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黄惠贤《曹魏侍中机构的发展和变化》（《襄樊学院学报》第7期）指出曹操为限制尚书台权力过大于相府置秘书令丞，曹丕称帝后，改秘书令丞为中书监、令，尚书台典机要之权移中书，魏明帝逝世后，为发展专制皇权限制中书权势，门下、散骑以至秘书省则相应创建。刘雅君对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东官官制尤其是太子师傅制度、武官制度的演变有系列研究，具体见《试论两晋太子师傅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试论孙吴的太子师傅制度》（《历史教学》第14期）、《蜀汉东宫官制述论》（《历史教学问题》第1期）、《试论齐梁东官武官体系及其变化》（《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张兴成则有多篇文章探讨了晋宋时期的宗室制度，尤其是宗室任官制度，见其《晋宋宗室官员考黜略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晋宋宗室任官制度综析》（《浙江学刊》第1期、《两晋宗室制度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探析》（《中州学刊》第1 期）、《两晋宗室司衮要论》（《阅江学刊》第1期）。张小稳《魏晋南朝时期都督职位的等级划分与功能分析》（《北华大学学报》第2期）考察了都督职位中都督、监、督三个等级形成的时间，认为都督的等级划分不仅可以用来区分都督区的等级，而且可以显示任职者的身份高低，以及用来赏功罚过。王蕊《南朝御史中丞考论》（《东岳论丛》第9期）指出监察是御史中丞的主要职能，而参与制度建设、宿卫宫城、出任使职则是其辅助职掌，并对该职的选任标准及地位进行了考察。李文才、张琛《魏晋南朝太子舍人、太子中舍人职掌的发展与变化》（《阅江学刊》第3期）认为太子舍人、中舍人在魏晋南朝已成为国家正式职官，其职能均有所拓展，任职资格上对门第的要求也日益提高。

　　梁满仓《论吕布与董卓的关系——兼论吕布的“反复无常”》（《安徽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吕布并非天性反复无常，他因认同董卓反宦官的政治态度而投靠董卓，又因反对其代汉而杀之；吕布杀董卓，在历史上有积极意义。朱子彦、王光乾《曹魏代汉后的正统化运作——兼论曹魏禅代对蜀汉立国和三分归晋的影响》（《中国史研究》第1期）指出曹氏代汉后仍不遗余力地进行王朝的合法化与正统化运作，这集中表现在：曹丕、曹睿父子，竭力模仿尧舜禅让，通过礼遇汉献帝及其后妃，笼络汉之元老耆宿，更易正朔、服色，逐步确立“魏家舜后说”，并对郊祀礼制加以改革，从而对曹魏的正统化地位进行了确立和完善。方韬《从（晋辟雍碑）看晋武帝立嗣》（《贵州文史丛刊》第4期）认为晋武帝为保证太子司马衷顺利继位，让其莅临辟雍观礼，此举提升了太子的士林声誉，而陪同太子辟雍观礼的贾充、司马攸、杨珧分别代表着功臣、宗室、外戚三派政治力量，是咸宁二年后晋武帝对西晋政局改组后的集体亮相。仇鹿鸣《从族到家：宗室势力与西晋政治的转型》（《史学月刊》第9期）认为晋武帝通过多次调整诸侯王国格局，完成了魏末以家族为单位的权臣政治向以帝王为中心的皇权政治这一转化，并成功将晋初以宗室诸王为主的分封格局扭转为以帝系诸王为主，确立了皇族在宗室中的核心地位。李琼英《论东晋后期司马道子对寒人的任用》（《阅江学刊》第5期）与王永平《论东晋孝武帝、司马道子之重用宗室、寒士与寒人》（《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两文都对东晋孝武帝及司马道子主政时期寒人在政治上的崛起进行了考察。王永平《论刘牢之的成败与北府武人势力的兴起——兼析次等土族将门早期代表人物的心态》（《南京师大学报》第5期）通过对刘牢之政治生涯的考察探讨北府武人在门阀政治下的生存态势。鲁力《宗王出镇与刘宋政局》（《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在门阀势力仍然较强的形势下，刘宋继续推行宗王出镇制以保持力量对比上的优势，此举对巩固刘宋初期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孝武帝后出镇宗王因势力过大而遭致削弱，却又因此导致了异姓势力的兴起。

　　柏俊才《北魏三都大官考》（《中南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北魏前期的三都大官是用来笼络功勋卓著者及中原士人等各阶层力量的勋官，拥有决狱、率兵出征、辅政的权力。徐美莉《北魏军镇长官多种官称的历史语境考察》（《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考察了北魏前后期军镇长官与军官名称的演变。张鹤泉《北魏前期诸王虚封地改封考》（《古代文明》第1期）指出北魏对诸王虚封地存在改封现象，目的是为提高或降低其地位。张鹤泉、侯瑞《北魏孝文帝改革诸王爵位封授制度考》（《社会科学战线》第9期）提出孝文帝太和十六年爵位改革规定道武帝直系子孙才可以拥有王爵，其余诸王都被降爵，同时实行虚封爵与开国爵等级一体化以及爵品与官品合一的措施，并确定诸王食邑标准的亲疏世减法，而且诸王封地形成郡、国并存的局面。胡阿祥《魏晋南北朝之遥领与虚封述论》（《南京师大学报》第5期）指出三国的遥领、虚封，主要基于正统地位的争夺或彰显，遥领主要包括虽在疆域之内但统治实力不达之处以及不在掌控范围内的“化外之地”两种情形；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遥领、虚封情况更加复杂，其对象或是“内臣”，或是“外臣”，还有虽在疆域之内但地方官员无法进入该地实施统治的情形。刘军《北魏宗室亲恤制度试探》（《甘肃社会科学》第4期）考察了北魏为宗室提供经济补助的亲恤制度在孝文帝改革前后的变化及其影响。盛姗姗《北魏“改定内官”以后嫔妃阶位名号考略》（《史林》第2期）认为北魏孝文帝依照周礼“改定内官”的新制度袭用了汉族王朝遗留下来的很多称号，北魏自己创制的名号也不背离嫔御名称方面的文化传统。

　　薛海波对北魏末年的邢杲暴动与镇民暴动的原因、性质及影响进行了分析，见其《论北魏末年的邢呆暴动》（《齐鲁学刊》第5期）、《北魏末年镇民暴动新探——以六镇豪强酋帅为中心》（《文史哲》第2期）。陈开颖《常氏集团与北魏政治及佛教》（《北方论丛》第3期）指出北魏保太后常氏解决了太武帝后期因太子监国、儒佛之争而引起的皇权分化及教化传统选择的遗留问题，是促成北魏由武功过渡到文治的关键人物，常氏干政还开启了北魏皇太后临朝听政的新传统。王铭《“正统”与“政统”：拓跋魏“太祖”庙号改易及其历史书写》（《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指出北魏及东、西魏在拓跋宗庙“太祖”庙号上屡有改易，从中体现拓跋宗室各种势力的政治斗争，以及东、西魏敌对政权对各自政统合法性的解释，并揭示《魏书》所体现的鲜明政治立场。姜望来《论“亡高者黑衣”》（《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认为东西魏时期道士造黄黑之谶以附会东西兵争胜负，北齐文宣帝灭道后，黄黑之谶演变为黑衣之谶，并将矛头直指高氏及佛教徒，并为北周政权利用。熊伟《西魏武川集团社会与政治构成分析》（《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西魏关中本位政策乡土性的成因与影响分析》（《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第4期）对西魏武川集团的构成与关中本位政策进行了考察。洪卫中《魏晋南北朝废帝浅论》（《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权臣控制朝政图谋篡位、宗室成员对皇位觊觎抢夺、帝王本身的素质引发的荒唐和暴政、政权兴亡频繁等，是导致废帝最为直接和突出的原因，并分析了帝王被废对当时政治、文化和社会意识等带来的消极影响。孙立群、刘东升《永嘉之乱与北方政治格局变迁》（《河北学刊》第3期）主要分析了永嘉之乱后北方地区中央政权与地方豪族之间的关系。

　　民族、中外交流

　　罗新《说北魏孝文帝之赐名》（《文史》第3期）将北魏孝文帝赐名置于代北集团华夏化的历史背景下观察，指出孝文帝赐名对象不局限于代人，还包括一部分华夏人士，此举反映了太和姓、名改制本身并非单向度的“汉化”或“华夏化”，而是孝文帝为北魏王朝争取正统地位所进行的诸多重塑华夏传统的文化建设之一。李玉顺《试析拓跋鲜卑部落联盟》（《满族研究》第2期）与《浅析拓跋代国》（《黑龙江民族丛刊》第3期）两文考察了以嘎仙洞系统鲜卑王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政权，以及从鲜卑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拓跋代国的建立与兴亡，对北魏前期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探讨了北魏统治前后，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由草原时代的“直勤”转变为王朝时期的宗室，组织机理由平等无别的血亲氏族演变为亲疏有序的家族关系。杨军《宇文部世系及始迁时间地点考》（《贵州社会科学》第2期）认为鲜卑宇文部首领的世系自普回以下应为莫那、可地汗、莫槐、普拔、丘不勤、莫廆、逊呢延、乞得龟、逸豆归八世九主，约3世纪中叶此部自鲜卑故地南迁辽西。李海叶《后燕退据龙城后政治之“反动”》（《内蒙古大学学报》第4期）考察了慕容鲜卑在中原建立的后燕为北魏所灭退据龙城后，政治势力构成和政治制度两个方面呈现出明显的鲜卑化倾向。同作者《前燕中原时期胡汉分治制度考》（《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前燕中原时期的职官系统在形式上已完全汉化，但承袭了辽东时期的军户制，军队内部鲜卑和汉人分别编制，任鲜卑族为军府将领，形成了胡汉分治的格局，成为五胡十六国时期极具民族融合特色的政治制度。同作者《慕容氏龙城归葬习俗与民族融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建立了五燕政权的慕容鲜卑统治者始终保持着龙城归葬习俗，这与其民族意识及汉化进程密切相连，是慕容氏在入主中原后努力维系政权的民族性、保持民族发祥地之统治政策中的重要一环。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探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第3期）认为“慕容”之称源自檀石槐时期的中部大人“慕容”，慕容廆时作为姓氏固定下来，并指出对华夏的认同是少数民族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魏军刚、张弘《试论南凉王位继承兄终弟及现象》（《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8期）指出南凉政权主要推行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这主要是当时内外局势发展、秃发鲜卑传统政治、继任者才能和实力、“国人”阶层拥戴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恩实《高句丽“使者”、“皂衣先人”考》（《东北史地》第5期）对高句丽早期政治名号序列中，由“使者”、“皂衣先人”构成的“宦于王”职类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考察。王世丽《东晋以来爨氏与中央和地方势力的关系》（《文山学院学报》第5期）认为东晋以来爨氏通过保持向王朝的朝贡及统合夷汉部曲，维护了其与中央、地方关系的互动，并在南中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统治区域，不过整个爨区依然维持联盟而非集权形式。范恩实《从榆树老河深墓地看夫余邑落人群构成——兼及夫余地方统治体制问题》（《北方文物》第1期）考察指出该墓地包括了四个人群等级：相当于邑落首领的诸加，以及豪民、国人，还有少量奴隶，而与统治者属于不同部族的下户没有出现在墓地之中，这也说明夫余是通过以宗族为基础的武装殖民建立起对地方的统治。

　　石云涛《3-6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战线》第9期）指出3-6世纪草原丝路的发展存在四个重要时期：曹魏、西晋政权与车师后王国建立密切关系时；北魏前期建都平城与西域交往时；北魏后期柔然与西域交通时；东魏和北齐交通西域以及突厥沟通波斯、拜占廷时。王欣《高昌内徙与西域政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考察在柔然、高车与北魏三方角逐西域的政治格局下，高昌内徙以寻求北魏保护的结果与意义。郭威《勿吉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指出北魏孝文帝至北齐末年，勿吉与中原王朝间存在未制度化的朝贡关系，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政治军事影响力及边境贸易的吸引，是双方朝贡关系得以维持的基本动因。李方《中古时期中原王朝和地方政权治理西域的经验与教训》（《南京师大学报》第2期）认为中原王朝和地方政权都采取“恩威并用”的方式经营西域，具体体现在经济上优惠、政治上拉拢、文化上宽容、军事上镇压，而且大多还在西域条件较成熟的地方建立郡县，以此作为经营西域的牢固根据地。

　　经济

　　谷永强《曹魏屯田制的选择及租佃机制的演进》（《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施行屯田是曹魏政权应时的经济举措，实为军事政治目的服务，基本实现了兴办初衷，曹氏所推行的“分田之术”代表了田租制度的演进，使曹魏屯田深具历史地理意义。张尚谦《“品式”和西晋（户调式）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西晋赋税制订有“品式章程”，《户调式》即“式”方面的规定，与“户品”等配套，作为划分户等、按等纳税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包括“户样”和“调样”两项内容。权家玉《东晋南朝的屯田及其地位》（《江西社会科学》第4期）指出东晋时期注重中央财政的增强，对屯田机构的设立关注颇多，且多为民屯倡议；南朝时期注重边防，强调军镇财力的增强，而不再关注机构问题。汪莉《南朝江东地区的蠲免》（《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提出在南朝前期作为重要荒政措施的蠲免，到南朝后期还行之于流民，承担起调节国家、地主与农民在财富分配与徭役承担等方面矛盾的责任，是统治者施惠于民以稳定社会秩序的有益尝试。

　　范兆飞、张明明《十六国北魏时期的坞壁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分析了坞壁因坞主及坞民身份的不同所具有的不同类型及经济结构：汉人坞壁的经营方式带有庄园制经济的色彩，而胡族坞壁则刻有部落制经济的烙印；并考察了坞壁经济的常态和显著特点，并指出坞壁经济从兴起、发展、壮大到消亡的过程，是国家政府与地方大族力量消长的风向标。陈金全《试论北魏的官营苑囿与国营牧场》（《宜春学院学报》第6期）指出北魏的官营苑囿与国营牧场因分别用于满足皇室与国家的需求，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及拓跋族封建化进程的日益加深，前者因其重要性降低而被大量罢除，后者则因其地位的重要性而被保存下来。韩树峰《汉唐户主资格的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揭示了从两汉至唐代户主资格渐趋严格的现象，指出汉唐户主人选的变迁取决于户主对政府所负经济义务的强弱，是汉唐赋税制度变化的结果，与儒家强调的伦理道德无关。侯旭东《从朝宿之舍到商铺——汉代郡国邸与六朝邸店考论》（《清华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汉代郡国在都城设立住宿设施“邸”服务郡国官吏，郡邸不止是官吏进京的住所，也是官场私下交往的重要舞台；南朝时期邸从王公住所发展成为渔利的商铺，称为邸店或邸舍，是与邸的特殊地位、使用者可利用官方渠道与机构免费运送货物分不开的；唐代以后法网渐严，邸店特权地位受到挑战，逐渐沦为一般商铺的通称。

　　社会

　　礼俗。叶少飞、路伟《（三国志）中的投降礼仪》（《襄樊学院学报》第3期）分析了投降者的不同类型及不同的投降礼仪、投降结果、投降礼仪的特点与历史作用。郭炳洁《从释奠礼的演变看汉魏六朝“师”政治地位的变化》（《学术交流》第7期）指出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在象征国家尊师重教的释奠仪式发展过程中，“师”的政治地位呈下降之势：由“师者不臣”到“师者亦臣”，这是由皇权在教育领域内强化集权、儒学主导地位丧失等因素决定的。张焕君《礼制与人情的调适——以魏晋时期前母的服丧问题为中心》（《山西师大学报》第1期）与《从居丧之礼的变化看魏晋时期孝道观的调适》（《史学集刊》第6期）两文从不同侧面指出儒家思想、礼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调适与互动。邹远志《两晋改葬服议题所见礼家对郑王之学的超越》（《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也考察了晋人重服的文化心理与两晋礼学重实用的特点。宋燕鹏《试论汉魏六朝民众建立祠庙的心理动机》（《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认为汉魏时期人神祠庙越来越多的原因主要有：不断有人死后因各种原因被祭祀为神；万物有灵观的影响；先秦以来巫信仰的广泛盛行；“生则封侯，死则庙食”的生命追求。张旭华《两晋时期的丧礼实践与中正清议》（《史学月刊》第12期）指出两晋王朝在对汉魏以来的丧葬礼制进行改革完善的同时，又通过州郡中正主持清议，着重从丧礼的实践方面来维护孝道，并将违犯丧制、有悖孝道、居丧违礼作为清议的主要对象。

　　张鹤泉、王萌《北魏皇帝赐宴考略》（《史学集刊》第1期）对北魏皇帝赐宴的类别、皇帝赐宴的特点和赐宴的社会作用进行探讨，指出北魏皇帝的赐宴与皇帝不同的施政方略具有联系。苗霖霖《北魏后妃出家现象初探》（《古代文明》第1期）考察了北魏后妃出家的背景、现象及其原因、影响。刘志《魏晋南北朝节日延寿求福风俗与道教文化》（《西夏研究》第1期）对延寿求福风俗与道教文化的相互影响进行了探讨。甄尽忠《魏晋南北朝时期尊老养老制度述论》（《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第9期）考察了各封建王朝尊老、养老的制度和礼仪以及对老人的具体的救助措施。阎步克《乐府诗（陌上桑）中的“使君”与“五马”——兼论两汉南北朝车驾等级制的若干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提出《陌上桑》中的“五马”未必指“一车之马”，也可以理解为“一队之马”；汉代存在大量低级使者，他们的车队构成多种多样，把“五马”车队之主看成一位低级使者，可能更符合原诗情境与历史背景。侯旭东《秦汉六朝的生日记忆与生日称庆》（《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认为虽然生日记忆早已存在且根植于本土的传统，但主要目的在于了解子女或自己的命运，由单纯的记忆转变为年度性的庆祝，最早见于南朝末年江南地区，应是受到佛教佛诞活动的启发，并在成佛信念的引导下出现的，到了唐代，生日称庆则自下而上，由民俗发展成为国家庆典。郭浩《汉晋“名片”习俗探究》（《史学月刊》第9期）考察了谒、刺作为两种不同功能的“名片”，在适用情境、便利程度、产生流行时间、形制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同特点。陈艳玲《宗教影响下魏晋迄唐生育礼俗探微：以佛道教为中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佛教的报应轮回说与道教的符篆、咒语、服水、吞符等宗教内容被写入了产科书籍及病史中，因而在产事过程中形成了医者、病者、普通信众甚至职业教徒等不同的行为和观念，对中古医学尤其妇产科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孙英刚《幽明之间：“见鬼人”与中古社会》（《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考察了中古时期的见鬼人在政治舞台、社会生活、医疗领域的活跃状状，指出在医疗、驱鬼、返魂等方面，见鬼人与佛道两教存在竞争关系，并且遭到排斥和打击，但在一些技术层面，佛道却借鉴了巫术的解释和方法；不论医者，还是宗教人物，在救死扶伤或者驱除恶鬼之后，时常借助见鬼人的嘴来验证自己的医药或者法术的功效。

　　家族·群体。何怀宏《世袭社会的另一种形态——对六朝士族社会的一个初步观察》（《史学月刊》第2期）按照以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文化名望这三种主要社会资源的分配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将魏晋南北朝社会视为与西周春秋的世袭社会既同类又有别的“世袭社会”，介于秦汉与唐两个“选举社会”之间。刘玉山《关于魏晋南北朝士族、庶族问题的再探讨》（《阅江学刊》第5期）对士族、庶族等词汇进行比较、辨析，指出严格意义上的士族指高门士族，其余所谓的“次等”与“低级”士族并不存在，不应视为士族。

　　仇鹿鸣《乡里秩序中的地方大族——汉魏时代的河内司马氏》（《中国史研究》第4期）指出司马氏家族应属于东汉中后期兴起的新兴文化家族，其家族文化特征的形成与河内地域社会风气的变迁有密切关系，河内乡里社会对司马氏家族崛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司马氏正是借助乡里交往、通婚网络，从地方进入中央政治舞台，从一个普通的地方大族，一跃而成为皇族。范兆飞《两晋之际的士族生态与幽冀形势——以王浚为中心的考察》（《学术月刊》第3 期）指出西晋时期太原王浚家族的不同成员因参与不同的党派斗争而呈现出分流的家族生态；王浚经营北部中国的力量构成体现出血缘性和地缘性的双重特征。王永平《从“刚明清肃”到“雅好清言”——十六国北朝北海王氏之门风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史学集刊》第2期）分析指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海王氏家族从寒门小族挤人士族的行列，随之其家学门风也日趋雅化，从明法术的非儒学世族发展成崇尚清谈的名士群体代表，在家族内部则重视儒家伦理教育，擅长朝仪，并以此维持其家族门望。同作者《墓志所见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学术文化积累之提升为中心的考察》（《学习与探索》第3期）分析墓志指出：通过入学接受汉文化教育、精选宾佐、招集汉族名士，鲜卑诸王的文学艺术才情与经史学术修养都获得了一定提升。张金龙《高欢家世族属真伪考辨》（《文史哲》第1期）认为《魏书》、《北齐书》、《北史》等史籍所载北齐皇室属于自后燕降魏的勃海高湖之直系后裔这一世系是毋庸置疑的，与鲜卑是楼（娄）氏毫不相干，虽然高氏鲜卑化甚深，但汉族文化因素亦未完全泯灭。

　　其他。甄尽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旱灾与赈济》（《吉首大学学报》第2期）考察旱灾集中的时间及地点，以及各封建政权的具体赈济措施。周景勇、严耕《论魏晋南朝时期帝王诏书中的生态意识》（《江西社会科学》第2期）提出帝王诏书中蕴含着有益的生态意识：调和阴阳、济育群生的生态和谐意识，采捕以时、宽刑育物的生态保护意识，弛禁山泽、劝课农桑的生态经营意识。马晓峰《魏晋南朝时期的堰埭建设》（《阅江学刊》第3期）指出堰多用于农田灌溉、排洪抗涝、军事斗争等方面，埭则兼用于内河水道航运方面，并因此成为政府埭税的重要依托，堰埭建设在农业水利和军事防御两个方面均体现出独特的功能。邵正坤《北朝豪族与社会救济》（《贵州社会科学》第1期）对北方豪族积极发起并参与社会救济的具体表现及影响进行了考察。徐冲《从“异刻”现象看北魏后期墓志的“生产过程”》（《复旦学报》第2期）考察了北魏后期墓志中存在的多种“异刻”现象指出：“异刻”现象的存在显示出墓志的生产过程是丧家、朝议等多种要素共同参与和互动的结果，丧家也借由这一过程对自身在北魏后期社会权力网络中的位置感进行确认与强化。

　　思想文化

　　郝虹《魏晋儒学盛衰之辨——以王肃之学为讨论的中心》（《中国史研究》第3期）探讨了此时期儒学衰落与兴盛的真正内涵，认为儒学衰落与强盛的对立观点共存的原因在于，其集学术思想、官方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三重角色于一体，且三者相互纠葛所致。同作者《魏晋递嬗下的儒学传承——高平陵政变的文化背景之争辨析》（《大连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经过两汉近400年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化，儒学已积淀成中国文化的主体，因此高平陵政变背后无明显的思想文化之争，魏晋递嬗背后亦无明显的政治文化之争。梁满仓《三国儒家思想的特点》（《襄樊学院学报》第4期）指出儒家思想和学说通过自我调整经历了从繁琐无用到师古实用的变化过程，其崇礼、尚德、民本、孝悌、节俭等讲求实用的思想，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张金龙《儒家经典：北魏孝文帝思想的理论源泉》（《东岳论丛》第1期）从诏书与君臣对话中分析北魏孝文帝对儒家经典的引用，体现出儒家思想对孝文帝统治实践的强烈影响。楼劲《魏晋墨学之流传及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第2期）指出魏晋墨学并未因儒学独尊而衰歇，当时学者仍多读《墨》用墨，名、墨新著也时有出现，墨学部分成分还在道教中承续和变迁，构成墨学发展的又一分支，认为墨学的流传特点反映了当时子学传播和发展的某些共同问题。石静《略论士人心态对两晋史学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第5期）认为两晋士人迫切求名、淡化天命、笃信鬼神的普遍心态促进了史学的繁荣，推动了两晋史学独特风貌的形成。

　　刘玲娣《顾欢注老佚文略考》（《湖北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指出《经典释文》中的“顾云”有可能是顾越注老佚文；《道德真经注疏》和《道德真经取善集》中的“顾日”，则可以肯定是顾欢注老佚文；敦煌文书S4430中的数条注文，则不可能全是顾欢注老佚文。闫宁《齐梁（五礼仪注）修撰考》（《文史》第4期）考察了《五礼仪注》修撰之始末，所关涉之人物事迹，礼局学士制度及其于齐、梁两代乃至后世礼制建设之意义。赵灿鹏《南朝梁元帝（职贡图）题记佚文的新发现》（《文史》第1期）辨析了清末民初人葛嗣澎《爱日吟庐书画续录》著录中保存的梁元帝《职贡图》的题记佚文。孔琴琴《周嘉猷（南北史世系表）中有关会稽孔氏的缺漏》（《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2期）结合唐代墓志材料对周嘉猷《南北史世系表》中孔休源一支的世系记载进行补充，并肯定《梁书》、《南史》中孔休源为“冲之八世孙”的记载。吴晶《（宋云惠生行纪）文本构成新证》（《西域研究》第3期）指出《宋云惠生行纪》的文本主体应为《惠生行纪》，而非传统观点认为的《宋云行纪》。刘艳萍《邓粲（元明纪）（晋纪）（晋阳秋）三书关系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6期）认为邓粲所撰三书实为二书，即《元明纪》和《晋阳秋》。刘伟航《再论三国时期的“义”》（《阅江学刊》第5期）辨析《三国志》中与“义”有关的词汇，指出三国“义”伦理具有两大时代特色，即以“春秋之义”来表达时人的道德态度并指导、评价人们的行为以及大量以“义”为名的杂号军职的出现。孙明君《谢灵运（劝伐河北书）辨议》（《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谢灵运上书的根本动机在于：借上书表白自己对文帝及刘宋政权的政治态度，以求得到文帝的理解；同时在书中也表明了自己从此将归隐林泉的人生志向。耿铁华《好太王碑辛卯年条与相关问题》（《社会科学战线》第11期）对碑文进行重新释读，考察了倭之实体以及高句丽与百济、新罗之关系。李景文《从（隋志）到（宋志）看汉魏六朝别集的散佚》（《史学月刊》第2期）就目录分类中“别集”这一个案，透视汉魏六朝文人别集在各目录著作中的著录情况，总结其在历史传承过程中收藏和散佚的特点。

　　姚鸫《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土商人的佛教信仰》（《史林》第2期）探讨了这一时期不少中土商人接受并信仰佛教的原因，并考察了中土商人所参与的主要佛教活动：弘传佛法；向寺院与僧伽布施；资助佛事活动；协助僧侣前往各地传法；帮助僧侣传递佛经。宋效梅《从“三玄”的时空分布看魏晋南北朝玄学发展及其与儒佛的联系——以（隋书·经籍志）中的“三玄”作品为据》（《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2期）通过分析《隋书·经籍志》收录的有关“三玄”的作品，考察玄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时代分布情况，并以此观察玄学发展的某些特点，以及玄学与儒学、佛学之间相互容纳、彼此渗透的关系。圣凯《（大般涅槃经）在两晋时代的传承与流行》（《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传承、研习《大般涅槃经》形成了涅槃学派，该学派的传承以道生为第一人，但其形成则始于两晋时代的三大系统：鸠摩罗什、庐山慧远及昙无谶为首的学术团体。王继训《北魏齐鲁佛教世俗化的展开》（《聊城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北魏时期齐鲁佛教在循着佛教东传的总趋势下，不仅带有北魏拓跋氏统治者的独特民族印记，而且还有同齐鲁儒家文化相互抵制、融合形成的独特世俗化印记。张鹤泉、王萌《略论北朝佛教僧人与世俗信徒的素食风气》（《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认为北朝时期素食风气盛行，这主要表现在佛教僧人与世俗信徒的斋食与日常饮食上，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和北朝少数民族饮食生活的改变，都促使当时佛教僧人与世俗信徒素食风气不断扩大。刘屹《王凝之之死与晋宋天师道的渊源》（《中国史研究》第2期）从辨析王凝之死事中的几个举动并不符合晋宋天师道的相关规定，从而指出王氏家族乃至东晋高门土族的道教信仰更多带有东部地区传统信仰的特色，而非来自汉末汉中的五斗米道，最后提出应该充分重视早期道教史上的东部传统与西部传统互动交融的历史事实，不应一味强调“汉末米道一六朝天师道”之间的一线单传模式。孙英刚《南北朝隋唐时代的金刀之谶与弥勒信仰》（《史林》第3期）指出金刀之谶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发端于谶纬之学，并在汉朝灭亡前后与早期道教结合，北魏以后则转向与弥勒信仰结合，深刻地影响了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政治起伏。李四龙《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立足于三教各自不同的思想立场与对话策略，归纳了“三教合流”的三种不同类型：三教平等、三教同归和三教同源；儒释道三教，体上会通，用上合流，同归于善，是中国古代社会协调宗教关系的宝贵经验。姜生《曹操与原始道教》（《历史研究》第1 期）辨析了从曹操势力兴起以至汉魏禅代，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原始道教之间的隐秘牵涉。严耀中《关于北朝的尧帝崇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北魏时地方上尧帝崇拜较盛，除了与黄河中下游是传说中尧活动的区域，及与禅让的政治形式、历代传统的祭祀制度等一般因素相关外，还与当时北方盛行儒学、拓跋族的汉化等特殊原因相关，从而说明了宗教与政治关系的一个侧面以及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崔一楠等学者对占星术、谶谣与魏晋南北朝政治、军事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具体见《占星术与两晋南北朝政治》（《求索》第5期）、《占星术对十六国北朝军事的影响》（《船山学刊》第2期）、《谶谣与两晋南北朝政治》（《理论学刊》第8期）等文。王永平《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特征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政治关系》（《南都学坛》第2期）认为孙吴统治者出身寒微，与儒学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背景不同，表现出轻视儒学、不守礼制、崇尚巫术、喜好驰猎游戏等，在婚姻上则重色轻德；在政治上孙吴统治者与江东士族屡有冲突，对于留寓江东的士大夫群体则有所扶持，以作为对抗本土士族的工具。

　　地理、军事

　　王前程《关于吴蜀夷陵之战主战场方位的考辨》（《湖北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夷陵之战之主战场在长江南岸，猇亭、马鞍山等战之地则位于今湖北宜昌江南宜都市五眼泉乡和长阳县磨市镇一带。杨德炳《官渡之战新探》（《襄樊学院学报》第6期）从战前准备、战略部署、战役过程等层面，对比了曹袁双方在官渡之战中的表现。欧凯《襄樊战役刘备集团败因探析》（《军事历史研究》第3期）主要从战略规划、政策制定、战争准备等方面探讨刘备集团的失败原因。赵逵夫《论“空城计”之有无与西城的地望》（《甘肃社会科学》第5期）认为诸葛亮“空城计”确有其事，关于西城的地望，应在汉代西县附近、祁山以南的峡口，为蜀国北出的门户。宋杰《东晋南朝时期寿春地区的水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考察了当时南北双方在淮南寿春地区利用水文条件来克敌制胜的几种主要方式。杨恩玉《萧梁部曲制的特征探析》（《理论学刊》第11期）主要分析了萧梁部曲的六种招募方式、部曲的成分、部曲与世兵存在的显著差异。魏军刚、张弘《试论后凉西秦“河南之战”及其对河陇政局的影响》（《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后凉、西秦之间爆发的“河南之战”，使后凉分裂、西秦灭亡，从而改变了河陇地区的政治格局，形成近半个世纪诸多政权割据纷争的局面。

　　梁中效《汉魏傥骆道的交通及影响》（《成都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傥骆道是两汉秦蜀天府之国的重要通道，三国时期在魏蜀争雄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军事作用，在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刘庆柱《从曹魏都城建设与北方运河开凿看曹操的历史功绩》（《安徽史学》第2期）揭示了曹操所开创的都城制度对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重要影响，曹操营建的邺城，还对此后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东移、北移起到了奠基性作用；曹操开凿的黄河以北白沟、平虏渠、泉州渠等运河，以及以此为基础开凿的北方隋唐大运河，对多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国家统一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州学刊》第2期上有3篇文章对诸葛亮的躬耕地进行了讨论，分别是任崇岳《诸葛亮躬耕地浅说》、张保同《古邓国、邓县的地望与诸葛亮躬耕地》、郑先兴《南阳与襄阳：诸葛亮躬耕地论争问题述论》，均主南阳说。刘红玉《再论诸葛亮躬耕在南阳》（《南都学坛》第3期）也认为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更为科学、客观一些。孙启祥《街亭位于陇关道西口献疑——兼论街亭在天水市东南的合理性》（《襄樊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诸葛亮入陇后进军缓慢，与曹魏的争战主要在天水以南的祁山周围展开，军力未及陇关道西口，马谡守街亭是诸葛亮攻祁山战斗的一部分，因此街亭应近在天水市东南，而非远在天水市东北的陇城镇或其附近。陈健梅《从汉中东三郡的政区建置看魏国战略目标的调整与实现》（《浙江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东三郡战略地位本不突出，由于邻近蜀、吴两个敌国的边境区域而呈现出复杂的形势，曹魏为调整、实现其区域战略目标，在东三郡进行频繁的政区建置。蒋晓春《东晋时期侨置巴西郡诸问题考》（《西华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对侨置巴西郡的时间、郡治及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田志馥、张淑兰《侨州郡县判断标准探析——兼议侨州郡县发端时间》（《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第6期）在前人关于侨州郡县判定的三条标准，即侨人、旧壤之名、设置侨置机构基础之上，增补一条判断标准，即无实土、不役不税，并据此提出侨州郡县产生于东晋南朝时期。孙苗威《高句丽“平壤城”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和金石记载的考证，认为高句丽的“平壤城”有上平壤、下平壤、南平壤之别。魏俊杰《慕容燕迁都探析》（《齐鲁学刊》第3期）指出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部建立的诸燕政权都城不断迁移，前燕的迁都体现出主动进取性，后燕、西燕、南燕的迁都则表现为被动退缩性，迁都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魏俊杰、汤勤福《论十六国疆界的变动及制约因素》（《求索》第2期）认为十六国各政权间实力强弱的变化是促使疆界发生变动的主要原因，边境政治势力的向背也直接关系到疆界的变动，地理条件等客观因素也制约着各政权对外开疆拓土。

　　吴简、曹操墓

　　韩树峰《走马楼吴简“大”、“小”、“老”性质解析》（《文史》第1辑）考察认为吴简中的“老”、“小”、“大”称谓在年龄上存在重叠交叉的现象，这些称谓只是民间或社会惯用已久的称谓，而簿籍记录者下意识地将其登入了簿籍；孙吴征收赋税存在多重标准，既有沿袭汉制的“大口”、“小口”制度，也有新创的“丁男”制度。张燕蕊《从走马楼吴简户籍书式看孙吴对秦汉户籍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孙吴与秦汉户籍书式具有相似性，但二者在书写格式和记录内容方面也存在着明显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一些较细微的书写格式的变化上，尤其体现在对户主的记录规则的简化上。蒋福亚《走马楼吴简所见雇佣劳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吴简中的“雇”和“夫”证实了吴国存在雇佣劳动，佣价大致是每日0. 31-0.5斛粝米，与两汉基本持平；鉴于吴国初年劳动力奇缺，由此形成先干活、后取酬和先取酬、后干活这两种雇佣劳动形式；雇佣劳动的存在，对官奴婢和士兵的使用颇具影响。同作者《走马楼吴简所见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史学月刊》第12期）认为吴国实行过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这体现在：封建政府通过控制工匠以及“钱”之类，在非盐铁产区实行铁官营；通过“盐米”和“酱贾米”之类名目推行盐官营；又通过“酒租具钱”，在嘉禾六年前实行了酒类专卖。同作者《议走马楼吴简中的货币》（《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指出吴简所载之临湘地区即便在物物交换时期，货币也未绝迹，大体在嘉禾年间，货币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的功能终于恢复，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激增，并产生了新的货币。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给吏与吏子弟——从汉代的“给事”说起》（《中国史研究》第3期）分析了秦汉“给事”制度的具体情况，认为孙吴初年临湘地区的“给吏”是秦汉传统做法的延续与发展，发展之处在于担任给吏者已开始向吏家父兄子弟集中，吏弟子带有一定的世袭性与身份性，吏子弟成年到赴官府给吏前，主要以耕种子弟限田为务，向官府交纳子弟限米，充当给吏后也有成为正式员吏的可能，一旦更子弟不足，则从本乡下户民中征发补充，并负责交纳子弟限米。沈刚《试论走马楼吴简中的邮卒》（《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吴简中记载的邮卒已成为国家控制的特殊人口，因为职业的特殊性，他们有集中居住管理的倾向，而且邮卒有专有土地，这和秦汉时期对邮书传递者的管理措施一脉相承，并且得到进一步强化。杨振红《从出土“算”、“事”简看两汉三国吴时期的赋役结构——“算赋”非单一税目辨》（《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提出两汉三国吴时期“算赋”非单一税目，意为“以算课征赋税”，不仅包括每年120钱的人头税，还包括吏俸、转输、缮兵等各种杂税；长沙吴简“口●事●”的“口”指户内家庭人口总数，“事”指有赋役义务的口数，包括7 -14岁交纳口钱的口数和有“算”义务的口数，相当于后代的“课口”数；“算●事●”的“算”指有“算”义务的口数，“事”指实际服“算”的口数；“算”、“事”簿籍均按月统计、制作。王素《长沙吴简中的佃客与衣食客——兼谈西晋户调式中的“南朝化”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认为孙吴建国时期，江南大土地的开发已经打下良好基础，包括荫“佃客”与“衣食客”等在内，各项具有地域性特色的建制都基本形成，并反过来对中原产生了影响，西晋颁布的户调式中包含的荫“佃客”与“衣食客”等内容即其体现。周祖亮《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疾病词语略考》（《广西社会科学》第3期）指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记录疾病主要有眼病、耳病、手病、足病、麻风病、腹心病和精神病等，并对其中“肿”、“风”、“雀”、“刑”等字的含义进行了辨析。

　　有关曹操墓的讨论依旧在延续。梁满仓《论曹操墓文字证据的真实性——兼评学术讨论中的学风问题》（《河南社会科学》第1期）从礼仪制度推断曹操墓圭形铭牌的真实性，从知识含量讨论《鲁潜墓志》的真实性，并对学术讨论中的学风问题进行了评述。吴芳佳《“魏武王”称谓之辩》（《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5期）认为“魏武王”称谓不存在合不合礼制的问题，也不足以借此否定曹操墓的真实性。武家璧《说曹操墓“常所用”铭词非“平常所用”》（《殷都学刊》第4期）认为曹操陵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铭词具有特定的含义，其中“常”字与天子“常仪”有关，而“用”字与“仪用”有关，合起来就是“常仪所用”的意思，特指魏武王的日常仪仗用器，不能解释为“平常所用”。他的《曹操墓出土“格虎”兵器牌考》（《殷都学刊》第3期）认为曹操墓的“格虎”兵器是宿卫将士使用的兵器，也是“常仪”所用的仪卫兵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关 键 词】近代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社会文化史

　　【作者简介】李长莉（1958-），女，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毕苑（ 1973-） ，女，山西省临猗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化史、教育史研究；李俊领（1978-），男，山东省金乡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站博士后，主攻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社会文化史”学科从广义而言，包括社会史、文化史及社会文化史三个既有联系又各具特色的领域。“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系指1840—1949年间的社会文化史。

　　社会史以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生活等为主要研究内容，文化史以文化制度、文化现象、文化观念等为主要内容，这两个历史分支学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冷落，1980年代开始复兴，至今为兴旺发展的史学研究领域。稍后在1980年代末出现了跨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社会文化史”（又称“新文化史”）新兴交叉学科，其主要特色为：关注下层社会，打通文化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制度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上层与下层的互动，透视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意涵与观念世界，尤其注重社会生活与民众观念的联系。

　　在这种发展形势下审视2009—2011年度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最新成果，可以看到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反映了这一学科的一些最新动态和新趋向，下面作一梳理。

一、社会与文化史理论探索

　　社会文化史是一新兴学科，以文化视角透视社会现象为主要研究取径，与叙事为主的传统史学方法有所不同，更强调理论性观照与方法论创新，因而业内学者一直关注学科理论方法的反省，以求不断改进与完善。中国社会文化史学科自1980年代末创生以来，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历程。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汇集了二十多年来十几位学者有关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及学科发展的文章，记录了这一新兴学科从创生、奠基到探索、发展的历程，是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与学科发展的总结，可以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学科已走过初创阶段而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李长莉《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一文，对中国社会文化史与西方新文化史作了比较，并指出近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现微观史与深度描述、建构理论与概念分析工具、以记述叙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等趋向，同时也存在着碎片化、平面化、理论与内容相脱节及“片面价值论”等缺陷。她指出，“社会文化交叉视角”可以作为一种新史学范式，对于以往通史、专史单一视角的史学范式提供了补充[1]。

二、社会阶层、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

　　中国近代一直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动，这是导致社会文化系列变动的基础，因而这也是本年度一个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论题：

　　1.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

　　知识阶层作为连接官方与民间、上层与下层的中介，仍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阳信生《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岳麓书社2010年版）一书，运用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湖南近代绅士阶层作了较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湖南绅士阶层在近代演变的成因、过程、结果和影响。杨国强撰文从晚清绅士阶层的权利和国家权力角度分析二者的纠葛与关联，认为清初抑绅权，到太平天国起东南、募勇筹饷要务不得不由绅士承担，这个过程实际上成为国家权力扶持绅权的过程。而当西潮催化社会嬗变之时，绅权又掺入了民权、主权等原本没有的新意[2]。

　　知识群体和社团组织的研究也有了新进展。范铁权《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的产生、发展及变迁历程，阐述了科学社团在科学传播、科学化运动、科学体制化、科学教育等方面的历史功绩，揭示近代科学社团在中国科技史、社团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考察科学社团的各种社会关系。尚小明以教育部和大学原始档案为依据，描述了中国近代近百所大学或学院626名史学教授的群体状貌，并认为，近代中国大学的史学教授可分为三代：科举时代的人、新式学堂教育时代的人以及大学教育发展时代的人。三代之间存在学术传承关系。很多留学生回国后改治中国史，除了因为国内研究条件缺乏外，更主要的是因为许多人在主观上更重视本国文化历史研究之故[3]。

　　社会下层边缘群体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蔡少卿修订了其所著《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基于二十余年的档案和文献资料搜集利用，兼采宏观研究与微观考察的方法，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近代会党的产生、发展、影响和作用，填补了许多长期无人问津的空白点，勾画出中国近代会党史的清晰脉络和轮廓。邵雍《中国近代会党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系统考察了天地会的起源、天地会在清嘉道年间的发展概况与特点、青帮的源流与发展、太平天国时期的会党运动等。此外，他还于《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一书中考察了近代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秦宝琦《晚清秘密社会》（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则系统梳理了晚清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

　　近代文化世族的变迁是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徐茅明等撰写的《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认为，近代西学东渐，苏州文化世族也站在了时代潮流的前列，顺利地完成了由科举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向，由科举世家蜕变为现代的科学世家。近代江南文化世族的转型紧随国家政策的转向，具有明显的实用特色。以科举制废除为界，此前此后文化世族的教育内容、教育途径与人才类型上出现了很大变化。在科举制废除之后，文化世族则转入实业、科学、技术等领域，借以获取更多的产业优势与生活条件。不过，近代世族从“家庭—家族—宗族”的三维结构转向了一夫一妻家庭的单细胞结构，大为减弱了文化世族成员数量增长与代际延续的能量。近代文化世族的转型不可阻挡地冲淡了世族的宗族观念与家族组织。

　　2.女性研究

　　女性身份及观念的变化是研究重心。王琴《女性职业与近代城市社会》（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探究女性职业对近代城市社会的影响，从性别与权力等角度，透视了传统城市的性别格局在近代的演变，解读了新女性在近代城市转型中的角色与功能。乔以钢、刘堃关注晚清“女国民”话语及其女性想象，认为晚清对于“女国民”责任和权利、“女国民性”的界定及其实践路径等，不同性别的启蒙者所采取的价值立场和论述策略呈现出微妙差异。“女国民”想象呼应了思想界的讨论，而究其实际未脱离男性中心的叙述模式[4]。

　　李长莉考察了妇女财产权的确立，指出这是五四的一个社会后果，并认为，五四时期形成了高涨的妇女解放思潮，“男女平等”成为社会主导观念，最后在标举男女平权宗旨的国民党执政后，才最终修订颁行了实现男女平等财产权的法律。这一法律条文比民间实际情况有所“超前”，反映了观念、制度和习俗变革之间有一定的“超前”梯度[5]。

　　3.城市与乡村社会生活

　　城市与乡村社会生活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对此，学者们给予极大关注。

　　戏剧是近代民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罗检秋《京剧坤角如何走红——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民初京剧》一文指出，晚清京剧长期由清一色男伶演出，清末京剧坤角迅速增多，并很快走红，其原因既受京剧商业化潮流推动，又受观众性别审美倾向、艺术欣赏水平的支配，而社会与梨园的礼俗变迁亦为其重要语境[6]。

　　学术界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成果。王敏等于《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认为，在近代上海，公园、戏园、游艺场、电影院和跑马场等具有社交和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空间十分发达。这些公共空间集现代性、大众性、多元性和商业性于一体，生动、深刻地体现出这个城市社会的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以及移民区域特点，反映了这座城市的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殖民性与爱国性并存的特性。

　　宋钻友等人于《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认为，近代上海工人生活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近代上海工人具有复杂的境况和较大的差异；二是工人的苦难是近代上海工潮发生的重要因素；三是近代上海的一些工人因为职业需要而受到了现代文明的一些有益的影响。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认为，晚清民国时期上海曾连续不断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先自周边终及全国的文人。文人迁徙的历史图绘，不仅呈示出近代中国文化要素的一种地域流向，复亦见证了传统士人，从“仕途经济”走向职业空间，从庙堂依附者蜕变为一个以近代知识生产体系为存身空间，拥有文化权力的社会阶层的历史过程。

　　照相与广告深刻影响了近代上海的社会生活。葛涛、石冬旭《具像的历史：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考察了西方的照相技术融入上海社会的进程，认为照相使社会生活的某些内容与形式发生了意义深远的积极改变。《新闻报》的广告无异于近代上海休闲生活的一张名片。杨朕宇《〈新闻报〉广告与近代上海休闲生活：1927—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1年版）引入了“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梳理了《新闻报》广告中所建构的各种休闲理念与镜像，并分析了这种建构同当时上海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这些广告反映了1930年代上海休闲生活的整体文化特征以及由休闲生活的发展变迁所引发的近代上海市民价值观念、道德判断的变化，从而在建构和形塑1930年代上海的休闲生活上“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医疗卫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龙伟《民国医事纠纷研究：1927—1949》（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认为，在近代卫生行政体制建立的时代背景之下，国家制度（卫生行政与民国法律）以及社会团体干预和影响着医患双方关系的互动，进而也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事纠纷有着制约和影响。沈伟东《医界春秋：1926—1937——民国中医变局中的人和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则通过对民国《医界春秋》杂志的考察，从微观上分析了期刊出版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讲述了民国中医变局中的人和事，披露了民国中医鲜为人知的行业内幕。

　　近代中国慈善业研究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近年来又有了新进展。黄鸿山《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对近代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体现的“教养兼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再探讨，对以往流行的一些看法作了补充和修正，并认为应当借鉴近代慈善事业采取的义仓、借钱局等救助办法，避免变相地加重民众负担的行为和“救助”的负面效应。

　　梁景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认为，五四时期社会生活与文化观念的变革是近代以来社会文化变革的惯性使然，其中蕴涵着人的解放、中国文化精神进化等深刻主题，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在此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中，文化精英发挥了重要的开蒙作用。

　　4.社会流动、社会控制与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是导致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变化的本源，一直是学者关注的一个重心。汪效驷《江南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依据民国时期陈翰笙领导的无锡调查，考察了转型中的江南乡村社会实态，认为经济与地权在近代工商业化的背景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市场化和现代机器的侵入，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相交织，构成了转型时期乡村经济的特有形态；近代无锡乡村大多数农家以稻作为主、以蚕桑为辅的生产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多种经营和“非农化”是农家经济的基本趋势。

　　以前少有人关注的东北乡村社会的近代变迁，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王广义《近代中国东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31》（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从村落入手，以乡村为视角来考察近代东北农村的政治控制、农民的社会生活、农业的经济发展，揭示了其近代化历程的演变，进一步展现了百年来近代东北地区乡村的社会变迁。

　　近代中国铁路的修筑与交通对地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熊亚平《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1880—1937）》（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尝试运用历史学、统计学、城市学多学科方法，对1880—1937年间的铁路与近代华北地区的工矿业起步、城乡市场重构、产业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动、市镇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他认为，铁路自身具有向后的连锁影响，在整个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动力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力推动了乡村经济由传统向近代的变迁。郭海成《陇东铁路与近代关中经济社会变迁》（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考察了1930年代铁路对关中经济社会的影响，认为民国时期的关中经济社会因为陇海铁路而出现了重要转型，铁路通车使近代文明传播加速，大量外货的输入及新风气的传入，也改变了关中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是近代城乡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欧阳恩良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集中讨论了有关城乡人口流动、阶层流动、慈善救济以及城乡控制和治理等论题。

三、文化制度、文化传播与文化观念

　　文化制度和文化观念是一个社会里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标志着这个社会的基本文化面貌和性质，因而也是学者一直关注的重点。

　　1.教育制度与教育观念

　　近代中国教育的变革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这三年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为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种种问题的关注。

　　关于西方大学理念对近代中国大学的影响。张雁《西方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与影响》（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对德国经典大学理念与美国现代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的导入、传播与影响，及当时国内学术界对这两类大学理念的选择、调适和融合过程的论述，揭示中西文化教育交流中的中国近代大学的变迁。闻曙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1912—1937）》（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探讨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格局、中西方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交融、中国近代大学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表现特征及实证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分类研究及管理思想架构等。

　　关于大学校长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吴立保《大学校长与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从大学校长的视角考察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本土化进程，论述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本土化，阐述大学校长与大学本土化之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价值，总结了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的历史经验。罗志田考察了成立于北伐前的吴宓主持下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部，认为吴宓想办一个突破边界、融合中西的新式书院，通过培养“正直高明之士”来影响社会[7]。左玉河探讨了傅斯年的大学理念，指出傅斯年的大学研究院设想，基本上是接受和效仿德国讲座制度与研究所制度而来的，与当时教育部仿效美国大学体制而设立研究生院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8]。

　　晚清至民国各时期的教育制度改革也是一个研究重心。汪婉撰文研究晚清直隶的查学和视学制度，梳理了中国地方视学制度的来源、职权范围等，指出“省视学”的职权范围不仅超出了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教育内在事项的指导和监督，而且扩大到教育的外在事项。这一方面反映了此制度建立伊始对职能界定模糊，另一方面也符合清廷试图通过地方“视学”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之目的[9]。陈胜、田正平通过乡绅日记考察乡村士人心中的清末教育变革，认为废科举、兴学校给乡村旧教育体制下的士人带来巨大冲击[10]。梁尔铭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成立为中心，梳理了新式教育建立过程中，清末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与学部中央教育会的抗衡，以及民初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与教育部中央教育会议的抗衡，从而呈现清末民初教育主导权之争[11]。

　　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致力于从知识建构史的视角探察近代中国文化的剧变，指出教科书构建起近代中国人的常识体系。该书梳理了新式教科书的诞生，汉译日本教科书对中国新式教育的影响，中国人自编教科书的诞生发展以及教科书编审制度的演变等制度脉络；还考察了教科书中从“修身”到“公民”的道德教育转型、教科书与近代中国人的政体认知，以及博物教科书中展现的近代自然教育的发端。

　　基督教教育仍是近代史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学术界已有的相关成就十分丰富，也形成了“文化侵略”范式、现代化范式、普遍主义范式和全球地域化范式等比较成熟的范式，但这些范式之间存在着种种不能互容的内在冲突。周东华《民国浙江基督教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在细致考量了这些范式的基础上，独辟蹊径，以“身份建构”与“本色之路”为新视角，考察了基督教会与民国浙江教育现代化的个案，重点论述了浙江基督教教育如何从晚清体制外的“外国人”转变为中国“国民”，如何从教会机关变为为中国社会服务的教育机构；如何从教会控制转变为受政府节制；如何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转变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有力促进者等问题。张龙平分析了中国教育会与清末教育改革的关系，指出1890年基督教传教士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对西方公共考试制度加以引介，提出了对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种种设想，并和清政府进行了基督教教育地位的交涉，透视了其对中国新式教育的影响[12]。杜敦科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立案问题，包括重组校董会、任命华人校长、调整学院设置和改革宗教教育、实行党化教育等方面，加速了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和世俗化[13]。

　　2.文化传媒与文化传播

　　媒体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汪杨考察了《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中的知名进步刊物在安徽的普及和渗透情况，说明学术繁荣和文化更新对民众参与公共生活创造了前提条件[14]。王康考察了《京报》创办者邵飘萍和学生群体的交往，造成“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舆论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引燃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推动了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5]。邓金明认为，以“青年”和“青春”为主题的《新青年》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青年论述”。现代“青年”角色的产生既是社会的期待和规范，也是青年的自我设计。作为社会角色的“青年”的形成、“青年”自我意识的萌发，与《新青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16]。

　　媒体舆论与权力、政治的关系。唐小兵以1930年代前期的《大公报》和《申报》为例，考察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这两份报纸、两个专栏和国共两党的亲属关系，这种亲属关系如何塑造了公共舆论的价值立场和话语方式，以及公共舆论与政治权力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体现了怎样的舆论与权力的关系等，进而讨论中国式公共舆论的独特性格和历史命运[17]。董淮平从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政党报刊的视角，解读上海城市特定氛围与政党报刊集聚的相关性，呈现上海政党报刊舆性与辛亥革命进程互动所产生的能量，解释城市文化与政党报刊在构建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方面的独特贡献[18]。

　　文化传播以报刊为主要载体。章清研究了晚清的西学“汇编”与本土回应，认为“汇编”意味着针对传入的西学知识进行二度创造，即“知识的再生产”，因此解析其中关乎本土文化的调试与回应，正是审视中西文化之调试与回应的主旨所在[19]。程美宝研究了《国粹学报》中博物图画的资料来源及其采用的印刷技术，考察了这批博物绘图的来源，探讨了绘图者阅读相关外语资料的途径和能力，并初步讨论了当时上海印刷技术对复制图画所能达到的效果[20]。

　　3.文化变迁、词语分析与知识传播

　　中西文化的关系是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一个主题。左玉河《中国近代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以宏观的历史视野考察了中华传统文明在近代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及其重新建构过程中遭遇的困惑，认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不是儒家思想的复活，而是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中西文明的融合与沟通。

　　有学者运用语词分析方法，对文化传播与文化观念的演变作了探索。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对晚清中国的“睡狮”形象进行探源，认为清末“睡狮”形象的广泛传播是基于梁启超创造发明而出现的文化现象，现在中国人之间迅速流行，然后传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舆论界[21]。张帆研究了作为晚清教科的“科学”概念的生成和衍化，认为“科学”概念在教育领域泛化的结果，在学术和政治两方面都动摇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22]。黄兴涛对近代中国“黄色”词义的变异进行考察，认为发生变异的原因主要是：抗战结束后市民生活的舒缓恢复、享乐文化盛行的文化环境；国共对峙中社会各界抨击国民党腐败堕落的舆论环境；中日黄种人内部的战争弱化了作为族类象征的黄色含义，以及“五四”后中国人民族自尊感和文化自信心的失落造成的民族心理因素[23]。

　　赵晓阳以“天主”、“上帝”的汉语译名为视角，梳理这两个中国传统词汇逐渐受西方宗教理念影响被基督教化，失去原有的本土宗教内涵，演变为象征西方文化的新词语，从而考察译介再生中的本土文化和异域宗教关系[24]。邱志红梳理了从“讼师”到“律师”的翻译状况，从中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对律师的认知[25]。

　　4.法制、法律观念与社会习俗

　　法制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社会文化问题，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近代中国的法制在西方法律影响下出现了艰难转型。近几年，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更为深入。夏邦《黄旗下的悲歌：晚清法制变革的历史考察》（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提出了晚清法制近现代化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分析了这次变革最终失败的诸多因素，从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对晚清法制近现代化变革进行了反思。乔素玲《法制转型的实然图景：近代广东法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以法学方法为主导，采用案例分析法，考察了近代前夜的广东法制、中西法律冲突与法制转型进程初启、晚清广东法制转型进程的全面启动与民国时期广东法制的发展。

　　法律的具体实践直接关联着社会生活。刘昕杰《民法典如何实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选取了四川省新繁县民国司法档案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通过对几类案件的描述，发现不同的传统民事权利在民法典之后的基层司法实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他认为，近代中国基层民事司法的“实用型”，源于传统中国基层官僚型司法官的职责和处境，其以地方官员的全能型权力为基础，以最有效的纠纷解决为目标，以不违背官僚追责与道德操守为限，在远离国家政治权力的基层政府有效地维持着地方社会关系的运行和恢复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

　　近代法律的制度与社会习俗变革的关系密切。王歌雅《中国近代的婚姻立法与婚俗改革》（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梳理了近代中国婚姻立法由传统到现代、由家族本位向个人本位过渡与转化的历程，而且考察了婚俗改革关注域外婚俗、审视国人婚俗、转变婚俗观念与改革婚姻行为的历程。

　　近代中国社会习俗的变迁景象十分复杂。盛美真《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将近代云南社会风尚的小变迁置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大变迁的背景中，围绕“怎样变”、“为什么变”的内在逻辑，探讨了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化趋势及其规律。

四、宗教与民众信仰

　　宗教与信仰是社会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已有丰硕成果，近几年又有了新的进展。孙顺华《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通过考察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的关系，力图揭示异质文化间的传播规律。章博《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以华中大学为中心，将基督教大学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分析了基督教大学与西方教会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研究了1920年代至1940年代在中国化、世俗化、国立化潮流中的华中大学的应对之策和自存之道。

　　民国时期，北京不同宗教的社团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很少有人对其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左芙蓉《民国北京宗教社团：文献、历史与影响（1912—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探讨了民国时期在北京地区的佛教社团、道教社团、伊斯兰教社团与基督教社团，重点考察了这些社团的活动及其特征。

　　民间信仰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近来这一领域也有新的成果。王健《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从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与地方经济、社会空间的拓展，士绅、家族与民间信仰，官与民围绕民间信仰的博弈等角度考察了明清以来松江府及其附近地区的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关联与互动。

五、历史记忆与构建

　　历史记忆及其建构是近年新出现的一个研究热点论题。王先明通过分析清末民初“绅权”的变异过程探讨了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指出士绅阶层是地方新政改革的历史起点、救亡图存的中坚，到大革命时期反而成为全民之公敌。从晚清的绅民冲突到民国时期新青年与传统士绅的矛盾，从国民党政权与绅权在乡村社会的对峙，到共产党组织的农民运动与绅权的较量，最终完成了“兴绅权”向“打倒士绅”的历史选择[26]。

　　有较多研究集中于辛亥革命记忆。王楠、陈蕴茜探讨了烈士祠所反映出的民国时期辛亥革命记忆，指出民国烈士祠保留着传统祠堂的形式，但其纪念仪式、陈设大有不同，是集祭司和展览功能于一体的空间，从传统祭祀空间转化为承载现代国家记忆的神圣空间，作为国家记忆的重要载体发挥着重要的民族主义象征功能[27]。陈蕴茜关注地方展览与辛亥革命记忆塑造，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革命史展览多由公立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等官方机构举办，是国民党宣传辛亥革命历史的重要渠道，具有塑造人们革命记忆的功能[28]。刘伟、潘大礼透过革命纪念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的辛亥记忆，认为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建构了一整套“革命纪念”制度，并在此名义下建构起以“本党”革命历史为主线的辛亥记忆，形成强劲的意识形态话语[29]。

六、结语

　　通过对2009—2011年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究成果的简略回顾，可以看到研究重心既有传统领域，如社会阶层、教育、文化观念、宗教、女性史等，也有一些较新的论题，如社会生活、文化传播、词语分析、历史记忆等，反映了这一学科最新学术发展既有延续、又有创新的趋向。其中，既有研究视角的创新、新领域的开拓，也有理论方法的创新，反映了这一学科的蓬勃生机和光明前景。

　　与此同时，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缺陷，如许多论题过于细碎而缺乏整体关怀，一些叙述平面化而缺少理论分析，有些论题出现扎堆重复现象，从学科总体而言，则缺乏深刻的解释理论及适用的中层理论，缺乏分析和阐释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本土理论。因此，今后应加强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加强适用于本学科的本土化理论创新，使社会文化史研究更加多元化、多样化，更加丰富与深入，有更多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问世，以期对解答一些近代社会与文化变迁的重大问题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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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杨国强.论晚清中国的绅士、绅权和国家权力[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1）.

　　[3]尚小明.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授群像[J].近代史研究，2011（1）.

　　[4]乔以钢，刘堃.晚清“女国民”话语及其女性想象[J].中山大学学报，2010（1）.

　　[5]李长莉.五四的社会后果：妇女财产权的确立[J].史学月刊，2010（1）.

　　[6]罗检秋.京剧坤角如何走红——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民初京剧[J].河北学刊，2011（2）.

　　[7]罗志田.一次宁静的革命：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J].清华大学学报，2011（2）.

　　[8]左玉河.傅斯年的大学理念及大学研究所构想[J].安徽史学，2011（2）.

　　[9]汪婉.晚清直隶的查学和视学制度——兼与日本比较[J].近代史研究，2010（4）.

　　[10]陈胜，田正平.横看成岭侧成峰：乡村士人心中的清末教育变革图景——以《退想斋日记》和《朱峙三日记》为中心的考察[J].教育学报，2011（4）.

　　[11]梁尔铭.清末民初教育主导权之争——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成立为中心[J].河南大学学报，2011（5）.

　　[12]张龙平.中心与边缘的徘徊：中国教育会与清末教育改革[J].河南大学学报，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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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王康.舆论传播与五四学生运动——以五四时期《京报》为中心[J].安徽大学学报，2011（2）.

　　[16]邓金明.现代中国青年文化的诞生——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J].上海大学学报，2011（5）.

　　[17]唐小兵.公共舆论与权利网络——以1930年代前期《大公报》、《申报》为例的考察[J].浙江学刊，2010（1）.

　　[18]董淮平.城市文化·政党报刊·现代性话语构建——辛亥革命在上海[J].江海学刊，2011（3）.

　　[19]章清.晚清西学“汇编”与本土回应[J].复旦学报，2009（6）.

　　[20]程美宝.复制知识——《国粹学报》博物图画的资料来源及其采用之印刷技术[J].中山大学学报，2009（3）.

　　[21]石川祯浩.晚清“睡狮”形象探源[J].中山大学学报，2009（5）.

　　[22]张帆.晚清教科之“科学”概念的生成与演化（1901—1905）[J].近代史研究，2009（6）.

　　[23]黄兴涛.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J].历史研究，2010（6）.

　　[24]赵晓阳.译介再生中的本土文化和异域宗教：以天主、上帝的汉语译名为视角[J].近代史研究，2010（5）.

　　[25]邱志红.从“讼师”到“律师”——从翻译看近代中国社会对律师的认知[J].近代史研究，2011（3）.

　　[26]王先明.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J].历史研究，2010（3）.

　　[27]王楠，陈蕴茜.烈士祠与民国时期辛亥革命记忆[J].民国档案，2011（3）.

　　[28]陈蕴茜.地方展览与辛亥革命记忆塑造（1927—1949）[J].江海学刊，2011（4）.

　　[29]刘伟，潘大礼.革命纪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的辛亥记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3）.

来源：《河北学刊》2012年4期，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12-21

　　【核心提示】2012年的考古发掘以配合全国各地基本建设所做的抢救性发掘为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为配合大遗址保护所进行的主动发掘。除更多科技方法和手段在考古工作中深入应用外，发掘前首先要进行文物保护规划已经成为了很多考古工作者的共识。

　　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所获得的关注远远超出以往，大量来自于普通民众的关心与反响不但表明公众考古学对于考古学科的积极推动意义，也表达了群众对于寻根寻源的强烈诉求。

考古发现与发掘

　　2012年的考古发掘以配合全国各地基本建设所做的抢救性发掘为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为配合大遗址保护所进行的主动发掘。除更多科技方法和手段在考古工作中深入应用外，发掘前首先要进行文物保护规划已经成为了很多考古工作者的共识。

　　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今年4月在北京揭晓。河南郑州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福建漳平奇和洞遗址，浙江余杭玉架山史前聚落遗址，内蒙古通辽哈民史前聚落遗址，四川宜宾石柱地遗址，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地，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窟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山东京杭大运河七级码头、土桥闸与南旺分水枢纽遗址等十个项目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2年，这些遗址的后续保护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文物保护和相关工作

　　2012年6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一致同意将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42项。7月10日，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以这次会议为标志，我国文物事业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在2012年也得到继续重视，如6月启动总投资1000多万元、预计工期3年多的大昭寺壁画维修工程，7月山西省彩塑壁画保护工程启动等。

　　在文物保护方法上，更多强调了新科技手段的应用，如“数字长城工程”就是利用航天航空等现代空间信息技术、网络与高性能计算技术、数字多媒体技术与传统的考古、实测及文献研究进行有机结合，对长城进行研究、保护和利用的一项庞大工程。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文物损毁惊人，从业人员素质亟待提升等。这些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但是当务之急应该是修订和健全相对滞后的法律法规，避免类似“维修性拆除”和“保护性拆除”等事件的发生。

人才培养

　　2012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京组织召开考古学学科建设发展研讨会。全国考古研究所、各高校考古院系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并就考古学学科发展方向、学科专业设置、人才需求等问题进行研讨。4月，北京大学考古专业60年庆典活动举行；5月，“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暨考古学专业40周年庆典”举行；9月，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建设40周年庆典举行。这让我们思考：考古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学科体系和学科传统，今后应该思考怎样转变以适应社会的新变化和新需求。在当下社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稍有脱节可能就会影响到自己的美誉度，高校应该有忧患意识，不但要为考古行业输送合格人才，还要努力输送实用人才和适用人才。

　　2012年11月，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在河北召开，主题为“环渤海考古学研究”，涉及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汉唐考古以及陶瓷考古、盐业考古、冶金考古和动植物考古等专业领域。理事长张忠培指出：本次大会上80年代出生的学者成了重要力量，我们看到了希望；大会也为河北考古研究搭建了一个舞台，将当地的文物研究工作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本次大会会员提交的论文比历届都多，是对考古学的一次大检查，是一次收获的大会。会上，大家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形成了考古研究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本次年会的胜利召开，必将为推动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起到重要作用，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壮大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21日

一、学术会议和重点专著简介

　　本年度清史年会“中国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暨第十四届清史学术研讨会”于9月17 -19 日，由故宫博物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单位共同举办。本次会议围绕辛亥革命、清代政治、经济、思想、中外关系、人物、档案文献、清史纂修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11月10-13日，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了“明清海洋政策与东亚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海防政策与运行，海洋政策与江南社会，海洋政策与日本社会，海盗、海洋政策与地方社会应对成为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此外，本年度还在清代政治、文化、社会、中外关系、太平天国、人物等方面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主要有：“第十届清官史”研讨会（沈阳）、“明清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全真道与明清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济南）、“明清移民与社会变迁——麻城孝感乡现象”研讨会（麻城）、“江南（浙江）区域史暨明清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杭州）、“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广州）、“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纪念张履祥诞辰400周年暨张履祥与浙西学术”研讨会（桐乡）。这些会议的召开，活跃和推进了清史研究的发展。

　　本年度清史研究专著，政治制度史方面：陈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上海古籍出版社）考察了清前期政府和汉族文人通过评述南明历史，建构了当时的社会话语和集体的历史记忆；赖慧敏《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辽宁民族出版社）讨论了清皇族的家庭组织、阶层流动、公产、官庄以及经济生活等问题；李典蓉《清朝京控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对清朝京控制度的形成和运作制度、生监和讼师在京控中的角色、不同社会群体在京控中的不同待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朱金甫和张书才《清代典章制度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晓堂《清朝对外贸易法制研究：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冯玉荣《明末清初松江士人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晶晶《清代钦差大臣研究》（学苑出版社）、许颖《清代文官行政处分程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也值得关注。

　　社会经济文化史方面，龚义龙《社会整合视角下的清代巴蜀移民群体研究》（重庆出版社）通过梳理清代各省迁徙巴蜀的移民在资源获取、继替、流转方面的史事，揭示了清代巴蜀移民社会整合的路径、困难和特点；鲁西奇、林昌丈《汉中三堰——明清时期汉中地区的堰渠水利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通过考察明清汉中堰渠水利的发展和管理体制，探讨了传统农田水利领域中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王振忠《徽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探讨了徽学研究的历史、研究领域和未来发展方向；张天杰《张履祥与清初学术》（浙江古籍出版社）探讨了张履祥的理学、伦理、经世实学等思想以及交游情况。赵英兰《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陈鹏《路途漫漫丝貂情：明清东北亚丝绸之路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郑幸《袁枚年谱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段润秀《官修（明史）的幕后功臣——纂修官现存拟订史稿研究》（人民出版社）、江凌《清代两湖地区的出版业》（中国书籍出版社）则分别对清代东北人口问题、东北亚丝绸之路、袁枚生平、《明史》纂修群体、两湖出版业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边疆民族与中外关系方面，潘向明《清代新疆和卓叛乱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系统考察了历次和卓叛乱事件，指出清朝的政策失误和部分民众对和卓家族狂热信仰是叛乱屡次发生的主要原因。李涯《帝国远行：中国近代旅外游记与民族国家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游记人手研究民族问题。陈晓敏《清代驻京喇嘛研究》（燕山出版社）、王力《明末清初达赖喇嘛系统与蒙古诸部互动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周竞红《蒙古民族问题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侧重蒙古、西藏宗教与部落民族研究。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考察了明清时期中期两国的疆域观和实际疆域，以及这些疆域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陈慧《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中央编译出版社）揭示了中国与朝鲜自15世纪中叶起就以图们江为界河的历史事实。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上海辞书出版社）、孙文《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华夷变态）初探》（商务印书馆）分别从《燕行录》和《华夷变态》人手考察了中朝、中日关系。

　　本年度的晚清研究专著涉及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常书红《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以满汉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地位、角色、民族认同和满汉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赵雅丽《晚清京师南城政治文化研究》（凤凰出版社）考察了京师南城以中下层京官为主体的政治文化模式及其流变。此外，还有杨华山《晚清厘金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人民出版社）、马金华《外债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龙盛运《向荣时期江南大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程啸《文化、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以晚清教案和义和团为中心》（巴蜀书社）、邵晓芙《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浙江民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尹公华《晚清中国与国际公约》（湖南人民出版社）、梁碧莹《陈兰彬与晚清外交》（广东人民出版社）、王瑛《李鸿章与晚清中外条约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陈丹《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张立胜《县令、幕僚、学者、遗老——多维视角下的劳乃宣研究》（人民出版社）、李江辉《晚清江浙礼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张运君《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邓文峰《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中国书籍出版社）等著作。

　　论文集方面，郭松义《清代赋役、商贸及其他》（天津古籍出版社）收入了《论“摊丁入地”》、《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明代的内河航运》、《清前期内河航船考略》等文章，是其研究清代经济史中有关赋役改革、商贸及运输路线的重要结晶。此外，还有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孙燕京《急进与慢变——晚清以来社会变化的两种形态》（商务印书馆）、邹振环和黄敬斌《明清以来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交流》（复旦大学出版社）。

　　译著及译文集有[瑞典]斯文•赫定《帝王之都——热河》（中央编译出版社）、[美]赖利《上帝与皇帝之争：太平天国的宗教和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德]狄德满《华北的暴力与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江苏人民出版社）、[日]井上裕正《清代鸦片政策史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日]石桥秀雄《清代中国若干问题研究》（山东画报出版社）、[美]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馆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美]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凤凰出版社）、[日]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日]山田贤《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清史译丛》10辑（山东画报出版社）等。

二、清史研究方法和热点探讨

　　本年度，部分学者继续对美国“新清史”进行了批评和回应。杨念群《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期）认为清史研究应该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重新全面审视清朝的统治策略，整合两种思维的合理之处，走出第三条道路。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清史研究》1期）指出“新清史”学者以“满洲帝国”称大清，并不符合康熙中叶以后满人的正式国家认同的实际，对“满人特性”的独特作用进行了批评。黄爱平《清代的帝王庙祭与国家政治文化认同》（《清史研究》1期）认为清统治者通过对入祀帝王的调整，建构了包含少数民族王朝在内的完整的历代帝王统绪，反映了清统治者对中华的认同。邵丹《故土与边疆：满洲民族与国家认同里的东北》（《清史研究》1期）阐述了清末民初满人对东北故土的认知变化过程。赵刚《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国的大一统话语重构——以（皇朝文献统考•舆地考、四裔考、象纬考）的几个问题为中心》（《新史学》第5卷“清史研究的新境”，中华书局）力图突破以往“汉化论”和“新清史”在满汉二分框架下讨论问题的模式，探讨了盛清大一统话语重构问题，以及清代多民族国家与早期全球化背景的关系。

　　“汉化”问题受到部分学者的深入讨论。王海燕《对“满人汉化”的思考——以清东陵汉学、汉教习的设立及裁撤个案为例》（《东岳论丛》6期）认为满人汉化经历了维护统治而学习接受汉文化、挽救满洲根本而抑制汉文化和完全汉化的三个阶段。甘德星《满洲汉化：台湾乾隆御碑研究》（《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认为乾隆御碑皆是先汉文后满文，满文由汉文翻译而来，反映汉文才是乾隆时期的第一语言。对于满人的满语退化的考察，陈力《清朝旗人满语能力衰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4期）认为主要有三种原因：生产方式变换、经济环境变迁和清朝大兴科举，这最终使得“旗民联为一体，毫无畛域”。徐东日《朝鲜朝使臣眼中的满洲人形象——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中心》（《山东社会科学》10期）论述了朝鲜人对于满人汉化过程的观感，认为朝鲜燕行使臣笔下满人怪异的形象是受朝鲜“社会总体想象”影响而形成的文化偏见。相反，儒化的铁保，由于其具有深厚的汉文化内涵却赢得朝鲜使臣的尊敬，参见曹春茹《清代满族诗人铁保与朝鲜文臣的诗文友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6期）。

　　史料档案数字化为清史研究提供了便利。黄一农<e考据时代的新曹学研究：以曹振彦生平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期）透过数位数据库以及满文档案，对曹振彦生平进行了深入考证，揭示了曹家在清初崛起的历史脉络。如何将史料、档案的数据化趋势较好地与传统历史研究相结合，“e考据”做了有益的尝试。他的《丰润曹邦入旗考》（《中华文史论丛》4期）、《重探曹学视野中的丰润曹氏》（《红楼梦学刊》3辑）两文也依此法对曹邦的来历、曹玺和曹鼎望两支的关系作了深入考察。

　　满汉关系研究。杨海英《南兵游击胡大受敕谕建州女真考》（《清代满汉关系研究》）认为，万历中期南兵游击胡大受敕谕建州努尔哈赤事件，可视为“一种来自下层的、带民间色彩、和平解决民族争端的新模式”。定宜庄、邱源媛《旗民与满汉之间：清代“随旗人”初探》（《清史研究》1期）揭示了一个既不同于正身旗人，又有别民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的边缘群体——随旗人。赖惠敏《从法律看清朝的旗籍政策》（《清史研究》1期）从户籍制度管理角度考察了清朝法律对待不同族群间的差异。杜家骥《清代内务府旗人复杂的旗籍及其多种身份——兼谈曹雪芹家族的旗籍及其身份》（《民族研究》3期）探讨了清代内务府旗人复杂的身份，并认为曹雪芹家族的旗籍和身份应是内务府正白旗、满洲旗分内、旗鼓佐领下包衣汉军。

　　孙守朋《嘉庆朝汉军旗人生计问题的政治史考察——以参与天理教起事的曹纶父子为中心》（《中州学刊》5期）认为，曹纶参与天理教起事，使得清朝一面加强屯居汉军旗人的管理，另一面则进一步笼络汉军官员群体。李平秀《从天地会看清代民间社会的满汉关系》（《清代满汉关系研究》）通过分析天地会“反清复明”思想，揭示了清代民间社会中存在的满汉对立关系。姜涛《关于太平天国的反满问题》（《清史研究》1期）从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对旗人的屠戮和后期反满政策的转变，探讨了太平天国强烈的反满倾向。李细珠《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民族研究》3期）认为，在越来越严峻的反满形势和革命党人威胁面前，虽然清廷试图化除满汉畛域，调整满汉政策，但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刘小萌《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1期）认为，京城旗民两个部分经商群体相互间的商业关系，促进了北京城旗民分治制度的瓦解。陈力《清朝旗民婚姻政策考论》（《西南大学学报》5期）指出大量满汉通婚实例的存在，使满汉通婚的限制政策如同空文。赵寰熹《论康熙朝北京内城旗人的外迁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 期）认为，北京城八旗格局由内外城旗民分局到内城核心八旗驻防区、内城周边八旗驻防辐射区、外城汉人居住区三层新格局的变化促进了旗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此外，王宇《近三十年来晚清满汉关系研究述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4期）总结了近30年来的晚清满汉关系研究。

　　本年度晚清史研究的热点集中于对清末宪政改革的反思。金冲及《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近代史研究》6期）论述了清朝最后十年的困境和改革措施，指出清朝的灭亡是必然趋势。李细珠《日韩合并与清末宪政改革》（《近代史研究》4期）认为，日韩合并迫使清廷调整了宪政改革的策略和期限，加速了宪政改革的进程。小野寺史郎《大清臣民与民国国民之间？——以新政时期万寿圣节为中心的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万寿圣节的庆祝活动意在建构“大清臣民”的自我认同。关晓红《清季三司两道改制》（《中华文史论丛》3 期）指出，清朝放弃了司道改制的全盘更新方案，而改为设置三司两道，最终造就了民初省级行政架构的雏形。吴佩林《清末新政时期官制婚书之推行——以四川为例》（《历史研究》5 期）认为，清末四川推行官制婚书体现了当时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的契合与紧张关系。

三、政治制度史专题

　　明清易代研究。何龄修《柳敬亭卒年考析——四谈柳敬亭问题》（《清史论丛》2011年号）认为柳敬亭告别人世在康熙十一年。吴三桂研究有新发现，滕绍箴《吴三桂墓碑考》（《云南师范大学》5期）认为贵州岑巩县马家寨的“吴公虢硕甫墓”确实是吴三桂之墓。在《陈圆圆晚年生活述略》（《贵州社会科学》12期）中，滕绍箴、李治亭认为马家寨的陈圆圆墓则反映了吴三桂死后，陈圆圆及吴三桂部分后裔一直在此隐姓埋名生活，而陈圆圆一直到康熙二十八年才去世。吴刚《“抢西边”和“欲得中原”——“已巳之役”中满洲贵族新旧“战争理念”的碰撞和冲突》（《清史研究》4期）认为，己巳之役中新旧贵族的冲突，对入关前后满洲贵族政体的“文化嬗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冯贤亮《清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与江南社会》（《学术月刊》8 期）揭示了清初江南士绅的抗清活动以及在清廷密网捕杀下惊心动魄的日常生活。丁士仁《清初洮岷地区反清复明起义始末》（《西北民族研究》2期）则扩展了对于抗清斗争的视野，由江南汉族转向了西北回民，详细考察了顺治五年甘肃洮州回民的反清复明起义的背景、原因和过程。

　　帝王及宫廷史研究。为了塑造英主形象和维护清朝的正统性，康熙始终不遗余力。韩琦《科学、知识与权力——日影观测与康熙在历法改革中的作用》（《自然科学史研究》1期）指出，日影观测活动与康熙朝的权力运作、满汉关系密切相关，可以视为康熙帝控制汉人的作秀行为。张勉治《康熙皇帝首次南巡与文武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清史研究》1期）认为，1684年春季的礼仪争论揭示了清朝政治文化中文武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反映了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困境。常建华《长安之旅：康熙帝西巡探讨》（《社会科学》5期）强调康熙西巡的目的在于展示儒家文化治国的象征性，阐释清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成积春《治吏与“和平”——论康熙“中正和平”之道对吏治的影响》（《史学集刊》4期）认为，康熙将其“中正和平”之道施行于吏治，产生了吏治废弛、贪贿公行、暴动骚乱等极其消极的影响。此外，王思治《“太后下嫁疑案”辨证》（《历史研究》2期）再次肯定围绕顺治帝帝位纷争的险恶政局造成了太后下嫁这一事实。杨珍《陈梦雷二次被流放及其相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6期）认为，“大位之牌”事是陈梦雷二次被流放的直接原因，揭示了清前期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性。祁美琴《清代君臣语境下“奴才”称谓的使用及其意义》（《清史研究》4期）论述了“奴才”称谓变化背后复杂的政治、社会、观念诸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杨念群《清朝帝王的“教养观”与“学者型官僚”的基层治理模式——从地方官对乾隆帝一份谕旨的执行力说起》（《新史学》5 卷）深入探讨了清朝帝王的“教养观”如何通过官僚的具体实施转化为一套政治治理技术。腾德永《乾隆朝内务府对库存参斤的管理——以内务府的“参斤变价”为考察对象》（《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认为，参斤变价成为了乾隆朝内务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导致东北参源枯竭。

　　八旗制度研究。杜家骥《清代八旗制度中的值年旗》（《历史教学》22期）指出雍正时值月旗的设置，使得八旗管理规范化的同时加强了统治职能。孙静《补遗漏、订舛误、清疑窦——（钦定八旗通志•旗分志）按语初探》（《史学集刊》6期）认为乾隆时八旗世袭佐领向公中佐领的转变趋于频繁，八旗内部等级名分更加严明。乌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蒙古姓氏考》（《民族研究》1期）对部分蒙古姓氏名称的实际发音和这些部落姓氏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详细考释。任玉雪《论清代东北地区的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辑）指出由旗民分治到地域管理、由旗民双重管理体制到行省制度是东北厅制的特征与演变过程。

　　基层行政研究。胡恒《清代佐杂的新动向与乡村治理的实际——质疑“皇权不下县”》（《新史学》5卷）对“皇权不下县”的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应该重视县级佐贰官、杂职官的研究。魏光奇《清代州县的“主奴集团”的统治——透视“秦制”的根本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l 期）认为，清代州县官府是一个宗法性的“主奴集团”，州县财政不过是一种“家产制”。左平《清代县丞初探——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史学月刊》4期）认为，清代县丞衙门、衙役建置和县丞职责都因时地而设，与实际法律规定存在一定差异。傅林祥《清雍正年间的次县级行政机构及其职能探析》（《清史研究》2期）认为，分防、分理、分征三类次县级行政机构与知县衙门形成了县级政权的两个管理层级。

　　宗族研究。冯尔康《政府规制与民间舆情的互动——以清代族正制的制度内涵及存废推展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期）认为，族正产生的民举官定法，反映了政府与宗族双方密切结合的愿望，但推行效果并不理想。游欢松、曹树基《地方权势演变与康熙中叶鄂东大族的宗族实践——以黄冈靖氏为例》（《学术界》11期）认为，地方宗族建设的正统化与国家倡导的宗族意识形态、宗族建设倡导者个人有着极大的关系。史志强《伏维尚飨：清代中期立嗣继承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12卷）探究了清代中期立嗣继承中的性别问题、立嗣与收养界限不断模糊和血缘观念淡化的历史进程。蒋俊《明清时期桂西壮族土司的宗族制度》（《史学月刊》8期）认为，宗族话语成为土司表达国家认同、创制汉人族群身份和控制地方的手段。

　　司法律例和礼制研究。张晋藩《清代律学兴起缘由探析》（《中国法学》4期）认为，传承明律、重视司法、执法者注律以及律注法律化是清代律学兴起的原因。李典蓉《满文与清代司法制度研究》（《政法论坛》3期）指出运用清代司法档案的满文史料，有助于深入了解清代中央与地方司法制度的实际运作。姚饧《“理解性差异”与清代刑案律例施用矛盾——以刑部与督抚争议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12卷）指出施用律例精神不同和律例本身的缺陷使刑部与地方督抚经常对“犯罪构成”产生不同理解。王洪兵《清代顺天府与京畿司法审判体制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12卷）认为，清代顺天府形成了顺天府、直隶总督、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等多种因素在内的京畿行政司法管理体制。礼制方面，邱源媛《清中前期宫廷满洲祭祀典礼制作及其意义》（《清史论丛》2011年号）探讨了顺治至乾隆时期，清朝典礼制度中的满洲元素及其影响。张亚辉《清官萨满祭祀的仪式与神话研究》（《清史研究》4期）通过对清官萨满仪式的分析，论述了“满洲中心观”的神话学依据。段志强《孔庙与宪政：政治视野中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事件》（《近代史研究》4期）分析了清政府试图以表彰顾、黄、王来宣示立宪诚意，以推动政改进程，从而使得“孑L庙”和“宪政”改革产生了暗合的联系。

四、经济史、社会史

　　经济和人口。李伯重《“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清华大学学报》2期）提出要抛弃“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充分认识江南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的经济状况。苏基朗、谭家齐《明末清初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人口损失与历史人口估算》（《清华大学学报》6期）设定了四个天灾人祸界别，以此估算明末松江的人口损失和发展状况，认为1640年左右松江府及周边州县人口已达500万之多。车群、曹树基《清中叶以降浙南乡村家族人口与家族经济——兼论非马尔萨斯式的中国生育模式》（《中国人口科学》3期）通过考察阙氏家族人口行为和其人口行为背后的经济驱动力，认为其生育行为是经过理性权衡和规划而成的。曹树基《石仓洗砂业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史林》3期）认为1820年后石仓砂扎价格的崩溃性下跌，不仅反映了当地冶铁业的崩溃，也反映了江南铁市场的崩溃。杜新豪、曾雄生《经济重心南移浪潮后的回流——以明清江南肥料技术向北方的流动为重心》（《中国农史》3期）分析了明清时期江南肥料技术的向北方传播的原因、途径及其结果。史志宏《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耕地面积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4期）认为康雍之际的实际耕地面积约为9. 84亿多市亩，而鸦片战争前增加到了11. 47亿市亩。吴善中《清初移民四川与啯噜的产生和蔓延》（《清史研究》1期）认为啯噜的产生是清初不加限制向四川移民和移垦社会未加整合的副产品。

　　赋税和漕政方面。许檀、高福美《乾隆至道光年间天津的关税与海税》（《中国史研究》2 期）指出嘉道年间天津每年所征关税、海税合计约12-15万两，已成为北方最大港口和商业中心。倪玉平《有量变而无质变：清朝道光时期的财政收支》（《学术月刊》5期）认为“道光萧条”说值得商榷，应是“有量变而无质变”的过渡型财政。漕政方面，赵思渊《从“包漕”到“告漕”——道光初年“漕弊”整顿进程中苏松士绅力量的演化》（《清史研究》3期）认为嘉道年间苏松地区的“告漕“案件是生员群体在既得利益遭到侵犯后的反应。周健《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中华文史论丛》1期）认为漕弊是各种“浮费”代表的额外财政对额定财政的空前侵蚀。

　　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对于西南矿业的研究较多。马琦《矿业监管与政府调控：清代矿厂奏销制度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3期）探讨了矿厂奏销制度在清代矿业管理体制中的地位、作用和矿厂奏销清册的研究价值；他的《清代黔铅的产量与销量》（《清史研究》l期）考察了清代不同时期黔铅的产量和销量，并检讨了清代矿产量的计算方法。王德泰《清代云南铜矿开采中“底本银”制度考》（《中国经济史研究》3期）分析了“底本银”制度实施的时间、本银的发放、矿铜的抵扣和调整等情况。

　　此外，李博《清代顺治至嘉庆时期东北地区的私参活动》（《史学月刊》9期）叙述了由非法粮参贸易、私参买卖、私参代运等组成的东北盗挖人参活动。范金民《清代前期上海的航业船商》（《安徽史学》2期）认为海运业在上海的早期兴起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陈学文《明清江南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发展的新格局—一以衢州的造纸业和木植业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3期）指出衢州木植业中“拚”的产权分离和契约化的卖买关系，标志着明清商业资本发展的新途径。

　　徽州经济研究。张佩国《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案”的历史民族志》（《中国社会科学》2期）通过考察绩溪司马墓讼争，揭示了地域社会场境中的整体动员体制。徐国利《朱子伦理思想与明清徽州商业伦理观的转换和建构》（《安徽史学》5期）认为明清徽州的人们以朱子伦理观为基础，建构起了新的商业伦理观。李甜《雍正开豁世仆令与清代地方社会——以“宁国世仆”为中心》（《清史研究》4期）叙述了“宁国世仆”贱民群体的历史脉络、生活情况和存在的原因，分析了自雍正开豁世仆令以来宁国世仆的出户历程。王振忠《徽州与衢州：江南城乡的片段记忆——稿本（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初探》（《社会科学》3期）考察了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徽州士商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胡中生《融资与互助：民间钱会功能研究——以徽州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以徽州为例，认为钱会在乡族社会和事业经营中发挥着融资和互助的双重功能。

　　有的学者从宗教、士绅群体、卫生、文化等方面进行社会史考察。

　　宗教方面。李尚英《清代民间宗教述论》（《清史论丛》2011年号）从兴起、发展、组织形式、经卷、思想信仰、教派类别等方面全面考察了清代的民间宗教。潘星辉《鬼证：清人丧祭观的另类演绎》（《学术界》12期）认为在确认鬼神存在的前提下，清人通过志异小说，大大发展了鬼神形象、丧葬、祭祀等环节，从而最终将死者纳入到了宗族体系中。黄忠怀《从土地到城隍：明清华北村落社区演变中的庙宇与空间》（《清史研究》4期）认为土地庙完成了村落空间的初次整合，而村城隍则是村落空间小社区分化再整合的结果。章毅《祀神与借贷：清代浙南定光会研究》（《史林》6期）认为定光会的经济功能仍然被含摄于宗教性之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士绅研究。孙竞昊《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历史研究》3期）考察了济宁士绅在明清之际国家、社会格局中的复杂定位和波动。崔岷《“靖乱适所以致乱”：咸同之际山东的团练之乱》（《近代史研究》3期）认为征税和司法权是团练与官府冲突的原因，团练之乱造成了绅士与国家关系的疏离。

　　医疗卫生。余新忠《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以卫生防疫为中心》（《清史研究》3期）从卫生防疫角度探讨了晚清民众身体的“国家化”过程，认为这一进程既是西方科学、卫生的文明话语霸权，又是国家立法和相关机构的设置的结果。单丽《从1902年霍乱传播模式看清末北方社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辑）认为华北社会商业和铁路的发展，使得北方霍乱城乡传播逐步突破地域限制。

　　文化。冯尔康《清代乾隆时期扬州人的引领时尚——建设文化教育休憩城的历史启示》（《安徽史学》1期）认为乾隆年间扬州人在园林、茶馆、美容、戏剧、书院、扬州学派和城府建设七个方面处于“甲于天下”的地位。赵世瑜《图像如何证史：一幅石刻画所见清代西南的历史与历史记忆》（《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认为云南楚雄大姚县石羊镇文庙中的壁画揭示了当地井盐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帝国经略西南边陲过程中的意义，以及给当地社会文化造成的影响。

五、学术思想与科教文化专题

　　传统学术研究。学术流变方面，艾尔曼《早起现代还是晚期帝国的考据学？-18世纪中国经学的危机》（《复旦学报》4期）认为18世纪经学考据学转向显示了知识阶层对过去典章制度的信心危机，并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演变为去经典化和去权威化的趋势。林存阳《朱筠与清中叶学术变迁》（《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朱筠“识字以通经”的为学取向促使他提出从《永乐大典》中辑校遗书的倡议，对朴实考经证史之风产生重要影响，有力地推进了“通经稽古”新治学趋向。汪林茂《嘉道学术中的近代转型趋势——以浙江学术为例》（《史学集刊》2 期）指出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学术即已呈现出明显的向近代转型的趋势，并非完全是“冲击与反应”的西学东渐结果。有关晚清传统经史之学的命运，有三篇文章值得关注。张寿安《从“六经”到“二十一经”——十九世纪经学的知识扩张与典范转移》（《学海》1期）从经数与经目的变化上，考察了19世纪经学的知识扩张与典范转移的学术转变过程。章可《（礼记•王制）的地位升降与晚清今古文之争》（《复旦学报》2期）认为今古文论争是促成近代经学的边缘化和史学走向中心的主要原因。朱贞《清季学制改革下的学堂与经学》（《中山大学学报》5期）认为新式学堂中“中体西用”和“分科教学”的两条主线，造成了经学的不断衰颓。

　　学派和学术人物研究。申屠炉明《清代常州学派的名义及范围》（《社会科学战线》5期）认为常州学派是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的学术派别，并非同一地的其他常州学者都可以归入到此派。冯峰《清代扬州学派形成考论》（《清史研究》2期）考证了清代扬州学派形成的过程、条件和学术倾向。罗军凤《顾炎武与清初（春秋）经学》（《清史研究》l期）认为顾炎武的鼓励广辑传注解经，重视《左传》，但不信任《左传》义理的思想，带有清初经学的特点，其方法影响了乾嘉汉学。于富春《王晕交游考》（《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考察了王晕拜师名门、跻身于官宦名流的交游创作经历。郑吉雄《论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因缘——“理”与“道”的新诠》（《文史哲》3期）认为章学诚和戴震都注意到经史文献所记载内容背后的一种人伦、社群、文化的自然力量。徐道彬《论王念孙对戴震学术的继承与发展》（《安徽大学学报》4期）通过考察《广雅疏证》一书，梳理了王念孙与戴震的学术继承关系，并对“扬州学派”问题予以实证说明。

　　典籍研究。吴元丰《（满文老档）刍议》（《清史研究》1期）论述了《满文老档》名称的含义、抄本的形成、各版本特征、出版等问题。徐道彬《（四书按稿）非江永所作考论》（《文献》1 期）通过对《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四书按稿》的辨伪，论证此书非江永所作。李立民《（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史源探析》（《清史论丛》2011年号）评述了《经籍考》引用史源的特点，概要分析了其史源致误的类型和原因。

　　科举研究。李世愉《试论清代科场中的谎报年龄现象》（《清史论丛》2011年号）考察了清朝童生试、八旗科举、老年士子中的谎报年龄现象。李祖基《冒籍：清代台湾的科举移民》（《厦门大学学报》1期）揭示了清代前期闽粤移民冒籍赴台参加科举考试的现象，认为科举移民促进了台湾的文化发展。刘希伟《清代科举考试中的“贱民”冒考问题》（《厦门大学学报》3期）则论述了清代奴仆、隶卒、倡优三类贱民的冒考现象。陈宝良《“清客帮闲”：明清时期的无赖知识人及其形象》（《福建论坛》4期）认为明清两代清客、帮闲这一特殊的下层知识人群体是商业化、城市化与科举制度的产物。贺晓燕《“举人大挑”述略》（《清史论丛》2011年号）从科举落第政策的角度论述了清代举人大挑的推行及其影响。

　　教育研究。赵连稳《北京清代书院经费支出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6期）对基本建设经费和日常经费两大类书院经费进行了深入的考察。马勇《新知识背后：以京师大学堂创建为中心的探讨》（《安徽大学学报》4期）以京师大学堂的创建为例，分析了新知识传播背后所蕴含的权利冲突。左松涛《多面的弄潮儿：沈戟仪与清末民初的私塾改良》（《中华文史论丛》3期）论述了清末沈戟仪的私塾改良活动，以此探讨清末十年社会改良运动中的人心世相。

六、边疆史地与中外关系专题

　　北疆研究。达力扎布《17世纪上半叶喀尔喀与明朝的短暂贸易》（《清史研究》2期）论述了后金控制漠南蒙古地区后，漠北喀尔喀南下与明朝建立亍短暂的贸易关系，以及三方之间的斗争过程。他的《清太宗和清世祖对漠北喀尔喀部的招抚》（《历史研究》2期）认为喀尔喀对内地的经济依赖关系是其归附清朝的主要原因。乌云毕力格和宋瞳《关于清代内外札萨克蒙古盟的雏形——以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心》（《清史研究》4期）通过满文文献考察了盟旗制度在清初的形成和演变。赵珍《清嘉道依赖伯都讷围场土地资源再分配》（《历史研究》4期）揭示了伯都讷围场开垦过程中旗民对比变化和官民在资源分配中的利害关系。衣保中、张立伟《清代以来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开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史学集刊》5期）则指出内地汉人大规模开垦边外土地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本年度的新疆研究，自然灾害和屯民问题成为重点。阿利亚•艾尼瓦尔《乾隆时期新疆自然灾害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通过统计乾隆时期新疆自然灾害的情况，分析其规律和特点。她的《从清代文献看清政府对新疆的救济》（《清史研究》2期）叙述了清政府对新疆自然灾害的应对和赈济的情况。赵海霞《清代新疆商屯研究》（《西域研究》1期）关注清代新疆屯民，认为商屯可以分为集中于北疆和南疆逐步展开的两个阶段。鲁靖康《清代伊犁户屯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1 期）则探讨了伊犁户屯名实、开办时间和管理情况，认为户屯的性质是以“户”为承垦单位而非民屯。贾建飞《乾嘉时期新疆的金矿开采——以内地人的活动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论述了内地人涌入新疆开采金矿的情况，以及清朝由严到松的政策变化和管理办法。

　　西南边疆研究。常建华《确立统治与形成秩序：清顺治康熙时期对南方土司的处置》（《清史论丛》2011年号）认为，清政府在顺治时期着眼制定土司承袭基本制度，康熙时期则采取儒家教化政策，对部分土司开始进行改土归流。邹健达《乾隆年间“云南边外土司”建置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论述了乾隆时中缅围绕边外土司发生的冲突，以及对中缅关系和清朝治滇政策的影响。黄国信《苗例：清王朝湖南新开苗疆地区的法律制度安排与运作实践》（《清史研究》3集）考察了清王朝在湖南乾州、凤凰、永绥三厅新开苗疆地区，采用“苗例”作为处理苗民内部纠纷的法律规范，并配合“苗例”建立了一套有特色的法规体系。

　　东南沿海研究。刘彼德《17世纪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社会结构和特征》（《台湾研究集刊》3期）讨论了荷据台湾殖民地社会的结构、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和特性。汪曙申《试论十七世纪荷兰海权的崛起与对台湾的侵占》（《台湾研究》5期）认为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是东西方传统陆权与新兴海权势力消长的结果。陈忠纯《清前期平民领照渡台的范围探析——兼议限制渡台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厦门大学学报》2期）认为，清前期严禁民人渡台有担心台湾人口过多、防止非法人员偷渡两种原因，直到福康安的实地调查后才实行领照渡台制度。

　　传教史。欧阳哲生《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3期）论述了此三位传教士的北京印象，认为这奠定了西方的北京学知识谱系。张振辉《卜弥格与明清之际中学的西传》（《中国史研究》3期）介绍和评论了17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卜弥格向西方传播中国文明成就的业绩。何芳《从档案看宁寿官门窗玻璃的安装——兼论西方传教士双重身份的终结》（《故宫博物院院刊》6期）认为，宁寿官扩建工程中平板透明玻璃供应短缺的原因在于西方近代专利制度的实行，使得西方传教士作为技术传播媒介的身份开始走向终结。李晓丹等《17 -18世纪西方科学技术对中国建筑的影响——从（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加以考证》（《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考证了西方建筑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影响。章可《概念史视野中的晚清天主教与新教》（《历史研究》4 期）认为，晚清新教与天主教对正统的争夺，使得天主教由总称变为一派，而新教则通过“新”的译名产生了“新教胜于旧教”的观念，对现代中国人的历史和宗教认知产生了巨大影响。

　　朝贡与外交体制。李育民《改易天朝体制的初试——义律融调中西的模式及其趋向》（《晋阳学刊》2、3期）论述了义律在广东以中英“官方直接通讯”来改易清朝天朝体制的活动。柳岳武《略论道咸同时期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诞生》（《史学月刊》5期）从总理衙门、驻外大使、外交意识产生等方面考察了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诞生过程。传统的中朝、中越朝贡关系也发生着改变。王振忠《朝鲜燕行使者与18世纪北京的琉璃厂》（《安徽史学》5期）认为18世纪朝鲜燕行使团通过与琉璃厂书商的交流，扩大了接触范围，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王元周《朝鲜开港前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1期）认为晚清中朝之间的朝贡制度日益松懈，双方官员和文人间交往扩大，为外交开辟了新可能。孙艳姝《晚清中朝朝贡关系详考》（《史学月刊》1期）则认为清朝对朝鲜的朝贡往来愈加严格控制，中朝之间的朝贡关系并未中断和衰落，甚至出现了一度的“回光反照”。王志强、权赫秀《从1883年越南遣使来华看中越宗藩关系的终结》（《史林》2期）认为中越宗藩关系的终结并不仅因法国势力的干预，还有来自中越双方的内在需求和动因。此外，仲光亮《论江户幕府对中国情报的搜集、处理机制》（《社会科学辑刊》2期）认为日本幕府通过长崎、萨摩藩、对马藩三个搜集点，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中国情报搜集机制。拉宾•帕维尔《清朝俄罗斯文馆（18 世纪初-19世纪中叶）》（《历史档案》1期）介绍了俄罗斯文馆的历史、教学组织、师生来源、教学效果和最后命运。

　　中外贸易。顾卫民《16-17世纪耶稣会士在长崎与澳门之间的贸易活动》（《史林》l期）讨论了耶稣会士在长崎、澳门间的贸易活动以及托钵僧士对此的抨击。费驰t<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东亚商路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指出中朝日三国间存在着一条稳定的商路，主要流通品是中国丝织品、朝鲜人参、日本白银。王宏斌《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史学月刊》6期）指出乾隆时期，江、浙、闽三个海关仍然在正常履行对外贸易管理职能。赵春晨、陈享冬《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兴起》（《清史研究》3期）认为十三行商馆区的兴起在粤海关建立之后，与广东洋行制度同步形成，互相影响。刘强《18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制瓷业的衰落：一个全球的视角》（《史学集刊》2期）对中外贸易给中国制瓷业造成的影响作了探讨，从全球化视角勾勒出了四百年间中国制瓷业的兴起和衰落过程。

　　中外交涉。陈开科《失败的使团与失败的外交——嘉庆十年中俄交涉述论》（《近代史研究》4期）认为戈洛夫金外交使团的失败，导致俄国形成19世纪的对华基本政策，并逐渐获得对华政策优势。陈文《清代中越陆地边境跨境问题管理（ 1644-1840）》（《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辑）从出入境、边境贸易、跨境流民、通婚等方面考察了清代中越之间的边境跨境管理制度。夏维奇《历史的另面：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与列强的较量——以西人在华架建电报之纠缠为考察中心》（《学术研究》7期）认为清政府在电报领域的坚强抵抗，为中国日后自建电报预留下较为有利的空间，展示了清政府与列强“不合作”的一面。王维江《从德语文献看1861年中普通商条约的签订》（《史林》6期）勾勒了中普通商条约的签订过程，分析了当时清廷大臣与普鲁士人交往的心态和对外认识水平。王士皓《“最为持平”之约——对晚清中国与拉美国家建交条约的认识》（《清史论丛》 2011年号）从对等性、领事裁判权、“一体均沾”等方面考察了中国和秘鲁、巴西、墨西哥等国的建交条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　北京　102488）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

　　2010年是战国秦汉出土文字资料研究和海外学术交流取得世界性飞速发展的一年。首先，中国继因红外线图版而使战国楚简释文面目一新的《楚地出土战国筒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下文均省略中国出版著作的编者名）之后，又出版了全十册的《楚地出土战国简册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楚简研究呈现活跃状态。此外，还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文物出版社），李成市、尹龙九、金庆浩撰、桥本繁译《平壤贞柏洞三六四号墓出土竹简（论语）》（《中国出土资料研究》14）介绍了北朝鲜出土的《论语》竹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也出版了。虽然后两本出现在日本书店实际上已到了2011年，但部分释文早前已在杂志上介绍过。这些从古董市场购入的资料，与出土情况比较清楚的居延汉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等不同，关于真伪、年代等问题较难处理。但是这些资料给日本学界赋予了活力却是事实，特别是由于简牍的红外线摄影是由日本提供技术的，因此合作的学术新成果引人注目。

　　此外，2010年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日本，以及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研究、作报告的机会比历年有所增加。例如出版了《第一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其中，与思想史有关的有池田知久《依据出土资料展开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和谷中信一《通过战国楚简看先秦道家》，论述出土文字资料与《史记》关系的藤田胜久《战国、秦代出土史料与（史记）》，和以秦汉《田律》为素材论述中国文明化与地方习俗关系的工藤元男《秦汉（田律）考》。后两文是分别对藤田《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东大出版会，1997）和工藤《从睡虎地秦简看秦代的国家与社会》（创文社，1998）两书内容所作的进一步考察和发展。而在日本也出版了一系列日中共同成果，包括汇集日美加等国学者战国秦汉史研究论文的《中国史学》19号（ 2009），将东亚出土资料和信息传递进行比较分析的《探求资料学的方法》9号，探讨出土文字资料和地域性关系的《出土文献与秦楚文化》5号，清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研究特集《亚洲流域文化研究》6号，以作为世界史的中国史为主题的《河合文化教育研•研究论集》8号等。特别是除了《探求资料学的方法》9号刊载的与交通、出行有关的论文外，饭岛和俊也发表了《吏的出行和“宿”》（《中央大•人文研纪要》68）和《（元延二年日记）与吏的出行》（《国学院大学纪要》48），探讨与吏员行迹有关的问题，因此去年以交通、出行为关键词的成果很多。此外，借楚简研究发展之风，《中国研究集刊》50、51号刊登了多篇思想史方面的论文。进而，作为日韩共同成果，出版了钟江宏之、鹤间和幸编著《围绕东亚海交流的历史发展》（东方书店），其中，关于东亚海域物流的有下田诚《探求日本武器型青铜器与中国战国时期三晋青铜器的连接点》。东亚海域研究也以与“宁波项目”（特定领域研究“东亚的海域交流和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的学际创新”）为中心确定研究主题，成为一大潮流。

　　在学术全球化的同时，另一方面研究的细化也在发展。由专业者进行合作取得了专业性很强的研究成果。例如，由几个研究者对史料进行译注工作是日本值得自豪的成果之一，去年简牍方面有早稻田大学简帛研究会的《尹湾汉墓出土简牍译注（二）》（《中国出土史料研究》14），饭尾秀幸《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译注（四）》（《专修史学》48），佐佐木研太、下田诚《龙岗秦简译注（前编）》（《中国出土史料研究》14）等，此外还有个人进行的译注如小寺敦《上博楚简（郑子家丧）译注》（《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57）等。前文提到的《出土文献与秦楚文化》5号也登载了个人进行的译注。

　　此外，简牍的增加也给文字学、音韵学、语言学、文法论、语汇论带来了影响，特集《上古音研究的现在和展望》（《中国语学》257）等中国语研究者的活跃引人瞩目。这些研究专业性强，历史研究者直接参与讨论有时很困难，但适当参考还是必要的。另外，历法研究对于历史的时间系列的描述也有益，这方面的论著有小泽贤二《中国天文学史研究》和对其进行批评的平势隆郎的《不正确引用和批判之“形”》（《汲古》57）、《街角发现的奇妙表达2》（《史料批判研究》9）。关于中国古代的惑星运动，有武田时昌《太白行度考》（《东方学报》京都85）。那么，在上述大的学界动向中各研究领域是如何深化的呢？下面将分领域进行成果回顾。

　　简牍学、史料学。酉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名大出版会）不仅论述了简牍内容，还着眼于简牍的外形，对各文书给予汉代人的视觉功能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评价请看专门的书评，重视史料本身的视角对推进筒牍研究富有启发。西川利文《张家山汉简（史律）所见（史书）》（《鹰陵史学》36）认为《二年律令•史律》是关于史、卜、祝这样的专门职业的培养规定，乍看与此类似的《汉书•艺文志》引萧何之律是太史之史，《说文解字》序引尉律是以郡府为对象，它们史料的性质不同。大栉敦弘《日记前史》（小岛毅《东亚的海域交流和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科研费报告书）概观了“日记”的资料，推测尹湾汉墓简牍“元延二年日记”、周家台秦筒“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岳麓书院所藏秦简“日志”等不是单纯的历谱，也不是日记本身，而是日记的前身，相当于与官吏的业务活动密切相关的墓主人个人的备忘录。

　　财政、经济、货币。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财政与国家》（汲古书院）是探讨汉代至唐宋变革时期财政史的巨著。与渡边的其他著作一样是必读书。钱币方面有江村治树《中国古代青铜货币的形成和发展（六）》（《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56），从考古学角度分析了战国楚的贝货，认为周代统治者之间是以赠予交换宝贝的方式将哭字贝货作为楚国的统一货币。古泽义久《战国、秦、汉初方孔圆钱在中国东北地区、韩半岛西北部的发展》（《古文化谈丛》64）以考古学、古钱币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一化钱是在战国燕，明化钱、明四钱是在秦、汉初的燕地区铸造的。货币经济方面，柿沼阳平发表了四篇论文：①《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诸潮流及其发展过程》（《中国史学》19，2009）整理了学说史。②《战国秦汉时代盐铁政策与国家的专制统治》（《史学杂志》119 -1）认为战国秦至西汉武帝时期民营盐铁业与官营盐铁业并存，盐铁专卖制度后统一为官营，通过这一分析提出三位一体的统治体制论。③《三国时代曹魏的税制改革和货币经济的本质变化》（《东洋学报》92 -3）认为民间供给型的货币布帛生产量增加，导致东汉末户调制的出现。④《战国秦汉时代王权与非农业民》（《史观》163）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指出战国秦汉王权具有人类学的“异人”特征，特别是汉代皇帝将国家财政依赖于农民，帝室财政依赖于异人=非农业民，因而是异人王。落合悠纪《汉初的田制与阡陌的一试论》（《法史学研究会会报》14）考察了《二年律令•田律》（246-248简），将一般释作“畛”的字释为“吻”，在此基础上复原了当时的田法。研究受制于一字一句的解释是学界的共同感觉，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史料缺乏，期待出土史料的增加。

　　政治、宫城、官制、郡县制。小寺敦《先秦时期“让”考》（《历史学研究》871）认为战国时代以前较少有政治场合中“谦让”的例子，《左传》中除了可能是几个后代的例子外，可能均是受血缘原理的影响，以尚贤思想为背景的“让”。在此基础上提出，作为王朝更替论的禅让和周代宗法制是战国以后附会形成的。小林伸二《田齐的军事与外交（一）》（《鸭台史学》10）将田齐的军事、外交放在春秋后期至战国前期的国际形势下进行了考察。山田崇仁《关于屈氏的建立》（《中国古代史论丛》7）追溯分析了楚的屈氏出身于楚武王王子。土口史记的《先秦时期“郡”的形成及其契机》（《古代文化》 61-4）认为战国时代的郡主要是在秦领土扩张时期设置的，秦以外则缺乏这一契机。同氏《包山楚简的宦和宦大夫》（《史林》93 -4）论及与秦汉郡县制潮流不同的战国楚的领土统治，试图对将秦汉郡县制看作是战国领土制度完成形态的通说进行批判。大栉敦弘《新朝的统一统治》（《高知大-人文科学研究》l6）认为秦、西汉将关中作为根据地，对东方平原等其他地区进行统治，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关中防卫为目的的东方地区的南北防卫线，新朝时向环绕首都圈的四方形式转变。期待其对东汉迁都洛阳后防卫线变化等的分析。探讨西汉后半期“首都圈”的有福岛大我《西汉时期的“首都圈”和皇帝制度的变迁》（《专修史学》49）。藤田胜久《张家山汉简（秩律）和汉王朝的疆域》（《爱嫒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28）推测《秩律》中有不包含诸侯王国的倾向，高祖十二年十月至惠帝初年和吕后元年四月至吕后二年的情况是相同的。村元健一《东汉洛阳城南宫和北官的职能》（《大阪历史博物馆研究纪要》8）复原了东汉洛阳城的布局，认为光武帝想营造一个以南官为中心，配有明堂、灵台等儒教礼制建筑等的朴素都城，但明帝时期扩建北官后，南北两官开始一起使用。涉及官城研究的还有渡边将智《东汉洛阳城皇帝、诸官的政治空间》（《史学杂志》119 – 12），假定皇帝的执政场所、生活空间与各官府办公场所的空间距离是两者之间政治距离的投影。认为西汉时设在宫城内的会议场所，东汉时设在南官和官城外的三公府，与此同时，对内朝官进行再编，三公、将军、九卿掌管政策决策，尚书台负责文书传递。此外，米田健志《西汉的御史大夫小考》（《奈良史学》27）认为西汉的尚书是草制（替皇帝代笔）之官，御史大夫负责调查故事，制定政策草案。期待渡边和米田的研究今后能够交叉、碰撞。

　　法制、教化。广濑熏雄《秦汉律令研究》（汲古书院）认为秦汉律令不是一次编纂的法典，而是在出现问题时一条条制定的。该书有许多第一次发表的论文，内容上也有独创，因此有望引起有益的讨论。专论方面有冒谷至《笞杖的变迁》（《东方学报》京都85），认为汉唐间的笞杖刑，特别是秦汉时基本上为“督（训诫、叱责）”的意思，还没有纳入“刑”的范畴内。鹰取祐司《秦汉时期的司寇、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中国史学》19，2009），认为司寇、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为身份刑，相当于负的爵位。官宅洁《秦汉时期的恩赦和劳役刑》（《东方学报》京都85）认为西汉文帝十三年为了削减残存的无期刑徒和官奴婢，废除肉刑，将劳役刑有期化，以赦令将此前的劳役刑徒从刑徒身份解放出来，作为“复作”继续服一定的役务。期望其关于“庶人”和“士伍”关系的分析。而若江贤三《秦汉律中的司寇》（《爱嫒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27，2009）则以汉初有刑期说为前提，提出“司寇、隐官是被免刑、结束刑期的徒隶身份”。同氏还发表了《（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和奸案件的适用法律》（《社会文化史学》53）。虽然汉初有期刑说受到很多批评，但若江以己说为前提持续推进研究，是否可以与观点不同的学者展开讨论呢？刘欣宁（太田麻衣子译）《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121-107 -108 – 109简释读及汉律的量刑原则》（《古代文化》62 -3）对《二年律令》简文的排序问题进行再探讨。与近年不断发表的体系性的法制史研究相比，虽是基础研究，但却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排序问题的重要性。佐藤达郎《汉六朝时期的地方教令》（《东洋史研究》68 -4）探讨了地方长官的法令、公告类的地方教令；照内崇仁《对东汉时期私塾的基础性考察》（《史料批判研究》9）考察了东汉的私塾。

　　家族、老人、女性。柴田舁编《血缘关系、老人、女性》（名古屋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有三篇本领域的研究。①饭田祥子《同产小考》认为同产是同父的兄弟姐妹，同产是国家将包含父方堂兄弟的“昆弟”、“兄弟”与同父的兄弟姐妹进行区别、排列秩序所使用的公用语。②仲山茂《甘肃省武威出土的王杖简》对所谓王杖十简的学说进行了认真梳理，结论是赋予高龄者王杖并不单纯是优待措施，还通过持有者让民众看到王杖，凝聚皇帝的权威。同氏还发表了《关于王杖简资料性质的一考察》（《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34）。③柴田异《刘向（列女传）的世界像》将刘向所撰的《说苑》与《列女传》进行比较，认为《说苑》是指导男性行为和伦理的书，提倡王者、君主的德、感化的秩序形成论；与此相对，《列女传》是以维持发展男系谱系为前提，指导女性行为、伦理的书。关于《列女传》，黑田影《列女传图研究（二）》（《佛教大•文学部论集》94）对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的列女传图进行了解说。

　　爵制、国家。楣身智志《汉初郡国制的形成和发展》（《古代文化》62 -1）认为高祖六年将汉直辖地的列侯在全国内进行再编，呼吁共有“天下”的基础上，以“天下”安定为借口让功臣认可诸侯王的刘姓化。但事实上，高祖六年以后，功臣叛乱相继发生，异姓诸侯王的叛乱难道不是给了刘姓化的口实吗？而且因韩信等的死亡，也使得没有人有能力对此进行反对。希望论文亦能涉及仁井田陛、栗原朋信以来关于“封爵之誓”、“白马之盟”的讨论。松岛隆真《汉王朝的建立》（《东洋史研究》69 -2）将刘邦称汉王，变成授爵者（身份）的提供者这一时点看成是王朝的建立。但汉初的爵是依据军功的，因此刘邦授爵的开始应当不是“王朝”而是“独立的军秩序”的开始。矢泽忠之《汉初北方郡国的再编》（《东洋学报》92 -1）认为汉初原则上回避的“削减诸侯王国领土=中央郡县化”在北方郡国发展的原因是，中央和诸侯双方均有意让中央来承担防卫匈奴的任务。小林春树《（汉书）帝纪的著述目的》（《东洋研究》176）批评了板野长八关于汉王朝为了建立神话而著述的观点，主张《汉书》具有东汉王朝建立前史的性质。

　　传承、占术、日书。高户聪《山川诸神的性质》（《集刊东洋学》104）指出将先秦的神按照各自的身份、地位赋予秩序，有应当祭祀的神也有不应当祭祀的神，后者中有百姓进行祭祀、依时崇拜的神。富田美智江《战国时代的后稷像》（《中国出土史料研究》14）指出被认为是周的始祖、掌管农事的后稷，由于在战国时代为农学家官僚所利用、宣传，因而在周人以外也被作为农祖而崇拜。在舜、禹、神农等之中，官僚农学家特意选择后稷的原因是什么呢？海老根量介《战国（日书）反映的地域性和阶层性》（同上）分析了日书的篇目、语汇，推测楚系日书是以国家级、秦系日书是县以下级别为对象。各种日书有可能是各自的摘录，有必要对篇目数进行单纯的比较，但对各种日书的内容不是从时代而是从地域上探求差异的视角新颖。川村潮《阜阳汉简（周易）的史料性质》（《史滴》32）对出土阜阳汉简的双古堆一号墓的随葬品进行分析，推测是夏侯婴墓，认为阜阳汉简《周易》不包含龟卜，应为战国末成书，是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以前传写的。

　　异民族、对外关系。川胜守《西藏各族的历史和东亚世界》（刀水书房）由于西蝎定生的册封体制论没有将吐蕃纳入视野，而山口瑞凤的吐蕃研究也没有论及册封体制论，为了弥补这一缺环，该书以与中国中心的东亚世界的关系为轴，试图描述西藏各族的历史发展轨迹。但缺憾是有关战国秦汉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没有涉及近年的出土资料研究和佐藤长以后的相关研究。吉本道雅《后汉书东夷列传序疏证》（《中国古代史论丛》7）如篇名所示对《东夷列传》进行了分析。谷口房男《关于叟人》（《东洋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35）对西南夷的叟人，在“民族”的定义和民族官印等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探讨。认为叟见于东汉至东晋，东汉末至五胡十六国时一部分迁徙、分散到各地，与他族不断混血、融合，其结果产生了“叟濮”、“寅叟”等混合集团。谷口满《先秦巴国的结构（梗概）》（《历史与文化》46）利用考古资料等分析了先秦巴的结构，推测它是由长江支流沿岸间隔约一天行程的散在的小巴国，以及共有祭祀、航运、婚姻的小巴国群的中巴国，以虎崇拜为轴的中巴国群的大巴国三个层次构成的。

　　画像石、画像砖、壁画、骨签、青铜器。作为首先对画像石研究提出理论性意见的小南一郎《图像所具有的意义》（《中国考古学》10）认为不应对图像一个一个进行解释，而应将图像整体放在空间的排列中来看。结构主义的视角很新颖，可能也会应用于神话分析等。作为实证分析，渡部武《中国汉代画像石所见犁型诸问题》（《历史与民俗》26）探讨了汉代的犁。也是一篇与农业史、环境史、科学史有关的佳作。秋山进午《从单辕马车到双辕马车》（《坪井清足先生卒寿记念论文集埋文行政与研究的夹缝间》，坪井清足先生卒寿纪念会编集、发行）列举陕西省靖边县老坟梁汉墓壁画等，证实了使用两匹马（在一根辕的两侧各有一匹）的单辕马车，在战国秦汉时代被两根辕中间夹着一匹马的双辕马车所取代的说法。内田宏美《汉长安城出土骨签的一考察》（《中国考古学》10）赞同骨签为弓弭的说法，认为它显示弓的制品信息，具有保护木制弓身的作用，中央政府将修理、废弃的弓上取下来的骨签集中起来保管。是考古学者研究弓矢的论文。冈村秀典《汉镜5期中淮派的形成》（《东方学报》京都85）提出官营作坊“尚方”衰退后，出现一部分镜工形成派别竞争的风气。以作镜名为基础追踪作镜动向是汉镜研究的一种方法，本文是结合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好文。南健太郎《关于洛阳汉镜随葬墓》（《熊本大学社会文化研究》8）认为洛阳出土汉镜主要作为穿衣镜使用、保存，很难从随葬情况看到其政治性背景。官本一夫《中国川西高原、洱海系青铜器的变迁》（《史渊》147）对以中原系、楚文化系文物的比较为基础进行实际年代推定的以往研究进行了批判，推进了与北方青铜器文化的对比研究。

　　以上回顾了2010年的成果，此外还有大久保隆郎《王充思想的各个方面》（汲古书院）等。由于篇幅的关系，很多思想史、考古学、文学方面的研究不得不割爱，整体而言确实是成果丰硕的一年。研究进一步细分化，另一方面专家同行间的合作也在发展，海外交流的机会也在增加。伴随着出土文字资料的激增，本领域的这一活跃状况应当会持续下去。虽然以中国中心的学界的全球化在发展，但在日本作为“研究外国的战国秦汉史的一个小集团”却日益相对化。虽然顺应中国的学术潮流，却很难期望从日本内部引发提出问题和构建独自的史观。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作为日本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意义”，进行将中国方面的战国秦汉史研究相对化的体系性研究呢？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20编第5号《2010年的历史学界》

一、政治与法律

　　政治制度。陆离《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以敦煌新疆出土文献为中心》（中华书局）对吐蕃统治时期河陇西域地区的官职、告身、兵制、驿传、法律、赋税、劳役、仓廪、市券、寺户、僧管等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宁欣《从石解墓志看唐后期制度的变通性——志文中的换推、避籍》（《山西大学学报》4期）通过解读新出《石解墓志》，对志文所反映的鞫狱换推制度、任官规避原籍制度进行了研究。刘后滨《唐宋间三省在政务运行中角色与地位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期）对唐宋中枢政治体制的演变进行了研究。在《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辑中有两篇文章论述了唐代的制度，有李锦绣《“以数纪为名”与“以土地为名”——唐代前期诸牧监名号考》探讨了唐代前期诸牧监的两套牧监命名系统；盂彦弘《再谈唐代过所申请、勘验过程中的“副白”与“录白案记”——与李全德先生的商讨》基于《天圣令•关市令》和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副白”与“录白案记”的含义进行了再探讨。尚民杰《唐墓志中所见宦官诸使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唐研究》17卷）搜集并研究了墓志中所见的宦官诸使。此外，贾玉英《唐宋时期宰相治事制度变迁初探》（《中州学刊》4期）探讨了唐宋时期宰相制度的变迁，指出唐宋时期宰相治事机构逐渐专门化、由外朝移至禁中，宰相治事由兼职演变为专职。艾冲《唐代江南地区诸都督府建制的演变——兼论唐后期节度使府建制》（《唐史论丛》l3辑）对唐代前后期江南地区由都督府建制到节度使建制的演变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赖瑞和《唐史臣刘知几的“官”与“职”》（《唐史论丛》13辑）通过对刘知几生平的主要事迹、官历和史职的分析，考辨了“官”与“职”的分别。李方《唐代西域告身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5期）对西域出土的唐代告身文书进行了重新分类。陈铁民《唐代守选制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文史》l辑）对守选制的形成及其内容进行了研究。宋军风《唐代入仕商人任职考析》（《唐都学刊》3 期）对唐代商人人仕所任官职、唐代前后期的变化进行了考析。

　　政治政策。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行政、军事和经济方面分析了唐后期藩镇与州的关系。碧妍《韩混与德宗——兼论德宗削藩战争中的镇海军》（《中华文史论丛》2期）对镇海军的强弱以及韩混与德宗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林冠群《中唐时期李唐“联回抗蕃”政策之检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重新对近半世纪以来台湾地区史学界所定论的“联回抗蕃”政策进行了审视，指出此说法并不切合史实。樊文礼《唐代儒家士人华夷观研究》（《唐史论丛》13辑）通过解析温彦博、魏徵对突厥降户以及疆域问题的不同态度，韩愈的华夷观，陈黯、程晏区别华夷的标准探讨了唐前后期儒家士人对华夷的不同观念。付先召《魏博镇对唐后期政局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6期）对魏博镇设置和独立化的形成以及对唐后期政治局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侯东阳《武则天称制的舆论策略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期）着重探讨了舆论对武则天称帝的巨大作用。薛政超《从国家无偿赈给到“劝谕”富民出资——唐宋国家实物救灾职能转变之考察》（《云南社会科学》1期）对唐宋的赈灾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

　　政治事件。《唐研究》17卷中有三篇论文通过解析墓志对唐代的政治事件进行了研究，有孟宪实《论玄武门事变后对东宫旧部的政策——从（张弼墓志）谈起》通过对《张弼墓志》的释读，研究了玄武门事变后太宗对东宫旧部的不同政策；仇鹿鸣《新见（姬摁持墓志）考释——兼论贞观元年李孝常谋反的政治背景》考察了姬氏的族属、世系，并对李孝常谋叛事件及姬摁持的生平进行了考证；陆扬《从新出墓志再论9世纪初剑南西川刘辟事件及其相关问题》通过对《韦羽墓志》等四方墓志的综合研究，对刘辟事件进行了重新解析。王效锋《唐德宗“奉天之难”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6期）指出唐德宗通过平息“奉天之难”，基本解决了京西北藩镇对唐廷的军事威胁，为神策军的壮大创造了条件。

　　法律。高明士《中国中古法制化的发展及其历史意义——儒教初次较全面性的具体实践》（《唐研究》17卷）对中古时期法制化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总结。黄正建《一条有关“武周律”的珍贵石刻资料》（《中国史研究》3期）‘通过对《黄君墓志》的考释提醒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注意“武周律（令）”的存在。另外他在《敦煌吐鲁番法典文书中（律）（律疏）文书性质再议》（《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1辑）通过分析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律》和《律疏》在书写等方面的特点，推测文书性质可能是供学习用的类似于教材的性质。岳纯之《所谓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的新证——与郑显文先生商榷》（《敦煌研究》4期）认为现存《唐律疏议》更接近于《开元律疏》。刘晓林《唐律“劫杀”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4期）认为唐律中“劫杀”含义可概括为“劫财杀人”。黄开军《故杀重判略析——以（唐律疏议）为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学报》3期）从法学角度和事实例证方面论证了唐代对故杀的科刑要重于谋杀。《天圣令》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2011年3月由黄正建主编的《（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天圣令》文本研究、驿传与过所、仓库与给粮、医疗与休假、营缮制度、丧葬礼令与丧葬法式、诸色人制度七部分进行了论述，不仅从令文人手探讨了令文背后的唐宋制度的变迁，而且还进一步对律、令、格、式、敕五种法律形式及其关系进行了研究。于赓哲《（天圣令）复原唐（医疾令）所见官民医学之分野》（《历史研究》1期）讨论了官方医学教育体系内博士、学生的出身问题并对官方视野中的主要疾病进行了统计分析。牛来颖《（天圣令•赋役令）丁匠条释读举例——兼与（营缮令）比较》（《唐史论丛》l3辑）对《天圣令》中《赋役令》和《营缮令》的服役主体、“功”作了比较研究。另外，她在《（天圣令）唐宋令条关系与编纂特点》（《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1辑）中对唐宋令文的关系、令文用语等进行了研究，这对于理解令文含义以及研究令文背后的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赵晶《（天圣令•赋役令）“丁匠”诸条疏补》（《文史》4辑）对《赋役令》几条令文的复原及理解进行了阐述。吴海航《唐户部系统式与日本民部系统式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5 期）认为唐户部系统式与日本民部系统式“在立法上存在传承关系”。毕巍明《“唐宋变革论”及其对法律史研究的意义》（《法治论丛》4期）论述了“唐宋变革”对法律史研究的意义。金眉《唐宋养子制度变动研究——以异姓男的收养为考察对象》（《法制与社会发展》4期）探讨了唐宋律、令关于养异姓男的规定。

二、经济

　　财政。杨际平《唐前期江南折租造布的财政意义——兼论所谓唐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南朝化》（《历史研究》2期）认为南朝并无折租为布的制度，从唐前期江南折租造布来看并未反映出唐代发展的南朝化倾向。李锦绣《新出唐代阳朔县银铤考释——兼论唐开元天宝年间的户税制度》（《中国史研究》1期）在对阳朔县银铤充分考释的基础上，对开元天宝年间的户税制度及特征进行了研究。侯江红《唐朝两税三分制财政改革与地方政府农业经济职能》（《中国农史》1期）对唐中期财政体制改革概况及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影响和意义进行了阐述。陈明光《论五代时期的军费》（《厦门大学学报》1期）对五代的军事财政支出进行了研究。

　　经济史。王涛《唐宋五台山寺院财产的积聚与流散》（《山西大学学报》6期）对五台山寺院财产的积聚、流动和散失进行了研究。杜文玉《五代十国经济史》（学苑出版社）对五代十国时期的人口、农业、手工业、商业与交通、畜牧业与林业、赋役制度以及其他一些经济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李天石《试论唐宋时期淮南盐业的发展》（《唐史论丛》13辑）对汉唐时期淮盐的生产与唐元和年间盐业的整顿进行了研究。张晖《唐代的酒价是多少？》（《文史知识》6期）从笔记小说和唐诗人手对唐代的酒价进行了估测。

　　城市。宁欣《唐宋城市社会公共空间形成的再探讨》（《中国史研究》2期）区分了“市”与“场”的概念，并对“场”的类型、“市场”的出现及“逢场作戏”的产生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社会公共空间的拓展反映了市民社会的成长。宋立《唐都长安与宋都汴京“官市”探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1期）通过探析唐都长安与宋都汴京“宫市”源流及特点，指出唐长安“宫市”由宫廷娱乐演变为置史专知或由“宦者”专知为宫廷采办物资的特殊机构。他又在《唐宋都城商业市场管理机构考略》（《宜宾学院学报》5期）中探讨了唐宋都城商业市场管理机构和官员职数方面存在的差异，指出这反映了唐宋城市商业发展日益繁荣的趋势。戴顺祥《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5期）考察了从先秦至唐宋城乡之间的联系。

　　田制。耿元骊《唐代“均田制”再研究——实存制度还是研究体系》（《社会科学战线》11 期）论述了唐代“均田制”概念起源及其三种定义、“田令”与“田制”概念的异同。侯江红《唐朝均田制度实施成本剖析》（《西华大学学报》1期）应用制度经济学原理从制度的成本与收益视角剖析了均田制交易费用逐渐增大而制度收益却逐渐减少且最终成本大于收益的过程。朱宏斌《汉唐间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在江南地区的本土化发展》（《中国农史》4期）对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南传进行了研究。陈大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的福田事业》（《敦煌吐鲁番研究》12卷）研究了寺院福田制度。

三、社会

　　社会生活。于赓哲《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唐代的主要疾病、官方医疗机构的局限性、民众的求医心理、药材、巫术、医学思想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上篇对写本时代的知识与技艺的制造、传播和使用进行了探讨；下篇则在对宝物、土贡、异物等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将它们在日常生活、宗教仪轨和东西文化交涉中的作用进行了再现。李斌城《唐人养生文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l辑）对唐代的养生理论、养生方法进行了研究。王永平、刘冬梅《唐代风筝与纸鸢辨识》（《唐史论丛》13辑）对风筝的起源以及唐代风筝与纸鸢的区别进行了探讨，指出“今天的风筝，唐代称为纸鸢；唐人所说的风筝，是指风铎”。周岩壁《唐人食绘》（《文史知识》8期）指出食绘在唐代非常普遍。余欣《芜菁考——中国古代博物学构筑试笔》（《文史》1辑）探讨了芜菁在人类的食物、医疗、宗教、艺术领域中的重要意义。李飞、郭萍《唐宋茶道：流行与时尚的兴起》（《观察家》10期）探讨了唐宋茶文化的兴起及其原因。周勋初《唐宋人物轶事的不同风貌》（《中华文史论丛》3期）对唐宋笔记类著作内容的差异、唐宋两代文士对待国史的不同态度、唐宋轶闻中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周左锋《（唐六典）记载的土贡药材分析》（《江西中医学院学报》4期）分析了唐代的药材及其功效。

　　社会阶层。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揭示了汉唐间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发展大势，指出汉唐统一帝国的瓦解与重建，与地方社会势力长期发育成长和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作用。李建伟《隋唐乡村社会势力的类型及影响》（《长江大学学报》5期）对隋唐乡村社会势力出现的背景、类型和影响进行了研究。薛政超《唐宋“富民”与乡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农史》1期）对唐宋富民阶层在乡村社会中的重要影响进行了研究。宋丽华、于赓哲《中古时期医人的社会地位》（《唐史论丛》13辑）认为汉代以来医人地位低下的社会大环境并没有改变，从医者依然以医为耻。

　　女性。吴丽娱、陈丽萍《从太后改姓看晚唐后妃的结构变迁与帝位继承》（《唐研究》17卷）分析了武宗生母韦太后家族改姓与武宗即位、唐前期宫廷后妃与太子选拔的门第婚姻性质及其变化、中晚唐后妃出身的卑微化趋势及其成因，最后论述了门第观念对晚唐五代宫廷的影响。邓小南《从出土材料看唐宋女性生活》（《文史知识》3期）从墓室画作、墓志铭、出土文书、雕塑等方面探讨了唐宋女性的社会生活。陈丽萍《读两（唐书）札记四则》（《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1辑）对睿宗妃柳氏，玄宗元献皇后杨氏，肃宗章敬皇后吴氏，肃宗崔妃和代宗崔妃的生平进行了考释。张嫣娟《唐代妇女地位的重新审视》（《沈阳大学学报》3期）指出唐代妇女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人物与家族。胡戟《隋炀帝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客观地考察与评价了隋炀帝的生平、功绩与过失，改变了人们对隋炀帝的传统看法。《唐研究》第17卷有多篇根据墓志探讨人物与家族的论文：朱玉麒《许圉师家族的洛阳聚居与李白安陆见招——大唐西市博物馆藏（许肃之墓志）相关问题考论》探讨了许氏家族的聚居与迁葬；郭津嵩《回归故里与重塑旧族——北朝隋唐的河内司马氏家族》对司马氏家族的迁徙过程进行了研究；聂激萌《唐初元勋的家族历程——以（李药王墓志）与李靖家族为中心》探讨了初唐政府对元勋家族封赠的一些情况；杨军凯、陈吴《新出蒋少卿夫妇墓志与唐前期的蒋氏医官家族》对蒋少卿夫妇墓志进行了考释，并对蒋氏家族的谱系、成员、婚姻、信仰等作了细致考证；刘子凡《唐代徐氏家族及其文学家传——以（徐德墓志）、（徐齐聃墓志）为中心》对徐氏家族的世系及其文学家传进行了研究；游自勇《魏征历史地位探赜——以魏氏家族在唐代的沉浮为中心》对魏征的历史地位及其家族在唐代的发展进行了探讨；李鸿宾《唐贺拔亮家族汉化取径之研究-<贺拔亮墓志）诸问题》考察了贺拔亮家族的汉化过程。此外，沈冬梅《卢仝生平研究》（《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1辑）研究了诗人卢仝的生平。胡耀飞《世系•命运-信仰：唐末五代东海徐氏家族三题》（《唐史论丛》13辑）对东海徐氏家族的成员情况、徐氏家族在南唐的命运、徐氏家族的文化水平与宗教信仰进行了研究。

四、文化与文献

　　文化。刘富华《唐代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遣唐生”与唐文化的传播》（《史学集刊》2期）论述了“遣唐生”的派遣地、规模、作用，唐朝对“遣唐隼”的教育形式等。王其祎、周晓薇《应予关注的中晚唐文学研究新史料——新见张籍撰（唐阳城县主李应玄墓志铭）》（《唐研究》17卷）通过对诗人张籍所撰墓志的研究，指出了其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陈玲《隋唐时期台湾的科技发展状况》（《厦门大学学报》1期）对台湾的科技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杨森、杨诚《敦煌文献所见于阗玉石之东输》（《唐史论丛》13辑）从敦煌文献及传世文书中探讨了于阗玉石向中原王朝的输送。丁红旗《关于唐代敦煌教授（文选）的一点臆测》（《敦煌研究》1期）认为敦煌讲学《文选》与科举制的推行有着密切联系。赵衍勇《唐东都药园与乐园辨析》（《文献》2期）认为“京师置药园一所”应该包括宜人坊“太常寺药园”和静仁坊“官药园”两部分组成。万德敬《唐德宗君臣与关羽崇拜》（《西北大学学报》6期）探讨了唐德宗君臣对关羽崇拜的过程，认为这开启了后代对关羽的崇拜。王秦《论唐前期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与日本的革新》（《牡丹江大学学报》3期）对唐前期中日两国的社会特征、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进行了归纳，指出唐前期中国文化的东播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亮、崔书玉《试析唐文化对渤海国的影响——以武、文、宣三王的名字、年号和谥号为例》（《边疆经济与文化》10期）探讨了唐文化对于渤海国的影响。郭康松《论辽文化对唐文化的继承》（《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3期）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层面分析了辽文化对唐文化的继承。

　　艺术。邱志诚《唐、五代成都的绘画和雕塑》（《成都大学学报》1期）对唐、五代时期成都地区的绘画和雕塑进行了探究。师小群、呼啸《唐贞顺皇后敬陵被盗壁画初释》（《文博》3期）对劫后追回的敬陵被盗壁画从艺术和历史的角度进行了考释。田小娟《唐墓壁画中的“云鹤图”述论》（《文博》3期）考察了唐墓壁画中云鹤图盛行的宗教信仰、政治背景与社会风尚。黎国韬《略论唐宋教坊梨园中的几个问题》（《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期）针对学界对教坊、梨园所存在的分歧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对“仗内”、教坊饮伎、唐教坊与唐梨园、唐梨园小部音声以及十三部色等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汤开建《唐（王会图）杂考》（《民族研究》1期）对唐《王会图》形成、作者及流播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并纠正了古代绘画文献中记录的许多错讹。

　　文献。王素《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故宫出版社）修订了以前所发表的多篇论文，集中反映了作者对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石刻与书画方面的研究。《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辑收入了三篇有关唐代文献方面的论文：刘凤翥《俄国阿巴坎博物馆所存的唐代玉册残简》对藏于俄博物馆的五块唐代玉册进行了考释；杨宝玉《P．3727曹氏归义军时期书状考释》对法藏归义军时期的几件书状作了校录和分析；陈智超《辑补（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导言》对辑补《旧五代史》特别是其中的《梁太祖本纪》作了说明。赵振华《嵩山法王寺唐代（释迦舍利藏志）研究》（《唐研究》17卷）对一方佛教碑志进行了研究。赵望秦《（登科记考补正）拾遗补证》（《唐史论丛》13辑）从墓志中细索增补了有关唐代登科的资料。徐畅《莫高窟北区石窟所出刻本（资治通鉴）残片考订》（《敦煌研究》5期）对敦煌所出《资治通鉴》残片的版本、年代进行了考证，并进行了初步的复原。王丽萍《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国早期流布考》（《浙江大学学报》6期）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成书经过、流传情况、版本源流进行了考证。许云和《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与唐修（文馆词林）》（《中山大学学报》5期）对《文馆词林》的版本、编纂时间、编纂人员、编选原则、体例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考证和分析。莫道才《新旧（唐书）李商隐传“三十六”（体）为“三才子”之误考》（《文献》2期）考证了两《唐书》中“三十六”、“三十六体”，实为“三才子”之误。吕蒙《唐（剑阁诗刻）拓片辨伪》（《文献》4期）认为北图所藏《剑阁诗刻》为后人伪造。李树亮《唐五代民间典籍初探——以敦煌文献为考察对象》（《河北学刊》1期）对敦煌文献所载唐五代时期部分民间典籍进行了总结。吴丽君《（唐开成石经）在汉字发展史上的作用》（《承德民族师专学报》4期）强调了《唐开成石经》对唐代经籍用字起到的重要规范作用。

　　墓志。由于2011年大量墓志得以发现和整理，故墓志研究成果颇多。专著有《长安新出墓志》（文物出版社）收录了不少新出土的墓志资料。《唐研究》第17卷以碑志研究为专号，收入了多篇墓志论文，如胡可先《新出土唐代诗人碑志综论》对新出唐代诗人的碑志价值、撰书者、内容进行了研究；孟国栋《碑志所见唐人合作撰文现象研究》对合撰志文的现象进行了研究。《唐史论丛》13辑也有多篇研究墓志的论文：贾志刚《（唐魏系墓志）考释》对魏系墓志的撰者、书者，魏系世系，墓志所涉唐代社会史料进行了考证和研究；贾二强《释唐纪王沔王夔王墓志》对新获唐代三王的墓志进行了考释；赵振华、徐有钦《隋左武卫将军周法尚墓志研究》对隋左武卫将军周法尚的墓志及其生平进行了考释；陈丽萍《唐睿宗豆卢贵妃史事考证》研究了豆卢贵妃名号及身份变迁，并对其出内、安葬洛阳等相关史事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张重艳、孙继民、刘宏安《新发现唐史弘泉墓志铭试释》通过对史弘泉墓志的考释，对其粟特人的身份进行了推测，并对其中反映的昭义军史事、河湟故地的农业生产情况等进行了研究。本年出版的《碑林集刊》16辑也包含了多篇墓志论文，如李雪芳《新见唐（常昌墓志）考》、张婷《唐（韦余庆及妻裴氏墓志）考释》、杨娟《唐（李遂晏墓志）说议》等。此外，龚延明《职官制度学养与出土文献整理——以新出土唐、宋两方墓志释读为例》（《浙江大学学报》5期）对新近出土的唐、宋两方墓志《唐赵动墓志》、《宋故尚书刑部侍郎解公墓志铭》进行了重新考释。梁海燕《唐人墓志盖题诗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总79期）利用在河北正定发现之墓志盖文物资料，对此前学界公布的唐人墓志盖题诗重新予以校证。

五、历史地理与对外关系

　　历史地理。吴洲《唐代东南的历史地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南方的地名、州郡、行政区划、人口、风俗进行了研究。杜文玉《隋唐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其特点》（《唐史论丛》13辑）就西北地区对唐朝中央政府的重要地缘意义进行了阐述，并对西北地缘因素变化的阶段性及其变化、西北地区对隋唐地缘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周运中《杨吴、南唐政区地理考》（《唐史论丛》13辑）对杨吴、南唐政区的析置及变动进行了研究。《唐研究》17卷有两篇借墓志考证城坊的文章，分别是王静、沈睿文《唐章怀太子的两京宅邸》通过分析墓志，探讨了章怀太子及其宗枝的两京宅邸；杨军凯《隋唐长安城怀真坊坊名考》考证了怀真坊的坊名。陈涛《唐代南康州建置新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对唐初南康州的名称、建置时间、沿革进行了考证。罗凯《十五采访使始置于开元二十二年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辑）从正、反等多方面证明了开元二十二年（ 734）才是初置十五“采访处置使”的确凿时间。李安敏《唐诏战争范围的历史地理思考》（《绥化学院学报》5期）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论述了唐与南诏的多次战争与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密切联系。李宗俊《唐代石堡城、赤岭位置及唐蕃古道再考》（《民族研究》6期）对石堡城、赤岭的地理位置进行了重新考证。方铁《唐宋两朝至中南半岛交通线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4期）指出中国腹地与中南半岛之间存在陆、海路两条交通线，并对交通线变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宋馥香《唐宋时期福州之变化探略》（《闽江学院学报》4期）探讨了唐宋时期福州的地理、经济状况，指出中唐是福州发生显著变化的分水岭。田峰《吐蕃与川西交往交通述略》（《青海民族大学学报》l期）对吐蕃与川西的交通进行了考证。

　　对外关系。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文物出版社）收录了作者研究对管理制度、官制、人口迁移、民族等内容的十六篇论文。余太山、李锦绣主编的《丝瓷之路：中古中外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内容包括宗教传播、经济往来、政治交往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对唐代蕃将的含义及分类、重用蕃将原因、入朝蕃将的职守和所统兵种、蕃将的汉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张全民《（唐华文弘墓志铭）所载唐朝经略边疆史实考略》（《唐研究》17卷）依据墓志分析了有关征伐高丽、龟兹、交州等边疆史事。《唐史论丛》13辑中有两篇相关文章，王贞平《唐高祖、太宗两朝外交思想初探——以“德”与“义”为中心》重新考察了外交辞令中“德”与“义”的含义，并对中央政府对蛮夷的认识以及唐代的羁縻政策进行了研究。卢向前《武则天和亲突厥辩》（《唐史论丛》13辑）对武则天与突厥的和亲政策进行了辩护，认为武氏和亲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契丹的猖撅。张云《唐蕃之间的书函往来、对话与沟通》（《中国藏学》Sl期）探讨了吐蕃赞普与唐朝皇帝之间的书信往来及主要议题。王义康《唐代经营东北与突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6期）对隋至唐初东北诸族内附与突厥的衰亡、东北政局的变化与后突厥的崛起、幽州军事制度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邹廷波《试析墀都松赞普时期的唐蕃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6期）对墀都松赞普时期唐蕃之间的“战”与“和”事件进行了统计和分析。赵心愚《南诏与吐蕃联盟关系的破裂及与唐关系的恢复——（异牟寻誓文）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6期）对唐樊绰《云南志》所收录的《异牟寻誓文》进行了考释和研究。刘海霞《困蕃之策：中唐名臣李泌的边疆战略》（《文山学院学报》5期）对唐肃宗、代宗、德宗三朝谋略家李泌的“困蕃之策”进行了分析和评价。陈国保《论南诏入犯安南对唐代国家安全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期）探讨了晚唐南诏入犯安南都护府的一系列战争及其影响。保宏彪《试论唐初唐善战争对党项羌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3 期）指出高宗时期爆发的“唐蕃战争”使党项羌与唐朝的关系出现分化，从而为以后唐组织党项羌定点内徙及以后党项羌的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吴丽娱、杨宝玉《后唐明宗时代的国家政局与归义军及甘州回鹘的人贡中原》（《敦煌吐鲁番研究》12卷）探讨了后唐、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周德钧《略论唐代治理西域的大战略》（《湖北大学学报》1期）对唐政府对西域的战略进行了分析。张朔人《试论隋唐王朝海南治理政策变迁》（《海南大学学报》1期）考察了隋唐两代对海南的治理政策。

六、礼制、宗教与民族

　　礼制。吴丽娱《再造“国恤”——试论（大唐元陵仪注）的礼仪来源》（《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1辑）对《大唐元陵仪注》的礼仪来源作了四个方面的分析。雷闻《杨贵妃与安禄山“三日洗儿”的仪式解读》（《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1辑）对唐代的“洗儿”仪式进行了阐释。王美华《唐宋时期乡饮酒礼演变探析》（《中国史研究》2期）对唐宋乡饮酒礼的演变进行了研究。陈怀宇《礼法、礼制与礼仪：唐宋之际圣节成立史论》（《唐史论丛》13辑）对唐宋之际圣节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研究。

　　在礼制的研究中，有不少是关于婚丧制度的研究，专著如牛志平《唐代婚丧》（三秦出版社）上篇探讨了婚姻中的门第观念、婚姻法规及婚姻礼节等；下篇则对丧葬制度、丧葬仪礼等进行了研究。此外，还有多篇论文涉及唐代婚丧研究，如程义《唐代长安城周围墓葬区的分布》（《唐史论丛》13辑）对长安城周边的地理特征、长安周围唐代墓葬区的分布进行了研究，并总结了唐代长安居民葬地分布的原则。赵澜《唐代官员服丧行为的全面制度化及其社会意义》（《唐史论丛》13辑）从礼仪制度、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三个方面论述了唐代官员服丧行为的全面制度化，并对其社会意义进行了论述。华阳《浅议山西唐墓的葬俗》（《湘潮》12期）通过发现的大量唐墓对山西唐墓在随葬习俗上的一些独有特点进行了研究。刘思怡《墓志所见唐代宗室之婚姻》（《唐史论丛》13辑）通过搜集有唐一代近百例不同时期宗室的墓志资料，从宗室的婚姻对象、宗室婚姻与政治的关系等三方面对唐代宗室的婚姻状况进行了论述。宋雪春《洞房、喜帐——唐人婚礼用“青庐”之再探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期）对唐人婚礼中使用的“青庐”进行了考证。柴英《从“有义则合，无义则去”到“非有大故，不得出妻”——论唐宋时期离婚观念的转变》（《江汉论坛》5期）探讨了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及其原因。

　　宗教。刘屹《神格与地狱：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是全面研究汉唐道教的专著。李大华、李刚、何建明《隋唐道家与道教》（人民出版社）则是专门研究隋唐道教的专著。辛德勇《唐代都邑的钟楼与鼓楼——从一个物质文化侧面看佛道两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文史哲》4期）通过解析钟楼、鼓楼在城市中的方位配置的演变探讨了佛道两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巴雷特（ Timothy Hugh Barrett）著，曾维加译《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道教与政治》（《宗教学研究》2期）从宗教与政治的角度论证了唐高宗及武则天时期道教与皇权之间的关系，着重梳理了当时著名道观的源流，分析了嵩山以及上清派在唐朝道教中的重要地位。张弓《玄奘与佛典“新译”》（《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1辑）对玄奘的译经方式、方法进行了研究。荣新江《安禄山叛乱的种族与宗教背景》（《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1辑）指出安禄山具有粟特种族的特征，并对其宗教信仰进行了深入研究。刘屹《唐代的灵宝五方镇墓石研究——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唐李义琏五方镇墓石”为线索》（《唐研究》17卷）通过对“五方镇墓石”的研究，探讨了镇墓信仰与道教的关系。雷闻《碑志所见的麻姑山邓氏——一个唐代道教世家的初步考察》（《唐研究》17卷）从墓志人手探讨了道教世家邓紫阳、邓德诚等人与麻姑山的关系，并对出家道士娶亲生子进行了研究。贾发义《论晋唐时期佛教净土信仰中国化的条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5期）对晋唐时期印度佛教净土信仰逐渐中国化的原因和条件进行了分析。杨发鹏《论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在全国佛教中的地位——以僧尼人口为中心》（《敦煌研究》1期）通过对僧人数量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敦煌佛教在全国的真实地位。

　　民族。李鸿宾《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宁夏人民出版社）对北方的边防和民族问题研究了研究。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考察了北朝末年到隋唐时期进入中国的粟特胡人，特别是隋唐都城地区的粟特胡人情况。彭建英《东突厥汗国属部的突厥化——以粟特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期）对突厥汗国辖境内的粟特人的突厥化问题进行了研究。拜根兴、侯振兵《论唐人对高句丽及高句丽遗民的认识》（《唐史论丛》13辑）论述了唐人对高句丽政权、高句丽移民、高句丽僧人的认识，并指出了唐人看待高句丽的深层次原因。范恩实《论隋唐营州的棘鞠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对隋代入居营州的突地稽部棘鞠人、隋末唐初棘靼诸部的政治分化、唐代营州棘靼人进行了考证。韩香《唐代吐谷浑的迁徙及其在陕北地区的活动——延安市出土（李良僮墓志）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对李良馑族属与家世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关于吐谷浑部迁徙及其在陕北相关活动的历史史事。陈东《试论藏彝走廊“夷”类人群入唐后的去向问题》（《贵州民族研究》4 期）对唐以前藏彝走廊地区分布十分广泛的“夷”人群的去向进行了分析。刘再聪《从“慕道”到“归化”：唐正州内迁归化部众居住区的“村”制度——以粟特人“村”和新罗人“村”为中心》（《学术月刊》 2011年9期）对东徙之粟特人和西来之新罗人在被附贯安置后所采取的村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分析，从中可知“附贯蕃人在本质上已为唐人”。姚律《关于唐代“西蕃”一词是指称吐蕃还是回鹘的再讨论》（《敦煌研究》1期）认为在唐代“西蕃”一词不是泛称，而是特指吐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

　　政治、制度。政治领域中使用微观政治学的方法对政治过程进行详细论述的研究，以及对行政、外交文书的研究这两方面引人注目。前者不得不提官崎圣明的《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北大出版会），该书是作者1998年以后已发表论文的论文集，只看书名我们很难想象，其中半数以上的文章是使用政治过程论的手法，来论述官僚制度改革的政治状况的。本来制度史是从制度的变迁和实态来考察制度变化所蕴含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与其说是制度史，不如说是政治史。熊本崇《宋元裙的吏额房》（《东洋史研究》69 -1）围绕北宋元袍年间吏额房的设置，试图解开《长编》系年矛盾的地方，并且把这个问题看作当时唯一宰相吕大防“专制”的具体表现，该文考证极其细密，但在论述顺序上有让人不易明白之处，其正确与否现在还难下结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作者对当时的政治状况有深刻的理解。小林晃《南宋理宗朝前期的两次政治抗争》（《史学》79 -4）重新探讨了理宗亲政时间的问题。关于此问题，以前有“史弥远去世前三年”及“史弥远去世当年”等说法，作者主要利用大家已熟知的文献史料，又活用郑真辑《四明文献》，考证出理宗亲政在史弥远去世五年后，即嘉熙二年（1238）。同氏《史弥坚墓志铭和史弥远神道碑》（《史朋》43）一文，也是停留在对以前观点的部分修正上，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其重要性在于让我们看到了宋代史方面的新出史料。久保田和男《北宋庆历时代和军事问题》（《唐代史研究》13）以范仲淹等联名提出的《条陈十事》为切入点，参照范仲淹在陕西实行的军事政策，论述了其军事政策的构想。下面介绍三篇关于文书行政的论文。小林隆到《苏州玄妙观元碑“天庆观甲乙部符公据”考》（《东洋学报》92 -1），对标题中的石碑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其形式、内容进行了解说。与通常史料只有文字内容流传到现在不同，“文书”保留了当时的样态，作者尝试以此来捕捉宋元时代行政的特质。但遗憾的是，因为有关该碑的相关史料太少，所以有些地方不得不进行推测，因而其对当时社会、行政过程的解读说服力不大。岩井茂树《元代行政诉讼与审判文书》（《东方学报》京都85）分析了《元典章》附抄案牍“都省通例”的文书形式，使元代具体的审判过程进一步明确化，并指出监察御史是站在与路州县官的官品体系不同的立场来处理行政诉讼的。该案牍与《元典章》自身的内容没有直接关系，因其结构极其复杂，以致成为向来没有人认真研究的史料。该案牍的解读由一个团队集体进行，将在别处另行介绍。山崎觉士《宋代两浙地区的市舶司行政》（《东洋史研究》69 -1），论述了与市舶司有关的行政文书，指出市舶司与周边诸地方官司有着密切的关系。

　　都市史领域也有政治色彩很浓的论文。久保田和男《玉清昭应官的建造及其烧毁》（《都市文化研究》12）从玉清昭应宫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烧毁后未再建这一事件及其讨论决定过程，来描写真宗与仁宗朝交替时期政治文化的变化。渡边健哉《元大都中央官厅的建设》（《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8）将零散的史料加以整合，论述了元大都中央官厅的转移，并对以前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市的面貌也在发生变化。同氏《内藤湖南关于蒙古史料的搜集》（《中国——社会和文化》25）考察了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任教以前的活动，特别是展示了内藤湖南对收集《元典章》等元史研究方面重要史料的热情。原瑠美《西湖开浚小史》（《亚洲史研究》34）概观了宋代对杭州西湖的修护活动，可以说该文只是停留在史料的整理上，与作者期待的“从多角度进行考察”距离尚远。

　　制度史方面。辻正博《唐宋时代刑罚制度的研究》一书出版了，该书是作者基于1991年以后发表的论文，又加上若干新写的内容整理而成的。作者对相当于五刑中“流刑”的流放和居作刑，从其渊源谈起，以唐宋时代为中心加以论证，宋代的内容占了四章。另外，对于以前容易混淆的类似刑罚，作者从语义、由来、社会背景等方面分别加以辨别，这些都应该给以好评。遗憾的是，作者虽提出经过唐宋变革，宋代成为法制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但未言明流放和居作刑在整个法制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对于其后的朝代具有怎样的划时代性质，也没有具体论述。此外，片桐尚《元代上级首领官的迁转》（《三康文化研究所年报》41）指出正七品的都事在实际升迁时，往往在较高的职位发挥作用。与座良一《北宋时期陕西的将兵法》（《鹰陵史学》36）论述了宋代的军制。

　　社会、经济。近年社会史的研究正从各个角度向前推进，而经济史的研究始终处于低迷状态。伊藤正彦《宋元乡村社会史论》（汲古书院）一书的出版，犹如讽刺般再次证明了这一现象。该书的内容大部分是作者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成果，近年写作的部分较少，但本书无疑是从一连贯的主题提出大的展望的力作。如通过乡村的役来论述南宋到明初的农民统治，其论述风格及表现出来的热情让我感觉到时代的变化。在地域社会论的研究兴起以后，事例的积累越来越被重视，像本书关于“专制国家”诞生的原因、中国是否存在共同体等问题，可以说在理论方面论述不够充分。另外，本书将从宋到明的连续性等同“唐宋变革”来理解，关于宋元明时期的社会变革问题，近年欧美的研究比较多，将这些复杂的问题只用“唐宋变革”一句话来概括，也是让我感觉到时代变化的原因。青木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见土地稀少化论的传统》（大岛真理夫编著《土地稀少化与勤勉革命的比较史》，Minerva书房，2009年）介绍了罗伯特•哈特维尔（Robert Hartwell，汉名郝若贝）关于中国二千年人口动态的研究及经济学家赵冈关于劳动和生产要素土地平衡的模式，对以土地为主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展望。该文虽然与个别实证研究立场截然相反，但这种超越朝代局限，以长期视野来把握中国史的研究模式值得我们留意。经济史方面的论文较少，主要有以下几篇：栖口能成《南宋茶法再探讨》（《史观》163）仔细订正了既往研究关于南宋茶的贩卖方面的错误，重新进行了探讨。奥山宪夫《元世祖朝的钞赐与》（《明清史研究》6）考察了元世祖时期的赏赐额，指出赏赐中金银有减少、钞有增加的倾向，但未指明这种变化所蕴含的意义。

　　社会史方面，高津孝编译《中国学的展望》（勉诚出版）一书出版。作者拣选近年在欧美发表的前沿研究成果，用日语进行了介绍。毋庸置疑，近年欧美学者在宋元时代史方面的成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但要吸收这些成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类似本书的尝试值得提倡。下面介绍两篇以性别为主题的外语日译论文。柏文莉（Beverly Bossler，纳谷朝阳译）《关于北宋知识人阶层社会生活中家妓作用的考察》（《都市文化研究》12）考察了士大夫诗文中所描写的家妓形象，指出家妓的存在应该也对“良贱”观念产生了影响。刘静贞（山崎觉士译）《宋代社会文化的氛围研究》（大阪市大《人文研究》61）将《太平广记》“妇人”部分的分类与历代列女传相比较，从而探索其在宋代特有的意义。此外，小林义广《宋代吉州的胡氏一族》（《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34）描写了吉州的“值夏之胡”氏在南宋初以胡铨的成名而成为名族，其后走向衰落的过程，指出宗族的盛衰往往与某一个人有着极大的关系，胡氏一族的盛衰正是很好的例证。梗并岳史《南宋的“归正人”》（《环东亚研究中心年报》5）指出“归明人”、“归朝人”、“归正人”，其性质是相同的，只因出身地不同而名称不同，从中也可看出宋朝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尾健一郎《北宋耆老会考》（《东洋古典学研究》30）指出主要以老年致仕官僚组成的文人交流会，可以抚慰这些在官途上受挫的杰出文人们的心。金井德辛《宋代的州县学和孔子庙》（《立正史学》106）列举北宋中期的实例，指出此时地方孔子庙始因州县学的存在而存在。向正树《元朝初期的南海贸易和行省》（《待兼山论丛》史学43，2009年）考察了忙古主政市舶司时其背后存在的军事力量。本来这是论述南海交易背后多种联系的一环，但作者对处于犬牙交错状的各利益团体在南海交易中的状况论述含混不清。国士馆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编集、刊行《宋代史论考——小岩井弘光研究拾遗》，是以《宋代兵制史研究》（汲古书院，1998 年）而闻名的小岩井弘光先生的遗稿集，该书收录了作者1958-2002年发表的而前书未收的论文，主要是关于宋代地方统治方面的文章。

　　国际关系、国际交流。这是近年突起的热门研究领域，每年都有新的研究项目，与2009年一样，2010年也收获颇丰。山崎觉士《中国五代国家论》（思文阁出版）出版了，该书收录了作者2001年以后发表的优秀论文，是以五代时期为研究对象的重要专著。但为了论述吴、越等周边地区以及与其相关的海域世界，书中几乎没有论及当时的中原王朝，对当时的“中国”是怎样的朝代解读不充分。因此作者所揭示的“天下秩序”，在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并存状态下，与以往经常见到的论述没有太大区别。梗本涉《僧侣和海商的东中国海》（《选书日本中世史4》讲谈社）是一本普及书目，其大部分内容是新写的。该书以遣唐使至遣明使时期，即日本的中世时期，佛教僧侣和商人的活动为线索，通过追寻人物的足迹来探明其活动，使人对当时的交流实态一目了然。同氏《东中国海的宋海商》（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编《通交、通商圈的扩大》，《日本的对外关系3》，吉川弘文馆）其论述涉及日本、宋朝及高丽。关于东中国海交易方面的文章，李镇汉（丰岛悠果译）《高丽时代宋人的来投和宋商的往来》（《年报朝鲜学》13）是一篇论点明确的好文章。该文列举宋人利用商船投奔到高丽的事例，指出虽然从直接史料上看不到有关宋商的记载，但从较早时期开始，就存在着较多商人往来高丽的可能性。土肥祐子《南宋初期阿拉伯商人蒲亚里的活跃》（《史卿》51）将零散的史料联系在一起，探索了通过市舶司进行朝贡贸易的阿拉伯商人的活动。藤野月子《五代十国北宋时期和蕃公主的降嫁》（《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8）探讨了南汉、后晋、宋代关于和蕃公主降嫁的言论，指出和蕃公主是具有“北方性的”要素的外交政策。汉族对公主降嫁持否定态度，非汉民族则视其为对周边诸国的恩宠，可以窥见其中的肯定意味。但这里必须注意一点，即作者将唐朝前期规定为“北方性的”非汉民族王朝，而将唐朝后期规定为“南方性的”汉民族王朝，如此则易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和蕃公主降嫁应是华夷意识强弱的标志。关于11世纪到13世纪的内陆亚洲国际关系，以澶渊之盟为转折点而进入安定体制的“澶渊体制”论一直为大家推崇。关于这个问题的优秀论文有两篇。古松崇志《契丹与宋朝间的外交文书——牒》（《东方学报》京都85）探讨了契丹与宋朝在国境附近所设派出机构之间文书往来的实态，指出宋朝的态度具有灵活性，表明其确立和平的愿望。井黑忍《金初外交史料所见欧亚大陆东方的国际关系》（《辽金西夏研究的现在》3）分析了《大金吊伐录》中所见金朝国书形式，指出金初一边继承“澶渊体制”构筑其外交关系，同时也在摸索新的体制。

　　思想、宗教。我们先来看关于正统论的文章。川本芳昭《辽金的正统观》（《史渊》147）从北魏与辽、金的比较入手，考察了一个王朝在确定其“德”为五德中的哪一德的过程，指出辽、金虽被称为“征服王朝”，但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意识、正统意识的萌芽。作者试图把中国史上的非汉族王朝超越时代的限制加以比较研究。田中靖彦《澶渊之盟与曹操祭祀》（《东方学》119）认为真宗朝正统论得以发展、对曹操的评价抬高的原因在于对辽战争。该文很有说服力，在此仅指出一点，即作者将地方官祭祀和皇帝祭祀看作宋代祭祀和整祠庙政策的时候，对曹操的祭祀看得过重了。关于佛教，特别是研究向来薄弱的辽金佛教的成果很多。藤原崇人《契丹（辽）后期政权下的学僧和佛教》（《史林》93 -6），以辽道宗朝的学僧鲜演为例，展示了皇帝和学僧间的密切关系，并进一步论述了该时期契丹与高丽间的典籍交流。同氏《梅檀瑞像所在之都》（《环东亚研究中心年报》5）指出金代该瑞像被移到上京，且在上京都内也渐渐被移到皇帝周边，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该瑞像具有王朝权力的象征。竺沙雅章《辽金代燕京的禅宗》（《禅学研究》88）利用出土史料，对此前在史料上尤其是研究上处于空白的辽金代禅宗的发展进行了尝试研究。乙坂智子《与杨琏真伽挖掘皇陵有关的元代汉文文书》（《横滨市立大学论丛》人文科学系列61 -1），就元朝中央政府派藏传佛教僧人杨琏真伽挖掘南宋皇帝陵墓这一事件，作者从当时的官方史料及明代私撰史料的不同记载人手展开论述，考察了藏传佛教与君主权力的关系，是一篇论证仔细、篇幅极长的好文章。野泽佳美《宋朝福州版开元寺藏题记》（《立正大学文学部论丛》129，2009年）关于北宋末到南宋初在福州进行的大藏经开版事项，作者从刻工的动向考察，指出该事项的中断是由于同时期有其它的书籍优先开版。儒学、经学方面的文章有种村和史《为何不解释为抨击君主的诗》（《中国研究》3），围绕着《诗经》中有的诗是否应解释为对以前君主恶行的批判这个问题，指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有所改变，从中可以看出诗人作诗意识的变化。横山健一《宋代褒贬赏罚说的变迁》（《九州中国学会报》48）利用比吕大圭《春秋五论》还要早的著作，论述了南宋春秋学中剔除褒贬之说的过程。伊香贺隆《陆象山的颜子论》（《东洋大学大学院纪要》文学46）叙述了陆九渊对颜子的理解，但作者认为这是陆九渊为了批判朱熹而作，对此结论我认为论证尚不充分。垣内景子的《（朱子语类）译注卷七、十二、十三》（汲古书院）出版，该书是2007年以来陆续出版的同一系列译注的第四分册，早于第三分册先行出版了。关于民间信仰方面，有井黑忍《中国山西省东南部的祈雨祭祀》（篠原启方等编《文化交融所产生的诸变貌》，关西大学文化交融学教育研究中心），该文将山西东南地区的水神信仰形态与农业形态结合起来考察，指出从北宋到元初尤其是汤王庙在一定范围得以扩展，且制度化。

    美术、文学。美术方面，西上胜《（宣和画谱）小考》（《山形大学纪要》人文科学17 -1）将北宋末徽宗朝编纂的《宣和画谱》与此前的美术品目录加以比较，指出该画谱的编纂，反映出该时期画论的风潮在于看重文人士大夫的内心世界。竹浪远《北宋时期对李成的评价及其文人画家形象的形成》（《古文化研究》9）分析了李成作为文人画家如何在北宋末达到最高评价的问题。藤本裕二《元代后期职业画工的造型感觉》（《佛教艺术》313）以木曾定胜寺所藏《释迦三尊像》、《十八罗汉图》这两幅画为例，指出元代后期脱离合理的表现，使画像的构成要素独立存在的造型感觉显现出来。关于佛教美术方面的文章，《奈良美术研究》9号刊载了滨田瑞美《敦煌唐宋时期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的眷属众》、周炅美《北宋塔形舍利庄严具的形式和特征》两篇文章。文学方面，内山精也《苏轼诗研究》（研文出版）是作者1986年以后成果的汇总，其中心内容是关于苏轼作品的诗论，同时还广泛收录了作为文人的苏轼、王安石及同时代诗人的论述。诗论方面的文章还有许红霞（渡濑纯子译）《南宋时期日中诗僧的交流及其影响》、胡传志（高桥幸吉译）《杨万里迎送金朝使者之诗》这两篇，刊载于《橄榄》17号。高桥幸吉《元好问从国史院辞职》（《中国研究》3），追溯考察了元好问从国史院辞职的背景，指出从该时期作者所作诗文可以看出其辞职受了陶渊明的影响。关于小说方面的文章有上原究一《成为“汉儿”的张飞》（《三国志研究》5），指出通俗小说中形容张飞的固定用语“燕人”，金时是指原辽朝统治下的汉人，因被“胡化”的形象非常适合张飞，所以这一用语固定下来，从金到元又形成了张飞作为平民百姓的形象。同时论述了“燕人”这一词语唤起当时人怎样的想象这一问题，是一篇饶有趣味的论文。

　　以上介绍了2010年的研究成果，作为撰稿人，我再次感受到学术杂志的增多及伴随而来的论文数目的增加。我特别能理解往年综述所作的数量繁多的介绍，为控制文章数量，本稿原则上将史料介绍、译注类及“内陆亚洲”等也应介绍的领域略而不谈。通观去年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想依靠表达方法和内容整理来提高质量的文章不少。可以说，除一部分热门领域外，对一些问题极尽讨论，有意填充篇幅有时也有难度吧。但是好的文章应言简意赅，我也时刻以此警戒自己，铭记在心。最后附带说一点，论文数目增多虽是好事，不过刊载在杂志最新卷号上的文章，若没有作者的许可，从法律上来说是禁止全文复印的，这无疑给撰写综述的人带来巨大负担。为了维持正当的道德品质，减轻撰稿人负担，希望大家今后能将抽印本邮送史学会。

[日]梅村尚树（东京大学日本东京）撰　蔡春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100732）编译

来源：《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研究历来是史学研究中的重点。本年度秦汉政治史研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传统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成果渐多，祭礼研究勃兴，皆是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政治文化研究：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系统探讨了“以礼为治”与“以德化民”政治思想互动下的汉代政治变迁史，深入细致地论述和分析了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如何诉诸“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如何影响汉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汉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书中新增对东汉政治和政治文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值得关注。楼劲《西汉时期“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商务印书馆）讨论了西汉一代革命论展开和退化的基本背景、阶段和内容，及其与当时政局和政治思想转折变化的密切关系，揭示了景帝以来“革命”等同于“易代改姓”，昭、宣以来“禅让”入主“革命”内涵，王莽以来“改制”必与“革命”伴生的全过程。陈侃理《京房的（易）阴阳灾异论》（《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京房灾异论是以“儒学为体，数术为用”，属于灾异论的儒学传统，具有与董仲舒和刘向、刘歆相一致的儒家立场和追求。同作者《罪己与问责——灾异咎责与汉唐间的政治变革》（《中国中古史研究》第2卷，中华书局）对汉唐间灾异责任的追究方式在君主罪己与问责大臣之间发生的变化进行了探讨。

　　礼制研究：

　　近年来，礼制研究异军突起。本年度秦汉礼制研究成果丰富，特别是祭礼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杨华《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历史研究》第5期）系统考察了秦汉帝国将分散的宗教信仰整合成统一神权的渐进过程。秦汉帝国整合“五岳四渎”系统，并统一祭典，禁绝淫祀，加强对巫觋和巫术的管理，通过巡游和封禅，寻求东方神祗的认同，经过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和汉成帝等数代皇帝的努力，全国神权的整合历程逐渐完成。田天《秦代山川祭祀格局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西汉山川祭祀格局考——五岳四渎的成立》（《文史》第2辑）、《东汉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系统梳理了秦汉王朝山川祭祀格局的演变过程。她认为，秦始皇彻底重构了先秦以来的山川祭祀，首创了统一王朝山川祭祀的大格局，但其体系仍有东西之分。西汉在承秦的基础上进行了微调，确立了岳渎之祭，逐渐弥合了东西差异。随着西汉末年郊祀制创立，至东汉时期，五岳四渎外的绝大部分名山大川退出国家祀典，成为地方性祭祀，这实质上是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不断强化的结果。而张鹤泉《汉碑中所见东汉时期的山岳祭祀》（《河北学刊》第1期）认为，东汉山岳祭祀仍是国家祭礼的一部分，国家实际上仍控制着对五岳名山以及郡国内名山的祭祀。他的《东汉五郊迎气祭祀考》（《人文杂志》第3期）还提出，东汉五郊迎气祭祀是国家顺应时气的治国措施在礼仪制度上的保证，《东汉明堂祭祀考略》（《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探讨了东汉明堂祭祀在国家祭礼中的位置、神祗规定、祭祀礼仪及其所起的教化作用。刁小龙《郑玄礼学体系管窥——以藏冰用冰和五祀说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对郑玄礼学体系一本《周礼》的学说进行了论证。孔宾《从礼制到节庆——先秦两汉时期社祭的变迁》（《山东社会科学》第7期）探讨了社祭从国家礼制到民间节庆的演变过程。

　　官制研究：

　　宋杰《秦汉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司空”》（《历史研究》第4期）指出，秦、西汉王朝的中都官、郡国、县乡皆设置有“司空”。西汉末至东汉前期，陆续撤销京师郡县的各种司空部门，仅在三公中保留司空，残存的罪犯劳役组织改称“作部”。阎步克《乐府诗（陌上桑）中的“使君”与“五马”——兼论两汉南北朝车驾等级制的若干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中的“使君”是一位低级使者，汉代存在大量低级使者，他们的车队构成多种多样，“五马”未必指“一车之马”，而应理解为“一队之马”。熊伟《秦汉监察制度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对秦汉中央、地方监察体系，以及军事监察与监察官员进行了考察。刘晓满《秦汉令史考》（《南都学坛》第4期）对秦汉时期令史设置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研究。

　　法制研究：

　　韩树峰《汉魏法律与社会：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秦汉时期的完刑、耐刑、徒刑及其结构，赎刑、分异令、异子科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并从法律、社会的变迁审视了法律儒家化学说。吴正茂《再论法律儒家化：对瞿同祖“法律儒家化”之不同理解》（《中外法学》第3期）对瞿氏将“礼”排除在法律概念之外，以及忽略对体现君臣关系法律的考察提出了不同意见。张忠炜《秦汉律令关系试探》（《文史哲》第6期）从“律令转化”、“律主令辅”、“律令分途”三个方面探讨了律令法系形成初期的律令关系问题。赵凯对汉文帝“养老令”提出了新看法（《（汉书?文帝纪）“养老令”新考》，《南都学坛》第6期）。《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5辑发表了多篇秦汉法制史研究文章，如徐世虹《秦汉法律研究百年（一）——以辑佚考证为特征的清末民国时期的汉律研究》、邬文玲《<甘露二年御史书>校读》等。

　　政治史研究成果还有：

　　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均由中华书局出版）是相关论文的结集，两书主要关注秦汉时期社会特质和统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官僚人才的来源与训练、官僚体制运作的特色、官僚士人的价值观，颇值得参考。卜宪群《从曹操入仕看汉末孝廉察举之变化》（《安徽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汉末日益完善的孝廉察举制度与孝廉察举实际施行状况发生了严重的背离，反映了汉魏之际国家权力与社会秩序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动。臧知非《由“霸”而“王”：（吕氏春秋）的学术史分析与历史实践》（《国学学刊》第1期）指出，商鞅变法以后的文化政策并非“法家独尊”，而是富国强兵前提下的兼收并蓄，并用法律的手段把部分士人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从而在历史实践面前使诸子传人放弃了对秦的文化偏见，同时也消除了彼此之间的隔阂，构成了《吕氏春秋》的基础。秦始皇第一次把《吕氏春秋》的“圣王”说和“五德终始说”与现实政治运作相结合，深深地影响了秦朝的历史命运，并为历代帝王所继承。宋超《刘邦“隐于芒砀山泽”再讨论》（《秦汉史论丛》第12辑，河南大学出版社）就芒砀与丰沛对于刘邦集团最初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进行了再讨论。邹水杰《三老与汉代基层政治格局之演变》（《史学月刊》第6期）论述了汉初县乡设三老，建立了行政与教化的二元格局，到东汉二元格局解体，三老职权虚化的过程。黎虎对汉代的交聘展开了系列研究，如《“质侍”——汉代交聘方式之一》（《文史》第3期）、《汉代朝礼交聘功能的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和亲女的常驻使节作用》（《江汉论坛》第1期）、《解忧公主与王昭君比较研究》（《西域研究》第1期）。另外，天下论的观点也引起了不少学者重视，如甘怀真《从天下国家的观点论中国中古的朝代》（《中国中古史研究》第2卷）、牟发松《天下论——以天下的社会涵义为中心》（《江汉论坛》第6期）、陈赟《从五帝、三王到“天下型国家”：“天下政治”的历史成立》（《社会科学》第12期）等。此外，张小锋《李夫人“配食”武帝与昭帝初立时政局》（《中国史研究》第1期）、张淑一《两汉封君封号考论》（《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孙闻博《简牍所见秦汉法律诉讼中的乡》（《中华文化论坛》第1期）和《简牍所见秦汉乡政新探》（《简帛》第6辑）、徐卫民与刘江伟《西汉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长安大学学报》第2期）、张德芳《郑吉“数出西域”考论》（《西域研究》第2期）、沈刚《东汉分封诸侯王问题探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陈金生《两汉西域质子与敦煌的密切关系：兼谈质子与中西文化交流》（《敦煌学辑刊》第1期）、周永卫《蜀商?汉使?胡人——试论两汉中外文化交流的三个时期》（《历史教学问题》第2期）、刘蓉《汉末名士集团的地域冲突及政治影响——兼论袁绍势力的兴亡》（《历史教学问题》第5期）、杜晓宇《光武奖拔卓茂与东汉初年之“不尚争”》（《南都学坛》第5期）、马智全《汉简所见西汉与车师的交往》（《鲁东大学学报》第3期）、王云云与王绍东《从黄老之术到儒术独尊转变过程中的典型人物——汲黯》（《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等，均值得一读。

　　二、经济史研究

　　秦汉经济史研究继续深入，赋役制度的研究成果仍旧最为突出。

　　赋役制度研究：

　　杨振红《从出土“算”、“事”简看两汉三国吴时期的赋役结构——“算赋”非单一税目辨》（《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认为，两汉孙吴时期，以“算”为单位向15岁至免老年龄的成年男女征发赋税和徭役。“算”不仅意味着有交纳赋税而且有服役的义务。“算赋”意为“以算课征赋税”，非单一税目，不仅包括每年120钱的人头税，还包括吏俸、转输、缮兵等各种杂税。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给吏与吏子弟——从汉代的“给事”说起》（《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走马楼吴简所见的“给吏”是秦汉“给事”的延续与发展。给事、给吏体现了长期存在的官吏编制有限与事务膨胀间的矛盾。张金光《说秦汉徭役制度中的“更”：汉牍（南郡卒编更簿）小记》（《鲁东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南郡卒编更簿”可能是一种预算性编制。臧知非《说“自占年”》（《史林》第1期）认为“自占年”是“自我核对年龄”。徐畅《再辨秦汉年龄分层中的“使”与“未使”——兼论松柏出土53号木牍“使大男”之含义》（《简帛研究二OO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认为，“使”与“未使”的赋税含义是后来附加的，而“使大男”是指可以真正去赋役的男子。凌文超《汉晋赋役制度识小》（《简帛》第6辑）认为，“小未傅”独立成词，反映了秦汉赋役征派由徭役制度和爵制共同规定的史实，“小爵”即小未傅者之爵位。“使大男”，并非户籍身份，“使”应作动词解，可能是此时期郡县人口集簿中的文书用词，并对松柏汉简53号木牍中男女比例失衡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东牌楼户籍简中“算卒”的涵义应是征收算赋和更赋的意思。

　　农业研究：

　　河南内黄三杨庄农田遗迹的发掘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本年度开始出现相关研究成果。孙家洲《从内黄三杨庄聚落遗址看汉代农村居民形式的多样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三杨庄遗址发现的汉代房屋与传世文献所定型的汉代农村“里居”印象有相当的不同，将极大地拓展汉代乡里社会的研究空间。刘兴林《河南内黄三杨庄农田遗迹与两汉铁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出土的田垄是汉代的代田形式，大铁犁正是耕作代田的工具，即所谓的“大器”。此外，李根蟠《水车起源和发展丛谈（上辑）》（《中国农史》第1期）认为，东汉毕岚创制翻车的说法未必正确。翻车起源于何时何地，尚需继续探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翻车是在宫廷、城市和乡村、民间双线发展的。朱宏斌《汉唐间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在江南地区的本土化发展》（《中国农史》第4期）认为，江南农业技术在接受北方旱作农业技术影响的同时，还存在一个不断本土化的过程。

　　商业研究：

　　温乐平《汉代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探讨》（《江西社会科学》第5期）对汉代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结构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讨论。柿沼阳平《战国秦汉时期的物价和货币经济的基本结构》（《古代文明》第2期）认为，战国秦汉钱的价值不由钱文决定，而在于其实际重量，是官府顺从民间意志，即将钱当作是称量货币的结果。丁邦友《试探王莽时期的河西物价》（《社会科学战线》第11期）认为，王莽时期河西地区的物价基本是稳定的。

　　经济史研究成果还有：

　　张金光《生存权第一：一个根本的道德律令——战国、秦官社经济体制下的农民道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研究之一》、《“仁政”：生存政府保障论——战国、秦官社经济体制下的农民道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研究之二》（《西安财经学院学报》第4、6期），臧知非《汉文帝十三年免除田税新证——兼论汉文帝经济政策》（《中国农史》第2期），杨岗、王亚庆《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农业开发与经营》（《成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余全有《汉代汝南郡农业发展原因探析》（《天中学刊》第4期），朱义明《西汉有限经济总量下的财富流动问题》（《山西师大学报》第3期）等。

　　三、社会史研究

　　秦汉社会史研究持续发展。一些研究成果注重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相关社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形态的变迁展开讨论。这类研究方兴未艾，值得期待与追踪。

　　社会变迁研究：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中讨论的问题，不少导源于秦汉帝国，其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的努力值得重视。何怀宏《世袭社会——西周至春秋社会形态研究》、《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提出了“世袭社会”和“选举社会”的新说。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探讨了汉唐间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发展大势，指出汉唐统一帝国的瓦解与重建，与地方社会势力长期发育成长和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张齐明《亦术亦俗：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系统梳理了汉魏六朝时期风水术的发展脉络，深入探讨了风水理论构建的历史过程。侯旭东《秦汉六朝的生日记忆与生日称庆》（《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探讨了秦汉六朝以来生日记忆与生日称庆习俗产生的背景与过程，指出秦汉时期未见生日称庆，生日记忆也不发达，且与国家制度无关。但算命术的流行表明，生日记忆是根植于本土的传统，其目的主要在于了解子女或自己的命运。其《从朝宿之舍到商铺——汉代郡国邸与六朝邸店考论》（《清华大学学报》第5期）讨论了西汉时期郡邸的使用情况。李若晖《郡县制时代——由权力建构与社会控制论秦至清的社会性质》（《文史哲》第1期）认为，探索秦至清两千年间中国社会结构的锁钥是周秦之变，亦即礼法之变。

　　秦汉社会诸问题研究：

　　大量论著从多角度多层面探讨秦汉社会诸问题。王子今《秦汉闻人肖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生动的形象再现了秦汉历史上风云人物的活动。吕宗力《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对广义上的汉代谣言进行了整体考察和研究，堪称汉代谣言研究的奠基之作。刘尊志《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对徐州地区的汉代墓葬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古学研究，在此基础上，详细探讨了徐州地区汉代的政治、经济、思想、区域文化及物质生活面貌等诸多内容。徐卫民《秦汉都城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科学出版社）对秦汉都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的影响等进行了分析。张造群《礼治之道：汉代名教研究》（人民出版社）对汉代名教的发生、发展、定型、危机及转向等过程进行了研究。

　　地域社会方面：

　　王子今《沛谯英雄的两次崛起与汉王朝的兴亡》（《安徽史学》第2期）论述了汉高祖、魏武帝及其功臣集团两次从沛谯地区崛起的过程。王子今、吕宗力《秦汉时期中原的“群都”》（《史学月刊》第9期）指出，秦汉时期中原“群都”的历史存在，体现出这一地区作为文化重心的地位。王子今《居延简文“临淮海贼”考》（《考古》第1期）对在西北边塞发现的，记载东方沿海地区军事行政事务公文的汉简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侯宗辉《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流动人口及社会管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对汉代西北边塞流动人口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和政府的管理举措进行了论述。仇鹿鸣《乡里秩序中的地方大族——汉魏时代的河内司马氏》（《中国史研究》第4期）将河内司马氏家族视为东汉中后期兴起的新兴文化家族，并提出，汉魏之际，司马氏借助乡里社会人际网络所提供的政治、社会资源得以迅速崛起。

　　饮食方面：

　　王子今《战国秦汉“酒人”略说》（《宜宾学院学报》第3期）对战国秦汉时期的“酒人”和酒在日常饮食生活、社会交往形式中的地位，以及酒的生产工艺的专业化程度进行了论说。他另有《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晋阳学刊》第1期），扩展了对汉代民族关系和经济生活的认识。彭卫《汉代人的肉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重现了汉代人的肉食谱系，对汉代肉类食物的禁忌、肉类食物获取的空间差别、与肉类食物相关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以及食物结构中的肉食量进行了考察。他的《汉代酒杂识》（《宜宾学院学报》第3期）对汉代的葡萄酒、搁马酒、苦酒、旨酒、恬酒、醴、酴进行了考察。其《汉酒事小考二则》（《宜宾学院学报》第9期）指出，汉代饮酒者的酒量与今人相仿，并对“大醣”和汉律禁“无故群饮”进行了研究。崔建华《汉代反季节栽培与“不时不食”观念》（《人文杂志》第6期）认为，汉代已经掌握反季节栽培技术，但汉人习惯援引“不时不食”观念对此进行批判，其中颇具理性认识。

　　相关研究成果还有：王子今、郭诗梦《秦“郑国渠”命名的意义》（《西安财经学院学报》第3期），王子今、吕宗力《汉代“童子郎”身份与“少为郎”现象》（《南都学坛》第4期），王子今《“汉三颂”交通工程技术史料丛说》（《南都学坛》第1期），刘丽琴《汉代河西林木探究》（《甘肃社会科学》第1期）等。

　　四、思想文化史研究

　　本年度秦汉思想文化史研究颇为活跃，尤其体现在学术史、宗教信仰研究等方面。

　　学术史研究：

　　汤一介《中国儒学史（两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系统论述了汉代儒学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并以此为背景，阐释了汉代经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所表现的经学思想。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三联书店）极其精炼地对《汉书·艺文志》进行了讲解。徐建委《（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对战国秦汉之间文献的撰述、流传、累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战国秦汉典籍之间存在通用或共用素材的情况，在《春秋》学、《诗》学、说理或故事类材料的流传上并没有清晰的线索。刘韶军《扬雄与（太玄）研究》（人民出版社）通过考察扬雄的人生遭际，探讨了《太玄》的撰作原因及其思想内容和特点。解丽霞《扬雄与汉代经学》（广东人民出版社）认为，扬雄的经学独立于官方经学传承谱系，表现为既批判今文经学又吸取其知识资源，既偏重古文经学又与其为学目的不同的特点。耿相新《中国简帛书籍史》（三联书店）探讨了简帛书籍的精神生产、物质生产、传播以及阅读的过程。史应勇《（尚书）郑王比义发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郑玄、王肃不同经义的取舍，做了专门的、系统的细化解读研究。程南洲《东汉时代之春秋左氏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东汉郑众、马融、许慎、郑玄等人的春秋左氏学进行了全面研究。相关论文则有：王子今《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长安大学学报》第1期）、宋艳萍《试论东汉前期的公羊学》（《理论学刊》第5期）、任蜜林与柳兰芳《（礼纬）、（乐纬）合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5期）、孙闻博《（急就篇）用字新证》（《简帛研究二OO九》）等。

　　宗教信仰研究：

　　葛兆光《“周孔何以不言”——中古佛教、道教对儒家知识世界的扩充与挑战》（《史学月刊》第1期）讨论了中古佛教和道教对两汉初步定型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扩充与挑战。姜生《汉画孔子见老子与汉代道教仪式》（《文史哲》第2期）认为，汉画孔子见老子图乃是汉代道教墓葬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代道教关于死者在冥界转变成仙的仪式逻辑。杨爱国《东汉时期道教参与丧葬活动的考古学证据》（《文史哲》第4期）认为，东汉时期的早期道教对死亡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态度，以解除文、道符、升仙图像等方式积极参与了当时的丧葬活动，扩大了道教在社会上的影响。相关论文还有：李秋香《秦汉的社神信仰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功能探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第2期）、《跨地域信仰圈的形成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分析——以汉代人神信仰为例》（《西南大学学报》第5期）、《儒家伦理影响下的汉代民间信仰新变化》（《中南大学学报》第3期），赵容俊《汉魏晋时期的巫术特征考察》（《史林》第4 期）等。

　　思想观念等研究：

　　王中江《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系统论述了新出土简帛文献给古代思想世界带来的新知，并认为新出土简帛文献有助于重建周秦哲学史、思想史。孔庆典《10世纪前中国纪历文化源流：以简帛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考察了纪历文化的内容及其源流，并探讨了从各纪历规则中衍发出的选择习俗等。潘晟《汉唐地理数术知识的演变与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指出，汉代对地理知识和地理书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脱离数术的范畴。刘玉堂、贾海燕《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与楚人“四方”观念》（《中国文化研究》第3期）认为，《五十二病方》中多次出现的“四方”词反映出楚人对生存哲学的特别关注，延续了商汤以来流被中原和楚地的巫鬼信仰和淫祀习俗，以及盛行楚地的东皇太一崇拜等。买买提祖农?阿布都克力木、蔡万进《尹湾六号汉墓墓主师饶思想探析》（《郑州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师饶接受了西汉时期的儒家思想体系，其中掺杂了不少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灾异思想。相关研究还有：王健《秦汉时期南越国的精神文化》（《国学学刊》第3期），吴从祥《谶纬与汉代迁都思潮之关系》（《长安大学学报》第2期）、《谶纬的神系及其神灵信仰的特征》（《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第2期），李蜜《睡虎地（日书）（病）、（有疾）篇新研——自中国医学思想史角度的再考察》（《北大史学》第16辑）等。

　　史学史研究：

　　孙振田《对（汉书·艺文志）“不立史部”问题的一个新认识》（《国学研究》第2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苏安国《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对于（史记）文本考证的意义》（《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10辑，北京大学出版社），选题均有创意。朱志先《（汉书评林）探微》（《史学史研究》第3期）论述了凌稚隆研究《汉书》的成就以及《汉书评林》的学术价值。季忠平《是“光武”还是“世祖”？——点校本（后汉书）唐讳锥指》（《史林》第5期）进一步探讨了《后汉书》中存在的唐人为避太宗李世民讳而改范书原文“世祖”为“光武”的现象。此外，王绍东《西汉盐铁会议上的“过秦”与“道秦”》（《史学史研究》第2期），王绍东、刘鹏《论司马迁对秦史研究的贡献与突破》（《内蒙古大学学报》第5期），郑先兴《论扬雄的史学思想》（《南都学坛》第1期），陈莹《从接受视域探析唐前（史记）的儒化现象》（《史学月刊》第5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艺术史研究：

　　方建军《音乐考古与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对出土的秦汉乐器等进行了研究。翟麦玲《汉代“新声”初探》（《学术月刊》第3期）指出，“新声”起初与“正声”、“古乐”相对。周秦时代则被儒家视为淫乐，为亡国之声。汉代，“新声”不再是“亡国之声”，使用了“变声”或吸收异域音乐元素重新改编的乐曲皆可称“新声”，其受楚声影响最大，在民歌、官乐中广泛流行。相关研究还有：孙尚勇《论汉代鼓吹的类别及流变》（《中国文化研究》第2期）、陈松长《湖南出土简帛的书法价值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第2期）、王娟《论汉代艺术的美学类型与范畴》（《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徐卫民与武梅《汉代乐舞百戏研究》（《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冯振琦《汉代巫舞的基本类型和形式》（《南都学坛》第6期）等。

　　五、历史地理研究

　　本年度，秦汉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不乏新见。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全面考述了汉魏已降汉水流域治所城市（及部分非治所聚落）的建城过程、城郭规模与形态、城郭内外之空间结构与功能分划，深入探讨了汉魏六朝时期从散居向聚居的演变以及城居与村居的对立等，形成了一些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之认识的观点。孙靖国《晋冀北部地区汉代城市分布的地理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认为，晋冀北部地区汉代城址集中分布在河流谷地中，这是因为汉代面对匈奴的军事威胁，采取徙民实边政策，数量庞大的农业居民决定了城邑选址必须适应农耕经济的发展需要。马孟龙《汉成帝元延三年侯国地理分布研究》（《历史研究》第5期）发现，西汉末年，三辅、边郡、王国地区均无侯国分布，侯国只分布在“内郡”，且空间分布极不均衡，他认为这一格局的形成与“推恩令”、“广关”、“京畿拓展”等地域控制策略的执行紧密相关。其《松柏汉墓35号木牍侯国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第2期）着重分析了木牍所记软侯国的地望，襄平侯中庐反映的侯国别邑制，便侯国反映的侯国迁徙等问题。而邓玮光《简牍所见西汉前期南郡属县（侯国）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期）运用简牍文书学研究方法，对西汉初期南郡属县的情况进行了综合考察，研究方法颇为新颖。相关研究成果还有辛德勇《补证项羽北上救赵所经停之安阳》（《文史》第4辑）、周宏伟《楚汉青阳位置之谜试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期）、马昕《秦人早期都邑新考：对西垂、犬丘、西犬丘的再诠释》（《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10辑）、郑威《西汉东海郡的辖域变迁与城邑分布》（《历史地理》第2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黄晓芬《论西汉帝都长安的形制规划与都城理念》（《历史地理》第25辑）、赵志强《秦末汉初北部边界考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郑炳林与曹红《汉唐间瓜州冥水流域环境演变研究》（《敦煌学辑刊》第1期）、李并成《汉代河西走廊东段交通路线考》（《敦煌学辑刊》第1期）等。

　　六、民族史研究

　　本年度，秦汉民族史研究的视域得到进一步的扩展，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长城与北边经营”、“辽东发展与‘海东“真藩’征服”、“‘南夷’居地汉文化的扩张”、“‘通西南夷’的成功”、“秦汉边地少数民族经济生活”、“汉地的胡越人”、“秦汉社会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等方面进行了讨论，考察了秦汉时期边疆史和民族史的主要形势。不少文章就所论主题提出一家之说，如余太山《贵霜的渊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认为，贵霜王朝的前身应为役属月氏的大夏国“小长”之一——贵霜翎侯，可追溯至Sacae部落之一的Gasiani。石硕《汉晋之际西南夷中的“叟”及其与蜀的关系》（《民族研究》第6期）指出，汉代称南迁蜀人为“嵩”，“鬻”蜀音读“叟”（sou），“荫”字因生僻且笔划繁复，汉晋之际遂为“叟”所替代。魏晋时期的“叟”是以南迁蜀人为主体并融合当地其他夷人形成的一个特定人群。许云和《汉（榨都夷歌）三章小考》（《国学学刊》第1期）认为，白狼夷的边界是由北川、茂县到宝兴县的一个狭长的区域，故对夷人本语作对音比较的工作应该在此展开。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第1期）指出，王沈《魏书》和范哗《后汉书》中关于西汉前中期乌桓历史的内容，很可能是根据《史记》和《汉书》的相关记载进一步推导和综合而得出的。马利清《匈奴社会形态再析》（《中州学刊》第6期）通过对匈奴墓葬材料的研究，并结合文献的记载，指出匈奴游牧社会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其社会性质并不适应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七、考古学及出土文献研究

　　重视出土新材料是秦汉史研究的优良传统。近年来，随着地下材料层出不穷，新出土文献愈发成为秦汉史研究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作为秦汉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年度考古学和出土文献研究依旧呈现强劲增长的势头，无论是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还是研究方法和历史认知，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土资料中，文字材料备受史学研究者的重视。近年来，秦汉史学界掀起一股持续不断的碑简文献研究热潮。随着新出土、新收藏的材料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土文献在秦汉史文献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令人应接不暇，可以预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土文献研究仍将是秦汉史研究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考古新发现：

　　本年度考古新发现颇多，值得关注的有：江苏吁眙大云山江都王陵、陕西秦雍城城内道路系统、广东五华狮雄山秦汉建筑遗址、陕西杨凌西汉早期冶铁作坊、湖南常德南坪西汉土墩墓群、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吉林通化赤柏松汉代古城、黑龙江七台河种畜场汉代遗址、甘肃肃北马鬃山汉代玉矿遗址等。

　　墓葬研究：

　　秦汉王陵考古学研究成绩可观。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是关于秦始皇帝陵园考古发现研究的重要著作。张仲立《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与“秦始出寝”》（《考古与文物》第2期）指出，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应该是“至秦始皇出寝”的“寝”，可能基于“天子六寝”、“后六宫”制度创制而来，是一种变革中“悉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而多有创制的版本。相关文章还有：焦南峰等《咸阳“周王陵”为战国秦陵补证》（《考古与文物》第1期）、焦南峰与马永赢《西汉帝陵选址研究》（《考古》第11期）、严辉等《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相关问题的思考》（《文物》第9期）、蒋文孝《秦陵外城北门门址发现的考古学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7期）、马永赢《汉武帝茂陵陵园布局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第2期）、杨武站《关于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第5期）等。

　　两汉诸侯王及中小型墓葬研究继续深入。张仲立等《凤栖原汉墓西汉大将军的家族墓园》（《中国文化遗产》第6期）对张安世家族墓园进行了介绍。中小型墓葬研究则有：余静《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汉墓等级划分中的应用——以安徽南部西汉早期墓为例》（《考古》第12期）、韩国河与张翔宇《西安地区中小型西汉墓的分期与年代研究》（《文物》第2期）、杜林渊《汉代北部边疆地区移民墓葬反映的历史问题》（《考古与文物》第1期）、赵明星《战国至汉代墓葬中的仿木构因素——兼论仿木构墓葬的起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4期）、李晖达《试论浙江汉代土墩遗存》（《东南文化》第3期）等。

　　器物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略举几篇如下：张凤《秦汉时期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聚落的比较研究》（《考古》第1期）、马晓亮《汉代翠鸟铜饰研究》（《考古》第9期）、朱磊《谈汉代解注瓶上的北头与鬼宿》（《文物》第4期）、陈群与刘朝辉《南越王墓玉器分布状况及其内涵研究》（《东南文化》第2期）、高杰《汉长安城遗址出土骨签名物和用法再议》（《华夏考古》第3期）、程永建《洛阳出土铁镜初步研究》（《华夏考古》第4期）、白芳《西汉南越国“夫人”玺印考》（《考古与文物》第1期）、郑彤《汉代对羊纹金饰片初探》（《考古与文物》第4期）、索德浩与刘雨茂《汉代胡人形象面具考——从成都金堂李家梁子M23出土一件胡人形象面具谈起》（《考古与文物》第5期）等。

　　简帛研究：

　　本年度秦汉简帛学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首先是公布了两批重要的新材料，分别是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著《肩水金关汉简[壹]》（中西书局）和朱汉民、陈松长主编的《岳麓书院藏秦简[贰]》（上海辞书出版社）。另外，《文物》第6期简要介绍了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内容，相关文章有：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朱凤瀚《北大汉简（苍颉篇）概述》、赵化成《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简说》、韩巍《北大汉简（老子）简介》、阎步克《北大竹书（周驯）简介》、何晋《北大汉简（妄稽）简述》、傅刚与邵永海《北大藏汉简（反淫）简说》、李零《北大汉简中的数术书》、陈苏镇《北大汉简中的（雨书）》、陈侃理《北大汉简数术类（六博）、（荆决）等篇略述》、李家浩与杨泽生《北京大学藏汉代医简简介》。它们的出版和介绍必将给简帛学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研究论著方面：

　　邢义田《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中华书局）是作者简牍学论文的结集，其中，对汉代简牍体积、重量和使用的探讨，运用现在技术研究古代边塞遗址启人深思。李均明《简牍法制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要对秦汉时期的刑法、诉讼法，民事、行政乃至物权关系展开了研究。另外还有郑有国《台湾简牍研究六十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张显成、周群丽《尹湾汉墓简牍校理》（天津古籍出版社），李明晓、赵久湘《散见战国秦汉简帛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论文方面：天长纪庄汉墓木牍研究和秦简的综合与研究讨论热烈。《简帛研究=OO九》刊发了一组天长纪庄汉墓木牍研究文章，如杨振红《纪庄汉墓“贲且”书牍的释读及相关问题——纪庄汉墓木牍所反映的西汉地方社会研究之一》、马怡《天长纪庄汉墓所见“奉谒请病”木牍——兼谈简牍时代的谒及其演变》等。此外杨振红还有《天长纪庄汉墓谢孟的名、字、身份及与墓主人关系蠡测——纪庄汉墓木牍所反映的西汉地方社会研究之二》（《浙江学刊》第6期）。《简帛》第6辑开设了“秦简牍的综合整理与研究专栏”，并对日本秦简研究现状和西文秦简研究概况进行了总结。此外，关于岳麓书院藏秦简的论文不断推出，李均明《简牍所见数码的演变》（《秦汉史论丛》第12辑）对简牍中的数量符号进行了综合考察，胡平生《新出汉简户口簿籍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对汉墓简牍中的乡、县、郡户口簿籍进行了综合分析。孙沛阳《简册背划线初探》（《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发现简册背面划线是竹书编连的重要依据。马怡《武威汉墓之旒——墓葬幡物的名称、特征与沿革》（《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群所出的幡物，其更准确的名称应当是“旒”，进而探讨了“旒”的特征及演化发展的进程。秦汉简帛学研究成果还有很多，恕不再举。

　　画像砖石研究：

　　《中国墓室壁画全集：汉魏晋南北朝》（河北教育出版社）基本涵盖了汉代比较重要的作品，较为系统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墓室壁画的发展面貌和艺术成就。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是研究汉画像砖石的论文集，其中对汉画本体的研究、从中外视角分析汉画、方法论的探讨等颇多创见。张卓远《汉代画像砖石墓葬的建筑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对1954-2009年间发表的汉代画像砖石墓葬进行分类，并择要进行解剖，进而对每类墓葬的结构形式及其发展演变规律进行探讨。马怡《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从汉晋画像所见粮食出纳场景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确认和再现了汉晋画像中仓廪“粮食出纳”的场景，并着重探讨了简牍时代“券”的使用及相关制度，颇为新颖。徐冲《东汉后期的“处士”与“故吏”——以（隶释·繁阳令杨君碑）所载“处士功曹”题名为线索》（《中国中古史研究》第2卷）从“繁阳令杨君碑”中的“处士功曹”出发，对东汉后期的“处士”与“故吏”问题做了新的探讨，指出处士一旦受辟举，即使不应召，也将获故吏身份。相关论文还有：常或《汉画像石中“胡汉交战”图与两汉的突骑——两汉骑兵变革与中国古代骑兵分类》（《国学研究》第28卷）、马恰《汉代画像中的两幅“奉谒”图》（《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汉画像所见“磬折”与“微磬”》（《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7辑，岳麓书社），宋艳萍《战国秦汉画像中的龙、鱼、鸟组合》（《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7辑）、《汉画像石研究四则》（《秦汉史论丛》第12辑）、《汉代画像中“牛郎织女”星象图试析》（《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郭萍《汉代画像艺术中反向图像的研究》（《考古与文物》第2期）、孙长初《汉画像石麒麟图像考略》（《东南文化》第5期）、陈斯鹏《巴东县张家坟墓群Ml“元和四年刻石”考释》（《考古》第6期）等。

　　八、反思

　　本年度，秦汉史研究领域在对新旧课题进行探讨的同时，也很注重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检讨、反思与探索，这对于秦汉史研究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兹择要介绍如下：

　　《史学月刊》第5期组织刊发了一组题为“三十年秦汉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笔谈，包括王子今《秦汉史研究理论认识散谈》、彭卫《走向未来的秦汉史研究》、龚留柱《避免史学“碎片化”，“会通”之义大矣哉》、王彦辉《对简牍与秦汉史研究的几点思考》、赵国华《东汉史研究需要补偏救弊》、熊铁基《我的三十年秦汉史研究报告》，检讨目前秦汉史研究在选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尝试提出新的发展方向。其中，彭卫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的进步，及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都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唯物史观的僵化教条理解被打破，实证史学盛行，但也因此导致对实证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带有宏观色彩的分析，研究多满足于“破”而少致力于“立”；二是新出土资料丰富改变了我们对许多历史细节乃至某种程度的整体历史的认识，但也应注意到，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依然是互补的而非替代的，不应将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割裂开来；三是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日益密切，我们可以迅速和直接了解海外同行的最新成果，但我们还应加强对海外学界的研究范式进行思考和回应；四是在电脑检索系统使资料搜集变得更为快捷的同时，史识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秦汉史研究需要更多的智力投入。

　　辛德勇对遗刻和史传的利用与研究提出的建议发人深思。其《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上、下）》（《文史》第1、2辑）从历代所谓“鄣郡”的错讹，史书省记两字以上年号的通行用法，联系简帛金石材料中这类年号的具体记录，还原“始建国天凤”等年号的本来面目和行用缘由，指出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系后人伪造，晚近以来学者依据这篇砖铭所得出的结论需要重新思考，并批判了学术研究中搜奇猎怪的心理，以及对金石材料疏于考核审辨的缺憾。其《薛季宣（未央官记）与汉长安城未央宫》（《社会科学战线》第11期）对清代以来乏人利用的南宋薛季宣《未央官记》做了初步校勘，并指出，该文比较清晰地展现出西汉长安城未央官内各项建置的总体构成状况，在学术史上和史料价值方面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值得考古工作者利用，但很长时间来却乏人问津。

　　考古学方面，蔡万进《全球史视野下的秦汉考古学体系重构》（《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提出，秦汉考古学体系的重构与建设应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全球史的理论方法。
上述意见对于秦汉史研究的发展是建设性和积极的。我们相信，随着学界学术自省和自律的不断加强，秦汉史研究必然会在不断解决问题、克服困难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3期

　　一　学术会议

　　本年度召开蒙元史相关学术会议三次。7月19-20日，“元明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8月27-29日，“传承与变革-10-14世纪中国的多边政治与多元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10月8-11日，“元后期政治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于安徽阜阳师院举行。

　　二　著作

　　本年度出版的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一辑创刊（紫禁城出版社，以下简称《论丛》），姚大力、刘迎胜主编《清华元史》第一辑创刊（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清华》），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3辑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集刊23》）。

　　古籍文献整理方面，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整理点校的《元典章》由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填补了元代公文史料整理方面的空白，是中国元史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其他成果还有《姚燧集》（查洪德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竹斋集》（寿勤泽点校、西泠印社）、《敕修百丈清规》（李继武校点，中州古籍出版社）、《宋元四明六志》（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宁波出版社）、《宋辽金元方志辑佚》（刘纬毅、王朝华、郑梅玲、赵树婷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年度多位学人将其学术成果汇集成册出版：蔡美彪《辽金元史十五讲》（中华书局）、周清澍《学史与史学——杂谈和回忆》（上海古籍出版社）、黄时鉴《黄时鉴文集》（三册，中西书局）、刘迎胜《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八思巴字研究取得较大进展：蔡美彪《八思巴字文物碑刻文物集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照那斯图、薛磊《元国书官印汇释》（辽宁民族出版社）。行省制度研究收获力作：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上、下，中华书局）。专史成果显著：陈高华《中国妇女通史·元代卷》（杭州出版社）、陈来等《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姜国柱《中国思想通史·宋元卷》（武汉大学出版社）、王朝闻与邓福星总主编《中国美术史·元代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杨孝鸿《中国时尚文化史·宋元明卷》（山东画报出版社）、陈世松与李映发《成都通史：元明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专题研究多有创新：蓝武《从设土到改流：元明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杨惠玲《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唐宇元《元代与明代前期理学思想研究》（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李崇兴与祖生利《（元典章·刑部）语法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仝建平《（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陈彩云《元代温州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韩光辉《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徐永明《宋濂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等。

　　三　政治史、军事史

　　制度：

　　李治安指出唐宋以降社会发展先后经历元朝、明前期以北制为主导和明中叶后南制为主导的三次整合，明后期才重新回归到代表唐宋变革成果的南制，且得以升华发展（《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5期）。刘迎胜考证了至元元年太庙七室神主的称谓，认为其是蒙古人传统亲属称谓及祭祀仪式的反映（《至元元年初设太庙神主称谓考》，《清华》）。刘晓对元代非皇帝怯薛轮值的日次进行了探讨（《元代非皇帝怯薛轮值的日次问题——兼谈（元典章）与（至正条格）的一则怯薛轮值史料》，《论丛》）。吴志坚分析了元代奏闻制度的历史变化及其背后的政治变迁（《（至正条格）的编纂特征与元末政治——以（至正条格·断例·卫禁·肃严宫禁）为例》，《中国史研究》3期）。蔡春娟探讨了元前期汉人监察御史的家世背景、仕宦经历等问题（《元朝前期汉人监察御史的出身与迁调》，《论丛》）。李鸣飞考证了元武宗朝尚书省主要人物（《元武宗尚书省官员小考》，《中国史研究》3期）。丁超指出两都巡幸制度在维持和强化大都地区军事力量的前提下实现了农牧业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元代大都地区的农牧矛盾与两都巡幸制度》，《清华大学学报》2期）。官海峰认为游牧家产制与汉地中央集权制的矛盾是元代“蒙汉合璧”特征的根本原因（《蒙元时期游牧家产制与汉地中央集权制的冲突及影响》，《西域研究》4期）。薛磊对元代县尉作了整体考察（《元代县尉述论》，《史学月刊》12期）。马晨阳认为浙东道宣慰司建置于至元十三年，其治所屡经迁移（《元浙东道宣慰司建置时间及治所考》，《集刊23》）。张咏春考证了元代仪凤司的设置、职司等问题（《元代仪凤司考》，《中国音乐学》3期）。章太长论述了元代的丁忧制度（《试论元代的丁忧制度》，《中华文化论坛》2期）。赵旭国认为元代中书令并非虚设，其长期空缺与国俗汉法的斗争有关（《元代太子兼任中书令及相关问题考——兼论认识历史的学理原则》，《历史教学》13期）。马晓林对元代岳镇海渎祭祀进行了系列考察（《元代岳镇海渎祭祀考述》，《中国史研究》4期；《国家祭祀、地方统治与其推动者：论元代岳镇海渎祭祀》，《西南大学学报》5期；《地方社会中官方祠庙的经济问题：以元代会稽山南镇庙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 期）。

　　地方行政：

　　李治安分析了陕西、四川、甘肃、云南、岭北、辽阳六行省所肩负的职能及其对西部、北部边疆的控驭作用（《元代西部、北部六行省与边疆控驭》，《河北学刊》6期）。温海清探讨了金元之际“十道”现象的变迁及其影响（《金元之际“十道”变迁考论——兼论元代腹里地区的形成》，《中国史研究》3期）。薛磊认为控制、安抚、利用东北诸王，始终是元代东北统治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元代东北统治考述》，《历史教学》8期）。朱建路研究了元末及北元初期的分省设置问题（《元末与北元初期的分省设置》，《西夏研究》3期）。蓝武认为元朝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与控制较前代更趋强化（《元代广西土司的设置与分布态势探析》，《贺州学院学报》1期；《元明土司制度下广西各族民众起事述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曹学川指出元廷通过运粮、屯田等措施解决了和林边民的粮食问题（《元代武宗海山对哈刺和林边民的粮食供给问题探析》，《内江师范学院学报》3期）。徐晓望考察了元廷经营台湾地区的史实（《元代瑁求及台湾、彭湖相关史实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4期）。

　　政治事件：

　　张岱玉研究了元代魏王阿木哥家族的活动（《元朝魏王家族史事钩稽》，《内蒙古大学学报》5期），她还对《元史·诸王表》“梁王”一项内容进行了订补，并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元史·诸王表）金印兽纽栏“梁王”一项订补及其事迹钩校》，《集刊23》）。李岭对元顺帝企图避乱济州岛一事作了考辨（《元顺帝企图避乱济州岛发微》，《北大史学》第16期）。乔志勇探讨了至顺元年只儿哈郎等官员的谋变案（《元至顺元年只儿哈郎等“谋变”案探微》，《集刊23》）。陈波关注了元代滨海豪族在江南社会中发挥的功能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元代海运与滨海豪族》，《清华》）。葛仁考认为“邢州大治”是元初政治的重要成就（《元初“邢州大治”》，《邢台学院学报》3期）。丁海艳通过碑刻史料研究了元代广西的瑶民起义（《从两种碑刻资料看元代广西瑶民起义问题》，《集刊23》）。

　　军事：

　　赵文坦对金末元初山东淮海地区的红袄军活动进行了研究（《关于金末山东淮海红袄军的若干问题》，《齐鲁学刊》1期）。李新峰考察了元末农民战争中的龙湾之战（《龙湾之战与元末建康水道》，《北大史学》第16期）。王玉朋论述了元朝西南三省的军事机构设置及兵力部署（《元朝西南地区军事机构的设置及兵力的布置》，《贵州文史丛刊》2期）。杜鹏探讨了元代侍卫亲军的屯田问题（《元代侍卫亲军屯田论议》，《河西学院学报》6期）。

　　四　经济史、社会史

　　经济：

　　王曾瑜论述了宋元时代淮南经济的整体情况（《宋元时代的淮南经济述略》，《论丛》）。姚建根研究了宋元时期杭州的发展变迁（《简论宋元变革时期的杭州》，《浙江社会科学》1期）。蓝武分析了元明时期广西土司统治区农业开发取得成就的原因（《元明时期广西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开发的主要成就探因》，《广西民族研究》2期）。王建革指出宋元时期吴淞江流域的水稻土发育与水环境及农作技术密切相关（《宋元时期吴淞江流域的稻作生态与水稻土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辑）。史晓雷对前人有关王祯《农书》中“飏扇”的研究提出了新看法（《王祯（农书）中的“飚扇”新解》，《中国农史》3期）。周松考证了元代黄河漕运的若干问题（《元代黄河漕运考》，《中国史研究》2期）。谢浞论述了12-14世纪太湖以东地区水利建设、水学发展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太湖以东的水利、水学与社会（12-14世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辑）。汪志国研究了宋元时期安徽地区的自然灾害及政府的赈灾情况（《宋元时期安徽自然灾害探析》，《古今农业》2期）。王书敏对镇江几座宋元时期粮仓的性质与年代进行了考辨（《关于镇江宋元粮仓的几个问题——转般仓、淮东总领所、大军仓》，《东南文化》5期）。陈彩云论述了元代温州的盐政问题（《元代温州盐政考述》，《盐业史研究》2期）。刘伟榕、贺威探讨了宋元时期福建地区制盐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宋元福建制盐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盐业史研究>2期）。王磊、张法瑞研究了元代的马政（《略论元代的马政》，《古今农业》1期）。杨惠玲、杨鸿光考察了宋元时期藏区黄金的开采及使用情况（《论宋元时期藏区的黄金》，《西藏大学学报》3期）。杨永福、邵星分别研究了元代滇川黔相邻地区、阴山等地的站赤交通（《元代西南边疆地区交通格局变迁的原因及影响——以滇川黔相邻地区为中心》，《文山学院学报》5期；《蒙元时期内蒙古阴山地区站赤交通概述》，《黑龙江史志》5期）。

　　人口：

　　吴志坚论述了元代官私乐妓的婚姻、义务以及法律地位等问题（《元代的乐妓——以（元典章）为中心》，《集刊23》）。杨淑红认为从人口买卖的角度来看，元政府在与民间社会的博弈中处于劣势（《从人口买卖看元朝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博弈》，《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期）马彩霞、袁飞论述了元代河南江北行省人口流动问题（《元代河南江北行省人口流动问题刍议》，《池州学院学报》1期）。吴超研究了蒙元时期宁夏平原的人口资源配置情况（《蒙元时期宁夏平原的人口及劳动力资源初探》，《前沿》22期）。

　　宗族：

　　常建华论述了元明时期义门郑氏及其《郑氏规范》的社会影响（《元明时期义门郑氏及其规范的社会影响》，《河北学刊》2期）。陈彩云认为温州士大夫的宗族建设是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元代温州的宗族建设》，《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期）。王霞蔚以元代山西平遥梁瑛家族为例，揭示了该区域宗族建构的一些特征（《金元以来山西汉人世侯的历史变迁——以平遥梁瑛家族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二卷）。夏玉润详细研究了朱元璋的家族史（《元代朱元璋家族迁徙路线考探（上、下）》，《紫禁城》2、3期）。

　　士人：

　　罗贤佑分析了元初北方汉儒不同民族观对政治选择的影响（《试论元初北方汉儒的民族观及其政治抉择》，《民族研究》4期）。包伟民论述了元初四明儒士的遗民心态（《略论元初四明儒士的遗民心态》，《中国史研究》1期）。陈彩云关注了温州宋遗民在元初的活动（《元初温州的遗民群体》，《学术探索》8期）。余来明、王勤考察了元前期江南士人在科举停废条件下的生存状态（《科举废而诗愈昌——科举废黜与元前期江南士人生存方式的转变》，《学术研究》12期）。周茶仙以李存《俟庵集》为切入点考察了元代陆学士人的生存状况（《元代陆学士人的日常空间与社会关系网络——以李存（俟庵集）为中心的考察》，《江西社会科学》5期）。段海蓉认为方国珍对待色目人的态度首先取决于他们在元朝的地位，其次受他们对方氏集团态度的影响（《元末方国珍治下色目人的境遇与心态》，《南开学报》3期）。

　　服饰：

　　吴琼指出蒙古“国俗”对元代舆服制度影响很大（《元代“国俗”制度对舆服的影响》，《江西社会科学》4期）。贾玺增对宋元明时期的服饰进行了多项研究（《巾环、玉屏花、玉逍遥与玉结子——宋元明时期巾帽类首服的固定和装饰用具》，《紫禁城》l期；《罟罟珠冠高尺五，暖风轻袅鹛鸡翎——蒙元时期的罟罟冠》，《紫禁城》7期）。齐玉花、董晓荣探讨了蒙元时期蒙古族妇女的面妆、云肩等（《蒙元时期蒙古族妇女面妆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1期；《敦煌壁画中的蒙古族供养人云肩研究》，《敦煌研究》3期）。

　　五　文化史

　　宗教：

　　陈高华指出元代内迁的畏兀儿人以信仰佛教为主，他们在政治、经济、宗教各领域发挥了较大影响（《元代内迁畏兀儿人与佛教》，《中国史研究》1期）。王红梅研究了元人必兰纳识理的籍贯、佛学成就及其政治影响（《元代畏兀儿高僧必兰纳识理考》，《宗教学研究》3期）。周清澍论述了少林长老福裕的生平以及元代佛道之争的发展演变（《论少林福裕和佛道之争》，《清华》）。李辉对至元二十五年江南禅教廷诤进行了多方考辨（《至元二十五年江南禅教廷诤》，《浙江社会科学》3期）。顾寅森考证了元代大护国仁王寺的名称和地址（《元大护国仁王寺名称、地址考略》，《集刊23》）。薛正昌讨论了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往来关系（《忽必烈与八思巴论》，《社会科学战线》5期）。李德成认为元仁宗对藏传佛教的管理积极有效（《元仁宗藏传佛教管理探微》，《世界宗教研究》6期）。董晓荣分析了藏传佛教在敦煌地区传播的原因（《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敦煌地区的传播》，《西藏大学学报》3期）。

　　钟海连讨论了全真道教教团管理制度的发展成熟过程（《丘处机与全真道教团管理制度的创建和成熟》，《学海》3期）。侯照民指出随侍丘处机西行者为十八人（《随侍丘处机西行十八士考》，《中国道教》4期）。李虹研究了丘处机之后的全真教继任者（《丘处机身后嗣教宗师再考辨》，《宗教学研究》2期）。张方探讨了元代社会与全真女冠群体的互动关系（《全真女冠与元代社会》，《宗教学研究》1期）。乔新华考察了元明时期尧帝庙象征意义的变化（《从儒道共处到儒教独尊：元明时期山西平阳府尧帝庙象征意义的变化》，《社会科学研究》6期）。易素梅通过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研究了宋元时期道教与民间宗教的互动关系（《道教与民间宗教的角力与融合：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之研究》，《学术研究》7期）。

　　宗亦耘认为元代景教的本土化程度高于天主教，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更大（《比较元代景教与天主教传播的异同》，《世界宗教研究》5期）。李静蓉指出泉州基督教石刻上的天使构图反映出基督教对其他宗教元素的移植或借用（《元代泉州基督教天使雕饰的多元文化选择》，《泉州师范学院学报》5期）。唐晓峰对学界有关房山十字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评析，并提出十字寺景教身份的三种假设（《北京房山十字寺的研究及存疑》，《世界宗教研究》6期）。陈玮介绍了13-14世纪黑水城地区的景教信仰情况（《13 -14世纪黑水城的景教信仰》，《寻根》1期）。

　　廖大珂研究了宋元时期泉州阿拉伯人的活动情况（《宋元时期泉州的阿拉伯人》，《回族研究》2期）。李兴华介绍了元代杭州伊斯兰教的发展历程，并对凤凰寺以及伊斯兰教墓地石刻、石亭等作了考证（《杭州伊斯兰教研究（上、下）》，《回族研究》3、4期）。

　　理学：

　　吴立群研究了吴澄如何阐发“孔颜之乐”思想的问题（《“孔颜之乐”在元代理学中的价值意蕴——吴澄境界论探析》，《南华大学学报》1期）。刘成群指出元代新安理学家发展出“求真是”的理念（《“求真是”与新安理学、皖派考据学间的学术演变》，《北方论丛》6期）。蔡方鹿关注了虞集的思想及元代理学的走向（《融贯博通，会归于道——从虞集思想看元代理学的走向》，《哲学门》总第22辑）。

　　教育：

　　陈瑞指出教育政策调整、地方官支持以及文人儒士的参与促进了安徽地区官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元代安徽地区的官学教育》，《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期）。雷家宏认为官学的发展和逐步完善是宋元时期荆楚地区文化教育事业成就的突出标志（《宋元荆楚地区的官学》，《湖北大学学报》3期）。吴洪成、张阔考察了元代河北地区的书院发展（《元代河北书院述论（上、下）》，《衡水学院学报》2、3期）。蓬瑶考证了大德年间江浙行省下辖九路儒学刊刻“十七史”一事（《简论元代九路儒学刻十七史及其历史价值》，《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期）。余来明以明人文集为基础，对今人有关元代进士生平的研究进行了补证（《元代进士生平补证》，《集刊23》）。王力春考证出杨俊民为《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所录鉴书博士（《（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所录鉴书博士考》，《河北大学学报》5期）。

　　艺术：

　　萧启庆指出，元代的题跋文学充分反映了当时士人的多族结构及各族士人间的密切交往（《元代多族士人的书画题跋》，《文史》2辑）。李雄飞研究了元代宫廷的“回回曲”（《元代宫廷“回回曲”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4期）。熊江梅梳理了延祜文人集团文论的内容、特点及成因（《延禧文人集团文论思想研究》，《中国文学研究》2期）。邱江宁指出上京纪行诗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元代上京纪行诗论》，《文学评论》2期）。查洪德对姚燧的散文特点作了分析（《以传奇为传记：姚燧散文读札》，《文学遗产》1期）。

　　六 民族与中外关系史

　　民族：

　　陈高华研究了元代自阿里马里内迁至济宁地区信仰基督教的按檀不花家族（《元代内迁的一个阿里马里家族——“也里可温”的新资料》，《论丛》）。殷小平指出马薛里吉思家族在嫁接希腊和阿拉伯医学、传播回回医药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代马薛里吉思家族与回回医药文化》，《西域研究》3期）。罗海燕研究了契丹石抹宜孙家族的变迁（《契丹石抹家族在元代的变迁》，《黑龙江民族丛刊》3期）。周峰考述了金元时期石抹也先奚人家族的具体事迹（《最后的奚人——金元时期石抹也先家族考》，《东北史地》6期）。

　　中外关系：

　　舒健以“怯怜口”为切入点探讨了元丽关系的发展变化（《怯怜口与高丽政局关系初探——以蒙古人印侯为例》，《集刊23》）。夏丽梅比较了元明会同馆在隶属关系、政治规格及职能权限等方面的差异（《元明时期会同馆差异初论》，《青海民族研究》4期）。

　　七　历史地理

　　乌兰杰、乌兰撰文指出史籍所载“朵因温都儿”即今内蒙古扎赉特旗北境的博格达乌拉，其与月伦太后官帐及月伦太后祭祀不存在任何关系（《“朵因温都儿”小考》，《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3期）。薛正昌依据考古及文献史料对元代安西王府作了考察（《六盘山下王城：元代安西王府研究》，《西北师大学报》6期）。党宝海指出，忽必烈圣旨中的Koke　AYula／青山儿／青山子、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提到的“绿山”、乌马里记载的Kuk　Taq均为万寿山，即今北京北海琼华岛。元大都以万寿山一带为核心设计建造（《青山（Kbke　Axula）与元大都》，《中国史研究》4期）。姜东成对元大都孔庙、国子学作了建筑学研究（《元大都孔庙、国子学的建筑模式与基址规模探析》，《中国名城》3期）。李嘎从城市环境、城市本体、城市腹地三个方面对宋金元时期的青州和济南进行了比较研究（《从青州到济南：宋至明初山东半岛中心城市转移研究——一项城市比较视角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辑）。李润民探讨了金元之际的“龙山三老”及山西浑源龙山的相关史实（《浑源龙山考》，《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期）。

　　八　人物研究

　　杨镰对元代入居中原的高昌偰氏作了文献及田野考察（《双向的别失八里》，《回族文学》3期）。尚衍斌指出真正参与编修《金史》的沙刺班又名刘伯温，张掖人，与畏兀儿人沙剌班无涉（《沙刺班与（金史）编修》，《史学史研究》3期）。王力春对元代若干同名不同族的沙刺班进行了逐一考证（《元人沙刺班考》，《北方论丛》3期）。李鸣飞、张帆考证了郑介夫的生平事迹（《郑介夫生平事迹考实》，《清华》）。赵梅春指出王鹗的史学活动为元末《金史》的编纂奠定了坚实基础（《王鹗与元代金史撰述》，《史学集刊》6期）。段海蓉考证出萨都刺籍贯燕山，即大都，而非雁门（《萨都刺籍贯新考》，《新疆大学学报》5期）。罗海燕考察了石抹宜孙的交游（《元契丹人石抹宜孙交游考》，《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期），他还认为戴良是因病而死（《元代诗人戴良之死考索》，《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期）。

　　有关苏天爵的研究有屈宁《苏天爵与元代史学》（《史学集刊》3期）、颜培建《元代史学家苏天爵研究刍议》（《南京晓庄学院学报》1期）、《元儒苏天爵教育思想初探》（《江西社会科学》4期）、赵东平《苏天爵师承考述》（《湖南大学学报》4期）、武香兰《元末名臣苏天爵监察活动研究》（《牡丹江大学学报》4期）。

　　此类文章还有王胜军、邓洪波《元代岳麓书院山长张图南考》（《大学教育科学》1期）、谷春侠《陈基生平事迹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3期）、蔡堂根《高则诚佚诗及其生平补证》（《温州大学学报》6期）、郭翠萍《元代济南名士赵文昌生平考略》（《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4期）、汤志波《元代周砥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4期）、夏玉润《一个神秘的人物——左君弼》（《紫禁城》6期）。

　　九 文献研究

　　碑刻研究。蔡美彪对黄河龙门禹庙元建极官碑面所载八思巴字及汉文文字进行了译释（《元龙门建极宫碑译释》，《清华》）。刘晓对高丽《三韩国大夫人金氏墓志铭》中蕴含的史事信息进行了充分解读（《（三韩国大夫人金氏墓志铭）读后》，《中国史研究》3期）。党宝海对元代白话碑刻中存留的“戏出秃打”与“哈黑义磨”两词进行了考察，认为其在元代并非特指大都附近的柳林、独树两地，亦可指代其他地方（《“戏出秃打”与“哈黑义磨”》，《清华》）。孙继民、宋坤利用《重修鹿泉神应庙碑》考察了西夏遗民在河北的活动踪迹（《元代西夏遗民踪迹的新发现——元（重修鹿泉神应庙碑）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期）。任乃宏对《窦默神道碑》重新进行了辨识、断句和录文（《（窦默神道碑）辑录汇校》，《文物春秋》5期）。马顺平、孙明鉴利用碑刻材料探讨了元代帝师空缺、都功德使司职能诸问题（《元（大都大延洪寺栗园碑）释证》，《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朱建路对元代《宣授善和大师塔铭》作了进一步考证（《元宣授善和大师塔铭补考》，《文物春秋》3期）。邢富华、王宇红、邢建洛研究了发现于洛阳市新安县的元至元九年“古道观记”碑（《洛阳发现元代古道观圣旨碑》，《文物》8期）。陈瑞研究了《元至正己丑长至社众公立礼堂旧社产土碑记》，指出其有益于元代“社”的研究（《元代徽州路社产史料一则释读》，《中国农史》1期）。杨匡和对马秃塔儿墓地碑文进行了解读辨正（《马秃塔儿墓地碑文解读辨正》，《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5期）。崔红芬对泉州清源山佛教造像功德主阿沙和“肃州碑”中的阿沙作了考证（《泉州清源山三世佛造像记考论》，《民族研究》3期）。万里对前人有关《辉州重修玉虚观碑》的研究作了补充论证（《关于（辉州重修玉虚观碑）的两则考释补正》，《世界宗教研究》6期）。陈良军认为重修延庆化城寺碑由元代怀庆路内名寺院官观共同参与刻写（《河南济源新发现重修延庆化城寺碑考释》，《文博》6期）。施立卓介绍了云南发现的元《大理崇圣寺圣旨碑》（《崇圣寺（猪儿年碑）》，《大理文化》12期）。徐庆康、冯培林考证了全真教东祖庭昆嵛山所存的哈鲁罕大王令旨（《烟台昆嵛山哈鲁罕大王令旨考》，《聊城大学学报》2期）。

　　出土文书研究。黑水城文书仍是关注热点。孙伯君研究了黑水城出土的与白云宗相关的佛经，认为它们可能是元刊《河西藏》的遗存（《西夏文（正行集）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期；《元代白云宗译刊西夏文文献综考》，《文献》2期；《元刊（河西藏）考补》，《民族研究》2期）。张国旺对俄藏TK192《至正六年承管人状》、俄藏TK197《寒字四号文书》作了详细研究（《黑水城元代文献研究二则》，《论丛》）。苏力认为黑城出土的F116：W98号文书是元代的“告拦状”（《黑城出土F116：W98号文书研究》，《古代文明》4期）。吴超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亦集乃路达鲁花赤》（《阴山学刊》2期）、《（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亦集乃路农业技术推广初探》（《农业考古》4期）、《关于亦集乃分省问题的探讨——以黑水城出土文书为中心》（《阴山学刊》1期）、《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人事变化初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3期）、《元代劝农机构初探——以黑水城出土文书为中心》（《西夏研究》3期）、《（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所见（慈悲道场忏法）考释》（《赤峰学院学报》8期）。潘洁探讨了亦集乃路的赋税问题（《元代亦集乃路赋税考——黑水城出土税票考释》，《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孔德诩、屈耀琦考察了亦集乃路的祭祀情况（《元代亦集乃路祭祀初探》，《西夏研究》1期；《对黑城出土的一件祭祀文书的考释》，《西夏研究》4期）。张笑峰研究了亦集乃路的圣容寺（《圣容寺研究——以黑水城出土文书为中心》，《西夏研究》1期）。邱志诚指出《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83H-F1:W14/0014号文书应定名为“习抄大学章句残片”（《中国藏黑水城83H．Fl：W14/0014号文书残片定名及其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期）。张重艳、胡妮研究了黑水城文书中的量词（《黑城出土汉文文书量词初探》，《西夏学》7辑）。魏琳依据黑城文书探讨了元代的造纸情况（《浅谈几件中国藏黑水城文书所反映的元代用纸》，《西夏学》7辑）。毛永娟认为《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TK261V号文书为元代所出（《黑水城所出TK261V号文书（窦庸献蝇拂子启）考释》，《西夏学》8辑）。郭兆斌、蔡伟政分别研究了黑水城所出元代养老及礼仪文书（《黑水城所出两件与养老制度有关的文书研究》，《西夏学》8辑；《黑水城所出元代礼仪文书考释三则》，《西夏学》8辑）。

　　徐畅考订出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资治通鉴》残叶为宋刻十一行本的元代覆刻本（《莫高窟北区石窟所出刻本（资治通鉴）残片考订》，《敦煌研究》5期）。

　　《全元文》补遗。《全元文》补遗成果不断：崔瑞萍《（全元文）失收墓志七篇补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期），罗海燕《（全元文）佚文十四篇及其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3期、《现存元人碑刻资料及其作者考略——（全元文）补目42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5期），左鹏《（全元文）赵孟频卷补校百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3期），王超、王福利《补（全元文）缺字百例——以石刻文献资料为据》（《北方文物》1期）。欧阳江琳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册《护法论》末发现虞集所作《护法论后序》，为《全元文》、《虞集全集》所未收（《虞集佚文一篇》，《江海学刊》4期）。

　　类书研究：

　　仝建平论述了《翰墨全书》辑录的元史资料价值（《（翰墨全书）辑录的元史资料价值述论》，《甘肃联合大学学报》1期）。贾慧如探讨了元代类书的史学价值（《元代类书在元代社会史研究中的价值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4期；《元代类书在元史研究中的价值初探》，《史学史研究》4期）。

　　其他：

　　吴小红订正了元成宗本纪、元顺帝本纪中有关龙虎山道教的两则错误记载（《（元史）正误二则》，《集刊23》）。马晓林研究了《张硅墓志铭》的文本流传情况（《（张珪墓志铭）文本流传研究——兼论（元史·张珪传）的史源》，《中国典籍与文化》4期）

　　吴志坚考订了程端学生平及其《春秋》学成就，并对《春秋本义》版本略作考辨（《程端学及其（春秋本义）》，《文献》1期）。符永利研究了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略论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社会科学论坛》3期）。任永安对国内外宋濂文集的版本作了梳理（《宋濂集类著述新考》，《殷都学刊》1期；《日本藏宋濂（萝山集）抄本考述》，《文学遗产》1期）。祝军、李甜分别就徐达左《金兰集》、孙黄《西菴集》的相关情况作了考述（《（金兰集）考论》，《河南社会科学》6期；《（西菴集）版本流变考》，《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3期）。王永胜分析了平阳在金元时期成为刻书业中心的历史原因（《金元时期平阳成为刻书中心的背景分析》，《晋图学刊i》3期）。吴国武对宋元书院本的定义、类型以及宋元书院刻书的相关问题作了研究（《宋元书院本杂考——以（书林清话）著录为中心》，《湖南大学学报》6期）。顾永新考察了金元平水刊刻的经书注疏合刻本（《金元平水注疏合刻本研究——兼论注疏合刻的时间问题》，《文史》3辑）。张丽娟厘清了宋刻与元刻十行注疏本的关系（《关于宋元刻十行注疏本》，《文献》4期）。谢辉探讨了元代易学典籍的辑佚价值（《简论元代易学典籍在辑佚方面的价值》，《图书馆理论与实践》4期）。

　　陈庆英认为觉囊派的《笃布巴本生传》研究价值颇高（《元代西藏的传记文学的精品——（笃布巴本生传）》，《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期）。安娅将普宁藏本《密咒圆因往生集》八思巴字与梵文的对比，考证了其间的音译规律（《普宁藏本（密咒圆因往生集）的梵文——八思巴文对音研究》，《西夏研究》1期）。僧格考察了文献中“篾儿千”词义的发展演变，认为其是蒙古狩猎社会的产物（《“篾兄干”考——兼论蒙古古代狩猎文化》，《北方民族大学学报》5期）。铁木尔‘明珠尔认为“查干苏勒德”和“哈尔苏勒德”是元代文献中的“牙纛”和“皂纛”（《锡林郭勒日报（汉）》3月24日第3版）。

　　十 考古文物

　　周良霄指出，沽源县梳妆楼的主人是晋宁忠襄王阔里吉思，而不是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沽源南沟村元墓与阔里吉思考》，《考古与文物》4期）。魏坚指出，羊群庙遗址是元代皇家和贵戚为祭天和祭祖建立的场所，4处大型建筑基址为燕铁木儿家族的宗庙遗址，4件汉白玉石雕人像代表燕铁木儿三代祖先及其本人（《蒙古高原石雕人像源流初探——兼论羊群庙石雕人像的性质与归属》，《文物》8期）。林梅村详细考证了元代《宦迹图》产生的历史背景、画中主人公、画作者及元大都崇天门诸问题（《元大都的凯旋门——美国纳尔逊?阿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元人（宦迹图）读画札记》，《上海文博》2期）。杨新对元人孟玉涧的生平及其相关画作进行了考订（《元孟玉涧（黄鸟图）辨析》，《文物》7期）。邱轶皓研究了《桃里寺文献集珍》所载之《诸域图纪》，并据此讨论了元代统治者的世界观念、伊斯兰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局限等问题（《舆图原自海西来——（桃里寺文献集珍）所载世界地图考》，《西域研究》2 期）。

　　十一 研究综述、书评

　　本年年度综述有默书民《2010年蒙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4期），渡边健哉撰、蔡春娟译《2009年日本的五代宋元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期），李华瑞《2010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会议综述有张冰冰《“世界的天城——元代杭州研究论坛”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4期），王旭送《“元明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综述》（《西域研究》4期），于文善、梁家贵《“元后期政治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高校社科动态》6期）。专题综述有杨淑红《元代契约文书的刊布与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期），张广保《多重视野下的西方全真教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期），常建华《近十年宋辽金元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1期），米婷、刘凤强《近30年来元代西藏史研究综述》（《赤峰学院学报》3期），王彪《新世纪以来杨维桢研究现状与前瞻》（《河南科技大学学报》5期），余敏《王恽研究述评》（《商丘师范学院学报》8期）。

　　本年度书评有周鑫《追寻元代文化的多元风貌：（元代文化史）读后》（《中国史研究》4期），张海云《白迈克（蒙古帝国的畏兀儿人）述评》（《集刊23》），孟凡云《民族交融背景下全景式的元代经济史——评李斡（元代民族经济史）》（《中南民族大学学报》1期），张艺曦《评何淑宜（香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二卷），刁培俊、林明华《（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评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二卷）、高福顺《北方民族政权历史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辽金元史学研究）评价》（《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1期）。

作者信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3期

　　本年度出版的主要著作还有：葛金芳《两宋社会经济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彭少辉《元代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高树林《古代社会经济史探》（宋辽金元经济史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韩瑞军《宋代官员经济犯罪及防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傅蓉蓉《走向盛宋：北宋前期南方经济圈形成与文学转型》（光明日报出版社），张照东《宋元山东区域经济研究》（齐鲁书社），田银生《走向开放的城市：宋代东京街市研究》（三联出版社），廖寅《宋代两湖地区民间强势力量与地域秩序》（人民出版社），邢铁《宋辽金时期的河北经济》（科学出版社），刘方《盛世繁华：宋代江南城市文化的繁荣与变迁》（浙江大学出版社），王曾瑜《纤微篇》（河北大学出版社），韩光辉《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徐吉军《南宋临安社会生活》（杭州出版社），铁爱花《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研究》（人民出版社），方宝璋《宋代管理思想》（经济管理出版社），魏天安《宋代官营经济史》（人民出版社），粟品孝等《成都通史·五代（前后蜀）两宋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王德朋《金代商业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孙继民、魏琳《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8月17-19日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在武威举办的“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10月21-23日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在杭州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12-16日河北大学与韩国宋辽金元史学会在首尔联合举办的“韩中第四届宋辽夏金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25-26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广州举办的“十到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暨岭南宋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等学术研讨会，均有多篇社会经济史论文发表。

　　本年度发表的论文对农业、财政赋役、自然灾害与荒政有较多关注。整体研究深度和广度有所提升。

　　综论：

　　高寿仙《“行业组织”抑或“服役名册”？——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的性质与功能》（《北京大学学报》6期）认为，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只不过是官府设置的一种徭役制度，不但与欧洲的“行会”没有相同之处，而且可能只是一种“役籍”即服役名册，而非实体性的组织，在册成员除了按照官府确定的次序轮流服役之外，相互之间并无组织性的活动和联系。戴顺祥《城郊经济与宋代城乡关系探析》（《思想战线》6期）认为，宋代城郊经济是城乡经济互动的产物，对宋代城乡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城郊经济的发展，体现出宋代城乡经济不断融合发展的趋势，代表着城乡经济关系发展的新方向。许学权《高丽对北宋、辽的朝贡政策探析》（《西安社会科学》1期）认为，朝贡政策促进了高丽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反映出高丽王朝的“慕华”观念。李雪辰《论宋代功利思潮的演进》（《兰州学刊》2期）认为，宋代功利思潮伴随着北宋“通经达用”的学风而兴起，南宋以后，随着理学上升为官学和事功学派的衰落，宋代功利思潮逐渐式微。

　　唐广《略论宋代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方法》（《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期）认为，宋代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方法是治吏的重要工具之一，事关对人才的选择任用，对于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王雷、赵少军《金代吏员集团对经济的影响》（《黑龙江史志》17期）认为金代吏员集团在交钞的发行、流通、管理中，吏员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哈斯朝鲁《元代蒙古人所经营的主要产业》（《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报》1期）认为元朝蒙古族居住地区在主营传统畜牧业的同时，还兼营狩猎业、小规模农业、建筑业、民族手工业和外贸商业等多种产业。陈碧芬《元代对滇东北地区的经营与开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期）认为元朝通过军事征讨、政治统治、屯田、驿站设置、设学等，对滇东地区的经营与开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陈曦《宋代地方水利秩序的构建与传承——以崇阳县白泉陂与乖崖祠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期）透过宋代地方官员因水利实践而被神化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象征意义在明中叶的退去，认为可以窥见宋代以来的地方水利秩序在元明间的承续与变迁。

　　农业：

　　陈放赭《论辽从游牧经济向农耕与游牧并重的转变与农牧和谐关系的实现》（《文山学院学报》5期）认为在燕云人辽前后，北方地区的经济特征出现变化，即发生了由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向农耕与游牧相结合的生产的转变。夏宇旭《浅析辽代农业科学发展状况》（《安徽农业科学》14期）认为辽代农业科学技术在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辽代农业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孔祥军《“农为政本，食乃民天”——试析宋代“重农”思想在国家层面的反映》（《南京农业大学学报》4期）认为，宋初提出的“农为政本，食乃民天”的重要思想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予以强化，使得各级亲民官员皆以农务为重中之重，成为推进农业生产建设的重要力量。赵亚凡、刘金岗《试析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农业考古》4期）从人口的增长和垦田的增加、农田水利建设、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等方面分析了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何凡能等《北宋中期耕地面积及其空间分布格局重建》（《地理学报》11期）以北宋暖期为研究时段，对北宋中期各路耕地面积和府级人口数量做了新的考察。王丽歌、姜锡东《宋代福建与两广地区的粮食生产与调运》（《中国农史》1期）认为宋政府通过海上运输，将两广的大量余粮运往福建，为福建人口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促进了两地经济的交流。武建国、张锦鹏《宋代江南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利用与流动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认为宋代江南地区“溢出”的农村劳动力表现为“候鸟式”、“风筝式”、“鱼跃式”三种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王丽歌《宋代福建地区人地矛盾及其调节》（《古今农业》l期）认为北宋中后期以后，福建紧张的人地关系迫使人们通过开垦土地、发展高效农业、向外迁移、经营工商、发展教育和佛教事业等方式进行调节。裴一璞《宋代四川荔枝考述》（《古今农业》1期）认为四川荔枝佳品众多，多获时人赞誉，堪称实至名归。张显运《宋代牛羊司述论》（《中国农史》1期）指出宋代牛羊司与太仆寺、驾部、群牧司等官营畜牧业的管理机构各有分工又相互合作，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管理机制。李旭东《试论宋代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经济研究导刊》16期）认为宋代河洛地区的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同时其他一些作物如粟、菽、芝麻等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王德朋《论金代的粮食生产与粮食交易》（《黑龙江社会科学》4 期）认为金代不同地区粮食的供应能力和交易价格差距较大。

　　姚培锋等《南宋绍兴地区的市镇与农村经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南宋时期绍兴地区农村市场快速成长，形成了包括初级市场和中心市场在内的两级体系。杜鹏《元代侍卫亲军屯田论议》（《河西学院学报》6期）从元代屯田的基本状况、管理以及制约因素等方面探析侍卫亲军的屯田状况。丁超《元代大都地区的农牧矛盾与两都巡幸制度》（《清华大学学报》2期）认为元代两都巡幸制度建立的经济动因之一就是“虑妨农”和“便畜牧”。曹学川《元代武宗海山对哈刺和林边民的粮食供给问题探析》（《内江师范学院学报》3期）认为元廷通过运粮、屯田等一系列有效措施解决了和林边民的粮食问题。蓝武《元明时期广西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开发的主要成就探因》（《广西民族研究》2期）认为元明时期中央间接统治和壮族土司“以其故俗”世袭统治的双轨式管理体制下，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农业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吴超《元代劝农机构初探——以黑水城出土文书为中心》（《西夏研究》3期）认为元代的司农司、劝农司、监察机构、地方官吏和社等均负有劝农职责。

　　手工业：

　　丁盎等《辽代建筑分期略论》（《中国科技论文在线》5期）认为辽代在建筑艺术和技术上的成就不逊于中国其他任何一个朝代。杜成辉《从应县木塔秘藏题记看辽代的雕刻印刷业》（《北方文物》2）认为辽代雕刻印刷业的编纂、校勘、负责官员名号和雕印流通机构等一应俱全，已经具备后世出版发行机构的雏形。韩荣、吴文苑《辽金时期游牧、渔猎民族陶瓷饮具研究》（《江苏大学学报》3期）认为辽金时期游牧、渔猎民族的陶瓷饮具发展中始终具有适应放牧、渔猎活动需要及食物贮藏需要的特点。

　　丁玉玲《白酒起源宋、元诸说的图书文献考辨》（《酿酒科技》7期）认为宋代文献反映中国白酒起源的确凿证据不足，元代文献始有关于蒸馏制酒的确切记载，而江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的发现，证明元代起源说是可信的。方晓阳、吴丹彤《促进宋代印刷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北京印刷学院学报》6期）认为纸业兴盛品质优良、制墨技艺突飞猛进、专业写版群体出现、刻工家族已然形成、刷印技术专人承担等是促进宋代印刷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黄顺春、方宝璋《宋代矿冶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国矿业大学学报》4期）认为宋代矿冶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进步表现在四个方面：合理的劳动分工、完善的绩效考核、货币激励、劳役制向召募制变革等。李坚《宋代坑冶业中的国家与地方——湘粤赣边的考察》（《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期）认为宋代极力保障韶州作为南方地区坑冶中心的地位，不仅强化了地方的军事防御体系，同时也适时地改进坑冶的生产技术及制度。杨惠玲、杨鸿光《论宋元时期藏区的黄金》（《西藏大学学报》3期）指出藏文史籍中多处提及宋元时期藏区黄金的开采及使用情况，尤其元代随着后弘时期佛教的发展，大量的黄金用于佛教建筑装饰及书写佛经等宗教领域。

　　杨莹《论宋代食品贮存加工的方法与特色》（《开封教育学院学报》3期）认为宋代保鲜贮存的方法有窖藏法、冷藏法、密封法、混放法、灰藏法等，保鲜贮存多应用于粮食与果蔬食品；而宋代食品的干制贮存，根据不同的方法与特色，可分为干燥法、腌制法、糟制法和糖制法。刘伟榕、贺威《宋元福建制盐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盐业史研究》2期）认为从宋末的浮沙晒盐，到元中的盐埕砂盐，再到明初的邱盘晒盐，福建海盐晒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史晓蕾《我国至晚在金代初年已经出现砘车》（《中国科技史杂志》3期）根据山西屯留宋村金太宗天会十三年（1135年）墓葬壁画，指出元代王祯《农书》首次描绘的条播后的压实农具——砘车至晚在金代初年已经出现。

　　商业贸易：

　　林旭鸣《论唐宋时期两广地区海外贸易与市舶贸易官制的变化》（《岭南文史》3）从官制变化角度探讨了唐宋时期两广地区的市舶贸易，并指出这种官制的变化不是基于长远的发展，而是基于在短时间内从中榨取最大利润的思想。杨蕤《五代、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西域研究》3期）重点就五代、宋时期中原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辽、金政权与西方世界，西夏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等内容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并作评论。孙继民、许会玲《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再研究》（《历史研究》4期）认为《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收录有15件有关西夏榷场使的汉文文书提供了西夏南边榷场使汉文文书的实物样本，反映了西夏官方汉文公文制度、外贸统计制度和扭算制度、外贸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等。

　　许永璋《宋代中国对非贸易探讨》（《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期）认为宋代中国与非洲建立起了贸易关系。中国向非洲输出的主要是丝绸、瓷器和钱币，从非洲输入的主要是香料和象牙。黄纯艳《宋代朝贡贸易中的回赐问题》（《厦门大学学报》4期）认为宋朝出于处理现实国际关系和解说自身正统地位的需要，把贡赐贸易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重要手段。但总体上两宋对贡赐贸易的态度都更趋务实，采取了若干减少回赐的限制措施。童莹《宋代社会之变与回族先民的发展》（《回族研究》3期）从体制之变、民生之异及风俗之移等方面，阐述两宋时期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对回族先民发展的促进作用。

　　夏时华《宋代香药走私贸易》（《云南社会科学》6期）认为宋代香药走私贸易区域主要在沿海地带，参与走私的有商人、市舶官吏、权贵官僚、沿海民众等。李合群《北宋“供百物有行”的见证——河南滑县北宋商行碑》（《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指出北宋京西北路滑州白马县重修古庙的布施碑碑文见证了北宋地方亦“供百物有行”。徐吉军《论南宋都城临安的酒店》（《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报》1期）从酒店的经营性质、等级规模、分布和经营特色等角度，通过翔实的史料介绍了临安酒店的基本概况和特征。朱文慧《南宋广南西路横山寨的贸易》（《北方民族大学学报》4期）认为以横山寨、永平寨、钦州三大博易场为代表的广南西路对外贸易在南宋时期得到较大发展。　　

　　马建春《两宋时期留居杭州的穆斯林蕃商胡贾》（《浙江社会科学》4期）认为，北宋时期大食等地穆斯林使节、商旅进入杭州贸易者日益增多，至南宋大食诸国蕃客居于杭城“蕃坊”内，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而随着其在华法律地位的确立及礼拜寺院的兴建，伊斯兰教得以在杭州传播。廖大珂《宋元时期泉州的阿拉伯人》（《回族研究》2期）认为宋元时期阿拉伯商人在海外贸易中举足轻重，曾控制泉州的对外贸易。宋朝政府为了管理外商，设置了蕃长。元时蕃长又称“亦思巴奚”。蕃长和亦思巴奚，波斯语称为沙班达尔，其渊源可追溯到古代波斯人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

　　商品货币：

　　王其良《宋钱出境初探》（《商丘师范学院学报》11期）认为，在宋与周边“诸蕃”以及海外诸国的交往中，宋钱不断外流。特别是基础货币铜钱的外流，不但加剧了“钱荒”，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也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刘超《试论东南会子对南宋社会的影响》（《贵州财经学院学报》4期）认为，南宋东南会子的过量发行，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对南宋王朝的财政及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黄金东《金章宗时期货币制度改革失败原因探析》（《史学集刊》4期）认为，章宗全面推行纸币的改革，由于各地官府储存的铜钱准备金数量的差异而难以实施，最终在日益恶化的财政压力下走向失败。王德朋《金代交钞制度新议》（《河南大学学报》6期）认为，自海陵王贞元二年金朝建立交钞制度起，交钞以其繁复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金代的社会经济，甚至影响到了金代国运兴衰。

　　城市、市镇：

　　王淑兰、韩宾娜《论辽代草原地区城市群体的特点——以上京道城市为例》（《中南大学学报》1期）认为以移民城市居多，主要建于与契丹民族历史文化有关的地方，主要分布于东南方，格局上分别以上京和中京为中心，其他州城呈环状分布等，是辽代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新建城市的四个特点。宋立《浅论北宋汴京商业市场的管理》（《开封大学学报》3期）认为北宋汴京商业市场管理机构日趋完善，各部门分工日益细致，相关法令不断得到调整，趋于完备，这体现出了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的态度。王晓霞《浅析北宋定都开封的原因和弊端》（《黑龙江史志》3期）探讨了北宋政权定都开封的原因及弊端。

　　吴晓亮《对宋代“拦头”与市镇管理关系的思考》（《江西社会科学》11期）认为，宋代拦头工作的场所从府州县的商税院或商税务一级，逐渐向下发展，广置于镇，甚至活跃在比镇更低一级的“市”；这一变化过程与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市镇的发展水平大致同步，在南宋尤为典型，是考察宋代市镇“市”级管理的一个重要窗口。张金花《试论宋代夜市文化》（《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1期）通过对宋代城市夜市兴盛背景、业态构成、夜市特色与文化的梳理，指出两宋夜市具有浓郁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消费特征。姚培锋等《论宋代绍兴城市经济》（《绍兴文理学院学报》4期）认为宋代绍兴城市经济发展显著，尤其是南宋时期，表现出工商业形态多样、经济结构完整和市场体系成熟等特点，在江南城市体系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侯耀坤、辛颖《南宋临安的薪柴——物资流通与城市生活》（《社科纵横》7期）以南宋薪柴的供应与流通为视角，通过对薪柴的产区分布、运输、市场交易的分析，探究薪柴在市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姚建根《简论宋元变革时期的杭州》（《浙江社会科学》1期）探讨了南宋末期及整个元代时期杭州的社会变化。

　　财政赋役：

　　杨兴、高杨《北宋三司使渊源初探》（《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4期）认为三司使大致形成于晚唐昭宗年间。三司使从其出现之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财政之职，无论唐代还是宋代在这点上是一样的。董昊宇、董雅慧《从天盛律令看西夏官库的收支》（《承德民族师专学报》4期）基于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对具有财物征纳、管理和支出的西夏官库的收支进行探讨。

　　刘卫平《北宋转运使与军粮供应问题探析》（《文教资料》2期）着重考察了北宋转运使与军粮供应经费来源的关系，在军粮的储备过程中与州级地方长官的关系，以及在军粮供应中与军队将领之间的关系。陈喜波《金代北京地区粮食物流实践研究》（《中国储运》10期）对金代北京地区的粮食物流实践情况进行了梳理，重点考察了粮食物流实践中的运输、仓储等物流环节。潘洁《元代亦集乃路赋税考——黑水城出土税票考释》（《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黑水城出土税票，代表了元代末期的税票格式，元代与西夏税额基本一致。周松《元代黄河漕运考》（《中国史研究》2期）认为元代黄河漕运向甘青藏区延伸的企图和输粮漠北的作用反映了元代一统国家充分利用技术手段促进内地、边地联系，巩固边防的积极性。　　

　　吴树国《试析宋代田税的内在变迁》（《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3期）认为宋代田税的征税对象——土地的进一步细化，主要包括按土地肥瘠分等制定税率和按土地种类划分税目。包伟民《宋代城市税制再议》（《文史哲》3期）认为宋代城市税制演变的种种迹象，表明赵宋政府常能随着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调整其赋税制度，其向社会攫取税役的能力相当突出，体现着两宋时期不同寻常的历史活力。宋宏飞《北宋田赋管理制度之评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期）认为宋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调整赋税来实现治理国家的目的，必须关注区域性、土地增减以及赋税执行人等变动因素。王棣《宋代赋税的制度变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3期）认为宋代赋税制度变迁所发挥的激励作用，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章琛《宋代广州商税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学术研究》10期）认为宋代广州城的商税在本州、本路以至全国均占有突出地位。孙继民、许会玲《西夏榷场使文书所见西夏尺度关系研究》（《西夏研究》2期）认为，可以通过西夏榷场使文书记载商品交易之间的关系推算出当时西夏西凉府地区所使用的度量衡之间的关系，并估计西夏榷场贸易中所收税额。

　　郭志安、王晓薇《论北宋黄河治理中的民众负担》（《保定学院学报》6期）认为北宋时期，在黄河决溢和修治不断的形势下，广大民众在治河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承担了巨大的负担。郑锋《北宋熙丰、元祐役法与绍圣役法的比较研究》（《江西教育学院学报》4期）认为北宋绍圣时期，朝廷恢复但未完全照搬熙丰时期的免役法。在具体执行免役法的过程中，仍保留了北宋熙丰、元祐时期的一些好的做法。陈朝阳《从熙宁“仓法”看宋代“加俸养廉”现象》（《洛阳理工学院学报》1期）认为有宋一代并没有因为“仓法”的实施使吏人为追求利益贪赃枉法、朋比为奸这一社会痼疾得到解决。宋政府“加俸养廉”的构想最终以破产而告终。郭艳艳《试析宋代赦书中的蠲减政策》（《中国农史》4期）认为宋代赦书中的蠲减政策限定了减放的条目及年限，增加了执行的监督机构，呈现出逐渐理性化的特点。

　　王文书《宋代的榷醋和醋息钱》（《河北大学学报》2期）认为宋代醋的生产始终处于官府的控制之下，醋息钱赋税化过程是中国古代官营手工业中商业利润演变为赋税的普遍现象的一个缩影。王红花《宋代盐官制度考述》（《盐业史研究》4期）认为宋代盐官的管理主要体现在选拔、考核、职责、禁令等诸方面。高国平《试论宋代盐钞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贵州财经学院学报》6期）认为宋政府通过发行盐钞，实现了食盐从直接专卖到间接专卖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为商人获利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为政府剥削盐商提供了便利。史继刚《宋代食盐消费需求分析》（《盐业史研究》4期）认为食盐的消费需求扩大和得不到充分供给是引发宋代私盐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陈彩云《元代温州盐政考述》（《盐业史研究》2期）认为由于地近产地，为保证盐课收入，元朝政府在温州推行“食盐法”，按照户口人数强行摊派盐课，使得盐场灶户大多破产，官盐价昂使得民众被迫淡食，私盐贩卖猖獗。

　　人口户籍。李智萍《宋代女户的户口分类问题》（《理论界》1期）认为宋代女户中不仅存在着女主户和女客户之别，还出现了女官户这一特权阶层。张显运《北宋时期河洛地区移民简论》（《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认为北宋河洛地区移民促进了当地人口的显著增长、农田的大力开发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杨淑红《从人口买卖看元朝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博弈》（《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元代社会各种形式的非法人口买卖问题很严重，在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关于人口买卖的博弈格局中，仍是民间社会占据了优势。马彩霞、袁飞《元代河南江北行省人口流动问题刍议》（《池州学院学报》1期）从人口流动的原因、方式及其影响三个方面讨论了元代河南江北行省的人口流动问题。吴超《蒙元时期宁夏平原的人口及劳动力资源初探》（《前沿》22期）推算蒙元时期宁夏平原的人口数量约6万左右。居民构成主要有屯军、移民、放良人员、少数民族居民等。

　　社会阶层：

　　夏宇旭《简论金代契丹族二税户及驱奴》（《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金代契丹二税户和驱奴尽管有很多被放良，但是依然大量存在，他们的地位还很低下，从事繁重的劳役。柳雨春、杨果《宋代商业中女性境况分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1期）认为宋代经商女性多处于社会中下层，其经商的主要驱动力是生计的需要，但其中也不乏竭力追逐利润者，部分经商女性为此不惜铤而走险。阮军鹏、任仲书《宋代城市游民的构成与谋生方式》（《河南工业大学学报》1期）认为宋代城市游民成分复杂，广泛分布在城市雇工、破落无赖、闲人、兵痞、江湖艺人、私妓、乞丐及流浪者等群体中。他们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或从事不法活动为生，为主流社会所鄙视。谭景玉《贾于市者明义利：宋元时期山东商人的义利观》（《山东英才学院学报》4期）认为宋元时期的山东商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能遵循儒家的义利观，对于保证当时商业交易的正常进行具有重要作用。

　　邢铁《宋代乡村“上户”的阶层属性》（《河北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宋代乡村主户五等户中的“上户”，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富民”。薛正超《唐宋以来“富民”阶层之规模探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宋代富民作为一个拥有雄厚经济实力且广泛分布、但其内部又有差别的新的社会阶层而得以逐渐形成。杨华星《宋代的贫富分化与社会调控》（《宁夏大学学报》4期）认为宋代富民阶层的社会救助属于慈善性的和多为地区性、临时性的，在当时社会救助中地位并不重要。

　　土地制度、经济法：

　　王晔《辽代幽云地区土地买卖的几个问题——以辽代石刻资料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3期）认为辽代幽云地区土地买卖的盛行和随之而来土地兼并，促成了辽代庶族地主势力的发展，乃至对辽金社会经济、政治势力的构成产生影响。侯铭峰《两宋土地关系的法律特征》（《河北理工大学学报》5期）从法制史的角度，以土地物权为视角对两宋土地关系的法律特征进行了探讨。杨卉青、崔勇《宋代土地契约法律制度》（《保定学院学报》5期）认为宋代土地制度的突出表现就是宋代土地契约制度的完善，包括土地流转中的形式，绝卖、典卖、租佃契约的法律规定，还有田宅买卖契约制度中的亲邻优先权制度、官版契纸、印契、契税、过割、离业制度等。　　

　　邵方《西夏厩牧法简议》（《法学评论》4期）对西夏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经济与西夏法典中大量独特的畜牧法律规定做了探讨。孟庆霞、刘庆国《简论西夏法典对买卖契约的规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6期）认为西夏民间买卖契约的内容要素完备、格式规范，法律在民间的契约实践中也得到了比较好的执行。陈鹏飞《宋代海外蕃商的法律地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9期）认为着商享有的法律地位是商业贸易对主体平等的自然要求，对宋代经济社会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魏文超、魏汉涛《机缘与困境：西方经验下的宋代海商法》（《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期）认为宋朝海商立法对外贸管理机构与官员的设置与职守、商船出海须履行的程序、税收、有关人员的奖惩等方面都作了规定。綦保国《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建立》（《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期）认为蒙古统治者平定中原及大蒙古汗国的国家职能和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原的官营工商业制度被蒙古统治者逐步接受并付诸实施。

　　自然灾害与荒政：

　　孙爱贞《北宋陕西路自然灾害状况及原因分析》（《丝绸之路》12期）认为作为宋夏战争的主战场，长期的战争对陕西路的森林资源和土地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从而加剧了灾害的发生。龚胜生、刘卉《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期）认为北宋时期形成长江三角洲和开封地区为全国一级疫灾中心，成都、西安、洛阳、长沙为次一级疫灾中心的原因，既与其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有关，也与其人口流动性相对较高有关。王东宋《自然灾害与党项社会——论宋初夏州政权的经营》（《宁夏社会科学》5期）认为初夏州党项生活区域自然灾害频发，影响到该地区的社会经济以及夏州政权统治者的经营。张全明《南宋时期疫灾的时空分布及其特点》（《浙江学刊》2期）认为南宋疫灾的发生与分布具有明显的普遍性、季节性、不平衡性与同类区域的相似性以及不同区域的差异性等特点。汪志国《宋元时期安徽自然灾害探析》（《古今农业》2期）认为宋元时期在今安徽境内发生的自然灾害频率比宋代以前高很多，特别是水灾更加严重。　　

　　陈德洋《辽朝社会保障措施述论》（《阴山学刊》5期）认为辽朝的社会保障措施，包括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李华瑞《宋代救荒中的检田制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宋代的检田在承袭唐五代的基础上，不仅制度、程序更加细致完备，而且灾伤检放的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前代。李华瑞《宋代的捕蝗与祭蝗》（《山西大学学报》6期）认为宋代官府及百姓都认识到蝗灾给国计民生带来的巨大危害，对捕蝗予以高度的关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孔祥军《宋代广惠仓研究》（《金陵科技学院学报》3期）对宋代广惠仓的建置沿革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郭志安、淮建利《论北宋黄河物料的筹措与管理》（《历史教学（下半月刊）》12期）认为北宋对黄河物料的筹措、使用、管理等诸多环节，都逐步确立了一套较为严格的组织和运行机制，从而保障了治河的有序进行。苏兆翟《北宋河政探析——以黄河为例》（《菏泽学院学报》1期）认为北宋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对黄河的河政管理，不仅在职官上有专门的设置而且还建立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水政管理制度。姚培锋、陈国灿《南宋时期江浙城市的贫困救助》（《浙江学刊》4期）认为南宋时期传统社会救助开始突破原来的荒政模式，由临时性的灾荒救助转向日常性的生活救助，而且城市越来越成为官方救助的重点。陈国灿《论南宋城市的官方救助体制》（《江海学刊》5期）认为与传统荒政的既有模式相比，南宋城市的官方救助具有对象的广泛性、内容的多样性、行为的规范性等特点，但就其体制而言是不成熟的，存在着诸多不足和局限。郭军（《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1期）从分析元代的较大灾荒以及元廷对受灾流民的赈济措施，阐明灾荒与流民对元朝的影响。颜培建、张金铣《蒙元时期的灾荒与荒政》（《理论学刊》4期）认为蒙元时期的救灾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赈谷赈银、减免赋税和徭役、禁止酿酒、节约粮食、设立救助机构、推广减灾技术等。刘荣臻、包羽《元代社会救济思想初探》（《前沿》2l期）认为，有元一代社会救济制度中包含了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并重、政府救济与自我救济并重、政府提供多方面的救济、采用国家财经手段用于救济、采用各种手段保证社会救济物资来源和进行广泛救济等社会救济思想。

　　其他：

　　孟莉娟《宋代四川地区旅游服务业繁荣发展的原因探析》（《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期）认为宋代四川地区旅游接待服务逐步完善且经营者已经具备了旅游服务意识，旅游服务业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李景初、朱晓燕《宋代江南地区旅游者的旅途食宿方式探析》（《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期）认为宋代江南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已能满足游人吃住的基本需要。汪圣铎、史泠歌《宋代施利钱研究》（《河北学刊》2期）指出，施利钱是宋代宫观祠庙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马晓林《地方社会中官方祠庙的经济问题：以元代会稽山南镇庙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指出元代会稽山南镇庙经济困境的直接原因在于缺乏管理者，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意识形态与民众信仰的脱节。叶烨、刘学《宋代公使钱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中南大学学报》5期）认为公使钱对宋词的促进并非制度设计者之本意，但可由赵宋君主优待文士这一政治生态获得解释，其中显示出的正是传统时代政治形态决定经济生活、进而作用于文学形态的特殊“传动”关系。

•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3期
• 作者信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