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考古来探索中国早期文明是从20年代末开始的。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大规模发掘，揭示了一个商代晚期的都城，伴随有一个巨大的帝王陵墓区，大量的出土遗物证实商代晚期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和成熟的文字体系，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但不像是文明的开始。主持安阳发掘的李济就曾说过：“殷商以前仰韶以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等于欧洲青铜文化的早中二期，及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这个文化埋藏在什么地方，固然尚待考古家的发现；但对于它的存在，我们根据我们考虑各方面事实的结果，却可以抱十分的信心。”（注：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年。）李济的预言到50年代就开始逐步验证了。从1952年起对郑州二里岗等处的发掘，不但确定了一个早于殷墟的二里岗文化，而且从1955年开始发现了一座商代前期的宏伟的都城遗址，其中包括有多处宫殿基址和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尽管它是不是成汤所建的亳都还有不同看法，但说它是一个都城级遗址，并且体现了较高的文明水准，则是没有争议的。

　　商代考古的重大进展以及一系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现，特别是龙山文化与商文化内在联系的识别，使许多学者坚信中国文明是本土起源的。例如梁思永早在1939年就从十个方面论证了龙山文化与殷文化的密切关系，　明确提出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注：　Liang, S.Y.: “The　Lungshan　Culture:　 A　Prehistoric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roceedings Sixth Pacific ScienceCongress, no.4,PP69—79,1939.中译文载《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在其所著《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的起源的考古学研究》（注：Glyn Daniel, “The First Civilization:　The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 Thames and Hudson, 1968. ）一书中指出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六大文明起源地之一。何柄棣从自然生态环境、农业、养畜业、陶器、青铜器、文字和其他方面详细论证了中原黄土地带是中国文明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的摇篮（注：Ho, Ping—ti, “The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 B. C. Chicago & Hong Kong. 1975. ）。张光直在其早年的著作中也明确地指出：“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具有特色的本地产物，是中国人民和他们的环境互相影响的结果。”（注：张光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继续探索》，”Archaeology”，vol. 30, no. 2 & 3, 1977.引文据《考古学参考资料》第一册20页，1978年。）事实上，从50年代以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是本地起源的，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独自发生的古代文明之一。

　　但中国古代文明并不是从商代才开始的，因而对于夏代文明的探索一直吸引着许多考古学家。1959年为着寻找夏墟而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是一座规模很大的都城级遗址（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那里有大型的宫殿基址和一万平方米以上的铜器作坊遗址，大家都同意它已进入文明时代，而年代比郑州商城早。至于早到什么时候，是夏是商还是前夏后商，长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1983年在二里头遗址附近的尸乡沟，发现一座晚于二里头而与郑州商城基本同时的大型城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 学术界逐渐认识到它的始建可能与商汤灭夏的事件有关，从而二里头遗址为夏都，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见解便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鉴于二里头已有若干用青铜做的兵器、礼器、乐器、工具、用具和装饰品等，并且有较大的铜器作坊；郑州商城则有更多、更大、制作也更精良的青铜器和规模更大的铜器作坊，至此李济关于夏和商代前期为青铜文化的预测便已得到完全的证实。而夏代不仅有青铜器，还有宫殿、宗庙和一系列典章制度，说它属于文明时代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中国文明的起源似乎还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是中原龙山文化，再以前是仰韶文化，三者在年代上是依次衔接的，中间并没有什么缺环。过去以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后来在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中都发现了不少小件铜器，甚至在仰韶文化的个别遗址中也发现有小铜器或铜器痕迹，说明那时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而应该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注：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是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一个时代。这样二里头青铜文化的产生也就不显得那么突然了。同样的道理，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文明的产生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前面必然有一个酝酿和逐渐走向文明的过程。从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使这个问题日益明朗起来了。
　
　　在中原地区，从1978年开始发掘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面积达300 万平方米，那里的墓葬非常明显地分为大中小三类（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其比例大约是1∶10∶90。大墓中随葬鼍鼓、大石磬、龙纹盘等大量高档次的物品，说明死者不仅富有，而且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小墓的死者则几乎一无所有。这种级差明显反映其社会已经形成为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式的结构。1977年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了龙山文化的城址（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1979～1980年在同省的淮阳平粮台又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址（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两处城址虽然都很小， 但前者城内有大片夯土基址和用殉人奠基的情况，后者城内有当时少见的全部用土坯砌筑的分间式房屋、炼铜遗迹和复式地下排水管道等，似乎不是一般的军事城堡，倒有些像是贵族居住的小型统治中心。这些发现都立即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的认为是夏代遗存，有的认为早于夏代。不管怎样，它们都比二里头文化为早。因而它们的发现表明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努力中，又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进入80年代以后，重要的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已经发掘了多年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到1983年又有新的突破。在一个大型的仰韶文化晚期聚落中，发现了一座特大型的房屋（注：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有前堂、后室和东西两个厢房，仅前堂的面积就超过130平方米， 前面还有很大的广场。前堂中有直径超过2.5米的特大型火塘和直径达90 厘米的顶梁大柱，地面铺类似于现代水泥的沙浆，墙壁和房顶都抹灰浆。如此规模宏大、设计严谨、工艺先进的房屋建筑，在以前的仰韶文化遗存中从来没有见过，显然不是一般性的公共建筑。有人称之为原始殿堂当不为过。大地湾除这座大型房屋外，还有几座结构和工艺相似的中型房屋和数百座小型房屋，是明显高于一般聚落的一处中心聚落。

　　在辽宁，从1983年开始发掘的凌原牛河梁则是一处大型的贵族坟山和祭祀中心（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属于红山文化晚期，与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聚落的年代相当。那里有许多巨大的积石冢，每冢有一座主墓，随葬猪龙等精美的玉器，上面还有一些陪葬的小墓。还有一座“女神庙”，出土了许多女性塑像的残块。其中一个人头跟真人的一般大，形象逼真；另有些耳、鼻和手臂等残块竟有真人的三倍大，塑像大小不等表明其地位不同，也许当时在多神中已经产生主神，反映当时的社会已经有等级的差别。郭大顺等认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已进入原始文明阶段（注：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 苏秉琦则认为当时“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注：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物》1986年第8期。）。

　　稍后不久，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中也露出了文明的曙光。 1986 和1987年，在浙江余杭县的良渚遗址群中，先后发掘了反山和瑶山两处遗址。前者是人工筑成的贵族坟山（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后者原来是建造在小山上的祭坛，后来又改做贵族墓地（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在这两处贵族墓地中， 出土了数千件工艺十分精巧的玉器，有的玉器上有近似微雕的王者形象或神徽。1987年底因为扩建公路而在良渚遗址群中间偏西发现一座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台城”，上面有数万平方米的夯土基址，推测应该是宫殿或宗庙一类大型礼制性建筑的地基。所有这些发现使人有理由推测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某种政治组织形式，论者多认为当时已进入初级文明社会。张忠培则认为当时已经是文明社会，只是在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还没有形成处于一尊统治的局面，而是被众多权贵分割统治的若干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注：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文物》1995年第5期。）。

　　在长江中游，早在50年代就已发现并且进行过多次发掘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在1990～1991年春进行全面考察时，确定了一个始建于屈家岭文化而一直沿用至石家河文化中期的古城（注：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它的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 是已知同时代的许多城址中规模最大的。对于城内外格局和出土遗迹遗物的分析，使调查者提出了“石家河文明”的概念。在此前后在长江中游还发现了若干屈家岭文化的古城，规模都不及石家河古城那么大，看来石家河一带有可能是整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中心区域或最发达的区域。

　　这些发现自然会引发人们的极大关注，同时激发考古学家们去寻找更多、更早的城址和高等级的大型聚落遗址。据个人不精确的统计，陆续发现的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史前城址，1991年以前有20多座，1995年即增加到30多座，至1997年更达40多座，现在已知有50多座了，发现速度是十分迅猛的。这些城址分布的地域虽然遍及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内蒙古和长江流域的湖北、湖南、四川和浙江等省，但还不能说已经非常普遍。一些很有希望的地方如河北、山西、陕西、安徽等省至今还没有发现。据说江苏已发现良渚文化的城址，也还没有得到确认。这些城址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少数可能略早于前3000年。郑州西山的仰韶文化城址和湖南澧县城头山最早一期属于大溪文化的城址，则已达到或接近于公元前4000年，是现在所知道的年代最早的城址。

　　过去因为考古工作做得不够充分，许多东西没有被发现出来，自然会低估某些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水平。例如龙山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理应属于铜石并用时代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在这个时期不但有铜器，还有玉器、漆器、丝绸、象牙雕刻和快轮制作的精美陶器，个别遗址还发现有原始青瓷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在物质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恰巧出现了一批礼制性建筑和较大的墓葬。从随葬品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墓主往往掌握了军事、宗教等方面的特权和大量财富。事实上这个时期物质文化的最新成就差不多全部为这些新生的权贵所垄断。权贵们不会满足于对本族平民的剥夺，在氏族血缘关系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剥夺自然还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于是他们把目标转向外部，为着掠夺资源和他人的财富不惜频繁地发动战争。正是在这个时期，专门性武器石钺等的出现与改进，表明战争越来越经常和激烈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战争的人自己也难免受到强敌的掠夺。为了免受战争的惨祸，只好下决心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来构筑防御工事。于是一大批城址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地拔地而起。

　　【关键词】长城地带；考古学；苏秉琦；区系类型

　　【作者简介】夏明亮，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童雪莲，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062）

　　【原文出处】《东北史地》（长春），2012．5．11—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10JZP0007）

　　长城是中国人在冷兵器时代发明的一项卓有成效的军事防御工程。其修建肇始于公元前7世纪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分散建筑，历秦、汉、金、明不断大规模修筑、增补，直至公元17世纪清王朝改大规模修筑为零散修补，前后历时两千多年。长城历史悠久、建筑宏伟、内涵丰富，关于长城的研究有着广阔的领域，不仅涉及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和中西交通等方面，而且涉及长城所在广大区域的地质、水文变化和生态等问题。【1】

　　因此，长城研究已渐为涉及领域广泛、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前。主要是一些历史学者（含历史地理学者）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对长城进行研究。其关注点主要是长城的历史沿革和大致的地理分布。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文物考古部门、科研单位等陆续对长城遗址进行考察，对长城的建置、沿革、战史、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大大推进了长城研究的进行。随着研究的深人，“长城地带”这一概念逐渐被学术界广泛应用。作为对长城分布地区的固定称谓。然而，迄今为止，对于这一名词所指的确切内涵及其所概括的确切区域，却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定义。

　　本文试图从“长城地带”这一名词的应用过程出发，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这一区域的历史的、地理的认识。厘清学术界对于这一区域研究的学术脉络。粗鄙挂漏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长城地带”概念的形成过程

　　“长城地带”，从其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上的探险考察区域称法的提出，到作为学术研究区域概念的界定（尤其是区域范围的界定），再到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固定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过程。

　　1．20世纪初西方学者对长城及其周边区域的探险考察活动与“长城地带”称法的较旱提出

　　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30年代，英、德、日等国家掀起了考察中国西北新疆、内蒙古、甘肃地区的探险考察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带有刺探我国资源情报、掠夺文物资源的性质，但也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些考察一定程度上涉及长城及长城地区的考察和研究，长城地带是作为地理概念上的一个探险考察区域而被使用的。

　　英国人斯坦因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3次到中国西北考察，对于长城有精彩的论述。在其1932年所著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他用了两章多的篇幅论述了汉武帝所筑长城及其周边区域。【2】

　　1927年，斯文．赫定组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其考察路线从北京经过包头、百灵庙至额尔济纳河流域，最后回到北京。中方团员黄文弼在对额济纳河流域进行考察时，发现了秦汉古长城遗址和居延汉简，这些发现及对其整理而形成的研究成果，成为深入研究长城区域社会经济的宝贵资料。

　　1930年，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与水野清一作为伪满考古机构“东亚考古学会”的留学生，考察了长城地带和锡林郭勒盟各旗。1935年二人合撰了《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至今仍是有关中国北方考古学文化的重要论著。【3】该书是目前所见最早具体提出和使用“长城地带”这一称法的论著，主要是用来指称地理范畴上内蒙古地区沿长城地带的区域。

　　另一个对长城地带做深入考察和研究的是美国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拉氏在1930年代初，对中国整个长城边疆地带进行旅行和学习。1939年写成《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以长城及其周边的区域作为对象，从边疆史角度探讨中国历史及其地缘政治问题。提出了“长城边疆地带”的概念，认为长城不是一个绝对的边界的“线”，而是一种“被历史的起伏推广而成的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4】他认为长城边疆地带的形成是自然、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长城一带既是中国辽阔边疆的缩影，也是反映中国历史的视窗。”【5】拉氏是第一个明确将长城作为一个“地带”去考察其周边区域的人地关系、社会景观、历史功能等的学者，明确了长城地带不仅是地理上的一个“线”或者“带”的概念，更是沿长城一线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特定历史、人文、自然等综合内涵的区域地带的概念。拉氏的这一提法促进了日后“长城地带”概念的形成，并推动了其学术意义和研究内涵的丰富和扩展，学术意义不容低估。

　　2．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学者对长城地带的考古研究及苏秉琦对“长城地带”考古学区系概念的初次界定

　　1971年，姚大中在台湾出版《古代北西中国》【6】，从边疆史和民族史的角度去考察古代长城，分析指出，长城从初建时的国界线到汉代的攻势长城及其后世的防御长城，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其性质不断变化。从中探讨分布在古代长城区域中的游牧民族的历史，进而以此来考察分析古代“中国”的历史。其视角和视野都相当有创建性。

　　1979年，逯耀东分析了鲜卑族进人中原后的汉化过程，指出在长城与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着一个半农半牧的中间过渡地带，这一地带曾是“汉武帝为阻止草原民族的入侵所建立的防卫性的屯垦区。这些地区在汉朝崩溃后孤立地发展，成为草原与农业文化接触的过渡地带。”认为游牧民族南下越过长城后，其“汉化程度的深浅与缓速，恰和他们居住在这个地带时间的久暂成反比”。【7】

　　大陆学者最早、最全面对“长城地带”进行论述、划分的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经过多年考古发掘和思考，他在1975年8月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学生讲课和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考古规划会议上，提出了思考多年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学说。【8】1981年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以书面形式阐述了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将全国划分为六大区系，其中之一即为“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9】正式把“长城地带”作为北方地区的核心提了出来。同时，苏先生对其范围进行了大致的划分，指出：“这一地区从东向西主要包括以昭盟为中心的地区；河套地区；以陇东为中心的甘青宁地区三个部分。”对长城地带作了一个比较明确完整的区域划分。苏先生提出这一区系理论，得到了考古学界的广泛认同。在苏先生的带领之下，更明确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这一专门课题，其后，从1982—1986年召开了一系列有关北方地区考古的学术会议，长城地带作为北方区系的核心地带在考古学界得到普遍的认同。【10】

　　3．改革开放后长城地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与多学科“长城地带”概念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研究的视野得到了大大的开阔，综合考察研究长城，成为推动长城研究的关键问题。随着领域的开阔和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对长城的关注，需要更加深入了解长城概念所包含的内涵，加深长城周边区域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研究。长城周边区域研究的深入，对于这一区域的具体范围和名称定义，成为各个学科的研究者需要讨论的问题。与“长城地带”相类似的概念也相应出现。随着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这一区域进行定义、区域划分。长城地带所包含的语境意义不断扩大。

　　20世纪90年代初，李凤山结合多年的民族学研究的成果，从民族的角度提出了“长城带”的概念。他指出“两千年间，活动在以万里长城为中介的广阔地域范围之内的民族，与长城、与长城区域内的各个人类群体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认为“这样的历史的动态关系，仅一线物化了的长城，是不能代替和反映的”【11】，因此，提出了“长城带”这样一个概念。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长城带”民族融合、经济文化交流等角度论述，深化长城带的区域研究。【12】同时划定其范围为“以万里长城为中介，范围大致包括今天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以及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和青海、新疆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在中国北方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万里长城南北各数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东西数千公里的广阔地带。”【13】它从民族融合角度定义了“长城带”，在长城区域民族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1995年冯嘉萍等《万里长城的地理界限意义》一文，从地理学的角度考察长城地带，全面阐释了长城的“地带”意义，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是长城形成的基础，然而‘人’——不同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对地理环境有很强的选择。长城地带正是历代各政治集团的统治者，为了地域的扩张或防御，选择并逐步形成的‘力’的平衡带”。【14】同时，从自然、政治、文化、经济地理的角度，充分分析了长城的“地带”性特征，对长城地带的地理特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释和说明。反映了长城地带这一名称含义的不断深化以及广泛化。

　　由于长城及其分布地区处于生态敏感带。近年来，长城地带的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成为长城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孔繁德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长城在修筑、使用过程中对区域环境的影响，借此分析现代长城地带生态环境问题和解决对策。【15】邓辉、韩昭庆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出发，以长城作为标尺，考察长城地带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问题。【16】这些研究拓宽了长城地带研究的领域。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也深化了长城学的研究。

　　4．“长城地带”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过程

　　通过梳理长城地带研究的过程，不难看出，“长城地带”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和学科研究中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过程。

　　最初，“长城地带”是作为地理意义上一个区域指称而出现的，由20世纪30年代西方来华探险考察活动催生，其第一次被明确使用则是源于考古学，是由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与水野清一在《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中提出的，用以指称地理范畴上沿长城地带的区域。

　　概念的第一次深化是由美国的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提出的，他是第一个明确将长城作为一个“地带”去考察其周边区域的人地关系、社会景观、历史功能的学者，明确了长城地带不仅是地理上的一个“线”或者“带”的概念，更是沿长城一线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特定历史、人文、自然等综合内涵的区域地带的概念。接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考古学者越来越深入地对长城地带进行研究，“长城地带”这一概念作为一个考古学名词开始被规范化应用。苏秉琦先生最早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将其作为考古学区系类型中的北方地区核心提出来，对其范围进行了大致的划分。在一系列的有关北方地区考古的学术会议上，长城地带作为北方区系的核心地带在考古学界得到普遍的认同，并开始作为考古学名词被固定下来。

　　改革开放后，随着长城研究的不断发展，历史地理学、边疆史、民族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各个学科将目光集中在长城研究方面。对于这一地区的称谓也不断出现，如“长城地带”、“长城带”、“长城分布地区”、“长城沿线”等一系列称呼相继提出。而被考古学界规范应用的“长城地带”受到了各个学科的认同，成为指称长城区域的规范化名称。许多学者亦从本学科的角度对这一地带所涵盖的范围进行划分，长城地带的定义逐渐明晰化。同时，考古、民族、地理、历史、边疆研究等学科也在努力构建着长城地带的“区域史”。

　　二、“长城地带”概念表述的合理性及其源于考古学的缘由

　　“长城地带”概念之所以形成，并在后来被固定为用以指称长城沿线地带这一特定区域的学术术语，是有其合理性的。

　　1．长城的带状分布特征符合“长城地带”的表述方式

　　长城是冷兵器时代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其修筑主要为了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自春秋战国以后，秦、汉、金、明等20几个王朝都修建了长城，这些长城分布具体位置不完全相同，但各朝代长城的走向却具有一致性，都沿着北方地区自东向西呈带状延绵分布。“由西向东，自甘肃玉门关外，沿着河西走廊北侧，东行经沙漠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处，再循内蒙古高原和冀北山地交错带，蜿蜒在燕山和太行山山岭的背脊上，随山势而转，直抵大海边缘。”【17】是一条重要的人文界线。

　　这些长城大都分布在自然地形地势的过渡地带上。长城带北部分布着辽阔的蒙古高原，南边则是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及河西走廊，是地理地貌上的带状过渡区。除此之外，这些长城还分布在气候的过渡带及其影响下的农牧界限的过渡带上。除东西两端分别位于半湿润和干旱地区外，长城地带大部分地段位于我国由半湿润向干旱气候区过渡的半干旱气候区，由于水分、气候因素的影响，这一地区恰好处于我国的农牧交错地带。农牧界限空间在这一地区频繁搬动，长城成为这一地带的重要分界线。

　　由于这些长城的带状过渡区域性质，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向来沿着长城一线不断彼此争夺，使之成为历代各政治集团为了地域扩张或防御，选择并逐步形成的“力”的平衡带。

　　因此，“长城地带”的表述在学术研究上来讲，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2．长城地带的带状文化特征符合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分析和运用据前文所述，“长城地带”作为一个名词第一次出现是由考古学者（日本的江上波夫与水野清一）提出，其作为真正固定的学术概念术语是由中国的考古学者苏秉琦先生提出并界定的，可以说，“长城地带”是源于考古学科的一个学术概念和术语。究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1）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研究方法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18】，是通过田野调查发掘工作，探索生活在特定地区的古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学科。中国大陆幅员辽阔，不同区域之间的地理环境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在这些地理环境迥异的大部分区域内，人们适应着各自独特的生态环境而生活着。不同地域的人类共同体所遗留的物质文化遗存必然有着独有的特征。这些遗迹和遗物都有着空间维度。许多研究都指明考古资料具有重要的空间指示意义。因此，自考古学出现以来，许多的考古学作业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空间分析方法。通过对不同区域的考古遗存进行比较研究，从区域的物质差异和分布差异角度来探讨文化的形成和解释文化复杂性，从而揭示史前时期不同地区文明的形成，这一方法来自于地理学，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区域划分对考古学发展有重要意义。中国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即近代考古学形成初期，就进行了分区研究。无论是梁思永和尹达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东西二元对立说，还是梁思永关于龙山文化的分区研究，都是力图来发现和分辨当时所知文化的区域差异。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各地田野考古工作纷纷开展，考古资料迅速增加。人们认识到各个地区的文化属于不同系统的古代文化。这以后关于新石器时代的著作中，往往分区域来论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20世纪60年代，关于仰韶文化的考古资料空前增多，苏秉琦把仰韶文化分为从洛阳到陇东这样一个东西狭长的中心区及其外围地区。中心区和外围都可以根据区域性特征再划分不同的类型。【19】20世纪70年代一80年代，苏秉琦把分区研究理论应用到了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之上，提出了著名的区系类型学说，将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并亲自应用它指导实践活动。苏先生的这一学说得到了考古学界的广泛认同，在他的带领下，各个区纷纷以区系理论指导具体的考古活动，区系研究理论成为指导新时代考古学的重要理论方法，区域分析的重要性被考古学者充分认识，并在考古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被应用。

　　长城地带处于气候过渡带，环境脆弱地带，从史前到历史时期都是北方游牧文化与黄河流域农耕文化接壤、过渡地带，是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地带。具有丰富的文化遗存。是中国北方区系的核心地带，具有极大的考古研究价值。加之，l980年开始，苏秉琦先生以长城地带作为区系理论的重要“试验地”，亲自指导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推动了长城地带在中国考古学界重要地位的确立。

　　（2）长城地带的阶段性区系文化特征

　　长城及其附属设施在历史上呈“带”状分布在中国北方地区，这一地区在长城修建以前的史前时期即有着灿烂的文化，历史时期的各种文化更是延续不断。长城地带史前时期就有着灿烂的文化，长城地带东段属于“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系，经历了兴隆洼文化佢今8000——7000年），赵宝沟、红山、富河文化（约距今7000——5000年左右），小河沿文化（距今48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L早期青铜文化，距今4500——3500年）。长城地带西段属于黄河中上游以仰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区系，经历了老官台文化佢今7800——7300年），马家窑文化（距今7000——4000年），齐家文化（距今2025±155年——1915±155年）各阶段。

　　长城地带东西两大区系的古文化开始直接接触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地点在河套至岱海一带。当中原文化进入龙山文化以后，这个地区的古文化也强烈表现出龙山文化的特点。同时，此时在长城地带西部兴起的齐家文化亦悄然出现于河套地区。【20】夏商时期，长城地带的东部和西部，古文化的演变空前激烈，文化面貌与中原文化的反差愈来愈突出，东西部之间的联系明显加强，南北向各自和中原文化联系，逐步为东西向的长城地带东西部之间的联系代替。“随着联系的不断加强，长城地带形成了一条以花边鬲为代表的陶器群，和北方系铜器群一起，在长城地带构成一条特征鲜明的文化分布带。这条文化带到周代经历了一次较大的组合，变成以青铜短剑为特征，东部流行曲刃剑，西部流行触角式剑，在长城地带东西对峙，长城亦随之出现。”【21】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侯与北边匈奴等民族的斗争日趋激烈，秦、赵、燕等诸侯纷纷在北边修筑长城，其后，为防御北边匈奴等游牧民族，秦、汉亦大规模修建长城，在长城地带形成了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较量。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秦、汉政权除修筑长城外，还不断往这一地区移民屯垦，大量的人口被迁移到了长城地带，在这里，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互斗争、不断融合，长城地带成为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一个汇聚地带。

　　自秦汉以后，每个朝代长城的修筑都标志着一条特殊的文化带的兴起，这些文化带不仅仅包含考古学文化，同时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这些文化带也都是长城文化带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长城地带的文化一直在这种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此消彼长中不断发展，形成了很好的延续性，构成了北方文化的重要部分。

　　三、“长城地带”概念在考古学科的日渐广泛应用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区系类型理论，长城地带成为北方区系考古文化分布的核心。与其有关的考古研究蓬勃发展，大批的专家投入到这一区域的考古研究中。“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这一专题逐渐深入，大量的相关成果不断发表，一系列以“长城地带”命名的学术研讨会召开，这使“长城地带”逐渐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考古学名词。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考古学界，“长城地带”被广泛地规范化应用，日渐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考古学概念。其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长城地带”考古为论题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座谈会的召开

　　在苏秉琦先生的主持和带领下，以长城地带为核心的北方地区考古工作火热地展开，充分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在河北张家口蔚县西合营三关考古工地、辽宁省朝阳市和喀左县、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甘肃兰州市和内蒙古包头市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其中1983年的朝阳会议和1984年的呼和浩特会议都提出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这一专门课题，会议还专门编辑了座谈会文集【22】，推动了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进入21世纪以后，长城地带考古文化研究继续发展，分别于2001年8月在吉林召开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8月在呼和浩特召开了“内蒙古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汇集了中、日、俄、美、韩、蒙等国的大批考古学家参加，会后出版了专门性的论文集。这些会议的召开，说明了长城地带在中国考古学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考古学界对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重视。（见下页表一）

　　2．以“长城地带”作为题名的专业论文、学术著作的刊著

　　苏秉琦先生提出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区系以后，大批的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章节以“长城地带”作为题名或关键词，围绕长城地带的考古发现及其所包含的考古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一篇博士论文以北方“长城地带”命名【23】，还有大量的文章虽然没有以“长城地带”作为题名和关键词，亦围绕这一论题进行相关的研究（如下页表二）表明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在考古学界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

表一　以“长城地带”作为题名的学术会议

　　3．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大批相关专家的出现

　　自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考古学区系类型论以后，考古学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以长城地带为核心的北方地区考古工作从以往被忽视的境地中走出来，大批的专家学者和专门的研究机构进行着长城地带的考古研究。

　　最重要的“阵地”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设立于1999年，其前身是“吉林大学中国北方考古研究室” ，长期致力于以中国边疆及其毗邻地区的古代文化、古代人类、古代环境等课题为重点研究内容。许多在长城地带研究有巨大贡献的学者，如朱泓、林沄等都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培养了大批的学术人才，还定期出版专题性的学术刊物《边疆考古研究》，目前已经出版了9辑。

　　另外，内蒙古文物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等单位对于长城地带的研究也做了许多的工作。促进了长城地带考古研究的发展。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长城地带考古研究在考古学界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研究方向。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的初期，是长城地带考古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时期，考古学者对这一区域做了大量的研究，“长城地带”逐渐成为考古学者经常使用和广泛认同的学术术语。

　　四、结论

　　长城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象征。对于长城的深入研究不仅能为长城的保护提供合理建议，同时可以了解长城所承载的丰富的文化内涵。长城地带是古代长城分布的主要区域，是长城这一工程的承载区域，是古代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的主要区域。中国历史上的诸多问题，都集中的反映在这里；同时，长城地带也是生态敏感带、农牧交错带，中国北方自然环境变化，最迅速地在这一区域表现出来，因此对于长城的区域研究是相当重要的。

表二　以“长城地带”作为题名的论著

　　综上所述，本文梳理了“长城地带”概念的形成过程，从最初作为一个自然地理概念上的探险考察区域称谓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到作为学术研究区域概念的界定，再到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固定概念，在考古学中广泛应用，同时探索其在考古学中广泛使用的原因及其表现。

　　随着长城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扩展，“长城地带”概念逐渐被不同学科接纳和逐渐广泛应用，其在不同学科的具体的扩展过程和内涵界定尚需要进一步探讨。

注释：

【1】罗哲文、董耀会：《关于长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文物春秋》1990年第1期。

【2】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作者在奉书第10章“古代边界线的发见”、第11章“沿着古代中国长城发现的东西”两章中，对长城及其区域地理状况进行了集中论述。

【3】【日】水野清一、江上波夫：《内蒙古·长城地带》，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一册，新时代社，1935年。本书包括内蒙古细石器文化——内蒙古锡林郭勒新石器时代遗迹、绥远青铜器、中国北疆绳席纹土器遗迹三部分。江上波夫较早对长城地带进行了专门的考察和研究。

【4】欧文·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3页。

【5】章永俊：《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66—80页。

【6】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国》，台北：志成出版社，1971年。

【7】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拔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页。

【8】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9】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其他五个区系分别是：陕豫晋邻黄地区，山东以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鄱阳湖一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

【10】苏秉琦先生关于“区系类型”的论述贯穿于其1975年以后发表的大量演说、论文，收于199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论文集中。在考古实践中对“以长城地带为核心的北方区系”的范围和含义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和完善。

【11】李凤山：《长城与民族》前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12】李凤山从1990年代陆续发表了《长城带民族融合史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长城与民族融合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论长城带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述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与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等文章，从“长城带”的角度来考察长城与民族、经济文化的关系。

【13】李凤山：《长城带民族融合史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14】【17】冯嘉萍、程连生、徐振甫：《万里长城的地理界限意义》，《人文地理》1995年第1期，第50—55页，第50页。

【15】孔繁德：《中国长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历史作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国古代生态环境的破坏与长城位置的移动》（《中国北方资源开发与环境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中国长城与可持续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8年增刊】、《中国长城沿线生态脆弱性分析及生态保护对策》【《中国（香港）长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长城（香港）文化出版社2002年】、《中国长城沿线生态特点及保护对策》（《水土保持研究》，2006年第2期）一系列论文讨论了长城区域的生态问题。

【16】邓辉等：《明代以来毛乌素沙地流沙分布南界的变化》，《科学通报》2007年第21期；韩昭庆：《明代毛乌素沙地变迁及其与周边地区垦殖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页。

【19】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30多年后，在其《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实践和探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的陈述。把仰韶文化系统地划分为三个区系，分别称为东、中、西三支，大体上是原来仰韶文化中心分布范围的东、中、西三个区域，又不完全重合。

【20】【21】韩嘉谷：《论前长城文化带和其形成》，《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

【22】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文集》，1983年7月；苏秉琦《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新进展——1984年8月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上的报告提纲》，《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年第4期。

【23】常娥：《内蒙古长城地带先秦时期人类遗骸的DNA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文章来源：《历史学》201212

　　一、此碑研究述略

　　2012年11月4日至6日，集安市文物局根据国家和省主管部门的意见，组织专家组到集安鉴定、论证此碑。集安市政府主持召开了“2012年文物专家论证会”。专家组组长为林沄，成员有魏存成、张福有、徐建新、耿铁华、孙仁杰。省文物局金旭东、郑国君及集安市有关部门和人员参加了鉴定、论证活动。专家组听取了集安市文物局作的石碑发现情况报告，到麻线河现场作了考察，观察了石碑，开展了初步讨论。一致认定，这是一通高句丽石碑。

　　2013年1月4日，《中国文物报》在第2版以较大篇幅报道了此事，署名为“集文”，题为《村民发现并报告文物部门吉林集安新见高句丽石碑》。报道称，专家组论证后认定，石碑为高句丽时期碑刻，年代应为高句丽好太王时期。配发了《集安高句丽碑位置图》和《集安高句丽碑拓片》，首次公布了初步考释的140个字的碑文。

　　1月15日，《新文化报》在B02版刊发记者卢红的专题报道，以《集安发现高句丽时期记事碑》为题，报道此事，扼要介绍了专家组林沄、魏存成、张福有、徐建新、耿铁华、孙仁杰的意见。关于此碑的具体年代，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此碑年代可能在好太王碑以前，二是认为此碑应为好太王为先王所立石碑，三是认为可能是长寿王时所立。

　　2月20日，《中国文物报》在1版刊发望山《吉林集安新发现的高句丽石碑在韩国引起强烈关注》一文，称有人认为该碑是伪刻。

　　2月28日，集安市博物馆编著、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集安高句丽碑》一书印出。此书是集安高句丽碑的第一部专著，包括专家组论证意见、前言、出土纪、调查、释文、书体比较、研究、价值、技术保护报告、日志等，将好太王碑、中原高句丽碑、冉牟墓志作为附录，连同28幅插图、43幅图版，一并发表。该书为16开本、14印张，封套精装，印制精良。在很短时间内拿出这一重要阶段性成果，难能可贵。

　　二、石碑的周边环境与石碑现状

　　2012年8月23日清晨，笔者在孙仁杰先生的引领下，到石碑出土地了解情况。

　　11月5日，笔者应邀作为“2012年文物专家论证会”专家组成员再次到石碑出土地考察。

　　12月1日，笔者在迟勇先生的引领下，到石碑附近的建疆、红星采石场考察。这两处采石场的石质都是花岗岩，与石碑材质相同。就石头颜色和石英含量看，可以认定，红星采石场粉黄色石材更接近石碑石材。石碑的石材当出自红星采石场，并非出自集安五女峰古代采石场。

　　该石碑呈“圭”形。石碑两侧均无文字。

　　碑阳，石面略凸，整体上不如碑阴平整、光洁。文字为阴刻，汉字，隶书。布局得当，竖书，自右至左共10行。一般认为原碑文应有218字。右上角因残损而失去11个字。由于长期受河水沙石冲刷，致使朝河心方向的碑的上端漫漶极为严重，字迹模糊难辨。

　　集安文物专家论证会介绍的碑文，基本上是《集安高句丽碑》一书所刊碑文，与《中国文物报》发表的140个字相比，多了16个字。在156个字中，出书时比向专家介绍时改了两个字：第三行第18字 “□”补为“而”，第七行第15字“遣”改为“□”。由简体字变为繁体字。

　　第一行，第7字为“授”。第二行，第10-13字为“靈祐護蔽”。第三行，第10字为“此”，第18字为“而”。第四行，第6字为“户”。第五行，第8字为“罡”，第11字为“王”。第六行，无变化。第七行，第18字为“其”。第八行，第15字为“以”。第九行，第7-8字为“擅自”。第十行，第2-3字为“如有”。共156字。不足之处是，“继”“弥”“与”三字，碑上是简体，书中印成繁体“繼”“彌”“與”，略嫌失真。

　　集安高句丽碑现存放于集安博物馆新馆大厅中，加石座和玻璃罩。配有简介、156字释文及小于原件的碑文拓片复制件。

　　三、对碑文释读的补充与修订

　　2012年11月5日，笔者作为论证会专家组成员，第一次见到此碑。由于时间太紧，只是匆忙拍摄一些石碑和拓片的图片，未能仔细揣摩及做些重点文字辨析。

　　2013年1月4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了《村民发现并报告文物部门吉林集安新见高句丽石碑》的专题报道。笔者立即与吉林省文化厅、吉林省文物局及吉林省文物考古所商量，于1月11日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丽群女士和当时正在长春的孙仁杰先生专程到集安，在1月12日至14日，仔细观察、拍摄石碑并拓片。在集安市博物馆的大力支持下，调阅了周荣顺、江化国与李光夫、孙仁杰不同版本的7张拓片并拍摄。白天拍摄，晚上及时进行识读研究，有疑问，丝毫也不放过。第二天再到原碑前仔细比对，进行局部拍摄，与孙仁杰先生在现场开展讨论，消除文字释读疑点。终于使碑文释读有了突破性进展。

　　碑阴，中间有一行文字，刊刻不直，漫漶严重，确实难以识读。通过放大拓片照片、调整曝光量和亮度、转换成底片模式再放大等措施，再和多种图片反复比对后，笔者首次释读14个字。3月4日至8日，笔者又专程从长春到集安，与孙仁杰、迟勇先生悉心研究周荣顺捶拓的4张碑阴拓片，确认中间一行文字应有20个字，努力辨认出17个字如下：

　　□□國烟□守墓烟戶合廿家石工四烟户頭六人

　　碑阴，石面略凹，打磨细致、均匀，整体上较碑阳更为平整、光洁。碑阴上端及两侧边缘部位，原来皆有文字，但早已被人为损毁，痕迹明显。两侧边缘部位文字更难释读，仅在左下方距底边11厘米、左边5厘米、中间一行文字最后一字“人”字23厘米处，读出“國六人”三字。

　　从1月10日到2月9日，在集安文物论证会介绍的156个字的基础上，碑阳共释读190个字，新释读46个字，其中有12个字与原释读不同；碑阴释读20个字。共多释读66个字。

　　上述释读暂阙的17个字，根据于丽群淡墨拓片，已试释。碑右上角缺失的11个字，亦试补。这28字，因有推测成分，故未写入释读文本之中。

　　自1月4日《中国文物报》公布140字碑文之后，笔者将几次去集安拍摄的此碑拓片资料发给林沄、魏存成、徐建新、孙仁杰先生，共同释读、研究碑文，并组织国内专家学者和文博人员写出16篇论文，将陆续由有关专业报刊刊发。在研究中，呈现多种意见，比较活跃。

　　在释读中，笔者严格坚持从拓片出发，凭照片说话，依字形为主，兼顾文意。生词应能从汉唐之际中国古文献中找到例证，文字的摩写应能从汉魏晋碑帖中找到参照。

　　关于集安高句丽碑的立碑年代，《中国文物报》“集文”的文章认为，“此碑年代不会早于好太王时期，应是好太王为先王所立石碑。”《集安高句丽碑》一书中提到：“目前辨识出的文字中，还没有足以说明集安高句丽碑立碑年代的记载。”现在，可以说，“丁卯歲刊石”，就是集安高句丽碑立碑年代的记载。在1月10日夜笔者最初识读时，“丁卯歲刊石”被认为是“丁卯年刊石”。2月5日，笔者请林沄、魏存成、蒋力华先生重点讨论这五个字。林沄先生提示：第一字“丁”字“横”之下，可取左侧“弯勾”。第三个字更像“歲”字。遂将第三字“釐”为“歲”字。从中可知，此碑立于“丁卯歲”。虽然每60年有一个“丁卯歲”，但距好太王登祚到长寿王迁都最近的一个“丁卯歲”是长寿王十五年（427年），这就锁定了该碑的立碑年代。因为前一个丁卯歲是第十六代王故国原王三十七年（367年），尚未到第十七代王小兽林王三年（373年）“始颁律令”之年，更未到故国壤王和好太王时期。后一个丁卯歲是第二十代王长寿王七十五年（487年），已迁都60年，买卖烟户问题已不会是当时的主要问题。

　　从好太王即位的“辛卯”到长寿王迁都的“丁卯”，中间历有“癸卯”“乙卯”，从拓片、照片的字形看，皆不如“丁卯”充分、可信。如为“乙卯”，则缺乏字形依据。如为“癸卯”，则“癸”字缺笔太多，且公元403年及此前的“癸卯”，在“定律”的“戊申”公元408年之前。如果“戊申”再往前提，在好太王之前并未给王陵立碑，便无从刊石定律，不合逻辑。无论是拓片还是照片，“丁”字书写允当，位置合适。“丁卯歲刊石”，坚确不移。如果抛却毫不缺笔的“丁卯”不取，为了证明此碑为好太王所立而取缺笔很多的“癸卯”，有失客观，明显不妥。“丁卯歲刊石”，是难以否定的。据此可定，该碑比好太王碑晚立13年。长寿王立完此碑即迁都。也就是说，集安高句丽碑为长寿王时所立，不是好太王时所立。

　　关于“戊□”，从笔者拍的若干照片上看，既不是“戊子”，也不是“戊午”，而是“戊申”，即好太王十八年，公元408年。此为好太王“定律”之年，而不是立碑之年。

　　集安高句丽碑碑文为汉字隶书，古朴典雅，渊源有自。碑文中的“继古人之慷慨”，与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中的“伊古人之慷慨”，仅一字之差。“四时祭祀”源于《周礼》《礼记正义》《尚书正义》等，“追述先圣”与《后汉书》中的“念述先圣”等十分相近。“功灬勳弥高烋烈”，直如北魏等文献中的“崇功伟烈”“丰功伟烈”“隽功伟烈”，与“刊石树碑，表尚烋烈”字近义同。“宣示后世”，出自十六国后秦时文献中“当以何名宣示后世”。碑文本身即属中国古碑铭体。集安高句丽碑的真实性毋庸置疑。集安高句丽碑的价值难以估量。勿以石喜，勿以文悲。这是文化，这是历史。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2013年04月12日

　　陶器的发明，被公认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它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发生质变的东西，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的新篇章，无疑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

　　关于最早的陶器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在哪里一直是充满争议的话题。关于中国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的研究成果，发表在2012年6月28日美国的《科学》杂志上，中美科学家对仙人洞出土的一个大陶碗的碎片进行了鉴定，认为这些碎片距今已有两万年历史，这自然成为目前世界已发现陶器的最早年代，立刻引起广泛的关注。

　　两万年前，当这些陶碗制成的时候，地球正处于末次冰期的冰盛期，是最寒冷的时期，因而测定颠覆了陶器是在全新世大暖期来临后才出现的观点，那时显然还没有农业，人类应该处于狩猎或渔猎阶段。

　　仙人洞遗址坐落于江西万年县，地处赣东北石灰岩丘陵地区的一个山间盆地。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的考古学家就对遗址有过大规模的发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美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栽培稻植硅石标本就发现于此。那时也发现了早期的陶器碎片，但由于都比较碎小，无法提取里面残留的有机物进行直接的年代测定，而且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陶器的发明与农业的出现、人类的定居生活等有关，所以认为陶器最早出现的时间基本上应在距今一万年左右。此次的研究成果为探讨现代人应对环境变化的策略以及研究陶器在人类社会发展演化中的作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中国之前，日本是最早宣称发现了万年以前陶器的国家，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亦发现了早期陶器。有迹象显示北非的陶器在距今一万年前也独立发展出来，而南美的陶器则是在距今7000年左右发明出来的。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而是在许多不同地区分别独立起源的，只不过不同地区的陶器呈现出一些相同性。虽然陶器的起源是独立的，但在距今5000年前，世界的全球化慢慢开始，独立起源的陶器开始了传播与交流。约在公元前6000年至前4000年，陶器的需求量大增，最初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增加了艺术性和观赏性，城市对陶器的需求增加了，于是陶轮在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发明，为陶器生产带来革命，专门化的陶艺家分化出来，专门满足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对于陶器的需要。而在相同历史时期中国的跨湖桥文化中也发现了使用陶轮的痕迹，而且原始瓷器开始出现。

　　在欧洲，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终于发展出拥有自己风格的陶器，到了罗马帝国初期，大型陶器工场的出现令陶器的质素及产量上升，制陶技术也随着罗马帝国的影响在在整个欧洲传播，北至英国、丹麦，东至希腊，一直影响到北非。这一时期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陶俑开始出现，秦始皇陵中的兵马俑就是最为鲜活的证明，而秦汉时期的陶砖、陶瓦和瓦当，制作工艺精美，显示了当时制陶艺术的覆盖面。而早在商周就开始出现的原始瓷器也正在向真正的瓷器转变。可以说，在陶瓷领域，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技术领先者，也是传播的源头。

　　如同树的年轮可以推断精确的年代一样，陶器是一种可以反映文化承续的标志性器物。我们在一个考古学遗址经常会发现陶器碎片的遗迹堆，这些陶器碎片与其他的瓦砾混在一起，但陶器碎片的沉积层往往会为考古工作者提供最为可靠的年代顺序，从而确定不同陶器对应的不同的断代标准。

　　两万年前的陶器今天依然被我们广泛使用，中国的紫砂壶，日本的陶艺产品以及欧洲的彩陶艺术一直都是收藏家的最爱。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起源与传播路径反倒并不重要了，它所承载的生活方式、艺术审美作为一种文化，显然更具有持续性。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2年12月24日12版），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12-27

　　一座古村落，考古学者看到文物，文化学者看到“非遗”，建筑学者看到楼阁，民俗学者看到节日，宗教学者看到崇拜……作为“记录历史的活化石”，历经千百年传承，每座古村落都蕴藏有海量的历史文化信息。

　　古村落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田野

　　尽管我国的古村落大多形成于生活相对单调的农业文明时代，但由于各地自然条件、风土民情、文化背景的差异，传统村落的类型、样态仍然异彩纷呈。这些携带着丰富历史文化基因的聚落，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田野。

　　中国古村落的分布，以长江以南湖南、贵州、广西、云南等地以及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较为密集。北方的山西、河北等省份亦有遗存，但与南方古村落差别较大。此外，西北地区的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古村落，也十分值得研究者关注。

　　以山西为例，与江南一带青瓦、白墙的水乡村落风格不同，山西的院落大都青砖灰瓦，气派大方，这不仅与当地的建筑材料和气候相关，也与其历史上的生产生活背景紧密相连。明清至民国年间，精明的晋商靠经营盐业、票号等积累了大量财富，富足的商业家族大规模建造大窑院和商铺，这些建筑依山就势，极其壮观，有的竟达七八层。以山西省灵石县静升镇王家大院为代表的宏大宅院，在我国民居建筑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再看安徽古村落，以黟县西递、宏村为代表的现存皖南传统村落，因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为世人所知晓。徽州文化、徽派建筑、徽商精神几乎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谈文化必看建筑，从建筑反映精神。而皖南古村落作为以徽商资本为经济基础、在徽州文化熏陶下造就的带有典型地方特色的村落，则为研究古村落提供了一组珍贵的范本。

　　“失落的古村”引起学界关注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村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失，这一点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组曾对我国（长）江（黄）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17个省113个县（市）中的902个乡镇的传统村落进行实地考察，其“遗存实情”记录显示，在这些区域中，颇具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总数为9707个，至2010年仅存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传统村落。在一些发达地区，传统村落消亡的速度更快。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城镇化的冲击下，古村落的消失不仅指传统建筑被新式建筑所取代，更明显地表现为当地居民价值观的改变。

　　“古村落，特别是少数民族古村落，是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古村落和建筑相关，但首先它是一个文化聚落。当地民众的传统文化主要在村落保存，保护古村落是保护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化遗产的关键节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祁庆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现代化进程中的古村落保护。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西南民族学会副会长杨福泉认为，不管在哪一时期，乡村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依托。村落消失了，中国文化就没有了根。目前，村落的建筑形态，村民的衣食住行，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处于比城市更脆弱的状态。他说：“通过近年来对滇西北60余个村落的实地调研，我们深刻体会到，乡村文化保护的力度要加强。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大量的年轻人涌到城市，文化的传承面临挑战。作为学者，我们也在为保留文化传统而尽最大努力，比如，根据村落的不同特点，有意识、有系统地培养东巴传人，进行传统手工艺培训。”

　　针对古村落的开发与保护，各地初步探索了一些模式，出现了诸葛村、张谷英村、西文兴村等一批耳熟能详的“名村”。但学界对此聚讼纷纭，清华大学古建筑研究所所长楼庆西对周庄的保护模式比较认可，认为周庄沿袭了历史上的商业传统，且较好地保护了原始建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赵旭东则反对“将古村落围起来收取门票”的保护方式，他说，“面对古村落的消失，要快速应对，尽最大努力将其中承载的历史、文化、民俗信息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可以去研究，但不一定用手去触碰”。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建议，应尽快由国家制定和出台传统村落的界定标准，含建筑年代下限标准、民族文化形态标准、社会形态标准等，并参照我国文物保护经验，分别建立起国家级、省级、县（市）级三级标准和相应保护模式。

　　加强与村落的沟通对话

　　尽管国内已有部分学者致力于古村落研究，但据了解，整个学界对这方面的关注度仍然不高，且主要集中在民族学、人类学和建筑学领域。祁庆富提出，在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和教育部重大课题立项时，可以适当加强对这方面学术研究的导向性。

　　祁庆富认为，学术界在对古村落的研究中，往往过于强调文化的特异性，而忽略文化间性。比如，大园古苗寨的窨子屋独具特色，却不为学术界所关注，研究苗族的学者认为它不符合苗族传统的吊脚楼特征，研究汉族的学者又不认为它是汉族建筑，其实这恰恰是苗族在历史生活中与汉族融合的生动表现。他说，文化间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各种文化相互融合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对于民族关系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在谈到对古村落的考察时，杨福泉特别强调了“综合性、跨学科”的概念，他将对古村落的调研与以往的单一研究相区别。他说，如今的村落研究，不像以往民族学、人类学调研时仅仅作出如实描述，而是突破了单一的研究方法，涉及当地的经济发展、社会多样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等，并给出相关的建议。

　　“‘古村落’是相对现代生活而言的，在村落研究中，社会学、人类学并不特别强调‘古’的概念，而是更关心‘活’在今天的古村落，更关心古村落中的人当下的生活状况。”赵旭东说，有一种力量，能够使古村落这样的微缩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只发生极缓慢的改变，这种力量强大且不多见，其原因值得思考。民族学、人类学的学者应对今日的古村落有新的理解，并加强与村落的沟通与对话。

相关链接

湘西南九大自然崇拜

　　●天崇拜

　　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能主宰世间一切。所以，人们敬畏天、崇拜天。家家户户的堂屋正面墙壁都设有祭坛，并且“天”排在“地”、“国”、“亲”、“师”之首。举行重大祭祀活动要先祭天；久旱不雨要祭天，祈求天降甘霖；举行婚礼要先拜天，称作“天作之合”。

　　●地崇拜

　　在堂屋祭坛上，将“地”排在仅次于“天”的位置。在祭坛下部，设“长生兴隆土地神位”，颂扬“土能生万物，地可产黄金”，可以“人杰地灵”。在村内村外建有土地庙，分别祭“门宅通灵土地”、“牛栏土地”、“猪栏土地”、“桥头土地”、“坳上土地”、“田间土地”、“四山土地”等。认为土地神是“保一方清泰，佑四季平安”的保护神。

　　●日崇拜

　　认为太阳是光明之源、生灵之母。旧时，如遇日食，以为是天上的恶魔同太阳搏斗，需设案焚香，请巫师念咒祈祷，“驱魔救日”。拜祭太阳最热闹的活动是“太阳会”，人们敲锣打鼓，高歌太阳的功德，祈求太阳神的保护。

　　●月崇拜

　　把月亮视为男女婚姻的爱神。绥宁县南部苗族聚居区，过去还有自愿集资举办“中秋会”祭拜月神的习俗。

　　●火崇拜

　　认为农历六月二十三是火神生日，要举行火神会，牵一头身披纸钱的公牛到火神庙宰杀，敲锣打鼓，烧香焚纸祭火神。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要举行简单的祭火仪式，先把一些酒饭菜投入火塘，然后才能吃饭。

　　●古树崇拜

　　历经千百年的古树被称为社公树，严禁砍伐，每年四时八节要烧香献祭。生了小孩，要在古书上寄名，认古树为亲爷（干爹），祈求保佑长命富贵。大年三十，老人要给古树喂年庚饭。苗族最崇拜古枫树，认为枫树是祖先蚩尤的化身，至今湘西南苗族还保留着大量以“枫”字开头的地名。

　　●龙崇拜

　　认为龙是吉祥的象征，各村寨都建有龙神庙，房屋梁上饰之以龙。春节舞龙灯，举行祭龙活动和安龙神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狗崇拜

　　传说远古时期天降暴雨，粮食被冲走，是神犬历经千山万水，偷来稻种救活人们。因此，人们对狗非常感激。古时，人们从不杀狗，不吃狗肉，狗死后要入土埋葬。至今，在湘西南部分区域，还保留有神秘的祭狗仪式。

　　●牛崇拜

　　牛是农家之宝，人们把农历四月八日定为牛王节。俗话说，四月八，牛歇轭，耕牛不仅免役，而且还给牛喂鸡蛋、糍粑、米酒，主人家则吃糯饭，表示人牛同庆。

　　（聂德荣/供稿）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27日第226期

　　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是研究中国现代人起源和古人类生活的直接证据。考古发掘则是获取这两项证据的主要渠道。目前，我国的古人类考古资料为我国古人类演化提供了哪些支持？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用古DNA研究人类起源，目前有何进展？

　　高星：古DNA只有在特别理想的状态下才会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目前最大的收获是从距今4万年左右的田园洞人类肢骨上成功提取到DNA，并对其成功测序。结果表明，田园洞人是目前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找到的最早的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而且田园洞人与东亚现生人群关系很近，而与欧亚大陆西部和非洲的现生人群关系疏远。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一发现对现代人“多地区进化说”特别是中国现代人的起源研究有何贡献？

　　高星：这一结果说明古DNA研究是可以为相关研究带来突破的，但我们还不能从中推断4万年以前的祖先来自哪里。

　　《中国社会科学报》：山顶洞人和“北京人”是一脉相承的吗？

　　高星：北京猿人在大约30万年前就消失了，山顶洞人是距今3万年前才出现的，二者之间存在20多万年的差距。不能狭隘地认为北京猿人就是我们的祖先，因为这一支系或许繁衍下来了，或许灭绝了，或许迁徙到其他地方。重要的是找到演化链条上缺失的环节。

　　《中国社会科学报》：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的发现对“中国现代人本土起源”观点能提供多少支持？

　　高星：经过年代测定，老奶奶庙遗址为距今6万—5万年左右。这个遗址的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否定了分子生物学界所认为的在距今10万—4万年间，由于冰期存在，中国的古人类和动植物灭绝的观点。但这个遗址并没有发现人类化石，它对中国本土人群连续演化的论断有支持和强化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周口店等遗址的考古材料在研究中国现代人起源中的作用是什么？

　　高星：正是基于周口店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20世纪30年代的古人类学者提出了“多地区进化说”。该遗址使我们知道人类进化还存在直立人阶段，而且直立人具备制造工具、有控制地用火、狩猎的能力。这些行为能力在更早的南方古猿和现代人之间架起了系统演化的桥梁。

　　除了周口店，全国还有200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人类化石和极其丰富的石器、被人类改造过的动物碎骨、用火遗迹等文化遗存。应该说，比起支离破碎的人类化石证据，丰富的石器文化遗存对中国乃至东亚现代人起源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模式提供了系统的、坚实的支持证据。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7日第389期

　　近期为写《〈管子·轻重〉经济思想研究述评》一文搜集资料，承岳父叶世昌示以马非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前期写给他的一批信函，读后觉得很有价值。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管子·轻重》是一个特殊的研究课题。二十世纪初，梁启超读了严复翻译的《原富》以后，萌发了系统整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念头，但他没有写出完整的《中国生计学史》，而是以一册《管子传》开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先河，其中对《轻重》理论和政策的分析占很大篇幅。1949年以前，先后又有黄汉的《管子经济思想》和俞寰澄的《管子之统制经济》等问世。到了六十年代，围绕《管子》及《管子·轻重》的成书年代和经济思想属性等问题，学界曾出现争论。马非百从1929年起涉足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先就秦诸家经济学说，发表数篇论文。后研究时段下移，撰著并出版了《桑弘羊年谱》《秦始皇帝传》《秦集史》《秦史纲要》《管子轻重篇新诠》等。

　　《管子轻重篇新诠》分上、下两册，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在书中指出：“《管子·轻重》十九篇，亡失了三篇，现存十六篇。它和《管子》其它各篇不是一个思想体系。它是一部专门讨论财政经济问题的书。其中有许多问题，是西汉一代和王莽时代所特有的，与普通的财政经济的性质迥然不同。”又说：“梁启超作《管子传》一书，对于书中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理论，有些地方算是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但他一则误信此书为管仲所作，把时代提前了好几百年，又由于梁氏对书中的财政经济理论，完全采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来进行解释，所以他对于此书的了解，也就不能达到‘心知其意’的境界。”关于《管子·轻重》的理论特点，马非百的看法是：“在总的精神方面，关于轻重理论的应用，只是说封建国家应通过应用‘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的供求规律，实行‘敛轻散重’的物价政策，以达到‘无籍而赡国’即‘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财政目的。换言之，就是要封建国家自己经营商业，采用商人所进行的不等价买卖的榨取的方式作为充裕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马非百和叶世昌两人之间就学术问题频繁通信的呢？事情要追溯到“文革”前夕。1965年，叶世昌在《经济研究》第一期发表《论〈管子·轻重〉》一文。作者提出：“《管子·轻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期讨论国家商业资本活动规律的文献”，它所讨论的商业资本是国家商业资本，“是与封建政权的超经济强制势力结合在一起的商业资本，它的活动方式可以归结为‘号令’和商业经营方式相结合，即书中所说的‘轻重之数’。借助于政权力量来控制商品流通，其作用自然不能和一般商业资本同日而语了”，其中的“国家商业和国家高利贷资本对劳动人民的榨取是极其残酷的，这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然表现。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地片面地对它作出过分的颂扬”。正是这篇文章获得了马非百的赞赏，他在好几封信中提到此事。如说：“先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管子·轻重〉》一文，可以说是从尹知章以来最懂得书中内容的第一篇。这次又读了您的近著，明白说出《管子·轻重》是‘西汉前期的作品’，并认为桑弘羊的财政政策是‘吸收了管子轻重的合理部分’。虽然没有举出具体证据，但无论如何比之某大学的‘战国末期说’是具有比较大的说服力的。”（1976年4月8日信）后来又说：“从唐朝的尹知章，到当代的郭老，真正读懂了《管子》书者实无多人。文革前，从《经济研究》中发现先生大著，认为是发现了新大陆。……我和先生虽然没有见过面，而且发展通信关系，也不过四年。但‘神交’则已有十有数年之久了！老实说，我的《论管子轻重中——关于管子轻重之理论体系》，可以说是在先生的大作启发下发展而成的。”（1980年5月20日信）还说：“我对先生是从读到您的《论管子·轻重》一文开始注意的。那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我还在中山公园参加太极拳锻炼。从朋友中打听，有人说您是人民大学的教师。我就托他代为联系……直到退休以后，才有人把您的通讯处告知我，人生际遇，何等离奇而不容易啊！老实说：我认为从我所见到的有关《论管子·轻重》的文章，真正读懂了原文的，从尹知章到郭沫若可以说举不出几个人，而您却是这几个中的一个。”（1980年10月19日信）

　　看法相近是两人通信的基础，但马非百以年过八十的高龄，用颤抖之手写满几页甚至十几页纸，与年小三十多岁的“忘年交”笔谈，并非只是惺惺相惜，他有另外的话要说。他写道：“我尝说，要读懂《管子·轻重》，必须具备三条：①要懂一点中国历史，特别是战国秦汉史。②要懂一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西汉一代的财政经济史。③要能够辨证地运用汉学方法。”“可惜，从唐朝的尹知章直到今天的《管子集校》，一直没有发现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因而对于这部古书，真正弄明白了的也就非常之少。有些人读不懂，就随意改字，原书十六篇，总共不过三万多字，而《管子集校》所改的字，竟达八十七个之多。（《管子轻重篇新诠》说，《轻重》原文两万五千九百九十八个字，各家变动的字共达三千三百七十六个——引者注）而且还一大段一大段地互相‘移项’，有时还一大段一大段地任意删掉。至于既读不懂，又不敢改的字，就千方百计加以曲解。例如释‘距周七千八百里’的‘周’为‘圆周’或‘四周’。释‘长度’为‘永久的葬地’……这样的搞法，除了把古书越弄越‘走样’外，别的什么也不能说明。”（1976年4月8日信）

　　显然，马非百对郭沫若研究的异议，不仅是在个别观点上，而且包括方法和学风方面的。他告诉叶世昌，他的《管子轻重篇新诠》“蒙郭沫若同志列为他的大作《管子集校》参考书之一，又对鄙说采用了将近百条之多。但是他的书出版以后，我曾用来和拙稿对比研究，认为他的书可以商榷之处甚多。特别是在大搞‘儒法斗争’时期，全国各地派代表来寓过访者，不下数十起之多。每一起对于《管子》部分，没有例外，都是以郭书为最高的判断标准。事实上，则郭书除关于‘著作年代’一点可商外，其他文字训诂、全书内容，错误也不少。可是该书出版，至今已二十余年，全国专业研究机关及大专院校研究《管子》者何啻数十百个，竟没有一个人在任何报刊杂志考□著作，提出过半个字的忌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怪事”。“我觉得郭老书中有个最突出的作风，可以用‘无错错改，有错错解’八个字来概括。这些，我在《论管子轻重下》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证。……但由于郭老地位高，名气大，大家也就只有奉为圭臬，不敢另有什么独立思考了！”（1980年5月20日信）

　　1962年，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胡寄窗认为：“在《管子》的全部经济概念中，以其轻重论为最突出而又最复杂，可谓变化多端，在这里我们看到《管子》作者‘天才的闪耀’。”如果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则轻重论就是《管子》全部经济学说的基石。他对《管子》经济思想的总体评价是：“集中反映了新兴商人阶级的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和小私有者阶层的政治经济要求”；“《管子》作者在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等古代与近代共通的现象方面，充分发挥了他们特有的市民阶级本能”；“尤其是其中与商品流通有较密切关系部分的理论分析，大都接近了初期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水平，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有它的独到见解”；等等。叶世昌的《论〈管子·轻重〉》一文是对这些结论提出的商榷。对此，马非百表示：“胡寄窗先生对《管子·轻重》了解得比一般汉学家要深刻得多。但他把《管子》全书作为一个体系，并且作为战国时作品是大错误。又对《轻重》篇中的字句也有误解的地方。”（1980年4月8日信）他还提到，1979年，“胡寄窗同志来信，说他要讲学，要我把拙稿观点摘要告诉他，以便讲学时向听者提出。我把《论管子轻重上、中、下》的手抄稿寄给他了。不久，他退了回来，并附写了一封长信，指出我是受了两种思想的影响：一是疑古派思想；二是繁琐的汉学方法思想”（1980年5月20日信）。后来胡寄窗在《中国经济问题》上发表《试论〈管子·轻重篇〉的成书年代问题》一文，马非百不以为然，但说：“我还是非常尊重我和胡寄老的友谊，我的《桑弘羊传》，还是希望他毫不保留地提出批评。学术研究，是不怕辩论的。”（1982年1月31日信）

　　为了确定《管子·轻重》的写作年代，马非百在出版了《管子轻重篇新诠》之后，仍然继续着思考。他向叶世昌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管子·轻重》与《盐铁论》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也是我五十年来脑子里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在三十年代，我曾写过一本《桑弘羊年谱》（商务），那时就开始认为《管子·轻重》和《盐铁论》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姊妹篇。我之所以能够勉强领会《管子·轻重》中的一些内容（从名词术语到整个经济思想体系），可以说完全是用《盐铁论》来作钥匙，才把这把怪锁开开来的。也就由于这个原因，脑子里总怀着一个这样的问题——是《盐铁论》抄《管子·轻重》？还是《管子·轻重》抄《盐铁论》？”（1980年4月8日信）

　　其二，《管子·轻重》与《史记》究竟是什么关系？“司马迁真的读过《管子·轻重》吗？我认为从整部《史记》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一点也找不出司马迁读过《管子·轻重》的痕迹。与此相反，恰好反映了《史记》这部书倒是《管子·轻重》的主要来源。”“《史记》中提到管子和轻重的地方有很多处，但对于什么是‘轻重’？它的‘详哉其言之也’详在什么地方？却一个字也没有。它的《货殖传》和《齐世家》中，都说到‘太公用渔、盐致富强，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既没有说到‘铁’，也没有简单介绍一下‘轻重九府’的内容……这除了说明他没有读过这书之外，其他不可能有合理的解释。”（1976年4月8日信）

　　学术交流贵在坦诚，这在马非百的信中有鲜明体现。一次接到叶世昌讨论意见后，马非百即回函说：“承提出有关《轻重篇》问题，给了我不少启发。其中有的是我过去没考虑过的，例如‘本、末’问题。有的过去虽考虑过，但因不属于我当时集中力量进行工作的范围，考虑得不够深入，没有得出结论，就放弃了，例如《侈靡篇》的写作年代。至于‘轻重不是一时一人写的’，我过去就是这么主张（即认为《管子·轻重》是西汉至王莽时的作品——引者注），直到拙著付印前，我在《论管子轻重》第一篇中，还是如此主张。嗣以书局审查，提出异议，不得已把有关这一点的几段删去了。但书中在某些地方，还多少保留了不少这样的观点。”“至于‘末’字不见于《轻重》，但也不见于《王莽传》及《食货志》有关王莽时代的记载。又《侈靡篇》很不好懂，郭老用‘测字’的方式来判定它的著作年代，是不容易说服人的。我没有作过深入研究，根本就没有发言权。”（1980年5月30日信）另一封信说：“您所提的意见，除‘无籍主义’一点须加以补充说明外，其余两点，完全正确，我一定要在日记中详细记下，如果将来拙著有再版机会时，自当遵照补入。”（1980年6月10日信）

　　叶世昌曾去信马非百，告知把“钱”称为“泉”始于王莽时，这不仅使马非百对《管子·轻重》的诠释更为准确，而且给他的《管子·轻重》完成于王莽说提供了一条新证据。对此，马非百复信说：“今早起床，又想到《轻重丁篇》的‘泉’字问题，确实不是个小的问题。除自己在拙稿自用本上加以订补外，还要求您立即向您所领导的全班进修老师，代为转达歉意”，这样做是要“使他们都知道我的错误，以免遗害下一代人。此外，我还对两次前来访问我的美国朋友李克教授，也去了信，把这个错误和您的纠正，详尽地告知他。因为他正在翻译《管子》全书，免得他以讹传讹，流毒全世界读者”（1984年9月24日信）。这是马非百给叶世昌的最后一封信。三个月后，马非百溘然逝世。

　　由于《管子》的轻重理论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国家控制经济的政策依据，研究《管子·轻重》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正日益彰显。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翻检马非百写给叶世昌的亲笔信函，进一步了解他在《管子·轻重》研究中阐述的学术观点，体会他的治学精神，是有益处的。

文章来源：文汇报2013-03-17

　　关键词：回忆录　史料价值　史学方法

　　作者简介：齐世荣，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回忆录、自传、自述（自叙）、自订年谱是同一类性质而各有特色的私人文件，一般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本文首先谈回忆录〔包括自传、自述（自叙）、自订年谱以下统称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其次谈它的缺陷和局限性。

　　一、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从内容看，回忆录大致可分两种：一种以个人为线索，多涉作者所处的时代；另一种主要谈个人，旁及所处的时代。这两种的内容虽各有侧重，但都有“知人论世”的史料价值。本文不从文体上按回忆录、自传、自述（自叙）、自订年谱分别叙述，而是把它们做同一类史料处理，说明时不拘一体。

　　甲、以个人为线索，多涉时代各个方面的回忆录

　　这种回忆录的价值在于我们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作者个人，还可以更多地了解作者生存时代的各个方面。

　　（一）一些回忆录载有政治方面的可用史料

　　涉及重要政治事件的，举以下3例：

　　1.陈寅恪：《寒柳堂纪梦未定稿》

　　多年来研究戊戌变法，都把重点放在康有为等人身上，但陈寅恪在《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和《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提出变法有“二源”的说法，值得注意。

　　《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六《戊戌变法与先祖先君之关系》谓：“盖先祖（指陈宝箴——笔者）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那拉后所信任者为荣禄，荣禄素重先祖……先祖之意欲通过荣禄，劝引那拉后亦赞成改革，故推夙行西制而为那拉后所喜之张南皮入军机。首荐杨叔峤（锐），即为此计划之先导也。”【1】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写道：“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指陈三立——笔者）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陈文还谈到了他的祖父陈宝箴（时任湖南巡抚）和他的父亲陈三立聘梁启超来长沙主持时务学堂的具体情节。“丁丑春，余偶游故宫博物院，见清德宗所阅旧书中，有时务学堂章程一册，上有烛烬及油污之迹，盖崇陵乙夜披览之余所遗留者也。归寓举以奉告先君，先君因言聘新会至长沙主讲时务学堂本末。”【2】大致的经过是：黄遵宪向陈宝箴推荐康有为主持时务学堂，陈宝箴询问他儿子陈三立的意见，陈三立说曾见梁启超的文章，梁的论说似胜过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陈宝箴采纳了这一意见，遂聘梁来长沙主持时务学堂。这一情节说明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认真态度以及陈氏父子在湖南推行新政的积极作为，颇具史料价值。对戊戌变法中湖南新政的研究现已有一些，似可更加深入。

　　2.《杜鲁门回忆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军于1945年8月6日、9日向日本广岛、长崎先后各投了一颗原子弹。投掷原子弹，不是像某些西方史学家所说的那样，纯粹为了达到减少美军登陆日本本土后人员大量伤亡的军事目的，而是另有重要的政治目的。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中午（指1945年4月25日——笔者）我接见了陆军部长史汀生……他解释说，他觉得有必要跟我谈谈他的想法，关于原子弹在战争中造成的革命性的变化，以及这种武器对于我们的文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他告诉我，如果预期的结果得以实现，原子弹对于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贝尔纳斯早就告诉过我，这种武器威力极大，有可能毁灭整个城市，杀伤力达到空前的规模。他还说，他相信这种炸弹有可能使我们在战争结束时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陆军部长史汀生于7月16日早晨所发出的电报（内容为原子弹试验成功——笔者），使我获得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历史性消息。我们的绝对秘密和最为大胆的作战计划实现了。我们现在拥有一种战争武器，它不但能彻底扭转整个战局，而且能掉转历史和文明的方向。”【3】用原子弹影响美国与其他国家（主要是苏联）的关系，使美国在战争结束时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这就是美国投掷原子弹的政治目的。

　　3.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担任苏联各大报驻外记者多年，阅历丰富。根据现场观察，他对一些重要政治事件作了生动、具体的叙述，寓论断于叙事之中，颇具特色。例如，他对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法国的反应，有如下的回忆：“9月30日公布了《慕尼黑协定》。电灯又亮了，普通法国人有点得意忘形：他们以为自己胜利了。在大林荫道上的一个雾蒙蒙的黄昏，人们兴高采烈，这个景象使你感到恶心。人们互相祝贺。市政当局甚至将巴黎的一条街道命名为‘9月30日大街’。傍晚，我同普捷尔曼在蒙帕纳斯的‘库波尔’咖啡馆吃晚饭。我在前面提到，我的朋友普捷尔曼编辑了一个左倾的周刊《观察》。……我们坐着，刚发生的这件事使我们十分沮丧。然而邻桌的一些法国人却喝着香槟，设宴庆祝。一个邻座突然发现我们对碰杯、哈哈大笑和狂欢感到气愤，便问道：‘看来我们打扰了你们吧？’普捷尔曼回答说：‘不，先生，我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他们不作声了，然而过了几分钟，他们又兴高采烈地喧嚷起来。

　　我看见达拉第驱车经过爱丽舍田园大街。人们向他的汽车扔玫瑰花。达拉第面露笑容。……我在卡皮尤辛林荫道上看见一家电影院的屋顶上插着4面旗子，其中有一面德国的‘卐’字旗。报纸征集签名作为赠给‘调解人张伯伦’的礼物。阿尔萨斯的科尔马市有4条街道易名，其中之一被命名为‘阿道尔夫•希特勒大街’。”【4】张伯伦、达拉第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推行绥靖政策之所以得逞，原因之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英、法弥漫着和平主义气氛。看爱伦堡的上述回忆，可知法国人心厌战、宁可苟安一时的心理。

　　（二）涉及政治某一方面的，如贪污黑幕

　　贪污这一丑恶现象，历朝历代都有，但其具体情节则是从官方文件中很难详细看到或者根本看不到的。试看以下3例：

　　1.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作者张集馨，生于嘉庆五年（1800年），死于光绪四年（1878年），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生前写有自叙年谱，未取名，编者丁名楠根据这部年谱的特点，名之为《道咸宦海见闻录》。年谱的内容大部分是任外官时的经历，兹录其中有关外官“馈赠”京官与封疆大吏贪污二则如下。

　　清朝京官俸给微薄，据何刚德《客座偶谈》：正一品大学士，春秋二季每季俸一百八十两，一年三百六十两，每月合三十两，递减而已于七品翰林院，每季只四十五两，每月不及八两。但外官另有“养廉”，如边省督抚年支二万，其余大小省均在二万以下，一万以上，藩臬一万，知府三千，知县一千二百，等等。【5】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搜刮剥削的办法。外官为了“通声气”、“保位”、“求升擢”，必须把贪污所得的一部分用于“馈赠”京官。张集馨写道：“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是以外官以进京为畏途，而京官总以外官为封殖。余……陕西粮道出京留别，共费万七千余金。四川臬司出京留别，一万三四千金。贵州藩司出京，一万一千余金。调任河南藩司出京，一万二三千金。而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体，尚不在其内，应酬不可谓不厚矣。”【6】

　　《年谱》还披露了已被革职的前闽浙总督颜伯焘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回广东原籍，途经漳州的骇人听闻的情况。张时任福建汀漳龙道，亲见其过境排场如下：“前帅（按指已被革职的前闽浙总督颜伯焘——笔者）回粤，道经漳城。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随帅名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前帅过境，蒋令（指龙溪县令）实用去一万余金。”【7】每日六七百名扛夫抬运颜家的行李，可见他在任上贪污了多少东西。

　　2.《春游纪梦》、《续洪宪纪事诗补注》

　　作者张伯驹（1898～1982年），近世著名文化人物，其父张镇芳为袁世凯表弟，北洋系统重要人物之一。张伯驹世家子弟，亲历亲见亲闻中多有可备史料者，录其二则如下：

　　其一，《春游纪梦》有“挂名差使”一条。“挂名差使之风，入民国后更变本加厉。……张作霖为大元帅时，潘复任国务院总理兼财政总长，夏枝巢任次长代理部务。一日潘交一条子任某某两人为参事上行走，各月支薪三百元，乃潘复之两妾也。此事为枝巢对予言者。”潘复的贪污办法真是匪夷所思，他的姨太太竟然挂名财政部，变成了“参事”。【8】

　　其二，《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五。（诗略——笔者）“项城入军机，向庆亲王奕劻保荐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士骧性贪婪……时粤人蔡书堂任津海关道，缺最肥，士骧见蔡，每谩骂之。先父一日谓士骧曰：‘彼亦道员，何可如此对之？’士骧曰：‘老同年不知也，小骂则地毯皮货衣料来矣，大骂则金银器皿来矣，是以不可不骂。’……一日士骧谓先父曰：‘请老同年给你两个侄子弄个挂名差使，每人二百两银子，作其读书费用。’先父曰：‘须要起个名字，一叫“杨应享”，一叫“杨应得”可矣。’”【9】

　　3.《国民党军政部点验委员会的真相》

　　国民党各式各样的机构林立，有些机构的设立名义上是为了防止、纠正贪污，但实际上成立后又多了一架贪污机器，如军政部点验委员会。当时，国民党军队逃亡率大，缺额太多，有的部队实有人数不到编制1/3，层层吃空，兵力不足，没有作战能力。蒋介石为了充实自己的军事力量，作为反共反人民的本钱，采取点验部队的办法，成立了军政部点验委员会。方暾被任命为点验委员会委员兼第一组中将组长，负责点验川康的部队。方这一组，除他外，还有12个组员。方上任后，在成都住了半年，到部队去了两个月。“在点验过程中，知道他们部队的缺额多，发现昨天点过名的，今天又来顶替另一个部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马马虎虎过去，有的略微提一下，让他们知道对他们的照顾。”“川康部队点验完毕，半年的交通旅行费各自上了腰包，实际花费，全由地方负担。所谓点验，只是一个形式。各个组员的收入，超过了薪俸好多倍；我比组员还多些。离开成都时，邓锡侯写了一封信给何应钦，说我们‘廉洁奉公’。真是天晓得。”【10】

　　（三）一些回忆录载有经济方面的可用史料，例如：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

　　汪辉祖生于雍正八年（1730年），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汪起身寒素，周历宦、幕两途，阅历甚广。《梦痕录》由他口授，二子笔记成书，其中有宝贵经济史料，如谈洋钱：“余年四十岁以前，尚无番银之名，有商人自闽、粤携回者，号称洋钱，市中不甚行也。……番银又称洋银，名亦不一，曰双柱、曰倭婆、曰三工、曰四工、曰小洁、曰小花、曰大戳、曰烂版、曰苏版。价亦大有低昂。作伪滋起，甚至物所罕见辄以洋名。陶之铜胎者为洋瓷，髹之填金者为洋漆，松之鍼小本矮者为洋松，菊之瓣大色黑者为洋菊，以及洋罽洋锦洋绮洋布洋铜洋米之类不可偻指，其价皆视直省土产较昂，毋亦郑声乱雅之弊欤。”【11】录中指出“物所罕见辄以洋名”一点极重要。汪辉祖四十岁当乾隆三十五年，“洋风”已如此之盛，后来则变本加厉。笔者于20世纪40年代在北平读大学时，见到一些所谓的“洋货铺”，其实主要卖的是国货（质量较好、价较昂者），地道的洋货很少。

　　（四）一些回忆录，除经济史料外，还载有社会、文化方面的有用史料，例如：

　　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孟元老，北宋时人，南渡后追忆汴京昔年盛况，成《东京梦华录》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自都城坊市节序风俗，及当时典礼仪卫，靡不骇载。虽不过识小之流，而朝章国制颇错出其间。核其所记，与《宋志》颇有异同……皆可以互相考证，订史氏之讹舛。”其实，本书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可以与《宋志》互相考证，而在于所记“市井游观，岁时物货，民风俗尚”（赵师侠跋）那些所谓“识小”的地方，因其中含有珍贵的经济、社会、文化史料。例如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记：“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的情景。举行庙会，定期进行交易这一风俗一直沿习到后代。卷五“育子”条记：“生子百日置会，谓之‘百晬’。至来岁生日谓之‘周晬’，罗列盘盏于地，盛果木、饮食、官诰、笔砚、算秤等，经卷、针线，应用之物，观其所先拈者，以为征兆，谓之‘试晬’。此小儿之盛礼也。”【12】令小儿抓物，以测其前途，此一习俗后代亦有。

　　2.吴自牧：《梦粱录》

　　吴自牧，南宋人，缅怀临安往事，仿《东京梦华录》之体，作《梦粱录》。卷十八“物产”条记“谷之品”、“丝之品”、“货之品”、“菜之品”、“果之品”、“花之品”、“药之品”等，可知当时的物产。卷十九“社会”条，记当时的结社：“文士有西湖诗社”，“武士有射弓踏弩社”，“奉道者有灵宝会”，“奉佛者有上天竺寺光明会”，等等。【13】书中有关社会经济的记载，可供研究南宋社会经济史者参考。

　　至于《东京梦华录》的“京瓦艺伎”条、《梦粱录》的“小说讲经史”条，更是小说史研究者经常引用的文化史料。

　　乙、主要谈个人，旁及所处时代的回忆录

　　这类回忆录的作者主要谈他个人的事情，但也涉及他所处时代的种种情况。我们看这类回忆录，重点是了解作者个人，连带也可了解他“所处之世”。下举数例，并略加说明。

　　（一）司马迁：《太史公自序》

　　这篇“自序”主要说明作者与所撰《太史公书》（东汉以后称《史记》）的关系。近代西方人流行写自传、回忆录，而中国古代则有自序之作。司马迁撰《太史公书》百三十篇，最后一篇即《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在“自序”中首先说明了他的家世和学术继承关系。接着讲他秉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命修史的经过，特别是在遭“李陵之祸”，受到腐刑的奇耻大辱之后仍然继续修史的原因。他悲愤地想到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作“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他要以他们为榜样，把修史的工作继续下去。后世不少人在遭到冤屈后，都受到司马迁这段话的激励，忍辱以待完成自己的未竟之业。最后，他分别阐述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的撰写目标，它们是互相独立而又互相联系和补充的，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司马迁还对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一一予以扼要说明。总之，要了解《史记》一书，“自序”是必须精读的。

　　《太史公自序》开创了历史学家“自序”这一体例，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后，史家续有“自序”之类的写作。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一书中说：“自史公有自序一篇，而班孟坚、司马彪、华濞、沈约、魏收、李延寿之徒，各为叙传。……唐宋以来，设立官局，史非一人一家之书，故无序传之名矣。”【14】其实，史家之外，采用“自序”这一体例的作者还有不少，如王充《论衡》之有《自纪》等。近人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则写成了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类同自传，而不是一篇文章了。

　　（二）蔡元培：《自写年谱》

　　蔡元培一生没有写自传，只留下一本并不完整的《自写年谱》。1938年11月7日，他在复高平叔函中说：“自传因头绪颇繁，不适于旅行中之准备，（参考书既不完全，工作亦时时中辍），故照年谱体写之，现已得三万言左右（写成时至少五万言）。……若欲弟别撰一篇较短之自传，则又提不起精神来。鄙意，‘文存’本为集体，冠首之传，亦不妨用集体式。”【15】蔡的《自写年谱》于1936年2月14日动笔，1940年2月停笔，从家世写起到1921年，始终没有写完。尽管如此，这本未完成的《自写年谱》仍是我们了解这位大教育家的一份重要史料。

　　《自写年谱》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16】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就任前，多数友人劝他不可就职，因北大太腐败，整顿不成，反自毁声名；也有少数人劝驾，谓不妨一试。蔡上任后，经过几年的整顿，终于把北京大学由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一座崭新的、全国最先进的大学。蔡元培写道：“北京大学，在清季本名京师大学堂，分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的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照被反对；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助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之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17】

　　教学上的整顿，自文科始。“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18】继文科之后，蔡元培又整顿了理科和法科。

　　蔡元培任校长期间，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他在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建树。他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按引文中的这一段与1937年12月发表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的内容完全相同）【19】蔡元培这些重要办学思想，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

　　胡适一贯提倡写传记，但他自己始终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全面的自传，只留下了《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尽管如此，《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仍然是了解胡适其人的重要史料。

　　胡适把他头四十年的生活，分作三个阶段：留学以前为一段，留学的7年（1910～1917年）为一段，归国以后（1917～1931年）为一段。他本想一气写成，但后来只写了第一阶段的六章。《四十自述》中《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一篇，是用小说体裁写的，其他部分的体例仍然是谨严的历史叙述。《四十自述》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来。

　　第一点，严复译《天演论》和梁启超文章对胡适的影响。《自述》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当时，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胡适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后来他请他二哥给他起一个表字，他二哥提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胡适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严复译《天演论》出版以后，风靡一时，影响很大，从胡适的起名又得一例证。【20】

　　胡适还谈到了梁启超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胡适说，梁启超的《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他影响最大。那个时代读《新民说》“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21】

　　第二点值得提出来的是，《四十自述》中有一处大胆地暴露胡适年轻时的荒唐行为。他说，从新公学出来后，“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天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22】他还写道，在一个晚上，他和一些人先在一家“堂子”里喝酒，喝得不少，出来又到一家去“打茶围”。结果大醉，到第二天天明时才醒过来，发觉自己睡在巡捕房的地板上。他被罚款5元，作为夜间打伤一个巡捕的养伤费。“我忍不住叹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思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23】胡适《四十自述》写于1932年。当时，胡适已经“名满天下”，仍不讳言自己年青时的丑行，是很不容易的。

　　《胡适口述自传》是唐德刚根据胡适口述回忆16次录音的英文稿和唐德刚保存并经过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的。胡适阅历丰富，交游广泛，对政治亦有浓厚兴趣，但这本口述自传基本上谈学术，是一本“辞简意赅、夫子自道的‘胡适学案’”，“不失为别开生面、自成一体的‘学术’性的自传”。【24】

　　唐德刚在《写在书前的译后感》中说：“它的内容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材料”；“它反映出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出入——说胡适的思想前后一致也好，说胡适没有进步也好”。【25】例如，《自传》第七章“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与1934年1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1卷第1期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二者在内容上基本一样，以致唐德刚劝胡适“不要再把‘逼上梁山’那套陈锅耙烂豆腐翻成英文了”。【26】但胡适一仍其旧，没有采纳唐的建议。正是由于唐德刚说的这两点，我们反倒看出胡适在学术文化方面始终坚持的是哪些内容。总之，要了解作为学者的胡适，《四十自述》与《胡适口述自传》是必读的。

　　（四）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

　　杨树达（1885～1956年）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的回忆录主要谈读书、研究心得以及与学界人士的来往，很少涉及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况。回忆录记述了大量的治学过程和心得，除具体问题外，还有一些谈论治学方法的原则性意见。例如：“余恒谓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27】又如，在获悉老友沈兼士逝世后，联想到文字学的研究，写道：“国人于文字学多逃难，偏治音韵，而兼士独治义诂。治义者海内止余与兼士二人。”挽之云：“治学耻逃难，独精义诂；著书方在道，遽哭先生。”【28】强调“义诂”的重要性，不要偏重音韵。

　　杨树达很自负，但也很坦率，不讳言这一点。1952年7月19日，记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今日，群众意见书来，凡六条，内容为自高自大，轻视他人，专家学者思想包袱极重，强调业务学习，喜爱奉承。皆切中余病。”【29】从回忆录中，多处可见他的自高自大，如1952年10月9日记：“学校评薪，最高者为第六级（七百六十分）。除五院长外，教授评此级者十人，余居其一。公布后，群众对九教授皆有微辞，而于余独谓应再加一级。此群众对余之阿好也。……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30】对与他同辈也搞文字学的、负重名的黄侃，杨多有微辞。对比他年轻几岁在当时学术思想界有很大影响的胡适，杨也看不起。1939年7月12日：“撰《温故知新说》，温故不能知新者谓黄侃；不温故而求知新者，谓胡适也。”【31】但杨并非一味地自高自大，如称赞王国维：“阅王静安《殷先公先王考》。读书之密如此，可谓入化境矣。”【32】又如称赞余嘉锡：“季豫目录考证之学不唯吾乡前辈所无，亦中国向来所未有也。”【33】这些都体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服善的一面。许多大学者其实都有两面：高傲的一面与谦虚的一面。黄侃极骄傲，常常骂人，但竟拜比他略长两岁的刘师培为师，二人原先是朋友关系。

　　（五）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钱基博：《自我检讨书》（1952）

　　20世纪50年代，中国有一场思想改造运动。在大学里，教授们都要做自我检查，并听取群众意见。不少人在检查中免不了要说些过头的话，从严批判自己，纵使内心并不认为有那么严重。但也有极少数人基本上不做违心之论，如吕思勉和钱基博。他们的检查别具一格，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吕思勉（1884～1957年），把检查写成了学术自述，从小时候写起直到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他列举了所著的15本书，一一予以评价，如说《秦汉史》：“此书自问，叙西汉人主张改革，直至新莽；及汉武帝之尊崇儒术，为不改革社会制度而转入观念论之开端；儒术之兴之真相；秦汉时物价及其时富人及工资之数；选举、刑法、宗教各章节均有特色。”又评《理学纲要》：“近人论理学之作，语多隔膜，此书自谓能得其真。唯只及哲学，未及理学之政治社会方面为缺点”，等等。他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有一个相当高的总估计：“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巳论稿》，今自检点，于顾先生殊愧望尘，于余家差可肩随耳。”检讨的部分很少，只在结尾处说：“马列主义，愧未深求。近与附中李永圻君谈及。李君云：学马列主义，当分三部分：①哲学，②经济，③社会主义。近人多侈谈其③，而于①②根柢太浅，此言适中予病，当努力补修。”【34】

　　华中大学教授钱基博的检查与吕思勉相比，还要更特别一点。钱的检查非常长，好像在写小传，而且很多处都在表扬自己，而不是检查。有些说法，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可算十分大胆，如说：“新社会何必不与旧道德一致！”“我的思想，和胡适思想不相容；而毛泽东思想中，未必不容许存在！”“我认为社会主义，须看作民族文化之复活；而后社会主义，乃在中国深根不拔。”等等。当检讨到个人主义时，他说：“‘个人主义’，是跟着西洋资本主义，一同侵袭到中国，我本不赞成，我并没有放纵我的私生活；不过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行为，虽然尽力避免，而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观念，并未根除净尽；这是由于我生物本能的冲动，没有理由藉口污蔑民族文化。”承认有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观念，而行为上则尽力避免。在“足后语”中，还有一段检查：“此外尚有一件事：自问亲美崇美思想，并非十分严重；然而对于苏联友好情绪亦不浓厚；中苏协会证书，未签署加入。”【35】

　　在当时大量的严厉批判自己的检查书中，吕、钱的两份可算是十分特殊。于此再一次证明：在历史现象中，有一般，也有特殊。治史者如能兼及二者，就不会犯片面的毛病了。

　　（六）季羡林：《留德十年》

　　有的回忆录集中一段时间，如季羡林的《留德十年》。作者生动记录了他1935～1945年留学德国的经历，其中讲到德国教授献身教育、科学事业的精神，感人至深。

　　季羡林回忆了他学习吐火罗语的经过。“他老人家（指德国哥廷根大学老教授西克）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戏统统传给我。他早已越过古稀之年。难道他不知道教书的辛苦吗？难道他不知道在家里颐养天年会更舒服吗？但又为什么这样自找苦吃呢？我猜想，除了个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让印度学和吐火罗学在中国生根开花。”“总之，西克教授提出了要教我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他也不留给我任何考虑的余地。他提出了意见，立刻安排时间，马上就要上课。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季羡林深受感动，刻苦学习，“学习的兴趣日益浓烈，每周两次上课，我不但不认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36】

　　《留德十年》还谈到了哥廷根在遭到盟军飞机轰炸时，德国一位教授的表现。在一次轰炸后，“万没有想到，我在此时竟碰到一件怪事。我正在哗啦声中，沿街前进，走到兵营操场附近，从远处看到一个老头，弯腰屈背，仔细看什么。他手里没有拿着笤帚之类的东西，不像是扫玻璃的。走到跟前，我才认清，原来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教授。……他告诉我，他正在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的。他嘴里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我陡然一惊，立刻又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我还能说些什么呢？”【37】从季羡林所讲述的这两位德国老教授的极端敬业精神，我们可以看出德国教育、科学事业的发达和居于世界前列，是有其必然性的。

　　《留德十年》揭露了一批“衙内”留学生的丑恶行径。当时到欧美留学，号称“镀金”，回国后可找到待遇优厚的工作。“所以有条件的中国青年趋之若鹜。这样的机会，大官儿们和大财主们，是决不会放过的，他们纷纷把子女派来，反正老子有的是民脂民膏，不会供不起纨绔子弟们挥霍浪费。”当时国民党大官的子女或亲属几乎都聚集在柏林，“因为这里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既不用上学听课，也用不着说德国话。有一部分留学生，只需要四句简单的德语，就能够供几年之用。早晨起来，见到房东，说一声‘早安！’就甩手离家，到一个中国饭馆里，洗脸，吃早点，然后打上几圈麻将，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午饭后，相约出游。晚饭时回到饭馆。深夜回家，见到房东，说一声‘晚安’，一天就过去了。再学上一句‘谢谢！’加上一句‘再见！’语言之功毕矣。我不能说这种人很多，但确实是有”。【38】这样的留学现象，其实不仅限于20世纪30年代，很值得深思。

　　（七）韦君宜：《思痛录》

　　上面讲了几位文人学者的回忆录。下面再介绍另一种类型，即革命干部的回忆录。

　　韦君宜是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1949年后曾任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等职。1986年在患重病后，还写出了回忆录《思痛录》，结合自己的一生，总结历史教训，感人至深。韦君宜的回忆录主要讲事实，而把更多的理性分析留给后人。她说：“我写这本书是讲我自己的事”，“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39】作者虽然不多作分析，但书中的大量事实和具体情节自然会使读者受到启发。

　　关于“大跃进”，许多文章、著作都讲到了生产“大跃进”，其实“大跃进”是包罗各个方面的。韦君宜当时下放在怀来。她的回忆录生动地描绘了“诗歌运动”的情景：“我们身为下放干部，就得负责给人家改诗，还得自己做诗，我坐在那里，一会见一首，真正是顺口溜，从嘴角顺口就溜出来了。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七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诗歌泛滥成灾。……后来这一场诗歌运动越闹越大。闹得在火车站上每个旅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乡提出评比条件。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挑战竞赛。最后，张家口专区竟出现了一位‘万首诗歌个人’，或曰‘万首诗歌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里就写出了一万首诗！……说文艺可以祸国殃民，我们常不服气。而像这样办文艺，真可谓祸国殃民，谁也不能说是假的。”“难道我们自己就高明一些吗？我还得说，一点也不。……文联下放干部在怀来几天办了个‘文艺大学’。我们就在三天之内创办了一张报纸《怀来报》。抓两个下放干部来，坐下就写，写了往一起凑，报纸出刊了，报社也成立了。”【40】

　　《思痛录》写杨述（作者的丈夫）的一生，令人倍感沉痛。韦君宜写道：“这是个老实忠厚人，有时简直老实到迂呆的程度，无论对党和对朋友。但是，他却在‘三家村’被点名之后，立即作为‘三家村’干将被登报在全国点了名，所受的残酷折磨和精神压迫，到了‘逼得石头要说话’的地步，这真是个人间悲剧。”作者回忆了杨述在三年困难时期的表现：“三年困难中间，他自己吃着咸菜，眼看老百姓饿得腿都浮肿了，多少人在发牢骚，在谈从农村里来的坏消息，他可是从来不谈。不论是对家里的保姆、孩子，还是对农村来的我下放时期交的农民朋友，都是一本正经地跟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要熬过困难，要相信党。人前人后，从无二话，以至有的亲戚开玩笑说他真正是个‘彻底的宣传家’，不择对象地进行宣传。”作者说：“反正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所谓‘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老老实实，不愧为‘驯服工具’。……我怎么也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中会把这样一个人当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来打，而且打得那么惨。”韦君宜还回顾了打倒“四人帮”以后，杨述渴望改正错误结论、恢复工作的情景，读来令人心酸：“他本来可以马上回来工作了，那时候精神体力都还过得去。但是还不行。多年的冤假错案积压如山，他的问题由于是过去的‘中央’画过圈的，别人无权去动，就又拖了两年。这两年才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四人帮’统治时得下的心血管病转化成了脑血管病——脑血栓。这个病是最忌气恼忧烦的，可是一些同难难友陆续得到解放了，只有他还是挂着，老是挂着。他心急得要死。他万万想不到‘四人帮’已经垮了，却还不能把他们定的‘案’完全否定。这可超出他的思想所能承受的程度。……他终于像蜡烛一样，燃烧尽了。到1978年11月，才好不容易算得到了结论——整整12年，受了无法言说的折磨虐待，组织上也花了重大的人力财力，所得的结果是一句：‘维持原有结论。’”“杨述为了这一句话，把自己的生命赔了进去。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反复发作，脑子已经不好用，步履也艰难了。这时即使想再叫他工作，他也已不能再工作了。就这样，他终于抵挡不住死神的召唤。”【41】

　　（八）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

　　曾志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一位几乎经历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她在晚年抱着重病口述了一生的战斗经历，完成了一部五十万字的自传。曾志说：她之所以要写回忆录，“因为我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和义务，抓紧时间把我从呱呱坠地开始的这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尽自己的记忆如实地记述下来，付梓刊行，写给后人。藉以缅怀先烈，鞭策自己，激励来者”。【42】

　　曾志的《回忆实录》真切动人，质朴无华，但读者自然能从她和她战友的战斗事迹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书中有许多生动、具体的情节，这些是从正式文件中很难看到的，它们大大充实了历史的内容，为后之治史者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例如，关于井冈山时期有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曾志写道：“井冈山上所有的群众都被动员起来了。我们留守处也不分男女老幼，就连已有七个月身孕的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一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我们连夜到山上砍竹子，将竹子削成两头尖尖的竹签，在火上烤一下再放到尿里泡一泡，这样的竹签又硬又利。我们在敌人上山必经的地方插满了一层层的竹签，并在插满竹签地段的前边，挖了很多壕沟。”“（1928年）8月30日，当敌军向黄洋界哨口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我们就用早已准备好的朱军长在湖南打许克祥时缴获来的那两门炮和我们自制的‘松树炮’狠狠地还击敌人。所谓的‘松树炮’，就是将松树干挖个窟窿，里面放进黑炸药，还有破碎的铁片、碗片、玻璃等东西，然后用铁丝箍紧，用的时候，将火药从后面一点，铁片、碗片一股脑儿全发射出去，也可以打半里路那么远。……敌人连续进攻了几次都没能成功，最后丢下了一个县长、一个团长和无数的尸体，狼狈地连夜逃回了老巢。”【43】毛泽东那首有名的词《西江月•井冈山》写的就是这一次黄洋界保卫战。

　　《回忆实录》谈到了1929年曾志与毛泽东发生的一次争执，争执的是一个小问题，但反映了党的领袖的历史地位的变化这样一个大问题，很值得深思。曾志写道，1929年11月中旬的一天，陈毅到上杭苏家坡，接毛泽东回红四军。毛泽东准备回部队，但这时贺子珍已怀孕六个月，不便随军。毛泽东临出发前，找到曾志交代：“我要带队伍去江西，贺子珍怀孕了，无法随我走，她留下来，由你负责照顾她。”“我以为照顾，就是让我离开工作，专门去护理贺子珍，不由得火了：‘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时间伺候她生孩子！’毛委员也生气了，大声说：‘就是要你照顾！’‘就是不照顾！’我也大声地回顶。‘一定要你照顾！’毛委员坚持道。我说：‘我是党的干部，我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哪能整天去护理她呢？’毛委员知道我理解错了他的意思，就缓和下来：‘让你照顾她，又不是让你一天到晚去护理她，不过是要你关心些罢了！’”曾志这时发现自己误解了毛泽东的话，“顿感赧颜”，表示一定会照顾好贺子珍。一场争执顿时消解。“在那时，我们年轻人虽然崇敬毛委员，但却并不惧怕他，那时他是有血有肉的人，还没有变为神，所以我敢妄为与毛委员吵架！”【44】

　　当领袖有血有肉、没有变为神的时候，他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深入实际，故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能及时改正。当领袖变为神后，他就脱离了群众，不可避免地要犯独断专行的错误，并很难改正。

　　《回忆实录》还写到了曾志为了给党筹措经费，卖掉儿子的情节，令人读来倍感沉痛。1931年曾志生下第二个儿子，“孩子满月后，逢人便笑，十分听话，人见人爱”。1932年，曾志回到厦门，原打算稍做停留后，顺便把儿子送回老家。时任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的王海萍找出种种理由劝说曾志不要回家，但曾志坚持要送，最后王海萍终于吐露了真情。原来厦门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曾志刚生了孩子，便作出组织决定，把孩子“送”（实际是卖）给了一个姓叶的人，预收了一百块大洋，而且已用得差不多了，所以非送不可。曾志说：“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45】

　　二、回忆录的缺陷和局限性

　　（1）事后追忆以前的事情，特别是年代久远之后，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

　　有些错误，以常情度之，本来是不应发生的，但居然出现了。陈垣在《汪容甫〈述学〉年月日多误》一文中写道：“其《先母灵表》云：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辛丑朔卒。按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丙寅朔，非辛丑。语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文为汪君所手定，何舛误至此？”【46】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余又因锡予获交于陈寅恪。锡予、寅恪乃出国留学前清华同学。”【47】陈寅恪未在国内读过大学。汤用彤曾就读于清华学堂，1917年毕业，1918年赴美国留学。

　　何兹全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的自传中，把史念海列入清华、师大、燕京的一员。史念海是辅仁大学毕业的，与上述三校无关。何又把杨联陞说成燕京大学出身的，实际上杨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48】何与史、杨都是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大学生。何出身北大；史，辅仁；杨，清华。按道理本不应发生上述错误。

　　启功与柴德赓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共事多年，彼此熟悉，但启功在《启功口述历史》中谈到柴德赓时，竟错误地说，柴被一些人“排挤出辅仁，到吴江大学（后改为苏州师范学院）去任历史系主任”。其实，柴不是被“排挤出辅仁”，而是被排挤出北京师范大学，柴离开北京赴苏州上任前，那时辅仁大学已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了。又，“吴江大学”应作“东吴大学”；“苏州师范学院”应作“江苏师范学院”。【49】

　　总之，回忆录之类不可能是对回忆对象的丝毫不差的再现，错误是常常发生的。

　　（2）回忆录总是经过筛选的，残缺不全的。后来回忆的东西，只可能是作者当年经历的一部分，有些被记住了，有些被遗忘了。记住的东西，未必都是重要的；而被遗忘的东西，也可能是重要的。记住什么，遗忘什么，情况十分复杂，因人而异。

　　爱伦堡说：“记忆力通常是保存了一些东西，而放过了另一些东西。我对童年时代、少年时代某些场景的细节至今记忆犹新，虽然它们绝不是什么最重要的东西；我记得某些人，但把另一些人忘得干干净净。记忆力像是汽车的前灯，在黑夜里，它们忽而照亮一棵树，忽而照亮一个岗棚，忽而又照亮了一个人。人们，特别是作家们，在他们合乎逻辑地、详尽地叙述自己生平的时候，经常用臆度揣测来填补空白，使人难以辨别，他的真实回忆在哪儿结束，虚构的小说又从哪儿开始。”【50】

　　有些人对有些事一直记得很清楚，但不肯写出来，因为怕对自己不利。至今，有关“反右”、“文革”等运动中被迫害者写的回忆录发表了不少，但很少见有人写自己如何迫害别人的回忆录。钱钟书在为杨绛《干校六记》一书所写的“小引”里说，杨还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钱说，在这次运动里（指在干校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笔者），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一类是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他们可写“记屈”或“记愤”。第二类是一般群众，回忆时大都得写“记愧”，愧的是没看清“假案”、“错案”，或者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无胆气出头抗议，如他自己。还有第三类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51】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重要政治人物的回忆录的内容却十分贫乏。当我们翻开他们的回忆录，想看看他们对亲自参与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是如何叙述的时候，却只字不见。例如，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任英国首相时，他的内阁有“四巨头”。张本人外，其他三巨头是哈里法克斯、西门和霍尔。张未写回忆录或自传，但留下了大量信件（致其妹的信件一大批，内容多涉及政治，少及家事）和日记。哈里法克斯、西门的回忆录，内容贫乏，与他们的政治地位很不相称。只有霍尔的回忆录《动乱的九年》还算内容丰富，有一读的价值。哈里法克斯、西门对许多重大事件避而不谈，不是由于忘了，而是他们有意把“内幕”封锁起来，以免对自己、对自己的政党不利。总之，我们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在某人的回忆录里大概一定能找到与他有密切关系的重要资料。事实是：可能找到，但也可能令我们大失所望地找不到。

　　有人认为，他在回忆录里所写的内容就是最真实、最能反映他本质的。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52】卢梭在《忏悔录》中说：“我的《忏悔录》的本旨，就是要正确地反映我一生的种种境遇，那时的内心状况。我向读者许诺的正是我心灵的历史，为了忠实地写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记录，我只要像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诉诸我的内心就成了。”【53】从这类回忆录，发现事实方面的错误，并不奇怪，因为作者本人就不强调事实方面的准确。看这类回忆录，重点要放在作者的精神世界方面，而这也正是他们要读者注意的地方。

　　（3）回忆录不单是对过去的追忆，也掺杂了现在（即写回忆录时）的看法、思想和感情，既有过去的成分，也有现在的成分，不可认为作者回忆的纯粹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梁启超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54】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也说：“子馨此书，叙戊戌政变，多取材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变记。此记先生作于感情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55】

　　又如，许多老年人所回忆的年青时代的“美好时光”，未必就都那样“美好”。由于怀旧思想作祟，便觉得今不如昔了。以“吃”为例，许多老年人回忆年青时吃过的东西，常常说现在再也没有那样美味之类的话。我见到不少写1949年前燕京大学校东门一家小馆“常三”的文章，王世襄就写过一篇充满感情的《许地山饼与常三小馆》【56】，盛赞这家小馆的“烹虾段”、“软炸里脊”等菜，甚至连常四（常三之弟）叫喊的“来一卖软炸里脊，糖醋烹”都记得清清楚楚。当年的美味不复存在，大致有几种情况。一是那样的“美味”确实现在没有了，原因是厨师的技术不如以前，再加上原材料不如以前了。二是年青时较穷，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偶尔吃到，便记忆深刻。后来见世面多了，便失去了当年那种新鲜感。三是人到老年，味觉大差，消化能力也大不如前，无论吃什么好东西也不觉得“香”了，并非今天的菜就都不如过去。

　　回忆，不可能全是单纯的叙述，必然还有一些对既往的诠释。诠释的部分就更含有现在的成分。

　　（4）回忆录有相当强的主观性。回忆录既然是个人性质的，主观性就必然存在。了解这一点，不仅不妨碍我们使用回忆录，反而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利用回忆录。

　　何兆武说：“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而个人的回忆录恰恰相反，它所依据的全然是个人主观印象和感受，否则就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他还说：“你必须尽量使每个人都忠实地回忆，才能尽可能地得出真相。”【57】这些话说得有相当道理。我们看回忆录，看的就是作者这个人对既往的印象和感受，至于他的看法是否正确，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人写回忆录，大量参考过去文献，这样做有利也有弊。有利处在于可以纠正记忆中关于事实部分的错误，如时间、人物、地点，等等。弊处在于阅读过去的文献如果太多，不知不觉间就会把研讨文献的结果当做回忆来写，这样的回忆录便失去了它的本性，反倒削弱了它的价值。何兆武在《上学记》里对西南联大的几位老师写下了他的印象，也有评价。印象是否准确，评价是否恰当，是另外一个问题。何兆武坦率地写出来了，这样的回忆就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供参考。

　　（5）一些回忆录有扬己贬人的缺点。“己”、“人”不仅是个体，也包括己方和对方的党派、团体、民族、国家，等等。这类的例子很多。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不仅是为他个人树碑立传，也大肆吹嘘英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该书的第二卷的标题是“光辉的时刻”，从1940年5月法兰西之战写起，到1940年底英国在埃及打败意大利军队。他给第二卷定的主题是“英国人民怎样单独坚守堡垒直至过去半盲的人们作好一半的准备”（How the British people held the fort alone till those who hitherto had been half blind were half ready）。第二卷下部的标题是“单独作战”（Alone）。【58】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自吹自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1940年6月法国虽已战败，苏、美尚未参战，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只有英国单独作战。中国人民早自1937年就已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了，难道中国抗日战争不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吗？丘吉尔为什么视而不见呢？不仅如此，那时英、法正在西方对德、意实行绥靖政策，在东方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美国则向日本输出钢铁、石油等重要军事物资。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日本的侵华战争。

　　有的人为了抬高自己，竟歪曲事实，把别人的著作攘为己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一部目录学名著，但曾经流传不是他自著的，而是缪荃孙代撰的。造成这种流传的起因，是《艺风年谱》（按系缪自订——笔者）光绪元年条云：“八月，执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受业，命撰书目答问四卷。”（按年谱发表时张已去世——笔者）自言《答问》出自其手。陈垣在《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59】一文中，有力地驳斥了缪“代撰”的说法。陈文指出，光绪三十四年缪荃孙自己曾说同治甲戌南皮师相督学四川时著《书目答问》，他“随同助理”（按此时张尚在世——笔者）。陈垣还得到光绪二年张之洞致王懿荣手扎，内称在蜀刊《书目答问》，意在开扩生童见闻，寄上一本请王补正，并请王转交缪小珊（荃孙字）一本，“属其订正”。可见，缪于《答问》一书，只起过“助理”、“订正”的作用，而非“代撰”。

　　利用回忆录，贬低、打击别人的事，也是常有的。例如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谈到1960年他同肯尼迪竞选总统的事，写道：“1960年选举是有大量舞弊行为，得克萨斯和伊利诺斯是舞弊最严重同时也是搞得最明目张胆的两个例子。比如，得克萨斯有个县，登记投票的只有4895人，计出的选票居然有6138张。”他还写道：“肯尼迪的竞选组织干起丑事来，有其独特的流氓味，它可以若无其事大模大样地干，使得多少政客甘拜下风，还使得多少好议人非的记者自叹弗如。”【60】但是，尼克松本人的政治操守又如何呢？后来的“水门事件”不也说明他“使得多少政客甘拜下风”吗？

　　回忆录虽然有上述种种缺陷和局限性，但不可全盘否定。钱钟书在1979年9月致黄裳的信中说：“弟此番在美，睹博士论文及拙作译本小传，语多不经。一作者自加拿大来见，问之，则云曾至港台，遍访弟师友，采撷轶闻，弟乃知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钱钟书还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当然，‘脱空经’（指虚诳、撒谎——笔者）的花样繁多，不仅是许多抒情诗文，譬如有些忏悔录、回忆录、游记甚至于国史，也可以归入这个范畴。”【61】这些话是极而言之。对回忆录之类的作品，全信不可；全不信亦不可，无论如何其中还是有不少东西可作为史料使用的。

　　总之，我们应当使用官私多种类型的史料，互相参照比较，进行分析综合，庶几可以接近历史的真相。

注释：

【1】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81～182页。

【2】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48～149页。

【3】《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三联书店，1974，第80、352～353页。

【4】〔苏〕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中），冯南江、秦顺新译，海南出版社，1999，第438～439页。

【5】参见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第270～271页。

【7】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第65、67页。

【8】张伯驹：《春游纪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74～75页。

【9】张伯驹：《春游纪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73页。

【10】方暾：《国民党军政部点验委员会的真相》，载1998年12月9日《人民政协报》第4版。

【11】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12】孟元老（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上），中华书局，2006，第288～289页；同书（下），第503～504页。

【13】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第162～172、181～182页。

【14】钱大昕：《钱大昕全集》（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109页。

【15】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9，第230页。按：现已出版的《蔡元培自述》、《子民自述》等，都是利用蔡的《自述年谱》，再加上其他一些文章、讲演合成的。

【16】按：蔡元培在《自写年谱》手稿第一册的末页，附有《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是为撰写《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所列的要项。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即见于此要项中。此文前记蔡元培34岁事，此文后记蔡54岁事，中缺。

【17】《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18～319页。

【18】《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18～319页。

【19】《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19～320页。

【20】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第46～47页。

【21】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第47～48页。

【22】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第74～75页。

【23】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第78页。

【24】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第5、1页。

【25】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第1页。

【26】《胡适口述自传》，第172页。

【27】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29页。

【28】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60页。

【29】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347页。

【30】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352页。

【31】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52页。

【32】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69页。

【33】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19页。

【34】吕思勉：《为学十六法》，中华书局，2007，第198～205页。

【35】钱基博：《自我检讨书》（1952），载《天涯》2003年第1期，第65～78页。

【36】季羡林：《留德十年》，东方出版社，1992，第96～98页。

【37】季羡林：《留德十年》，东方出版社，1992，第76页。

【38】季羡林：《留德十年》，东方出版社，1992，第38页。

【39】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第1、4页。

【40】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第65～66页。

【41】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第117、121～122、132～133页。

【42】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2页。

【43】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74～75页。

【44】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00～101页。

【45】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24～125页。

【46】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三联书店，2007，第99页。

【47】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第180页。

【48】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59页。

【49】《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15页。

【50】〔苏〕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上），冯南江、秦顺新译，海南出版社，1999，第5～6页。

【51】见杨绛《干校六记》，三联书店，2010，第1～3页。

【5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第364页。

【53】卢梭：《忏悔录》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344～345页。

【5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第110页。

【55】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48页。

【56】王世襄：《忆往谈趣》，三联书店，2010，第141～144页。

【57】何兆武：《上学记》（修订版），三联书店，2008，第3～5页。

【58】〔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卷上部、第二卷下部，商务印书馆，1975。

【59】陈垣：《陈垣全集》第七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528～531页。

【60】〔美〕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第290～291页。

【61】钱钟书：《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第417、330页。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8-22 15:16:53

2月6日，考古工作人员向媒体展示出土的唐代“鹦鹉衔绶带铜镜”。

　　新华网上海2月7日电（记者孙丽萍）上海文物局和上海博物馆6日公布重大考古发现。位于现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青龙村的“青龙镇遗址”近期出土了近2000件唐宋时期文物。上海考古学界认为，此次考古发现将上海作为兴盛繁荣的对外贸易港口的历史从近代推进到至少唐代。

　　据介绍，2010年，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青龙镇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唐宋建筑基址、瓷片堆积及几百件陶瓷器。

　　2012年10月以来，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唐宋房屋基址、水井、灰坑、铸造作坊、砖砌炉灶等建筑遗迹，出土铜、铁、木、陶瓷器等近2000件，发掘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果。

　　正是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大量唐宋元时期的瓷器、银、铜、铁、木器等文物得以出土，填补了上海考古的薄弱环节。此次出土文物中以瓷器数量最大，占90%以上。瓷器以越窑、长沙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等南方窑口为主，另有少量北方窑口的瓷器。

　　“数量如此众多的瓷器出土，说明上海当时的对外贸易相当兴盛。”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举例说，其中一件出土瓷碗上有独特花瓣纹饰，在中国考古发现的瓷器中绝无仅有，却与此前在印度尼西亚一处沉船中发现的瓷器花纹相似，这说明上海在当时或已成为输送外销瓷器的贸易港。

　　上海考古学界指出，大量来自越窑、长沙窑的碗、钵、罐、壶等日常生活用瓷，在上海被集中发现，这既是唐代青龙镇繁盛的真实写照，也证明了青龙镇作为上海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的兴盛。

　　此次考古发现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一处范围较大、使用时间较长的唐代铸造作坊遗迹和一口工艺精湛的唐代水井。

　　考古人员发现，唐代铸造作坊分布在方圆60米的范围内，其中有4座排列有序的火炉，周围堆积着大量的红烧土铸造残渣，残渣内包含有较多的陶范残块、炉渣等，最厚处有80厘米。上博考古部主任宋建指出，该遗迹可能为铸铁作坊，为上海地区首次发现。

　　同时发现的一口唐代水井时代较晚，但工艺十分考究，被考古学者誉为“艺术品”。这口古井呈圆形，井深4.38米，井壁用小青砖斗砖竖砌，磨砖对缝，显得十分精美。更为难得的是，考古人员在井中发现了唐鹦鹉衔绶带铜镜、铁釜、铁提梁鼎、铁钩、银发簪、青釉瓷罐、木雕残片等大量器物。

　　宋建认为，这口唐代古井内出土的3面铜镜，大小、纹饰基本相同，加之井的深度和精湛的工艺，说明这些铜镜很可能就出自本地作坊的铸造，“但这一点尚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证实”。

　　“青龙镇遗址二次发掘的成果，对于挖掘上海历史与文化的渊源、探寻城市的文化源头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关于唐宋时期上海的未解之谜还有待解开。”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认为，对青龙镇遗址的考古发掘至少将持续数十年时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上海可望在这里建成第一座考古遗址公园。（完）

文章来源：转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