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会由“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日本会议组织委员会”筹办。为了有效地利用过去的经验，同时又能充分反映日本学界最新的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组委会采用了老中青结合的方式，山田辰雄（庆应义塾大学）、久保田文次（日本女子大学）、狭间直树（京都大学）、安井三吉（神户大学）、西村成雄（日本放送大学）、姬田光义（中央大学）、平野健一郎（东京大学）等著名学者担任顾问级委员，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深町英夫（中央大学）、饭岛涉（青山学院大学）、家近亮子（敬爱大学）、石川祯浩（京都大学）、久保亨（信州大学）、陈来幸（兵库县立大学）等学者担任组委会委员并兼任秘书处成员。因认识到不应采取过去常见的“纪念史学”方式，而应从学术角度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及其对日本的意义，故提出以下三条基本宗旨：第一，“世界历史中的辛亥革命”。在前近代以来的中国通史及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相互关连及比较中，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第二，“从日本看到的辛亥革命”。通过辛亥革命，对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问题及近代日中关系中的诸种样态，进行既深入又广泛的回顾。第三，“百年共和、宪政与辛亥革命”。为了探讨从清末预备立宪开始，经中华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战后台湾地区等各政权对宪政问题的态度及实践，关注作为起点的辛亥“共和”革命。此次会议名曰“日本会议”，实为“东京会议”与“神户会议”在内容制定、宣传企划、经费运作等各方面进行有效、有机的紧密合作的结果，是全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学会综合力量的结晶。

　　与会学者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韩国、蒙古、新加坡、美国、意大利、塞尔维亚、澳大利亚等国家与地区，其中一部分报告人为应募参加的青年学者。会议围绕辛亥革命研究，展开了视野广泛、方法新颖、课题多样、颇富成效的切磋交流。东京会议共有34个报告，神户会议共有14个报告。主会场设有日文、中文、英文的同声传译，副会场则未设翻译服务，各分组会以曰、英、中文专场形式进行。3—4日在东京大学驹场校舍召开的全体会议座无虚席，与会者多达700多人，且多为学者，可谓盛况空前，充分反映了日本学界对中国研究的重视和实力。而在东京会议召开前一日，会议组委会又与东洋文库(东京)联合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特别讲演会，与会者达70多人。笔者作为翻译参与了在东洋文库举力乙的特别讲演会，并出席了在东京大学驹场校舍举办的国际研讨会，故本文对此两项学术活动作简要介绍，未涉及神户会议。限于篇幅，不能全面展开，仅以介绍报告内容为主，而热烈充实的会场讨论内容只得割爱，深以为憾。

　　一、总论

　　狭间直树《东亚“共和”思想的形成——辛亥革命100周年寄稿》详细分析介绍了在辛亥革命爆发、共和国成立之前，东亚“共和”思想在日本的形成过程。裴京汉(韩国新罗大学校)《东亚史上的辛亥革命》，将辛亥革命对韩国及越南的独立运动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并通过分析中华民国如何应对西藏、蒙古独立要求的问题，探讨了同时期的新东亚国际秩序。他认为，汉族反抗满族统治的民族主义革命，引发了周边弱小民族从中国独立或脱离的运动，辛亥革命为东亚各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契机。唐启华(台湾政治大学)《北洋派与辛亥革命》一文试图打破革命党对辛亥诠释权的垄断，提出对辛亥不同的理解视角，指出和平解决国体问题、建立五族共和，实为北洋派对辛亥最大贡献。北洋视角提供了除革命派与立宪派以外，另一个务实的连续性视角。周锡瑞(JosephW．Es.hefick，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重新探讨辛亥革命——以1911年为中心》分析了辛亥革命突然爆发于1911年的原因。周氏1970年代出版的著作《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曾促使日本和中国学者反省了“孙中山、同盟会正统史观”，此次他再提出立宪派的主导作用，并指出自己亦曾较为轻视的“排满感情”，对辛亥革命的爆发起到了一定作用。桑兵(中国中山大学)《辛亥时期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从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教育与学制、汉族与少数民族、边疆五个方面解构对现有知识和制度体系渊源流变的认识，寻绎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黃克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辛亥革命与民国百年：台湾观点》将以往对辛亥革命解释的三种观点，即国民党史观、共产党史观及学界史观进行了分析介绍。他指出，辛亥革命在新旧势力妥协之下获得成功，旧的专制秩序虽被打破，却未能建立起一个稳健的共和体制。直至台湾解严后，孙中山的建国理想才得以实践。叶文心(Wen．hsinYeh，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产阶级与革命》分析指出，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是突发性的，而导致朝廷瓦解，其意义超过了革命成功。中央瓦解后，多方势力重新组合，建构出新的东亚秩序和国际关系。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时刻，政权的转移不仅造成了清朝终结，且带来国家机器、国家体制和国家主体的重建。此外，她从软实力生产的角度重视城市中产阶级的作用。久保田文次《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介绍了1981年在东京及2001年在神户举办辛亥革命70、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情况，前者政治性强于学术性，后者则已无需顾虑政治因素，学术气氛较浓。与其相比，此次会议在研究内容、讨论形式以及参会人员上则更趋广泛、多元、自由、深化。

　　二、政治制度与区域社会

　　金子肇（日本下关市立大学）《政治整合的难关——民国初年的改革和政治斗争》指出袁世凯政权在与革命派、各省政府、中央与地方议会的对立及抗争过程中，不得不放弃制度化的努力，而采取依靠“忠诚”这种以人为纽带的国家整合的方法，因此极不稳定。帝制的实施未能在制度上使国民意志集中于国家，各省政府对袁政权“忠诚心”的消失反而加速了政治整合的瓦解。山田贤（日本千叶大学）《“善”与革命——清末民初四川的地方社会》认为过去“善书”里的世界观，与辛亥革命以后的新社会并非明确对立，而是在变化的同时，潜在地发展，并与当时的社会变动紧密相连。巫仁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从民变到革命：从近代早期城市社会的抗争到现代革命的完成》关注城市市民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从城市环境及群众动员模式上探讨辛亥革命发生于城市的原因。宫原佳昭（日本南山大学）《辛亥革命前后之地方教育界——以湖南省为中心》从湖南省教育会的人员构成、教育观点、职员选举、与省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考察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省教育界的变化。佐野实（日本一桥大学）《收回利权运动与辛亥革命——以沪杭甬铁道为中心探讨中央、地方、列强的对立》指出，在辛亥革命之前，收回利权运动具有拒绝借款的性质，且与接受借款的清政府相互对立。但在革命发生之后，因资金不足，反而积极推行以沪杭甬铁道为担保的借款，两者之间有着对照性的反应和动态。莫秀兰（Monica　De　Togni，意大利托里诺大学）《中国的自治与1911年——四川参政活动的革命与延续》通过地方志和档案史料分析了清末民初四川地方自治的实际状况。小川唯（日本明海大学）《探讨二十世纪初叶“教育议会”方案》将20世纪初叶（1901——1916年）中国教育行政改革中的教育议会设立方案视为一个代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于中国的连续性运动，阐述了方案的内容与改革尝试。

　　三、辛亥革命与对外关系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困境中的坚守与前行——从新发现的史料看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利用新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档案，由以下五方面窥探民初外交之艰难及当时人们在困境中之努力，论证临时政府在困境中如何坚守国家主权，努力使其不再流失或尽少流失：1．抵制列强在华治外法权的扩张：以厦门鼓浪屿会审公堂为例；2．维护海关主权：以福建海关为例；3．行使在华外国人人境管理权：以福建为例；4．禁吸鸦片：以浙江为例；5．维护海外华侨权益：以“泅水事件”为例。樱井良树（日本丽泽大学）《革命之冲击与日本》指出，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日本政府内部出现了追求积极且自立的外交政策的动向。而围绕外交政策路线出现的对立，成为大正前半期日本对华政策复杂化的根本原因，并因此而导致政变发生。黃自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人的辛亥革命观——“趁火打劫”与“同舟共济”之间的论争》指出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初，日本政府的态度是反对革命，诱导清廷实施宪政改革，藉机拓展在华权益。而日本民间社会除少部分拥护政府主张外，多持同情辛亥革命的态度。川岛真（日本东京大学）《从长崎审视辛亥革命》认为从中日关系与辛亥革命这个主题来思考长崎地域社会的特征时，通过与航线和电报有关背景的分析，可看出长崎具有将“人”、“物”与“信息”连接起来的机能，其中包含着中日之间的双向性。小池求（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醇亲王的使节外交与加强对德国政策（1909——1911）——从中德关系的角度分析》指出，在1909年至1911年中德美三国尝试合作的过程中，清朝积极推动对德美接近政策，德中两国互视为“友邦”而试图合作。

　　四、民族、版图、领土

　　雷国俊（JamesP．Leibold，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吸收边境——反映辛亥革命和民族地区的三面镜子》认为，应该批判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和解释，并通过1911年、1961年、2011年关于辛亥革命的言论，探讨了汉族精英和国家领导人对边疆及其重要性的定位，指出原为政治性种族革命的辛亥革命，变成了带有包含性的多民族的“国家”项目，其中非汉族人被赋予了作为“中国人”的新职责。橘诚（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辛亥革命与“蒙古”——独立、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指出，辛亥革命后蒙古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即走向“独立”的喀尔喀、拥护清朝君主立宪制的驻京蒙古王公、以及其他保持沉默的“蒙古”。奥云札尔格勒（Oehir　Oyunjargal，蒙古国立大学）《博格多汗政权应对驻北京蒙古王公的政策——以亲王那彦图为例》利用蒙古民族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史料，就博格多汗政权如何应对亲王那彦图旗下所发生的如图司珲迁居与牧地纷争等事件展开论述，寻求真相。孛尔只斤．呼斯勒（日本昭和女子大学）《辛亥革命之于内蒙古》指出，辛亥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国家，而内蒙古人所谋求的则是自身的自立问题。小林亮介（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辛亥革命前后的“西藏”——围绕边界划定的难题》指出，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如何确定西藏的政治地位，以及在政治上、行政上应如何界定其具体范围的问题，并对西姆拉会议决裂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剖析。阿部由美子（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辛亥革命后北京满人社会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旨在通过对辛亥革命后获得优待条件的北京满族社会的考察，阐明满族社会的连续与断裂，以期了解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结构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五、清末民初的社会经济

　　富泽芳亚（日本岛根大学）《民国初期的企业关联法的整备和日系企业的活动》认为，中国近代有关矿业的法律结构，在晚清已基本形成。这是对在不平等条约下如何限制中国内地的外资矿权的挑战，其成果延续至民国时期。朱荫贵（中国复旦大学）《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经济的延续和变迁》通过分析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的延续和变迁，指出经济不像政治，可以发生“突变”，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渐变”。但政治的“突变”，依然可以给经济带来明显的冲击并使之产生变化，尽管这种变化需要的时段较长。柯丽莎（Elisabeth　Koll，美国哈佛大学）《改革下的商业——辛亥革命前夕的企业经营与市场制度的结构》以连接天津和浦口之间的津浦线为例，分析论述了当时铁道经营的特征。马敏（中国华中师范大学）《辛亥前后中、日、美商人的交往及其影响——多元文化交涉对辛亥革命的意义》指出，辛亥革命是世界现代化的大趋势与中国自身摆脱封建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趋势相结合的产物，革命的结局使中国走上对外更加开放的道路。

　　六、清末民初的文化蜕变

　　须藤瑞代（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民国初期的节妇烈女》通过分析自愿成为节妇烈女的女性自身的因素，指出重视寡妇贞节的观念即使到了1930年代仍然根深蒂固，节妇烈女不会因不被列为褒扬对象而瞬间消失。程美宝（中国中山大学）《做男人!——民国时期上海精武会追求的现代男性化与民族主义》介绍了上海精武会的历史，探讨了他们通过体育锻炼，追求何种男人形象，并分析了男性构造与民族的微妙关系。杜鹃华（Dusica　Ristivojevic，匈牙利中欧大学）《消失的媒介者——<女学报>(1898)与现代女性》通过分析《女学报》，论述了女性论的历史性变化。刘世龙（中国四川大学）《白话文与社会动员——以清末四川保路运动为例》从社会动员的视角，探讨了白话文在清末四川保路运动中是如何发挥作用成为动员民众、达成舆论共识、对抗官方的宣传堡垒的。古泉达矢（13本东京大学博士生）《20世纪初香港鸦片零售制度的转变》认为，随着香港政厅在1914年修改鸦片零售制度，政厅及最后的征税承包人均利用舆论对鸦片的敌视态度及辛亥革命的进展获得成功。福士由纪（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公众卫生与都市社会——以防疫风潮（1910）为中心》探讨了清末民初都市社会的租界当局和各阶层关于卫生的活动和认识。

　　综观此次研讨会，基本上摆脱了习以为常的“纪念史学”式的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的模式，而完全从学术角度出发，基本上实现了开篇所述的三条宗旨。报告人老中青结合，报告及讨论人通过使用日中英三种语言中的一种进行报告、讨论，使得会议更加精彩纷呈。总之，此次研讨会不但在学术上成果丰富，而且在组织形式上颇具特色。

　　作者张玉萍，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兼任讲师，东京，2060824，yuping307@yahoo．co．jp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206

　　2012年10月2—4日，由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和中国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传教士、萨满与中外文化的相遇与交流”国际研讨会在拉瓦尔大学隆重召开。拉瓦尔大学校长德尼·布里埃与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事馆总领事赵江平等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

　　此次研讨会由拉瓦尔大学魁北克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晟文和华中师范大学科研部部长彭南生负责筹办。会议代表大多为在传教士和萨满教研究领域有一定成就的学者，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加拿大、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讨论议题涉及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艺术史、文学与社会史等领域。在正式讨论之外，会议方还主办了一个中国油画作品展。

　　萨满教与基督教信仰的调和

　　针对世界各地的萨满教以及萨满教与基督教的关系，加拿大著名印第安人社会与文化研究者、拉瓦尔大学教授德尼·德纳兹通过《竖立十字架，还是吊挂起狗》一文，考查了17世纪法国传教士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传教，以及传教过程中与土著传统信仰的碰撞。拉瓦尔大学爱斯基摩人研究专家贝尔纳·丹格吕教授则通过与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弗朗塞瓦丝?莫兰共同撰写的文章《萨满教、福音传播和全球化》，在加拿大爱斯基摩人与南美希皮博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宗教全球化给土著民族带来诸多问题，并促成了基督教和萨满教信仰的调和。

　　来自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志忠是中国萨满教研究的重要学者，他在论文《萨满文化在中国》中指出，中国萨满信仰历史悠久，虽然随着历史的变迁，许多民族放弃了萨满教信仰，但萨满文化遗存还在，并且影响着一些民族的思想与行为。复旦大学教授魏明德的《从四川西南到台湾东部的旅行：中国边境地区的萨满、祖先与祭祀观察者》，对四川西南和台湾东部沿海地区少数民族的祖先祭拜与萨满教信仰进行了对比研究。

　　亚洲与北美民族文化相通

　　亚洲与北美的文化联系是代表们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拉瓦尔大学路易－雅克·多雷提交了《被视为萨满的乌龟：对乌龟在中国人、越南人以及易洛魁人宇宙论中的角色的初步思考》。拉瓦尔大学弗雷德里克·罗刚则与荷兰莱顿大学雅理斯·奥斯顿共同提交了《乌鸦、昆虫、狗与熊：怎样建立美洲和亚洲宇宙观的联系》。多雷比较了北美易洛魁人、中国人和越南人对乌龟的不同传说，指出其共同点是乌龟所处的位置都很重要。在中国，它是四大祥兽之一，在北美印第安人和越南人中它则起着类似萨满的作用，即连接上天、人间与水底世界。罗刚和奥斯顿通过研究北美和亚洲有关乌鸦、昆虫、狗与熊的不同传说，说明了两地文化各自的特异性。

　　来华传教士研究为热点

　　传教士与中西关系是此次研讨会的另外一个主题，这方面提交的论文较多。关于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看法与评价，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西方著名汉学杂志《通报》主编之一魏丕信教授提交了《对（中国）官吏的赞扬与憎恶：从利玛窦到安文思及杜赫德》一文，对比分析了明末清初来华的利玛窦、金尼格与安文思对中国官吏截然不同的评价。他提出，与利玛窦和金尼格的赞扬态度不同，安文思对中国官吏所持的抨击态度，与他本人在明清鼎革时期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比利时法语鲁汶大学教授保罗·塞而韦主要研究17—20世纪的东西方关系史，曾主持《东西方相遇》丛书的出版。他提交的论文《十九世纪耶稣会士资料和巴黎外方传教士报告中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了19世纪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看法。他指出，这些传教士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西方敌视中国这一特殊背景的影响，因而存在着种种局限性。美国普渡大学教授鲁进是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少数华人学者之一，她提交的论文《交叉视角下的李明和丁韪良：两个不同时期传教士对妇女裹脚的反应》，对清初来华的李明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来华的丁韪良对中国妇女缠足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她指出，李明将缠足视为一种奇风异俗，认为无关紧要；丁韪良则用“文明”的尺度进行评价，认为缠足是对妇女的摧残，因而对之加以抨击与反对。

　　传教士与中国穆斯林的关系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问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彭南生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农业与工业经济，他提交的论文《内地会濮家班与近代西北穆斯林》，专门对清末英国内地会宣教士濮习满及其妻子与子女两代四人，在中国西北穆斯林中的传教历史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尽管濮家成员与穆斯林在信仰上存在着重大差异，但濮家传教却是以和平与友好的形式进行，没有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刘家峰的《晚清来华传教士与穆斯林的相遇与对话》的看法与彭南生的观点相似，也认为当时传教士在穆斯林中的传教是在平等与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

　　关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会通以及传教士在华传教策略，台湾稻江科技大学教授孙若怡在《十七到十九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相融》一文中，对当时传教士引发的中西文化交流，如圆明园西洋楼的建造，进行了细致考查；暨南大学教授叶农的《澳门城市发展及其天主教精神》一文对葡萄牙人在中国建设一座充分体现天主教精神的城市进行了探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杨翠薇博士的《李提摩太的宗教学及其对晚清时期中国改革的影响》一文指出，李提摩太作为新教传教士自由派的代表之一，在传教策略上强调以学辅政，希望以改革变法之道改变中国社会，从而达到传播基督教的目的。

　　民国时期许多加拿大法语区传教士来到中国，但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非常少。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此次研讨会专门设立了一个“魁北克传教士与中加文化交流”专场。李晟文的论文《二十世纪前半期来华魁北克传教士及其教育活动》，对民国时期魁北克耶稣会传教士在徐州兴办学校的活动与影响进行了系统考查。他指出，上述活动对当地教育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现为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的戴安娜主要研究中国战争史、中国移民史以及中加关系史，她宣读的论文《中国战乱期间的加拿大基督徒》，对抗日战争时期在徐州传教的加拿大法裔天主教传教士与在河南传教的加拿大新教传教士的活动及其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

　　传教士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也是研讨会讨论的内容。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教授毕安诺宣读了《明兴礼神父：巴金的传记作家》一文。通过对法国耶稣会士明兴礼神父和巴金长达四年多的通信联系的研究，他指出，明兴礼是巴金的第一位传记作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陈和西则从画家的角度对清代康乾时期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画家郎世宁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西画东进，中西合璧，创立新风——浅析郎世宁的绘画艺术》一文中对郎世宁的作品与中国传统绘画进行了比较。他指出，郎世宁创立了中西结合的新画风，并对中国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作者系加拿大拉瓦尔大学魁北克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83期

　　此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是纪念鲁西南的莒县凌阳河遗址发现大汶口晚期文化50周年，回顾总结50年来大汶口文化及海岱地区史前文化、我国早期陶器刻划符号以及原始文字方面的发现与研究成果。

　　文字产生是文明出现的重要表征，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认为，莒县陵阳河发现的陶文应当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一批处于萌芽状态的文字。这一发现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线索和实物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考古年鉴》执行主编朱乃诚回顾了大汶口文化的研究历程。他认为，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与确认是我国史前考古学史上的一件重大事情，对它的研究工作为厘清整个华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谱系奠定了基础。朱乃诚指出，莒县出土的凌阳河遗址出土的陶文字是中华文化远古文明的“火花”，像这样的陶器刻划符号被大量发现和深入研究，最终将破解中国文字起源这个千古之谜。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永波研究员对莒县凌阳河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两个“图像文字”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这两个符号应是大汶口文化中有虞氏部落的徽号标示。从安徽尉迟寺发现的同类遗存则表明有虞氏挺近中原时期与当地土著文化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早期华夏文明。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2012年10月15日

　　世界秩序是国际问题专家讨论的热门。就美国中国学界而言，对东亚和中国的世界秩序问题很早就有过探讨。1963年，美国东亚研究会在费城举行过“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讨论会。接着1965年，美国历史学会又在洛杉矶举行了“中国的世界秩序”学术讨论会。1965年的会议是1963年会议的继续，费正清还将会议的论文主编成《中国的世界秩序》出版。

　　哈佛学者重视中国世界秩序观研究

　　20世纪60年代的两场讨论，是美国全面认识中国的重要研讨之一。这两次讨论使中国的传统世界观念、外交理念和行动模式受到国际中国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并提供了关于中国的世界秩序及其观念研究的可贵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从学术史的视角对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演变进行探讨。他们认为，进入近代中国社会以后，这种古代的世界秩序观已经瓦解，这个秩序的内在和外在的基础已经崩溃。在西方列强冲击中国社会以后，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有很大改变。康有为就提出过大同的世界秩序观，但与传统的世界秩序观有很大不同。包括史华慈在内的学者们认为，到20世纪中叶，世界秩序的中心显然不在中国，是时世界秩序的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学说也大相径庭，中国在现实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尚低。但所谓的西方的政治秩序体系也会被证明是暂时的，就像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观。

　　学者们关于“西方的政治秩序体系会被证明是暂时的”的观点，为这次讨论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果然，在1979年，即会议结束后15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亚洲四小龙出现，世界秩序出现了新迹象。哈佛大学学者还组织过一场关于东亚政治秩序的大讨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讨论强调从东亚的传统文化来探讨和认识东亚政治秩序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认为应该密切观察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身处这一变化中的中国对世界的看法。

　　从哈佛学者组织的这几次专场讨论可以看出，这支重要的中国学研究团队十分重视变动中的世界秩序及其中国的地位，以及中国的世界秩序观研究。

　　“汉学中心何地”  中国学者批驳西方学术霸权

　　这里所指的中国学研究，当然涵盖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指海外学者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另一个是中国学者对于海外学者这一研究的再探讨、再思索。这两方面都与世界秩序的发展及中国的地位密切相关。

　　古代中国在世界的中心地位，决定了世界对于中国的全方位关注，尤其表现在东亚文化在汉文化的强烈辐射范围之内。以史书编撰为例，几乎日本、朝鲜、越南的正史都采用了中国的纪传体史书体例。在古代越南，仅《诗经》的“喃”字翻译作品就有很多，据知现在还保留有多部作品和版本。

　　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发生明显变化。西方没有了昔日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和憧憬之情，以西方宗教取代中国儒家文化的呼吁咄咄逼人。他们也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但颇有服务于对华发展战略需求的旨趣。此期间所出现的一些重要汉学成果，有的是在掠夺和霸占中国珍贵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的，虽然其中也不乏一些优秀成果，例如巴黎的敦煌学研究。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秩序是西方列强的世界秩序，这也刺激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第一波高潮。有关西方汉学名著的翻译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研究的重要特点，除了对域外先进科学发展的细心体察，也有对西方学术霸权和研究谬误针锋相对的批驳，陈垣所谓“汉学中心何地”之问，是对此学术格局的忧虑与挑战。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寅恪、傅斯年等重要学者及其成果的出现，是处于这一不利世界秩序下的中国学者的傲骨及其非凡成就的体现，显示了中国本土学术典范的辉煌和隽永魅力。

　　改革开放带来海外中国学研究新高潮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给世界秩序带来挑战，但冷战毕竟导致了西方与中国的严重对立，无论是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与研究，还是中国对对方中国学研究情况的把握，都无法顺利展开，处于相对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后，中国研究获得了快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措施，使外国学者有了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查看档案、参与合作研究的机会，很大程度上丰富着中国学研究的成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也出现新高潮，不仅相关的专门研究机构出现，各类翻译、研究成果也频频涌现，重大的国际学术会议接连召开，一批新人在此过程中逐渐成长。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第二波高潮出现，并延续至今，堪称壮观。
 
 　　“以我为主”世界著名汉学家齐聚中国
 
　　有人把现在的世界秩序叫做G2世界，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人并不这样认为。无论如何，世界开始脱离完全由西方人主宰的世纪，多元化、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已成事实。

　　中国未必会成为世界秩序的主角，但世界明显感受到了中国的巨大影响，加强了对这个东方大国的研究。英国的一位学者认为，中国是秉承独特主张、关切点与价值观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身在国中，心怀世界”的宇宙观并没有“改变”世界的雄心。应该更多了解和研究这些带有东方特色的思想智慧，寻找中国和西方经验的契合点，包括可以允许世界更多地被中国塑造。不整合现实的中国研究成果，不仅无法理解当代中国，更无法理解现今世界。这都使中国研究成为被关注的重要话题，海外的中国研究热绝非偶然。

　　与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相比，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无论研究背景还是研究内容都已大相径庭。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发展，客观说明了某种刚性需求；越来越多的世界著名汉学家赴中国参加会议，说明世界秩序变化带来了中国学研究的新气象。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要十分重视海外中国学研究专家的真知灼见，认真体会他们所提出观点的视角和境界，多一份对自身文化思考的智慧。在研究中，“以我为主”的立场也十分重要。有些外国学者因冷战思维及对中国国情、文化传统缺乏了解，不免浅薄之见，对此应展开必要的批评。中国学者对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理应有自己清醒的反馈和理性的声音。这种与国外中国学界的互动研究，要注意在融合其先进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研究话语的新体系。当然，与此相关的学科建设工作也须认真展开，明确专门学科及其方法论并予以深入探讨。没有扎实学科建设基础上的专门探索难以自立与长久。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3日第435期

　　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文明”？

　　一种概念将文明和文化等同，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所有成就，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有一种概念将文明与野蛮相对，文明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文明阶段是从野蛮阶段转化过来的；再有一种概念将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

　　这些概念多是理论性的，很难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探讨。与历史学不同，考古学是以物说话，确定文明社会的形成，需要通过考古发掘寻找能够证明文明社会存在的实物证据，这就是常说的“文明要素”。

　　什么是文明要素？

　　学界先后列举出的文明要素很多，得到普遍认可的有城市、文字、金属冶炼、大型建筑、阶级分化等。城市作为文明要素从来没有异议，英文单词“civilization”中的“civil”是拉丁文“城市的”的意思，“civilization”就是城市化的意思。文字作为文明要素也得到普遍认同，凡是古代文明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字，例如，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楔形文字、古埃及文明的象形文字、古代中国文明的甲骨文、中南美洲玛雅文明的石雕刻文字等。金属冶炼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场技术革命，世界上几大文明古国的成就都伴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或发展。大型建筑是指具有政治统治或宗教信仰意义的古代建筑，例如宫殿、庙宇、宗教祭祀场所等，是管理阶层和管理制度出现的标志。阶级的出现也是文明形成的要素之一，考古学可以很容易地从古代的墓葬大小以及陪葬品的多寡判别阶级分化。

　　这么多的文明要素，自然需要开展综合研究，因此就有了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不同的视角多学科地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区域、过程和动因。

　　中华文明是什么时间开始形成的？

　　大众一般认为是5000年前，主要依据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这个说法；国内有学者认为是4000年，即夏商周文明或三代文明；国外有学者认为是3300年，即以盘庚迁殷为标志的殷商文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研究的时间范围设定在距今5500－3500年间。

　　中华文明最早在什么地方出现的？

　　根据考古学研究结果，在距今5500－3500年间，中华大地上曾经存在过数个强势的考古学文化区系，或者称作考古学文化圈。例如，分布在西辽河流域地区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系统，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系统，黄河中游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系统，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早期青铜文化系统，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钱山漾/广富林文化系统，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系统等。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其他文化系统相继衰落了，只有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原古代文化系统反而愈加强盛，最后发展到鼎盛的殷商文化。

　　农业与文明形成有什么关系？

　　农业经济发展是古代文明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农业生产代表着古代文明形成时期的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和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就是复原距今5500－3500年间中国大地上不同地区的农耕经济特点和发展模式，探讨古代农业发展与中华文明形成的相互促进关系。

　　二、研究结果

　　在考古学中，古代农业的复原和研究主要依靠的是植物考古研究方法。在考古发掘过程中，采用科学的方法有目的地、系统地获取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植物遗存资料；应用植物学的分析手段对获得的植物遗存资料进行鉴定和统计，得出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比性的科学数据；根据对数据的分析，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过程。

　　为了复原距今5500－3500年间中华大地上的农耕生产特点，探讨各地古代农业发展模式与中华文明起源之间的关系，在西辽河流域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黄河中游地区、西北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这六个区域内选定了30余处考古遗址开展了植物考古研究。从这些遗址出土了各种植物种子数十万余粒，其中包括了谷子（粟）、糜子（黍）、水稻、大豆、小麦和大麻等不同的农作物品种。

　　采用科学的量化分析方法对获取到的这批数量巨大的农作物遗存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科学数据，并据此对当时的农业生产特点进行了复原。结果发现，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即距今5500－3500年间，中华大地存在四个不同的农业区划：

　　其一，分布在西辽河流域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特点是以种植谷子和糜子两种小米为主，后期出现了极少量的大豆或小麦；

　　其二，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中国南方稻作农业，特点是仅种植水稻，未见其他农作物品种；

　　其三，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的稻旱混作农业，特点是水田作物水稻和旱地作物小米并重；

　　其四，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即中原地区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即同时种植谷子、糜子、水稻、大豆和小麦五个不同的农作物品种。

　　需要说明的是，中原地区发现的五种农作物品种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所谓“五谷”恰好吻合。五谷的说法最早见于《论语》（《论语·微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东汉时期的赵歧在注疏《孟子》中解释：“五谷谓稻、黍、稷、麦、菽也”。其中稻就是水稻，黍是糜子，稷是谷子，麦是小麦、菽是大豆。

　　三、中原地区的古代农业发展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

　　前面提到了，在中华文明出现之前，中华大地上至少有六个强势考古学文化区系，但是到后来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系统都衰败了，只有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原古代文化系统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愈加强盛，最后发展出中华文明的鼎盛时期殷商文化。造成这种由百花齐放到一枝独秀现象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特点也是因素之一。

　　距今5500－3500年间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特点是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那么，这个特点与中华文明起源究竟有什么关联呢？

　　这需要先解释什么是农业种植制度。农业种植制度是指一个区域在一定时期内为了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土壤条件、水文条件、社会条件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而形成的农业生产的技术体系，包括土地的利用、农作物品种的构成和相应的种植方式。

　　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是指在一个区域内同时种植生产条件需求不同的多种农作物品种，比如水田和旱田，秋收作物和夏收作物等，由此采取的相应的生产方式如混作、套作、连作，等等。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是指在一个区域内就仅种植一种农作物品种或几种生产条件需求完全相同的农作物品种，前者如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单一品种水稻，后者如西辽河流域地区和西北地区的谷子和糜子两种小米。

　　在现今社会，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是一种先进的农业种植制度，因为这种种植制度可以开展大面积种植作业，机械化使用方便，操作管理上相对简单经济。但是，在农业生产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具有很大的风险性，特别当遇到专门针对这种农作物品种的自然灾害，如天灾、瘟病、虫害等，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对整个区域的农业生产可能造成全面摧毁，发生在1845-1852年的“爱尔兰马铃薯大饥荒”就是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造成的惨痛教训。

　　在距今5500－3500年间，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北地区和西辽河流域地区的农业生产都是以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为特点，这很有可能就是造成这些地区古代文化突然衰亡的重要因素。例如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后，其发展水平之高让人惊叹，但到了距今4500年前后突然衰亡，而且非常迅速。再例如，西辽河流域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曾经非常辉煌，但大概在距今3600年前后的时候，也突然衰亡，被一支有强烈游牧文化因素的相对弱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所取代。这些辉煌的古代文化竟然如此突然地消亡，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脆弱的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也值得认真思考。

　　相反，在古代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是一种先进的农业生产制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能够充分利用一个限定的区域内各种不同的自然条件，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提高土地使用率，例如在低洼湿地种植水田作物水稻，在干旱的高地种植旱地作物小米，或者在同一块田地内种植秋收作物和夏收作物。其二，可以有效的应对各种灾害。对各种农作物品种而言，农业生产中的自然灾害往往是有针对性的，不同的农作物的抗灾特性以及天敌（如杂草和病虫害等）都是不同的，如果采用多品种的种植制度可以保证应对自然灾难的能力，不至于整个年度的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比如旱、涝、虫灾都可以保证其中一个农作物品种的稳定生产。其三，可以增加植物的多样性，有利于发掘更多的种植品种。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黄河中游地区中原古代文化系统实施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农业生产特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所谓“五谷丰登”，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而言，不是歌颂赞美之词，而是必要条件。

文章来源：《科学画报》2012年第12期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是美国著名城市文化和技术哲学学者，其研究涉及历史、社会、文化、建筑和哲学等领域，代表作有《技术与文明》、《城市文化》、《机器的神话》等。随着传播技术研究范式的发展，特别是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崛起，芒福德在1980年代开始进入传播学界视野，他和麦克卢汉一起被凯瑞界定为“现代媒介分析的鼻祖”。

　　芒福德的传播技术观

　　芒福德的机器体系论说时刻保持一种人文主义态度，他认为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于原始人类使用的器具相当重视，但是过分强调了工具的有形作用，对于技术对人类社会文化、精神心理的广泛影响及其与“真善美”的关系却缺乏关注。他认为，当工业从技术的角度看越来越进步的时候，从人性、礼仪习俗或人文艺术的角度看却有可能越来越退步。人们尤其是产业工人成为了机器的奴隶，为了与机器竞争而从事繁重的低收入劳动。

　　芒福德的技术理论强调一种观念，即人们所使用的工具都是人体及其功能的延伸，但他反对人们对技术或媒介对人体延伸功能的片面夸大。此外，芒福德坚持再完美的技术远不如生物体本身，“即使是最好的机器也只不过是对生命有机体的拙劣模仿”。至于如何改变和弥补其间差距，芒福德觉察到，现代技术积极地适应新环境、为生命体服务，机器复制了眼睛和耳朵的自然特性，因此变得更加人性化。但无论如何，人的感受与自主在这一过程中依然至关重要。

　　芒福德同样在人文主义视角下来审视传播技术作用和变迁。例如，他认为印刷术为所有后来的复制技术奠定了基础。与口语交流相比，印刷语言摆脱了此时此地的时空局限，读者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时候阅读。由于有多个副本，印刷术也增加了保存文字资料的安全性和长期性，拓展了交际范围。但与此同时，“思想也部分失去了自由流动、四维时空以及自然的特性，而带上了抽象、绝对、程式化的特点，满足于完全通过语言来阐释问题和解决问题”。

　　从芒福德的著述与实践行动来看，他主要关心技术与人、社会的关系，以及人类文明的未来，认为机器是人类智慧和努力的产物。然而，芒福德却极力反对传统的技术决定论，他在以更普遍的社会生态学为背景讨论技术进步时，力图避免将技术进步说成是影响一切的因素，例如将某一时代说成是“喷气机时代”、“核能时代”或“火箭时代”。在对技术决定论的批驳中，芒福德指出，许多最有希望的技术进步，有可能引起倒退，造成科技滥用和妄想症，阻碍着人们所寻求的工作、艺术与生活的自由融合。

　　总之，在芒福德这里，传播技术作为科学技术整体的一部分，被置入整个技术发展史、社会历史语境、艺术文化和人类文明进步下思考。媒介决定论作为技术决定论的一种，自然也是被芒福德所批评的。

　　与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同台斗艳”

　　芒福德与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诸多理念相互影响且不无交织。芝加哥学派主要存在于20世纪上半叶，代表人物有杜威、库利、帕克、米德，对于传播学的主要贡献体现在符号互动论、大众传播与政治民主、效果分析等方面。应该看到，芒福德传媒观念和芝加哥学派传播理念对报刊作用、技术生态等方面的认知存在诸多共同点，他们都认识到了传播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芝加哥学派对传统公共空间消亡的遗憾以及传播构建公共交流空间的可能进行了研究，同样，芒福德也认为报纸具有社会交谈空间的构建功能，增进了社区人际交往。然而，芝加哥学派对于城市文化、传播技术的反思与芒福德却有着极大差距，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技术过于乐观，而且没有深入地将其置入整个历史和社会框架下进行分析。芒福德在媒介世界和技术特性认识上则显得更加彻底和谨慎。

　　在大众传媒和传播技术的作用上，芒福德处于乐观与悲观之间，或者说早年相对乐观，后来悲观情绪增强。后者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技术思想有些相似。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现代传播技术持有悲观态度，批判现代大众媒介是一种文化工业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它们以娱乐消遣为目的，所制造出来的文化消费品雷同，缺少艺术“灵韵”，束缚了人的意识、情感和自主性，形成“单向度的人”。芒福德同样认为，现代技术和能源开发不断进步的另外一面，则是非人性生活的不断出现。他多次引用马克思主义工业和资本批判理论对此进行论证。芒福德还谈论了工业技术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工人生活状况的恶化。但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是，作为社会行动者和城市文化规划专家的芒福德并不是束手无策，而是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提出了诸多应对措施，这一点令人尊敬。

　　对媒介环境学派传播技术思潮的作用

　　在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芒福德之后，媒介环境学派扛起了传播技术研究范式的大旗。媒介环境学派站在前人学术研究基础上，声音越来越强，以致掩盖了前人的光芒，甚至被某些学者看作是传播技术研究范式的开端。

　　不可否认，芝加哥学派的媒介技术观经过英尼斯、麦克卢汉等学者发展，最终演化成了传播技术主义范式。然而，较多论据却显示着英尼斯、麦克卢汉等人传媒技术思想来自于芒福德。英尼斯、波兹曼、沃尔特·翁、凯瑞等媒介环境学派学者无不“乐于将媒介、技术和文化当作一种环境来理解”。他们大多受到了芒福德技术生态和传播思想的影响。波兹曼提出了工具使用时代、技术统治时代和技术垄断时代的划分，大体上相当于芒福德划分的始生代技术时期、古生代技术时期和新生代技术时期，两者皆是立足于技术与文化间关联所进行的评说；芒福德技术生态、机器是人体的延伸等观念，都走在了麦克卢汉媒介生态隐喻、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等观点之前；英尼斯的“传播的偏向”论说将研究重点放在传播媒介而不是能源和原材料上，并延用了芒福德的生态与时空环境概念。

　　媒介环境学派继承了芒福德技术哲学分析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大众媒介和传播技术探讨中兼顾民族国家建设、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英尼斯“传播的偏向”论说即考察了传播技术与国家发展、文化传承间的关系；波兹曼有关现代工业和媒介文化的讨论，观照的是人文和精神。莱文森论述了民族通俗印刷品与民族国家的兴起、宗教改革、公共教育、科学革命、资本主义发展等的关系，认为报纸促进了民族国家兴起，电视则维系着民族国家形象；莱文森还提出了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和“补偿性媒介”理论，并根据媒介生产者和使用者关系，将媒介分为“旧媒介—新媒介—新新媒介”三个阶段。不难发现，个中思想芒福德早已作出探讨。相对芒福德来说，媒介环境学派研究者的社会批判意识较为欠缺。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曾就此批评过麦克卢汉，认为后者的传播技术讨论缺乏文化社会学批判视角，对资本主义、权力、意识形态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视而不见，避开了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来认识传播媒介。

　　芒福德的技术哲学和传播认知充满着人文主义和批判态度，他看到了传播技术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作用，但并不贸然地将媒介拉入中心位置而拒绝反思，同时芒福德虽然分析技术与人性化问题，但没有陷入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此讨论芒福德与传播研究技术范式之间的关联，不在于拔高芒福德对于传播技术研究范式的作用，毕竟传播技术研究范式的学术源泉是多面向的。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1CXW012）资助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3日第435期

　　宋代至明代前期，佛山城市经济已经初具规模，在珠三角地区颇具影响。佛山在明清时期就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和享有突出的城市地位，其繁荣的商业、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及其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也逐渐引起了多位学人的关注。特别是手工业的产品种类、总体规模、销售区域等等方面，在国内已跻身首位，享誉“天下四聚”[i]之一和“天下四大名镇”[ii]之一。

　　一、总论：城市经济、空间与环境

　　罗一星根据佛山地方志中的散见资料进行研究，并且指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的发展史，打破了“先政治、后经济”的中国传统社会郡县城市的发展模式，走发展经济的模式，整个社会也是将主要精力、财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之中，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iii]

　　何一民从经济功能、城市空间、基础设施、自然条件等方面对明清四大名镇的佛山、汉口、朱仙和景德镇进行对比研究后指出，明清时期，由于佛山周围丰富的铁矿资源、精湛的铸造技艺、便利的水陆交通、发达的手工行业，使得佛山称为明清四大名镇之一。近代以后，由于佛山河道日益淤塞、外来商品的大量倾销、外来的侵略战争及军阀内战、广三铁路及粤汉铁路的建成而导致商品集散地转移至广州，最终导致佛山经济的衰退，也最终制约佛山城市空间的发展和扩张。[iv]

　　谭棣华认为，明清时期佛山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中心，其冶铁、陶瓷、纺织等行业的兴盛和发展是导致明清佛山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v]

　　罗一星从佛山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入手，研究明清佛山家族起源与铸造业的兴盛、商人形成与商业资本、城市空间的扩展与手工业行会的分化与组合、民间教育与民间文化生活、祖庙及其北帝信仰等等，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明清佛山经济与社会的一部力作。[vi]

　　邱衍庆从明清佛山历史地位的评析、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经济“传统内变迁”的机制，以及对明清佛山城市空间演变规律的解析及风貌特色的评价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借助“明清佛山城市”这一载体，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背景下，将研究体系主要定位在城市发展的宏观范畴，以及城市空间结构形态、风貌特色等较为微观的层面，对明清佛山这一既具岭南特色又颇有普遍意义的传统工商业城市代表，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剖析。[vii]

　　朴基水曾从手工业和商业繁荣的角度，对明末清初以来被称为天下四大镇、四大聚之一的佛山镇的城市发展进行过考察，描绘了导致佛山镇发展的铁器制造业的实际状况和商业发展面貌，但尚未对实现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商人、手工业者及其组织一一行会和会馆进行深层分析。[viii]

　　冼剑民、王丽娃指出，佛山是在明代兴起的手工业名镇，誉称为“天下四大镇”之一。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佛山的城市环保问题日益严重。佛山民众在地方官府和地方乡绅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通过发布告示，制定规约等对佛山的城市环境加以整治。这些保护措施对当时的佛山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当代佛山城市环境保护有一定的借鉴作用。[ix]

　　二、商人和商业资本

　　蒋祖缘介绍了清代佛山兴旺发达的工商手工业、四通八达的陆上交通、星罗棋布的水上运输等是佛山商业繁荣的不可或缺的社会和自然条件。[x]

　　罗一星详细介绍了明清时期佛山商人阶层的构成主要有：铁商、布商、丝商、药商、米商、盐商等十一种之多；明清时期佛山商人的特征；明清时期佛山商人的经商理念等，反映了明清时期佛山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的打拼及务实精神。[xi]

　　关于明清佛山商人资本的来源，罗一星指出，主要有货币财富、地租收入、借贷等五种，资本的形式主要有独家资本和组合资本，资本的发展基本趋势：一是商人将资本投入固定资产，比如商铺、房屋等；二是将资本投向手工业行业，如铸造、制陶等；三是放高利贷，坐收利息。充足的资金有利于佛山手工业等产业的兴盛和发达，对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xii]

　　王仁杰介绍了佛山在明代成为南中国的冶铁中心的基本情况：从兴盛时间、总体规模、产品种类以及市场范围等方面来看，在江南的地位均居首位。当时虽有陕西柳子镇、汉中、遵化和山西等冶铁中心，但佛山的铁货仍然畅销到江浙等省，可见佛山铁制品具有极强的竞争力，显示出很高的商品化程度。明代佛山的冶铁业，是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是佛山的商品生产从单一的冶铁生产到综合性的手工业发展的时期：以冶铁业为主干，以陶瓷业和纺织业为辅助，带动了金属加工业、造纸业、中药业、颜料业、爆竹业、衣帽业等诸业的兴旺，是佛山商人集团崛起、商品经济繁荣的时期，是佛山成为岭南中心市场，是佛山传统手工业在传统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xiii]

　　三、手工业

　　明清时期，冶铸、制陶、织造、成药、民间工艺品等五大传统行业，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五朵金花”。[xiv]今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冶铸、制陶及手工业行会、会馆等方面。

　　（一）、冶铸业

　　罗一星对明清时期佛山冶铁业的从业人数、产业规模、产品种类、销售区域等作了初步的探讨，指出明至清前期是佛山冶铁业的兴盛和持续发展的时期。[xv]

　　蒋祖缘指出，由于明清时期佛山是珠三角的冶铸中心，因产品的工艺精湛、质量上乘而被朝廷选为军器生产的基地，在冷兵器时代是对佛山铸造业的一种肯定和褒奖，极大的推动了佛山经济的发展，同时军器的大量生产对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是功不可没的。[xvi]

　　朱培建介绍了明清时期，以佛山为中心的内地百货批发市场，正是起着广东境内农产品的出口、各省百货批发、满足广东各地所需的一个南中国中心市场。按文献记载和调查资料的反映，在广东的罗定以及沿着西江两岸广西各县市，都会有不少的佛山明清时期冶铁业的遗物和商业的遗迹。他通过田野调查探讨明清时期佛山冶铁产品的销售区域以及冶铁业与明清佛山商业繁荣的内在联系。[xvii]

　　邝倩华从政治、经济、地理条件等方面进行分析，政治上生产与国防有关的军械，经济上官准私营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炉户的积极性，地理上发达的陆运、水运条件是明清佛山冶铁业兴盛的原因。[xviii]

　　申小红通过田野作业、走访及查证佛山地方志、族谱等史料中有关铸造业的记载，对佛山现存冶铸遗址进行调查探究。他在该文中指出，宋代至明以前，佛山铸造业初具规模，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颇具影响，至明清时期，佛山铸造业的产品种类、总体规模、销售区域等等方面，在国内已跻身首位，享誉“天下四聚”之一和“天下四大镇”之一。佛山之所以在明清时间享有如此突出的城市地位和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个中原因固然不少，然其支柱产业——铸造业，在明清佛山社会经济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功不可没的。[xix]

　　朱培建利用搜集到的佛山明清时期的铁钟铭文，对佛山明清时期生产的钟钟的使用范围、目的、资金来源、外形特征等进行初步的分析研究。[xx]

　　申小红通过查阅大量的佛山本地族谱，发现很多族谱中，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世家大族的族谱中有较详细的家族铸造业记载。明清时期，佛山铸造业享誉全国，产品遍及海内外，有“佛山之冶遍天下”之称。铁线、铁锅、铁镬、铁钉、铁链、铁砧、铁针、农具、军器和钟鼎等产品以其质量上乘而畅销全国各地。其总体规模、产品种类、销售区域等方面，已跻身国内首位。在该文中，他指出，明清时期的佛山之所以享有突出的城市地位和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主要是铸造业的支柱——以个体家庭小作坊和以家族大作坊为主的作坊式铸造业在明清佛山社会经济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功不可没的。[xxi]

　　（二）制陶业

　　申家仁指出，佛山是岭南陶瓷业的中心，岭南陶瓷的发展，是岭南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具体体现。在岭南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历代从岭外迁入的移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历史上先后有五次移民岭南的高潮。移民加快了岭南的开发和汉越文化的融合，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移民带来了北方陶瓷发展信息和技术、陶瓷生产方式，给岭南特别是佛山地区输送了发展陶瓷的生力军，使佛山陶瓷得到极大的发展。佛山陶瓷原材料丰富、水资源充足、交通便利、商贸发达以及有悠久的外贸传统，是移民促进岭南陶瓷发展的先决条件。[xxii]

　　冯雷对佛山源远流长的陶瓷制造历史进行了回顾并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此地区居民就已经开始烧制陶器，历经秦汉唐宋数代佛山陶瓷业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明清时期佛山陶瓷已经成为当时该地区的一个重要产业。“石湾瓦，甲天下”的评语十分形象地反映出佛山陶瓷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他从生产工具﹑生产资料、产品以及当时的经营组织和贸易发展状况几方面记录了明清时期佛山陶瓷业的历史进程。在生产工具方面佛山的陶瓷从业者们改造了原有的龙窑，使其生产率得到很大地提升；生产资料也较以前丰富，尤其是在釉料色彩方面更是丰富多彩；这一时期佛山陶瓷所生产的产品种类比前代更多，“石湾公仔”的制作以及仿烧各大名窑瓷器让佛山的陶瓷业在中国陶瓷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明清时期佛山陶瓷的贸易也十分发达，它的产品在国内基本控制了两广地区的相关市场，同时海外贸易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它的产品受到了普遍的欢迎。[xxiii]

　　朱培建论述了石湾是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陶都，在佛山经济鼎盛时期，石湾制陶业成为佛山三大经济支柱之一。产品远销两广和海外，有“石湾瓦，甲天下”的美誉，而佛山制陶业及其随之出现的行会，对佛山其它行业和佛山城市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石湾以制陶为基地，利用商贸兴镇，取得骄人业绩，与省会、佛山成为当时南海富庶的三大镇。[xxiv]

　　（三）、民间工艺品业

　　黄卫红的研究指出，铜凿金花是是在民间剪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铜箔刻凿而制成，是佛山先民用于祭祀祖先、神灵及婚礼喜庆场合中的装饰用品，这种手工业在明代就已经出现，清代是大发展时期。它的出现，带动了佛山铜箔业的发展，促进了佛山经济的繁荣。[xxv]

　　程宜从文化教育需求、信仰需求、生活娱乐需求等方面来阐述明清佛山对木版印刷的需求，而佛山手工业从优良的技术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充裕的劳力资源等方面为印刷业的兴盛作了技术上、交通上、人力上的保障与支持，从而保证了佛山的木版印刷业的快速发展，尤其以木版年画的印刷为代表，其远销东南亚各国，助推了佛山经济的高速发展。[xxvi]

　　（四）、手工业行会、会馆经济

　　黄启臣以地方志、家谱、文献等资料为考察中心，论述了包括佛山在内的商帮形成的原因、商帮的来源、构成及分类，着重阐述了海商、牙商及批发商的类型及日常经济行为。[xxvii]

　　朴基水的另一篇研究论文就行会和会馆组织化对佛山城市发展的历史意义、行会在清末急剧社会变迁中所发生的变化及其面貌等问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将首先考察佛山城市发展的外部表现一一人口集中和人口增加的问题，然后论述人口增加所必然导致的城市结构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外观方面的变化；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将考察与外观变化相应的一种内部变化一一手工业和商业行会的出现，以及行会组织——会馆和堂等等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各种侧面。

　　朴基水认为，自明中叶以来， 随着铁器手工业的发展，佛山镇作为手工业城市开始兴盛起来。

　　由于水路交通便利，佛山作为国内各省间贸易及对外贸易的中转地，头角日益峥嵘，甚至凌驾于省会广州之上的商业城市。该文从各个侧面对清代佛山手工业者、商人的组织行会和会馆进行了考察，指出：引导城市发展的手工业、商业的繁荣，使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同行组织行会和会馆大量出现，呈现了若干共同的特征：第一，几乎看不到在其他地方常见的称为“公所”的组织名称；第二，佛山的行会组织是在明末清初开始出现的，会馆则主要是在各种行会得到充分成长、发展的清代后期(道光～光绪年间)建立的；第三，随着清末的社会变化，手工业行会和商业行会出现了兴亡盛衰的反复。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铁制品、其它金属制品和棉制品等等的流入，许多手工业和商业行会衰落了，但也有部分行业的行会，凭借深厚的技术积累，与西方产品展开竞争，某些行会随着出口扩大，到清末反而获得了发展。在工业和商业发达的佛山，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也是佛山社会变化的一个主要内容。[xxviii]

　　四、农业

　　（一）铁制农具的使用

　　鲍彦邦的研究表明，明清时期广东铁农具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冶铁铸造业的中心都会佛山地区，自明代以来，佛山铁农具的生产是冶铸业中的一个重要行业。据崇祯八年(1635年)南海县的官方文告称，佛山“先年”的冶铸业中已有“农具”行业。当时“炒铸”或“炒铁”制品是以铁锅、农具、铁线、器仗等为主，农具行业与农业生产直接关联，其重要性显而易见。故史称“炒铁之为用至广，上资军仗，下备农器”。大约自正德(1488～1521年)末年广东实行“盐铁一体”政策以后，佛山炒铁业包括铁农具的生产便日益发展与兴旺，是时不仅佛山炉户生产铁农具等器，而且本省各产铁州县如潮州府海阳五县等炉商亦往往将其生铁运赴佛山铸造农具发卖，佛山已名符其实成为广东铁农具生产的中心都会了。到清初政府便决定将佛山铁农具等器的生产列入“官准专利”， 规定“通省民间日用必须之铁锅、农具， 必令归佛山一处炉户铸造”。

　　佛山获得了铁农具生产的“官准专利”后， 对其进一步发展铁农具的生产极为有利，同时极大地促进了本地及整个广东乃至华南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xxix]

　　（二）桑园围及桑基鱼塘

　　在对珠江三角洲最大的堤围工程桑园围（主体部分在今佛山境内）进行考察研究后，邓芬指出，明清时期佛山民众在西江、北江干道及其支流沿岸基本上筑上捍水的堤围，总长达近70公里，保护围内耕地面积达万顷以上。当时除了江河两岸堤围有较大的发展外，在海坦围垦方在同样得到极大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珠三角人民特别是佛山民众在制服水患、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与江海争田，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粮食产量，对促进当时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xxx]

　　赖作莲认为，珠江三角洲特别是顺德的桑基鱼塘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生态农业雏形，成功实现了物质的循环利用，把种桑、养蚕、养猪和养鱼有机的结合起来。史载：“顺德地方足食有方……皆仰人家之种桑、养蚕、养猪和养鱼……鱼、猪、蚕、桑四者齐养”。桑基鱼塘由于自身的优势，能实现良性连环生产，明中叶以后发展迅速，其面积曾一再扩大。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至十九世纪末期间内曾两次掀起“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热潮。当时南海九江乡成了“境内无稻田，仰籴于外”的纯桑塘区。南海龙山在十九世纪嘉庆年间，成为“民舍外皆塘”。顺德更为突出，西海一带，咸丰以前，还有稻田，后皆变为基塘。全县在十九世纪末光绪年间，开挖的基塘就有十万亩之多，桑基面积达到三十万亩以上，稻田面积不及总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顺德诗人周祝龄《所托山房诗集》内载《土风三弊》描述了当时的情形：“近觉桑区广，渐计禾田轻。自从咸同来，鱼塘日益稠。……人与鱼共命，鱼与谷争秋……”。桑基鱼塘在当时是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土地利用方式，对明清佛山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xxxi]

　　邓芬对明清时期珠三角地区的桑基鱼塘（主体部分在今佛山境内）进行考察研究后指出，桑基鱼塘形式是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农业特色。由于丝织品的兴起和发展，在客观上刺激了桑基鱼塘这种农业形式的出现和兴盛。基塘的形成与桑园围的修筑，果基鱼塘向桑基鱼塘转化，客观上扩大了蚕桑的种植面积。桑基鱼塘与堤围的结合，又增强了防洪抗旱的能力，从而使得桑、蚕、鱼等实现了连环性的发展，实现循环经济，有利于佛山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xxxii]

　　吴建新论述了在佛山顺德的基塘农业历史中，池塘以淡水养殖业为基础而兼有蓄水的生态功能，而基面上的作物应对市场而转换，由此形成不同的基塘类型。基面作物的转换与经济类型的变化有关。明代的果基鱼塘，促进了面对国內市场的果品加工业的形成，以果基鱼塘为特色的商品性农业的兴起，是顺德开县以来的第一次经济转型；明末清初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广州的丝织业，以湖丝和粤丝搭配，织造出来的丝绸产品深受洋商欢迎，为此对本地蚕丝的需求扩大。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中记载：“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蚕丝业的发展刺激了明末清初顺德等地的果基鱼塘向桑基鱼塘的过渡。

　　从果基鱼塘向桑基鱼塘的过渡是顺德经济的第二次经济转型。清代基鱼塘和缫丝业的大发展，产生了面对国际市场的缫丝业，使顺德的经济变为外向型模式，这种外向型经济，使顺德变为广东最富庶的地方，经济文化也最发达；晚清民国初年机器缫丝业兴起，桑基鱼塘与外向型的缫丝业更紧密连接一起，晚清顺德当时有广东最发达的机器缫丝业。顺德丝业在外贸中如此重要，以致成为近代广东的经济的重要支柱，由于经营丝业资金庞大，顺德的商业资金流量是全省最大的，被称为广东的金融中心。[xxxiii]

　　（三）、沙田、墟市与家族经济

　　叶显恩认为，随着商业化的出现，社会流动加速，新的士绅阶层兴起；在商品经济发展中致富的阶层，冲破宗法制为官宦世家所垄断的藩蓠，也修坟墓祠堂，撰写族谱，置族产，按照宗法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宗族制趋向庶民化、普及化。作为宗族集团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族田，也从16世纪起，日益受重视，并且不断地增殖。商业化也从此时起日渐加深。

　　从明中叶起，因得益于商业化，他们又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此同时，一个通过科举仕宦而形成的官僚士绅集团也被培植出来了。他们追本溯源，把自己的家世与中原名族联系起来，并按照尊祖、敬宗、收族的原则，统合、组织宗族组织。明中后期活跃于政坛上的珠江三角洲的佛山官僚伦文叙和以训、以谅、以诜父子，霍韬、庞尚鹏、李待问等，就分别从农民、鸭户、小商贩、冶铁户等社会底层出身而出任朝廷大臣，或地方高级官僚。其所属的宗族，也就成了当地的官宦望族。明中叶珠江三角洲因商业化的兴起，而引起宗族的普及化和庶民化。宗族组织实施沙田的开发；沙田的开发又同族田的增殖联系一起的。族田加强了宗族的经济实力。专种水稻的沙田区，支持了民田区、围田区因农业商业化所需要的粮食。商业化、族田与宗族制，互相关联，交相起作用。[xxxiv]

　　申小红分析了明清时期佛山地区墟市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发展概况，考察了墟市的分布网络、层次与功能、墟市的建立、管理及其与封建家族的关系等问题。他认为，明清佛山的墟市经历了一个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过程，已具有商品集散市场的作用，家族经营理念的灵活性、经营方式的多样性，使得墟市一方面对明清佛山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墟市被封建宗法家族的控制也加强了。[xxxv]

　　罗一星认为，明初地方土地所有权的国家认同，导致了芦苞社区各宗族间资源控制的分化。先到的宗族控制了大片沙田和神明祭祀等文化资源，并制造出一套地方认同的话语和族群分类标志。后到的族群则通过“造祖”和“请神”等文化手段模糊族群分类，并尽快融入到地方认同之中。地方认同比国家认同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宽容，不同的族群可以在地方认同的空间下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文化支点。而地方认同一旦形成，就将长期而深刻地影响地方宗族组织和地方文化的发展，而沙田的开发，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xxxvi]

　　五、民俗经济

　　申小红对每年正月十五前后佛山“行通济”这一自明至清的民间民俗活动进行历史考察，指出这一古老的民俗活动寄托着佛山人民的美好祝愿，“行通济，无闭翳”的谚语在佛山尽人皆知，意思是走走“通济桥”，就没有忧愁和烦恼，事事顺利，客观上能刺激经济的发展。通济桥在佛山独特的影响力主要源于两点：一是通济桥为佛山古八景之一的“村尾垂虹”所在地；二是数百年来形成的“行通济，无闭翳”的传统习俗。在“行通济”前后一周时间里，十里八乡的人们趁墟、赶集，进行着商品交换，尤其是“行通济”当天，各种商业活动达到高潮，极大地促进了明清时期佛山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xxxvii]

　　李小艳阐述了佛山庙会是古代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与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信仰、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明清时期是佛山庙会的兴盛和发展时期，一方面是佛山民间信仰的发达，神庙众多；二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品交易的活跃和墟集的兴起。庙会为商品交流和贸易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场所——墟集的兴起和发展。[xxxviii]

　　申小红的研究表明，在“神”权支配一切的传统社会里，人们祈雨贺晴、消灾祈福、求子生财等，都想依靠神明、求得神明的保佑，因而向神献戏就成为一种风俗。旧时的戏曲演出，以敬神为正宗，人随神娱。戏剧歌舞的功能既有原始娱神的遗存，又有后増的娱人的成分。广大民众为了酬谢神恩，以家族或宗族为主导，在佛山是以八图里甲、世家大族为主导，在传统节日里举行一连串的庆祝活动，如舞龙舞狮、放鞭炮等，更会筹集资金聘请戏班演戏作为主要庆祝活动，这种酬神戏或神功戏，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文化娱乐需求，另一方面也拉动了佛山手工业特别是酬神用品行业销售额的增长，有利于佛山经济的发展、社区的整合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建设。[xxxix]

注：

[1]申小红，男（1969—），佛山市博物馆，硕士，馆员，主要从事地方史、民俗学等研究工作。

注释：

[i]（清）刘廷献《广阳杂记》，卷四，中华书局，1957年第1版，第193页。

[ii]（民国）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首之二，第九页。佛山市博物馆藏线装本，出版者暂无定论。

[iii]罗一星《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 期。

[iv]何一民《兴盛与衰落：明清四大名镇在近代的舛变》，《学术月刊》2008年第12期。

[v]谭棣华《明清时期佛山经济繁荣的原因》，《广东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vi]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vii]邱衍庆《明清佛山城市发展与空间形态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viii]（韩）朴基水《清代佛山的手工业、商业之发达与市镇之扩展)，《东洋史学研究》第69期，2000年。

[ix]冼剑民、王丽娃《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的环境保护》，《佛山科技学院学报（社科）》2005年第4期。

[x]蒋祖缘《清代佛山商业繁荣的条件》，《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xi]罗一星《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学术研究》1985年第6 期。

[xii]罗一星《试论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资本》，《广东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xiii]王仁杰《明清时期佛山的商业地位》，《探求》2003年第3期。

[xiv]杨河源《向东平河望过去》，《佛图通讯》2003年第5期。

[xv]罗一星《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铁业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4 期。

[xvi]蒋祖缘《试谈明清时期佛山的军器生产》，见朱培建主编《佛山明清冶铸》，广州：广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120页。

[xvii]朱培建《佛山明清时期冶铁业和商业的调查报告》，见朱培建主编《佛山明清冶铸》，广州：广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42－57页。

[xviii]邝倩华《试析明清佛山冶铁业兴盛的原因》，《广东文化艺术论丛》2002年第1期。

[xix]申小红《佛山老城区冶铸遗址调查报告》，《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

[xx]朱培建《佛山明清时期冶铁业和商业的调查报告》，见朱培建主编《佛山明清冶铸》，广州：广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161页。

[xxi]申小红《族谱所见明清佛山家族铸造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

[xxii]申家仁：《略论岭南移民及其对岭南陶瓷发展的推动》，《佛山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

[xxiii]冯雷《明清时期佛山地区陶瓷业研究》，广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xxiv]朱培建《石湾在清代佛山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石湾窑研讨会论文，2009年10月。

[xxv]黄卫红《佛山铜凿金花的历史概貌及其民俗功用》，《神州民俗》2006年第3期。

[xxvi] 程宜《明清佛山木版年画印刷初探》，《佛山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1期。

[xxvii]黄启臣：《明清广东商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xxviii]（韩）朴基水《清末佛山镇的城市发展和手工业、商业行会》，《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与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xxix]鲍彦邦《明清广东铁农具的生产》，《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xxx]邓芬《桑园围——珠江三角洲最大的堤围工程》，《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

[xxxi]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xxxii]邓芬《桑基鱼塘——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农业特色》，《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xxxiii]吴建新《明清民国顺德的基塘农业与经济转型》，《古今农业》2011年第1期

[xxxiv]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制定、宗族与商业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30周年纪念专号），1997年第6期。

[xxxv]申小红《明清时期佛山的墟市》，《五邑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xxxvi]罗一星《资源控制与地方认同——明以来芦苞宗族的构建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xxxvii]申小红《佛山‘行通济’民俗探析》，《地方文化研究辑刊》2011年第4期。

[xxxviii]李小艳《明清佛山庙会及其功能的研究》，《岭南文史》2009年第1期。

[xxxix]申小红《明清佛山庙会的酬神戏》，《五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

　　罗兰·穆尼埃（Roland Mousnier，1907—1993）是20世纪法国富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他出生于巴黎，曾在高等实验研究院接受教育，并赴美国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1945年，穆尼埃的博士论文《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时代的官职买卖》通过答辩，两年后任教于斯特拉斯堡大学，1955年后在巴黎大学任教22年之久。1958年，穆尼埃参与创建近代欧洲文明研究中心，并担任该机构的领导职务，直到1977年。今天，这个中心被命名为罗兰。穆尼埃中心（CRM）。

　　穆尼埃的主要研究领域是16—18世纪的法国史，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有《刺杀亨利四世》、《笔、镰刀和榔头：法国从中世纪到大革命的制度与社会》、《18世纪的科技进步》等著作，曾执笔《新编剑桥近代史》第四卷《法国的制度与社会，1610—1661》一章，此外还做过一些宏观的比较研究，如《农民的怒火：17世纪反叛运动中的农民（法国、俄国、中国）》。

　　高毅教授曾以穆尼埃与苏联历史学家鲍里斯．波尔什涅夫（Boris Porshnve）的争论为个案，对这位法国学者作过介绍和评论[1]。这里评介的是穆尼埃关于社会史的理论创建及其具体运用。

　　穆尼埃的社会史理论，主要体现在他于1969年出版的《1450年至今的社会等级》一书中[2]，该著探讨的是社会分层问题。总的来说，作者最具特色的见解是，社会分层是一种基于社会职能分工之上的心理事实。不过，他所指的社会职能分工，不仅限于物质生产活动，还包括统治行为和对灵魂和意义领域的关照工作。在所有社会中，这类职能都必须有人承担。但更重要的是对这些职能的价值评判，这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评价：如各种社会职能的重要性有何差异，它们存在多大程度的不平等。这种评价反映在个人在社会阶梯中所处的位置上，也反映在他人与自己的交往行为中（如尊重、感激等）、社会整体对他的行为方式中（如赋予他的荣誉、尊严和外在的装饰等）。因此，作为一种制度的社会分层渗透在日常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评判中。穆尼埃承认，这种价值评判通常建立在并不清晰的标准之上，而且人们对此也很少有明确的意识。它不是来自确切的思想观念，而是来自信念、印象和日常意识，等等。

　　不同的社会环境可能对社会职能产生不同的价值评判。当入侵的危险长期存在时，军事职能会被置于社会等级的顶端。如果一个社会认为死后的生活比此生更为重要、与神灵的关系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那么宗教职能和宗教品质会被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如果人们认为物质需求及世俗的快乐更为重要，那么物质财富的生产就成为至关重要的职能，工程技术人员会处于社会的上层。所有社会中的阶层区分都取决于这个社会推崇的优先价值，由此生成的价值评判体系构成社会的组织原则。

　　根据基于价值评判的社会组织原则，穆尼埃认为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上存在过好几种社会。第一种是等级社会。这种社会中各阶层的区分，其依据不是社会成员的财富和消费能力、也不是他们在物质生产中的角色、而是他们承担的社会功能所具有的声望和荣誉，但这些功能可能与物质生产毫无关系。他说，法国从封建时代到近代早期，拥有社会声望和荣誉的主要是行伍和法官职业，履行指挥和保护的社会职能最受重视。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声望和荣誉与公共官职相连。等级社会基于某种潜在的共识之上，这种共识决定了哪些社会职能最具声望和荣誉。第二种是种姓社会，它的阶层区分的依据是宗教纯洁度。这样的社会中，个人的地位不取决于才干、勇敢和财富，最终的依据是出身，因为这决定了个人的宗教纯洁度。第三种社会，即阶级社会，出现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时物质财富的生产成为社会的首要价值，个人在生产中的角色和消费能力决定他所处的社会地位。19世纪末期的美国可能是最典型的阶级社会。这种社会是注重个人才干的社会，因而也最具流动性，唯一具有世袭性的是财产权。此外还有一些“中间类型”社会。

　　穆尼埃谈得最多的是等级社会，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的细分。如世袭武士优先的等级社会，典型的是封建时代和16世纪的法国；文官优先型等级社会，如明清时代的中国；礼仪优先型等级社会，如16一17世纪的莫斯科公国；神权优先型等级社会，如加尔文和贝札时期的日内瓦；哲学理念优先型社会，如苏维埃俄国、法西斯意大利和1793年法国的雅各宾共和国，等等。

　　可以对穆尼埃的上述分类提出各种质疑。比如，任何一个社会的组织原则中，可能都体现或贯彻着某种哲学理念。但穆尼埃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内的见解可能更具有启发性。他集中研究的是16—18世纪的法国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以拉布鲁斯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认为经济因素是决定社会结构的关键因素，而穆尼埃则倡导另一种社会史的研究路径：制度路径[3]。他的两卷本旧制度的制度史巨著便可视为这种路径的一个尝试[4]。

　　这里所说的制度应作宽泛的理解，它不仅包括直观的政治和法律设置，同样包括看似朦胧但无所不在的社会价值评价。穆尼埃一再强调，社会分层基于某种“共识”之上，应该从当时人的这一共识出发去理解社会。拉布鲁斯等人坚持从收入等物质因素去考察社会阶层问题。这固然很有意义，但是，这未必是17世纪法国人在衡量某人的社会地位时的优先考虑因素，历史学家应该从当时人的标准人手去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这种标准来源于这个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在17世纪的法国，人们普遍认为贵族所从事的战争和统治职能享有最高的荣誉，于是富裕的资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向贵族看齐，以便在人们的价值评判中逐步认可他的高贵身份。在这里，支配资产阶级行为的不是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而是对社会声望的渴求。

　　与拉布鲁斯不同，穆尼埃不认为旧制度时代的等级区分仅仅是阶级社会的“面具”，他认为16—17世纪的等级划分不仅停留在法律层面上，它本身就是社会实在，那个时候的法国确实存在一个有着统一的职业一身份认同的贵族等级。但穆尼埃也承认，18世纪的法国社会处于一个变革和转折时期，等级观念和阶级分化并存。不过，他考察社会变革的路径在当时别具一格：他选取17—18世纪法国的几位作者作为分析样本，认为这些人对社会秩序的表述本身就是当时现实状况的写照。在他看来，17世纪的法学家卢瓦索的“尊严”理论是等级社会观念的典范：社会身份取决于社会成员所从事的职业的尊严或荣誉；路易十四末期的圣西蒙公爵的感受和评论标志着法国社会开始向阶级社会转变，并由此造成了等级观念和阶级观念的对立，因为从那时开始，过去取决于职业和出身的社会声望日益向金钱开放；这个转变过程最终完成于大革命初期的革命者巴那夫，在巴那夫看来，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和财富变化势必导致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贵族等级制的经济基础已经瓦解。按照穆尼埃的等级社会和阶级社会理论，法国大革命完成了法国从等级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等级制被最终废除，财富成为社会区分的主要标准。这种变革甚至表现在术语的使用上：卢瓦索在谈论社会分层时总是使用état（有多重含义，既可指身份状况，也可理解为等级），而巴那夫只用classe（阶级）。

　　穆尼埃的社会史理论，其意义在于倡导多元的社会分析方法，首先是概念工具的多元化。拉布鲁斯等人受涂尔干的影响，把社会视为一个客观存在，运用社会科学中构建起来的概念去分析社会，以经济为核心标准的“阶级”就是这样一个经过后世研究者和经典作家加工过的概念，可以说，这是一种外源概念，这种概念对揭示历史真相当然很重要，但穆尼埃认为，要理解一个社会，应该运用该社会进行自我描述时运用的概念——可以称之为内源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分析卢瓦索和巴那夫等人的社会理论。虽然这些作者的学说往往掺杂着很多想象和传说的东西，但这些想象和传说对历史学家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想象和传说有时会成为社会成员行动的动机，有时则表达了某种重要的思想倾向和愿望，而所有这些都会反应出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及其变化，最终也反应出社会结构及其变化。

　　穆尼埃在进行社会分析时，特别注重对“表象世界”的再现以及历史中人的主观世界的发掘，他认为主观世界本身就在塑造社会结构。收人数据和价格曲线固然是重现历史真相的一种努力，但这种真相未必是当时人的认知，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一套观念和表象体系中，而影响他们行为的却是这个体系。历史学家只有进入这个表象体系，特别是其中的价值标准后，才能理解人物和阶层的行为，从而理解社会结构。

　　穆尼埃关于社会史的见解，与1970年前后法国史学界心态史再次兴起有相通之处。马克．布洛赫曾说，一切历史事实都是心理事实。穆尼埃强调社会通行的价值观，从而为社会事实打上了心理和观念的烙印。在这一点上，笔者曾受穆尼埃的启示。1960年代出现的关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非资本主义”的论断，如果放在穆尼埃的“等级社会”理论中便能得到比较圆满的解释：这个社会看重的优先价值不是财富生产，而是与指挥权相联系的荣誉和声望，这种价值体系内的资产阶级自然缺少现代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根本特质，而这种特质，正如穆尼埃所说，只能在以财富生产为优先价值的阶级社会中才突显出来。

　　18世纪的法国从等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见解，同样具有解释效力。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一套论证其合理性的依据。以笔者之见，当时贵族论证等级特权制度的关键论据是基于身份差异（distinctions[5]）的“荣誉”，而不是物质利益，而荣誉正是那个社会的优先价值。然而，到大革命前夕，贵族的荣誉话语引起的质疑越来越多，理性、效用、平等日益成为这一话语的对立面。1980年代以后，孚雷和凯斯·贝克等学者提倡从旧制度的话语中寻找革命变迁的根源，我认为这一路径与穆尼埃对卢瓦索和巴那夫等人社会理论的解读有异曲同工之妙：观念和想象表达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和期待，并影响着他们对社会秩序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变革变现为话语和观念冲突：关于荣誉的话语是等级制社会的产物，而平等的话语必然意味着等级制的解体。

　　穆尼埃的社会分层学说曾受到猛烈批评。但笔者以为，他的理论和他的具体研究的意义在于提醒研究者，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同样可能是主观建构的产物，这种建构可能特别突出社会分工中的某种职能及其价值，并成为个人或群体行为的指向——最重要的一点：这种职能和价值可能是经济性质的，也可能是其他的，研究者因而要进入这个社会的观念与表象世界。

注释：

[1]高毅：《“波穆之争”的来龙去脉及其他》，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 Roland Mousnier,Les hiérarchies sociales de 1450 à nosjours,Paris:PUF,1969。

[3] C. Delacroix etc. ,Les courants historiques en France,XIXe-XXe siècle,Paris:Gallimard,2007 ,p. 320.

[4] Roland Mousnier,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monarchie absolue,1598-1789,2 vols. ,Paris: PUF,1974-1980.

[5]在18世纪的法国，这个词本身有荣誉和礼遇的意思。

方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联邦德国（原西德以及统一德国）的社会史学派涌现出了许多扬名国际史学界的历史学家，其中被誉为“柏林共和国的历史学家”的海因里希．奥古斯特．云客乐（Heinrich August Winkler）是近些年来特别引入瞩目的一位。

　　云客乐于1938年出生在德国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一个知识家庭，父母都曾获得历史学博士。1944年8月，在苏联红军的大反攻到来之前，云客乐随母亲（父亲于1939年去世）从科尼斯堡逃亡到德国西南部地区。50年代，云客乐在乌尔姆进人中学学习。1956年，德国历史学家大会在乌尔姆举行，云客乐作为地方报纸的实习记者撰写报道，认识了许多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这次会议对云客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他后来选择历史专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尽管他在上大学时除了历史还选学了政治、法律等专业。在闵斯特大学与海德堡大学各度过一个学期以后，云客乐最终转学到图宾根大学，并在其父的博导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　Rothfels）的指导下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专题是1861—1866年间德国进步党的历史，探讨了普鲁士自由主义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关系。[1]受50年代西德主流政治气氛的影响，云客乐在青少年时代也是倾向于保守党派，在中学期间就加入了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但在看到阿登纳在1961年的大选中恶意诽谤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勃兰特之后，云客乐便退出了基普教民主联盟，并于次年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从此与它结成了不解之缘，最后成为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史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政治上左倾化的同时，云客乐在史学研究上也逐渐偏离了罗特费尔斯所代表的传统史学。自1964年起，云客乐在柏林自由大学奥托—苏尔—研究所（Otto-Suhr-Institut）担任助教，同时进行教授资格论文的研究与撰写工作。云客乐关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中产阶级的教授论文受到了汉斯。罗森伯格（或译罗森堡，HansRosenberg1904-1988）的批判社会史学的影响。[2]罗森伯格在30年代因犹太血统遭到纳粹政权的迫害而流亡到美国。在流亡期间他就开始反思纳粹上台的深刻历史原因，在历史研究中对普鲁士保守势力与传统作出了激烈的批评，并在研究对象上实现了从国家政治向经济与社会的转移，在方法上也实现了从传统史料分析到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转移。二战结束后，罗森伯格经常回西德讲学，对批判社会史学派的崛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云客乐正是在罗森伯格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社会史学家之一。自60年代中期起，西德各大学出现左倾的大学生运动，云客乐所在的柏林自由大学奥托一苏尔研究所成为极左运动的先锋。在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云客乐曾到哈佛大学访学两次，深切感受到了美国自由与多元的学术氛围与柏林咄咄逼人的政治空气之间的强烈反差。出于对极左运动对考试制度与学术自由的干扰的厌倦，云客乐于1972年接受了来自位于西德西南角的弗莱堡大学的聘请，离开了柏林。此时云客乐也开始参与汉斯一乌里希·韦乐、于尔根。科卡等人筹建批评社会史学派或“历史社会科学”学派的丁作，成为《历史与社会》杂志以及《历史科学批评研究》丛书的编委。在弗莱堡大学，云客乐度过了长达19年的学术生涯，出版了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史学专著，奠定了他在德国史学界，特别是在社会史学界的学术地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在8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的魏玛共和国丁人以及丁人运动史。[3]这部共约3000页的巨著，不仅是一部魏玛德国的工人与工人运动史，也是一部魏玛共和国的全史，读者几乎可以在此书中看到魏玛共和国14年每天发生的历史。几年后，在此三卷本的基础上，云客乐又出版了一本可以说是缩减版的魏玛共和国史，即《魏玛1918—1933：第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的历史》。[4]至迟从这两部关于魏玛共和国的著作上，可以看出云客乐与其他批判社会史学派代表人物的一个显著区别。一般的社会史著作，都充满了深奥的理论术语与枯燥的数据，缺乏可读性。社会史学派把分析还是叙述（即讲故事）看成是社会史学派与传统史学的一个主要区别。云客乐则认为，分析也可以通过叙述的方式表达出来，两者并不矛盾。云客乐这么做，为社会史学派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但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与自信的。因为会有人怀疑，充满理论术语与数据的分析性阐述才更具有技术含量，如果一个学者采用讲故事的方式，那只是出于不会进行分析阐述的一种无奈选择。只要看一看魏玛共和国工人与工人运动史第二卷的第一章，读者就可以确定，这种怀疑至少对于云客乐来说是不合适的。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批判社会史学派来说“经典式”的关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工人阶级处境的分析性阐述。云客乐只是把这种技能用在了他认为必要的地方。

　　1986年，西德史学界发生了所谓的“历史学家之争”。为了配合1982年上台的科尔政府的“精神与道德的转折”，扭转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开启的历史反思进程，属于保守派的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Nohe）认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罪恶，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只是对苏联实施的某种“亚洲式的酷刑”的回应；二战结束已经四十多年了，应该让纳粹历史成为过去。其他保守历史学家也认为，德国人应该结束对纳粹历史的批判性反思，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对本国历史感到自豪。对保守势力的反攻，首先奋起反击的是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包括云客乐在内的批评社会史学家则先后出场为哈贝马斯助阵。与其他学者不同，在否定诺尔特上述观点的同时，云客乐肯定他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即德国资产阶级支持希特勒确实是与他们对苏联以及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恐惧有一定关系。在重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云客乐与其它社会史学家的态度是一样的，认为德意志民族国家在其存在的70多年里（1871—1945）已经给本民族、欧洲与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已经证明，德意志民族国家与欧洲的和平是不可兼得的，为了欧洲与世界的和平，德意志民族应该放弃民族国家，接受长期分裂的宿命。

　　但是，历史跟批判社会史学派以及云客乐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在他们再次誓言力戒民族国家梦想后不到四年的时候，东德瓦解了，德国再次统一了。国家的统一也带来了德国历史科学的统一，当然是按照西德历史科学的标准。云客乐也于1991年接受了柏林洪堡大学历史系的聘请，回到阔别近20年的柏林。在新的岗位上，云客乐被选举为历史系主任，领导该系的重建与整顿工作。

　　德国的再统一犹如历史的礼物从天而降，使德国人喜出望外。而对于包括云客乐在内的社会史学家来说，这却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他们虽然也为祖国的统一感到欣慰，但德国的再统一也意味着他们关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的局部破产。他们预言的欧洲与德国的永久性分裂局面突然消失了；他们曾反复警告，德意志民族国家已经属于历史，不可重建，否则战争的灾难又将降临欧洲。但事实是，德意志民族国家迅速重建了，而欧洲的和平局面却安然无恙。很显然，二战后德国与欧洲的历史车轮仍在不断前进，而社会史学派对德国与欧洲历史的阐述，不管多么具有自我批判精神，都只是在解释1945年的历史结局，并且试图将这一结局固定化、永久化。如何解释1989／90年的历史大变革，如何从1989／90年的角度来重新阐述德国历史，是摆在社会史学派面前的一项新的艰巨任务。2000年，在德国再统一十周年之际，云客乐推出了两卷本的《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5]在这本书中，云客乐把19世纪初至1989／90年的德国历史解释为德国人偏离西方，几经周折最终回归西方的历史。应该说，云客乐在此书中的“西方”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大致指的是民主的民族国家。云客乐认为，在英法等西欧国家，由于民族国家建立得早，其随后的民主化进程也相对顺利。而在19世纪的德国，民主自由与民族国家问题是同时提上议事日程的，试图同时解决民主与民族问题的1848年革命因不堪重负而失败。民族国家的建立只能在20多年后在俾斯麦与普鲁士的领导下得以实现，而民主问题（即议会民主制国家的实现）则迟迟得不到解决。在一战败局下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因凡尔赛和约的重压以及反民主势力的攻击最终在世界经济大危机中崩溃。希特勒上台后挑起的反人类战争最终也造成了俾斯麦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破裂。在50年代初期，斯大林为了离间西德与美国的关系，曾经允诺放弃东德，让东西德重新统一，并实行民主选举。但西德总理阿登纳认为斯大林的允诺不可信，即便接受其建议获得统一，也可能会使统一的德国陷入苏联的控制之下，最终失去民主与自由。因此，在自由与统一之间，阿登纳选择了自由，但也就是选择了东西德的继续分裂。而像云客乐这样的左派则认为，德国的分裂是历史对德国人的侵略罪行的惩罚，德国人应该为欧洲的和平秩序做出牺牲，永远放弃国家的统一。直到1989年东德瓦解，德国人建立民主的统一民族国家的梦想才得以最终实现。云客乐在此书中过于重视德国人与西方政治文化的关系。19与20世纪的德国历史不应该仅是德国人偏离西方道路而经过多次曲折最终走向西方的历史，而应该是（至少就20世纪而言）一部在西方道路与“东方道路”（即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之间进行选择与尝试，而最终走向西方的历史。但是，云客乐的著作第一次给德国人系统而通俗地阐述了本民族自19世纪初以来追求民主自由的民族国家的艰难历史，并给了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西方的归属感。对于自己在冷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误判，云客乐也勇敢地做出了自我批评。《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出版后，受到德国史学界与舆论界的高度评价。该书获得艾伯特基金会的“政治图书奖”，云客乐被誉为“柏林共和国”（指再统一后的德国，有别于被称为“波恩共和国”的西德）的历史学家。

　　在《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出版后，在众多的赞誉声中，也有人指出，云客乐的“西方”概念过于模糊。什么是“西方”？“西方”何以成为“西方”？这些仍然是有待解答的问题。2009年，云客乐为此推出了《西方通史》第一卷（从古代至1914年），2011年又推出了第二卷（1914—1945）。[6]第三卷（1945至今）预期在2014年出版。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对该书作极其有限的介绍。云客乐的《西方通史》有着十分鲜明的特征。以往许多有关西方历史的论著一般都把古希腊罗马看成是西方文化的起源，而云客乐则认为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公元前14世纪古埃及的一神教，摩西又把这种一神教转化为犹太一神教，犹太一神教开启了西方的合理化与文明化的进程。云客乐十分重视宗教理念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还认为，分权、法制国家与人权的理念只在西方出现，这不是偶然的。在耶稣关于“把皇帝的交给皇帝，把上帝的交给上帝”之类的言语中就隐藏着世俗化与人的解放的思想萌芽。在《西方通史》中，云客乐展示了西方价值观产生、变化与传播的进程，他对西方价值观的普世性也充满信心。但他并没有一味为西方国家唱赞歌。对西方国家对自身价值的肆意践踏（如贩卖奴隶、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等），云客乐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揭露与批判。对于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负面角色，云客乐更是感到痛心疾首。《西方通史》第二卷的主要内容就是德国参与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云客乐十分遗憾地指出，德国虽然也参与了西方价值观的蕴酿与发展过程（如在启蒙运动中），但如果说西方通史中有着德国扮演主角的章节的话，那就是由德国（在欧洲）挑起的、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因此，云客乐的《西方通史》是一部从德国人的角度书写的、带有反思精神的半部世界历史。不管有多少可争议之处，它还是十分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的。

注释：

[1] H.A. Winkler,Preussischer Liberalismus und deutscher Nationalstaat.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ortschrittspartei1861-1866. Tuebingen 1964.

[2] H.A. Winkler, Mittelstand, Demokrat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von Handwerk und Kleinhandel inder Weimarer Republik. Koeln 1972.

[3] H.A. Winkler,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3 Bde. Berin/Bonn 1984ff.

[4] H.A. Winkler, Weimar 1918-1933.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 Muenehen 1993.

[5] H.A.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isher 2 Bde. Muenchen 2009,2011.

[6] H.A.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2 Bde. Muenchen 2000.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

　　由中国经济史学会、武汉大学、三峡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于2012年9月14日—20日在武汉大学和三峡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以及美国、日本、印度等地的18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会议收到论文120余篇。与会学者涵盖了中国经济史学会所属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世界经济史四个专业委员会，是近年来国内举办的参会人数多、年轻学者多、提交论文多、地区分布广的一次中国经济史年会。

　　此次会议共安排了两场大会主题报告和四场分组讨论，并于9月15日下午各专业委员会举行了新一届的理事换届选举。与会代表的论文及发言主要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道路”这一主题，内容涉及历史时期的商品经济、市镇与商人群体；财政、金融与货币政策；企业、公司制度与产业经济；农田水利、农业经济与农村问题；制度经济、政府职能与中外经济发展路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新趋势等。兹概要总结如下。

　　一、商品经济、市镇与商人群体

　　自亚当·斯密提出市场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发展的论点提出以来，商品经济的研究一直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并不断拓展到商路、商镇、商品运销以及商人群体（商帮）的研究领域。

　　在商品经济与市场研究方面，论文选题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不断扩展和加深。魏明孔《唐代吐蕃时期商品经济述论》，利用《吐蕃简牍综录》等考古出土文献，通过对吐蕃时期本土地区以及占领下的河湟河西等地区商贸活动的初步考察，归纳总结出吐蕃以马匹及其畜牧加工品输出为主的特色贸易。任放《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的结构》则从整体、宏观层面考察了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强调城乡之间的连续性、互动性和复杂性。林文勋、张锦鹏《中国古代近海市场形成及历史启示》对以前学界较为忽视的近海市场的形成、特点及其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它形成于唐宋，到明清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兼具海洋市场与内陆市场的区域市场，以对外贸易为支撑，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和枢纽。

　　区域之间的贸易发展与地区经济及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李庆新《“南海Ⅰ号”沉船出水遗物的初步考察》通过沉船出水遗物——瓷器、铜钱、铁器等金属制品——考察了宋代商品的生产与外销，为我们展现了海洋社会生活场景。杨建庭在《清代前期浒墅关于苏州商品市场》中以浒墅关为例，从流通角度对苏州的粮食市场进行了初步研究，探讨了税关在一个城市或区域内的作用。高福美则在《清代前期的崇文门税关及其商品流通》中对作为外地进京货物重要的税收机构——崇文门税关进行了探讨，揭示了清代北京城市消费的各类商货的来源情况。周建明《民国时期广西与香港的贸易》探讨了广西与香港两地之间贸易的物品类型以及对广西社会近代化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探讨国际间的贸易发展无疑是世界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印度学者奥姆·普拉卡什（OmPrakash）《近代早期世界贵金属向印度的流动》（王雪莹译）通过计量的方法，分析了16-18世纪世界各地金属流入印度次大陆的情况。林珏在《入世以来的中美经贸发展及近年两国摩擦不断的原因分析》一文中认为随着中美之间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双边摩擦也随之增多，其症结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田中景则在《中日双边贸易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中指出中日两国应保持政府间政治稳定，尽早建立中日韩和中日自由贸易区，以此保证中日双边贸易长期快速发展。

　　从基层市镇到内陆及沿海的城镇港口的研究不断受到学者的关注。许檀、吴志远《明清时期河南清化镇的商业》以田野考察所得之碑刻资料为中心，对明清清化镇的商业进行了考察，指出其地处河南、山西交界，山西泽潞地区的铁器南下、河南的粮食北上皆以清化镇中转，加上本地的药材、花炮、竹器等重要商品输出，共同促使了清化镇商业的繁盛。石莹《明代中叶汉口镇之兴起》纠正了以前学界将汉口的兴起归因于成化初年的汉水改道，认为汉口的兴起自有其内在的条件和原因。目前学界对于上海何以成为航运中心研究着墨不多，范金民在《清代中期上海成为航运中心之原因探讨》中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认为独特的区位优势、江南腹地发达的商品生产等促使上海成为南北航运中心。水海刚《承继与建构：近代通商口岸的腹地变迁》则以福州港为中心，探讨了中国通商口岸与内陆腹地之间的种种经济联系及其背后所反映出的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的一个侧面。

　　商人、商帮以及商会的研究成为此次与会代表关注的焦点之一。以前学界关注较少的沿海商人得到初步的研究。其中叶显恩《唐宋以来海南商人谱系刍议》阐释了海南商人所具有的“海量”精神，即海南商人海纳百川的包容情怀，认为海涵商道、胸怀宽广、放眼世界是海洋文化的重要内容。张侃则在《从月港到十字门：明代漳州海商严启盛史事考论》中细致考辨了漳州月港海商先驱严启盛纵横于闽粤海域的相关事迹，认为其活动具有深刻的王朝制度和地域社会的背景。徽商是中国社会最有影响的地方商人。张忠民《略论明清时期徽商商人精神的多元化结构》深入到徽商的精神世界，着力探讨了徽商的商人精神与商业伦理。认为徽商的商人精神呈现一种多元化的结构，具体表现为商人精神的内容和层面的多元化。吴晓亮《云南小家庭、世界大市场——以云南商号“仰光洪盛祥”账册为个案》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云南商人在境外生活的近代化场景。刘秋根《江西商人长途贩运》则通过解读地方文献《江西商人经营信范》，考察了江西商人所贩商品的种类、贩运地点与路线、地域帮会组织与合作、江西商人与牙商以及金融信用等相关问题。揭示了江西商人“小本经营”的特色及其成因。王翔《传统中介商人的近代演变》以江南“绸领头”为中心，分析了“绸领头”产生的原因、职能、性质及其发展演变。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认识近代手工业生产、流通及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张学军、孙炳芳《动荡中的坚守：直隶商会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凸显了直隶商会在规范市场秩序、缓解金融危机等方面做出的诸多努力。

　　二、财政、金融与货币政策

　　徭役制度是古代经济史、特别是赋役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耿元骊《宋代官户免役与限田之制研究》通过梳理相关史实，分析官户免役以及民户与官户纠役的过程，展现了宋代役法执行的一个侧面。刘永华《明代匠籍制度下匠户的户籍与应役实态》则通过对《四川各地勘案及其它事宜档册》中的两件司法文书的解读，对于明代匠户制度下匠户户籍的内部构造与住坐民匠的应役实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透过此种制度运作的实态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王朝制度与民众生活之间相互影响。

　　货币经济涉及钱币、钞法以及发行与流通诸环节。王文成《元朝至元十七年江淮行钞废钱考》从货币替代的角度，集中就元朝江淮行钞废钱的源流、影响及其反映的市场价值体系等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探讨。戴建兵、许可《乾隆朝铸币与GDP》则从铸币的币材开采、收购的投入、币材运输等生产成本入手，估算出乾隆朝铸币量，并进而分析铸币量对GDP的贡献，此种分析是一种新的清代GDP研究思路。领券是中国银行业独有的发行制度，马长伟《民国时期纸币发行中的领券制度》通过援例领券、依法领券、集中领券三个阶段的阐述，梳理了民国领券制度的历史进程，并分析其作用和历史意义。刘巍《改革以来中国的物价波动分析与货币流通速度预测》通过分析1979—2008年中国物价波动的历史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的关系，指出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货币变量应该是货币流通。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只关注货币供应量而忽视流通速度是不妥的。刁莉《市场交易、货币形态的历史发展及货币的合约功能》以市场交易为切入点，从合约的角度考察了货币的历史形态、演变过程。认为货币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具有合约功能，这种功能可以更节省交易费用。

　　民间借贷、典卖以及金融体系一直是经济史学界的重要主题。陈新立《清代湖北天门县民间借贷探析》聚焦于146件湖北天门县熊氏家族典当借贷契约，认为湖北民间借贷资本具有宗族化、多元化经营的模式，从而增加了民间借贷资本市场竞争力和风险承受能力。邓亦兵《清代前期京城房屋交易》考察了清军入关之后的北京住房制度与房屋贸易情况之后，指出在房屋买卖中，有专以出租为目的的房产买卖或典卖，并衍生出活卖、绝卖方式以及典房产和房屋抵押形式。黎志刚《“高利贷”：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追溯了“高利贷”一词的历史渊源，并对其划分标准进行了辨析，认为高利贷与其说是一种经济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政治与文化概念，主张使其回归到借贷关系的经济本质。刘梅英《我国民间金融组织网络述论》以上海钱庄为例，指出钱庄通过同业公会、商会把钱庄与银行、工商企业紧密联系起来，使得网络呈现了层次分明、联系多重、动态流动的特点。

　　财政政策及其相关的漕粮、盐政、证券等相关问题也受到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张研《乾隆朝的经济繁荣》从宏观层面考察了乾隆一朝诸如市场、财政制度、租佃关系、雇工制度等方面的发展变化。陈锋《晚清财政说明书的编纂与史料价值》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对于晚清重要的经济史料——财政说明书的编纂缘起、宗旨即过程，编纂特点及内容等进行了仔细的梳理，认为这些史料是研究清代后期的财政以及财政与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吴琦《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清代漕粮截拨》认为清代有效的利用漕粮的实物特性和优势，或截留地方，或调拨他处，或充实地方仓储，或用于地方兵饷，或用于赈灾平籴。漕粮截拨成为朝廷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徐凯希《曾国藩与晚清盐务》从川淮争岸为切入点，分析了曾国藩推行“票法”的内容及影响。孙建国《论民国时期证券经纪人信用管理制度多元结构》认为民国时期的政府与市场交易机构加强对经纪人信用管理，以及同业公会的自律性管理，对于经纪人信用管理制度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今仍具有参考意义。宏观财政制度方面，王丹莉《集权与分权——工业化初期的大国财政格局之演进探析》指出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分权在中央与地方的频繁博弈、集权与分权的反复更替中推进。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较早建立了完善的财政体制，马金华《英国财政现代化的变迁和启示》通过探讨英国财政体制改革、近代税收体系的建立、公债制度的设计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四个方面的研究，为中国相关财政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三、企业、公司制度与产业经济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企业史研究日益成为经济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棉纺织企业在近代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任贤兵《略论近代湖北纺织四局的管理弊端》、彭涓涓《从湖北纺织四局到楚兴公司：一个清末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都聚焦于近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纺织四局，前者分析了官督商办的诸多弊端，后者则通过纺织四局私有化的过程研究，认为由洋务企业演变而来的新民营企业构成二十世纪初中国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纠正了以前学界一味否定洋务企业的做法。于新娟《国际背景下的近代中国手工业》以民国初年江浙沪三地棉纺织业为例，探讨其由盛转衰，以及在国际贸易背景下不断随势改良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发展点的曲折历程。罗萍《城乡产业互动与近代内地民族棉纺织企业的发展》以裕大华纺织集团为中心，依托内地乡村购销市场，立足于“内地-内需-乡村”市场的发展路线，展现了后发型国家充分发掘本土经济内在动能，实现城乡互动的工业化路径。刘兰兮《浅论上海协大祥绸布店的两次改组》利用建国初年对资改造材料，以上海协大祥绸布商店的两次改组为例，透视了合伙制下产权关系的变化，探讨了合伙商业组织的制度演进。认为合伙企业具有共同出资、协议缔结并承担无限责任的特点，从而导致企业的不稳定性。

　　工矿及其他企业相关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钞晓鸿《清代前中期京西煤窑股份的生成与让渡》利用1950年代邓拓先生在京西调查所得煤窑契约等文书，揭示出民窑开采程序、不同层次合同的签署收执以及煤窑股份的筹措与让渡等问题。薛毅在《20世纪中国煤矿城市发展述论》以占资源型城市比例最大的煤矿城市为例，论述中国煤矿城市的兴起与演进，总结中国煤矿城市的特点。赵津、刘凤华《日本控制下“永久黄”团体留津企业研究》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为例，从组织、人事和生产、销售等方面的变化，揭示了日本占领下民族企业的生存状态。肜新春《厂商、竞争与中国电信业的发展》认为建国以来，我国电信业的发展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完整过渡，通过政府对行业发展的有效规制，以及发挥厂商在市场中的竞争作用，逐步使得电信业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杨在军《家族企业长期地位探析：基于家族与企业关系》从宏观层面重新解读中国家族制度与家族企业长期普遍存在的原因所在，认为现代化并没有抛弃家族企业，家具有现代化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工业发展与地区经济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刘义程《近代江西工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探析》认为导致近代江西产业资本严重短缺的原因在于税赋繁重、战事频繁、观念落后等。张笃勤《抗战时期武汉工厂内迁损失研究估计》认为晚清武汉良好的工业基础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其内迁损失惨重，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前都未能恢复到抗战前水平。游海华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运动》中认为抗战中后期，闽粤赣皖浙五省毗邻地区的国统区成立了月500个左右的工业合作社，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并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工业化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参考指标。申晓勇《20世纪50-70年代国防工业化与中国西部工业化路径的选择和反思》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因为国家将国防工业重心放在西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西部钢铁、机械、电子、石油化工以及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国防工业在西部“嵌入式”发展模式造成了二元经济结构和条块分割，不利于西部地区工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段娟则在《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中以攀枝花创业时期的发展模式为例，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在统筹协调与有效整合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和重要性。于文浩《工业化进程及其对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综述》在梳理学界已有的关于工业化进程的事实、工业化进程与居民收入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的基础上，认为未来研究的方向应在定量研究、农村居民收入与工业化的复杂关系上面。林柏《1979-1991年中国工业技术引进及其绩效分析》认为中国更多地是通过引进和仿制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改善和增加资本存量的性能和数量，从整体上海停留在模仿创新阶段。李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与传统和现代因素关系的处理》围绕产业自主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系问题，从经济史的视角，总结了日本近代产业对传统与现代因素融合推进产业自主发展的成果经验，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借鉴作用。

　　四、农田水利、农业经济与农村问题

　　理解农村就是理解中国，因此对于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简称“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关注的核心课题。贾俊民《论三农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就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和学术界提出三农问题的原因、过程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讨论。而其他经济史学者则从历史的视角，对不同时期的田地分配制度、农业耕作、作物种植、农田水利、家庭手工业、小农经济乃至农民贫困化等社会问题等展开了充分的探讨。

　　在土地制度方面，谢作诗《论井田制的劳动交换契约性质》从契约论出发，认为井田制下的劳役地租是一种交换安全保护的费用。“井田”之废实乃“公田”之费，确认土地私有产权，用实物租税契约取代劳动租税契约，这就是所谓的“废井田，开阡陌”。王大任《压力下的选择——近代华北农村土地关系的衍化与生态变迁》从探讨近代东北地区生态系统与农民经济的互动关系入手，提出生态压力导致大土地所有者的资金从乡村撤离，造成该地区自耕农经营的主导地位和均贫化的出现。

　　农业种植与农家经济方面。方高峰《六朝时期长江中游民族融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六朝时期长江中游侨流人口的土著化与少数民族的汉化，成为推动该地区经济开发的动力。张天虹《唐代长安的种植经济》从“窦乂种榆”入手，揭示唐代长安种植业的发展及其与长安社会的互动。认为长安的种植活动不限于庭院经济，而是城市商人、商业与市场联系在一起，促进了长安各产业之间的关联和物质流通与人口流动，从而冲击了坊市制度。苏金花《唐五代敦煌绿洲农业的特点及其评价》总结了敦煌绿洲农业的三个特点：首先具有完善的灌溉系统和灌溉管理制度；其次，是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多元交汇的产物；再次，实行农牧并重的生产结构。孙洪升《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额茶研究》系统介绍了麦克法兰对于茶研究的独特视角和方法。丰富了我们对于人类历史的新认识。陈国灿、建红英《突破自给自足模式：南宋时期江南农村的家庭经济》则认为南宋时期，随着农村市场的成长和社会经济的高涨，江南小农经济开始突破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呈现朝着市场化、商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史志宏《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粮食亩产量及总产量再估计》根据历史记载并参考近代的调查统计，分别讨论了水稻、旱粮在不同农作方式下的亩产，在此基础上估算出十九世纪全国粮食产量大约在3502-3853亿斤。陈洁则对当代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进行了研究，在《当代中国小农经济的新特点与共产党领导农业和农村工作必须坚持的历史经验》中，作者认为目前小农经济依然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但已经发生了兼营、规模化、组织化趋势和农户之间的分化现象。

　　农村家庭收入和居民家庭生活水平方面。张丽《无锡近代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研究了无锡农村从1840到1940年代的经济结构变化：先是家庭棉纺织业被蚕桑业取代，后来蚕桑业衰落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而导致农民生活水平的下跌。李金铮《题同释异：中国近代农民何以贫困的论争》认为近代中国农村问题不应纠结于农民是否贫困，而是农民为什么贫困，农村经济为什么落后？学界目前的单因论、多因论和双重因素论等阐释，都需要继续进行大量实证研究，才能做出更为合理的判断。隋福民《华北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与结构的历史变化》基于保定11村农户经济调查资料，分析了近70年来华北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及结构的历史变化。统计数据显示，保定农村人均纯收入由1930年的51.03元增加到1998年的297.33元。朱高林《毛泽东时代我国农村居民文化生活考察》认为这一时期我国农村有线广播入户率之高、人均电影观看次数之多在世界是无法比拟的。李文《改革以来农户的兼业化发展及其原因分析》认为农业经营比较效益低、机会成本高等因素导致了农户兼业化。宋士云、吕磊《2002-2010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实证分析》指出在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农村金融与农户借贷问题。龚关《政府、社会与农村合作金融的命运》以民国时期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民国时期农村金融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行为、社会结构与行为方式的变动不利于合作基本原则的贯彻，从而导致合作的异化。康金莉《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关于近代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理论思考》运用制度经济变迁理论，探讨了近代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的特征及原因。认为国民政府的干预在促进了农业合作金融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其低效率。赵学军《华北农户借债用途的结构与变迁》则在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指出从1930年到2000年的70年中，农户借债用途发生了由非生产性借债为主转向生产性借债为主的变迁，反映了农户自身经济环境的变迁。

　　乡村工业化问题一直都是乡村史研究的重要议题。王玉茹、张玮《乡村土布业与县域经济社会》强调乡村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地方精英、市场条件之间的多向互动关系，并以高阳县的土布业为个案，探讨了市场、权力之间的匹配关系对区域工业化的作用。常明明《20世纪50年代前期乡村手工业发展的历史考察》则认为乡村手工业具有生产分散、资金有限、规模狭小、季节性强、依附于农业的特点，并且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其从业人数和产值逐步下降。

　　水利建设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措施。廖艳彬《从档案史料看清代基层水利系统的建设管理》通过对江西丰城县堤防水利的考察，探讨了清代基层水利与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金诗灿《黎世序与嘉道时期南河的治理》透过黎世序治理黄河的经历，揭示出嘉道时期河政的一个侧面。朱正业、张宇健《北京政府时期安徽治淮方略的历史演进》则通过比较《导淮兴垦条陈》和《治淮原委计划图说》，指出北京政府时期治淮方略呈现三方面的变化，即规划的科学性不断提高，方案的可行性逐步增强，立足的地域性日益凸显。

　　五、制度经济、政府职能与中外经济发展路径

　　政府行为对于经济及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张利民《近代中国城市税收与经济管理的初立——兼论国家权力的下移》指出，近代以后在各国租界和殖民城市管理体制的影响下，一些城市开始建立新的税种和税收机构，并且趋于制度化和规范化，其征税对象也包括最下层的普通民众，由此体现出国家权力的下移。罗桂林《国民政府初期福州的城市税负与社会抵制》则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提出因为国民政府初期福州城市的税负，即各类城市捐税不断加重，从而引发了市民的各类抗税斗争。胡俊修、田春丽《市政整顿与民生冲突——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探析》认为市政当局背离民生的执政理念，警察与摊贩之间猫捉老鼠的错位关系，使得下层民众成为冲突的参与者，报刊舆论成为催化剂，从而加剧了城市有关摊贩的管理问题。郭立珍《近代上海饮食消费模式变迁及其影响探析》主要利用了王韬、孙宝瑄、英敛之、鲁迅等人的日记，考察了近代上海居民的饮食消费模式变迁的过程、动力及其对上海餐饮业、食品加工业的影响等。王学庆《市政公用事业改革与监管问题研究》认为只有通过建立合理的经营、监控制度的办法，实现市政公用事业“公益性”与“经营性”的有机结合，“公益性”为本，“经营性”为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经济发展道路方面不断探索前进，与会学者对此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赵梦涵《新中国早期经济发展道路的经验与反思》认为新中国早期的经济道路是在“共同纲领”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确立和发展的。通过三大改造，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得国民经济走上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李占才《试析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时代性》梳理了从新民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郑有贵《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丰碑》指出我国创造性的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是经历了陈云关于社会主义必须由两种经济的论断、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以及中共十四大以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三个发展阶段的结果。迟爱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为什么在1992年确立》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的理论结果。武力、肖翔《不均衡与均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逻辑——兼对十六大以来中共关于经济发展思和政策的考察》指出由于中国复员辽阔、地区、城乡、行业差别较大，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从计划均衡到市场非均衡发展思路的转变，而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实现社会均衡发展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于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地区性经济政策进行重新认识。如张连辉、苏少之《再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经济动因》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文革”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大跃进的失败，促使毛泽东放弃了同时实现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生产关系变革的方式，转而诉诸首先通过“文革”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焦建华、黄霜《政治优先于生产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指出毛泽东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政治斗争的需要，认为政治才是决定性因素。陈东林《评价三线建设战略的三个新视角》主张从国家安全、经济效率、区域经济发展三个方面重新评价三线建设的历史价值和意义。高伯文《海西岸区科学发展与东部率先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彭连港、李佛赏《东北经济区振兴新策略的探索》从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出发，分别对于海峡西岸、东北经济区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和发展路径。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对于背后的原因也引起了学者的热议。郭旭红《中国经济崛起——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分析》利用1980-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投入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说明中国经济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的贡献。瞿商《中国经济崛起原因探析》则认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在于两方面的合力，一方面通过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人口，并通过教育提升了人力资本。另一方面通过对内调整产业结构，对外引进外资和技术，使得中国从后发国家跃升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将工业化推进到中期阶段，带动了经济增长。姜长青《改革开发初期经济调整推动体制改革》认为改革初期的经济调整促进了人民商品经济意识的发展，从而导致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从全球视野来探寻中外历史上的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方式，成为中外经济史学家共同关注的话题。颜鹏飞《关于发展的多维度思考》认为必须正确区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科学发展与非科学发展，倡导科学的发展观。李则鸣《文明史上最富于生命活力的经济发展形式》简要分析了古希腊典型、古中国春秋战国过渡型、美国开创型三种经济发展形式。韩琦、曹龙兴《论智利大庄园制度的起源》认为智利大庄园起源于国王分配给殖民地的恩赐地，并最终演变为合法的私人大地产。周见《涩泽荣一的中国观》分析了这位日本近代财界的领袖人物，并对其主张的“王道主义”对华经济扩张路线做了简要的评论。雷鸣、邓宏图《传统社会下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形态及其演进：从结构主义到个体主义》、《近代中日两国历史演进的比较制度分析：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例》分别论证了理论界对君主专制主义认识和方法论从结构主义向个体主义的转变，以及中日之间变法成败的制度成因。张乃丽《战前日本的经济成长路径研究——跳出贫困陷阱的另类模式初探》分析指出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获得了2.3亿两的白银赔偿和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全部满洲和南库页岛的实际控制权。日本用所获得的巨额资金在世界市场换取了投资必须的资本品，经济增速大大提高。李洁《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砖国家制度变迁研究》指出了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内部结构缺陷，包括产权制度界定不清、政府公权压制市场机制、路径依赖制约经济内动力等，并提出要不断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以解决上述诸问题。

　　六、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新趋势

　　关于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何晓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历史经验》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近60年的曲折历程，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史研究的世界眼光、本土特色与规律情结，另一方面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王日根《中国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索》综合全面检视了经济史研究的七大主题：即环境对环境的改变、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中国经济的“府库充盈”与“藏富于民”、中国经济的“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中国经济的“士农工商”四民秩序、中国经济的传统内发展与近代化、中国经济的多元性、边缘性与中心，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等。陈争平《经济史研究若干基本问题探讨》则认为经济史研究必须“一通”，即“通古今之变”；“二合”，即融合社会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于一炉；“三侧重”，即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侧重实证分析，短期考察与中长期考察相结合，侧重中长期考察，突变因素与渐变因素的考察相结合，而侧重渐变因素的考察。另外，作者还就经济史学如何预测未来，史无定法与方法规范化、关于经济史中的“人”的研究以及关于GDP的研究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赵晓阳《2011年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研究综述》根据全国各种期刊统计2011年近代经济史论文近400篇，其中财政金融、三农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

　　董志凯《如何认识经济史研究中的“史无定法”》针对吴承明先生提出的“史无定法”，阐明了背后蕴含的深意。吴先生重提“史无定法”是为扩大眼界、博采众长。应该做到经济史研究的五个层次和历史研究方法的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依照吴先生所言，经济史研究的五个层次分别是历史条件、经济运行、制度、社会与思想文化。而历史研究方法的三个层次，一是世界观意义的方法，是从整体上指导研究的思维工具；二是认识论意义的方法，是解释、求证、推理的思维工具，其中又分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两种。三是专业和技术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经济学、计量学、比较研究法等。杨祖义《经济学东渐与中国经济史学的成长》则考察了经济史学的起源，以及西方经济学东渐的过程和影响。他认为经济学东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胚胎培育了成长的土壤，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经济史学成长的学术路径，中国经济史学由此逐渐成长起来。

　　综上所见，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中国经济史诸多领域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讨，所提交的论文许多都代表了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和新的议题，揭示出若干理论以及方法论上的新创建，为经济史学界进一步以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概言之，笔者以为此次会议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新材料的挖掘和使用。史料是经济史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石，此次会议提交的许多论文在史料方面不局限于传世文献，而是广泛挖掘各类民间材料，包括碑刻、土地契约、借贷契约、考古材料、村社文书、档案材料、日记等，从而深化了相关研究。第二，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经济史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融合，而从提交的会议论文来看，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学者们广泛借鉴了诸如计量数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方法。比如运用计量方法统计十九世纪粮食总产量、清代GDP总量、近代华北农家人均纯收入等。再如用政治学的视野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济制度选择等。第三，学术探索和现实关怀相结合，做到古为今用。中国经济的许多现实问题都需要放在与其相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考察，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和正确的理解，中国经济史研究为中国现实问题带来了历史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必将极大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并为中国经济建设发挥更大的贡献。

　　本届年会按学会章程进行了理事会换届选举，经民主投票选举表决，选举了新一届的理事会。推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兰兮研究员为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明孔研究员为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