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边境贸易规模；边境小额贸易；广西口岸；贸易商品种类；区域经济合作

　　【基金项目】2012年度广西高等学校科研项目重大科研资助项目《以CAFTA与ECFA机制衔接促进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研究》（课题编号：201201ZD005）

　　【作者简介】罗婧（1976），女，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史，电话：13977305053；黎升（1988），男，江西抚州人，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史、对外贸易史，电话：1345672189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敞开国门，主动恢复与各国邦交，建立经济合作关系。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四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越南在1975年南北统一以后，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被国际社会誉为另一个“中国奇迹”和下一个“亚洲虎”。在中越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1991年两国重新恢复贸易，经过二十年的快速发展，2010年中越双边贸易额达到300.94亿美元，中国自2004年以来已经连续7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美国出于牵制中国的目的，也积极参与对越南的国际贸易，于1994年解除对越贸易禁运，并逐渐发展成为越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苏东剧变使越南的对外经贸关系失去了苏联的依靠，越南审时度势转变思维，一方面在政治领域依赖中国，经济上效仿中国进行“革新”，一方面出于经济利益和制衡中国的考虑，又不断拉拢美国。2009年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直奔南海而来，在这种形势下，中越经贸合作成为中、美、越三国博弈的重要筹码。广西作为中越之间唯一海陆相连的省区，2010年对越边境贸易额达到42亿美元，占桂越贸易的80%，广西与东盟贸易的62.8%，中越贸易的14%，桂越边境贸易的份量不言而喻。显然，发展桂越边境贸易不仅是加强中国与越南乃至中国与整个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一步，更有利于提升中国在新政治经济形势下的博弈能力，成为维护南海区域和平稳定局面的关键环节之一。

　　改革开放之初，广西北海是14个最早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然而广西并没有抓住那次历史机遇，经济发展大大滞后于其他沿海开放城市；且广西经济增长的起点低，不得不较多地依赖国家的政策扶持，缺少经济增长的自发动力，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给广西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是广西发展自身经济的又一次历史机遇。边境贸易是广西与东盟贸易的主要形式，桂越边境贸易占据广西与东盟贸易的主体地位，是广西边境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边境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致富的希望所在。广西可以借助桂越边境贸易的发展走向东盟，实现自身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广西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实现民族团结以及边疆稳定。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本文拟对1991-2010年的桂越边境贸易变迁进行系统分析，重点解析桂越边境贸易变迁过程中发生的若干经济现象。

　　[1]基金项目：2012年度广西高等学校科研项目重大科研资助项目《以CAFTA 与ECFA机制衔接促进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研究》　课题编号：201201ZD005作者简介：罗婧（1976），女，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史，13977305053；黎升（1988），男，江西抚州人，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史、对外贸易史， 13456721896。

一、1991－2010桂越边境贸易变迁

　　（一）桂越边境贸易规模的发展

　　广西的边境贸易主要是与越南开展，从贸易规模来看，可以分为1991-2002年的逐渐恢复和缓慢发展阶段以及2003-2010年的快速增长阶段。进口方面，1991-2002年的进口额经历了从减少到增长的过程，但总量起伏不大，从2003-2010年的进口额却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阶段；出口方面，出口额在前一阶段保持了缓慢稳定的增长，后一阶段则持续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与此同时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进口，在进出口的相互作用下，桂越边境贸易经历了从贸易逆差逐渐缩小转变为贸易顺差并保持稳定，再从贸易顺差稳定转变为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的三个阶段；此外，边境贸易额的年增长率在前一阶段经历了从负增长到正增长的过程，并且除了2002年当年将近20%的增长率之外，其他年份的增长率都比较低，而在后一阶段，年增长率几乎一直保持在30%以上，2004年除外。

图1　1992-2010广西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出口额和贸易顺差　单位：万元（10000元）

　　数据来源：1993-2011年广西统计年鉴

图2　1992-2010 广西边境贸易额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1993-2011年广西统计年鉴

　　（二）桂越边境小额贸易的发展

　　边境贸易主要以两种形式进行管理：一是边民互市贸易。它是基于边民个人之间买卖行为的一种贸易方式，两国双方边境居民在规定的开放点或指定的集市上，以不超过规定的金额，买卖准许交换的商品。二是边境小额贸易。指边境地区的外贸公司，与邻国边境地区的贸易机构或企业之间进行的小额贸易。1991-2010桂越边境小额贸易经历了一个逐步取代边民互市贸易并在边境贸易中占据主体地位的过程，它的发展大体趋势与边境贸易的发展相似：从贸易规模来看，1992-2002年是恢复和缓慢发展阶段，2003-2010年是快速增长阶段。进口方面，前一阶段经历了增长－减少－增长的过程，但总量变化不大，后一阶段的前几年，进口额增长速度较快，随后进入了稳定时期；出口方面，前一阶段与进口相似，后一阶段保持了快速稳定增长；在前一阶段，1992-1995年的增长率惊人，这主要是因为基础薄弱的原因，经历了1996年和1997年的振荡之后，增长率基本保持在稳定且较低的状态，后一阶段的年增长率稳定且增长速度较快。在前一阶段，边境小额贸易在经过前面几年的增长之后在边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0%左右的比例，2002年以后才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边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保持在60%以上。

图3　1992-2010广西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和出口额　单位：万美元（USD  10000）

　　数据来源：1993-2011年广西统计年鉴

图4　1992-2010广西边境小额贸易年增长率（%）和占边境贸易比（%）

　　数据来源：1993-2011年广西统计年鉴

二、1991－2010年桂越边境贸易变迁经济现象解析

　　1991-2010年桂越边境贸易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经济现象并未被人发现并给出合理解释：在桂越边境贸易高速增长阶段2004年为何只取得了0.51%的增长？桂越边境贸易如何在中国－东盟关税消减的情势下取得了持续稳定的增长？为什么边境小额贸易在边境贸易所占比例会在2002年翻番？为什么桂越边境贸易顺差长期存在且呈逐渐扩大态势？本文尝试对以上若干经济现象进行解释。

　　（一）2004年边贸增长异常现象解析

　　从2003年以后，广西的边境贸易额一直保持了30%以上的高速增长，唯独2004年只有0.51%的增长，这并不能看作是一个偶然事件，本文在此尝试进行解释。一、按照边境贸易优惠政策的规定，对通过边境小额贸易进口的毗邻国家的产品享受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但依据国家财政部的文件，从2004年1月1日开始，广西从越南进口的果蔬产品不再享受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这就严重限制了广西边境贸易企业进口果蔬产品的积极性。而此前两年广西对越边贸水果进出口总量占边贸进出口总量的40%以上，这大大影响了广西边境贸易的增长。二、2004年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实施的第一年，这一年的广西进出口贸易取得了35.3%的增长，而恰恰是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大量产品的关税下降，使得产品通过边境贸易的形式进出口的政策优势减弱，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形成对边境贸易的威胁。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才使得2004年的广西边境贸易只有小幅上涨。

　　（二）关税消减对桂越边贸影响解析

　　中国－东盟自贸区“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产品关税削减计划的逐步落实是影响桂越边境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关税的削减，首先给桂越边境贸易带来的是负面的效应，关税的削减是针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整个贸易，而边境贸易作为一种贸易形式，起初享有的较其他贸易形式的政策优势由于关税的削减而被削弱，对于这一部分原本为了享受优惠政策而采取边境贸易形式进行进出口贸易的企业来说，边境贸易的成本优势已经减弱，甚至会超过其他贸易方式的成本，所以这一部分边境贸易必然转向其他方式进行。中国－东盟国际贸易的增长会挤压桂越边境贸易的增长，然而这种挤压带来的负作用会远小于关税削减带来的正效应。一方面，“早期收获计划”是针对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国进行的，越南不在其列，越南的关税削减计划滞后于东盟老成员国，并且都是逐步进行的，从而“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对桂越边境贸易优惠政策的冲击并不是“休克”式的，而是一步一步的影响，这足以给桂越边境贸易时间很好的应对冲击。另一方面，中越贸易占据中国－东盟贸易的主体部分，而桂越边境贸易又在中越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份量，所以桂越边境贸易与中国－东盟贸易关系密切，关税的削减使得东盟产品源源不断的涌入中国，带动了广西对外贸易的飞速增长，而桂越边境贸易也因此成为了最大的受益主体。综上所述，中国－东盟自贸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桂越边境贸易产生了影响，并且正面效应远远大于负面效应，这才导致了2002年以后桂越边境贸易的快速发展。

　　（三）2002年边境小额贸易在边境贸易所占比例翻番现象解析

　　桂越边境小额贸易自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后，经过几年的起伏震荡，在边境贸易中的所占的比例基本稳定在30%左右，上下起伏不大，但2002年却从过去的30%多增长到了60%，而且此后一直稳定在70%左右。边境小额贸易取代边民互市贸易在桂越边境贸易中的主体地位能够在短时间完成，这主要归功于2002年广西边境小额贸易出口的增长，从5751万美元增长到20582万美元，增长3.58倍，其次进口方面也取得了26.78%的增长。广西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双双出现高速增长，尤其是出口的增长取得如此大的突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海关规范对边民互市贸易的管理，引导企业转向边境小额贸易报关。二是在区域经济合作的促进下新增经营企业增多，促进了边贸的发展。三是入世后部分商品进口税率下调，降低贸易成本，刺激了进口。四是2002年越南水果喜获丰收，成交价格比往年低，而且越南政府重视扩大对中国出口水果，使这类品种进口成交活跃。

　　（四）贸易顺差长期存在并逐渐扩大现象解析

　　1992-2010年广西边境贸易的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广西对越贸易顺差过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来贸易顺差总额和比重都在不断上升，2010年的贸易顺差额为1148038万元，占边境贸易总量的27.22%。合理的边贸状态应该是收支平衡或者略带顺差，顺差过大势必影响桂越边境贸易的正常发展，尤其不利于贸易的长远发展。为什么桂越边境贸易顺差长期存在并且仍在继续扩大？这就必须从1992-2010年桂越边境贸易商品种类的发展分析中寻求答案：一、进口方面，越南在1986年进行“革新”以后，工业处于快速发展期，对机械设备等价值含量相对较高的工业物品需求大，广西对越南地理位置优越，交易成本低，且产品具备价格优势，从而导致越南对广西的大量边境进口贸易。二、出口方面，越南对广西出口主要集中在农林土特产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而广西在农林土特产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方面资源丰富，越南产品与广西相比竞争力相对较弱、竞争压力较大，从而转向美日等对这些产品需要量较大的国家出口。进出口两方面的合力导致了桂越边境贸易顺差过大的长期存在。

参考文献：

[1]《广西统计年鉴》[M]，1992-2011.

[2]《边境贸易外汇管理暂行办法》[M].1997.

[3]尚国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试验田：早期收获计划》[J].国际商报，2005.07.

[4]阮英章.《论越中贸易关系中的越南逆差问题》[J].理论界，2011年第5期.

[5]李忠林.《试析中越关系中的美国因素》[J].亚非纵横，2011年第4期.

[6]农立夫.《中国与越南经济贸易合作分析》[J].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11期.

　　【关键词】租佃；制度安排；农业绩效；农地所有权

　　【作者简介】罗翔，卢新海，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4）。

　　【原文出处】《上海经济研究》，2011．12．76～8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粮食安全的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战略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1AGL005）阶段性成果之一。

一、引言

　　对中国农业绩效的考察，我们发现，制度性的因素的影响始终是巨大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每一次的土地改革，尤其是土地租佃制度的安排的变化都会使我国的农业产出发生明显的变化：1949—1951年的土地改革使中国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释放；其后的合作化运动阻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使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为了稳固家庭联产制度，1984年在《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我国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期应在15年以上，从而确定了家庭承包制的长期合法地位。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为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在原定的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

　　但是从1993年以后，我们却看到，中国的农业经济增长十分缓慢【1】。让我们不解的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越增长，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越难改变？为什么经济越增长，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2】现实的迷惑让我们不得不对既定的假设进行反思，是不是土地契约租佃本身就是缺乏经济效率的？如果是，土地改革的措施和目标将会是什么？

二、模型的建立

　　雷（Ray，1998）对租佃契约理论中激励问题的次优状态做过一个详细的研究，下面我们将遵循这个思路进行扩展，具体考察两种不同的契约形式。我们假设佃农的保留效用为，产出为Q，Q可以取两个值：“高”（H）和“低”（L），这两个产出以一定的概率实现，其中，高产出又与佃农的努力程度有关。同理我们假设佃农的努力程度为e，e可以取两个值：e=l（努力）和e=O（不努力），当佃农努力时，高产出的概率为p，而当佃农不努力时，高产出的概率为q，p＞q。当然，佃农付出高努力是有成本的，我们用E来表示成本，而佃农不努力时的成本为O。假设w是佃农获得的货币支付，那么其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U（w），U（·）是严格递增且凹的函数。为了使模型更加合理，我们进一步假设佃农的努力程度是私人信息，即是不可观测的，并且佃农是厌恶风险的。我们首先假设地主试图设计一个契约来诱使佃农选择e=1，然后再来看佃农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这个目标。契约规定WH为高产出时的工资，毗为低产出时的工资，其他不变。那么，相应的激励约束可以表示为：

　　对（1）式进行整理可得：

　　显然，由于p＞q，E＞O，当（2）式成立时，我们必须有因此，任何激励佃农提供高努力水平的报酬安排是在产出好的情况下，支付给佃农更多的报酬。这里的经济学直觉是非常清楚的：地主只有在自己的利益与具体的契约形式关联时，才会在乎最终的产出。

　　现在我们来看地主面临的第二个约束，即参与约束。

　　命题1：对于最优契约而言，激励约束（1）式必须以等式条件成立。

　　命题2：对于最优契约而言，如果，参与约束（3）式必须以等式条件成立。

　　一旦以上两个命题成立，那么关于上述问题的最优解的问题就可以用图1来表示。如果X轴和Y轴分别表示，我们可以在图中画出以上两个命题所表示的等式。（4）式表示斜率为1，截距为的一条直线（即每个图中AB线）；（5）式表示斜率为的一条直线（即每个图中的CD线）。位于AB线上的点满足激励约束，所有位于CD线以上的点满足参与约束。AB线与CD线之间的共同区域（即图中的阴影部分）为地主选择契约的可行点集合。

　　地主的无差异曲线是点的组合，从图1中可以看出，无差异曲线的斜率为负且是凹的，较低的无差异曲线代表地主较高的效用。无差异曲线的斜率为负表明：如果在一种状态下地主支付的工资较高，那么，为了保证地主的预期效用不变，在另一种状态下地主支付的工资就应该较低。较低的无差异曲线代表较高的效用是因为：如果一个状态下地主支付的工资降低了，而一个状态下地主支付的工资不变，那么地主的预期效用会上升。而效用函数U（g）的凹性假设决定了地主的效用函数是凹的。从原点出发的45°线与效用曲线交点切线的斜率为，它表示完全收入保险，即佃农愿意接受一个非常小的保值均值的收入转移（在“好”、“坏”状态之间）。

　　让我们回到图1（1）中，CD线的截距大于AB线的截距，根据地主的可行集f激励约束和参与约束）与效用曲线，我们可知，S为次优契约的均衡点，其对应的分别给出了最优工资水平。进一步，由于AB线的斜率与45°线的斜率相同，因此，在次优合同均衡时，这与我们前面论述的观点一样。

　　图1（2）表明了另一种情况，即CD线的截距小于AB线的截距，在这里，参与约束不起作用，只有激励约束起作用，很明显，地主的均衡点时角点A，它的经济学意义是如此明显：“好”状态下支付OA；“坏”状态下支付O。这是租佃契约理论中一个极端的例子，当情况不好时，地主拒绝支付任何报酬。仔细观察（2），我们可以发现另一个极端情况，即激励约束不起作用，只有参与约束起作用。这实际上就是最优契约所表达的思想f努力程度可以被观测l。因此，在努力可以被观测的情况下的地主的均衡点为F（45°线与效用曲线VF的交点）。由于F点也位于45°线上，因此在这一点上，“好”、“坏”状态下均提供相同的效用，也就是说，最优合同在不同的状态下均支付相同的工资水平在佃农努力可以被完全观测的情况下，最优合同给佃农提供了完全的收入保险。

　　不管是图（1）中最优点S还是图（2）中的最优点A，其所对应的效用曲线VS均位于最优合同最优点F所对应的效用曲线VF之上。当佃农努力不可被观测时，地主预期回报低于完全信息时的情况，也就是说，地主为高努力提供激励是需要成本的（完全效率与地主的目标最大化不相容）。也就是说，所有的租佃契约都是效率损失的。

三、1978—2009年的中国农业绩效

　　新的农业制度或者说新的土地契约安排是从1978年末开始的。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以土地经营的联产计酬等多种责任制形态为制度变迁的始点，采用渐进、局部均衡，多样化发展的制度变迁方式，直至确立了家庭承包的基本经营制度，而这以后30几年的农地契约安排都可以认为是围绕着家庭承包制进行的修正和完善【3】。

　　（一）农业绩效生产函数

　　无论是在林毅夫（1992）还是在陈志刚（2005）的研究中，对于中国农业绩效生产函数都不约而同的设定为如（6）式所示的形式。

　　f=f（K,L,T,F,Z）（6）

　　在（6）中，K表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机械设备投入的总动力；L表示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的总投入量；T表示农业生产中可用的耕地总面积；F表示农业生产中化肥施用总量；Z可以用于表征其他一些影响农业生产绩效的制度变量。

　　陈志刚（2005）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地产权内部结构的演变对农地利用绩效的影响时候，建立了一个基于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f即C—D函数）形式的模型。因此，对（6）加以变形，借用C—D函数形式并对所有变量取常用对数，就得到了一个新的中国农业绩效生产函数，如（7）所示。

　　在（7）中，表示的是农业总产出。对于制度变量如何定义，不同的文献提出了自己的方法。林毅夫（1992）研究中国1978年开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对农村生产增长作用研究的时候，采用的从集体生产队转换为家庭责任制生产队的比重来表征农业生产制度改革变量。陈志刚（2005）研究中国农地转让权对农村生产绩效作用过程中使用了虚拟变量来解决对农地转让权衡量的问题。结合本文研究的命题，林毅夫（1992）所使用的转换为家庭责任制生产队的比重变量显然在1978—2009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中失去了意义f因为这一比重值在1984年已经达到了99％），而陈志刚（2005）所采用的虚拟变量的思想可以应用到本文研究中。尽管林毅夫（1992）和陈志刚（2005）等人都对农村土地契约制度改变如何影响农业生产绩效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并没有将1978—2009年一共32年时间按照不同的制度进行不同的划分而深入分析，并对这种制度变化的长期影响进行比较。当然，这些研究受制于数据可得的年限，使得样本的数量有限，也影响到了结果的有效性。这些也是本文展开实证研究的出发点之一。

　　（二）变量说明

　　1．农业总产出。农业总产出变量可以用农业总产值也可以采用农业总产值指数来进行表征，所不同的就是前者是当年价格计算，后者是按照上年不变价格进行计算。而对于农业总产出而言，仅仅是指种植业的粮食产出，而不包含林业、渔业和副业的产出。

　　图2显示了我国在1978—2009年期间农业总产值变化趋势。从中不难看出，我国农业总产出从整体上看始终处于增长的趋势，其中在1992—1996年期间和2003—2009年期间分别出现了一段时间的高增长，当然这种高增长包含了价格因素。从农业总产值指数中不难看出，农业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着比较平稳的速度，其中出现负增长的仅有两个年份：1980年和1985年。而农业产出增长最快且达到两位数增长速度的是在1984年【4】。从1978—2009年期间，农业总产出年均增长速度为4．62％。

　　农业总产值指数由于剔除了当年的价格因素，更具可比性。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就使用迭代的农业总产值指数，以1978年为100，其余年份按照环比指数迭代得到。

　　2．农用机械总动力。林毅夫（1992）研究中是使用以拖拉机马力和役畜来进行衡量农业生产指标。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只使用农用机械总动力（单位：万千瓦）这一变量，主要包括大中型拖拉机和小型拖拉机动力总和。因为役畜动力转换为马力数据不可得，就不列入农业机械总动力中。

　　3．化肥施用量。本文中所采用的化肥施用量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这四种肥料的总施用量。

　　4．可用耕地面积。本文在可用耕地面积变量上采用中国农作物播种面积指标来表示，林毅夫（1992）使用可耕地面积，但是这个数据不及农作物播种面积指标更为准确反映农作物生产的土地资源供给，因为凡是实际种植有农作物的面积，不论种植在耕地上还是种植在非耕地上，均包括在农作物播种面积中。陈志刚（2005）也使用的是农作物播种面积指标。

　　5．农业生产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劳动力投入就采用乡村从业人员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2008年和2009年两年这一指标数据缺失，就采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数在这两年的增长率来拟合缺失的数据。

　　以上五个变量的数据均可以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农业”部分直接获得。

　　6．制度性变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农村农用土地的使用权政策发生了几次比较重要的改变，而这几次重要改变无疑是农业生产土地契约制度的转折点。对于农业生产者而言，所耕用的土地的契约政策将会直接影响到其生产的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最终就表现在农业生产绩效上。

　　从1978年开始在全国部分地区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到了1984年在《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期应在15年以上，从而确定了家庭承包制的长期合法地位。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为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在原定的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从中不难看出，1984年和1993年是农村土地使用

　　政策发生重大转折变化的两年，因此就以这两年作为节点，将1978—2009年分为三个阶段。

　　根据前述的研究，目前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代理变量来表征这三个阶段的不同制度性特征，只能够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按照虚拟变量设置的规范，如果有N种状态，只需要设置N-1个虚拟变量就能够准确体现这种区别。因此，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将1978年至今的这段时间，按照农村土地契约制度的主要变化划分为三个时期，设置了两个虚拟变量来表征这三个时期，如（8）所示。

　　均取0时，虚拟变量所表征的时期就是1994—2009年。

　　（三）变量平稳性分析

　　由于（7）式所对应的模型中的变量都是时间序列数据，而且时间跨度的样本有32个，因此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对变量进行单位根ADF检验，以验证所回归的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具有平稳性。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

　　对水平值的ADF检验的临界值分别为：1％置信水平临界值（-3.66）；5％置信水平临界值（-2.96）；10％置信水平临界值（-2.62）。对一阶差分△值的ADF检验的临界值分别为：1％置信水平临界值（-2.64）；5％置信水平临界值（-1.95）；10％置信水平临界值（-1.61）。

　　从表1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这四个变量的水平值不平稳，但是一阶差分序列平稳，说明它们都是I（1）序列。而的水平值就是平稳的，说明它是I f0）序列。

　　恩格尔和格兰杰（Engel and Grange,1987）指出，两个或者多个不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的线性组合可以是平稳的，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可以存在协整关系。一般用于判断协整关系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Engel和Granger提出的两步法E-G检验，另外一种是乔翰森（Johansen,1995）提出的基于VAR的协整关系的检验。前者需要先进行变量回归，再对残差进行检验，且多用于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而后者可以适用于多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因此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而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主要包括两个统计量，一个是迹统计量（Trace Statistic），还有一个是最大特征值统计量（Maximum EigenvMue）。对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需要结合这两个统计量的检验结果同时综合分析。我们对本文研究所需的四个变量之间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可以看到，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的检验表明，在5％置信水平下，之间至少存在1个协整方程，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四）变量相关性分析

　　一般而言，我们在（6）对应的农业生产函数模型中选取的四个投入变量相互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比如如果耕地面积很大的话，相应的化肥施用量也必然水涨船高。用一些彼此之间相关性程度很高的变量直接进行回归分析会导致计量经济学模型常见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朱平芳（2004）对此有过深入分析，指出如果模型中存在多重共线性，将会使得回归结果中部分估计值的符号发生错误或者有难以置信的数值，严重影响模型估计结果的可信程度。

　　对于解释变量“多重共线性”的检验有很多种方法。最常见的就是逐一将解释变量与其他剩余解释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如果系数都非常显著，说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那个解释变量与其他剩余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多重共线性问题就比较严重。另外一种方法是检验回归的方差膨胀因子。相对一个经典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而言，如果解释变量都是标准化的，则便成为解释变量的相关矩阵，其逆矩阵的对角元素就是方差膨胀因子。如果某一解释变量正交于所有其他解释变量，则方差膨胀因子等于1。当方差膨胀因子大于1时，就意味着所考虑的变量与其他变量不正交，从而不同程度地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一般认为方差膨胀因子大于5，就可以判断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同时采用上述的这两种方法来检验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对四个主要被解释变量的回归分析中不难看出，解释变量之间大多都存在严重的相关性，其中以LnK1与其他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程度最为严重。再来看每一个回归中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值，不难发现所有的方差膨胀因子都大于5。这两个检验方法无一不说明在（7）式所对应的回归模型中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现象。

　　（五）估计方法说明

　　从上面对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分析来看，对（7）式所示的模型直接采用OLS最小二乘法估计会存在问题。当然从高斯一马尔可夫（Gauss—Markov）条件来看，如果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并不会违背高斯一马尔可夫经典假设条件，而且得到的估计结果既服从无偏性，还具有有效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OLS估计结果就是最好的，因为尽管OLS估计结果具有最小方差，但仅仅是指在所有无偏估计结果中具有最小方差，实际上必然存在方差更小的估计结果。岭回归估计的思想就是通过牺牲估计量的无偏性（当然这种牺牲是有限度的），得到一个最小方差的估计结果。具体的做法就是，通过引入一个参数k来描述岭迹（ridge trace），用进行回归，将最小特征根，从而能够降低估计量的均方误。

　　Stata V10.0软件提供了一个处理这类多重共线性的岭回归的解决方案，通过调用Stata软件中的Robert L.Obenchain（1995）提出的rxrcrlq（·）函数软件包【5】，直接可以进行岭回归估计操作。本文在估计方法上选择rxrerlq（·）函数，该估计方法是基于经典正态分布的极大似然估计原理，利用广义岭估计（Generalized Ridge Regression）方法对估计量最小均方误（MSE）的收缩路径进行反复搜索，从而得到一个最优的估计结果。

　　（六）估计结果

　　本文同时使用OLS估计方法和岭回归估计方法对（7）式所对应的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第（1）—（3）列是采用OLS估计方法对（7）式所示模型进行估计的结果，下方的括号内是估计系数的t统计量，用来描述估计结果的显著性。从OLS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由于多重共线性的存在，使得部分解释变量的符号出现与现实情况不符的表现，并且估计结果的t统计量并不是非常显著。第（4）—（6）列是运用岭回归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从中不难发现，所有的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显著性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七）结果分析

　　表4的第（4）列是不考虑土地制度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绩效影响的估计结果。第（5）列是考虑1978—1983年期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广对农业生产绩效的影响作用。第（6）列是考虑1984—1993年期间确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法地位，并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期应在15年以上的土地契约制度对农业生产绩效影响的估计结果。

　　从第（4）—（6）列的估计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农业生产绩效的一些显著特征，这里逐一进行分析。

　　（1）农业资本的投入——农业生产过程中机械设备投入的总动力对中国农业生产绩效有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机械设备的投入量大，一方面说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高，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农业生产中更多的依赖科技进步，而不是传统农业中更多的依赖人工投入和牲畜动力。这无疑对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有极大促进作用。从估计结果来看，农业生产机械设备总动力每增加1％，可以使得农业总产出增加至少0．5％。而且从所有与农业生产的有关投入变量来看，机械设备投入的效用是最大的。

　　（2）化肥施用量的作用有所区别。如果不考虑不同的土地契约制度的影响因素，从1978—2009年这32年间来看，化肥施用量每增加1％，将会推动农业生产产出增加0．02％，效用明显低于机械设备的投入。但是一旦考虑土地契约制度的影响，不难看出，化肥施用量对农业总产出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而是负作用。陈志刚（2005）也有类似的结论。在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是化肥施用量尽管在增加，但是化肥的价格却也是随之涨幅更快。另外一方面，单位面积上施用化肥量如果超过一定限度，会降低土地的生产能力，导致最终产出的减少。因而，化肥施用量并非越多越好。

　　（3）农业生产劳动力投入的作用与化肥施用量较为类似。从1978—2009年期间总体上看，农业生产劳动力投入呈现负作用。实际上，在这32年期间农业生产劳动力投入变量与农业总产出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36，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从1984—1993年，这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87，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而，在第（4）和（5）列回归中，劳动力投入呈现负作用【6】，而在第（6）列回归中劳动力投入的作用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当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地位一旦被完全确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被完全调动起来了，因而劳动投入能够对产出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当劳动投入增加1％，则产出会随之增加0．23％。

　　（4）农作物播种面积供给对农业产出呈现正向推动作用。无论是从哪一个阶段看，这种正向的作用都是很显著的。但是相比没有考虑制度变量的影响作用，从1978—2009年期间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对产出的促进作用就并不明显了。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结论，主要是由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供给存在一个上限，尽管初期供给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达到一定供给量后继续加快供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受到本身自然资源禀赋的限制。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明确提出，18亿亩耕地是未来五年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实际上，截至2010年底，我国耕地总数已经不足18．26亿亩，逼近了“18亿亩”红线。土地资源的有限供给已经构成了经济转型的资源硬约束，这一点在自然因素起很大作用的农业生产上显得尤为突出。因此，有效提高有限播种面积上的单位生产率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而土地制度的改变，实际上就在影响着这个单位生产率。

　　本文最为关心的还是土地契约制度变量的变化对于农业生产绩效的作用。D1983反映的是改革开放初期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期间，土地契约制度对农业生产绩效的影响作用。在第（5）列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该制度变量为正，但是不太显著。说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推动农业产出绩效的提升，但是这种作用并不是非常显著。D1993反映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法地位确定，直到重新实行集体化生产体制之间的这段时间，土地制度对农业产出绩效的影响作用。从第（6）列的估计结果中，可以明显看出，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和正式实施，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土地制度的变化对农业产出绩效产生了非常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无论是从农用机械动力投入、劳动力投入还是播种面积供给上看，当引入制度变量进行分析时，得到的估计系数的显著性都明显要高于没有进行制度变量控制的估计结果，这一点在第（4）列的结果与第（6）列估计结果的对比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说明在1984—1993年期间，农业的生产效率与改革开放以来整个时期的平均水平相比，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且这个差异呈现显著的正效应。这个比较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在推行并全面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期间的农业生产绩效要明显高于集体化生产的时期。

　　（八）要素贡献度比较

　　为了更为准确的获得不同要素投入和制度因素对1978—2009年期间农业生产绩效的贡献度，我们采用份额法对（7）式进行变形可以得到不同要素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13）本质上说是刻画其他所有不能够被上述四种投入要素所解释的增长原因，但是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制度变化的贡献度，因此本文就将（13）计算出来的贡献度近似地认为是制度变化的贡献度，这一做法与宏观经济模型中用TFP（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计算代替技术进步贡献度的道理是一样的。（9）—（13）中的参数是对式（2）对应的模型估计结果，采用的是表4中第（4）列岭回归的估计结果。

　　运用（4）—（8）式，分别对不同时期计算其要素贡献度，得到如表5所示的结果。

　　表5的回归结果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1978—1983年，制度因素贡献率高达49．96％，也就是说，1978—1983年的中国农业发展完全得益于家庭承包制。而从1993年以后，制度因素的贡献率反而下降，为25．15％。也就是说，延长承包期限的做法对于农业的长期增长事实上是贡献很小的。这也就验证了我们前面所有的理论分析，对于任何形式的土地租佃契约来说，如果要提供保险，就不可能实现完全效率，土地租佃契约本身就是缺乏效率的。对于表5进一步观察，我们发现，中国的农业的长期增长，化肥投入、劳动力和土地供给的贡献率始终是不显著的。那么，表5的估计结果隐含的政策建议就是如此明显：既然延长承包期限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不大，未来的农业改革就应该强调土地的所有权的流转，鼓励小农场生产方式，并通过其他的制度安排来完善农业机械化生产。

四、政策和结论性建议

　　本文所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显然的。为了提高中国的农业绩效，必须对现行农地制度进行改革，而可行的办法就是允许农地使用权流转和抵押。正如我们前面所言，所有的土地租佃契约都是非效率的，那么延长承包期限的做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从15年到30年，30年之后呢？永佃制？对于永佃制的观点，我们要问的是，如果经济可以在一个最优条件下达到均衡，我们为什么要去选择一个次优状态呢？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城乡二元发展越来越不平衡，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高速发展；一方面农业增长缓慢。在中国农村这样一个几乎没有非农产业的类似于纯农业社会的经济形态下，土地兼并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同时，城市化的进程也给进城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土地所有权可以流转的情况下，厌倦了农业生产的农民可以卖掉手中的土地从而获得一笔“进城资金”，而这笔“进城资金”不仅可以解决农民进城后培训、医疗、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而且给国家社会保障性开支节约一大笔资金。因此，拥有土地的农民比现在无地农民进城以后的状况只可能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进一步的，如果允许农地使用权流转和抵押，那么农民就可以通过农地的抵押获得贷款，进行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根据我们前面的研究结果，机械化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农业绩效。那么，在微观层面上看，随着农业绩效的提高，农民的收入也会提高，一个有活力的现代农民阶层就会出现。富裕而自信的现代农民阶层的出现，正是抵制农村干部滥权的最有效的途径（Wen,2008）。在宏观层面上，农业机械化会给中国的农机制造业和相应的农机服务业带来巨大的内需。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不但会使农村金融从此进入良性循环，还将使乡村的财政变得充盈起来，使地方政府更容易向农民提供公共财政和其他服务。如果本文的理论框架成立的话，允许农地使用权流转和抵押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就会很快显现出来。

　　本文第二个政策含义是既然允许农地使用权流转和抵押可以提高农业绩效，那么就应该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保障这种制度变迁。一般而言，土地市场买卖不会自动发生。在发达国家，大部分的土地交易是与生命周期相关的，即老年人向青年人出卖土地；而在发展中国家，经常是几世同堂进行农业生产，代际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那么与生命周期相关的土地交易就比较少，更为一般的情况是，土地往往从效率更高的小农转到富农手中。当农业社会中，这种以互惠为基础的风险共担机制越薄弱，这种现象就越普遍。在自然条件不好时，贫困的农民由于无法获得贷款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土地。因此，当保险或者信贷市场不完善时，即便是农民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也经常会发生这种非帕累托改进的交易行为。如果在未来的农地改革中，政府能够有意识地完善以土地为抵押的农业贷款，并且目前的城市务工农民的保障机制能够得以改变，那么中国的农业生产绩效将会发生重大变化。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中国正在以每年1％的速度进行城市化，那么也就是说，城市每年会提供1300万个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工作岗位，这对于那些愿意出售自己土地以获得“进城资金”的农民来说，是非常好的历史契机。当然，对于那些改变农地使用性质的购买者，政府有关机构应该建立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严加审核和控制。因为在允许农地使用权流转和抵押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土地价格上升，为了进行投机，农民不出售手中土地的情况，这势必会妨碍土地流转，限制农业发展。

注释：

【1】1992—1996年期间和2003—2009年期间分别出现了一段时间的高增长，当然这种高增长包含了价格因素。1993年以后，中国的农业经济增长都维持在4％左右。

【2】世界银行对经济奇迹的定义有两条标准：第一，维持比较长时间的高速发展；第二，高速增长是分享的。东亚其他的经济体都做到了高速增长，同时基尼系数比较低，维持在0．3上下。按照这两条标准中国现在只有增长而无分享。

【3】1983年，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中把包干到户正式命名为“家庭联产责任制”。由于采取“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分配方式，生产责任制已经不再“联产”。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取消“联产”这两个词。从此，我国农业的基本经济制度更名为“家庭承包制”。

【4】对于1984年的农业高速增长的原因，林毅夫（1992）认为是1984年中国已完成家庭联产承包制，本文同意这个观点。

【5】该回归软件包可以直接在stata官方网站 http://www.stata.com/stb/stb28/sg45/进行下载。

【6】这一结论与林毅夫（1992）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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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ardhan, P. K., and Christopher, U., 1999, “Development Microeconom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Debraj Ray, 1998, “Development Economics”, Princeton,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1]Lin, J. Y., 1990, “Collective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12]Lin, J. Y., 1992, “Rural Reformns and Agrieuhural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34-51.

[13]Stiglitz, J., 1974, “Incentives and Risks in Sharecropping”,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 219-255.

Is Tenancy Effective？: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Agricultural Performance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09

Luo Xiang  Lu Xinhai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tenancy contracts in an incomplete information economy and concluded that all tenancy contracts were second-best, in other words, all tenancy contracts led to efficiency lost. We found that institutional factors had great impact on China’s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all along. Therefore, by using the method of ridge regression, we constructed regression models of time series to show China’s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in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HRS） and concluded that the current land tenure system led to s|ow growth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after 1993. Since China’s agricultural output grows slowly in current land tenure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current land tenure system. This paper gave some policy suggestion:Allowing ownership of agricultural land to transfer and mortgage and improving mech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Key words: tenancy;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ownership of agricultural land

来源：《经济史》2012年第2期

　　【关键词】中国，经济转型，阶段性，目标转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编号：10&ZD075）子课题研究成果。

　　经济转型是指经济、社会体制的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国的经济转型最初是经济领域的改革，最后发展为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诸领域的制度变迁过程与经济增长过程。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划分，主要是基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主义特征。这与苏东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推行激进改革的转型具有显著的区别。在华盛顿共识看来，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改革不存在阶段性，改革必须是一步到位的，因此，也不需要对转型过程予以特别的关注。邹至庄将经济转轨与经济转型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经济转轨是一个具有确定状态的概念，即经济处于一种向某种理想状态过渡的暂时状态，有一个最后阶段的含义。但经济转型没有这种关于最后阶段的含义，它研究的是经济转型的过程。[①]吴敬琏从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主义的角度，按照中国经济改革战略，把改革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978~1991年的增量改革阶段和1992年以来的整体推进阶段。[②] 赵旻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角度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改革探索和扩张供给阶段（1978~199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和经济高速成长阶段（1992~1997年）、改革巩固攻坚和经济结构全面调整阶段（1998~）与未来的转轨发展阶段（即市场化体制的成熟完善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阶段）。[③] 吕炜认为，中国经济转轨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告别旧体制意义的转折点”和“建立新体制的任务接近完成意义的转折点”。他据此认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总体进程在1998年已经超过了“告别旧体制意义的转折点”，但离“建立新体制的任务接近完成意义的转折点”还有比较遥远的路程。[④]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认为，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发启动时期（1978~1991年）、自觉推进时期（1992~2000年）、全面加速时期（2001年~今）。[⑤] 张建君认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经济改革理论和战略实施随着实践的发展实现了阶段性调整和转换，转换方式最显著的例证包括四个方面：转型目标的阶段性、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阶段性、阶段性改革战略中包括若干个小的阶段目标、改革的阶段性发展，并提出中国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都是围绕寻求经济增长的主题和探索可行的社会经济体制的主题，即“双主题”的特征。[⑥] 洪银兴根据中国经济转型所表现出来的层次性，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经济转型是以放开搞活为主体，进入90年代后，中国进入到一个转型加速期，经济转型的中心任务是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制度。[⑦] 景维民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混合经济。同时，他把中国经济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从改革走向转型）、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共性与差异）、深化和完善阶段（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⑧]  王守坤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是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开始的。因为，传统计划体制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只有选择向地方财政转移压力，走财政分权改革之路。这样，通过向地方分权的放权改革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大锅饭局面。[⑨]

　　上述关于中国经济转型阶段性和目标的研究从不同的侧面解释了中国经济改革，但显然的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的基础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主义。正是渐进主义，使中国经济转型能够在不同的阶段完成其阶段性目标，并能够从容选择最经济、最有效、最可行的改革方案，最后达成经济转型的目的。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主要表现为经济改革的阶段性目标以及在目标锁定下实施的战略、措施、政策的阶段性演变，也就是说，只要经济改革的目标转换，那么，经济改革的局部质变即宣告完成，并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新的量变过程。因此，渐进主义的中国经济改革既具有阶段性的显著特征，又具有向着某个最终目标前进的连续性的突出特点。

一、1979—1984年：经济转型的起步与完善计划体制的目标

　　1979年以前，中国长期实行计划体制，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低收入人口与贫困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一半，温饱问题困扰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同时，中国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启动了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寻求经济的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进行经济改革的最根本的目的，并贯穿在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转型是被“逼”出来的。[⑩]

　　1979年3月，陈云提出要以市场调节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在《人民日报》1980年2月7日发表的《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的社论中，第一次公开肯定了市场调节的重要性。但这时市场的引入仅仅是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补充而已。从重新开放集贸市场到确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模式，都是在不改变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前提下，以市场调节作为辅助手段，对计划体制进行修补与完善。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起步阶段。尽管市场调节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处于次要地位，但与传统计划体制相比，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效率，仍然显示出其优势。

　　农村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起步阶段的焦点和重点。首先，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权改革（很多文献称之为去集体化或非集体化改革[11]），实现了农村产权形式的重组，农民拥有了生产的控制权，弱化了计划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农民开始成为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激励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为市场调节机制培育了最初的市场主体；其次，通过逐步改革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开放农村集贸市场，搞活商品流通，为引入市场机制提供了场所和渠道。传统计划体制的坚冰中开始嵌入市场机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改革为农民努力生产农产品满足市场需求提供了边际激励，消除了集体化时期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体制弊端。同时，利用市场调节机制，将农业剩余劳动力配置到非农部门，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并为商业等其他产业部门创造了需求，形成中国经济的一系列动态增长。1978–1984年，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中国农业总产值增加了42.23%，其中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贡献了其中的46.89%。[12] 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基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被赞誉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反贫困项目”。 [13]

　　同时，市场机制的利益导向也引导着生产者的资源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计划体制时期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有利于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这是改革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14] 农业领域创造的更多农产品通过市场进入城镇居民家庭，增进了社会福利，为改革铺垫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改革后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是最先进入市场的区域、产业和经济主体。
　
　　其实，中国改革一开始就带有全面改革的战略意图。1979年3月，国务院财委体改办提出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此后中国经济改革在农业之外的工业、第三产业、财政金融体制、经济特区等领域逐渐铺开。工业经济体制的最初改革着眼于经济权利的调整，这与当时经济学界对国有企业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如董辅礽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最紧迫的就是要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使国有企业摆脱对行政机构的依赖。[15] 何建章则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应当是承认国有企业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变指令性计划为指导性计划，扩大生产经营权限。[16] 而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也认为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途径。[17] 这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改革主要是在国有企业的管理权限上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放权让利的改革，而没有在企业产权和企业经营机制上进行改革。1979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下达《关于地方工业扩大企业权力，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试点改革的企业从6家增加到100家。1980年9月，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起在国营企业中全面推广扩权让利的改革，试点企业增加到6600家。[18] 扩权让利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简化计划指标，放松计划控制；二是扩大奖励基金的数额，强化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改革使国有企业有了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的更大自主权，企业实际上获得面向市场的超出计划外的产品生产、销售与定价的权利，企业和职工提高了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从而开辟了工业物资流通的第二轨道，即市场轨道。[19] 企业可以针对市场需求强烈的产品，利用现有资源安排计划外生产，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各类消费品的需求。商业体制改革，使城市个体户和农村社队企业重新兴起，逐渐形成中国计划体制外的市场力量。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为经济特区，又形成了另一股计划体制外的市场力量。

　　中国农村改革真正涉及到了经济主体利益调整与经营机制问题，绩效显著，并率先从计划体制中成功突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1985年的398元，农村开始出现万元户。但其他领域的改革还处在试验阶段，中国经济转型还没有涉及到经济生活的全部领域。“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模式是围绕完善计划体制而设计的，改革目标就是要利用市场调节作为辅助手段，形成完善的计划体制。计划配置资源仍然是经济运行的主要方式。

二、1985—1992年：经济转型的推进与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标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模式，标志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推进和目标的转换。[20] 之后，中国启动了大规模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改革还在微观、宏观层面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等社会领域全面展开。这与之前始终围绕修补和完善计划体制的改革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改革主线一是进行价格改革，二是进行所有制的初步改革。其中价格改革是最主要的。早在1979年，中国在工农业产品上首次试行浮动价格制，其目的是逐渐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缩小集中的指令性计划。1985年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提出了价格改革先易后难、按步骤进行的原则。[21] 1985年率先在生产资料领域推行价格双轨制，并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规定除个别农产品外，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议价收购并行的办法与多层次、多渠道经营。此后，价格改革一度进行了激进改革的试验，如1986年实行“价税财联动方案”[22]和1988年的价格闯关，[23] 目的是不仅在生产资料领域，而且也要在消费资料领域实现市场自发形成价格的主导地位。但1988年价格闯关导致通货膨胀率从1987年的7.3%迅速飙升到1988年的18.5%和1989年的17.8%。到1990年，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大约为61%。[24] 1992年中国进行了放开粮食价格的试验。1992年末，政府定价的农产品只有6种，工业消费品基本放开（涉及国计民生的食盐、药品等除外），政府定价的重工业产品也不足100种，社会消费品总额中的市场调节部分高达90%。[25] 通过价格双轨制的过渡改革，基本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微观运行机制，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开始由市场供求力量形成。在所有制改革上，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是最基础的一环。在此前进行的放权让利改革中，尽管促进了国有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但在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上无法真正理清。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两权分离”的理论。一些学者和国家经济部门领导都把两权分离的承包制看成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途径。[26] 因此，当时改革的主要形式是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承包制，中心环节是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此外，企业利改税、租赁制等也在试行。但是，承包制包赢不包亏，并使国有企业出现了短期行为的现象，国家利润远远赶不上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同时，由于三资企业、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国有企业的经济环境由于受到它们的挤压，在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其两权分离的承包制改革探索逐渐陷入困境。随着1993年国家财税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全部留在企业，承包制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停止。

　　中国经济转型推进阶段往往根据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出现的摩擦不断调整改革目标，表现为改革模式的转换速度频繁。1985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取代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取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尽管它更好地理顺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但仍然把国家置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市场只是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推手。随着体制摩擦的加剧，1989年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又回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改革模式。

　　从1979年开启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转型基本上完成了三个具有革命性的改革：第一，农村改革开启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局部试验、典型推广的大门，证明了局部改革的可行性。第二，价格双轨制为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为主导的转轨提供了过渡的桥梁。第三，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经济转型培育了体制外的支持力量，并形成了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主体。[27]

三、1993—2003年：经济转型的定向[28]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中国经济转型指明了方向。这是中国告别传统计划体制的转折点，并形成不可逆转的市场化改革取向。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要求在20世纪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改革转入到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1994年根据“整体推进”战略进行财政体制、金融体制、企业制度和外汇管理体制等改革，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对改善企业的市场环境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和承包制转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制度创新和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性布局调整。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00年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转型目标具体化为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确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大小与社会主义性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为此，政府决定实施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相关政策，完善所有制结构，寻找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筑微观基础。改革以来率先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出现了苏南模式、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29]

　　中国经济转型定向阶段的改革重点是国有企业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展开的。所有制调整和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改革进行反思的时候，一些经济学家就认为，两权分离无法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提出了应该用股份制代替国有制的改革思路。[30] 而厉以宁更是强调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应该是所有制改革，国家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则是股份制。1993年新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出台，1994年中国确定了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并选择了100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试点。但许多没有纳入试点的国有企业却在建立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公司方面有着更大的举动。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在1992年后先后出台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等10多项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文件。显然，政府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着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形成当时全国上下对于股份制改造的热情。1999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决定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布局调整，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从此前的试点进入到全面推进的阶段。抓大放小、有进有退的战略布局调整，强调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而不在于所占股份的绝对数量上。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与三资企业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形成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非公经济三足鼎立的多元化所有制经济发展格局。此后，国有企业还在不断进行产权改革尝试，如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职工持股、双重置换[31]等，改变了国有企业国有独资的产权结构，绝大多数国有二级企业已经改组为国家相对或绝对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使这些公司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搭建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金融改革，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经过改制在海外整体上市，为中国金融市场提供了必要的微观基础。2000年中国宣布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宣布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转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成功完成市场机制为主导对计划体制的置换任务。

　　1994年启动的全面改革直接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步跨越，带来物质产品的更加丰富，社会消费品的普遍短缺现象消失。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600多种主要工业品供过于求的局面，第一次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价格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全面成功，基本建立了以市场价格机制调节经济活动局面，2006年市场调节价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比重分别为95.3%、97.1%和92.1%。[32] 市场经济最终取得了经济运行的主导地位。

　　中国经济转型定向阶段的含义主要是两个：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刚性约束，即中国经济转型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创新过程，这一制度约束是保持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前提；二是实行灵活多样的改革形式。通过国有企业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面建立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通过培育和完善各类市场体系，建立市场经济的中观运行机制，使资源配置方式完全转到市场主导的基础上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因此，中国经济运行从市场与计划并存的双轨制向市场运行轨道为主转变，并轨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美国一些经济学家推崇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 [33]  并成为国际上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主导思想。它以追求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制度与宏观经济稳定化的三位一体为目标，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进行拼凑或组装，因此转型是没有阶段性的。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据此以激进方式推进经济转型，经济体制发生转变并带来政治体制的剧变。然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经济转轨过程中，其宏观经济稳定化却被更具倾向化的政治民主化代替，社会生产力出现持久的大幅下降，人民生活限入贫困之中。

　　中国经济转型没有遵循 “华盛顿共识”，是在中国特色产权改革和以价格双轨制作为过渡的基础上进行的稳健改革，表现为转型一开始就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渐进性改革形式。一方面，市场调节比重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转型并不是“转向”（从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在坚持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改变计划手段主导资源配置的局面，逐步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将经济运行机制转到市场经济上来。

四、2003—今：经济转型的定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定向转型，中国基本上建立了一个将国内所有企业较规范地纳入到市场化约束的相互对称的经济体系中，并建立能够较为灵活地应对国际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宏观调控体系。但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规范的金融市场、法制体制等重要架构上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2002年中共十六大进一步确定在21世纪的头20年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中国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经济转型进入到体制完善与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随着经济并轨目标的完成，不仅要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内涵进行了更广泛的扩展。经济转型引发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与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巨变，并要求推进与经济体制相匹配的行政体制改革，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是宪政转型的必然选择。从着手解决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再到从以人为本提出科学发展观，都体现了中国经济转型向全面的经济社会转型前进。

　　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转型进入到一个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新历史时期。它与此前经济转型的区别在于，转型开始从单一或部分领域（如经济领域）的转型进入到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呈现为整体性的加速跃迁过程。旧的体制、机制、结构和观念不可能再复归。[34] 中国经济转型进入到定型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道路的新阶段，其最终目标就是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一种运行规范、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并能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好的市场经济”[35]或“成熟的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转型从整体上就是一个量变与质变相统一的过程。

　　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形成持久的摩擦，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使中国经济转型在逐步拆除计划体制的制度架构的同时，必须逐步构建市场经济的制度架构，避免经济转型出现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所谓的“真空”地带。这形成了中国经济转型具有显著阶段性的特点。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进行改革并饱受指责的中国经济转型，通过阶段性目标转换，以制度变迁作为手段，从一开始就注重制度试验和制度创新，实现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的良性循环，不断取得阶段性发展成就，实现了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经济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发展。改革30多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7%，到2010年已步入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新的发展阶段。[36]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理论界逐渐发展了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所谓“后华盛顿共识”，其主要政策开始转向经济体制转轨之外，“包括经济转型，还包括生活方式、文化的转型，政治法律制度的转型等多个方面”[37]，即更加强调经济社会政策与发展的协调一致性的经济社会转型。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即通称的“北京共识”。 [38] 在“北京共识”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中国模式，是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众多模式之一，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北京模式或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都说明中国经济转型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特质。中国30多年的经济转型，既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也是一个政治革新过程，更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试验和思想革命。[39] 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经济体制转型、社会转型与制度创新三位一体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40]

　　中国经济转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起点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修补与完善。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方向和目标。2003年中国明确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转型初步完成。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改革从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建立了新的宏观调控和监管体系，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体制。中国经济转型具有三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环境是社会主义，这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经济转型的根本特点。其二是具有渐进性与阶段性。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改革的主旋律与转型的具体目标，通过改革阶段性主旋律与具体目标的转换，实现了从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其三是从经济转型的全过程来看，则是与开放并行，表现为中国不断摒弃自我封闭的僵化状态，主动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规则的过程，从而实现国内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经济运行机制的接轨，这是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突出特点。

注释：

[①]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②]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

[③]赵旻：《论我国经济转轨发展的四个阶段》，《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3期。

[④]吕炜：《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转折点研究》，《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6期。

[⑤]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中国加速转型期的若干发展问题研究（上）》，《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16期。

[⑥]张建君：《论中国经济转型模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

[⑦]洪银兴：《中国经济转型的层次性和现阶段转型的主要问题》，《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 年第3期。

[⑧]景维民、孙景宇：《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基础、体制目标及其国际借鉴》，《改革》2007年第7期。景维民、孙景宇：《经济转型的阶段性演进和评估》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⑨]王守坤：《中国转型过程中财政分权的特征事实：历程与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⑩]周其仁：《中国如何摸对了石头 ——访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35793）。

[11] 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基础》，其中的第11章就以“去集体化”为标题。法律出版社2010年。张军也以“非集体化”来说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中国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改革后的变迁》，《改革》1996年第5期。其他不一一列举。

[12] 林毅夫：《中国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3] McMillan, John, 2002. Reinventing the Bazaar. The Natural History of Marke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4]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5] 董辅礽：《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

[16] 何建章：《我国全民所有制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方向》，《经济研究》1979年第3期。

[17] 蒋一苇：《企业本位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18]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

[19]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81页。

[20] 吴敬琏：《正确认识问题 推进改革开放》，《理论前沿》2008年第12期。

[21] 田纪云：《积极做好价格体系改革工作》，《人民日报》1985年1月28日。

[22] 1985年8月，郭树清、楼继伟等草拟了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建议以价格为中心，财政、税收、工资等配套联动，一举实行体制突破，随着吴敬琏、周小川等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加入，“价税财配套改革”方案逐步成为国家主流思路。1986年4月国务院成立了经济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拟定了以价、税、财、金、贸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但该方案在部委、地方协调中大大缩水，到1986年6月从最初设想的煤、电、油、运、钢的整体价格联动，逐步退到以钢材价格为突破口才迈出第一步。

[23] 1988年8月15日到17日，北戴河会议召开，批准了物价和工资改革方案，同时决定用最严厉手段压缩基本建设和集团购买力，为改革创造外部条件。8月19日，新闻公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一些省市随即开始掀起大规模的抢购风。随着抢购商品的恐慌风潮在全国越演越烈，8月27日晚，中央不得不暂停物价改革方案，治理环境、整顿秩序，并决定由国务院发通知。这样，实际上是放弃了整体规划突破，回到放调结合、渐进推进的原有轨道。8月30日，国务院正式发布通知，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下一年的价格改革也是走小步。

[24]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25]国家统计局：《统计局公报》，《人民日报》1993年2月11日。

[26]吕东：《承包制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有效途径》，《红旗》1987年第9期。

[27]张建君：《论中国经济转型模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28]2002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教授在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6卷撰写的会议讨论中，提出将“定向”作为1992~2001年中国经济史的主题。

[29]苏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苏省苏州、无锡和常州（有时也包括南京和镇江）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由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其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苏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南模式发展遇到困难，并开始探索转制。21世纪初，苏南人民在苏南模式的基础上，发展了外向型突出的“新苏南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合力；弘扬艰苦创业、勇于创新、争先创优的精神；实现产权结构、产业发展、社会结构、发展格局创新。温州模式是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的商品。大市场是指温州人在全国建立的市场网络。其基本特征：经济形式家庭化，小商品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经营方式专业化，有家庭生产过程的工艺分工、产品的门类分工和区域分工；专业生产系列化；生产要素市场化，按市场的供需要求组织生产与流通，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均可自由流动；服务环节社会化。珠江模式是对改革开放后广东省珠江流域中以广州、深圳等为中心的14个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概括和总结。珠江三角洲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利用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与外来资源相结合，创造了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快速工业化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沿海地区新工业化发展道路。

[30]董辅礽：《所有制改革与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 1999年湖南长沙友谊阿波罗公司尝试非国有资产进入国有企业以置换国有产权，同时，国有企业给予企业职工一次性工龄买断以置换企业职工的全民身份，为企业职工进入市场提供了机会。后被国有企业广泛推广。见张文魁、袁东明：《中国经济改革30年（国有企业卷1978~2008）》.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2~137页。

[32] 《中国物价年鉴2006》，物价出版社2006年。

[33] John Williamson, 1990.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Chapter 2 in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Much Has Happened? John Williamson(ed.), 1990.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4]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课题组：《中国加速转型期的若干发展问题研究》（上），《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16期。

[35]钱颖一：《市场与法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3期。

[3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29748元人民币，按照1:6.6比率换算为美元即为4382美元。（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10228_402705692.htm）

[37]【匈】亚诺什·科尔奈：《大转型》，《比较》2005年第17辑，第2页。

[38]北京共识是美国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常务董事乔舒亚·库珀·雷默最早在20世纪末提出来的。2004年他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北京共识》 一文，试图全面系统总结中国发展道路。这引发了一场对中国模式的讨论，该文从此成为“官员、商人以及其他试图了解中国的人的必读物”。

[39]张军：《中国的经济转型：30年的经验贡献了什么？》，《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9月16日。

[40]张建君：《论中国经济转型模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  430073）

　　【关键词】世界银行；对华贷款；经济社会影响

　　中国自1980年成功恢复在世界银行成员国地位和贷款权利以来，截至2009年10月，总共向世界银行申请到项目贷款454亿美元，用于403个项目，可以说世界银行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重要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世界银行贷款属于国际金融组织援助性贷款的一种，在我国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能源、教育、环保等部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扶贫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目前，中国不仅是世界银行最大的贷款国，也是执行世界银行项目最好的国家之一。研究世界银行贷款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及探讨项目贷款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挖掘世行贷款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不利影响，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协调世界银行援助战略与中国发展战略的关系，在引进世界银行援助性贷款时，更合理的协同政府配套资金促进各地区、各部门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发展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并将为其他国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发展本国经济提供有效的经验。

一、世界银行对华贷款战略的调整

　　区别于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世界银行对华战略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即强调对中国基础设施的贷款支持和对各部门内部的政策改革。尽管世界银行的贷款规模对中国来说微不足道，但是对中国增加预算资源有比较明显的作用。从对华战略的发展来看，世界银行根据我国发展战略的变化，也随之调整其战略以适应我国国情。从调整的幅度来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一）1981～1994年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世界银行援助战略的首要目标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世界银行和中国都将体制改革视为长期经济增长、现代化以及减少贫困的关键[1]。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一直是世界银行对华援助战略的突出主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另外一些目标才开始受到重视并在1991年被列为次要目标。

　　（二）1995～2005年

　　这一阶段援助战略的重点没有太大的变化，世界银行加大对农业、社会部门以及内陆地区的贷款支持是对华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同时，也开始注重减贫和环保战略与其他战略相结合的方式实施项目。1995～2005年间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援助

表1-1：1995～2005年间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援助战略调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行官方网站文件整理（ http//www.worldbank.org）

　　战略调整如表1-1所示。可以看出，与1995年以前的援助战略相比，这一阶段世界银行开始注重贷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并逐步把环境的可持续性提升为主要援助目标之一；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特点，逐步进行角色转换，从对体制改革、结构调整的辅助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在过去，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政府无力支撑转型所需的资源，因而，世界银行贷款的流入部分缓解了政府的公共投资压力；然而，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世界银行贷款的替代作用不再明显，世界银行援助战略的调整有利于项目更有效的执行。世界银行还加大了对扶贫、农业、社会部门的援助[2]。由于落后地区偿还贷款存在困难，世界银行创新性的将英国国际发展部的赠款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硬贷款结合起来，以模仿国际开发协会的软贷款条件，保持对农业、社会部门和扶贫项目的贷款水平；同时，世界银行还计划通过保持较高的水平的基础设施贷款，提高对较为贫困的内陆省份的贷款比重。

　　（三）2006年至今

　　2006年世界银行的援助内容有所扩展，如表1-2所示。世界银行加大了向中小企业提供可持续性的商业化正规银行贷款的力度，加强融资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援助内容主要由五大部分构成：包括促进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减少贫困、不平等和社会排斥，应对资源稀缺和环境挑战，为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融资和改善公共部门和市场制度；世界银行中国业务部门主要从十个方面将援助内容展开，国际金融公司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提供业务和技术援助支持，世界银行学院则围绕“促进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应对资源稀缺和环境挑战”、“改善公共部门和市场制度”这三部分，支持中国贷款项目的学习和能力建设活动，并提供项目分析报告[3]。

表1-2：2006年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援助战略及途径

　　资料来源：http//www.worldbank.org

　　此外，世界银行还通过将世界银行贷款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资金结合使用，以继续向贫困地区提供贷款，改善减贫工作；探索利用本币融资和不需要主权担保的地方融资支持创新的可能性，加速欠发达省份的投资增长，帮助制定通过私营部门解决环境问题的制度。

二、世界银行对华贷款的发展

　　（一）数额变化

　　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的最主要的贷款是项目贷款。以大学教育发展项目为开端，世界银行对华贷款的金额逐年上升，如图1-1所示[4]，到20世纪80年代末，贷款年度总额增加到每年15亿美元。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993、1994、1995年，世界银行对中国贷款金额达到顶峰，每年的贷款金额高达29.55、34.05、29.54亿美元，如表1-3所示。从1996年开始，鉴于中国取得连续多年经济增长的瞩目成就，世界银行有意识地减少了对华贷款的额度，2001年贷款金额仅为6.05亿美元，成为1983年以来世界银行对华贷款金额的最低点，且1999年7月，中国从国际开发协会“毕业”，世界银行从2000年开始停止对中国提供软贷款(见表1-3)。目前，由于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每年就双方的三年滚动合作计划进行磋商，总的来说贷款数额趋于平稳，自2000年以来,硬贷款金额始终控制在15亿美元左右的范围之内。从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贷款额度的总体来看，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见图1-2，图1-3）。

图1-1 1981-2009年世界银行对华贷款额年度一览表

表1-3：按年度划分的世界银行对华贷款额一览表（单位：百万美元）

注：数据截至2009年10月，世界银行官方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

图1—2：1981—2009 IBRD总贷款情况

注：其它指贷款额低于112.95亿美元国家的总额

图1—3：1981—2009 IDA总贷款情况

注：其它指贷款总额低于53.16亿美元国家的总额

　　（二）贷款部门结构变化

　　世界银行的贷款政策一直都致力于减少贫困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认为落后的基础设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1980年以来，世界银行对中国援助的战略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调整，然而扶贫与基础设施建设一直都是扶持的重点。1995年以后，世界银行开始注重项目的环境效应，并加强了对环境保护的援助力度。因此，截至2009年10月，世界银行454亿美元的对华承诺的贷款中，使用贷款最多的为交通部门135.35亿美元，占贷款总额的28.71%，共73个项目；其次是农业部门109.03亿美元，占24.01%，共75个项目；接下来是能源68.97亿美元，占15.19%，共36个项目；环保31.25亿美元，占6.88%，共32个项目；工业31.03亿美元，占6.83%，共21个项目；教育19.27亿美元，占4.24%，共21个项目；其他行业合计64.19亿美元，占14.14%，共131个项目。如图1-4所示。

图1-4 1981-2009年各部门贷款比例图

注：数据截至2009年10月

　　可以看出，目前世界银行贷款主要集中在交通、农村发展、能源等部门。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调整对中国的援助战略以来，世界银行加强对审批项目环境可持续发展因素的考虑，减少了对工业和高耗能产业项目的贷款，1997年停止了对工业项目的贷款，1999年开始减少了对火力发电项目的贷款。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表示，从2004年开始，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交通、教育、农村发展和城市环保项目将成为世行贷款支持的重要领域。其中，城市项目重点放在改善城市环境，包括供水、污水和固体废物处理、环境卫生和城市交通等；能源项目重点放在引进节能增效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新模式；交通项目重点放在发展农村道路和改善城市交通。

　　（三）地区变化

　　无论从贷款数额还是项目数量上，世界银行对华贷款的区域分布很不平衡。截至2009年10月，接受世界银行贷款前五位的省份分别是：四川（8.71%）、浙江（7%）、河南（6.7%）、湖北（6.17%）、上海（6.12%）。由于汶川大地震，世界银行于2009年2月审批了7.1亿美元的紧急复兴贷款拨付给四川，以帮助应对汶川地震所造成的损失，使其超过浙江成为接受贷款最多的省份，2009年之前，浙江省一直居于首位。总的来说，获得世行贷款最多的是沿海地区以及少数中西部地区，接受贷款后五位的省份分别是青海、宁夏、海南、吉林和贵州，其贷款数额如表1-4所示。

表1-4 按省市划分世界银行对华贷款一览表（1981年至2009年10月）（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官方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

　　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中前期推行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因此，在中国恢复世界银行席位的很长一段时期，东部地区吸收了大部分外资，包括世界银行的贷款。经过多年发展，沿海地区经济已经比较发达，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但内陆地区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资环境远落后于东部地区。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开始强调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并推出相关的优惠政策，以鼓励、引导外资流向中西部，世界银行在同一时期的贷款战略也包括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扶持，其地区性贷款政策与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基本保持一致，世界银行贷款重点转向了比较贫困的内陆省区，单个项目的贷款规模根据这些省区的实际需要相应做了压缩，这样，世行对中国的贷款方向形成由沿海向内陆、由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转移的格局。而且，世界银行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扶贫力度，创新性的把世界银行贷款与英国国际发展部赠款相结合，以保持对农业、社会部门和扶贫项目的贷款水平。如今，世界银行对中国年均贷款约15亿美元，新贷款项目约70%将在较贫困的内陆省份[5]。

　　（四）援助方式的变化

　　世界银行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施援助计划：项目贷款、技术援助贷款和赠款，以及分析报告、政策咨询、研讨会和培训等非金融服务，根据需要以一种或多种方式相结合来实现具体的目标。

　　项目贷款主要针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扶贫、自然资源管理等领域的优先重点项目。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涉及中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遍及中国的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只有西藏没有），贷款项目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农村发展、城市发展、人类发展等领域，但在各领域的项目重点都根据中国发展战略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早期的贷款项目侧重于引进先进的项目评估、管理和建设经验，而近年来项目则更注重解决中国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目前60%以上的贷款项目都突出一个环保重点。

三、世界银行对华贷款的社会效益

　　世界银行作为以减少贫困为目的和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核心的多边发展援助机构，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调整其贷款战略，推进援助项目从沿海富裕地区向内陆省份的投资重点转向。尽管世界银行的项目贷款总额在中国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仅占极小一部分，但是贷款项目的执行为中国政府做出了良好的示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和实现项目目标后，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基础设施完善、环境的保护以及业务和技术更新升级做出的贡献，给整个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非量化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一）扶贫方面

　　世界银行作为多边发展援助金融机构，一直以来都以扶贫为主要任务，在1990年的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减贫战略，并在1998年制定的国际发展目标中确立了以减贫为核心，同时也以改善卫生条件、加强教育普及以及环境保护等为具体目标，构建了一个促进发展的基本框架。2002年，世界银行提出以千年发展目标为中期目标的扶贫战略。千年发展目标是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签署的承诺为减少全球贫困的《千年宣言》中列出的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如表2-1所示[6]。世界银行正是以各阶段扶贫战略为指导思想，主要从国家层次上为中国提供两方面的援助，即改善投资环境和赋予穷人能力，包括对私人投资环境、公共部门治理、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援助，对中国反贫困战略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为中国的扶贫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表2-1：千年发展目标

　　资料来源：联合国官方网站：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

　　1.引导中国政府关注贫困人口和贫富差距。自1984年以来，世界银行针对中国的贫富分化与穷人边缘化的问题发表了多份研究报告，还发行了大量涉及以人为本、公平发展、有利于穷人增长等理念的出版物，引起中国政府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思考与重视，新的发展理念更成为广大中国学者为穷人争取权利的理论支持，“以人为本”、“公平发展”、“有利于穷人增长”等理念逐步为国民了解，“弱势群体”、“贫富差距”等概念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7]。

　　2.实施以穷人为标的的扶贫项目。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多个部门、多个地区组织实施了大量以扶贫为目标的项目。这些扶贫项目又从三个方面使贫困人口脱离贫困获得发展。第一，帮助贫困人口获取生产资料，就地取得用于可持续生产的资金、土地、燃料动力、市场等资源，这是最为有效的短期或中期减贫方式。例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结果表明：在中国投入道路建设的每1万元平均可以让3.2人脱贫；人均道路长度每增加1%，家庭消费即可增加0.08%；灌溉费用每增加1%，则每劳动力农业产出增加0.41%，贫困率降低1.13%；投入电力建设的每1万元平均可以让2.3人脱贫[8]。第二，为贫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胡鞍钢、王清容（2005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国际金融组织对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援助可以有效促进该地区私人投资流入和经济增长[9]。私人投资的流入与经济增长不仅为农产品提供了市场，更为穷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直接增加了收入。第三，直接或间接实施人力资本开发，使贫困地区获得摆脱贫困的核心能力。对贫困地区的人民来说，除了土地、当地以简单劳动为主的就业机会之外，人力资本发展是增进其社会流动性，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收益的最为有效途径。发展人力资本的方式是多样的，其中，教育是最具有长远益处的投资，而且各种教育项目实施过程中均有大量培训内容，受训人口累计达到了数百万。除教育之外，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和清洁饮水项目也起到了保护穷人生活环境、提高穷人健康水平的作用。

　　3.引入有效的扶贫体制。世界银行作为全球性的多边发展机构，在过去近50年来的援助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对中国的扶贫进程中，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帮助中国总结经验，创立本土化的扶贫手段，如实施范围广泛的母婴平安项目、农户能力建设项目等。且世界银行与中国本土扶贫事业的良性合作方式也促进了中国的扶贫能力建设，其中，中国西南扶贫项目合作就打破了中国单纯依靠国内资金扶贫的传统方式，开创了国内扶贫资金与国际组织援助资金相结合的扶贫开发新模式[10]。

　　（二）教育方面

　　中国在世界银行恢复合法席位后通过审批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教育项目。1981～2009年年底，世行共向中国提供了21个教育贷款项目，项目贷款金额达19.27亿美元。这些项目遍及了中国除西藏、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市，涉及的领域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广播电视教育和建材建设等多个领域[11]。

　　在利用世行贷款的起步阶段，世行项目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银行为适应中国的发展战略，其项目贷款重点逐步移向农村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项目，项目覆盖范围朝西部推进，如图2-1所示。1981年至2009年教育项目贷款投资总额以西部最多其次是东部和中部[12]。

图2-1 1981-2009年世行对不同教育领域的贷款情况（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联合国官方网站：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西部地区经济水平低下，加之自然条件和宗教信仰等原因，基础教育的发展远不如东部沿海地区，而由于教育行业自身的行业特征，私人投资一般不愿进入，世行项目贷款的投入正好弥补了这一资金缺口。在世行项目中，大多数项目都列有校长和教师培训的内容，部分教育项目还开展了教学改革课题研究，促进了校长办学的积极性和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对教育体制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在职业教育体制改革上尤为明显。项目对西部的倾斜性加快了我国西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步伐，缓解了西部贫困地区女孩在教育机会、专业选择、学习成绩等方面与男孩存在的性别差异。据统计，1993年我国超过90%的地区普及了初等教育，但未入学的260万儿童中，女孩占66.4%，且绝大多数集中在贫困地区，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13]。世界银行教育贷款项目的西部倾斜为提高儿童入学率，降低辍学率，尤其是女童的辍学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促进了西部女童教育的发展。世界银行项目贷款的注入，不仅改善了中国教育总投入的不足，加快了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均衡发展，同时加强了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规划的建设。

　　（三）卫生方面

　　世界银行对中国第一个卫生行业的贷款项目是1984年立项的农村卫生和医学教育项目。近30年来，世界银行贷款总额达9.4亿美元，共计11个项目，主要集中在边远落后地区的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以及基础卫生服务等方面。项目在与当地政府的发展重点保持一致的前提下，为当地政府此类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亟需的资金和技术，并辅以其他国家成功经验和知识的指导。相得益彰的合作使受益群体比重相当高，对人口素质的改进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世界银行支持我国政府改善卫生服务，特别是强调向弱势群体和农村人口提供服务。我国政府利用世界银行的一个基础卫生服务项目试点，制定了全国特困医疗救助计划，为最贫困的家庭提供资金援助，使他们能够获得必要的医疗保障。例如：卫生服务项目覆盖艾滋病高危人群；结核病防治项目覆盖7亿人口，还在项目区实现了世界卫生组织提高结核病诊断率的目标等。世界银行学院通过与一个高校网络建立持久的合作关系，促进卫生经济学与卫生筹资领域能力的建设。国际金融公司对一所医院进行投资，扩大在北京和上海获得国际水准的医疗服务的机会[14]。 四、世界银行对华贷款的经济效应

　　（四）经济增长方面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至2009年的335353亿元，世界排名从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三位。世界银行贷款总额在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运用的资金总额中只占极少部分，然而，近30年来，世界银行的项目贷款大都用于投资周期长，社会效益显著，对国家经济具有战略性、长期性影响的部门和领域，如农业和农村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环境保护、扶贫等等，而这些正是外国私人投资不太愿意进入的领域。通过对公共部门的投资，项目运行为私人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激发投资人的信心，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贷款项目本身具有的示范效应和消费效应对私人投资也存在拉动作用。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往往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评估，一个地区的项目能够立项获得项目贷款，就有助于该地区获得其他多边机构的贷款，或者更有利于吸引外国投资流入。

　　按照环境适应和学习曲线的原理来说，20世纪90年代后的贷款优于80年代的贷款；由于东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程度不一致，项目所处的区域不同对促进经济增长也会有不同的作用。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更富裕，基础设施建设更完善，经济体制环境与外资引入政策也更加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和私人投资的流入。近年来，世界银行加大了在中、西部地区的项目贷款比例。

　　（五）交通方面

　　亚当·斯密在对各国国民财富及其增长的研究中得出了两个至今仍被经济学界不断论证的重要结论，即一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可以归于两个方面：分工的深化和市场的扩大。他认为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分工是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基本途径，市场扩大又是分工得以发展的条件。这样，市场的扩展推动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又促进了市场的日臻完善，交通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正是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然而，交通运输业作为整体经济的一部分，与其他产业之间又存在着资金分配问题。20世纪80年代，国民经济快速恢复，交通紧张的问题凸显，国家开始调整资金，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但中西部省市的公路建设资金短缺问题仍然严重。自1983年世行对华贷款的第一个交通项目——三港项目以来，已经向中国贷款135.35亿美元，共涉及73个项目，资金总额和项目数位居第一位，投资额还在逐年增加，这些贷款不仅一定程度缓解了资金缺口，也为施工监理队伍素质及管理、道路安全、国道路面管理提供了支持。交通项目还属于混合性项目：一方面完善当地的基础建设，另一方面也有较强的市场性。从各施行的项目情况来看，世行贷款解决了当地政府在基础建设方面资金不足的困难，改善了投资环境；而且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带动了私人资本的进入，也为道路沿线地区创造了非农就业机会，为提高农村收入和当地人口素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项目的培训内容和项目管理经验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

　　（六）能源消耗

　　中国的能源发展非常快，2002年已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电力生产国。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能源项目设计也非常集中，过去的项目投资将近3/4用于火力发电，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生产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随着低碳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力提倡，世界银行已经开始注重能源项目目标和生产方式的转型，控制项目实施对空气的污染，通过项目附加条件，督促当地政府出台改善环境的政策和形成有效监管机制。中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降低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耗强度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十一五”规划制定了到2010年把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宏伟目标，中长期能源规划要求到2010年把能源总需求中可再生能源所占的比例提高到10%，2020年提高到16%；燃气消费所占的比例提高到2010年的5%，2020年的8%以上。世界银行多年来与中国在能源领域开展了积极的合作，通过分析研究、政策咨询、能力建设及投资项目，帮助中国提高能效。全球对低碳型经济的呼吁，世行推动利用本地的清洁能源资源，促进煤炭的清洁利用，也有利于推进国家能源目标的实现。自1998年开展第一个节能贷款和全球环境基金赠款项目以来，世界银行在中国总共支持了7个清洁能源和能效方面的项目，包括小水电、风电、生物质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等，以及工业和建筑行业8亿的能效项目。此外，世界银行管理着若干个捐助方的碳基金，在中国积极推广碳交易，截至目前共签署了十几个涉及能效和清洁能源的碳减排协议，总额达2．22亿美元。世界银行集团的国际金融公司也通过其中国能效融资项目，支持中国发展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效。2008年5月28日，世行批准了三个新的中国贷款项目：能效融资项目（同时获得全球环境基金赠款1350万美元），山东烟气脱硫项目和第三辽宁中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三笔贷款总额为4.41亿美元，占世行2008年财年对中国贷款计划额度的近1/3，旨在帮助中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电厂污染排放。

五、利用世行贷款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银行的项目贷款的确为中国减少贫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世界银行为中国提供的发展知识，以及援助的国际经验，为中国调整发展战略提供了不少帮助；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带动了私人投资的进入，增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技术和产业升级。但利用世行贷款也存在一些问题，只有把存在的问题理清才能有效利用世行的贷款进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利用世行贷款存在的问题

　　1、金融安全问题。世行贷款的引入实质上也是对未来资源的一种预支，借入资金必然预示着远期资金的流出，如果对贷款规模不加以控制的话，必然会给未来的经济运行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应该根据我国的债务偿还能力和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实际承受能力来确定适合我国世行贷款规模，以控制外资引入规模。2008年5月27日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的通知》中亦提到：“各级发展改革委和国务院有关行业管理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机构跟踪所借不同币种外债汇率、利率的变化，研究规避外债风险的管理手段，把防范外债风险作为贷款项目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推进这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应借助市场机制，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指导项目单位进行外债风险管理，并为项目单位防范外债风险提供及时的政策支持。” [15]

　　此外，世界银行贷款的条件决定贷款项目必须有政府的配套资金投入，而且由于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多处于公共部门的行业，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外部性，其抗风险能力比较弱，项目收益不稳定，说明项目实施还需要政府持续性的财政投入和长期支持来维持和延续项目执行期间的各种服务活动，这都将为政府带来很大的财政压力。因此各级政府在争取公共服务类的贷款时，应该根据自己的还贷能力来申请世界银行项目。

　　2、部分项目实施效果未达预期目标。部分项目从准备立项、进行可行性研究报告到项目的正式启动，直至项目的完成，前后经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在这样较长的项目建设运行周期中，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国际、国内各种政策和制度也在调整，物价上涨、利率汇率的变化都将影响项目的实施和进展，使得项目发展的结果与评估和预测效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在较长的周期存在管理和执行人员的更替，这也会对项目的执行带来影响，最终影响项目的执行效果。

　　我国在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时还存在一个资金管理不善的问题。各级政府在使用世界银行贷款中违反财经纪律和与世界银行签署的贷款协定，在转贷中存在擅自缩短贷款使用期限，征收贷款利息和管理费用，弄虚作假，虚报冒领项目资金，倒卖项目物资，配套资金不落实不到位，损失浪费及投资效率低，提供虚假会计报表等问题，这都直接导致项目的执行效果背离立项初衷。

　　此外，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政府的配套政策服务措施未跟上也使得贷款项目的效用大打折扣。世界银行贷款流入并没有引致当期私人投资的大量流入，这是因为相关政府提供的信息滞后给私人投资者带来了交易成本的限制，阻碍了世行贷款对私人投资拉动效应的发挥。因此各级政府有必要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信息服务，减少对私人投资的种种限制，降低交易成本。

　　3、贷款融资形式需多样化。世界银行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施援助计划：项目贷款、技术援助贷款和赠款，配以分析报告、政策咨询、研讨会和培训等非金融服务，根据需要以一种或多种方式相结合来实现具体的目标。世界银行长期以来都以实现减少贫困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对各国公共部门和半公共部门进行援助，然而，世界银行严格的项目审批条件和贷款条件，限制了其在社会发展领域的比较优势。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方面都远不如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亟需世界银行的协助，然而该地区政府缺少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贷款项目的运行，而且受政府还贷能力的限制，世界银行难以维持对中、西部地区农业、社会部门和扶贫项目的贷款水平，在保持较高水平的基础设施贷款的前提下，提高对较为贫困的内陆省份的还贷比重，这就要求世界银行对其贷款融资形式进行创新，成功的案例有与英国国际发展部赠款结合模拟软贷款条件进行援助，与国内援助资金相配套进行扶贫援助等。

　　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发展存在融资难的问题，而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有效解决中国的就业，从而为实现减少贫困发展经济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对此，国际金融公司可以投资发展中小企业和金融部门，支持对内陆省区的民营企业以及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和环保技术开发的民营企业的融资贷款。典型项目在发挥示范作用的同时，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在公司治理等领域树立标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则可以通过为中小企业在担保和吸引外资方面提供服务，加强中小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适应能力。

　　（二）相应的政策建议

　　1、继续积极争取和有效利用世行贷款。中国地区经济差距非常大，而中央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比较低，在为低收入地区的人口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仍然不足，因此，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应该加强对世行贷款项目申请的重视，积极争取世界银行对该地区在减少贫困、环境保护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的援助，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预算资金、以及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等国内资金互为配套，形成合力，并积极评价项目的实施情况，把有益的项目经验在本行业推广，甚至推广到其他行业，与世界银行一起实现“发展、合作、互利、共赢”。此外，在贷款的部门分配上，要注意加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世行的贷款项目在部门的分布上，中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农业、卫生、教育、环境等部门上，而这些部门的项目配套资金能力较弱，投资回收期长，且大多属于非生产性投资，相对缺乏改善当地投资环境的能力，因此中西部地区应加大在交通、能源、水资源等方面的投资引入，加大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以吸引更多的国际私人投资。政府可通过减税政策适当鼓励中西部地区加大引入世行贷款。

　　2、提高非政府部门利用贷款能力，帮助企业“走出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银行也逐步调整对华贷款战略，促进贷款项目从援助型向市场引导型转变，据此，世行提出了私营部门发展战略：包括对金融行业发展、工业重组、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促进私营部门参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基础设施服务建设方面提供帮助。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机遇提高整个经济领域生产率水平，以促进未来经济和就业的持续增长，通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资金和知识，加强和深化金融行业发展，加速工业重组和所有权多元化，加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法律和制度，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等。政府应该逐步提高企业和金融机构等非政府部门利用世行贷款的能力，帮助企业“走出去”。

　　3、加强各级政府部门的管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引导贷款是目前国际金融组织对中国贷款的主要方式，政府有责任帮助和推动建立、完善贷款项目的各级各阶段的第三方监督机制，监理案例库、后评价制度，引入专业评估机构和专家参与，制定和逐步完善行业及评价标准体系，形成不同协调管理手段中的责任追踪制度和体系，从而可以及时动态地发现和调整项目实施中、实施后的问题和实施方式，确保考虑到成本、收益、风险规避等因素，提高项目的成功度和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这可以增强不同层级的项目相关单位和责任单位的信誉，也可增强中国项目在国际上的信誉，从而有效防止和克服信誉危机。

　　资金管理方面，为实现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效的支付资金，国家、地方的相关部门、单位的投融资机制要与时俱进，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保障贷款项目合理实施的体系，以缓解项目的还贷支付问题。还贷方面，中国政府要解决的是投资体制中“出资人缺位”的问题，即出现了一个机构出资还债，另一个机构决策投资的错位现象。这样就造成了项目的立项与还款无法直接挂钩，最终导致部分项目“还款难”现象的出现。实际上这都与改革过程中财政体制和投资体制本身的问题密切相关，只有在今后的投资体制改革中进一步明确“出资人”在整个贷款投资活动中的法人或负责任地位，明确项目从立项、建设到管理以及监督过程中的主体，从而为项目的成功实施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才能解决这部分项目“还贷难”的问题。

　　为防止在长期内造成财政的巨大压力，损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申请项目的政府还应当做出机构改革的努力，缩小政府规模，削减政府消费。而且为发挥项目的示范效应和催化效应，各级政府需强化信息服务水平，降低私人投资的交易成本，同时也减少对私人投资的种种限制。

　　4、积极探索新阶段与世界银行合作的新方式。中国在积极引入世行贷款的同时，也要协调世行项目贷款与其他金融组织的援助，减少在某些领域的重复，集中各方力量解决国内的现实问题。在国际合作中充分利用各个合作伙伴的比较优势，共同分享知识和经验，以提高援助项目的运行效率。同时也应积极鼓励世行与其它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和合作，如鼓励世界银行向双边捐助机构寻求联合融资，以软化社会发展部门和扶贫项目的整体融资条件，并通过利益和能力互补，加强项目的效果。

　　政府也应鼓励创新更有效的、多样化的融资模式：如通过欧盟、世界银行和全球环境基金联合融资，支持可持续林业发展项目；使用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提供的赠款，在西部贫困省宁夏建立远程教育中心，世界银行是该项目的执行机构。这些合作较好的发挥了各捐助机构的比较优势，产生了直接的效果。

　　积极支持世界银行与中国民间组织、民间社会开展的多样化的合作。今后随着“政府统治”向“社会治理”的转型，民间社会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与民间组织的合作将成为国际金融组织新的合作方式。如世界银行通过小额赠款项目，向艾滋病感染率急剧上升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妇女联合会提供赠款，资助一系列关于预防艾滋病的研讨会。国内非政府组织还参与了一些世界银行项目的实施工作。例如，地方妇联就是发展项目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在动员当地妇女参与项目活动以及向贫困妇女提供培训的工作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也应当逐步从一个受援者的角色向援助者的角色转变，积极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将自身的发展经验，特别是技术进步、政策选择、人力资源开发、制度建设与创新方面的经验，向发展中国家介绍，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结构转型、社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等提供积极的“知识贡献”。政府要鼓励国内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如利用出口信贷鼓励国内企业进行高技术出口、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进一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官方援助额，开展多方面的发展援助或优惠贷款；与发展中国家全面地分享发展经验；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开展社会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减免最贫困国家的债务；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各类人才，促进其与人力资源开发方的广泛合作；率先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实行免关税待遇。另外，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反贫困行动，积极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关注环境，关注自然资源，关注水处理，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及西部大开发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本文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注释：

[1]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业务局：《世界银行集团对华国别援助战略备忘录》，世界银行文件第25141号，2003年1月22日，第13-21页。

[2] 中国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世界银行对华援助战略（2003～2005年）》，2010年3月15日，http://www.mepfeco.org.cn/dbxm/db_zc/200712/t20071220_5288.html。

[3]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国局：《国别伙伴战略（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银行文件，第15-33页。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XTEAPCHINAINCHINESE/Resources/cps06_cn.pdf?resourceurlname=cps06_cn.pdf。

[4] 图1-1中的IBRD贷款，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constructlon and Development贷款也称“硬贷款”；IDA贷款即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la贷款

[5] 黄顺武：《世界银行对华援助的成就、特点、趋势及应对》，《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31-34页。

[6] 联合国官方网站：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

[7] 胡鞍钢，胡光宇：《援助与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86-92页。

[8]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国别援助战略与规划（2004-2006）》，2003年11月，第21-27页。

[9] 胡鞍钢、王清容：《1981-2002年间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05年1月。

[10] 吴国宝：《中国西南扶贫项目案例研究》，2004年1月9日，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Content/SWPRP.pdf。

[11] 林声明：《世界银行在华教育贷款项目述评》，《世界教育信息》，2009年10月，第29-32页。

[12] 联合国官方网站：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

[13] 李兴国：《发展女童教育是民族地区普及教育的关键》，《贵州教育》，2000年第3期。

[14] 刘橙，商燕：《世界银行贷款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国际经济合作》，1999年第3期。

[15]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的通知》，发改外资[2008]1269号。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43007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430073）

　　【关键词】隐性失业人口；隐性失业率；影响因素

一、引言

　　从我国历年官方公布的城镇失业率来看，我国的失业率并不高。但这个数据难以如实反映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真实失业状况，也难以为我国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统计口径和方法的不完善，我国公布的公开失业率与实际真实的失业率存在偏差；二是因为不同经营主体在劳动者就业上并没有完全市场化，存在就业者隐性失业现象。因此，探讨我国真实的失业率水平和隐性失业人口状况一直是有关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

　　本文旨在探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隐性失业人口状况问题。隐性失业一词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J. Robinson于1937年提出，后来，E.O. Edwards、Nisberg、A.K.Sen等都对隐性失业的产生和概念做了进一步诠释；[1]国内一些研究者对我国隐性失业问题也给与了关注，一般认为它是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而又在渐进性经济改革方式下得以延续的一种特有的失业。[2]总的来看，隐性失业就是名义上就业，实际上失业，具体表现为劳动力供应超过劳动力的有效需求。研究者主要考察了隐性失业人口水平问题，Lewis、Fei and Ranis、Todaro考察了发展中国国家二元经济中农业部门隐性失业和劳动力转移问题，[3]McConnell and Brue研究了美国80年代隐性失业状况，并分析了产生原因和形成机理，[4]菲韦尔以波兰为例，研究计划经济中隐性失业现象，认为充分就业政策是导致隐性失业的原因。[5]在我国，除了国家有关部门通过抽样调查方法了解我国城镇和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外，一批研究者也积极评估我国隐性失业人口状况，牛仁亮估算了我国农村20世纪80年代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6]李纯英、杜鹰、龚维斌、王红玲、余大兴等学者研究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情况，[7]王诚分别探讨了我国城镇和农村在1985-1994年以及1998年隐性失业人口规模和隐性失业率、并据此测算了全国的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8]隗斌贤采用生产函数法研究了我国1978-1998年的隐性失业率，[9]孙立分别估算了1979-2002年期间我国城镇国有工业企业和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规模和隐性失业率。[10]

　　应当说，现有相关文献对我国隐性失业人口做了有益的探索，但其中也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不同文献研究方法不同，所得结论彼此不一致；第二，多数文献只是关注特定地区或产业进行研究，只有少数文献研究了全国性的隐性失业人口状况；第三，多数文献关注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我国隐性失业人口状况，而对于2000年以来我国隐性失业人口状况鲜有研究，特别在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新的变化，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失业与“民工荒”现象同时并存，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也促使我们需要了解我国当前隐性失业人口状况。为此，本文将探讨1978-2008年我国隐性失业人口问题，考察我国隐性失业人口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以期弥补相关研究不足。

二、隐性失业人口统计和估算方法

　　（一）现有文献的方法

　　一个国家或地区隐性失业人口既可以采用将构成隐性失业的几个部分加总起来，也可以采用综合的方法进行总体测算。总结现有的研究文献，在统计和估算隐性失业人口方法上主要有：抽样调查法、有效工时法、比较分析法、供求差量法、计量模型构造法、劳动边际生产率法和生产函数法等。抽样调查法就是通过对城市或农村采用抽样问卷调查方法，来估计隐性失业人口。有效工时法是先估算企业或农村生产的有效工时，然后用实际工时减去有效工时，算出隐性失业人口，其他方法如人均耕地负担法、人均产出法、员工设备定员法，实际上均遵循这一思路。比较分析法可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在产业产值比重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的国家或历史时期找出一般劳动力比重参照标准，然后将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比重与之进行比较，一种是参考Chenery和Syrquin的多国标准模型将某个国家或地区某产业实际劳动力比重和产值比重分别同国际标准比重进行对比，然后确定隐性失业人口。[11]供求差量法通常是先用劳动年龄的人口与劳动参与率得到劳动力供应量，然后根据相对GDP增长就业需求弹性预测劳动力需求量，同时考虑存在的显性失业人口，进而求出隐性失业人口。计量模型构造法大体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得到劳动人数在劳动者能力公共因子上的载荷的绝对值，来判断隐性失业人口；[12]一种是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估算隐性失业人口，该方法在度量隐性经济规模上已得到广泛应用。[13]劳动边际生产率法是如果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能够带来剩余产品就属于有效就业劳动力，否则就为隐性失业，以此来判断隐性失业人口数量；[14]与此类似，有的研究者则将劳动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就业者也作为失业人口，这实际上反映了隐性失业人口。[15]生产函数法可以有两种研究思路，一种是建立社会或某个行业的生产函数，然后基于整个系统利润最大化求出有效劳动力需求量，进而求出隐性失业人口；[16]另一种是依据刘易斯等人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原理，[17]分别建立农业和非农业系统生产函数，从利润最大化出发，探讨现有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最优配置，进而求出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在上述方法中，抽样调查法、有效工时法和比较分析法主要是从生产效率角度来考察的，供求差量法和计量模型构造法则根据经验系数或对有关参数系数估计来计算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法和生产函数法则是从社会、产业或厂商的效用最大化出发。显然，不同的估算方法必然会带来不同的估算结果，例如，一个有效工时小于实际工时员工却可能是边际生产率大于零的员工，如果按有效工时法则为隐性失业的员工，如果按劳动边际生产率法则为有效供给的员工。因此，在估算隐性失业人口时，选择合理方法十分重要。

　　（二）本文的测算方法

　　不同统计和测算方法的原理不同、结果不同增加了测算隐性失业人口的难度，但是如果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描述为隐性失业，那么用劳动边际生产率法和生产函数法测算的隐性失业人口也许更符合经济意义上的隐性失业人口。为此，本文将生产函数法和劳动边际生产率结合起来，测算我国隐性失业人口。假设社会生产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

　　其中表示整个社会产出、A表示技术水平、K表示物质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力就业数量，t表示时间，α、β 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则劳动力边际产出。假定劳动力工资为，那么在满足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有效劳动力供给量，这就意味着在产出为时对应的有效劳动力需求为。假定社会生产事实是在产出为时实际使用的劳动力为，则隐性失业人口为，隐性失业率为。进一步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因素考虑进去，则生产函数可表达为

　　其中表示劳动力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则有效劳动力供给量，进一步可求出相应的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

　　在上述分析中，实际上暗含了所有的劳动力是同质的。然而事实是，不同劳动力个体间彼此素质是异质的，且高素质的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一般更容易获得组织的工作安派。那么在此种情形下又如何计算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假定在就业人口中劳动力个体效率和工资额按其个体素质高低等比例赋予，且劳动力个体素质x服从N (u, 1)的正态分布（u表示劳动力平均素质水平，应足够大，以保证几乎所有劳动力个体素质均大于零）。假定t年劳动力就业数为 ，在劳动力素质没有差异的情况下有效就业率为（对应的隐性失业率为），那么整个社会需要的劳动力素质总量为（实际上，素质总量与劳动量等价）。当劳动力素质为异质且高素质劳动力优先分配工作时，则只有素质大于a的劳动力获得工作任务安排，且该部分劳动力提供的素质总量应等于劳动力素质无差异情况下所需要的素质总量，即

　　进一步展开，得到。这样，当和u已知，就可以求出a值。如此，可以得到有效就业比重为，对应隐性失业率为，隐性失业人口为。这样就得到了在劳动力素质为异质情况下的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在实际测算中，为了保证几乎所有员工劳动力素质高于零，本文取u=5，保证了99.99995%的劳动力素质高于0。

三、隐性失业人口水平的估算

　　下面来估算1978-2008年我国隐性失业人口水平。

　　（一）指标数据处理

　　全国各年就业人数、国内生产总值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等有关资料，全国的不同年份的物质资本存量采用王小鲁、樊刚等编制的1978年价格水平数据，并补充缺少的2008年数据；[18]各年就业人员工资由社会劳动者报酬和就业人数相除获得，其中社会劳动者报酬可以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和《China’s National Income:1952-1995》中分省数据获取。[19]各年人力资本存量采用生产函数工资法计算获得，并且该法估算的人力资本存量可靠度明显优于教育年限法、物质投资计算法等其他方法。[20]具体做法是：假定t期的生产函数，。其中，A表示技术水平、为固定值，代表t期劳动力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假定工资等于劳动边际生产力，则有，进一步有，故有。这样，当获得当期平均工资、劳动者收入份额、资本获得份额、以及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人数时，就可以求出相邻两期劳动力平均人力资本存量比。假定基期劳动力平均人力资本为1，这样就可以算出随后或之前各期的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存量和整个社会人力资本存量。

　　（二）隐性失业人口水平的估算

　　首先分别估算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对生产函数（1）、（2）两边取对数，并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依据数据可得性和增加样本容量原则，方程（1）使用的时间序列数据为1952-2008年（扣除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期），方程（2）使用的时间序列数据为1978-2008年。由于采用的是时间序列分析，采用一阶差分将序列变成弱相关后，再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1。

表1　两种生产函数对数回归结果

　　根据表1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产出弹性数据，利用上述测算隐性失业人口数量的方法，可以分别得到只考虑劳动力且劳动力同质、只考虑劳动力且劳动力异质、考虑人力资本且劳动力同质、考虑人力资本且劳动力异质等四种不同情况下我国隐性失业人口规模和隐性失业率（具体结果详见表2）。

表2　四种不同情况下我国隐性人口规模和隐性失业率

　　从表2中可以看到，四种不同情形下测算的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四种不同情形下测算的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数值存在高低不同，主要体现在两点：一、当在生产函数中只考虑劳动力时，测算的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高于在生产函数中将人力资本因素考虑进去后的情况；二、当劳动力为同质时测算的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低于劳动力视为异质的情形。前者的原因是，将人力资本因素考虑进去后，人力资本产出弹性高于单纯的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后者的原因是因为在劳动力异质的情况下，当生产需要一定质量劳动力时，高素质劳动力首先获得工作任务，并提供高质量劳动，从而减少数量上的劳动力需求。从现实情况来看，不同劳动力素质差异和人力资本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第四种情形（考虑人力资本且劳动力异质）下测算的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更为合理。下面以第四种情形的结果进行分析。

　　从隐性失业人口来看，自1978年以来，隐性失业人口数量从3902.8万呈波浪式增加，到2002年达到21598.4万高峰，此后隐性失业人口开始迅速下降，直至隐性失业人口为0。从隐性失业率来看，隐性失业率在2003年之前基本在9-30%之间呈波浪式、缓慢增加的趋势波动，第一个波峰在1982-1984年，第二个波峰在1990-1991年，第三个波峰在2001-2002年，此后隐性失业率快速下降，自2004年以来隐性失业率几乎为0。我国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如此变化是有迹可循的。如果回顾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就可以清楚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在改革开放前，虽然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但与同期劳动者的报酬相比，城镇职工和农村居民的劳动产出并不低（例如农民除了参加集体农活外，在农闲时还需要兴修水利等），这些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1978年整个社会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并不高。随着改革开放以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不断推进，原来的生产主体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变化，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呈现逐渐累积趋势，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推进带来的经济发展又有效减缓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提高，两种趋势叠加导致了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呈增加趋势，并形成三次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的波峰，有意思的是三次波峰的时间点与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的时间点非常巧合，这在一定程度印证了改革在不断推高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同时，也不断减缓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的上升。自2003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民工荒”开始出现，我国总体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快速下降，甚至为零[21]。

　　（三）与其他统计和计算方法比较

　　在计算我国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中，有关研究者大多关注我国农村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还有部分研究者也关注城镇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少数研究者对全国的隐性失业状况做了跨时段估算。下面我们将王诚、隗斌贤的全国隐性失业水平估算以及依据其他学者的综合概算与本文的测算结果进行比较。王诚在各项调查基础上提出计算农村隐性失业人口公式，采用《中国统计年鉴》等公布资料和农村固定资产劳动力容纳系数，推算了1985-1994年中国农村的隐蔽失业率；然后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劳动部1995年“企业富余劳动力”调查中获得的我国城镇各类企业的综合隐蔽失业率18.8%数据，给出1985-1994年全国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数据；[22]之后，王诚又估算了1998年全国的隐性失业状况，认为农村隐性失业率为22.9%，而城镇隐性失业基本显性化。[23]隗斌贤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了1978-1998年部分年份的全国隐性失业率。[24]还有相当部分研究者虽没有给出完整的全国隐性失业人口估算，但给出一定地区和时段的隐性失业人口估算，根据牛仁亮对80年代和其他众多学者对90年代农村隐性失业率计算，以及1995年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劳动部对城镇各类企业的调查，取80年代、90年代农村隐性失业率分别为13%、22.5%，城镇隐性失业率为18.8%，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全国隐性失业率综合概算结果。[25]表3给出了王诚、隗斌贤和综合概算结果。

表3　王诚、隗斌贤以及综合估算的全国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

　　由表3可以看到，在八、九十年代里，本文计算的结果明显低于王诚，但略高于隗斌贤，就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王诚计算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主要依据农村固定资产劳动力容纳系数和“企业富余劳动力”的调查数据来估算的，而本文则依据劳动力边际生产率来估算的；由于我国劳动者报酬不高，必然使得一些员工从有效工时或者生产资料劳动力容纳率来看是冗员，但从边际生产率来看却是有效人员，这就导致本文测算的结果低于王诚的计算结果，而本文测算的结果也能更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的现象。第二，隗斌贤的研究没有考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以及不同劳动力间的素质差异，这样容易导致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估计偏差。本文的测算与综合概算相近，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本文的测算具有可靠性。事实上，如果从经济意义上来考察中国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同时考虑到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异质性的客观存在，那么本文估计的我国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应当更具有实际参考价值，2003年后出现的“民工荒”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四、隐性失业人口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部分将进一步考察隐性失业人口水平的影响因素。鉴于隐性失业人口数量是一个绝对量指标，反映的内涵不完整，因此将主要考察影响隐性失业率水平的主要因素。

　　（一）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一般说来，隐性失业率高低与公开失业水平、政府重大政策实施、经济增长周期、产业结构状况、经济市场化水平、行政干预程度、技术进步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公开失业水平越高往往意味着原有隐性失业人口“失业显性化”程度越高，那么隐性失业率就会呈现下降态势。政府重大政策实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政策实施（如改革）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机会和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得原来经营主体难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变化，导致隐性失业人口增加，因此，政府重大政策推进对隐性失业率的影响难以确定。在经济发展中，经济增长显然需要更多有效就业人口，因此隐性失业人口将会下降，从而降低隐性失业率。产业结构状况也会影响隐性失业人口状况，第二、第三产业的不断递进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会带来较大的劳动需求，从而有效缓解就业中隐性失业人口的压力，因此，优化和升级的产业结构有助于降低隐性失业率。经济市场化水平反映了不同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中对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显然，生产主体对生产要素配置越遵循市场化原则，那么隐性失业人口就越少，隐性失业率就越低。促进员工就业是政府经济管理中重要职责，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因此，政府行政干预程度会影响社会的就业程度，也影响隐性失业人口的存在，一般说来，如果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行政干预程度越强，那么隐性失业人口将增加，隐性失业率会上升。科技进步将生产作业更加程序化和流程化，也使得劳动力的配置更加科学合理，因此，科技进步将减少整个社会的隐性失业人口，从而降低隐性失业率。

　　（二）实证分析

　　鉴于上述分析，现从实证角度来进一步检验和验证。考虑到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采用ADF检验容易验证除公开失业率外各变量序列数据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数据；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表明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见表4）。为了避免序列变量伪回归和减轻多重共线性影响，采用一阶差分方法可以将序列数据变成平稳数据（见表4），同时差分后的数据相关性明显降低，方差膨胀因子均低于1.35。为此，建立如下差分方程：

　　其中表示隐性失业率，其数值依据表2测算的人力资本且劳动力不同质的隐性失业率；C为常数项；GOV表示政府重大政策实施，采用哑变量处理，如当年有重大经济政策宣誓和推动，那么在当年及其后两年记为1，这些重大政策实施主要有：1979年推行农村土地承包制、1984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1998年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和房地产改革等；IN表示产业结构状况，以第三产业GDP占全部GDP比重来表示；GDPM表示经济增长状况，用当年GDP的增长率来表示；R表示公开失业水平，用城镇失业率水平来表示；MAR表示市场化水平，使用非国有经济比重来表示；GA表示行政干预程度，可以采用公务员占就业人员比重、政府消费占GDP比重或者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占GDP比重来表示，[26]本文采用行政管理费用占GDP比重来表示； 表示科技术进步，使用科技资本存量对数来表示； 表示时间，Δ表示变量 期与 期差额。变量中GDP和城镇失业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等资料，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中比重、行政管理费用占GDP比重和科技资本存量使用王小鲁、樊刚等编制资料，其中缺少的2008年如法补充或估计。

　　表5报告了差分方程回归的结果。从报告中可以看到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不高（这与采用变量差分方法估计密切有关），但稳健性很好，表明结果较为可靠。从模型1、2、3中可以看到科技进步和行政干预程度对于隐性失业率有较显著影响，科技进步降低社会的隐性失业率，而政府干预则提高了社会的隐性失业率；公开失业水平、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演进、经济增长可以降低社会的隐性失业率，但显著性不强；政策实施的回归系数为0.003，且不具有显著性，这意味政策实施对隐性失业率几乎没有影响。从上面研究可以看到科技进步、市场化、公开失业水平、产业结构演进、经济增长等或强或弱降低社会的隐性失业率，政府干预则提高了社会的隐性失业率，政策实施对隐性失业率几乎没有影响，检验的结论与理论预期相符。因此，综合起来，政府行政干预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隐性失业率提高，而科技进步、市场化、公开失业水平、产业结构演进、经济增长则不同程度降低社会的隐性失业率。

表4　ADF变量、一阶差分变量平稳性检验和解释变量多重共线性检验

　　注：检验形式（c, T , k）中，c和t分别表示ADF检验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0表示无趋势项或无滞后阶数。

表5　差分方程回归结果

　　注：**、* 分别表示估计值在5%、11%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失业问题逐渐成为全社会所关心的问题。从公布的历年城镇失业率来看，我国的失业率并不高。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不同经营主体在劳动力就业上并没有完全市场化，客观上存在相当规模隐性失业人口，因此探讨我国隐性失业人口是题中应有之义。现有文献对我国隐性失业人口做了有益的探索，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为此，本文探讨我国1978-2008年隐性失业人口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从隐性失业人口水平看，我国隐性失业人口数量呈波浪式增加态势，到2002年达到历史最高峰，此后开始迅速下降、直至消除；与之相对应，隐性失业率呈波浪式、缓慢增加的趋势波动，并形成三次历史波峰，2003年后开始快速下降、甚至为0。从影响隐性失业人口水平因素来看，科技进步、市场化、公开失业水平、产业结构演进、经济增长等不同程度降低社会的隐性失业率，而政府干预则提高了社会的隐性失业率。

　　为了减少我国经济活动中的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率，应当多管齐下。第一，积极发展经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增加整个社会对有效劳动力的需求。第二，加强科技进步、推动生产管理科学化、合理化，从科技和管理上消除无效劳动。第三，打破市场分割和各种垄断、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促进劳动力就业市场化。第四，建立和健全公开失业登记制度和失业人员保障制度、促进隐性失业显性化。第五，建设服务型政府、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072054）和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项目编号：FJF10-013）资助。

注释：

[1] J. Robinson, Essay in the Theory of Employment,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7; A.K. Sen, Employment,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072054）和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项目编号：FJF10-013）资助。

[2] 王诚：《当前经济增长中的失业及其治理》，《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3]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22(1954),pp. 139 – 191; 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969), pp.138-148; Fei,J.C. and G. Ranis,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57(1961), pp.533-565.

[4] McConnell C. R. and S. L. Brue, Contempory Labor Economics, U.S.A. McGraw-Hill, Inc.,1992

[5]菲韦尔：《社会主义工业经济中的隐蔽失业的原因及其后果》（英文），《苏联研究》1974年第3期。

[6] 牛仁亮：《劳力：冗员失业与企业效率》，中国财经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149页。

[7] 李纯应：《论当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8年第4期；杜鹰：《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与宏观背景分析》，《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6期；龚维斌：《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社会变迁》，文物出版社1998版；王红玲：《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方法与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3期；余大兴等：《脚下的长路》，经济科学出版杜1998版。

[8] 王诚：《中国就业转型:从隐蔽失业、就业不足到效率型就业》，《经济研究》1996第5期；王诚：《当前经济增长中的失业及其治理》，《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9] 隗斌贤：《对我国隐性失业状况的实证分析》，《统计与决策》2000年第8期。

[10] 孙立：《转型中国隐性失业分析与治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38页。

[11] H. Chenery and M. Syrquin, Patterns of Development,1950-1970, 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2] 隗斌贤：《对我国隐性失业状况的实证分析》，《统计与决策》2000年第8期。

[13] Dell’Anno, “The Shadow Economy in Portugal: An Analysis with the MIMC Approach”,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10( 2007), pp. 253-277；Giles, “Modeling the Hidden Economy and the Tax-gap in New Zealand”, Empirical Economic, 24(1999), pp. 621-640.

[14] Qing Guo and Angang Hu, Study on china’s Industrizition, Beijing: Chines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Press,1991; 胡鞍钢：《中国就业状况分析》，《管理世界》1997年第3期。

[15] Son，H.and N.Kakwani, “A New Measure of the Unemployment Rate：with Application to Brazil”，Working Paper, 2006.

[16] 隗斌贤：《对我国隐性失业状况的实证分析》；孙立：《转型中国隐性失业分析与治理》，第57-58页。

[17]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22(1954),pp. 139 – 191.

[18] 王小鲁、樊刚、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经济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19] Hsueh and Li, China’s National Income:1952-1995, Boulder: Westview Press，1999.

[20] 柏培文：《中国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估算：1989-2007》，《教育与经济》2010年第2期

[21] 需要指出的是，在估算2003年之后我国隐性失业人口和失业率为零时，指的是社会总体状况。这并不排除我国局部地区、行业或单位客观存在隐性失业人口，同样也不排除局部地区、行业或单位客观存在超负荷的劳动。

[22] 王诚：《中国就业转型:从隐蔽失业、就业不足到效率型就业》，《经济研究》1996第5期。

[23] 王诚：《当前经济增长中的失业及其治理》，《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24] 隗斌贤：《对我国隐性失业状况的实证分析》，《统计与决策》2000年第8期。

[25] 牛仁亮估计80年代农村隐性失业率为10-16%；其他众多学者估计90年代中国农村隐性失业率大致在20-25%区间，如：李纯英、杜鹰等、龚维斌、王红玲等。

[26] 杨灿明、孙群力：《中国各地区隐性经济的规模、原因和影响》，《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361005）

　　【关键词】社会系统；结构性干旱；灾害链；安全保障体系

一、干旱趋势变化概况

　　回顾建国以来出现的数次干旱灾害高峰期，从受旱、成灾面积看，1957—1962年、1972年、1978—1982年、1985—1989年、1991—1995年、1997年、1999—2001年属于干旱高峰期（含高值年），年均受旱面积均在3000万公顷以上。1950年-1990 年的41 年间，中国有11 年发生了特大干旱，发生频次为27％ 。1991 年-2010 年，中国有9年发生了重大干旱，发生频次为45％。2005年至今，虽然成灾面积有所下降，但区域性跨年跨季的干旱，特别是南方连年的大旱，在经济超前发展的大环境下，对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对国民经济、社会心理、社会稳定都造成巨大冲击。

　　值得关注意的是：本世纪来，干旱灾害的成灾率，除2004、2009年之外，均在50-67%间徘徊，高于1950-2010年平均水平的44%。意味着抗御干旱自然灾害能力总体下降。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水利工作会议上讲话，对水利形势作出了“四个仍然是”、“三个越来越”的深刻分析，指出：“洪涝灾害频繁仍然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仍然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然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制约，水利设施薄弱仍然是国家基础设施的明显短板”，随着气候变化和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我国水利形势更趋严峻，增强防灾减灾能力要求越来越迫切，强化水资源节约保护工作越来越繁重，加快扭转农业主要“靠天吃饭”局面任务越来越艰巨。

表1：二十一世纪来全国干旱灾害情况简表

　　从统计看，干旱发生的频率和影响范围似乎在扩大。据1950年-2010年的统计资料，我国旱灾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以及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程度均有增长的趋势。近30 年来，尤其是2000 年以来，中国北方地区旱灾持续，南方多雨地区季节性干旱也日趋严重，干旱呈现从北向南、从西向东扩展的趋势。因区域降水变率加大，气温地温升高，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水资源供需处于紧平衡状态，全国水资源总量下降，北方地下水浅层水位与储存量持续下降，加剧了农业干旱。目前全国水资源可利用量约8千亿m3，2010年总用水量已达6千亿m3，2030年预期将达7-8千亿m3，接近临界。尽管十多年来农业用水量略有下降（不一定是节水成效），但工业和生活用水量持续上升，况且农业用水下降并不意味着农业干旱减轻。和国防安全、粮食安全一样，水安全问题始终存在，也是当头的安全危机的大问题。

图1　近期全国水资源总量、用水量和北方地下水动态

　　以传统农业省区水资源量的变化为例：江西省鄱阳湖流域近百年来发生了7次严重干旱，2011年春旱是60年来最严重的，比1963、2007和2008年酷旱更重。1990-2000年，鄱阳湖水系年均径流量为1525亿立方米，而在2000-2010年，这个数字却遽降为1200至1300亿立方米。从2003到2007年，鄱阳湖进入枯水期由以往的12月提前至11月、10月。西江流域经济发展，农业与工业耗水量，已不是1980年代的量级。2005年西江大水，但洪水过去，干流即出现枯水，广西发生严重秋旱；下游咸潮入侵，广东中山市的咸潮监测系统，则在汛期后第一天，便出现多测站盐分超标记录。类似的例证可以找出许多，除多年气象干旱因素外，流域水资源消耗量增大，供求失衡是重要原因。

　　我国粮食产量的确增加了，近年粮食生产连续七年获得丰收。但是，粮食安全总体情况并不乐观，增产同时，却因干旱发展，减产粮食额大幅上升，2000-2010年每年平均减产366亿公斤，是1950年以来每年减产平均数161亿公斤的2.27倍。世纪初，我国粮食生产和库存也连续下滑，产不足需，供求有较大缺口。2006年缺口105亿公斤。世界粮食库存也连续下降（仅2006年就下降16.3%），粮价连续飚升。事实已经说明，粮食缺口决不能单纯靠进口来填补，也不能贸然用没有安全保证的转基因品种、进口来顶替。我国的消费规模和缺口额度，已超出国际市场供应能力，此外，粮食市场也严重地受到气候变动的影响，受到国际政治战略的制约；不断飙升的燃油价格，促使中外生物燃料产量剧增，引起国内粮食使用供应结构的变动，但也就影响制约了口粮、饲料、燃料源粮食的大幅度进口。

　　最近10年旱情说明，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尚未起到确切保证粮食安全的作用。水利部调查，13个粮食主产省的350处大中型灌区，有80%的支渠、85%的斗渠和94.6%的农渠仍旧为土渠，有效灌溉率很低；许多灌区部分农田因多种因素制约不能及时灌溉，或差“最后一公里”无法灌到田间，有的灌区灌一次水需要近一个月。我国有1/3的灌区水的利用率不足35%，有1/3的灌溉面积为中低产田。原因之一就是农田水利工程状况十分不好，原有灌溉体制根本适应不了农村生产关系、土地使用模式的急遽变化，土地分管，灌溉也就难办了。由于历年欠账较多，主灌区骨干建筑物完好率不足40%，配套率不足70%，全国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3%，但仍在不断流失减少中。特别惊人的是，仅仅“十五”期间年均减少有效灌溉面积311万亩，相当于每年报销10个30万亩的大型灌区，而300万亩灌溉面积并非是两年就可以创造、完善的。主流学者总是试图诱导政府，违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所谓“城市化”，盲目发展被扭曲的现代化，也使排涝与防旱的设施、较为平衡的生态，一直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市县、农村原有的中小型灌溉工程，处于老化、失修、损毁、废滞的危险状态，效益极其低下。近10年旱涝灾害凸显的问题，不仅是自然环境系统发生振动，关键问题是面上抗旱除涝能力急剧下降，主流媒体并没掩饰这点：许多灌渠、排水渠道，30年没有使用，30年没有人来疏浚、修治；这是最基本最严重的事实。与干旱对立统一的是，在大江大河防洪能力大幅度提高同时，全国中小河道防洪问题，没有相应提高，不少县镇、乡村的建筑，与水争地，侵占排洪河道。一方面，盲目的非理性的投资及其反馈——所谓GDP无序无度高涨，一方面，农业水旱灾害急剧高发，水利事业的实际情况与飞跃的GDP经济、城市化极其不相适应。

二、与水旱关联的社会某些环节的变化

　　从20世纪80年代起，农田水利投入机制、基本建设形势、管理制度和土地利用结构、水土关系和农村劳动模式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大致表现在 [1]：

　　1. 财经政策因素。国家基本建设中农业水利的投入比例，“六五”以前时期为6-7%，“六五”以来急剧下降，“七五”期间下降到1.8%，“八五”“九五”甚至下降到1%；财政水利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由5.7%下降到2.7%。农田水利的建设高潮已成为过去，维护、配套与更新发展资金极其短缺。中央水利投入，多用在大江大河枢纽工程和防洪工程上，地方财政在“分灶吃饭”和“转移支付”后，很难去投入公益性的水利事业，即便投入，也不投在农田水利而多在城市供水和景观水利上。

　　财政分灶吃饭、转移支付，但地方几乎难与中央政策性号召配合，来发挥对公益事业（而非政绩工程）的积极性。地方配套水利资金即使到位，也要挤占其他水利资金。建国初期发动农民群众建设水利，近30年弃却了水利建设的群众路线，过去大约国家与农民群众投入1:3（或4）的比例（土石方工程），不复存在，即使国家投入农田水利，也缺失了地方和农民群众占大头的劳力、物质投入。巨额缺口如何填补？最近几个五年计划，财政农业支出用于支持水利建设比重不高；“八五”、“九五”期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水利的比重为63%，但绝大部分直接用于防洪、抗旱应急，农田基础建设甚微。尽管1998-2001年中央国债资金投入5100亿元，但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仅占1.1%。（以下图2）

　　财政税务改革，财政上移同时却没有对农田水利投入责任相应调整，农水、建管经费都由各级地方承担，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显然错位，出现“国家靠地方，地方靠农民，农民靠国家”三靠——三靠不住的奇怪景象。国家与地方在资金、配套概念上无休止地“调情”，相互观望，却难有实际资金付诸农田水利。尽管在2000年以后，中央意识到“两工”取消的后遗症，中央财政开始有意倾斜，设立小农水补助资金，但与实际需要差距太大，如2005年安排3亿元，不足当年财政支出的万分之一，2009年安排45亿元，仅占当年预算支出的0.59%。目前中央、地方财政和其他各种渠道每年投入小农水资金总额不足100亿元，农水基本建设资金不足900亿元，而每年仅常规性农田水利劳动工日一项的投入（按“六五“前的需要，目前的工价计），则减少了3-5千亿元，我们千辛万苦的投入还弥补不了劳动工日的缺欠转现。改革至今，小型农水资金究竟该谁出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地方再也没有“六五”以前的积极性。难怪，2011年中央第一号文件下达后，各地居然6个月没有动真格来响应，中共中央在7月召开最高规格的中央工作会议来再发动、再布置落实投、付政策。回顾共和国的水利历史，这一次是规格最高的全国水利会议，毛泽东在苏区时讲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但建国后并不需要他去坐阵水利会议，水利热潮照样兴起。

　　2．农民利益和农民心理因素。农业的比较效益越来越低，农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间接甚至直接影响到群众对农业水利的积极性和农田水利的投入。

　　30年来，我国粮食生产税后净收益发生变化，1980-1995年为增长阶段，全国主要粮食每亩平均税后净收益分别为154元到374元不等，到2000年，早稻、小麦的净收益为负值，最好的中稻，也从原来净收益的374元下降到113元，晚稻和玉米的下降幅度也达到每亩200元上下。农民种植粮食基本无利可图。从1995年到2001年，农户的农业收入从占66.3%，下降到38.9%，其中现金收入从占纯收入的30%下降到15.8%。21世纪初，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下滑，2005年缺口275亿斤，2006年缺口211亿斤。水利的大退坡，农民利益驱动和心理大退坡，难以应对旱涝频仍，负有最大的责任。

　　据农业部门调查，1980年代初，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50%以上，2007年已经降到22%左右，而种植业收入仅占农业收入的30%，农民实际上从种植业得到的收入不足家庭总收入的10%，农民凭什么种植粮食、干农田水利呢？目前，调查统计说明灌溉农田亩均增益300元左右，抵不上农民工一周的收入，无奈之下，广大的农民还是选择了“靠天吃饭”，选择了外出打工，田间工程竞相废弃。在某种意义上，近年干旱情势发展，与其说是气象干旱激增了，不如说是30年“靠天吃饭”心理的激化与物化，是放防灾理念的倒退。

　　我们以农立国数千年，政府导向和农民的真诚付出，是农业生产和传统农业水利最根本的保证。倘若政府起码的舆论和政策导向、政策补偿机制和农民群众的利益、信心，都在工商化、城市化的大潮中被动摇和丧失掉，那么水旱频仍将是必然的。如果说我们决心改革不回头，彻底抛弃传统国情与传统农业模式，仿效后工业时代的水利模式，也得看看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水利模式——是否能够被东方的国度全盘引进消化，是否能完全做到第二第三产业反哺备受抑制的农业和水利？东方的减灾传统和灾害防御模式，能否适应这根本变化？

　　3. 农业税费改革在21世纪初全面推开，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的政策早已到位。

　　针对1980年代分田到户后农田水利滑坡情况，国务院1989年出台《关于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决定》，自1991年到2000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全国平均每年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两工”工日达70多亿个，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的主要来源。2000年以后开始税费改革试点，到2004年，部分省市“两工”已经取消，最晚到2006年也已全部取消。实际上，这十分先进理想化的税费改革，给传统农业水利带来难有的尴尬。

　　所以，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专家高建国最近说出了不少水利当权人和经济学家还没有算清楚—公开说的话 [2]：“一个义务工10块钱，这是最起码的。100亿个劳动日，一年就等于少投入1000个亿。如果按照一个义务工20块钱（也是很少的，引者按：大约应为30-70元，本文计为50元），一年就等于少投入2000亿。持续十年左右，就少投入20000亿。……实际情况是，1989年民政部公布全国灾害损失数字是525亿元，而2010年全国因灾直接经济损失5339.9亿元，扣除物价因素，也是1989年损失的5.06倍。这不显示出取消农村义务工的害处了吗？

　　“4万亿为什么不多呢？2万亿是还债，欠10年的农村义务工的帐。2万亿是修复当年应水旱灾害对农村基础设施的破坏。”

　　4. 农业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农村劳力大量外出，水利建设从劳动力需求转变成资金需求，除仅有的一些十分尴尬的“一事一议”外，基层农田基本建设居然出现“不可议”“不可为”局面。另方面，水利建设与管理的脱节，重建轻管，管理资金不足，基层管理部门举步维艰，导致防洪、灌溉工程管理窘迫，工程失修。

　　过去，农村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水利建设资金缺乏，传统的水利建设很好地利用了这个特点。但是随着经济与技术的进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大变化，过去用投劳可以解决的问题，必须用现金才能解决，无疑增加了建设的成本，往往也影响了决策者的投资决心。农田水利的公益性特征与市场经济形势难以和谐，在农村倡导推行的所谓“一事一议”，在农水问题上难以进行，听说，甚至因避免人为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个别地方政府禁止了“一事一议”！历来农村就存在的村民水利合作，竟成为一种难能的举动，最擅长组织动员农民的共产党干部，今天组织基层水利合作困难重重，这些，自然削减了抗灾减灾的成效。农村劳力进城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那今后水利怎么办？光靠拿钱靠机器干，不要人吗？我们考察西方农水和抢险救灾好多年，如何学习引进？

　　这些基本变化，确实给今后农田水利制度变革深化和农水基础建设，增加了难度。

　　即便是基层农田水利工程还在建设，旧有的也不少，但历来重建轻管，管理制度、资金、人员不到位，导致工程提前老化、退伍、报废，实际上销减了工程完好率，提高了成灾率。这个问题不仅在基层农田工程存在，在江河防洪工程管理中也严重存在。防洪管理和国家大中型灌溉管理都可能如此窘迫，县以下灌溉工程就更不用讲了。

　　5. 农业水利兴旺衰败，它的抗灾能力起伏变化，必然地与土地制度、利用模式相关联，土地关系振荡、个体经营和青壮劳力离乡，大大减弱了应对自然灾害能力。[3]

　　除了政治军事因素和直接受自然环境的毁灭性震荡威胁，综观与回顾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水利历史、水事兴废，几乎无一不是和土地资源所有形式、利用模式、制度规模相关。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水困惑及问题，许多也来自水——土关系的资源协调。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谈到，我们讲到水的时候，往往是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这里或许仅从市场和资料所有权角度在说事。实际上，从社会/自然系统来看，人与水，水与土地，人与土地三者关系处置，往往是灾害链接与化解灾害链的关键。马克思在表述他研究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时，曾经多次说过土地制度是解读这个阶级斗争社会发展的钥匙。从水利史角度看，历朝历代土地制度的变动震荡，也许是解读中国水利兴衰的一把钥匙。中国历史上和60年来，土地制度、政策的每次变动，都关联或间接影响、促进（或促退）过中国人与水的关系、人与水旱灾害的关系，间接影响水圈不同程度振荡。

　　通观中国水利的四千年历史，笔者认为绝大多数水事兴衰，都与水土资源的开发模式相关，与特定的土地制度的变革、停滞、崩溃相联，“水”与“土地”的的消长、结构性振荡，农业劳力的取向，都导致水利、洪涝关系的震荡。1980年代初，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比例在90%以上，但到2008年，这个比例下降到55%，还以所谓“38-61-99部队”为主。他们多为妇孺老弱，大概已经没有多大体力和精力从事农田水利建设了。

　　由于自然灾害自身规律、社会减灾抗灾组织机能和水利体系减灾抗灾能力的提高和衰减，全国水旱灾害的成灾率变化呈现一定规律，这是社会综合抗灾能力的重要标志。

　　按照全国水旱灾害逐年统计资料，划分出成灾率发展变化的阶段。以1960年代初、“三五”—“五五”，1980年代三个阶段比较，符合致灾程度的客观实际情况。统计说明，从1960年代到80年代末期，无论是全国还是水利建设大省，对于水旱灾害的成灾率而言，1966年到1979年相对是最低的。西北以干旱为主的几省区成灾率变化趋势也完全一致。这一变化规律，显示了水利建设起伏变化趋势。

表2：全国和部分水利省成灾率分析成果

　　注：成灾率系旱涝成灾面积与受灾面积的比值

　　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原水利部长钱正英曾回忆过这一过程。在1970年代，我国防止水旱灾害的能力大大加强，也结束了南粮北运的局面——隋唐以来所谓粮赋仰给江南的局面。这对于调整南北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提高整体国力，促进南北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现代化，都有深远的意义。但到1980年代初期，水利落入低潮，有人认为前一期间的水利建设是极左的产物。水利方针和亿万干部群众兴修水利的精神和实践，被政治化地作为文革的附属物和大跃进的再现来看待。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水利再次被迫下马，资金再次被大大削减，中央下拨地方的农田水利资金很多被挪用。过去水利基建大幅度投入好景不再。钱这里最不好说的，其实还有一个土地承包，责任田出现，土地经营制度变革和稳定农水传统制度冲突，农村基本退回一家一户、靠天吃饭时代，许多依托集体所有土地的集体水业荒废（河南省模范偃师岳滩大队，拖拉机砸碎卖废铁平分，更不要说水利了），灌区小型工程没人问津，机井、沟渠被无理平毁，种地。

　　从成灾率渐增看水利抗灾能力的变异，客观地说明了农田水利建设低潮的负面作用。调查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经营模式与农田水利工程集体受益的特性形成矛盾”，“因此导致了建国后农田水利第一次大滑坡”。21世纪税费改革，“‘两工’取消后，这一矛盾再次显现出来”；[4] 农田水利再滑坡。改革和发展忽略了政策配套，也忽略了体改有其双刃性，在推进经济改革之时，往往轻视了传统，甚至砍掉了合理的传统。

　　据《中国农业水利简明区划》和1988年水利经济效益统计，1988年与1979年两下相比，水利大省的部分统计数字有所下降。山东省有效灌溉面积减少3.3%。湖北省有效灌溉面积减少2.3%，旱涝保收面积减少3%。湖南省有效灌溉面积减少7.8%。，而河南省则减少了18%，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减少19%。河北省有效灌溉面积减少1.4%，安徽则减少10.4%，旱涝保收面积减少了7%；在淮北地区，80-85年机井减少19.4%，设备完好的减少71.4%，输电线路减少67%，井灌渠道被平毁85%。水利大省的低潮，是全国大势的反映。水利设施完好量统计的下降，是1980-90年代水旱减灾力下降的一个主要动因。1990年代，国家反思了洪涝灾害加重的教训，大幅度增加投入，但主要力量投向大江大河治理，农田水利继续在谷底徘徊，延续至今。

　　6. 其他技术层面的新问题。

　　从不完全的调查，农业土地大量的流失、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动、新兴产业对于防洪抗旱的影响、耗水产业生产发展导致的用水不足，是很突出的，这也是近10年水旱灾害突显的技术层面因素。

　　近30年，交通网络发展，城市迅猛扩展，高档消费用地无度增长，新兴产业用地激增，使得农用土地大量流失，1978-1996年，全国耕地年均减少420万亩，1996-2003年，年均减少1200万亩，目前这一剧减势头不止，尽管力保18亿亩耕地红线，也予耕地总额补偿性维持，但总的来说，新开发的土地，灌溉、排水环境与条件比传统耕地和占用的有效灌溉农地要差，甚至要差得多，也重在西部；耕地质量下降很快，目前低产农田面积占农田总面积的40%左右；而补偿、替补的土地（特别丘陵、平原区），谁去配套水利设施？水利系统来不及得到应有的补偿，抗御水旱灾害能力总体下降。

　　传统农业结构发生巨变，珠三角的稻田除变成城市、工厂外，就是用来挖塘养鱼，失去调节旱涝作用，暴雨时反向河道排水。种植经济作物或养鱼，用水量大幅度提高，可能在同样的气象干旱下形成更严重的农业干旱。云南大幅度引进桉树经济林，增加了水的需求，在局部环境中造成农业干旱。许多江河干支流梯级无度开发，发电和航运的产业部门径流调度经常与农业抗旱发生冲突，由于多数经济效益设施由个人、公司承包（包括农村水塘个人承包养鱼），集团和个人经济利益在关键时候决不向农业和公益事业让步，政府难以干预。气象干旱往往被人为放大。山区暴雨发生，不合理超蓄发电的中小水库，为自身安全，往往紧急泄洪，加大了中下游干流的防洪负担，也将低频洪水放大成高频洪水。这也是中小型工程往往发挥不了作用的原因。结果，我们水利成为兴建时信誓旦旦“为人民”而进取，使用时必须为权势和利益强势而退守的弱势产业。

　　而且我们在简单计算水利工程和守着18亿亩和亩均耗水定额的大账时，从来就忽略了另一笔水账。三十多年来，无论是粮食、棉花、油料、蔬菜、林木的产出，还是牧草、畜禽鱼类，一切物质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背后是经营方式、品种改良、农药化肥，起码是用水量和耗水量的大幅度提高。粗算起来，仅仅粮棉油菜蔬水产增产，涉水量必然猛增，如果老天爷和工程措施不能满足这个增量的水供应，就必然衍生农业干旱。

　　农村灌溉废弛的同时，还有个耕作方式问题。民间学者孟凡贵写过《制度性干旱》在网上热传，他通过实验与分析，提出经营方式的变更致水资源浪费的严峻问题：

　　从“精耕细作”、“保水耕作”到只管种、浇、收的“懒汉耕作”，会损失多少水源？笔者进行了田间实验。放弃“松土保墒”可加大“1/2的棵间土壤蒸发”，或者“1/4的田间总腾发”。证实了民间“锄三省一”的说法；—锄三遍可少浇一水。

　　“黄淮海流域”现有耕地面积7.0亿亩（另一资料为5.85亿亩）；年均降水566mm ；灌溉面积3.46亿亩，2005年的灌溉用水为915亿m3 ；7亿亩农田包括降水和灌溉用水在内的总“受水”为3556亿m3。

　　因放弃“松土保墒”加大的田间腾发总量每年为：3556亿m3×1/4=890亿m3；接近于1条黄河再加2条海河的天然水量；相当于10条“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他还认为：“包产到户”后，农业转变为“经营”。

　　既然是“经营”，农民就有权利考虑“利润”和“成本”。人工锄1亩地大约需要2个劳动日，在80年代初一个农业劳动日的平均价格为1.20元，锄4亩地是8个劳动日，工资成本为9.60元；“锄”4亩地减少的水分蒸发为50m3（相当于“浇”1亩地使用的水），50m3水用机井灌溉为用工1.5小时、工资0.23元、用电6度、电费0.72元（“农用电”单价为0.12元/度），总成本0.95元。

　　所以农民宁愿买电买水浇地，而不愿费力费钱锄地。农业对好天气和灌溉的期望值提高。到2010年，雇用农村劳力价格已经达到30-70元/日，电价大致抬升4-6倍，水价上升不太大。相比之下，大家可能还是选择浇地抗旱，而放弃雇人锄地保墒。而且农业和水利科技尽管提供了许多有成效的抗旱技术，实施还得耗费相当的人力，与锄地同样人工费用昂贵，不得不弃而求较为廉价的浇水。孟的具体计算数字准确与否姑且不谈，我比较赞成这种定性分析。由于生态型的传统精细耕作被粗放耕作取代，靠粗放灌溉代替科技投入，我们丧失了巨额的灌溉水资源，也在心理上和统计上相应加剧了干旱灾情。

　　这种因社会活动处置不妥引发和放大、扩大的干旱生态灾害，笔者称作“结构性干旱”，这里仅提到宏观结构中技术子系统灌溉、耕作方式的失误，干旱被人为放大，实际上在水利、肥料、土壤、种子、植保、耕作诸多方面，如果不能固守生态农业的底线，盲目追风“现代化”，都或多或少地在农业和水利上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造成衍生的生态灾害。

　　综上所述，在气候变化、气象干旱出现异常的情况下，社会系统的某些环节确实发生了对减轻干旱灾害十分不利的振动，它们与自然灾害系统的诸多不利因素叠加或发生共振，灾害就可能复制、延伸、串联激发与放大。我们正面临社会经济的全面转型、社会价值与心理的全面转型，在社会经济体制重大变革、新兴产业勃起时，不应忽视经济与意识转换的阵痛或结构性长痛，具体在农水事业上，不能忽略整个农业、水利政策的深度调整，业已出现农业水利大退坡，即是严重忽视了中国国情与经济、文化传统，忽略了防旱减灾各相关环节的政策补充与调整。社会发展、改革创新是永恒的，但是在体制改革中，必须清醒计算它的制度成本、社会成本、环境成本，权衡利弊。

　　认真回顾中国农田水利历史，30年来，中国的农业抗灾体系是靠周恩来主政时期积攒的老本在支撑，尽管我们后来相继投入过巨大物力，但是今天，这个老本几近吃完。

　　中国的干旱防御安全保障体系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宏观结构，大致包含干旱监测和应急管理体系（中央和省市级）、灌溉工程体系（从灌区到田间工程）、农业水利科技措施、国土管理土地开发体系、农业水利资金投入与政策保证体系、防灾法规与管理体系、社会动员与响应体系、科学研究与灾害人文（如灾害经济学、灾害心理学、灾害社会学）教育体系，缺一不可。目前问题是，在社会经济急剧变化中，尚未建立一个与社会、自然变化相适应的完整的干旱防御保障体系，而常规的价值体系、财政资金体系、法规政策体系、社会响应机制、科学技术体系失尽皆失衡。倘若不能着力且有效地调整失衡的宏观结构，弥补它的各子系统，简单地以为水利仅仅缺乏的是资金投入，重钱不见人，重物不重体制，目前严重落后了的农田水利事业和日趋严重的干旱，还将持续，恶性循环发展。

　　民以食为天。

　　干旱比之洪涝，是每一天都在攫取我们口中食粮的最基本最普遍的灾难。如果防御和应对干旱的安全保障体系没有建立，一旦全球自然系统出现更为极端的连续多年的毁灭性灾害震荡，我们完全可能再陷饥馑，我们企求的社会稳定将经受难以设想的冲击。

国家水利部参考文献：

1. 历年《中国水资源公报》、《中国水旱灾害公报》、《水利发展统计公报》。

2. 《水利政策研究论文选编（2000-2010年）》，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年。

3.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近年历次相关研究报告。

注释：

[1] 这里第1条参阅财政部农业司、水利部财经司、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报告《财政支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问题研究》，载《水利政策研究论文选编（2000-2010年）》，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0年。第2、3、4条参阅敬正书主编，《2005中国水利发展报告》，P254，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2] 高建国，《四万亿投入不多》，载网络电子刊物《中国灾害史简讯》，第69期，2011年。

[3] 部分数据与分析文字参阅财政部农业司、水利部财经司、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报告《财政支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问题研究》，王冠军等，《新时期我国农田水利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载《水利政策研究论文选编（2000-2010年）》，P309-316和P317-324，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0年；部分数据参阅徐海亮，《“三五”至“五五”期间水利建设效益》，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年。

[4] 王冠军等，《新时期我国农田水利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载《水利政策研究论文选编（2000-2010年）》，P317-324，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0年。

作者投稿

　　我于一年前的今天——2002年2月10日，向你们寄出了《就外经贸部某些官员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问题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信》。时至今日，一年已经过去，我却没有得到你们对我的信的任何回答，甚至连一份你们已经收到我的信的通知都没得到。爲了提请你们注意我曾经寄出过这样一封信件，我特将2002年2月10日的那封信附在本信的后面，供各位查阅。

　　在写出那封信的当时，我就已经感觉到，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某些官员当时发出的那些言论，与中国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所作的让步有关。不过那时我还得不到确实可靠的信息来说明，中国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承诺作了哪些让步。今天，我已经占有了有关这些让步的清楚可靠的资料。根据这些数据，我可以断定，中国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所作的让步将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我要求你们切实行施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力，否决那些将严重损害中国经济未来的贸易政策让步。

　　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詹姆斯·P·朱姆沃尔特所写的《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影响》一文，扼要地概括了各种正式文件中所规定的中国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作的主要承诺：

　　降低关税：

　　——对美国厂商最爲重要的工业品关税将从25％降到7％；

　　——对美国农牧民最爲重要的农业品关税将从31％降到14％。

　　对服务业的承诺：

　　——大幅度开放范围广泛的服务业，包括如银行、保险、电信和专业性服务等重要行业。

　　体制改革：

　　——在透明度、通知和咨询、执法一致和司法审议这些方面的广泛改革，将有助于消除外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障碍。

　　遵守现行WTO协定：

　　——中国将承担起现行WTO协议所规定的多种义务，涵盖范围涉及农业、进口许可、知识産权、贸易及同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技术障碍等等。

　　专门涉及中国贸易自由化的条款：

　　——3年内直接与中国客户进行进出口贸易的权利；

　　——在加入WTO的3年内在中国销售所有産品的权利（化肥和原油及精炼石油除外，这些産品在加入WTO的5年后可以批发销售，化肥在加入WTO的5年后可以零售）；

　　——对投资和进口的批准不再受制于那些会造成贸易扭曲的要求，如有关技术转让、外汇平衡、出口表现和本地原材料含量比例等要求；

　　——不需在中国投资注册即有对中国出口的权利；

　　——逐步取消对数百种産品的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

　　——在2005年1月1日前取消与WTO规定不符的所有非关税措施；

　　——取消国营贸易公司对工农业産品的进口垄断；

　　——要求国营企业的采购和销售决定必须完全基于商业的考虑；

　　——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及工业品的进口替代和出口补贴。

　　保障机制：

　　——美国和其它WTO成员可以在15年内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中继续使用特别的非市场经济方法来衡量倾销情况；

　　——根据一项专门涉及中国的保障机制，美国和其它WTO成员可以在12年内限制扰乱其市场的中国进口品的增加。

　　我要特别提请各位人民代表注意：中国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作的这些承诺中，有许多并不是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必须履行的条件，更不是每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都必须实施的政策。如果中国政府真正忠实地履行这些承诺，我国政府对本国企业的保护将在许多方面大大弱于一个正常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从而将中国企业置于比外国企业更差的法律保障环境中。由此而造成的对中国企业的不平等待遇主要体现在：

　　1. 中国是作爲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但是发展中国家最高可以保留15％的平均关税率，而中国在度过过渡期之后却必须将其平均关税率降到10％。

　　2. 1997年通过的世界贸易组织信息技术协议规定取消200种最主要的信息技术産品的关税。本来WTO的成员国也可以不加入信息技术协议，但是中国承诺了加入该协议。这就意味着没加入信息技术协议的WTO成员国可以向中国对其出口的信息技术産品征收关税，而中国对由其进口的産品却不能征收关税。

　　3. 中国加入WTO之后将允许外国电信资本在中外合资电信公司中拥有49％的股份，而美国和法国却不允许外国资本占本国电信企业的股权超过20％。

　　4. 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发展中国家对进口的农产品征收24％的关税，而中国却只能征收17％的农产品进口关税，对美国关注的农产品更是只征收14.5%的关税。

　　5. 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对配额类农产品在配额内进口部分征收23％的关税，而中国却只能征收3％；把非关税壁垒折合成的混合关税税率，别的WTO成员国可以达到百分之几百，而中国到2005年却必须降到4％。

　　6. WTO成员国15年内可以在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中继续把中国当成非市场经济国家，使用与此相应的特殊方法来衡量倾销情况，而正常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绝不会受其它成员国如此对待；

　　7. WTO成员国可以在12年内限制扰乱其市场的中国进口品增加，中国所受到的这种对待也是正常的WTO成员国所不会遭受的；特别是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来说，这样的承诺等于承认了美国的一系列特殊保障条款（如特别301条款）在这12年内有效，而这些条款并不合乎WTO的规则，只不过因爲美国在法律上规定国内法先于国际法，美国才能采取这些行动。

　　与上述承诺相关，协议虽然规定美国对中国的纺织品配额只生效到2005年，但是又另外规定，如果在2005－2008年期间中国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激增，美国就可以采取限制中国出口的紧急进口措施，包括重新对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采用原先的纺织品配额。而世界贸易组织的现行协议只允许将进口纺织品配额制使用到2005年。

　　8. 承诺了政府不再干预国有企业经营，这也是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约束。

　　9. 同意美国财政部向中国证监会提供证券业务方面的咨询者，这就爲美国政府参与调控中国资本市场打开了大门。

　　这样一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将中国变成了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受虐待者，使中国无法享受一个正常的WTO成员国在出口上所能够享受的外国开放其市场的待遇，同时却必须在进口上比同类的成员国更多地向外国産品开放市场。而且，即使中国不受这样的虐待，能够享受到同类的WTO成员国的正常待遇，中国也必须因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大幅度降低其进口关税和针对外国进口産品的其它保护措施。这必将严重冲击中国的农业、制造业和战略性的服务行业，特别是对中国的産业升级和长远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

　　在我国于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2002年我国的出口增加了20％，不仅比进口增长的速度快，而且出口增长率比2001年高了十几个百分点。那些主张以受虐待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人利用这一点掀起一阵鼓噪，说“加入WTO之后的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以此爲由来论证接受这种屈辱的条件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利大于弊”。

　　其实2002年的出口高速增长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一年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五年过渡期的第一年。在这一年中，外国对我国承诺在五年过渡期后要实行的开放市场措施大部分已经兑现，而我国承诺的五年过渡期后要实现的开放进口措施兑现得相对少得多。这就造成了“出口受益多、进口受害少”的政策环境，而这种政策环境在今后五年中将会逆转。

　　2002年的出口高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出口强劲增长的继续。这个时期中国出口增长特别迅速，除了特殊的政策刺激之外，一个重要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出口産业还能够以极低的工资来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放进口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许多措施同时又使大批城市居民和农民进一步贫困化。

　　在这方面，这个时期不断进行的开放进口起了特别坏的作用。本来中国面向国内市场的産业已经多半是低收入的行业和産业。而开放这些産品的进口对其国内生産者的影响无非两种：或者是这些産品的生産者在进口産品的冲击下仍能坚持，但是他们还是必须忍受更艰苦的劳动和更低的收入；或者是他们在进口産品的冲击下无法再从事原来的行业，而必须改营它业，特别是出口産业。这样给出口産业提供的高素质、低工资劳动力，是中国出口産品竞争力的根本来源。

　　这里出现了一个残酷的因果链条：“开放进口以制造竞争压力”—进口竞争産业的生産者贫困化—他们被迫转变生産结构，可能还转向出口品生産—由于他们更贫穷，因而生産的出口品有了更强的竞争力，从而出口增加。其实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出口的激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造成的。

　　这样靠使劳动者贫困化来增加出口只能是暂时的。要使这样得来的出口增长维持下去，就只能不断使人民更贫困，而这种贫困化总有其限度。更重要的是，这样作不可能不引起严重的社会动荡。何况这样取得的出口增长只是标志着人民的贫困，它不应当成爲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促成2002年出口快速增长的还有其它一些重要因素：首先是美元相对于欧元和日元的贬值，这使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也相对于欧元和日元贬值；其次是美国经济在2001年的衰退后有一点恢复增长的迹象，而中国的出口受美国的经济形势影响极大；刺激中国出口增长的还有放开出口经营权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当然外国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在某些方面开放对中国産品的市场也起了一点作用。但是最不光彩的是，出口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提高出口退税的比率、增加出口退税额、一年损失几百亿元税收换来的，某些国有外贸企业还在爲配合政治要求而不惜亏损以增加出口。这样的进出口增加是对中国人民利益的损害，有何成就可言？以上这些因素都是不可能持续存在的，不能靠它们维持中国出口的长期高增长。

　　现在就预言中国今后一些年会有多高的经济增长率、进口和出口会有多快的增长，都是没有充分根据的。但是，不管今后中国的进口和出口会有怎样的增长，都不可能抹煞现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给中国带来的损害。按这样的协议加入WTO根本就不是“利大于弊”，而是弊远远大于利。

　　以中国的出口和净出口一年增长了多少来衡量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对中国的利弊，这本身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衡量方式。衡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对中国是否利大于弊，唯一正确的方法只能是把实施这个协议下的中国经济与如果不实施这个协议时的中国经济相对比。在作了这种对比之后，如果实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总体上来说加快了中国经济的産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那实施这个协议对中国就利大于弊；而如果由于实施这个协议导致放慢了中国经济的産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实施这个协议就对中国弊大于利，甚至有弊无利。任何懂得真正的经济分析和现代的经济增长理论与经验的人都会同意，这是衡量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对中国的利弊的真正科学标准。

　　按这个科学的标准衡量，履行现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各项协议对中国肯定弊大于利，其原因就在于它将导致大大放慢中国的産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中国的技术密集型産业几乎全部属于幼稚産业，其发展速度甚至能否生存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阻止外国産品进口的保护措施。爲了足够有效地保护并促进技术密集型産业的发展，15％的平均关税率远远不够，需要20％的实质性关税的保护。而现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将工业品的平均关税降低到7％，中国急需发展的信息技术産品的关税甚至降到零，又不准中国给予进口替代补贴，这会使中国的制造业得不到足够的保护，从而严重地伤害中国的産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除此之外，现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规定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农产品关税和配额内进口农产品关税，这将对中国的农民造成巨大的进口冲击，严重损害中国农民的经济利益；规定开放中国的服务业，实际上是将中国脆弱的金融业置于优势外国企业的攻击之下，并且将蓬勃发展的中国电信産业的优厚利润奉送给外国资本，从而加剧中国的投资不足和金融风险。对于现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所有这些有害后果，我最近所写的《我们今日爲何陷入困境》一文作了一些初步的分析。

　　鉴于现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对中国经济将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我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真正行施中国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力，指示政府的有关部门与世界贸易组织及有关国家重开谈判，要求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作出重大修改，其核心是加强对中国国内産业的保护程度。这种修改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提高中国的整体关税水平，允许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达到15％；大幅度提高对中国産业升级具有关键意义的工业品的关税保护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的农产品关税和配额内进口农产品关税；加强对关系国家命脉的战略性服务産业的保护程度；恢复在批准投资和进口时提出有关技术转让、外汇平衡、出口表现和本地原材料含量比例等要求的权力；恢复对工业品给予进口替代补贴的权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向世界贸易组织郑重声明：如果世界贸易组织及有关国家阻止了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作出上述修改，中国就将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按目前这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中国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反而只是片面地开放了自己的国内市场，让外国资本摧垮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上的未来。按这样的协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得到的只是一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虚名，丧失的却是高速经济发展的空间。相比这样高昂的开放国内市场的代价，“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虚名其实一文不值。与其爲了这个虚名留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内，还不如退出WTO以获得实在的经济发展空间。

　　只要不贪图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虚名，留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就并没有什么可怕，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代价，甚至不妨碍推行“WTO迷”们所热衷于推行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台湾在2001年之前一直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但是却成功地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1万美元，并且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是按照台湾的经验，我们也满可以等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1万美元之后，再谈接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严酷条件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目前国内的政治和舆论形势使我确实并不指望哪个决策者会真的接受我的上述建议。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写下并向你们寄出了这封信。我写出这样一封信，至少还可以挽救我作爲一个有见地的经济学家的名誉，爲未来而留下一份历史性的文件。留下这样一份文件的目的，是让世人知道，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就有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反对中国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作的那些承诺；那些主张作出这些承诺的人，将来决不可能有理由说“当时没有人反对作出这些承诺”。

　　未来的中国可能因爲接受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严酷条件而发生经济和金融危机。依历史的经验，那些对作出承诺而促成危机负有责任的人，那时很可能将会以“大家都默认了”作借口来爲自己开脱。那时他们会说，爲加入WTO所作出的让步即使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爲“当时国内没有人反对承诺作出这些让步”。我的这封信就是爲了及早戳穿他们未来的谎言，预先留下一个证据，证明这样说的人是在进行欺骗：因爲在中国加入WTO的当时，就有正直而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坚决反对这些贸易政策上的让步。那些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出卖了中国利益的人，不要幻想拿我们——有良心的中国经济学家作挡箭牌，逃避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

　　我将向全世界公布我的这封信。寄给你们，就是要立此存照。是非功过，后人自会评说。我欢迎时间的检验和众人的评议。

　　请各位代表真正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认真考虑我的报告和提议，作出你们的选择。

　　此致

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敬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左大培
2003年2月10日

转自乌有之乡（201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