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会由“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日本会议组织委员会”筹办。为了有效地利用过去的经验，同时又能充分反映日本学界最新的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组委会采用了老中青结合的方式，山田辰雄（庆应义塾大学）、久保田文次（日本女子大学）、狭间直树（京都大学）、安井三吉（神户大学）、西村成雄（日本放送大学）、姬田光义（中央大学）、平野健一郎（东京大学）等著名学者担任顾问级委员，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深町英夫（中央大学）、饭岛涉（青山学院大学）、家近亮子（敬爱大学）、石川祯浩（京都大学）、久保亨（信州大学）、陈来幸（兵库县立大学）等学者担任组委会委员并兼任秘书处成员。因认识到不应采取过去常见的“纪念史学”方式，而应从学术角度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及其对日本的意义，故提出以下三条基本宗旨：第一，“世界历史中的辛亥革命”。在前近代以来的中国通史及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相互关连及比较中，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第二，“从日本看到的辛亥革命”。通过辛亥革命，对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问题及近代日中关系中的诸种样态，进行既深入又广泛的回顾。第三，“百年共和、宪政与辛亥革命”。为了探讨从清末预备立宪开始，经中华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战后台湾地区等各政权对宪政问题的态度及实践，关注作为起点的辛亥“共和”革命。此次会议名曰“日本会议”，实为“东京会议”与“神户会议”在内容制定、宣传企划、经费运作等各方面进行有效、有机的紧密合作的结果，是全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学会综合力量的结晶。

　　与会学者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韩国、蒙古、新加坡、美国、意大利、塞尔维亚、澳大利亚等国家与地区，其中一部分报告人为应募参加的青年学者。会议围绕辛亥革命研究，展开了视野广泛、方法新颖、课题多样、颇富成效的切磋交流。东京会议共有34个报告，神户会议共有14个报告。主会场设有日文、中文、英文的同声传译，副会场则未设翻译服务，各分组会以曰、英、中文专场形式进行。3—4日在东京大学驹场校舍召开的全体会议座无虚席，与会者多达700多人，且多为学者，可谓盛况空前，充分反映了日本学界对中国研究的重视和实力。而在东京会议召开前一日，会议组委会又与东洋文库(东京)联合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特别讲演会，与会者达70多人。笔者作为翻译参与了在东洋文库举力乙的特别讲演会，并出席了在东京大学驹场校舍举办的国际研讨会，故本文对此两项学术活动作简要介绍，未涉及神户会议。限于篇幅，不能全面展开，仅以介绍报告内容为主，而热烈充实的会场讨论内容只得割爱，深以为憾。

　　一、总论

　　狭间直树《东亚“共和”思想的形成——辛亥革命100周年寄稿》详细分析介绍了在辛亥革命爆发、共和国成立之前，东亚“共和”思想在日本的形成过程。裴京汉(韩国新罗大学校)《东亚史上的辛亥革命》，将辛亥革命对韩国及越南的独立运动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并通过分析中华民国如何应对西藏、蒙古独立要求的问题，探讨了同时期的新东亚国际秩序。他认为，汉族反抗满族统治的民族主义革命，引发了周边弱小民族从中国独立或脱离的运动，辛亥革命为东亚各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契机。唐启华(台湾政治大学)《北洋派与辛亥革命》一文试图打破革命党对辛亥诠释权的垄断，提出对辛亥不同的理解视角，指出和平解决国体问题、建立五族共和，实为北洋派对辛亥最大贡献。北洋视角提供了除革命派与立宪派以外，另一个务实的连续性视角。周锡瑞(JosephW．Es.hefick，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重新探讨辛亥革命——以1911年为中心》分析了辛亥革命突然爆发于1911年的原因。周氏1970年代出版的著作《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曾促使日本和中国学者反省了“孙中山、同盟会正统史观”，此次他再提出立宪派的主导作用，并指出自己亦曾较为轻视的“排满感情”，对辛亥革命的爆发起到了一定作用。桑兵(中国中山大学)《辛亥时期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从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教育与学制、汉族与少数民族、边疆五个方面解构对现有知识和制度体系渊源流变的认识，寻绎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黃克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辛亥革命与民国百年：台湾观点》将以往对辛亥革命解释的三种观点，即国民党史观、共产党史观及学界史观进行了分析介绍。他指出，辛亥革命在新旧势力妥协之下获得成功，旧的专制秩序虽被打破，却未能建立起一个稳健的共和体制。直至台湾解严后，孙中山的建国理想才得以实践。叶文心(Wen．hsinYeh，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产阶级与革命》分析指出，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是突发性的，而导致朝廷瓦解，其意义超过了革命成功。中央瓦解后，多方势力重新组合，建构出新的东亚秩序和国际关系。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时刻，政权的转移不仅造成了清朝终结，且带来国家机器、国家体制和国家主体的重建。此外，她从软实力生产的角度重视城市中产阶级的作用。久保田文次《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介绍了1981年在东京及2001年在神户举办辛亥革命70、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情况，前者政治性强于学术性，后者则已无需顾虑政治因素，学术气氛较浓。与其相比，此次会议在研究内容、讨论形式以及参会人员上则更趋广泛、多元、自由、深化。

　　二、政治制度与区域社会

　　金子肇（日本下关市立大学）《政治整合的难关——民国初年的改革和政治斗争》指出袁世凯政权在与革命派、各省政府、中央与地方议会的对立及抗争过程中，不得不放弃制度化的努力，而采取依靠“忠诚”这种以人为纽带的国家整合的方法，因此极不稳定。帝制的实施未能在制度上使国民意志集中于国家，各省政府对袁政权“忠诚心”的消失反而加速了政治整合的瓦解。山田贤（日本千叶大学）《“善”与革命——清末民初四川的地方社会》认为过去“善书”里的世界观，与辛亥革命以后的新社会并非明确对立，而是在变化的同时，潜在地发展，并与当时的社会变动紧密相连。巫仁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从民变到革命：从近代早期城市社会的抗争到现代革命的完成》关注城市市民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从城市环境及群众动员模式上探讨辛亥革命发生于城市的原因。宫原佳昭（日本南山大学）《辛亥革命前后之地方教育界——以湖南省为中心》从湖南省教育会的人员构成、教育观点、职员选举、与省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考察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省教育界的变化。佐野实（日本一桥大学）《收回利权运动与辛亥革命——以沪杭甬铁道为中心探讨中央、地方、列强的对立》指出，在辛亥革命之前，收回利权运动具有拒绝借款的性质，且与接受借款的清政府相互对立。但在革命发生之后，因资金不足，反而积极推行以沪杭甬铁道为担保的借款，两者之间有着对照性的反应和动态。莫秀兰（Monica　De　Togni，意大利托里诺大学）《中国的自治与1911年——四川参政活动的革命与延续》通过地方志和档案史料分析了清末民初四川地方自治的实际状况。小川唯（日本明海大学）《探讨二十世纪初叶“教育议会”方案》将20世纪初叶（1901——1916年）中国教育行政改革中的教育议会设立方案视为一个代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于中国的连续性运动，阐述了方案的内容与改革尝试。

　　三、辛亥革命与对外关系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困境中的坚守与前行——从新发现的史料看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利用新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档案，由以下五方面窥探民初外交之艰难及当时人们在困境中之努力，论证临时政府在困境中如何坚守国家主权，努力使其不再流失或尽少流失：1．抵制列强在华治外法权的扩张：以厦门鼓浪屿会审公堂为例；2．维护海关主权：以福建海关为例；3．行使在华外国人人境管理权：以福建为例；4．禁吸鸦片：以浙江为例；5．维护海外华侨权益：以“泅水事件”为例。樱井良树（日本丽泽大学）《革命之冲击与日本》指出，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日本政府内部出现了追求积极且自立的外交政策的动向。而围绕外交政策路线出现的对立，成为大正前半期日本对华政策复杂化的根本原因，并因此而导致政变发生。黃自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人的辛亥革命观——“趁火打劫”与“同舟共济”之间的论争》指出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初，日本政府的态度是反对革命，诱导清廷实施宪政改革，藉机拓展在华权益。而日本民间社会除少部分拥护政府主张外，多持同情辛亥革命的态度。川岛真（日本东京大学）《从长崎审视辛亥革命》认为从中日关系与辛亥革命这个主题来思考长崎地域社会的特征时，通过与航线和电报有关背景的分析，可看出长崎具有将“人”、“物”与“信息”连接起来的机能，其中包含着中日之间的双向性。小池求（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醇亲王的使节外交与加强对德国政策（1909——1911）——从中德关系的角度分析》指出，在1909年至1911年中德美三国尝试合作的过程中，清朝积极推动对德美接近政策，德中两国互视为“友邦”而试图合作。

　　四、民族、版图、领土

　　雷国俊（JamesP．Leibold，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吸收边境——反映辛亥革命和民族地区的三面镜子》认为，应该批判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和解释，并通过1911年、1961年、2011年关于辛亥革命的言论，探讨了汉族精英和国家领导人对边疆及其重要性的定位，指出原为政治性种族革命的辛亥革命，变成了带有包含性的多民族的“国家”项目，其中非汉族人被赋予了作为“中国人”的新职责。橘诚（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辛亥革命与“蒙古”——独立、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指出，辛亥革命后蒙古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即走向“独立”的喀尔喀、拥护清朝君主立宪制的驻京蒙古王公、以及其他保持沉默的“蒙古”。奥云札尔格勒（Oehir　Oyunjargal，蒙古国立大学）《博格多汗政权应对驻北京蒙古王公的政策——以亲王那彦图为例》利用蒙古民族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史料，就博格多汗政权如何应对亲王那彦图旗下所发生的如图司珲迁居与牧地纷争等事件展开论述，寻求真相。孛尔只斤．呼斯勒（日本昭和女子大学）《辛亥革命之于内蒙古》指出，辛亥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国家，而内蒙古人所谋求的则是自身的自立问题。小林亮介（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辛亥革命前后的“西藏”——围绕边界划定的难题》指出，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如何确定西藏的政治地位，以及在政治上、行政上应如何界定其具体范围的问题，并对西姆拉会议决裂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剖析。阿部由美子（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辛亥革命后北京满人社会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旨在通过对辛亥革命后获得优待条件的北京满族社会的考察，阐明满族社会的连续与断裂，以期了解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结构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五、清末民初的社会经济

　　富泽芳亚（日本岛根大学）《民国初期的企业关联法的整备和日系企业的活动》认为，中国近代有关矿业的法律结构，在晚清已基本形成。这是对在不平等条约下如何限制中国内地的外资矿权的挑战，其成果延续至民国时期。朱荫贵（中国复旦大学）《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经济的延续和变迁》通过分析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的延续和变迁，指出经济不像政治，可以发生“突变”，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渐变”。但政治的“突变”，依然可以给经济带来明显的冲击并使之产生变化，尽管这种变化需要的时段较长。柯丽莎（Elisabeth　Koll，美国哈佛大学）《改革下的商业——辛亥革命前夕的企业经营与市场制度的结构》以连接天津和浦口之间的津浦线为例，分析论述了当时铁道经营的特征。马敏（中国华中师范大学）《辛亥前后中、日、美商人的交往及其影响——多元文化交涉对辛亥革命的意义》指出，辛亥革命是世界现代化的大趋势与中国自身摆脱封建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趋势相结合的产物，革命的结局使中国走上对外更加开放的道路。

　　六、清末民初的文化蜕变

　　须藤瑞代（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民国初期的节妇烈女》通过分析自愿成为节妇烈女的女性自身的因素，指出重视寡妇贞节的观念即使到了1930年代仍然根深蒂固，节妇烈女不会因不被列为褒扬对象而瞬间消失。程美宝（中国中山大学）《做男人!——民国时期上海精武会追求的现代男性化与民族主义》介绍了上海精武会的历史，探讨了他们通过体育锻炼，追求何种男人形象，并分析了男性构造与民族的微妙关系。杜鹃华（Dusica　Ristivojevic，匈牙利中欧大学）《消失的媒介者——<女学报>(1898)与现代女性》通过分析《女学报》，论述了女性论的历史性变化。刘世龙（中国四川大学）《白话文与社会动员——以清末四川保路运动为例》从社会动员的视角，探讨了白话文在清末四川保路运动中是如何发挥作用成为动员民众、达成舆论共识、对抗官方的宣传堡垒的。古泉达矢（13本东京大学博士生）《20世纪初香港鸦片零售制度的转变》认为，随着香港政厅在1914年修改鸦片零售制度，政厅及最后的征税承包人均利用舆论对鸦片的敌视态度及辛亥革命的进展获得成功。福士由纪（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公众卫生与都市社会——以防疫风潮（1910）为中心》探讨了清末民初都市社会的租界当局和各阶层关于卫生的活动和认识。

　　综观此次研讨会，基本上摆脱了习以为常的“纪念史学”式的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的模式，而完全从学术角度出发，基本上实现了开篇所述的三条宗旨。报告人老中青结合，报告及讨论人通过使用日中英三种语言中的一种进行报告、讨论，使得会议更加精彩纷呈。总之，此次研讨会不但在学术上成果丰富，而且在组织形式上颇具特色。

　　作者张玉萍，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兼任讲师，东京，2060824，yuping307@yahoo．co．jp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206

　　此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是纪念鲁西南的莒县凌阳河遗址发现大汶口晚期文化50周年，回顾总结50年来大汶口文化及海岱地区史前文化、我国早期陶器刻划符号以及原始文字方面的发现与研究成果。

　　文字产生是文明出现的重要表征，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认为，莒县陵阳河发现的陶文应当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一批处于萌芽状态的文字。这一发现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线索和实物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考古年鉴》执行主编朱乃诚回顾了大汶口文化的研究历程。他认为，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与确认是我国史前考古学史上的一件重大事情，对它的研究工作为厘清整个华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谱系奠定了基础。朱乃诚指出，莒县出土的凌阳河遗址出土的陶文字是中华文化远古文明的“火花”，像这样的陶器刻划符号被大量发现和深入研究，最终将破解中国文字起源这个千古之谜。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永波研究员对莒县凌阳河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两个“图像文字”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这两个符号应是大汶口文化中有虞氏部落的徽号标示。从安徽尉迟寺发现的同类遗存则表明有虞氏挺近中原时期与当地土著文化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早期华夏文明。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2012年10月15日

　　世界秩序是国际问题专家讨论的热门。就美国中国学界而言，对东亚和中国的世界秩序问题很早就有过探讨。1963年，美国东亚研究会在费城举行过“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讨论会。接着1965年，美国历史学会又在洛杉矶举行了“中国的世界秩序”学术讨论会。1965年的会议是1963年会议的继续，费正清还将会议的论文主编成《中国的世界秩序》出版。

　　哈佛学者重视中国世界秩序观研究

　　20世纪60年代的两场讨论，是美国全面认识中国的重要研讨之一。这两次讨论使中国的传统世界观念、外交理念和行动模式受到国际中国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并提供了关于中国的世界秩序及其观念研究的可贵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从学术史的视角对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演变进行探讨。他们认为，进入近代中国社会以后，这种古代的世界秩序观已经瓦解，这个秩序的内在和外在的基础已经崩溃。在西方列强冲击中国社会以后，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有很大改变。康有为就提出过大同的世界秩序观，但与传统的世界秩序观有很大不同。包括史华慈在内的学者们认为，到20世纪中叶，世界秩序的中心显然不在中国，是时世界秩序的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学说也大相径庭，中国在现实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尚低。但所谓的西方的政治秩序体系也会被证明是暂时的，就像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观。

　　学者们关于“西方的政治秩序体系会被证明是暂时的”的观点，为这次讨论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果然，在1979年，即会议结束后15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亚洲四小龙出现，世界秩序出现了新迹象。哈佛大学学者还组织过一场关于东亚政治秩序的大讨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讨论强调从东亚的传统文化来探讨和认识东亚政治秩序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认为应该密切观察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身处这一变化中的中国对世界的看法。

　　从哈佛学者组织的这几次专场讨论可以看出，这支重要的中国学研究团队十分重视变动中的世界秩序及其中国的地位，以及中国的世界秩序观研究。

　　“汉学中心何地”  中国学者批驳西方学术霸权

　　这里所指的中国学研究，当然涵盖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指海外学者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另一个是中国学者对于海外学者这一研究的再探讨、再思索。这两方面都与世界秩序的发展及中国的地位密切相关。

　　古代中国在世界的中心地位，决定了世界对于中国的全方位关注，尤其表现在东亚文化在汉文化的强烈辐射范围之内。以史书编撰为例，几乎日本、朝鲜、越南的正史都采用了中国的纪传体史书体例。在古代越南，仅《诗经》的“喃”字翻译作品就有很多，据知现在还保留有多部作品和版本。

　　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发生明显变化。西方没有了昔日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和憧憬之情，以西方宗教取代中国儒家文化的呼吁咄咄逼人。他们也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但颇有服务于对华发展战略需求的旨趣。此期间所出现的一些重要汉学成果，有的是在掠夺和霸占中国珍贵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的，虽然其中也不乏一些优秀成果，例如巴黎的敦煌学研究。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秩序是西方列强的世界秩序，这也刺激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第一波高潮。有关西方汉学名著的翻译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研究的重要特点，除了对域外先进科学发展的细心体察，也有对西方学术霸权和研究谬误针锋相对的批驳，陈垣所谓“汉学中心何地”之问，是对此学术格局的忧虑与挑战。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寅恪、傅斯年等重要学者及其成果的出现，是处于这一不利世界秩序下的中国学者的傲骨及其非凡成就的体现，显示了中国本土学术典范的辉煌和隽永魅力。

　　改革开放带来海外中国学研究新高潮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给世界秩序带来挑战，但冷战毕竟导致了西方与中国的严重对立，无论是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与研究，还是中国对对方中国学研究情况的把握，都无法顺利展开，处于相对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后，中国研究获得了快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措施，使外国学者有了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查看档案、参与合作研究的机会，很大程度上丰富着中国学研究的成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也出现新高潮，不仅相关的专门研究机构出现，各类翻译、研究成果也频频涌现，重大的国际学术会议接连召开，一批新人在此过程中逐渐成长。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第二波高潮出现，并延续至今，堪称壮观。
 
 　　“以我为主”世界著名汉学家齐聚中国
 
　　有人把现在的世界秩序叫做G2世界，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人并不这样认为。无论如何，世界开始脱离完全由西方人主宰的世纪，多元化、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已成事实。

　　中国未必会成为世界秩序的主角，但世界明显感受到了中国的巨大影响，加强了对这个东方大国的研究。英国的一位学者认为，中国是秉承独特主张、关切点与价值观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身在国中，心怀世界”的宇宙观并没有“改变”世界的雄心。应该更多了解和研究这些带有东方特色的思想智慧，寻找中国和西方经验的契合点，包括可以允许世界更多地被中国塑造。不整合现实的中国研究成果，不仅无法理解当代中国，更无法理解现今世界。这都使中国研究成为被关注的重要话题，海外的中国研究热绝非偶然。

　　与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相比，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无论研究背景还是研究内容都已大相径庭。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发展，客观说明了某种刚性需求；越来越多的世界著名汉学家赴中国参加会议，说明世界秩序变化带来了中国学研究的新气象。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要十分重视海外中国学研究专家的真知灼见，认真体会他们所提出观点的视角和境界，多一份对自身文化思考的智慧。在研究中，“以我为主”的立场也十分重要。有些外国学者因冷战思维及对中国国情、文化传统缺乏了解，不免浅薄之见，对此应展开必要的批评。中国学者对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理应有自己清醒的反馈和理性的声音。这种与国外中国学界的互动研究，要注意在融合其先进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研究话语的新体系。当然，与此相关的学科建设工作也须认真展开，明确专门学科及其方法论并予以深入探讨。没有扎实学科建设基础上的专门探索难以自立与长久。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3日第435期

域外汉籍数量庞大尚无总目

　　目前，国内学界对域外汉籍的范围界定，仍有一定的分歧。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认为，域外汉籍包括：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如大量现存的中国古籍的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等，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 比如大量的敦煌文献、《永乐大典》残本以及其他各类典籍。

　　日本学者把上述三类分别称为“准汉籍”、“和刻本汉籍”、“汉籍”，因此，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汉籍”一词由日本而来，域外汉籍应该只包括上述第三类。张伯伟认为，这只是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通行的用法，“域外汉籍”应该包含更多。

　　目前尚未编纂出域外汉籍总目，以国别区分的韩国、日本、越南汉籍总目也未编成，但根据不完全的书目来看，已能确认域外汉籍是一个丰富庞大的资料宝藏，时间跨度上千年，仅《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就汇编日本公私藏书1万余种。

整理出版工作成果初显

　　据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教授周少川介绍，目前，国内对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汉籍影印整理工作做了很多，而对俄罗斯和南欧一些国家收藏的汉籍仍在不断了解中。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工程项目《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已出版三辑，计划出版精装影印古籍800册，囊括2000余种珍贵域外汉文文献。

　　学者认为，日本是域外汉籍保存最丰富、品质最优良的国家之一，也是域外汉籍影印工作的重心所在，近年来这方面研究收获颇丰。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金程宇所著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将于近期发布，已引起学界关注。该丛书收录和刻逸书及罕传典籍（含个别域外人士著作）110种，另附相关研究资料20余种，是继林衡《佚存丛书》、杨守敬《古逸丛书》以来国内外最大规模的同类丛书。

　　目前，中国域外汉籍研究在资料建设上成绩可观，但整理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一些资料影印错误较多，有效信息不多；域外人士汉文著作的整理，大多以白文或简略注释为主，长期积累富有心得的著述极少；经典著作译著较少。”金程宇说。

　　总体而言，域外汉籍的整理与出版，为国内相关学科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基础和更广阔的视野。胡玉冰说：“以西夏学为例，过去由于资料缺乏，很长一段时间研究没有大突破。俄藏西夏学文献的回传，带来大量原始材料，对学科建设有很大促进作用，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单一国别研究走向全球

　　2000年3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正式成立，成为国内第一个以域外汉籍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此后，台湾大学2002年成立了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成立了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2007年成立了文史研究院。金程宇认为，这些研究机构的成立，表明中国的域外汉籍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国别，开始从整体上关注和使用域外资料，体现出明确的学科意识。

　　金程宇说，国内20世纪的域外汉籍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域外汉文小说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发展颇为不平衡。近十年来，这种局面得到了明显改观，单一文体、单一国别的研究状况逐渐被打破，研究领域更宽广，方法更加自觉，参与者显著增加。

　　张伯伟告诉记者，在2012年6月召开的第四届国际汉学大会上，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谈到十年来汉学研究的动向时，提出从国别角度走向国际视野，把中国放在东亚乃至整个世界背景下去研究。2012年10月，日本中国学会召开会议，新增主题“日本汉文”，日本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成为会议单列研讨的问题。2012年11月，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提出“新汉学”概念，把视野放开到整个汉文化圈。从这三个重要会议可以看出域外汉籍研究的一些新动向。张伯伟说，域外汉籍研究意义重大，不仅可以呈现历史上汉文化圈的交流及各个国家和地区自身文化的形成路径，而且有助于开拓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同时显现汉文化的现代意义。这些研究对于构建多元文明和谐发展的世界会带来有益启示。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2月8日第415期

　　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主要有中国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先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黄盛璋先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邹逸麟先生、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朱士光先生、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司徒尚纪先生、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与古地图研究中心教授李孝聪先生、中国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先生、中国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先生、中国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满志敏先生、中国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侯甬坚先生、天津市教委主任靳润成先生、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侯建新先生、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暨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刘石吉先生、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教授陈文豪先生、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人类地理学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客座副教授Stefano Piastra等来自世界各地、各高校、研究机构的200多位知名历史地理学、社会史学专家、学者。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苟利军先生、天津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璟先生、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高玉葆先生等出席了会议。

　　本次大会设立1个主会场、6个分会场，特别邀请了业内知名专家学者做精彩的大会报告。

　　开幕式大会报告如下：

　　黄盛璋：开辟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时间、空间，创建重要分支学科的理论、方法及道路刍议

　　邹逸麟：试论历史上河北地区的兴衰

　　朱士光：关于武汉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的初步论述

　　司徒尚纪：历代对海南岛的经略政策与岛上环境变迁

　　李孝聪：穿越祁连山大斗拔谷的道路与城址考察

　　唐晓峰：美国地理学家的三次向史学靠拢

　　陈文豪：台湾的历史地理学研究

　　毛曦：走向世界：对于中国世界历史地理研究的思考

　　闭幕式三场大会报告如下：

　　韩光辉：《金史·地理志》所载城市行政建制疏漏补正

　　吴松弟：近代早期开埠通商的时空考察

　　侯甬坚：重读陕西：本区人文地理重要特征

　　按照大会议程，与会专家主要围绕着“华北历史地理问题研究与探讨”、“王朝·区域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环境变迁”、“域外历史地理研究的探索”、“历史政治地理与历史城市地理”、“历史地理学理论：技术·方法·思想”、“传承与创新：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先生百岁诞辰专题研讨”、“其他历史地理问题”等七大议题展开。其中重点围绕“华北历史地理问题研究与探讨”、 “历史地理学理论：技术·方法·思想”两议题展开重点讨论。

　　众所周知，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华北地区作为历史时期以来，尤其是晚近以来我国地位突出的首善之区，其政治影响日趋显著，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地理问题。本次大会特地设置了专题，建立了学术交流小组，对华北地区，尤其是天津、北京城市历史地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发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对一些新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富有价值的探索，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亦颇具现实意义。

　　理论方法的不断完善与更新，不仅属于学科本身的问题，而且对专业学术研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次大会一方面系统总结了国内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的成就与不足，另一方面介绍并引进了国外先进的学科理念与方法。同时还探讨了现代技术手段，如遥感、红外、GIS等新技术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应用问题。此外，就历史地理学研究视野和范围的拓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断发展并逐步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影响。

　　此外，大会还围绕着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以及其他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问题展开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各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在宽松愉快地学术氛围中交流了新近的学术心得，其中对于行政区划变迁规律、城市地理演变、气候与环境变迁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研讨，许多见解新意迭出，并对当今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会后，大会收到的学术论文将由专人整理、编辑成册，并予以出版。相信此次大会所形成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将会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以及对中国世界历史地理学学科的进一步展开产生积极地推动作用，也会对华北乃至中国的区域发展与环境保护等问题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总之，本届大会主题宏阔，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一次高端盛会。此次会议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历史学科目录调整后首次举行的全国历史地理学科大会，也是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博士学位授予点审批后举行的首次历史地理学大会。由于此次大会的参会代表人数众多，层次较高，所以通过此次大会学术交流，必将会推动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科进一步发展壮大，对于巩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在全国的优势地位有着重要影响；对于提升天津师范大学的科研教学能力，树立天津师范大学蓬勃发展的光辉形象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于天津市软实力的提升，进一步扩大天津市在全国的学术影响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报讯（记者王春燕）1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在京举行，论坛发布了2012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分别是：江苏泗洪县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山东沂水县纪王崮春秋墓、河北邺城遗址东魏北齐佛寺遗迹和佛教造像埋藏坑、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

　　顺山集文化遗存为淮河下游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测年数据显示其最早年代距今8300年。顺山集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国内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环壕聚落，填补了淮河中下游史前聚落考古的空白。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洞川沟附近的山梁上，地处黄河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处。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初步认定石峁城址（皇城台）最早当修建于龙山文化中期或略晚，兴盛于龙山文化晚期，夏时期毁弃，属我国北方地区超大型中心聚落。

　　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是近年来在新疆发现的重要青铜时代遗存，其年代为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属于青铜时代早期。考古专家认为，阿敦乔鲁考古工作的意义在于首次在新疆确认了相互关联的早期青铜时代的遗址和墓地，为探讨该区域古代社会结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同时为揭示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具体面貌提供了一批全新的、重要的材料。

　　2012年春节前夕，在山东沂水县城西北40公里处的纪王崮顶施工时意外发现了部分青铜器及其残片，后经调查，确定为一座古墓葬。2012年2—7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当地文物部门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墓葬虽然破坏较为严重，但主墓室部分保存较好。根据器物形制特点推断，该墓年代为春秋中晚期。其墓室与车马坑凿建于一个岩穴中，是一种全新的埋葬类型。

　　邺城遗址位于河北临漳县西南约20公里处，这里曾是三国曹魏至北朝末期六个王朝的国都。1983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成的邺城考古队开始对邺城遗址进行全面勘探、发掘工作。考古队于2002年在东魏北齐邺南城南郭城区发现了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于2011—2012年在该寺中轴线北端、东南院中央分别发掘出大型建筑基址，对该寺院遗迹的认识取得重要突破。2012年1月，考古队在习文乡北吴庄北地抢救发掘了一个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佛教造像共2895件（块）。

　　海龙囤遗址位于贵州遵义老城北约30里的龙岩山东麓、湘江上游，辖于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海龙囤村双龙组。如今，周长约6公里的环囤城墙尚存，囤顶平阔，囤内面积达1.59平方公里。出土遗物有碑刻、瓷器、钱币、铁锁、瓦钉等。囤内碑刻以传世的“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最为重要。

　　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承办。

与会者参观成果展 朱高磊/摄

与会领导为入选单位颁发证书　朱高磊/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01月11日总第403期

争鸣，这一年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终特刊

                           (按姓氏笔画排序)

名誉会长：王洛林  郑学檬  经君健  赵德馨  董志凯

顾    问：  陈支平  李伯重  武  力  韩  毅 

会    长：刘兰兮

副 会 长：陈  锋  陈争平  李  毅  郑有贵

秘 书 长：魏明孔

副秘书长：车维汉  苏金花  徐建生  隋福民 

中国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

主  任：陈  锋

副主任：张忠民  林文勋  钞晓鸿

秘书长：苏金花

理事(32人)

王卫平  王日根  王双怀  王文成  方志远  石  莹  龙登高  史志宏  仲伟民  许  檀

刘志伟  刘秋根  孙洪升  李庆新  苏金花 何 平  陈  桦  陈  锋  陈支平  陈春声  张忠民  张海英  张建民  范金民  林文勋  钞晓鸿  姜锡东  徐东升  曹树基

董郁奎  谢元鲁  魏明孔

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理事会

主  任：陈争平

副主任：马  敏  王玉茹  朱荫贵  刘方健  刘建生 

秘书长：徐建生

理事（37人）

马  敏  马长林  马俊亚  王  翔  王玉茹  水海刚  史建云  刘方健  刘兰兮  刘建生  朱  英  朱荫贵  任  放  孙建国   杜恂诚  李金铮  李培德（香港）   陆兴龙  陈争平张东刚  张利民  张伟保(澳门）    杨德才  周建明  郑会欣（香港）  赵  津  姚会元  徐建生  唐  凌  曹幸穗  彭连港  彭通湖   焦建华  虞和平  慈鸿飞  燕红忠  戴建兵 

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理事会

主  任：郑有贵

副主任：苏少之  赵学军  曹洪军  温  锐 

秘书长：隋福民

理事（31人）

王学庆  刘  巍  苏少之  李  文  李占才  李国都  李维林  宋士云  迟爱萍   陈  夕  陈  洁  陈东林  张  侃   武  力  庞  松  郑有贵  赵云旗  赵学军  赵凌云  贺耀敏  秦  晖  贾俊民  高伯文  萧国亮  曹  靖  曹洪军 常明明  隋福民  董志凯  温  锐  瞿  商 

中国经济史学会外国经济史专业委员会

主  任：李  毅

副主任：马  颖  车维汉  高德步  韩  琦

秘书长：车维汉（兼）

理事（31人）

刁  莉  马  颖  马金华  王  珏  王  萍  王庭东  王德祥  车维汉  田中景  李  洁  李  毅  李宗元  李维森  辛  江  宋晓平  邹建华  陈  建  陈继勇  张乃丽  林  珏  周  见   赵秀清  贺力平  高倚云  高德步  倪月菊  路爱国  韩  琦  韩  毅  雷  鸣

濮  晔

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秘书处工作报告

（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  刘兰兮）

各位理事：

    晚上好！

自2008年学会理事会换届至今已过去四年，有关学会的学术活动及学科发展的整体概况，将由会长在本届年会大会上作工作报告，这里仅将本届秘书处的主要工作情况简单汇报如下：

一、梳理建国60年学科发展史

2009年恰逢新中国建立60周年，按照上级安排，各单位纷纷开展纪念活动。学会以“建国60年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回顾与展望”为专题，由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现代经济史三个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撰写或组织人员撰写文章，梳理建国60年学科发展史，展望学科发展的未来。大家认为，建国60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硕果累累，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近年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无论在方法论还是研究视角上，都日益走向科学与理性。区域史、部门史和专题史研究的兴起，长时段的贯通研究引起学界的重视，不同学科及其理论方法的交叉融合，学者们更多地从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的相互关联中去研究经济的发展，等等，均是值得肯定的可喜现象。而对资料的进一步挖掘、爬梳、整理，以及理论方法的多元化，将会给中国经济史研究带来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相关文章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中国经济史学会通讯》第10期）

二、促进国内学术交流

（一）本届秘书处协助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承办方筹办了2010、2012年两次年会。在筹办年会的过程中，秘书处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在年会召开之前，召开京津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会议，讨论提出会议议题，并征求同仁、尤其是会议承办会议方对议题的意见，及时反馈给学会领导，确定会议议题。

2、保持与办会方的联系，及时向会长汇报会议筹备情况，协调办会方与学会的关系。

3、为会长工作报告提供素材。每次年会前，由各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撰写本专业研究综述及近年学术活动情况报告，供会长做工作报告参考。

4、为换届工作做准备，秘书处负责换届前的协调工作。

5、在年会期间，协助会议承办方协调关系。

（二）与高校或研究机构合作，联合举办中小型学术研讨会。

三、推动国内学者参与国际交流

（一）2009年，中国经济史学会首次作为集体会员参加了第15届世界经济史大会。为便于中国学者与国际社会交流，世界经济史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向大会提出开办汉语专场的申请，获得大会的批准。受惠于此，参加此次大会的中国大陆学者达20余人之多。学会秘书处协助李伯重教授联络国内学者，在该届大会上组织分会场研讨，推进国际交流。

2010年度，学会收到世界经济史学会关于召开第16届世界经济史大会的通知，即在国内经济史学界发布消息，征询国内相关学者的意见，鼓励经济史学者申报参加第16届世界经济史大会。世界经济史大会的申报、审议工作结束后，世界经济史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向学会通报审议情况，秘书处及时将世界经济史学会审批分组议题的意见传达给各个分组会议的主持人，敦促分组会议主持人依据世界经济史学会的意见调整选题，组织论文，为第16届世界经济史大会做准备。

（二）2011年8月29——30日，学会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办国际经济史论坛。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典、葡萄牙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经济史学的未来发展，以及经济史的国际合作研究问题。秘书处主要负责国内学者与香港科技大学之间的联络工作。

3、秘书处配合香港科技大学着手第17届世界经济史大会的申办工作。秘书处按照申报要求准备相关材料，由香港科大的著名经济史学家李中清教授拟定申办报告。但由于种种原因，申办没能成功。

    四、编辑学会同仁刊物《中国经济史学会通讯》

编辑学会同仁刊物《中国经济史学会通讯》（以下简称《通讯》）也是本届秘书处的一项工作。本届秘书处的各位副秘书长轮流承担了各期《通讯》的编辑任务，为国内经济史学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付出了辛苦的劳动。自2008年以来，秘书处共编辑、并通过网络在学会内部发行《通讯》3期。编者们扩充《通讯》内容，增加相关图片，使《通讯》的版面趋于生动。编辑《通讯》的最大困难是缺乏稿源。希望各位同仁积极支持《通讯》，提供学术信息，丰富《通讯》的内容。

五、办理各种手续

按照国家各个管理机构的要求办理各种手续，是秘书处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主要包括1、按照民政部的要求办理年检手续，包括每年提交工作总结与下年工作计划、完成学会财务审计等等；2、应对民政部各个年度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按照民政部社团管理要求；按照国家统计部门的要求，完成经济普查与统计工作；3、办理国际学术会议的申报手续等等。截至目前，本届理事会严格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管理规定开展各项活动、办理各项手续，没有出现违规的情况。

六 、学会经费情况

筹措活动经费始终是学会的一大难题。现学会经费的主要来源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拨发的学术社团经费，每年度14000元。

本届学会理事会的收支情况如下：

（一）收入：1、院里拨款56000元；2、2008年年会会费2840元；3、2010年年会会费2620元；以上三项共计61460元。

（二）支出：1、办公费616元；2、会议费3495元；3、差旅费15734元；4、交通费60元（市内交通）；5、邮费77.91元；6、学会通讯稿费和编辑费14120元；7、劳务费100元；8、管理费用1158元（其中审计1000元，更换组织机构代码证108元，购支票50元）9、银行账户管理费1080元；共计36440.91元。

收支两抵，结余25019.09元。

在目前物价、劳务费水平不断增高的情况下，学会现有经费难以开展大型学术交流活动，请大家谅解，也希望大家多想办法，帮助学会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在此，我们衷心感谢分别承办2008年、2010年及本届年会的广西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武汉大学,感谢他们承办学会年会并为年会提供优质服务，感谢他们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秘书处

                                    2012年9月14日

　　11月29日至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和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在京联合召开第三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主义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一次隆重集会，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尼泊尔、古巴、越南等四大洲九个国家的近150位参会代表共聚一堂，纵论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变迁，畅谈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此次大会是对在全球经济政治大变局中展望世界社会主义复兴前景的一次深度研讨。中央顾问委员会原秘书长李力安、国防大学原政委赵可铭、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中联部副部长于洪君、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卫建林、中国社会科院原副院长汝信、中国软实力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中央党校教授赵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崇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英国共产党主席哈帕、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茹科夫、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教授多博林科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教授卡扎诺夫、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哈拉比、德国著名哲学家与经济学家帕特森、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博卡拉、古巴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格迈兹、尼泊尔联合毛中央委员与尼共中央委员萨帕利亚、越南河内国家大学副院长武明江等中外代表分别作大会发言。

　　由《求是》杂志副主编夏伟东主持，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尽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为题作大会开幕讲演。

　　李慎明从世界大势谈起，认为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已进入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的前夜，历史的车轮已开始驶入发展快车道，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开始直到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前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他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认为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国际局势深刻变化中最深刻、最基础的变化,这是生产的全球化其中包括金融产品的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矛盾带来的必然结果。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仍在不断加强金融、科技、文化和军事这“四位一体”的霸权以主导世界发展，但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必然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并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乃至复兴提供了必然条件。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即信息经济时代的迅猛发展，极有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新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大发展的最新生产工具。李慎明预言，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远没有结束，并仍在演进之中，甚至可能是刚刚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的更深刻更全面的经济社会危机及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所面临的更严峻的挑战极可能还在后头。毫无疑问，社会主义道路尽管曲折和艰险，但前途必然是光明和辉煌的！

　　这是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之后的一次社会主义盛会。多位领导和专家学者紧密围绕十八大报告精神发言，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我们要居安思危，坚决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指出，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特别深刻地指出了我们党面临的“四个危险”，其中包含着敌对势力对我们“西化”、“分化”的危险。当今时代，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之中，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重建步履艰辛，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没有解决的两大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不会改变，以西方式“人权”、“自由”、“民主”输出为主要手法和核心特征的新帝国主义粉墨登场，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对此，我们要居安思危，认真把十八大精神贯彻落实好，把我们党建设好，使我们的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国防大学原政委赵可铭上将认为，党的十八大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明确强调了共同富裕问题，既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又将“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纳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这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热烈愿望。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认为当前的世界格局无疑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主要表现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加速向相对均衡的方向调整和国际政治格局加速向多极化方向迈进两个方面。世界格局正经历的调整加强了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力量，使世界上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多了，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围堵中国的战略图谋也会越来越强烈，我们如何继续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应对挑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实现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又好又快地发展生产力，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实行公有制为基础或为主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私有化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只有在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才能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多位中外代表围绕大会主题，深入探讨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和社会主义的未来。英国共产党主席哈帕·布拉尔从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资料之间的基本矛盾所导致的生产过剩的角度入手，深入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他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正好与西方列强和日本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是迎来新阶段更高人类文明的钥匙。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哈拉比高度肯定此次世界社会主义论坛的重要性，并指出，当前一场自1900年至今第三大的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在显现。而旧体制的危机可以创生出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系统。由于资本主义威胁着社会以及环境的根基，人类的未来将取决于能否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转型，共产党的广泛存在对于劳动阶级的先锋性起着关键作用，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人类未来道路上的指路明灯。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多博林科夫教授指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刚开始的时候，人类正在经历着在深度上与规模上都无可比拟的世界性的全球资本危机，而造成如此严重的危机的原因在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存在三大危机。首先是始于2008年末的又一轮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其次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危机，即包括人口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精神道德危机等在内的全面危机；第三是美国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的霸权危机。这些危机彼此交织在一起，相互催生，相互加剧。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将推动社会主义力量在全世界的发展。21世纪将在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旗帜下度过。将出现大量社会主义国家模式。毫无疑问，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不同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古巴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格迈兹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危机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最深刻和最全面的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发展下，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危机，包括生态、食品、能源、水、社会和文明的危机，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危机。争取社会主义的理想在今天面临一个非常特殊的国际环境。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卫建林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是一个物质财富大幅增长而贫富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空前加剧的时代，一个因为失业率增长而丧失现在和因为青年失业率更大的增长而丧失未来的时代，一个在光怪陆离的经济泡沫中翻滚而历史倒退、文明萎缩、社会动荡、战乱迭起、自然灾难严重的时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许诺全球的民主、自由、和平、富裕，已经成为史无前例的伪命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荣誉学部委员汝信从新自由主义和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必然联系的角度纵论资本主义金融帝国的衰落，并指出金融帝国的衰落虽已显端倪，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它会很快瓦解，现代资本主义被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更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提供新机遇，开辟新视野。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环球时报、新华社、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暨南大学、苏州大学、辽宁大学、云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学院、山西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郑州大学、重庆邮电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温州大学、福州大学、南昌航空大学、河南南阳师范学院、河南科技大学、牡丹江师范学院、东北农业大学等诸多单位的国内代表，与外宾一起就新自由主义和国际金融垄断与世界格局和社会阶级结构、新帝国主义的特征及发展趋势，世界左翼与社会主义现状及前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等主题进行了广泛的发言和热烈的探讨。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形成了巨大冲击，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受到严重挑战，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被广泛质疑，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遭遇全面危机。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世界进入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的前夜，这是世界各种各类重大矛盾长期累积冲突的必然结果，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尽头也必然带来社会主义的复兴。

　　外宾与国内学者特别指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应对危机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尤其是党的十八大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明确强调了共同富裕问题，既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又将“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纳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向前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借鉴。

　　此次论坛收到来自与会各国专家、学者的相关论文近200篇，将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

来源：独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