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进一步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民族观念在中国古代历史与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进程中，民族史观与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密切相联，与此同时，它的发展还受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制约，在理论认识与史学活动中体现出独有的特征。

　　第一，中国古代民族史观有着延续不断的丰富的历史记载。

　　史学是对客观存在的现实反映。对于民族问题，古代史家很早就有涉及，而相应的民族史观也就发生、发展起来。在《尚书·牧誓》、《诗经》的《大雅·尚武》、《小雅·六月》，以及《春秋》、《左传》、《国语》等历史文献中，都有许多对于多民族活动的史事的记载，从而成为中国史学上最早的民族史观的表现形式。（参见瞿林东：《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与多民族统一国家观念的形成》，《河北学刊》2007年第6期）自此之后，在中国古代丰富的史学著述中，包括正史、典制史、地志、史论、杂史等各类著作，民族历史与民族关系都是重要的记述内容，而与此相关的民族观念，也不断丰富起来。在这些史著当中，历代延续不断的正史修撰活动，尤其是正史当中自《史记》以来延续下来的民族列传，相对完整地记述了中国各民族之间既融合又斗争，在曲折中不断走向一统的历史进程，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制度的发展进程，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民族史观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他如典制体史书中的《通典》，地志中的《华阳国志》、《元和郡县图志》，史学理论著作中的《史通》，以及散布于历代思想家、史学家各类著作中的大量相关认识，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上，提供了更为丰富生动的思想素材，使我们有可能更为全面地了解与把握不同时期民族史观的面貌与特点。

　　民族史学的发展是民族史观发展的必要前提。从总体上来看，不论是战争冲突还是友好交流，在民族融合更为深入的历史时期，民族问题就越加受到关注，民族史撰述就越加丰富，民族史观的内涵就越加深刻。在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夏金元以及清代，民族史学与民族史观所取得的长足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少数民族不仅在政治上从“四裔”之地走到了中心，建立起强大的封建政权，而且在文化上，也有了根本的进步，建立起一整套包括史学在内的意识形态系统。少数民族专书如《魏书》、《周书》、《北齐书》等被视为“正史”。这些史学上的深刻变化，事实上正是对民族史观巨大转变的一种反映。虽然从总体上看，这些历史记载与思想成果所体现的观念并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左，但这本身就是民族史观在曲折中不断得以丰富、发展的客观体现与必要前提。始终伴随着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历程，是中国古代民族史观最为突出、也是最为重要的特点。

　　第二，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在理论形态与表现形式上有着突出的丰富性特征。

　　中国古代各民族融合的过程，是一种典型的在矛盾、对立中呈螺旋状上升趋势向前发展的过程。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决定了与此相关的理论认识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从历史发展的一般意义上来看，与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密切相关的理论概念，主要有夷夏之辨、大一统、正统论等。三者在史家论述过程中，往往互有交叉，难以截然区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都有所不同。

　　夷夏之辨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文化上的差异，二是指民族差异，三是指民族间的歧视。它与正统论交织变化，具体含义随着时代而有所不同，成为影响民族史观重要的理论观念。总体而言，先秦时期的民族观念兼有三层含义的特征，体现出理论上的多样性。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史学对夷夏之辨的强调，则突出地表现为各民族政权强烈的正统观念。隋唐时期，受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影响，史学中夷夏之辨的色彩淡化，且在客观探讨夷夏差别产生的原因方面，以杜佑《通典》的《边防典》及《礼典序》为标志，取得了最高水平的：哩论进展。宋代史学在夷夏之辨问题上的成就，除去其中消极的因素，更多地反映在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现实历史，提出相对平实的民族观念，突出大一统的功业在继承政治正统中的重要地位。元代史家在阐扬正统观念、倡言华夷之辨上很突出，但统治者一统天下的气度与客观事实，使得这一时期的民族史观较之唐代也具有新的进展。明清时期，对新的大一统局面的颂扬及对少数民族的肯定评价，已经被更多史家所接受。

　　正统思想在史学中的萌芽早在《春秋》一书中即已有之。在之后的历史中，由于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它们以统一天下、争夺正统为目的的政治活动与史学活动，亦成为当时民族历史与民族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这种现实状况的影响，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正统论一方面出现了淡化夷夏之辨的倾向，一方面以夷夏之辨言正统而贬斥敌对政权的现象亦十分突出。受史学发展中求实求真思潮的影响，宋代民族史观在深入考察正统论的内涵、实质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理性倾向，民族因素与政治正统的关系，事实上进一步淡化了。而辽金史学对正统论的阐发，则更着意于对天下之“正”地位的争夺。元朝以少数民族贵族为核心统治全国，故大一统思想与正统论都得到了空前的阐扬。其积极影响，是对民族关系比较客观的处理。它的消极影响，则在于夷夏之辨在以“《通鉴》学”为代表的史学中得到了加强。在新的更为巩固的封建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夷狄进至于爵”的主张，虽然还有着《春秋》学的外壳，但内容上却大大消解了夷夏之防，为民族史观向近代转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上述理论观念曲折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夷夏之辨所反映的民族心理，对民族史观的发展没有积极影响，但是它与正统论、与大一统思想的结合与分离过程，却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趋势：多民族史学对多民族历史的反映与解释，在对夷夏之辨的讨论中不断走向平实与理性。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民族史观，在表现形式上大致都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从对华夷之辨的阐扬，发展到对大一统的着力表现。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发展演进情况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在客观历史形势不断发生变化，并对史学发展产生影响的同时，社会思潮、史学本身对前者的反映与思考也在不断地深化。正是上述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使得民族史观在史学表现形式、在理论观念的倾向、在对民族问题的具体认识等诸多方面，都体现出明显的螺旋式上升的特点，也就是说，每一历史时期的华夷之辨与大一统都有新的时代内涵，事实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重复”。

　　第三，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始终受强大的文化向心力的引领，推动着多民族文化认同的深入发展。

　　历史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认同意识在史学上的反映，至晚在《史记》明确提出各民族同源的结论，就已经很突出了。这一认识所蕴含的积极内涵，成为凝聚各民族不可或缺的历史意识，也成为后世民族史学所体现的重要内容。“中国”、“炎黄”等在今天得到各民族认可的历史概念，以统一的文字，与大致相同的体例、格式传承下来，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而沿袭《史》、《汉》以来的成例，既是一种史学发展意识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对多民族统一于中央皇朝这一认识的继承与发展。

　　在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史记》以来，多民族文化认同意识逐渐加强的过程。它的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民族同祖同源。在中国古代的民族史学著作中，民族同源意识一直存在，汉族史家通过这一点来阐扬政治大一统的历史渊源，少数民族史家则大多力图通过史学著作证明自己与尧、舜、禹、汤等先圣的种种血缘联系，进而寻求政治上统一天下的合理性。这种文化观念与心理，在各种体裁的史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对民族关系发展的走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继承同一种文化传统。这里的文化传统，一方面指儒家的思想文化，一方面则指对于封建政权至关重要的“正统”。前者主要表现为各民族在政治、制度、文化上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族文化的学习与继承，甚至最后同化于汉族文化当中。这是民族文化认同在客观历史上的反映；后者则突出地表现为各民族政权以“天下”正统自居，以儒家传统的思想观念为武器，为自身争得政治、文化上的地位服务。在同一种文化背景下寻求各民族的大一统，成为各民族统治者及其史家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表现形式，从意识形态角度不断巩固与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这是民族文化认同在政治统治上的反映。

　　三是突出强调“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的思想认识。这是长时期的民族斗争和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它在各种形式的历史撰述中，都得到了突出的表现。中国古代的民族史观发展始终伴随着消极因素，泾渭分明地体现出“华夷之辨”与“天下一家”的理论分野，但对大一统的突出强调，对继承儒家“道统”与“治统”的自觉意识，却始终是民族史观最主要的理论立足点。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这些观念愈来愈明显地趋向于成为一种民族之间相互的吸引力，对中原文化与政权的向心力，并最终通过民族心理维系着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发展与稳定。

　　第四，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发展演变，鲜明地体现了客观历史对史学与史学观念的影响与推动。

　　众所周知，思想意识的大发展与社会政治局势及相应的文化思潮的推动密不可分。受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在曲折中向前推进的现实状况的影响，史著成为反映民族斗争、融合之潮流的重要方面，而其中的民族史观，也必然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客观历史的现实需要。民族关系不断深入发展的现实，使史家在重视民族问题的同时，不得不对更多更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探讨，如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地位，各民族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儒家政治与文化上的“正统”的继承问题等。而在这种思考中，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进一步发展了、升华了，民族史观也随之走向了新的高度。一般说来，在社会政治局面相对安定、民族关系较为融洽的时期如隋唐时期，民族史观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相对开阔，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成为影响民族史观面貌的主要因素，也具有更多的积极成果。而在社会政治局面动荡、民族关系以冲突争战为主流的时期如魏晋南北朝、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史观对现实的反映就往往体现为夷夏之辨、华夷有别的一时之盛，而相对客观的认识则在这一背景下仍然艰难前行，呈现出进步与回潮的双重特征。其进步方面反映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回潮部分则是对民族关系的]见实状况的体现。史学与社会、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民族史观的发展中体现尤为突出。

　　史学不仅能够反映社会历史现象，而且对客观历史发展会产生反作用，并通过这种作用影响历史进程。比如，“天下一家”的观念在唐代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影响到思想领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推动了中国各民族融合的进程。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主要通过受各政权实力影响的战争、迁徙、贸易、通好等物质领域内进行的，那么，这一进程在隋唐时期不但在思想观念上得到认可与深化，而且成为受到这个观念支配的一种较为自觉的行为。而在统一规模空前的元代，史家对“天下一家”又作了新的解释，从而一方面为蒙古族贵族寻找政治上的客观合理性，一方面也为巩固、推动各民族更深入的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同样，中国古代史学中关：厂民族问题的其他积极成果，如“能用士而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陵川集》卷一九《时务》)，“中华与夷狄同”(《通典》卷四八《礼典八》)，“二小儿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恶骂，即咒其爷娘今死，不知彼父母亦我父母也”(《许衡集》卷二《语录下》)，无疑在对现实的民族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思考与升华的同时，也对民族融合进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华民族多元统一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这些理论认识带来的积极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五，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呈现出鲜明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特点。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不是直线的、单一的，而是有着突出的复杂性与曲折性。民族史观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最重要者，一是客观历史环境的变化。二是占据当时社会主导地位的思想或思潮。三是史学本身的历史传统与时代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三个方面所起作用各不相同，其各自的影响亦或大或小，共同影响与决定着古代民族史观的具体面貌与基本特征。

　　纵观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发展，在社会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它的发展似受后两种因素影响较为明显；而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它的内容与特点则更多地反映出统治集团政治上的要求；史家群体对于客观历史的理性认识与思考，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民族史观的某一方面特征，成为一定时期历史认识的组成部分。这几方面的因素相结合，使得某些历史认识与社会现实的特点并不完全吻合。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发现，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始终沿着曲折的道路向前推进。正统论与民族压迫的客观存在更多地从消极方面影响了民族史观，而史家求真求实的理念与史学活动却对民族史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魏晋南北朝与辽宋夏金都是民族融合大发展的历史时期，而史学当中的华夷之辨却始终未能消除其影响，甚至在元代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之下还表现出某种强化的趋势；在宋代民族矛盾较为突出的情况下，司马光、朱熹的民族观念却有着相当理陸的认识。就是在不少史家本人的民族观念中，也表现出这种矛盾性。如杜佑的民族理论成就体现出朴素的辩证色彩，在民族史观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在民族政策上，受尾大不掉的政治格局的影响，他却提出了“限隔华夷”的主张，这与唐代“天下一家”的政治局势与史学观念相比，无疑是一种落后的表现；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具有鲜明的民族情感，但对民族历史与民族关系相对平实与客观的认识，又使得他的民族观念在理论层面上具有积极的进展，等等。这些植根于现实又或超越或落后于现实发展的思想认识，制约或推进了社会的变革，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后世民族史观的面貌。这是中国古代决定民族关系发展的封建政治统治思想及儒家名教伦理观念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此，虽然魏晋至宋元时期，民族史观的发展总是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向前推进，取得了无愧于时代的成就，但史学当中的民族观念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还是在近代以后。

文章来源：《历史学》201212

　　“形象史学”是以历史形象为主体构建的历史研究样态，由我国学者提出并倡导。历史遗留下来的实物和图像既是文化表现形态，又是历史生成和展演的一个方面。随着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掘实物和图像本身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已成为新的趋势。当前形象史学研究的现状如何？加强形象史学研究有何学术价值？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研究模式刚刚起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晓告诉记者，形象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模式，最近两年才被提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同仁共同智慧的结晶，也是国内外文化史学者研究实践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的前身是著名学者沈从文先生所在的中国服饰史研究组。服饰史是文化史研究一个分支，研究服饰史需要大量的图像与实物史料来论证与说明问题。孙晓介绍，文化史研究有其特殊性，需要依靠大量的历史实物和图像相参证，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掘实物和图像本身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已成为新的趋势。

　　“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形象史学’这一新的史学研究范畴。”孙晓说，形象史学有两层含义，其一就文化史研究本身来说，指的是运用传世的包括出土（水）的石刻、陶塑、壁画、雕砖、织绣、漆器、木器、绘画等历史实物、文本图像以及文化史迹作为研究对象，并结合传统文献整体考察历史的史学研究模式；其二就文化史研究成果表述来说，采用大量的有形资料，可以更清楚地表达研究者的思路与心得，读者也更容易接受。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仲丹认为，“形象史学”与图像史学最大的区别就是把实物归纳进去，它更强调超越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的路径进行开拓。

　　谈到当前形象史学的研究现状，孙晓表示，由于这一模式刚刚起步，无论是在具体学科范围的界定上，还是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上，都处在探索阶段。这一理论模式的完善需要文化史研究者共同努力。

　　重视以前挖掘较少的领域

　　形象史学的研究对象——形象，不仅指可观可赏的具体物象，还包括由其组成及其所蕴含的历史形态。

　　孙晓认为，所谓的“形象”，并非将其看成是一个静态的、孤立的具象材料来进行研究，而是将之看成一个过程。他强调，形象史学是对文化史阐释方法和展演方法的新架构，在具体的研究中，既需要有形象性的思维，又需要扎实的史学根基，它既不是从形象到形象简单地描述和推衍，也不是从形象到文本简单地解读和互证，而是将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化实践中所孕育或叠加的信息和价值发掘出来，并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与综合。

　　谈到未来我国形象史学的研究方向时，陈仲丹认为，要重视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形象的社会内涵。形象史学应该重视一些以前挖掘较少，而又对恢复人的文化生活、人的审美情趣有重要意义的领域进行研究。

　　孙晓认为，龙的形象流变、东亚文化共性都可作为形象史学研究重点。

　　扩宽史学研究领域

　　与国外日渐兴盛的“图像证史”、“公共史学”等史学模式相比，由我国学者提出并倡导的形象史学研究有何学术价值呢？

　　孙晓认为，形象史学虽然借用艺术史研究的语言和分析方法，但并不是将研究对象从历史中抽离出来，而是将其归位于所产生的时代与空间里，对其美学价值和社会功能进行还原性重构。历史上遗存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形象材料”，是古代的政治制度、文化礼仪、社会风俗、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等多方面的综合反映，它们既是历史构成的要件，也是古人留传下来的文化财富。开展形象史学研究，从大处说，可以补充我们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加深我们对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认识；从小处说，也可以帮助我们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

　　陈仲丹认为，形象史学使得研究从平面概念转向空间概念，更加注重实物研究；形象史学拓宽了史学研究领域；史学研究更侧重从上层研究移到下层民众的研究。形象史学挖掘民众生活，比较注重实物中的文化内涵，重视人的生活方式，突破了以前正史中过于依赖文字的方式，又跟器形学方式中比较重视介物有所区别。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牛克诚研究员认为，就艺术史研究而言，“形象史学”打通了艺术创作与欣赏主体上精英与民间的界限，使那些民间的、日常的东西成为与文人画一样的研究对象。这既使物质生活史的研究成为一种可能，也暗合了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旨趣。形象史学带来的研究方式上的一个转换，是由文字性转向视觉性。通过这样的转换，我们会看到，此前有很多不作为史料，或不作为史实探究对象的东西，进入到史学研究视野之中。随着“形象”成为研究对象，“图”获得了与“画”一样的平等性。进而，“形象”还可拓展为三维形式的立体物——“器”，如瓷器、家具、道具、工具等等。

　　画—图—器这些构成“形象”的素材，总体为“物”，是与传统史学作为史料的“文”相区别的。牛克诚认为，形象史学的任务当然不会停留在对于“物”的“观看”，而是具有史识的“阐释”。形象史学打开大门，将一切物都放了进来，在我们对于这些空前的史料丰富性应接不暇的时候，传统史学“文”的基本素养，正决定着我们其中的谁，更能穿过物的表象而接近史实真相。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第423期

　　就理想而言，人类一切的过往经历都可以成为历史学探究的对象；而就现实来说，以往的人类经历不可复现，我们所能研究的仅仅是遗存到现在的那些经历；再进一步来说，在一切人类经验遗存之中，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的那一部分遗存才是真正的历史学研究对象。在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成为研究对象之前，这些遗存严格说来还不是“历史”，而是跟其他自然物一样，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历史知识的增长，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不断深入，去伪存真；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不断有新的对象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对过往经历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历史学也就不断发展起来了。

　　外国史学史（本文所提及的外国史学史概念大体上属于西方史学史）是研究域外史学发展规律与特征的一门基础学科，它从历史学演进的角度研究历史编纂学、历史方法论、历史思想、历史哲学等内容，通过追溯各种历史学研究和著述形式的渊源、流派和成果及其在历史学发展中产生的影响，对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及其成就做适当评价。因此，通俗来说史学史就是有关历史学家的故事、历史学家文本的故事。

　　史学学术史

　　这里所谓的史学学术史，一方面指的是史学史，另一方面指的是史学史之史，即史学史研究史。一是史学史自身的发展，一是史学史的研究史。

　　历史本身成为科学，时间较晚，而史学史的出现，则为时更晚。在欧洲，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重视史学史的研究。其先驱为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至20世纪初期才陆续出版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史专著。传统的史学史在本质上是叙述式的，如富特（Eduard Fueter，1876～1928）的《新历史编撰史》（1911）、《近代历史编撰史》（1914），古奇（G．P．Gooch，1873～1968）的《19世纪历史与历史学家》（1913），勺特威尔（J．T．Shotwell，1874～1965）的《史学史导论》（1922），巴恩斯（H．E．Barnes，1889～1968）的《历史著作史》（1937），汤普森（J．W．Thompson，1869～1941）的《历史著作史》（1943），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的《论人类的过去》（1955），以及最近比较流行的布雷萨赫（E．Breisach）的《历史编撰：古代、中世纪和近代》（2007）等。尽管这些著作也包含批评性的注释，尤其是富特、巴恩斯两人的著作，但实际上讨论的都是历史学家个人及其著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满足当今史学研究的需要。

　　因此，需要另外一种史学史——史学思想史，也就是以一种更富有批判性和更具有分析能力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编撰的史学史。这以努力寻求19世纪欧洲历史编撰中的“一种深层结构内容”（《元史学》，第Ⅸ页）的海登·怀特为代表。怀特的《元史学》于1973年出版以后，就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和评论，波及至今。怀特认为历史编撰是诗化性质的，以此为出发点，他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根本不同的。在他看来，史学自身的性质使得史学处于一种概念混乱状态，因而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创作，所以叙事对史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元史学》一书就是用一套从其他学科借用的繁琐概念来阐明怀特观点的诗化过程。对于这种极端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也有走中庸之道调和两派观点的。

　　史学史编撰的第三条道路当属凯利（DonaldR．Kelley，1931—）的《多面的历史》。该书正是上述两种观点相混合的产物。这既避免了平铺直叙所带来的肤浅，也避免了形而上所带来的玄奥。其中的益处可参见作者凯利教授为本书所写的“中译本前言”和前辈何兆武教授为本书所做的“序言”，这里不再赘述。新近由张广智教授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大体也属于这一类型，诚如作者所言：“一部漫长的西方史学史，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新与旧、保守与革新、传统与现代，也在不断地交错杂陈，其总的发展趋势是顺时代潮流者兴，逆时代潮流者衰，新陈代谢，万古长青”（该书第1卷“总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作为知识形态的史学史

　　史学史既是史家与文本的故事，实际上也是一部学术发展史，在重要性方面可比肩与文明史、文化史、思想史，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域外历史与文化的必要基础条件。外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们（主要是历代历史学家）对历史所做出的种种思考，从而在历史学发展的长河中，疏凿源流，辨证因果，探求原委，以探寻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这对学生的基本素养与历史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学习外国史学史，应在史学的流变中做出动态的考察，换言之，即对史家思想、某一作品、某个流派所做出的研究，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纵横比较，上下连贯，惟其如此，方能顾及整体，全面考察，透过现象，洞察本质。

　　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呈现为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史学史的编写，需要关注的是不同时期历史写作的异同。纵观中外史学，一方面，时间、变化、真实、效用是与历史相关的基本概念，也是史学史中相同之处；另一方面，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史家的历史观会表现出多姿多彩的形式和特征，这是史学史中相异之处。要使“外国史学史”编写从整体上表现出一致性和丰富性，就需要在每个章节的编写中合理地把握不同章节的异同，即找出共同的问题和回答这些问题的不同表达。例如：每一位历史学家如何看待时间？如何处理过去？如何通过历史写作的方式来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怎样确认事实？怎样期待其作品实现其价值？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获得不同的解答，也可以将整部教材融会到共同的主旨之下。

　　既然史学史是一部学术史，我们就要考虑其内涵，即史学史研究的对象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传统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史学家及其文本的故事，既然历史学所关注的是人的活动，那么人的活动则包罗万象，不但有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也有科学史家、宗教史家、考古史家、艺术史家、文学史家等不同领域专家笔下的历史，这些历史记述究竟应不应该包括在史学史的研究范围内？是研究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吗？还是有别的原因？

　　以笔者所观，也许外国的概念太大了，这样的学术谱系太庞杂了，从苏美尔到希腊，从希腊到罗马，从罗马到欧洲，从欧洲到西方，从西方到世界，让人难以从宏观上进行梳理这个史学史的框架，难以确定所包含的内容，难以确定有哪些特征，等等。简单来说是内部差异性与语言太多造成这一现象，因此，很难编出一本像“中国学术史”这样的书。因语言而造成的这种分野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大，比如西方古典文明实际上就是地中海文明，也就是说赫梯文明、犹太文明、埃及文明等所谓的东方文明在古典时代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史是大体上一体的，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差异性，其分水岭应在公元前5世纪，自此以后人们逐渐就把那些东方文明排斥到西方文明之外了。

　　不过，我们特别强调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通常认为史学史研究应包括史家、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史学思想等，无疑史学思想处于核心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史学史的研究也就是“学术史”、“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柯林武德曾说，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须首先掌握这一个问题本身的历史。卡尔?贝克也曾说，历史最有趣的一面既不是历史研究，也不是历史规律的研究，而是史学史的研究。可见，史学史是历史研究的基石，专门史学史更是每一个历史专题研究的指导门径。

　　跨文化比较视野下的史学史

　　当今历史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对历史事实的探讨，史学史研究同样如此，因而需要一种更富批判性和更具分析能力的眼光重新审视往昔的历史思想，以期真正达到“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之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史学史已不仅仅是历史学家了，而是关心人类命运的全部知识分子了。此外，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也面临着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在本质上寻求的是共性，因而也就忽略了个性，这种个性表现在史学上就是民族性，也就是说全球化迫使历史学家注重普遍史的研究。就史学史而言，已经出版了两本这方面的著作，一本是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王晴佳、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合著的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Longman 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中译本《全球史学史》，杨豫译）；另一本是沃尔夫（Daniel Woolf）的《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笔者正在翻译，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从时间上看，历史编撰的产生早于民族国家，但自民族国家产生以后，历史编撰与国家认同就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史学为国家服务，国家资助史学，两者互为依存，携手共进。如果全球化仅仅涉及到经济领域，那么史学是有权利规避这一运动的；但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甚至出现了否认民族国家存在的倾向，因此也出现了否认民族史学存在的倾向。当然这只是个别极端现象而已，但这种个别现象也折射出全球化的一个侧面，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同时是话语全球化的过程，自然也是史学思想的全球化过程，因而也就需要重新定义共性与个性，重新叙述地方史（民族史），重新叙述世界史（普遍史）。事实情况却是，不管是西方的历史学家也好，东方的历史学家也好，他们大多都是以自身的文化背景进行历史解释，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把自己的结论当作是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上窒息了历史经验的多元化，徒增历史思想的贫穷化。因而，解决这两者之间张力的最佳途径是进行历史思想的比较研究。

　　进行比较研究，首先要注意事物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在这里不考虑历史比较研究的具体类型，只从时间的可比性和内容的可比性来考察为什么中西史学思想比较研究在历史学领域富有很大的价值。

　　在哲学意义上，古代世界几大文明起源在时间上都是相同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在文明史上的地位不分高下，但是最近为什么人们独对中西比较情有独钟呢？剑桥大学古代哲学和科学教授劳埃德（G．E．R．Lloyd，1933—）对中西古代文明有着独到见识，近年来一直从事古代希腊（主要是希腊化时代）和古代中国的比较研究，成果斐然。西方世界近年来所发表的这方面文章就更多了。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也于2003年开始出版《东西史学》（Historiography East and West）。在中国，可以说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的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后来者诸如胡适、何炳松、钱穆、柳诒徵、余英时、杜维运、汪荣祖、何兆武、朱本源、刘家和等都比较重视这方面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华人学者汪荣祖就出版了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巨著《史传通说》。近年来美国的伊格尔斯（GeorgIggers，1926—）、王晴佳，德国的吕森（JornROsen，1938—）诸氏也关注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不厌其烦地在这里列举这些事例，只是想说明中西史学思想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也许是中西思想的共性大于西方思想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的共性造成了这一局面，换句话说就是，这些文明的史学观念与中西史学观念有很大的差异。苏美尔王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世纪末期，揭示了传说中的历史，这种传说一直回溯到25万年前“王从苍天而降”的历史。埃及的历史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世纪中期，始于著名的帕勒摩石碑，这其中则包含了公元前40世纪中期的王表。在这古老文明面前完全是一群孩子的希腊人，不仅汲取了他们的字母文字，而且借鉴了天文、几何、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但希腊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增加了批评意识。基于这点原因，有人则极端地把这种王表式的历史称之为“史”前史。印度历史非常悠久，但他们又“几乎没有历史可言”，他们的年代记载是混乱的，有时上下相差几千年之久，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这是由于他们的宗教观念造成的，他们整天沉思冥想，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了彼岸世界，现实在他们那里是毫无价值可言的。这几种古老文明所缺少的批评意识、现实关怀则是中西史学思想的相通之处。此外，中西史学对知识界都有重大的影响，当面临各种挑战时也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比如20世纪的中国史学能够不断地、灵活地适应西方史学所带来的挑战，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扛起了“新史学”的大旗；而欧洲史学在本质上也并不是完全是“西方”的，希腊史学在其幼年时期就深受东方史学的影响，在中世纪也受到伊斯兰史学的影响，从而表现出自身的适应性。毫无疑问，研究中西史学接受外来影响的途径及其对自身史学所带来的进步性影响是有助于史学发展的。当然中西史学之问也存在一些显著的不同，如宗教在史学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史学与官方意识形态结合的程度不同等都是我们在比较研究中西史学思想时要注意的。

　　中西史学思想比较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困难的，更是一个迷人又让人困惑的领域。古往今来的史家大多喜好以自身文化进行历史解释，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经验，把自己的结论当作是超人类的，从而窒息了历史经验的多元化。可见，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无外乎从哲学的与经验的两个层面展开。就前者而言，是“能否把‘西方’和‘中国’加以‘同质化，和对立化。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但是一个源远流长、而且也是多重层面的文化传统。譬如在中国，单以儒家的传统为例，就可明显地看出古典的儒学与产生于宋代以后的理学之间的差别。在西方史学传统里，我将着重其历史哲学的方面，以求找出一个模式来与其他史学思想传统作比较”（伊格尔斯、王晴佳：《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刊《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21期（2001年，第21～35页）。这是一项崇高且难以企及的目标，但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不少学者以为史学史研究为空中楼阁，对实际研究缺乏正面的功能与效用，它属于“第二序”，终究无法取代“第一序”的实证研究。是的，在19世纪，标榜“如实直书”的兰克学派，强调原始资料，注重考证等，从而被尊为“科学的历史学”而风行世界（到中国则成为傅斯年先生所谓的“史学即史料学”），成为19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主流，对后世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史学史发展到今天，已不属于某一具体学科领域的研究，而是涉及到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宗教、人类学等多个领域，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协手共进。在一定意义上，史学史是对人类文化的综合研究。这是现实，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附记：本文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作者陈恒，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一研究院研究员，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200235。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210

　　乡村史研究关注十大问题

　　中国乡村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20世纪前半期，乡村的解体与对“乡土中国”的观察、探讨同步展开，以乡村社会结构、乡村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史研究一度引人注目。

　　“当时近代乡村史研究大都是在‘乡村危机’的急迫呼声中，本着改造乡村、拯救乡村的现实需求而产生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先明说，近代乡村史研究真正开始受到关注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研究者的选题尽管各有不同，但从“社会史”的角度来探讨乡村问题却成为研究取向，近代乡村市镇及经济状况、近代乡村社会结构等问题成为研究重点。新世纪以来，乡村史研究在深度和视野方面较以往有了进一步拓展。其中，关于乡村建设、基层制度权力、乡村经济与社会文化、社会流动与乡村结构变迁、灾荒疾病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受到关注。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马俊亚认为，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乡村史研究是直到20世纪才出现的。李金铮在《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发表的《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十大论争》一文中，把近代乡村史研究归结为十大问题，包括人地关系是否失调、土地占有是集中还是分散、租佃关系是否紧张、小农经济与规模农业的效率比较、家庭手工业解体还是延续、如何评价高利贷、商品化的动力、经济行为追求利润还是谋生第一、经济演变趋势发展还是衰落、经济性质资本主义成分还是封建势力占优势等。近年来，历史上的城镇化、乡村建设、新式产业与传统产业的互动关系等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未来乡村史研究看重乡村社会生态

　　在当前城市化、城镇化建设的大趋势下，王先明认为，乡村史研究特别应观照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三农”问题既是现实问题又是历史问题。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发展的深层致因和演变趋向，也才可以在动态进程中把握其时代特征。其次，从近代历史进程看，乡村危机实际上并不是乡村本身的危机，它是近代以来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下所造成的乡村社会、经济、文化衰退危机。因此，着眼于中国乡村变迁的“长时段”的趋势性研究，对于当前城镇化发展有重要的史鉴意义。最后，城市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定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基本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从环境史尤其是社会环境史的视角来研究乡村社会变迁，也应该成为乡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

　　“加强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这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乡村史研究的重点。”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曹幸穗说，农村土地制度是与农村户籍制度紧密相关的一项根本性制度。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围绕农村土地的利益矛盾必将日渐凸显甚至激化。乡村史研究要站在人类发展史的高度，借鉴与我国历史文化相似的国家或地区的农地改革经验，重点研究如何保护基本农地以实现国家的粮食安全，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以实现社会和谐等问题。此外，乡村史研究还应该加强两方面的研究：一是农村户籍改革的研究；二是关于培养现代农民的研究。这是我国乡村史研究的新课题、新任务。

　　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市镇蓬勃发展，成为明清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栾成显认为，在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更应大力推进明清地方市镇发展史的研究。在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市镇成为商品经济网络的一个个连接点，不可或缺。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发展与变革，为市镇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明清地方市镇研究在当前有现实意义。

　　“我个人认为，目前和未来乡村史的研究，应较多地关注乡村社会生态、社会福利和政治文明。”

　　马俊亚说。同时，乡村史研究应摒弃100多年来工业经济的话语霸权，反思“工业拜物教”的各种后果，认识到农民也有权利关注、修复、保护、建设其曾经存在过或是其理想中的美丽乡村。此外，乡村政治文明这一领域是当前乡村史研究的空缺，这与我国当前政治文明建设极不相称。

　　究传达新的“农业观”

　　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0世纪初，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王先明认为，对于整个近代史而言，近现代中国历史变革的走向、规律及其独具的特征，如果不从乡村社会研究入手，就很难真正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认识。这正是近代乡村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曹幸穗认为，首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的现代社会过渡的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存在经济上的结构性矛盾和社会阶层上的利益性冲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进入城乡发展一体化阶段，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需要有计划、分阶段、因地制宜地推进城镇化。其次，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要十分清醒地保护、传承和利用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最后，乡村史研究需要向社会传达一种新的“农业观”。现代乡村研究发现，农业具有广泛的多功能性，农业除了传统功能外，还有生态功能、环境功能、文化功能，等等。

　　许多城市和乡村问题具有历史传承性和现实关联性，不从源头加以考察，很难认识清楚。马俊亚认为，如上海、苏州、常州等城市化进程中的苏北人口，东西部地区城市化格局的不平衡性等，均涉及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采访中，学者纷纷表示，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城乡发展的失衡、乡村危机、乡村发展的滞后性等问题，曾一再出现并在特定条件下成为影响或制约整个现代化进程的焦点问题。因此，如何在未来的发展中避免或减少这方面的负向效应，是学术研究不应回避的责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张广智先生主编的6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的出版，标志着我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认为，西方史学史学科要进一步发展，拓宽跨学科的视野并关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方向。

　　同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具有更多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过去，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以往的一切，可以说无所不包，无所不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这种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历史学不可能建立起森严的学科壁垒。历史学家在研究中遵循着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研究现实社会时相同的认识图式，将历史划分为一个个侧面进行考察，从而形成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精神史等相互联系的专题史，每一专题史除了使用历史学共同的理论和方法之外，也可以参照相对应侧面社会现实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如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社会理论、文化理论、心理学理论等。在当代跨学科研究中，历史学这种综合性的优势已经展露无遗。

　　从西方史学史上看，历史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其他知识领域的影响。历史研究的成果，反过来也会推动其他学科的进步。这种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互动效应，理应成为西方史学史研究和思考的对象。近代以前，历史学同其他学科的界限是比较模糊的，换句话说，早期的历史研究本身就带有跨学科的特征。西方史学长期与文学、神学和哲学有着扯不清的关系。古希腊希罗多德是“史学之父”，也是古代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旅行家，同时也是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和地理学最早的研究者。希腊化时期的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认为，历史编纂者除了要有搜集和处理资料的能力之外，还要有广博的地理知识和实际的政治经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通晓多种语言，兼修语法、修辞、诗歌和伦理等人文学课程。17世纪从事历史资料整理的西欧历史学家精通古文书学、古钱币学、碑铭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被称为“博学派”史学家。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既是法学著作，同时也是历史学著作。直到19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胜利和社会科学的兴起，欧洲史学才开始了职业化、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进程，形成了自身的学科体系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以其空前巨大的成就赢得了“科学女皇”的美誉。但历史学也为自己的成功付出了代价，史学家日益沉溺于“如实直书”、政治史研究和文献批判的内部小圈子，固步自封，同外部的交流越来越少。以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历史主义思潮强调历史学的特殊性，反对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历史学政治借鉴作用的消失使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地位，众多社会科学的进步与历史学的保守落后形成了巨大反差。面对危机，一些有远见的历史学家开始对兰克的历史主义表示不满，他们呼吁史学变革，要求历史学打破学科藩篱，融人科际整合的世界潮流中去。另一方面，新史学研究重心下移，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也决定了它必须吸收相邻学科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成果。

　　1900年，法国史学家亨利·贝尔创办了《历史综合杂志》，首次提出了以史学为中心综合其他学科的主张，杂志的编辑和撰稿工作吸收了来自史学、文献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学者参加。1904年，在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举行的有关历史科学的特别讨论会上，德国的兰普雷希特、英国的伯里、美国的特纳和鲁滨逊，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威尔逊等历史学家，一致同意“以跨学科的方向来改革历史研究”（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1912年，美国史学家鲁滨逊在《新史学》一书中认为，历史学范围的扩大和任务的更新，必然在训练方法和知识结构上对历史学提出更高的要求。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除了要有较强的史料批判能力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对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有深入了解。他指出，在科学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学科之间的依赖性大大加强了，每一学科的进步都有意无意地依靠其他学科的帮助。因此，他把近代以来出现的社会科学学科称为“史学的新同盟军”。1929年，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从亨利·贝尔的《历史综合杂志》编辑部脱离出来，联合创办了新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从此以后，跨学科研究一直是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主要指向，并在1950～1960年代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1970年美国《跨学科历史杂志》的创刊，标志着西方跨学科历史学的成熟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新史学的退潮，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一度受到质疑，但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倾向继续存在，只不过所跨主要学科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转向人类学、心理学和符号学。在年鉴学派新一代学者的学术实践中，历史学同其他学科的科际整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抱负是在历史学的基础上统一整个人文社会科学。198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又在文化史转向和历史叙事理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方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正在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

　　在20世纪西方史学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中，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互动以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互动尤其引人注目。

　　历史学和人类学素来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两者有着相似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两者都研究人和人类社会，而且大都探讨研究者自己所未曾经历的、与自己有一定距离的社会。两者的不同在于：历史学家关注的是时间上遥远的过去，人类学家关注的是地域及文化上遥远的异邦；历史学问接地通过历史上观察者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去复原特定的历史风貌，所以更重视有文字的文明，人类学则强调在实地的田野调查中通过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直接参与和理解去展示特定的社会原型，因而更重视文化。

　　20世纪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变革促进了两门学科的接近和相互影响。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欧美人类学者主要受进化论的制约，依靠传教士和冒险家所写的没有被证实的游记去猜测地构造宏观的世界历史。直到功能主义理论出现后，人类学的方法论才开始从宏观人类历史中分化出来，进入田野研究与社会理论化的时代。但功能主义者过于强调“现在”这个人们生活的文化平台，把考察对象放到一个静态的分析框架里，忽视了社会的变迁，因而在1950年代受到了来自人类学内外的批评。一些人类学者从历史学中感悟出了文化的历史性和多元性，要求在民族志中植入历史学的因素。1950年代之后，作为这一反拨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转向对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复杂社会的研究。

　　大约在同时，人类学向历史学的渗透也成为西方史学学科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对活生生的社会互动过程的近距离观察、对“他者”眼光和非主流历史的强调、对符号和象征行为的解释、对社会体系各部分如何连接成有机整体的视野，以及对跨文化比较分析和口头调查方法的应用，这一切都对以民间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己任的新史学家有着特别的吸引力。1958年，美国历史学家巴格比在《文化与历史》一书中呼吁用文化人类学的概念、术语和成果更新历史学的观念。196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的长时段研究从结构主义人类学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启示和灵感。1970年代，作为历史学和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结晶的历史人类学成为新一代年鉴学派学者治学的重要内容，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运用人类学方法解读了一个小山村短短30年的历史，被认为是历史学家在这一领域里成功的典范。最近几十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的“深度描述”方法又被历史学家所广泛注意和采用，产生了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和达恩顿的《大屠猫》等优秀的新文化史作品。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历史学转向”也加快了步伐，吉尔兹解释人类学的一大功绩是重塑了人类学的历史性。1984年，《历史学与人类学》杂志创刊，为两个学科的学者提供了进一步交流的平台。1990年，吉尔兹发表了《历史学和人类学》一文，指出了两个学科之问合作造成的某些不和谐，如人类学家批评历史学家过分依赖文献资料，历史学家批评人类学家痴迷于口头证据。但在总体上，他认为“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结合是有益的”［Ec．Geertz，‘History and Anthropology’，New LiteraryHistory，21（1990）：322］。

　　历史学和社会学也是两个有着诸多共同点的学科，它们都研究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社会，但两者的差异和矛盾也显而易见。社会学可定义为对单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对其结构和整体发展的归纳；历史学则是对复数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考察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社会学家被训练成着重留意并概括一般规则，时常删除例外的东西；历史学家则学习如何以牺牲一般模式为代价去关注具体细节。19世纪，当社会学刚刚产生之时，两门学科曾长期处在一种对抗的状态，互相瞧不起。直到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变革才拉近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距离。研究社会史和借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成为反传统史学的新史学的一个标志。1950年代后，随着年鉴学派的影响四处扩散，社会史研究发展成一种世界性潮流，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逐渐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所熟知和接受。与此同时，1950年代兴起的发展研究和现代化研究以及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学的历史化。1958年，《社会与历史比较杂志》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创刊，标志着当代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历史社会学的形成。到1980年代初，西方主要社会学期刊上有关历史的文章几乎占到了1／4，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成为美国社会学分会中最大的分会之一。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学科互动中，历史学和社会学均受益匪浅，但后者对前者的帮助也许更大一些。当代社会学不断变动和翻新的理论为变革中的历史学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路径和视角，也提供了诸多历史学家们今天仍在使用的概念。如果说19世纪是历史学与理论相脱离的世纪，那么20世纪就是历史学重视理论的世纪，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互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一方面，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体现了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的历史化进程；另一方面，实证主义史学的形成也反映了自然科学方法论对历史学的冲击。进入20世纪以后，实证主义的式微不仅没有减弱自然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反而促进了历史学家对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更深刻的反思和更理智的对待，并把这一关系建立在更高的水平之上。当代自然科学对历史学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五个层次上。第一是内容层次，历史学家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在历史上的地位，不仅科技发展在通史编纂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而且历史解释也越来越多地考虑科学技术的因素。第二是工具层次，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历史研究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如医学知识帮助历史学家探讨历史上瘟疫的流行，运用电子计算机提高搜集和处理史料的效率等。第三是方法层次，直接或间接借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前者如用控制论说明历史上社会等级的产生；后者如以经济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为媒介引进数学模型和统计方法形成所谓“社会科学史学”或“计量史学”。第四是概念层次，用自然科学的概念概括历史现象。如科学史家库恩的“范式”概念被用来说明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变革。另一个物理学的概念“熵”也引起了很多历史学家的注意，用来解释历史上文明的崩溃。第五是思维层次，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对历史哲学和历史观念的冲击上。如普朗克的量子力学质疑了自然界的持续性，从而间接向传统的历史连续性的观念提出了挑战；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强调了自然科学观察中的主体经验，构成了现代历史相对主义思潮的自然科学基础；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否定了机械的因果律，迫使历史学家去重新思考历史规律问题。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衰落和现代物理学的诞生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其中隐含了人类认识的某种一致性。当代历史学的系统思维、定量思维、多向思维、交叉思维都可以从自然科学中找到它们最初的渊源。

　　近些年来，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合作主要体现在环境问题上，环境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分支学科，环境历史学是在生态学的直接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在生态学的启发下，传统的生产力史观正逐渐被生态史观所取代，传统的历史评价也开始增加生态标准，环境史家借此写出了与过去全然不同的世界史。除生态学外，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传染病学、地质学、气象学、农艺学等自然科学学科也在环境史研究中发挥着作用。

　　当然，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并不仅限于上述三个方面，还有更加广泛的内容。如19世纪初法学领域的历史法学派曾经为历史主义的兴起做出过巨大贡献；20世纪经济史的勃兴借助了经济学的理论；文学长期与历史学有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当代叙事史复兴的过程中更加密切了；语言学、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进步促进了近代以来史料学的发展；20世纪前半期心理史学的建立和后半期文化史的转向离不开精神分析研究和和符号学研究的成果；等等。

　　显然，对于西方史学史的研究、编纂和教学来说，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这种互动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缺少了对这些跨学科互动内容的探讨和描述，我们几乎不可能完整地说明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的变革和发展。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已先后出版了十几部通史性的西方史学史专著或教材，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触及历史学的跨学科性质，大部分著作对历史学跨学科研究产生的边缘学科如心理史学、社会史学、计量史学，历史人类学等予以了关注，在谈到20世纪前半期新史学兴起和近几十年的文化史转向时也注意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从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对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互动关系的系统和全面的探讨还没有见到，特别是已有的研究往往只是强调了其他学科对历史学的冲击，很少提到历史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实际上，近代以来哲学、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艺术学乃至自然科学都从历史学中受益匪浅，历史主义在19世纪西方甚至成为普遍的思维方式，推动了几乎所有学科的发展。因此，在西方史学史著作的编纂中有必要增加专章来系统梳理西方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史。除了对学科互动关系的揭示之外，还有很多相关的理论问题需要西方史学史工作者去总结和思考，如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规律性，不同学科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学科互动对历史学进步的推动，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局限性及存在的问题，跨学科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和矛盾性，如何处理好跨学科研究与史学自主性的关系等。对这些理论问题的回答，将会对未来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需要强调的是，拓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跨学科视野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的多样化上，而且表现在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西方史学史学科本身进行探讨和重构上。早在20多年前，张广智先生就在国内史学界率先提出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西方史学演变的设想并付诸实践（参见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山东大学王学典先生也曾提出过加强“史学社会学”研究、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史学现象进行考察的建议（王学典：《关于加强“史学社会学”研究的初步设想》，载《文史哲》1995年第3期）。这种史学史的跨学科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比如我们可以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神话与历史的关系，从而深刻揭示神话叙事中的历史意蕴和历史叙事中的神话模式。 我们相信，运用跨学科的视角以及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一定会进一步拓展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写出21世纪更加崭新的西方史学史。

　　作者郑群，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210

　　【摘要】历史解释可以划分为建构主义、重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三种模式。建构主义史学预设好解释的框架，以之解释历史；历史的意义不是来自于历史本身，而是被预设的解释框架制造出来。重构主义史学相信有一个绝对的“历史真实”存在着，认为通过对历史证据及其指涉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真实。解构主义史学反思了作为知识的历史学本身，揭示了历史学与社会权力的紧密联系，更进一步指出传统史学信奉的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是虚假的。解构主义史学的努力将有助于历史学获得充分表达历史的自由。

　　历史解释可以划分为建构主义（construetionism）、重构主义（reconstructionism）和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三种类型。解构主义历史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最根本的问题——历史与过去、历史的真实性、历史学家的角色、历史知识与权力、历史叙事与文学性等——上，与建构主义和重构主义历史学有巨大差别，是有关史学方法论争论的焦点。但就笔者在国内所见的研究文献中，很少有学者把这三种历史学的解释模式作为研讨的主题[1]。如果把建构主义、重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历史学放置到更宏大的后现代主义概念中，则有人涉及。如在韩震、董立河合著的《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中，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解构主义予以关注[2]；赵世瑜的论文对历史建构有所提及[3]。不过，就整体而言，绝大多数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从宏观层面介绍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影响[4]，并没有对建构、重构和解构的历史学加以专门的论述。在一些涉及后现代主义历史学重要人物的文章中，情况略有改观。因为讨论的需要，创作者会谈及历史学的解释模式，如在有关海登·怀特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到相关论述[5]。

　　英国学者艾伦·芒斯洛在《解构历史学》一书中，从“后现代”这个大的时代背景出发，对建构主义、重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历史学做了详尽的分析，介绍了所谓后现代历史学所关注的议题及其争论，力争不偏不倚地描画出当代历史研究的思想版图[6]。克里斯托弗·肯特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就芒斯洛的观点来看，“重构主义者是常识意义上的经验论者，虽然他们非常努力，但还是多少有些想当然地在尚存的蛛丝马迹中寻找过去并将其重现为他们所说的故事；以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为代表的建构论者，根据被科学地建构起来的可以解释过去事件之间关系的模型，清晰地讲述着过往；而解构主义者则相信语言在决定历史学家以历史之名所做之事中的首要性，因为根本不存在我们能够到达的、可接近的‘那里’（out there）”[7]。依照芒斯洛教授提供的信息，本文对历史学的三种构建分别加以论述，并简单论述它们与历史学的自由及历史的自由的关系。

　　一 、建构主义历史学

　　在历史学视野中，建构论“要求历史学家去提供而不是去发现过去事件之问的关系”[8]。历史研究的是“过去”。在建构论者看来，只有在证据被置于预设的解释架构当中而且这一架构允许有关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对证据进行“计算”的情况下，历史才可以解释过去[9]。在认识过去事件的时候，建构史学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计量经济学或统计学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演绎一归纳性的概括作为“涵盖法则”（covering law，亦译覆盖率）[10]。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信奉建构主义的历史研究者对历史中是否有内在的联系以及这些联系是什么并不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在对历史进行解释之前建立起来一种模式，使所有的历史素材都可以被投放其中，最终生产出一种有意义的历史。

　　在西方批评家看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是20世纪建构主义最突出的例子。这一学派强调“阶级剥削的社会理论”是所有历史变化的基本模式，通过建构“阶级剥削”来完成对历史的理解[11]。我们对此并不陌生。在思想比较僵化的年代，阶级剥削／阶级斗争理论是历史研究至高无上的指南，历史中的任何变化和发展，都可以在阶级模式中获得解释。从解释的纯粹意义上看，建构主义的阶级模式有其完整性和普遍性，几乎所有的历史都可以放置其中并得到解读。阶级的解释模式是一种强大的方法论；从“涵盖法则”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的力量之所在。艾尔顿（G．R．Elton）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真实看作是被一个“让人生厌的”版本的涵盖法则所“预定”的[12]。

　　涵盖法则是历史解释的一种模式，由美国的历史哲学家卡尔·寒波（Carl Hempel）提出。这种解释模式的基础在于，如果一个事件可以从有关本质或人类行为的法则中推导出来，那么这个事件就可以获得解释[13]。换言之，涵盖法则相信历史中是有因果关系的，而且这种因果关系来自于演绎推理；根据一个恒定的法则，对某一事件或者特定行为的解释就可以被制作（推导）出来[14]。涵盖法则相信：考虑到某些脉络条件的特定情况，历史事件应该是可被预测的。所以，历史和科学一样，适用一般性或者涵盖性的法则；这些法则根据对事件意义的推论（待解说项）而实施，而对事件意义的推论则来自于构成一般法则和前提条件的陈述（解说项）[15]。

　　据此，我们可以揭示阶级的解释模式如何理解历史。以中国历史的研究对象为例。在解读中国历史之前，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遍法则已经确立：人类行为都是阶级性的，阶级斗争及其衍生行为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内容。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诸多事件——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都可以获得纯粹意义上的完整解释。中国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是：阶级剥削导致了阶级斗争，是为因；阶级斗争推动了社会的变化，在变化中社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果。在看待中国历史的时候，只要坚持阶级分析的原则，任何复杂和隐晦的事件都可以获得解释。充分考虑具体时问和空问中的特定情况，一些历史事件是可以被预知的；因为，中国历史正是按照具有普遍意义的阶级法则变化、发展的。中国历史是由无数历史事件构成的。对这些事件的意义的推论就是前面所说的“待解说项”，而一般法则体现在对这些事件的意义的推论当中；我们之所以能够对这些事件的意义进行推论，是因为构成一般法则或者解读中国历史的前提的陈述——阶级剥削／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和决定性——已经存在了。这样，一个完整的、超大容量的解释框架就被建构起来，而历史——事件以及人物——的意义将从中诞生。

　　当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并非建构论的唯一代表。曾经红极一时的法国年鉴学派也创造出受到社会学启发的建构主义历史学；在其中，行为与人口统计学的理论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芒斯洛认为，年鉴学派把来自于事实证据的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结合起来；这里的演绎推理以更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的关于某个社会的社会一经济和政治—文化结构的社会学式的概论为基础。对年鉴派的拥趸者来说，这一方法论上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历史学的解释力量。年鉴学派方法论的形成是启蒙时代以来对科学和理性等绝对性概念的信仰在历史研究领域的一次显现。在年鉴派看来，如果历史学可以拓展其解释理论，它就应该为了确证其推论性的知识，依靠更有数学性、试验性和观察性的手段[16]。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和年鉴学派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建构主义历史学。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深受人类学恩泽的社会史对阶级作为历史解释的主要建构的情况发出了挑战，转而把目光落在单独的事件上，对其进行“解码”，以期发现事件中蕴含的更大层面上的文化意义。除此以外，“现代化学派”强调了对比较史学而言，模式制造（model-making）的好处之所在。而“新经济史”（New Economic History）在60年代和70年代则看重数量化。总之，在这一时期，建构论一度成为历史研究中的风尚[17]。

　　如果所谓“科学的”现代历史学最重要的任务是求“真”——真实和真理性，那么，建构主义历史学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真”并不存在于历史当中，而是解释赋予——或者说创造——了历史的“真”。解释——它的根本原则、框架以及有关运用的规定——必须先于历史而存在。或者说，建构主义解释的产生与历史毫无关系。历史只是一个被观察的对象，而建构主义历史学则是观察者；观察者的存在独立于被观察者。这样一来，历史与建构主义历史学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单向的：作为被观察者的历史是静止的和沉默的，其自身也没有意义；作为观察者的建构主义历史学则是行动者和言说者，更是有意义的历史的创造者。据此，我们可以说：真正的历史并不存在于历史之中，而是在历史之外；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其进行解释的框架或者模型；这些解释的框架和模型往往是一种预设的理论。此类的历史研究在奉行社会学理论的史学家当中相当普遍，这就是芒斯洛所说的：“社会理论史家书写历史的时候，凭借早已存于头脑中的——性别的、种族的、阶级的或者其他什么什么的——解释模式，他们开始讲解或者叙述过去的生命、意图和事件。”[18]

　　这种把历史的真正意义交给外在于历史的理论的实践，完全否定了历史是一种独立的、有生命的和有意义的存在，同时也把历史学转变为一门压抑性的科学，封闭了历史学的自由之路。历史学追求的自由是一种摆脱了权力限制的表达历史的自由。限制历史学的权力有两种，一种是显而易见的政治权力，比方说过去中国的极左政治势力对历史研究的干预以及美国曾有过的极右的反共势力对历史表达的妨害；另一种是非常隐蔽的、以非政治的面孔出现的权力，我们姑且称之为“文化的”。压迫性的政治权力很容易就被识别出来，历史学的反抗也就有了清晰、准确的目标；但是限制性的“文化的”权力却难以识别，在很多时候，历史学身处这一权力的樊笼却浑然不知，也就没有了反抗的意愿。

　　这种难以辨别的“文化的”权力以知识的形式出现，是一种规制性的学术话语。在本文的脉络中，它体现为一种认识论，试图规定人们如何去看待和理解历史，限定历史学的形式和内容，垄断历史知识的制造和使用。建构主义历史学就是这种权力的一个产物。由于它没有政治权力的僵硬外壳，披上了中性的知识外衣，所以人们很少去注意在背后支撑着它的压迫性的权力。这种隐蔽性麻痹了人的反抗精神，让人的思想在接受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被悄然地改造，逐渐获得这种知识背后的权力所认可的形式；更甚，这种知识展现的“科学的”——即数学、统计学、社会学等等的——色彩，会对人产生巨大的诱惑，让人们误以为从中看到的就是最客观、最真实的历史。建构主义历史学最危险的一面就是它把纯粹主观的、预先设定的——甚至不惜将其扭曲的——历史称之为客观真实，通过高度系统化和模式化的知识渗透，塑造了大众对历史的认知。

　　以“文化的”权力为基础的建构主义史学不仅毁灭了历史学自由表达的可能性，也在根本上否定了历史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在本文中，历史学的自由之路有两层含义。首先，自由之路的终点是历史表达的自由，也就是历史学作为独立的知识体系，它在成功抵抗各式各样的权力后，能够对过去做出属于自己的叙述和判断。再者，经过在自由之路上的奔波，历史学不仅获得了自身的自由，也更加确认历史本身是一种有生命的、有意义的存在，这一个体有独立的个性和对自由的渴求。历史学的自由和历史的自由是不同的。历史学的自由指的是历史学对权力性的学术话语的挣脱，实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的自在自为。历史的自由则强调历史自身是一个生命体，有独特的规律和个性，它的发展和变化也是一种自在自为，是一种绝对的自由，完全不由认知主体所决定。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无论呈现出什么样的知识面相，都是一种主观的构建，都不可以被无知、傲慢地称之为“客观真实”。从以上角度看，建构主义历史学的模式制造窒息了历史学的表达自由，把历史看作无生命无意义的不可言说者，也就等于否定了历史自身的独立自由的存在。因此，建构主义历史学成为阻碍人们走上历史学自由之路的知识堡垒中最顽固的敌人。

　　二、重构主义历史学

　　芒斯洛认为，重构主义历史学家包含了保守的经验主义者，也包括了务实的现实论者；识别他们，主要依靠的是他们对待作为基本历史工具的常识经验论（commonsense　empiricism）的合法性与实践的态度。因为对重构论的描述依赖历史学家对使用证据和指涉（referentiality）的看法，特别是依赖他们如何看待作为认知元素的语言和叙事在重建过去中的角色，所以对其做出精准的刻画绝非易事[19]。重构主义历史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对“指涉”的高于其他一切的首要性的坚持[20]。为了更好地理解重构主义学派，我们可以从该学派的四个前提人手：第一，历史学拥有自己的认识论；第二，根据证据的推论法则——比较、综合（colligation）、证明和对该证据的公平的解释，对原始资料进行法医学般的检查，而这构成了历史学的手段；第三，既然所谓一般性法则暗指历史是可预测性的，那么对这些法则就予以拒绝；第四，“叙事”可以作为历史重建的工具，虽然它不是解释的充分的构成，但它也不是这项事业的障碍[21]。

　　重构主义史学家非常看重历史证据，但他们认为只是去征询证据本身是不够的。也就是说，证据只有被放入一个它们可意识到的更大的框架——即“脉络”——中，才可以把真实的过去重建起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脉络化”（contex—tualization）。在重构论当中，这种脉络化与“配置”（configuration）还有“布局／情节化”（emplotment）不尽相同。所谓配置和布局（情节化）是历史学家主观努力的产物，是一种新的创造；而脉络，重构主义史学家把其设定为“仅仅是场景的铺陈，展示了相近的证据和拼图中的其它证据”[22]。重构论者之所以倚重证据，从更深的层面看——尤其是在比较保守的主流重构主义史家那里，是因为他们相信存在有一个独立于历史学家思维的可知的历史真实。换言之，（认知的）主体与（认知的）客体是分离的，就如同思想和知识应当是分离的那样。文本就“在那里”，它的作用不过是尽可能清楚地传递过去的含义[23]。

　　既然有一个可知的历史真实“在那里”，那么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它。要想发现这个所谓的“历史真实”，历史学家必须依靠历史证据，尤其是要厘清这些证据的“指涉”，也就是准确地找出证据指向了哪里，指向了谁以及指向的是什么。这么看来，历史证据——或者说历史的原始资料——将成为推动历史学的最重要的力量。因为，历史真实是确实存在的，独立于任何主观的创造；历史真实存在于证据（原始资料）中，需要人去发现；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用合适的方法，去寻找其中的历史真实，这就是历史学存在的意义、发展变化的主要内容以及最终的价值所在。

　　正是对“历史真实”的相信和对“历史证据”的强调，让重构主义历史学和建构主义历史学有了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芒斯洛指出，重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主流方法都依赖于几个有关联的原则：首先，二者都接纳一种受客观主义影响的方法论，为了一个公正、准确、如实的重建的过去，这种方法论提供证据并把历史学家隔离出来；第二，历史学是关乎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所以二者都相信历史的真理可以跟虚构和价值判断区别开来[24]。

　　把重构论和建构论绑在一起的就是所谓的“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论”。通过遵行根本的、推论性的“证据法则”，这种方法论被认为将会带来接近真实的对过去的重构或者建构。在终极的层面，重构论和它的“模式制造性的衍生物”——建构主义历史学——共享一种观念：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完整性以及“那里”有一个可被发现的过去的真实。如果没有对从可用的历史证据中推论出的历史描述的可靠性的信奉，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说历史学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认识论而存在。和“现在”一样，“过去”是真实的；通过指涉和推论的机制——也就是在证据中发现事实，“真理”和那种真实相一致[25]。

　　然而，在重构主义和建构主义史学的话阈中，“历史真实”或者说历史的真正意义所在的位置有根本的不同。前文有述，建构主义的历史真实存在于外在于历史的、被预先制定好的解释的框架中，是解释模式制造出来的，而不是历史本身所有的；历史本身并无意义可言。与之相反，重构主义历史学认为历史中有真实存在于“那里”，是历史中固有的。不过，指明“那里”在哪里，却不是一件轻易而举的事情。“那里”不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位置，而是说在尚存的历史碎片——有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证据（原始资料）——中，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真实，发现历史的意义。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直接到达历史的真实，而必须依靠“证据”（历史资料）提供的信息，去努力重建过去；如果我们对证据的处理足够科学和完整，那么我们重建出来的过去就是“真实的”。

　　可是，历史证据一定是安全可靠的吗？有关证据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是谁，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创造了它们？他们又是怎样进行创造的？”[26]历史证据——原始资料——的背景不是一张干干净净的白纸。证据／史料也有作者，那么这位作者的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如果历史学家根本不可能知道其意图，却又试图把了解这种意图作为解读证据的方法，那么就需要更进一步的文本考察；这个过程将会是没完没了的。这或许就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认为的“含义的永不终结的迂回”？在不可能真正知晓证据／史料的含义的问题之外，证据／史料同样也是被塑造的。这就是说，证据／史料也不是完全客观的，它一样摆脱不了主观性的污染。建构主义历史学把完全是主观预设的历史视为并且让人相信它就是真实的历史，这样的实践必然招致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人的反抗；重构主义迷信证据／史料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试图通过对证据的处理来找到历史中的真实，如此的做法也难免让人心生疑虑。

　　这种对证据／史料的过分倚重，并不利于历史学自由的实现。建构主义历史学对历史学自由的妨害在于它完全抛弃了历史，从其他的有所谓科学性的学科中选取解释模式，从而形成了一种虚假的对历史的“自由”解释；重构主义历史学则过分拘泥于史料，不能够识别所谓史料的被创造性，把自己淹没在材料的碎片中，在对历史进行解释时缺乏必要的勇敢去说的自由。如果说建构史学对认识历史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有些过了头，甚至到了离开历史说历史的虚无状态，那么重构史学则对被认识的客体——历史——的客观准确性过分慎重，从而无法帮助人们获得对历史宏大而通透的认识。历史证据固然对历史认知是不可或缺的，但它确实存在着被主观建构的问题，它的指涉跟历史的真实没有必然的联系。仅仅通过对历史证据及其指涉的处理，并不能够完全发现真实的历史以及解读出历史的意义。

　　但在与历史的自由的关系上，重构主义历史学呈现了令人惊讶的一面。这一点体现在它对解构主义历史学的批评上。重构主义史学处理的是历史中的具体，而非社会学家或者解构主义历史、语言哲学家的“理论性的”（speculative）构建；在重构论者看来，把解释的范式或者模型强加到历史证据头上，这就意味着过去不能被视为是独立于历史学家的了。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重构论者认为吸收了其他许多学科理论的解构主义，也不过是另外一种对“过去”的“建构主义类型的强加”而已[27]。这构成了对流行的解构主义史学的有力批评。事实上，解构主义的目标就是发现历史学构成的秘密，亦即拆开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的内在结构，借此解开它究竟是什么的疑问。不过在重构论者看来，这样的努力和建构主义历史学的实践一样，也是把一种外在的解释模式强加给历史。

　　或许在重构论者的心中，历史是一种自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虽然重构主义史学没有明确说明，它却与本文主张的历史之自由的前提——历史是一种独立客观的自在自为——是一致的。这立刻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此看来，解构主义史学的工作就是对自在历史的反动，也就从最根本上妨害了历史的自由；而这必然与解构论一直以来所展现的勇敢破除既有霸权性话语、赋予学术真自由的形象相悖。对此，又该如何解释呢？

　　诚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重构主义历史学是一种常识性的、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历史解释模式。对绝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所谓历史就是通过阅读或者听讲解，获得有关过去的知识，满足心理的、情感的或者实际的生活需要。在他们眼中，有关过去的人和事，都要有相应的证据才可以；但是对证据本身，尤其是对作为知识的历史学本身，普通受众既没有能力更没有兴趣去做批判性的思考。在这种情况下，解构主义相对于传统史学而言充满了反叛精神的革命主张，挑战了人们对历史学几乎全部的既定认识。这些看似极端的主张着实让人难以接受，人们不得不去怀疑：如此巨大的“破坏”，真的有意义吗？站在大众的角度，相比之下，随着解构主义“破坏”而来的混乱和无所适从，确实不如重构主义史学的清晰和（因证据而来的）“准确”更有吸引力。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忙碌的现代人没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经历一场思想上的折磨，对历史知识本身做出思考，去区别真的“真”与假的“真”；人们需要的只是一份历史知识的快餐而已。重构主义史学既没有建构主义史学的强烈的预设性，也没有解构主义史学曲折难懂的理论换置，它从历史中来又回到历史中去，让人颇感亲切。

　　然而，以“常识”面目出现的重构主义历史学并没有对历史学自身做出应有的反思和检讨。在今天这个光怪陆离的知识世界中，它坚守无征不信的古老原则，延续着历史学最传统的功能：根据现存的原始资料，告诉人们过去发生了什么，让大众对历史仍能保存一丝遐想和几缕乡愁。这让重构主义历史学，在一个绝大部分知识都是被刻意制造出来并经过高度抛光的时代，有了一副难得的质朴而自然的面孔。但是这样一种在今天显得意义非凡的价值，不能成为不去反思历史知识自身的借口。无论重构主义历史学承认与否，它也是在制造一种特定的历史知识。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去面对知识提出问题：知识是怎样产生的？产生它的条件是什么？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如何？在变化了的条件中，知识又将怎样？重构主义历史学的信奉者和实践者，应该就这些问题给出具有说服力的答案，证明自己所坚守的知识的合法性。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就是回到这一知识的中心，进行客观的再认识。

　　芒斯洛认为，在英美传统的重构主义史学写作中，“经验主义”是其最核心的方法论；而且，这一方法论尤其强调对“‘在那里’的真实的客观观察之必然结果的坚持”。经验主义方法认为我们在观察或者经历生活的时候，通过对“理性”（senses）的运用，或者通过被表明为真的宣称与辩称，我们可以获得知识。但是，思考不仅来自于经验，更为我们提供概念和“心智分类”（men—tal category）；我们亦借此组织和赋予我们的经验以意义。这就必然导致一个问题：考虑到我们的观察可能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思维或者直觉的建构而已，我们又怎么能确切地知道那个“在那里”的真实呢？于是乎，许多今天的重构论者采取中间立场，即：我们在观察；同时，通过利用“合适和有益的”先验知识（a priori knowledge），我们也在处理信息[28]。

　　“怎么能确切地知道那个‘在那里’的真实”？这个问题引导我们对重构主义历史学做出更深入的思考。重构主义者的真实在历史之中，是一种绝对的历史性的存在，等待着人们去认识和发现。表面看来，这似乎承认了历史独立于认知者而存在，历史是一种自在自为，拥有终极意义上的绝对自由。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重构主义史学所讲的“在那里的真实”不是完整的，而是以无数碎片的形式存在于历史证据之中。要想获得“真实”，只有无限量地整理证据，把“真实”的每一点、每一滴剥离出来。历史证据的不可穷尽性意味着真实永远都不可能被完整地再现出来。毋宁说，重构主义史学的真实的真正目的不在于历史，而在于历史证据，也就是给予人们信仰的力量，相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有一种真实存在。可是，我们——无论是专业的研究者还是普通的历史知识受众——所接触到的所谓证据／史料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形形色色编纂者的主观制造，并不拥有绝对的真实。那么，重构论者所相信的“那里的真实”，极有可能是一种纯粹的想象，它与我们所主张的自在自为的历史及其绝对自由，或许只是形似神非。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最杰出的重构主义史学家兰克提出了“历史作为艺术”的观点，也就是让历史学拥有艺术性的再创造力，以之掩盖重构主义史学根本无法发现历史真实的尴尬。他说：“历史学不同于其他所有的科学，因为它也是一门艺术。历史学是一门收集、寻找和洞察的科学；历史学亦是艺术，因为它重现和描画了它所发现和识别的东西。其他科学仅仅满足于记录其所发现的，而历史学仍需要再创造的能力。”[29]这意味着重构主义历史学为了完成自己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发现历史真实，不得不对自己的发现——也就是历史证据／史料本身——进行一种再创造；而这样的实践必然跌入主观建构的泥淖。

　　出现如此遗憾的局面，原因应当是作为传统历史解释模式的重构主义历史学自身的局限性。在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当代世界中，重构论者没有意识到历史学存在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自身进行反思，明了自身作为一种知识的虚假性。重构论者想当然地认为“在那里”——在证据中——有可被发现的真实，却没有去思考这种“真实”自身的真实性问题，更没有勇气痛苦地承认这种“真实”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主观建构。承认这些，无异于历史学的自我毁灭。依旧把19世纪经验主义的智慧奉为圭臬的重构主义史学没有这样的豪情，去摧毁自身的知识结构，在一片灰烬中寻找通向历史学与历史真自由的道路。焚烧旧知识樊笼的任务留给了解构主义历史学。

　　三、解构主义历史学[30]

　　“解构主义”这个概念“来自于雅克·德里达，其含义是：理解文本并非完全依靠对经验主义的、神的、理性的、道德的、客观性的或者作者意图的外部真实的指涉。这一逻各斯中心论的观点——绝对含义的源起之处——被人争论，人们支持这样的假设：所谓含义是随意的，是被象征性地制造出来的”。而“解构主义历史学”指的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模式，它“质疑了传统的经验主义设想。这种设想把自己表达为尊重事实、公正的分析、客观性、真理，以及在历史学、意识形态、虚构和客观判断之间持续的分割。相反，解构主义史学认为，通过比喻表达（figuration）的语言学力量，语言构成了历史的内容以及用来整理和解释历史证据的概念与分类”[31]。

　　解构主义历史学的产生和大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这个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所谓“后现代主义”的产生。这里的后现代主义指的是当代已经变化过的我们获取知识的“状况”；在其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怀疑，即对“真实”的准确再现是否可能的疑虑[32]。这样的怀疑情绪深刻地影响了具有批判眼光的人对作为知识的历史学的认识。历史学也是一种知识的制造，是历史学家对有关过去的知识的制作。在这一过程中，主观性的个体——历史学家或者其对等物——决定了历史知识的性质。正因为此，传统史学所相信和试图展现的所谓历史学的客观、公正和准确是根本不存在的。历史学更进一步的发展，首要的一点就是应对此有正确的体认。否则，历史学只能在传统的轨道上空转，而没有真正的突破和进展。解构主义历史学的意义在于它回到作为知识的历史学本身，把其中的主观建构的内容一层层剥离出来，放置于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眼睛面前。

　　在历史学的范畴内，任何历史都是历史学家的创造；因而解构主义史学强调历史学家在历史知识制造中的“交互性的及拼装者（impositionalist）的角色”；正是因为这样的角色，“我们所拥有的无论什么样的有关过去的知识都不单单是由过去本身提供的，它们也是由历史学家的转义式预制的（tropically prefigured）、情节化的、争辩过的以及意识形态性地放置的叙述所提供的”[33]。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历史，是历史学家借语言——叙述——创造出来的历史。历史叙述本身就是历史，而不是它反映了历史是什么。

　　这不是对历史学家的称赞，而是对我们所谓的客观历史的虚假性的指责。建构主义和重构主义历史学都相信有一个“客观真实”存在着，无论它存在于历史之中还是历史之外。解构主义史学则完全否定了这种认识。建构主义的“历史真实”是解释者在其解释框架中预先设定好的，完全是一种想象；重构主义所主张的历史证据中的“真实”是完全不可知的，因为历史证据自身根本无法完整展现“真实”。所以，解构主义认为，我们所说的历史存在于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叙事——中，脱离了叙事，也就无所谓历史；叙事必然是主观性的，因为它依赖叙述者的主动作为，故而“客观的”历史是不可能存在的。历史学家就是这样的叙述者，他“消费着历史证据，也生产着意义”[34]，最终为我们创造了历史。在整个的过程中，客观性早已荡然无存。

　　在解构论者看来，通常所认为的反映过去是什么的语言一叙事——历史表现的形式，其本身就是意义之所在，成为历史的内容。这样一来，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界限就不复存在了。叙事就是历史，历史就是叙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叙事都要受到外部社会力量的强烈影响，因而历史就成了“社会建构的叙事表达”。传统史学所相信的客观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能有的，有的只是关于过去的“可能的叙事表达”；再没有人敢宣称过去究竟是什么[35]。这会让人们得出结论：历史学彻底失败了，因为它最根本的功能——同时也是它存在之理由的——“告诉人们过去是什么”根本无法实现。但是，我不觉得这样的失败是场悲剧；相反，这样的失败是历史学走向自由的开始。既然今天历史学对自身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过去多少代史学家所确信无疑的、引以为豪的客观性、必然性、诚实性和独立性都是被想象出来的，因而是一种虚假；那么，随着思想深处的迷信般的信仰骤然消失而来的震荡逐渐消退后，历史学会以它最真实的面貌出现，外在力量强加在它身上的枷锁碎裂了，找到历史学的自由之路，因此成为可能。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解构主义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解构意识的兴起，使得历史研究有了内向的发展，即所谓历史学家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历史学本身，也就是它的形式与内容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引领我们思考历史知识——关于过去的知识——是如何产生的？这样一种知识制造和外在力量的关系又会是怎样的？在深入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历史学的客观性、纯洁性和神秘性都逐渐消失了。对今天的历史学研究者和创作者而言，解构主义史学的兴起和发展，让我们不再是那种“想象的客观性”的奴隶。

　　现代（modernist）史学追求历史学的科学性，力图让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知识”。这一知识将科学、客观、公正地再现历史，告诉人们过去发生了什么，让人们相信他们看到的、听到的就是历史的真实，最终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塑造一种有关历史的公共意识。在奉行高度集权体制的国家中大行其道的历史教科书，以及所谓民主政体中借电影、文学、媒体等大众文化手段形成的有关历史的流行认识，就是这种“科学知识”最显著的例子。能够把有关过去的叙述合法化为一种科学知识，并且把它应用到最大数量的人群，只有社会力量——也就是外在于知识的（政治）权力——可以做得到。我们所谓的每一种科学知识都是在社会所限定的范围和社会所规定的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被制造出来的，并非知识本身的力量使然。这种范围和框架属于现实政治权力确定的文化空间，也就是所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诞生之地。这一空间表现为对思想（概念）等的抽象[36]，成为一种无处找寻却又无处不在的规制性的力量，决定了每一种科学知识的出现和发展。现代主义者所称的有关历史的科学知识就是从中诞生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历史学就是特定时代的（政治）权力的产物。无论它怎么样为自己辩白，都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它不是为了发现真实的过去而来到这个世界，而是为了维护权力背后那个更加庞大和可怕的社会一文化机制。

　　这种毫无自由品质可言的现代主义历史学——建构的抑或是重构的——不可能对历史学的真自由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推动。作为权力的衍生物，它没有对自由的诉求；更糟糕的是，为了维护既成的权力体制，它在整齐划一大众的历史意识的同时，极力压制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历史研究，将其排挤在历史话语之外。在持续不断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权力机制愈发精巧隐蔽，现代主义历史学披上了具有更大迷惑性的知识一科学一文化一娱乐的外衣，一刻不停地为大众制造历史产品，最终让人们消费完这些产品后成为拥有历史知识的功能性历史文盲。它的不断膨胀和渗透，极大地压缩了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历史研究的生存空间。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解构主义历史学的意义显得更加突出：它揭穿了现代主义史学炮制的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虚假；它在权力一知识复合体的身躯上打开窗口，让人们看到现代主义史学与政治权力之间筋脉相连；在这些努力的基础上，它试图让所有人——知识分子和大众——能够获得一种健康的批判精神，去质疑任何对真实和真理的虚伪的宣称。虽然这些还不足以让历史学的真自由得以实现，但至少会为历史学追求充分的表达自由创造一个应有的空间。

　　前文说过，历史学追求的是挣脱了权力限制的表达历史的完全自由，而限制历史学自由的权力就是政治权力和拥有一副非政治面孔的文化权力。但在现代主义的高级阶段，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已经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同时具备政治、文化和知识维度的立体结构。这一结构是自适应的，会根据外部的实际情况，不断地发生形变，从而确保其功能的有效发挥。就历史学而言，政治—权力—文化（知识）的复合体像一种强大的病毒，侵蚀了这门古老的学问的内脏和躯干，依靠传统史学自身的免疫力，即让建构的或者重构的历史学主动地拒绝权力、挣脱权力，从而实现自愈，这只能是一种善良的妄想。无论建构的还是重构的历史学，都没有意识、勇气和能力去问自己：“我”，是一门有着自由的心和追求自由的梦想的真知识，还是一种被权力构建出来、发挥着维护既成的权力体制作用的伪知识？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解构主义历史学指出了现代主义历史学作为一门知识的虚假性、欺骗性以及它与权力的交互共生关系；换言之，解构主义历史学从根本上破坏了现代主义历史学作为一门知识的合法性。这或许正是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历史学领域的必然结果：引爆现代主义历史学的伪知识内核，在碎片与灰烬中，迎接历史学的新生。

　　通常以为，解构主义历史学擅长“破坏”，在“建设”上的表现让人难以满意。在挑战了几乎所有对历史学的传统认识后，它告诉人们：历史学不再是客观的、准确的，发现真实的过去纯粹是妄想，历史叙述必然是权力性的和意识形态性的，等等。那么，历史学是一种虚无吗？历史学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历史学又该怎样继续未来的路程？表面看起来，解构主义历史学似乎没有答案；实际上，它有自己的回答。相对于传统史学而言，解构主义史学是一种“嘲弄”（irony），它指出了旧史学迷信所谓客观性的荒唐可笑，也讥讽了作为知识的历史学极力遮掩自己与社会权力共舞的虚伪做作。有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找到历史学的出路。换言之，新史学应该不再盲信“客观真实”，因为在任何一种主观构建的知识体系中，根本没有绝对的客观和真实；更重要的，新史学要尽可能地摆脱权力的影响，因为这是历史学获得真自由的最重要前提。当迷信被破除，历史学将会发现所谓的“真”不是单数的，知识的世界就是一个复数的王国，对过去的探索将为人们展现一幅多姿多彩的画卷；当挣脱了权力，就没有任何一种外在的东西可以强迫历史学为了特定的人、集团或者政治群体的既得利益，去形成有关过去的绝对的、单一的认识，历史学的多元、开放和批判性，将成为人类思想自由的重要根基。而在这个时候，历史学自身追求的真自由亦将实现：不再迷信的历史学不会成为臆造出来的至高无上法则的奴隶，也就拥有了真正的自由之心；摆脱了权力桎梏的历史学将产生多样化的有关过去的知识，在各种各样的叙述中，历史学放飞完全自由表达的梦想。

　　历史学自由的实现，也意味着历史的自由的实现成为可能。在本文中，历史之自由是指：历史是一种有生命有意义的存在，它有自身的规律与个性，它的发展变化是不受认知主体限制的绝对的自在自为。这里所讲的，并非要把历史当作一种神性的存在，而是说我们对历史应该有一种充满尊重和敬畏的态度。旧史学要么把历史看作是死亡的或者是无法言说者，在历史之外去制造有关历史的意义和价值；要么从整体上把历史搁置起来，转而从过去残存下来的碎片中寻找所谓的“真实”，在没完没了的堆砌工作中，让历史变得更加黯淡无光。新史学有了表达的自由，所以它尊重历史，知道对过去的理解永远都不可能是唯一的，尽其所能呈现多样化的历史知识；它也敬畏历史，深知付出再艰苦的努力，都不能宣称发现了绝对真实的过去，更知道自觉抵抗形形色色的权力，为历史的自我展现创造合适的环境。

　　作者池桢，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235。

注释：

[1]在中国期刊网中，以“解构主义”为题名可以检索到521篇论文。这五百多篇论文基本上都是从翻译学和文学评论的视角来讨论解构主义的。我个人认为其中与历史研究直接相关的文章只有1篇。来源：中国期  刊网，2011年1月19日访问。

[2]参见韩震、董立河：《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章。

[3]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4]参见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杨共乐，《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史学》，《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3期；张仲民，《后现代史学理论述论》，《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等等。

[5]参见陈新：《历史·比喻·想象——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6]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Alun Munslow，Deconstructing History），伦敦：拉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2006年版。本书初版于1997年；2006年，经过作者的修订后再版。文中有关建构主义、重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史学的叙述，如无另注，均参照该书，特此说明。

[7]克里斯托弗·肯特（Christopher Kent）：《历史编纂学与后现代主义》（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加拿大历史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第34辑，第3期（1999年12月），第390页。“out there”在这里指的是建构论者和重构论者所相信的一个可能的、可被发现的客观历史真实的存在。

[8]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193，24，184，193、9，49，194，49，53页。

[9]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193，24，184，193、9，49，194，49，53页。

[10]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193，24，184，193、9，49，194，49，53页。

[11]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193，24，184，193、9，49，194，49，53页。

[12]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193，24，184，193、9，49，194，49，53页。

[13]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193，24，184，193、9，49，194，49，53页。

[14]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193，24，184，193、9，49，194，49，53页。

[15]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193，24，184，193、9，49，194，49，53页。

[16]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9、52～53，9～10，49页。

[17]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9、52～53，9～10，49页。

[18]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9、52～53，9～10，49页。

[19]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203、42、60、45、177、60、39～41页。

[20]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203、42、60、45、177、60、39～41页。

[21]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203、42、60、45、177、60、39～41页。

[22]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203、42、60、45、177、60、39～41页。

[23]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203、42、60、45、177、60、39～41页。

[24]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203、42、60、45、177、60、39～41页。

[25]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203、42、60、45、177、60、39～41页。

[26]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46、24页。

[27]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46、24页。

[28]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195～196页。

[29]兰克著：《论历史科学的特性》（On the Character of  Historical Science），收入吉奥格·伊格尔斯编：《利奥波德·冯·兰克：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Georg G．Ig  gers，Leopold ZIOn Ran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纽约：拉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2011年  版，第8页。

[30]解构主义历史学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囿于篇幅，对与其密切相关的概念和人物，如语言、文本、叙事、福柯、海登·怀特等，本文只有简略的提及而未能论述之。有关这些概念和人物，作者会另行撰文加以详细阐释。

[31]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194、2、179页。

[32]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194、2、179页。

[33]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194、2、179页。

[34]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27、17～18、134页。

[35]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27、17～18、134页。

[36]艾伦·芒斯洛：《解构历史学》，第27、17～18、134页。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210

　　一个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所涉广泛、内容众多，作为西方史学史，亦有其自身的学科特点和规律。在笔者看来，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西方史学史首先是一部学科史和学术史，是历史学工作者对自身学科发展演变的总结和整理，所研究的对象便是历史学本身，包括历史编撰与研究、历史学家及流派、历史观念和论著等；第二，历史研究是一项动态的、历史性的考察，史学史应关注其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在时间的维度上纵向地讨论历史学的演进、发展和变化；第三，作为带有中国学者主体意识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在地域上将视野投射向西方和域外，学术史研究本身在时间上的相对滞后性加上空问上的距离和反差，既给我们留出了进行客观观察、全面把握、深入剖析的合理空间，同时也要求研究者对西方史学的前沿给予更加实时的追踪和跟进。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关注国外史学的前沿发展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国外史学前沿的关注，在我国学界引进、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之初便已有之。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接触，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日文和西文的翻译，有关西方历史的知识被大量介绍进中国，接受新学教育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听到、看到了一些外国历史学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并接触到了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西方史学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方有梁启超于20世纪初扛起了“新史学”的大旗，号召要发动一场“史界革命”。梁氏对传统封建史学诸种弊端的激烈批判及其所呼吁建立的中国之新史学，探其渊源，虽多直接受自维新之后西学之风正盛的日本学界，但间接反映的则是当时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史学理论。在同时期的清末书籍文献中，法国的伏尔泰、基佐、梯也尔，英国的巴克尔、卡莱尔，德国的尼布尔、息贝尔、兰克、兰普勒希特等诸多史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介绍。

　　在晚清伴随维新变法而兴起的“史界革命”中，尽管有“新史学”之议，但一是由于中国传统史学仍然有着较为严密的体系和坚实的根基，二是因为当时对西方史学的引进多间接来自日本，且在国门开放之初，对西方的了解也只是一知半解、雾里看花，因此这一阶段对同时代的西方史学虽有关注，但仍然认识不深，接受也远远不够，更谈不上形成对西方史学的系统理解。西方史学引进中国的第一次高潮，直至五四时期方才到来。

　　有关五四时期及之后二十多年间的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的情况，学界历来的研究成果众多，在此无须赘述。仅就本文所涉及到的西方史学的引进而言，随着一批留学欧美的历史学家的学成归国以及他们的大力推介翻译，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一股西方史学的热潮。在此仅举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及他们在当时为引进西方史学所做出的贡献作为例子。比如李大钊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的西方史学的介绍（李大钊：《史学要论》，1924年）、何炳松对以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的译介（鲁滨逊：《新史学》，何炳松译，1924年）、傅斯年所推崇并身体力行的德国兰克史学、由李思纯翻译的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V．Langlois）和瑟诺博司（C．Seignobos）的《史学原论》（1923年）等。正是在西方史学理论的直接影响下，现代的中国历史学科得以逐渐建立起来，它仿效欧美大学的模式，组建系科院所、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讲义、开展教学科研、创办学术刊物，不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不论是古史还是现当代史的研究，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繁荣景象。

　　在这一股热潮之中，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兴趣，也使得翻译者们注意到了在欧美学界刚刚兴起的史学史学科及其研究成果，这一类的著作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绍特韦尔（JamesT．Shotwell）的《西洋史学史》（何炳松、郭斌佳译，1929年）、斑兹（Harry Elmer Barnes）的《史学》（向达译，1930年）等，它们为中国读者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西方史学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最早的启蒙，是学习和了解西方史学史的主要途径。大约也正是在这一个时期，日后成为我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奠基者的几位前辈学者——耿淡如、齐思和、吴于廑等，都先后留学美国并学成归国，开始积极从事西方史学引进、译介和研究。

　　从以上概述中不难看出，中国在真正意义上的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20世纪上半期的二三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一次高潮，即有学者所说的西方史学输入中国史上的“名著时代”。在这一阶段被引入的西方史学理论中，不仅有古典时代希腊、罗马的史家和史著，也有如圣奥古斯丁、攸西比乌斯等基督教教会史家，更有如康德、黑格尔、维柯、尼采等的西方历史哲学；不过在引进过程中占据主体的，当属近代以来西方众多的历史研究、编撰的实践成果，呈现出多样性的趋向。例如兰克史学及其批评者的史学思想——兰普勒希特的文化史观、美国新史学派等，几乎同时被引进到中国，并经过本土化后均被运用到了中国史的研究实践当中。因此可以这样说，现代中国史学在建立之初，便将视线投向了当时的西方史学理论前沿。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开始的17年，是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艰难起步的初创时期。在这一时期，新中国史学在意识形态的指挥下，全面转向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正统的研究路径，甚至一度照搬套用苏联的历史教学和研究模式。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西方史学史学科，是以对所谓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开始的，如当时对鲁滨逊、汤因比等史家及其作品的大量批判文章，并动则将之冠以“反动史观”、“伪史学”的罪名，而“这种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流派的工作，是当前史学史上一个头等重要的任务”（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的史学史，即便也进行了一些对西方（欧美）史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大多也是为了供批判之用的，谈不上对它进行真正的研究。如1964年由当时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的《外国史学动态》月刊，其“发刊说明”称：“《外国史学动态》是供历史学界参考的内部刊物，内容以报导外国修正主义历史学动态为主，同时也报导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学的有关情况。”该刊于该年共出9期后即停刊。到“文革”后期1974年《历史研究》经毛泽东批示复刊前后，《外国史学动态》也拟予恢复，而当时的原则仍然是“提供了解帝修反历史学动向的便利，为组织写反修文章准备条件”。

　　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学自身，而回顾史学史之史，更有许多值得总结和思考的地方，提醒我们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来之不易、任重而道远。“文革”之前所开展起来的外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的首要目的并不单纯是进行科学的、理性的学术研究，而是借助于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确立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合理性。这样一种非正常的学术气候，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里得到了根本的改观，史学史的垦荒之路也在经历了诸多波折迷失之后回归于正途，进入到一个全面快速发展的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对前期“左”的史学观点进行纠偏和重新审视。如郭圣铭先生在1979年发表了《汤因比的史学理论及其影响（上、下）》（《世界历史》1979年第3、4期），对自己于1962年时所作的《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年第1期）一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订，其他学者也有相似的对旧著旧论的更新和调整。此外，许多“文革”前翻译出版的国外史学名著经过修订后重新再版，新的译本得以更好地展现原书、原作者的本来之意。

　　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展开了对西方史学史总体进程的系统研究和整理。1961年，在当时高教部组织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上，决定由耿淡如先生负责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由于“文革”十年的中断，这一任务终究未能完成。不过，由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西方史学史的论著——郭圣铭先生的《西方史学史概要》终于在1983年出版问世。以此为标志，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用了20多年的时间，终于实现了本学科的初步建设。在“文革”十年中，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包括西方史学史在内的整个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的学术文化交流基本都处于停滞和隔绝的状态；甚至在之前近20年间，有关西方的有限的学术信息也多间接由苏联获取而来，而且如前所及，因大多采以批判、否定的态度而使得相关介绍和研究往往有失偏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使得在新时期之初国内学界对国外史学的最新进展知之甚少，因此有关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出现了非常显著的详古略今的特点，对于二战以后西方史学不仅所知甚少，有关认识和解释也往往流于表面、不够准确，这不能不成为当时的一个缺憾。

　　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出现了一股引进、译介西方史学理论的热潮，从而逐渐促成了今天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状况。最近这一次的西方史学理论引进热潮，至今依然方兴未艾（或者可以说，如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已然形成了常态化），学界前辈、同行多为亲历者和参与者，所以在这里不再赘述，而仅以法国年鉴学派的引入为例做一点说明。

　　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西方史学流派之一，年鉴学派在现当代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缺少年鉴学派这一篇章的西方史学史显然是不完全的，缺少对年鉴学派的研究也不可能对现当代西方史学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然而，在1978年以前，国内学界对于年鉴学派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第一位将年鉴学派介绍到国内的历史学家当推张芝联先生，他于1978年10月撰写的《法国年鉴派史学》（《法国史通讯》1978年第1期；另收录于《从高卢到戴高乐》，三联书店1988年版）一文，是国内引进和系统介绍年鉴学派的开山之作。张先生本人高度评价中国史学界开展对外交流、关注国外史学前沿的重要性，认为“对外开放政策在学术方面的实施，为我国史学家与各国史学家的接触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气氛，推动了我国史学工作者积极参与国际史学论坛”。而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地致力于此。关注国外史学前沿动态，并将之介绍到国内的这项工作，张芝联整整践行了30年，直至2008年去世。

　　一般来看，国内关于年鉴学派的介绍和研究，基本集中在世界史（主要是法国史）和西方史学史学界，并表现为对其主要论著的译介以及对年鉴派的演变历程、理论观点、代表人物等所进行的史学史研究。自1978年张芝联的第一篇文章开始，三十多年来，不仅几代年鉴派历史学的论著被纷纷翻译引进，而且有关年鉴学派的各项研究也已进展得相当充分和深入了。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史学以及西方史学史学科本身的发展进程表明，引进和学习国外史学理论的前沿成果是中国史学的发展动力所在，是史学史学科成长壮大必不可少的养料，忽视对国外史学前沿的学习，缺少与国外史学界的交流，会导致本土史学走向固步自封、闭门造车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工作，根本是不可能正常开展下去的，至于要取得怎样的学术成果、甚或是与国外学者进行对话等等，更是一种奢谈。所幸的是，新时期以来日益健康的学术环境，使得获取和了解西方史学前沿动态的渠道变得越来越通畅，中国的史学史研究者也很好地利用了有利的条件为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注入独到的中国解释，集几代学者心力，才有像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这样兼具宽宏视野和前沿视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可以想见，未来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将沿着这一趋势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作者：周兵，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200433。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210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澳门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现代化研究、世界近现代史、英国史等。主要著作有《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英国通史》《二十世纪英国》《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世界现代化进程》《欧洲文明：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等；主编《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等。曾获“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国家级“特殊贡献专家”称号。

　　“民族国家是西方崛起的法宝，因为有了民族国家，西方才走上近代发展的路。可是当全世界都看明白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并试图模仿时，西方人却要告诉其他人：民族国家要不得，应当抛弃！当他们高调谈论‘人权高于主权’时，其实是在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法性，也就是否定非西方国家的主权独立身份，从而以另一种方式维护西方的霸权。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史是有可能被西方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所利用的：当民族国家的历史不存在时，民族国家自身的存在也就成问题了。但正直的历史学家们并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他们提倡全球史，恰恰出自于对西方中心论的真诚的反思。”

　　兰克史学传统

　　20世纪“新史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史学界、学术界已经不生疏。但有一个问题：所谓“新史学”的各流派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人们对这方面的了解并不充分，一般人也很少意识到。我试图对此进行一下梳理，就必须从兰克说起，因为他是出发点。兰克对西方史学以至于全世界历史学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是关于兰克，我们知道什么？很多书都说兰克是“科学的历史”的创始人。所谓“科学的历史”有两层含义，一是把历史看成“科学”，像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一样。既然是科学，就是有规律和内在逻辑的，通过科学手段可以发掘这些规律以及历史发展的脉络；另一层含义是从方法论角度谈论历史，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就能恢复人类历史，做好历史研究。很多人说兰克是“科学的历史”的创始人，是有一定道理的。兰克认为，历史有其发展方向，这一点与西方史学界的先辈们没有很大区别，西方历史学很早就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有发展方向的，从而存在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种想法在中世纪基督教史学中就存在，认为整个人类历史都是由必然性所限定的，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改变不了历史的发展目标。按照基督教的思想，人类历史的终极走向是天国，历史是要按上帝意志发展的。理性主义盛行后，尤其是启蒙运动后，人们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理性主义占据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但人们仍然认为历史是有固定方向的，其路径早就被设定了，背后起作用的就是规律，人类改变不了历史规律，也改变不了历史走向。

　　兰克在这一点上继承了西方的思想传统。和黑格尔一样，他认为历史从幼稚走向成熟，最终在西方文明中表现出来。兰克的创造在“科学地”研究历史上，由此他开创了“科学的历史”。在兰克之前，历史学都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但是用一种非常严谨的方法研究历史、规范其研究方式、把历史学当作一个专业，却是从兰克开始的。之前的历史学著作则比较随意，包括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都是这样。你不知道这些记录的来源和出处，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也不知道它们运用了哪些史料，或者根本就没有史料、而只是凭道听途说甚至想象。比如“霸王别姬”，威武悲恸、气壮山河，但后人却无法求证。英国历史学家马考莱的《英国史》写到光荣革命，也是生龙活虎，但也无法验证。中世纪的西方编年史有很多是修道院修士们所写，一部分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但也有部分是听说的。中国古代后来编修“正史”，倒是要用《起居录》这一类文字记载，不过也没有一定的规范。兰克却提出，写历史要非常准确、完全真实。为此他制定了一套规范，要找到非常可靠的资料、文书、档案，证明是非常坚实可靠的内容，才可以当做写作素材。使用可靠史料是恢复真实历史的基本出发点，而判断史料的可靠性，就需要依靠一整套完整的科学方法。这样一来，历史研究就变成科学了，通过使用科学方法而写出真实的历史。在兰克时代，有不少历史学家都有类似看法，但兰克是他那个时代的集大成者。后来很多人说，兰克之前的历史学或历史学著作都是非专业、业余的；兰克之后，历史学才成为学科，历史学家也成了专业研究人员。因此，兰克不愧是一代宗师，改变了西方史学，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史学，随着西方崛起和话语优势，西方的研究方法也传播到了整个世界。

　　但到此为止，我们对兰克的认识还只停留在“科学的历史”上，这不够、也不完整。兰克的历史传统还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政治史。兰克的历史必定是政治史，因为根据他的要求，人们只能写政治史。什么是坚实的史料？他说得很清楚：档案馆里白纸黑字的档案才是可靠的，用这些确凿无疑的史料才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可是用档案写出的历史必定是政治史，因为档案收藏在外交部、殖民部、政府档案馆，记载的都是与政治相关的活动，所以，如果把兰克作为楷模，按兰克的要求研究历史，就只能写出政治史，当然政治包括军事、外交、战争、殖民等内容。兰克的历史也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兰克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是民族国家在西方如日中天的时代。西方的崛起是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刻开始的。兰克那个时代，欧洲以及北美的民族国家基本形成，借助民族国家的力量，西方突飞猛进，占取历史优势。民族国家对西方来说至关重要，这是它崛起的前提条件。但兰克又生长在一个特殊环境中，德意志当时还没有统一，他一生希望祖国统一，因此兰克史学一方面体现西方人对民族国家的重视，另一方面又体现兰克自己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渴望。

　　所以兰克的历史是科学的历史、政治的历史、民族国家的历史，这是兰克传统的三根支柱。兰克和其他人一样，生活在他的时代，表达着他那个时代的愿望和思考。前面说过：兰克史学一出现就震动学术界，它很新，仅凭一个“新”字就能打动许多人，况且兰克史学充分表达他那个时代的追求和抱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潮流。但是，兰克史学从形成起就有问题，三根支柱都不可靠。兰克说：只要有坚实的史料，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可是，史料真的能“坚实”吗？“科学的历史”是否能存在？一旦这样去思考，就会发现兰克传统问题很大，绝没有把历史学带到无可逾越的顶点。由此去看20世纪“新史学”“新”在哪里，就一目了然了。

　　对兰克史学的背离

　　兰克史学出现不久，就开始有不同于兰克的其他史学出现了。经济史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盛行，这离兰克时代并不远。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变化的历史，放到兰克背景下来理解，经济史就是对兰克史学的背离，它不讲政治，只讲经济。经济史在今天看来已经变旧了，但相对于兰克史学而言，它又是“新”史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史观风行一时，其代表人物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们都把“文明”看作历史研究的客体对象，在他们笔下，历史是文明史，而不是国家史。文明多种多样，比如汤因比说有21种不同文明，其中6种是原生的，另外15种是续发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兴衰盛亡。放到兰克背景中去考察，就会发现文明史观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民族国家在文明史关照下不仅不处于中心地位，甚至不表现出重要性；它研究的内容也不只是政治，而涉及更多方面。并且，无论兰克还是黑格尔，他们对历史变化都有相同的看法，即人类历史是线性和单向发展的，从低级到高级、从幼稚到成熟。文明史观却认为所有文明都有始有终，不存在时间先后，也无所谓高低，历史运动的轨迹是转圈——从生到死，这是一种循环史观。在这些方面，文明史观都是对兰克史学的背离，由此造成很大轰动。作为一种新思想，文明史观对兰克史学传统形成重大冲击。

　　但更大的冲击还在后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年鉴学派出现了，这次冲击再次波及整个世界，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看法。年鉴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布罗代尔提出“总体史”的概念。意思很简单，就是历史包罗万象，而不仅仅是政治史。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历史有三个空间：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个人空间。地理空间从宇宙行星开始，到气候、海洋等，人类习俗、规范，都是影响历史的因素。地理空间是一个巨大的范围，它的作用时间是以万年、百万年计算的。社会空间较小，是一个中间层次，包括人类的经济状态、社会状态、制度变化等，这些也是影响历史的因素，作用时间以千年、百年计。最小的空间就是个人空间，每个人在历史舞台上表演，而这些表演却让历史学家最感兴趣，所以大部分历史学家包括兰克在内，都津津乐道谈论这些，以为这些就是真正的历史。但在布罗代尔看来，个人空间最微不足道，对历史发展而言最没有意义，因为它最不能决定也不能解释历史的走向。个人空间以年、日，甚至小时计，转瞬即逝。布罗代尔还提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概念，这些是我们熟悉的。布罗代尔的历史是宏观的历史，它试图构筑一个庞大无比、包罗万象的宏观体系，以此来囊括人类整个历史。可以看出，年鉴学派不仅否定了兰克的政治史，也否定了兰克的民族国家史。人们对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扩充了。在布罗代尔看来，什么都是历史。年鉴学派对后来的史学发展有很大影响，以后出现的许多“新”史学，包括社会史、环境史、心态史、妇女史、城市史等都受年鉴学派影响，这些都不在兰克的史学传统范围内，是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把它们召唤到历史学中来的，“总体史”几乎要把兰克史学淹没。到这一步，兰克传统只剩下“科学的历史”可以勉强自保，历史学家们仍然相信历史学的方法必须是“科学”的，这大概就是兰克为什么只被看作是“科学的历史”的奠基人的原因所在。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变化却完全改变了这种状态，到20世纪下半叶，从1960年代开始，一些新流派出现了，在更大程度上背离兰克，而和年鉴学派有更多的承继关系。首先是社会史，在1960年代很受青睐。社会史有两种形式，一种关注人们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屈威廉，其代表作《英国社会史》记述了英国各时代人们的穿衣、进食、居家、出行等，完全是生活历史。这种形式在社会史刚开始流行时比较常见，后来不成主流；主流是稍后出现的另一种形式，它对人类过去所有的活动都非常关心，尽力发掘，唯独不写政治史，即便写，也是一带而过，并且注重它的社会层面，比如政治运动的阶级构成等。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没有政治的人类历史，可以把英国历史学家阿萨?勃里格斯看作这种形式的代表人物，代表作《英国社会史》就是没有政治的英国历史。社会史刻意不写政治，是对兰克政治史传统的蓄意扬弃，它同时又部分抛弃了兰克的“科学的”历史学方法，因为社会史使用的史料不那么可靠和“坚实”，不能按兰克的要求只使用政府的档案资料，作为“自下而上的历史”，它只能使用普通老百姓留下来的东西，有些还不是文字，比如器具、风俗习惯等。社会史偏爱使用这些东西，这就对“科学的历史”造成冲击，兰克的“科学”方法也被突破。社会史和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有承继关系，因为它也强调历史内容的整体性，但它抛掉了布罗代尔的宏大体系，而注重人类活动的许多细节；它注重描述，而不是解释，所以许多社会史著作有精彩的叙述，却缺乏理论架构。

　　1980年代新文化史盛行，受到很多人的追捧。新文化史之所以“新”，是因为过去的文化史显得“老”。文化史在西方史学传统中很早就存在，比如伏尔泰写过《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布克哈特写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都很有名。“老”文化史着眼于群体，注重群体的文化现象，例如民族的文化特性、阶层的文化表现等，试图挖掘和解释重大的文化题材。新文化史则注重个人，尽心发掘细微的个人琐事，这些事在以前的历史书中是没有地位的，尤其在兰克的政治历史中不会被人注意。新文化史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书中素材也曾被以前的历史学家注意过，因为它保留在法庭审判记录中，只是戴维斯给它以新的解释。戴维斯推翻了档案所显示的结论。从逻辑上看，戴维斯的解释是说得通的，但依照兰克的史学传统，却不能被专业历史学所接受，因为没有史料依据，只是作者的推测。戴维斯彻底否定了兰克的“科学的历史”，以此办理，历史研究就不必依赖史料了，写历史等同于写小说。兰克传统到她这里荡然无存，因为这样的历史既不是科学的历史，也不是政治的历史，更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戴维斯不仅挑战了兰克传统，甚至挑战了历史学最基本的原则，即“求真”。

　　但是《马丁·盖尔归来》却被许多人叫好，戴维斯也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这种现象表现了历史观念的转变。新文化史背后有一种观念支撑，即后现代史学观念。从哲学层面看，历史学向来就有一块软肋，即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可被经验所证明，然而用经验证明客观事物的真实存在，恰恰是近代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基本支撑点。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发生的事，可是过去的事一旦发生，就再也不能被后来的人所亲身经历，也就不可能被任何人用经验证明它的真实存在。历史是不可被恢复的，历史学只能依靠史料来做研究。但史料是真实的吗？谁能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兰克说只要能找到可靠的史料，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但人们恰恰没有办法证明史料所记载的情况绝对可靠、真实，因此在一些人看来，所有的历史书都只是推测。这是一种后现代的历史观，代表性人物是海登·怀特、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等。新文化史学家就是按这种思维进行创作的，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好看、抓住读者，而不是确切无疑，所以历史学等于文学，历史写作等于文学创作。

　　我不赞成后现代主义的极端说法。历史学毕竟有底线，那就是求真，尽管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只能尽可能接近真实，而不能够达到绝对的真和完整的真。正因为如此，使用史料和判断史料仍旧是历史学基本的要求，舍此就无法进行历史研究，因此历史学不等于文学，历史写作也不等于文学创作。尽管新文化史成绩斐然，对当代史学发展做出了贡献，它把小人物搬上了历史舞台，从根本上颠倒了自上而下的历史，但是那种后现代主义的极端倾向却不值得赞赏，那种挑战历史学基本底线的做法也不值得推崇。此外，新文化史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它把历史彻底碎片化了。关注小人物和小故事并不是坏事，但否定历史学的宏观体系、不屑于对历史的阐释与理解，只追求好听、好看、好玩，历史的现实意义和借鉴功能就被否定了。新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潮确实有其独特的视角，不过也都走得太极端。但无论怎样，新文化史是彻底背离了兰克传统，把兰克史学的三根支柱都拧断了。

　　“新史学”中最新出现的流派是全球史，它从1990年代起风靡全球，至今仍有极大影响。许多历史学家看好全球史的观察视角，认为它可以取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在全球史出现之前，人们通常用纵向思维方式来观察历史，认为事情的因果关系体现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可是全球史认为，横向的原因也许更重要，相距遥远而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一些事，彼此之间也许有密切的联系，比如公元前在亚洲腹地发生的事——汉帝国打败匈奴，到公元后几百年却在西部欧洲展现后果：匈奴西迁引发“民族大迁徙”，民族大迁徙引发“蛮族入侵”，蛮族入侵又造成西罗马帝国解体，西罗马帝国的解体结束了西方的古典时代，开始了长达一千年的所谓的“中世纪”。在全球史看来，历史从来就是跨地区的，整个世界彼此互动，如果把眼光局限在民族国家的狭小范围内，就看不清历史的整体形象。全球史强调各地区之间的互动和联系，主张跳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全球的视野下观察历史。这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庞大无比的新空间，而这个空间是以前的历史学家们没有意识到的。所以，全球史填补了历史学研究中一个巨大的空缺，因而一出现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可是把全球史放到兰克传统下进行考察，很容易看出：它既不是民族国家史，也不是政治史，它的研究范围无比宽阔，远不是兰克传统所能容纳的。从写作规范上看，它并不强调第一手史料，不把史料的“坚实性”作为前提，在这一点上，它更像是布罗代尔的“总体史”。但是全球史和新文化史不同，它试图构建一个整体框架，把一块块历史碎片粘合成一个全球的体系，在这一点上，它又和布罗代尔异曲同工，只不过各自建立的体系不同而已。所以全球史是又一个宏大叙事、宏观的历史。通过讲述全球的历史，全球史真诚地否定西方中心论，它认为世界各地发生的事都是平等的，文明没有高下；全球史学家——像斯塔夫里阿诺斯、本特利、麦格尼尔等人确实反对西方中心论，希望通过他们的陈述，表达文明平等的理念。

　　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全球史有一个时代背景，即西方认为它已经越过了民族国家的时代，而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了、甚至成了反动的东西。这对非西方国家有重大的杀伤力。民族国家是西方崛起的法宝，因为有了民族国家，西方才走上近代发展的路。可是当全世界都看明白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并试图模仿时，西方人却要告诉其他人：民族国家要不得，应当抛弃！当他们高调谈论“人权高于主权”时，其实是在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法性，也就是否定非西方国家的主权独立身份，从而以另一种方式维护西方的霸权。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史是有可能被西方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所利用的：当民族国家的历史不存在时，民族国家自身的存在也就成问题了。但正直的历史学家们并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他们提倡全球史，恰恰出自于对西方中心论的真诚的反思。

文章来源：文汇报

　　【关键词】历史；普遍性；特殊性；内容；形式

　　【作者简介】陈新，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原文出处】《天津社会科学》，2012.2.126～132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历史意识与现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兴起”（项目号：09JJD770014）的阶段性成果。

　　历史中的普遍与特殊是一个相当老的主题，各种“史学概论”类著作中都会涉及，因而对这个主题的兴趣对于史学界来说，也是普遍的。在此，笔者意图阐明的观点有以下三层：其一，历史的存在与呈现是在历史认知过程中得以确立的，因而所谓的“历史中的”，意味着认识主体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或前提性的因素；其二，可以用普遍性和特殊性来界定的不只是我们容易注意到的事实层或内容层（例如，所谓历史事实／内容“本身”是个别性，特殊性的，还是有着规律性，普遍性的），它还涉及我们对于事实／内容的认可是个别／特殊的，还是全体／普遍的，我们正是通过这种途径来为历史客观性概念奠基；其三，历史认识的形式或理论也需要纳入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讨论范围中来，正如李凯尔特等新康德主义者当年所做的一样。为此，或可证明，在历史认识中遵循历史理性的引导，它对于个别性／特殊性方法与规律性／普遍性方法的综合运用，正是历史学学科价值的根基所在。

　　一、内容层：普遍与特殊之于历史事实与历史客观性

　　人们惯常区分历史的两重意思：一是代表过去发生的事情；二是代表人们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的描述。这样一种区分首先设定历史是一个自在之物，然后把对于这个自在之物的描述，以及把努力呈现其真实性的种种行为，称之为史学。有人称前者为历史Ⅰ，后者为历史Ⅱ。

　　如果读者基本可以接受上述判断，此处需要斟酌的问题是：“设定历史是一个自在之物”这样的判断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尤其这种“设定”有没有主观的成分，抑或是一种我们只要使用语言的话，就不得不采用的、毋庸置疑的前提？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这个判断中的“是”将“过去发生的事情”确认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物”，因而历史具有了自在的客观属性。然而，这个判断难道不是言说者所做出的吗？如果说它是一个历史学研究不证自明的前提，那么，我们可以说历史学建立在了信仰“这个不证自明的前提”的基础之上，这就好比基督教以信仰上帝存在为核心，而历史学以信仰“过去客观存在”为核心。基督教以最后的救赎及末日审判为其终极目的，历史学则以呈现过去的客观存在为其终极目的。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历史学家和读者信奉这一信念。

　　倘若历史学的核心意义只是源于上述类似于信仰的体系，人们为何还要讨论历史学作为一个近代发展的知识体系具有的合理性呢？为什么关于历史学的性质仍然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呢？对于不少历史学家和读者而言，只是陈述事实、确认事实的历史学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兴趣与要求。除了想知道历史本然，他们还想知道历史所以然。

　　可是，探求历史所以然的路径与确证历史本然的路径却并不是可以分离的，因为用来探求所以然的观念或认知工具不时地影响着历史本然或事实的确定性。关于事实与观念的分离在近代哲学史中受到广泛的批评，柯林武德也曾围绕“历史”的观念在这一概念的演变史中，就人们拒斥事实与观念分离的历史做出过详细的论述。其结果是，我们总是按自己的观念来描述事实，观念怎样，事实就被描述成怎样。

　　比如，“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与“20世纪初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两个判断，哪一个判断更接近事实判断，哪一个更多一些价值判断？若是二者必选其一的话，多数人会认为前者更接近事实判断。可是，就这样一个人们普遍认可的历史事实，其中“革命”一词也是一个受观念影响的带着价值判断的词语。我们现在不用“辛亥风波”、“辛亥动乱”等词汇自有受现实影响的因素所在。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更确定的历史事实，即不包含价值因素的事实吗？例如，“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合灭金”这个判断。相信我们都知道，若在事发之时，南宋史家或许会写“端平元年，我与蒙古约灭金”，但绝不会用源于基督教的“我主纪年”1234年来标示时间。由此可见，即便是“1234年”这样一个时间陈述都隐含着不同文化的价值取向。如今我们不觉得用“1234年”来标示蒙古与南宋联合灭金是一种主观性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了客观陈述的含义，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接受了西方模式。换句话说，西方模式以及由此蕴涵的观念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成了一种普遍模式，因而运用它做出的历史陈述就是客观的了。如此，“客观”似乎不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倒是以主体间的认可程度为转移的，主体数量越大，其影响越深，事实就越“客观”。

　　那会不会有一种不证自明的客观性存在呢？有！即在场自明性可以确保那个客观的东西不用再证明而被在场者确认。例如，我在课堂上指着一个杯子说：“这是一个杯子。”如果大家对于杯子的概念有共识，那在言说和听众目光所及的时刻，我就做出了一个事实性陈述。如果我说“我们正在上课”，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陈述吗？不是的，这是我们在共同认可“上课”这一概念之下的现场描述。只有我们用过去时来陈述“我们刚才在上课”、“我们上了课”，这才是历史陈述。“正在上课”就和“这是一个杯子”的说法一样，提供的是一种在场／现场指示，是现在呈现（present），不是历史表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可是，除了这种现场情形之外，一切都成为过去，留给了历史，也就是说，任何历史事实的存在都是证明的结果。如果有人继续反驳：“不管人们如何描述，那件事总是存在的吧！”可“那件事”是“哪件事”呢？这时，他就不得不做出更准确的表达，其中必定包含概念描述和各种限定性词汇。例如，针对“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合灭金”这个判断，我们就得证明蒙古和南宋同时存在过，并且一起实施了那次战役。我们可以通过历史学的方式证明它是一个历史事实，但它仅仅是在被证明并被受众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状态下，才称之为“客观的”事实。如今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件历史事实，在被人叙述时，都需做出或得到过历史证明。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将历史事实与“客观存在的过去”相分离，它们不是一体。历史事实是被证明了的，并且证明的有效性还依赖于受众对证明过程中运用各种原则的接受；而“客观存在的过去”作为绝对的客观存在的、无须证明的，也不是摆在某处可以让我们无限接近的。过去之客观存在被人接受绝不因为它是事实，而是一个信念，它是历史学这个学科存在的逻辑前提和假设，不是历史学家习惯运用的“事实”概念下的事实性存在。

　　历史事实存在过而且被我们知道，完全是因为它的某些痕迹通过文字、器物、遗址等留存到现在，并获得解释而被传播与接受；而我们也知道，没有哪件事的一切痕迹能够完整地留存下来，因而它存在过并展现出什么样的面貌，恰恰得益于现在的历史证明才可获知。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简单地认为历史事实因为存在过就一直存在着，我们就消除了时间性因素对于历史学的约束，而历史学的任何知识如果不受时间及其相伴随的变化所约束，也就不会出现重写历史的现实要求。按克罗齐的说法，那存在过的历史要想存在着，即死的编年史要想成为活的历史，必定是有着来自现实的驱动力。这一说法就否认了“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一观点，它把历史的存在与否归结为历史学的证明及其效果，这不是要将历史推向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而是要证明历史学是求知和生产知识的一种有效途径。

　　这样，在上述有关历史事实及其客观性进行的讨论中，我们辩明历史／历史事实乃是历史学证明的结果，由此也可判定历史学在技艺层面的任务在于提供证明。至于在证明历史事实存在之外，证明还获得了别的什么？在证明过程中，历史学家或证明者的意识形态取向或意义／价值取向又如何？笔者在后文会进一步论述。在此，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任何一个历史事实或历史学判断，它都既可能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其被确证并获得客观性的程度，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被历史学家和受众认可。仅仅被个人陈述并认可的历史事实，是特殊的、主观的事实，被所有人接受和认可的事实，是普遍的、客观的事实。由此，历史中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在历史事实和历史客观性的层面，就被安置在了以个人的认可和所有人的认可为两端的连续统之间。我们不能因为每一个历史事实都可以被放置在某个具体的时空位置上，就认为它纯粹是一个特殊之物而与普遍性无关；也不能因为对每一个历史事实的描述均会用到包含了一般性的语言和概念，就认为它是普遍的而与特殊性无关，毕竟任何一个事物或事实都可以被赋予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双重特征。

　　以上笔者是从认识主体的量的层面，根据认识主体对历史事实的认可，来确认历史事实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如果暂时将影响历史事实的主体因素搁置分离开，仅局限在主客二分式论述中的客体部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另一个层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即所谓历史事实“本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假定我们认定包含在“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合灭金”这个事实中的“1234年某月某日，蒙古起兵”是历史学所涉及的最小单位的事实[1]：之例，那么通常我们所说的思辨历史哲学或普遍史所论及的历史进程、人类历史的总的意义，以及在历史编纂中涉及的那些宏观叙事主题，如世界历史、全球史，甚至犹如《时间地图》中所涉及的大历史②，就是最宏阔的历史事实。例如，它表明世界历史是从人类文明诞生到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或者是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或者是自由的发展史，或者是人类从起源走向未来并从整体中领悟人类存在意义的历史。我们以往就习惯这样以历史事实的大小或者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区别历史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指出，历史学使人抱有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并且就以这种方式而把从个别主体上看来显得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全体的物种上却能够认为是人类原始的禀赋之不断前进的、虽则是漫长的发展”[3]。在康德的表述中，小的历史事实是指人类意志自由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个具体的体现，即那些杂乱无章的东西，而大的历史事实，则是康德所要论证的有着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人类普遍史。类似的学术目标为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等思辨历史哲学家或世界史家所继承。

　　人们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及《人类之网》、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等称为普遍史或世界历史，这是因为他们的题材往往牵涉整个人类，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着大的跨度，要求从整体而不是部分中把握人类的命运。然而，这些作品都不过是叙述者个人的成果。当这些叙述宏大主题的作者被纳入到历史的普遍与特殊这样一个范畴中来加以考虑时，这些普遍史或世界史因其叙述者的特殊性，可以说都是一部部特殊的普遍史，其“本身”的普遍性，即那种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描述和整体性把握，皆可归为叙述者的个人判断，其是否具有普遍性，同样有赖于受众接受的多寡，甚至受众在不同历史时期接受它时所具有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谈论这样那样的普遍史或世界历史时，常常会对其作者在文字中表露的某种中心论不以为然，由此拒绝承认那是一部真正的世界历史；甚至我们也会发现，像麦克尼尔这样具有高度反思习惯的世界史家，就聪明地知道以自己晚年的世界历史写作来清除早年世界历史作品中西方中心论的残余。

　　就像一个最小单位的历史事实可以既是普遍的也是特殊的一样，以关乎人类命运和整体性意义的题材为主调的普遍历史或世界历史，它们作为最大的历史事实单位，也可以是特殊的或普遍的。个体世界史家撰述的普遍史是特殊的，而被全体人类接受的普遍史是普遍的。前一个普遍关乎事实、题材或内容的宏阔，后一个普遍则关乎作者与受众对它认同的普遍程度。如下表[4]：

• 　　客体╲主体      （特殊）历史事实          （普遍）历史事实
• 　　————————————————————————————
• 　　个人确认（特殊）   特殊的（特殊）历史事实   特殊的普遍历史
• 　　人类认同（普遍）   普遍的（特殊）历史事实   普遍的普遍历史

　　由此我们看到，个人确认的最小单位的某个历史事实是最容易获得的。可是，要想获得那种在逻辑上完美的普遍史，即普遍的普遍历史是多么的困难，它需要两个基本条件：（1）任何一个宏大的主题，都需要用大量最小单位的历史事实进行层层编织、构造并加以证明；（2）最小单位的事实唯有获得最普遍的认可，才可能成为前一条件中的材料或要素，最终达成作者期待的证明效果。这便是我们过去常说的揭示“客观历史进程”所必备的条件。因为要达成这两个条件的难度之大，大到没有一位历史学家相信它在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范围内是可以真切实现的，于是，多数历史学家放弃了追求这种世界历史或普遍史的任务，甚至将这种追求视为痴心妄想和幼稚的表现，由此产生的集体意识常常迫使普遍史家或世界史家不得不为自己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合法性进行种种辩解。

　　事实上，除了我们能够阅读到的普遍史常因细节失于考订而被列为玄学，导致普遍史家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危机之外，有些考据学家也因终身致力饾飣之学，难达大义，同样会被一些史家奚落。这两类史家分别提供极大事实与极小事实，他们面对类似的遭遇，其原因关键在于，他们与其评价者对于历史意义追求的尺度与认知方法存在着差异。

　　就历史中的普遍与特殊而言，上文所述，是在主体对于客体的确证与认同之中，侧重分析客体或事实被界定为普遍抑或特殊之属性的依据与根源。倘若以内容与形式二分法来描述历史确证过程，则笔者所阐释的只是“历史确证过程”中的内容层次，即“历史”。那它的形式层次，即“确证过程”又如何呢？“确证过程”涉及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形式层或理论层，那么，在这个形式层中，历史中的普遍与特殊又能获得怎样的阐释呢？

　　二、形式层：普遍与特殊之于历史认识与历史表现

　　在前文引用的康德那句话中，我们可以判断，康德认为历史学中有一种代表其本质的方法，这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它能够从个别主体看来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全体的物种上揭示出那合乎规律的进程；或者说，这种认识的方法可以从“特殊的（特殊）历史事实”中看出“普遍的普遍历史”。当我们作为个体面对现实中的杂乱无章而用某种方法才能够揭示出某种进程或规律时，那方法在此过程中就具有了优先性。18世纪末，康德为历史认识论带来了全新的视角。之后，19世纪末的新康德主义者给予历史学方法以更具体的解释。

　　自18世纪以来，分辨自然与历史或文化或精神便成了德意志思想家的主要问题，到19世纪末，它在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那里获得了方法论上的说明。

　　文德尔班指出，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至少在方法论上有明显的差异，他认为自然科学用的是“规范化”方法，历史科学用的是“表意化”方法。通常认为，文德尔班的“规范化”方法意在给予自然现象一致性解释，是一种寻求普遍的方法，有了这种方法，我们才获得普遍的内容。这是认识优先于本体的表现。同样，“表意化”方法则是促成读者的领悟，是一种追求多元理解和呈现特殊事物的方法。不过，此处仍留下了问题，“规范化”和“表意化”作为方法本身，是否都在充当一种普遍的方法，意图呈现普遍的事物或特殊的事物呢？它们是不是只代表着，由于思想家先行具有了有关“内容”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观念，因而采用了针对这些不同内容领域的“规范化”或“表意化”的“普遍的”方法呢？

　　文德尔班指出，李凯尔特“开辟出一条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科学的逻辑形式的道路”[5]。毫无疑问，有关历史中的普遍与特殊，李凯尔特无疑是在形式的层面讨论最多、也最为深入的哲学家之一。他曾大谈自然与历史、自然的规律与精神的自由之间的差异[6]，认为自然科学的任务和目的是要概括出反复性的、普遍的和整体的东西，历史科学则要表述一次性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任务与目的，决定了它们采用的方法是不同的，自然科学采用普遍化的方法，而历史科学采用个别化的方法。他指出：“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7]于是，追求普遍性内容就需要一套普遍化方法，而追求个别性、特殊性内容，就需要一套个别化、特殊化方法。换句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方法，通过它所呈现的就是具有什么样本质的内容。

　　在李凯尔特说明历史学采用个别性或特殊性方法时，他曾举过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实例来衬托说明历史学的个别性方法。其结论是，与心理学和生理学相比，历史学从日常生活中采用的与这两个学科相关联的普遍性概念既不精确也不确定，但心理学和生理学在科学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对于历史学叙述自己的对象的个别性和特殊性这一目的而言，至少在他的那个时代，即在兰普雷希特带来了历史理解的负面影响的情形下，并没有多少意义；历史学有自己的一套先于科学的关于普遍概念的知识来实现它的目的[8]。李凯尔特正是由此截然分离了自然与历史，而赋予历史以个别性和特殊性的特征。

　　在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这里，关于方法有了普遍性和个别性、特殊性的两分，这是形式层面的两分，它们或者加强，或者决定了内容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二分。如果确实像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论述的那样，普遍性方法和特殊性方法之间的差异能够如此重要地影响到内容的普遍性或特殊性，那么，在“普遍性方法”和“特殊性方法”这样的短语中，“方法”充当了其中的内容部分，而“普遍性”和“特殊性”充当了逻辑形式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按照对于内容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进行分析的逻辑，来对作为“形式之内容”的“方法”本身做进一步的推导。

　　在任何一种历史作品中，我们都会用到文字、图像或符号，我们在用语言表述它时，也常常会涉及比喻或类比。我们曾经为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伤透脑筋，其焦点就在于历史学是否严格地按照逻辑提供规范性和可检验的解释、是否运用修辞性语言并借助想象的帮助传达信息、是否志在复原真相并树立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标尺、是否意图激励受众而生成可资借鉴的普遍意义，等等。当我们个人从历史认识的角度出发，面对康德所说的那些杂乱无章的东西时，方法显然是进行整理的工具，藉此帮助我们生成历史，同时构成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文德尔班的“规范化”和“表意化”的方法与李凯尔特的“普遍化”和“个别化、特殊化”方法，所有这些都是概念和抽象，它们最初被人们掌握或者被领悟时，都会有其最具体的方式。然而，我们在此遇到了困难，即对于普遍化和个别化的描述，都不得不使用语言，而语言本身是由概念构成，概念已然表现出它具有普遍性的特征。所以，除非我们同时在一个行为的世界和一个思想的世界之中去理解历史，否则，我们无法在语言和逻辑的层面清晰表达个别化和特殊化的方法。这样，我们需要将这两个世界综合在一个认识体系之中，这是可能的，因为思想的每一次外显，不管是被说、被写还是被实践，都是一种行为；而每一个行为，一旦经由语言获得表达，都会获得某种目的和意义，有了进入思想领域的渠道。

　　在这个认识体系中，我们假设存在着两极，纯行为和纯思想。前者代表那未经观念引导和描述的行为，未沾有任何普遍性的气息，后者代表未经表现的对于世界的领会、体验和自觉。我们在认识的领域假设纯行为和纯思想，是因为在这两极之间的任何一种判断、确证、理解、领会、觉悟、阐释、叙述、表现，既呈现为行为，也融合有思想，它们都是行为和思想在不同程度上的组合。据此，我们认为在历史中采用的方法如直观、类比、归纳、演绎等，它们才是构成普遍性和个别性或特殊性方法的基本要素。

　　就认识作为行为之属而言，人类世界的每一次认识都与时间、空间和个体相关，是特殊的和具体的，它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认识，即个别的、特殊的认识；如果我们认为存在着人类普遍具有的认识方式、方法，例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中所内涵的依托于“心”与“理”而存在的普遍性认识理论，即一种超越时间和族群的认识理论，我们便称之为一般的或普遍的认识论。李凯尔特正是在这种认知下谈论心理学，他坚持这是一门运用普遍化方法的学科，可以成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但不具有奠基性意义[9]。可是，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心理学的任何结论，它依托的实验数据都不得不从具有历史性特征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提取，并借助于同样有着历史性意蕴的语言表达，那么，李凯尔特所理解的心理学具有的普遍性，就会被大大地削弱了。

　　不论我们表达何种认识和方法，普遍的或个别的、特殊的，我们都在使用语言，因而有关认识方法的教授、传播都受到了语言的诱导。语言中存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20世纪欧陆语言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的讨论中一直受到格外的关注和证明，而语言中诗性的存在，同样可以得到种种“逻辑的证明”。对于“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证明与“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表述都借助语言，但它们却被用来提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法。

　　直觉与顿悟有一个至简的领会过程，但要将这一过程用科学和逻辑的方式表达清楚，就需要心理学和生理学的介入，甚至还不够，那会是一个至繁的过程。直觉和顿悟是一种个别化和特殊化的方法，如果我们再为它们增加一个由具体的时间、空间、个人生命构成的历史性的因素，如慧能在他那个特定时空中具有的一个直觉或顿悟，那么，这个认识就是特殊的特殊。

　　时间、空间是一种形式的形式，它们与个人生命的结合便构成了与人相关的任何事物的历史性因素。一方面，历史性是用来疏离普遍性的方式，它令一切方法的使用获得个别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直觉和顿悟则因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成其为个别化和特殊化方法。由此，历史性与直觉或顿悟的结合便构成了历史认识上的那个特殊的特殊，它在存在论和认识逻辑的根基处找到了契合的生长点。

　　在认识的领域，历史性和直观、顿悟若是以个别性或特殊性为其属性的话，那么，非历史性因其对于时、空、个体生命存在的忽略或“超越”、理性和逻辑因其设定认识基点之后可以通过语言和符号得以严格演算和推理，它们便以普遍性为其属性。特殊不在普遍之中，而是在普遍之外，这样历史性与非历史性也就构成了一个全类。于是，我们可以演化出如下表格：

• 　　方式\形式           直观、顿悟（特殊）      　理性、逻辑（普遍）
• 　——————————————————————————————————
• 　　历史性（特殊）     特殊的特殊：历史直观     特殊的普遍：历史理性
• 　　非历史性（普遍）   普遍的特殊：非历史的直观 普遍的普遍：非历史的理性

　　其中，历史直观是不可言说的此在领会，它在语言之外，还可包含以具体时、空和个人为前提的所有领悟、想象、隐喻和类比；非历史的理性则是纯粹理性与逻辑，它设定自身在时间之外，隔绝了一切历史性和具体陛，可以无视时、空和个人存在。前者只能作为个别性和特殊性存在，后者则努力充当普遍性存在，以便进行更迅速的复制来规范更广泛的现象。它们构成了在形式层关于历史之普遍性与特殊性讨论的两极，可以分布在普遍性与个别性、特殊性之于历史认识和历史表现的连续统两端。

　　事实上，我们无法证明历史直观和非历史的理性的存在。对于前者，它以个人的自明性为特征，因其不涉及他者而与普遍性意义无涉；对于后者，由于所有的证明都必定是通过个人来实施，与个人相关，它既然在时间之中，又如何可能证得存在于时间之外的理性形式呢？除非人们将非历史的理性作为一个理论假设而令其存在，这样，它和历史直观就充当了从普遍到特殊的连续统的两端，它们分别是方法论领域中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两个极限，而两端之间恰恰属于历史理性的范围。或许，我们会遇到某些诗人或强调直观的哲人。他们满以为自己的思维是非历史的直观，可以进入超越时空的领域。例如，当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真实时，那是因为诗以其直观有助于表现普遍的事，这种普遍之为普遍，是因为它是非历史的，而其直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更不可能得到历史的理解。由此可以判断，亚里士多德概念中的诗，常常就被人们领会为一种采用了非历史的直观方法的作品。

　　严格来说，在思想界，非历史的直观与非历史的理性之所以被视为存在，往往是因为对历史性的领悟和理解受到限制，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首要的思想就是要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说明这一点。当然，在缺少历史理性的状态下把非历史的直观与非历史的理性视为客观的和现实的“方法论”，会在现实中产生有效的力量。因为当作者和读者都共用一种以非历史性为原则的方法论系统时，这种非历史的方法论就可以简单地进行复制并在实践中发挥它的一致性力量，以同一革除差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系谱学方法，便是针对这种虚妄和自以为是的揭露，而为了避免自我陷入这种被批判的境地，他们不得不以反讽来化解阐释中的内在张力。

　　由此，在形式层面的探讨中，只有历史理性这种特殊的普遍才具有真正历史的力量。因为它是历史的，对理性有限性的认识，使得人们不至于膜拜理性[10]而对特殊和差异采取一种压制的态度，进而，它作为具有历史性的理性，经由它构成的历史叙事更易于否弃历史决定论，不会将历史变成一种不可摆脱的负担或运作强制性权力的工具与说辞；因为它是理性的，我们才能够借助历史建构起一个交流与实践的平台，并在其上进行合作、达成共识，追求普遍意义或普世价值[11]。

　　以往，不少人认为历史代表着特殊性，理性则代表了普遍性，从而认为历史理性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如今，我们可以将这种“矛盾”视为对历史中的普遍与特殊的一种理解，它可以充当一种动态平衡的表征：人们携带着自我的个体性历史，一次一次地从个别性／特殊性再出发，迈上追求普遍性的道路，他们游走在个别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求认可，努力将个人意义升华为普遍意义，这正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对于历史中的特殊与普遍的探讨，也将由此呈现为在一个不可回归的起点和一个遥不可及的终点之间的往返运动。设定起点和终点便是一种界定，它界定的是整个人文世界。

注释：

[1]我们当然还可以细节化到一个更小的行为，但就我将要说明的问题，对读者而言，继续细化似无必要。

[2]David Christian,Maps of Time: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2004．在此，克里斯蒂安综合了自然史和人类史构成大历史观。

[3]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页。

[4]通常的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习惯将“特殊的历史事实”直接称为“历史事实”。而将“普遍的历史事实”称为“普遍历史”或“历史哲学”、“世界历史”、“总体史”、“全球史”、“大历史”等，表格中采用括号之外的惯常形式。

[5]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10页。

[6]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涂纪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7]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第58页。

[8]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第66·69页。

[9]⑨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第69页。

[10]即逻辑上的严密性、完整性和纯粹的普遍性。人们对普遍和完美的追求，在逻辑上体现为对全类的严谨推理，在审美上体现为一种体验完满之后的愉悦。我们或许可以对此提供一种心理学的说明，但心理学的说明又何尝不是以同样的方式身陷其中呢？

[11]李凯尔特说：“艺术不是从概念上而是直觉地（如果可能的话）把握心灵生活，以便借助于一种与科学方法全然不同的方法把心灵生活提升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领域。”（参见《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第69页）这种从特殊通向普遍不只是艺术的追求，也是任何精神生活的追求，历史学实践也不例外。

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历史学》2012年第6期

　　2012年8月18日，为了纪念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逝世一周年，来自海内外30多名专家学者集聚在吴老生前长期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同经济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当代经济史研究室的各位同仁一起，共同回顾吴老不平凡的一生，深切缅怀吴老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与学术风范，坦诚交流对吴老一系列重要学术思想与方法理解和体会，并畅谈自己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创新与发展的看法与建议。各位学者专家们的发言感情真挚，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精彩纷呈。兹将其主要内容概述如下，以飨读者。

　　一、 吴承明先生生平事迹、学术贡献与道德风范

　　这次会议内容共分二部分，第一部分由吴承明先生生前的弟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经济所”）副所长刘兰兮研究员主持。刘兰兮研究员首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吴承明先生的生平，指出吴老早年曾从事经济管理与经济调查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时中科院经济所），在长达六十年多年的时间里，吴老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力量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和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全球公认的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经济史学大师。她引用中南财经大学赵德馨教授的话，言简义赅地总结吴老一生治学的三个鲜明特点：一是“视野宽广．洞达中外．且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予以审视。”二是“注重定量分析．努力对一些宏观数量做出估算。”三是“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转移研究的重心，转换研究的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为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起到开辟道路和导向的作用。先生是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导向者。”

　　吴老生前助手，经济所苏金花副研究员接着介绍了吴老的生平与学术成就。她认为吴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修养深厚，学贯中西，融通古今，数十年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树立了经济理论与历史实际密切结合的研究典范，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史学家，也是公认的中国经济史学界泰斗。她指出吴老的学术成就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2，市场史研究。3，中国的现代化研究。4，历史观与方法论研究。吴老在研究方法上，提倡“史无定法”，认为一切经济学的理论都可以视研究对象的需要而拿来作为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

　　吴老的女儿，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吴洪教授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吴老的家庭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吴老妻子因病卧床休养长达31年之久，他几十年如一日，一面投入紧张而繁忙的研究工作，一面默默承担起打理家务、照顾家人和抚育小孩的重担，生活艰辛却始终乐观豁达。80年代中期，吴老正遭受妻亡、子丧等常人难以承受的打击，却正赶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定稿出版的关键时刻。吴老咬紧牙关坚持写作，几至晕厥，终于完成这一重要历史性巨著。吴老温厚仁爱的人格魅力与刻苦治学的感人形象令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首都师范大学阎守敬教授在发言中特别指出吴老一生历经诸多政治动乱与人生种种劫乱，而能不折不挠，对经济史研究做出巨大贡献，这种精神与人生态度令人由衷敬佩。经济所陈廷煊研究员在发言中深切缅怀了吴老对自己一生的帮助和指导，经济所刘克祥研究员特别指出吴老是一个做事认真负责的人，是一个特别奖掖后学的人。并举吴老对待入党的事例，说明了吴老胸怀坦荡，不计名利，是一个特别令人敬爱的长者。江太新研究员在发言中也举吴老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为例，指出吴老在编辑中资史第二、三册时，许涤新先生早已过世，但吴老仍然坚持在署名时将许涤新先生列为第一主编。这部书在定稿时，吴老实际上在各位作者的原稿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地改写，但吴老却一直拒绝收取任何主编费，将全部稿费分发给各位作者。这充分体现了吴老不计名利的高风亮节。

　　二、对吴承明先生学术风格、治学方法的认识与理解

　　经济所董志凯研究员在发言中集中阐述了她对吴老“史无定法”这一重要学术思想的理解。认为史无定法之说并非吴老首创，但则吴老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并非简单重复先人之言，而是博采众长，基于对经济史方法论的全面认识。

　　经济所李根蟠研究员以“缅怀智慧之星”为题，畅谈自己对吴老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理解，认为吴老是一位“心怀大势”，而又“重视细节”的智者。其研究风格比较注重对历史进行宏观、综合的考查，但对于微观、细节的考证亦不忽视。继续和发扬吴老的研究风格，可以有效防止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碎片化”，即过于注重局部细节或个案研究，“见木不见林”的研究倾向。

　　经济所叶坦研究员以“怀念吴老，敬畏学术”进行发言，她在发言中首先畅谈了自己对吴老“史无定法”这一观点的深刻理解，认为这一提法改变了学者的惯性思维模式，“非一”，不绝对，不以某种方法定为一尊，体现了吴老作为一名学者，对学术本身的崇敬与敬畏。

　　经济所青年学者隋福民副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计量研究方面，吴老的态度是开放的，也是十分谨慎的。吴老生前曾明确指出，明中叶以前的经济史不太适合计量研究。在运用经济模型来研究经济方面，吴老认为一些经济学模型对历史作一些不合实际的假设毫无意义，不太主张从模型出发来研究经济史。

　　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在发言中从三个方面总结了吴老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一是学贯中西，极具国际视野，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吴老积极引进和介绍海外学界的学术成果和方法，充当了中西方交流的桥梁，启迪了一代年轻学者，引领了国内经济史学科发展的方向。二是在研究方法提倡“史无定法”，极具包容性。三是对明清以来国内市场研究及对后学的奖掖与帮助。

　　山西大学刘建生教授用“广博睿智，道德文章”八个字来概括自己对吴老的评价，缅怀了吴老对山西大学经济史学科建设与研究工作的长期的关心与支持，并畅谈了自己对吴老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学术风格及对吴老提出的“史无定法”这一学术观点的理解与认识。苏州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的方健先生认为吴老的研究理论与实证并重，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清华大学仲伟民在发言中认为吴老“史无定法”这个提法对于经济史学科的健康发展意义深远。

　　三、吴承明先生启迪、奖掖后学的学者风范及其教学方法、办刊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郭松义研究员在发言中回忆了自己在同吴老长期交往所受到学问上的教益。特别指出，在经济史学科的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方面，吴老曾告诫从事经济史学者既要懂些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做计量的要尽可能计量，也要懂得历史学的知识与考证方法，这一点对他本人及社科院历史所的经济史研究团队影响极大。另外，在清史研究中，如何科学看待康乾盛世，是他本人长期以来比较疑惑的问题，吴老在给方行先生的信中，指出清代经济发展，制度落后，愈是盛世，愈是保守，制度建设远远落后于实际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看法全面客观，切中肯綮，令其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伯重在发言中回忆了吴老对自己的教育与培养经历，认为吴老是一位爱人以德的良师。对后进全力以赴进行培养；对学生的教育注重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兴趣不断向学生提供相关的领域的知识与海内外最新的学术成果，为学生的发展积极创造条件；海内百川，待人谦和，但对学术本身是有原则的，对各派学者的学术观点及者优缺点如数家珍，不盲目顺从或接受，也从不隐晦自己的学术见解。

　　吴老的学生，华东理工大学吴柏均教授回顾了自己求学期间吴老对自己的指导与教育，指出吴老在对自己的教育中，首先注重史料，强调从第一手材料着手进行研究，加强理解和运用史料的基本功；吴老特别重视对国内外研究趋势和相关信息的了解和把握；在方法论上，既重视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又特别注意到计量分析的局限性，认为研究者需要意识到相关资料的缺陷及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吴柏均先生在发言中还对吴老的市场史研究及市场理论观点进行深入阐发。

　　河北大学刘秋根教授在发言中畅谈了自己对吴老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高度的认识，并以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剥削”为例，说明了吴老的学术著作与研究方法对其科研工作的深刻影响。

　　曾长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工作的经济所魏明孔研究员在发言中介绍了吴老长期以来对杂志编辑部工作的关心与指导，提出吴老曾以民国时期《食货》杂志短命夭亡的历史事迹，谆谆告诫编辑部的同志要坚持兼容并包的办刊方针。认为一个学术单位或团体出现学派是学事，但一个杂志如果只成为一个学派的发表阵地则是大忌，对于不同学派、不同风格、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一定要有容人之雅量。吴老的意见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的健康发展意义深远。

　　四、继承先辈学术品格，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进一步创新与发展

　　会议的第二部分则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魏明孔研究员主持，与会专家学者踊跃发言，畅谈了如何继承吴承明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精神与学术品德，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今后的创新与发展。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丁长清教授指出，中外关系对于中国的影响至为深远这，但迄今为止，我国尚缺乏一部纵贯古今的通史性的，全面的中外关系史的著作，呼吁学术界重视，集中力量完成一套中外经济关系史丛书，尽快完成一部中外关系史的通史性著作。

　　厦门大学戴一峰教授作了题为《再论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生长点》的发言，他指出，我国过去的经济史的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只偏重于生产关系的考察而不太注重生产力的研究。也忽视了对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忽视了人们的经济活动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相互关系。我们应当勇于继承傅衣凌、吴承明等前辈学者的治学思想与方法，努力拓宽经济史的研究范围与视野，大胆吸纳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适应时代与社会的需要。

　　人民大学清史所夏明方教授发言的题目为“分工理论与中国经济史研究”，认为吴老关于存在没有分工的市场的观点，对于考察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经济的变迁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吴老关于市场演化动力的多元化与表现形态、发展路径的多样化的理论，对于人们理解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关系，理解和重视传统小农经济的效率与生命力尤为关键。

　　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在发言中，从自己在国内和英国和欧洲等地学习考察的人生经历出发，比较中英两国的气候与地理环境的差异及其对各自农业生产、土地制度方面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深化了对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为什么会长期延续的认识，认为这种人类学的观察和体验对于经济史的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的发言题为《经济史的实证研究：史料与方法并重》，她首先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及吴老对其长期以来帮助、教诲。指出经济史应重视实证研究，经济史的研究要创新而不是盲目趋新，她评论近来风行的中国历史上的GDP研究，认为进行这样的研究工作，现有资料条件尚不具备。她认为经济学的概念不能随意照搬，GDP是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概念，不能搬来研究经济性质不同的中国古代社会。她还指出经济史的研究不能只做计量，还要研究制度。现在有种风气似乎无计量，无模型不成文章，这很危险。

　　清华大学陈争平教授在发言中，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吴老经济史的方法论思想和他本人对当前经济史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的看法：1，注重历史研究的延续性，贯通古今。2，“史无定法”，经济史研究要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能够计量的要尽可能计量分析。孤证优于无证，多个证据的罗列要优于孤证，计量分析优于证据罗列。3，关于计量分析，他认为吴老晚年比较重视结构分析，相对价格的分析与全要素生产力的分析。他认为GDP的研究是可以做的，它是一种比较高层次的综合性的计量研究。在做近代史的计量分析，要注意区分GDP和GNP的概念，避免上纲上线，作无谓的争论。4，经济史的研究要有人物，反对光用计量模型来研究经济史，见数不见人。认为历史上的人物、人口、人群、人力等都是经济史应当研究的重要内容。

　　经济所林刚研究员在提交的书面发言中，认为吴老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研究，以探讨和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他以吴老对小农经济的研究和观点为例说明这一点，指出吴老高度重视小农经济的研究，强调小农经济的效率与生命力。吴老这些重要的观点和思想，值得我们下一辈继承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