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概念史研究；中国；回顾；展望

　　【作者简介】李里峰，男，湖北神农架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和政治社会学研究（江苏南京210093）。

　　【原文出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福州），2012．5．92～100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1-0225）。

　　20世纪后半期以来，语言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得到认可，历史学的研究重心也因此发生了急剧变化，其主要表现之一即是概念史（his-tory ofconcepts）的兴起和盛行。随着《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辞典》、《法国的政治—社会基本概念手册》等大型辞书的陆续出版，概念史研究逐渐成为国际学界备受关注的史学类型和跨学科研究领域。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概念史手法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是译介概念史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而尝试构建与近代中国历史情境相契合的概念史研究路径；二是对近代中国的若干基本概念进行“知识考古”，试图厘清其演变过程及其社会政治语境，进而对近代知识体系之建构有所发明。【1】本文将简要介绍中国学界的概念史译介与实践，并就概念史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略作展望，冀望引起更多学者对概念史的关注和参与。

　　一、自西徂东：概念史之译介

　　概念史家大多认为，“概念史”这一表述最早出现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座》，用来指称一种史学类型，即考察艺术、法学和宗教的历史，可以纳入哲学史的范畴。20世纪后半期，概念史在德国发生了实质性的突破，其标志是1955年《概念史丛刊》的创办，以及三部概念史巨著的出版：十三卷本《哲学历史辞典》（1971—2001）、八卷本《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辞典》（1972—1997）、十五卷本《法国的政治—社会基本概念手册》（1985—2000）。【2】

　　作为概念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历史的基本概念》历时1／4世纪，以8大卷的篇幅，系统考察了德语世界100多个（组）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为此项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资源。他强调概念对于“现代世界的语言构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概念，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各种政治派别才得以表达他们的经验、预期和行动。他把启蒙运动之后从1750年到1850年的一个世纪称为“鞍形期”（Sattelzeit），在经历了漫长的两个山峰之间的低落、过渡时期后，欧洲实现了向现代知识的转换。这一“现代性”转型是以影响社会及其自我意识的四个过程为特征的，即“时间化”（概念随着时间而变化）、“民主化”（概念的社会边界日益扩大）、“意识形态化”（概念日益成为社会性概念体系的一部分）和“政治化”（概念的政治意涵日益增长）。【3】在研究方法上，概念史研究以“历史语义学”相标榜，关注概念的延续、变化和革新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调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着重考察词语、概念、文本与社会政治情景之间的关系。【4】

　　中国的概念史研究，正是从译介西方尤其是德国的概念史开始起步的。在此方面，方维规、李宏图、孙江等教授作出了积极贡献。方维规在德国学习、工作多年，深谙德国概念史研究之神髓，其译介较之通过二手文献辗转相传者无疑要高明许多。在《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一文中，他细致解析了被视为概念史之同义词的“历史语义学”（Historische　Se-mantik），指出历史语义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与阐释学、话语分析相类似的研究方法。历史语义学既是语言的，又是历史的，只有用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横向比较和纵向追踪）才能把握哲学、社会、政治等人文社会学科的关键概念和主要用语。【5】《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一文则比较了西方史学界探究概念的三种路径：德国史学界以“概念史”亦即“历史语义学”模式著称；英美史学界尤其是剑桥学派倡导“观念史”模式，注重探讨原本意义上的文本的语境；法国史学界以“话语分析”或“概念社会史”见长，将话语背后的语言形态或社会背景纳入研究范围。作者强调，“历史沉淀于概念”，“概念是思想的出口”，通过对历史中那些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概念”或“基本概念”的形成、演变、运用及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去揭示历史变迁的特征，乃是概念史研究方法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特色。【6】

　　李宏图将西方的概念史研究区分为英美和德国两大流派：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主要从概念与修辞之间的关系人手来研究概念史，不仅考察概念的历时演变过程，而且关注概念所包含的意义维度与语言使用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导致概念获得或失去合法性的原因；以科塞雷克为代表的德国概念史家深受社会史学术传统的影响，着重考察社会转型与概念变迁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变迁的长时段中把握概念的命运。【7】他还专文考察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指出“语境”、“概念”和“修辞”是其思想史研究的三个关键词，其中“概念”既是思想观念的核心和内涵，也是研究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和基本“单位”。与“观念的单元”的普遍性和反历史性相比，“概念史”更为突出思想演进中的断裂性和历史性。【8】

　　近年来，李宏图先后主编“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和“剑桥学派概念史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对斯金纳、波考克等剑桥学派学者的思想史和概念史研究作了成规模的译介。收入“剑桥学派概念史译丛”的《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和《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二书，其实是对西方概念史研究的反思性述评。前者旨在为英语世界介绍概念史的发展概况，着重评介了《历史的基本概念》和《法国基本政治一社会概念手册》的理论方法和研究特色，阐述了概念史与思想史、观念史、社会史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对德国概念史方法在英语世界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适用性作了乐观的预期。【9】后者主要从比较视野出发勾勒了概念史在不同国家的实践情况，其中第一部分“理论和比较的框架”从理论上阐述概念史与社会史、语言学、话语分析之关联，第二部分“主题与变奏”提供了对“国家理性”、“世界主义”、“民族”等重要概念的研究范例，第三部分“概念和图像”则以具体案例论述了图像语言是如何呈现概念变迁的。【10】

　　孙江针对国内学者在相关名目使用上的混乱，撰文介绍了概念史与词语史、观念史、社会史之异同。第一、概念与词语。概念是通过词语表现出来的，但比词语拥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在特定的词语里并被表象出来后，该词语就成为概念。概念史研究方法旨在打破从词语到事物和从事物到词语的循环运动，在概念和现实之间引发了某种紧张关系。第二、概念史与观念史。在观念史研究中，即使个别的观念能反映历史事象，但观念自身基本上是不变化的常数。概念史则注意到词语与社会、政治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概念本身就是“变数”。第三、概念史与社会史。社会史将文本作为分析手段，用以考察其背后的情境。概念史则缘于哲学用语史、历史语言学和语义学等领域，更加注重对文本中的语言和构成进行解释。【11】

　　关于西方概念史研究的其他介绍文字也偶然可见。例如，孙云龙主要依据前述里克特《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一书的中译本，对德国的概念史研究作了简要评介。【12】曹意强基于艺术史视角，梳理了从黑格尔、狄尔泰直到洛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脉络，其中提到洛夫乔伊的“哲学语义学”如何成为观念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又如何经施皮策尔转化为“历史语义学”，进而由观念史向概念史转化。【13】但是总体看来，在几部概念史巨著的中译本面世之前，中国学界对概念史的译介难免停留在浅尝辄止的层次。

　　二、多源交汇：概念史之方法

　　西方概念史研究引入中国不过数年时间，但几位中国学者已尝试从不同角度出发，探讨更契合中国和东亚近代历史特征的概念史研究方法。在概念史的方法论问题上，当前中国学界远未达成一致看法，而是从思想史、观念史、文化史、学术史、社会史等不同源头出发，结合西方概念史研究的基本理念，形成了既密切关联、又各具特色的不同研究路数。

　　孙江是近年来在汉语学界倡导概念史研究最力的一位学者，他将自己的研究旨趣概括为“东亚近代知识的考古”。有鉴于概念史与词语史、观念史、社会史之异同，孙江提出中国的概念史研究应该包含以下内容：“词语的历史；词语被赋予了怎样的政治、社会内涵并因此而变成概念的历史；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词语表述或日概念在文本中的不同呈现；文本得以生成的社会政治语境。其狭义内涵是关于词语和概念的研究，广义内涵是关于知识形态的研究。”【14】所谓“东亚近代知识的考古”，实际上是一项关于中国／东亚现代知识体系——语言、概念、文体、文本和制度之生产与再生产的综合研究，侧重考察从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知识移人中国／东亚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变异，并探讨有着同样经历的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知识往还问题。因此，他的研究既采用了德国概念史的研究手法，又超出了德国辞典式概念史研究的范围，而将“东亚近代知识与制度的形成”与概念史研究勾连起来。【15】

　　金观涛、刘青峰从1997年开始着手创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并以此为依据来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作者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以关键词为核心分析对象”、“以句子为基本分析单位”的“数据库研究方法”。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政治术语”之起源和演变的考察，作者认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变迁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840年至1900年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西方现代思想选择性吸收时期；1901年至1915年是儒家思想退到家族私领域，而在公共领域全面学习西方的阶段；1915年到1925年为学习引进西方现代制度，并由此引发知识界对民主、权利、社会等重要观念进行重构、形成中国当代思想的阶段。【16】在他们对若干重要概念的具体考察中，一方面注重从词汇、概念之具体语例的统计分析来揭示其内涵的丰富层次及其历史变迁，一方面始终围绕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变”与“不变”来展开论述。【17】

　　这种数据库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论，即科学主义数量统计方法能否解释思想现象。例如一篇书评文章对金观涛等人的研究提出了质疑：第一，观念的流行与心态的变化有时并无蛛丝马迹可寻，即便有所表露和展示，往往也很难用数据库中揭示出来的新名词或关键词的出现频率来表征其流行程度与广度。第二，信息和观念的传播方式、物质构成、商业运作、读者的获得途径和阅读接受情况等因素，都无法用精准的时间或数字来表现，企图用数据或频率来揭示存在致命的缺陷。第三，作为研究基础的数据库明显忽略了文学材料，忽略了近代小说、戏曲等文类，也缺乏从接受者尤其是一般民众角度看待这些观念的讨论。因此，其研究呈现的只是“局部真实”甚至可能是历史“虚像”。【18】

　　冯天瑜提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方法，以关键术语和核心概念为关注点，强调通过对概念作历史性考察，探析概念背后蕴藏的丰富历史文化意涵。在具体研究中，关注概念的原始词义及其历史流变，关注词义的内涵和外延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信息；注重考察近代日本借以对译西文的新名“逆输入”中国后逐步异化的具体过程，尤其是清末民初、“五四”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几年间这几个概念变迁关键时段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在此生态下的语义迁衍。【19】这一理路与概念史研究颇有契合之处，但方维规对“历史文化语义学”这一术语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如果取广义的“文化”概念，那么在“历史语义学”中嵌入“文化”似嫌累赘，因为“文化”是“历史语义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如果取狭义的“文化”概念，又会给人拘囿之感，因为很多概念本身超出了狭义文化范畴。【20】

　　黄兴涛自十余年前开始对中国近代“新名词”的研究，尝试从“思想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出发，分析清末民初大量涌现的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历史特征和“现代思想平台”之功能；并从考察一些特殊的新名词新概念的词汇构成特点与价值认同的角度，揭示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21】其研究方法体现出概念史与文化史相融合的特征，服膺陈寅恪先生所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22】，强调只有把近代中国新名词置于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广阔视野中去研究和透视，其历史内涵才能得到更充分的了解和揭示。【23】他还探讨了将具有后现代意味的话语分析运用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可能性，认为话语分析可以凸显将思想与社会更紧密融合起来的思考向度、强化思想史研究者对语言本身的敏感性、促进人们将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与后人历史书写结合起来进行透视，但这类探索本身也带来一些认知困惑，需要进行新的反思。【24】

　　桑兵倡导和推动的关于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学术史研究，是中国语境中概念史研究的另一来源。其基本假设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规范前后截然两分，只有了解这千古一大变局的各个层面，对中外冲突融合的大背景下知识与制度体系沿革、移植、变更、调适的众多问题深入探究，才能获得理解传统，认识过程，了解现在和把握未来的钥匙。”【25】桑兵主编的《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丛书迄今已出10余种，涉及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不同侧面。例如，孙宏云细致考察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早期历史，从具体的学术史事中揭示中国现代政治学展开过程的渊源脉络，条理史实，究明本原，为回顾本土学术经历、理解今人观念和行为中的历史沉积提供了具体详实的凭借。【26】程美宝着重讨论“地域文化”叙述框架在晚清民国年间形成的历史过程，指出近代中国“地域文化”的表达着重从历史叙述、种族血统、学术传承、方言写作、地方民俗等方面去发挥，近代读书人用地域文化来表达他们心目中的国家观念，在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之间建立起辩证统一的关系。【27】

　　对德国概念史浸淫最深的方维规则深有感触地强调“概念史研究的必要装备”。他指出，概念史或历史语义学的目的在于发现并阐明概念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别及其起源和成因，要求研究者具备必要的学术功底。研究中国近代“西学东渐”而形成的重要政治和社会概念，需要对本土文化的深刻认识，也需要必备的西学知识，二者缺一不可。例如考察“民主”、“自由”、“进步”等概念，需要弄清它们在西方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真正含义和具体运用究竟如何，它们是以何种姿态、何种意涵进入中土的，士人又是如何理解这些概念的，否则就会出现对概念的误解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28】

　　三、循名责实：概念史之实践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29】将概念史研究方法用于中国近代史领域，并非易事。迄今为止，中国学界真正意义上的概念史研究成果为数仍然不多，其中最引人瞩目者当属《新史学》同仁【30】的相关论文和金观涛、冯天瑜等人的相关论著。

　　孙江主编的《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收录了四篇探讨近代概念问题的论文，这是中国概念史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孙江探讨了东西洋知识的传统／近代层面及其相互勾连，指出中国传统东西洋知识的建构有赖于中国与南海地域之间的互动，东西洋知识乃是在内含了有关南海的地理知识和航海知识后所建构的自我／他者知识。黄东兰从语词上探究了“亚洲”这一由欧洲传教士催生的“他者”概念被生产的过程，以及这个“他者”如何被接受进而变成自我“概念”的过程，强调清末民国教科书中“亚洲”被赋予了政治、文化、人种的含义。章清考察了清末民初教科书中“自由”概念的呈现方式：在政治学架构中，“自由”是作为政治演进的核心观念被肯定的；在历史教科书中，“自由”作为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遗产而被肯定；国文、修身课本对“自由”的阐述则主要基于人与人的关系展开，凸显的是“恕道”和“容忍”。【31】日本学者川尻文彦比较了中日两国语境下“民主”概念不同的复杂含义，指出晚清中国“民主”从传统的“民之主”脱胎为近代概念，被赋予了“多人乱管”色彩；明治日本以汉字“民主”对译democracy，却始终难以在近代日本落地生根。【32】

　　黄兴涛主编的《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并非概念史研究之专辑，但其中若干论文亦与概念史密切相关。马钊的《女性与职业——近代中国“职业”概念的社会透视》将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概念研究结合起来，融合了“职业”作为词汇、概念和话语的三重视野，从女性近代命运的独特角度，探讨了现代“职业”概念在中国的形成，并努力揭示民国官方话语体系中的“职业”定义及其与20世纪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黄兴涛的《新名词的政治文化史——康有为与日本新名词关系之研究》、余新忠的《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虽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史研究，但也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涉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概念、词汇、观念及其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表现出寻求创新的文化史追求。【33】

　　《新史学》同仁既借鉴和吸收了德国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又将概念史研究融入“近代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一论域之中，“面对的是远比科塞雷克要复杂的跨语言、跨文化问题”。该刊第四卷即以“再生产的近代知识”为题，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涉及概念史研究。岸本美绪在考察中国史研究中的“近世”概念时提出，不要急于给“近世性”概念下实体定义，而应该关注16世纪至18世纪世界许多地区在受到大规模变动的冲击时，是怎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摸索新秩序的；不应该以倒叙的方式检验“近世”中是否存在通向“近代”的要素，而应该以“近世化”的多样性为背景来理解作为新的重建时代的“近代”。黄东兰以两部教科书文本为例，考察了尚处萌芽时期的日本东洋史的中国表述，指出日本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一方面援引欧洲万国史的历史分期，将中国史的时间纳入普遍史的时间之中，一方面又将中国史变为外国史、再变为东洋史，使中国成为空间上和文化上的“他者”。顾德琳依据“全球本土化”的概念探讨了race一词在中国语境里的不同表述，指出近代中国关于人分五种及中国人为黄色人种的观念主要来自日本的译介和西方传教士的译介，揭示了近代中国人种知识的外来性和复杂性问题。【34】

　　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是作者利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研究中国近代若干重要政治概念之形成与演变的论文汇编。该书虽以“观念史”名之，但从研究方法来看更接近于德法的概念史研究，而与英美的观念史研究差别较大。【35】除了相关的方法论讨论之外，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变考察中国对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选择性吸收和重构；通过rights译名的变化考察中国权利观念的起源和演变；通过“个人”、“公民”、“国民”等概念考察中国个人观念的起源和演变；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探讨西方社会观念如何进入中国；通过“天理”、“公理”到“真理”三个词汇的统计探讨表达政治制度正当性的观念变化；通过从“天下”、“万国”到“世界”的变化考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通过“格致”和“科学”的意义变化分析中国近现代科学主义的结构；通过“富强”、“经世”到“经济”的译名变化揭示表达社会组织蓝图的内在理念；从中西比较的视角探讨中国近代革命观念的起源和演变。【36】

　　冯天瑜是较早实践概念史研究的大陆学者，其代表作《“封建”考论》、《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也是国内较早的略具概念史色彩的著作。《“封建”考论》以中国历史为线索，对“封建”一词作概念史的考索与探究，分析这一词语的本义（古义）、西义（世界通用义）以及马克思的封建原论、现代中国的“泛化封建观”，试图为聚讼未决的中国历史分期提出新的观察视角和较精确的概念坐标。由于“封建”概念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此书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一再重版。【37】天瑜的其他研究还涉及“革命”、“共和”、“经济”、“科学”、“人民”、“社会”、“自由”等概念在近代的流变过程。【38】

　　黄兴涛主要聚焦于从清末到“五四”前后兴起的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概念，如“文明”、“文化”、“现代”、“中华民族”等。他梳理了“文明”和“文化”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过程，指出它们经历了一个摆脱轻视物质、经济、军事方面的内容，形成内蕴进化理念的现代“文明”概念；再从另一维度部分回归中国传统，进而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建一种新的狭义“文化”概念的过程。【39】他又对清末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从萌生到基本形成，也即其主题词的出现、传播、内涵研究的有关历史进行了细致考察，着重揭示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与这一观念发展的历史联系。【40】但黄兴涛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这些“社会政治基本概念”，还包括一些重要的文化史概念，例如，他探讨了女性代名词“她”字在汉语中形成与合法化的过程；考察了“黄色”为什么会从代表高贵、尊严的民族象征色彩词，逐渐转变成指代色情淫秽、具有内在矛盾的词汇。【41】

　　方维规不仅是概念史研究的重要译介者，也是较早实践概念史研究的中国学者，他对“知识分子”、“经济”等概念的考察，至今仍称经典。例如，他在梳理西方intellectual概念的基础上，对其中国版本“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内涵、发展及运用作了深入探讨，指出这一概念在中国确立之时几乎完全中国化了，并很快发展成一个自成一体的概念。【42】他又探讨了economy汉语译名的来源和类别，指出“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简称，原本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汉语译名，既包容了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的含义，又顾及了西方19世纪下半叶开始时行的political　economy的简略用法economy。【43】在关于近代中国“文明”、“文化”概念的考释文章中，他着重强调了西方语言中这两个概念的异同和关联，以及德国观点、英法观点对中国知识界理解“文明”、“文化”概念产生的影响。【44】

　　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概念史研究论文发表。例如，桑兵考察了近代“哲学”和“中国哲学”概念的起源，指出以“哲学”作为philosophy的译名并用以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出自日本学者，后为王国维等中国学者所接受，“中国哲学”的概念则包括了复杂多元的意涵。【45】章可考察了晚清天主教与新教的概念变迁，指出“天主教”最终由总称变成基督宗教之一派，以及“新教”译名之流行，是新教地位提升与晚清维新思潮相结合的结果，由此产生的“新教胜于旧教”观念，对现代中国人的历史和宗教认知造成很大影响。【46】

　　原初意义的概念史研究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但由于“概念”、“概念史”所蕴含的独特魅力，此名目常常被史学领域之外的研究者借用，作为考察本学科重要概念的方法论依据。例如，哲学界对西方“启蒙”等概念之演变过程的考察、对伽达默尔概念史分析方法的介绍，【47】政治学界对西方“国家理性”概念及其不同理解范式的阐述，【48】文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境”概念及其近代以来之演化的梳理和阐释，【49】法学界对中国“司法”概念演变的不同阶段及其特征的考察，【50】宗教学界对“宗教”概念之演变过程的梳理，【51】国际关系领域对“安全”概念之源流、发展及其理论意蕴的探讨，【52】建筑学界对建筑史中“空间”概念之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考察，【53】教育学界对西方教育史上“liberal　arts”（博雅学艺）与“hu—manities”（人文）概念之内涵及演变的探讨，【54】医学界对中国“花柳病”概念之渊源与传播过程的考察，【55】等等。这些研究与源自德国的概念史研究多少有所差异，甚或在研究旨趣上与之背道而驰，但在概念史刚引入中国的特定阶段，无疑对壮大概念史研究的声势有所助益。

　　四、共筑平台：概念史之展望

　　经过几年的译介和探索，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了解和接受概念史研究，但是毫无疑问，概念史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完善尚需时日。笔者以为，当前中国学界的概念史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身份未明。经过数十年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西方学界对概念史的基本特征（将概念而不是作者、文本、流派、问题等作为分析单元）和理论假设（概念形成的“鞍形期”及相应的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过程），以及概念史与思想史、观念史、文化史、社会史的异同和关联已形成基本共识，只是在各自的研究中有所取舍、有所侧重，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和路径。而在中国，虽有少数学者的大力译介，史学界对于概念史的基本内涵、理论预设和研究方法仍未达成共识。有的论文冠以“概念史”之名，实际上只是稍涉概念涵义的辨析而已，与德国和英美的概念史研究其实没有什么关系，难免鱼目混珠之嫌；一些与概念史研究旨趣相契合的论著，却以“观念史研究”、“新名词研究”等其他名目称之，从而削弱了概念史的学术影响和号召力。

　　二是时代未定。德国概念史研究有一个基本的“鞍形期”假设，即1750年至1850年是欧洲发生社会和概念剧变并导致现代知识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其他国家的概念史研究者也很注重为本国划定一个“转型期”，例如《法国的政治一社会基本概念手册》关注的时段是1680年至1820年，博尔（PimdenBoer）将16、17世纪之交和19世纪后半叶视为荷兰政治体制和概念结构的两个转型期，【56】波考克将英国政治和社会语汇的“鞍形期”划在1500年至1800年。【57】在中国，虽然百年前梁启超就提出过著名的“过渡时代论”，但中国的过渡期／转型期究竟起讫于何时，学界则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例如王尔敏认为1840年到1900年是酝酿中国近代思想的过渡期，【58】张灏则把把1890年至1907年称为中国思想的过渡时代。【59】具体到概念史研究，中国吸收西方思想和词汇进而形成自己的现代概念体系，有人说在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孙江），有人说在1840年到1925年（金观涛），还有人更明确地限定在清末民初到1920年代（冯天瑜）。

　　三是平台未建。德国的概念史研究之所以能蔚为大观，不仅在于其首倡之功，更因为在德国形成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概念史研究平台。这个平台至少包括以下要素：恢宏的研究计划，即本文开头提到的三部大型辞书编纂计划；杰出的领军人物，即科塞雷克和他的学生莱夏特（RolfReichardt），他们分别是德国概念史项目和法国概念史项目的负责人；出色的学术团队，即三部辞书的撰稿人，其中多有交叉重复者；可行的理论方案，即前文所述的概念史研究方法及相关理论假设；稳定的交流阵地，即1955年创刊的《概念史丛刊》及定期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丰厚的资料来源，如《历史的基本概念》主要有三种资料来源，即系统的理论家，政治、社会和法律资料，辞典、百科全书、专业手册和职业手册。反观中国的概念史研究，仅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按照各自的理解，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单兵作战式的探讨，而上述从事大型团队研究的基本条件大体上全不具备。

　　对概念史研究的基本旨趣和中国现代概念体系的形成时期缺乏共识，或可视为学术研究中的“百花齐放”，未必是坏事；但从事大型团队研究的学术平台仍未形成，不能不说是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一大缺憾。在笔者看来，有志于此的学者当从以下方面继续努力：

　　其一，系统译介德国概念史的具体研究成果。目前中国学界对德国概念史研究虽有所译介，但大致局限于对其发展概况和理论方法的介绍，读者很难从中看到具体的研究实例。概念史的发展壮大终究要从考察一个个具体概念人手，相关的理论方法也只有结合研究实践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因此有必要对德国概念史的具体研究成果加以译介。以德国几部概念史巨著的篇幅和分量，要在短期内全部翻译出版是不太现实的，但不妨学习日本和韩国的做法，从中选取一些具有基础性和共通性价值的概念或概念群译为中文，【60】便有志于概念史的学者参考借鉴。

　　其二，组建概念史的合作研究团队。概念史研究在起步阶段难免处于零敲碎打的状态，但要想通过概念史途径对中国现代知识体系获得全面而系统的认知，势必要依靠大规模、长时间的团队合作。德国概念史的几部扛鼎之作，均有数十名乃至上百名学者参与其事，经过短则15年、长则30年始告其成。【61】中国目前从事概念史研究的学者不过十来人，力量实在过于薄弱，而且没有一个宏大而可行的研究计划将其整合起来，很难产生学术累积效应。当此之际，尤其需要一位或几位既有深厚学术功底、又有出色组织能力的学者挺身而出，将更多的学者汇聚到一个学术机构、一项研究计划之中，以展宏图。

　　其三，出版概念史研究集刊和丛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的出现，通常需要一份专门学术刊物作为发表和交流的阵地；此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的兴盛，则往往以一批数量可观、分量厚重的研究成果出版为标志。中国的概念史研究者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由金观涛主编的《东亚观念史集刊》于2011年11月正式创刊，由孙江主编的《亚洲概念史研究》丛刊也将于2012年刊出第一辑。【62】不过，要出版一部（套）既得德国概念史之精髓、又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大型概念史研究论著，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诚如论者所说，概念史研究是“一种艰苦的工作”，需要坚实的学术功底和长期的学术积累。【63】中国学界接触概念史研究仅有数年时间，无论在学术队伍还是合作平台、理论探讨还是实证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都还十分有限，因此要专文评析“概念史研究在中国”似乎为时过早。本文只是就已有的译介文字和研究论著略作介绍与展望，以期更多的研究者加入这一行列，共同推动中国概念史研究的兴盛。文中粗疏错漏之处，尚祈方家批评指正。

注释：

【1】【11】【14】参见孙江：《近代知识亟需“考古”——我为何提倡概念史研究？》，《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3日。

【2】参见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载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中华书局2009年，第6页。这三部大型辞书既相互关联又各具特色，“《历史的基本概念》提供了最为精深的政治和社会概念史；《哲学辞典》对哲学术语（其中包括政治哲学、法哲学和社会哲学的核心概念）做出了最为广泛的讨论；《手册》则对法国政治和社会词汇的革命性变化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透彻的分析”。参见（英）里克特：《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MelvinRichter），张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3】参见（英）汉普歇尔一蒙克（1ain Hampsher-Monk）主编：《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4】参见（英）里克特：《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Melvin Richter），张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5】方维规：《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载冯天瑜等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9页。

【6】【28】【63】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研  究中存在的问题》，载黄兴涛主编4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中华书局2009年，第3-20，17-20，17页。

【7】李宏图：《中文版前言》，第2页，载（英）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8】李宏图：《语境•概念•修辞——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

【9】（英）里克特：《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Mavin Richter），张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10】（英）汉普歇尔一蒙克（Iain Hampsher-Monk）主编：《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12】孙云龙：《德语地区社会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概念史研究刍议》，《学海》2011年第5期。

【13】参见曹意强：《观念史的历史、意义与方法》，《新美术》2006年第6期。

【15】贺照田对于孙江等人把概念史方法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所保留，并警告中国概念史研究者当心“橘逾淮而为枳”，尤其是在选择所谓“基本概念”时，要防止过分依赖西方的知识制度和今天的观念视野，以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的陷阱。参见贺照田：《橘逾淮而为枳？——警惕把概念史研究引入中国近代史》，《中华读书报12008年9月3日。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但若因此而主动放弃概念史这一有力研究工具，似乎是过于谨慎、过于悲观了。

【16】金观涛、刘青峰：《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和数据库方法》，《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17】【23】参见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

【18】张仲民：《“局部真实”的观念史研究》，《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5月23日。金观涛、刘青峰的回应，见《简答张仲民先生对拙作的评论》，《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5月30日。

【19】冯天瑜、余来明：《历史文化语义学：从概念史到文化史》，《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14日。

【20】方维规：《一个概念一本书——读冯天瑜先生新作〈“封建”考论〉》，《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9期。

【21】黄兴涛：《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颖——兼论“思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22】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陈寅恪先生此言是在1936年复函沈兼士赞其论文《“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时所说，详参桑兵：《解释一词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本期栏目解说》，《学术研究》2009年第12期。

【24】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5】桑兵：《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26】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27】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29】《尚书•说命中》。

【30】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力倡以“进步史观”代替中国传统史学的“治乱史观”，由此拉开中国史界革命的序幕。2002年，一批青年历史学者以纪念该文发表一百周年为名举办了一次跨学科的学术会议，在后现代语境下追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2004年至2006年，这批学者以“新社会史”之名出版了3本论文集。2007年，《新史学》集刊由中华书局正式推出，现已出至第5卷，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反响。

【31】他在另一篇关于“自由”概念的论文中指出，中文世界对“自由”的阐述较为突出其负面的涵义，在晚清中国各种“主义”大行其道之际，“自由”却难以成为“主义”，在规划中国未来前景时让位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诉求。见章清：《“国家”与“个人”之间——略论晚清中国对“自由”的阐述》，《史林》2007年第3期。

【32】孙江：《“东洋”的变迁——近代中国语境里的“东洋”概念》；黄东兰：《“亚洲”的诞生——近代中国语境里的“亚洲”概念》；章清：《“自由”的界限——“自由”作为学科术语在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的“呈现”》；（日）川尻文彦：《“民主”与democmcy——中日之间的概念关联与中国近代思想》。以上论文均收入孙江主编《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中华书局2008年。

【33】均载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中华书局2009年。

【34】（日）岸本美绪：《中国史研究中的“近世概念”》；黄东兰：《书写中国——明治时期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中国叙述》；顾德琳：《近代中国和“人种”概念——“全球本土化”问题的历史探讨》。以上论文均收入黄东兰主编《新史学》第四卷《再生产的近代知识》，中华书局2010年。

【35】参见钱宁峰：《观念史抑或概念史—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学术界》2011年第4期。

【36】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法律出版社2009年。书中大部分内容此前已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二十一世纪》、《台大历史学报》、《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新史学》等刊物发表。

【37】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初版、2007年再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

【38】冯天瑜：《“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1期；《“经济”辨析》（上、下），《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2006年第1期；《“科学”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经济•社会•自南：近代汉字术语考释》，《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万齐洲、冯天瑜：《“人民”词义的变迁——政治术语“人民”之历史文化考察》，《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39】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0】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41】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黄兴涛、陈鹏：《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42】方维规：《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43】方维规：《“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44】方维规：《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史林》1999年第4期。

【45】桑兵：《近代“中国哲学”发源》，《学术研究》2010年第11期。

【46】章可：《概念史视野中的晚清天主教与新教》，《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

【47】汪堂家：《“启蒙”概念及其张力》，《学术月刊》2007年10月号；王晓丰：《概念史与语法考察——伽达默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概念考察比较》，《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48】任剑涛：《国家理性：国家禀赋的或是社会限定的》，《学术研究》2011年第1期；周保巍：《“国家理由”，还是“国家理性”？——三重语境下的透视》，《读书》2010年第4期。

【49】蒋寅：《原始与会通：“意境”概念的古与今——兼论王国维对“意境”的曲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0】周永坤：《中国司法概念史研究》，《法治研究》2011年第4期。

【51】张志刚：《宗教是什么？——关于“宗教概念”的方法论反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52】任晓：《安全——一项概念史的研究》，《外交评论》2006年10月号。

【53】张庆顺、胡恒：《建筑史中的空间概念史》，《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54】沈文钦：《Liberal Arts与Humanities的区别：概念史的考察》，《比较教育研究》2010年第2期。

【55】杜鹃、曹微克：《“花柳病”概念探源补遗》，《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年第4期。

【56】博尔：《德国的“概念史”研究和荷兰的“概念史”项目》，收入汉普歇尔一蒙克主编：《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57】转引自方维规：《“鞍形期”与概念史——兼论东亚转型期概念研究》，“东亚近代知识与制度的形成”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2011年11月）会议论文。

【58】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页。

【5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60】《历史的基本概念》和《法国的政治一社会基本概念手册》中收录的条目，见（英）里克特：《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fMelvinRichter），张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3—256页。

【61】德国概念史不仅整个研究计划，甚至许多具体条目都是众多学者通力合作的产物。以《历史的基本概念》中的“HerrchMt”（支配、权威、领导、统治、命令）词条为例，该词条长达103页，464条脚注，分9个部分论述这一概念在中世纪、现代早期、革命时代及现代的不同用法及其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异同，包括科塞雷克在内共有5名学者为该词条撰稿。参见（英）里克特：《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Melvin Richter），张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6—89页。

【62】这两期刊物收录了瓦格纳、施奈德、铃木贞美、川尻文彦、陈力卫、朴根甲、方维规、陈建华、潘光哲、黄克武、金观涛、孙江、黄东兰、黄兴涛等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其规模和水准都颇为可观（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这些成果详加介绍）。假以时日，这两份刊物的创办或许会成为中国概念史兴起的重要标志。

文章来源：《历史学》201209

　　摘要：酋长是拥有特殊社会政治地位的个人。酋邦是一种政治制度，拥有双层级的管理结构。早期国家则是三层级的、跨区域的社会一政治组织，拥有权力集中的政府，以规范复杂的社会关系。从游团、村落、酋邦到早期国家，社会政治组织呈现出日益复杂的结构变化。在最早的人类社会中，为了处理各种事务，临时首领应运而生。随着人口增加，社会事务日趋繁杂，管理形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从而出现了酋长、酋邦和早期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剩余产品的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社会规模逐渐扩大，对食物、土地、贵重物品的需求开始影响人们的行为之后，战争和其他强制力量才真正发挥作用。早期国家的产生需要四个必要条件，即一定数量的人口和领土，足以保证剩余产品生产以供养脱离直接生产人员的经济方式，合法化的等级管理组织，解释社会一政治不平等现象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游团  酋长  酋邦  早期国家

　　本文分析酋长（chief）、酋邦（chiefdom）和早期国家（early　state）等概念，并论述社会一政治组织的演化。首先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然后论述社会—政治现象演化的过程。很多学者曾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从而使得这些问题变得相当复杂。

　　一、酋长、酋邦和早期国家的定义

　　定义从来就不是客观的，定义的选择往往是一种策略。人们有时需要一个广义的定义，以便把尽可能多的案例涵盖起来。有时，为了排除大量案例而需要狭义的定义。这样，定义的选择或提出，完全是作者的学术偏爱。在定义的选择过程中，作者的学术背景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在我提出这些定义时，两种理论方法发挥了作用。首先，我喜欢比较研究。这意味着我的研究是以大量案例的相互比较为基础，这些案例源自很多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我的研究旨在发现并解释相似性、相异性。因此，我提出了广义的定义，旨在使这些定义适用于尽可能多的案例。[1]我的第二个兴趣与演化有关。我已经在几部论著中表明了我坚持什么类型的演化理论。在我看来，演化是结构的变化。[2]一旦某个变化的结果在一种制度或组织的很多方面或所有方面表现出来，那么，一种演化性质的变化便发生了。演化的方向是多维的，可能朝着越来越复杂的方向进行（这是传统观点），也可能朝着衰落或崩溃的方向发展下去。[3]而且，演化是分阶段的，也是有过程的。我们要想获得对现象及其最终变化的正确认识，阶段和过程都是必要的考察对象。[4]

　　在进行了前言式的陈述之后，我现在要把资料汇集在一起，对酋长、酋邦和早期国家这些概念进行定义。[5]

　　（一）酋长

　　酋长是对一定数量的人口进行管理的社会政治领导者。这一数量的具体数字尚无法确定，提廖太·厄尔认为应该以数千人来计算。[6]要想把酋长与其他类型的社会政治领导者区别开来，我们就需要提供更多关于酋长的特征。首先，酋长是世袭领导者，享有世袭地位。[7]库尔茨认为，酋长的地位体现了一种“政治职位”。[8]这意味着领导者能够将其权威和权力传给自己的后代，而不会受到政治群体的反对。酋长身份是某个家族的特权。当酋长去世时，他的儿子（有时是弟弟或堂兄弟）将继承他的职位。在这方面，他不同于大人（bigman）或主席（president），这些领导者拥有的是所谓获得性职位，他们是被选举出来的或者是被任命的，前提是他们为了获得那个职位而完成了某种形式的任务。然而，酋长们也不可能毫无作为，他们必须展示其统治人们的能力，并实现人们对其寄予的期望。[9]一个非常有权势的酋长有时被称为最高酋长，我们几乎无法把酋长与国王区分开来，他们都是世袭的社会政治领导者。也许有人认为应该去寻找他们拥有权力的程度有什么区别，但是，一个弱势的国王与一个有权势的酋长之间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这种方法于事无补。[10]事实上，国王是国家（或早期国家）的首领，而酋长则不是。

　　酋长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神圣的。人们相信酋长（通常以相当模糊的方式）继承了神、精灵或神秘祖先的血统，因而酋长被视作某些特殊能力的源泉，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那种能够对妇女、母牛和土地的丰产产生积极影响的所谓能力。这种意识形态使得酋长的领导权具有了强烈的合法性。

　　然而，关于这种意识形态，有各种版本的说法。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相当多的地区，人们相信，很久以前，一个男子为了农业生产而开辟了土地。在开辟土地时，他与土地精灵建立了联系。经过某种谈判以后，他们达成了协议。男子（和他的后代）将获得土地精灵所掌握的丰产能力，而男子（和他的后代）必须向土地精灵奉献某些祭品作为回报。[11]到这个地区定居的其他人将不得不与这个男子达成协议。既非征服也非战争在发挥作用，新来的人要想分享该男子拥有的丰产能力，就不得不承认这位领导者。科皮托夫认为，“形成中的宗族首领发现，只要使自己一直处在自下而上的金字塔顶端，就可以变成酋长”。[12]这种风俗至今仍然在非洲的一些地区发挥着作用。[13]尽管他成功地当上了酋长，但仍不是神圣的，所以他必须通过各种仪式将自己变成神圣酋长。[14]

　　在波利尼西亚，人们以前曾经认为，酋长的宗族与某个神秘祖先具有亲属关系，与神或精灵的联系密切。通过长子继承这一不间断的谱系，酋长与最早的类人神灵们建立起了联系。对于非长子家族来说，这种联系是间接的。[15]普通人与主要神灵之间的联系，则是以酋长为媒介。食物生产依赖于某些仪式，这些仪式是为了纪念祖先神而举行的，酋长垄断了这些仪式。既然整个群体的生存和繁衍都依赖于酋长的工作，那么就产生了一种感觉，即每个人都要感恩于酋长。事实上，人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必须为酋长提供劳力、食物、物品和女儿。

　　很明显，这种意识形态为酋长的地位提供了可靠的合法性，因为它解释并证明了当时的权力划分是正当的。这种制度可以顺利运行，但前提是酋长履行“协议”中他应承担的部分条款，使得丰产和安康变成现实。这是一种互惠关系。一旦酋长未能或不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酋长就可能被废黜，波利尼西亚的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Islands）、复活节岛（EasterIsland）就曾经发生这种事情。[16]神圣的非洲酋长和国王们则面临不同的命运。当他们接近晚年时，臣民们便担心他们不再能够履行必要的仪式，从而不能保证丰产。为了阻止这种灾难的发生，统治者必须死掉。他被他的妻子或仆人谋杀，或者他自杀。从他的众多儿子中，挑选出来一位强有力的新统治者，占据他的位置，并借助各种仪式变为神圣者。[17]

　　在所有事例中，酋长都把大量食物和物品收集起来，然后再发放出去。暴力可能在食物和物品的收集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是，酋长的合法地位通常使得强制执行没有多少必要。然而，物品的发放不能等同于再分配，因为大多数物品被用于供养酋长的统治集团，或者为统治精英的政治活动提供财政支持。[18]酋长的部分收入被用于构建大型工程，。诸如英国史前巨石柱这样的圣地，[19]戈佐岛（Gozo）的神庙，[20]复活节岛的雕像，[21]密西西比河谷的城镇，[22]玛雅的金字塔，[23]汤加和夏威夷的纪念性坟墓和神庙。[24]

　　很多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深信酋邦是以频繁的战争作为特征，[25]文学作品充满了进行战斗和征服的酋长和国王的名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否认他们的存在，然而，也有理由将酋邦构想为相对和平的组织。“战争状态”的概念解释了这一点。这个概念是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提出来的，认为在这些社会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最终会发生的战斗，约束那些野心勃勃的人。[26]为了免于这种危险，政治领导者们精心地建筑城墙、壕沟、栅栏和沟渠，使他们的聚落尽可能地牢固。这种防御体系基本实现了预期目的，[27]虽然防御工事不能阻止战斗和袭击的发生，却能使居民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

　　在概括了人类学论著经常提到的酋长特点后，可以对酋长做出如下定义：

　　酋长是拥有政治职位的世袭社会—政治领导者，他拥有所谓的增产能力，可以积聚物品，收集食物，用以维持以自己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建造大型的土木工程，并掌握着发动战争的最终权力，防御，或者征服。

　　（二）酋邦

　　卡内罗认为，卡勒沃·奥伯格将酋邦这一概念引入人类学和考古学之中。[28]1950年，奥伯格“提出了以政治结构的比较研究为中心的文化形态类型学”，酋邦是这些文化形态之一。酋邦这一概念很快被广泛使用。就其最重要的特征而言，奥伯格认为酋邦是多村落结构，由一位最高酋长进行统治；最高酋长控制着很多区和村落，而区和村落由低级酋长统治。[29]因此，这种政治结构的特点是双重管理层的存在：在地方，是大量的村落、亚族或家族，由低级酋长统治；最高酋长则属于中心管理层。

　　“酋长”和“酋邦”具有不同内涵。“酋长”一词与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有关，而“酋邦”这个词则与政治结构（组织）的特殊类型息息相关。酋长是人们的领导者，享有世袭地位。他或她处于政治组织的不同层级上。他们可能是村落首领，也可能是复杂政治结构的领导者。然而，酋邦则是政治结构体系的一部分，以多层级的政治管理为基础。最简单的政治结构体系仅由地方公社组成，特征是单一管理层，管理者是村落酋长或首领。第二种组织体系以双重管理层为特征，被称为酋邦，很多地方公社被统一在一个领导者的统治之下，这个领导者就是最高酋长。[30]早期国家是第三种组织体系，至少有三个管理层。[31]

　　热妮·哈戈斯坦因详细描述了早期泰国的母昂（muang），[32]母昂由一个中心村落和大量附属的有关村落构成，酋长或最高酋长居住在中心村落。这些母昂是十分稳定的政治单元，与雄心勃勃的统治者创建早期地域国家那种通常昙花一现的成就比起来，更是如此。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密西西比河谷存在双重管理层的村镇。德雷南、汉克斯和彼得森提到了欧亚大草原特里波耶（Tripol’ye）铜石并用时代的酋邦。[33]托马斯提到了波利尼西亚马克萨斯群岛的酋邦。[34]据此，似乎完全可以认为一个酋邦是由一个酋长统治，而一个酋长统治着一个酋邦。然而，民族学却向我们讲述了不同的内容。人们在美国和加拿大西北沿海地区的印第安人当中发现了大量地方公社，德鲁克认为“西北海岸土著文化当中基本和唯一的政治单位是地方公社”。[35]在这些地方公社中，每个公社都有好几个酋长。[36]这些酋长是世袭的社会—政治领导者，同一村落的多个酋长之间以及不同村落的酋长之间，都存在强烈的竞争感。[37]在海达人（Haida）中，同一村落里面生活着几个宗族，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世袭酋长。[38]很明显，这些多酋长的地方公社不能归人酋邦的行列。卡内罗指出，夸基特尔人（Kwakiutl）的很多酋长是根据他们在仪式中的地位确定等级的，任何酋长甚至最高村落的酋长都不能对其他村落的居民下达命令，而只能对自己的村落居民下达命令。他认为：“通过对整个文化的详细阐释来看，西北海岸的部落从未达到酋邦的水平。”[39]

　　可见，酋长与酋邦的关系并非始终一致。此外，我们也发现了其他一些由大人实施统治的双重管理层的政治组织，因此，它们也是酋邦。这种政治结构的事例是由范西纳提供的，[40]存在于中非的刚果地区。村落领导者和“区”领导者是大人。一个家族群体的领导者被称为“父亲”；这些家族的首领是他的“儿子们”。村落是一些家族的集合体，这些家族受显赫家族的大人领导。大量村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区”，这个区由“长兄”领导，长兄实际上就是村落首领中的最强大者。[41]

　　如前所述，酋长这个词应该专指世袭的社会政治领导者，而酋邦则专指双重管理层的政治组织，二者并非同一概念。[42]酋邦可定义为：

　　酋邦是双重管理层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它拥有数量不等的地方公社（村落、小村落、家族），每个地方公社都有自己的领导者，他们附属于居于政治中心的领导者。

　　（三）早期国家

　　这里阐述的早期国家特征，乃是基于笔者和沙尔尼克1978年合著的《早期国家》一书之中的论述。[43]

　　早期国家是独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具有边界明晰的领土和一个政府中心。[44]早期国家的经济以农业（在某些情况下，以畜牧业或混合经济）为主，以贸易和市场体系为辅，全职的专业人员也出现了。剩余农产品以及从贸易、市场征得的税收，构成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这可以从专职的官员不从事物质生产劳动这一点得到体现。[45]

　　早期国家的人口至少分为两个社会阶层，上层由统治者、他的亲属和贵族构成，社会下层则有小农和居住在小公社里的佃户等。食物的实际生产仅限于某些社会群体，物质资料的使用权也是不平等的，社会上层通常将贡物或税收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然而，税收是由所有社会群体交纳的，尽管各个群体的纳税在数量和质量上有所不同。

　　统治者的地位是以神话宣传和神谱为基础的，神谱将统治者与超自然力量（神、精灵或祖先）联系起来。他也被视作慈善者，即被视作赠品、报酬和礼物的给予者，他的周围是宫廷人员和卫士。早期国家的意识形态似乎建立在互惠的观念基础上：所有臣民都为统治者提供物品和服务（贡税），而统治者的职责是为臣民提供保护、法律和秩序，并赐予臣民以仁慈。统治者是早期国家的中枢，其地位的神圣性是其领导权的最重要因素。祭司集团维持国家的意识形态。统治阶层由统治者家族的成员、氏族或宗族首领以及高级职位的任职者构成。土地的私人所有制似乎罕见，而且似乎对于个人在早期国家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而言并不具有重要性。[46]社会不平等的首要基础似乎是出身，社会成员与统治者家族的关系远近是划分社会地位的准则，统治者与普通民众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亲属关系。[47]

　　为了管理早期国家，委任制演变出来。政府机构有大量执行公务的官员。“普通官员”主要出任地区和地方的职位，而“专业官员”则更多出任全国性的职位。尽管在理论上只有统治者才有权颁布法律和法令，但很多其他人也对国家事务及其发展发挥正式或非正式的影响。政府和国家朝着中央集权化的方向发展，其特点通常是人们对“权力平衡”政策的追求和对重要职位的竞争，向心力超过了分裂和分离倾向，中央政府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发挥着决定作用。然而，似乎只有统治者和统治集团才对国家感兴趣。对于普通人来说，国家遥不可及，除了偶尔征收税务，国家没有更多的意义。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将早期国家定义为：

　　早期国家是一种三层级（国家、地区和地方）跨区域的权力集中的社会一政治组织，其职责是规范复杂的分层社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至少分成两个基本社会阶层，或者说，出现了两个社会阶层，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阶层。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统治者拥有政治支配权力，被统治者履行纳税义务。以互惠原则为基础的共同意识形态使得这种关系具有了正当性。[48]

　　“共同意识形态”这个词并不意味着社会上层和下层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而是仅仅意味着两者在思想上存在足够的重叠部分，从而使得相互理解成为可能。互惠关系是不对称的，普通人提供物品和服务，统治者则为臣民提供保护、法律、秩序、丰产，这是一种物品与利益的交换。

　　二、社会一政治形态的演化

　　本文不可能全面分析演化过程和演化理论，也不可能详细描述所有类型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化。我把演化视为结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影响到文化（政治结构、社会）的所有方面或大多数方面。这解释了为什么演化性质的变化经常是缓慢的，有时几乎不能被人们察觉。较长时间之后，人们才能够确定一种结构变化已经发生。[49]接下来，我将提及一些特殊社会和特殊发展，这些社会和发展被认为是演化性质的。我们可以借助很多事例，勾勒出一种演化性质的发展。

　　（一）起点

　　可以稳妥地认为，具有演化性质的重大社会变化开始于大约一万年前。直到那时之前，地球上的生命仍处于寒冷和冰川的控制下。只有一些规模不大的人群生活在一起，依靠其作为狩猎者和采集者所掌握的技术生存下来。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生活始终是痛苦的和可怜的。1968年，萨林斯就指出，一些小规模人群可以被描绘为“最早的富裕社会”。[50]这种人群或者游团（band）的规模各不相同，介于25人至50人之间。[51]随着规模扩大，人群容易分裂。一个原因是食物供应无法满足需求，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种平等人群无力解决冲突。领导者既没有足够的权力处理纠纷，也无法纠正违反规则的行为。他（或她）事实上是一个临时首领，只有当他（或她）的领导足够必要的时候，他（她）才能够发挥作用。[52]游团的成员可以在没有首领的情况下完成任务，首领在这种情况下不起任何作用。游团的大多数人过着游牧生活，跟随动物而行。然而在一些情况下，游团会建立比较持久的居住地。游团人口的数量太少，不能确保人口的繁衍。一般来说，一个人在人群内找不到婚姻伴侣。为了允许必要的婚姻伴侣进入群体内，与其他渔猎采集人群确立并维持了一定关系，例如，互相交换姐妹，或者以协议的方式订婚。这样的关系网络可能一直在尼安德特人那里发挥着作用，很可能也在克罗马农人那里发挥着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关系网络是某种形式的部落。泰勒认为，早期人要么“与族外人结婚，要么走向灭绝”。[53]

　　（二）食物生产、村落和酋长

　　直到冰河时代结束后，人类的生活才真正变得与以前不同了。气候变化使得食物生产成为可能，更大的人群能够生活在一起，全新世时代开始了。[54]人们并非完全没有做好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准备，因为他们一直有群体生活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经验使得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稳定人群的生活促成了小村落和村庄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需要管理和领导。约翰逊对此做出了解释，[55]他分析了人口的增多与更持久政府形态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与处理越来越多信息和决策问题联系起来。人们吸收信息并将其转变成决策的能力在当时是有限的。如果领导权不得到发展，那么人群合作的特性和执行任务的能力将会衰弱，而人群将分裂。若使人群不分裂，就必须发展更有效的组织形态和更强大的领导形式。更发达的社会～政治组织形态的演化开始了，这种演化已经不可避免。

　　在一些农业小村落里，社会不平等可能已经出现。维尔德对荷兰（公元前5500—前5000）南部埃斯路（Elsloo）的班德克拉米克（Bandkeramik）村落考古遗址进行了认真分析，并与德国的小村落进行比较以后，发现了这一点。[56]房屋大小、废弃坑中发掘出的物品、斧子分布的不同，都清楚地表明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差别是存在的，房屋类型的差异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这些差异持续了很长时间，“阶等社会组织展示了极大的稳定性”，[57]墓地资料确实证明了他的结论。[58]以不同房屋类型的持续存在为基础，维尔德得出了如下结论：世袭领导阶层已经形成，村落酋长和小酋长发挥着作用。[59]酋长出现，结构变化已发生。

　　社会分层确实出现了，有时在实际生活中并未引起当事人的注意。康拉德·科塔克描述了这种发展。[60]他告诉我们，大约3000年前，只有极少人生活在东非的维多利亚湖畔。在适宜的条件下，人口开始增加。人口增长迫使社会演化，人们去寻找更多的居住地，在内陆发现了土地。但是，不像卡内罗的环境限制理论描述的那样，[61]我们没有发现战争或征服的迹象，发展是和平的。内陆的土地也是肥沃的，气候也是适宜的。唯一的不利是他们不再能直接进入湖泊，从而不能捕鱼，不能进行贸易。如果他们打算分享湖泊提供的优势，他们就必须得到湖畔居民的许可。在这种状况下，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谋生手段。弗里德将这个社会定义为分层社会（stratified　society）。[62]演化可能就是如此简单，这些发展很容易导致酋长和酋邦的出现。在分层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香蕉的生产发挥了作用，因为这些香蕉提供了安全丰富的食物源泉，这种食物可能被宗族首领用在再分配网络体系中。[63]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作为社会领导者的地位大大提高，这些领导者之中最具竞争力的或最具野心的人演变成了统治酋邦的酋长。

　　在塔西提岛的早期国家和酋邦中，也出现了大致类似的状况，这里的社会结构建立在雷美格（ramage）的基础上，雷美格是大规模的、世袭的、有组织的家族群体。在这些家族中，出生次序决定了等级。家族拥有土地、房屋、独木舟和其他财产。在雷美格之内，还存在较小的人群，这些群体也是世袭等级群体。最高等级人群的酋长是阿里莱（ari’irahi），是高级血缘家族的首领，这个家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最高祖先，这为他提供了神圣合法性。他的权威涵盖雷美格的所有居民点，雷美格已经扩张到了整个地区。从而，他统治着一个多村落社会，即酋邦。这种等级结构的必然结果是一些家族处于低等级。曼内胡（manahune）只有有限的所有权，一些学者将他们视为无地者，大多数曼内胡在贵族的沿海土地上做佃农。实际上，他们对岛屿内陆山区的土地拥有所有权，但这种土地是最无吸引力的。因此，他们不愿意远离大海，宁可在高等级成员的沿海土地上充当佃农。他们的地位低下，事实上与奴隶或仆人没什么差别。[64]

　　就中美洲而言，弗赖德尔讲述了大约一万年前人们是怎样在中美洲北部生活的。[65]他们的狩猎、采集和捕鱼生活方式逐渐让位于农业，开始生活在村落中。只有当一些植物“通过栽培而满足人类需要”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公元前5000年以后，特华坎河谷的一些村民开始寻找火山玻璃，贸易发展起来。也有迹象表明，在这个早期阶段已经出现了宗教形式。[66]格罗夫和吉莱斯皮认为，对于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家族来说，最有价值的土地是河流冲积堤，物产丰富。[67]一个家族或一群人控制了最好的土地，从而可以对其他人实行经济、政治和社会控制。人们对农业的依赖导致人们相信神必定发挥了作用，认为那些占据最肥沃土地的家族可能得到了超自然力量的支持。这种信仰是神圣酋长和酋邦发展的基础。一些酋邦建立了祭坛，明确表达了中美洲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酋长借助其神圣性质而被提升到高于社会的地位”。[68]越来越多的人口导致对食物生产的需求日益增加，培育出了杂交玉米，并使之成为稳定的食物来源。而且，旅行者和商人也在饥馑时期为人们提供食物。[69]

　　莱斯利·古纳瓦尔达纳详细描述了斯里兰卡社会不平等的演化、村落和水利丁程的形成。[70]与其他地方相似，这里的生态因素在形成社会不平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村落与村落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拥有的可耕地的土质和灌溉用水，是不相同的。从长远来看，这不仅创造了不平等，也创造了社会分层，并非所有成员都能平等地获得生活资源。[71]这种分层社会保持了几个世纪，显赫家族通过联姻构成了严密的关系网络，形成一个核心集团，外来者几乎不能进入。在这些社会发展中，对灌溉设施（水闸）的控制起到了关键作用，[72]农业繁盛与宗教思想之间的联系也建立起来了。[73]对于酋邦的演化来说，同族的核心集团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上述事例主要是考古学资料，接下来看一看人类学资料。在缅甸高地的克钦人那里，农业是首要谋生手段。[74]他们居住在村落里，村民借助宗族结构彼此联系起来，婚姻关系采取循环婚姻的形式。A宗族为B宗族提供新娘，B宗族为C宗族提供新娘，以此类推，直到最后X宗族为A宗族提供新娘。因为所有宗族既是新娘给予者，也是新娘接受者，所以这种制度没有导致权力和社会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人们不知道如何储存谷物，所以产生了为所有村民举办宴会的风俗，宴会主人可以获得很大威望。由于每个家族都经常组织这样的宴会，这几乎没有导致社会秩序结构发生变化。但可能碰巧的是，某个宗族能够一次接一次地举行几次宴会。这确实影响了村落的平等结构，那些幸运的宗族的威望得到提升。优势宗族的女儿们变得更昂贵，较高的新娘价格带来了宗族的兴旺。如果这种倾向继续，那么对于村落的男子来说，女孩就变得太昂贵了。然后，他们便构建一种新的婚姻循环模式，而繁荣的宗族不得不寻找另一种新娘交换循环模式，较大地区的贵族——富人——参与其中。这里经常发生的事情是繁荣的历史结束了，因为土地丧失了其肥沃性，谷物变得稀少，繁荣宗族的威望降低。以前的平等主义结构得以恢复。然而，如果宗族繁荣继续发展，那么不太幸运的宗族将为这些不寻常的发展寻找解释。这种解释用宗教术语表达出来：幸运的村民显然能比普通人更好地接触祖先或精灵。当时发展到达了关键阶段。直到那时，贵族宗族的地位始终建立在分配的基础上：宴会的举行和礼品的发放。但是，一旦村民们理解了事情的真相，礼品的流向就会改变方向。村民们开始为富有的宗族首领提供小礼品，他们的要求是他能在他们祖先面前为其美言。要求自．然得到应允。在最短的时间内，物质产品集中到贵族那里，而他则回报以非物质内容。一种社会发展起来，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非常相似。[75]贵族宗族的首领很快变成世袭领导者，即酋长，自愿纳贡和强制纳税出现了，早期国家最初的发展步骤就是以征税和强制为特征的。

　　克钦人从相互平等向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演化，在很多方面显示了与前面事例相同的演化因素。剩余产品也是发展的起点，贵族的统治开始发展。人们从意识形态上对不平等进行解释，认为富人肯定与神或精灵有着良好关系，因此，人们开始给他送礼，并最终发展为纳税。就像在非洲那样，在波利尼西亚和墨西哥，人们能够参与富有而强大的人的超自然关系，但付出的代价是服从、纳税和服务。在上面的演化中，有趣的是没有征服、暴力或战争的迹象。为了获利，人们服从酋长，为酋长提供物品、服务和女儿，以换取保护、健康和秩序，简言之，以物品交换利益。

　　这并不是说村落社会始终是和平的。关于暴力控制着人民生活的社会，一个事例是雅诺马米人社会。这个社会位于亚马逊丛林，[76]其存在是以地方特有的冲突为特征的。尽管受害者的实际数量很少，但整个生活都渗透着恐惧和冲突，战争显然在南美洲丛林地区非常普遍。[77]其他处于持久战争状态的例子是北美易洛魁人社会，它们结成了一种联盟，以维持内部和平，并与休伦人进行对抗，[78]休伦族人最终几乎被消灭。[79]海登里希认为：“任何人都可以计划和组织一次战争聚会，只要他能够得到足够支持”。[80]在欧洲的史前时代，暴力也曾发生过。[81]

　　（三）从酋邦到早期国家

　　发达的地方公社与新兴小酋邦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明显。地方公社的性质有时很难判断，它们可能由分散的家族群体构成，塔西提岛就是如此。在这里，人群由拉提拉（raatira）领导，拉提拉是贵族中的低级成员。大量人群形成一种区，由图法（toofa）领导。初看上去，这里的区可以视作酋邦。然而，因为这样的区是早期国家的组成部分，所以酋邦这样的词汇似乎不完全合适。[82]一般而言，酋邦由那些拥有丰富食物产品的农业中心演化而来。人们受到优良环境的吸引，不得不与中央村落的酋长达成协议，定居到那里，酋邦的演化便顺利进行。有时其他方式也发展起来，酋长借助这些方式能够扩大其领土范围。在汤加群岛，“战略婚娴”制度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当汤加塔布岛（Tongatapu）那些酋长的次子或弟弟去遥远的村落或岛屿，与当地首领的女儿结婚时，这种婚姻便发生了。移居的贵族和首领的女儿所生育的儿子通常能够成功地继承其外公的领导地位。通过这种方式，汤加人的影响扩大了，不必进行战争和征服。[83]

　　酋邦通常是十分稳定的结构。只要能维持相对繁荣，人们就没有理由放弃这种组织，或者推翻酋长。当食物生产不再足以供养人口时，问题就随之m现，甚至可能会导致酋邦的解体，很容易落人相邻酋邦的统治下。尽管很多学者将酋邦的起源与战争联系起来，[84]但我们所拥有的资料似乎不太支持这种观点。然而，当大量酋邦出现时，和平扩张领土的可能性就不再存在了，酋邦之间的战争就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战争可能会持续几年，直到分出胜负。[85]冲突和战争本身几乎没有创造力。霍尔皮克认为，一般来说，军事活动几乎没有产生建设性的结果。[86]他说：“纯粹的暴力不能给政治权威带来持久的政治制度，而且据我所知，几乎没有任何军事活动本身曾导致酋长权威的出现。”[87]可是，有这样几个地区，酋邦之间的战争经常发生。热妮·哈戈斯坦因详细描述了东南亚的状况，发现那里存在大量非常稳定的母昂（muang）（见上文）。野心勃勃的酋长试图通过征服相邻酋邦来扩大其影响。由于多山地形使得战争和征服有时难以奏效，于是他们试图通过与战败酋长的女儿联姻、缔结条约的方式扩大影响。虽然早期国家（三个层级的政治组织）出现了，但非常不稳定，根源是征服者缺乏合法性。后来，一些酋长从来自印度的宗教中寻找新的合法性，以便构建更稳定的早期国家。“佛教僧侣和印度婆罗门教徒在提供贸易和农业技术的同时，还为东南亚当地统治者提供了合法化概念，例如神王（devaraja）、法王（dharmaraja）、宇宙之王（cakravartin）以及其他类似概念”。[88]因为很多地方领导者拥有了这些头衔，所以不可避免地导致头衔贬值。他们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维持其地位，赏赐就是最重要的手段。这很快耗尽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另一个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最终取代了他的地位，并不得不面对同样难以解决的问题。[89]

　　有的学者认为战争和冲突对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化具有积极影响，促进了国家的形成，一个例子就是印加国家的缔造者帕查库提（Pachacut），他在1438年打败了昌加（Chanca）酋邦。[90]他的统治非常成功，经受住了大干旱的考验，“如果没有帕查库提建立的国家仓储制度，整个印加统治大厦将无可挽回地倾倒”。[91]另一个成功的征服者是欧洲法兰克人的酋长克洛维。他继承了父亲的统治地位之后，开始打败和征服其他法兰克人酋邦。[92]据说，他皈依罗马天主教以后打败了入侵的阿拉曼人，但伍德认为“天主教不可能是克洛维取得成功的关键”。[93]

　　迈克尔·泰莫斯基详细描述了中非国家凯内杜古（Kenedugu）和萨莫里（Samori）的形成，虽然这些国家的形成似乎受到了军事活动的极大推动，但他仍然首先提出了诸多先决条件。他指出：“早在国家真正形成之前，一些公社就开始生产一种能够供养统治团体的经济剩余产品。在这两个案例中，公社的人们也了解国家组织。事实证明，经济剩余产品和容易得到的组织模式都未能自动地导致国家的出现。”外部威胁将迫使这些社会组织起来，进行自我防御。人口增长和贸易更可能促进了国家的形成，“确保贸易路线安全的需要是国家发展的刺激因素之一”。贸易导致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差异，为统治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商业机会，商人和统治者的利益开始结合在一起。为了加强控制和剥削，另一种社会政治组织便显得很有必要。[94]为了强制推行新制度，军队也是必要的。在这些政治组织中，军队被用来保护贸易。尽管暴力必然存在，但我们没有发现与这两个国家形成有关的战争，军队只是一种警戒力量。

　　古老的沙漠国家加纳（Ghana）也是这种国家。[95]自从4世纪以来，加纳国家的产生就与贸易息息相关。几个家族控制着当地的沙漠贸易，最强大的家族对其他家族实施某种控制。康纳认为，早在8世纪以前，“社会财富和权力的不断聚集”就导致了加纳王国的发展。[96]博维尔说过：“这样的帝国没有明确疆界，因为统治者对控制领土本身不感兴趣，而是对那些与社会群体有关的事情感兴趣，他能够利用社会群体为自己在战争时提供士兵，为其宫廷提供仆人，为保持其仓廪丰实提供耕者。”[97]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松散的加纳早期国家发展成了组织严密的强大国家。莱弗森认为，到8世纪末，加纳已经成为穆斯林世界的“黄金之地”。[98]加纳的黄金用于交换食盐、布料和奴隶。食盐尤其是关键性贸易物品，因为撒哈拉地区的很多民族非常缺乏食盐。加纳有一个“二元”首都，即库穆比·沙勒（KoumbiSaleh）。首都的一部分是一个巨大穆斯林城镇，贸易和市场发挥中心作用。首都的另一部分是王城，国王和宫廷居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中。[99]就像非洲早期国家的所有统治者那样，他也被视作神圣之人，这使他的地位具有了合法性。加纳早期国家源于保护和专营沙漠贸易、市场和金矿的需要，是该地区的第一个国家。

　　在早期国家和酋邦中，我们不应低估经济的作用。中央的统治者，无论是酋长还是国王，都清楚地意识到了确保收入的必要性。酋长和其他高级官员没有过多地依靠暴力，而是通过持续不断地与他们的追随者交换礼物的方式，保持他们的地位。在班德克拉米克村落，财富与地位之间的联合已经建立起来，“权力”这个词对于这里的社会关系可能太沉重了。一些早期国家，例如印加帝国或者阿兹特克国家，极大地依赖于食物和物品对它们各自首都库．斯科城和特诺奇蒂特兰持续不断的供给。庞大的王室家族、大量贵族家族、无数的祭司和神庙、大批人口（工人、工匠、妇女和儿童）都需要食物、物品和奢侈品。永不止息的需求是人们的沉重负担，导致了动荡和骚乱，国家的存续甚至变得岌岌可危，西班牙人的到来和征服也许仅仅是这两个政治组织衰败的一个插曲。其实，这两个国家的衰败早在此前就开始了。[100]

　　简单的农业社会演化为早期国家，有时则是受到外部影响的结果。贝齐寮人（Betsileo）生活在马达加斯加东部的小村落里，他们在沿海平原种植水稻。[101]17世纪早期，当奴隶贩子四处捉人之时，他们的生存便受到了威胁。为了保护自己免于这种危险，他们在山顶上建筑了堡垒，防止猎奴者的捕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生活在自己的稻田附近。因为山顶的堡垒相对安全，所以大量人口到这里寻求庇护，给这些聚落带来了人口压力。为了保持堡垒内的法律和秩序，越来越多的管理措施成为必要手段，这就需要更强大的领导层。[102]在贝齐寮人社会，已经出现了氏族领导者，他们被赋予某种形式的神圣合法性。一些氏族领导者采取必要措施组织城堡的社会生活，他们很快具有了神圣地位，取得了高于其他所有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越来越复杂，如果必要的话，可以采取暴力措施，以保障规章制度的执行。通过这种方式，城堡具有了秩序，确保了安全和物品流通，最终具备了早期国家的所有标准。[103]需要补充的是，贝齐寮人创造国家的这种方式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罗纳德·科恩描述了农业国家帕比尔（Pabir）和比乌（Biu）的类似发展进程。[104]为了免于邻国的袭击，他们建筑城镇，修建了城墙。城墙内部人口的增加使较强大形式的政府成为必要，最神圣、最强大的首领逐渐成为神圣国王。

　　三、讨  论

　　在前面几部分，我们通过大量案例描述了村落、酋邦和早期国家的发展。这里，我们将把这些案例的信息分成三大类。这三个类别呈现出来的次序只是理顺大量信息的一种尝试，并非意在体现进化顺序。在进行这样的讨论之后，我们也许能够得出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组织演化的普遍性结论。

　　（一）经济

　　在这里，“经济”这个词汇关注的是“经济的占有和控制”。关于食物生产、运输、礼物、贡物和税务、酬劳和技术（公路与灌溉工程）的信息，都被放在一起，置于这个标题之下。食物生产对于全体居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全新世开始之后，农业很快发展起来。对肥沃土壤的需求量非常大，但是，肥沃土壤并不是很充足。因此，那些拥有优质土地的人很快就吸引了追随者，农业的成功被归因于幸运家族尤其族长与神、精灵或祖先之间的较好关系。那些想要定居在肥沃地区的人们不得不与该地区的族长达成协议，并以认可他的领导权作为交换条件。换而言之，以向该地区的族长表示臣服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才能够开始种植和收割庄稼。这种类型的关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地区可以找到，在中美洲的特瓦坎河谷、斯里兰卡和缅甸高原的克钦人那里也同样存在。

　　其他地方的人们认为，统治者的神圣地位确保了土地的肥沃和高产。作为回报，农民不得不服务于统治者，并为他的神圣场所提供物品和服务。这种状况发现于波利尼西亚群岛和古代埃及。

　　在一些案例中，统治者处于中心地位，依赖于源源不断的食物、物品和服务的供应，这些供应使他能够供养庞大的首都，为很多贵族家族和神庙提供给养。例如，印加帝国建立了庞大的公路系统，这使得食物和士兵的运输成为可能，各行省的仓库被用于储存食物和物品。在阿兹特克，首都的需求如此巨大，以至于统治者不得不征服相邻地区，并残酷剥削那些臣服的人。在这两个案例中，统治者也需要大量炫耀的物品，用于奖励他们的追随者和官员，从而珍贵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首都，物品在首都被分发出去。在其他地方，就像在斯里兰卡，人们建筑大规模灌溉工程，以满足可耕地的需要。在夏威夷，干燥的芋头田地被构建起来，与鱼塘一起，为人们提供必要的食物。[105]

　　（二）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条理清晰的思想体系，直接影响人类行为。从我们提供的案例研究来看，意识形态似乎在所有案例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所有地方的统治者都是神圣人物，是神、精灵或最高祖先的后裔。在大多数案例中，意识形态发挥双重作用。一方面，正是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地位为他提供了稳定的合法性，并使他有权力获得食物和物品。另一方面，正是人们从统治者的合法权力获益，统治者保护人们，使人们免于危险和罪恶，他还努力使他们获得妇女、土地和母牛的丰产。在那些统治者不能（或没有）满足全体人们希望的案例中，统治者通常丧失自己的地位，有时甚至丧失生命。

　　在非洲大部分地区，人们相信开垦了土地的人能够获得土地精灵掌握的丰产。这使他变得神圣，而人们依赖于他的授权，才可以耕种肥沃土地。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以前的人们相信食物生产依赖于某些纪念祖先神的仪式。这些仪式被酋长垄断。这里整个社会构建依赖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即每个人的地位依赖于他的／她的出生顺序，最年轻的人的地位最低，塔西提岛的曼内胡（manahune）的地位就是这样的。这种观念也在非洲的大湖区发挥了作用，较年轻的儿子和兄弟被赶离维多利亚湖畔。

　　在克钦人当中，幸运农民的成功很快就被归因于他们与祖先的良好关系，而不太幸运的农民开始给幸运农民礼物，以获得他的调节。在中美洲，那个拥有最高产量（最好土壤）的家族很快获得了声誉，即他们比其他人更得到神的支持。依靠这种信仰，他们很快获得了对其他人的社会和经济控制，而且他们变成了酋长，保卫着来世的人口。

　　在斯里兰卡，某些家族的优势以更好土地的掌握和开发为基础，更好土地的掌握和开发也经常意味着这些家族可以获得水。通过向佛教修道院大批捐赠物资，这些家族获得了丰富的业力，修道院使他们的物质优势合法化。

　　印加的统治者是太阳神的儿子，每年都仪式性地犁出一个田垄，然后将犁杖递给他的贵族们，接下来这些贵族也犁出一些田垄。通过这种方式，印加统治者展示了他对农业的影响。[106][107]阿兹特克统治者最重要任务之一是主持献祭仪式。无数的人被献祭给神灵慧兹罗波齐特利（Huitzlipochtli），而阿兹特克军队被派遣出去，捕捉囚徒，以便用于献祭。这种政策使阿兹特克国家丧失了王国内的所有支持，最终统治者只能孤身对抗西班牙人。[108]

　　（三）人口状况

　　这个词表明了与可耕地面积和其空间分配相关的人们的数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估计出社会的农业繁荣程度。然而，因为没有很多关于土地面积的信息，也没有很多关于土地产量的信息，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其他信息。最可能的似乎是那些关于人口增长和／或人口压力的信息。关于这些主题，案例研究提供了某种证据。

　　毫无疑问，在维多利亚湖周围地区，出现了人口增长的现象，很可能也出现了某种人口压力，因为人群中的年轻成员被送往内陆，远离湖畔。在非洲的其他地方，显然也有可耕地的短缺现象，结果那些不得不应对这种短缺的人们去往比较富裕的人群的领导者那里，以服从为交换条件，获得较好的土地。对于波利尼西亚而言，每个岛屿的情况都不同。在夏威夷，出现了某种人口压力，这导致政治领导者去建造鱼塘，并开辟可用的芋头田地。另一方面，在塔西提岛，出身微贱的曼内胡可能拒绝在内陆的贫瘠土地上耕种，宁愿在海岸作为佃农耕种高产的土地。在波利尼西亚，社会一政治组织与（可估算的）人口数量和可耕地面积之间的密切相互关系建立起来了。[109]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克钦人那里存在人口压力。中美洲的情况不太清楚。肯定存在某种人口压力，但始终改进的农业技术似乎使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斯里兰卡灌溉工程发挥了重大作用，水的分配提供了强大政治权力，这种事实似乎表明可耕地的可得性是有限的，结果某种人口压力确实发生了。

　　在凯内杜古（Kenedugu）和萨莫里这两个非洲国家，经济剩余被生产出来，但在稍后一些年里，人口压力出现了，贸易变成了满足人们需求的必要手段。对于黄金国家加纳而言，自给自足的生产已经足够了，因为在贸易物品中，食物并没有被提及。

　　为了保持他们的灌溉稻田，贝齐寮人逃到山顶的堡垒中，抵抗猎奴者的攻击，在和平时期返回他们的田地。在堡垒中，人口压力发挥了作用，这导致了一种较强大形式的政府的发展。

　　最近，查尔斯·斯宾塞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领土扩张与国家形成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10]然而，因为存在这样一些众所周知的早期国家，即领土扩张并没有在它们的形成中发挥作用，也有这样一些酋邦，即领土扩张没有导致国家的形成，所以总体来看，领土扩张似乎不是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四）复杂的相互作用

　　在前面几部分，我们已经把资料置于不同的标题下。然而，我们必须强调发展不是分离或孤立地发生的，而是在密切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方使另一方成为可能或必要，并使两者能够合并起来，使两者的合并成为必要之事，从而一系列事件发生了，这些事件最终导致了社会的结构变化。从而，这些社会的演化是大量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三个一般因素（经济的占有和控制，意识形态和人口状况）形成了复杂相互作用模式的本质，这是我们对它的称呼。[111]三个因素复杂的彼此互惠的相互作用创造了一些环境，社会一政治组织在这些环境中形成，或者因此激发了更复杂类型的发展。

　　人们可能会问战争和征服在这种模式中占据什么地位。我们不能低估战争和征服对社会一政治组织发展的影响，正如克莱森和沙尔尼克已经论述的那样，[112]这些现象更可能是意识形态、经济、政治或人口状况纷扰的结果，而非暴力本身的结果。从而，战争和暴力不能被视作独立因素。它们是派生因素。自然而然地，有时战争或征服明显地在朝着国家组织的方向发展，但战争和征服都不应该——一般意义上讲——被视作充分因素或必要因素。想当然地，战争推动了较强大领导权和更好的组织的发展，但它没有创造国家。印加和阿兹特克国家是战争在社会朝着国家状态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众所周知的案例。早期法兰西也是这种状况，法兰克人酋长克洛维打败并征服了所有相邻部落。

　　（五）国家形成的条件

　　对于很多学者来说，（早期）国家的演化是社会一政治组织最重要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国家演化出更发达的国家形态，而当时世界政治舞台由国家控制。这些明显的事实不应该令我们忽视另一个事实。另一个事实实际上同样重要，即在大量酋邦和大人制度社会中，只有少数达到了（早期）国家的水平。显然，在朝着国家发展成为可能之前，一些条件必须得到满足。以前面几部分的结论为基础，我们能够像下面这样概括这些必要条件。[113]

　　第一，必须有足够数量的人们形成一种复杂分层的社会。必要数量的管理者、仆人、廷臣、祭司、士兵、耕作者、商人等等，总量须以数千计。甚至塔西提岛最小的早期国家也至少有大约5000人。

　　第二，社会必须控制特定的领土。从长远来看，这样的领土不一定足够供养人口。在这样的案例中，征服或贸易显然是弥补其不足的方式。在其他案例中，政府更多的不是关心土地面积，而是关心自己对人民的控制。

　　第三，必须有一种生产制度，可以生产出剩余产品，足以供养很多专业人士、特权人群和不从事生产活动的人。

　　第四，必须存在一种意识形态，用于解释和证明等级管理组织和社会  政治不平等的合法性。

　　如果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不存在，或者未出现，那么国家的形成就是困难的，甚或非常不可能的。

　　如果缺乏有利的意识形态，那么或者一种社会将始终处于初生水平，或者其他类型的社会一政治组织将发展起来，例如异构型结构（heterarchy），或早期国家类似体。这些社会类型的讨论不在这篇论文的范围内。[114]安哥拉的姆邦杜人（Mbundu）是这种社会的恰当案例，这个社会因缺乏适合的意识形态而没有演变为较高水平的组织。这里大批人口生活在有利的经济条件中，人们曾几度尝试组建支配性的宗教或社会一政治结构。但这些尝试当中没有一次取得成功，人们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太强大了，以至于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中央集权的管理机构的控制。[115]只是在被相邻国家征服以后，姆邦杜人才创建出了支配性的社会一政治组织。

　　合情合理的假设似乎是，前面概括的四个条件也适用于所谓原初国家或原生国家的形成，这是弗里德提出的概念。[116]在他看来，原生国家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它们是在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的条件下演化而来的。最近，布朗森在讨论一个崩溃了的国家复兴的可能性时，创造了“模板复兴”这个词，即当一个国家组织复兴的案例“与一种被充分理解和详细记录的历史模式非常相似”时，这就是“模板复兴”。[117]然而，只有当前面提到的四种条件同时出现时，一个国家一早期的，原始的，或复兴的国家——的形成才成为可能，无论有没有先例。

　　条件的发生本身并不足以导致国家的形成。要达到这样的程度，一些能够使发展达到国家状态的事件就是必要的。如果这没有发生，那么进一步发展就受到阻碍。从历史上人们熟知的国家形成案例来看，诸如食物和物品的短缺、人口压力、相邻民族的威胁、战争、新思想的引进、保护贸易路线和市场的需要等，可能发挥了这样的作用。简而言之，某种预料之中的或预料之外的事实发生了，并导致领导者们采取行动，提出创新。这样，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将原生国家的起源视作根本不同于其他早期国家起源的现象。原生国家和所有其他早期国家都展示了组织和立法方面的相似性，因为中心政府遇到的问题类型（征税、交通、防御等）在每个地方都是相同的。由于事实也证明只有少数解决方式才是有效的，所以成功的早期国家所运用的解决方式也有很大的相似性。那些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的国家消失了，原因与达尔文的观点类似：这里也是适者生存。

　　注：本刊发表之时略有删节

　　作者亨利·J．M．克莱森，荷兰莱顿大学教授；译者郭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  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

注释：

[1]关于比较方法，参见Andre J.F. Kobben, “Why Exceptions？ The Logic of Cross-Cultural Analysis, “Current Anthropology,vol. 8,  1967,  pp.  3-34;  Andre J. F.  Kebben,  “Comparativists and Non- comparativists in Anthropology, ” in R. Naroll and R. Cohen, eds. , A Handbook of Method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581-596;  S.  F.  Nadel,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Cohen and West, 1969, pp. 113 ff, 248 ff; Henri J. 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 The Early State, The Hague: Mouton, 1978, pp. 533-537.

[2] Henri J.M. Claessen, “Problems, Paradoxes, and Prospects of Evolutionism, ” in N.N. Kradin, A.V.Korotayev, D.M. Bondarenko, V. de Munck and P.K. Wason, eds. , Alternatives of Social Evolution, Vladivostok: Far Eastern Branch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0,  p. 2; Fred Voget, A History of Ethnolog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5, p. 862.

[3] Henri J.M. Claessen, “Problems, Paradoxes, and Prospects of Evolutionism, ” pp. 1-11; Henri J. M. Claessen, “Was the State Inevitable？”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vol. 1, 2002, pp. 101-117; Henri J.M. Claessen, “On Early States: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Fall,”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vol. 9,  2010,  pp.  3-51;  Henri J. M.  Claessen,  Structural Change: 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Leiden: CNWS Press, 2000.

[4] Robert L. Carneiro, “Process vs. Stages: A False Dichotomy in Tracing the Rise of the State,” in N. N.Kradin, A.V. Korotayev, D.M. Bondarenko, V. de Munck and P. K. Wason, eds., Alternatives of Social Evolution, Vladivostok: Far Eastern Branch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0, pp. 52-58.

[5]参见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vol. 10, no. 1, 2011.

[6] Timothy Earle,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4; Timothy Earle, “Chiefs, Chieftaincies, Chiefdoms, and Chiefly Confederacies, ”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vol. 10, 2011, p. 28.

[7]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pp. 146 147.

[8] Donald V. Kurtz, Political Anthropology: Paradigms and Pow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1, p.54; Donald V. Kurtz,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Political Status to Political Office, ”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vol. 3, 2004, pp. 150 175.

[9] Henri J．M．Claessen，“On Chiefs and Chiefdoms，”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Vo1．10，2011．pp．5-26．

[10] Henri J．M．Claessen，“0n Chiefs and Chiefdoms，”P．6；Robert L．Carneiro，“The Chiefdora：Precursor Of the State，”in G．D．Jones and R R．Kautz，eds．，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47；Peter　Skalnik，“Chiefdom：A　Universal　Political　Formation？”Focaal—Europe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v01．43，2004，PP．79—81．

[11] Igor Kopytoff，“Permutations in Patrimonialism and Populism：The Aghem Chiefdoms of Western  Cameroon，”in S．Keech—McIntosh，ed．，Beyond Chiefdoms：Pathways to Cornplexity in Afric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90—91；Henri J．M．Claessen，Structural Change：  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PP．146—147．

[12] Igor Kopytoff，“Permutations in Patrimonialism and Populism：The Aghem Chiefdoms of Western Cameroon，”P．91．

[13] Aad Zuiderwijk，Farming Gently，Farming Fast：Migration．Incorporation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in the Mandara Mountains of Northern Caineroon，Leiden：Centr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of Leiden University，1998，P．92；Peter Pels，Het uitzonderen van A厂rika，Leiden University：Inaugural l．ecture，2004

[14] Jean—Claude Muller，Le roi bouckmissaire：Pouvoir et rituel chez les Rukuba du Nigkria central．Quebec：Fleury，1980；Jean—Claude Muller，“Ideology and Dynamics in Dii Chiefdoms：A Study of Territorial Movement and Population Fluctuation（Andamawa Province，Cameroon），”in H．J．M．Claessen and J．G．Oosten，eds．，Ide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States，Leiden：Brill，1996，PP．99—115．

[15] Nicholas Thomas，Marquesan Societies：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Transfrmntion in Eastern Polynes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P．28-33．

[16] Henri J．M．Claessen and Martin A．van Bakel，“Theme and Variations：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ces in Polynesian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s，”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kunde.vo1．162．2006，PP．239，248；Ellen Morris，“Lo Nobles Lament，the Poor Rejoice：State Formation in the Wake of Social Flux，”in G．M．Schwartz and J．J．Nichols，eds．，After CollapsP：The Regeneration of Complex Societies，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2006，P．60；Ren6e Hagesteijn．“The Angkor   State：Rise，Fall and In Between，”in H．J．M．Claessen and P．van de Velde，eds．，Early State Dynamit S，Leiden：Brill，PP．154-169．

[17] Jean-Claude Muller，“Divine Kingship in Chiefdoms and States：A Single Ideological Model．”in H．J．M．  Claessen and P．Skalnik，eds．，The Study of the State，The Hague：Mouton，1981．pp．239-250：Henri  J·M·Claessen，Structural Change：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PP．178-186．

[18] Patrick V．Kirch，The Ewdution of the Polynesian Chiefdom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39．

[19] Richard Bradley，“The Pattern of Change in British Prehistory，”in Timothy Earle，ed.，Chiefdoms：  Power，Economy，and Ide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44-70．

[20] Colin Renfrew，Before Civilization：The Radiocarbon Revolution and Prehistoric Europe，Penguin Books．1973．

[21] Jo-Anne van Tilbur9，  Easter Island：Archaeology，Ecology，and Culture，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l994．

[22] Vincas Steponaitis，“Contrasting Patterns of Mississippian Development，”in T．Earle，ed．，Chiefdoms：Power，Economy，and Ide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193-228．

[23] Linda Schele and David Freidel，A Forrest of Kings：The Untold Story of thP Ancient Maya,New York：Morrow，1990．

[24] Patrick V．Kirch，“Monumental Architecture and Power in Polynesian Chiefdoms：A Comparison of Tonga and Hawaii，”World Archaeology，vo1．22，1990，PP．206-222．

[25] Robert L. Carneiro, “The Chiefdom: Precursor of the State, ” in G.D. Jones and R.R. Kautz, eds. ,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 pp. 37-79; Robert L. Carneiro, “Process vs. Stages: A False Dichotomy in Tracing the Rise of the State, ” pp. 52-58 ; Timothy Earle,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Ian Wood,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  London: Longman,  1994; Charles S. Spenc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stine State Formation, “in N.N. Kradin, A.V. Korotayev, D.M. Bondarenko,V. de Munck, and P. K. Wason, eds., Alternatives of Social Evolution,  Vladivostok: Far Eastern Branch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0, pp. 154-165.

[26] Marshall D. Sahlins, Tribesme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68, pp. 6-10.

[27] Timothy Earle,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Martin A. Van Bakel, Samenleven in gebondenheid en urijheid, Euolutie en ontwikkeling in Polynesie, Leiden: Ph.D. thesis, 1989.

[28] Robert L. Carneiro, “The Chiefdom: Precursor of the State, ” pp. 37-79; Robert L. Carneiro, “Process vs. Stages: A False Dichotomy in Tracing the Rise of the State, ” pp. 52-58.

[29]转引自Robert L. Carneiro, “Process vs. Stages: A false Dichotomy in Tracing the Rise of the State, ” p. 54.

[30] Henri J. M. Claessen and Pieter van de Velde,  eds.,  ” Hoofdlijnen over Hoofdschappen, ” Profiel:Archaeologisch Contactorgaan  RUL,vol. 4, no. 4, 1992, p. 123; Donald V.Kurtz,Political Anthropology: Paradigms and Power,pp.50,168,note 4;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Norton, 1975.

[31] Henri J.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 eds. , The Early State,  p. 579.

[32] Renee Hagesteijn,  Circles of Kings:  Political  Dynamics  in  Early Continental  Southeast Asia,Dordrecht: Foris [Verhandelingen van het KITLV no. 138］, 1989, p. 14.

[33] Robert D.  Drennan,  Bryan K.  Hanks and Christian E.  Peters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efly Communities in the Eurasian Steppe Region,”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vol. 10, 2011, pp. 149-186.

[34] Nicholas Thomas, Marquesan Societie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Polynesia.

[35] Philip Drucker, “Ecology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n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 ” in E. Tooker,e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Native North America,  Washington, D.C. :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1983, p. 87.

[36] Philip Drucker, “Ecology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n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 ” p. 88.

[37] Frederica de Laguna,”Aboriginal Tlinkit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in E.Tooker,  ed.,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Native North Atnerica, p. 77.

[38] M.B. Blackman,  ” Haida: Traditional Culture, ” in W. Suttles, ed.,  Handbook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 vol. 7, 1990,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 249.

[39] Robert L. Carneiro, “Process vs. Stages: A False Dichotomy in Tracing the Rise of the State, ” p. 55.

[40] Jan Vansina, Sur les sentiers du passe en foret: Les cheminements de la tradition politique ancienne de l’Afrique equatoriale,  Louvain-la-Neuve:  Centre de 1′ histoire de 1′ Afrique, 1991,  pp.  96 105; Jan Vansina, “Pathway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quatorial Africa and Neo-Evolutionary Theory, ” in S.Keech-Mclntosh, ed., Beyond Chiefdoms: Pathways to Complexity in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166ff; Henri J. M.Claessen,Structural Change: 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p. 141-142.

[41] Jan Vansina，Sur les sentiers du passk en f6ret：Les cheminements de la tradition politique ancienne de l’Afrique equatoriale，PP．137-139．

[42] Henri J．M．Claessen and Pieter van de Velde，eds．，“Hoofdlijnen over Hoofdschappen，”PP．123—126．

[43] Henri J．M．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eds．，The Early State，PP．637 639．

[44]这种说法并不适用于所有事例。例如，两非早期国家达荷美在几年里一度是相邻国家欧友（Oyo）的附庸国。早期法国的大部分地区曾长期处于英格兰国王统治之下。在某些早期国家，政府中心经常变换。领土的大小经常意味着大量部落的臣服，而非指平方公里的多少。详见Henri J．M．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eds．，The Early State，passim．

[45]在一些社会（例如阿兹特克、古挪威）中，国家的食物生产并不充足，掠夺、贸易或领土扩张就成为解决食物短缺的方式。

[46]然而在早期法国，土地的私人所有是重要的。详见Henri J．M．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eds．，The Early State，P，246 ff．

[47]在几个事例之中，例如刚果的库巴、尼日利亚的朱昆、贝宁，统治者的生物学父母亲被杀死，结果统治者象征性地不再属于其人民。

[48] Henri J. M.  Claessen,  “On Early States: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Fall,”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vol. 9, 2010, p. 16; Henri J.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 eds., The Early State.

[49] Henri J.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 eds., The Early State, pp. 621 622; Henri J. M. Claessen,”On Early States: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Fall, ” p. 17.

[50] Marshall D. Sahlins, “Notes on 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 ” in R. Lee and I. DeVore, eds. , Man the Hunter, New York: Aldine, 1968, pp. 85 89; Leo Verhart and Henny Groenedijk, “Leven in overvloed: midden en laat mesolithicum,” in L. P. Louwe Kooijmans, P.W. van den Broeke, H. Fokkens, and A.van Gijn, eds. , Nederland in de prehistorie, Amsterdam: Bakker, 2005, pp. 161 178.

[51] Richard B. Lee and Irven DeVore, eds., Man the Hunter, pp. 11, 245-248.

[52] Gert Nooter, Leadership and Headship,  Mededelingen van het Rijksmuseum voor Volkenkune No. 20,Leiden: Brill, 1977.

[53] Edward B. TyIor, “On a Method of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Applied to Laws of Marriage and Descent, ”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vol. 18, 1889, pp. 245-272.

[54] M. Cook, A Brief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  New York:  Norton,  2003; Wolfgang Behringer,Kulturgeschichte des Klimas: Von der Eiszeit bis zur globalen Erwdrmung, Munchen: Beck, 2007, p.47 ff; Annelou van Gijn and Leendert Louwe Kooijmans, “Vroeg- en Midden Neolithicum: inleding, ” in L.P. Louwe Kooijmans, P.W. van den Broeke, H. Fokkens and A. van Gijn, eds. , Nederland in de Prehistorie, p. 203 ff.

[55] Gregory A. Johnson,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cision-Making Organizations, ” C. Redman, ed., Social Archaeology: Beyond Subsistence and Dating,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pp. 87 112; Gregory A. Johns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Scalar Stress, ” in C. Renfrew, ed.,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Archa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pp. 389 421.

[56] Pieter van de Velde,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European Early Neolithic: Bandkeramik Leadership, ” in M.A. van Bakel, R.R.  Hagesteijn and P.van de Velde,eds.,Private Politic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Big Man” Systems, Leiden: Brill, 1986, pp. 127-139; Pieter van de Velde. “Bandkeramik Social Inequality: A Case Study,” Germania, vol. 68, 1990, pp. 19-38; Pieter van de Velde, “Soziale Struktur, Graberanalyse, und Representativitt. Der Fall der nordwestlichen Bandkeramik, ” Helinium, vol. 33, 1993, pp. 157-167.

[57] Pieter van de Velde, “Bandkeramik Social Inequality: A Case Study,” p. 35.

[58] Pieter van de Velde, “Soziale Struktur, Graberanalyse, und Representativitat. Der Fail der nordwestlichen Bandkeramik,” pp. 157-167.

[59] Pieter van de Velde,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European Early Neolithic: Bandkeramik Leadership, ” pp.137-138; Pieter van de Velde, “Bandkeramik Social Inequality: A Case Study, ” p. 37.

[60] Conrad Ph.  Kottak,  ” Ecological Variables i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African Stat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4, 1972, pp. 351 380.

[61] Robert L. Carneiro,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Science, vol. 169, 1970, pp. 733 738.

[62] 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p. 186.

[63] Conrad Ph. Kottak, “Ecological Variables i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African States, ” p. 367.

[64] Douglas L. Oliver, Ancient Tahitian Society, 3 vols.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4, pp.254-256, 766.

[65] David Freidel, “Preparing the Way,” in J.  Guthrie,  ed.,  The Olmec World: Ritual and Rulership,Princeton: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5, pp. 3-10.

[66] David Freidel, “Preparing the Way, ” p. 3.

[67] David C. Grove and Susan D. Gillespie, “Ideology and Evolution at the Pre-State Level: Formative Period Mesoamerica, ” in A.A. Demarest and G.W. Conrad, eds. , Ideology and Pre-Columbian Civilizations,Santa Fe, New Mexico: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2, p. 25.

[68] David C. Grove and Susan D. Gillespie, “Ideology and Evolution at the Pre-State Level: Formative Period Mesoamerica, ” p. 27.

[69] David Freidel, “Preparing the Way, ” p. 4.

[70] R.A.L.H. Gunawardana, “Social Func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A Case Study of State Formation in Irrigation Society,” in H.J.M. Claessen and P. Skalnik, eds. , The Study of the State,  The Hague:Mouton, 1981, pp. 133-154.

[71] 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p. 186.

[72] R.A.L.H.  Gunawardana,  “Total Power or Shared Power？ A Study of the Hydraulic Stat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in Sri Lanka from the Third to the Ninth Century AD, ” in H. J. M. Claessen, P. van de Ve|de, and M.E. Smith, eds. ,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the Evolution of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South Hadley, Mass.: Bergin and Garvey, 1985, pp. 219 245.

[73]尽管在很多案例中灌溉工程的构建是统治者，但在一些地方，恰恰是地方公社在执行建筑和维持这些工程的工作，例如在巴厘岛。C.J. Grader, “The Irrigation System in the Region of Jembrana, “in J.L. Swellengrebbel, ed., Bali: Studies in Life, Thought, and Ritual, Dordrecht: Forts （orig. publ.1939）, 1984, pp. 267 288.

[74] Edmund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London:  Athlone Press,  1954; Jonathan Friedman, System,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s, Copenhagen: National Museum of Denmark, 1979.

[75] Henri J.M. Claessen, Structural Change: 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 60.

[76] Napoleon Chagnon, Yanomamo, the Fierce Peopl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8.

[77] Richard Maack and Karl Fouquet, eds., Hans Stadens Wahrhaftige Historia,  Marburg an der Lahn Trautvetter and Fischer （orig. ed.1557）, 1964.

[78] Lewis Henry Morgan,  League of the  Ho-de-no-sau-nee,  Iroquois,  Rochester:  Sage and Brother,Secaucus, N.J. : Citadel Press, 1972, 1851, pp. 58, 313 350.

[79] Bruce G. Trigger, The Huron: Farmers of the North,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9

[80] C.F. Heidenreich, “Huron,” in B.G. Trigger, ed., Handbook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  vol. 15, Northeast, Washington, D.C. :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78, p. 385.

[81] Leendert Louwe Kooijmans,  “Bronstijdstrijd;  Een groepsbegraving in Wassenaar,” in L. P. Louwe Kooijmans, P.W. van den Broeke, H. Fokkens and A. van Gijn, eds., Nederland in de Prehistoric, pp. 459-462.

[82] Douglas L. Oliver, Ancient Tahitian Society.

[83] Elizabeth Bott, “Power and Rank in the Kingdom of Tonga,” The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vol. 90,1981, p. 42; Patrick V. Kirch,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ynesian Chiefdoms, p. 235.

[84] Robert L. Carneiro, “The Chiefdom: Precursor of the State, ” in G.D. Jones and R.R. Kautz, eds. ,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 pp. 37 79; Timothy Earle,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Timothy Earle, “Chiefs, Chieftaincies, Chiefdoms, and Chiefly Confederacies, ”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vol.10, 2011, pp. 27-54.

[85] Bruce G. Trigger, The Huron: Farmers of the North.

[86] C.R. Hallpike,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pp. 233-235.

[87] C.R. Hallpike,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Evolution,  p. 235.

[88] Renee Hagesteijn, “‘Trading Places’: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Early Southeast Asian States, ” in M. A. van Bakel,  R.R.  Hagesteijn and P.  van de Velde,  eds.,  Private Politic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Big-Man” Systems, p. 107; Renee Hagesteijn, “Lack of Limits-Cultural Aspects of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ontinental Southeast Asia, ” in H.J.M. Claessen and J.G. Oosten, eds. , Ide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States, Leiden: Brill, 1996, pp. 187-204.

[89] Renee Hagesteijn, “The Angkor State: Rise, Fall and In Between,” H. J. M. Claessen and P. van de Velde, eds., Early State Dynamics, Leiden: Brill, pp. 154-169.

[90] Burr C. Brundage, Empire of the Inca ; Thomas C. Patterson, The Inca Empire: The Form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a Pre-Capitalist State, New York: Berg, 1991.

[91] Burr C. Brundage, Empire of the Inca, p. 105

[92] Ian Wood,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  pp. 41-51.
[93] Ian Wood,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  p. 47.

[94] MichaI Tymowski, “The Arm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s of West Af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ases of Kenedugu and Samori State, ” in H.J.M. Claessen and P. Skalnik, eds. , The Study of the State, The      Hague: Mouton, 1981, pp. 427 442; Michal Tymowski, L ‘Armee et la formation des ktats en Afrique occidentale au XIXe siecle-Essai de comparaison, Warsaw: University of Warsaw Press, 1987

[95] E.W. Bovill, Golden Trade of the Moors,  2nd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Graham Connah, African Civilizations: Precolonial Citie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i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96] Graham Connah,  African  Civilizations:  Precolonial  Citie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i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p. 114.

[97] E.W. Bovill, Golden Trade of the Moors, p. 55.

[98] Nehemia Levtzion, Ancient Ghana and Mali, London: Methuen, 1973, p. 22.

[99] Nehemia Levtzion, Ancient Ghana and Mali, p. 24.

[100] Terence N. D’ Al.troy,  Provincial Power in the Inka Empire,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2; Geoffrey W. Conrad and Arthur A. Demarest, Religion and Empire: The Dynamics of Aztec and Inca Expansio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Ross Hassig,Trade,Tribute,  and  Transportatio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Valley of Mexico,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5.

[101] Conrad Ph. Kottak,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History, Ecology and Cultural Variations in Highland Madagasc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

[102] Gregory A. Johnson,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cision-Making Organizations, ” in C. Redman, ed., Social Archaeology: Beyond Subsistence and Dating,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8, pp. 87-112; Gregory A. Johns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Scalar Stress, ” in C. Renfrew,ed. , 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Archa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pp. 389-421.

[103]参见Henri J.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 eds. , The Early State, p.624.

[104] Ronald Cohen, “Evolution, Fission and the Early State, ” in H.M. Claessen and P. Skalnik, eds. , The Studyofthe State, The Hague: Mouton, 1981, pp. 87-116.

[105] Henri J.M. Claessen and Martin A. van Bakel, “Theme and Vari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ces

[106] in Polynesian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s, ”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ol. 162, 2006, p. 236.

[107] Burr C. Brundage, Empire of the Inca,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7.

[108] Henri J. M. Claessen, Structural Change: 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109.

[109] Henri J.M. Claessen and Martin A. van Bakel, “Theme and Vari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ces in Polynesian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s, ” p. 254.

[110] Charles S. Spencer, “Territorial Expansion and Primary State Formation,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Early Edition, 2010, pp. 1-8.

[111] Henri J.M. Claessen and Pieter van de Velde, eds., Early State Dynamics, Leiden: Brill, 1987; Henri J.M. Claessen, Structural Change: 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112] Henri J.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lk, eds. , The Early State, p. 626.

[113] Henri J.M. Claessen, “Was the State Inevitable？”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vol. 1, 2002, pp. 103,107-109.

[114] Leonid E.  Grinin,  Robert L.  Carneiro,  Dmitri M.  Bondarenko,  Nikolay N. Kradin and Andrey V. Korotayev, eds.,  The Early State:  Its Alternatives and Analogues,  Volgograd:  Uchitel Publishing House, 2004.

[115] Joseph Miller, Kings and Kinsmen: Early Mbundu States in Angol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116] 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p. 231 ff.

[117] Bennet Bronson, “Patterns of Political Regeneration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 in G.M. Schwartz and J.J. Nichols, eds., After Collapse: The Regeneration of Complex Societie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6, p. 140.

注：本文由英文撰写而成，承蒙热妮·哈戈斯坦因（Ren6e Hagesteijn）多次提出修改意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易建平研究员的指点。特此致谢。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205

　　对于科技与人文这一话题，很多哲学家的著作均有所涉及，海德格尔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现代科技根源于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那么，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是如何分离的？人文精神是什么？海德格尔的技术观在当代社会有何意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邹诗鹏为记者解答了这些问题。

　　时代对人文科学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统称为哲学。而现在，自然科学早就不算作哲学。您能谈谈二者是如何分离的？

　　邹诗鹏：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的形成实际上是科学从哲学中突显、区分甚至取代哲学地位的过程。科学占据现代性最显要的地位，是在19世纪发生的。在此之后，一种打着实证科学旗号、明确拒斥形而上学的现代科学主义传统开始形成，通常情况下，哲学被明确地排斥在科学范式之外，偶尔也会出现比较积极的情况；在较好的并不太常见的情况下，哲学被看成是方法论与思维技术。因而，所谓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实际上是一种后设式的区分。因为其间还有作为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这类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人文科学的崛起。在这种实际上已经非常复杂的学科分化中，已经很难确定哲学的学科归属了。

　　面对这样的学科分化，有时候会觉得无奈。今天的问题是，现实的复杂问题其实会因为学科分化的原因而被处理成单一学科所需要的问题，而不是面向解释或处理问题所需要的学术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仍然需要发挥哲学直面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效应。面对今日的学科高度分化及其学术状况，不能不让人怀念马克思、韦伯开创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时不分学科、直奔问题的情形。当然，面对当今时代高度复杂化的现实，要实现综合化并面对问题本身的研究，显然也对人文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哲学是人文精神最本质的表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今哲学归属于人文学科，您能谈谈人文学科的功能以及人文精神是什么？

　　邹诗鹏：这当然只能做收缩式的回应了。如果哲学有理由作为人文学科而且有理由存在人文学科，那么，人文学科的功能应当是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确证和诠释人的理念。哲学的长处，同时也是其作为人文学科存在的当仁不让的职责，就在于理念层面，在一个物化逐渐加剧的时代，更应关怀和守护人文精神。第二，思考的艺术。哲学是人文精神最本质的表征。所谓人文精神，即最本质地显示人的自由、价值、尊严以及责任的概念。由此也蕴含着哲学的一个延伸性的功能，即贡献一种与时代精神偕行的理论能力、思想创造力、批判能力以及相应的理论想象力。第三，传承文明及文化传统，实现人文传统的涵化与教化。哲学在人文传统的阐释，以及推进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并推进不同文化传统的沟通对话方面，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第四，开放人文学科。现代学科体系下，人文学科愈益呈现出封闭与自恃的一面，事实上，人文学科显然要求阐释和论证人的个性、丰富性与多样性，但同时也要求把握现代社会政治复杂系统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现代文明处于不断的自我完善过程，因而人文精神绝不只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实体，而是见证人的生存的活生生的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比作“座架”，认为人和自然都被强制性地框定其中，从而显示人的自我迷失。请问您如何理解海德格尔的技术观？

　　邹诗鹏：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分别提供了两种卓越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即资本批判与技术批判。海德格尔的“技术”已不只是亚里士多德那里低层次的创制活动，而是被看成“现代人的天命”，但是，海德格尔的技术观仍然存在着一种韦伯式的悲观与无奈。由其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到向古希腊古老传统的回复，再到其晚年的上帝救赎说，显示了一种感人至深的人文关怀。但是，就我而言，我还是愿意接受一种由马克思通过直面资本主义矛盾从而展开的人类解放学说，在一种向前的历史逻辑与向后的历史逻辑中，我宁愿选择向前的逻辑，因为历史是指向于未来的。

　　从传统理论中汲取灵感仍然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科学在不断向前发展，它推翻旧论，确立新真理。有人认为，纵然很多哲学理论是经典，鉴于时代已全然不同，它们已成为老古董，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并不大。请问您怎么看？

　　邹诗鹏：哲学或人文知识与科学的进化模式确实不一样，而且，哲学与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知识的进化模式又不一样。应当说，当我们说科学不断实现其范式转换时，这样一种转换所体现的其实是哲学气质。最能显示一定知识体系的自我反思、突破与更新功能的，其实是哲学。时代呈现出了更多的复杂性，需要理论与解释方法的创新，但如果就此认为干脆舍弃传统资源，不是过于天真，便是某种浅薄。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今高新科技为社会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有理论认为这为人带来了一种“后人性”，您怎样看待这种“后人性”？

　　邹诗鹏：高新科技以及网络社会等变化，的确显示出当下时代不同于传统时代的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异质性。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激活传统的理论资源，或从传统理论中汲取灵感仍然重要，但要把握这样的时代，本身又仰赖于当代人文科学的创造性努力。比如，当今时代人的属性与存在样态，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想你这里所说的所谓“后人性”也蕴含着这样的视角，它既是一个呈现当下时代人的复杂状况的概念，也是一个责任概念，因此，“后人性”不应该做某种消极的后现代主义理解。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25日第409期

　　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世纪。人们对19世纪史学极尽赞美，并不是因为它已经竭尽历史研究、历史认识的真理。19世纪史学的最大贡献，是史学在这一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具有完备形态的科学，为20世纪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20世纪史学表现出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既是对以往史学有益内容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必将对未来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一，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新史学”揭开了20世纪史学的序幕。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K.G.兰普雷希特发表《文化史的方法论》，大力倡导扩大历史研究领域的“文化史观”。“新文化史学派”力主对历史事实不仅要说明“是什么”，而且要回答“为什么”，历史学家要揭示表面事实背后的深刻的历史内容。他还在《什么是历史》一书中提出，历史主要是一种社会心理科学。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应是各个历史时代的特征。兰普雷希特的代表作《德國史》，内容广泛，涵盖了文化、社会和政治的领域，努力体现出一种“新的历史科学”，而“新的历史科学”是跻身于系统的社会科学之中的一门科学。

　　1912年，曾在德国受过严格历史学训练的美国历史学家J.H.鲁滨逊首先举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其代表作《新史学》被公认为20世纪世界史学名著。在这部著作中，他要求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他从进步的历史观出发，强调人类历史运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他主张发展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他还大力提倡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建立密切的联盟，开展多学科的历史综合研究。美国“新史学”派，对欧美和一些东方国家的史学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中华民族则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梁启超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①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②这些认识是当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弘扬民族精神的社会思潮的具体体现。

　　其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得到长足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不仅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20世纪30年代，即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爆发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迅速扩大。

　　在欧美各国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最大。1938年，A.C.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问世，这是英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E.霍布斯鲍姆和E.P.汤普森等创立了“新社会史学派”，强调研究总体的“社会的历史”，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的一些作品在国际史坛享有盛誉，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是研究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奠基性著作之一。此外还有霍布斯鲍姆的《最初的叛逆者》（1959年）、《极端的年代》（1994年）；M.道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R.希尔顿的《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的衰落》（1969年）、《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1976年）；C.希尔的《英国革命：1640年》（1955年）等。

　　20世纪下半叶，英国新社会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强调由底层往上来看历史，这是1966年4月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逊在《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的论文中最早提出。在此之后，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森、霍布斯鲍姆、意大利历史学家金兹伯格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些史家等，也都持相似的观点。他们强调人类的历史不是精英的历史，而应是民众的历史，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劳动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其影响下，一批有广泛影响的成果问世。“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广泛影响，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和影响联系在一起的。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曾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日益增加，“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③

　　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53年，法共组织“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术研讨会，1979年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都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A.索布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代表作是《法国革命的农民问题，1789—1848年》（1976年）、《文化与法国革命》（3卷，1970—1983年）。M.伏维尔曾任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所长，在心态史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主要专著有《旧制度王朝的崩溃》（1972年）、《意识形态与心态》（1982年）、《大革命心态》（1985年）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④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他在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自觉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

　　其三，史学发展的规律性现象或史学发展逻辑的结果，是传统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得到迅速发展。

　　在20世纪初欧美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1929年1月中旬，跨学科的史学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问世，年鉴学派也因此而得名。该刊创刊号在《致读者》中阐明了自己的宗旨：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该学派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建立问题、假设、解释等程序，从而为引入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年鉴学派史学家在自己的学术专著中出色地体现了该学派的原则，如M.布洛克的《法国农村史的基本特性》（1931年）、《为历史学辩护》（1949年）；L.费弗尔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为历史学而战斗》（1953年）；F.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年）；G.勒费弗尔的《法国革命》（1930年）、《恐怖时期的土地问题》（1932年）；E.拉杜里的《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1967年）、《1294—1324年的奥克村庄蒙泰尤》（1975年）；J.勒高夫的《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1955年）、《交易所与生活》（1986年）等。该学派不仅成为当代法国史学的主流，而且深入渗透到西方史学研究的各领域，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历久不衰的影响。

　　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主要有社会史学、文化史学、人口史学、心智史学、心理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城市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这些历史学分支学科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20世纪初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在历史研究中得到运用，但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已，在历史研究的诸多方法中并无更多的影响，而战后西方史学的发展使其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影响逐渐扩大，逐渐形成具有完备形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如计量方法——计量史学；比较方法——比较史学等。二是在二战后特别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后，在学术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影响和推动下，首先是历史学和相关学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然后在史学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述中，对其理论意义、方法论原则、发展进程、主要代表人物、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以及在史学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等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

　　其四，历史研究对现实的强烈关注，突出地表现出历史研究是时代精神的折射，如全球史和全球历史观的提出和发展。全球史产生和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不言而喻，全球史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殖民体系瓦解有直接的联系，同时与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也有密切的关系。

　　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1955年）最先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又在《当代史导论》（196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因此需要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的“全球历史观”，并从其出发抛弃西欧中心论的偏见，公正地对待与评价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的文明。他特别强调考察世界历史进程时，应该有“全球性眼光”，因为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

　　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1970—1982年），一改西欧和北美为中心的传统取向，从“全球历史观”出发，描述了1500年前和1500年以后的全球文明，就建立一种崭新的世界史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作者开宗明义即强调：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的加快，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出版后约30年，《全球通史》第7版在1999年问世。斯塔夫里阿诺斯在题为《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的“致读者”中说：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他在具体回答为什么在世纪之交要撰写新版本的《全球通史》时说：“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观成为必须，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科技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难以抗拒的影响令人信服地证明着它的存在”。⑤科技革命，特别是计算机文化的普及是全球化的基础、前提和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全球史的基础、前提和动力。

注释：

　　①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自由书•成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③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2页。

　　④《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8页。

　　⑤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8页。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12-13

　　2.跨过1949：二十世纪中国整体研究刍议

　　3.刻不容缓地重视口述史，保存中国当代史不可再得的鲜活资料

　　4.走出思想上文化上的“被殖民”

　　5.中国当代史建设刍议

　　6.以求真求实的态度推进中国当代史的教学

　　【作者简介】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冯筱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徐有威，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研究中心教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原刊主持人语：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的上升，中国研究越来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1949年以来中国各个层面的变迁历史，更吸引了国内外许多研究者的兴趣。中国政府加快推动信息公开之后，各地档案馆大多按相关法律规定向公众开放了1978年以前的档案，这也为当代中国研究的深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当代中国史趋热的学术氛围下，研究者如何在研究方法与规范上达成共识?这一问题显得日益重要。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上海学界几位正在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就此问题发表看法，希望这组讨论能够对此领域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起步与意义

杨奎松

　　在古代社会，无论中西，史家的职责都是记录发生过的，包括刚刚发生过的史实。从司马迁的《史记》到中国历朝历代的史书，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到十八世纪欧洲史学，都不排斥对现当代史实的记述。直至十九世纪，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高等院校还专门开设有当代历史的讲座课程。也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历史学界才开始对当代历史研究的可靠性和可行性发生了争论。

　　英国史学家阿克顿是史上最早对当代历史研究的可行性提出怀疑的著名学者之一。他解释说：对于史料零碎、真假难辨的古代史来说，历史学家的研究课题越是靠近现代就越是重要，因为这样的研究是最值得今人了解，也是最容易为今人所了解的；它离我们是如此之近，它关系我们自身命运是如此之密切，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通过它找出我们前行的道路。而它同那些可能永远都只能处在云雾之中的古代史研究不同，现代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近现代史的研究资料是无穷无尽的，每个国家都保留有大量的档案文件，成千上万的现代人都保存有包括私人通信在内的各种文字记录，因此它又是迄今为止史学家们最能够切近史实的一种研究对象。但是，阿克顿同时则告诫说，距离太近的历史并不是最容易研究的历史。他相信，基于学术角度，客观研究当代历史的条件并不具备。因为许多档案文件还没有公开，政治动荡与认识分歧影响着每一个人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力。同时，活着的人总不像死去的人那样坦白，许多重要的历史见证者还没有曝光他们所了解的秘密，要证实许多史实，特别是事件发生的原因，必须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因此，他的观点是：“一个时代成为过去，我们才能确切地了解它”。

　　一方面高度肯定现代史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怀疑当代史研究的可行性与准确性，这就给后来的史学家出了一道难题：如何恰当地区分“时代”？可以肯定，这种区分其实是很困难的，它可能会有很不同的标准或尺度。比如，阿克顿就没有给出具体的划分标准，他所说的“近代”或“现代”，就跨过了三四个世纪，讲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初期历史。而进入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各主要欧美国家规定的政府档案解密的时间只有30年，也就是说，涉及政府行为的许多史实材料，用不着等几个世纪，事情发生30年之后就有曝光和研究的可能了。同样的情况，对于一个相对封闭和专制，但政权更迭频繁的国家来说，这个所谓的“时代”，往往也只是指一个朝代而已。它可能会延续几十年，但也可能只在很短的时间就被推翻了。因为后来的当政者无意保守前面当政者的秘密，往往导致大批档案文件或相关史料很快即被公之于众，从而也就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契机。然而，仅仅因为西方历史学科近百年来自设藩篱，大量新开放档案的曝光和解读，多半只是成了政治学家、报刊记者，甚或文学家们重视的工作了。

　　现当代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是与我们自身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时间上严格区分哪些时段可以研究，哪些时段不可以研究，显然并不适当。西方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鲁滨逊说得好：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应用他研究过去人类事件的技巧，把过去的事实记载下来，使读者能全面了解过去，特别是要使读者了解，是哪些情况导致了过去事件的发生。换言之，只要历史学家的研究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那么，不论任何时段，只要有机会接触到足够的文献和史料，能够把某一历史事实在可能的条件下记述下来，把其背后的原因，哪怕只是部分的原因披露出来，都是值得去做的。正如阿克顿所言，近现代史之所以对今天更重要，根本上是因为它离我们的生活和经验最近，因此最容易为有过相近经历的今人所了解。在当今这种信息爆炸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事实都证明，不要说相隔几个世纪，哪怕只是隔上一代半代人，只要生活及知识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要想准确地了解，特别是理解刚刚过去的人、事、情感与思想，都可能会变得极端困难。不要说半个多世纪前蒋介石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想，哪怕就是从改革开放30多年后来看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种种思想行为，我们今天大多数人何尝不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故今日研究当代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简单是着眼于记述历史事实，而是具有抢救的性质了。此正如陈寅恪先生所云，简单地重建史实并不难，难的是对史实形成的种种深层原因能否“真了解”。要“真了解”，就必须要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如果我们今天能利用与当代史中人物有过居同一境界、容易同情理解之便，又能依据新时代之价值判断做客观之批评，我们为何非要等上几百年，让那些已不易回到过去境界的后人再来做历史还原的工作呢?

　　当然，和许多西方国家比较起来，在中国大陆研究当代史的难度确实要大许多。尤其是试图从政治史、外交史或总体史的角度来记述、研究当代史，在中国大陆今天还会存在各种政治方面的禁忌或史料方面的欠缺。但是，今日的历史研究，已经不再是政治史或总体史的研究独霸江山或独占鳌头的局面了。

　　当今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门以考察研究过去人的生存状态为目的的总体人学，历史研究的对象和类别早已多元化，最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更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把研究重心转向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鲁滨逊所说：“近世最新奇的、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就是我们对于普通人和普通事物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和兴趣。”布罗代尔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相对于那些一次性的历史事件，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具有规律性或普遍性的各种事情，或许会更有研究的价值。相对于可能因政治敏感而无法真实再现史实的当代史研究来说，生育、婚姻、性爱、家庭、信仰、丧葬、习俗、医疗、饮食、烹饪、消费、建筑、交通、移民、人口、工人、农民、城市、乡村、街道、生态、灾害等等，不仅没有多少敏感问题，而且无不可入史，也无不应该加以考察和研究。十几年来，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方向也正在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趋势，显然也适合于大陆当今的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开展。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已经处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了。第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当代史就已经被纳入到高校历史教学的内容之中来了。第二，1987年人大通过的《档案法》按照国际惯例规定了政府档案30年解密的条文，各地档案馆虽然开放程度不同，但大都执行了这一法律，逐年进行解密工作。第三，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单位人事档案制度的建立及其改革开放后大量基层单位不复存在，无数个人的、单位的和其他民间史料流散出来，为微观史、个人史和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充裕的研究条件。第四，最近十年来，原本排斥当代史研究的历史学界的教师，特别是同学们，如今越来越多地开始涉足到这一研究领域中来了。尤其是在微观史和社会史方面，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队伍在形成中，并且已日渐积累起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虽然，这一切都还只称得上是中国大陆当代史研究的起步，但这样起步的基础却是扎实的和充满了希望的。

　　【摘　　要】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剐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关键词】史学史研究；研究模式；创新

　　【作者简介】乔治忠（1949—），男，天津市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研究（天津300071）；罗炳良（1963—），男，河北省定兴县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北京100875）；钱茂伟（1962—），男，浙江省杭州市人，历史学博士，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浙江宁波315211）；朱政惠（1948—），男，上海市人，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上海200241）。

　　中国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是自近代梁启超等人倡导而逐步发展起来，其产生虽得自西方史学界学术著述的启示，但史学史这门学科的建立，特别适合于中国的学术文化史的发展状况，因为中国史学的发展连续不断，多种形式、多种体裁的史籍各自构成从古至今的完整记述，史学遗产之丰富，没有哪一国家和民族可以与之媲美。这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必当构成系统的学科体系，而不应当处于支离、零散的知识拼合状态。中国史学史究竟应当具有怎样的学科体系？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三个方面予以思考。

一、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任务与内容

　　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与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况及其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是对历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与审视。中国史学史的性质，在学术界不存在显著分歧，定义的表述也不会有太大出入。但是，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还应当进一步深入讨论。这对于学科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要。

　　史学史的学术任务可以归结为逐次深化的三项内容，即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清理史学遗产是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中国的史学遗产异常丰富，清理工作尚有很大的空间有待开拓。其中，发现、开掘各种类型的史学撰述、历史文献以及相关资料，分析历史文献的内容和形式，考察史籍的史料来源、撰述过程、可信程度，探寻历史著述蕴含的史学观点、思想倾向等等，是一项有考证、有分析、有评价的综合性工作，因此可能取得很显著的研究成果，但对于整个史学史研究来说，大部分是属于一个个“点”上的工作，与历史文献学、断代史研究的某些选题，有时是类似的和交叉性的。阐明史学演进过程，要求把清理史学遗产的各个知识“点”联结成包括时间先后在内的有序的线索。这不是各个“点”的简单相加，而是充满了对不同或相同时期史著、史家、史学现象的对比分析和总结概括，指出其间的联系，给各个史家、各种史著作出价值和影响的定位评析，剖析活跃在史学发展中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评述史学的社会作用。揭示史学发展规律，就是要探讨史学发展的社会条件与内在原因，剖析历史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运行机制，这需要在史学史研究相当深入的基础上，通过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来逐步解决。

　　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提倡建立中国史学史学科之际，就提出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四项基本内容，即“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1】，现在看来未免有些粗糙，但这里初步规定了中国史学史撰述的大体结构，点明研讨的入手之处，推动了学科建设与发展。此后，史学界专业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的内容各有表述，但未曾认真地进行学术讨论，故在整个学术界仍给人以雾里看花似的模糊印象。愚以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八个方面：

　　（一）历史观，是对社会历史的概括性看法。系统化的历史观即为历史哲学，或称历史理论。史学史研究不能将所有的历史观问题囊括其中，因为那是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而对于史学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观如“五德终始论”、“正统论”等，应当作为史学史的研究内容，而重要史家的历史观融入其历史著述，影响深远，也不能忽视。

　　（二）史学思想。这是对历史学本身的认识，涉及历史学的性质、功能、治史目的以及与此相关的方法论问题。例如，撰史目的是作为“名山事业”还是经世致用？史学的功能有哪些？史家必备的条件和素质是什么？怎样对待记载求真与史学致用的关系？等等。史学思想的系统化即为史学理论，一定社会背景下出现了声势较大、影响广泛的史学思想，即可形成史学思潮，皆可广义地统属于史学思想的范围之内。

　　（三）历史编纂学。这里定义为关于编撰历史著述的具体方式、方法的学问，既涉及史书的编写形式、结构安排，又涉及史书的内容取裁和文字技巧，如史料的整理、鉴别和筛选，对史文的斟酌等。探讨以往历史编纂学的发展状况，是中国史学史的主要内容之一。

　　（四）官方史学及其相关的制度与举措。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独有特点，影响及于朝鲜半岛与日本，成为与两方古代史学最显著的区别。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官方史学的成就和影响，足与私家史学匹敌，而且大多时期乃处于主导地位。

　　（五）史家的史学活动，是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等类内容具体、生动、活化的体现，与其政治活动、其他学术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割裂。因此，研究史家史学活动与研究官方史学活动一样，是史学史中特别具有综合性、写实性的内容。

　　（六）史学评论，就是对历史著述进行诸如材料真伪、结构优劣、成就高低、影响大小等方面的判断和论证。史学评论的问题涉及历史观、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的各个方面，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为了恰如其分地评价史籍，有时还需要进行必要的考证。史学评论既是史学史学科的一个研究手段，也是史学史研究的一项内容，既要以史学评论的方式研究史学著述，也要研究过去史学发展中出现过的史学评论。

　　（七）史学与其他社会文化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是指史学史研究必当汲取哲学史、思想史以及历史学各门专业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同时也将自己的成果置于其他关联学科的知识系统中检验与定位。剧烈的社会动荡、声势较大的社会思潮，都对史学发展  施加显著的影响，史学史研究对于诸如此类其他专业研究的问题，需要予以适当的把握和重新审视。

　　（八）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历史学发展的原因，历史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取向，历史学功能的发挥，史学潮流的形成和转变等等，这些重大的与根本性的史学史问题，都必须置于整个社会背景、各种社会因素的内在联系中才能够探讨。这要比分析具体史学现象与某种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更为深入、宏观，将触及历史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以上诸项内容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但不应出现大的遗缺，尤其是第八项对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考察，乃是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使之真正构成学科体系的关键。史学史也不能漫无边际地包含哲学、文学等等内容，不能模糊专业学科的界定。

二、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

　　明确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仅仅是构成学科体系的第一步，因为若干项目的研究内容乃是其学科的板块式组合。作为一种专史，还应当揭示出贯穿长时段发展进程的主导线索，才能加深对史学发展状况和发展机制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之初和70年代之末，国内两度兴起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讨论，在探索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的同时，许多学者撰文将“历史规律”的概念引进到对史学史研究方向的研讨，涉及中国史学史研究体系之主线以及如何认识史学发展规律的问题。例如，有人提出：中国史学史应当以时代为纲，以史家、史籍、史体和历史编纂组织为纬，而以阶级斗争作为贯穿史学发展整个过程的一条红线；【2】也有人将中国史学史任务归结为探讨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阐明中国史学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3】这类看法不满足于对历代史学状况的描述，体现了对于中国史学史深层认知理路的探索，但观点并非得自史学史研究的充分展开，而是套用社会哲学理论，故难以尽合史学发展的实际状态。

　　从中国史学史的实际研究中总结和概括中国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探讨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应当是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方向，这需要辅以中外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中国与西方的传统史学，分别起源，山海相隔，各自独立发展两千多年，分析其间的共同之处，具有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意义。通过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关于史学发展的理论性判断：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是撰史求真准则与史学致用观念之间的矛盾，史学的求真准则与撰史的致用意念之间的对立统一，贯穿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之中，大多情况下属于非对抗性矛盾，总体上促进着史学的前进。但也有时会出现对抗性表现，如三国时期吴国韦昭的史狱、北魏崔浩的史狱等等，在一定时期内破坏或扭曲了史学的社会运行。而中国传统史学，还具备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发展轨道，这是显明昭著的特点。【4】史学求真与撰史致用的矛盾，交织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进程之中，因此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可以抓住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关系，作为考察传统史学发展的主线。以往的中国史学史论著也研讨古代历朝官方的修史活动，但这远远不够，还应当给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对等的史学地位，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构成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是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独到特点，是中国史学之所以连续不断、繁荣兴盛的主要原因。以此思路予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宏观结构和具体结论都会出现很大的改观，导致学科体系的有所更新。

　　司马迁《史记》无疑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论家甚多。但若置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的线索中考察，则可以看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宗旨乃是私家史学个性精神的张扬，是对先秦源于官方的史学辅政、以史为鉴观念的疏离。司马迁的史学，是改变中国史学发展方向的一大尝试，但在扬雄、班彪、班固等学者及东汉官方的主导下，又被拖回传统史学的窠臼。东汉官修《东观汉记》的意义，在于官方不仅记录史事，而且修纂成品的、著作性的一代全史，标志着中国古代官方与私家两条史学轨道的形成，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现象缤纷多彩，头绪繁多，而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发展的视野观察，则条理大为清晰，而且可以发现十六国、北朝少数民族政权竞相记史、修史，具有异乎寻常的历史  意义，即促成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民族大融合。我们讲这一时期形成民族大融合的局面，而通过史学史研究，才能够揭示出其先导的原因，在于各族政权均热衷于史学活动的历史文化认同【5】。这实在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十六国、北朝这一历史阶段，是汉族和汉族政权相对弱势的时期，而恰恰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开始记史、修史，从而在汉人政权弱势的形势下确立了汉文化的主导地位，推动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甚至出现北魏孝文帝时期全面、主动的“汉化”改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时期，传统史学引导了历史、改变了历史。

　　在对于清代史学的评价中，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基本上忽略了清朝官方的修史成就，《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续三通”、“清三通”、《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事例》等等巨著皆未进入视野。陈寅恪更认为清代“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6】。此等说法，是陈寅恪从未研究中国史学史也未曾研究清史状态下的臆测，与史实严重违背，正如明清史专家郑天挺所指出：“清代史学是有成就的，是和其他学术一样有发展的。不仅如此，它还有突出前代的贡献。”【7】至今许多著述论及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总是从嘉庆后期说起，认为是边疆政治和领土危机所导致，对乾隆朝统一、经营新疆时期纂修的《皇舆西域图志》视而不见，更不能认知其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试问：边疆史地学必须要在边疆发生危机的时期才会产生吗？难道在开拓和经营边疆的兴盛时期即使出现了重要著述也不算数吗？上述诸如此类的片面说法，是民国时期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必须通过实事求是地研究清朝官方史学才可破解。由此可见，注重官方史学发展，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一个全局性重要问题。

三、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

　　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概括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显示了对史学史进程的整体把握。这是通过对史学发展状况前后对比得出的结论，包含了许多个案的探讨以及全面进行归纳、综合的研究，成为对中国史学史知识体系的一种动态的认识，构成学科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给史学的发展历程划分阶段，看起来简单，而实际上是一种自觉性的深层探讨，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必要的。较早做出这种探讨的是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8】，其第二编题目为“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汉魏六朝史学”，第三编为“主通明变的唐宋元史学”，第四编为“具有启蒙色彩的明清史学”。这里体现了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对各阶段史学突出特点的概括。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9】在阶段划分上与仓修良区别甚大，如第三章为“史学的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第四章“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与创新——隋唐五代史学”、第七章“史学走向社会深层——明代史学”、第八章“史学的总结与嬗变——清代前期史学”等等，分期不同，概括更异。这里我们不必比较哪一种分期和概括更为允当，但问题很明显：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客观的历史进程，分期和概括不能随意进行，异同之处必有讹误，这是需要众多研究者共同探讨和论辨的问题。

　　加强对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关注，准确估量官方史学在中国史学总体之中的权重，也会涉及对中国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中国古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也互相牵制，使记史求真与史学致用的矛盾运动具备了更加丰富的运行机制。官方、私家都有“君举必书”、直书实录的规范，致用与求实是当作一个理想的统一体提倡的，但在具体实行中，却有着为君父讳、为尊者讳等等抵消记史真实度的戒律，更不用说涉及政治私利时的故意隐瞒和曲笔。但是，中国古代反复地改朝换代，而且同一朝代也政局屡变，这可以使原先一些隐瞒的史实得以揭发。加之尚有私家史学这一轨道，与官方记载相参照，同样起到加强真实性作用。如唐太宗曾问史官：“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褚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另一官员刘洎说：“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10】这形象地表明中国古代记史规范与官、私双方记录史事的相互牵制，撰史的真实性与功用性的矛盾，就在官私之间和政局变动的流程之中运转。在改朝换代之后，官、私史学的互动机制得以重新组合，撰史求真与以史  鉴戒间的对立统一往往十分活跃，于是，官私史学都可能会出现新的起色。

　　由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机制，使中国古代史学求真与致用的矛盾运动，多与王朝兴灭的节律大体相符，所以，划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阶段，不必割断已有的王朝体系。【11】术界曾经设想按重要史学著述如《史记》、《史通》为标志来划分史学发展阶段，实际是片面性的，已经被多数专业学者所放弃。但史学发展阶段不等于一个王朝阶段，还须根据全面发展状态的综合研讨，若干朝代特点相近，即为一个发展阶段。例如，综合考察隋唐五代直至两宋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发展趋向是日益繁荣和成熟，社会的政治动荡也基本上没有打破历史学的发展进程，虽历史时段较长，仍可归并为一个阶段。元朝和明朝的官方史学均经历了调整之中的低落局面，而私家史学也与唐宋时期的状态有较大区别，特别是普及性史学的发展和走向繁荣，元、明两朝是前后衔接的，因此应当归结于一个史学发展阶段。

　　纵观中国史学截止到1949年的发展历程，可划分成这样几个阶段：（一）先秦时期是史学产生与初步发展阶段，史学是从官方产生，而在战国时期出现《国语》、《左传》等私修史籍；（二）秦汉时期至东汉末年，私家史学与官方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形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得以奠定；（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官方史学、私家史学都走上多方向探索的发展途径，并且获得很大进展的阶段；（四）隋唐五代以及两宋，中国传统史学达到发展成熟的阶段，而同时官、私史学出现较多的矛盾，如朝廷对记录史事的超强控制、私家出现以史明道的倾向；（五）元明两代，史学的发展得到调整和新的探索，官方史学低落，私家编纂普及性史书逐渐兴盛；（六）清代在整个传统文化总结和清理的背景下，史学也表现为大清理、大总结的特色；（七）1840年的鸦片战争，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20世纪初，中国史学开始了向近代转型的进程。此后，史学发展呈现思想、理念、治史取向的多元化状态，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乃是近代史学发展的新生面。

　　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展现出的是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了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讨中国史学的发展机制和发展进程的主导线索，以及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下的整体性把握。而对主导线索的描述，体现了对历史学本质问题探索的理论性升华；对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则是展示了贯通性历史分析的概括，二者密切联系，将史学发展主导线索的认识，直接运用于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定。此外，中国史学史重要个案问题的创新性研究，经过一定的积累，也必将促成知识体系的逐步更新，这是自然而然的进程，此处暂不备论。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文化专史及其做法》，第2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汪伯岩：《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问题》，载《文史哲》，1963（4）。

【3】陈光崇：《中国史学史论丛》“前言”第2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4】乔治忠：《古代中国官方修史视角下的中外史学比较》，载《史学理论研究》，2009（2）。

【5】乔治忠：《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载《学术研究》，2010（12）。

【6】陈寅恪：《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见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7】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第32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

【8】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9】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

【10】《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第27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清代道光二十年（1840年）发生西方侵犯中国的鸦片战争，为亘古未有之变局，整个历史进程改观，另当别论。

原刊《学术月刊》（沪）2012年第1期，转载自《历史学》2012年第5期

　　自严复以来，中国社会学经历了几个特点鲜明的发展阶段，并取得过颇为辉煌的成就。早期社会学家们本着“立国化民”的精神，孜孜以求，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培育和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社会学恢复30多年来，当代社会学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配合时代步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社会学在当代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些困境，如面对西学时的“去中国化”倾向和面向中国实践时的“庸俗化”表述。社会学的发展，依然面临着吴文藻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问题。

　　为推动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2012年11月3日至11月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社会科学部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学前沿：社会学的历史视野”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等机构不同学科背景的近30名学者就社会学作为一门“总体”社会科学的意义、重新激活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反思当下社会学研究的“经验感”与“历史感”、理解中国现代“民情”的历史路径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历史视角是社会学处理古今、中西关系的必备工具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渠敬东研究员指出，仅用现代社会理论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理解的可能性建立在检讨过去的基础上，就此而言，检讨西方与检讨中国传统有着一致的诉求——都是要找到一种重新审视经典社会理论的路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成伯清教授认为，了解历史才有可能了解自身。唯有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建构逻辑，才能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处境；唯有了解西方概念体系的社会生成，才可能抛弃西方术语构建的格局，重新找到我们自己的叙事框架。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副教授具体谈道，要研究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情况，需要从礼制文化背后的东西入手，即从礼俗入手，这恰是他多年从事丧服和祭礼研究的原因所在。北京大学周飞舟副教授进一步指出，所谓的“礼俗”，即我们所说的“人情”、“面子”，必须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林鹄博士提醒，社会史研究既有价值也有风险。社会史的作用在于对王朝史、国家史所建构的框架进行补充而绝非取而代之。

理论探索是社会学迈向“总体”社会科学的内生动力

　　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副教授认为，社会学之所以能够一直生机勃勃，是因为在诸多学科中，社会学研究者的经验感受力最强。然而，经验研究终需在理论的观照下进行，这也就对试图“总体”解释社会的学者的理论素养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需要他们既能够处理好生活理想与生活现实的关系，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又能够打破文化中心主义的局限，重新讨论文明与自然之争，构建社会学重新理解文明的可能视角。渠敬东强调，经典社会学家大多都有“总体”努力，但事实上，他们所实现的“总体”不过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解释总体性问题——如孟德斯鸠“民情”概念对我们的启发。这既不是解释现实问题上的面面俱到，也不是在传统价值上的唯我独尊，并且，这条道路极其艰辛和漫长。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应星教授指出，李猛、渠敬东的讨论提醒我们，社会学的“总体性”解释需要保持开放的形态。面对社会学成为“总体”社会科学的企图，社会学研究者无疑任重而道远。

　　上海大学张江华教授、张佩国教授、肖瑛教授、徐冰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赵丙祥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潘星辉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刘亚秋副编审，北京大学孙飞宇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杨清媚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闻翔博士等亦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充分讨论。

在“总体性”视野观照下拓展社会学研究视域

　　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强调指出，针对社会学学科发展方向，突破以往仅限于“社会学者”参与的传统，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只有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参与，才能在多元对话基础上真正拓展社会学研究视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社会科学部冯小双编审表示，在强调社会学的历史视野、探索社会学成为“总体”社会科学的可能路径方面，不同学科视角的介入有助于夯实社会学学科基础、明确社会学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总体言之，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谋求长远发展，就必须能够回应本学科“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学者不可避免会努力追求“总体性”解释。因此，社会学至少要应对两方面问题：首先，如何处理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其次，如何理解社会学对社会进行“总体”解释的可能性。社会学要处理文明问题，唯有借助传统的给养，才有可能探析当下社会的生成机制；唯有以西学为参照，才有可能真正明确中国从历史到现今在世界格局中的坐标。另外，社会学者面对社会现象的“总体性”，应将社会结构、机制乃至人心的机理，纳入一个总体的解释框架，如此，社会学才能真正成为具有坚实学术基础和强大现实解释力的社会科学门类。在此意义上，中国社会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在扩展历史视野和推进理论探索方面的持久努力。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11月16日总第380期

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在历史研究中，批判继承对于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拿社会史研究来说，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经过数十年发展，至20世纪中期已有丰厚的积累，先后涌现出一大批相关著作。这些著作让人们懂得了社会发展史，也大致懂得了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历程以及演进中的某些阶段性特点。尽管研究者们对历史阶段划分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在社会历史演进的总相和趋势上各有认识的尺度和考量的标准，但这些尺度和标准在本质上都是相通的。今天看来，上述研究以及在研究中所产生的种种争论，都是今人认识社会历史演进的思想遗产。如果说这份遗产存在某种不足或某种局限的话，主要是重视宏观梳理而未能更多关注相应的微观考察，从而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上有时难免失察。20世纪80年代再次兴起的社会史研究，着眼于社会“下层”和区域特点，看重微观考察，使人们能够观察到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某些“细部”，从而更深切地感受到历史运动的鲜活性与多样性。如果后一种社会史研究模式能够继承前一种社会史研究模式的合理因素，无疑将使后一种社会史研究模式在创新方面因具有宏大的历史背景而获得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同样，如果前一种社会史研究模式能够吸收后一种社会史研究模式的创新成果，则前一种社会史研究模式必将焕发新的活力。

　　再说继承和创新中的另外一个例子。近年来，随着“后现代历史叙事学”思潮的兴起，有中国学者起而为之呼应，也写出了一些关于叙事的专书和文章。这里有两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一是人们所说的“叙事”，究竟是历史叙事还是文学叙事？二者异同何在？二是从中国史学来看，其悠久的叙事传统有何特点和优点，如《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书在历史叙事方面有何成就？《史通》、《文史通义》等书在历史叙事方面有何理论阐述？大致弄清楚这些遗产的基本面貌，并以此为底蕴再联系当今中国史学的发展，那么，我们在同外国学者讨论“叙事”问题时就有了自身特点，而不是作一般性的呼应。在这个问题上，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也显得十分重要。

　　从历史研究来看，继承和创新大致存在三种情况：一是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加以丰富和发展。如元代史家马端临继承杜佑《通典》而写出《文献通考》，明代史家王圻又继承《文献通考》而写出《续文献通考》等。二是继承前人的著作但在表现形式上有新的变化。如东汉史家荀悦根据班固《汉书》而写出了《汉纪》；南宋史家袁枢根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写出了《通鉴纪事本末》等。三是从前人的思想遗产中得到启发，对当今的研究有所借鉴，从而写出具有时代感的学术论著。如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反映出来的区域经济思想，杜佑在《通典•边防典》中反映出来的地理条件和民族发展进程之关系的思想，都对后人的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当然，学术上的继承和创新是严肃的科学工作，不应当使之庸俗化。以庸俗化的态度对待经典，不仅谈不上创新，而且会使人们远离经典，甚至与经典背道而驰。

宏观思考和个案考察的关系

　　个案考察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对某一问题或某一方面的深入了解；宏观思考是历史研究的提升，是对全局的把握和概括。二者结合，是历史研究发展的主要路径。中国古代“正史”中的类传，是以诸多个案构成对某一社会群体的认识。陈寅恪先生的名作《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也是以诸多个案揭示唐代社会面貌，是个案考察同宏观思考结合得极好的例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经历了文化史研究、社会史研究、地方史研究几个热潮。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史学自身发展的原因，因而有其合理性。其中，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大部头著作，如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俗史等领域都有很出色的研究成果面世。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当前的研究是以个案分析居多，所以常常见到有些论文的副标题是“以什么为例”、“以什么为中心”。这样做并不是不可以，因为有的实例具有本质的意义。但这种研究成为一种模式或许并不十分妥当，因为有些历史现象并不是举一两个例子就可以证明的，况且并不排除有相反实例存在。更重要的是，当这种研究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时，它在客观上会局限人们从宏观的方面去思考问题，而其直接后果又会影响研究者对所从事的个案研究或局部研究之所得的合理定位。什么是宏观思考？一是注意到历史联系，二是注意到社环境。这些思考并不一定都要表述出来，而是要求研究者具有这方面的底蕴和考量。这样，即使不表述出来，也会渗透在字里行间，而不至于使研究所得在定位上和评论上有所偏颇。

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的关系

　　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两个环节，缺一不可。它们的关系不只是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关系，还涉及历史研究的学术水准和发展方向。实证研究是理论探索的基础。而理论探索是历史研究中最困难的部分，同时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这里应该有三个层次的理论问题。

　　第一，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现阶段史学工作者要努力地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就需要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清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这里涉及的理论问题都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有关，属于第一个层次即最高层次的理论问题。

　　第二个层次的理论问题是专业基础理论。从历史学来说，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对于国家、民族和个人来说有何功用以及历史研究的方法、历史编纂的内容和形式、历史文献同历史编纂的关系、历史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等等，都是历史学的学科基础理论。应当坦率地承认，对于这些理论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史学工作者都十分关注。比如，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什么是历史理论、什么是史学理论，这些基本概念常常是被混淆着使用的；至于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及其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是常识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和论说。这种现象既不利于历史学的自身发展，也不利于人们对历史学的认识，不利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历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第三个层次的理论问题是在具体研究中碰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完全是依据史料就能解决的，它需要从事实的层面上升到理论的层面，才能对所研究的对象有深刻的认识。20世纪50—60年代，史学界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有过热烈的讨论和辩难。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和辩难就是其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就历史材料来说，大家都有深入的发掘，问题在于怎样判断这些材料的性质，这就需要有理论的说明，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特点的分析。应当说，诸如此类的学术论争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和研究者理论水平的提高。

•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
•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网　　

清代的测雨台

高空探测气球

风云二号气象卫星

卫星气象云图

　　有人曾经调侃说，世界上最不靠谱的人是做天气预报的人。的确，气象预报员可能测量了各种数据，进行了复杂的计算，得出明天有雨的预报，你只是随口说一句明天没雨。结果，你对了，预报员错了。

　　天气不仅受到各种气团的影响，而且受到当地地形、水域状况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任何随机的因素变化都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天气变化，因此，天气预报是一个历史性难题。

　　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天气预报还是越来越有准头。尤其近年来各种极端天气频发，人们对天气预报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依赖越来越强。

　　1.甲骨文中大量内容是占卜预报天气

　　古代人类为了生存，为了适应多变的天气和气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遇上风雨雷电，他们住进了洞穴。再往后，他们开始盖一些可以适应不同气候带的房屋，让自己尽可能少受风雨雷电的侵扰。不过，古代的天气预报谈不上什么科学。

　　我国商代后期（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人们用占卜预测气象、天象、疾病、生育和战争等等。帝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卜毕将所问之事或所得结果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称作商代甲骨文，大量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占卜中关于风、雨、水等方面的卜辞可以看作是原始的天气预报。

　　有人从317片甲骨文中进行统计，发现有107片是与气象有关的。其中，卜雨的有93片，卜晴的有4片，卜暴雨的有5片，卜雪、卜雹的各1片。这是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天气预报。这种法子，我们的祖先大概用了几千年之久。

　　在殷周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总结出许多预测天气变化的经验。如，《春秋》记载称，在冬天，当天空中出现满天一色的阴云——即“天上同云”时，则未来要“雨雪雰雰”；当在夏天看到乌云发展，即“有渰萋萋”时，则将大雨瓢泼，即“兴雨祁祁”了。唐朝的《相雨书》中，有更通俗形象的记载：“云逆风而行者，即雨也。”这类的经验预报，已具有科学内容。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2～322）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气象理论家之一了。在著名的《天象论》中，他曾写道：世界上万物由火、空气、水和土四大元素组成。他认为，这四种元素“可以互相转化，每一种都可以潜伏在其他之中”。他指出，引起这种转化的媒介物是太阳……空气经受温度的变化就变为云、雨、雪、霜、露。

　　人们最早了解到的自然规律就是日夜交替和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我国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总结出了二十四节气。为了更详细地表示每个节气内的气候变化，又形成了七十二候。对于一年的冷暖变化，又总结出了“三九”和“三伏”。

　　2.气象谚语是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总结

　　“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这是一句在我国广为流传的谚语，从大人到小孩，几乎都能说出来。而在美国，这样的谚语则是以“傍晚天空红，水手乐无穷”的形式出现。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在劳动实践中，在与大自然无数次的斗争中，在长期观测天气变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天气谚语。

　　这些谚语，有的是反映各种天气变化的前后期联系的，有的是描述气候规律的，通过观察日、月、云、风、雾等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反复总结印证而得到，并一传十、十传百在民间流传。这些谚语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可靠性。在现代气象学尚未产生的年代，天气谚语无疑对天气预报起着很大的作用。

　　有很多天气谚语和农事相关，是劳动人民长期关注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经验及天气变化规律的总结。例如，“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句话出自宋代苏洵的《辨奸论》，意思是，如果晚上看到月亮周围有一圈光晕将有大风；如果门口柱子的底座上湿润有水汽将会下雨。空气中的水汽导致月亮四周出现光晕、柱子潮湿，而正是这些水汽才会形成降雨。

　　中央气象台起步之初，很多预报都依靠当地天气谚语、动物在天气变化前的反应等办法。随着科技的进步，预报员通过卫星、自动观测站等获取天气资料，运用计算机预报未来天气，就很少使用气象谚语预测天气了。

　　即便如此，很多谚语对于预报员能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预报员学习和了解当地人民长年累月的天气经验，对提高天气预报的服务质量和水平，能有所作用。而现代科学证明，有的天气谚语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比如，“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就是如此。钩钩云在大气科学中叫钩卷云，在强烈的对流天气系统，常常形成大范围的卷云。因此，钩卷云一旦出现，就预示着产生降水的天气系统即将来临。

　　3.战争催生现代意义的天气预报

　　世界上第一张天气图诞生于1820年。不过，从世界范围内看，现代意义上的天气预报业务与1854年黑海的一场强烈风暴有密切的关联。

　　1854年11月，英法联合舰队在黑海上和俄军决战，可是还未开战，英法联合舰队就遭到了一场强风暴的袭击，一下子沉没了30多艘舰船，元气大伤。事后，巴黎天文台台长勒弗里埃受命调查这次风暴的来龙去脉。

　　勒弗里埃发信给各国天文、气象学家，收集1854年11月12日至16日这5天的气象资料。这一行动得到诸多科学家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他依次把同一时间的各地气象情况填写在一张图上，经分析发现，这次风暴是自西向东南移动的。当它经过欧洲，在到达联军舰队所在地的前一两天，西班牙和法国西部已受其影响。那时电报业已发明，如果当时欧洲沿大西洋一带设有气象站，风暴情报就可以及时电告英法舰队，就可能避免这次风暴的袭击了。

　　1855年3月，勒弗里埃正式向法国科学院提出建议，由政府组织气象观测网，并将观测资料集中起来进行分析，绘制天气图。

　　1856年，在各方的赞助下，法国组建了第一个现代天气服务系统，用电报传送各地当日的气象观测结果，开始了天气预报的业务工作，这是世界的首创。此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陆续建立起了气象站网，开展天气预报工作。世界上最早刊登天气预报的报纸是伦敦的《泰晤士报》，日期是1875年4月1日。

　　天气图的诞生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战争只是契机。现代天气预报开始于天气图的诞生。现在，只要你有机会到各地的气象台参观，都会看到绘制有各种各样曲线的天气图。天气图上标示有气压、温度、湿度、风向、风速、降水等气象要素。天气图主要是靠人们对大气现象的认识和长期积累的经验来推算未来的天气，这种方法直到今天，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预报手段，但它的准确率及便捷程度不够高。

　　4.物理学发展的大气探测是天气预报基础

　　从世界范围内看，大气探测是在物理学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伽利略在1600年左右制作了玻璃管温度计，这是今天使用的水银(酒精)温度表的雏形。1643年，他的学生托里拆利制成了气压表。观测气压表使人们发现，天气的晴雨与气压变化有一定关系，当气压表中的汞柱下降时，往往预示着坏天气的到来，反之，天气将转晴，因而气压表又被叫作“晴雨表”。温度表和气压表的发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使定量测量大气的基本性质成为可能。再以后，风速表、毛发湿度表相继问世，人类发明的用于天气预报的工具越来越多。

　　19世纪中期，电报以及正规的气象台站网的出现，有助于大量气象资料的积累，加快了天气预报理论的发展。20世纪初，以皮叶克尼斯父子为代表的挪威学派，提出锋面理论和气旋波理论，使预报3天之内的短期天气成为可能。这些理论成为现代天气预报理论的基础之一，不仅丰富了天气图的内容，而且使连续的天气图变成了一张反映气团、气旋等天气系统变化、移动的“连续剧”，只要跟踪观测和分析这些多变的天气系统，就可以进行天气预报了。而这个气旋发展模式不仅是中纬度天气预报的重要理论根基，更是天气预报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5.气象卫星开创从宇宙空间观测大气新时代

　　20世纪初期，各种气象数据还都是在地面测得的，而对天气影响巨大的各种空中气象数据还没法测得到，因此，天气预报仍然不很准确。难怪那时报天气时，总是爱用“晴间多云偶有阵雨”，无论天气如何预报的都准！

　　对高空大气的探测延长了天气预报的时效。1927年，法国人布罗和伊德拉克发明了无线电探空仪。这种电子仪器被悬挂在氢气球下升入空中，一路上将测得的气象资料用无线电信号发回到地面接收站，开始了高空气象观测。现在气球探空的方法全世界仍在沿用，气球的上升高度一般可达30公里以上。通过气球探空可以获得空中各个高度上的气压、气温、湿度以及风向、风速等数据。

　　1933年，德国人谢尔哈格开始绘制高空天气图。1939年，瑞典气象学家罗斯贝提出大气长波理论，成为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也是天气预报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延长了天气预报的时效，开创了三维空间的天气分析，使制作3天至5天的中期预报成为了可能。更重要的是，它表明高空长波活动规律可以根据流体运动的物理定理，用数学的方法推导出来，使气象学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自20世纪60年代大气遥感技术兴起之后，特别是气象卫星的升空，开创了从宇宙空间观测全球大气的新时代。目前，密布的各种气象站可提供每10分钟一次的观测数据，明显提升了灾害天气的监测能力。从1988年到现在，我国已成功发射了多颗极轨气象卫星和静止气象卫星，被世界气象组织列入全球对地综合观测卫星业务序列，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同时具有研制、发射、管理极轨和静止气象卫星的国家之一。

　　6.未来发展主要靠数值预报的进步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值天气预报应运而生。

　　1950年，美国人钱尼、挪威人弗约托夫脱和美国人纽曼首次用电子计算机制作以大气动力学为基础的数值天气预报取得成功，从此数值天气预报方法逐步成为天气预报的主要方法。

　　所谓数值天气预报，就是使用描写大气运动的数学物理方程，用计算机算出未来的天气形势。数值预报是提高天气预报预测准确率的基础。如今，数值预报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气象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数值天气预报是在当代大气科学与计算机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天气预报技术，已经成为当前业务气象预报基础，对于预报精度、时效与内容的改进起着关键作用。1982年2月，我国第一个数值预报业务系统——短期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正式投入业务应用，结束了中国只收用国外数值预报产品的历史。

　　我国的数值天气预报同样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20世纪50至60年代试验研究，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半自动数值预报系统，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短期数值预报系统，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期的中期数值预报系统以及“十五”期间数值预报创新研究等几个阶段。

　　模式是数值天气预报的灵魂。所谓模式就是做预报时使用的一套计算公式。要找到合适的模式是非常不容易的。实际上，我国的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还比较大。利用高性能计算机进行的数值预报是现代天气预报的核心。我国正在系统开发自己的数值预报模式，但这个模式还不成熟，需要我们付出更多努力。

延伸阅读

　　天气预报为“诺曼底登陆” 建功

　　诸葛亮“借东风”，火烧赤壁大破曹营的故事，早已为中国人所熟知。由此可见，预知天气对于战争胜负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关键战役——“诺曼底登陆”，也差一点因为天气而改变运程。

　　1944年6月6日，全世界的目光聚集在这样一群人身上。他们向被纳粹统治的欧洲大陆发起了代号为“霸王”的战役。为了确保登陆艇的安全登陆，海上风速不应该超过每小时13-18英里；为了增加攻击战舰火力的准确性，能见度不应该低于3英里：为了防止伞兵在降落过程中过于分散，陆地风时速要小于每小时20英里；在进攻的前几天里，英吉利海峡不能有地面雾。

　　气象记录显示，这样的理想天气在初夏出现的概率几乎是60比1。但是霸王战车的前进动力一旦被置于启动状态，行动就不能再向后拖延。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里没有一个人认真考虑过天气状况会使整个巨大冒险行动终止。6月3日，所有的进攻部队，大约有17万人都上了船。

　　但是就当时的天气预报状况来说，正是近40年或50年以来最坏的天气。英国皇家空军上校，首席气象学家斯塔格指出，“一连串的三个低压带正慢慢地从苏格兰穿过大西洋，向纽芬兰岛移动。”他预测这将导致直到6月7日英吉利海峡都会有强风出现，而且伴有覆盖率达100％、低度为500到1000英尺的云层。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无论是海上炮轰还是空中袭击都无法进行。

　　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指挥官们决定将他们的决议延迟到第二天，也就是6月4日星期天早上4点15分。接下来的24小时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是一段相当紧张的时间。现在“霸王”计划，几乎完全依赖于英国气象小组的专家对这一模糊不清的复杂气压带的估价。斯塔格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预报方法，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做出了人类历史上至关重要的预报——坏天气将会有一个短暂中止。正是这个关键的天气预报，使得英国盟军在异常恶劣天气情况下部署、展开了诺曼底登陆这一历史性战役。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2年08月22日

　　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商业活动的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从学科从属关系看，它属于地理学中经济地理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它的发展历程看，它又远远早于经济地理学的产生而产生，是古代地理学中最早分化出来的分支学科之一。

　　商业地理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公元15世纪左右，它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环境因素。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及重商主义的刺激下，欧洲许多国家不断进行海外殖民，商品的对外输出量增大，商业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区，有关世界各地商品生产、销售以及运输路线和贸易市场等情况的了解，对欧洲各国的经济繁荣和对外扩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于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较快的海洋型国家中，商业地理的研究逐渐兴起。当时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各国、各地区的物产及资源分布、集散中心、贸易关系、城市港口以及运输线路等与商品生产有关的地理因素的描述。在当时它丰富了世界商业地理的知识，同时也标志着古代地理学的分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为1889年英国奇泽姆的《商业地理手册》，被称为经济地理第一书，然而，就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其回答的是何地可以廉价购进和高价售出何种物品，严格来讲，它是商品地理，而非商业地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方面的推广与应用，使许多国家的农业与工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含量增高，其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伴随着经济地理学的产生，综合的经济地理学研究逐渐取代了商业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并扩展到对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消费、贸易、运输等一系列经济现象的综合研究，商业地理学成为部门经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的重要意义有所削弱。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理学研究中出现了所谓的“计量革命”，它成为20世纪地理学的头等大事，将数理计量方法与学科理论相结合，并带入到具体的实证研究当中去，产生出各种以模型分析为基础的空间行为理论模式。如农业地理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地理学中的工业区位理论，而30年代初，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提出中心地学说，则进一步奠定了商业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中心地学说主要阐述了聚落与市场分布的关系，通过市场的空间分析，强调人类活动与空间组织内在的关系，这就使商业企业空间分析方法得到强化，市场空间分析理论在商业地理学中加以运用。商业地理学逐渐走出对商品产销关系的简单描述，进而转向对市场空间关系的分析，形成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商业地理学再次复兴，并由近代商业地理学开始转变为现代商业地理学，领域不断拓展，理论不断加强，形成独特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20世纪70年代以后，行为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地理学进一步出炉，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同时也使得地理学研究形成多元结构，商业地理学首当其冲，随着二战以后，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商业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日趋显著，对于城市零售区位结构的研究，如贝里（Berry　B.J．L）对于商品流、市场中心和零售商业的研究；墨菲（Murphy　R．E）对中心商业区的研究；对新商业中心的规划，分析区际商品流及市场网络系统等等，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注入到市场的空间分析当中去，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形成今天地理学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也不断融入区位论、数量方法以及经济学、行为科学乃至社会学的方法，出现了大量有关商业、服务业空间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商业地理学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它曾经历过从商品地理到商业地理的发展过程，中间也几经周折，至今仍有人强调可以用“商业活动的地理学”或“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地理学”或“市场地理学”等名词来代替商业地理之名词。但从整个学科研究对象与范畴来讲，我们可以说商业地理学是地理学中比较成熟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基本得到地理学者的普遍认同，这对于规范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历史商业地理学的概念、理论与研究内容

　　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脱胎于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商业活动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历史时期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

　　人类的商业活动不仅具有地域性，同时还具有显著的历史承袭性。商业市场分布与商品流通格局所表现出来的地理特征，往往具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讲，地理要素的空间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因此，探求历史时期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网络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阐释当代商业景观与区域分布的历史成因，尤为必要，也是历史商业地理学所应回答的问题。中国的文明历史悠久，各地区商业活动的历史变迁影响深远，而在中国传统史籍中又从来不缺乏有关上述商业活动的历史记载，这对我们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最早的地理学名著，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已对中国主要商品的产销区域和运输路线作了记载。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对人口、经济、物产、交通、商业和城市的分布及地区差异，也有详实的记载和评论。司马迁十分注重人类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强调国富民强，农、工、商三者缺一不可，“农不出则乏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而地理环境往往又是经商致富的源泉，范蠡为越王勾践的谋士，助勾践雪会稽之耻，以后“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这里司马迁明确强调朱公经商对地理环境的选择，强调朱公之所以能够19年之中三致千金，以“天下之中”的陶为贸易基点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以后历朝历代，大到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小到地方层面上的州县方志，对于地方物产与市镇结构也多有详细的记录，不论商业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抑或偏远落后的西部省份，可见历代统治阶层对于地区商业发展的重视程度。那么，我们说历史商业地理学究竟应该研究哪些问题？又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

　　（一）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

　　商业地理紧紧围绕着市场与流通的空间特征而展开，而商业市场与商品流通都离不开特定的物质基础——商品。商品生产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的商品生产，由此构成劳动的地域分工，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与保障。马克思在1857年论述交换与流通时指出：“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反之，“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历史商业地理虽然研究的是以往时代的商业活动，但所要回答的同样是市场结构与流通体系之关系这样的命题，因此，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商业地理问题，首先就要阐述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

　　从商业地理的产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最早的商业地理学主要就是关于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的地理，如奇泽姆的《商业地理手册》重点即在告诉人们何地有什么样的商品生产，又流通到哪些地区。在今天来讲，人们对于各地商品性生产的重视程度更有过之，大到全球尺度，中到国家尺度，小到地方尺度，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有人以为，经济地理的产生，可以更加全面地研究各地生产的配置与地域分异，完全可以取代商业地理学中的商品生产。其实不然，无论从农业地理还是工业地理的角度来研究地区生产布局，都无法取代商业地理学中商品生产的地域格局，因为三者在地域生产中所关注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商业地理学所关心的生产是商品性生产，换言之，与商品无关的生产并不在其研究范畴之内，这也是商业地理学研究的生产与农业、工业地理学相关研究存在的最大区别。在农业与工业地理学中，我们只需区分各地的地理条件与资源分布作用下的生产，而商业地理学则需进一步区分各种生产的商品性与自给性问题。

　　历史时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受各地自然与人文环境影响，与地区的发展进程相一致。中国古代的商品生产地区差异很大，它为历史商业地理学中商品生产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二）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研究

　　商路是沟通商品流通的渠道，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区商品生产的畅旺与商业市场的兴衰。从市场分析的角度来讲，由商业交通网所联系起来的港、站、码头、枢纽的分布走向，是形成商业网点、商品集散中心、贸易中心的前提与条件，它不同程度地受到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构成区域市场分布格局的骨架。就商品流通来看，交通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商品的成本价格和交易路线。商品经过运输，不会增加使用价值，还会产生损耗，又要支付运费，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商品的地区流通必须通过交通运输才能实现和完成。尤其历史时期，传统交通工具简单，车拉马驮，交通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区商品流通的畅旺。据李吉托•尤恩《日记》第1卷中说：“中国的陆路交通费用高于水上交通的二十至三十倍。”从今天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要远远高于北方地区，优越的水上运输条件是其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明代陕西的陕北与关中两区来看，仅在棉布差价上即有数倍之差，也是由于交通道路追加的运费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区域道路交通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与保障，是商业地理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1．商路同驿路的分离与商业地理区划问题

　　驿路在中国古代出现较早，多由官方开辟或加修，为官方信息往来的交通主干道，从秦始皇修筑“驰道”与“五尺道”，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驿路交通的维护，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与研究也极为丰富。但商路与驿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吻合的，这样，根据商人经营贸易的需要，有关各地商路的记述也不断见诸史籍以及民间文集。诸如《天下水路驿程》《通商便览》，民间商书有关内容也不断增多，而商路往往是联系市镇间往来的桥梁与纽带，研究驿路与商路的分离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商品交流的地区关系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以之窥测古代社会政区区划与商业地理区划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2．商路改变与市场结构性变迁

　　由于商路对于市场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商路改变经常会引起市场的变动。中国古代商路包括陆路交通、水路联系等多重纽带，水、陆交通的开辟直接会促进一个地区商业市场的繁荣与商业市镇的兴起。明清京杭运河的兴衰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中国传统时期地方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转移直接与交通相联系，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三）商业市场的地域分布格局

　　商业市场是商品流通的载体与承担者，“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现代商业地理学在分析研究商业地理过程中往往以市场研究为起点，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同样要抓住此点。

　　市场往往包括城镇市场与农村市场两个方面。城镇市场依托商业城镇，是各经济区主要的商业中心，是在区域内担负区内外商品交换中心作用的大市场。它辐射性强，具有商品集聚性、服务开放性等特点。同时，它又分层级布设，有区际的、省际的乃至各经济小区的，不同层级的商业中心影响范围不同，吸引的门槛值有别，然而往往都是大的商业中心城市依托中小商业城镇，实现和扩大自己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在现代社会，商业中心城市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区域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历史时期商业城镇都经历过一个成长、演替的发展过程，与区域间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相一致，中国古代商业城镇在时间上有从北方向南方集中、过渡的发展趋势，在空间上也表现出这种分布形态。商业城镇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受到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双重作用，考察区域商业城镇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分布规律是了解一定区域内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杠杆，因此，对历史时期一定区域内商业城镇分布的研究是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研究过程中，大体应注重两个方面的研究。城镇市场的空间发展与演变过程是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城镇市场空间结构的分析则是另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市场是中国传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体系中最基层单元之．，也是联系城乡之间、市镇之间以及农村本体的经济中心地。中国传统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广大的农村市场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换、社会联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重大，因此研究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域格局，考察农村市场的发展与作用是其中的重要—环。

　　1．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

　　商业中心是担负一定区域商业活动中心职能的城市。商业中心的形成是由经济条件、交通网络、城市腹地等等众多因素促成的。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是通过对—定区域内各种经济要素的分析，来深入理解商业中心的成长经过及其影响因素，商业中心可以是一个单体商业都会，但在许多地区也会出现复杂复合的商业实体，这些结构组成各异的商业中心往往受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多重作用。中国古代的商业中心往往随着地域经济的开发而成长，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都会，贯穿北方，雒邑位于秦、齐、楚、赵之间，被称为“天下之市朝也”。陶（今山东定陶）地处中原主要水运航道济、泗二水的交会处，为诸国“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濮阳（今河南濮阳）为战国时卫国的首都，也是地处水运要冲，是可与陶相媲美的商业都会，史书常称“富比陶、卫”。齐国都城临淄更是战国第—大商业都会，“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韩国旧都阳翟、燕都蓟城等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组成与结构虽与当时诸侯王国的地域结构有一定关系，但其发展与北方经济区的开发程度也具有很大的关联性。

　　商业中心一般与行政中心相一致，但在许多时期、许多地区，商业中心又常与行政中心相背离，这种商业中心的分布格局组成—定经济区内特殊的经济景观。唐都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可谓国际大都市。中唐以后，伴随南北运河的开发，长江下游以及南方经济的繁荣，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城市的成长与商业繁荣。尤其是扬州作为运河水运交通的枢纽城市，政治与经济地位空前提高，逐渐成长为全国第一商业都市，所谓“扬一益二”成为中唐以后南方经济崛起的重要标志，因此，唐代后期，中国商业中心与政治中心是南北分离的。明清以后，随着全国性工商市镇兴起，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各地区、各省区均出现一定数量的发达的商业市镇，经济发展程度超越其所在府县，如明代的“四大聚”，佛山、北京、苏州、汉口，其中除首都北京外，均不是地区行政中心，佛山与广州，苏州与南京，汉口与武昌，构成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当然，除此之外，有些地区还出现几个商业市镇共同构成大的地域商业中心，如明清时期的西安、泾阳与三原县就是一例。这些均是历史商业地理学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

　　另外，历史时期城镇市场的布局具有一定规律性，尤其是作为区域商业中心城市，商业街区布局、专业市场兴衰往往受区位选择规律的制约，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矛盾统一。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历史时期商业中心城市市场分布格局，可以充分理解封建时代商业发展与城市经济两者的互动关系。历史时期区域商业中心的研究与现代不同，历史时段变换，社会形态差异，以及交通道路改变均会影响到商业中心的成长，也会造成商业中心位置的递嬗。因此，研究历史时期商业中心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就成为历史商业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2．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问题在今天的商业地理研究中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无论从带状环形布局、扇形结构、楔形结构还是多中心结构，无不围绕着商业中心而展开。历史时期商业中心内部的市场区位选择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今天我们所能够了解到汉长安城存在“九市”；唐长安坊市结构的中规中矩的“东、西两市”结构；北宋东京城市场结构突破坊巷限制，进一步发展为沿街、沿河的市场景观；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的市场由点状分布到具有中心地结构的市场与庙市分布等等；虽为都城，但却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国市场发展的结构性变化。而事实上，这种变化并不仅只体现在都城一个层面，大到府、州，小到县、镇无处不在，尤其明清以后，由于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市场突破城墙、突破关墙，关城面积的扩大、关外沿河市场的崛起以及由市场扩大进而加筑城墙而引起的城套城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城镇发展的外在表象，实际上无不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与制度发展变迁的内涵，有些甚至与特定时代的文化与风俗相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空间发展进程均具有重要意义。

　　3．边疆区、边缘区与过渡地带的市场结构研究

　　边疆区的市场发展往往受外在因素影响更多，市场的兴衰起伏剧烈，市场结构也较为复杂，受国家政策与制度性因素影响较大。明代长城沿线市场的空前繁荣，完全受军事驻屯的影响，形成长期的军事供给与军事消费市场，市场出现超前发展的状况，这种军事消费所带来的影响是一时的，经常会随着军事防卫体系的变化而变化，市场的历时性不高，但是有些时候它的作用与影响又会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甚至远及当代。边缘区的市场研究也是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少的话题，可以是农牧交错地带，可以是两种地貌的过渡带，其市场的结构均呈现出与中心地带极大的差异性。这些研究都会丰富我们对传统市场结构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地貌条件是如何影响市场发展的。

　　4．商业中心与城市腹地关系研究

　　城市腹地研究是现代商业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称商圈，商圈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民族结构、人口规模、地貌特征，交通道路、文化背景等等。城市腹地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各地间的商贸联系，大到全球尺度，近代以来世界主要海港与贸易中心及其腹地结构；中到国家尺度，古代国家间的贸易关系，贸易与空间扩张，陆路与海上交通线的开拓与区域商业空间的拓展，贸易与国家间的空间控制等等；小到地方尺度，从—定地域、一定省域，乃至某个县域出发，研究其腹地的结构。商圈不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跨县域、跨省域、跨地区的现象时常存在，历史时期这样的现象也很突出。明清时期，陕北地区与山西省的商业联系远比省会所在的关中地区紧密得多。陕南地区的商贸联系则主要针对湖北与四川，这些受自然条件与地理因素影响的商业区的形成，及其与中心商业城市的结构关系往往也有—定的历史承袭性。

　　5．市镇兴衰的诸要素分析

　　中国古代市镇的兴盛多是由市场主导发展起来的，而市场在一定区位的设置与选择又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并受各种要素综合作用。明清时期是中国地方市镇普遍发展的历史时期。明清江南市镇的兴起过去—直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案例来分析。近年来，随着各方研究力度的加大，生态学、环境学、社会学与地理学等交叉学科理论的引入，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学术视野，从区域开发的角度人手，对市镇兴衰起伏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各市镇发展的阶段性与空间转换，更提醒我们对各市镇的兴衰条件进行微观分析，近年来许多学者沿此方向做过诸多有益的尝试。制度因素影响市镇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话题，一些市镇成长过程中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如粮长制与明代市镇成长的关系等等课题均值得我们思考。另外，随着历史地图学与GIS的应用，更加方便了我们对区域市镇发展作长时段与空间模拟，突破县界、府界乃至省界进行不同地貌条件下的分析成为可能，这些都为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开拓了新的探索空间与学术视野。

　　6．农村市场形态研究

　　农村市场网络结构分析是历史商业地理研究的另一—重要课题。中国封建社会往往强调以农为本，在广大的农村中，农民成为封建国家最主要的支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结构为小农经济，这也就决定了封建时代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民是封建社会市场中商品的主要生产者，也是最主要的消费者，分布于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商品市场就是广大的农村市场。农村市场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换、社会联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大，它是市场体系中最基层单元之一。因此研究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域特征，考察农村市场的发展与区域分布规律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传统农村市场大体包括农村集市与庙会市场两种形态，两者均作为定期市担负起农村商贸往来的纽带与桥梁作用。但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下两者的作用与影响截然不同，在市场层级中所处地位又有所不同。在施坚雅的市场体系中，庙会市场是被完全排除在市场层级之外的，那么对于中国传统庙会市场的历史定位又是怎样，在边疆地区、边缘地带庙会市场的作用又非其他类市场可以替代，中国面积广大，自然条件、人文环境与民族格局差别非常大，多元市场格局表现明显，影响农村市场空间发展的要素研究是商业地理学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四）区域商品流通格局与商贸区研究

　　区域商品流通格局分析是对整个区域商品的流向与流通格局的分析考察，是在地域商品生产的基础之上所作的商品流通地理分异的研究，是研究商品产地与销地联系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古代地方志物产卷中大都保存有对各地“货属”的记载，它们既包括流通于本区内的产品，同时也包括售出境外的商品，这种商品的流通古来即有，且各地区间的差别也非常明显，这些内容都为区域商品流通格局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商品流通格局，进一步划定商贸区提供了可能。商品流通格局受地区自然条件限制，交通与市场结构影响了商贸区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地区的商贸格局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制度与经济条件的制约都会影响到商贸区的转变，研究一定历史时期商贸区地域格局及其与行政区划划定、文化区的形成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可以更好地理解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三、历史商业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及其研究意义

　　历史商业地理学与商业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中要面对历史时期各种商业经济现象。商业活动的空间差异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基础以及区域经济结构不平衡性表现出来的，对于这些指标的衡量，需要以商业经济学的方法为依据。商业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同样适用于商业地理学，如区位论、空间价格、区域成长理论等，时常被商业地理学所采用。但是，商业经济学与商业地理学在研究对象上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异，商业经济学是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以商业为媒介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其中包括商业结构、商品流通形式、商品同市场相统一的运行机制等。两者均研究市场，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共性。但商业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侧重于市场机制与供求关系；商业地理学则研究市场的网络结构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在分析商品市场的同时总是结合地区条件，并且是以地区流通为中心，联系商品生产的地区分布。因此，两门学科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历史商业地理与商业史的研究同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历史时期商业发展问题为总的研究对象，这是两者的相同之处。但是两者的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别。从时间角度说，历史商业地理不以研究历史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是主要研究商业活动在历史时期中的空间过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围绕着商业活动的空间发展过程以及区域分布同环境的关系这个中心，这样一来，历史商业地理研究所要面对的就是各种地理条件下商业活动运行的机制与发展规律问题，发达地区商业活动的运行机制、欠发达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其制约机制，均属它的研究范畴。而商业史的研究则与此明显不同，是以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出发点，研究其逐渐发展、发达的过程。在研究方法上，两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受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内容的限制，它在许多时候需采用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空间分析方法，这与商业史的研究方法比较是不相同的。

　　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和商业地理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商业地理学的发展，使之迷失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更缺乏基本的理论支撑，这使前些年商业地理学研究走人．个瓶颈期。而历史商业地理学同样如此，历史地理工作者在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与历史时期手工业与工业布局的研究同时，对于主要集中于流通领域的历史商业地理学如何定位并形成体系，一直表现出认识上的模糊与学科领域的不明确，对于它的学科内涵亦少有人问津，理论规范与方法总结非常欠缺，这些都阻碍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上讲，加强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是促进历史地理学学科完善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在今天我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商业空间网络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之重要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因此加强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研究地域商业格局形成的历史成因，就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商业活动的地理基础，与商业史研究的最大不同是其重视商业经济的空间发展进程。以区域研究为主体，关注历史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长波基础之上，突出地区自身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有史以来，商业发展的地区性规律与发展特征以及一些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对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特征分析亦可提供多元的分析方法，因此，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补商业史研究之不足。

　　历史商业地理学同时关注地区的生态与环境因素，密切围绕地区发展的自然条件与生态基础，关注人类商业行为与地域环境的关系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商业经济发展和地区环境变迁也有很好的帮助。事实上，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大多具有趋利性。例如历史时期但凡新作物的引种以及资源的开发利用，多数情况下是在商业利益驱动之下完成的。何地以何种生产方式所进行的技术改良与产品更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口变动因素，或经济结构重组，因此，以商业地理的角度注重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新技术改良可以更加有效地把握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经济结构变动因素，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脉络及其与环境互动关系。

　　总之，从发展的历程来看，商业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前趋，它的兴盛与衰落交替反映了整个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轨迹，其理论与方法的演化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历史商业地理学理论虽来源于商业地理学，但同样可以从历史变迁的角度为其提供经验性文本，并以之为基础，丰富完善商业地理学的学科理论，因此研究历史商业地理学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发研究院
• 文章来源：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