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间，21世纪的第12个年头将被我们悄然抛在身后。一句墨西哥谚语说：“别走太快，你会丢掉灵魂。”它仿佛在提醒我，该停下脚步回望一下刚刚走过的路，审视一下匆忙中来不及打量的自我了。也许，此番回望和省思，可以让我调整失谐的节奏，在今后的日子里更加留意自己的内心世界。

　　十年回望，可以捕获的仍然是我的读书生活以及它的延伸。一个读书人，心系书籍和思辨的世界，有志于学与思，这里有他不移的志趣，可以身心投入的唯此唯大的家园。在社会的诸领域中，这里最适宜他的发展，他的能力和兴趣都指向这个领域。仔细盘点这十年来我个人生活的变化，这一点应该是最为明显的，即我作为读书人的角色意识更加清晰而坚定。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心态渐渐平和与超然，对于官场和商场的荣耀繁华，并不心生艳羡，因为那个领域不属于我，我没有介入其中并崭露头角的禀赋和才能。守持自己的兴趣，找准自己的位置，认清自己能够胜任的角色，当下的我将此视为人生最关键的事情。所以，十年磨一剑也好，面壁十年也罢，最可贵的在于恒久不变的坚持和守护。为着某种认可的信念和志趣珍分惜秒地工作，使渺小的生命显示其应有的价值，在我看来，确然是一种有尊严的活法。这是我近十年间不断得到确认的生活态度。

　　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难以描述的巨变，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延续，人们的旧有观念和做法受到了冲击，知识的更新速度与传播方式发生的变化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细细思忖，在此期间，我的观念在不经意间也发生了某种转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一位大学好友的治学经历：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他都被某种思维惯性驱使，而突然有一天他灵光乍现，开始怀疑过往的做法，于是他进入了自我反思的阶段，一改往昔只读一类书籍的习惯，广涉各种社会科学知识——可惜的是，后来他又回到了原点，更加坚信自己昔日的观念、主张，始终没能突破那种僵化的思维模式。

　　我依稀记得当时我们彼此的约定，提醒对方不时进行此类反思。也许是始于那个时期，我的读书与治学开始发生了一种迥异于往昔的转向，毅然摒弃往昔那种唯我独尊的思维定式，以开放、接纳、从善如流的心态去读书问学。十年来，我逐渐学会省思和检视自己，不重蹈自我迷思之路。往昔的教训时时提醒我：治学，注定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有时你走得越急迫，越想证明自己的正确公允，往往当时的你正陷入错误的泥淖，越走得艰辛，而当你越如此坚持时，你就会在不经意间丢失自己的灵魂。在我看来，不囿于某种故步自封的狭隘天地，不时反省自身，勇于借鉴他人，从而不断丰富和纠正自己，不落伍于置身其间的生活世界，是现代知识人不可或缺的文化自觉。

　　另一值得追溯的事情发生在大学时代。我当时刚走出中学校门，尚不谙于逻辑思维和理性分析，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感性的事物上，对所学专业始终提不起精神。待到对社会科学产生朦胧的兴趣时，已然是而立之年，而当时我已经离开大学，远离对专门知识进行系统学习的环境。20年前，作为一名专职文字编辑，我开始以处理多学科的稿件为业，对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均有涉猎，近十年来，又偏向人文科学的探究。因此，逐渐养成一种跨学科的职业视角。真可谓学剑不成学兵法，专家难做采众家。尽管我曾为在大学里没有学好专业知识而心生悔意，但更多的是因没有沾染上许多学科偏见而暗自庆幸。由于走进一个更多元、更广博的天地，我的视域因此变得开阔，随之也自觉目光变得深邃，今天的我比以往更加确信：做学问恰如挖一条深沟，如果不拓展出一定的宽度，定然是开掘不下去的。不囿于某一专门的视角，能够对事物采用综合的阐释，更坚信合力作用的功效，之于我，已成为一种问学析理的门径。十年回望，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个理性上更加成熟的自我。

　　前不久，一位在清华大学进修、刚刚返校的同事向我讲起他的感慨：在清华，白天看到的是校园里匆匆赶路的师生，入夜看到的是图书馆、教学楼灿若繁星的灯光。在他居住的楼对面的另一所大学则是另一番景象：白日里大学生懒散地出来进去，夜幕下的图书馆灯火寥落。于是我不由想到，人的生命宛如一只容器，每一只的体积大小几近公平，而这个容器是否充实、所装何物，最关键的就看个体生命的后天选择了。

　　十年追溯，之于我，最大的变化也许在于愈发感觉时间的易逝和珍贵，随着昔日那种不知惜时为何物的优越感的不复存在，我渐渐学会把时间用于有价值的事情上。我深知，一切的可能只有建基于此——珍惜时日，才能从容地读书思考，不断反思自我，采撷前人智慧的繁花硕果，让只属于自己一次的生命更加绚烂。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4日第392期

　　对秦人发祥地的研究，古史辨派已得出确切结论。清华简对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

　　《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发表李学勤的《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称“清华简”《系年》“填补历史的空白”，特别是“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系年》证明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原来是在东方，在周成王时西迁到“朱圄”，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在《系年》发现以前，没有人晓得，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笔者对此说难以苟同。

　　拿来历不明的文物制造新闻

　　李学勤借助来历不明的“清华简”制造新闻，难怪许多媒体采访李学勤之后，更是大肆宣传秦人始源只有到了清华简才得到解密，清华简其他内容也颠覆了历史，因此上古史必须改写。

　　李学勤说“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见，是秦人出自西方”，并列举《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为例。这是断章取义。《秦本纪》虽然记载秦人先祖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但是《秦本纪》开篇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相传祖先是吞玄鸟蛋而生，是东方鸟夷族的传统。“鸟夷”在《尚书》有记载，李学勤一直认为是“岛夷”，此说并不准确。《史记》坚持“疑以传疑，信以传信”，常将不同来源的说法综合在一起。因此《秦本纪》的不同记载不能证明司马迁主张秦人出自西方。而且司马迁自述他写《秦本纪》是根据《秦记》，《秦记》是秦国史官的记录，属原始材料。因此秦人出自鸟夷的传说是秦人发祥史的原初形态，而鸟夷的大本营在东方。

　　实际上即使经过现代学者的研究，“秦人出自西方”也并未在学术界形成“主流意见”。除李学勤所举钱穆、林剑鸣二先生外，傅斯年、杨宽、徐旭生等先生都持秦人东来说。李学勤经常引用徐旭生的观点来证明“疑古派”不懂得传说背后的“史影”，但他本人此次却忘记了这一点。

　　秦人发祥地已有定论

　　对鸟夷族系的彻底研究，应归功于顾颉刚先生。早在1915年，顾先生即以翻译《盘庚》、《金縢》享誉学术界，那时也正是古史辨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1949年后，顾先生因翻译《大诰》而考证周公东征史事的一部分，但问题之大，远远超出了西周史的范围，最后竟因600多字的《大诰》写成了50多万字的论文，主体是“周公东征的胜利和东方各族大迁徙”。《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是其中一篇，写于20世纪60年代，长达8.8万字。（首次发表在《史前研究》2000年辑，2003年收入《古史考》第六卷，2010年收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十卷）

　　顾先生这一长文畅叙了“‘秦’本是东方的地名，随着移民而迁到西方”，《史记》保留的中谲保西垂的说法，是秦人为掩盖从东方向西方被迫迁徙的讳饰，“从东方驱走的飞廉一族，秦的一系长期住在今陕西和甘肃，所以得占周畿；赵的一系始终住在今山西，所以得秉晋政。”“按非子住的‘犬丘’，于汉为右扶风槐里县，今在陕西兴平县东南十里；其后所封的‘秦’，于汉为天水郡清水县，今在甘肃天水县西50里故秦城。……秦、梁是迁今陕西、甘肃境内的渭水流域的，赵是迁今山西境内的汾水流域的……”

　　这一鸿篇巨制显示了在重建中国上古史的事业中，历史学家拥有广泛的发言权，而不必苦等考古发现。

　　再看《系年》，其不过说：“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了无新意，没有从任何方面“填补历史的空白”。

　　而且李学勤还有难言之隐。首先，他认为《尚书》里只有“岛夷”没有“鸟夷”，对秦人鸟夷渊源不知，甚至把汉朝的孔安国说成唐朝的孔颖达。其次，李学勤在1995年2月19日《中国文物报》发表《探索秦国发祥地》，该文根据“最近流散的一些珍贵文物”，提出“甘肃清水、天水、礼县这个区域是秦国的发祥地”。笔者加以反驳，指出，即使李学勤列举的“珍贵文物”是穆王、宣王之时，最多只能证明秦人在此活动过，以此来推断有着悠久历史的秦国发祥地，在逻辑上不可信。

　　要解决秦国的发祥地问题，应该把秦人放在鸟夷族系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秦人不仅属东方的鸟夷族，而且《春秋》庄公三十一年载“筑台于秦”，地在今山东范县东南二十里，说明秦人原来居鲁。周公东征后，秦人西迁，但秦人还没有忘记东方根源，《史记·封禅书》：“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少皞是东方鸟夷族的宗神，所以秦人才祭他。笔者的结论是：“秦人的东方根源对认识秦国的勃兴并直至统一六国，意义重大。秦人发祥甘肃说在逻辑上不可信，离史实更远。这样‘走出疑古’，只能离真理越走越远。”

　　也许读者会问：秦人的发祥地及迁徙过程，虽经顾先生的彻底研究，但有可能李学勤没有看到。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首先，李学勤认定顾先生开创的“古史辨派”为“疑古派”，旨在讽刺其只疑不信，进而在1992年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其次，李学勤自认为是考古学家，特别爱用新的考古发现（大多为他所指控的“疑古派”所未见）批判“疑古派”。笔者反驳他的“岛夷”硬伤，特别介绍了顾先生的鸟夷长文，认为顾先生的长文可以澄清“对于历史的侮辱”，并将顾先生的长文收录在《古史考》第六卷。相信李先生也一定看过。

　　李先生在《光明日报》的文章说：“有学者主张奄相当周朝的鲁国，同奄一起反周的蒲姑相当周朝的齐国，可能是差不多的。”不管他说的“学者”指谁，顾先生已经指出：“周公东征的主要目标，除三监外是奄和蒲姑，他用三年的工夫直赶他们到江南，于是把奄的原地封了鲁，蒲姑的原地封了齐。”

　　李学勤的文章最后说：“既然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东方色彩，并与商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希望这一点今后会得到考古研究的验证。”秦文化与商文化确实有较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同属鸟夷族系。李学勤并不承认“鸟夷”，那么二者的密切关系从何谈起呢？他的秘诀是等待考古。

　　总之，对秦人发祥地的研究，“古史辨派”已得出确切结论。清华简对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刻意掩盖“古史辨派”的成就，倒让人产生联想。笔者很希望清华简是真的，但如果是伪造的，那很可能是在2000年之后看到顾先生的长文受到了启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02月13日第266期

　　近读《量守庐学记》及续编，对黄侃先生的生平与学术略有所知。他的弟子们几乎都谈到这样一件事，1935年，黄侃（字季刚）在南京做50岁生日（实年49岁），他的老师章太炎赠给他了一幅寿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太炎先生是催他写书，他却认为是谶语。因为上联末字是“命”，下联“黄绢”用的是《世说新语·捷悟篇》杨修的故事，“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上下联合起来是“命绝”，这令黄侃大不高兴。谁料想，他就在这年的10月病逝，令人期待的著作也就未写成。黄侃是公认的大学问家，不但精于小学，诸如名物、文辞义理、词曲小说亦有精深研究，且有自己独创的见解，若出手想来当属高水准的著作，可他生前一再说要50岁才开始著述。为何给自己订下如此苛刻的规矩？南北朝时期的大学者颜之推曾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黄侃可谓过之，他称赞清代学者江永“年五十后岁为一书，大可效法”，自己也决定五十岁再著书，不料天不假年，章太炎所赠寿联竟“一言成谶”。

　　黄侃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一曰不知者不道，一曰不背所本，一曰负责后世，一曰不窃。”他还批评有些人的初学之病：“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主张治学“当谨于言语”，“考据之学有三要点：一曰不可臆说，一曰不用单文，一曰不可迂断”，“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也”。所以，黄侃先生对自己要求甚为严格，为了精确地掌握第一手材料，绝不惜力。他主张以精研《说文解字》作为治文字学的基础，不止熟练地、精密地研究了《说文》的每一个字形和每一条说解，而且把《说文》中散见于各处的形、音、义材料集中起来。他甚至拿《说文》中的每一个说解字与所出的篆字对照，把不见篆字的说解字一个个挑出来。他重视古代文献的阅读，往往是从最基础的工作——句读作起。凡是他读过的古籍，不论经史子集，无不从头至尾地圈点。他的学生陆宗达回忆说：“在我和他相处的那些年月里白天他是无暇读书的。晚饭后，他又与我用闲谈的方式论学。大半都在夜间十一二点钟，我才离去。第二天早上我准时八点前去，他的桌上却已有厚厚的几卷书，全部批点过了。”由于他研究的结论有深厚的文献材料作基础，所以没有十分确凿的佐证不能驳倒他。

　　黄侃也是严格地要求他的学生这样治学的。他的学生殷孟伦1982年回忆说：

　　五十年前，我在南京始从黄先生学，先生……首先告戒我要打好基本功，不要骛外，要耐心于久坐下苦功。让我先在一年内圈读完《十三经》，此后又增加至26种，并要我30岁以前读完唐以前的典籍。有了这样的基本功夫，再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问，就容易多了。先生告戒我30岁以前不要轻易地在报刊上发表文字。我严格地遵守先生的教导，以积累自己的知识为先务。

　　薪火相传，黄侃门人中如金毓黻、龙榆生、刘赜、徐复观、常任侠、陆宗达、黄焯、殷孟伦、潘重规、范文澜、徐复、钱玄、杨伯峻、程千帆等等，均在学术上卓然有成，黄侃虽五十而殁，来不及著述，但他的学术和思想却得以传承。

顾诚启功的启示

　　在阅读黄侃事迹、赞佩大学者谨于立说之时，我悬想，若黄季刚先生活在当下又该如何？不要说50岁不著述，就是每年无一定量的论文或著作发表，是否还能在高校捧起“教授”这个饭碗怕都成问题。众所周知，约自1990年以来，国内各高校为在激烈的比拼竞争中占据高位，把提升科学研究的水平放在首当其冲的位置，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事情。科研水平的提高非朝夕之功可以速成，为使学术创造者的主体——教师加快马力，大学校长们于是改变早年间较为宽和从容的人事评价制度，而代之以将学术研究量化的人事考核制度。其背后的理据是：教师在压力之下是可以多出成果的；每个教师学术工作量的完成叠加在一起就可以实现学校的目标。在这样一种管理理念的驱使下，我们又看到了久违的“大跃进”现象，可惜的是它却出现在讲求科学的学术研究领域。

　　制度的设计当遵循规律，学者的学术创造的规律是否有人认真研究思考过呢？如果黄侃先生50岁之前不写书是个相对极端的个案，我们不妨再从一些有成就的学者身上找一找其学术研究的规律。笔者所在的学校，有一位几年前故去的学者顾诚先生，他是明史研究的专家。1980年代初期，顾先生以一部《明末农民战争史》奠定了其在明史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顾诚曾立下承诺，打算写下一部《南明史》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姊妹篇。然而这书一写就写了十八年，其间他甘坐冷板凳，不问功名，竟未有一部论著面世。《南明史》后记里记载着顾诚的艰辛与执著。他说该书初稿早在12年前便已完成，尽管出版社编辑的催稿信多达几十封，顾诚却迟迟未敢出手，原因在于他认为许多头绪未能充分理清，不少关键问题缺乏可靠的文献。有知情人说，以当时顾诚掌握的史料规模，远超国内外已出版的南明史著作。郭小凌先生在纪念顾诚先生的文章中谈及：

　　自“文革”末期始，顾先生便穿行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之间，十多年如一日，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辑微钩沉，发掘出大量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史料，积累的笔记盈数尺之高。若按常例，如此丰富的史料基础，出一部笑傲史坛的大作绰绰有余。况且众所周知，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史料永远是不完备的，写史向来是看菜吃饭，量体穿衣，有多少史料做多少文章，难以澄清的问题不妨搁置起来，待时机成熟再拣起来不迟。

　　但“顾诚就是顾诚”，他抱着穷根究底、求真求实的决心，最大限度地搜求有关疑案的蛛丝马迹。仅为核实西南明军和永历朝廷的内容，他在查尽北京收藏的云南地方志后，又赶赴云南考察。在昆明一个多月，他从早到晚将自己放逐在云南博物馆和省图书馆内，遍阅馆藏的地方志和相关典籍。他“反反覆覆地查找材料，增删修改，许多章节是改乱了重抄，誊清了又改，一拖就是5年”。该找的地方都找了，该查的书都查了，直至有一天他感到“凭借个人绵薄之力想查出个水落石出，可谓自不量力”后，才决心结束这番艰苦的学术之旅。郭小凌说，粗略统计，《南明史》直接引用的地方志达237部，按收集史料的常规推测，未引用但查阅过的方志数至少应超过此数四五倍有余。如作者在昆明曾细读并摘录方志一百多部，但书中引用的却只是其中的23部，可证其劳动量投入之大。他的《南明史》是否可以归入杰作的范畴尚需实践的长期检验，但可以说，这部著作将南明史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很难被他人超过，这个“十八年”是值得的，因为“文章未写一句空”。

　　为学严谨在老辈学者那里是普遍的。几年前去世的启功先生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学者，51岁时才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古代字体论稿》，尽管那才是一部仅仅两万字篇幅的著作。晚年的启功，声望日隆，但王宁先生在纪念启功先生的文字中说：

　　其实，启先生晚年的辉煌背后，有他的寂寞、孤独和遗憾。像启先生、钟敬文先生这样的大学者，都是经历十分丰富又善于体验的人，是终身努力学习又极有创见的人，加上他们的长寿，蕴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思想情感和学识智慧已经几乎达到饱和，很难有人可以分享，就是表面的理解也是那样不足。……回想一下，我们曾因为学科的狭窄无法包容启先生的博大，而把他圈在一个并不恰当的、单一的学术领域里；我们曾因为附会时潮，判定启先生的学问“不是主流”而冷落过他的创获；我们也曾因为认识浅薄，有一个时期，只给启先生贴上以写字为内涵的“书法家”的标签；甚至按照一种可笑的评估制度认为启先生的成果“不是古籍整理”，给他的学科点挂过“黄牌”……。

　　读这段文字，我常常想起，启先生那部精彩隽永的《论书绝句一百首》该如何记在人事考核的账上，那算是一部学术著作吗？如果可以算的话，那区区十余万字的篇幅又该折合成多少工分？周振鹤先生就谈及，如果按照现今标准，许多过去的学术权威在今天都是评不上教授的：

　　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必要条件最近定为十篇论文（其中必须要有两篇发表在权威期刊上，其他在核心期刊上）、一本专著、主持两个省部级科研项目。按照类似的标准，我的导师谭其骧先生就评不上教授。他事实上是在当了三十多年教授后才出版了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版，四十年后该图集的公开版才出版，而且严格来说他一世没有专著，论文集《长水集》也直到1980年代才出版。我们很惭愧：有了好几本专著，写了许多论文，也主编了好些书，结果呢？我们有他老人家的权威性吗？没有。

西方大学考核教授态度谨慎

　　人事管理采取量化的办法大约是从西方学习来的。寻检西方管理制度，定量考核的手段起于19世纪末期的“科学管理之父”弗里德里克·W·泰罗，不过这只是针对流水线操作和标准化管理的有效手段。后来这种办法推而广之，高等学府也采纳了。不过西方大学在采取这种方式考核教授们的绩效时是十分谨慎的。我的同事王建民教授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专家，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学术访问时，仔细考察了该学院的绩效管理。王教授的文章中谈到，在该学院的管理制度中并没有找到有关教学科研人员绩效评价的公开的文件，但他们对教研人员的聘任有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在评价一名教师时，主要依据智力品质，教学，研究，潜在的对机构的责任、作用与贡献四个维度来考察。从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特别是从副教授晋升为终身教授，需要经过岗位确认、全球招聘、内部评估、外部评价、投票推荐、院长推荐、学校批准等一系列严格程序。正因为聘任和晋升程序很严格，所以一旦聘任，则给教师充分自由的工作空间，不再进行年度绩效考评。他们的教授认为，“聘任过程异常艰难。在通常的意义上说，既然你已经被聘用了，还有人要不厌其烦地详细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岂不愚蠢。”肯尼迪学院里对全体教师有教学要求，没有科研要求。

　　美术史家白谦慎教授在美国波士顿大学供职。据他说，他所任教的波士顿大学是研究型大学，一位资浅的艺术史教授要获得终身教职，需要在6年内完成一本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商业出版社出版的书、教科书、博物馆展览图录不算）和发表2-4篇的论文，这只是最低的量的要求。达到这个要求，并不见得就能得到终身教职，还要取决于外校教授对著作的评价。这本书通常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而发表的论文，也可以和在博士阶段做的研究相关。如果说，博士论文的准备和写作需要4年的话，那么加上任教的6年，一共10年；如果再做过1-2年的博士后的话，加起来就是在11-12年内出1本书和2-3篇论文。对学校来说，定出这个标准，当然是认为一个教授应该在这段时间内完成这个数量。但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因为在美国发表著作，不但审核严，出版周期也相当长。有时，初审不能顺利过关，被退稿，修改后重新送审，或是投其他出版社和刊物，几个来回，一两年就过去了。所以，白先生认为，如果一位终身教授平均每年能发表一篇论文，就算不错了，超过这个量，大概就能算是多产的了。以中国大陆的标准而论，美国的艺术史教授们的出版量是不大的。在他看来，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也基本如此。

　　对于大学教授来说，其学术研究的动力和创造力也需要激励。对于那些有高追求的学者，激励来自于他的内心所追求的境界和自我设定的目标；对于多数一般的学者而言，不外乎受利益、诱惑、名望或惩戒的驱使。而近年大学的管理者作为制度与规则的设计者并未认真研究这其中的规律，常常是急功近利，草率从事。联想到近年来一再发生的教授抄袭、学术造假，论文买卖、制造已成产业的事实，真是该认真反思反思大学的管理制度了！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原载《博览群书》（2011年06月07日）

　　法国哲学家库辛有句名言：“批判是科学的生命。”英国哲人科学家皮尔逊发出振聋发聩的议论：“在像当代这样的本质上是科学探索的时代，怀疑和批判的盛行不应该被视为绝望和颓废的征兆。它是进步的保护措施之一，我们必须再次重申：批判是科学的生命。科学的最不幸的前途也许是科学统治集团的成规，该集团把对它的结论的一切怀疑、把对它的结果的一切批判都打上异端的烙印。”完全可以说：批判是学术的生命。

　　首先，从学术的目的看，科学或学术是追求真理或真知的，而“批判意指寻求真理”。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把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视为使我们更接近真理的态度，因为它在主体间性的意义上保证了科学的客观性：“客观性建立在互相的理性批评，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的传统的基础上。”“仅靠一个空洞的头脑并不能达到客观：客观要靠批评，靠批判地讨论，靠批判地审查实验。”

　　其次，从学术的本性看，学术是要创造新知，而不是重复已有知识和陈旧教条。这就要在批判性地审查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扎实研究、缜密思考、大胆想象，并对想象的结果进行批判，才能作出真正的学术贡献。皮尔逊说得好：“批判才是想象的科学运用的本质，事实上是科学的真正生命线。”

　　最后，从学术的方法看，批判本身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态度。波普尔言之凿凿，科学方法是“批判的、论辩的，几乎是怀疑论的”。他进而把理性科学的全部程序概括为三个词：问题、理论、批判。按其看法，“我们可以把批判态度看做是科学态度，把教条态度看做是我们所说的伪科学态度”，而“批判态度就是自由讨论理论以发现弱点并加以改善的传统，是合理的和理性的态度”。卡拉汉一语中的：“自我批判和自我修正处于科学方法的核心”，科学“是它对自我批判和自我修正的方法论的承诺”。艾肯也深中肯綮：“批判是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思维过程的真正核心所在，真正的科学家并不妒忌地反对来自批评的观念，而是把它作为改进的帮助欢迎它。在这种语境中，批判不是喜欢挑剔的讨厌过程，而是抱着消除错误的目的找到错误。”

　　不难看出，批判并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仅仅是破旧的武器，也是立新的法宝，即是说批判也是建设性的。德国科学哲学家波塞尔言必有中：“与提出问题相呼应的，是对科学的批判，因而批判是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性部分。批判即是对科学中所提出的每一个答案的批判，是围绕科学所追求的答案的客观性的批判，是科学中对其每一答案的解释与说明的批判，因而是在科学内部进行的。引导科学发展的是提出问题，保证科学找出正确结果的是科学批判。”

　　在学术研究中，批判的确须臾不可或缺。诚如奥地利哲人科学家马赫所说：“在错误较少遇到活跃的批判的科学中，错误便会长久地幸存下去，正如在没有扑食者的遥远的岛屿上，无防卫的物种可以不受伤害一样。”波普尔也倡言：“我们的理论不管目前多么成功，都并不完全真实，它只不过是真理的一种近似。而且，为了找到更好的近似，我们除了对理论进行理性批判之外，别无他途。”这也从反面进一步印证，批判是学术的生命。因为批判缺席，便会导致错误长存、教条专横，科学发展和学术进步会立刻中止，学术的生命随之寿终正寝。

　　就学术批判而言，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批判以怀疑为先导。在进行批判之前，肯定对某种理论或学说先有所怀疑。当然，这种怀疑不是怀疑一切或绝对的怀疑论，也不是无根据的怀疑，而是立足于实证和理性之上的有条理的怀疑。怀疑当头，批判紧跟，学术创新的曙光就依稀可见了。其二是，“批判的目标一定在于必须对现有的有影响的信念进行批判性修正，换句话说，一定是针对教条的信念。可以说，批判态度必须以多少是作为教条而保持的理论或信念为原料的”。西方启蒙哲学家对旧思想和旧传统的批判，马赫对经典力学概念框架的批判，正是如此。其三是，批判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理论。“它不去批判坚持某一理论的个人，它只批判理论本身。我们必须尊重个人以及由个人所创造的观念，即使这些观念错了。如果不去创造观念——新的甚至革命性的观念——我们就会永远一事无成。但是，既然人们创造并阐明了这种观念，我们就有责任批判地对待它们。”

　　既然批判是学术的生命，是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在我们的学术会议中理应经常听到批评和反批评的声音，在我们的学术刊物上理应能够经常看见批评和反批评的文字。遗憾的是，当前学界批评的声音弱了。究其原因，在学人方面，除了缺乏明锐的批判眼光和强劲的批判能力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畏首畏尾——怕惹麻烦，怕得罪人，怕冒犯权威，怕触怒强权。一句话，怕得不到种种实惠，反而招来一大堆祸患。在这里，记住大哲学家康德的名言是有益处的：“在自己的一切事业中，理性都必须接受批判；如果它用任何禁令限制批判的自由，它就必定损害自己，就必定给自己招来有害的怀疑。从用途上看，没有任何大厦重要和神圣得可以免受这种对任何人都不加区分的搜查般的检查。理性正是凭借这种自由而存在。”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28日

　　十多年前，我发表在《茶博览》（1996年夏之卷，6月出版，总14期）的文章《宋代政和茶歌选析》提到：“福建政和，自唐以降，向为产茶盛地。宋时，更以北苑团茶闻名遐迩。茶业的繁荣为茶歌的孕育创造了条件。宋代太史滋兰写有《种茶曲》、《采茶曲》和《拣茶曲》三首茶歌，即反映了当时政和茶乡的风土人情及茶业发展景况，也是研究政和茶史的宝贵资料。”现在看来这是一个误解，《种茶曲》、《采茶曲》和《拣茶曲》这三首茶歌是晚清政和县宋滋兰（姓“宋”名“滋兰”的人）的作品，“宋太史滋兰”，既不是宋代的“太史”滋兰，也不是宋代姓“太史”名“滋兰”的人。因此，文章的题目只能改为《清代政和茶歌选析》才准确，特此纠正，并向茶界朋友及各位读者致歉，敬请谅解。现将写作时出错的原因、发现错误的过程、错误造成的影响作出说明。

一、写该文时的疑虑

　　1992年，我在苏州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把研究兴趣和学位论文锁定在中国近现代茶叶经济史领域。1994年毕业后，一如既往地进行相关研究，并把研究视野从中国近现代向前推进到原始社会，于1997年写出了《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书稿，1999年由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的优点是很明显的，也得到了学术界的一定鼓励，但缺点也是十分突出的。最大的缺点有两点：一是校对不精，出现了不少不该错的问题；二是近代茶史研究比较扎实，古代茶史研究则显得单薄。校对不精问题当然我有责任，但主要是出版社不负责任的结果；而古代部分茶史研究单薄是我当时的研究功力和研究精力所限造成的。《宋代政和茶歌选析》一文出现的错误就是研究功力不足的产物。因为，比较而言，我对古代部分茶史研究不多，成果很少，不如近代部分茶史研究熟悉，这样，在写作古代部分茶史时出问题就可能难免了。大约在1994年，我了解到有《茶博览》这个刊物，遂向该刊投过《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的得奖华茶》一文。该刊很感兴趣，建议我把资料出处寄给编辑部，说要请专家进行校订。我怕麻烦，就没寄过去。刚好手头有堂弟从温州师范学院借来的吴觉农先生所编《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阅读过程中，发现民国八年重修《政和县志》卷二十《礼俗》载有“故宋太史滋兰”的《种茶曲》、《采茶曲》和《拣茶曲》，觉得这三个曲子形象生动地描绘了种茶、采茶、制茶茶业生产的完整环节，很有可读性和史料价值，所以就辑出并加以简析，向《茶博览》投了《宋代政和茶歌选析》的稿件。由于《茶博览》是通俗读物，不用注释，当然就没有也没必要注明资料的出处。

　　投稿后，我没想太多，虽然不大能确定“故宋太史滋兰”到底何意？不久得知文章要发表时，心里却犹豫不决了，怎么办？因为该县志卷二十《礼俗》说：“政邑茶叶兴盛，风俗为之一变，故宋太史滋兰有种茶、采茶、拣茶各曲，盖歌咏当同风土也。录之足征政俗。”最难办的是要搞清楚“故宋太史滋兰”何意？我当时的理解是“故”即过去、古代之意，“宋太史滋兰”即宋代的“太史官”姓“滋”名“兰”的人，或“太史官”姓“宋”名“滋兰”的人，或宋代姓“太史”名“滋兰”的人。为此，我查《宋代人名大辞典》、《宋史》、《全宋诗》等书，又查《人名大辞典》、《姓氏大辞典》等之类的工具书，最终一无所获。时间紧迫，不得己，只得请尚在苏州大学攻读博士的师兄马俊亚代为查找。马师兄虽甚为出力，但告知我查无此人，他也无能为力，说不清到底有没有此人？此时，《茶博览》催要修改稿正急，我主观认为，宋代福建茶产业已较发达，“故”即过去、古代之意，那么“宋太史滋兰”即宋代的“太史”叫“滋兰”的人，这样既解决了茶曲作者的时代问题，又用“宋代太史滋兰”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来解决到底是宋代的“太史官”姓“滋”名“兰”的人还是宋代的姓“太史”名“滋兰”的人这一不易确定的问题。

二、发现错误的过程

　　该文虽然发表了，但我心中一直心存疑虑：为什么《宋史》、《全宋诗》、《宋代人名大辞典》等书查不到“宋太史滋兰”？是不是他官太小或“太史滋兰”此人是政和县的一般人士，所以难以查到？一二年前，接到南京农业大学的朱自振先生电话，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经济史专家李根蟠先生想查证一下《宋代政和茶歌选析》的出处，问我从哪里看到这个资料的？我赶到南京农业大学对面的“莫泰l68宾馆”，如实向李根蟠先生作了回答，也说出了我多年来的疑虑，并相赠吴觉农先生所编《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328～329页）所载民国《政和县志》卷二十《礼俗》《种茶曲》、《采茶曲》和《拣茶曲》内容复印件。李根蟠先生看完复印件，肯定地说，仅凭这一页纸，无法确定“宋太史滋兰”是不是宋代人？认为要查宋代有关资料和民国《政和县志》等相关记载，才能最终证实此人身份。2010年10月22～25日，“首届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举行，李根蟠先生与我均到会。相遇后，李根蟠先生热情告知我，“宋太史滋兰”到底何意已查清了，这是当过史官（人们尊称当过史官的人为“太史”）姓“宋”名“滋兰”的晚清福建政和县人。因此，《种茶曲》、《采茶曲》和《拣茶曲》这三首茶歌是晚清时的作品无疑，而不是宋代的资料。李根蟠先生不但详细讲出了有关太史宋滋兰的资料出处，还语重心长地嘱咐我：“采取适当方式消除不良影响”。回到北京后，李根蟠先生很快寄来了民国八年重修《政和县志》卷二十七《文苑》涉及宋滋兰的复印件，又给误引我文章的沈冬梅博士写了一封言辞平和但发人深省的信，并复印给我。该信如下：

沈冬梅先生：

　　近读大著《茶与宋代社会生活》，发现了一个错误。该书论述“诗词中的宋代茶艺”时引用了“太史滋兰”的“政和茶歌”——《种茶曲》《采茶曲》《拣茶曲》，作为中心论据之一。我据陶德臣先生提供的线索核查，这三首茶歌出自民国八年续修《政和县志•艺文》（误，应为“礼俗”——陶德臣注），作者署为“宋太史滋兰”。但这里的“宋太史滋兰”，既不是宋代的“太史”滋兰，也不是宋代姓“太史”名“滋兰”者，而是晚清福建政和县姓宋名滋兰的人。因光绪丙戌年宋滋兰与其弟宋滋耆同举进士，入国史馆，由协编至编修，故在姓后名前加上“太史”尊号。事见该书卷二十七文苑传（附复印件），同书儒林传“宋滋耆”（见该书卷二十六——陶德臣注）亦载此事。故这三首茶歌是晚清作品，而不是宋代政和年间的茶歌（“政和茶歌”）。陶德臣先生从吴觉农编的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编中看到这条材料（该选编只收录了宋滋兰的茶歌，未收文苑宋滋兰传），误以为是宋代的茶歌；你引用陶文而未核对原书，故铸成此错。坦率地说，这个错误太离谱了。这几首茶歌与宋诗风格很不一样，如果是宋代作品，为什么在宋代及相关典籍中不留痕迹，《全宋诗》也没有收录？你是搞宋史的，宋代的太史或诗人中能找到“滋兰”这个人吗？这么多疑点难道不应该寻根问底吗？

　　另外，《种茶曲》的标点亦可商榷。书中标点是：“茶无花香满，家家无田钱；万千山农种茶山之巅，长镵短褐锄云烟。”我觉得应标点为：“茶无花，香满家；家无田，钱万千。山农种茶山之巅，长镵短褐锄云烟。”这样标点文意似乎比较顺畅。盖鸦片战争后在茶叶出口增加的刺激下，种茶一度有较大的发展，茶农亦有可观的收益。这与描写茶农的辛劳和受剥削并不矛盾。是否这样，仅供参考。

　　我知道你在茶叶典籍的整理和茶史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你以后工作得更好，取得更大成绩。治史不易，稍有不慎就会出错。我自己也犯过类似错误。问题是要从失误中吸取教训。我希望你用适当方式自己纠正错误，以免谬种流传。

　　恕我冒昧直言。

　　祝好！

李根蟠2010/10/31

（此信复件寄陶德臣先生）

　　看了李根蟠先生的信，一切就恍然大悟。原来，宋滋兰，字佩之，一字秋馨，晚自号后庵居士。教喻宋士琛长子。光绪丙戌遂与弟滋耆同举进士，选翰林庶吉士，充国史馆协编，晋编修，时有二宋之目。唐景崧巡扰台湾不久，宋滋兰疽发卒，年四十有二。

三、必须改正的错误

　　感谢李根蟠先生的指正，解决了我心中多年的一个疑惑。由于《茶博览》不是刊登纯学术论文式的刊物，故《宋代政和茶歌选析》一文当年刊出时就没有标出资料出处，这就给引用者造成了不便。坦率地讲，如果引用者不象李根蟠先生那样寻根问底，亲自询问我，就无法得知那几首政和茶歌的准确出处。这可能是沈冬梅博士引文出错的主要原因。虽然我也看到过沈冬梅博士引用过拙文《宋代政和茶歌选析》中材料的文章，但那时尚不能肯定拙文出了错误，所以就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放任态度。现在，沈冬梅博士把该文材料引用到专著《茶与宋代社会生活》中，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而我已经知道首先从我这里丌始就出错误了，这问题就大了。因为沈冬梅博士是茶叶历史、茶文化界尤其是宋代茶叶历史、茶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这样，由我发端而经沈冬梅博士发酵的错误想不“谬种流传”都难！故，无论是我，还是沈冬梅博士都应该自己赶快起来纠正错误。当然，我也应该向沈冬梅博士致歉，是我的学风不严谨连累了沈冬梅博士。谨以此文更正之。另外，关于书中标点，我认为吴觉农先生所标点与李根蟠先生标点都说得通，但意思已有所区别，请读者明鉴。

2010年ll月8日草成并修改，2011年1月20日再校改。

原载《农业考古》2011年第2期

严格的学术训练与学者培养

　　一个优秀学者的造就必须经过系统地、严格地学术训练（当然个别有特殊天分者可能可以自学成才，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这个训练过程可以影响到一个学者一生的研究道路，如果以建房来作比喻，那么学术训练即是“打地基”的过程。如果地基不牢，房子焉能坚固?观之目前中国学术界所出现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恐怕是在“地基”上——即学生培养的方法上出了问题。

　　我同意国内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学术研究水平不高以及出现不遵守学术规范的现象，与我们的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法有关。有学者指出，有相当多的本科生，甚至硕士生、博士生，也分不清适当借鉴、征引与抄袭剽窃的区别。由于缺乏一个学术界公认的标准，中国大学的指导教师只好根据自己的经验或理解来要求学生的论文，而许多学生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得到这样的严格训练，基本靠自己摸索和理解。因此当他们在写作时即使有违规现象也未必察觉，或即使知道不妥但也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美国，关于学术道德问题至少在大学（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即开始强调。每个大学的学生手册上，对作业或论文的抄袭极其处罚都有明确规定，我不清楚中国大学的学生手册是否对“抄袭”有明确定义，但在美国大学里对此却是很清楚的，凡下列任何一项都是抄袭行为：使用他人原话不打引号不注出处，使用他人观点不注出处，虽然注明资料来源但使用原文时未打引号，借用别人的结构和大纲写自己论文等。大多数教授的在开学第一天发给学生的教学大纲上，都写明论文抄袭或考试作弊者本门课得零分。

　　凡修文科课的学生一般都要求写课程论文，教授对论文的引文、注释、征引文献目录（bibliography）等都有严格规定。这样，美国学者在大学期间便已开始培养严守学术规范的习惯。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期间，曾在一个规模不大的私立大学洛亚那马里兰学院（Loyola College at Maryland）历史系代课，给本科生讲授中国近代史。记得上任依始，系里便给我一本专门为学生编辑的历史论文写作手册，要我选择最重要者复印发给学生。这本手册约200页，从资料收集、选择、使用、分析、观点陈述都有详细要求。我对学生学期论文的评判，也以此为标准。而且该书对注释和列出征引书目的方法、格式等都有明确规定。在给论文打分时，除了内容外，其资料的使用是否合符规范也是重要考量。

　　增加阅读量也是学术训练的重要内容。在美国文科本科学生阅读和写作一般都较中国为重（根据我原在中国读书和教书的经验，不知现在情况如何），以我现所在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所授中国近代史课为例，除一本教科书外，另亦有5—6本必读书（我系亦有教授要求7—8本者），除期末闭卷考试外，学生还必须完成书评和研究论文各一篇。在中国大学中流行着“60分万岁”的口号，这在大多数美国大学中是行不通的。如得克萨斯A&M大学要求学生平均成绩不得低于2.0分（即百分制的70分。各校可能有不同标准，但我未听说有1.0者。得克萨斯A&M大学在美国各大学中综合排名约在第50名上下），否则则将被逐出学校。

　　在美国大学中对研究生的要求则更为严格。获得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者，在撰写博士论文前必须经过非常系统的训练，大量的阅读和思考是主要目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平均大概需六年左右，有些专业则更长，如东亚史（包括中国史）一般7-8年，读十年者也并不鲜见，因为其对外语的要求较严，收集和处理资料也需较长时间。攻读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生除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修其他方向甚至其他专业的课程。这里应该强调的是，美国大学博士培养十分注重修相当数量的正规课程。这里所谓“正规课程”，即有定期上课时间、定量的阅读、必须完成的写作（包括书评、专题研究等）以及最后的课程的打分。这些课程大多数都是跟专业导师以外的教授修的，一般来讲，本专业的课不会超过总量的三分之一。

　　如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方向是东亚史，除中国史和日本史外，另随本系教授修美国社会史和文化史，还在政治学系修比较政治（指导教授是日本和德国比较研究专家），在人类学系修社会人类学。每个方向都跟一个指导教授进行一年的学习，除大量阅读外，还参加讨论课，写书评和研究论文。除此之外，系里还鼓励参加跨学科的研究和学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一个很有名的“权力、文化及历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Power, Culture, & History），集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和历史学为一体，定期邀请学术“大腕” 来校作专题报告，我曾参加其专题讲座一年之久，并得其资助回中国作研究。在全部课程结束后，每个教授还会给一个大约有30—40本专著的书目，要求在此基础上准备综合考试（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s），包括口试和笔试。在综合考试通过后，方可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此一阶段的研究生美国简称ABD（all but dissertation）。在经过几年苦读后，一个优秀的ABD对本领域的学术发展可以说是烂熟在胸，具备了进行创造性学术研究的基本素质。

　　联想到中国国内的研究生培养，以我所了解的过去历史学情况为例（但愿现在已有改观），研究生的大多数课程都是跟导师修的，而且这些课程也经常是不定期的、漫谈式的，不是像美国那样在大量阅读和认真准备基础上的激烈（intensive）讨论，并经常以研究代阅读。我在1991年赴美前带研究生时也是以此方法为主，现在想来，真是愧对他们。由于研究生在就读之初，便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本专业、甚至某个课题的研究上（加之中国博士学位的就读时间难以想象的短暂），缺乏基本的、广泛的和深入的阅读和思考，由此不可避免造成基础薄弱、视野狭窄等毛病。因此在论文写作时，无论在对本领域学术发展还是对其课题的思辩和分析上，都显得捉襟见肘。因为即使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导师，其知识和方法也是有限的，而研究生的训练应该尽可能的使他们有机会接触不同理论、方法和方向的学术成果。

　　我在读博期间，除系里要求入学后第二年春季在系上的学术会上宣读一篇与自己专业有关的研究论文外，对研究并无更多规定，亦无发表要求。我感到获益最多的并非是写研究论文，而是年复一年的大量阅读，讨论课中无休止的辩论，以及为课程所写的大量书评，这些都是训练“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十分重要和有效的方法。有学者指出中国大学中不少博士生尚写不出一篇像样的书评，这实际上说明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并没有被培养或启动，而没有批判性思维的学者在学术上不可能有大的建树。

　　美国的大学，包括第一流大学，据我所知对人文社会科学博士学位都无发表论文要求。博士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无疑对寻找教职有帮助，但从来没有成为一种硬性规定。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和写出高水平的博士论文，便是对一个博士生的基本要求。最近看到雷颐在《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11日）上发表文章，对目前中国许多大学要求博士生在三年学习期间发表若干论文提出批评，指出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博士生的抄袭。中国研究生训练的方法的确令人担忧，中国文科博士本来就读时间就比美国短的多，加之发表论文的规定，在我看来实际上不但没有提高博士的质量，其结果是适得其反。这种办法其实是舍本逐末，在博士生应该“吸收”的时期，迫使他们“付出”。由于学习期间

　　缺乏积累，这些博士毕业后当然缺乏创造性研究的潜力。

　　因此，要真正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还得从研究生的培养方法抓起。如果从那些年轻人学术生涯的开端，就经过了严格的训练，培养了一个良好的学风，那么学术违规就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

公正的大学教职的招聘制度

　　美国的大学教授招聘都是公开透明的。美国大学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传统，即不留本校博士任教，哪怕是最优秀的学生也得到“工作市场”（job market）去证明其价值，而且各个学校都以自己的博士能在其他大学，特别是有名的大学找到教职为荣。防止“近亲繁殖”可以说是美国学术界能保持生命力的机制之一。当然也有不少从名校毕业的博士回母校任教，但那都是若干年后他们在本领域已功成名就之后，在公开招聘的竞争中胜出。如现在哈佛大学历史系的两位中国史教授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孔飞力（Philip Kuhn） 原是芝加哥大学教授，柯伟林（William Kirby）是华盛顿大学教授。

　　我有时在国内媒介上看到一些报道，在赞扬留学人员的“拳拳报国之心”时，经常说某人“谢绝了母校（或导师） 留校任教的高薪聘请” 等等，似乎是母校一相情愿地把教职拱手送他（她），对其准确性我抱怀疑态度。且不说各校不直接留本校博士直接任教的“习惯法”，即使退一万步说，该生的确杰出，母校认为放走他是巨大损失，也只能说服他申请这项工作，参与竞争，如果不公开招聘，是违反美国大学雇用教授的基本原则的。因此那种事先没有自己提出申请而落到头上的教职（这里谈的是正式的职位），恐怕多半是自吹自擂、子虚乌有之事。当然也经常有导师请其刚毕业的博士生留校工作，但决不是正式教职，这种工作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毕业博士留校做博士后研究人员；二的确是正式工作，但是在试验室里作试验员或其他“教辅” 工作，这实际上是博士的降格使用，两种情况下都谈不上所谓“高薪聘请”（而且当事人都得正式提出申请）。这里补充一句，博士后的资助期限在美国一般只有一、二年，很不稳定，因此毕业博士都以能直接找到教职或进入公司为首选。

　　当一个教职空缺，其标准程序是先在有关报刊杂志登出广告，讲明职位（如教授、副教授、助教授等）、职责（如应教课程及课时等）、对应聘者要求（如学历、研究、教学经验等）以及截止日期等。在美国谋取大学教职必须有博士学位（主要指欧美大学，特别是美国的学位）。这些招聘广告都必须表明该校是EOE（Equal Opportunity Employment），即机会均等的学府，否则报刊杂志有权拒绝刊登其广告。所谓EOE，即该校在雇用教员时不得有种族、年龄、性别、出身地等歧视。申请人应提供的资料包括：一封求职信，一份详细履历，三至五封推荐信，另根据学校性质不同还可能要求寄博士论文或样章，已发表论文，教学大纲，学生对所授课的评语（在美国大学，一般每门课程结束后都要由学生匿名填写意见表），以及研究生期间的成绩单等。

　　招聘一般分三个阶段。系里一般专门成立一个招聘委员会（search committee），由一个主席和3-4个成员组成。第一阶段：初选。在收到全部申请后，由该委员会进行初选，同时全系教授（这里指包括助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在内的所有终身系列的教员，关于“终身系列”见下节）都可查阅这些申请人的材料。从中挑出12—13名，由该委员会在全系会议上逐一介绍被初选的理由，包括其优点和弱点等。一般来讲，由于申请人众多，不可能详细阅读每份申请，因此那些从名校名系毕业、有论文发表、有教学研究经验、且又有名人推荐的博士更易在这一轮胜出。

　　第二阶段：“会议面试”（conference interview）。第一阶段通过的初选者，会被通知自费到本专业一年一度的年会上面试。以历史学为例，年会（即AHA）每年一月初召开，一般轮流在华盛顿、波士顿、芝加哥等若干大城市举行（有的系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赶在年会前通知面试，则用电话初试）。面试形式各校有所不同。面试一般只有半小时，委员会成员都到场，其程序经常是请候选人先用4-5分钟谈谈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观点及贡献等，然后就博士论文提问，常问的问题还包括：候选人的研究如何能为本系的科研和教学作出贡献，在教学上的见解（teaching philosophy），打算开些什么新课，下一个研究计划的题目等。当然也会给候选人留2-3分钟向委员会成员提问，如评终身教授的具体要求、教学量等。候选人必须在半个小时内向全体委员会成员证明他（她）是理想的、有前途的学者。任何反映迟钝和错误都可能导致在这一轮被淘汰。

　　第三阶段：“校园面试”（campus interview）。如果一个学者在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幸存，那么这便是最后一搏了。招聘委员会在会议面试后，选出最满意的5-6人，在全系会议上再次详细介绍，并作出排名（若教授间有不同意见，则可能由全系不记名投票），选出前三名（有时四名）到校园面试。由于校园面试全部费用都是由学校承担，而且学校有关方面为此会付出极大精力，因此这三名到校园者，基本是教授们认为任何一位都已达到招聘要求，但最后把这一职位给谁，却要在校园面试后见分晓。校园面试一般在2、3月份举行，每个候选人轮流到校园两天，对他们来说，这是毅力和体力的双重考验。在候选人到校期间，基本上是全系调动，教授都有机会同候选人进行接触，不是机场接送，就是陪同就餐，要不就是带领参观。在两天时间里，候选人要与许多人见面，包括系里的教授，系所院各有关领导，以及本系研究生等，几乎从早到晚都有活动，每餐都有若干教授陪同。谈论话题无所不包，从学术到日常生活，从政治到体育。但有的话题却是不能询问的，如候选人的年龄、婚姻状态、有无子女、是否是美国公民等等，因为这些话题有可能对候选人造成歧视，这项规定充份体现了“机会均等”的准则（当然象年龄等可以从履历和成绩单上得到一些信息）。教授们对候选人的“一举一动”可以说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为他们认为这不仅是选一个优秀的学者，而且是选一个长期共事的同事。

　　校园面试的“重头戏” 是一场学术报告（若以教学为主的学校则要求给学生讲一堂课），这是对候选人学术水平和表达能力的一次决定性的检验。一般来讲，如果学术报告发挥不尽人意，一切努力将付之东流。学术报告一般一个小时，先由候选人演讲半个小时到40分钟，其主题一般是其目前的研究，然后是提问。由于出席者有意要检验候选人的学术根基、应变能力、以及口才等等，所提问题都相当尖锐，有些甚至超出其研究范围。有许多优秀候选人便是由于种种原因，如紧张或遇到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而分寸大乱。我认识一位有非常“辉煌”背景的学者，他199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在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本专业权威杂志有论文发表，他每年申请教职都以实力进入前三名，但终未能攻陷最后一关。

　　在校园面试结束后，招聘委员会先广泛征求意见，甚至包括研究生们的意见，然后作出一至三的排名，提交全系大会讨论，然后是无记名投票表决。如果这个名单得到通过，这个职位将立即给（offer）第一名，如果第一名没有接受（由于候选人都同时申请若干学校，一个优秀的候选人可能得到不止一个工作），职位会顺延给第二，然后第三。如果因种种原因这前三名都未能接受这个职位，那么可能会邀4-6名到校面试，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漫长的职位申请和招聘可能在四月结束，而那“幸运儿” 将在八月底或九月初秋季学期开始时走马上任。

　　应该指出的是，整个招聘过程中都是由系里教授独立操作的，虽然最后选定的对象需要得到学院和学校的批准，但学校行政方面对整个过程无如何干涉。这种严格的招聘程序，保证了大学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从中我们也可看到在美国大学中是怎样“教授治校”的。这样民主和公正的招聘方法，使那些所谓“走后门”等舞弊行为很难得逞。即使是在求职竞争中失败的申请人，也会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个事实。他们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准备来年再战；有的自知缺乏竞争能力，则干脆改行另谋生计。

透明的大学教授晋升程序

　　通过了严格的招聘，对一个“新鲜出炉” 的助教授来说，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人们说在美国只有两种人有终身制，那就是联邦最高法官和大学教授，虽然我没有考察这种说法的准确性，但也的确还没有发现更多的例子。在美国大学任教，压力大，工资较在公司为低，但社会地位高，假期长，加之终身职位的诱惑，因此吸引了众多的优秀人才。

　　终身固然不错，但却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在美国大学终身教授的评定一般有三个指标：研究成果、教学水平和专业服务。由于学校的性质不同，对这三项强调的程度亦不一样。以教学为主的大学（teaching institutions）把教课放在第一，而以研究为主体的大学（research institutions）则以发表科研成果为最重要（美国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大学都是这类大学，本文所提供的也多是这类大学的情况）。而第三项“专业服务” 虽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也是衡量一个学者学术活动和学术知名度的不可缺少的指标。

　　美国大学的职称序列与中国有所不同，分为助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博士在拿到助教授职位后，一般是在六年决定终身（tenure）和副教授职称。而在六年内没有达到获得终身教授的要求者，则必须另某出路。看来这是相当极端的措施，但由于美国各校的晋升程序公平和透明，保证了这种“要么上天，要么入地”政策的执行。正是这种“无情”的制度，才能使美国大学淘汰表现不十分突出者，留下最优秀者，以此确保师资的素质和水平，在竞争激烈的教育和科研领域保持和提高本校本系的声誉。虽然美国各大学也有讲师的职位，但其不属于“终身系列”（tenure track），在这个职位上其永远不可能成为教授，亦无终身保障，而且难以得到科研经费，在系里亦无投票权，所任课程也比其他教授为多。当然对于讲师，系里也并不要求其发表科研成果，只要上好课即可。

　　新人到校就任后，学校一般会安排参加1—2天的培训（orientation）。其中主要议题之一，便是讲明晋升的要求。各学院都有一个详细的手册，包括了评定的基本标准，如在评定时需要准备哪些材料，什么时候评定等，都有明确规定。因此，从就职的第一天起，其目标便很明确，如果在第六年没有达到所定标准，也很难怨天尤人，只好另某出路。一般来讲，那些以教学为主的大学的终身较研究型大学容易获得。以历史系为例，如果教学令人满意，一般在六年时间内，在本专业认可的学术刊物（一般是匿名评审的学术刊物，即refereed journals）发表三篇文章，便可得到终身教授。而在以研究为主的大学历史系，则必须出版一本专著，另外还要求在学术界表现突出，包括在重要年会上宣读论文等。当然学科不同，具体要求也不同，如政治学、经济学等便强调学术论文，其篇数也视学校和专业各异。

　　在美国，六年间发表三篇匿名评审的学术文章并非轻而易举之事，除各杂志对论文的水平和独特贡献要求很高外，专业杂志少也使竞争更为激烈。在美国，并无类似中国的学报、社科院院刊等杂志，论文出路较之国内小得多。再加上论文的评审修改，一篇论文从写作到出版花3—4年时间是完全正常的。出版一本学术专著更是非常不易。评终身的专著一般要求是大学的学术出版社，而非商业出版社。而大学学术出版社一般都有出版侧重，有关欧美的研究，出路稍广；而与中国有关的专著出版则更难。例如出版东亚学术专著负有盛名的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每年收到上千件各种有关亚洲的选题，其中大约有一、两百部书稿被审阅，但最终不过40—50本得以通过出版。如果在第四年完成书稿，在出版方面一切顺利，可赶上第六年评审。大学教授的第一本专著在实际上所花时间，若加上博士论文的准备和写作，平均7—8年可能是保守的估计。对于许多助教授来说，在第四年完成书稿的任务非常艰巨。大多数博士论文要达到学术专著的出版要求，常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另外，如果在出版过程中，某一环节出了问题，那么这位学者可能面临的是一场恶梦。即使撇开专著的水平不论，若其博士论文的选题与学术界的关注太远，或其联系的出版社对其选题不感兴趣，或审稿人对其题目或观点不欣赏等等无法料想的原因，都可导致出版的搁浅，从而使其无法获得终身教授，最终甚至结束其学术生涯。可以说每个学校都有这种无情的、令人心酸的故事，不知有多少雄心勃勃的学者带着无限的遗憾而离去，有的到次一级的学校任教，有的却在学术界永远消失。

　　在美国，评定终身教授和晋升时，对著作的形式是很有讲究的。以历史学为例，一般来讲是必须是专题著作（monograph），即在原始材料基础上的专题研究。除极少数发行量较大者有印数稿酬外，出版专著几乎都没有稿费，但对于其学术地位却是决定性的。而通史性著作基本是历史学家在功成名就以后，在现有成果基础上编写教科书，由商业出版社出版，在经济上则得到实惠。

　　各系每学年都要对助教授进行年评（annual review），被评人首先需要撰写一个简明扼要的陈述（statement），包括上年在研究、教学和专业服务三方面的活动，内容如发表论文、学术会议、所授课程、所指导研究生、学术报告、为学术杂志或出版社评审论文书稿等等，并附各种材料（如发表的论文等）的复印件。年评只有本系已有终身职的教授（即教授和副教授）参加和不记名投票，投票结果和对其上年表现的总结性报告，将由系存档、报送学院和呈达当事人。因此，在正常境况下，一个助教授通过投票结果和年评报告，对自己在系里的处境，了解应十分清楚。如果接连二、三年投反对票者都接近半数，那么评终身的希望不容乐观，得早作另寻出路的准备。

　　而且学术专著的出版，也并不是说这位学者的终身就已成定局。终身教授是由全系有终身头衔的教授和副教授不记名投票，凡没有得到过半数票者，仍得走人。因此其学术专著的学术水平必须得到大多数教授的认可。对那些以微弱多数过关的助教授，院校两级学术委员会还可能复查，以确保标准的执行。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和现所在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都看到过（而且是我自己熟知的）没有得到终身而被迫离校的学者。正是这样无情的淘汰和筛选，保证了美国大学教授的质量和声誉，尽管每天美国不知制造着多少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或亿万富翁，尽管众多的学生毕业后比他们的教授挣得更多，但在美国还从未有像中国那样的“教授贬值”之说，其中原由，恐怕怎样成为一个教授这样的基本问题，倒是值得我们认真回答的。

　　这里还值得强调的是，与中国明显不同的是，在美国大学，职称的晋升从无“名额” 之说，凡符合要求并通过正常评审程序者，都可得到晋升。在这种制度下，晋升实质是与既定标准的衡量，而非同事间的竞争。联想到在中国的大学中，每年的职称评定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引起了多少人事纠纷，其通行的按“名额”评定难逃其咎。这种制度在事实上造成了嫉贤妒能的环境，因为别人的成功会对自己的晋升形成威胁。另外，美国大学中、特别是在研究型大学中，本系在全美大学中的排名常常会影响全系工资的平均水平，排名越高，平均工资越高。而排名则是以本系教员的科研成果为依据的。因此，多出成果、多出能人对整个系和自己都有好处。在这种制度下，同事的新成果、在学术界名望的提升，一般都会得到同事的真心推崇。当然，如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在美国大学中也存在人事纠纷，也有晋升中的不公正现象，但不容否认的是，其所实施的政策，可以把这些不利因素降低到最低的限度。

强调个体的著述“习惯”

　　除以上所举中西学术环境的差异外，我认为，中国目前学术界的某些“习惯性”操作对学术发展亦有不利影响。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学者缺乏独创性，简单复述和描述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占相当大的比例。我发现，中国学术研究实际操作中，包括著述的出版和研究经费的分配等（这里主要是指受国家资金资助的项目），经常是鼓励集体而忽视个体，这对学术独创是不利的。而在西方却恰恰与此相反。

　　在美国，人文科学学术专著几乎都以个人为主，两人合著的也占极小比例。人文社会科学的写作与科学研究具有不同的规律，应尽可能地鼓励独立思考和独立写作。其实古今中外的例子都已证明，真正在学术上站得住脚和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经典名著，几乎都是个人的作品，而非所谓集体成果。当然美国也有众多学者合作的项目，但其最终成果任以个体形式为主，其署名形式与中国明显不同。在西方的这类集体著作中，尽管书的封面上标明编者，但目录上每一章（实际上即一篇完整的论文，西方称book chapter）都标有作者姓名，也就是说那一章作者享有独立的署名权，这种形式我们可以从已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看到。

　　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集体著述十分普遍，即由一个主编主持，下面若干人承担具体写作，出版时或在扉页，或在前言，或在后记中，提到某某撰写某章。这种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作者的著作权或署名权。例如，李四主编一本题为《论学术规范》的著作，张三撰写了其中《学术规范之定义》一章。若按西方的署名法，该章在目录中应写明是张三所著，当王五在其论文或著作中引用该书这一章的内容或观点时，在注释中将应该是：张三：《学术规范之定义》，见李四编：《论学术规范》，某某出版社，某年版，第某页。如果按中国通行的署名形式，王五只好将注释写为：李四主编：《论学术规范》，某某出版社，某年版，第某页。由此可见，张三的学术成果的署名权，就这样无形中被抹杀了。

　　在一个集体项目中，如果章节作者无独立署名，可能造成大多数参加者没有视其为自己的学术成果，实际上主要精力仍然在自己个人的其他研究上，而对所谓“集体项目”敷衍了事。这些项目虽然有大量资金为后盾（而且经常是以国家、省级或部级等名目出现），有许多人参加，但从成果来看，在学术水平上并无优势，除普遍存在的大而杂的毛病外，由于多人撰写，常常会出现体例不一、前后重复、文笔各异的情况，甚至粗制滥造、草率成篇、引文不确等问题也并不鲜见。而且这种集体项目也容易出现抄袭现象，当事情暴露后，作为“集体成果”，只好全体参加者、特别是主编承担责任。如果按西方惯行的署名法，这种恶果只能由撰写者自己承担。而独立研究，则可在相当程度上避免这些弊病。

　　在提到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集体著述问题时，我还想指出中国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办法应该改进。据我所知，国家在审批一些较大项目时，如五年规划重点项目，强调“集体作战”，即所谓梯队结合，以有名气有实力的学者领头，由若干甚至上十成员组成的研究的班子，获得资助的项目可得到几万以及超过十万乃至几十万的研究基金。我们不能说这种办法没有产生好作品，但不容忽视的是相当大一部分这样的资金实际上被浪费了。在资金的使用上，由于是“大锅饭”，这些资金经常开销在与本项目研究无关的地方。因此我认为，为了使有限的资金得到最好的利用，国家应该主要鼓励以个人项目为主基金申请和审批。如果国家以10万元资助一个集体的大项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远远不如用这笔基金去资助五个两万元的个人项目，可能更不如去资助10个一万元个人项目。对一个集体的大项目，一万元可能被轻而易举地挥霍，但对一个踏踏实实的学者特别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来说，却可能是对其研究和写作的一个极大支持。因此，现行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资助方法，据我的观察（但愿我的观察是不确切的），实际上是以最大的投入换取最小的产出。

　　在谈到中国现存的著述“习惯”时，还不能不提到一种经常为抄袭提供保护伞的写作形式，称为“编著”。这可以说是缺乏学术规范而产生的“怪胎”。有些学者把各种资料拼凑在一起，或把外文书稍加改动，便可堂而煌之地称“编著”，实际上是一种更巧妙的抄袭。在西方，要么是编者（editor），要么是作者（author），从无编著之说，任何形式的改编而不一一注明原作，无论是学术专著还是通俗读物，在西方将都被视为抄袭。所谓“编者”，便是把别人所写东西或资料编辑出版者，即使该编者在书的前后写有前言后记，即使在每篇资料前写有题记，甚至书中有若干篇文章都是他自己写的，其编辑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他是前言和后记以及那几篇文章的作者，然对整本书而言，他仍然是编者。如施坚雅编的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晚期中华帝国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尽管中间若干重头文章是由他写，对整本书来说，他仍然只是编者而非作者。

　　在中国的学术出版物中，我们还常常发现同一作者的同一（或相似）论文出现在不同杂志或集子中，在其专著中又发现同样的面孔，这也是学术资源的一种浪费。这种弊病的存在除作者的功利动机外，也与中国论文发表没有合同的约束有关。在美国，学术杂志在收到稿件后，在通知作者稿件收到的同时，特别指出如果该文部分或全部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发表过，作者有责任向杂志申明。有的杂志在把论文寄出评审前，还要求作者签署一项申明，确认该文的部分或全部没有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发表过。文章发表前，即使是仅一页的书评，作者和杂志都要签署合同，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各方权益，特别是版权。另外，中国学者普遍先将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然后汇集成书。美国学者在书出版前也会发表若干论文，但他们都有意把许多精华部分不先发表，因为美国各学术出版社对于那些相当大一部分内容已经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过的书稿，兴趣索然。这样，专著基本保证了体现最新的学术成果。

　　在中国，重“量”不重“质”也是一种为害极大的著述“习惯”。据报道，“有的中青年人动不动就号称出了三四十种书、发了二三百篇甚至三四百篇论文”，而这些“靠盗取剽窃来的、或者是毫无建树的所谓学术论文、专著，实际上却差不多都是学术垃圾。”（《中国青年报》2001年7月18日）虽然这可能只是很个别的现象，但也的确是学者以“量”取胜的反映。实际上从各方面的报道看，这种重“量”不重“质”的趋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一些政策的鼓励，如《中华读书报》便有文章对高等院校中职称评定的所谓“量化”问题提出过质疑（见该报2001年7月23日）。而在美国那样的学术规范约束下，很难投机取巧，必须真正扎实的“坐冷板凳”。据我的观察和经验，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一年能完成一篇学术论文，6-7年能完成一本专著，已是相当令人钦佩的成绩了。在这个领域，那些“学术权威”（leading scholars），十几二十年写一本书并不在少数。如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Philip Kuhn） 在1970年出版其《晚期中华帝国的叛乱及其敌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90年才出版了其第二本专著《叫魂》（Soulstealers），其间他发表的论文数量也不多，但却是在学术界影响巨大。又如我在约翰霍普金斯攻博时的恩师罗威廉（William Rowe），在1989年出版其经典性的第二本《汉口》（Hankow）后，2001年他另一本问鼎之作《救世》（Saving the World）才问世，十余年的心血甘苦，只有他自己最能体会。因此，在中国目前的学术风气下，重提过去“一本书主义”的老话，倒是十分必要的。

　　总之，要提高中国学术研究的总体水平，我们必须认真反思目前的学术环境和现存的著述“习惯”，逐步形成有助学术发展的学术环境，以及一种规范、踏实、认真和尊重独创的学术风气。

原载《开放时代》2002年2月号，转自史学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