纺织品的质量精益求精，在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这样做的效果确实十分显著，“故齐冠带衣履天下。” [6]史载齐国的纺织品有冰纨，绮绣（即薄绢）、缯绸、絺、阿锡、绨等近20个品种。其中最有名的丝织品当属“齐纨”和“阿锡”；齐纨是临淄出产的细绢；阿锡是齐地东阿出产的细缯；西周时期即为名贵产品，不仅贡与宫廷，还成为赠赐、贸易的重要商品。史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7] 齐国从一个“”地瀉卤，人民寡”的弱小国家，一跃而成为“海岱之间敛袂而朝焉” [8]的大国，是和姜太公确立的以工商立国的基本国策分不开的。

　　齐桓公时，以管仲为相，延续了工商立国的国策，并有所发展。管仲制定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方针，主张工、商都应各聚其地，世代各司其业：“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 对工匠：“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 [9]管仲主张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匠人，应当世代守业，父子相传。这样做不但可使其安分守己，而且更利于技术的传授及传承，技艺的精湛和提高。“处工，就官府”，就是由国家来统一管理手工业。齐国专门设立有管理工业生产的机构和官员。投奔齐国的陈厉公少子陈完，就曾被齐桓公任用为齐国的“工正”，掌管“百工”事务，陈完就是后来“田氏代齐”之田氏始祖。这正和《考工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 [10]的记载相吻合。正是由于齐国工业兴盛，商业繁荣，使得国力大增，终成霸业，才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11]。

　　齐国手工业的发达也得到了考古学的明证。《考工记》以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述了车的制造技术。1990年在临淄齐故城隔淄河相望的齐陵镇后李官庄村发现春秋早期的2座车马坑。１号坑全长31米，宽4米，殉车10辆，马32匹。车马配套，摆放整齐，马在车前，马首向西。车辆木头已朽，但痕迹清晰，马骨架保存完好。其中6辆车前每车4匹马，另4辆车前每车2匹马。车分战车、辎重车两类，战车车舆、车轮较小，4号战车前有铜戈、矛出土。车辆有铜构件，马身、马头有铜、角、骨、贝质饰件，马饰精美，各具特色。2号坑长8米，宽3米，殉车3辆，马6匹，葬式与1号坑不同，车、马上下分葬，马上、车下。后李官庄村春秋车马坑其规模之大、时代之早、配套之齐全、马饰之精美、保存之完好，在国内尚属少见，被评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2]在同一年，考古工作者还在临淄齐故城东南约7.5公里处的淄河店战国墓群的二号墓内出土有20余辆独辕马车, 可分为战车、安车、栈车等类型，随葬的铜兵器有戈、矛、剑、戟、镞等。[13]齐国号称“千乘之国”、“万乘之国”，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不但使古文献的记载得到验证，也正为《考工记》对车连篇累牍的记载找到了证据。此外，在临淄齐故城及齐国境内发现的丰富的冶铜、铸币、铸镜、纺织、治陶、治漆等遗迹和遗物，都说明齐国是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所在，也是《考工记》这部手工业技术专著得以产生的重要来源。因此，齐国确属《考工记》的故乡。

二、临淄齐国都城的结构布局与《考工记》营国制度的的关系

　　《考工记》中的《匠人》篇，是我国最早记录都城营造布局及建筑技术等的文献。《考工记》既然是齐国著作，作为齐国国都的临淄城当与之有密切的关系。在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发现的齐国故城遗址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临淄故城兴建于齐献王元年（公元前859），历经齐桓公的崛起、田氏代齐的转折、齐威王和宣王时的繁盛直至齐王建的亡国，作为齐国都城长达800余年。战国时纵横家苏秦曾描述宣王时临淄城的繁盛景象道：“临葘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葘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葘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葘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14]。苏秦的描述为我们展现了作为东方大都市临淄当年的富裕繁华景象。

　　经考古发掘，可知临淄故城由大、小两座城垣构成。大城大部分修筑于春秋时期，小城主要是战国时期的宫城。

　　大城的平面布局：城垣呈不规则的竖长方形，南北长4.5公里，东西宽3.5公里，总周长达21余公里，面积约16平方公里。东城墙长5205米，西城墙长2821米，北城墙长3316米，南北墙外有护城壕，东西两侧以淄河、系水为天然城壕。东城垣依淄河修筑，曲折不齐，多达9处拐弯，北城垣也有3处拐弯，西、南城垣呈直线。

　　大城的城门和道路：已发现7座城门，东门2座，西门1座，北门2座，南门2座，各门道都与东西、南北干道连接，宽者达21米。

　　大城的手工业作坊区：分布在东北部、中部、偏西部。

　　小城的平面布局：小城位于大城的西南部，平面为纵长方形，周长为7公里，南北城垣长2.5公里，东西宽约1.7公里。东城墙长2195米，西城墙长2274米，南城墙长1402米，北城墙长1404米。东城墙沿淄河西岸梯形而筑，西有系水。南北有护城河，西城垣有2处拐弯。

　　小城的城门和道路：已发现5座城门，东门1座，西门1座，北门1座，南门2座，北门、东门通向大城的道路都与东西、南北干道连接，宽者达21米。

　　小城的宫殿区：位于北部的桓公台和东北隅的金銮店一带。

　　小城的手工业作坊区：分布在宫城的东部、西部和南部。[15]

　　《考工记》对国都的营建作了规定，主要包括国都的形制、城门设置、王宫位置、道路状况以及手工业、集市和居民区的分布等。《考工记》之“匠人营国”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16] 按照《考工记》的规制，王城的结构布局如下：

　　城垣平面形制： 轮廓为规则四方形，周长9公里。

　　城门设置：每边城墙设3座城门，四边城墙共设12座城门。

　　宫城位置：位于整个王城的正中心，呈正方形，其南北中轴线为整个王城的主轴线。

　　外朝和后市位置：外朝位于紧邻宫城的正前面，后市位于远离宫城的正后方。

　　宗庙和社稷坛位置：宗庙在宫城前面左方，社稷坛在宫城前面右方。

　　城中道路布局：南北经道3条，每条三涂，合为9涂；东西纬道3条，每条三涂，也为9涂。经纬干道与城门贯通。

　　让我们拿《考工记》的国都规制与临淄故都相比较，看看他们之间的异同：

　　第一，就王城的平面布局来看：春秋大城的平面布局呈不规则的竖长方形，周长21公里，与《考工记》的城垣平面轮廓为规则的四方形、周长9公里的规制显然不符。战国小城的平面布局呈纵长方形，周长为7公里，与《考工记》的规定也不吻合。

　　第二，就城门和道路的建制来看：大城发现城门7座，其中东门2座，西门1座，北门2座，南门2座，各门道都与东西、南北干道连接。与《考工记》每边城墙设3座城门，四边城墙共设12座城门；城中道路经道3条9涂，纬道3条9涂，有很大不同。小城的城门5座，其中东门1座，西门1座，北门1座，南门2座，北门、东门的道路都与东西、南北干道连接。这也与《考工记》的记载有很大区别。

　　第三，就宫城位置来看：由于缺乏考古材料，大城王宫的方位还不好确定。据专家推测，宫城位于王城略偏南的方向，略呈夸张的7字形，其南北中轴线与整个王城的主轴线不相合。[17]小城的宫殿区位于城北部和东北部一带。这都和《考工记》宫城位置应位于整个王城的正中心、呈正方形、其南北中轴线为整个王城的主轴线的规定相脱节。

　　第四，就后市位置来看：大城和小城都未发现确定的集市区，但可根据手工业作坊的位置来推测，因为手工业作坊应与集市区相去不远。大城的手工业作坊区零散地分布在城内的东北部、中部及偏西部。小城的手工业作坊区分布在宫城的东部、西部和南部。这都非《考工记》所规定的后市应位于远离宫城的正后方。

　　我们由上不难看出，无论是春秋时的临淄故都大城，还是战国时的临淄故都小城，都与《考工记》中营国制度的规定相差很远。按照一般的推论，作为《考工记》产生故乡的齐国，其都城建制应直接受到《考工记》的影响，但是为什么事实竟出乎人们的预料呢？

三、《考工记》与齐国临淄城的相关思考

　　《考工记》的营国制度与临淄故都的差异可作如下分析：

　　（一）《考工记》的营国制度是齐国文人学士立都建国的理想模式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激荡，百家争鸣，经过长期的社会动荡，诸子百家都在寻求一统天下的方略，其中也包括统一王朝都城的规模和形制。《考工记》的营国制度有可能是齐国“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所提出的未来一统王朝的都城模式和蓝图。如孔子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 [18]老子的理想王国是“小国寡民”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9]

　　孔子的理想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他也有自知之明，只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20]老子的理想国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价值和影响。《考工记》的营国制度也是如此，由于缺乏实现它的相关条件，这张蓝图非但不为东周王国所采纳，即使在齐国，也被束之高阁。[21]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称它为独具匠心的伟大创造的评价。

　　（二）管子不拘一格的营国主张

　　管子可称之为齐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对营建国都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不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22]这种顺应自然、不拘一格、讲求实际的营国主张，对齐国临淄城的兴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临淄城东临淄河中游，西依系水源头，南距泰沂山脉中段鲁山约10公里，建于山前冲积平原之上。[23]依山伴水，无干旱水涝之患，充分体现了管仲的营国思想。这是和《考工记》风格迥异的营国理念。齐国临淄城的建设选择了管子而非《考工记》的建国蓝图，是十分睿智和实际的抉择。

　　（三）一统天下与《考工记》营国主张得以实现

　　《考工记》营国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没能得以实施，但到了汉唐国家高度发达的封建盛世终于得以实施，这是高度统一的国家体制为其提供了条件，而辽阔无垠的版图，也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兴建更是严格遵循了《考工记》的营国制度。明清北京城以皇宫紫禁城为全城的中心，前为朝，后为市，左为宗庙，右为社稷；宫城内前为治朝，后为寝宫；以五门三朝为主轴线，祖社、里坊、郊坛沿主轴线对称排开；采用棋盘式的道路网，环绕宫城对称布置。[24]这正和《考工记》营国制度相吻合。恰好表明《考工记》营国制度具有深远的影响和生命力。

　　（四）临淄故城的“跃位”并不影响《考工记》为齐国著作的历史地位

　　临淄故城的建筑布局的形成是齐人因地制宜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考工记》营国制度则是齐人对未来都城描绘的宏伟蓝图，二者并无矛盾。因此，这并不影响《考工记》为齐人所作的推测和结论。

参考文献：

[1]《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册。

[2]李秋芳：20世纪《考工记》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5期。

[3]刘洪涛《考工记》不是齐国官书，《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4]《周礼疑义举要》卷六。

[5]郭沫若：《天地玄黄》，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605页。

[6]《史记·货殖列传》。

[7]《史记·齐太公世家》。

[8]《史记·货殖列传》。

[9]《史记·货殖列传》。

[10]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1]《史记·管晏列传》。

[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0—421页。

[1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淄河店二号战国墓》，《考古》2000年第10期。

[14]《史记·苏秦列传》卷六十九。

[1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403页；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98—100页。

[16]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17]曲英杰：《齐国都城临淄》，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18]《礼记·礼运》。
[19]《老子·八十章》。

[20]《论语·宪问》。

[21]《管子·乘马》

[22]孙丽娟、李书谦：《考工记》营国制度与中原地区古代都城布局规划的演变，《中原文物》2008年第6期。

[2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页。

[24]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