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史学”是以历史形象为主体构建的历史研究样态，由我国学者提出并倡导。历史遗留下来的实物和图像既是文化表现形态，又是历史生成和展演的一个方面。随着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掘实物和图像本身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已成为新的趋势。当前形象史学研究的现状如何？加强形象史学研究有何学术价值？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研究模式刚刚起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晓告诉记者，形象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模式，最近两年才被提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同仁共同智慧的结晶，也是国内外文化史学者研究实践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的前身是著名学者沈从文先生所在的中国服饰史研究组。服饰史是文化史研究一个分支，研究服饰史需要大量的图像与实物史料来论证与说明问题。孙晓介绍，文化史研究有其特殊性，需要依靠大量的历史实物和图像相参证，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掘实物和图像本身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已成为新的趋势。

　　“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形象史学’这一新的史学研究范畴。”孙晓说，形象史学有两层含义，其一就文化史研究本身来说，指的是运用传世的包括出土（水）的石刻、陶塑、壁画、雕砖、织绣、漆器、木器、绘画等历史实物、文本图像以及文化史迹作为研究对象，并结合传统文献整体考察历史的史学研究模式；其二就文化史研究成果表述来说，采用大量的有形资料，可以更清楚地表达研究者的思路与心得，读者也更容易接受。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仲丹认为，“形象史学”与图像史学最大的区别就是把实物归纳进去，它更强调超越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的路径进行开拓。

　　谈到当前形象史学的研究现状，孙晓表示，由于这一模式刚刚起步，无论是在具体学科范围的界定上，还是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上，都处在探索阶段。这一理论模式的完善需要文化史研究者共同努力。

　　重视以前挖掘较少的领域

　　形象史学的研究对象——形象，不仅指可观可赏的具体物象，还包括由其组成及其所蕴含的历史形态。

　　孙晓认为，所谓的“形象”，并非将其看成是一个静态的、孤立的具象材料来进行研究，而是将之看成一个过程。他强调，形象史学是对文化史阐释方法和展演方法的新架构，在具体的研究中，既需要有形象性的思维，又需要扎实的史学根基，它既不是从形象到形象简单地描述和推衍，也不是从形象到文本简单地解读和互证，而是将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化实践中所孕育或叠加的信息和价值发掘出来，并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与综合。

　　谈到未来我国形象史学的研究方向时，陈仲丹认为，要重视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形象的社会内涵。形象史学应该重视一些以前挖掘较少，而又对恢复人的文化生活、人的审美情趣有重要意义的领域进行研究。

　　孙晓认为，龙的形象流变、东亚文化共性都可作为形象史学研究重点。

　　扩宽史学研究领域

　　与国外日渐兴盛的“图像证史”、“公共史学”等史学模式相比，由我国学者提出并倡导的形象史学研究有何学术价值呢？

　　孙晓认为，形象史学虽然借用艺术史研究的语言和分析方法，但并不是将研究对象从历史中抽离出来，而是将其归位于所产生的时代与空间里，对其美学价值和社会功能进行还原性重构。历史上遗存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形象材料”，是古代的政治制度、文化礼仪、社会风俗、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等多方面的综合反映，它们既是历史构成的要件，也是古人留传下来的文化财富。开展形象史学研究，从大处说，可以补充我们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加深我们对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认识；从小处说，也可以帮助我们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

　　陈仲丹认为，形象史学使得研究从平面概念转向空间概念，更加注重实物研究；形象史学拓宽了史学研究领域；史学研究更侧重从上层研究移到下层民众的研究。形象史学挖掘民众生活，比较注重实物中的文化内涵，重视人的生活方式，突破了以前正史中过于依赖文字的方式，又跟器形学方式中比较重视介物有所区别。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牛克诚研究员认为，就艺术史研究而言，“形象史学”打通了艺术创作与欣赏主体上精英与民间的界限，使那些民间的、日常的东西成为与文人画一样的研究对象。这既使物质生活史的研究成为一种可能，也暗合了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旨趣。形象史学带来的研究方式上的一个转换，是由文字性转向视觉性。通过这样的转换，我们会看到，此前有很多不作为史料，或不作为史实探究对象的东西，进入到史学研究视野之中。随着“形象”成为研究对象，“图”获得了与“画”一样的平等性。进而，“形象”还可拓展为三维形式的立体物——“器”，如瓷器、家具、道具、工具等等。

　　画—图—器这些构成“形象”的素材，总体为“物”，是与传统史学作为史料的“文”相区别的。牛克诚认为，形象史学的任务当然不会停留在对于“物”的“观看”，而是具有史识的“阐释”。形象史学打开大门，将一切物都放了进来，在我们对于这些空前的史料丰富性应接不暇的时候，传统史学“文”的基本素养，正决定着我们其中的谁，更能穿过物的表象而接近史实真相。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第423期

　　就理想而言，人类一切的过往经历都可以成为历史学探究的对象；而就现实来说，以往的人类经历不可复现，我们所能研究的仅仅是遗存到现在的那些经历；再进一步来说，在一切人类经验遗存之中，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的那一部分遗存才是真正的历史学研究对象。在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成为研究对象之前，这些遗存严格说来还不是“历史”，而是跟其他自然物一样，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历史知识的增长，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不断深入，去伪存真；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不断有新的对象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对过往经历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历史学也就不断发展起来了。

　　外国史学史（本文所提及的外国史学史概念大体上属于西方史学史）是研究域外史学发展规律与特征的一门基础学科，它从历史学演进的角度研究历史编纂学、历史方法论、历史思想、历史哲学等内容，通过追溯各种历史学研究和著述形式的渊源、流派和成果及其在历史学发展中产生的影响，对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及其成就做适当评价。因此，通俗来说史学史就是有关历史学家的故事、历史学家文本的故事。

　　史学学术史

　　这里所谓的史学学术史，一方面指的是史学史，另一方面指的是史学史之史，即史学史研究史。一是史学史自身的发展，一是史学史的研究史。

　　历史本身成为科学，时间较晚，而史学史的出现，则为时更晚。在欧洲，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重视史学史的研究。其先驱为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至20世纪初期才陆续出版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史专著。传统的史学史在本质上是叙述式的，如富特（Eduard Fueter，1876～1928）的《新历史编撰史》（1911）、《近代历史编撰史》（1914），古奇（G．P．Gooch，1873～1968）的《19世纪历史与历史学家》（1913），勺特威尔（J．T．Shotwell，1874～1965）的《史学史导论》（1922），巴恩斯（H．E．Barnes，1889～1968）的《历史著作史》（1937），汤普森（J．W．Thompson，1869～1941）的《历史著作史》（1943），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的《论人类的过去》（1955），以及最近比较流行的布雷萨赫（E．Breisach）的《历史编撰：古代、中世纪和近代》（2007）等。尽管这些著作也包含批评性的注释，尤其是富特、巴恩斯两人的著作，但实际上讨论的都是历史学家个人及其著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满足当今史学研究的需要。

　　因此，需要另外一种史学史——史学思想史，也就是以一种更富有批判性和更具有分析能力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编撰的史学史。这以努力寻求19世纪欧洲历史编撰中的“一种深层结构内容”（《元史学》，第Ⅸ页）的海登·怀特为代表。怀特的《元史学》于1973年出版以后，就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和评论，波及至今。怀特认为历史编撰是诗化性质的，以此为出发点，他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根本不同的。在他看来，史学自身的性质使得史学处于一种概念混乱状态，因而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创作，所以叙事对史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元史学》一书就是用一套从其他学科借用的繁琐概念来阐明怀特观点的诗化过程。对于这种极端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也有走中庸之道调和两派观点的。

　　史学史编撰的第三条道路当属凯利（DonaldR．Kelley，1931—）的《多面的历史》。该书正是上述两种观点相混合的产物。这既避免了平铺直叙所带来的肤浅，也避免了形而上所带来的玄奥。其中的益处可参见作者凯利教授为本书所写的“中译本前言”和前辈何兆武教授为本书所做的“序言”，这里不再赘述。新近由张广智教授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大体也属于这一类型，诚如作者所言：“一部漫长的西方史学史，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新与旧、保守与革新、传统与现代，也在不断地交错杂陈，其总的发展趋势是顺时代潮流者兴，逆时代潮流者衰，新陈代谢，万古长青”（该书第1卷“总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作为知识形态的史学史

　　史学史既是史家与文本的故事，实际上也是一部学术发展史，在重要性方面可比肩与文明史、文化史、思想史，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域外历史与文化的必要基础条件。外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们（主要是历代历史学家）对历史所做出的种种思考，从而在历史学发展的长河中，疏凿源流，辨证因果，探求原委，以探寻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这对学生的基本素养与历史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学习外国史学史，应在史学的流变中做出动态的考察，换言之，即对史家思想、某一作品、某个流派所做出的研究，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纵横比较，上下连贯，惟其如此，方能顾及整体，全面考察，透过现象，洞察本质。

　　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呈现为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史学史的编写，需要关注的是不同时期历史写作的异同。纵观中外史学，一方面，时间、变化、真实、效用是与历史相关的基本概念，也是史学史中相同之处；另一方面，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史家的历史观会表现出多姿多彩的形式和特征，这是史学史中相异之处。要使“外国史学史”编写从整体上表现出一致性和丰富性，就需要在每个章节的编写中合理地把握不同章节的异同，即找出共同的问题和回答这些问题的不同表达。例如：每一位历史学家如何看待时间？如何处理过去？如何通过历史写作的方式来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怎样确认事实？怎样期待其作品实现其价值？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获得不同的解答，也可以将整部教材融会到共同的主旨之下。

　　既然史学史是一部学术史，我们就要考虑其内涵，即史学史研究的对象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传统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史学家及其文本的故事，既然历史学所关注的是人的活动，那么人的活动则包罗万象，不但有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也有科学史家、宗教史家、考古史家、艺术史家、文学史家等不同领域专家笔下的历史，这些历史记述究竟应不应该包括在史学史的研究范围内？是研究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吗？还是有别的原因？

　　以笔者所观，也许外国的概念太大了，这样的学术谱系太庞杂了，从苏美尔到希腊，从希腊到罗马，从罗马到欧洲，从欧洲到西方，从西方到世界，让人难以从宏观上进行梳理这个史学史的框架，难以确定所包含的内容，难以确定有哪些特征，等等。简单来说是内部差异性与语言太多造成这一现象，因此，很难编出一本像“中国学术史”这样的书。因语言而造成的这种分野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大，比如西方古典文明实际上就是地中海文明，也就是说赫梯文明、犹太文明、埃及文明等所谓的东方文明在古典时代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史是大体上一体的，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差异性，其分水岭应在公元前5世纪，自此以后人们逐渐就把那些东方文明排斥到西方文明之外了。

　　不过，我们特别强调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通常认为史学史研究应包括史家、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史学思想等，无疑史学思想处于核心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史学史的研究也就是“学术史”、“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柯林武德曾说，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须首先掌握这一个问题本身的历史。卡尔?贝克也曾说，历史最有趣的一面既不是历史研究，也不是历史规律的研究，而是史学史的研究。可见，史学史是历史研究的基石，专门史学史更是每一个历史专题研究的指导门径。

　　跨文化比较视野下的史学史

　　当今历史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对历史事实的探讨，史学史研究同样如此，因而需要一种更富批判性和更具分析能力的眼光重新审视往昔的历史思想，以期真正达到“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之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史学史已不仅仅是历史学家了，而是关心人类命运的全部知识分子了。此外，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也面临着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在本质上寻求的是共性，因而也就忽略了个性，这种个性表现在史学上就是民族性，也就是说全球化迫使历史学家注重普遍史的研究。就史学史而言，已经出版了两本这方面的著作，一本是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王晴佳、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合著的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Longman 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中译本《全球史学史》，杨豫译）；另一本是沃尔夫（Daniel Woolf）的《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笔者正在翻译，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从时间上看，历史编撰的产生早于民族国家，但自民族国家产生以后，历史编撰与国家认同就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史学为国家服务，国家资助史学，两者互为依存，携手共进。如果全球化仅仅涉及到经济领域，那么史学是有权利规避这一运动的；但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甚至出现了否认民族国家存在的倾向，因此也出现了否认民族史学存在的倾向。当然这只是个别极端现象而已，但这种个别现象也折射出全球化的一个侧面，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同时是话语全球化的过程，自然也是史学思想的全球化过程，因而也就需要重新定义共性与个性，重新叙述地方史（民族史），重新叙述世界史（普遍史）。事实情况却是，不管是西方的历史学家也好，东方的历史学家也好，他们大多都是以自身的文化背景进行历史解释，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把自己的结论当作是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上窒息了历史经验的多元化，徒增历史思想的贫穷化。因而，解决这两者之间张力的最佳途径是进行历史思想的比较研究。

　　进行比较研究，首先要注意事物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在这里不考虑历史比较研究的具体类型，只从时间的可比性和内容的可比性来考察为什么中西史学思想比较研究在历史学领域富有很大的价值。

　　在哲学意义上，古代世界几大文明起源在时间上都是相同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在文明史上的地位不分高下，但是最近为什么人们独对中西比较情有独钟呢？剑桥大学古代哲学和科学教授劳埃德（G．E．R．Lloyd，1933—）对中西古代文明有着独到见识，近年来一直从事古代希腊（主要是希腊化时代）和古代中国的比较研究，成果斐然。西方世界近年来所发表的这方面文章就更多了。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也于2003年开始出版《东西史学》（Historiography East and West）。在中国，可以说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的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后来者诸如胡适、何炳松、钱穆、柳诒徵、余英时、杜维运、汪荣祖、何兆武、朱本源、刘家和等都比较重视这方面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华人学者汪荣祖就出版了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巨著《史传通说》。近年来美国的伊格尔斯（GeorgIggers，1926—）、王晴佳，德国的吕森（JornROsen，1938—）诸氏也关注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不厌其烦地在这里列举这些事例，只是想说明中西史学思想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也许是中西思想的共性大于西方思想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的共性造成了这一局面，换句话说就是，这些文明的史学观念与中西史学观念有很大的差异。苏美尔王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世纪末期，揭示了传说中的历史，这种传说一直回溯到25万年前“王从苍天而降”的历史。埃及的历史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世纪中期，始于著名的帕勒摩石碑，这其中则包含了公元前40世纪中期的王表。在这古老文明面前完全是一群孩子的希腊人，不仅汲取了他们的字母文字，而且借鉴了天文、几何、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但希腊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增加了批评意识。基于这点原因，有人则极端地把这种王表式的历史称之为“史”前史。印度历史非常悠久，但他们又“几乎没有历史可言”，他们的年代记载是混乱的，有时上下相差几千年之久，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这是由于他们的宗教观念造成的，他们整天沉思冥想，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了彼岸世界，现实在他们那里是毫无价值可言的。这几种古老文明所缺少的批评意识、现实关怀则是中西史学思想的相通之处。此外，中西史学对知识界都有重大的影响，当面临各种挑战时也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比如20世纪的中国史学能够不断地、灵活地适应西方史学所带来的挑战，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扛起了“新史学”的大旗；而欧洲史学在本质上也并不是完全是“西方”的，希腊史学在其幼年时期就深受东方史学的影响，在中世纪也受到伊斯兰史学的影响，从而表现出自身的适应性。毫无疑问，研究中西史学接受外来影响的途径及其对自身史学所带来的进步性影响是有助于史学发展的。当然中西史学之问也存在一些显著的不同，如宗教在史学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史学与官方意识形态结合的程度不同等都是我们在比较研究中西史学思想时要注意的。

　　中西史学思想比较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困难的，更是一个迷人又让人困惑的领域。古往今来的史家大多喜好以自身文化进行历史解释，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经验，把自己的结论当作是超人类的，从而窒息了历史经验的多元化。可见，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无外乎从哲学的与经验的两个层面展开。就前者而言，是“能否把‘西方’和‘中国’加以‘同质化，和对立化。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但是一个源远流长、而且也是多重层面的文化传统。譬如在中国，单以儒家的传统为例，就可明显地看出古典的儒学与产生于宋代以后的理学之间的差别。在西方史学传统里，我将着重其历史哲学的方面，以求找出一个模式来与其他史学思想传统作比较”（伊格尔斯、王晴佳：《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刊《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21期（2001年，第21～35页）。这是一项崇高且难以企及的目标，但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不少学者以为史学史研究为空中楼阁，对实际研究缺乏正面的功能与效用，它属于“第二序”，终究无法取代“第一序”的实证研究。是的，在19世纪，标榜“如实直书”的兰克学派，强调原始资料，注重考证等，从而被尊为“科学的历史学”而风行世界（到中国则成为傅斯年先生所谓的“史学即史料学”），成为19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主流，对后世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史学史发展到今天，已不属于某一具体学科领域的研究，而是涉及到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宗教、人类学等多个领域，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协手共进。在一定意义上，史学史是对人类文化的综合研究。这是现实，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附记：本文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作者陈恒，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一研究院研究员，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200235。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210

　　张广智先生主编的6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的出版，标志着我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认为，西方史学史学科要进一步发展，拓宽跨学科的视野并关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方向。

　　同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具有更多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过去，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以往的一切，可以说无所不包，无所不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这种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历史学不可能建立起森严的学科壁垒。历史学家在研究中遵循着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研究现实社会时相同的认识图式，将历史划分为一个个侧面进行考察，从而形成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精神史等相互联系的专题史，每一专题史除了使用历史学共同的理论和方法之外，也可以参照相对应侧面社会现实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如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社会理论、文化理论、心理学理论等。在当代跨学科研究中，历史学这种综合性的优势已经展露无遗。

　　从西方史学史上看，历史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其他知识领域的影响。历史研究的成果，反过来也会推动其他学科的进步。这种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互动效应，理应成为西方史学史研究和思考的对象。近代以前，历史学同其他学科的界限是比较模糊的，换句话说，早期的历史研究本身就带有跨学科的特征。西方史学长期与文学、神学和哲学有着扯不清的关系。古希腊希罗多德是“史学之父”，也是古代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旅行家，同时也是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和地理学最早的研究者。希腊化时期的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认为，历史编纂者除了要有搜集和处理资料的能力之外，还要有广博的地理知识和实际的政治经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通晓多种语言，兼修语法、修辞、诗歌和伦理等人文学课程。17世纪从事历史资料整理的西欧历史学家精通古文书学、古钱币学、碑铭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被称为“博学派”史学家。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既是法学著作，同时也是历史学著作。直到19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胜利和社会科学的兴起，欧洲史学才开始了职业化、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进程，形成了自身的学科体系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以其空前巨大的成就赢得了“科学女皇”的美誉。但历史学也为自己的成功付出了代价，史学家日益沉溺于“如实直书”、政治史研究和文献批判的内部小圈子，固步自封，同外部的交流越来越少。以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历史主义思潮强调历史学的特殊性，反对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历史学政治借鉴作用的消失使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地位，众多社会科学的进步与历史学的保守落后形成了巨大反差。面对危机，一些有远见的历史学家开始对兰克的历史主义表示不满，他们呼吁史学变革，要求历史学打破学科藩篱，融人科际整合的世界潮流中去。另一方面，新史学研究重心下移，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也决定了它必须吸收相邻学科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成果。

　　1900年，法国史学家亨利·贝尔创办了《历史综合杂志》，首次提出了以史学为中心综合其他学科的主张，杂志的编辑和撰稿工作吸收了来自史学、文献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学者参加。1904年，在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举行的有关历史科学的特别讨论会上，德国的兰普雷希特、英国的伯里、美国的特纳和鲁滨逊，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威尔逊等历史学家，一致同意“以跨学科的方向来改革历史研究”（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1912年，美国史学家鲁滨逊在《新史学》一书中认为，历史学范围的扩大和任务的更新，必然在训练方法和知识结构上对历史学提出更高的要求。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除了要有较强的史料批判能力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对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有深入了解。他指出，在科学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学科之间的依赖性大大加强了，每一学科的进步都有意无意地依靠其他学科的帮助。因此，他把近代以来出现的社会科学学科称为“史学的新同盟军”。1929年，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从亨利·贝尔的《历史综合杂志》编辑部脱离出来，联合创办了新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从此以后，跨学科研究一直是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主要指向，并在1950～1960年代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1970年美国《跨学科历史杂志》的创刊，标志着西方跨学科历史学的成熟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新史学的退潮，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一度受到质疑，但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倾向继续存在，只不过所跨主要学科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转向人类学、心理学和符号学。在年鉴学派新一代学者的学术实践中，历史学同其他学科的科际整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抱负是在历史学的基础上统一整个人文社会科学。198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又在文化史转向和历史叙事理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方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正在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

　　在20世纪西方史学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中，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互动以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互动尤其引人注目。

　　历史学和人类学素来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两者有着相似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两者都研究人和人类社会，而且大都探讨研究者自己所未曾经历的、与自己有一定距离的社会。两者的不同在于：历史学家关注的是时间上遥远的过去，人类学家关注的是地域及文化上遥远的异邦；历史学问接地通过历史上观察者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去复原特定的历史风貌，所以更重视有文字的文明，人类学则强调在实地的田野调查中通过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直接参与和理解去展示特定的社会原型，因而更重视文化。

　　20世纪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变革促进了两门学科的接近和相互影响。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欧美人类学者主要受进化论的制约，依靠传教士和冒险家所写的没有被证实的游记去猜测地构造宏观的世界历史。直到功能主义理论出现后，人类学的方法论才开始从宏观人类历史中分化出来，进入田野研究与社会理论化的时代。但功能主义者过于强调“现在”这个人们生活的文化平台，把考察对象放到一个静态的分析框架里，忽视了社会的变迁，因而在1950年代受到了来自人类学内外的批评。一些人类学者从历史学中感悟出了文化的历史性和多元性，要求在民族志中植入历史学的因素。1950年代之后，作为这一反拨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转向对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复杂社会的研究。

　　大约在同时，人类学向历史学的渗透也成为西方史学学科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对活生生的社会互动过程的近距离观察、对“他者”眼光和非主流历史的强调、对符号和象征行为的解释、对社会体系各部分如何连接成有机整体的视野，以及对跨文化比较分析和口头调查方法的应用，这一切都对以民间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己任的新史学家有着特别的吸引力。1958年，美国历史学家巴格比在《文化与历史》一书中呼吁用文化人类学的概念、术语和成果更新历史学的观念。196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的长时段研究从结构主义人类学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启示和灵感。1970年代，作为历史学和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结晶的历史人类学成为新一代年鉴学派学者治学的重要内容，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运用人类学方法解读了一个小山村短短30年的历史，被认为是历史学家在这一领域里成功的典范。最近几十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的“深度描述”方法又被历史学家所广泛注意和采用，产生了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和达恩顿的《大屠猫》等优秀的新文化史作品。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历史学转向”也加快了步伐，吉尔兹解释人类学的一大功绩是重塑了人类学的历史性。1984年，《历史学与人类学》杂志创刊，为两个学科的学者提供了进一步交流的平台。1990年，吉尔兹发表了《历史学和人类学》一文，指出了两个学科之问合作造成的某些不和谐，如人类学家批评历史学家过分依赖文献资料，历史学家批评人类学家痴迷于口头证据。但在总体上，他认为“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结合是有益的”［Ec．Geertz，‘History and Anthropology’，New LiteraryHistory，21（1990）：322］。

　　历史学和社会学也是两个有着诸多共同点的学科，它们都研究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社会，但两者的差异和矛盾也显而易见。社会学可定义为对单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对其结构和整体发展的归纳；历史学则是对复数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考察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社会学家被训练成着重留意并概括一般规则，时常删除例外的东西；历史学家则学习如何以牺牲一般模式为代价去关注具体细节。19世纪，当社会学刚刚产生之时，两门学科曾长期处在一种对抗的状态，互相瞧不起。直到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变革才拉近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距离。研究社会史和借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成为反传统史学的新史学的一个标志。1950年代后，随着年鉴学派的影响四处扩散，社会史研究发展成一种世界性潮流，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逐渐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所熟知和接受。与此同时，1950年代兴起的发展研究和现代化研究以及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学的历史化。1958年，《社会与历史比较杂志》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创刊，标志着当代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历史社会学的形成。到1980年代初，西方主要社会学期刊上有关历史的文章几乎占到了1／4，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成为美国社会学分会中最大的分会之一。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学科互动中，历史学和社会学均受益匪浅，但后者对前者的帮助也许更大一些。当代社会学不断变动和翻新的理论为变革中的历史学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路径和视角，也提供了诸多历史学家们今天仍在使用的概念。如果说19世纪是历史学与理论相脱离的世纪，那么20世纪就是历史学重视理论的世纪，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互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一方面，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体现了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的历史化进程；另一方面，实证主义史学的形成也反映了自然科学方法论对历史学的冲击。进入20世纪以后，实证主义的式微不仅没有减弱自然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反而促进了历史学家对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更深刻的反思和更理智的对待，并把这一关系建立在更高的水平之上。当代自然科学对历史学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五个层次上。第一是内容层次，历史学家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在历史上的地位，不仅科技发展在通史编纂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而且历史解释也越来越多地考虑科学技术的因素。第二是工具层次，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历史研究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如医学知识帮助历史学家探讨历史上瘟疫的流行，运用电子计算机提高搜集和处理史料的效率等。第三是方法层次，直接或间接借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前者如用控制论说明历史上社会等级的产生；后者如以经济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为媒介引进数学模型和统计方法形成所谓“社会科学史学”或“计量史学”。第四是概念层次，用自然科学的概念概括历史现象。如科学史家库恩的“范式”概念被用来说明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变革。另一个物理学的概念“熵”也引起了很多历史学家的注意，用来解释历史上文明的崩溃。第五是思维层次，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对历史哲学和历史观念的冲击上。如普朗克的量子力学质疑了自然界的持续性，从而间接向传统的历史连续性的观念提出了挑战；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强调了自然科学观察中的主体经验，构成了现代历史相对主义思潮的自然科学基础；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否定了机械的因果律，迫使历史学家去重新思考历史规律问题。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衰落和现代物理学的诞生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其中隐含了人类认识的某种一致性。当代历史学的系统思维、定量思维、多向思维、交叉思维都可以从自然科学中找到它们最初的渊源。

　　近些年来，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合作主要体现在环境问题上，环境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分支学科，环境历史学是在生态学的直接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在生态学的启发下，传统的生产力史观正逐渐被生态史观所取代，传统的历史评价也开始增加生态标准，环境史家借此写出了与过去全然不同的世界史。除生态学外，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传染病学、地质学、气象学、农艺学等自然科学学科也在环境史研究中发挥着作用。

　　当然，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并不仅限于上述三个方面，还有更加广泛的内容。如19世纪初法学领域的历史法学派曾经为历史主义的兴起做出过巨大贡献；20世纪经济史的勃兴借助了经济学的理论；文学长期与历史学有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当代叙事史复兴的过程中更加密切了；语言学、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进步促进了近代以来史料学的发展；20世纪前半期心理史学的建立和后半期文化史的转向离不开精神分析研究和和符号学研究的成果；等等。

　　显然，对于西方史学史的研究、编纂和教学来说，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这种互动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缺少了对这些跨学科互动内容的探讨和描述，我们几乎不可能完整地说明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的变革和发展。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已先后出版了十几部通史性的西方史学史专著或教材，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触及历史学的跨学科性质，大部分著作对历史学跨学科研究产生的边缘学科如心理史学、社会史学、计量史学，历史人类学等予以了关注，在谈到20世纪前半期新史学兴起和近几十年的文化史转向时也注意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从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对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互动关系的系统和全面的探讨还没有见到，特别是已有的研究往往只是强调了其他学科对历史学的冲击，很少提到历史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实际上，近代以来哲学、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艺术学乃至自然科学都从历史学中受益匪浅，历史主义在19世纪西方甚至成为普遍的思维方式，推动了几乎所有学科的发展。因此，在西方史学史著作的编纂中有必要增加专章来系统梳理西方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史。除了对学科互动关系的揭示之外，还有很多相关的理论问题需要西方史学史工作者去总结和思考，如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规律性，不同学科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学科互动对历史学进步的推动，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局限性及存在的问题，跨学科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和矛盾性，如何处理好跨学科研究与史学自主性的关系等。对这些理论问题的回答，将会对未来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需要强调的是，拓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跨学科视野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的多样化上，而且表现在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西方史学史学科本身进行探讨和重构上。早在20多年前，张广智先生就在国内史学界率先提出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西方史学演变的设想并付诸实践（参见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山东大学王学典先生也曾提出过加强“史学社会学”研究、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史学现象进行考察的建议（王学典：《关于加强“史学社会学”研究的初步设想》，载《文史哲》1995年第3期）。这种史学史的跨学科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比如我们可以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神话与历史的关系，从而深刻揭示神话叙事中的历史意蕴和历史叙事中的神话模式。 我们相信，运用跨学科的视角以及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一定会进一步拓展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写出21世纪更加崭新的西方史学史。

　　作者郑群，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210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澳门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现代化研究、世界近现代史、英国史等。主要著作有《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英国通史》《二十世纪英国》《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世界现代化进程》《欧洲文明：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等；主编《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等。曾获“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国家级“特殊贡献专家”称号。

　　“民族国家是西方崛起的法宝，因为有了民族国家，西方才走上近代发展的路。可是当全世界都看明白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并试图模仿时，西方人却要告诉其他人：民族国家要不得，应当抛弃！当他们高调谈论‘人权高于主权’时，其实是在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法性，也就是否定非西方国家的主权独立身份，从而以另一种方式维护西方的霸权。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史是有可能被西方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所利用的：当民族国家的历史不存在时，民族国家自身的存在也就成问题了。但正直的历史学家们并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他们提倡全球史，恰恰出自于对西方中心论的真诚的反思。”

　　兰克史学传统

　　20世纪“新史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史学界、学术界已经不生疏。但有一个问题：所谓“新史学”的各流派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人们对这方面的了解并不充分，一般人也很少意识到。我试图对此进行一下梳理，就必须从兰克说起，因为他是出发点。兰克对西方史学以至于全世界历史学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是关于兰克，我们知道什么？很多书都说兰克是“科学的历史”的创始人。所谓“科学的历史”有两层含义，一是把历史看成“科学”，像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一样。既然是科学，就是有规律和内在逻辑的，通过科学手段可以发掘这些规律以及历史发展的脉络；另一层含义是从方法论角度谈论历史，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就能恢复人类历史，做好历史研究。很多人说兰克是“科学的历史”的创始人，是有一定道理的。兰克认为，历史有其发展方向，这一点与西方史学界的先辈们没有很大区别，西方历史学很早就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有发展方向的，从而存在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种想法在中世纪基督教史学中就存在，认为整个人类历史都是由必然性所限定的，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改变不了历史的发展目标。按照基督教的思想，人类历史的终极走向是天国，历史是要按上帝意志发展的。理性主义盛行后，尤其是启蒙运动后，人们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理性主义占据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但人们仍然认为历史是有固定方向的，其路径早就被设定了，背后起作用的就是规律，人类改变不了历史规律，也改变不了历史走向。

　　兰克在这一点上继承了西方的思想传统。和黑格尔一样，他认为历史从幼稚走向成熟，最终在西方文明中表现出来。兰克的创造在“科学地”研究历史上，由此他开创了“科学的历史”。在兰克之前，历史学都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但是用一种非常严谨的方法研究历史、规范其研究方式、把历史学当作一个专业，却是从兰克开始的。之前的历史学著作则比较随意，包括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都是这样。你不知道这些记录的来源和出处，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也不知道它们运用了哪些史料，或者根本就没有史料、而只是凭道听途说甚至想象。比如“霸王别姬”，威武悲恸、气壮山河，但后人却无法求证。英国历史学家马考莱的《英国史》写到光荣革命，也是生龙活虎，但也无法验证。中世纪的西方编年史有很多是修道院修士们所写，一部分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但也有部分是听说的。中国古代后来编修“正史”，倒是要用《起居录》这一类文字记载，不过也没有一定的规范。兰克却提出，写历史要非常准确、完全真实。为此他制定了一套规范，要找到非常可靠的资料、文书、档案，证明是非常坚实可靠的内容，才可以当做写作素材。使用可靠史料是恢复真实历史的基本出发点，而判断史料的可靠性，就需要依靠一整套完整的科学方法。这样一来，历史研究就变成科学了，通过使用科学方法而写出真实的历史。在兰克时代，有不少历史学家都有类似看法，但兰克是他那个时代的集大成者。后来很多人说，兰克之前的历史学或历史学著作都是非专业、业余的；兰克之后，历史学才成为学科，历史学家也成了专业研究人员。因此，兰克不愧是一代宗师，改变了西方史学，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史学，随着西方崛起和话语优势，西方的研究方法也传播到了整个世界。

　　但到此为止，我们对兰克的认识还只停留在“科学的历史”上，这不够、也不完整。兰克的历史传统还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政治史。兰克的历史必定是政治史，因为根据他的要求，人们只能写政治史。什么是坚实的史料？他说得很清楚：档案馆里白纸黑字的档案才是可靠的，用这些确凿无疑的史料才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可是用档案写出的历史必定是政治史，因为档案收藏在外交部、殖民部、政府档案馆，记载的都是与政治相关的活动，所以，如果把兰克作为楷模，按兰克的要求研究历史，就只能写出政治史，当然政治包括军事、外交、战争、殖民等内容。兰克的历史也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兰克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是民族国家在西方如日中天的时代。西方的崛起是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刻开始的。兰克那个时代，欧洲以及北美的民族国家基本形成，借助民族国家的力量，西方突飞猛进，占取历史优势。民族国家对西方来说至关重要，这是它崛起的前提条件。但兰克又生长在一个特殊环境中，德意志当时还没有统一，他一生希望祖国统一，因此兰克史学一方面体现西方人对民族国家的重视，另一方面又体现兰克自己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渴望。

　　所以兰克的历史是科学的历史、政治的历史、民族国家的历史，这是兰克传统的三根支柱。兰克和其他人一样，生活在他的时代，表达着他那个时代的愿望和思考。前面说过：兰克史学一出现就震动学术界，它很新，仅凭一个“新”字就能打动许多人，况且兰克史学充分表达他那个时代的追求和抱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潮流。但是，兰克史学从形成起就有问题，三根支柱都不可靠。兰克说：只要有坚实的史料，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可是，史料真的能“坚实”吗？“科学的历史”是否能存在？一旦这样去思考，就会发现兰克传统问题很大，绝没有把历史学带到无可逾越的顶点。由此去看20世纪“新史学”“新”在哪里，就一目了然了。

　　对兰克史学的背离

　　兰克史学出现不久，就开始有不同于兰克的其他史学出现了。经济史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盛行，这离兰克时代并不远。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变化的历史，放到兰克背景下来理解，经济史就是对兰克史学的背离，它不讲政治，只讲经济。经济史在今天看来已经变旧了，但相对于兰克史学而言，它又是“新”史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史观风行一时，其代表人物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们都把“文明”看作历史研究的客体对象，在他们笔下，历史是文明史，而不是国家史。文明多种多样，比如汤因比说有21种不同文明，其中6种是原生的，另外15种是续发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兴衰盛亡。放到兰克背景中去考察，就会发现文明史观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民族国家在文明史关照下不仅不处于中心地位，甚至不表现出重要性；它研究的内容也不只是政治，而涉及更多方面。并且，无论兰克还是黑格尔，他们对历史变化都有相同的看法，即人类历史是线性和单向发展的，从低级到高级、从幼稚到成熟。文明史观却认为所有文明都有始有终，不存在时间先后，也无所谓高低，历史运动的轨迹是转圈——从生到死，这是一种循环史观。在这些方面，文明史观都是对兰克史学的背离，由此造成很大轰动。作为一种新思想，文明史观对兰克史学传统形成重大冲击。

　　但更大的冲击还在后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年鉴学派出现了，这次冲击再次波及整个世界，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看法。年鉴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布罗代尔提出“总体史”的概念。意思很简单，就是历史包罗万象，而不仅仅是政治史。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历史有三个空间：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个人空间。地理空间从宇宙行星开始，到气候、海洋等，人类习俗、规范，都是影响历史的因素。地理空间是一个巨大的范围，它的作用时间是以万年、百万年计算的。社会空间较小，是一个中间层次，包括人类的经济状态、社会状态、制度变化等，这些也是影响历史的因素，作用时间以千年、百年计。最小的空间就是个人空间，每个人在历史舞台上表演，而这些表演却让历史学家最感兴趣，所以大部分历史学家包括兰克在内，都津津乐道谈论这些，以为这些就是真正的历史。但在布罗代尔看来，个人空间最微不足道，对历史发展而言最没有意义，因为它最不能决定也不能解释历史的走向。个人空间以年、日，甚至小时计，转瞬即逝。布罗代尔还提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概念，这些是我们熟悉的。布罗代尔的历史是宏观的历史，它试图构筑一个庞大无比、包罗万象的宏观体系，以此来囊括人类整个历史。可以看出，年鉴学派不仅否定了兰克的政治史，也否定了兰克的民族国家史。人们对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扩充了。在布罗代尔看来，什么都是历史。年鉴学派对后来的史学发展有很大影响，以后出现的许多“新”史学，包括社会史、环境史、心态史、妇女史、城市史等都受年鉴学派影响，这些都不在兰克的史学传统范围内，是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把它们召唤到历史学中来的，“总体史”几乎要把兰克史学淹没。到这一步，兰克传统只剩下“科学的历史”可以勉强自保，历史学家们仍然相信历史学的方法必须是“科学”的，这大概就是兰克为什么只被看作是“科学的历史”的奠基人的原因所在。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变化却完全改变了这种状态，到20世纪下半叶，从1960年代开始，一些新流派出现了，在更大程度上背离兰克，而和年鉴学派有更多的承继关系。首先是社会史，在1960年代很受青睐。社会史有两种形式，一种关注人们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屈威廉，其代表作《英国社会史》记述了英国各时代人们的穿衣、进食、居家、出行等，完全是生活历史。这种形式在社会史刚开始流行时比较常见，后来不成主流；主流是稍后出现的另一种形式，它对人类过去所有的活动都非常关心，尽力发掘，唯独不写政治史，即便写，也是一带而过，并且注重它的社会层面，比如政治运动的阶级构成等。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没有政治的人类历史，可以把英国历史学家阿萨?勃里格斯看作这种形式的代表人物，代表作《英国社会史》就是没有政治的英国历史。社会史刻意不写政治，是对兰克政治史传统的蓄意扬弃，它同时又部分抛弃了兰克的“科学的”历史学方法，因为社会史使用的史料不那么可靠和“坚实”，不能按兰克的要求只使用政府的档案资料，作为“自下而上的历史”，它只能使用普通老百姓留下来的东西，有些还不是文字，比如器具、风俗习惯等。社会史偏爱使用这些东西，这就对“科学的历史”造成冲击，兰克的“科学”方法也被突破。社会史和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有承继关系，因为它也强调历史内容的整体性，但它抛掉了布罗代尔的宏大体系，而注重人类活动的许多细节；它注重描述，而不是解释，所以许多社会史著作有精彩的叙述，却缺乏理论架构。

　　1980年代新文化史盛行，受到很多人的追捧。新文化史之所以“新”，是因为过去的文化史显得“老”。文化史在西方史学传统中很早就存在，比如伏尔泰写过《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布克哈特写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都很有名。“老”文化史着眼于群体，注重群体的文化现象，例如民族的文化特性、阶层的文化表现等，试图挖掘和解释重大的文化题材。新文化史则注重个人，尽心发掘细微的个人琐事，这些事在以前的历史书中是没有地位的，尤其在兰克的政治历史中不会被人注意。新文化史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书中素材也曾被以前的历史学家注意过，因为它保留在法庭审判记录中，只是戴维斯给它以新的解释。戴维斯推翻了档案所显示的结论。从逻辑上看，戴维斯的解释是说得通的，但依照兰克的史学传统，却不能被专业历史学所接受，因为没有史料依据，只是作者的推测。戴维斯彻底否定了兰克的“科学的历史”，以此办理，历史研究就不必依赖史料了，写历史等同于写小说。兰克传统到她这里荡然无存，因为这样的历史既不是科学的历史，也不是政治的历史，更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戴维斯不仅挑战了兰克传统，甚至挑战了历史学最基本的原则，即“求真”。

　　但是《马丁·盖尔归来》却被许多人叫好，戴维斯也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这种现象表现了历史观念的转变。新文化史背后有一种观念支撑，即后现代史学观念。从哲学层面看，历史学向来就有一块软肋，即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可被经验所证明，然而用经验证明客观事物的真实存在，恰恰是近代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基本支撑点。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发生的事，可是过去的事一旦发生，就再也不能被后来的人所亲身经历，也就不可能被任何人用经验证明它的真实存在。历史是不可被恢复的，历史学只能依靠史料来做研究。但史料是真实的吗？谁能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兰克说只要能找到可靠的史料，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但人们恰恰没有办法证明史料所记载的情况绝对可靠、真实，因此在一些人看来，所有的历史书都只是推测。这是一种后现代的历史观，代表性人物是海登·怀特、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等。新文化史学家就是按这种思维进行创作的，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好看、抓住读者，而不是确切无疑，所以历史学等于文学，历史写作等于文学创作。

　　我不赞成后现代主义的极端说法。历史学毕竟有底线，那就是求真，尽管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只能尽可能接近真实，而不能够达到绝对的真和完整的真。正因为如此，使用史料和判断史料仍旧是历史学基本的要求，舍此就无法进行历史研究，因此历史学不等于文学，历史写作也不等于文学创作。尽管新文化史成绩斐然，对当代史学发展做出了贡献，它把小人物搬上了历史舞台，从根本上颠倒了自上而下的历史，但是那种后现代主义的极端倾向却不值得赞赏，那种挑战历史学基本底线的做法也不值得推崇。此外，新文化史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它把历史彻底碎片化了。关注小人物和小故事并不是坏事，但否定历史学的宏观体系、不屑于对历史的阐释与理解，只追求好听、好看、好玩，历史的现实意义和借鉴功能就被否定了。新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潮确实有其独特的视角，不过也都走得太极端。但无论怎样，新文化史是彻底背离了兰克传统，把兰克史学的三根支柱都拧断了。

　　“新史学”中最新出现的流派是全球史，它从1990年代起风靡全球，至今仍有极大影响。许多历史学家看好全球史的观察视角，认为它可以取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在全球史出现之前，人们通常用纵向思维方式来观察历史，认为事情的因果关系体现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可是全球史认为，横向的原因也许更重要，相距遥远而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一些事，彼此之间也许有密切的联系，比如公元前在亚洲腹地发生的事——汉帝国打败匈奴，到公元后几百年却在西部欧洲展现后果：匈奴西迁引发“民族大迁徙”，民族大迁徙引发“蛮族入侵”，蛮族入侵又造成西罗马帝国解体，西罗马帝国的解体结束了西方的古典时代，开始了长达一千年的所谓的“中世纪”。在全球史看来，历史从来就是跨地区的，整个世界彼此互动，如果把眼光局限在民族国家的狭小范围内，就看不清历史的整体形象。全球史强调各地区之间的互动和联系，主张跳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全球的视野下观察历史。这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庞大无比的新空间，而这个空间是以前的历史学家们没有意识到的。所以，全球史填补了历史学研究中一个巨大的空缺，因而一出现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可是把全球史放到兰克传统下进行考察，很容易看出：它既不是民族国家史，也不是政治史，它的研究范围无比宽阔，远不是兰克传统所能容纳的。从写作规范上看，它并不强调第一手史料，不把史料的“坚实性”作为前提，在这一点上，它更像是布罗代尔的“总体史”。但是全球史和新文化史不同，它试图构建一个整体框架，把一块块历史碎片粘合成一个全球的体系，在这一点上，它又和布罗代尔异曲同工，只不过各自建立的体系不同而已。所以全球史是又一个宏大叙事、宏观的历史。通过讲述全球的历史，全球史真诚地否定西方中心论，它认为世界各地发生的事都是平等的，文明没有高下；全球史学家——像斯塔夫里阿诺斯、本特利、麦格尼尔等人确实反对西方中心论，希望通过他们的陈述，表达文明平等的理念。

　　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全球史有一个时代背景，即西方认为它已经越过了民族国家的时代，而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了、甚至成了反动的东西。这对非西方国家有重大的杀伤力。民族国家是西方崛起的法宝，因为有了民族国家，西方才走上近代发展的路。可是当全世界都看明白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并试图模仿时，西方人却要告诉其他人：民族国家要不得，应当抛弃！当他们高调谈论“人权高于主权”时，其实是在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法性，也就是否定非西方国家的主权独立身份，从而以另一种方式维护西方的霸权。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史是有可能被西方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所利用的：当民族国家的历史不存在时，民族国家自身的存在也就成问题了。但正直的历史学家们并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他们提倡全球史，恰恰出自于对西方中心论的真诚的反思。

文章来源：文汇报

　　【作者简介】张耕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哲学（上海200241）；董立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历史哲学（北京100875）。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京），2012.1.1—15，24

　　关于典型性问题，李凯尔特曾有专门的讨论，虽未充分的展开，但基本的思路和框架，仍可用作我们今日研讨的出发点。我们知道，李凯尔特的研究主旨是为学科划界。他认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文化科学，研究工作都是从对个别的考察人手的，然而个别在研究工作中的作用、目的是不同的。表现在研究方法上，那就是典型性方法的不同类型。他在《历史上的个别》[1]一文中，论述了学科研究中三种不同的典型性：一种是代表性的或类别标本的典型性，一种是“完美模型或榜样”的典型性，还有一种是理想的典型。为了便于讨论，我把这三种典型性，分别称之为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三种典型性；有时也称个别性的、普遍性的和理想型的典型性。

　　第一种典型性，以求取普遍性为目的，即从个别提取普遍或一般结论的典型性研究。按照李凯尔特的观点，这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对个别的研究，目的是提取出普遍或一般。在此种研究中，个别之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个别）是普遍、一般的“例证”。就“例证”而言，某一个别并无特殊价值，个别A与个别B的作用、地位都是同等的，故而也是可以彼此替代的。在这里，典型性“表示将一组事物或事件平衡之后所得出的具有代表性的东西，这样，典型这个词的意思有时干脆就是某种一般的、自然科学的类别概念的标本。”[2]

　　按照李凯尔特对学科的划界（质料的和形式的）原则，这一种典型性研究主要是属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不是文化科学的方法。因为文化科学、尤其是历史学的情况有所不同。在那些学科里，个别（其地位和作用）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歌德不可替代李白，秦始皇不可替换汉武帝。所以，历史学家总是关注个别，他们按照价值的引导，选定个别对象，并对它进行叙述，其目的不是求取普遍或一般，而是叙述某一个个别，它只想“缝制一套只适合保罗、或彼得的服装”。如果我们也采用第一种典型性方法，即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缝制一套既适合保罗也适合彼得的服装，这样，我们就会用“诗人”（或“皇帝”）的一般来概括歌德或李白（秦始皇或汉武帝）。一旦这么做了，我们就会满足于以“诗人”的概述来代替对歌德、李白的具体描述：以“皇帝”的概论来取代对秦始皇、汉武帝的个别叙述。这时候，歌德、李白，秦皇、汉武都就成了“诗人”、“皇帝”的例证而已，歌德可以等同于李白，秦皇可以替代汉武。李凯尔特认为，这已经不是历史学了，没有对独一无二的个别的特别关注，就没有了历史学。

　　以上是李凯尔特的主要观点。我们不能否认，李凯尔特所说的这一种情况，在历史学中是确实存在的。但这是否意味着这一种典型性方法在历史学中完全绝迹呢？似乎也不是。在《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一书中，李凯尔特讨论了这样一个案例，他说：“我曾经强调指出，弗里德里希•威廉第四拒绝接受德国王位，这在历史上是本质成分；反之，给他制作外衣的裁缝虽然也同样是真实的，但在历史上却无关紧要。迈尔可能对此反驳；当然，所说的裁缝对于政治历史来说始终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我们很可能设想，在关于服装式样、缝纫手艺和服装价格的历史上，他是本质成分。”[3]说某一历史人物、事件是本质的成分，就是说这一历史人物、这一事件因有特殊的价值而为史学研究者所关注。至于研究者用其来说明特殊性，还是用来说明普遍性，这视研究者的研究目的而定。如果我们研究的目的是想去关心“关于服装式样、缝纫手艺和服装价格的历史”一般状况，那么，我们就会把“威廉第四的裁缝”视为典型性研究的标本，以求取当时纺织业、手工业、缝纫制作、乃至服饰审美等某种普遍或一般的东西。这种典型性自然指向普遍性。李凯尔特又说：“如果我们把譬如像歌德这样的人物拿来同随便一个普通人作比较，并且对这个普通人的个别性就任意的一些价值而言所具有的某些意义不予考虑，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歌德对于这个普通人的关系和科伊诺大钻石对于一块煤的关系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就一般价值而言，这个普通人的个别性可以被凡是属于人这个概念的每个客体所替代……”[4]科伊诺大钻石（重109克）是英国王室的珍宝，将歌德与普通人的等量齐观，那就是把科伊诺大钻石等同于一块普通的煤。那就把事物的（科伊诺大钻石、或歌德）本质特征取消了，把事物的独一性、不可替代性取消了。但对于普通的煤块、普通的人，既然是没有特殊价值无关紧要，那就不妨对它们等量齐观，也不妨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处理。这样说来，李凯尔特也未尝完全将第一种典型性排斥在历史学之外。只不过按照他的观点，这不是历史学的重要内容，不反映历史的本质特质，故而不是历史学的主要方法。

　　前苏联学者康恩曾批评李凯尔特“轻视‘普通人’——人民群众。说他无视人民大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主张用‘一般化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他们的活动”。[5]普通的人民群众在历史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自然无可怀疑。而且，借助普通的人民群众，将其视为典型个案来求取历史中的某种普遍性，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我们知道，历史研究通常要涉及二类不同的历史事实：一类是特殊的历史事实，它是指发生于某一时空点上历史现象；另一类是普通的历史事实，[6]腏是指发生或流行于某一地域、某一时段里的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普通的历史事实应该通过历史归纳法来获得，但有时受史料的限制，往往只能通过典型性的个案研究来加以推论。如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有“井底引银瓶”一节，陈先生云：“乐天新乐府与秦中吟所咏，皆贞元元和间政治社会之现象。此篇以‘止淫奔’为主旨，篇末以告诫痴小女子为言，则其时社会风俗男女关系与之相涉可知。此不须博考旁求，元微之莺莺传即足为最佳之例证。盖其所述者，为贞元间事，与此篇所讽刺者时间至近也”。“夫‘始乱终弃’，乃当时社会男女间习见之现相。乐天之赋此篇，岂亦微之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所谓‘病时之尤急者’耶？”这就是以《莺莺传》为个案，来求取当时社会流行的普通或一般。书中另有一节“时女妆”，陈先生云：“乐天则取胡妆为此篇以咏之。盖元和之时世妆，实有胡妆之因素也。凡所谓摩登之妆束，多受外族之影响。此乃古今之通例，而不须详证者。又岂独元和一代为然哉？”又云：“岂此种时世妆逐次兴起于贞元末年之长安，而繁盛都会如河中等处，争时势之妇女立即摹傲之。其后遂风行于四方较远之地域。迄于元和之末年，尚未改易耶？今无他善本可资校订，姑记此疑俟以更考。”[7]说“无他善本可资校订”，即无其他史料可资佐证，但白乐天此诗足以证明当时长安流行以胡妆为摩登的一般风尚，则无疑义矣。这种典型性研究，就具有李凯尔特所说的“代表陛”和“标本”的意思，它在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使用得很为普遍，应该也是历史学中一种很重要的研究方法。

　　我们读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发现当他借助史学实践的案例来论证他的观点时，所列举的总是兰克史学。[8]这似乎表明，李凯尔特的上述观点，与他过于倚重兰克学派为事实案例有关，因为兰克学派的史学著述常常凸现的是第二种典型性，而不是第一种典型性。然而，这里还有一层问题不可忽视，即历史学对此类“平均类型”的典型性的把握，确实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不同。因为历史中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远比自然界来得复杂。论者或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个别，个别总是相对于普遍而言，典型总是相对于一般一的典型。李凯尔特的错误就在于把这两者绝对割裂了。当年俄国学者普列汉诺夫写《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就是从这里人手批判李凯尔特的观点。爱德华•卡尔也批评李凯尔特将历史中的特殊与一般完全对立，他说：“语言的运用本身使得历史学家就象科学家一样，要从事于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截然不同，而两者又都是独特的。可是历史学家却管两者都叫战争。”[9]翻翻我们的历史著述，不是充满着诸如“皇帝”、“农民”、“战争”、“革命”之类的概括用语吗？这不就是普遍性的东西吗？历史学只要还在使用概括语，那它的对象就不能视为绝对的个别，这与“铁矿石”、“麻雀”之类的概括有什么本质不同呢？如果我们遵循这样的思路而不再深入推敲，我们一定会同意普列汉诺夫或卡尔的批评，而李凯尔特的问题也就随之被打发。然而，问题远非这么容易被打发。我们知道，概念来自个别，但它又超越个别。所谓“执一以范多”、“执型以范实在”。[10]一个“麻雀”的概念，可以管辖着千千万万个麻雀；而一个“皇帝”的概念能管辖着多少个皇帝呢？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这些当然都属于它管辖；但东汉的冲帝呢？他二岁即帝位，一年后便死了；还有那位殇帝诞育百余日就死了，却也做了百余日的皇帝。如果要写一本《中国皇帝大全》之类的书，殇帝、冲帝自然不可少，因为他俩确确实实做过皇帝啊！但在他俩身上又有多少皇帝的典型性呢？这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皇帝。历史上还有一些无其名而有其实的皇帝，他们具备了“皇帝”所有的本质特征，却没有皇帝的名号，写不进《中国皇帝大全》，不受“皇帝”概念的管辖。如何来解释历史中的这类现象，这需要另外撰文来讨论。但这至少表明了李凯尔特的观点并非无的放矢。而他的观点，也不是像卡尔那样随意地批评几句就可以把它打发、驳斥了的。

　　证之于具体的史学研究的实际，你就会发现，历史研究中的这一类典型性研究，有时非常可靠，有时却非常危险，如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中的一些考证，大约是可靠的。然而有时则不然。因为社会历史领域的个别，并不像自然界中的事物那样所具有的天然同一性，后者为自然科学的典型性研究提供了无穷的便利。而历史学的研究，显然没有这样的便利，且还隐含着种种陷阱。这也就是严中平先生在他《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典型研究的目的性、代表性和局限性”一节所提出的问题。关于第一章典型性研究所碰到的困难和限度，笔者曾撰文做过分析，此处不再赘述。[11]

　　与第一种典型性研究不同，第二种典型性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普遍性，而是为了凸现特殊性，它不是要“缝制一套只适合保罗、或彼得的服装”，而只是“按照每个人的体形”缝制只适合保罗或彼得的衣服。关于此类典型性研究的对象，李凯尔特说它（典型）是“意味着完美模型或榜样，它该是一个价值概念，确切地说，是一个有某种价值寓于其中的好物的概念”，“譬如我们说歌德或俾斯麦是典型的德国人，那么这有时就意味着二者在其独特性上及个别性上是榜样性的。因为他们作为榜样必然对众人都是重要的，所以他们作为典型，实际上同时也就成了不可分个体；反之，倘若将平均性的这层意思悄悄地塞进典型的这个词里，然后还照样地声明历史只研究典型性的东西，那么，人们就会获得这样的错误观点：在所有的个体中，只有其大多数所共有的东西才是历史性的。如果歌德或俾斯麦被称为此种意义的典型，人们则会得出这样的一种奇怪的结论：‘大人物’乃纯属‘大量存在的现象’。[12]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个体恰恰是因其与众不同之处才对众人是重要的。谁要是认为只有一般事物而永远不会是个别事物才具有一般意义，谁就忽视了这样的事实：那些最具一般意义的价值恰恰能够寓于绝对个别的和绝对独特的事物之中。”[13]

　　“榜样”一词，通常是褒义的，虽然有时也说某某是“坏榜样”之类的话，但大都还是从正面去理解它、使用它。说此类典型性都是“榜样”、“好物”，这就会容易引起误解——那些为“四人帮”写传的，那书店里林林总总的诸如西太后传、袁世凯传等，难道也都有“榜样”意义？也属于“有某种价值寓于其中的好物”？有些历史人物功绩极大，但罪孽也不轻，可以说是集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于一体，如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至于被称为民族功臣；但这也不能掩饰他弃守东北的大错，而这样的“错误是不能犯的，一犯就是千古罪人，百身莫赎。”[14]说给张学良写传，原因在于他是集“好榜样”与“坏榜样”于一身。这样的说法岂不别扭？所以，我认为此类典型性研究，与其在“好榜样”、“坏榜样”里犹豫斟酌，倒不如直接强调其特殊性。[15]转换到李凯尔特的话题，那么，与其说“典型意味着完美模型或榜样，它该是一个价值概念，确切地说，是一个有某种价值寓于其中的好物的概念”，倒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此类典型性的研究，就是为了凸显某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特殊性、独一无二性。

　　对照具体的史学实践，应该承认，凸显特殊性的典型性研究在我们的史学研究中是大量存在的，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对它们有自觉的反思。我们甚至有一种错觉，认为历史学中的典型性研究，都是为了求取普遍性为目的的。上文所提到的严中平先生的批评，主要也是针对这一种情况。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很关注陈寅恪、吕思勉等史学大家。如果我们把这些大家称之为“大人物”，那么，他们究竟是“大量存在的”人物呢？还是恰恰是少数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大”的人物？如果我们的专题研究是将他俩视为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标本而求取普遍性，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史学大家”就是“大量存在着的这样的历史学家”之类的结论。这是不符实际且非常可笑的结论。数年前，我曾写过一本吕思勉的传，在书的“后记”中写道：“吕思勉先生曾说：‘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的学者。如何则可为真正的学者？。绝去名利之念而已。’吕先生的学生、也即我的老师李永圻先生常常对我说，多读老先生（指吕先生）的文章，尤其是他的日记序言，对于道德修养的提高极有帮助。他很希望老先生的学问道德能够发扬光大。吕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先生的看法则不同，她说：‘记不得有谁说过，列夫•托尔斯泰带走了一个时代。我也许不该把父亲去比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总觉得父亲带走一种道德标准。如果今天仍按这样的标准来为人处事，恐怕连饭都没得吃。’”[16]可见，这里涉及的个别，即便不能说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至少也是与众不同的特殊性。诚如李凯尔特所说，这种类型的典型性，正好表示的是它的与众不同的独特性，而不是大量存在、人人都具有的一般性。

　　其实，在常见的史学著作中，有不少段落都是在论述这种典型性。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第三十二章论宋代“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第一节“学术思想之新曙光”中云：“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士大夫可视之为传统社会里的知识分子，他们或尚在野，或已入仕途。进入仕途之后士大夫，究竟有多少能如范仲淹那样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呢？读上面这段钱先生的叙述，千万不要造成．种错觉：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是当时士大夫普遍怀抱的一种“自觉精神”，范仲淹只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士大夫及其“自觉精神”的一个典型。《国史大纲》同一章的第二节讲“庆历变政”及其失败时，钱先生又云：“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绝大的反动。宋朝百年以来种种的优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几许读书做官人的特有权利，范仲淹从头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万的官僚乃至秀才们，究竟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有多少？”[17]钱先生的这一段叙事，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决不能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看作是普遍存在于二般官员、士大夫身上的“自觉精神”，范仲淹只是一个榜样性的典型性，他并不反映当时一般官员、士大夫的普遍状况，不能视为普遍性的典型。换言之，范仲淹只是特殊的典型性，而不是普遍的典型性。在野的士大夫或许抱有此种“自觉精神”的多一点，但究竟能普遍到怎样的程度，仍不好推测。因为大部分的士大夫是官僚的后备队伍，他们中的大部分孜孜以求视为悬鹄的，无非是如何尽快地挤进官僚阶层。“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18]在中国传统社会，作为统治者阶级的官僚集团（以及它的候补）不会普遍地具有“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自觉精神。即便就更广大的士大夫阶层而言，说其有这种普遍的精神也值得推敲。

　　读钱穆先生的著述，我们常常会获得这样一种观感：即他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及其精神的描述似乎带有不少理想化、情感化的色彩。此种色彩在他的学生余英时先生的著述中，也同样表现得极其明显。读者若不做深入的推敲，就不能清醒地加以辨析：钱先生《国史大纲》中关于范仲淹及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那些陈述，究竟是为了凸显一种特殊性的典型性，还是属于理想型的典型性分析呢？这就牵涉到下面要讨论的“理想典型”了。

　　李凯尔特所说的“理想典型”，我在这里简称为第三种典型性研究，这自然可以马克斯•韦伯的研究为原型。李凯尔特说：“马克斯•韦伯就曾经论及过在历史科学上起着作用的‘理想典型’。然而这里的‘理想的东西’这个概念同价值概念很少有什么关系。它只暗示着同现实的对立，也就是说，指出任何地方的现实事物都不会同这些有时会被历史学家所造就出来的理想典型完全相符。”他又说，“恰恰因为这个概念所涉及的是某些相对历史的东西，所以它根本不适于用来确定历史的个体这个概念，而仅仅适用于通过历史表述所形成的一些特殊类型的产物。”[19]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是反实证主义的，他自称是李凯尔特的继承人，但又不愿像李凯尔特那样将文化科学的任务仅仅停留在个别事物的描述上。他设计出理想类型的典型性研究，就是为了对个别、特殊的对象作出一定程度的抽象和提升。但这种抽象和提升又不能过高，过高的抽象和提升就会导致超时间、超地域的普遍概念，而这是历史学所做不到的。由此而形成的概念，都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没有永恒的、决定意义的概念体系，也没有以某种概念为基础的超时代、超地域的客观性。[20]这样，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型的典型性研究，就有这样一些特征：它是理念性的，与经验事实不全然符合；但它又不是凭空虚构。它侧重于概括事物的某一点和某一方面的特征，而不可能囊括了事物的所有特征。因此，理想类型的典型性是将经验事实中的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因素加以强化、突出、或者是简化、极端化而形成的，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它可以增强我们的推论技巧；它虽然不是对实在的描写，却可以为我们的描写提供清晰的表达手段，也为事物间的比较研究提供参照。[21]

　　按照李凯尔特的看法，理想型的典型性研究“根本不适于用来确定历史的个体这个概念”，而他的讨论主要“局限在典型这个词所以表示的榜样性的东西和平均性的东西这两个概念上”。[22]然而，在实际的史学研究中，理想类型的典型性研究仍为历史学家所看重，且自有它别具一格的功用。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可视为此类典型性方法的代表作（下文简称为“余书”）。[23]余先生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本书所刻画的‘士’的性格是偏重在理想典型的一面，也许中国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合‘士’的理想典’型。但是这一理想典型的存在终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至于终身‘仁以为己任’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士’，在历史上原是难得一见的。”在余书的《道统与政统之间》一篇里，余先生又说：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事实上只能期至于极少数突出之“士”，因此但有‘典型’的意义，而无普遍的意义”。[24]然而，何以说“无恒产而有恒心”、“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是士大夫的基本特征呢？为什么“难得一见”的“士”，却又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呢？对此，余书序文中的另一段叙述可以回答这个疑问。余先生写道：“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特别是禅宗）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之伦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宋代儒家复兴，范仲淹所提倡的‘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成为此后“士”的新标准。”此外，便是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那许多“为民请命”的“士大夫”。这是凭借着这一点，中国文化才能一再地超越自我的限制。[25]很显然，余先生对“士”的研究方法，正是运用了韦伯的“理想典型”，可以说是理想型典型研究方式在中国史领域里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为了说明第三典型性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我们有必要暂时抛开学术性的语言，而回到日常生活中去，借用一些日常所见所闻的概念术语来做点分析，以便对这里的问题有所简化，因为问题一旦被学术语言所包裹，其实质往往不易被人察觉。比如“教师”一词是很常见的一个概念。“教师”一词如何解释，自有各种不同的定义。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就列举出两类很常见的说法，虽然不甚规范，但颇能说明问题：其一，有时我们说：教师是指以教育工作为其职业的人。其二，有时我们也说：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以爱心和知识触摸、改变人的内心）。与第二类说法相似的，还有不少。如教师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是传承人类文化的功臣；是学识渊博、经验丰富、道德高尚、积极向上、理智稳重的学习楷模。所谓“理想典型”的研究，就是着眼于上文所说的第二类说法。按此种说法去选取对象，恐怕只能期至于极少数的个别；甚至在现实生活中还找不到一个能够全面吻合这些特征的个体，而只能借助抽象提炼的方法，将经验事实中的某些因素加以强化、突出、或者是简化、极端化。一般说来，当我们要表彰某一个优秀教师的时候，当我们把第二种说法内容写进我们的《教师手册》时，我们自然不会认为这就是一种普遍性。同样，我们也不会从第二种说法出发去满打满算地估量一般教师的作用和影响。反之亦然。回复到上文的有关“士”的讨论，吕思勉先生有一段论述值得引用。他曾写道：“惟‘士’为能的士字，不可逆看。这‘士’字不是以地位言，乃是以道德言，亦和君子两字，有以地位言、以道德言两义一般。惟‘士’为能，就是说只有生而道德性格外丰富的人为能。而今偏要责之于一般人，这就是责一个平常人以旷世的高节了。殊不知人总是中材居多数。这个因为在生物学上，上智下愚，同为变态，惟中材为常态之故。这是人力所不能变更的事实，而今要责中材以为上智之事，那自然是镜花水月了。”[26]余书所论的中国史上的“士”及其精神，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大致也当作如是观。

　　有了上述的讨论，我们或许能体会到，李凯尔特有关“歌德对于这个普通人的关系和科伊诺大钻石对于一块煤的关系”的分析，有关“大人物”不等于“大量存在的人物”，有关“理想典型”只是“适用于通过历史表述所形成的一些特殊类型的产物”的论述，都不是随意可以打发的话题，其后自有他一番深入的思考。至少提醒我们，历史研究里典型性，远比我们原先所认识到要复杂。对于这三种典型性的区分，以及混同之后的后果，我们当抱一种清醒的警觉。这种警觉，既是针对研究者、写作者而言，也是针对读者，接受者、使用者而言。行文至此，笔者想起了马克思给米海洛夫斯基信中的一段名言，马克思说：“他（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7]所以，严中平先生在《科学研究方法十讲》特别提醒学者当注意典型性研究的局限性，“忘却了自己典型研究的局限性，把自己所找到的特殊规律，夸大成一般规律。”[28]当然，这里除了要注意严先生所说的特殊与一般的混淆，尤其当注意不能将理想的典型性与前二种典型性相混淆。

　　以上所述，都是读李凯尔特的书而引出的思考，且以“笺注”的方式为李氏的观点做点辨析，大致都未能超出李氏的论域。李凯尔特的著述之被介绍到中文界，已有二十多年了。随着一波接一波的新流派、新思潮的兴起，李凯尔特及其观点已渐渐地淡出学界的视野，而他的著述以及他所思考的问题，似乎已不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其实，他的研究是有深度的，许多看法都引而未发，或发而未畅，然而都可以用作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在《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后一章，他曾论述文化科学的客观性问题，他写道：“如果价值是一种指导历史材料的选择，从而指导一切历史概念的形成的东西，那么人们可能而且必定会问：在历史科学中是否永远把主观随意性排除了呢？……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这是一种特殊的客观性，看起来特别不能把它和普遍化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相提并论。一种与价值联系的叙述始终只是对一定范围的人有效。”[29]愚笨如我者只是读到了沃尔什《历史哲学一导论》里的“配景理论”，[30]

　　才回想到李凯尔特早已有类似的论述，才体会到《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还有《历史上的个体》）的价值及其重要性。他的著述一直放在我的书架上，也常常浏览。然而，许多年来我也一直仅是浏览而已，常常是“入宝山而空手归”，这真是何等遗憾的事啊！

注释：

[1]李凯尔特《历史上的个体》，取自他的《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由白锡垄译，王太庆校，收入张文杰先生主编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2]《历史上的个体》，载《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6、27页。

[3]《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涂纪亮译、杜任之校，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1页。

[4]《历史上的个体》，载《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5页。

[5]康恩著、乔工等译：《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4页。

[6]“普通”一词，借用金岳霖先生的用法。或还有更合适的术语，暂且用之。参见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846页。

[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6-288、267-270页。

[8]《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53、75页。

[9]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5- 66页。

[10]金岳霖：《知识论》，第229页。

[11]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1页。相关讨论，也可参见拙著《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72页。

[12]《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28-29页。

[13]《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26页。

[14]张鸣：《张作霖父子头上的光环》，《历史学家茶座》2007年第1期。

[15]张鸣先生说他是“民国史上的传奇人物，人称他总做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又说他“率性而为，胆子大，天都可以捅个窟窿，当然可能做点好事，但也容易把事弄砸了，一砸就砸个大的”。“对于这样的军人，我们说他什么好呢”。字里行间无不感慨这种古今中外、千古难得一见的特殊性（参见张鸣《张作霖父子头上的光环》，《历史学家茶座》2007年第1期）。

[16]张耕华：《人类的祥瑞一吕思勉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页。

[17]钱穆：《国史大纲》（下），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58、565页。

[18]吕思勉：《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65页。

[19]《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8页。

[20]王养冲：《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页。

[21]参见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320页；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22]《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8页。

[23]《士与中国文化》系八篇长文组成，称其为韦伯方法的代表作，也是笼统的说法，其中前面数篇，大致借助韦伯式的理想性典型研究模式。最后一篇《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是借用“韦伯式”的问题，来考察中国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故而，韦伯式的提问与韦伯式的理想型研究，还是有区别的。

[2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109页。

[2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第10、11页。

[26]吕思勉：《中国现阶段文化的特征》，刊于1940年4月5日《中美日报》。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28]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第57页。

[29]《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122页。

[30]沃尔什：《历史哲学一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118页。

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历史学》2012年第6期

　　台湾历史学家黄一农教授近年提倡的“E考据”，被视为“足以使文史专业领域迎来一个学术黄金期”的有效路径，在国内文史学界尤其是青年学者中得到广泛瞩目。E考据法要求研究者带着特定的问题意识，充分利用信息时代因特网和电子数字化资源普及的优势，运用考据学的方法对检索到的资料进行爬梳和分析，进而达到历史考证的目的。新技术的运用使得新一代历史工作者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所未曾寓目的材料，弥缝过去未曾注意到的历史细节，从而比博闻强识的前辈们拥有了更加梦寐以求的学术环境。有人据此甚至断言，E时代的史学考据就像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所指出的那样，正经历着突破传统考据学旧范式的“科学革命”。

　　有意思的是，E考据虽然是网络时代的产物，但若从学术发展的长时段考察，它与20世纪初期新史学的重要推动者——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的新汉学派治学门径并无二致，均以自然科学为参照，讲求运用新工具、新方法去尽量扩充史料，某种程度上，都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在民国初期那个典范转移的时代里，新汉学派强调的是对中国传统治学之方的“革命”，不注重“先读完书以求贯通”培养“通人”，其治学基本倾向受国际汉学的影响重在发现和寻找材料，以此方式治学的多为“专家”。

　　E考据虽不能与新汉学派在史料学上有完备的理论体系相提并论，但治学路径则颇有殊途同归之处，即在专题研究的起点多有一个逻辑的“预设”和清晰的问题意识，准此预设按序索引，材料一索即得。但是，新汉学派运用新工具所扩充的史料门类范围，除了文字资料之外，尚有田野考古、民族风俗等无字的史料，远超过E考据仅以文字资料为限，考证方法也比后者主要以“书证”一法为多元，考证的时段以先秦两汉为重心涉及整个中国历史时期，也比由于多假借字、异体字的先秦两汉时期等文字资料难以检索而多以明清为时段的E考据为广。即使如此，新汉学派仍因研究的“预设”，而受到新史学开山鼻祖王国维的批评：“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时至今日，王氏的智言仍不失为E考据者的有益借鉴。

　　E考据本质上作为一种引得式或谓索引式的网络新工具，它在方便检索的同时，也有助长不良学风的倾向。由于运用现代科技进行电子检索提高了效率，竟使论者有陈寅恪再世亦自愧弗如之自信！从逻辑次序上讲，学者只有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使身心融入历史的境界之内，培养起对历史的体会感知觉悟，才有可能在比较完整的知识背景下去探究相关问题，进而确保研究成果的原创性。但是，E考据中一些人不是从历史出发去研究历史，而是先入为主，从现实出发发现问题，然后反观历史去探寻答案，以此作为自己假设的佐证，其下者乃以想象为据伪造模塑历史，仅凭对相关社会历史的片段了解，便贸然利用网络检索相关概念字句，拼凑整合，牵引成文。如此的E考据者，其成果究竟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实际尚且令人怀疑，又遑论比肩或超越以重材料扩充和考据之功但又贵“历史通识”和“历史智识”培育的陈寅恪与钱穆？！

　　诚如欲为E考据时代做“范例”的黄一农教授所言，E考据必须建立在研究者深厚的史学素养之上，由此产生的问题意识及灵活的搜寻技巧，才是E考据功力高下之所系。E考据仅仅是一种现代化的辅助手段，而非完全可以信赖的考据方法。否则，“E考据”只会成为“伪考据”。

　　注：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09期

　　或许与中国现代历史学科建立的历史过程有关，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谈到“学术创新”，谈到“新研究”，多以“新史料”的发现和运用为主。尤其近三十年来，以考古工作的大幅进展为背景，学人争以“预流”为尚。今天简牍材料和敦煌吐鲁番文书在秦汉史研究和隋唐史研究领域所占据的“显学”位置，正是这一大趋势的反映。相对于南朝史的平淡，北朝史研究的活跃，无疑也得益于诸多石刻史料的新发现。

　　不过，材料之新并不等于问题之新，不能因一味逐“新”而忽视对古代世界主体史料的反复咀嚼与重新认识。新史料/旧史料、一手材料/二手材料之类的定位，是来自于现代史学立场的“价值判断”；对于其所树立的边界与遮蔽的视野，今天的研究者应保持足够的自省。如民国以来即被“新史学”诟病的“正史”，带着“二手”、“官方”、“回护”等种种污名，常常成为学者藉新史料“讨伐”的对象。然而，如果我们对于正史在中国古代历史书写中的核心地位给予足够重视，能够把目光转向这些史书被书写当时的具体语境，对于古人的表达本身抱持“同情之理解”，就依然能够发掘出若干通往彼时的历史样态的理解路径。

　　正如昆廷·斯金纳的研究调节了欧洲思想史研究的焦距一样，通过观念和方法的更新，“旧史料”也可以焕发新生命，从而有所贡献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推进。

　　注：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2月1日第412期

　　路遥（原名吴松龄），1927年生，山东大学首批终身教授之一，国内外公认的义和团史与民间宗教史著名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率领研究团队在义和团与民间宗教研究领域锲而不舍地从事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在义和团运动组织、源流、思想、信仰等方面做了拓荒性研究，并由此奠定了山东大学作为海内外义和团运动研究学术重镇的地位。同时，他对明清以来民间宗教教派独具特色的开拓性研究，也得到国内外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2004年起，他作为首席专家承担“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基础项目”和“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和《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丛书为其近期成果。

　　2011年，由学术耆宿路遥先生担纲主持的两个重大研究项目成果《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和《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丛书出版。近日，本报记者就路先生的学术成长道路、这两套书的写作缘起以及主要创见等问题，专门拜访了他。路先生精神矍烁，虽已届耄耋之年，但谈起义和团运动和民间宗教研究的现状及未来发展，仍滔滔不绝。在此，本报特将路先生的系统阐述奉上，以飨学界。

　　1.义和团运动仍是有待开垦的研究沃土

　　义和团运动研究在海内外是热门课题。同时，海内外义和团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已不仅限于义和团运动自身。

　　《中国社会科学报》： 路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祝贺您主编的《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出版。众所周知，您是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著名专家，目前您所主编的这套书应该说是较为全面的史料汇编，除中文外还有英、日、法、德译文，可以说是集大成的。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编辑这套资料集的缘起？

　　路遥：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复杂且在当时震撼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是，研究者迄今一直使用着60年前翦伯赞等编著的4册《义和团》资料集。这套资料发挥过巨大作用，居功至伟，但如今已不能满足研究需求，是束缚义和团研究未能充分展开的最重要原因。从20世纪60年代起，山东大学就一直承担着义和团运动研究的任务；而从80年代起，每隔10年都要同中国史学会等单位联合在济南召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山东大学是历次会议的实际承办者，每次我也都躬与其事。

　　进入21世纪，在英国、德国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也都各自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从这一点看，义和团运动研究在海内外是热门课题。同时，海内外义和团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已不仅限于义和团运动自身，还扩及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教案、基督教在华传播、华北农村社会、民间宗教与国际关系五大方面。尽管如此，仍有相当多的重要问题尚未进一步展开。2002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我秉承校方决定，向清史编委会申报由我承担的国家清史纂修基础工程项目《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2004年12月得到批准。

　　2.应重视多语种文献资料的翻译和利用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从历时性看是从反抗教会压迫斗争发展起来的，而有关的教会档案资料均存于海外。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怎样来选编《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这套资料的，其突出的特点或价值是什么？

　　路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特别重要。对义和团运动研究来说，有两大难题：一是义和团运动起源，二是义和团战争。前者文献严重不足，需靠田野调查；后者虽有一些档案整理出版，但参与侵略的各国文档只出了很少一部分。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从历时性看是从反抗教会压迫斗争发展起来的，而有关的教会档案资料均存于海外，国内研究者难以获阅。现在这套汇编中，我们把从海外找到的德国圣言会、法国耶稣会的部分重要文献资料翻译出来了。而义和团运动发展到战争阶段的资料，我们则是把日本外务省和参谋本部的有关档案大致全部译出。以上法、德、日译文部分应是研究者最急需的。但方济各会的意大利文档，我们还未弄到手，只能留待以后解决。

　　关于英译文卷，过去已有部分英美外交档案翻译出版，这次主要是择取有代表性的英美传教士明恩溥、丁韪良、卜舫济等的著述。明恩溥所著《动乱中的中国》一书在西方基督教界很有影响，该书虽站在义和团运动的对立面，但对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也有抨击。他指责天主教会干预民教矛盾诉讼是最让人无法接受的，认为“诉讼就像霉菌在八月的湿热中毫无理由地生长起来一样，一下子就在多个地方出现了”，指责天主教在华实为一个真正的“国中国”。

　　我们对中文卷资料辑录的视角，关注到传媒的影响，内容从以上海为中心的十几种报刊中进行择取。报刊能及时呈现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形势，有利于对义和团运动作多方面考察。对于传媒的影响，我们过去估计不足。据狄德满在其新著《华北的暴力与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中揭示，当时像《万国公报》等报刊都可在偏远的鲁中、鲁西北乡间看到。我们从报刊中还发现，在1897年南方某省就出现了“顺清灭洋”旗帜或口号。

　　这套汇编中选择教会记载占最大篇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回应了2004年在台湾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单国玺枢机主教对我的质询，大概指我主编的110多万字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为何没有向教会进行调查。现在我们就把教会内的德、法文部分记载译出来了。

　　3.教会内部资料表明教会与帝国主义关系密切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无论是德国圣言会、法国耶稣会还是意大利方济各会，其重要堂口多设有武装。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对这些教会记载的研究中，有哪些内容令您印象深刻，能否为我们略举一二例？

　　路遥：好的。事实上，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内容有许多，但在此我仅举几个最具代表性的。一是传教与政治，特别是教会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这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德国侵占胶州湾与山东圣言会有着密切关联。1897年11月1日，巨野教案发生后，主教安治泰从荷兰斯太尔赶往柏林，7日晋谒德皇。皇帝询问他要谋取一个合适港口时，他就提到了胶州湾，还在报上发表了一份“明确无误的声明”，说胶州湾关系到在华传教事业能否繁荣兴盛，“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还有副主教福若瑟，因安治泰常回德国，教区行政全由他代管。他多次干预诉讼，德国占领胶州湾后，又从济南赶赴青岛拜谒德驻胶州总督并迎候亨利亲王，代表整个传教团感谢德国政府的“有效保护”。

　　二是教会与武装。这里我要重点谈一下直隶景州“朱家河教案”。这个堂口属于直隶东南耶稣会，建于乾隆年间，历史比较悠久。义和团运动期间，附近各堂口约3000名教徒集聚在此，并在该村周围筑起可列队达1000人的防御工事，储有各种武器、弹药。据教会内部记载，传教士已成为集宗教、民事及军事权力于一身的头领，是大家公认的唯一权威。总铎任德芬每天早晨在弥撒之前都要讲话以鼓舞士气，然后让人们去防御工事备战。1900年7月15、16日，义和拳两次来攻都被教民武装击退。朱家河最后一次战斗是在7月20日，据天主教耶稣会直隶东南代牧区（献县教区）所编的《义勇列传》记载，这次死了“三四千教友”，是“死于官兵之手，而非死于义和拳之手”。然而在作为“宣圣”事迹的《中华殉道圣人传略》（台湾主教团宣圣委员会编，2000年10月1日印行）中，没有谴责官军，却把责任全推到义和拳身上，这大概是教会武装事先无故开枪打死了一名官军而自觉理亏之故。还有，据该教区另一神父的信件披露，拳民在7月16日那次被“十字军”追击，死伤七八百人。这些事实都很重要，但上述两种教会资料中却都未收入。

　　我们将视野再放宽些，不难发现，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无论是德国圣言会、法国耶稣会还是意大利方济各会，其重要堂口多设有武装。教会在武装对抗中是以“十字军”精神为指引，超出了自卫界限。有鉴于此，教会称“朱家河教案”为“教难”，而我的看法则是称之为“朱家河战斗”更符合历史实际。以上所提到的福若瑟和任德芬被教宗列为“宣圣”对象，但从其言行看，真的符合《圣经》精神吗？

　　4.自主探索民间信仰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义和团研究外，您还是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专家，相关研究成就卓著。据我们了解，您主编的《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丛书历时数载也终于出版了。您为什么要编这套丛书？它的创新点有哪些？

　　路遥：民间宗教是我多年来的另一研究领域，我对这个领域的探索是从义和团调查研究中衍生、拓展出来的，研究义和团的起源，不能不研究民间宗教。在研究过程中，李世瑜、马西沙、王见川等的论著对我很有启发。但我主要走自己的田野调查路径，终于历经十多年倾力撰成了45万字的专著《山东民间秘密教门》。这本书有幸得到众多学界同仁、有关政府部门的认可和好评，还获得了教育部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是我所未料到的。

　　从2003年起，国家教育部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展而设立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通过公开招标、评选，最后以民主投票方式确定。2004年是第二届，其中就有“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选题。其实这个选题原本就是我校向教育部呈报的，结果通过了。这套丛书原分8卷，教育部通知我让出一卷由新疆师大来撰写，经我们内部商定将调查卷交出来，这套丛书就变成了7卷。

　　鉴于这套丛书内容比较复杂，我们是按各卷内容，约请跨学科专家执笔。除个别卷外，都是由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研究者集体完成，这样做质量会更有保证些。

　　5.“迷信”是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偏见

　　16世纪明末西方天主教会来华传播，对中国佛道教与民间信仰则以“Superstition”（迷信）一词视之，这一偏见流传至今。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请您以这套丛书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为例，谈谈其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路遥：中国幅员辽阔，各大区域的社会发展及其文化传承并不一致，民间信仰亦呈现多元化。就其整体而言，研究者多集中思考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对民间信仰的概念如何界定；二是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三是它可否被定为属于宗教的性质。

　　“民间信仰”一词流行于中国大陆学界，而在港澳台地区是很模糊的，更遑论国外了，在欧美就找不到很适合的词汇以对应之。在大陆，“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的概念是有很大区别的，以往多认定其为“迷信”。而我们从文献记载追踪发现，“迷信”一词虽在魏晋汉译佛经和中国佛典中已偶尔出现，但那还是属于佛教的宗派哲学范畴。到16世纪明末西方天主教会来华传播，对中国佛道教与民间信仰则以“Superstition”（迷信）一词视之，至17世纪初中国精英阶层的天主教徒受其影响，才用汉语“迷信”一词对应之。这一偏见流传至今，在其支配下，民间信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之低下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学者将它作为学科性研究，又接受西方社会人类学的观点，多视其为“小传统”文化。我们则据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实际，否定了这一流行观点。至于民间信仰算不算宗教，以往研究者多认定其具有民俗性，我们则认定它兼具民俗性与宗教性。是否可以说成“民间宗教”？近来，牟钟鉴写过一篇具有导向性的论文：《对中国民间宗教要有一个新的认识》，认为中国民间信仰若以民俗论之，当为“宗教性民俗”；以民间宗教论之，则属于“民俗性民间宗教”，以区别于那些“组织化民间宗教”。我甚赞同这样划分，借此可以消除一些论著中所存在的模糊甚至极端性的认识。据此，应将民间信仰纳入中国传统宗教的统一体中。

　　民间信仰是社会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伴随民间社会而产生。以往学术界几乎都认为“民”就是下层社会，甚至是最缺乏文化的底层社会。这也是受西方社会学的影响，但我们证诸中国历史，否定了这一看法。中国自春秋战国之际就开始形成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士”被称作“士民”，但从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位的发展趋势看则是逐渐下降的。钱穆曾指出：“中国士传统并不成为一宗教，而其在实际人生中，则转抱有一大同观。”余英时也说，无论从思想基调或活动方式看，中国古代的士都是迁流不居的，至明代已落到“九儒十丐”的地位。所以，民间性信仰之“民”，亦应包括“士”在内，这一观点贯穿在各卷中。

　　中国民间信仰历史相当悠久，随着民间社会发展而不断有所变化，其类别十分繁杂。概括起来说，基本上可分为“原初性”与“创生性”两种。“原初性”主要指原始信仰之传承、遗留，而“创生性”则是指随社会文明发展或正统宗教之衍化、创生。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多喜从原初性作系统调查，而本丛书则是从创生性角度择其典型神明作深入分析。自宋代以来，儒释道三教互动、融合扎根于民间社会，不少民间神明信仰已从乡土性发展为地方性—区域性—跨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信仰，如关公、妈祖、真武神、文昌帝君等，至今仍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原初性与创生性信仰之结合，我们有《泰山信仰与中国社会》卷进行探析。对于泰山信仰及泰山文化，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最能体现中华文化之民族凝聚力而独特于世界的。

　　佛教在其中国化、民间化过程中，菩萨信仰最受民间普遍欢迎并被其所吸纳，成为民间信仰之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本丛书中择取了最为民众信奉的观音、地藏、文殊、普贤四大菩萨作专卷论述。道教本来就源自民间，它如何与民间信仰互动，也有专卷论述。《民间信仰与社会生活》卷，以劝善书和关公信仰作为重点论述。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述评》，是本丛书很重要的一卷，不少专家参与执笔，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总而言之，研究民间信仰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更具现实意义。民间信仰作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中的基础性因素，与人们日常生活及社会发展都息息相关。对它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形成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客观认知与科学决策，对当下及未来构建和谐社会、维护文化安全、推进民族复兴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6.中国学术不能被西方理论牵着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山东大学的终身教授，治史几十年。您认为，对于一位历史学家来说，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您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是什么？

　　路遥：历史学是一门领域十分广阔的人文学科，其研究方法可以多种多样，这要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研究者自身专长作适当选择。我只能就自己的研究经历简单谈一些感受和体会。回顾我几十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从义和团运动起源延至民间教门，再到更为丰富的民间信仰领域，可以说都是脚踏实地、层层拓展。历史学是一门讲求“实证”的学科，要靠证据说话，因此研究者一定要尽可能掌握充实的资料，同时还得接受、吸纳方法论方面的指引。我在研究中一直坚持田野调查与文献相结合，后来才逐渐意识到这是将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称之为“历史人类学”。我觉得称之为“历史社会学”更符合历史学者的研究转型。对西方输入的理论可以吸纳，但不能被其牵着鼻子走，而要根据本土实际提出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创新。

　　至于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我们还在内部讨论制定中，一是要建设具有国际性的义和团研究资料库；二是建设义和团研究的国际性联络中心，聚拢海内外义和团研究者。特别是我校引进德籍狄德满教授为一级教授，正式加盟我们团队，我相信经过大家共同的不懈努力，必将推进义和团研究向纵深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9日第402期

　　作者认为，这正是历史思考的意义所在。不过，鉴于传统的历史理论存在种种不足，今天的人们有必要回首来路，并确定下一步我们的历史研究之路怎样延展。这可能正是本书的名称——“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的来由。“新途径”，究竟“新”在何处？作者认为，当前的历史思考需要新的定位和导向。首先，必须大大拓宽历史经验的视野；此外，还必须提高对历史思考在形成文化归属性和界限过程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如果缺乏理论思考，这两方面都将无法得到充分发展。

　　在作者看来，所谓历史思考的“旧途径”遵循的乃是现代主义的文化路标：即科学论证的理性方法、与之相关的需求及其在经验性基础上的实现。这些途径经过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18世纪晚期的启蒙运动、19世纪的历史主义和世纪之交后晁越历史传统的各种新构想。在最后一个阶段中，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学和法国的年鉴学派等。

　　作者认为，“新途径”却完全可以避开这个发展方向，而事实上也确是这样进行的（并且还将继续进行下去）。现在，“后现代主义”成为新的路标。文学和艺术作为历史的代言人，变得可视了，美丽的外表迷惑了寻求历史真实的目光。

　　善于思考的人们必然会追问：到底这些新途径是通向歧途呢，还是必经之路，用以防止历史思考由于固守一成不变的陈腐观点而误入歧途呢？作者的建议，是走“中间路线”。他说，他并不想抛弃现代主义的成就，反而认为这是不可少的。但是，他同时还要研究后现代主义在理解何谓历史思考及其所做的贡献方面的拓宽和深化。也就是说，不偏离其方向，而是继续下去——不顾要结合我们所研究的领域的重新界定。

　　在本书中，吕森着重探讨了历史思考的科学性以及专业性问题。尤其澄清了传统史学对真理问题、历史认识和历史意义问题的基本认识，以及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地位。作者提出的新思考途径主要是来源于方法论上的理性历史观。同时也包含了对美学的历史认知的基本考量，希望历史知识和历史思考能够独立地应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实践。该书主要内容包括十一章，外加“前言”、“绪论”以及两个附录（“人名对照表”、“参考文献”）。其中的十一章内容分别是：“综述：何谓历史？”、“论历史的意义”、“何谓历史意识”、“历史文化——论历史在生活中的地位”、“欧洲的历史意识——预设、幻想、介入”、“跨文化交流——民族中心主义的挑战和文化科学的回应”、“危机、创伤、认同”、“对大屠杀的回忆和德国的认同”、“历史的悲痛——一个更高的要求”、“对历史负责——对历史的伦理维度的批判性思考”、“昨天可以变得更好吗？——论过去转变为历史”，以及“过去的未来”。

　　吕森是当代知名史学理论家，他于l938年出生于德国，在科隆大学学习历史、哲学、文学、教育学。1966年于柏林布劳斯威格大学获博士学位。1974～1989年任波鸿大学（UniverSity of B0—chum）现代史教授。l989～1997年任比勒费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Bielefeld）史学与史学理论教授。l994～1997年任比勒费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简称“ZiF”）主任。自1997年4月以来任莱茵一威斯特法伦科学中心之埃森人文科学高级研究所（Kul—turwissenschaftliches Institut Essen[-KWI]im Wissenschaftszentrum Nor—drhein—Westfalen）主席。主要著作有：Begriffene Geschichte（1969），Historische Vernunft（1993），Rekonstruktion der Vergangenheit（1986），ZSinn（1990），Konfigurationen des Historismus（1993），Studies in Metahistory（1993），Historische Orientierung（1994），Historisches Lerner（1996）。

　　2009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吕森编著的《跨文化的争论：东西方名家论西方历史思想》一书（陈恒译），相信《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的译介，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西方史学理论领域的情况，同时对于中国学者反思和理解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以及判断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景，都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启发价值。

　　学术访谈在当下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方法论意义和学术史价值。它以特定的学术话题，通过采访者对问题情境的预设，借访谈形式将沉潜在受访者学术表象之后的学术经历、学术理念、治学方法等个性化、深层次的内涵揭示出来，从而使读者能更深地理解受访者的学术贡献，也从中领受到超越其学术成果之外的教益。

　　新时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期刊较重视学术访谈，《读书》、《社会科学战线》、《外国文学研究》、《文史哲》和《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了大量的访谈文章，而《文艺研究》、《学术月刊》、《中国文化研究》、《甘肃社会科学》等甚至将其作为常设专栏，足见其学术分量之重。学术访谈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融学人研究、专题研究、前沿研究、热点研究于一体的立体式研究，是当代学术史的“另一种”写法，其性质特征与学术史意义尤其值得关注。

在对话中探讨多元话题

　　从性质看，学术访谈异于一般的学术研究，而体现出对话性、专题性、前沿性、综合性以及个性化等特征。

　　对话性。学术访谈首先是一种基于对话性的学术交流。对话理论是巴赫金对世界的存在状态、构成方式及生成过程的总的看法和观点，他认为，一切都归结于对话，对话是世界存在的中心；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的阐释学思想进一步为对话理论开辟了视野，使其成为20世纪的主流话语方式之一。就学术研究而言，强调对话性不仅是方法的更新，更是理念的转变。我们强调访谈的对话性，其哲学基础正是基于对话理论。通过对话，学术访谈才能将一些沉积在学术表象之后的东西揭示出来，将受访者在具体研究当中不能直接表述或不便“自我言说”的思想、理念、方法等说出来。这也是学术访谈最有魅力之处。

　　专题性。学术访谈是对某一专家、某一领域、某一专题的集中研究，因此在研究对象上，它往往就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展开多层次、多角度的讨论，因而更具有专题的性质。也就是说，访谈的问题意识更具有学科的性质与宏观性，涉及学科的根本问题。因为就访谈而言，更多着眼于受访者学术思想、学术理念，以及他眼中的学科发展、学术前沿等，而这些方面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问题所能涵盖得了的。

　　前沿性。一般来说，作为学术访谈的主体，受访者往往都是某一研究领域的名家，他们的访谈主题总是站在学科的最前沿。因此，学术访谈较之于一般的研究，更具有学术的前沿性，其所谈问题，既是学科发展当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又与当下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热点问题联系在一起，极具前沿性。

　　综合性。学术访谈区别于一般研究之处，还在于它的综合性。它是一种立体式的研究，既是对学人的总体关注，又是对其学术思想、研究专题的深度发掘，融学者经历、学术思想、学科前沿、重大命题于一体，因而必然带有综合性的特征。纵观当下整个期刊界的学术访谈，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

　　个性化。学术访谈是对学人的专门研究，但又异于平面化的、静态的学者评论与成就综述，以及学者自己的方法总结，而是根据采访者的问题预设，通过互动的对话方式，以“在场”的方式，深度发掘学者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与理念、研究方法等内容，当中尤其有着学者的自我认知，极能体现出学者独立的学术品格与鲜明的性格特色，因而很具个性化色彩，甚至采访者的学术个性也可以从中体现出来，这些都是其他研究文章很难具有的。

作为“另一种”学术史

　　作为“另一种”学术史，学术访谈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因而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意义。总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术访谈是对当代学人研究的促进。学者研究是当代学术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的此类研究多是静态的、平面的评述，学者自身的参与感、现场感不强，其深度也有所不足。学术访谈则以立体的、综合的方式，别开生面，开辟出了一条学者研究的新途径。这种研究方式强调对话与交流，强调对学者学术经历、学术理念与思想、研究方法的关注，因而极具学术魅力。另外，学术访谈也是对学者作进一步研究时不可或缺的直接资料。尤其是对于一些年寿渐高的专家而言，学术访谈更是一种以口述史的方式对其学术生涯的记录，因而颇具学术史料的价值。

　　其次，学术访谈是对青年学者学术道路的指引。学术访谈是读者了解某一专家、某一领域、某一前沿问题与热点问题的途径。学术访谈主要的预设读者群之一便是青年学者，因此其大众意义，更多体现在对读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指导、启发方面。学术访谈的对象，大都是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学有专长、成就突出的大家名家，其治学经验非常丰富，尤其是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个人机缘、文化兴趣、自我认知等，更是通过一般的研究成果所不能了解到的。青年学者要想迅速进入研究前沿、做出成绩，自然离不开这些权威专家的引导。就某一专题而言，访谈本身也是年轻学者深入前沿、把握研究核心的入门之法，因而是具有启蒙意义的。

　　再次，学术访谈是对当代学术史写作的补充。当代学术史应当有多种写法。一方面，学术访谈作为学者之间的对话，与一般的学术史相比较，更具有史料的意义；另一方面，将访谈按照不同的专业方向、研究领域汇集成册，其实就是一部专门的研究史。因此，学术访谈本身便是当代学术史的另一种写法。《文学遗产》曾将其访谈、对话的文章胪列成集，定名为《世纪之交的对话——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便是另一种文学研究史。

　　最后，学术访谈有着较为重要的期刊学意义。目前，学术访谈已成为很多学术期刊栏目设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为我国期刊界当下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作为学术成果的一种重要体现形式，访谈的价值与意义，还体现在期刊学方面。学术访谈既是对学术名家的研究与推介，同时，通过对名家的访谈，刊物也扩大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从而提升了知名度与竞争力。另外，一篇高质量、高水准的访谈，其贡献不仅体现为文章的原发意义，更体现在转载、摘编、引用等二次性刊发方面。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18日第4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