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进一步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民族观念在中国古代历史与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进程中，民族史观与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密切相联，与此同时，它的发展还受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制约，在理论认识与史学活动中体现出独有的特征。

　　第一，中国古代民族史观有着延续不断的丰富的历史记载。

　　史学是对客观存在的现实反映。对于民族问题，古代史家很早就有涉及，而相应的民族史观也就发生、发展起来。在《尚书·牧誓》、《诗经》的《大雅·尚武》、《小雅·六月》，以及《春秋》、《左传》、《国语》等历史文献中，都有许多对于多民族活动的史事的记载，从而成为中国史学上最早的民族史观的表现形式。（参见瞿林东：《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与多民族统一国家观念的形成》，《河北学刊》2007年第6期）自此之后，在中国古代丰富的史学著述中，包括正史、典制史、地志、史论、杂史等各类著作，民族历史与民族关系都是重要的记述内容，而与此相关的民族观念，也不断丰富起来。在这些史著当中，历代延续不断的正史修撰活动，尤其是正史当中自《史记》以来延续下来的民族列传，相对完整地记述了中国各民族之间既融合又斗争，在曲折中不断走向一统的历史进程，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制度的发展进程，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民族史观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他如典制体史书中的《通典》，地志中的《华阳国志》、《元和郡县图志》，史学理论著作中的《史通》，以及散布于历代思想家、史学家各类著作中的大量相关认识，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上，提供了更为丰富生动的思想素材，使我们有可能更为全面地了解与把握不同时期民族史观的面貌与特点。

　　民族史学的发展是民族史观发展的必要前提。从总体上来看，不论是战争冲突还是友好交流，在民族融合更为深入的历史时期，民族问题就越加受到关注，民族史撰述就越加丰富，民族史观的内涵就越加深刻。在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夏金元以及清代，民族史学与民族史观所取得的长足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少数民族不仅在政治上从“四裔”之地走到了中心，建立起强大的封建政权，而且在文化上，也有了根本的进步，建立起一整套包括史学在内的意识形态系统。少数民族专书如《魏书》、《周书》、《北齐书》等被视为“正史”。这些史学上的深刻变化，事实上正是对民族史观巨大转变的一种反映。虽然从总体上看，这些历史记载与思想成果所体现的观念并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左，但这本身就是民族史观在曲折中不断得以丰富、发展的客观体现与必要前提。始终伴随着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历程，是中国古代民族史观最为突出、也是最为重要的特点。

　　第二，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在理论形态与表现形式上有着突出的丰富性特征。

　　中国古代各民族融合的过程，是一种典型的在矛盾、对立中呈螺旋状上升趋势向前发展的过程。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决定了与此相关的理论认识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从历史发展的一般意义上来看，与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密切相关的理论概念，主要有夷夏之辨、大一统、正统论等。三者在史家论述过程中，往往互有交叉，难以截然区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都有所不同。

　　夷夏之辨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文化上的差异，二是指民族差异，三是指民族间的歧视。它与正统论交织变化，具体含义随着时代而有所不同，成为影响民族史观重要的理论观念。总体而言，先秦时期的民族观念兼有三层含义的特征，体现出理论上的多样性。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史学对夷夏之辨的强调，则突出地表现为各民族政权强烈的正统观念。隋唐时期，受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影响，史学中夷夏之辨的色彩淡化，且在客观探讨夷夏差别产生的原因方面，以杜佑《通典》的《边防典》及《礼典序》为标志，取得了最高水平的：哩论进展。宋代史学在夷夏之辨问题上的成就，除去其中消极的因素，更多地反映在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现实历史，提出相对平实的民族观念，突出大一统的功业在继承政治正统中的重要地位。元代史家在阐扬正统观念、倡言华夷之辨上很突出，但统治者一统天下的气度与客观事实，使得这一时期的民族史观较之唐代也具有新的进展。明清时期，对新的大一统局面的颂扬及对少数民族的肯定评价，已经被更多史家所接受。

　　正统思想在史学中的萌芽早在《春秋》一书中即已有之。在之后的历史中，由于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它们以统一天下、争夺正统为目的的政治活动与史学活动，亦成为当时民族历史与民族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这种现实状况的影响，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正统论一方面出现了淡化夷夏之辨的倾向，一方面以夷夏之辨言正统而贬斥敌对政权的现象亦十分突出。受史学发展中求实求真思潮的影响，宋代民族史观在深入考察正统论的内涵、实质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理性倾向，民族因素与政治正统的关系，事实上进一步淡化了。而辽金史学对正统论的阐发，则更着意于对天下之“正”地位的争夺。元朝以少数民族贵族为核心统治全国，故大一统思想与正统论都得到了空前的阐扬。其积极影响，是对民族关系比较客观的处理。它的消极影响，则在于夷夏之辨在以“《通鉴》学”为代表的史学中得到了加强。在新的更为巩固的封建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夷狄进至于爵”的主张，虽然还有着《春秋》学的外壳，但内容上却大大消解了夷夏之防，为民族史观向近代转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上述理论观念曲折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夷夏之辨所反映的民族心理，对民族史观的发展没有积极影响，但是它与正统论、与大一统思想的结合与分离过程，却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趋势：多民族史学对多民族历史的反映与解释，在对夷夏之辨的讨论中不断走向平实与理性。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民族史观，在表现形式上大致都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从对华夷之辨的阐扬，发展到对大一统的着力表现。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发展演进情况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在客观历史形势不断发生变化，并对史学发展产生影响的同时，社会思潮、史学本身对前者的反映与思考也在不断地深化。正是上述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使得民族史观在史学表现形式、在理论观念的倾向、在对民族问题的具体认识等诸多方面，都体现出明显的螺旋式上升的特点，也就是说，每一历史时期的华夷之辨与大一统都有新的时代内涵，事实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重复”。

　　第三，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始终受强大的文化向心力的引领，推动着多民族文化认同的深入发展。

　　历史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认同意识在史学上的反映，至晚在《史记》明确提出各民族同源的结论，就已经很突出了。这一认识所蕴含的积极内涵，成为凝聚各民族不可或缺的历史意识，也成为后世民族史学所体现的重要内容。“中国”、“炎黄”等在今天得到各民族认可的历史概念，以统一的文字，与大致相同的体例、格式传承下来，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而沿袭《史》、《汉》以来的成例，既是一种史学发展意识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对多民族统一于中央皇朝这一认识的继承与发展。

　　在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史记》以来，多民族文化认同意识逐渐加强的过程。它的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民族同祖同源。在中国古代的民族史学著作中，民族同源意识一直存在，汉族史家通过这一点来阐扬政治大一统的历史渊源，少数民族史家则大多力图通过史学著作证明自己与尧、舜、禹、汤等先圣的种种血缘联系，进而寻求政治上统一天下的合理性。这种文化观念与心理，在各种体裁的史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对民族关系发展的走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继承同一种文化传统。这里的文化传统，一方面指儒家的思想文化，一方面则指对于封建政权至关重要的“正统”。前者主要表现为各民族在政治、制度、文化上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族文化的学习与继承，甚至最后同化于汉族文化当中。这是民族文化认同在客观历史上的反映；后者则突出地表现为各民族政权以“天下”正统自居，以儒家传统的思想观念为武器，为自身争得政治、文化上的地位服务。在同一种文化背景下寻求各民族的大一统，成为各民族统治者及其史家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表现形式，从意识形态角度不断巩固与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这是民族文化认同在政治统治上的反映。

　　三是突出强调“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的思想认识。这是长时期的民族斗争和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它在各种形式的历史撰述中，都得到了突出的表现。中国古代的民族史观发展始终伴随着消极因素，泾渭分明地体现出“华夷之辨”与“天下一家”的理论分野，但对大一统的突出强调，对继承儒家“道统”与“治统”的自觉意识，却始终是民族史观最主要的理论立足点。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这些观念愈来愈明显地趋向于成为一种民族之间相互的吸引力，对中原文化与政权的向心力，并最终通过民族心理维系着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发展与稳定。

　　第四，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发展演变，鲜明地体现了客观历史对史学与史学观念的影响与推动。

　　众所周知，思想意识的大发展与社会政治局势及相应的文化思潮的推动密不可分。受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在曲折中向前推进的现实状况的影响，史著成为反映民族斗争、融合之潮流的重要方面，而其中的民族史观，也必然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客观历史的现实需要。民族关系不断深入发展的现实，使史家在重视民族问题的同时，不得不对更多更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探讨，如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地位，各民族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儒家政治与文化上的“正统”的继承问题等。而在这种思考中，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进一步发展了、升华了，民族史观也随之走向了新的高度。一般说来，在社会政治局面相对安定、民族关系较为融洽的时期如隋唐时期，民族史观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相对开阔，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成为影响民族史观面貌的主要因素，也具有更多的积极成果。而在社会政治局面动荡、民族关系以冲突争战为主流的时期如魏晋南北朝、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史观对现实的反映就往往体现为夷夏之辨、华夷有别的一时之盛，而相对客观的认识则在这一背景下仍然艰难前行，呈现出进步与回潮的双重特征。其进步方面反映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回潮部分则是对民族关系的]见实状况的体现。史学与社会、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民族史观的发展中体现尤为突出。

　　史学不仅能够反映社会历史现象，而且对客观历史发展会产生反作用，并通过这种作用影响历史进程。比如，“天下一家”的观念在唐代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影响到思想领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推动了中国各民族融合的进程。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主要通过受各政权实力影响的战争、迁徙、贸易、通好等物质领域内进行的，那么，这一进程在隋唐时期不但在思想观念上得到认可与深化，而且成为受到这个观念支配的一种较为自觉的行为。而在统一规模空前的元代，史家对“天下一家”又作了新的解释，从而一方面为蒙古族贵族寻找政治上的客观合理性，一方面也为巩固、推动各民族更深入的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同样，中国古代史学中关：厂民族问题的其他积极成果，如“能用士而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陵川集》卷一九《时务》)，“中华与夷狄同”(《通典》卷四八《礼典八》)，“二小儿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恶骂，即咒其爷娘今死，不知彼父母亦我父母也”(《许衡集》卷二《语录下》)，无疑在对现实的民族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思考与升华的同时，也对民族融合进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华民族多元统一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这些理论认识带来的积极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五，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呈现出鲜明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特点。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不是直线的、单一的，而是有着突出的复杂性与曲折性。民族史观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最重要者，一是客观历史环境的变化。二是占据当时社会主导地位的思想或思潮。三是史学本身的历史传统与时代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三个方面所起作用各不相同，其各自的影响亦或大或小，共同影响与决定着古代民族史观的具体面貌与基本特征。

　　纵观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发展，在社会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它的发展似受后两种因素影响较为明显；而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它的内容与特点则更多地反映出统治集团政治上的要求；史家群体对于客观历史的理性认识与思考，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民族史观的某一方面特征，成为一定时期历史认识的组成部分。这几方面的因素相结合，使得某些历史认识与社会现实的特点并不完全吻合。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发现，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始终沿着曲折的道路向前推进。正统论与民族压迫的客观存在更多地从消极方面影响了民族史观，而史家求真求实的理念与史学活动却对民族史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魏晋南北朝与辽宋夏金都是民族融合大发展的历史时期，而史学当中的华夷之辨却始终未能消除其影响，甚至在元代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之下还表现出某种强化的趋势；在宋代民族矛盾较为突出的情况下，司马光、朱熹的民族观念却有着相当理陸的认识。就是在不少史家本人的民族观念中，也表现出这种矛盾性。如杜佑的民族理论成就体现出朴素的辩证色彩，在民族史观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在民族政策上，受尾大不掉的政治格局的影响，他却提出了“限隔华夷”的主张，这与唐代“天下一家”的政治局势与史学观念相比，无疑是一种落后的表现；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具有鲜明的民族情感，但对民族历史与民族关系相对平实与客观的认识，又使得他的民族观念在理论层面上具有积极的进展，等等。这些植根于现实又或超越或落后于现实发展的思想认识，制约或推进了社会的变革，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后世民族史观的面貌。这是中国古代决定民族关系发展的封建政治统治思想及儒家名教伦理观念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此，虽然魏晋至宋元时期，民族史观的发展总是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向前推进，取得了无愧于时代的成就，但史学当中的民族观念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还是在近代以后。

文章来源：《历史学》201212

一

　　里格比教授在本书再版序言中指出：“我分析的出发点是认为在下述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一方是由诸如科恩、肖和麦克默特里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界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是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解释过去时实际运用的那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诸如我所敬佩的罗德尼。希尔顿和罗伯特．布伦纳”。（第16页）他归纳了上述两种研究在观点上的差别：“首先，哲学家强调社会的阶级关系（或生产关系）是由它的生产力（用通俗的话说，是由它的技术和社会生产率水平）决定的；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强调阶级关系在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和速度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总体性的、具有普适性的人类历史哲学，它以生产力的增长为前提；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倾向于强调特定社会所走的不同历史道路，以及阶级斗争在决定选择何种道路中的作用。再次，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给我们一种主张历史是进步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启发我们提出假设并形成概念的灵感源泉。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用表述‘统一性’的术语，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对一揽子问题的答案；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用表述‘特殊陸’的术语，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启发人们提出问题的灵感源泉”。（第16页）应该说，里格比教授较为准确地概括了由学科分野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的特点，而且这两种不同研究路径也就成为里格比教授全书论述的一根主线。他论证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历史学家所做的理解更具合理性，更适合指导历史研究的需要。相应地，该书的逻辑体系也即：首先较为详尽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主张的“持生产力决定论的马克思”，然后逐条对生产力决定论的解释做出反驳，并展示出历史学家所主张的“持生产关系决定论的马克思”，最后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出重新诠释。可以说，里格比教授的研究涵盖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全部内容，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和意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综观全书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里格比教授对唯物史观的几乎所有基本概念和原理都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做了阐释，对其是非得失做了评说。尽管其中许多评说我们并不认同，但由于它们都是作者经年累月地在浩瀚无边、纷繁交错的历史万象中苦心寻求其内在机理和因果链条的潜心之论；即使他对疑似谬说的种种批判本身又留下了重重迷雾，但那也不是肤浅的闲言碎语，其中也往往含有深厚的义理底蕴，驱使人们鼓起勇气去拨开那些迷雾，求索真谛所在。

二

　　首先，里格比教授认为，唯物史观的价值在于它能促进历史学家更深刻地洞悉历史的真相和奥秘。他说：“不管社会理论处于什么样的发展状态，但绝大多数历史编纂仍然处于一种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上。尤其是，尽管绝大多数最能引发人们兴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都是关注前工业社会的，但恰恰是在历史编纂的这个领域，强调社会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制约性的马克思主义却并未产生什么影响。对马克思多样的、甚至矛盾的论断进行辨析，会使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概念和对解释形式的认识更为深刻，这将体现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站在马克思的肩膀上，我们也许能够脱颖而出。马克思的深刻洞察力使我们能够看得更清和更远”。（第357页）作为一位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专业历史学家，里格比教授对唯物史观的学术启示价值如此看重，其中的缘由值得我们认真探究。

　　观察当前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现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只是一种形式用语，各种西方史学思潮和方法论正在取而代之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理论，即现时所谓的史学研究指导理论的多元化。诸如现代化史观、后现代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乃至多元论史观都可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理论，这可谓典型的“围城效应”。我们以社会主义立国的一些史学研究者在努力摆脱唯物史观的指导，而西方一些史学研究者却想进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城池，从中汲取有营养的成分。这种怪现象足以引起我们做出深刻反思。

　　其二，本书展示出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开放性。就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演化观察，大体已经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的学术界，大都将它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致力于解读和贯彻应用，很少涉足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时期学术界逐渐将马克思的理论视为能够加以研究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理论的著作的译介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徐崇温研究员任主编、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中西方学术交流愈加深入，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认识也愈加深入，他们激烈的内部争论给了我国学者以很多的启示，加之批判马克思理论的西方思潮大量传人；促使我们开始正视对马克思理论进行研究的课题，反思我们已有的解读能不能“经得住”攻击和挑战，能不能解释新涌现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世纪之交现实世界的重大转型也对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释的新问题。苏东剧变、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的较量中取得暂时的胜利、以及中国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大课题迫切需要以马克思的理论做出科学的解释。因此，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学者们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提出要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正本清源和与时俱进”的研究，提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马克思理论的解释体系。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复杂性和开放性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在史学界也大体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不过囿于学科特点，这种认识上的变化要来得迟一些。改革开放以前，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很少有学者对它提出质疑，对它做研究、探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理论研究热潮促使史学工作者开始对过去那种对唯物史观的解释提出一些疑问。以后，随着90年代的理论研究低潮、以及大量西方史学思潮的引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开始在一些理论探讨上“失语”，它的学术指导地位逐渐被边缘化。可以说，史学界目前仅有少数学者还在坚持对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进行研究，以使其获得“与时俱进”的发展。里格比教授的这本书从历史学的视角、结合历史研究实践撰写的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论争的解析应该引起史学界、尤其是史学理论界的关注，对我们史学界关于唯物史观理论的研究起到推进作用。

　　其三，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进行“正本清源和与时俱进”的研究，可说是不能有须臾耽搁的大事。但这种研究又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而是有一定的门槛要迈人。首先是要对经典作家的著作、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著作比较熟悉。我们的某些研究者自己不读经典著作，只是一味地转引别人引用的经典论述，往往发生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在这方面，西方的一些学者对马恩原著的熟悉程度要远远高于我们。像科恩、麦克莱兰、乃至本书的作者里格比，他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对马恩著作的熟悉程度确有令我们汗颜之处。二是应该基本掌握唯物史观研究的学术发展史和目前的研究现状，以确定自己的研究起点，也才能让人明了你的研究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并明示你研究的合理性和创新性所在。不要轻视唯物史观研究的门槛。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创立唯物史观以来，已历经160多年，大体经历四代人的研究，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大都有名家的研究成果。第一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他们对唯物史观的阐发就是经历了准备、提出和完善的过程。马克思晚年放下代表作《资本论》后两卷的整理工作，专注于对俄国和印度等地农村公社的研究，就是要在更广的范围内验证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恩格斯晚年有关唯物史观的几封通信也是告诫人们在理解唯物史观上要有科学的态度，并对将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予以批评，强调在历史进程中起作用的诸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第二代是第二国际时期的诸理论家，考茨基、梅林、伯恩施坦、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是其中的代表，他们都有论述唯物史观的专门著作或文章。第三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学者，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等人是其中的代表。尽管他们更多关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性研究，但都提出了他们自己对唯物史观全面的或部分的解释。以后，第四代是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科恩、埃尔斯特、威廉姆。肖等是其代表。唯物史观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研究对象，作为学派创立标志的代表作、科恩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全面阐释，威廉姆．肖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也试图全面研究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可见，我们要对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进行全面或部分地研究，就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这几代人在相关研究上的观点，他们各自的进展和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前提性的工作。否则的话，很难不会出现简单、重复性的研究。对于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解析研究，既需要对前人研究的成果做出辨析，更需要结合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做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解析。否则，很难说你的研究有什么创新意义。

　　其四，里格比教授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在方法论上值得借鉴。像对唯物史观的检验问题，一些学者往往就某些个别观点断言唯物史观已经过时，但里格比教授却提出：“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真正检验并不是检验他有关各种历史社会的零散论述是否准确，而是检验他提供的方法和一般概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实现对过去社会的理解”。（第259页）比如里格比教授强调马克思研究的目的是揭示历史表象下蕴含的因果关系，“历史研究是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在解释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时，我们不可能仅仅接受那个时代对它自己的看法。至少在这种假设中，马克思的历史方法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第354页）再比如里格比教授非常强调经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援引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第181页）可以说，这抓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经验研究的精神实质，“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4]里格比教授对中世纪欧洲历史的研究也使他很容易对一些理论观点做出反驳，像他非常不赞同将人口变化作为对社会变迁的解释，认为其缺陷很明显地表现在16世纪英格兰、法国的朗格多克和波兰所走的不同经济发展道路上。“在朗格多克，正如马尔萨斯所预见的，人口增长导致对土地需求的不断增长、地租的不断上涨、土地占有权的碎化、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收入的不断减少，最终由于人口增长超出资源的承载力而导致人口危机。但是，在英格兰，人口增长并未导致农场规模的不断变小和生产率的不断下降。恰恰相反，对食物需求的不断增加导致产出的不断增长，这是通过更有效的农业生产来实现的，它以较大规模的生产单位为基础。在波兰，16世纪是人口不断增长的时期。土地对劳动力的比率赋予地主以相对于农民而言的优势，地主不断增加对农民的控制，强迫他们接受更高的地租和更多的劳役。换句话说，人口的不断增长分别对朗格多克由自由农民耕作的较小规模的农场、英格兰的较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以及波兰由农奴从事生产，做出了解释”。（第199—200页）可见从因果链条的追溯上将人口作为社会变迁的解释是非终极性的。

　　另外，里格比教授也提出了一些唯物史观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像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那么，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才会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例如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呢？里格比教授指出：“想必是，如果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将资本主义推翻了，那么这就是生产力已得到充分发展的标志。问题是，我们只能在革命发生后才知道这一点。在此之前，理论并不能对行动提供任何指导。马克思本人从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第67页）的确，这是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过去尚未关注，但要保持它的解释力必须给出合理解释的问题。

三

　　里格比教授是出于在浩瀚无边、纷繁交错的历史万象中寻求其内在机理和因果链条的实际需要，而进入到历史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研究领域的。因此，他对唯物史观的学术启示意义的探索，总是有意无意地以是否适应他自己的实证历史研究的需要为依归的。这使他的理论思辨多有实证根底支撑而不流于虚玄，但同时也难免使他的理论探索视野受到他自己的实证历史研究领域的局限。这是我们在评估他的研究结论的是非得失时需要注意的。

　　里格比教授的这本著作介绍了两种对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一种是以科恩为代表的传统解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以“生产力在整个历史解释中居于首要地位”为核心命题，建构起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另一种是里格比教授在本书中提出的替代性解释模式，这种替代性解释模式以“生产关系在整个历史解释中居于首要地位”为核心命题，建构起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并且，认为后一种解释模式对指导历史研究最有价值。我们认为，这两种解释模式都有着各自的问题。里格比教授分7个小题介绍了“生产力首要性”解释模式的立论基础，并分别给予了批驳。我们则是同意“生产力首要性”解释模式的基本观点的，像：“生产力——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构成因果解释链条的三个层次，其中生产力是终极的原因，生产关系的变化需要从生产力的变化中寻求解释；同意这种解释模式在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上所做的更为细致的分析，像在生产关系概念中区分出“物质的”和“社会的”两种不同层面。但我们却不能同意这种解释模式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基本性质的界定，比如虽然指出“生产力”最好界定为“生产能力”，但最终仍然沿用生产力的“要素”解释。再比如，将唯物史观界定为一种功能解释、而不是因果解释。正是由于这种解释模式存在缺陷，因此，科恩为唯物史观做辩护的态度最后也出现动摇，“近来我开始怀疑这本书[指《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所辩护的理论是否正确。我现在并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错误的，但对如何知道它是否正确却没有把握”。[5]

　　对于里格比教授提出的替代性解释模式，我们是从基本观点上就对其持有异议。说“生产关系在历史解释中居于首要地位”，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生产关系是又由什么决定的，生产关系又是如何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绝非历史演进的因果链条的终极一环。生产关系本身是有着复杂的内部构成的，其构成要素本身也不是平等并列的，而是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与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6]可见，笼统地说“生产关系在历史解释中具有首要性”，这个命题是很难成立的。如果仔细加以辨析，我们将会看到，里格比教授的替代性解释模式存在着下述一些问题。

　　首先是作者立论的出发点值得商榷。里格比教授明确表示，他所关注的不是哪种对马克思的理解最正确，而是哪种理解对指导历史研究最有用。他甚至认为将马克思解读为“生产力决定论者”或“生产关系决定论者”都可以找到文本支持，因而也都是合理的。所以问哪种解读“最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是没有意义的。（第17页）按照教授的这种认识，岂不可以任意地从唯物史观中各取所需地拿出立论的根据？！对唯物史观做正本清源的研究也就成为多余的课题。诚然，马克思生前没有来得及对他的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地整理，后人所能阅读到的常常是针对对立的理论、观点所做的论战性的表述。因此，阅读他们的著作一定要弄清每个论断所针对的历史背景和对象，并努力把他们针对不同历史背景和对象所做的论说联系起来做出比较完整、准确的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表述了生产力在历史解释中具有首要地位。他的历史理论的逻辑体系是，人们要生存必须首先解决吃喝住穿问题，即进行生产活动。于是，才有了在生产中的交往，形成生产关系，并形成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政治和法律关系、或曰上层建筑。所以马克思反复强调：“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7]尽管有论者、包括里格比教授拿出通过上层建筑改变生产关系的事例来反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8]但马克思其实早已论及：“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达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9]也就是说，没有生产力的实质性发展，要想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是不可能的。所以，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很危险的，最终将会导致“多元化的马克思”，而抹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同其他历史理论的区别，抹杀马克思的理论相比其他理论的优越性。

　　其二，在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缺陷。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做出科学的界定，是对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进行合理阐释的基本前提。但恰恰是在基本概念的界定上，无论是以科恩为代表的“生产力首要性”解释模式、还是里格比教授所主张的“生产关系首要性”解释模式，都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科恩尽管论及，从语义学考察将“生产力”译为“生产能力”更为确切，并且指出“无论一件生产工具还是一定数量的原料，严格说来都不是生产能力”，但他还是保留了生产力的“要素构成说”，认为生产力包括劳动能力和生产资料两大类。[10]里格比教授则全盘接受生产力的要素说，“生产力的性质也许可以在劳动过程的三要素中予以明确地考察”。（第23页）对“生产力”概念的这种界定源于对马克思有关劳动过程三要素论述的误用。[11]但是，一个最普通的常识是，“过程”不是“力”。“力”是能力，是主体自身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积累起来的经验、技巧、诀窍等等；它的衡量标准是劳动生产率。[12]

　　在对“生产关系”的界定上，里格比教授注意到了他之前的学者对“物质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所做的区分，而其中“物质的关系”被解释为劳动的分工关系，他主张将劳动分工归人生产力范畴。但这种将劳动分工关系置于生产力范畴的做法值得商榷。首先，劳动分工是一种关系，不是力；其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为止已知的生产力的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荒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分工，分工的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13]可见，劳动分工关系同生产力不在同一层面，而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里格比教授既将劳动分工归于生产力范畴，又不承认生产力相比生产关系具有解释上的首要性，彻底打破了唯物史观主张的基本因果链条；从而也就为他主张的生产关系决定论开了方便之门。

　　对“上层建筑”的界定，里格比教授同样提出他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无法预先将某些因素归人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范畴，而要看这些因素具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是发挥经济基础作用，那就归人经济基础范畴；如果是发挥上层建筑作用，就归入上层建筑范畴。这种界定抹杀了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做出区分的可能性，但马克思是明确指出两者的区分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4]可见，经济基础明确是指分工、分配、交换、消费等关系，而上层建筑则是维系现存生产关系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于是，我们可以历史地观察到，当现存的分配关系、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分丁关系相一致时，上层建筑会通过对这种生产关系的卫护与稳定作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当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发展时，上层建筑作为这种生产关系的卫护者，会通过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诸手段来阻碍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阻滞生产力的发展。

　　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出，里格比教授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的界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其目的则在于支持他所提出的“生产关系决定论”式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最适合指导历史研究的。其实这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过于强调人的能动性的对唯物史观的“唯意志论式”的解读。其三，我们不难看出，里格比教授所持的是多元论的解释模式。他毫不隐讳地讲：“不管我们明确表述的理论是什么样的，但事实上我们都不可能不是多元论者。正是这一事实，使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揭示的各种历史真相纳入到正统历史学的轨道中”。（第29页）正是因为他持一种多元论的解释模式，所以他否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关系，认为在许多情况下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否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关系，认为只要发挥了经济基础的作用，上层建筑也能够被纳入经济基础范畴。由此，过去被纳入上层建筑范畴的因素可以被归人经济基础、甚至生产力范畴，就像他所指出的：“技术知识属于思想范畴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既不等同于在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区分、也不等同于在不同机构之间的区分。两者之间的区分只能依据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做出。就作为生产过程组成部分的科学知识而言，它可以被视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第24页）我们无法想象，在抛弃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所揭示的层次分析方法或因果链条追溯方法之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还残留下什么。

　　最后，里格比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评价更需我们郑重地予以辨析。他在书中写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遗产中，他们的政治学——基于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观念——目前看来似乎有些一厢情愿；他们的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目前已被除少数原教旨主义者外的所有人摒弃；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古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中，仍然令人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的社会和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也许想改造世界、而不是仅仅以一种新的方法来解释它。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毋宁说是在理解世界上、而不是在改造世界上更为成功。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值得为人们所记忆的是他们的社会科学”。（第15—16页）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政治学并不仅仅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国家理论、阶级分析理论等学说都是马克思政治理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也并不仅仅是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都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而每当资本主义世界发生重大经济危机时，马克思的著作、像《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等都会畅销。而且作为马克思研究社会科学诸领域的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有价值的，那么以它为指导所从事的研究必定有其合理性。所以，尽管他的政敌和论敌一次次宣称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已经过时，但却一次次地重新被人们所重视和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是某些学者或学术流派想抹杀就可以断送的。它总是会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发展，并在历史演化的长河中得到反复验证。

　　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感谢里格比教授。他的这部书为我们展示了当今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诸命题产生的争论和诸家的观点。即使教授在书中直陈了他对唯物史观某些基本观点的批评，也会从反面给我们以警示，促使我们进一步做出多层次、多侧面的思考。而面对如此众多的理论问题，我们理当以无私无畏的科学的批判精神，通过坦率而真诚的学术争鸣，让唯物史观科学真理的光芒驱散一切误导人们心灵的迷雾，指引大家奋勇直前去建设新世界。

　　作者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邮编：100006

注释：

[1]斯蒂芬·亨利·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吴英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5月版。文中所引该书仅注页码。

[2]西方学者往往将马克思有关历史所建构的理论体系称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像科恩的代表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我们习惯于将它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

[3]英国著名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者、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人科恩的代表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也只是再版了一次，它初版于1978年、再版于2000年。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490页。

[5]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页。

[8] Harry Ratner:”Historical Materialism:a Critical Look at Some of Its Concepts” ,New lnterventions,Vol.10,No.2,2000.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10]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第54—55、73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论及劳动过程时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12]吴英：《对唯物史观几个基本概念的再认识》，《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13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

　　【关键词】大历史　人类史　超越　批判

　　“大历史”是20世纪末在西方逐渐形成的一个史学流派，与美国著名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文明竞赛说”、杰里。本特利的“文化互动论”并列。[1]威廉．麦克尼尔更是将“大历史”的始作俑者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2004年出版的专著《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与牛顿和达尔文的成就相提并论，称其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综合成了一篇宏伟壮丽而又通俗易懂的叙述”。[2]不仅如此，“大历史”在教学领域中的进展也十分突出，目前全世界范围已有几十所高校开设了“大历史”课程。用克里斯蒂安的话说，“大历史”的复兴或“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回归足可期待。[3]不过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对“大历史”却关注甚少，截至2011年底只有同一作者的两篇文章对“大历史”予以介绍，2012年又见一篇短文讨论大历史对中国传统世界史教学可能带来的“启示与挑战”，并呼吁“积极反思并寻求变革之道”。笔者亦曾采访过“大历史”的首创专家，对其旨趣和内涵予以阐发。并尝试借鉴最新的研究成果，探讨中国人的“大历史之道”。[4]但这显然还是不够的。为此，本文欲结合“大历史”问世的背景和内涵，从学理的角度对之予以“批判”。此处的“批判”不在指责和贬抑，而在赏析和评判。[5]因为这才是对待新生事物、促进学术繁荣应有的态度。

　　一、“大历史”问世的背景及其内涵

　　“大历史”的问世看似非常简单，仅是出于历史教学的考虑：1988年，在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历史系的一次教师研讨会上，有人提出“历史该从何时讲起”的问题，擅长俄罗斯历史的大卫．克里斯蒂安主张“从最初讲起”。可哪里是所谓的“最初”呢？是猿转变成人的一刻，还是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地球的形成，抑或137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克里斯蒂安选择将宇宙大爆炸作为大历史叙述的起点，并于1991年在国际知名的《世界史杂志》上发表了《为“大历史”辩护》一文，详细阐述其大历史思想。[6]受此启发，荷兰史学家弗雷德。斯皮尔（Fred Spier）1996年出版了《大历史的结构》一书，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探讨，同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开设“大历史”课程。2004年，克里斯蒂安的专著《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问世。2007年，美国历史教育家辛西娅。布朗的教科书《从“大爆炸”至今的大历史》出版。2010年，斯皮尔又推出专著《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7]不久以前，“大历史”更是得到微软前总裁比尔。盖茨的青睐，在其支持下，国际大历史学会于2010年8月20日成立，旨在普及中小学历史教育的“大历史项目”也已启动。此外还有一系列相关组织和机构问世，如俄罗斯大历史和系统研究中心，新英格兰大历史中心等。大历史由是得到迅猛发展。

　　但这样一幅图景显然过于简略，或者说只抓住了表象，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大历史”问世的根本原因。首先，“大历史”的产生源自史学家对“世界史”名不副实的状况的不满。[8]美国学者认识到，“20世纪末新世界史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讲述全球时代整个世界的历史”。[9]有学者视此为超越传统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呼吁，但对另外一些学者来说，从“世界”到“全球”的转变还远远不够，他们要超越传统“史学”的界限，书写包括人类起源与进化、生命体和地球甚至整个宇宙演化的“大历史”。[10]这种“大历史”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现代史学具备了先前不曾有过的两个基本条件：1）近一个世纪的史学研究积累；2）自20世纪中叶以来发生的“精密计时革命”（Chronometric Revolution）。[11]事实上，有很多侧重时间维度的学科——如古生物学、地质学、宇宙学等——的学者纷纷加入到“大历史”的建构中来，出现了所谓自然科学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科学化”。[12]

　　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大历史”的问世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关乎人类生存的种种不确定性的激烈回应。一方面，在“大历史”学家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正经历着某种深刻的危机：“在一个充斥着核武器、生态危机俨然跨越了众多国界的世界里，我们非常有必要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在此背景下，那种主要关注民族、宗教和文化分立的历史叙述显得狭隘、不合时宜甚至非常危险”；[13]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声称任何形式的元叙事，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科学的，都不过是对既定权力的维护，从而掩盖了真实存在的混乱、断裂和无意义，[14]而这种虚无主义的论断对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并无助益。作为回应，“大历史”的目标就是要谱写一部能够赋予当今人类社会以“定位感”和“归属感”的“现代创世神话”。[15]

　　第三，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大历史”的问世在本质上是“普世史”的回归。所谓“普世史”在19世纪史学专业化兴起以前，一直是历史叙述的常态。但此后，“普世史”却逐渐从史学家的视野中消失了。在克里斯蒂安看来，其原因有三：1）史学家对所谓“科学”史学的追求；2）民族主义的盛行；3）兰克史学在大学、学院内部的确立或机构化。[16]在这种情势下，史学细化成多个分支专业，史学家把精力集中在民族史的书写和国家文明发展轨迹的梳理上，根本无暇顾及对宏大历史的考察，直至后来汤因比、斯宾格勒、威廉．麦克尼尔等人著作的问世，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变。[17]

　　不过，“大历史”或克里斯蒂安所谓的“普世史”却与以往的“普世史”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一种“试图在所有可能的层面上理解过去”的历史，甚至涵盖整个宇宙，并“同时关注历史的偶然因素及细节和能够廓清细节的大的格局”，或可称之为一种“全面、统一的关于已知世界或宇宙的历史”。[18]借用国际大历史学会官方网站上（http：//ibhanet．org）为“大历史”所下的定义，我们对“大历史”的内涵可以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大历史试图以统一的跨学科方式了解宇宙、地球、生命和人文的历史。”其视野之大、统合力之强、融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意愿之强烈，都是以往任何形式的历史撰述所无法比拟的。

　　二、“大历史”的优势与劣势

　　毋庸置疑，“大历史”有独特的优势，但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劣势。

　　“大历史”的优势首先在其超乎寻常的宏大视野，试图为宇宙间的整个存在勾勒出一个新的断代格局，即从“无生命的宇宙”到“地球上的生命”，从“早期人类的历史：许多世界”到“全新世：几个世界”再到“近代：一个世界”，并进而瞻望包括整个人类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多种未来”。[19]这在寻常的历史叙述是无法想象的。比如，2007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特利与齐格勒著《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只从“早期的复杂社会”讲起，以“现今全球重组：1914年至今”告终，始终以人类为中心，而克里斯蒂安在《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中竟拿出远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人类出现之前的宇宙、自然史及传统通史著作中很少交代的“史前史”，并有将近二十分之一的篇幅瞻望人类及宇宙存在的多种未来。在这样的宏大视野中，不止欧洲中心论失去了存在的依托，甚至整个人类也不再成为宇宙演化的旨归。换句话说，在“大历史”的审视中，人类历史的演进一方面因此获得了一种超乎寻常的“科学”定位，但另一方面也因此变得异常渺小。克里斯蒂安有一个“断代技术、编年史和年表”，其中包括一个颇为著名的比喻，即假如我们将整个130亿年的宇宙演化史简化为13年的话，那么人类的出现大约是在三天前，最早的农业文明约发生在五分钟之前，工业革命的发生才不过六秒钟以前，而世界人口达到60亿、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登月都不过是最后一秒钟发生的事情！[20]但尽管如此，“大历史”还是对“渺小”的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科学诊断并提供了“近期”、“中期”和“远期”发展的预测：下一个百年主要是调整政治意愿、控制人口、转变生产方式、积极利用可再生资源以期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甚至“改变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下几个世纪和下一个千年则要考虑“向地球之外的世界殖民”；而在远期，“地球上的生命将在太阳死去之前全部灭绝”，“宇宙将像一个垃圾场，到处充斥着冷却的、黑暗的物质，如褐矮星、死亡的行星、小行星、中子星以及黑洞等”。[21]

　　第二、在当今人类知识细碎化的形势下，“大历史”对人类知识的跨学科整合显得弥足珍贵。上文提到，“大历史”在本质上是跨学科协作的产物：在此，传统的历史学科将演变成一个“历史学科大家族”（large family of historical disciplines），涵括生物学、地球科学、天文学、宇宙学等，实现历史与自然科学的融合，[22]“先是天体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讲解相对论基础、弗里德曼及后弗里德曼进化宇宙论、太阳系生成假说，然后由地质学家讲述地球的演化和结构，生物化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讲解生物圈的演进和地质年代，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阐明人科动物的进化及人类的起源，最后是社会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讲述人类社会的历史并对全球的未来进行预测”。[23]为了能将人类知识整合在一起，“大历史”在叙述上采取了以“进化”为中心兼及多条线索的框架，并为此提出了诸如“集体知识”、“复杂性”、“能量流”、“能量流浓度”（energy flow concentration）、“熵”及“负熵”（negentro．py）、“金凤花原理”（Goldilocks Principles）等颇具新意的概念。其中，人类运用语言、符号和相互学习的“集体知识”或“集体学习”被认为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和人类历史的驱动力，“能量流”被看作“复杂性”生成的本质属性，“能量流浓度”是衡量宇宙间包括人的大脑和人类社会在内的各种存在复杂程度的量化单位，而“金凤花原理”则规定复杂实体能够存在的“恰到好处”的边界条件，[24]而所有这一切都服从“进化”的规律。如果说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狭义的仅适用于生物界的话，那么“大历史”中的“进化”则是广义的，可谓是整合宇宙间人类全部知识的框架，有时被称作“宇宙演化”（cosmic evolution）。[25]按照克里斯蒂安的说法，“大历史”意在建立起一个“现代创世神话”般的普遍叙事甚至一个“宏大的统一的历史理论”，以克服现代及后现代知识的“支离破碎”，为人类生活提供新的指南；[26]历史亦将重新发挥类似传统“创世史”的功用，据此，人类便能够更好地廓清自身的共性，并进而塑造“全球公民意识”（sense of global citizenship），增进不同民族国家间的团结。[27]“大历史”融合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表现出的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的确难能可贵，显示出史学应有的气度和大智慧。

　　第三、“大历史”特别是其教学实践对青年一代认清自我、了解宇宙、地球、人类的形成和进化，并由此形成正确的世界观至为重要。“大历史”以超越人类的视角，从“无”（即宇宙“大爆炸”）到“有”，一直讲到搅扰人性、令人茫然不知所从的当今世界，试图以统一的跨学科方式勾画宇宙、地球、生命和人文的全部时空和行为轨迹，对诸如“我是谁？我的归属何在？我所属的那个整体又是什么？”[28]之类根本性问题予以解答。实践证明，在课堂上讲授融合“逻辑、信仰和价值”的“现代创世神话”对当代青年学生往往有难以遏止的魅力，他们对这种史诗般的宇宙进化历程表现得“如醉如痴”（swept　up），且接受者往往声称这是一段“改变人生”的经历。尤其要指出的是，“大历史”是植根于现代科学之上的，所以其“创世神话”的根本特征就是没有一个“创世”的神，这一点令西方接受基督教熏陶的很多学生颇感意外，[29]而对于坚持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而言却可能是形成科学世界观的绝好机遇。

　　不过，“大历史”显然是以超越人类的视角来审视人类历史的。在“大历史”中间，人类的确显得异常渺小，人类的文明亦不过是“周围日趋无序的大洋中的有序孤岛”，人类在宇宙中的演进虽则“不会停息，[却也]无缘关爱且鲜难预测”（unceasing，uncaring，and unpre．dictable）。[30]在“大历史”学家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幻想虽然“崇高”，[31]却属枉然。对于这样的定位，哪怕是更为“科学”的定位，被边缘化的人类自身肯定会颇有微词。比如，作为“大历史”学家的斯皮尔对星际移民就曾表示悲观，而认定人类的未来取决于地球上的居民是否能够达成某种和谐的可持续的生存模式。[32]用一位当代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查尔斯。克劳塞默的话说就是，“人类在宇宙中的未来取决于政治”。[33]如果以此来比照中国人由来已久的“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大历史”超越人类或将人类“边缘化”的缺憾则更显突出。有中国学者指出：“大历史”虽是将人类历史置于宇宙演化的大背景下，但却并未实现联结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初衷，前者非常容易，甚至不言自明，而后者才是问题的关键。[34]“大历史”确实蕴含着一种革命的气息，要改造传统的历史观念，但仅把“史前人类的进化与其后人类历史的进程”归结为一个“寻求控制能量储备和流动的过程”，[35]仅以诸如等“能量流”、“复杂性”、“金凤花原理”、“集体知识”等概念去界说人类社会的起伏变故，人内心中涌动的情感和信仰便显得天真和乏力。中国学者大多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但本质上却不同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其核心仍然是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36]中国的传统是不走极端，而在人与自然或生态之间达成和谐统一。[37]近年来，西方学者提出所谓“从人类中心主义向人类和谐主义转变”的命题，[38]“大历史”学者或可从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和谐”观念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第二，跨学科虽备受提倡，却绝非易举。克里斯蒂安本人也承认，不断归纳和阅读二手文献使他几乎变成了一个“收藏癖”，甚至不小心会出现“学术犯罪”。[39]他又引证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1887—1961）的话说“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对于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知识的渴望”，并因此勉力为之，将“各种事实与理论综合起来”，甚至甘心“冒着自我愚弄的风险”。[40]虽然克里斯蒂安据理力争，但他同时认识到这种做法会为专业史学家所不容。[41]近年来跨学科研究成为人们的口头时尚，但真正跨学科的研究却很少见，且学科林立、壁垒森严的现状常令锐意尝试者颠沛流离、命运多舛。对跨学科研究的苦衷表达的淋漓尽致的莫过于德裔美籍学者尤金·罗森施多克一惠西（Eugen Rosenstock．Huessy，1888—1973），在其天命之年的《劫后余生：一个西方人的自传》中，作者不无凄凉地感叹到：“几十年来混迹在学院学术圈从事教学科研，我还是活下来了。那群令人敬畏的学者们人人都误以为我在研究他们最鄙视的学术。无神论者巴不得我滚到神学院，神学家将我赶人社会学系，社会学家将我驱逐到历史系，史学家当我是搞新闻的，搞新闻的以为我做的是形而上学，形而上的哲学家以为我弄的是法律，还用说吗，法学系的人一下便把我打人地狱；然而作为现世之人，我至今尚未敢离任。”[42]跨学科难，但又不能不跨学科；“大历史”学者似可从英国史学家弗里德里克．西波姆（1833—1912）我行我素的自白中得到些许安慰：“我从事此项研究……纯粹是为了心安而矣”。[43]

　　第三，“大历史”果真能够如愿赋予人生以意义吗？不能否认“大历史”是建立在现代最新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之上的，但现代科学本质上是不关注人类的价值和信念的，所以能够在“客观”上取胜。恰如“大历史”学家所言，人类的知识（包括“逻辑、信仰和价值”）确实需要整合，[44]但由什么人去做？谁有能力实现整合？以什么样的“生活理想”[45]进行整合？这些都是问题。从宏观视之，也许人类的知识只能是零碎的、不准确的和不断变化的；而从个体的层面看，人生在世，即使有幸获得幸福，往往也并不需关照到整个宇宙。人世间的生活原则其实可以很简单：亲情、友爱、互助、交流，对此，也许传统宗教的一些基本教训于人足矣。正如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1897—1962）在颁奖典礼的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哪怕我们面临的“悲剧”是“被炸得粉身碎骨”，未来的小说家依然需遵循“古老的普遍真理”，去书写能够“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的“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46]“科学”或至少是能够“量化”的“科学”是不能完全理解人类的。哪怕末世将临，人类还有共同期待的一面。假使“大历史”真的能够赋予人生以意义，“大历史”学家恐怕还要在这一核心问题的陈述和可被人接受方面煞费苦心。“大历史”的贡献或许更多是重新激发人类对历史的宏观思索和多重想象。

　　三、“大历史”的未来发展展望

　　人类最初的历史是瑰丽、诡谲的神话，是时人全部知识和想象的结晶，并曾指引过人类社会的前行；自两千多年前史学肇端乃至人类历史书写的大部分时期，历史曾不知民族国家为何物；而在两千多年后的今日，历史学家若仅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传统“专业”史学为圭臬甚至因此头脑僵化、缺少世界和全球眼光、[47]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那将是令人悲哀和缺乏前景的。哪怕目前的“大历史”尚显粗糙且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毕竟是迄今为止人类在历史研究上的立足于现代科学的一大突破和创举，所以虽有来自各方各种势力的怀疑甚或抵制，“大历史”学者还是坚定地认为，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历史[48]，并引发了史学家对“历史”本身更加深入的思考。[49]以下基于笔者的观察和思考，尝试对“大历史”的未来发展作一前瞻，以期更多学者的共鸣。

　　首先，“大历史”须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研究方法和领域。既是宏观思考，“大历史”学家的建构常具有史诗般的规模，追问人类整体的生存状况，以探寻人类未来的发展之道。比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率先在美国开设类似“大历史”教学（因而被认为是“大历史”的先行者之一）的约翰·A．米尔斯曾引用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概括人类世界目前的处境，小说中的佩西神父对主人公阿辽沙说：“这个世界的学者……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分析，却盲目得令人惊奇地完全忽略整体”，而在阿辽沙的教父佐西马长老看来，我们正处在一个人类孤立的时期……因为现在每人都想尽量让自己远离别人，愿意在自己身上感到生命的充实……大家各自分散成个体，每人都隐进自己的洞穴里面，每人都远离别人，躲开别人，把自己的一切藏起来，结果是一面自己被人们推开，一面自己又去推开人们……他们有科学，但是科学里所有的仅只是感官所及的东西。至于精神世界，人的更高尚的那一半，人们却竟带着胜利甚至仇恨的心情把它完全摒弃、赶走了……当他们把自由看作就是需要的增加和尽快满足时，他们就会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因为那样他们就会产生出许多愚蠢无聊的愿望、习惯和荒唐的空想。他们只是为了互相妒嫉，为了纵欲和虚饰而活着。[50]

　　这种对人类整体生存状况和未来命运的关注使“大历史”很容易与读者达成共鸣，有助于史学家摆脱当今史学往往“见树木不见森林”或“盲目得令人惊奇”地忽视整体考察和思虑而不能自觉的现状。[51]但若仅止于此，“大历史”便很容易失去“史学”的根基和传统优势、[52]失去其自身的“可研究性”，而不具备“可研究性”，“大历史”便没有前途。[53]为此，近来“大历史”学家积极致力于自身的理论建设，并推出了一系列以“大历史”视角和方法审视微观历史题材的“小大历史”研究成果。[54]

　　其次，“大历史”或可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得到借鉴。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大历史”在中国其实有着很深的渊源。中国学者深知“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历史一一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占有一段时间，不仅限于人类，大至宇宙（现在认为它有120—150亿年），小至基本粒子（10-6-10-23秒），都占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也就是说都有其历史。……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历史”，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究天人之际”则可谓融合当今所谓“自然史”与“人类史”的早期范例，[55]所以中国学者似乎很容易觉察到“大历史”涵盖的价值；[56]只不过“我们通常说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因此，也许更应当说——历史是人类社会过去的发展过程。这里包括了大至社会形态、国家、民族，小至个人生活的喜怒哀乐的无穷无尽的、各色各样的、此起彼落的事件、事物、事态、事情的形成、发展、转换、变化、结束的过程，”[57]所以在当今中国学界，类似“大历史”囊括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史学构建并不多见。[58]在中国，反倒是一些“非史学家”的学者认识到了史学研究整体上的困境，提出在历史研究中应重新植入“人与环境”这一久已被忽视的重要线索，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论”和“三元互动论”并基于此得出“当今人类正处于由工业文明时代向环境文明时代转折的过渡时期”的重要结论，[59]可谓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念在现代科学中的体现[60]，亦可谓中国人的“大历史之道”在当代的独立凸现。[61]

　　第三，“大历史”在教学上的成功可能是确保其稳步发展的根基，在中国也是一样。如上所述，“大历史”在国外最强势的发展是在教学领域，这部分得益于“大历史”学家的积极推动，部分得益于慧眼的实业家，如比尔．盖茨的支持。目前，西方的“大历史”虽然还面临许多问题，[62]但也不乏有志之士甘于奉献。[63]中国学者敏锐地觉察到“大历史”在教学目的、内容框架、方法、资料等方面可能给传统的世界史教学带来的“启示与挑战”，并呼吁“积极反思并寻求变革之道”，称“世界通史以人类社会为主体，全然不顾人类产生以前的历史，也全然不顾人类与其他生命体的互动关系。这种缺陷显然需要‘大历史’这样的课程加以弥补”；而“就内容与框架而言，‘大历史，较好地适应了它要达成的目标，确实有值得世界通史借鉴之处”；“‘大历史’教材所呈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对于世界史教材的编纂无疑极有启发意义”；“大历史”对史料来源的拓展及成功实践“似乎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道路”；而“大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类历史的人文关怀“远超世界通史”。[64]由此可以想见，在不远的将来，“大历史”教学可能会在中国找到一块丰饶的土壤。

　　当前，“大历史”学者正利用多个学术平台向专业同仁介绍自己的理念并努力赢得认可，如1988年的世界史协会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2011年7月7日至10日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承办的第十九届世界史协会年会、2012年1月5日至9日召开的美国历史协会第126届年会、2012年4月27日至29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亚洲世界史学家协会第二次大会等。“大历史”学家以其自身的努力向世人表明，“大历史”应当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作者孙岳，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及全球史中心副教授；邮编：100089

注释：

[1] John R. McNeill, “Global History :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the 21″ Century,” Occasional Paper, Center for Global Studies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June 20,2005, pp.1-15, see http://www, ideals, illinois, edu/bitstream/handle/2142/1053/Occassional_Paper_McNeill, pdf？ sequence=2.

[2] William H. McNeill,” Foreword”, in David Christian, Maps of Time :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Berkeley, C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P．XV．该书已有中文版，见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晏可佳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引文见第1页。

[3] David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 History and Theory,Vol.49,No.4 （Dec.,2010） ,pp.6-27.

[4]刘耀辉：《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观述略》，《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2期，第92—96页；刘耀辉：《大历史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第38—50页；朱卫斌：《“大历史”与中国高校世界史教学评论》，《历中教学》（高校版）2012年第1期，第67—70页：孙岳等：《大历中：在宇宙演化中书写世界中》，《光明日报》2012年3月29日第11版。另可参阅Zhu Weibin,” Big History: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Teaching History in China”; Zhao Mei,”The Universe Within” ; Sun Yue,” The Tao of ‘ Big History’ : Chinese Traditions,” all in Barry Rodrigue, Leonid Grinin,Andrey Korotayev, eds., From Big Bang to Global Civilization : A Big History Anthology, Berkeley, C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in press。

[5] William M. Sloane,” History and Democrac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 No.1 （Oct.,1895 ）, p.21.

[6] Marnie Hughes-Warrington,” Big History,” Social Evolution & H/story,Vol.4,No.1 ( Mar.,2005) ,pp.8-9.

[7] David Christian, “The Case for ‘ Big History’ ,”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2, No.2 （1991 ） , pp.223-238 ; Fred Spier, The Structure of Big History: From the Big Bang until Toda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1996; CynthiaStokes Brown,Big History: 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Present,New York: New Press,2007 ; Fred Spier,Big History and theFuture of Humanity, Malden, MA : Wiley-Blackwel1,2010.ckwel1,2010.

[8]Hughes-Warrington,”Big　History,”p.8.事实上在中国也是一样，只不过中国学者采取了另外一种处理方式，所以有学者主张干脆把“世界史”名副其实地改称为“外国史”，参阅彭小瑜、高岱编：《外国史读本》（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 Michael Geyer and Charles Bright, “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995） ,p.1041.

[10] Hughes-Warrington, “Big History, “p.8.

[11] Christian, “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 pp.16 – 19.

[12] Christian, “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p.19..威廉．麦克尼尔也有类似的普世史追求，主张史学家开阔视野，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将人类在地球上的历史纳入到更为宽广的宇宙、生物和社会背景之中，以实现历史的科学化。此处的科学化并非以往的“科学主义”，而意旨史学全面利用人类既有的各类科学成果实现的综合化、条理化。参阅William H. McNeill, “History and the Scientific Worldview,” History and Theory, Vol.37, No.1 （1998 ）, pp.12 – 13,quoted in Christian, Maps of Time, p.4 ; William H. McNeill., “A Short History of Humanit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 XLVII, No.11 （June 29,1999 ）, pp.9-11。

[13] Christian,Maps of Time,p.8.克里斯蒂安的这一立场并不孤立，类似的忧虑和文献很多，如Seth D. Baum,”Is Humanity Doomed.’？ Insights from Astrobiology, “Sustainability, Vol.2,No.2（Feb.,2010 ）,pp.591-603 ; Johan Rockstrǒm, etal.,”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Nature,No.461 （2009） ,pp.472-475。

[14]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 Craig Benjamin, “The Convergence of Logic, Faith and Values in the Modem Creation Myth”, World History Connected, Vol.6, No.3 （Oct.,2009 ）,19 pars. http://worldhistoryconnectod, press, illinois, edu/6.3/benjaniin2. html.

[15]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1—4页；Beniamin.”The Converzence of Logic. Faith and Values in the Modem Creation Myth,” pars.1-18..克里斯蒂安在接受笔者的访谈时对“大历史”的“现代创世神话”内涵也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参阅孙岳等：《大历史：在宇宙演化中书写世界史》，《光明日报》2012年3月29日第11版。

[16] Christian, “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pp.13-15.

[17] Spier,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Humanity,p, 114;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 pp.15-16.

[18] Christian, “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pp.6-27,quote on p.7,n.2.

[19]参阅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弗雷德·斯皮尔在《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一书中的断代也与此相类，不过更多的是自然科学机理层面的探讨。

[20]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527页。

[21]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503—527页。

[22]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p.7.

[23] Akop P. Nazaretyan,” Big （Universal ） History Paradigm : Versions and Approaches,” 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 Vol.4No.1 （Mar.，2005） .p.63.

[24]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163—165页：Spier, 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pp.9-16; Fred Spier, “Complexity in Big History, ” Cliodynamics, Vol.2, No.1 （2011 ）, pp.146-166 ; Eric J. Chaisson, “A Singular Universe of Many Singularities: Cultural Evolution in a Cosmic Context,” in The Singularity Hypothesis: A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Assessment, eds. Eden, Soraker, Moor, and Steinhart, The Frontiers Collection （Berlin: Springer,2012 ）, in press ; 斯皮尔：《大历史视角中的环境问题》，孙岳译，《全球史评论》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195页。

[25]如Eric J. Chaisson,Cosmic Evolution: The Rise of Complexity in Nature,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Eric J. Chaisson, Epic of Evolution: Seven Ages of the Cosmo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26]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2—4页；David Christian, ” A Single Historical Continuum,” Cliodynamics,Vo1．2，No．1（2011），P．24.For similar arguments，see David Christian，“History and Science after the Chronometric Revolution，”in Cosmos and Culture：Cultural Evolution in a Cosmic Context．eds．Steven J．Dick and Mark L Lupisella．Washington，D.C.：NASA，2009，PP．441—462。

[27]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pp.7-8.

[28]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2页。

[29] Benjamin,” The Convergence of Logic, Faith and Values in the Modem Creation Myth,” par.7.

[30] Eric J. Chaisson,”A Singular Universe of Many Singularities” ,in press.

[31]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503—527页。

[32] Spier, 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pp.202-203.

[33] Charles Krauthammer, “Our Cosmic Future Depends on Politics,” The Columbia Daily Tribune, Monday, January 2,2012,p. A4.

[34]这一观点来自北京大学的环境科学家叶文虎教授，是2012年3月在与笔者的一次交谈中提到的。

[35] Vaclav Smil,Energy in World History,Boulder,Colorado: Westview Press,1994,p.1.

[36]比如可参阅陶宏义：《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19卷第1期，第59—61页；张纯成：《为自然抑或为人？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12期，第1—4，51页；何跃、苗英振、弓婧绚：《走进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基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自然观的比较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6期，第116—121页。

[37]参阅苗润田：《儒学：在基督教与佛教之间——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中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42—46页。

[38] Stephen Bede Scharper,”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Anthropoharmonism,” in Encyclopedia of Human Animal Relationships:A Global Exploration of our Connections with Animals, ed. Mare Bekoff, Santa Barbara, CA : Greenwood,2007, pp.361-363.

[39] Christian,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p. xix.

[40]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6—7页。

[41] Christian, “The Case for’Big History’, “pp.223-238;;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9—14页。

[42] Eugen Rosenstock-Huessy, Out of Revolution: Autobiography of Western Ma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1938,p.758.

[43] Frederic Seebohm, The Spirit of Christianity: An Essay on the Christian Hypothesis, London : Longman,1916, p. vii.

[44] Benjamin, “The Convergence of Logic, Faith and Values in the Modern Creation Myth,” pars.1-18.

[45]刘新成教授最近提出全球史学者有必要重新思考诸如“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这样的核心命题才能实现可能的“和谐世界”，可能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参见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187页。

[46] William Faulkner,”Speech of Acceptance upon the Award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delivered in Stockholm on the tenth ofDecember,nineteen hundred fifty,” in The Faulkner Reader,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pp.3 -4;See also David C. Cody,”Faulkner,Wells,and the ‘End of Man’ ,”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Vol.18,No.4 （Autumn,1993） ,pp.460,465-474.

[47]目前中国的发展亟需这种这种胸怀和眼光，参阅《人民日报》评论部：《谋篇布局需要“全球定位”》，《人民日报》2012年5月24曰第14版。

[48] E.G. David Christian,”A Single Historical Continuum,” Vol.2,No.1 （2011） ,pp.6 -26; Fred Spier, “Complexity in BigHistory, ” Cliodynamics, Vol.2, No.1 （2011 ）, pp.146-166.

[49] David C. Krakauer,John Gaddis, and Kenneth Pomeranz,” Editors’ Column: An Inquiry into History,Big History and Metahistory,” Cliodynamics, Vol.2,No.1（2011 ）, pp.1-5 ; Kenneth Pomeranz, “Labeling and Analyzing Historical Phenomena: Some Preliminary Challenges,” Cliodynaraics,Vol.2,No.1（2011）, pp.121-145, etc.

[50] Fyodor Dosto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1, pp.171,303,313 – 314, quoted in JohnA. Mears,” Implications of the Evolutionary Epic for the Study of Human History,” Historically Speaking, Vol.11, No.2 （Apr.,2010） ,pp.12-13.3.译文可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共两册），耿济之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454、469页．

[51]比如有史学家沉迷于诸如“洪秀全有没有胡子”之类的课题穷追不舍，从学术而言不可谓不专业（甚至不可谓不刺激），但长此以往，史学注定是要失却其自身的价值和趣味的。参阅萧延中：《社会史研究中三个可能被“误读”的等号），《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131—134页。

[52]在伊格尔斯教授看来，“大历史”的不足在其对人类史及随之而来的对政治、文化及知识等人类生活重要方面的忽视；“大历史”对史前宇宙、天体演化史的叙述了无新意，且对此与人类史之间的关系交代不清；另外，“大历史”有关未来的叙述纯属猜测，见Private correspondence with Prof. Georg Iggers, September 20,2011。

[53] Private correspondence with Prof. Jerry Bentley,August 8,2011.

[54] Fred Spier,” Big History Research : A First Outline,” Evolution : A Big History Perspective, No.2 （2011 ）, pp.26-36 ; CraigBenjamin, “The Little Big History of Jericho” ; lama Ravandi-Fadai, ” Iran, Macro-Perspectives, & the Cosmos” ; EstherQuaedackers, “A Little Big History of Tiananmen” ; Zhao Mei,” The Universe Within” ; James Tierney, “Two Themes Inherent in Big History” ; Nanao Sakaki,” Manifesto” ; Andrew Lunt, “Big History : The Graphic Short Story” ; Peter Herrmann,”Do We Really Need Human Rights？”; Sada Mire, “Somalia: Studying the Past to create a Future”; Isa Hadjimuradov,”lles Tataev: Nature, the Cosmos, & Art” ; Gary Lawless,” Big History & Bioregions,” all in From Big Bang to Global Civilization : A Big History Anthology, eds. Barry Rodrigue, Leonid Grinin, Andrey Korotayev, Berkeley, C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in press. 其中一篇已发表过，即Esther Quaedackers,” A Little Big History of Tiananmen,” Evolution: ABig History Perspective, No.2 （2011 ）, pp.269-280,另一篇为Jonathan Markley,2009 “A Child Said, ‘ What ls theGrass？’ : Reflections on the Big History of the Poaceae,” World History Connected, Vol.6, No.3 （2009）. URL: http ://worldhistoryconnected, press, illinois, edu/6.3/markley. html..“小大历史”可谓大历史导论和理论著作之外最富研究性的成果，但有关“小大历史”的研究方法还存在多方争议。

[55]宁可：《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二》，《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第145页。同时可参阅黄留珠：《论司马迁的“大历史”史观》，《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第72—75页；黄留珠：《广义史学说》，载《传统历史文化散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208页。

[56]刘耀辉：《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观述略》，第92—96页；刘耀辉：《大历史与历史研究》，第38—50页。

[57]宁可：《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二》，第146页。

[58]如齐涛主编：《世界史纲》，泰山出版社2012年版。

[59]可参阅叶文虎、毛峰：《三阶段论：人类社会演化规律初探》，《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9年2期，第1—6页；王奇、叶文虎：《人类社会发展中两种关系的历史演变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2期，第10—13页；叶文虎：《论人类文明的演变与演替》，《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4期，第106—109页等文。

[60]一个非常突出的实例是中国“惠泽千秋的水工遗产”——都江堰，参阅Shuyou Cao, Xingnian Liu, and Huang Er, “Du-jiangyan Irrigation System-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Corresponding　to　Concepts　of　Modem　Hydraulic　Science,”Journal　of　Hydro-environment　Research,Vol.4,No.1（Apr.,2010）,pp.3-13；黄晓枫、龚小雪、魏敏：《都江堰——惠泽千秋的水工遗产》，《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6期，第42—49页。

[61]很显然，中国人的“大历史”观是在“大历史”之外展开的，至少黄留珠先生、叶文虎先生在笔者向其提及西方人在搞的“大历史”之前似乎从未接触过。这种不谋而合的发展本身更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真地在呼唤一种更为超越的史学。参阅Sun　Yue,”The　Tao　of’　Big　History’　in　China:Chinese　Traditions”值得指出的是，伊格尔斯教授虽然对“大历史”总体上持否定态度，但同时承认它在唤起人们领悟自然对人类史影响的这一方面还是有贡献的。Privatecorrespondence with Prof. Georg Iggers, September 20，2011．这一点与中国学者的认识不谋而合。

[62]比如，美国历史教育家辛西娅．布朗就曾指出“大历史”尚不受欢迎的五点原因：1）学家惧怕在行家面前出丑；2）目前“大历史”还不为多数教师和学生真正了解；3）迄今“大历史”还无法纳入现有大学院系的课程体系；4）缺少适当的“大历史”教材；5）讲授“大历史”尚不为既有评价体系所认同。见Cynthia Stokes Brown,” Why Aren’t More People Teaching Big History？, “HistoricallySpeaking,Vol.11,No.2（Apr.,2010）,pp.8-10.米尔斯同样指出“大历史”目前的多重困境，如有学者怀疑大历史的学术价值，认为包括“大历史”在内的世界史是西方学术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认识到“大历史”或“宇宙演化史”对传统的宗教信仰提出了直接挑战等，见Mears, “Implications of the Evolutionary Epicfor the Study of Human History, ” pp.10-13。

[63]在辛西娅看来，这主要是出于史学家的全球责任和人文关怀：1）包括气候危机在内的全球环境问题日渐突出，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西方大学催生出西方文明史、全球化浪潮诱发世界史的冲动一样，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危机使得史学家开始从超越地球的宇宙视角审视历史；2）现行课程体系的细碎化（fragmentation），故而亟需整合，而大历史恰恰能够做到这一点；3）现代科技使得过去人无缘得知的整个宇宙故事为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4）青年学生有必要知晓整个人类的进化故事，见Brown，“Why Aren’t More People Teaching Big History？,”pp．8-10。

[64]参阅朱卫斌：《“大历史”与中国高校世界史教学评论》，第67—70页。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

　　【关键词】历史学；当代；功能；热点；转向

　　【作者简介】刘志琴（1935—），女，江苏镇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北京100006）

　　【原文出处】《甘肃社会科学》（兰州），2012．4．77～80

　　一、当代史学走向边缘化

　　史学在古代中国是最辉煌的学问。中外学问的传统并不相同，如果说古代西方学术以哲学为代表，巾国就以史学最出众，因为史学在中国是最古老、最神圣的学问，其资料积累的丰富和翔实可以独步世界史坛。

　　近代思想家郑观应说：“千古纲常名教，经济学问皆从经史而出，悉数义所生。”经史著作被尊为经典，受到人们的崇拜，左右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这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是以经学为代表，这无异说是以史学为代表，经史不分是为古人治学的传统，清代章学诚就以“六经皆史”说揭示了这一实质。所以古代中国在各种学问中以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中国也最受朝廷的尊崇，领衔史官的往往是宰相级的人物和最有威望的大儒。古希腊、罗马可以随时随地讨论学问，站在路边演讲，听凭众人围观，因此有人干脆称之为“广场哲学”，而在中国讲史论道则要焚香、叩头、行大礼，主讲者端坐上方，听讲者毕恭毕敬，讲坛犹如神坛。

　　正因为如此，对治史者要求甚高，首先要有史德，史德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不因统治者的意志和个人的好恶而褒贬扬弃。梁启超说：“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对历史的见解不妨见仁见智，但保持历史事实的真相是治史者的道德操守。史官是被朝廷任命的官员，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听命于朝廷，为君主服务，是史官的职责，但在信仰上可以从道不从君，道在君之上，不必事事遵循君主的指令，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因而对君命有所距离，为此有人不惜献身亡命，所以传统史学虽为御用学术，但却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独立性在封建社会并没有制度保障，却为道义所标榜，受到读书人的推崇，这是中国史学传统的荣耀。

　　如今的中国，史学已从学术中心位置边缘化，表现在下列方面：

　　首先是史学的公信力在下降，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点，史书失去读者的信赖是史学的一大悲剧，这是当代史学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巾步履维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句话，“解放了的哲学，繁荣的经济，活跃的文学，沉默的史学。”实际情况是，伤痕文学一马当先推动了人们对十年“文革”的反思；哲学界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经济学界阐明市场经济理论，推动计划经济的改革。史学较之文史哲三界，明显滞后。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天津一次会上有人提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怀疑，被告了黑状，遭受批评，其他可想而知，说是沉默的史学，正是少有作为的写照。

　　史学的沉默是有原因的，因为它遭受破坏最严煎，当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中，文化也随之变迁，表现在新学科的引进和传统学科的吐故纳新，史学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而在转型中一度走向歧途、举例说，“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烧古书，毁文物，史学工作者失去家园，专家学者被打倒，史学界一片凋零。曾几何时，到批林批孔运动中，史学又成为最红火的学科，人人都批孔，人人读史书，各种古籍、史学读物层出不穷，出版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空前绝后，正常的社会，并不需要兴起全民学历史的高潮，这一繁荣是不正常的。

　　几十年来在近代史中最为遗憾的缺失，就是不敢正视历史的真实，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至今是无人不晓，三十年前有人说吗？1958年版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在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8年后1975年出版的《新编中国史》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国民政府迁鄙重庆，南京防御失败”，南京大屠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历史教科书中只字不提，真相又在哪里？一直到1979年承认国民党抗日了，这件事才浮出水面，现在又是建纪念馆，拉警笛，搞得热闹，从1949到1979历史被掩盖了30年，被误导了两代人，历史学家的良知何在？又有谁来负这历史的责任，有人推断，这是想隐瞒同民党抗日的事实，因为承认南京大屠杀，就要承认南京保卫战，这恰恰是国民党领导的战争，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我们历史学家的悲哀，对民族救亡尚且如此，其他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又有多少？虽然古代史远离现实而幸免这一遭遇，但同为历史学家又何以自处？这不是某一时段的问题，而是对史学公信力的严重损伤，史学界要重建诚信，必须说真话，非有大智大勇不能澄清真相，这就是史学界要面对的现实。

　　史书的信誉在下降，而戏说历史的各类书籍、讲坛却受到读者的欢迎，愈来愈兴旺。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和内容的变化，在市场上走俏的如《明朝那些事》《历史是什么玩意儿》《一个都不正经》等等几乎都是非历史专业者所撰写。史学的作者从史官、学者，到非专业作家，是述史主体的大变化。这些业余作者之所以拥有专业史家所不能拥有的广大读者群，是因为所述的内容具有颠覆性。从来史家说什么都要有证有据，是史家的意见都要标明，如太史公日、某某传、注、著等等，都是对历史的实说和点评，讲究的是历史真实性和启示性。即使明清时代的讲史，带有演义性，但其伦理说教仍然不脱正史的价值。如今不然，讲史巾有自说自话的，戏说的、臆说的，在中央电视台讲宋史的宣称自己是在“玩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读者并不在乎什么史实不史实，只要读来解闷、解气就是好！史学本是一门记实的学科，容不得掺假和矫情，古代一些史家为秉笔直书，送掉性命的大有人在。娱乐渗入这门学科，真可算是娱乐至死了，可死的不是娱乐，而是史学的严肃性和真实性。这是专业史家难以认同而又无可奈何的现象！

　　对此也要有所理解，对历史的嬉笑怒骂是在特殊环境中的特殊的表述方式，在《明朝那些事》中有一处讲到朱元璋，说到他一上台，就来个文化大革命，杀功臣！观众一看就乐了，其实引起读者兴奋的不是朱元璋，而是文化大革命，这是因为讲“文革”有禁忌，只能借历史来比喻，如果对“文革”能畅开胸怀来批判，人们也就不稀罕以朱元璋说“文革”了。由此可见，如果言路畅通，读者能随意评头论足，又何须转弯抹角来议政呢？到那时此种讲坛也就火不起来了。求真将再度成为人们读史解惑的追求，学历史的要比常人更胜一筹的是，要持有历史的眼光来解读现实中千奇百怪的现象。

　　二、史学功能在变迁

　　如今的中国，辉煌一时的史学已经光辉不在，无可奈何花落去，面临的是被解构，所谓解构是史学的主题、宗旨和功能的全变化，由此相应的是写作者和阅读者的身份也相应地有所改变，其变化波及面之大，来势之迅猛，足以颠覆传统史学，这种解构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却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最早的史书《尚书》，大都为训诰誓命之词，这是史官用来沟通上帝与天子的对话，史与巫不分，写史的被奉为神人，史书有神谕的性质。尚者，上也，是上帝之书，阅史者主要是天子，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向臣民宣示，其威权之重，凛然不可冒犯。

　　春秋时期中国出现第一部编年史《春秋》，这是孔子记录的鲁国兴亡史，史书从此从记神事走向记述人事，《史记》、《汉书》都承继这一传统，由于纪传体，本末体的问世，与编年体合称为中国传统史学演进历程中主要史书的三大体裁。这三大体裁使古人对事件和人物的记述更为完整和准确。《资治通鉴》阐明史书的价值在于“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一语道破，史书是为帝王提供统治的经验，为一姓王朝服务，史书成为君主、官员、士大夫治国理政的教科书。

　　20世纪初是中国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由梁启超揭橥而起的新史学，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倡导史学的内容要从帝王为中心，转向国民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将平民百姓推向历史的前台，史学研究中心转移，是中国史学前所未有的大转型。西方在20世纪末提出社会生活史研究，号称大文化史，成为一大流派，中国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已提出这一主题，遗憾的是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这一愿望并未真正付诸实现。

　　建国后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史学再次沦为政治的附庸。上个世纪史学界叫得最响的口号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进而又提出为无产阶级政策服务。所谓史学的“五朵金花”即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问题，虽然有其学术价值，但又都有强烈的政治性，所要阐明的是共产党的基础理论社会发展史，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由此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这可视为“资治通鉴”的现代版，只是内容从帝王将相为主变为以农民战争为主。不同意见者如尚钺、傅筑夫、孙祚民都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遭受批判，以政治暴力扼杀了讨论的学术价值。史书从为帝王的诏谕训示服务到为共产党的政策服务，这就是60年代风行的“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由于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目的决定方式，其思维习惯、文本表述以及选材取料等手段大同小异，肇致内容的枯燥和贫乏化，凡是写农民领袖的几乎千人一面，写到失败处都要带一笔农民局限性云云，从先秦到清末一种格式，上下几千年，皆可挪用，简单化、标签化成为挥之不去的通病。史学界的前辈范文澜、翦伯赞等对这种倾向都有所批评，但都难以缓解。问题在于为无产阶级政策服务，是高压在史学工作者头上的大山，人人都是螺丝钉或驯服工具。党指向哪，史学就跟向哪，要歌颂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就成为热点，“文革”前17年以太平天国文章最多，3000多篇，居各类论文之首。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文化史、社会史的复兴，史学研究突破既定的框架，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以丰富的题材和多向度的视角，刷新了史学的风貌，史书从干燥无味的说教，变为生动具体的叙事。史学走向民众，促使史学著作从少数人阅读变为大众读物，这是方向性的大转移。

　　由此可见，史学功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已经发生变化，史学被推崇为神谕，是在神权时代；被认为是资治通鉴或政治教科书的，是在皇权时代。代代相承的小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前人经验就是后人的轨迹，人们匍匐在祖先的足下，亦步亦趋，事事按祖制办事，问有革新也要打着法祖的旗号，即使至尊至贵的君主发号施令，也得标榜来自祖先的训示。代代相因的社会造就尊祖敬史的社会心态，治国理政只要效法祖先，就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凝聚效益，因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不论这句话行得通行不通，都反映小农经济形态中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在这种社会形态中，记载前人业绩的史书自然奉为经典，遇有重大决策无不要从史书中找依据。维护统治的，夺取政权的，革新的，保守的都要寻找历史依据，在史书上做文章。西汉的统治者崇奉今文尚书，篡汉的王莽就抬出古文经；反对新政的司马光效法《春秋》，王安石就攻击《春秋》是“断烂朝报”。士大夫们以史教为楷模，攻经读史，谋求攀升，史书成为政治斗争和跻身仕途的工具。

　　在封建社会形态中，史官是皇帝的高参，史家在学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这一切都被现代化浪潮所冲击，步入全球化时代，社会风貌大变化，过去是站在中国看世界，现在是站在世界看中国，完全是不同的视角。在静态的社会治国理政，是寻找历史依据，向后看。现在是信息社会，各种信息如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潮起潮落，瞬息万变，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决策，不再仰仗史书的教诲，主要是提升对信息的把握度和思辨力。许多是前人从未经历的事件，史事也不足以应付现实的变幻。治国理政不再需要寻章摘故，而是要眼观五洲风云，耳听四海浪涛，历史的参照系降到最低点，即使推崇史书的统治者，也未必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毛泽东通晓历史，饱读经书，出口就有历史典故，可他只是玩历史，将历史为我所用，倘若他真有历史情怀，又何至于发动大破四旧的“文化大革命”？

　　资政的功能在大幅度地缩减，历史还有何用？历史是现实的过去，现实是历史的发展，人人拥有现实，人人就离不开历史，所以历史是人生、民族、国家的记忆，人们认识历史，如同婴儿来到世界，要认识自己的母亲一样，这是不可磨灭的天然血脉。历史与现实分置在不同的时间，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不是主观的，而是由不同时空界定的，历史和现实这个距离要靠教育做中介，运用历史知识，扩大人们的视野，提高人的思想能力。历史教育不仅给人以知识，更重要的是给人以历史的智慧，这比知识更有力量。所谓鉴往知来，就是通过对往事的鉴别、筛选、提炼、概括，抽象成规律性的认识，给人们以历史的启示，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现实、规划未来。历史是通过启示为现实服务，这不是简单的比喻所能发挥的效用。不能把历史局限于爱国主义的教育，还应该成为德育、智育、美育的内容，成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重视史学的教育功能，可以改进史学研究工作，既要一如既往地重视对史学的训诂、考证，本末源流的科学层次；更要重视对研究问题的价值、意义的追问，上升为理论的哲学层次。重视表达研究成果的可读性，改变文风，写出具有学术性和通俗性的优良读物，真正把人民创造的历史，交还给人民，成为人民解放自己的武器。

　　史学从神谕性、资政性向教育性转型，从史学对政治的关系来说是弱化了，而从对人民的受惠来说，又扩大了史学的服务功能，该弱化的就要弱化，这是时代赋予史学功能的变迁。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不能忘却，但它的真正价值是在现在和未来。现在流行一句话：“让历史告诉未来！”言简意赅地道明了史学的价值所在。要知道史学是经验性的知识，因为是经验性的，自不乏有一定的规则可参照，但由于人、时、地等环境、条件的变化，任何经验又都有局限性，有局限性的经验怎样告诉未来，这要仰仗对历史的解释作出新的贡献。这是现代人的解读，是现实的、鲜活的人的认识，历史本身只是缘由，讲史的不能不反映现代人的需求，这也可视为现代史向过去的延伸。

　　史学是一门认识世界的学科，它运用特定的社会记忆（历史资料），把已经消失的人物和社会现象再现出来，发掘潜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因果联系。人类社会本是层层相因的有机整体，某些带有实质性的东西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所以古今异时，环境有别的社会现象又具有某种共性，使今人有所参照。所谓鉴往知来，就是通过对往事的鉴别、筛选、提炼、概括，抽象成规律性的认识，以帮助人们深刻地理解现实，科学地预测未来，这是人类更高层次的认知活动。

　　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已拉长了我们与传统的距离，然而永不衰竭的历史长流又无处不在地滋润我们的生活。史书给人以知识，更授予读者对经验的感悟、体认和敏感，聪明人往往看重悟性，历史智慧就是激发悟性的酵母和温床。所以一些国家或企业的领导班子往往有熟悉历史的智囊人物参与战略研究，使决策具有驾驭势态的历史威力。史学教育在提高人的素质方面有不可替代的功效。

　　三、社会文化史发展的机遇

　　史学方向的转移，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逾益突出，早在上个世纪末，人们就预言，新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国内从上个世纪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新世纪的以人为本，这是史学得以转向的大背景。

　　应该说的是，新世纪有两种理念为社会文化史的勃兴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是生活是历史本体论的命题，二是百姓日用是儒学的经典之教。社会文化史是以生活为中心，对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进行统合研究，当前思想史和文化史都向社会生活靠拢，从生活领域中发掘新资源的动向，再次证明社会文化史已跻身人文学科的前沿。

　　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闲在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人因为要生活才形成社会，有生活才有阶级的划分和社会的构成。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变化，在社会生产和流通的一系列链条上，生活处于目的性的终端，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目的。说人是社会的本体，无异说生活是社会的本体。所以生活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永不停息的创造业绩。人的解放离不开生活方式的变革，文明的进化与差异往往表现在吃穿用，以及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等方方面面表现出种种差别，从而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不同特质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所以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以生活为本，这对史学来说，意味着重新回到梁启超提出的，要使国民知道生活的过去和未来。百年来史学发展中的风风雨雨，又同到上个世纪初新史学的起点，可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上升到新台阶。

　　新台阶，使研究者更上一层楼。生活是个广阔的视野，它涵盖先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及其社会制度等丰富多彩的内容，这标志中国史学进入第四个转向：即从神说为纲，资政为纲、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生活为纲。纲举目张，目随纲移，纲变则全变，这是具有颠覆性的大转向。转向即解构，因为建构传统史学大厦的支柱在变化。历史的主体从高高在上的权贵、精英，下到平民百姓，从注视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变，到关注日常生活。不论是对作者抑或读者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转移。

　　史学从笔录帝王行事到记述百姓生活，从为帝王统治服务，到为民众长智慧，是史学主题和功能的大变化。史学由此失去神圣光环，却大踏步地走上社会化。

　　这对研究者未必不是幸事！因为随着研究对象的下移，会带来新气象、新问题和新思考。例如对鸦片的社会文化研究，别有一种视角。鸦片是舶来品，在世界各地都有生产和销售，为什么唯有中国酿成社会公害？由于中国近代史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种族主义的义愤，爱国主义的声讨，都指向外国侵略者，几乎成为毋容他议的定论。然而从社会文化研究，却发现自害更甚于他害的现象，这有两个论点破解这一问题。一是鸦片在中国经历从药品、食品到毒品的变化，促使中国人吸毒成瘾的是烟枪的发明，使苦涩的鸦片转化为香甜烟气，引人上瘾，这不是外人而是国人的创造。二是促使吸毒成为国害的是国产烟的种植。中国本不产鸦片，进口价格高昂，只能在少数富豪中传播，可当政的李鸿章等人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有钱国人自己赚，提倡在本土种植，这一主张甚至得到一度主张禁烟者的认同，到清末国产烟的产量已是进口烟的4倍，因为鸦片对土壤要求不高易于种植，有好收成，能卖个好价钱，在西北和西南贫困地区成为农民脱贫的方式，由于土产烟是自产、自销、自吸，吸毒者普及到农民，造成民族的大灾难，这是在貌似爱国名义下的祸国行为，是民族的自残，揭示这一现象，是深入认识近代中国沉沦的重要因素。

　　由于视角不一样可以发现新资料，如在清史笔记中发现有妇女告丈夫婚内强奸的案例，这是现代意识，发生在三百年前的清代，太稀罕了。但这是孤证，有人认为清人笔记不可信。然而即使查不实，身处三百年前的人能臆造出这一事例，不也是一种思想的反映吗？这虽是个案，但只要是当时人的言说，就代表一种思潮，即使是微弱的萌动，也是一种趋向。社会文化史就要发掘这类不为人注意的日常行为，窥视当时人的思想状态。

　　再如明清时代徽州一地所立的节妇烈女的牌坊就有六千多座，根据歙县地方志所记，这一地区的节妇烈女多达六万五千多人，然而就在这些禁锢最深的地区，从明清流行歌曲吴歌中却暴露另一种景象。在清代文人冯梦龙所收集的时调中有一首《偷》说的是：“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还有首《小尼姑》云：“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正青春，年纪小，出什么家？守空门便是活地狱，难禁难架，不各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个俏冤家。念什么经文也，守什么的寡。”还有《八十婆婆要嫁人》等等，这些在正史中绝对见不到的呼声，却活跃在民间社会。那种女性要求自主择偶，不畏众议，不为利诱，敢于走出家门，与情人私奔，坚贞不屈，出了事自己承当的勇气，就令人惊叹。只要看看，深锁寺院的尼姑在思春，高龄的老妇要再嫁，这些被禁锢最深的人群，都敢于冒人言之大不韪，为争取爱情，亡命献身。被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人性，喷薄而出，化为琅琅歌声，传播到乡间里巷，为妇孺童叟津津乐道，这与正史宣扬的节烈观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些问题并不局限在生活的表象，有的触及传统的伦理价值观。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明代话本《花关索出身传》说的是，刘关张三结义时，关羽、张飞表示为了跟随刘备成其大事，决心互相杀掉对方的老小，以消除后顾之虑。于是关羽杀了张飞的全家，张飞杀了关羽一家十八口后，不忍心再杀关羽已经怀孕的妻子胡金定，就放了她。后来生下儿子叫花关索，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长大后到荆州寻父，岂知关羽不认，花关索一怒，破口大骂，表示投奔曹操，捉拿关羽。儿子做到这份上，当是不孝之至。这样一个有悖纲常伦理的故事，竟然编成剧本，有说有唱，在民间流传，还成为墓穴中的殉葬品，这在以孝治国的明代，几乎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但以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它的存在，这不能不使人耳目一新。

　　这种景象是不入正史的，可这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背相悖的另一种存在，这说明民间社会并不都受统治阶级意识的控制，蕴藏在民风民俗中的大量资料足以说明在正史以外，还有另类历史的存在，是真正属于平民的历史。

　　正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说：“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

　　所以传统史学的解构，并不是史学的终结，而是面临转向的新机遇，从开拓新领域中获得新的发展。社会文化史就是从另一个中国发掘形形色色的民众生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

文章来源：《历史学》201211

　　【收稿日期】2012-02-20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1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立项项目、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原始道教与汉晋社会经济研究”（CXLXll_0860）

　　【作者简介】张结（1984—  ），男，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专门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秦汉史、农业史研究。

　　【关键词】《吕氏春秋》；《农业志》；农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S-09；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2）03-0122-10

　　农业是古代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马克思曾指出农业是人们“生存与一切生产一般最先决的条件”[1]，“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适合于自由民的唯一的事业，是训练士兵的学校……农业享有极大的荣誉”。[2]《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撰的一部总结先秦诸子思想学说的“新道家”专著。[3]此书并不是专门的农学著作，但《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却构成了系统、完整的农学思想体系，是先秦时代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长期发展的总结，[4]是一部珍贵的记录中国古代传统农学的文献。

　　马尔库斯·波尔齐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234-前149年）不仅是古罗马一位以保守派著称的硬朗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极富辩才、谈吐幽默的演说家，博学多闻的历史学家，拉丁文学的奠基人，同时作为古罗马农学的鼻祖，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农学思想。他的农学思想充分反映在公元前160年所著《农业志》一书之中。在该书中，加图不仅总结了自己多年来从事农业经营和管理的经验，而且对前人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概括。这使《农业志》成为研究古罗马时代农学思想的重要资料。

　　《吕氏春秋》与《农业志》是世界农学思想史上较早和较系统的理论著作，二书的农学思想中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对日后中、西方农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与《农业志》农学思想的比较，学术界已有一些探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夏纬瑛的《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农业出版社，1956年）、[古罗马]M．P．加图著，马香雪、王阁森译的《农业志》（商务印书馆，1986年）、郭文韬的《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年）、董恺忱、范楚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陈正奇的《吕不韦与〈吕氏春秋〉及其农业科学价值》（《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吴天钧的《（吕氏春秋）的农学思想及启示》（《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张齐政的《从古代农书看公元前一世纪西汉与罗马的农业生产水平》（《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王阁森的《加图的农业思想和加图式庄园的经济特征》（《齐鲁学刊》1985年第6期）等。但以往研究大多没有充分展开，本文则将《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与《农业志》农学思想进行系统比较，谨请方家指正。

一、农业为本观念

　　作为农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农学“是研究作物生长发育规律、产量形成规律、品质形成规律及其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并采取恰当的农业技术措施，实现作物的高产、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应用学科”。[5]《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与《农业志》的农本思想都很突出，分别构成了二者农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农业是立国之本”是贯穿《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的主旨思想。《上农》篇中的“上农”就是“尚农”、重农之意，该篇从政治、经济、教化等方面分别阐明重农思想。

　　《上农》篇开宗明义写道：“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假托的古先圣王重农不仅是为土地生产之利，还有其更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农民之志。农民之志的可贵之处在于“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6]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就朴实，朴实便于管理，好管理边境就安宁，君主的地位就会巩固尊崇。百姓从事农业家产就会繁多，家产繁多就会害怕迁徙，害怕迁徙就会安土重迁，心无旁骛。如果“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甲3-4）从事农业，百姓民风淳朴，很少私下议论国事，国家的法制容易确立。而百姓一旦放弃农业，就会喜好玩弄智谋，喜好玩弄智谋行为就会诡诈多端，投机取巧，失去是非观念。《上农》篇道破了重农的要旨，即稳定统治秩序的需要。

　　农业与民生密切相关，经济稳定是政治稳定的前提与条件。《上农》笔墨浓重地阐述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要求统治者亲力亲为，为天下子民做表率。“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以教民尊地产也。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臬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无论有无好的年成，统治者都要举行祭土的典礼，以向天下表明重农之志。“有年瘗土，无年瘗土。无失民时，无使之治下。”（甲54）如此，男耕女织，各有分工，民生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以]生，此圣人之制也。故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甲8-9）由此可见，农业是控制百姓、稳定社会的重要手段和资本。

　　《上农》篇一再强调农业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分析和论证农业与民生、富国强兵、礼仪法度等各方面的关系，说明搞好农事既可以保证人民丰衣足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又是统治者富国强兵、控制百性、安定社会的重要手段和资本。

　　农业是古罗马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而共和时代罗马的“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7]因此，诚如马克思所言：“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8]俚语说，“罗马的城界是用犁划出的”，“意大利是罗马人用剑获得，用犁巩固的”。就连罗马人的名字都与农业密切相关，例如：法比乌斯（Fabius）意为菜豆，兰图鲁斯（Lentulus）意为扁豆，而西塞罗（cicero）则意为豌豆。如此等等，足见农业对古罗马社会生活影响之深。[9]

　　加图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问题，认为农业是最纯洁、最可靠的职业。他在《农业志》中力图证明从事农业可以给人带来荣誉感——“称赞好人时这样称赞：‘好农民’，‘好庄稼人’。受到了这样称赞的。就被认为受到了最大的称赞。”农业是有着较高社会地位和收益稳妥的经济部门。“最坚强的人和最骁勇的战士，都出生于农民之中。[农民的]利益来得最清廉、最稳妥，最不为人所疾视，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绝不心怀恶念。”（乙2）

　　构成古罗马农业城邦经济的基础是个体小农经济，因此传统的经济思想历来以农为本，重农轻商。“但加图式地产主要是中等规模的奴隶制庄园。这是一种利用奴隶劳动从事专业化商品生产的经济形式，它与个体小农经济迥然不同。因此，加图的重农思想已非同昔比。”[10]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由于农产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人类生存最基本、最必需的生活资料。《吕氏春秋》与《农业志》都能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农业关系国计民生，作为基础产业的重要地位。《吕氏春秋》重农的理由大致如下：（1）粮食问题为人民生活所需，重农可以足食；（2）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工商人数增加，力农者就要相对减少，以致危及农业生产，所以要重农；（3）从伦理观点来看，认为崇本抑末，可使民性淳朴；（4）重农可以使人民容易驱使、驯服。[11]加图则在承认农业为本的基础上认为，从事商业追逐利润，如果风险可控，那是可以的；放贷获利，如果贷款利率公允，也是可以接受的；但超出合理范围的高利贷则是极不光彩的职业。“盗贼处罚两倍，贷款取利者四倍，我们的先人们持这种观点，并这样写在法律中。从而可以断定，他们认为贷款取利者是比盗贼坏得多的公民。”（乙1）因此，《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与《农业志》的重农思想还是有区别的。

二、农业用地问题

　　土地是农业之母，是人类世代生息劳作的载体，要想增强农业生产的自觉必须了解、熟知土地的类型、性能和适宜种植何种农作物。《吕氏春秋》与《农业志》都有专门篇幅论述农业土地利用问题，涉及土地整理、土壤改良、耕作保墒与中耕除草等系列问题，倡导因地制宜进行多种经营的“大农业”思想。

　　农地是作物的基础，只有熟悉耕地的品性及与其匹配种植的作物，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土地的功效，增加农作物的经济效益。《任地》篇认为：“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坚硬的土地要使之柔软些，柔软的土地要使之坚硬些，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作物的成长。《任地》篇创造性地提出了类似于后世轮耕法的耕作方式，“息者欲劳，劳者欲息”（甲34），即已经休闲很长时间的农地要种植庄稼使之劳，已经频繁耕种作物的土地要休耕。“耕地劳息交替，正是对休闲制土地利用原则的概括。”[12]《任地》篇还提出贫瘠的土地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肥力过度的土地同样不利于农作物的成长，“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此外，还注意到土地的干燥程度对于农作物的影响，提出耕地要在淫泽之时，耘锄要在干旱之时，使土壤保持一个适宜作物生长的程度——“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甲35-36）通过合理配置土壤耕作技术措施，来解决长期少、免耕的负效应，将翻、旋、免、松等土壤耕作措施进行合理的组合与配置，既考虑到节本增效问题，同时又综合考虑到农田土壤质量改善，土壤综合生产力的提高，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技术，是后世区域土壤耕作制的发展方向。

　　《任地》篇论述的重点是土地利用，而土地利用的中心环节又是农田的畎亩结构。[13]畎亩制是农田沟恤系统的产物。土壤改良方面，《任地》篇提出：“上田弃畝，下田弃甽。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对于高旱的田，要把庄稼种在凹下之处，而不要种在高出的歆上；下淫的田，要把庄稼种在高出的地方，而不要种在凹下的甽里。在种植之时，要耕五次，既种之后，要耨五次，而且耕、耨都一定要精细、详尽。此外，还提及耕种的深度以见到湿土为宜，如此这般耕地就不宜生杂草，也鲜有害虫，预期收成就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今兹美禾，来兹美麦。”（甲37）通过深耕精耕改变土壤环境，消灭杂草和防止虫害，以达到增产的目的。

　　土壤是植物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农业生产所必需的重要自然资源。加图强调，要做一个成功的农民，懂得如何经营农业，首先必须知道各种土壤的特性，什么类型的土壤适合种植什么样的庄稼和树木。“要有好气候，不易遭冰雹，要土地肥美，天然生长力强。如果有可能，要地处山脚下，南向，环境有益卫生。”（乙2）

　　农业由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组成。加图重视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他生活的意大利半岛位于欧洲南部地中海中央，半岛三面环海，形状窄而长，亚平宁山像一条脊椎贯穿全境。山脊两侧有许多横向的山梁把半岛割成很多丘陵和峡谷。较大的几个河的流域如阿诺河、第伯河、伏尔图诺河和利端斯河等形成了埃特鲁利亚、拉丁姆、坎佩尼亚等较大的平原。古罗马地形和气候很适合于农牧业的发展：古代丘陵和河谷到处覆盖着茂密的植物，有森林，灌木林和草坡。河流水量丰富，气候比现在湿润。加以阳光充足，土壤肥沃，特别是半岛西部几个较大的平原，农牧业从很早就得到发展。山坡丘陵地带则是良好的牧场。

　　加图认识到土地的位置和肥力存在差别，要根据不同的土地经营不同的作物，并采用不同的耕作方法：“田地肥美、膏腴、没有树木的地方，应作麦田，如该田云雾笼罩，应当种油菜、萝卜、玉黍，特别是黍稷。”（乙8）在河岸或潮湿的地方，“要在那里插杨柳枝，种芦苇丛”（乙9）。“红土地、黑土地、硬地、多石地、多砂地以及缺水的地，种羽扇豆为好。白垩地、潮湿地、红土地和多水的土地，最好种斯佩尔特小麦。干燥无草、无阴影的开阔土地，要在那里种优质小麦。”“要在有地力、不爱闹灾的地方种蚕豆。要尽可能少地在多草的地方种野豌豆和葫芦巴。”冬小麦与优质小麦应种在开阔的高地上，那里日光充沛，有利于作物利用阳光提供的能量进行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质，为麦类作物的生长发育提供物质基础。根据扁豆植株耐高温，根系发达强大、耐旱力强，对土壤适应性广的特点，适宜种在多石、红土质和草不多的地方。大麦可以种在新开辟的土地，或者可以连年种植的土地。“萝卜、大头菜以及小萝卜，要种在施好肥或肥沃的土地上。”（乙25-26）

　　同一种作物又因土壤特质而应选种不同的品种——“在肥沃温暖的土地上，要种植制果饯用的橄榄，次种长橄榄，撒伦提尼橄榄，奥尔齐斯橄榄，波西亚橄榄，谢尔吉乌斯橄榄，考尔米尼乌姆橄榄和蜡白橄榄，特别要种人们说是当地最好的那种橄榄。”（乙8）关于种植葡萄，应该遵循以下原则：“在人们说是最适于种植葡萄和朝阳的地方，要种小阿米尼亚种葡萄和双瓣花良种葡萄，小淡黄色葡萄。肥沃和雾气比较弥漫的地方，要种大阿米尼亚种葡萄，穆根廷种葡萄，阿皮齐乌斯种葡萄，卢卡努斯种葡萄。其它种葡萄，特别是杂种的，适于种植在不管什么地方。”（乙9）“要在白垩地和空旷地种劣种无花果。亚非利加种，赫尔克里士种，撒贡特种，越冬种，长梗而色黑的泰拉种无花果，要种在比较膏腴和施过粪肥的地方，如果你有灌溉的牧场而不干燥的话，要任刍草生长，勿令缺乏。”（乙10）

　　畜牧业和渔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种植业即作物生产的发展。关于畜牧、家禽养殖业，加图也有论述：“为使牛健壮，为使厌食的牛爱吃食，要在饲料上撒橄榄油渣，先少撒，待牛习惯后，再增多：有时要将油渣与水对半搅和在一起喂牛。每隔四、五天喂一次。这样，牛的身体会更好，不容易得病。”（乙50）喂养家禽则需遵循以下原则：“喂肥母鸡和鹅的方法如下：将刚一下蛋的小鸡圈起来，用小麦面粉或大麦面粉做成面丸，浸于水内，塞进小鸡的口中。每日逐渐增加数量，根据贪吃情况，判断喂的够不够。要一日喂两次，中午给水喝；水搁在它们面前勿多于一小时以上。要以同样方法喂鹅，只是先给水喝，一日给水两次，喂食两次。”“喂肥野鸽之法如下：一捕到野鸽，先喂它煮熟的和烤过的蚕豆，要将豆粒从自己的嘴吐到鸽子嘴里。给水亦然。一连这样喂七天，然后将干净的蚕豆和干净的小麦研碎，并煮蚕豆三分之一，然后倒人面粉，煮熬好，从锅中倒出后，要很好加以搓揉，要用油涂手，先轻揉，后用力揉。要蘸油揉至可做成丸时为止。浸水后喂鸽子吃，数量要适当。”（乙46-47）在城镇附近则种植各种菜蔬、鲜花、胡桃等经济作物，以便最大获利。至于“多水、潮湿、阴影稠密、靠近河流的地方，宜栽种柳树”（乙11）。此外，还有“要种苜蓿，野豌豆，胡芦巴，蚕豆，巢菜，作为牛饲料”（乙22）等记载，这大大丰富了农学思想的内涵。

　　农作物具有自己的生长规律，秦国与古罗马都是地形、土壤性质复杂的国家，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吕氏春秋》与《农业志》都提出了要善于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只不过《吕氏春秋》侧重种植业，而《农业志》则强调农林牧副渔各业并举。

三、关于农时理论与系统

　　农业是典型的受自然规律制约和依赖气候条件的产业。作物是有生命的生物有机体，在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长期进化中，作物生长发育过程形成了显著的季节性、有序性和周期性。《吕氏春秋》与《农业志》都强调掌握农时的重要性，介绍了按照物候确定播种和收获时期的经验，以及对前人的农业生产经验加以总结和理论概括，形成了各自较系统的农时观。

　　《吕氏春秋》的《任地篇》指出：“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甲53）要求人们顺应天然之时而为土地生产之利。倡导勿违农时，“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所谓今之耕也，营而无获者：其早者先时，晚者不及时，寒暑不节，稼乃多蓄实”（甲67），关键在于把握作物适宜的播种期与收获期。并从正反方面论证遵守农时的好处和延误农时的坏处，“是以得时之禾”（甲90），种植庄稼要适当其时。“斩木不时，不折（时）必（而）穗（种）；稼就而不获，必遇天灾”（甲87）。提出伐木与种庄稼不按适宜的时候，庄稼熟了又不及时收获，都是有害的。“不知事者，时未至而逆之，时既往而慕之，当时而薄之，使其民而却之，民既却，乃以良时慕，此从事之下也。操事则苦，不知高下，民乃逾处。种稑禾不为稑，种重禾不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甲56-58）告诫人们安排农事必须根据时令，遵循四时变化和万物生长的规律，不能盲目行事。

　　《吕氏春秋》对物候规律已有一定的认识，能够从野生植物的生长现象判断相应的农时。《任地》篇提及“五时，见生而树生，见死而获死”（甲52）。凡是草都有其发生和死匿的时节，在一年之中，可以视草的发生或死匿而定种稼和收获之时。“草諯大月。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甲45-46）草到冬至时分就衰败了，其宿根到来年始发。菖草是浅水中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冬至后五十七日开始生长，可以视为开始耕地之时。“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这三种十字花科的植物，至夏历四月之末即会枯死，而大麦于此时成熟。“日至，苦菜死而资生，而树麻与菽，此告民地宝尽死（矣）。”（甲47）夏至，看到苦菜秀了，蒺藜生了，还是可以种麻和大豆的时节。“[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麦无叶，而从事于蓄藏；此告民究也。”（甲50）夏至之时，豨首生出，麦子已经黄熟了，这时要收麦子，还要赶紧播种其它晚庄稼，否则就来不及了。农时转瞬即逝，必须珍惜，及时进行农业生产与收获。

　　农时短暂宝贵，劳动力因素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作用也不容忽视。《吕氏春秋》奉劝统治者不夺农时，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知贫富利器；皆时至而作，渴时而止。”（甲54-55）耕作有术而又适时，才能有好的收成。对于不夺农时的措施，《上农》诸篇列举了一些原则：

　　首先，君主在农忙时节要停止土木工程，终止军事行动，“故当时之务，不兴土功，不作师徒”。农时不允许普通百姓行冠礼、娶妻、嫁女、享祀等事，杜绝酒醴宴会，“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众”（甲11），以免妨碍农事。其次，禁止养庸代耕的行为，“农不上闻不敢私籍于庸；为害于时也”（甲13-14），以保证必要的劳动力进行农事。再次，在农忙季节，通过发布严厉的法律、政令，禁止农民从事诸如商业等非农业经营活动，“农不敢行贾；不敢为异事；为害于时也”（甲17）。上述措施均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人力资源的投入，争取农时。

　　值得注意的是，《上农》篇还体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可贵思想，“然后制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人）不敢灰僇，缳网罝罦不敢出于门，罛罟不敢入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名”（甲17-19），山中的树木不到规定之时不得砍伐；不得在规定时间之外在泽中割草烧灰；规定时间外禁止捕猎鸟兽；不得其时禁止到水域结网捕鱼等等。《审时》篇则专论对禾、黍、稻、麻、菽、麦等作物的得时与失时的情况，更加细致而直观地教育人们恪守农时。

　　加图在《农业志》中也十分重视农时、节气对农作物的影响，并对春、夏、秋、冬各季的农事安排作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述。他在谈到春季如何掌握播种与育秧时机时说：“一奉献过并吃过祭品，就要开始春耕。要先耕最干燥的地方；最后再耕最肥沃、最潮湿的土地，只要它们还不曾变得坚硬起来。”（乙33）“如果有人问什么时候是栽植橄榄树的时期，我的回答是，干燥的田地在播种期，肥沃的田地在春季。”（乙37）

　　加图认为春耕开始前这段时间是修筑水利工程的最佳时节，这时兴修水利工程意味着能够合理分配和节省人力资源。春天土质松散，含水量适中，较宜垦殖。“春季，要在土地最为松软、叫做pulla，意为微黑，而在近处有水的地方播种。”最宜施山羊或绵羊粪作肥料，将土壤与粪料搀好，以增强土地的肥力。要薅除杂草和野草，并将土壤锄碎。要在苗床间作成小沟，以便存水与铲除苗床的草。播种的要领是：“苗床作成后，就象通常播种亚麻那样密播种子，用筛子将土壤筛到种子上，要筛出厚半指的土壤。要好好用木板，手或脚将土壤弄平。如果无雨以致土壤需水时，就慢慢放水到苗床里。如果你无从放水，就要将水提来，并慢慢浇到苗床里。需要给几次水，就添几次水。”（乙70）此外，还要注意勤于薅除杂草，勤浇水等。

　　育秧方面需要注意“要分开来栽种每种树秧。种柏树籽的地方，要翻地至两锹深。要当春初播种。要做成宽五足的畦垄，施细肥于其中。要除草，要将土块打碎，做成平坦的梢带凹形的畦垄。梨树和苹果树籽也以同样方法插种和遮盖。松子如不象大蒜那样种植，也以上述方式种植。”（乙32）

　　春、夏季节还是适宜接枝果树、嫁接葡萄、修剪橄榄、栽植橄榄树苗的时间。“春天，要做下列诸事。挖好沟渠，为苗圃和葡萄种植翻地，繁殖葡萄树，在肥沃和潮湿的地方种植榆树，无花果树，苹果树，橄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苹果树，梨树，葡萄树，应在午后、无南风、月朦胧时种植。”（乙29）随后对果树嫁接注意事项作了说明。“葡萄嫁接一是在春天，一是在葡萄开花的时候，头一个时候是最好的。梨树和苹果树嫁接在春天，在夏至五十天内和葡萄收获期。橄榄树和无花果树嫁接在春天。”（乙29）“橄榄园要在春分前十五日开始修剪。要从这天起十五天内将它们修剪好。”（乙30）详细论述了葡萄嫁接与橄榄修剪的具体方法。

　　秋天是秋播、种植饲料、积肥、酿酒、收获橄榄和葡萄的季节。“要在休耕地上为橄榄，榆树，葡萄树，无花果树挖坑”，在冬至时节栽植上述树种。如果地干，就在播种时期[14]栽植橄榄树，“而以前种的，这时要修剪幼枝，并锄松周围的土壤。”（乙22）

　　冬天则适宜从事运肥、伐树、锄耘谷地、除草等农事活动。“冬天夜晚要做这些活计：把你日前放在屋里的方柱圆柱，干后加以劈削，捆成小火把；运出肥料。”（乙26）“要为谷物锄地除草两次，清除野燕麦。”（乙27）加图还论述了如何利用阴、晴、雨、雪天气，组织好奴隶进行室内外劳动，以适应自然气候的变化，从而获得最大的收益。

　　作物生产是依赖于大自然的生产周期较长的社会产业。而一年四季的光、热、水等自然资源的状况是不同的，所以作物生产不可避免地受到季节的强烈影响。由于作物的季节性很强，生产上误了农时，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15]因此，《吕氏春秋》与《农业志》都强调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和农业生产规律，珍惜农时和及时做好耕种收藏等农业活动，使作物的高效生长期与最佳环境条件同步。

四、农业科学技术问题

　　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农业技术的推广是农业发展的保障。《吕氏春秋》与《农业志》中均包含丰富的农业科学技术管理思想。

　　《辩土》篇是从土壤耕作技术方面论证耕作原则的。“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主要是谈深耕的作用。关于耕地顺序，根据土质差异而耕作时间不同。“凡耕之道：必始于垆，为其寡泽而后枯；必厚其靹，为其唯厚而及；（饱）者（挺）之，坚者耕之，泽其靹而后之；上田则被其处，下田则尽其汗。”（甲61-62）以干湿为标准，开始耕种刚强的垆土，随后再耕种柔软的靹土。以实现上田保墒、下田排水之效果。

　　中国早在西周时代即已形成良种概念，《吕氏春秋》对良种选育的标准亦已出现。“使藁数节而茎坚”，“使穗大而坚均”，“使粟圆而薄糠”，“使米多沃而食之强”（甲32-33）。即通过综合的农业措施使作物茎秆健壮，穗大饱满，籽粒出米率高，品质优良。这反映了“对作物优良品种的性状要求。这种要求已兼顾到作物的产量、质量等几个方面了。”[16]在覆土要求上，《辩土》篇指出“于其施土，无使不足，亦无使有余。”（甲73）要求覆土厚薄适度，既不要过多，也不要太少，因为，“厚土则孽不通，薄土则蕃轓而不发。”（甲83）覆土太厚，芽孽生不出来。

　　关于播种技术的发展，《吕氏春秋》提出要消灭“三盗”，即地窃、苗窃与草窃。《辨土》篇在谈及“地窃”时说，“夫四序参发，大酬小歆为青鱼胠，苗若直獵，地窃之也。”（甲64）沟大垄小，田畦如同鱼失水浅着在沙滩上的样子，生长的庄稼像兽颈上的鬃毛，皆因治畦畴不善所致，造成“地窃”。“既种而无行，耕而不长，则苗相窃也。”所种庄稼密密麻麻地没有行列，苗虽生出却不能好好生长，是因为耕植过密所致，是谓“苗窃”。“弗除则无，除之则虚，则草窃之也。”（甲65）种地无行，苗太疏了，杂草过盛，不清除则荒芜，清除会弄活苗根，即为“草窃”。“故去此三盗者，而后粟可多也”（甲66）。其次实行控制播种密度。《辩土》指出“苗，其弱也欲孤，其长也欲相与居（俱），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为族，乃多粟。”（甲78）这一段话，不仅指出了合理密植的标准，同时也将合理密植的作用充分地说明了。”[17]在株行距上，要求“衡（横）行必得，纵行必术”，达到“正其行，通其风”（甲76）。行列得宜，不但有利于苗的成长，还可通轻和之风，改善农作物的通风透光条件，使农作物生长发育良好，获得高产丰收。这表明当时已有等距全苗的观念。[18]

　　园圃业是一种集约化的农业经济形式，而这种集约化在加图的经营中主要表现为精耕细作。加图提出要“很好地耕地”；应注意密植：“如果橄榄树秧良好，培育得法，又加以密植”（乙5），“橄榄要以二十五至三十足的株距进行种植。朝西和朝太阳的田地适于种橄榄，别的田地都不适宜。”（乙8）加图已经注意到为了使单位面积土地上增加播种量，可以采取适当缩小作物行距和株距来实现增加株数的效果。加图对果树栽培、插枝作了详尽的技术指导：“要及早开始修剪葡萄和树木。要使葡萄在畦沟中繁殖。要尽你所能，把葡萄枝引向上方。要这样剪树，使你留下的枝条有间隔，要剪得合适，不要留得过密。”（乙24）通过此法能保持较好的通风透光，加强顶端优势，使树体健壮，达到优质、稳产的目的。“栽种橄榄树，榆树，无花果树，苹果树，葡萄树，松树，柏树时，要很好地将它们连根带尽可能多的泥土取出，并周围加以捆扎，以便搬运……把它们放在坑内时，要用最好的土垫底，将土盖到根的底部，然后用脚踩好，再用夯和杵尽可能好地夯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粗于五指的树，要先剪去树梢然后栽种，要用粪涂切断面，用树叶捆扎起来。”（乙22）采用上述方法把果树的枝条插入土中，使之健康地生根成长。

　　作物生产系统是一个开放生态系统，在形成产品器官的同时，连年从土壤中吸收大量矿质养分。随着作物产品的不断输出，原系统内的物质和能量不断减少，如不采取合理的措施，土壤肥力将逐年下降，作物生产的持续发展将难以维持。合理施肥是根据作物生长发育及产量形成的需求，由人工方法向作物生产系统补充物质及能量，增强作物对不良环境的抵抗能力，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培肥和改良土壤，以不断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因此，施肥是作物生产的一项基本措施。加图注意到施肥的原则和要领。他说：“要加意积肥”（乙8），“给作物施的肥料。鸽粪要撒在牧场，或者园地，或者庄稼地中。要把山羊粪，绵羊粪、牛粪以及其它一切粪肥用心保存起来。要把油渣撒在或浇在树旁。围绕大树根，施肥一安福拉，小树根施肥一乌尔纳，各搀水一半。要先浅浅锄松周围的土壤”（乙26）；“要依以下方式施肥：将一半肥料运往种植饲料的田地，如果那里有橄榄树，要同时锄松树根周围的土壤和施肥，然后种植饲料。特别需要的时候，要将四分之一的肥料施在锄松树根周围土壤的橄榄树周围，并用土将肥料覆盖。另四分之一的肥料留给牧场。”（乙22-23）并且留意到一些作物有利于增强农地的肥力，“肥地的作物：羽扇豆，蚕豆，野豌豆。用以制造肥料的东西：蒿草，羽扇豆，麦秸，蚕豆秸，麦糠，冬青叶，橡树叶。”（乙26）将豆科植物选作肥料，是因为与豆科绿肥共生的根瘤菌能固定空气中游离氮素，丰富土壤中的氮素营养。

　　播种是按计划密度将种子播人一定深度的土壤中，并加以覆土镇压。[19]“现在回来谈谈播种问题。凡最寒最潮湿的地方，要首先播种。在最温暖的地方，应最后播种。切忌耕种仅地皮湿而实干旱的土地。”（乙25）因为播种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苗全、苗齐、苗匀、苗壮。是作物正常生长和产量形成的基础环节。整个播种技术包括种子的选择、种子处理、播种方式、播种期、播种量的确定等。

　　根据现代科学统计：在作物收获前，由病、虫、草害造成的作物产量损失平均为15％-20％，水果、蔬菜和油料作物则往往达25％。[20]想必病、虫、草害对公元前2世纪古罗马的农业也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加图在《农业志》中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不要让麦虫和老鼠啮食小麦。要将油渣做成浆状，加少许谷壳，彻底浸软，彻底搅碎，以此粘稠浆状物涂抹整个谷仓。然后在全部涂泥的地方撒上橄榄油渣。油渣一千透，就将变凉了的小麦装入其中，麦虫即不会为害。”（乙47）“不要让葡萄园中有葡萄虫，要贮藏橄榄油渣，弄得干干净净后，倒入铜锅内两康吉乌斯。用微火煮熬，用筷子不断搅和，直至象蜂蜜那样浓稠。……象粘胶那样浓稠了，就要使之冷却。将它涂在葡萄藤周围和大枝下面，葡萄树就不生虫了。”（乙48）

　　总之，《吕氏春秋》四篇与《农业志》分别总结了中、西方许多有价值的农业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就充分发挥农作物的生产优势，解决各类作物争地、争光、争水、争肥、争季节与劳动力的矛盾；复种与轮连作的合理安排；充分发挥作物的生产潜力，提高生产效益；恢复、保持和提高地力，维持农田生态平衡，促进作物生产向持续高产、优质和高效发展；促进林、牧、渔、副业及其他生产部门的协调发展等方面做了详细论述。[21]

五、结语

　　作为中、西方现存较早的农史文献，《吕氏春秋》四篇与《农业志》集中记载和反映了传统农业的科技知识和生产经验，分别探讨了各自国度传统农学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农业生产的主要对象是生物有机体，植物与动物的生长发育状态伴随着天象与气象在不同月份的更替而发生规律性的变化。农谚说：“天变于上，物应于下。”因此把握农时至关重要。《吕氏春秋》四篇认识到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是农作物“生、长、收、藏”的根据，制定出人们根据季节的更替，物候的表征“季节节律”来合理安排农事活动的措施，做到不违农时。《农业志》提出在春季，要播种、耕田，栽培植物；夏季适宜接枝果树、嫁接葡萄、修剪橄榄、栽植橄榄树苗；秋季是秋播、种植饲料、积肥、酿酒、收获橄榄和葡萄的季节；冬季则适宜从事运肥、伐树、锄耘谷地、除草等农事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还观察到生物与天象、气象之间的整体联系，掌握野草等生物随着季节与气候的变化而发生生态学演替的规律，从而给人们提供了根据物候表征来掌握天时变化和从事各种农事活动的可能，这是中国古代农业天文学发达的佐证。

　　第二，《吕氏春秋》与《农业志》对于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也给以高度的重视。保护土地资源是保护农业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土地的使用价值，使之能够为人类永续利用，是人类保护土地资源的根本出发点。两书均提出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根据土壤的不同性质以及地势高低、土地距水源远近等差异，分别种植不同的农作物。此外，还倡导用地与养地要相结合，从土壤肥力的角度上看，用地是基础，养地是手段，用地和养地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从农业增产的角度上看，用地和养地都是增产的重要手段。形成用地和养地的良性循环，可以持续保持土壤肥力，以便永续利用。[22]

　　第三，农业科学技术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作物轮作制度的国家。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就已开始了作物轮作。《吕氏春秋》已经初现作物循环、耕作循环和用养循环理论。《任地》篇中所说的：“今兹美禾，来兹美麦”（甲37），就是谷子和麦子的轮作，这属于作物循环。《任地》还提出了“上田弃歆，下田弃酬”的耕作原则。即在实行垄作的条件下，采用高田旱地，放弃垄台不种而种垄沟；低田湿地，放弃垄沟不种而种垄台的办法，来“平地势以免旱涝”。因为，在垄作的条件下，高田旱地，只有采用降低播种部位，“种垄沟”的办法，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壤的深层贮水，保墒防旱。低田湿地，只有采用台高播种部位，“种垄台”的方法，才能防止水渍。[23]“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耜）必以泽，使苗坚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甲43）则强调通过生物的、物理的措施，加强养地，实现用地和养地的循环。

　　在畜牧养殖业及园圃业方面，古罗马优于秦国。这种状况与我国古代的“主谷制”农作制度有关。自殷周以降，“主谷制”农作制便成为我国历代农业的主要制度。主谷制农作制有其两重性：一方面，主谷式农作制在充分利用地力和光能，即累积能量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在单位时间内和单位面积上能够生产较多的植物产品，保证人们基本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主谷制农作制缺乏稳固的饲料基地，畜牧业与园圃业不发达，动物产品少，优质肥料少，食品种类单调，这是缺陷因素。

　　动物是农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生产的实质，就是人类利用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将太阳能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有机化学潜能，而“动物生产，实质上是植物产品的再加工，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把营养价值比较低的植物产品和人类不能直接利用的大量有机物转变为多种经济价值较高的畜禽产品”，[24]动物“能通过它本身的劳动而使土壤更加肥沃”。[25]动物生产能把转化过程剩余部分变为优质肥料，促进了营养物质和能量向土壤转移，为植物再次利用创造条件。通过饲养动物，生产乳、肉、蛋、毛皮与其它副产品，可以丰富人类的食物来源与品种，促进人类体质机能的增长，因此动物有着食用、药用和衣用的重要价值。古罗马在农业上追逐利润的作法，客观上无意识地遵循了物能循环理论，使得农业生产部门在两个方面基本上保持了平衡。这一农业生产习惯既奠定了欧洲以后农业发展的方向，又奠定了欧洲人饮食习俗的基础。[26]

　　虽然《吕氏春秋》与《农业志》的农学思想有明显的历史和地域局限性，在颇大程度上限于农业实践指南的范围，对于农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如农业的范围和分类，农业与畜牧业的关系等，没有给予回答，因而体系化和理论化不是很严密。尽管如此，二者的农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奠定各自时代的农学基础，指导后世的农事，为人类农业文明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也使得《吕氏春秋》与《农业志》分别在中、西方农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l956年，第829页。

[2]马克思：《资本主义以前生产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页。

[3]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4]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9页。

[5]杨文钰：《农学概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第2页。

[6]夏纬瑛校释：《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农业出版社，1956年，第1、2页。以下凡引该书，简称甲，仅夹注页码。

[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38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9页。

[9] [古罗马]M.P.加图著，马香雪、王阁森译：《农业志·序》，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页。以下凡引该书，简称乙，仅夹注页码。

[10]王阁森：《加图的农业思想和加图式庄园的经济特征》，《齐鲁学刊》1985年第6期。

[11]唐任伍：《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9页。

[12]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79页。

[13]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84页。

[14]注：科路美拉规定播种时期为“10月24日至冬至时”，瓦罗也提出了同样的时间，当为秋季。

[15]杨文钰：《农学概论》，第3页。

[16]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130页。

[17]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第127页。

[18]陈正奇：《吕不韦与〈吕氏春秋〉及其农业科学价值》，《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19]杨文钰：《农学概论》，第181页。

[20]杨文钰：《农学概论》，第7页。

[21]杨文钰：《农学概论》，第110页。

[22]郭文韬：《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23]郭文韬：《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第173页。

[24]郭文韬：《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第475页。

[25]瓦罗：《论农业》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7页。

[26]张齐政：《从古代农书看公元前—世纪西汉与罗马的农业生产水平》，《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

Study on Agricultural Science Thought of Lv Shi Chun Qiu and Record of Agricultural

ZHANG Zhe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Qin and ancient Rome are typical of the country founded on agriculture, has far-reaching a-gricultural tradition, leaving a lot of precious masterpieces achievement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Spring andAutumn Annals” Qin phase Lu Pu-wei called the hangers collective compiled a summary of the doctrine of pre- Qin thought “Taoism” monographs, including on agriculture “four to save a lot of Agronomy. Agriculture inthe ancient Roman agronomists by the Cato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the study of Roman times Agronomy. A-gricultural thought of these two books are very prominent; recognize that rational use of land resources is im-portant; advocacy treasure farming season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constitut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respective agricultural theory. “Lu” and “agriculture in the age of a book isroughly the same paper on both agronomy thought the same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orizontal comparison.

　　Keywords: Lv Shi Chun Qiu ; Record of Agricultural; agricultural science; thought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来源：《中国农史》2012年第3期

农业遗产的研究方法是本次论坛的议题之一，论坛组织者让我讲一讲。这个问题我也是在学习和思考中。

我在上一届论坛曾经说过：“指个人或家族的祖先遗留的财产”的“遗产”概念古已有之；“指社会世代积累和传承的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的“文化遗产”概念则是近代才有的。[1]文化遗产和人类历史是两个密切相关而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和领域。今日以前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历史”，但人类活动的记录和创造物只有遗存至今的才能称为“遗产”。“遗产”可以表现为已经定格的“固态”物（文献、文物等），也可以表现为仍然在现实生活中生存发展的“活态”物（技艺、习俗等）。已逝无痕的历史不能成为“遗产”，但它也可能以人们无法觉察的形式融其“魂魄”于“遗产”之中。仍然活生生存在的“遗产”不能算作“历史”，但它与“历史”血肉相连，可以作为认识和研究历史的重要参照物，并且最终转化为历史。由于两者密切相关，它们的研究方法是相通或相须的。中国的农史学科，就是在“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旗帜下形成和发展的，它的研究理路体现了“古今中外法”的精神。

下面，仅就“古今中外法”与农业遗产研究的关系谈些粗浅的看法，供大家讨论参考。

一、什么是“古今中外法”

“古今中外法”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期间提出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其中谈到：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棋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2]

这里的关键词是“古今中外”。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内涵却十分丰富，应作灵活的多层次的理解。

“古今”，第一层意思是时代意义上的“往古”和“当今”（也可以扩大一点理解为古代和近现代），要求立足当今研究往古。第二层意思是过程意义上的、以所研究事物的时点为坐标的“既往”（古）和“当前”（今）。两者均表现为时间上纵向的联系。由于过程是前后相续的，“古”中有“今”（今之源、今之胚），“今”中也有“古”（古之延，古之遗）。参见示意图一

图一 “古”和“今”的关系

“中外”，第一层意思是地域意义上的“中国和外国”，要求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第二层意思是事物相关性意义上的“己方和彼方”。“己方”是作为研究中心的事物或问题，故可称为“中”。“彼方”亦包含两种情况：或者是与“己方”构成对立统一体的另一方（即毛泽东说的，“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或者是与“己方”共居于某种系统中的相关事物。对于“己方”来说，两者均可称为“外”，均表现为空间上的横向联系，但联系的方式又各不相同。在第一种情况下，“彼方”是单一的，“己方”和“彼方”像太极图中的“阴阳鱼”一样相互依存。在第二种情况下，“彼方”不是单一的，“己方”和“彼方”的联系是辐射式的。由于事物的可分性和关联的普遍性，“中”中有“外”，“外”中也有“中”[3]。参看示意图二。

图二：共居于同一系统中的“己”和“彼”的关系

“中外”和“古今”相互结合，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任何事物或系统都表现为过程，而任何过程都是在事物或系统内部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相互斗争中，以及在其与外部事物或系统的相互关联中向前发展的。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联系观、整体观以及对立统一规律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这种方法把世界及其包含的万事万物视为前后相续的过程和普遍联系的系统，要求人们研究事物发展过程的来龙去脉，研究事物在普遍联系系统中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古今中外法”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与认识路径，视野宏大、内容丰富、思想精湛，表述又那样的通俗简明，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和语言的风格。它不但适用于党史研究，而且适用于一切历史研究，其基本精神也可以用以指导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项工作。

毛泽东同志不但提出了“古今中外法”，而且把“古今中外法”与文化遗产的研究联系起来。

毛泽东同志反对割断历史，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反对“全盘西化”，他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思路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种实际包括现实的实际和历史的实际，因此，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继承。早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就论述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总结和继承我国珍贵的历史遗产的重要性。1939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华民族是有“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4] 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又提出“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以“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任务，并提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口号。这种思想与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是对立的，也是“五四”以来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论及批判地吸收优秀文艺遗产时，再一次提到“古今中外法”，并别开生面地比喻为：“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5]后来毛泽东把它概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6]的原则。“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包含了古今相通、中外相须的思想（不然的话，何以能够“为用”），同时更加突出了 “古今中外法” 运用中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取向，表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它要求我们从中国当今的实际需要出发有批判、有选择地整理和吸收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国的进步文化。由此可见，“古今中外法”是研究历史的根本大法，也是整理和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根本大法[7]。

二、“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提出和实践体现了“古今中外法”的精神

“农业遗产”的概念[8]最早出现于何时，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作为国家任务，早在1955年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它的标志就是1955年4月的“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和随后成立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作为与生产事业直接联系的文化遗产，农业遗产受到重视是相当早的[9]。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主持座谈会的是中央农业部，农业遗产研究室也设立在农业部系统。这表明党和国家领导者认为，发展新中国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对中国农业传统经验的总结和继承。在那以后，尽管有不少波折和干扰，继承中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的必要性一再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突显出来。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2002年，联合国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所有这些表明，“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任务的提出是高瞻远瞩，很有战略眼光的。

“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的召开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成立，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指导，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和意图。

毛泽东出身农家，从小参加农业生产，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时，做过《补农书》的课堂笔记[10]。在长期领导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非常关心农业生产，注意总结农民的实践经验，有过不少论述。农业遗产座谈会以后，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已经掀起的形势下，毛泽东更多地关注农业发展的问题。1955年下半年，他在和各地省委书记商议后，提出了“十七条”意见，它成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基础。“十七条”把“推广先进经验”作为发展农业整体规划中的“增产的条件”突出地提出来，“四十条”又把它具体化了[11]。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也是文化。”[12]1957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谈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表示：“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13]精耕细作正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精华的概括。可见，“十七条”和“四十条”所讲的“先进经验”是指农民世代相传并在实践中有所发展和创新的技术经验，它与“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任务是相辅相成的。毛泽东在重视总结农民实践经验的同时，提倡领导干部“摸农业技术的底”，包括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本人也率先垂范，例如他研读威廉斯土壤学等科学著作，推崇他关于农林牧相互依存、平衡发展的理论。1958年，毛泽东把农业增产的技术措施概括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八字宪法”[14]。正如刘瑞龙同志指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是毛泽东同志把农业科学技术和群众经验结合起来概括而成的[15]，其中就包含了对我国农业遗产精华的总结。[16]

新中国的农史学科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富有特色的、体现了“古今中外法”的研究理路。有两点是比较突出的。

一是坚持了“古为今用”的取向。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目的，是为新中国农业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因此，它“要同农业生产实际结合起来”[17]，这在老一辈农史工作者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根据刘瑞龙同志指示编写的《中国农学史》，明确规定“编写原则是古为今用”，总结农业技术发生发展的规律，表彰其优良传统，“为今天发展农业建设寻找历史的渊源”，“供从事农业实践者参考”，“纠正在农学上‘言必称西洋，死不谈中国’的偏向”[18]。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些农业科学工作者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对某些传统技术（如溲种法、区种法、韭菜籽的新陈鉴别等）进行检验，这也是“古为今用”的一种方式。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现代化要走什么道路，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是什么样的关系？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关注。农史工作者积极参加这一讨论，他们通过中外古今农业发展的对比，指出西方石油农业的弊端和中国农业精耕细作传统的现代价值，论证了农业现代化必须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二十世纪晚期以来，全球性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显。不少农史工作者致力于发掘传统农业的生态意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新旧世纪之交对中国传统农业的生态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思想实践的总结。最近，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活态农业遗产的保护又成为农史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凡此种种，表明农史学科发展的主流始终没有离开“古为今用”的原则。刘瑞龙同志在临终前的文稿中说：“农史科学研究的总题目是如何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如何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服务。”这正是农史研究“古为今用”原则的具体化。“古为今用”不但是农史研究的一种价值取向，而且是农史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是“固态”遗产研究和“活态”遗产研究并举和相互结合。在新中国的前十七年，农业遗产的整理的重点是古农书整理校注和传统文献中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但同时也重视仍然“活”在农民实践中的传统经验的调查总结。例如，万国鼎先生就讲过：“我们现在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一方面固然必须充分掌握古农书和其他书籍上的有关资料（有时还须兼及考古学上的发现），同时必须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研究那些世代流传在农民实践中的经验和实践后获得的成就。”[19]他们提倡“整理农业文献必须是同到农民中间进行采访配合起来进行，而且是应以后者为主”[20]。陈恒力、王达的《补农书研究》，就是整理农书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成果。上世纪五十年代启动了全国范围的农谚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资料来源和研究领域空前拓展，重要的进展是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比较系统和比较广泛地进入了农史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吕平同志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农业考现学”的概念，主张在农业史研究中系统地发掘和利用仍然在现实生活中传承和发展的“活”的遗产。这样，就形成了农业遗产研究中文献与文物、“固态”与“活态”相结合的格局。而这正是“古今中外法”所要求的。

三、逆向考察和以今证古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路径的一大特点

“古今中外法”提纲挈领、以简御繁，是高度概括的。原理、原则就是那么几条，关键是运用。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飞语）。所以我觉得与其干巴巴的背书，不如通过一些实例谈谈切身的体会。

“古今中外法”的古今关系，上文用“相续相涵，互补互证”来概括它。既然古今“相续相涵”，我们研究事物或问题就不可胶着在某一时点或某一时段，而应该瞻前顾后、溯源辨流。中国传统史学重视对事物源流的考察，以至追求“通古代之变”的境界。这无需多说。

古今“互补互证”指历史研究中顺向考察、识古观今和逆向考察、以今证古的结合。我认为古今“互补互证”，尤其是逆向考察和以今证古，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路径的一大特点，与农业遗产研究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认识过程。

我上大学的时候，教考古学的是梁钊韬先生，他主张综合运用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文献的材料研究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和黄崇岳（他是梁先生考古学的研究生，当时在人民大学工作）、卢勋（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合作，按照这种思路研究原始经济和原始农业形态。三种材料各有优点和局限，结合起来，相互发明，就不是简单的1+1+1=3。这里的关键是把民族学材料引入史的研究。它不但是当代活生生存在的事物，并往往有把文献记载（“文证”）、考古文物（“物证”）这些“死”材料变“活”的神奇功效，所以我把它称为“活证”。我从“文证”“物证”和“活证”的相互参证中，颇得左右逢源、时有创获之乐。把各种材料杂揉在一起，似乎是东拉西扯，难怪有人说我是“杂家”。当时我还不知道毛泽东同志讲的古今中外法，但知道马克思关于“人体的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论断，知道恩格斯把民族学材料称为“社会化石”。我坚信只要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民族学资料入史，“以今证古”，是历史研究的一条康庄大道[21]。我曾计划把这种方法拓展到对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及封建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研究。由于后来承担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工作和转入农业史研究，这个计划未能实现，至今引以为憾。应该承认，我的文献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素养很不够，改革开放后急于追回耽误的时间，出了一些“急就章”，缺点和问题不少：但我认定这种“三结合”的研究理路是科学的、可行的，也是有成效的。正因为在学术研究上有这样一段经历，九十年代吕平同志提出“考现学”时，引起我强烈的共鸣。也正因为这样，本世纪初读到毛泽东同志关于“古今中外法”的讲话时，眼睛一亮，产生“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这几年，用它来思考学科发展和个人研究，就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可以作为研究历史参证的“活”材料，不止是民族学材料，它包括在现实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中与传统有关的一切事物。现在不少农史界的同仁重视现实生活中的调查，在研究利用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等的资料和方法，做得比我好多了。研究历史不应与现实生活隔绝，我不赞成研究学术要躲进“象牙塔”去的提法。现实不但为我们提出需要研究的有意义的课题，而且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资料、线索、思路和灵感。我曾经到滇西民族地区调查，对我的研究好处多多。当然，我的调查工作还很不够。现在年纪大了，难以进行这种调查，但眼睛向下，多接触一点实际总是有好处的。我可以举出一个近期的例子。2003年，无锡吴文化公园邀请我参加在该园举办的关于传统水车的学术研讨会，我原来不打算去，因为手头事多，对水车又没有专门研究，在游修龄先生的敦促下硬着头皮出席了。现在回过头看，收获蛮多，我应该感谢吴文化公园和游修龄先生。因为这次会议不但增进了我对传统水车的了解和进一步研究的欲望，而且使我获得一些在书斋中难以获得的新鲜知识。如果不是参加了这次会议，我绝对写不出《水车的起源和发展丛谈》这篇长文。该文有些观点直接得自这次会议的启发。例如会议复原了牛转翻车的车盘，使我对牛转翻车有了真切的了解。我注意到，会议复原的牛转翻车和南宋《柳荫云碓图》、明代《天工开物》的牛转翻车图像一致，王祯《农书》有关牛转翻车的图像和描述却与此不同，不由得对王祯《农书》此则记述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又如我在会议上看到《吴地农具》，认为翻车是从戽斗戽水发展而来的，起初不以为然，后来从收集的材料中发现，古代称翻车为“戽车”、“车戽”相当普遍，观感为之一变，并从而对翻车起源提出不同于流行观点的构想。这些质疑和构想是否能够成立，有待检验，但它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对研究的深入总有好处吧。这只是参加了一次靠近基层的会议的结果，如果能够进行系统的考察调查，收获一定更多。总之，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现实生活中到处有宝藏，等待着有心人去发现和开采。

因此，我主张在农业遗产研究中文献文物、固态活态兼顾和结合。这不但是研究资料和研究领域的拓展，而且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这个问题，我在《农史学科的发展和“农业遗产”概念的演进》一文中已有论述[22]。

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倡导的农业遗产保护，引起学界的重视。这是落足于可持续发展的动态的利用，与以往的农业遗产研究既是一脉相承，又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新要求和新特点。这是摆在农史研究者面前的新课题、新机遇、新挑战。这些遗产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总结和继承既往经验的基础上，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有所创新。继承与创新结合，才能使这些遗产保持长久的活力，才真正符合古今融通、古为今用的精神。要完成这一任务，农史研究者单打一是不行的，需要和现代农业科学研究者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者的通力合作。在这方面，上世纪中叶一些农业科技工作者运用现代农业科技检验和总结传统技术的经验可资借鉴。我们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基于古今结合的考虑，农业遗产研究室和其他农史研究单位都设置在农业科研或教学单位。当时，有不少研究现实问题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包括一些顶尖专家和领军人物，被吸引到农史研究中来，或者对农史研究给予高度的关注。农史研究队伍和农业科技工作者是有着天然的联系的。今天，活态农业遗产的保护利用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在这种情势下，农史研究者和现代农业科学研究者的合作更形必要。这种合作的形成，除了研究者的自觉以外，往往需要政府部门的倡导和组织。我觉得，这是该项工作成败的关键之一。

四、系统中的“己彼”的相抗相依——以“沟浍堙，水利作”为例

“古今中外法”的“中外”，包括地域意义上的中国外国和事物相关性意义上的己方彼方。地域意义上的中外关系，也可以有两种研究取向，一是比较研究，二是互动研究。前者关键是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后者把它们置于同一系统中考察其相关性，与“己佊”关系有相类处。这种“中外”关系，其实也可以应用到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比较研究和互动研究。中外比较研究很重要，但我所知甚少，不便置喙。这里只谈“己方”和“彼方”的关系。“己彼”关系是同一系统或同一对立统一体中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我试图用“相抗相依”来概括它，其实还未能完全反映其丰富多彩的内涵。

我上大学时，胡守为老师给我们讲苏东坡的“八面受敌”读书法。苏东坡主张读一本书不应囫囵吞枣地一次过，而要按照不同的主题多次深入地通读，每次集中精力探究一个方面的问题，这样多次读下来，“参伍错综”，对全书的理解就比较全面和透切，可以经得起各方面的考问，即使“八面受敌”，也能“沛然应之”[23]。毛泽东同志“伸其意而用之”。他在谈到分析与综合时说：“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这是把中国社会视为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构成的系统，先逐个分析，再综合研究。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方面郋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我们主要研究其中的某一方面，它和与之相关的其他方面就构成己方和彼方的关系。

科学史研究有所谓“内史”和“外史”之分。据说有些学者认为科学史主要研究科学自身的发展机制和演进逻辑，不必考虑社会因素的影响，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这就是所谓“内外史之争”。近年SSK学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比较流行，又有人据此主张“消解”“内史”“外史”的区分。这个问题我看也可以用“古今中外法”中的己方彼方的的关系来分析和理解。世间事物是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认为科学技术可以不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孤立地自我发展，显然是不对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科学史研究发生从内史转为外史的倾向，表明多数研究者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能独立于社会环境诸因素影响和制约之外。当然也不应否定科学史有其自身的发展机制和演进逻辑。在研究中，有人着重学科内容自身的发展，有人着重社会环境因素对学科的影响，并分别把它们称为“内史”和“外史”，这亦无不可，只是不要孤立地予以考察，更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如果把这种“内史”“外史”定位为己方和彼方的关系，也就不一定非要“消解”它们不可了。我对这个问题缺乏研究，在这里姑妄言之，诸位姑妄听之。

科学史界的“内外史之争” 在农史界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因为农学史的发展比之天文学史、数学史等更加直接依赖于生产实践，而农业生产实践受自然和社会环境诸因素的制约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水利问题，为了参加会议，我对战国秦汉水利的某些问题作了一些梳理和思考，发现水利并非脱离自然和社会孤立存在的，不能就水利而谈水利。

例如，古人说：“井田废，沟浍堙，水利所以作也。本起于魏李悝。”[24]讲的是上古黄河流域水土整治演进的大势。我们现在说的“水利”，包括灌溉、治水和航运，但在古人的语境里，“水利”只是指农田灌溉，不包括防洪排涝，而黄河流域的农田灌溉大体上是战国时代才兴起的，在这以前，黄河流域水土整治的重点是防洪排涝。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把“水利”的发展放在黄河流域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的的整体中进行考察。

原始社会后期，当黄河流域先民从高地迁移到低平地区发展时，面对的是遍地的沮洳和流潦，对农业生产最大的威胁是洪涝而不是干旱。为了把洼地改造成农田，需要修建农田沟洫，造成长垄式的畎亩农田。修建农田沟洫是当时水土整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既要疏通河道，“决九川距四海”，又要修建农田沟洫，“浚畎浍距川”[25]。当时的治水防洪体系，是由河川疏导、湖泽蓄泄、沟洫排涝等几个主要环节组成的。除此以外，河流两旁往往要留出足供洪水漫溢的广阔洼地，这些洼地往往是与湖泽连通的。修建农田沟洫体系要依靠集体的协作，承担这种公共职能的需要使得农村公社能够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延续下来，这就是井田制。所谓井田制，从外观看，是被纵横交错的沟洫划分成井字形的农田；从内核看，是基于修建农田沟洫系统的公共职能的村社土地公有私耕制。所以农田沟洫系统又是与井田制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农业开发只能是星点式或斑块式的。耕地主要集中在各自孤立的城邑的周围，而且沟洫道路又占去了农田区中的大量土地。稍远一点就是可以充作牧场的荒野，未经垦辟的山林川泽尚多，包括一些洪涝漫溢的洼滩和盐碱化比较严重难以利用的沮洳沼泽。

春秋中期，尤其是战国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铁器在黄河流域的逐步普及大大加强了人们开发农田、改造自然的力量。二是人口繁衍、需求增长使拓展农田、突破斑点式开发的格局成为必要和必然。三是经过长时期的整治，农田区中涝洼渍水的状态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沟洫道路大量占地已不复合理。在这几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个规模空前的持续的垦荒热潮掀起来了。这个垦荒潮又和大规模堤防的修建分不开。阻遏洪水的堤防是保障垦荒顺利进行和新垦农田安全的重要前提，而铁器的推广又使修建大规模的堤防成为可能。在这个垦荒潮中，原来的沟洫道路被辟为农田和村落，史称“李悝以沟洫为墟，自谓过于周公”[26]，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从此，低畦农田逐渐代替了畎亩农田，阡陌逐渐代替了原来与沟洫配套的道路。这一来，不但沟洫纵横的井田外观改变了，而且井田制得以延续的基础——组织修建农田沟洫系统的公共职能亦不复存在，所以，农田沟洫的废弃也意味着井田制的瓦解。作为以宣导为主的治水体系之一环的农田沟洫体系的废弃，也标志着防洪治水由以疏导为主向以堤防为主转变。

与沟洫井田系统废弃同时发生的，是“水利”的兴起；这里的“水利”是指黄河流域大规模的渠灌工程[27]。“水利”的兴起与自然景观的变化有关。黄河流域本来就春旱多风，战国以前较多沮的洳和农田沟洫造成的局部小生境在相当程度上使干旱获得缓解；农田沟洫废弃以后，这种作用随之消失，干旱日益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农田灌溉的必要性由此增加。不过，这种必要性是逐步显示出来的，“水利”兴起的最初推动力是扩大农田的需要，即利用渠灌把以前长期荒闲难以利用被称为“千古斥卤”盐碱沼泽地，以及某些易旱的高亢地改造成为高产良田。李令福先生曾撰文指出，郑国渠、漳水渠、河东渠、龙骨渠都是淤灌造田，而非通常讲的灌溉，很有价值和启发意义，虽然有些话说过头了[28]。战国秦汉的淤灌确实并不完全是通常理解的农田灌溉，而是当时垦荒造田运动的一部分。“水利”的兴起还须具备必要的条件：一是铁器的推广，二是要有集权式政府。以前的农田沟洫分散在各个贵族的领地，靠农村公社集体劳动就能修建起来。大型渠系工程跨越广大的区域，没有有一个能够动员和集中巨大的人力、财力的政府，显然是修建不起来的。战国秦汉的大型渠系工程，毫无例外是集权式政府主持完成的。豪强地主参与水利事业，主要是西汉中后期中小型陂塘水利发展起来以后的事。

总之，战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田沟洫的废弃、井田制的破坏、大规模渠灌工程的兴建、大规模河堤的修筑，治水防洪重点的转移，中央集权体制之代替贵族分权的体制，等等，是密切联系、互为条件的，而启动这些变化最基础的因素是铁器和使用和垦荒潮的出现。

上面对战国秦汉水利发展的分析只是一己之见，容有不够确切或不够全面之处，但不能就水利谈水利，而要考察与之相关的自然、社会因素，我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原则，研究其他问题亦然。

陈支平先生把只攻一点、不及其余的孤立式研究，称之为“老鼠打洞”[29]，这个比喻颇为生动，可为研究者戒。

五、从农业生产中的“己彼”关系看自然生产力——以战国秦汉的淤田为例

上文谈到，“己彼”关系中的“彼方”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与“己方”共居于某种系统中的相关事物，已如上述；另一种是与“己方”构成对立统一体的另一方，现以农业生产为例谈现以农业生产为例谈我的认识。

我们知道，农业是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再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结合。社会再生产构成农业生产中的己方，则自然再生产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彼方，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农业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结合，因此农业史不但要研究社会生产力，而且要研究自然生产力。对于后者，我们以前注意不够。近来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说的自然生产力，不是指自然界自在形态的动植物生长繁育的能力，而是指进入社会生产领域，并与其他社会因素协同而产生积极成果的自然力。现以战国秦汉的淤灌为例作些分析。

通过大型渠系利用黄河水系富含有机物的浑水灌淤造田，这里面包含和体现了自然生产力。但淤灌有一个从利用自然填淤的荒地到人工导引浑水淤灌的发展过程。流经黄土高原的黄河和其他河流，河水中含有大量泥沙。那些原供洪水漫溢的洼泽荒滩，被洪水带来的大量富含有机质的泥沙长期淤垫成陆，人们在建造了防遏洪水的河堤以后，就可以把它们辟为耕地。对这些洪水淤垫的荒滩的利用，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大禹治水主要疏通了黄河中游的河道，下游难以把它约束在一条河道里，只好任其枝分漫流，所谓“播为九河”。“九河”经过千百年的流淌，许多地方已为泥沙淤塞。大概从春秋中期开始，人们在这基础上逐步把它们垦辟为农田或民居。这在汉代纬书和其他文献中有所反映。这些新垦的滩地，具有很高的天然肥力，这就是所谓“河淤诸侯，亩钟之国”[30]。其实，不止荒滩，原来排涝泄洪的沟洫日久也淤积许多泥沙，开发出来也是肥美的土地。对天然洪涝的水沙资源的利用甚至可以追溯到《夏小正》的“灌荼”和《月令》的“烧薙行水”。人们由此受到启发，认识到黄河泥沙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并尝试扩大其利用范围。人工开渠引浑淤灌方式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创造出来的。它采取工程手段有计划进行，不同于对天然河淤地的利用，也不同于古埃及利用尼罗河定期泛滥来淤地。这种方法后世继续沿用。

无论天然淤垫的田，或是人工淤灌的田，亩产均达一钟。一钟，据孟康的解释是六斛四斗，据《管子·海王》篇的推算是十石。比一般耕地的正常亩产高出三五倍之多。这可不是简单的数字。当时的高产淤田并非特例，而是具有相当的规模，它们可以比常田提供多得多的商品粮，这就不能不对整个社会经济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古代的商品经济，春秋以前沉寂，战国秦汉突然兴盛起来，整个社会为之熙熙攘攘，令人眩目，而东汉以后又消沉下去，这种现象引发了长久的研讨。在我看来，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偾兴，既有以铁器牛耕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跃进提供的基础，也有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自然生产力的作用，是两者协同作用所促成的。但是这种自然生产力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人工淤灌的田可以更新，其肥力相当程度上能够持续；天然淤垫的田不能更新，其肥力如果比作自然赐予的“红利”，若无有效的后续措施，则有耗尽的一天。东汉以后商品经济的消沉和收缩，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天然肥力“红利”的耗减是否因素之一，是值得研究的。

自然生产力首先是一种自然力，但自在形态的自然力，对于人类无所谓利和害，只有作用于人类社会时，它的利和害才显示出来了。作用于人类社会的自然力，可以是破坏力，也可是生产力，就看人类如何应对和利用它。黄河水系的河流含有大量泥沙，容易决溢，淹没农田民居，这是自然破坏力。人们利用这种水沙资源淤垫成肥田美畴，它就变为自然生产力。后者实现的条件，一要有经验的积累，二要有手段的进步。经过千百年泥沙垫积的天然淤田是自然界的“赐予”，但只是在铁器普及引发的垦荒潮中（还要有堤防的保障）才被广泛利用，由潜在的自然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自然生产力。人工淤田则是对河流泥沙这种自然资源的自觉利用；如果没有铁器的使用，大型渠道工程不可能修建，河流的泥沙资源也难以大规模利用。这样看来，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为自然生产力的开发利用开辟道路[31]。

自然破坏力可以转化为自然生产力，自然生产力如果利用不当，也可以转化为自然破坏力。早在战国时期，齐、魏、赵各在距黄河25里的两岸修筑大堤，堤内的滩地“填淤肥美”，一些老百姓在此垦种，逐渐形成聚落。由战国延及西汉，这种垦殖活动一直相当普遍，官府有时也把河滩地“赋民”耕种。2003年，在河南内黄三杨庄发现了轰动学术界的汉代乡村聚落遗址。据文献所载的汉代聚落，应该农舍毗邻，聚居成里，农田在里落之外的，该聚落的农户庭院却是被农田隔开而各自独立，农田在庭院之外的，这使考古工作者感到惊奇。据考证，这正是老百姓在黄河堤内滩地上开垦逐步形成的聚落[32]。遗址内农户的庭院坐北向南，二进院，主房瓦顶，建筑讲究，布局合理，生活设施齐全，门前有供人畜活动的场地，周围有水沟（或池塘）、树木，再外面是宽阔的农田。看来河滩地的收获不菲，这里的农民过着比汉代一般农户富足的生活。这种富足，在相当程度上是拜“填淤肥美”的自然生产力之赐。但这种富足也隐藏着禍患。因为这是一种缺乏全局观点的盲目垦殖所換来的暂时富足。人们为了保障聚落和耕地的安全，纷纷筑起新的堤岸，使河道变得越来越狭窄，加上上中游地区过度开发，水土流失，泥沙淤塞，形成地上河，导致频繁的水灾，不但对这些新垦滩地聚落，而且对和整个黄河下游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形成极大威胁。据考证，三杨庄聚落就是被新莽始建国三年的黄河决口所淹没的[33]。我们应该从中看到历史的警示。

以上讲的只是一个的实例，涉及自然生产力很小的一个方面。据《吕氏春秋》，农业是天、地、稼、人诸因素构成的整体，其中，天、地、稼是自然的因素，它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以后，都可以形成自然生产力，它们的发展变化、相互关系，以及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六、余论

所谓“古今中外法”，并非要求我们古今中外历史一把抓，而是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具有宏大的视野和宽阔的思路，避免“老鼠打洞”式的研究。历史是要对一桩一桩事物和过程进行研究的，有些人可以偏于做概括和综合的工作，仍然是要以大多数研究者一桩一桩的研究为基础的[34]。因此，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和《实践论》《矛盾论》中所揭示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方法是相辅相成的。

研究历史的，过去以治断代史为多，入门要读几部该断代的基本史籍。如治秦汉史，先读前四史。这些史籍中，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有军事。读这些书，苏东坡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最为适用。认真读了这些书，对某段历史的断面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研究具体课题时容易联想到相关的因素。历史研究者如果知识局限于一个断代，昩于其前代的源和后世的流，也容易产生“断代情结”，把该断代的某些事物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不过，有了断代的基础，往前和往后延伸并非难事。农业史是专门史，农史研究者无论学历史出身，还是学农学出身，未必有综合性的断代史基础，研究某一课题时比较容易忽略相关的社会和自然诸因素，这是需要警惕的。但农史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也有其优势，他们一般都具备或多或少农学方面的知识，而且多数研究者的知识并不局限于某一断代，这正是一般断代史研究者的不足。例如农业遗产研究室培养的研究生，不但要研习农业科技史，而且有农学和史学的课程。改革开放以来，农遗室培养了不少人，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转到别的单位，进入新的研究领域，干得相当出色。似乎在农遗室并不起眼，到了别的单位倒冒尖出彩了。有人称之为“农遗室现象”，而试图探究其“奥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且会是因人而异，但也带有某种共同的规律性。这恐怕与知识结构的更新和不同知识体系的交汇有关。这些学者在农遗室学习和研究期间已经打下较好的知识基础，尤其是文理兼修，掌握了一般历史研究者比较欠缺的农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到了新单位，一般仍然从事历史研究，这种知识结构就会显示出它的某种优势。而为了适应新领域研究的需要，又要学习和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视野也开阔了。这样，新旧两种知识体系相互碰撞和融汇，就会发生“化学反应”，识见也就上了新的层次。这和吴于廑先生通过学术的“转弯”，扩大了知识面和视野，颇为相似[35]。当然，这并非一定要改变工作单位。我曾谈到全汉昇先生每出一次国，都跟外籍教授学一门新知识的故事：全汉昇先生并没有改换工作单位，学历史出身的他，经济史照样搞得很地道。所以，关键是自觉地扩大视野，更新知识，改善知识结构，发挥和扩大自己的优势。

还应该指出，“古今中外法”中的“己”和“彼”不是平列的关系，而是有“中”（中心）有“外”（外围），有主有次的。毎项研究都有一个中心，努力学习和吸收与课题相关的知识，但不可迷失中心。一个学科也应是这样。农史学科是从研究农业科技、农业生产发展起来的，这是她的根基。改革开放以来，农史学科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并衍生农业社会史、农业文化史、比较农业史等诸多分支学科，这对视野的开拓和研究的深入大有稗益，有些学者研究的中心可以转到农业史的社会、文化等层面，但作为学科的总体，中心还应该是科技史和生产史，因为这是她特点和优势所在。这也可以用“己彼”关系来理解和定位。诸位以为然否？

我加入农业史研究行列，屈指三十多年了。由于基础不够厚实，由于各种原因耽误了不少时间，深感知识面狭窄，不敷研究之需，又由于工作头绪较多和习惯性的发散式思维，精力不够集中，研究成果很不理想。但我没有停止探索和思考。上面讲的这些就是我探索和思考过程中的一些体会。算是抛砖引玉吧。这些体会是否有点道理，我对“古今中外法”的理解是否正确，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关键词】历史学；学术创新；史学；功力研究

　　视野理论突破中国学术博大精深，而自古以来尤以史学一门得天独厚。中国史学史料浩瀚，研究成果丰硕，学人虽皓首穷经，亦未能尽其万一，长有望断昊海涯际之叹。学术研究虽贵在创新，而创新之法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结传统与现代、中土与外域学者治学状况，我们发现，虽然历史研究治学门径各异，学术创新理论方法不同，然究其根本，质其关键，实不出功力、视野、理论三者。

　　一、功力

　　历史学是一门特别强调基础知识、注重学术积累的学科，多数历史学家之所以大器晚成，就是因为知识积累需要漫长的时间。科学的、进步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形成，都离不开扎实的历史知识，离不开深厚的学术功力。

　　为了获得这种学术功力，那些最后成功的历史学家们都是坚持走博通之路，日积月累，在学术上打下宽厚而坚实的基础。他们在古文献和外文等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底，广泛涉猎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知识，继而充分占有研究材料，逐步加深知识积累，从而形成广博、厚重的学术优势。

　　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把学术创作分为三步：收集材料、考辨材料和论述成文。他特别指出，前两步工作须占十分之八的时间。例如，他为了撰写《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收集史料极多，积累的稿本有三尺之厚。既博览群书，又善于抉择。经删繁去复，选取190余条，最后写成文章也只有2万多字；《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依据典籍220余种，该书“规模宏大，材料丰富，条例明辨，是在国内外久享声誉的著作，对于治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学者来说，是一部必须阅读的书。”[1]他坚持广泛搜集正史、杂史、金石、碑刻、方志、档案、文集、诗赋、画谱、题名录、语录等史料，然后进行深入考证，认为只有确实可据的材料和实事求是的研究，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草草成文，无佳文可言也”，陈垣因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而蜚声史坛，而该作从初稿到最后定本，历时18年之久。

　　陈垣先生为了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国主要宗教，广泛搜集挖掘史料，披沙拣金，终于掌握了大量的、新的宗教史料，并借助于他对历史的把握及研究方法的造诣，开拓了中国近代宗教史学的崭新途径。[2]其学术研究之沉潜深入，厚积薄发，常人难以想象，也少有匹敌。

　　历史学家邵循正熟谙英语、法语，懂德语，通意大利语、俄语，学过波斯语、蒙古文，略知突厥文、女真文、满文，他直接将蒙文资料《元朝秘史》、波斯文资料《集史》与汉文资料《元史》和法、德、英等欧西诸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糅和参证，发现《元史》存在的缺憾；在中国近代史方面，他十分重视晚清、民国私人笔记内保存的近代史料，并还因此推动组织编辑《近代中国史料笔记丛刊》。[3]正因为在史料挖掘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邵循正在研究中才能够旁征博引，融会贯通，解决前人无法侦知的问题。

　　一个学者的知识体系，往往决定他的研究视野、范围和深度，因此非常有必要形成完善知识体系，形成深厚的知识积淀。中国学者中，陈寅恪、王国维、钱穆、吕思勉等许多史学大家“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4]，他们在知识储备、知识结构上拥有一般人所未能具备的优势。[5]通过对上百位垂范当代史家生平治学状况[6]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这一代知识分子，往往在少年时代接受严格的国学训练，对中国传统文化如经学、小学、史学等有坚实的基础；青年时代接受西方学术的训练，具备多个学科的扎实知识。他们学术根底深厚，其中不少人还精通多种外文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他们不仅在学术研究起点上优于一般学者，也比现代人从20岁左右开始学习史学的起点高出许多。正是因为拥有相当完善的知识体系和广博的学术积累，从而决定了他们能够取得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

　　对于历史学研究者学术功力乃至学术水准的考量，以往有许多不同的概括。其中，“史家四长”之说，比较被大家所认可。总结和分析其中蕴含的要素，可以证明重视学术功力对于史学研究者进行学术创新，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一）史德

　　清代史家章学诚在其论著《文史通义》中，专门论述了史德问题，提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7]。章学诚所提出的史德，就是史家的史学思想修养和行为规范品德[8]，特别是史家治史的客观立场和实事求是的职业操守。章学诚对于史识—史德—心术内在联系的阐发，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史学批评的新模式。[9]历史学研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史实永远是历史学的基石，也是历史学存在与发展的生命之源。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等，都是历史学家史德的具体表现。如果学者无德，或歪曲事实，或另有所图，或党同伐异，或掠人之美……即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无济于事。真正具备优良品质的历史学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勇于探索，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实际。

　　历史学家周一良指出：“六十年来，我可说是经历了乾嘉朴学、西方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三个不同阶段的训练。我认为这三种类型的训练有一共同之处，即要求历史必须真实或尽量接近于真实，不可弄虚作假，编造篡改。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后事之师’，起参考、借鉴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既能由此而及彼，因小而及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繁错杂的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以上所说，似乎陈意甚高，却又像老生常谈。我自己则心向往焉，而愧弗能也。”[10]由于历史学家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他们的思想以及著述无不受到时代和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真历史就是当代史”[11]、“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12]等命题有其合理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德作为历史学家的根本素养具有不可须臾忽视的重要性。历史学家贵在实事求是，重在据实而书，民族性必须统一到科学性的高度，致用必须以求真为前提，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所有论著必须坚持“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13]的史料运用原则，坚决反对捏造和歪曲历史；不隐恶，不虚美；不发违心之论，不曲学阿世，不卖论求荣；追求真理，无畏无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保持历史学家高尚的道德操守，以捍卫历史科学的尊严和价值。

　　（二）才、学、识

　　史才、史学、史识被称为“史家三长”，后来梁启超在此基础上加上史德，概括为“史家四长”，[14]作为历史学家的基本素养。史才，是指搜集、鉴别和组织史料、叙述事实、记载言语、撰写文章、运用体例、编次内容等历史编纂方面的才能；史学是指掌握丰富的史料、历史知识以及与历史有关的各种知识；史识指的是史家独到的见解、观点、品质和精神。[15]唐代史家刘知畿在回答为何自古多文士而缺史才的提问时指出，“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16]被当时的人们誉为不刊之论。

　　在古代中国学术传统中，衡量史学水准高下的尺度，是历史学家历史知识的广博、掌握资料的丰富和考证史料的严谨。历史学是一门求真务实的学问，讲究言必有本，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浮夸，研究者必须花大力气掌握第一手史料，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历史学家的基本功就是详尽地占有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坚持从事实出发，一切面向历史事实。

　　由此及彼、由点而面，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通过史料发现历史联系，通过个别把握历史全貌，提升认识，获得真知。史识主要包括见解和观点，但是，章学诚指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所以史识又包括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质和勇敢精神等。史识针对的是历史学家所持的观念、立场问题，即应该如何认识历史、判断历史的问题。历史的眼光、见识、领悟力和洞察力是历史学研究者最应该具有的素养，否则，在研究中就无法穿透表面现象，容易被一些假象所迷惑，局限于肤浅的认识和简单的结论，缺少理论的总结和升华。史识就是对于历史本质的深刻理解，对于历史演化的准确把握、就是对于历史发展具有见微知著、明察秋毫、鉴古察今、高瞻远瞩的学术能力。历史学研究如果认识不清历史的主流，捕捉不到历史精神，其研究成果必然苍白无力，历史学家也就未能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当然也就不能满足社会和大众对历史学的期望。

　　德、才、学、识四者之间相互关系十分密切，史才中包含史识的因素，史识又以史才和史学为根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四者的关系可以从如下比喻中得到清楚阐释：史识是治史的眼睛，史才和史学是治史的双足，史德则是治史的脊梁。

　　二、视野

　　视野（field of vision），原本指的是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整个空间范围，而“视野缺损”则无法完整地看到整个空间。如果单纯就肉眼而言，双目视野大于单目视野。引申到研究领域，则有大视野、小视野；局部视野、整体视野；静态视野、动态视野；特殊视野、一般视野；过去视野、当前视野、未来视野等差异。历史世界波澜壮阔、场景宏大，研究者必须具备全方位视野、整体视野，才能观察清楚；历史现象摇曳多姿、琳琅满目，研究者必须具备纵深视野、多元视野才能准确把握；历史演化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研究者必须具备比较视野、跨学科视野，才能深入理解，合理解释。在历史探索与发现的艰苦历程中，研究者学术视野缺损，必然导致对历史真实的误解甚至曲解；反之，获得并依靠整体视野、多元视野、比较视野和跨学科视野，则为学术创新奠定牢固的根基。

　　（一）整体视野

　　法国年鉴学派在史学理论与具体的历史研究两个方面都有着卓越的建树，开创了一种“综合的”或曰“整体的”新型历史学，具体说来，就是将历史研究的重点由原来的政治史转向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从而发动了一场改变历史研究方向与方法的运动。

　　同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十分强调研究问题的整体视野，主张从历史的整体联系发展来研究。“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17]“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接、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18]这表明，研究要从全局出发，要有全局观点，这样我们就可以站得更高一些。

　　整体视野要求注意历史发展的全面性，学会全面估量历史发展的合力，因为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实际运动总是表现为一种合力的结果；要求注意从大角度进行全局的、整体的宏观考察，放开视野，综观全局；要求注意把握历史发展过程中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关系；要求在评价成功的经验时，要充分估计到探索的长期性，不要把成功的经验绝对化，而要更多地注意它的局限性和适用的范围；在评价失败的教训时，要充分估计到探索的艰巨性，不要简单地指责、埋怨，而要更多地分析发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

　　历史学家白寿彝曾经指出：“所谓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一个是横着看，看在全国范围里起了什么作用，发生了什么影响，再一个是纵着看，看上下几千年。”“从整个看问题，那才看得清楚，从局部看局部怎么能看得清楚呢?”他强调以联系的观点来看问题，认为“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更为重要。”[19]根据上下几千年的历史进行历史研究，其成果的科学性就远远超出那些停留在局部和个别历史时段的研究。

　　主张研究范式革命的科学史家库恩（Th．Kuhn，1922—1996年）指出，一个人如果不能掌握他所研究时期和领域中的主要哲学流派，要想对科学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得好，那是不可能的[20]。科学是一种历史性、人文性、连续性和整体性的事业，恢复整体性是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21]在世界历史研究中，整体视野就是全球视野，就是将所研究的问题自觉地放在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学家吴于廑运用整体世界史观，分析了从古代到13、14世纪世界历史变迁的过程，他从全球视野着眼，探讨了亚欧大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形成与并立，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以及三次大冲击对于历史成为世界史的作用及其历史限度等问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解说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22]世界古代史上，古希腊、古罗马并非驾驭其他各地的文化中心。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的文明与发展实际上是并行的。世界通史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世界各地区都在日趋联系交往之中。文化的交融，只能是消长升沉，相互渗透，既不会由一方取代另一方，也不会各方同归于尽。对某一个国家历史的研究，要树立以“通”为特征的观念，求得历史自身的完整性，要在世界史的总体格局中审视单个国家历史的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角度挖掘和分析历史的丰厚内涵，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具体的分析。

　　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跨国度的联系、交流与互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各种民族和国家的交往和冲突、各类文明和文化之间的传播和融合现象十分普遍。人们通常将国家作为史学研究的基本单位，而将这些现象推动世界发展的作用忽略了。运用全球视野分析世界发展中表现出的一些共性和差异，会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人类历史进程，也会赋予我们更多解决人类问题的智慧。

　　（二）多元视野

　　多元视野是一个充满差异的、无限的和开放的视域，因为视域即看问题的方位，所以多元视野随时空、认识的变化而变化，这使得历史学研究充满了变化，显得日新月异。过去视野、现在视野、未来视野是从时间序列获得的视野，个人视野、集团视野、民族视野、国家视野是从社会政治角度获得的视野……史学研究要坚持多元视野，多角度观察问题，只有眼光通达，避免偏废，才能所见深远。例如，汤因比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从而得到了一个广阔而独特的历史视野。汤因比将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把历史学的研究单位理解为文明，使得历史学有可能突破以专门史、通史或断代史为内容，以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各种著史体例为形式的传统的史学框架，走出一条文化学发生有机联系的新的史学发展道路。以此为主干的历史著述，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学术荣誉[23]。

　　（三）比较视野

　　比较方法在历史学中运用的起源及其历史与历史学一样久远。广义的历史比较法，是一般比较方法在历史学中的运用，它的起源及其历史与历史学一样久远。狭义的历史比较法，是20世纪以后产生的一个史学流派，它强调理论化、系统化地运用比较法，强调拓宽视野，在更宏阔的背景中分析比较，由此形成“比较史学”[24]这一名称，并成为当代新史学的一个特色。历史比较法的运用，有助于我们开拓视野，启发思路，发现新问题，产生新看法。许多历史的课题，按照老思路，已经是“山穷水尽”，难以突破了。借助比较方法，无异于转换视角，便能发现一些新问题，产生一些新见解，从而把研究推向深入。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批评历史研究中因缺乏比较意识而评价失据的现象。他指出，中国是一个世界文明古国，但只是文明古国之一，决不是唯一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文明有比别人先进的地方，但决不能说样样都先进。例如，中国最早的古文字甲骨文，距今三千多年，就比前五千多年已经出现的埃及人写在纸草上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人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要晚两千年。再如，中国在公元前6世纪郑、晋才铸刑鼎，前5世纪李悝才制定《法经》，比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的制定要晚了一千二三百年。再如，中国长城当然是一项很伟大的工程，但把它说成最伟大的工程，那就不合适了。埃及用石砌的一百四十多米高的金字塔，难道不及这砖土建筑雄伟?何况金字塔诞生于埃及第四王朝，距今四千五百年以上，长城最早筑于战国，距今不过两千多年。[25]此外，通过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就可以认识中外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特点，帮助我们理解中外历史分期等问题，有助于建立新的世界史体系，有助于认识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及其相关问题。史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的结合和比较，中外历史比较等研究的开展，很有可能对历史研究提出新问题、新思路和新方法。

　　（四）跨学科视野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史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更新速度加快。21世纪，历史学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融合，科学研究呈现整体结合的趋势。跨学科视野下的历史学从其他科学中借用了新的理论、知识、方法，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全部生活发展的整个过程纳入了历史学研究的范围，通史与专史研究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结合，打破条块分割，融合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从而使历史学克服狭隘、单一、陈旧、静止、局部等研究模式的缺陷，有利于历史学改变面貌，焕发活力。

　　例如，对“生态学”（ecology）的关注，在西方本来是源于上帝创世的启示，从而其自身就带有一定的神学色彩。[26]而当神学家莫尔特曼（Moltman）、大卫·格里芬（D.Griffin）等人讨论所谓的“生态神学”或者“神圣的生态学”时，“生态”显然已经不仅仅是神学的，而是被视为一种公共话语。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甚至还有“生态女性主义”[27]等，也同样都在分享生态学的观念和视野。至于“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技术理性”、“性别”、“大众媒体”、“权力”、“软实力”等，无一不是多个学科的共同论题。

　　传统的学科分野已经无法限定它们，它们已经不能为任何一个学科所独有，也没有哪一学科能提供回答这些问题的全部概念和逻辑。

　　历史学的研究更频繁地涉及哲学、宗教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军事学、社会学、文学、教育学等人文和社会学科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由于问题的广泛性、复杂性和学科的相关性，研究者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就可以将问题研究得更加深刻，解决得更加有效。

　　三、理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科学精神的精髓。历史研究要想达到创新，必须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提出前所未有的新理论。中外史学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无不与理论研究的创新相关联。我们生活在一个呼唤理论创新的时代，理论创新的要求十分迫切，积极回应和解决时代发展、学术进步的新问题，就能开拓历史学研究的新境界。

　　史学理论创新涉及基本体系的构建和具体内容的突破。将史学理论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具体运用或仅限于史学主体问题的做法都是有失偏颇的。广义上说，史学理论是对历史考证、历史编纂、历史解释等研究领域反思的理论结晶。史学研究主体、历史时空和时代主题的变化及要求，决定了史学理论的发展方向，而史学面临的重大问题，则直接推动史学理论的创新。历史学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大致有以下几个层次和方面：（一）开拓一切可能的渠道理解历史。历史客体和研究主体之间，存在着种种通道，人们理解历史，往往通过以下渠道进行，即符号、文献等历史记录，遗存、文物等历史客体遗骸，愿望、观念、情操、人格、人性、理性、信仰、命运等生命表现，道德、哲学、宗教、艺术、科学、制度等文化样态，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战争等历史事务的各种领域，整体、全局、系统等历史变迁，商业与交往、社会生活、职业和家庭等历史状况，公共事务、会议、争论、利益、地域、种族、语言、环境、时代、风气等历史事件中的有效因素。此外，还包括各种可能性的广阔领域。历史理解渠道的开拓，有利于人们接近真实历史。

　　（二）探索和运用历史解释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规律。在历史客体和研究主体之间建立历史理解的通道，决定了历史解释的方式。根据中外学术界的研究实践，这些方式可以有经验性解释，常识性解释，寓言式解释，假设性解释，因果性解释，实用解释，多元解释，以某一观点为中心线索的解释，根据统一模式进行的解释，科学解释（从生物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范式、逻辑、定律、规则等出发所作的解释和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社会科学角度进行的解释），文化解释（从哲学、宗教、文学、美术等思维定势、价值取向、审美情趣、行为规范、道德信仰等智力和艺术普遍水准出发的解释）……总结各种解释方式的理论与实践，摸索出历史解释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规律并加以运用，必能获得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

　　（三）始终坚持从历史文化资源中提取现代价值这一研究方向和重要使命，深化、细化现代价值，将研究范围拓展到揭示历史真理、历史精神、历史意义和历史智慧上。历史真理可以具体分为事实真理、启示真理、普遍真理、永恒真理等；历史精神可以具体划分为民族精神、人类精神、时代精神、世界精神、文化精神、学术精神、内在精神、客观精神，等等。

　　（四）大胆吸收和借鉴中外学术研究的广泛成果。在历史学研究中，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困扰着人们，例如历史学家如何对客观历史进行理解和解释?这些理解和解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何在?对于客观历史理解和解释的界限、极限何在?历史学家凭借什么完成理解和解释?如何检验理解和解释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近年来，西方历史哲学也对历史理解和解释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探讨，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只要我们勇于探索，就有可能在历史解释研究领域有所创新，有所进步。

　　理论上的突破必然引起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史学方法是关于如何获得具体历史认识的一种经验性知识形态，是历史研究实践中具体研究经验的总结。针对史学研究方法的具体性、经验性和应用范围，经常加以总结，将史学方法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探寻各种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弄清各种具体方法在史学认识整体中的地位、作用、合理性、局限性及其适用范围，发现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知识，不断推进研究方法的创新。

　　史学研究在理论上的突破，也将带来史料开掘与运用的崭新变化。如前所述，任何一项历史研究工作，都是从搜集史料开始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散乱而无系统，因此，搜集史料既重要又艰难。历史学家均十分重视史料和新史料，如能直接获得第一手史料，并能扩大新史料，便能取得研究的进步；相反，则导致研究的先天不足。学者们之所以普遍重视档案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目的都在于取得新史料，运用新材料。研究者发现前人从未见过的史料，属于史料开掘意义上的创新。例如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等新史料的面世，带动了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档案学等新兴学科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于客观历史实际的了解。此外，宗教史料、民族史料、地方史料等的发现和整理，则为发展宗教史、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历史学家除了利用官修史书之外，还要重视各种野史笔记，相互验证。例如，在研究明清史时，除了实录、档案、文件、契约、地方志书，还要搜集野史笔记资料，重视金石、考古、方志等资料，关注田野调查资料等。因此，在对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再走出史料、寻求创新，学术研究的普遍性才能与认同性达到和谐一致。史料开掘和运用的创新价值即在于此。

　　史学研究在理论上的进步、创新，还将促进史书编纂型式的革新。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史书编纂也在不断创新。以原有史书体裁为基础，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综合运用，相互配合，尝试探索，不断走出史书编纂的新路，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其中“新综合体”编纂模式的出现，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证：20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历史学家就开始探索一种新的综合体，先是历史学家罗尔纲创新综合体撰写《太平天国史》[28]，后来，历史学家白寿彝采用新综合体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29]。这类新综合体由“序说”、“综述”、“纪年”、“典志”、“传记”、“表”等多种体裁配合而成。“叙论”或“序说”置于卷首，或概括全书，或用来说明基本资料、论述总结研究成果，交代编撰意图等等；“综述”为全书的主干，用来叙述历史发展的总象；“典志”用以记载典章制度或专史，设有地理、民族、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法律等门类。“传记”则是记录人物，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历史人物的群象。这种综合体裁已经发挥了当代作用，为大型史书体裁体例的创新作出了有益的尝试。[30]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网络日益普及，现代传媒载体及音像制作手段不断更新，传统的、单纯的文本阅读拓展为现代的、多元的知识传播和接受方式。

　　史书编纂需要独辟蹊径，不断创新，以凝聚人类记忆的历史知识，作为巨大的文化资源宝库，向全社会开放，为全体大众所用。

注释：

[1]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2]陈乐素：《陈垣》，《中国史学家评传》（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8-1249页。

[3]邵循正校注：《近代中国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

[4]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5]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6]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7]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19 -229页。

[8]仓修良：《“史德”、“史识”辨》，《史家-史籍•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9]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9页。

[10]周一良：《周一良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11]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2]科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13]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页。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172页。

[15] 杨翼骧：《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1页。

[16] 《刘子玄传》，《新唐书》卷132，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19-4522页。

[17]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62-663页。

[18]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

[19] 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 年第6期。

[20] T．S．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21] T．S．库恩：《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10卷第5期。

[22]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23]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4]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324页。

[25]谭其骧：《对今后历史研究工作的四点意见》，《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26]威廉士：《关键词》，刘建基译，巨流图书公司2003年版，第108-109页。

[27]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ecological feminism)是一种政治与社会运动。它相信对女人的压迫与自然的退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考虑性别歧视、对自然的控制、种族歧视、物种至上主义( speciesism)、与其他各种社会不平等之间的交互关联性等问题。

[28]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该书综合了叙论、纪年、表、志、传五种体例。

[29]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999年版。

[30]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裁体例工作小组：《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4年版。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作者简介】查晓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610064）。

　　【原文出处】《考古》(京)，2012．6．82～92

　　【基金项目】本项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08XZS011)、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sKJC201002)资助。

　　张光直曾指出，李济的考古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坚持使用第一手科学取得的经验材料、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以可定量的有形的东西为基础、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对考古资料作解释、不把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中国的范围，并且认为“仅仅罗列这些方面就足以表明，就中国考古学说来，我们仍旧生活在李济的时代”【1】其中第四点内容，即视野不局限于中国这一点，张光直在《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和《〈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中有更详细的论述。“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里”进行研究，在张光直看来，正是一种“人类学”的“古史观”。但这一观察，并未阻止张光直得出这样的结论：“1950年以前，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民族主义”。他认为：“事实上民族主义考古学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的，最常见的就是‘文明的起源’这一类的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有以‘我的文明比你早!’的结论的文章：如毕士博(Carl Bishop)与李济在《古物》(Antiquity)杂志里面不同意见的交换，和滨田耕作1930年的《东亚文明的曙光》”【2】。

　　张光直的记忆或许有误，因为20世纪30年代李济并未在《古物》杂志里发表文章。但对李济的这一印象不独张光直有，芮逸夫也提到过李济反驳毕士博这件事【3】。探寻文化来源的确是李济在考古学研究中设定的主要问题，但他的“人类史”意识至少与其民族主义情绪同样强烈。他不仅讲述某些文化内容是本土自生，也强调诸多外来因素。自学生时代起他就提出了一个人类学研究的理想状态，即中国人类学家应当注意使自己在面对研究对象时“去民族化”【4】。直到晚年接受费慰梅的采访时，他还对民族主义表示过“藐视”：“人是动物。……凡能满足我们祖先的需要的发明，都会得到采用(没有什么民族主义妨碍他们)”，例如印尼在旧石器时代可能跟东亚大陆连接在一起、马拉战车从西方传来、安阳的矛头与爱尔兰青铜时代第三纪的惊人相似【5】。

　　当此“民族主义”(或译为“国家主义”)似已成为现代中国考古学与生俱来的特征之一时【6】，若仔细分析李济对文化源流的研究，以及他本身针对 “民族主义”进行的表述，都可看出，“民族主义”正是李济极力想要避开的意识形态限制。

　　李济领导的现代考古学之兴起，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古史研究的革新如影随形。古代史研究不断地破除正统，重理线索，建设多元的历史图景，与殷墟、城子崖等地发掘互为印证【7】。但李济不久即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层，试图脱离建立在文献基础上的古代国族世系，更纯粹地依赖地下遗物。这一做法使“正统”观念愈加淡化，为此后往更远的北方、南方区域寻找中国境内早期文化的原始遗迹奠定了新基。本文试从李济本人的论述出发，梳理其对中国早期文化的研究脉络，并比较同时期其他学者的研究，以证明李济对“民族主义”的反感和矫正的努力。

一、理想：“去欧洲化”与“去民族化”

　　约在1920年，李济写下了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要是有机(会)，他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8】。体质人类学成为李济在哈佛大学学习的主要科目。他曾说，那篇最终定名为“中国民族之形成”的论文，在开始的时候是“实验性质”的，是他想把新学到的人类体质测量方法利用起来，去测量剑桥与波士顿等地的中国学生和华侨【9】。但在进行了111个人的体质测量并结合分析到那时为止的其他中国人体质测量的材料之后，他发现了“现代中国人体征的极端复杂性，而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一个纯一的种族”。正因为想进一步探索这种复杂性的形成过程，他开始寻找其他资料。一种是历史上关于城墙建造的记录，他认为这些记录可以用作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演变的指数；其次是宗谱中所记载的中国人的姓氏起源，这是一套说明北方部落逐渐渗入中国地区的资料；此外，还有对一千五百年来中国人口资料和各种历史记载的研究。最终李济得出结论，即“构成现代中国人的，共有五个大的民族单位和四个小的民族单位”【10】。

　　这篇论文实际上消解了“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人种单位的想象。而他通过典籍记载所进行的复原，除了民族的种类之外，还包括诸民族的迁徙经过，即历史上由北而南的数次大规模移民。故李济真正踏入研究领域之后，首先破除的便是他曾经在志向中表达出来的观点。即“中国人”不是一个内部纯粹的整体，“中国人”“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实际上也成了“伪”命题。他发现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正是“中国人”这个混杂集合的形成过程。

　　在这篇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李济还发表了一篇短文，名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对人类学的基础以及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很概括的观点。即“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基础并不稳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能否在真正科学的意义上研究自己?能否像威廉·詹姆斯所说的那样，通过快速转动眼睛来观察自己眼睛的形状和颜色?欧美人类学家似乎并未意识到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他们想当然地把已知的生物进化法则运用到关于人及与人相关的其他事物的研究中去。李济提出，中国的人类学家正是在这一点上，有可能摆脱欧美人的局限，对进化理论有新的认识。

　　在李济看来，达尔文主义(Darwinism)仍是一个富有潜力的工作假设，问题出在随之而来的众多教条。欧美人想要证明自己更文明的心理妨碍了他们对全体人类的理解。因此，中国人类学家的首要任务就在于从细节上审查所有的理论教条。而且，中国的人类学家不仅要使科学去欧洲化(tode—Europeanize science)，还要使自己去民族化(todenationalize himself)，尤其在那些“自我”(ego)因素起了很大作用的带人文特性的科学工作中。所以说，中国的人类学课题不仅仅是些纯粹的技术问题。除了诸如考古调查、体质测量、民族志与语言学调查这些技术性工作外，中国人类学家最迫切的任务是超越自身的民族界限【11】。

　　数年之后，李济在清华学校演讲《考古学》，这是他留下的第一篇关于“考古学”的文字。除简单介绍考古学在欧洲的历史和成绩、考古学所用方法之外，还有一部分是“考古学在中国学术上的地位”。他提出了三个问题：“(1)国故是先前有的，还是受别的影响而成的呢?(2)中国前代所用的‘钱’，是否中国原有的，或是从别处仿来的呢?(3)中国人民，是否为原来的，或是从别处迁入的呢?”【12】这三个问题全是关于“中国”与“来源”的，而其蕴含的意思不过是说“国故”与外部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并非一个封闭的单位。

　　这次演讲发表时，李济正在着手准备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在发掘报告中，李济首先提到，安特生在中国北部的发掘发现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尽管安特生已经作过一些假设和解释，但若想得到“肯定的答案”，“只有把中国境内史前的遗址完全考察一次”。而且，“发生的问题不止这两个；其余的也是同等的重要，具同样的兴趣”，只是“那贯串一切无味的发挥”没有必要，“急需”的是应把这问题的方方面面都作专题的研究。李济说，“这个小小的怀抱就是我们挖掘那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13】。

　　在这篇文章中，李济认为，比较中亚近东、甘肃以及西阴村出土的陶器，应从做工与上彩两个方面分别分析。西阴村的陶器做工更高明，因此不能证明彩陶一定是西来的【14】。在随后一次演讲中，他似乎更明白地表达了进行这种分析的意义，即“中国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这在山西南部有十几处”【15】。

　　这种有意寻找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本土发生证据的做法，与他解构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人”的做法先后出现，既是其实践“去欧洲化”与“去民族化”的理想的两面，似也表明了李济一个矛盾的心理背景，即一方面认为现代民族乃后设的概念单位，用其探讨历史问题似带着虚妄色彩；一方面又对中国文明西来说无法释怀，试图用中国境内的古代遗存反证之。但李济两次采用的论证方式，却有相似之处。即略“源”而详“流”：在“过程”尚未梳理清楚的情况下，他认为不可能对何者更原始以及原始到何时做出正确的估计。将研究对象细分为多个单位，分别进行比较，这是李济长期提倡的一种“人类学方法”【16】。基于此，李济揭露出更加复杂的历史现象，从而把既有的“中国人的体质”或“中国文明西来说”这种简单论述搁置一旁。

二、“以全人类为背景”：李济与傅斯年的“古史多元观”【17】的交集

　　1928年的年底，李济在广州中山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名为“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开头即称“现在我们讲历史是与从前不同的。从前讲历史是局部的，狭隘的，是以一国的历史作一单位的。而且，认作是一个整个的，——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可是现在呢?各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的历史，并不是整个儿的世界史的全体，而只是人类史之一部分。我们这个基本观念的变迁，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从李济将“中国人”“解构”，到提出以“整个儿的世界史的全体”作思考背景，其思路是连贯的。而此“人类史”的建构，意味着李济试图摆脱“以一国的历史作一单位”的研究方式。

　　不仅如此，李济在这次演讲中，还将“考古学”提升到了可以疗治传统史学“局部”、“狭隘”之症的高度。他说，安特生的发现将中国公元前3000年的历史与西方各地区联系了起来，尽管其结论并不可靠；北京人的发现又为亚洲人种起源学说增加了砝码，因此，“从人类全体历史关系来看，不能不注重掘地法之考古学”【18】。这门新学问似乎天生便具有了“人类史”的特性。

　　1928年的年底，李济与傅斯年在广州相识，并明确了就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一职。尽管不能说李济此时提出“人类史”的概念是受到傅斯年的影响，或反之他影响了傅斯年，但两人此后意见常有极相近似的地方，至少表明他们对一些问题有过深入的交流，并且意见大体一致。例如“考古学”与“整个的观念”之关系。傅斯年在1929年的年底演讲《考古学的新观念》时提出：“古代史的材料，完全是属于文化方面，不比现代材料，多可注意于人事方面，因为文化史，特别是古代史的着意点，不是单靠零碎的物件，一件一件的去研究，必定有全部的概念方可。用一件一件的东西去研究，固然有相当的结果，所得究竟有限，况其物的本身，间有可怀疑之处，所以应当注重整个的观念。”他以世界各地皆发现火柴为例，认为同样的现象表明的事实却有不同，或为发明、或为文化接触、或为进步。他批评中国人考古的旧方法，是以文字为基础，“一物一物”地研究；而外国人“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做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19】。这与李济所说的“人类史”正是一个意思。

　　《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出版时，蔡元培在序言中也把“整个的”观念当作考古学研究的特点。他说，“考古学在中国不是一个新学问”，但安阳发掘显示“在中国的考古学之转方向”，表现之一即“立足点是整个的”，“最先要解决小屯地层的问题，以为解决其他一切问题之张本”【20】。这或许是对李济此前来信中所谈“全体”与“地层”的回应【21】。

　　李济在稍后发表的文章里综合了蔡元培与傅斯年的意见，认为“‘整个’这观念，本来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他首先指出当时中国学者对于考古学普遍存在的误会，“以为考古学不过是金石学的一个别名”。两者“很重要的分别”就在于对挖掘的记载。“记载就是出土物件的灵魂”，而“谈到‘记载什么’，必须聊谈到挖掘者的资格”。在他看来，“现代考古家，对于一切挖掘，都是求一个全体的知识。不是找零零碎碎的宝贝”。要养成这种态度，需经训练，包括“(1)一切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2)人类史的大节目；(3)一地方或一时期历史的专门研究。”就算这些资格不能全具于一人，也要在一个团体内全部代表出来”【22】。因此，在李济的观念里，“考古学”最重要的基础乃是一种“态度”，即他在中山大学演讲时便提出的“人类史”的态度。

　　具体到殷墟发掘，要解决此地为历史上何地、为何埋藏有甲骨之类的问题，必须首先“把小屯村地面下一切物件先作一个类族辨物的工夫”，古物与堆积互相为证，先弄清地层，才可能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即所谓“只有整个问题解决后，这两个问题也随着解决了”【23】。他既提到“人类史”之“大节目”，也把“整个”这一观点落实到解决小屯地层堆积的问题上。

　　梳理史前遗址与确切的中国历史的关系，正是李济从发掘西阴村开始便设定的题目。《小屯与仰韶》一文从l929年秋小屯村发掘出土的一片彩陶出发，结合对箭镞形制的比较，分析了仰韶文化与殷商文化的时间关系。这片彩陶的发现地点“在未经翻动的地层，杂人大堆带字甲骨中”。他推测，如果是同时而因贸易使小屯出现彩陶，那么仰韶文化中也应有殷商式的产物。至于有无文字和铜器，可能会因为小屯是都城、仰韶是乡村而有这种差别。“这些反面的证据，绝不能给我们多少正面的结论”。所以应从共同拥有的出土品类来讲，如带彩的陶片、单色陶器中带绳纹的鬲、镞、石斧、石粟鉴、陶弹、纺轮等。共有的器物甚多，却都有形制上的变化，变化最大的是箭头。殷商的三棱镞为仰韶所没有，且殷商是骨制和石制，周秦时代的铜镞几乎全是三棱。由此可推仰韶与小屯不但有地域的区别，“大约很有时期的先后不同”。因为小屯与仰韶的实物表现出一种片面的关系，即小屯有仰韶式的因素，后者或尚未发现前者式样的东西。他的结论是：“殷商文化之代表于小屯者或者另有一个来源，仰韶与它的关系最多不过像那远房的叔侄，辈分确差，年龄却甚难确定”【24】。

　　大致同时，傅斯年从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次殷墟发掘的出土物中发现了能够印证自己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多元的证据。他提出殷周不同源的观点，认为尽管殷商统治阶层为“戎族”，但受其统治之人却是“东夷”。他认为这一“设定”【25】能够解释考古中发现的事实，即“近两年中李济之、董彦堂两君之殷墟发掘所得物件，显然表示殷商文化之多源，并表示中国文化由来之正统”【26】。

　　1930年，考古组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山东。李济曾解释选择山东章丘城子崖进行发掘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遗址可能能够解决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他说，“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研究这一问题，大部分学者都认定夏商周三代作一个起发点。无文字的器物在探讨此问题上占了重要的位置。殷墟发现的铜器制作已有很高的境界，同时又有石器出土，故向上推，“我们认定凡出石器的遗址，都可以供给我们研究这期历史的材料；城子崖既出有石器遗存，就是我们选择城子崖发掘的第一个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在奉天、山西、河南、甘肃一带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包含着彩陶，“与中亚、小亚细亚及东欧所出均有若干相似处”。这是外国考古学家注意中国这种发现的基本原因，同时，中国文化源于西方的学说又复活起来。然而在中国东北部的大平原尚未发现这类彩陶。城子崖出土石器，黑色发光陶器有与后来铜器相像的地方，是中国内地首次发现，与商周铜器文化关系密切。因此，“它的重要性，是研究这类问题的人一看就知道的”。发掘的结果是石器文化在下层，所出土实物与殷墟同类器物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我们看定这次在城子崖所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十有六七是构成中国早期的正统文化一个重要成分，与中国西部的石器时代的文化比却有好多不同的地方”【27】。

　　两年后，李济在文章中强调了“殷墟文化是多元的”这一结论。例如源于东方的骨卜、龟卜、蚕桑业、文身技术、黑陶、戈、瞿、戚、璧、瑗、琮等，与中亚、西亚有关的青铜业、矛、空头锛，与南亚有关的肩斧、锡、稻、象、水牛等。他说，“华北东部新石器时代的黑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真正的位置，为在黄河流域的东部，承仰韶文化之后，启殷商文化之先。但殷商并不是单纯的由黑陶文化仰韶文化演变出来的。它除了承袭这两笔产业外，还有别的重要成分，如文字、艺术、礼器、乐器等，均有另外一个根基”【28】。

　　这一论点，显然呼应了傅斯年的意见。在稍后的文章中，李济似曾想更强调黑陶文化与殷墟文化之间的亲密关系。他认为骨卜是“殷商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在殷墟所代表的中国最早期的历史文化中，骨卜不但是那时一切精神生活之所系，而且骨卜的习惯对于中国文字早期之演进大约有极大的推力。城子崖的卜骨虽无文字，然那时的陶片已有带记号的；可见下层的城子崖文化已经完全脱离了那‘草昧’的时代了。凡此一切都给予我们一个强有力的暗示，就是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的一个最紧要的成分，显然是在东方——春秋战国期的齐鲁国境——发展的。”因此提出，“要是我们能寻出城子崖的黑陶文化的演绎秩序及所及的准确范围，中国黎明期的历史就可解决一大半了”【29】。

　　这一暗示了“黑陶文化——殷商青铜文化”的线性结构的说法，后来为李济所修正。但即使在勾画出最简单的“中国黎明期历史”线索的时候，他仍在强调“正当的历史观是以全体人类为一个单位，其中各个民族只能算这全体的一个片面”。故“无论何民族要认清他自己的地位，写一部真实的民族史是应该以自然历史为出发点的”。落实到那中国民族的历史，周口店的发现便需引起史学家的注意，即使它还不能与中国民族历史打成一片【30】。

三、各种“文化因素”更加平等：殷商文化的更多来源

　　1943年，尹达提出“小屯文化是龙山文化的继承者”的观点。证据包括：龙山文化的陶器与小屯文化的陶器、铜器之间，在器形、陶质、花纹等方面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卜骨在两个文化中都存在；两者墓葬都多为仰身葬，东西向放置；均有陶器随葬的习惯。在这段论述中，尹达直接引为佐证的正是李济在《(城子崖发掘报告)序》中的话【31】。

　　但李济自己似已放弃了这种简化的说法。在《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一文的开头，李济提到：“夏未亡，已经有了商；殷未亡，已经有了周；这是传统历史已有记录的。从文化的继承上说，这里面包括两组性质不同的问题：(1)在某一时期内，未亡的正统文化与将兴的继承文化在地域上虽显有不同的中心，是否尚有交错的区域?(2)在这几个文化系统所达到的区域内，每一个地点文化的演进是否如传说历史所说的那个程序?这些问题显然都是考古学上的问题”。李济在这篇文章中试图说明的，正是黑陶文化与殷商文化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在分析了有叠压打破关系的灰坑的包含物后，李济提出，上层的灰坑以“土质灰陶器”为主，有大量兽骨、骨料、牙角等，有龟版、字骨、铜范或铜锈，明显代表了殷商文化。下层灰坑以“黑色陶器”为主，有少量兽骨骨器，无龟版、字骨、铜范、铜锈。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黑陶在小屯实代表一种先殷的文化层”。但“我们要再进一步研究它与殷商文化的关系，就免不了要涉想到下列与传说历史有关的一些事实”。即黑陶文化究竟“是殷商文化的一个老底子，还是一个与殷商并行的完全不同的文化?要是专从陶器的变化上说，这第二个假设，似乎近于事实所表现的”。殷商期没有真正的黑陶，而几种最普遍的器形又是黑陶期所无。“所以就陶业讲，殷商文化虽受了黑陶的若干影响，但他的基本成素，却另有所自”。因此李济认为，殷商文化在若干区域内作为黑陶文化的后起，其变换是“带有革命性的”【32】。这与尹达所讲的“继承关系”，就大异其趣了。

　　李济这篇文章明白标出古史传说的暗示作用，与傅斯年此前的《夷夏东西说》等研究显然互相印证。傅斯年根据文献记载证殷、夷不同，主要是在“国姓”世系的安排上。说到各个人群“不同的经济生活，不同的政治组织”时，就只能依地理的形势作些大体的推测；李济尽管一直受到这种古史多元观的影响，但与此前单纯依据卜骨的有无证明黑陶文化与殷商文化之关系有一大不同之处，即把多种出土物分别进行比较，故能得出根据“陶业”判断黑陶文化与殷商文化各有渊源的结论。

　　换句话说，傅斯年的文章尽管提出了多元观点，但所用文献材料多从“民族国姓”的世系和地望着眼，其实是在破除周代以降形成的“大一统”观念后，又立下了一个新“正统”，即古人自述的“正统”；李济尽管仍然受这种多元古史观影响，但因从多种考古出土材料出发，便有可能不再受此新正统制约，为以后发现北方、东方、南方均有精彩的文化交流现象埋下了伏笔。

　　例如李济对青铜戈与青铜刀的研究。1950年发表的《豫北出土青铜句兵分类图解》一文，指明“戈形句兵是百分之百的中国货，由开始到完成，它的千余年历史中，看不出一点一滴的输入成分”【33】。但青铜刀是另一种情况，他发现，“外国的汉学家研究中国古文(按，疑为“史”字)，有时虽也免不了‘卤莽灭裂’，但究竟是‘旁观者清’，常能把我们自己认不出的问题，看得清楚些。青铜刀子引出的问题，也是中国早期文化的原始问题，即公元前3000～前1000年前黄河流域的若干文化活动，与西伯利亚的额尔济斯河流域、叶尼塞河流域以及勒那河流域的人类迁徙是什么关系?”他因此提出，“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34】。

　　从小屯与侯家庄发现的两件石雕像的坐姿上，李济发现了殷商与东夷的区别。结合跪坐发展的历史程序与雕刻艺术风格的区域差异，李济认为“若说侯家庄的跪坐像与埃及的跪坐像有亲属的关系，小屯的箕踞像，专就雕刻艺术流传下来的标本说，是与太平洋沿岸的传统相契合的”【35】。《殷代装饰艺术的诸种背景》一文将雕刻花纹的考察扩大到更多的石器、骨器与铜器上。不仅更明确地提出华北新石器时代末期除了彩陶、黑陶两种文化外，可能有第三种文化传统即先殷文化，还详细地证明了部分雕刻艺术来源于木刻而与更晚的太平洋沿岸印第安人文化有密切关系【36】。

　　李济在1954年发表了两篇文章，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论述在研究中国民族与文化起源这一课题时面临的观念困境。一篇是该年1月在“蔡孑民先生87岁诞辰纪念会”上的讲演。李济认为，“西洋人”在对待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原始这一问题时常有偏见。例如武王伐纣的年代本来是缺乏决定性的，“西洋人(以及少数中国人)”一定要采用较晚的年代公元前1027年；周口店的北京人的年代，“西洋人”要把它“放在更新统中较晚的时代，以便在讨论文化、人种的移动方向时，他们可以安排”。李济提出“中国人对于此种资料应当加强研究，这不但是为了明了中国的古史，而且我们对于史学和科学，本身负着责任”【37】。

　　他认为，要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工作，首先应当明了一个事实：“由考古学的立场看来，乌拉尔山以东，喜马拉雅山以东和印度洋以东；平均地说，亦即东经900以东的亚洲大陆，环太平洋的各群岛，从北极到南极，包括南北美洲，这一个大的区域之内，就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序说，最早的中心点在中国。安阳的甲骨文，在时代上，是这个区域里的任何地主所不能比的。西方的考古家常常忘记了这点，而我们今天讲中国上古史，必须记住这点!如此则若干不相干的学说便可以不必讨论”。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材料便需广泛地搜索，而不能为“长城以南、长江以北”所限。且这一观点“不是说，这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孤立的世界。以此为中心，研究中西文化的关系也是同等的重要；这个关系，可以从黑海，经过中亚草原，新疆的准噶尔，蒙古的戈壁，一直找到满洲”【38】。

　　他批评毕士博(Carl W．Bishop)在《中国之新石器时代》、《远东文化之原始》两篇文章中的观点，后者认为“如果把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欧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中国的显得非常贫乏，它的成分大多是外国已有的”。但李济提出：家畜驯化的问题上，毕士博完全错误；麦子的确是外来的，小米还说不定；青铜器里肯定与西方有关的只有矛、空头斧等，此外中国大部分礼器在境外很少发现。除了尚有争辩的例子外，李济还举出几项“不可争辩的在中国本土以内发明及发展的东西”，即骨卜、丝蚕和殷代的装饰艺术。他说，“这三件东西，整个来看，代表一种自成一个单位、具有本性的文化；它以本身的文化为立足点，接受了外国的文化，正表现着它优美的弹性”【39】。

　　这篇文章的批评对象，可以说是带有偏见的“西洋人”。主要的内容在于说明中国民族与文化的起源里本土成分的重要性。李济在同年4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似转向主要针砭中国人的偏见。他提出一个假设：“华北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受内蒙古新石器中早期文化的影响甚大，而内外蒙古——可能包括蒙古以北的贝加尔湖以及叶尼塞河流域——原是中国史前文化的摇篮地”。其根据主要是当时发现的考古遗址的数量分布，即长城以北中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较多、长城以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较多这一事实。此外，他还认为商代文化中“青铜器”、“文字”及“车”都显示出“突然发达”的情形，尽管他认为急于下“外来”的结论“不够科学”，但他还是暗示“如果工作已经做得够、做得好，可以证明某种突起的文化是外来的”【40】。

　　他说，“在研究世界人类史中，常常见到有些人因地域偏见、国家观念而对所谈的问题故作畸重畸轻之论”。而这种畸重畸轻的做法导致国家与民族之问偏见、歧视的加深，以及人类历史的失实。故要写一部准确可靠的“世界人类历史”，需要各国的历史学者们放弃国家地域的偏见。李济承认这一想法可能被人视为“过于理想”，且“事实上也不容易做到”，但他“总以为历史学者应该把目光看向更远大更长久处”【41】。

　　1955年李济在华盛顿大学的演讲，明确地把“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发展”放到殷商时期，即他所说的“历史期问最早的中国文化——商文化”。而商文化的来源，除仰韶与龙山文化外，还与西亚存在文化的接触，证据是侯家庄大墓残存木制品上的肥遗图案、虎形图案以及一件中央带阴茎状柄的陶器器盖。这些例子“看起来关系终究甚远”，故“商文化的真正基础，仍在亚洲东部”。这方面的证据仍是雕刻艺术，即装饰图案的构图、题材等，表明东亚“孕育并且影响了整个太平洋沿岸主要艺术的传统”，其根源很可能是已经消失的中国古代木雕艺术。此外，商文化与南方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例如安阳出土的土龟应来自南方。如果考虑到李济主张“今日或过去所有伟大文明的发生都是由于文化接触的结果”，但需在搜集到详细的细节资料后方可将此理论应用于某一特殊文明，则其立场显然仍是他一贯主张的“人类史”【42】。

　　比较其他学者关于同一题目的论述，李济的立场尤其显得并不那么“民族主义”。例如尹达曾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一文中，利用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人类遗骨及文化遗存，试图证明“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各期里”遗留下的人类遗骨“很可能就是中华人民的前身”；“仰韶文化的人类即今日中国华北居民前身，即现在华北居民的祖先”；龙山文化“很可能就是殷代文化的前身”【43】。

　　李济发现对史实“畸重畸轻”的选择可能加深民族偏见。在寻找“中国早期文化”的来源时，平等的眼光引出一种“四面开花”的状态，即文化的源流可向四面八方去寻找。凌纯声在1960年11月8 日写给张光直的信中说，“在此乘便告诉你个好消息，就是李济之先生此次外国回来，对于我们研究问题提倡的新说，他亦极感兴趣，他说要提导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南方成分，可说与我们走上同道矣!”【44】这一次“方向”的转移大概与李济对蒙古人种问题的思考相伴随。他曾经暗示“北来”、“西来”的“青铜业”，这时也被他按“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分解成了很多的“文化因素”，如商代青铜器的礼器形制、各种装饰种类来源，都表明“融合了不同的早期背景”【45】。不久，在讨论青铜器形制与纹饰的文章中，他又再度提到了中国文化中的某些成分与太平洋彼岸印第安人的联系【46】。

四、结论

　　李济曾经回忆说，蕴藏在傅斯年“内心最深密处为他最关切的学术问题，实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原始阶段及其形成的主动力量”【47】。通观李济一生的考古学研究，这一说法也是夫子自道。但同时，“正当的历史观”是李济的一贯主张。其早期研究较重视突出“中国”的独特性，可能受到他对人类学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的影响，而后人对其整体意见便相对忽略了。李济提倡以全人类为背景的历史观，一方面批评西方学者的偏见，重视发掘中国文化的特点与起源线索，另一方面也批评中国学者的狭隘，相当关注在东亚及更广大的地理区域内文化之交流与异同，二者并行不悖。这一主张，很难说是民族主义的【48】。

　　李济的考古学研究从重点追寻中国早期文化的本土因素，转向强调多元线索，大致时间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日益加剧之后。但政治变局为何会对李济的学术研究产生一种反向的影响，目前还无确切证据可寻。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主持撰写《东北史纲》，李济担任了翻译一职。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李济在北平分会的组建过程中可能表现积极，当选为副主席。但不久便因故与胡适一起退出了这一组织【49】。政治局面影响了李济的学术表达的类似情形还曾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1953年出版的文章中写道，“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50】。

注释：

　　【1】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见《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

　　【2】张光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考古学》，见《考古学专题六讲》，三联书店，2010年。

　　【3】芮逸夫：《李济先生在考古学人类学上之贡献》，见《李济传记资料汇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

　　【4】李济：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见《李济文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5】李济；《李济的一些观点》中1977年9月费慰梅专访李济所作的记录的最后部分，见《李济文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6】最具代表性的是Bruce G．Trigger的《考占学思想史》初版和第2版，分别由徐坚、陈淳翻译，岳麓书社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王沉森：《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8】李光谟：《从一份自撰简历说起》，见《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第1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9】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见《李济文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李济：《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见《李济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1】同【4】。

　　【12】李济：《考古学》，见《李济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3】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见《李济文集》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4】同【13】。

　　【15】李济：《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见《李济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但应注意此文为“记录稿”，文后附白称，“讲毕李先生即离粤，故不及请正”，不能确定记录者是否有偏重或者漏记。

　　【16】李济：《从人类学看文化》，见《李济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关于李济所用方法的详细内容，笔者将另文探讨。

　　【17】同【7】。

　　【18】同【15】。

　　【19】傅斯年：《考占学的新方法》，见《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0】蔡元培：《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序》，《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l929年。

　　【21】李济在信中批评董作宾的试掘：“此次董君挖掘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惟检有字甲骨保留，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绘地图，亦太简略；且地层紊乱，一无记载。故就全体沦之，虽略得甲骨文(约四百片)，并无科学价值。”见1928年12月20日李济致蔡元培、杨铨信，转引自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第299，30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22】李济：《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见《李济文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3】同【22】。

　　【24】李济；《小屯与仰韶》，见《李济文集》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5】傅斯年认为这一假设即便不能说是“定论”，也是一个“显然的设定”。

　　【26】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见《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7】李济：《发掘龙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见《李济文集》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8】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见《李济文集》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9】李济：《〈城子崖发掘报告〉序》，见《李济文集》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0】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见《李济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1】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见《尹达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32】李济：《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见《李济文集》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3】李济：《豫北出土青铜句兵分类图解》，见《李济文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4】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后记》，见《李济文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5】李济：《跪坐蹲居与箕踞》，见《李济文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6】李济：《殷代装饰艺术的诸种背景》，见《李济文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7】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见《李济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8】同【37】。

　　【39】同【37】。

　　【40】李济：《从中国远古史的几个问题谈起》，见《李济文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1】同【40】。

　　【42】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见《李济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3】尹达：《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见《尹达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0世纪80年代夏鼐访问日本时也曾以“中国文明的起源”为题进行演讲，不过夏鼐认为“文明起源”应是一个理论概念，即以城市、文字、冶炼金属等作为标志，因此时间范围自然有所限定。故其实际上对李济的说法，仅仅更上溯到二里冈与二里头而已。见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l985年。

　　【44】1960年11月8日凌纯声致张光直信，见《传薪有斯人》第9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45】李济：《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见《李济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6】李济：《殷墟出土青铜礼器之总检讨》，见《李济文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7】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见《李济文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8】这是仅从学术研究的内容上讲，至于在学术与现实交织的思想领域，李济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人物。参见罗志田：《思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见《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49】岱峻：《李济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

　　【50】同【34】。

The “Proper View of History”:
On Li Ji’s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and Nationalism

Zha Xiaoying

　　Abstract: “Nationalism” seems to have been one of the inborn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Li Ji, who is regarded as  “the father of Chinese Archaeology”, has been seen as its representative. However,by carefully analyzing Li Ji’s researches 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of cultures and his own elucidations aboutthe “Nationalism”, we can find that the “Nationalism” was actually the ideological barrier which Li Ji tries his best tokeep away from. Li Ji prefers the view of history with the whole mankind as the background: on the one hand, hecriticizes the prejudices of some Western scholars and emphasizes exploring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cultures and theclues of their origins; on the other hand, he also criticizes the narrow-minded viewpoints of some Chinese scholarsand pays high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and differences within the East Asia and larger geographicalscopes, both of which he has done in his whole academic career.

　　Key words: Li Ji(1896-1979); Nationalism; History of Archaeology

来源：《历史学》2012年10月

　　【关 键 词】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空间性；怀乡

　　【作者简介】王利红，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

　　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但对于它与浪漫主义史学的关联，所论不多。本文拟从新的视角，对此展开论述，以期对浪漫主义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史学有新的认识，对史学的未来发展有所展望。

一

　　伴随着浪漫主义①运动和后现代主义的发生，被称为浪漫主义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写作方式随之出现。稍加比较，就会发现，这两种出现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写作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浪漫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都表现和沾染了一种相似的时代情绪。这种情绪从文学、建筑、政治、哲学和审美领域生发，最终弥漫整个社会，影响到历史学的书写。学者黄进兴认为：“整体而言，后现代主义乃反启蒙运动，特别是后者所象征的理性与进步。它侧重变异性、个体性与在地性，仿若浪漫主义浴火重生，而与启蒙的普世性格有所违碍。但后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仅止于貌似，因为它首重当下意识，而绝不会发思古之幽情。”②

　　这段话既道出两者的相似之处，又指出它们的不同。就后现代主义是浪漫主义的浴火重生而言，的确所言非虚。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与现代性紧密相关，分别反映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和后期人们面对科技进步、社会发展、自然生态变迁和人类自身存在时所遭遇的巨大困境和失落。如果说浪漫主义对现代性表现出最初的不满和忧伤，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对现代性最激烈的反叛与抨击。

　　基思·特斯特在《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中认为：“要想使后现代性这种境况具备意义，就得结合现代来思考它。如此一来：‘那些选择栖居于后现代境况中的人，也同时生活在现代人和前现代人当中。这是因为，后现代性的根基本身就在于认为，世界是由多重异质性空间和时间性构成的’。”③伊·哈桑认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并没有一层铁幕隔开，我们都同时带着些许维多利亚、现代和后现代的气质，“在叙述抽象的层次上，现代主义完全可能被纳入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有关，后者又与文艺复兴相联。”④如此一来，浪漫主义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史学就共享了同一片领域，同一种时代精神和情绪，即都与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相关，只不过一个处于开端，一个处于终点。

　　斯蒂芬·巴恩在谈到后现代主义时曾说，他更喜欢使用维柯所用的词ricorso(回归)来指后现代主义，“因为它径直就意味着返回。它指的是回到并重新采取原先就潜藏在那里的立场，然而，这当然也意味着第二度时某些东西已有所不同。它所预设的，是一种循环式的运动而非线型的运动。现代主义建基于线型的观念、进步的观念和启蒙的观念，等等。”斯蒂芬·巴恩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回归——对于原先被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排斥了的元素的回归——不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史学现象，因为我们突然以新的方式来看待事物了，而且也是对于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当代经验的指南。”⑤让—弗·利奥塔在谈到后现代主义时说，后现代主义的“后”字不仅意味着纯粹的接替，意味着一连串历时性的阶段，而且意味着一种类似转换的东西；从以前的方向转到一个新方向。⑥在这种转换中，出现了类似斯蒂芬·巴恩所说的那种回归，即向浪漫主义的回归。

　　我们可以从时空关系来考察浪漫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似性。浪漫主义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反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线性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强调理性的进步、人类历史的单向和直线发展。与之相反，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认为历史发展是多重的、复线的，不存在单一的、整体的历史这样的东西，主张历史的复杂性、多元性、偶然性、地域性、异域性、开放性、变动性及其差异性。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史学观念上的相似，与他们的时空观紧密相关。他们在处理和面对时空关系时，采取了近似的立场。时空观是阐释两者相似性的重要媒介和参照。

二

　　安克施密特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意识即在于把时间“空间化”了：时间上的差异转变成为空间的弥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与人类学紧密关联。因为人类学在全球不同的部分相继向我们展开的正是同时存在的人类进化的不同历史阶段。⑦这种展示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史学对空间性的寻求，这正是两者契合之处。同样，浪漫主义史学与人类学也有亲缘性。柯林武德称浪漫主义史学家赫德尔为人类学之父，“赫德尔把人类生命看作是与其在自然世界中的背景密切相联系着的。”⑧他对人类本身以及人类生存的自然界和社会环境的考察，充满人类学意味。　　需要强调的是，浪漫主义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从未放弃对时间的关切，因为时间始终是形成变化和差异、发展和连续的另一个重要维度。不过相比于现代主义的单向和线性，浪漫主义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更重视空间的维度。后现代主义对空间的着迷不是要取消时间，而是在时间的轴上同时展现人物和事件发展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这一点和浪漫主义史学一致。浪漫主义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是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单子不是别的，只是组成复合物的单纯实体，莱布尼茨认为整个宇宙就是由单子组成的有机总体。但他在强调单子组成宇宙万物有机整体的同时，也突出了单子本身具有的特异性和繁多性，完满性和自足性。他认为每个单子自身形成一个独立的自成一体的空间。赫德尔据此在其历史哲学中论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幸福中心。莱布尼茨说：“物质的每个部分都可以设想成一座充满植物的花园，一个充满着鱼的池塘。可是植物的每个枝桠，动物的每个肢体，它们的每一滴体液，也是一个这样的花园或这样的池塘。”⑨这里的花园和池塘呈现的正是空间的概念。可以说单子论开启了浪漫主义史学对人类历史发展多样性、多层次性、差异性、特殊性、异域性的重视和书写。

　　G. W.斯多京在描绘18世纪末历史意识的转变时认为，虽然18世纪后期的进步主义者们往往认识到在孟德斯鸠那里获益良多，但是在他与他们之间，文化比较的首要轴心已经发生九十度转变，即从水平的(或空间的)变成垂直的(或时间的)。安克施密特指出，如果G. W.斯多京是正确的，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编纂中，人们或许发现回返到前历史主义的历史意识的愿望。⑩而这里所谓的前历史主义，无疑与浪漫主义及其史学相关。

　　安东尼·吉登斯在分析现代性与时间—空间转换之间的关系时，曾拿它与前现代的时间关系作比较。他认为，在机械钟发明之前(最早出现在18世纪后半期的计时方式)，对农业社会里的大多数人来说，构成日常生活基础的时间计算，总是把时间与地点联系在一起，而且通常是不精确和变化不定的，如果不参照其他的社会一空间标记，没有人能够分清每天的时间。“什么时候”一般总是与“什么地方”相联系，或者是由有规律的自然现象来加以区别。这表明前现代社会人们对空间、地理及其环境的重视往往大于时间，时间需参照空间来确立。然而，机械钟的发明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实际运用和推广，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紧密联系，对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意义。时钟体现了一种“虚化”时间的统一尺度。时间的虚化导致了空间的虚化，并使它具有了超越空间的因果关系上的优先性。(11)这种优先性被现代性无限扩大。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正建立在这种时空的转换之上。随着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空间在历史研究中具有的重要意义被极大地忽略，表现在历史观念上，启蒙、进步、理性、单向、线性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

　　浪漫主义史学的主要观点在于“主张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及其变动的各种可能性。”(12)浪漫主义历史哲学不赞同启蒙派所说的“进步论”。他们认为“历史的前一阶段和后一阶段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存在因果性，更没有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有的只是跳跃性、片段性、裂变性和多维度性。在哈曼、荷尔德林和施莱尔马赫等人的历史描述中，看不到有规律的‘发展’和‘进步’，只有充满斗争、矛盾和悖论的复杂可能性的表演过程。”(13)而正是无限的空间为这种表演提供了各种场景。因此，早在后现代之前，浪漫主义就看到了启蒙运动进步理性的局限。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后现代尚未到来之际，他们敏锐地发现了前现代的时空观念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并用它来克服启蒙运动线性历史观的缺陷。

　　因此，不妨说后现代主义重新开启和延续了浪漫主义对空间的关注。丹尼尔·贝尔论证说：“把现代主义带向极点的各种运动必须按空间和运动的概念设计出一种新的逻辑。空间的结构已经‘随着时间问题(在柏格森、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那里)成为这个世纪头几十年里主要的美学问题而成为了20世纪中叶文化中主要的美学问题。’弗里德里克·杰姆逊(1984年)把后现代的转移归因于我们对空间和时间之体验中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各种空间范畴终于支配了时间范畴。”(14)福柯认为：“我们处于同时的时代，处于并列的时代，邻近的和遥远的时代，并肩的时代，被传播的时代。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相信，世界更多的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些激起今天论战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发生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结构主义，或者至少是我们集中于这个有些笼统的名词下的东西，是为了在那些能够通过时间来分配的元素中间建立一个关系的集合而做的努力，这一关系的集合使那些元素似乎是并列的、相对的、彼此相互包含的，总之，使那些元素作为一种结构出现；坦率地说，在这里不涉及否认时间；这是探讨我们称作时间和历史的某个方法。但是，必须指出今天出现在我们的忧虑、我们的理论、我们的体系的前景下的空间不是一次革新。在西方的经验中，空间本身是一段历史，无可否认时间与它的必然联系。”(15)在这段话中，福柯突出强调了空间在认识历史和诸多社会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要性以及空间自身的历史，并明确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空间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福柯的作品充满对空间和场景的描述，不管是精神病院、监狱还是学校。正是通过这些特定空间，福柯向我们讲述了充满变异、断裂、偶然性、不连续性和差异的历史。

　　我们也可以从后现代主义与建筑的关系来探讨这种空间性的转换。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最初发生在建筑学领域，建筑本身寓意的正是空间。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那些激进的都市规划者们把都市发展看成是差别极大的空间与各种混合物的一种“拼贴”，他们找到了“多元论的”与“有机论的”战略来反对此前的建筑形式。与“现代主义的”城镇规划者们通过有意设计一种“封闭的形式”追求“控制”作为一个“总体”的大都市不同，后现代主义者们把都市进程看成是不可控制的和“混乱无序的”。在其中，“混乱无序”和“变化”可以在一种完全“开放”的情景中“起作用”，“拼贴城市”成为主题。(16)

　　这种从建筑学领域蔓延开来的后现代主义观念，表现在史学领域就形成了安克施密特所说的“水平性取代了垂直性”的史学研究模式。因为空间意味着水平和转移，同时也意味着无深度性和形式主义。安克施密特在分析现代主义历史学家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对证据的不同看法时打了一个比喻。他认为：“对现代主义者来说，证据是他拣起瓦片以便看下面是什么；相反，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证据是他踩着脚下的瓦片以便转移到另外的瓦片上。”(17)对后现代主义史学，安克施密特还有另一个隐喻。他认为，如果把历史与一棵树相比，西方历史编纂中的本质主义传统，其中包括启蒙运动和现代主义传统，使历史学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树干和树枝上。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由于与本质主义传统的首次断裂，把关注的重点集中到历史的片段上，也就是历史之树的树叶上；或者用本质主义者的话来说，后现代主义认为本质并不处于树枝上，也不是树干上，而是在历史之树的叶子上。因为叶子与树相对松弛的关系以及秋冬的来临，树叶被风吹落。安克施密特认为可以假定，西方历史编纂学的秋天已来临，这使得西方历史编纂学研究的重点转为收集被吹落的树叶，并独立于它们的起源来研究它们，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历史意识已经从内部转向了外部。(18)由于打破了关于过去的本质主义模式，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走向多样化的同时趋于碎片化。这种碎片展开的正是无数细小的空间和细节，因此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突出“微小”(micro-)、“差异”(hetero-)和“多元”(poly-)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微观故事、日常生活史和心态史的大部分历史编纂学，正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着迷于细节、差异、偶然性和空间性的表现。(19)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发展了在浪漫主义时期就已萌发的对空间性、地域性、特殊性、奇异性、差异和他者的关注，并使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后现代主义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人类学的密切联系看到这一点，因为结构二字呈现的正是空间与集合。正如斯蒂芬·巴恩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径直就意味着返回。它回到并重新采取了原先就潜藏在浪漫主义那里的立场，这当然也意味着第二度时某些东西已有所不同。

三

　　从时空关系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浪漫主义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即“怀乡”。怀乡呈现的既是时间的意向，更是空间的意向，或者可以说是在空间中呈现的时间意向或在时间中呈现的空间意向。这多重的视角使它别具审美和诗性。如果说“怀”代表的是记忆与追忆的话，那么“乡”无疑是“怀”所指向的空间，是更重要的所在。当我们关注浪漫主义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史学所“怀”之“乡”时，会发现二者如此相似，不仅在空间性上，而且在表达和呈现的时代情绪上。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说：“后现代的并不意味着最新的。后现代指的是，就广义的思想和行动而言，书写在遭受现代性沾染并试图自愈之后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和时间。”(20)耶尔恩·吕森认为：“历史中的后现代性的确是一种新的定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定位：它是一种与梦幻相参照的对人类生活的一种定位方式。精神分析教导我们为了与现实妥协，我们需要梦幻。而对于我来说，这似乎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著述与历史理论的定位功能。它是对现代化的否定性结果的补偿；它是与进步观念的危机和大毁灭——现代化进程的简单延续将把全世界带入大毁灭——的威胁相关联的那种历史记忆的一种美学的安慰。”(21)戴维·哈维认为，“后现代”这个词语实际上指的是人们感受性方面的一种变化，是人们“情感结构”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早在浪漫主义时期人们就已经感知和经历，到后现代主义时期则进一步加剧。

　　如前所述，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与现代性相关，只不过一个处于起点，一个处于终点，但两者感受到的变化和时代情绪是相似的，只不过程度不同。埃娃·多曼斯卡说：“后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仿佛是19世纪悲观主义的延续以及与现代主义的对立。现代文化无法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应对存在性的人类需要。这一‘受挫’的过程开始于19世纪中期。一方面，那是一个进步的时代、工业化的时代。但是，另一方面，那又是一个绝望、忧郁、对于人类生存中神圣的维度充满渴求的时代。那种挫折感表现在浪漫主义、德国唯心主义和先锋派之中。……如今，这种悲观主义以其对于人和‘生活’的特别肯定，带着后现代主义的面罩又回来了”，“它诉诸情感和潜意识。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透过直觉和情感来看世界，那个失去已久的世界，神圣的世界。”(22)

　　对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来说，那个失去已久的世界应该是充满审美和诗性的世界，即前现代的世界，中世纪的世界，前苏格拉底的世界，人类的直觉和情感尚未受到理性、科技和进步沾染的世界。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选择这样的世界其实并非偶然。以中世纪为例，按照传统的看法，中世纪相对于近代和现代社会，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在那漫长的一千年里时光似乎停滞了，但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方(主要是欧洲)，人们的生活却仍在继续，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与场景。这些场景因其遥远、陌生、神秘、多彩、奇特、另类，可以引发人们许多奇异的想象与发现，因其所谓迷信、野蛮、愚昧、落后、黑暗，可以和所谓光明、理性、进步、文明进行比对，从而展现人类自身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差异性、神秘性、精神性、异域性和独特性。历史的发展不再是单向、单线和唯理性的。不论就审美还是诗性来说，中世纪都是一个理想的选择。所以，不管是浪漫主义史学家赫德尔、米什莱、诺瓦利斯、卡莱尔，还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勒华拉杜里、金兹堡和戴维斯，都选择了中世纪来展开他们的历史叙述。

　　维柯认为，各异教民族所有的历史全部从神话故事开始，而神话故事就是各异教民族的一些最古的历史。(23)诺瓦利斯用诗句吟唱：“如果人们从童话和诗句，认识真实的世界历史，于是整个颠倒的存在，随一句密语飞逝。”(24)安克施密特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编纂对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历史有天然的留恋。因为希腊最早的历史编纂是史诗；希腊人以叙述史诗传递他们祖先的事迹。他们讲给别人的故事首先由伦理和审美的沉思所激发。(25)诚如耶尔恩·吕森所言，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需要梦幻来达成与现实的妥协。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历史和中世纪很好地满足了浪漫主义史学家和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对审美和诗性的需求。

　　基思·特斯特曾对怀旧/恋乡产生的缘由以及它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说：“未来性与怀旧/恋乡之间的关联值得深入探讨。不妨认为，这种关联证明，怀旧/恋乡感可能并非一种非历史性的常项，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情感。相反，只有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刻，才有可能产生怀旧/恋乡感”。“怀旧/恋乡是现代性的一项特征。它既为确定性奠定了丰厚的根基，也为解构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是针对现代性中的文化冲突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他进一步指出：“怀旧/恋乡感意味着一种双重的渴求，而其核心便是对于某种缺失的东西的欲望。首先，怀旧/恋乡意味着某种思乡。它预设从某种角度上说，产生渴念的主体要么无家，要么去国……其次，怀旧/恋乡意味着渴求某种属于远方或往昔的东西”。(26)

　　基思·特斯特的分析对于理解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怀乡提供了很好的维度。无疑，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怀乡，正是特定地点特定时刻的怀乡，是对现代性给人类生活与处境带来的缺失表达不满。安克施密特认为：“怀乡病必定是有关我们置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的最‘基本的’情感”。“我们在怀乡病中历史地经验到的东西并不是‘过去本身’，而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差异和距离。”(27)这种差异和距离穿越时间通过空间展现出来。于是，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约而同选择了前现代作为所怀之“乡”，这一空间所表达和呈现的情绪如此相似，而那个失去的世界和他们实际所处的世界是如此不同。

　　加斯东·巴什拉在其著作《空间的诗学》中说，人们总认为能在时间中认识自己，然而人们认识的只是在安稳的存在所处的空间中的一系列定格。这个存在不愿意流逝，我们的回忆所指其实是空间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压缩的时间。在此空间是一切，这也是空间的作用，因为时间不再激活记忆。回忆是我们关于给人安慰的空间的经验，这种经验特别需要被占有，我们无法重新体验那些已经消失的绵延，我们只能思考它们，在抽象的、被剥夺了一切厚度的单线条时间中思考它们，正是凭借空间，是在空间之中，我们才找到了经过很长的时间而凝结下来的绵延所形成的美丽化石。(28)

　　不管是浪漫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其所走向的怀乡之旅，都预示着在现实世界中遭受的不如意和创伤，这才使得它们需要另一个时空来宣泄和表达内在的诉求。安克施密特分析了浪漫主义史学家米什莱的怀乡病，认为他感受到的其实是腐朽的现在和光荣的大革命岁月之间的差异。这种持续的差异意识，既带给他痛苦也带给他甜蜜，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全部。耶尔恩·吕森在谈到著名的后现代史学家勒华拉杜里和金兹堡的作品时，分析了为什么它们让我们感觉亲切入迷的原因。他说：“我觉得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或者金兹堡的《奶酪与虫》等这类著作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们给我们当前的生活经验提供了一个反面的图景。《蒙塔尤》以及磨坊主梅诺丘的世界，乃是现代化社会的反面图景。《蒙塔尤》描绘了人类生活中一个卢梭主义的时代(在其偏离现代性的意义上乃是接近于‘自然’的)，这种历史编纂中充满了投影，它有着非常特殊的文化功能，它给那些被现代世界的‘进步’挫伤的人们提供了某种补偿。它以一种全然不同的、前现代的生活风格以及似乎永恒不变的特质，补偿了我们对于社会生活的经验。甚至于，它在使人们了解早期现代历史中某种别样的生存方式的同时，还有助于人们承受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经验。卡罗·金兹堡的磨坊主梅诺丘也是如此。倘若你观察这个让人同情的磨坊主的品质，就会发现，他身上累积了1968时代知识分子们希望通过革命而在他们的社会中成其为文化价值的诸多品质。……它提供了一幅历史肖像，将1968年一代的理想付诸现实。他们将自己的将来丢失在了过去。这就是补偿：让过去承载着对于将来的已经破灭了的希望。”(29)透过时光之河，我们感受到作品呈现的多重异质性空间带给我们的冲击。

　　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同样如此。戴维斯通过马丁·盖尔的故事，向我们传达了一种讯息，即在像中世纪那样相对平静的时代，也会有像马丁·盖尔那样不安于现状的人。他所有的故事都源于他的一次出走，而他的出走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本身就是一次传奇。对于在现代社会每天都疲于奔命追赶新目标、缺乏稳定感的人们来说，马丁·盖尔的时代是如此令人向往。而处在马丁·盖尔的地位，他全部希冀所系其实只是一次远行。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经历着二律背反，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们所需要的和在一个过于安稳的时代人们所期冀的，也许正好相反，而这就构成了传奇。人类的历史也许就是在这样的二律背反中寻求着综合，时而化身为理性，时而化身为浪漫，总是欠缺着。

　　诺瓦利斯曾经给浪漫派下过一个定义：“世界必须浪漫化。这样人们会重新发现本真的意义。浪漫化无非是一种质的强化。当我给卑贱物一种崇高的意义，给寻常物一幅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物以未知物的庄重，给有限物一种无限的表象，我就将它们浪漫化了。”(30)对后现代主义，埃娃·多曼斯卡说：“抛开后现代主义，并不会有助于我们解决当今文化种种让人烦忧的问题。……历史学本质上乃是一种生活故事；它提醒历史哲学家们，历史学同时也是文学，而真理乃是一个道德概念。……如今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将平庸之物转化为艺术，如何使世俗之物再度神圣化，如何将日常生活的活动转换为一种仪式，如何将深藏在文化层累中的稳定不变的模式揭示出来。一句话：我们这一次如何能够让世界生魅。”(31)

　　以上两段引文传达的信息是，不管是浪漫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从事着相同的工作，即让世界生魅。如果说启蒙运动进步理性和现代性从事的主要工作是让世界祛魅的话，那么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则把让世界生魅作为追求的目标。这一过程无疑是一个审美和诗意的过程，特别是在现代性让一切诗意尽失的时候。而在这一过程中，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世界和历史是如此广大，如此生机盎然，如此多姿多彩，如此层层叠叠。“过去的奇异性一直是我们自我知识的条件。……我们越是使外部世界(例如，过去)让我们感到奇异、异化，我们就变得越充分地洞悉我们自己。”(32)

　　这样，“在主导性的历史经验的概念化中，后现代历史著述从人类学和民俗学中获得灵感。关于历史记忆的定位功能，后现代历史研究呈现一种对历史经验的美感性质的兴趣。历史学必须产生一种图像，一种具有美感的关于过去的形象。”(33)

　　安克施密特说，两个世纪以前，只有在穿越理性主义后，人们才能接近浪漫主义，而现在，他希望实现从理性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转向，在思考历史和历史写作时，重温灵魂深处的回声，复兴浪漫主义的心情和感受的世界。(34)而后现代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向，将使它们一同踏上返乡的历史之途。

四

　　浪漫主义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从空间性展开的对历史发展多样性、多层次性、差异性、神秘性、精神性、内在性、具体性、异域性和独特性的研究，最终需要落实到具体的历史写作层面。其表现就是对普通大众历史、微观历史、日常生活史、心态史、女性史以及各种文化史和人类史的书写。所谓历史的碎片化，其实就是从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转为后现代主义的微观叙事。

　　最早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普通大众和民间的是浪漫主义史学家赫德尔。他认为人民的心灵是最自然、最质朴、最纯真的。通过研究民歌和民俗，他给德国和当时的欧洲带来了新的民族观念。他认为民歌是无名的集体表白，与人民的语言浑然一体，是一个民族内心深处的独特声音，即人民之声。(35)赫德尔开启了对普通民众及其文化、语言、风俗和历史的研究。在他之后，米什莱把写作普通大众的历史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他自称历史领域的普罗米修斯和祭司。他说：“即使在庸俗的事物当中，每个灵魂也有一个特殊的、个别的侧面，它们终归是各个不同的。”(36)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每一个普通人。他认为每个人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值得历史学家书写的。他说：“每一个人都是人类，一部世界史……不过，尽管体内有着无限的普遍性，这个存在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一个人，一个唯一的、无法弥补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存在。身前与身后都没有一样的人。上帝绝不会重新来过。另外一些人无疑还会出现；不知疲倦的世界将会把另外一些人引入生命，也许是更优秀的人，但永远不会相同，永远不会。”(37)

　　后现代主义的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延续了浪漫主义史学对普通民众和个体的关注。这种关注本身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藩篱，拓展和深入开掘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后现代主义是关于未被述说、重新述说、不可述说的诸种历史。历史学再也不像往昔一般，它拒绝把历史视为直线的、且可用某种可认知的模式直接带向今日。”(38)

　　伊格尔斯说：“假如我们希望把无名的人从备受漠视之下解救出来，就得号召有一种新的概念上的和方法论上的历史学研究途径，它不再把历史看作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伟的叙述，而看作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这时候作数的就不是一份历史而是许多份历史了，或者更好是说许多份故事了。”(39)缪尔认为：“微观历史学的一项基本承诺就是要向‘被其他方法所遗漏了的人们打开历史的大门’，并且要‘在绝大部分的生活所发生于其中的那些小圈子的层次上阐明历史的因果关系’”。(40)伊格尔斯和缪尔对微观史的论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只是他们并没有使用空间一词。空间所展开的从来不是一个巨大无朋或无限狭小的封闭领域。空间恰似福柯所认为的，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每一个网格里都生活着许多人，发生着许多故事。当我们像打开一扇由无数层叠的扇面组成的历史之门的时候，我们就能走近那些曾被我们忽略的人们和他们生活的场景。

　　勒华拉杜里正是在一次偶然的发现中，通过宗教裁判所的文件和1500年前两个普通人写下的回忆录“深入观察了‘我们失去的世界’，以及在这个‘旧日美好年代’中生活的庄稼汉们。”(41)卡罗·金兹堡“在《奶酪与虫》中写道，要紧的是要表明，籍籍无名的人们的历史是可以(而且应该)写出来的。”(42)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领域等待我们去发现。

　　浪漫主义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所展开的历史写作空间，使我们感到过去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不仅通过历史之门，而且透过历史之窗，看到了与我们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的别样的生活场景。“当我们阅读这些故事时，我们就能将自己认同于生活于过去的人们。我们几乎能够‘触摸’过去”。(43)通过“变陌生为熟悉”，“变熟悉为陌生”，我们再次感受到历史本身的丰富性、生动性，“我们的确应该承认：历史是多种多样的，而决不只存在着作为事实实体的此等历史。”(44)

　　卡罗·金兹堡在谈到历史的碎片化时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知道有许多历史学家抱怨历史的碎片化；我不这样。观点的碎片化的出现在我看来很有好处。毕竟，历史学是一门前于范式的学科……换句话说，历史学就像是波义耳之前的化学或者欧几里得之前的数学；也就是说历史学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创造了强有力的统一性范式的一位伽利略或者一位牛顿。而且，也许也不会有这样的人了，而这就意味着历史学也许永远就维持在一个前伽利略或者前牛顿的阶段。……在历史学中人们可以说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东西，然而依旧是在这个专业之内。”(45)

　　我们的确需要说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在这个后现代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当元叙事被宣布不复存在，展开的也许就是普通人的语言游戏。“对过去的后现代‘私化’。”(46)

　　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其实在很多意象上具有相通之处。当谈到后现代主义把过去实在的整体解体成为大量自给自足的碎片(安克施密特语)时，总是令我想起莱布尼茨的“单子”。洛夫乔伊在给浪漫主义下定义时曾说过，没有单数的浪漫主义，只有复数的浪漫主义。他在这样说时也许没有料到，在后现代主义时期，当历史整体碎裂成为独立的存在或要素时，科塞莱科也说过类似的话，没有惟一的整体历史，只有各种历史，“历史(History)让位于各种历史(histories)”。(47)

注释：

　　①本文所讲的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浪漫主义特指18世纪末19世纪初影响和波及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是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充满哲理思辨、文学和美学色彩的浪漫主义运动，它是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反动，即历史的浪漫主义。这里所说的后现代主义也不是一般理解的一种非常激进的立场，而是指在历史研究中可以采取的一种更好的态度和方法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它指的是对于传统的、“现代的”历史思维概念所进行的富有成效而让人信服的批判。参见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187页，对耶尔恩.吕森的访谈。

　　②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03页。

　　③基思·特斯特：《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④让—弗·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赵一凡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

　　⑤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294—295页。

　　⑥包亚明编：《利奥塔访谈、书信录：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⑦F.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⑧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1页。

　　⑨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89页。

　　⑩F.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288页。

　　(1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6页。

　　(12)高宣扬：《德国哲学通史》第1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页。

　　(13)高宣扬：《德国哲学通史》第1卷，第247页。

　　(14)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1页。

　　(15)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第52页。

　　(16)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第58—63页。

　　(17)F.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216页。

　　(18)F.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221—224页。

　　(19)F.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244页。

　　(20)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道德》，莫伟民译，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21)汤因比等：《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22)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242、315页。

　　(23)维柯：《新科学》上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5页。

　　(24)刘小枫编：《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第1卷，林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25)F.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228页。

　　(26)基思·特斯特：《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第70、71、72页。

　　(27)F.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252、254页。

　　(28)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29)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74页。

　　(30)刘小枫编：《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第1卷，第134页。

　　(31)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322页。

　　(32)E.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117页。

　　(33)汤因比等：《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83页。

　　(34)F. R.安克施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杨军译，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5—8页。

　　(35)卡洛·安东尼：《历史主义》，黄艳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36)转引自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页。

　　(37)转引自罗兰·巴尔特：《米什莱》，第100—101页。

　　(38)基思·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江政宽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1页。

　　(39)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40)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126页。

　　(41)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页。

　　(42)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

　　(43)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74页。

　　(44)汤因比等：《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85页。

　　(45)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50页。

　　(46)E. R.安克施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页。

　　(47)F.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234页。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3期，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