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农业六十条”；大公社；经济制度；公共食堂；生产队

　　【作者简介】辛逸，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京），2012．7．39～5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史稿”（10ADJ002）的阶段性成果。

　　“农业六十条”（或“六十条”）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简称，自颁布之日起就有人民公社“宪法”之谓。该文件初成于1961年3月的中央广州工作会议，名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经是年6月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修订，更名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成型于次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定名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余响，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上述四个文件，本文分别简称为第一、二、三、四个“六十条”），此时各地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已暗流涌动，第四个“六十条”“由于考虑到人民公社制度可能需要改变，没有提交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和公布”【1】，遂无疾而终。因此，真正发挥公社“宪法”作用者，应为规范人民公社20多年的第三个“六十条”。

　　对“六十条”的研究，主要散见于有关专著和教材中，专门研究寥若晨星。研究论文仅有数篇。专论“六十条”者可分为两路：一曰梳理其源流；一曰评价其作用。两个路径的研究并非截然隔绝，而是互有渗透，互有补充，且评判的结论高度一致。研究其源流者，以薄一波、罗平汉等为代表。他们均视“六十条”为1961年中共“调查研究年”的重要成果。关于“六十条”的历史作用，研究者几乎众口一词，认定“它的制定与试行，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几亿农民的生产情绪，成为我国农村摆脱连续三年的严重灾祸、迈向6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转折点。十年‘文化大革命’大动乱中，农村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农业所以能够保持继续增长势头，同《六十条》继续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所以，“它的历史作用应当充分肯定”。【2】既有研究虽然强调1961年全党大规模农村调查与“六十条”之问的因果关联，但却忽略了或未完全注意到大公社的制度弊端才是“六十条”诞生的内在的或者说是更主要的动因；已有著述虽都指出毛泽东领导了“六十条”制定和修改的全过程，并总结出“六十条”每一次修改的重点，但鲜有通过四个“六十条”的详细比对，分析其修改的内在逻辑和方向，并指出“六十条”的三次修改实际上是一个目标明确、逐步渐进的完整过程；虽都注意到“六十条”修改的局限，但却忽略或者没有完全注意到，制约“六十条”修改的主要是国家工业化战略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等刚性因素。因此，“六十条”的修改是不可能如某些学者期望的那样“一步到位”的。上述种种研究的不足，正是本文努力试图达到的目标。本文虽基本属于文本研究，但也力图使用北京、甘肃、山东等省市的档案，对“六十条”的制定及其修改提供若干经验材料的支撑。

一、制定“六十条”的主要动因

　　在“大跃进”运动中自上而下创办的大公社，以无偿占有农村基层生产资料和农民生活资料为其所有制的基础；以“政社合一”高度集中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为管理模式；以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和供给制为其主要分配方式，创建了中国乡村千年未有的新制度。然而，大公社制度普及推行仅数月，就暴露出严重的制度缺陷，使全国农村陷入了空前的绝境。自1958年底开始，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对大公社的纠偏，在两年多反反复复的纠“左”仍未使农村形势根本改观的情况下，通过颁行一部人民公社的“宪法”，来改革乃至消除大公社的体制弊端，以挽公社大厦于将倾，就成为势所必然和全党的共识。

　　全国各地大公社的制度框架，基本上是依据一个中央决议、两个地方的公社示范简章构建起来的。1958年8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建立公社的决议》），确定了建立大公社的基本原则、方针和政策；同月，由中央下派官员与当地干部共同起草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以下简称《喳岈山简章》）、《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以下简称《七里营章程》），将中央的议细化为具体的条款，在《红旗》等报刊上发布。仅月余，各地农村的大公社就按照这两个样板章程搭建起来。

　　按照大公社设计者的构想，把规模小、结构和功能较为单一的高级社合并为规模大、无所不包、统管一切的政社合一的大公社，是要将大公社“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3】。由于大公社被普遍认为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蔓延开来的“一平二调”、公共食堂、供给制等自然被认为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然而，这种超越现实条件的制度设计，付诸实践的结果，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言：“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4】。邓小平对这场社会试验的反思更加深刻，他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5】大公社创建的新制度，不仅没有带来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反而给乡村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倒退。对此，江泽民有深刻反思：“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大家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个道理。”【6】

　　尽管《建立公社的决议》明确要求：人民公社“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但又说：“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而且，“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显然是在鼓励各地在建立大公社时，愈大愈好，愈公愈好。《崦岈山简章》将上述精神具体化为：加入公社的合作社，“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7】。《七里营章程》规定：“土地全部归公社所有，统一使用社员自留的菜地、藕坑、鱼塘苇地、坟地、场院、庄户地，不论面积大小，一律无代价的收归公社所有”；“原属各小社的生产资料，全部归公社所有”；“原农业社的股分基金，一律转交公社”【8】。除了这两个公社样板章程外，其他各地的公社章程亦莫不如是。《北京市昌平区红旗人民公社章程（草案）》第1章第3条规定：“原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的全部资产，一律转入公社为全民所有”；“社员向农业生产合作社缴纳的两种股份基金，一律转入公社为全民所有”；“原由各农业生产合作社分配给社员使用的自留地、自留果树等，由公社收回统一经营”。北京市四季青公社章程的第4章第12条对各合作社的集体财产和社员私产的“平调”更加彻底：“各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集体所有，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牲畜、苇塘、林术、农具等生产资料和房屋无代价地转为公社所有。”【9】上述规定，给予主要是县、社两级政府剥夺农村财产以合理和正当的理由，于是无偿剥夺大到土地、牲畜、农具小至锅碗瓢盆的“共产风”就在全国农村蔓延开来。大公社所有制显然是“共产风”肆虐的制度根源。

　　“共产风”在1958年和1960年在全国农村大刮过两次，而且以后者时间更长、程度更烈【10】。它完全打乱了农村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生活秩序，给农村基层和农民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恐慌【11】。“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成为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造成对农民的剥夺，而且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的破坏。”【12】毛泽东到1960年底已经深刻认识到“共产风”危害。他说：“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他还说：“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13】

　　大公社第二个制度弊端是政社合一，它掌控了辖区内所有的政治经济资源、生产活动和农民生活，强迫推行“三化”，在农村大刮“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和危机。贵阳市乌当区东风公社章程第28条规定：“劳动组织全部实行军事化，在公社设团部，根据社员居住情况，下分营、连、排、班……指挥战斗的是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第30条规定：“社员必须按司令部所规定的时间作息，每个社员不能任意旷工，有事必须请假。在劳动中必须听从指挥，无故旷工要受到批评、处罚或扣发工资。”【14】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大队也实行“三化”：“全大队25个屋场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个屋场。社员迁徙无时，有的户搬家十次以上，耕畜、农具、家禽损失也很严重。瞎指挥，盲目扩大双季稻面积，过分密植，造成人为减产。”【15】毛泽东下派到浙江嘉善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的“中央调查组”，向毛泽东汇报说：公社化初期，和合生产队也实行猪羊、耕牛、农具、人口、居住、食堂和自留地的“六集中”。这样一来，大家就以为什么都要“共产”了，干部乱拿社员的东西，社员也乱拿集体和别人的东西。公社和生产队无偿地调用了社员大量的房屋、砖瓦、树木、竹子、农具、猪羊、家具等。和合生产队的社员都被编入连、排、班，连长每晚12点到大队部接受命令，第二天早晨布置下去。早晚点名出勤，行动红旗指挥。在生产过程中，从下种、插秧、耘田到收割，一律由公社做规定，每日一报，完不成就“整风”。1959年7月，正是单季晚稻耘田季节，公社规定一律停止耘田，突击积肥6天，造成大量的草荒田。【16】

　　为实现所谓生活集体化，扒屋并村是当时很流行的做法。山东峄县14个公社中就有11个公社对33个村庄进行了合并。该省滕县界河红旗公社将116个村合并为28个，而且按性别、年龄分布居住。男、女青年分别单住一村，男、女老人分别单住一村，不论青壮老年，凡有配偶的一律实行过星期六制度【17】。山东“各县都有一部分实行大规模的移村并村。金乡几天当中移村714个，36140户，占全县总户数的i分之一以上”【18】。江苏常熟县谢桥公社，全社共有1632户房屋被拆，占总户数的20．87％；涉及人口6998人，占总人口的25．71％。【19】

　　最后，大公社的分配制度即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推行的结果是乡村粮食的浪费与饥荒的蔓延。粮食供给制，就是把过去按劳动工分分给各家各户的粮食，全部集中到公共食堂，社员不分男女老幼，不管是否劳动和劳动出力大小，均有权到公共食堂免费吃饭。

　　如果说“共产风”是穷队均分了富队的产，那么公共食堂、供给制就是穷人均平了富人的财。这种近乎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颠覆了乡村传统的分配模式，把社员的劳动动力销蚀殆尽，把乡村的食物消费、浪费一空，最终使大公社难以为继【20】。其一，建立公共食堂所需饭堂、菜地、锅灶、餐具、桌椅甚至粮食、蔬菜等，均是无偿征用农户的私人财产。这引起了农民的恐慌和不满。韶山地区东塘生产队的毛甫生回忆说：“办食堂，就是担着箩收碗、收钵子、筷子，锅也都提走。有的担到坪里打烂一些。”【21】山东枣庄“党政组织强迫群众无偿交出自家的粮食、锅灶及其他生活生产工具。对不愿交的户，就组织人员到其家里翻箱倒柜地搜查，除粮食颗粒不留外，群众的锅碗瓢勺及鏊子等生活用具也全部拿出砸烂。此后干部发现谁家里冒烟，就到谁家将其锅灶捣毁……有的村干部甚至蛮横地说：‘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和身上穿的衣服是个人的，其他的把门一关都是公家的’”【22】。其二，改分户开伙为集体吃饭造成人力、烧柴、粮食等的巨大浪费。刘少奇在调查湖南长沙县天华大队的公共食堂后说：我看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第一条是用工多，要用几个主要劳动力去种菜、砍柴。第二条，我看是不便利生产，大家集中起来住，冲里面的田没人管，对生产不利。第三条，办食堂以来肥料少了。第四条，食堂烧硬柴、烧棍子柴，把山林破坏了。还有一条，不好喂猪……再有一条，叫作麻烦多，要分米分菜，分得不好，大家有意见常吵架。【23】其三，人人有权免费吃饭的公共食堂，严重挫伤了社员劳动的积极性。甘肃酒泉玉门县赤金公社的新民大队，“由于吃饭不要钱，做活不分好坏，‘核桃、枣儿一起熟’，结果好劳动变成了一般劳动，一般劳动变成了坏劳动，坏劳动变成了二流子”。这个大队的第六生产队，50多个全半劳动力居然有20人不下地劳动。【24】其四，公共食堂取消了社员的家庭小灶，把所有的粮食集中于公共食堂。“这就意味着农民把命根子完全交到了基层干部手里。集体食堂制度不仅根本实现不了天下大同的幻梦，反而着实在村庄内部制造出来一批包括‘生产队长、伙食团长和炊事员’等在内的权贵阶层”【25】。

　　综上，上呼下应、大轰大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次试图超越社会经济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社会试验。然而，这场试验推行仅数月就暴露出严重的制度缺陷，集体生产停滞，社员生活下降，一些地区甚至陷入了严重饥荒【26】。毛泽东发现了大公社的严重问题，并领导全党开展了对公社的纠偏。两年多的纠偏工作由连续出台一系列临时性、政策性措施始，至建立基本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实际水平的新体制终。这个公社新体制就是由第三个“六十条”确定下来的。

二、“六十条”的主要内容及修订

　　在全党进行大规模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党中央于1961年初逐渐达成共识：组织全党的力量，集中全党的智慧，制定一个具有法律地位的全国农村必须严格遵守的公社条例。毛泽东于1961年2月上旬提出：“要搞一个人民公社章程恐怕困难，准备一个工作条例，把公社各级组织的职能、权利、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规定好。规定好了，就好办事了。”【27】与第一个“六十条”同时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对制定“六十条”的原因表述得更加完整和准确：“党中央认为，现在急需在总结过去三年多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把人民公社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有了这个条例，公社各级干部和全体社员对于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质，对于公社各级应该作什么，不应该作什么，应该怎样作，不应该怎样作，就可以有一个统一的、全面的、正确的了解。”【28】

　　制定和修改“六十条”的目标是打破大公社“一大二公”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神话，纠正大公社中的制度弊端。毛泽东将此目标具体化为克服两个平均主义。他在中央广州工作会议上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29】“六十条”就是试图在制度上削弱乃至根除上述两个平均主义，这也是其不断修改的方向与主题。

　　（一）第一个“六十条”通过缩小社队规模，确立生产大队基本核算制、社员财产私有权和家庭副业，部分地克服了两个平均主义

　　第一个“六十条”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经过数十人起草、讨论、修改，三易其稿而成文的。1961年2月25日，毛泽东在广州指定陶铸挂帅，陈伯达辅助，廖鲁言、田家英、赵紫阳、王录等人起草公社条例，要求3月10日写出初稿。经过多人研讨和胡乔木的修改，初稿于6日完成，共67条，约1．4万字，随即送政治局常委和10日召开的三南会议（即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的会议）审议。毛泽东对初稿不甚满意，认为内容有些庞杂、逻辑性不强，且篇幅过大。15日，胡乔木修改形成第二稿，共50条，9000字，并首次定名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随后印发中央广州工作会议讨论。19日开始修改第二稿。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每个大区吸收1至3人参加修改。21日第三稿完成，共60条，约1．2万字。22日广州工作会议通过了第三稿，29日中央正式向全国下发，定名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30】。

　　第一个“六十条”共10章，首先明确规定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第1条），公社内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以生产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第2条）。在生产大队范围内，“除了生产队所有的和社员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外，一切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都属于生产大队所有。各生产队按包产计划上交的产品和收入，生产大队直接经营所得的产品和收入，也都属于生产大队所有，由生产大队分配”（第17条）。生产大队所有制的确定，从制度上制止了公社及其上级对农村基层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无偿平调，也有效地克服了公社内生产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条例另一个减少生产大队间平均主义的举措是缩小生产大队的规模，“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避免在分配上把经济水平相差过大的生产队拉平”（第5条）。对于公社，条例除了规定其行使乡政府的行政职权外（第9条），更多的是要求公社不要对其下级“管得太多太死”，其中包括“不许瞎指挥生产”，“不许硬性摊派”，“不许无代价地调用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等（第10条）。公社管理农业生产的职权较前大大减小。对于生产队，条例规定：固定给生产队的“资金、物资、设备、林术和牲畜，都归生产队全权支配，公社和生产大队都不能调动”（第26条）。这等于承认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

　　其次，农民的基本财产权和家庭副业的经营权得到了明确的保障。条例规定：“要保障社员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家具、衣被、自行车、缝纫机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第40条）。条例还为家庭副业单列一章（第6章），承认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第36条）；社员除耕种不超过当地耕地5％的自留地外，还有权开垦零星荒地、饲养家禽、从事渔猎、采集和手工生产等（第37条）；“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社员所有，都归社员支配……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第38条）。上述条款在制度上制止了上级对社员私有财产的随意剥夺，承认了社员基本的经济民主权利。综上，第一个“六十条”为公社新体制搭建了一个雏形，为进一步克服两个平均主义提供了继续修改的思路和方向。

　　与第一个“六十条”同时下发的中央给全党的信，要求“把这个条例草案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给和讲给人民公社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听……同时，征求他们对于这个条例草案的各种修改意见”。公社条例传达后，农村基层和社员的反映总体上是积极的。1961年4月，甘肃玉门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刘长亮在玉门镇下东号大队宣讲第一个“六十条”时，“干部和社员精神集中，听到高兴的时候喜笑颜开，碰到不懂的地方插话提问。这几天来，无论在干活休息的时候，在收工回家的路上，或是在串亲访友的时候，社员们都在谈论‘六十条’……第十一队社员鲁建荣（贫农）说：‘这几年一年不如一年，弄成这么个烂摊子，现在毛主席定出了好办法，以后日子就好过了。’……第一队社员总结了这样一句话‘西北局会议救了命，自留地暖热了社员的心，十二条政策鼓了劲，六十项条例定乾坤”【31】。

　　薄一波认为，第一个“六十条”，“从后来的反映看，其中解决得比较好的，是社队规模问题和社员的家庭副业问题”【32】。此言不虚。1961年4月，山东省委根据公社条例关于生产大队的规模原则上应该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第5条）的要求，规定：“生产大队的规模，一般地应该相当于一九五七年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多数是一个自然村一个大队。虽然一个原高级社或一个自然村一队，但规模过大，群众要求分开的，应该适当分小。”【33】山东“全省调整体制以后的生产大队平均156户，基本上是一村一个大队，大村一村数队，少数居住集中的小村数村一队。调整后的生产队平均35户”【34】。东北地区在第一个“六十条”公布后，马上做出响应，计划把生产大队由26600个增至35000个左右；相应的，公社由1500多个增至3000个左右，生产队由123000多个增至15万到18万个【35】。甘肃武山县甘谷公社苍耳王生产大队由经济条件悬殊的3个高级社（3个自然村，321户）合并而成。1960年，该大队中产量最高的苍耳王生产队亩产244斤，最低的姜家庄130斤；劳动日值，前者0．58元，后者只有0．396元。但在分配时，全大队实行统一的口粮标准和劳动日值。这不仅挫伤了富队的生产积极性，还加深了村际矛盾。“六十条”公布后，90％以上的社员要求重新分队。就连姜家庄的社员也主张分队，他们说：我们人穷有志气，不连累你们，干不成就分开。大队支委经过研究，决定将大队分为赵家庄、姜家庄、苍耳王3个大队。【36】陕西合阳县路井公社一位农民在1961年4月21 13的日记中写道：“县上将路井公社划分为路井、独店、孟庄3个公社。又于同一天把路井大队分为路一队、路二队和路三队3个大队……（路井大队）原来有22个生产小队，2862人；现在路一大队只有7个生产小队，200来户，866人。”【37】可见，全国农村缩小生产大队规模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还应该看到，第一个“六十条”关于家庭副业和保障社员私有财产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消除社员间平均主义的举措。因为，确保农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农民拥有一定的经济民主权利【38】，不仅可以抵制上级对农民财产的平调，也等于承认了农民个人财产和生产能力的差别。农民在家庭副业等极其有限的空间内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获得比别人多的收益。可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政策多变，“中央和地方工作组、调查组纷纷报告：发还给农民的自留地，农民不要；苦口婆心地劝说农民饲养家畜家禽，农民就是不听”【39】。为了让农民放心，许多地方政府就像当年土改后发土地证那样，签发自留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等，以示对社员私产的确认。笔者收集了若干这类证件的原件，比如：湖北竹溪县长崔一民1962年4月8日签发《竹溪县人民委员会关于社员房屋、场所、柴扒、自留地、自留果树产权证书》（溪政字第16206号）：“根据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修正草案）的精神，为保证社员对房屋、场所、柴扒、自留荒山、自留地、自留果树的合法产权，特签发此证。下表所列房屋、场所、自留荒山、自留地、自留果树，属业主所有，任何人不得无故侵犯……”这类证件的发放，保证农民有了近20年的“小自由”，也程度不同地遏制了社员间平均主义的一次次回潮。

　　（二）第二个“六十条”通过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有效地克服了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

　　毋庸讳言，第一个“六十条”虽然搭建了公社新体制的框架，但没有触及“一大二公”大公社体制中譬如供给制、公共食堂、基本核算单位过大等最核心的问题，对当时最为农民诟病的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采取了名义上自愿实际上保留的政策。对于条例存在的问题，毛泽东的态度是征求意见继续修改。中央广州工作会议刚结束，他就指出：第一个“六十条”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40】

　　为修改第一个“六十条”，中央决定于1961年5月中旬在北京再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4月25日在给邓小平的信中说：“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包括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5月6日，毛泽东在写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中，提到将5月中旬的会“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公共食堂、供给制等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41】在毛泽东和中央的反复督促下，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人纷纷下乡调查研究，收集农村基层对“六十条”的意见，为第二个“六十条”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共党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村调研。这些调查组发给中央的报告，不约而同地都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像周恩来、胡乔木、邓小平等领导人甚至直接参与了当地公共食堂的解散工作。为什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此时已成众矢之的？批阅大量调查报告后的毛泽东，在4月9日一语道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42】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已成全党的共识，自然成为下一次“六十条”修改的主要内容。

　　对第一个“六十条”的修改在1961年5月上旬开始。5月21日，中央北京工作会议召开，次日第二个“六十条”初稿提交会议讨论；6月5日产生第二稿；6月15日毛泽东审定后正式发出，这就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即第二个“六十条”【43】。修改后的条例仍为10章、60条，在结构、标题等方面与第一个“六十条”相同；文字增加2000多字，完全未改动的共有8条，即第1、5、7、18（原第19条）、27（原第25条）、38（原第36条）、41（原第39条）、55条；增写了山林（第21条）和公社各级干部必须遵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47条）两部分。

　　第二个“六十条”最大的突破是删掉了第一个公社条例中有关供给制的内容，同时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对于参加和不参加食堂的社员，生产队都应该同样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视”；“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第36条）。为了彻底打消农村基层对解散公共食堂的顾虑，中共黄冈地委正式宣布：“办不办食堂，办什么样的食堂，完全由群众讨论决定。不参加食堂的社员（包括党、团员和干部），不算违反党的政策。不算思想落后，不算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参加食堂和不参加食堂的社员，在粮食、蔬菜、油盐、柴禾等物资分配上，应一视同仁。”【44】这等于搬掉了在解散公共食堂问题上巨大的政治压力。公共食堂的解散，既使供给制失掉了存在的主要依托而迅速垮台，义铲除了基层干部利用社员口粮集中于食堂由其负责具体支配而多吃多占的管道，可以说是真正触动了大公社体制的根基，动摇了生产队内社员问平均主义的制度基础。公共食堂的解散大快人心，在韶山调查的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信说：群众对公共食堂解散的“热烈程度难以想象，甚至说成是‘第二次解放’”【45】。毛泽东听说大部分农村公共食堂散了伙，如释重负，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46】。

　　取消公共食堂、供给制后，恢复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办法顺理成章。第二个“六十条”第35条规定：“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可是，那些在按劳分配制度下难以解决温饱的困难农户如何安置？“六十条”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对于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的社员，和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困难的社员，实行供给或者给以补助。这个供给和补助的部分，从公益金内开支”；公益金占生产大队可分配总收入的3％至5％（第26条）。应该承认，公共食堂的取消和按劳分配的恢复，对于大公社内农民个人问的平均主义是一个比较彻底的颠覆和解决。

　　对于第二个“六十条”，党中央、毛泽东仍然认为是一个未定稿。与第二个公社条例同时发布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提出了各级党委在“深入地展开讨论，并且在群众同意的基础上，领导群众逐步实行”的新要求【47】。陕西省委要求“各县委组织一个报告员队伍”。报告员一般由县委各部门负责人或公社党委书记、社长担任，还吸收了部分优秀基层党员干部和中学教师。对普通群众的传达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使‘六十条’，人人听到，人人听懂。讨论中使群众都能畅所欲言；干部和群众都能按‘六十条’办事”【48】。9月6日，毛泽东批转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贯彻第二个“六十条”的报告。该报告指出，第二个“六十条”初步贯彻执行以来，农村形势已明显好转。“普遍实行了粮食分到户的办法”，公共食堂“大部分有领导地解散了”。但是，各地“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有些地方“还没有解决集体责任制和个人责任制正确地结合的问题”。【49】报告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指向了生产大队基本核算制的弊端。

　　（三）第三个“六十条”确立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效地克服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

　　如果说第二个“六十条”通过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重点解决社员间的平均主义；那么第三个“六十条”的重点就是要在制度上消除生产队间的平均主义。毛泽东再次领导了这次公社体制的重大变革。

　　1961年9月27日，毛泽东在邯郸听取山东、河北省委的汇报时说：现在公社内“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第二个“六十条”第20条要求的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的“三包一奖”制是“烦琐哲学”，“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50】。两天后，在看过山东、湖北和河北等省委主张推行生产队基本核算制的材料后，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常委：“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胡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51】为统一全党认识，中央于10月7日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出：“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指示同时要求：“各级党委的有关的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52】

　　中央的上述指示传达后，各地又开始了新一轮就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制的大规模调查研究。中共华北局、北京市委、房山县委调查组1961年12月在房山县吉羊大队调查时发现：“由于大队统一核算，直接生产的生产队没有分配权，这就产生了生产与分配不统一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就使得各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产生了互相猜疑、叫委屈等现象和怕吃亏等消极思想，并且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办法跟大队斗心眼。”该大队就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展开了一个多月的大讨论，结果是参加讨论的党总支7名支委的全体、58名党员中的48人、75名社员代表的全体、40名生产队干部中的39人、760户主要劳动力中的667人都赞同从明年起改为生产队基本核算制。【53】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认为：“把核算单位放在小队，生产权分配权就集中于小队，可以不搞三包一奖（全国没有一个省实现了三包一奖，都是春包、夏吵、秋吹掉），可以实行大包干，小队除过交公粮卖购粮，剩下的可以自由处理。”【54】陕西省户县城关公社的三位普通农民，10月20日写信《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给上级部门，认为基本生产单位是生产队而核算单位在生产大队，“实际等于一个苹果归‘甲’所有，但吃苹果的权属‘乙’，前者有名无实，后者有实无名。”他们主张“把生产队作为一个‘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单位，形如过去的‘一家一户”’。如果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务自留地的积极主动情绪，可以导向生产队集体这方面来，这就解决了根本问题。私分瞒产的事，可以根除敛迹”；如此，生产队这个家就会“蕴藏着社员们无穷的幸福生活，并会立即在社员们的面前，展现出光辉的前景，它应该成为构成人民公社的唯一基础”。【55】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三位普通农民构思的公社新体制竟与后来中央的安排几乎完全吻合，令人感佩。来自农村基层的呼声和“地下行动”，同样为人民公社的体制变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全国上下普遍赞同实行生产队基本核算制的背景下，1962年2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该指示为第二个“六十条”的修改定下了基调。6月17日．改出第三个“六十条”的草稿；7月23日改出第二稿；7月31日出第三稿。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这个修改稿于8月6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同时提交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同一天，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稿）”的指示》，要求各省、市、区党委认真讨论，“在讨论的时候，可以适当地吸收一些地、县、社、队的同志和劳动模范参加”。该指示列举了这次修改“六十条”的十个主要方面。【56】此后，在汇总中央各部委和各地修改意见的基础上，又经过几次修改。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就是第三个“六十条”【57】。

　　第三个公社条例仍为60条，由原来的10章压缩为9章（即把第二个条例的第二、三章合并），但比第二个条例多了4000字左右。由于生产大队在新条例中已不再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这一章由12条压缩为2条；相对应的，由于生产队在新条例中已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这一章就由10条增加到19条。

　　第三个“六十条”最大的成果，就是正式确立了在我国农村持续近20年的生产队基本核算制，赋予生产队更加清晰和完整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生产经营权、收益分配权等，从而在制度上基本克服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新公社条例第20条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他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为了保护生产队的权益，第21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生产队范围内的劳动力，都归生产队支配，不经生产队同意不许抽调；生产队所有的大牲畜、农具，公社和大队都不能抽调。第22条规定：生产队对生产的经营管理和收益的分配，有自主权。在克服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方面，新条例要求生产队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生产队“可以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粮食相结合的办法，可以采取按劳动工分分配加照顾的办法”；但同时须“确实保证烈士家属、军人家属、职工家属和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农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第34条）。第三个“六十条”在维护生产队、社员的权益、克服两个平均主义方面，还有一些比第二个公社条例积极的规定。比如第16条：“公社和生产大队，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从生产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第15条明确要求：“公社和生产大队都不许另派机动粮和自筹粮”。

　　生产队基本核算和农民收人按劳动工分分配，确实调动了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陕西合阳县路井公社路一大队在实行生产队基本核算、粮食大包干后，社员们“为了多分粮、多分钱，人人都争着干活。队长再不怕有啥活没人干，而是社员怕没活干，挣不到工分。有句顺口溜是：铃一响，心乱咧！社员就像猪贱咧，只怕大工分叫队长相好的满占咧”【58】！

　　第三个“六十条”颁行后，中央没有提出继续修改和完善的要求，这表明中央对新条例是基本满意的。人民公社的体制调整暂告一段落。“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30年不变的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张春桥一伙或别人如何鼓吹‘穷过渡’，毛主席都没有松过口。”【59】新条例中维护生产队基本所有制、上级不准抽调生产队的生产要素及不准干涉其生产经营、保护社员私有财产权及家庭副业、按劳动工分加照顾“五保户”的分配办法等较完整的这套制度安排，既延续、巩固了城乡二元体制，保证了国家对农业剩余的汲取；同时也维持了农民低水平物质生活和农村的基本稳定。

　　（四）第四个“六十条”虽经多次修改，但未获中央全会正式通过

　　第三个“六十条”仍然是修正草案，始终没有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因而对其的修改和完善就不可能正式结束。对第三个“六十条”的修改始于70年代初。“1970年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提议修改《六十条》，调查了一下就停了。1972年3月华国锋主持一条一条改，改了一半便放下了。1972年5月召集部分省有关人员开会，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等领导人讲了话，又改了一稿，还有一个修改说明。”1975年，确定计委副主任林乎加负责再改，“搞了甲、乙两个稿子，又停下来了”。1977年10月，“华国锋指示在甲稿基础上再修改”。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以农林部长杨立功为组长、由各部委19人组成的修改“六十条”调研小组。修改初稿完成后，调研小组成员分赴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各地的意见很不统一。中央领导人中，“陈永贵和纪登奎就有争论”。山西省委“另搞了一个《六十条》修改稿送到北京，想以他们的稿子取代中央《六十条》小组改的稿子”，结果“未被中央采纳”。【60】中央修改小组的修改稿于1978年7月报送中央，同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这就是第四个“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61】。

　　第四个“六十条”，仍然是60条，增加了“前言”和“附则”．由原来的9章增加为15章，全文却减少了2000多字。与第三个“六十条”相比。新条例主要的修改有以下两方面：第一，大幅增加譬如“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生产”（第3章）、“农田基本建设”（第4章）、“农业机械化”（第5章）、“科学种田”（第6章）等发展农副业生产的内容；同时增加了“社队企业”（第7章）和“供销和信贷”（第8章）等过去删除或被忽略的内容。第二，将原来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章的主要内容，分解并重新组合为“经营管理”（第9章）、“收益分配”（第10章）和“文化福利事业”（第11章）三章。这样修改的直接结果，是生产队、社员的地位和权益无形中被降低和减少了，比如原来条例中生产队基本核算制的内容被删除，并明令：“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第35条）；家庭副业一章由原来的5条减少为只有1条；删除原来的第八章“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开辟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但其原则通过的第四个“六十条”，在保护农村基层和农民基本权益方面却比18年前的第三个“六十条”明显地倒退了，与此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精神也是相抵触的。随着该《决定（草案）》在次年9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人民公社原有的一些经营管理制度逐步被突破，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迅速发展起来，“六十条”也在无声无息中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对“六十条”研究有关观点的评说

　　多数学者认为，“六十条”的制定及其修改，是毛泽东、党中央在严峻农村形势的压力下自上而下作m的政策调整。近来，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修改和补充，认为普通农民普遍的瞒产私分、消极怠工也对中央的政策调整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间接地参与了中央的决策。如有学者认为：“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开展以来，农民行为总有些超乎预料，并且农民正是以自己的这种超乎预料的行为参与了政策的修改——这是以往的历史研究所容易忽略的。”这个时期中央连续出台了很多纠偏政策，“但在不能满足农民需要的情况下，农民义以他们的消极怠工等行为做出反应，直到下一次政策出台。农民正是以他们的消极怠工行为参与到政府的政策制定和修改过程之中”。【62】还有学者指出：“事实上农民远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制度的被动接受者，他们有着自己的期望、思想和要求。他们一直有着‘反道而行’的‘对应’行为，从而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改变、修正，或是消解着上级的政策与制度。”【63】笔者以为，上述观点用以说明“六十条”的制定及其修改过程也是适用的。

　　事实上，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央的每一次农村政策的调整都与农村基层“反行为”的推动有关。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承认：大公社所有制造成的产权模糊和混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64】。广大农民的抵抗使毛泽东清醒过来。他认为农民的不满“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抵抗你”。这就使毛泽东开始考虑改变大公社的体制。他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65】毛泽东为“六十条”定下的反对两个平均主义的基调，就是受到了广东一名公社书记的启发。1961年1月，广东省五级干部会议上，一名公社书记发言：“十二条”解决了自上而下刮“共产风”的问题，县里向农民刮“共产风”不行了；公社向大队、生产队刮“共产风”，也不行。但是，农村还存在两种“共产风”：一种是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共产风”，生产队之间平调；一种是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共产风”，大家都吃大锅饭。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农村状况的根本好转还是没有希望。陈伯达把这名公社书记的意见向正在广州的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这个意见好啊！我们这次调查研究就是要以这个为纲。解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这是个纲。亲自参与此事的邓力群事后评价说：“这位公社书记的意见起了大作用！毛主席亲自把他的说法理论化了，也更准确了。”【66】在后来“六十条”的制定及其修改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动员全党一定要到农村基层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凋查研究。他告诫公社干部：“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67】

　　关于“六十条”的评价，有学者批评“六十条”没有写入“包产到户”是“一大败笔”，甚至假设：“假如毛泽东的思想再能前进一步的话，尊重、支持农民群众的这种创造，那么，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就将拉开。”【68】这样大胆的假设不仅有违史学研究规范，而且忽视了历史环境对“六十条”的制约。以“六十条”的制定和修改为中心的这次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从后来实施的结果来看，一方面，它革除了大公社体制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即所谓“一大二公”，试图构建一种比较适合农村经济水平、适应农村传统和农民习惯的新体制，使混乱的农村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大部分学者都注意到了“六十条”在这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六十条”要恢复和维护“大跃进”之前已经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以保证新中国工业化的最终实现。有鉴于此，任何不利于城乡二元体制巩固的尝试和做法，哪怕是能迅速改善农民的生活、得到很多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普遍欢迎，也是不可能写入“六十条”的。应该说，能够注意到这一点的学者是不多的。

　　中共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制定的中心任务是尽快实现工业化。以当时中国的条件和环境，毛泽东认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69】。但要获取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农业剩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新中国解决或缓解这一矛盾的主要举措，就是从1953年至1958年逐步构建了“以统购统销为核心、农业集体化和户籍制度为制度支撑的城乡二元体制，确保了长期且制度化的‘以农补工’”【70】。显然，工业化与城乡二元体制是相互依存的。只要工业化还没有实现，城乡二元体制中的刚性制度就不可能松动或取消。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71】。因此，在60年代初，新中国工业化的目标还远没有达到的情况下，想把毛泽东视为对农业集体化构成致命威胁的“包产到户”写入“六十条”，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说：“什么叫工业化？就是说工业的比重要大于农业。现在（1953年——笔者注）中国工业的比重是很町怜的……我们要工业化，必须在50％以上至70％。”【72】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49年是30％；到1962年“六十条”颁行时为66．4％；超过70％的年份是1978年，达到了74．4％。【73】按照毛泽东的理解，在工业化尚未实现的时候。一切动摇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比如“包产到户”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与第三个“六十条”同时发布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指出：“是单干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农业的集体化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些问题是需要回答的。我国农业在实现集体化的过程中，曾经逐年增产，达到过历史上没有过的水平，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给了巨大的帮助。”【74】既然农业集体经济是工业化实现的保证，一切被认为破坏集体经济的举措就必须坚决抵制甚至铲除；不仅如此，就连生产队中社员的“小自由”也被视作对集体经济的威胁予以明令禁止。同理，到70年代末，当中央认为工业化初步实现之时，允许乃至推广“包干到户”也是顺理成章的。

　　杜牧《注孙子序》：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75】“六十条”三次修改对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与凋整，因工业化和城乡二元体制之“盘”所限，都不可能触动公社中的“政社合一”和“队为基础”这两个根本制度。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0—431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2008年，第632页。

　　【3】《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以下再引用此文件时，不再另作注释。

　　【4】《〈关丁建斟以来党的若干所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5页。

　　【6】《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3页。

　　【7】《红旗》1958年第7期。以下再引用此文件时，不再另作注释。

　　【8】《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窒：《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488页。

　　【9】《北京市昌平区红旗人民公社章程（草案）》、《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人民公社章程（草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06-01373。

　　【10】毛泽东1960年12月30日说：“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参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精社，2003年，第1111页。

　　【11】据中央农村工作部1961年8月24日向中央的报告，几年来全国平调物资折款总值为250亿元，如按当时的全国乡村总人口53152万计算，平均每人被平调物资48．89元。而当年农民的平均年消费水平仅为68元（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7页）。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承认：“甘肃每一个老百姓被平调的不是三十元而是六十元，可见甘肃刮共产风的严重程度。刮共产风时，房子被拆掉百分之十二到二十，房子拆掉了，椽子被干部烤了火，这是对农民的掠夺，主席讲，这是地主作风。是的，在我们的农村干部中，确实有像黄世仁、穆仁智一样的人。”（《汪锋同志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九日在省委第一期整风整社干训班上的讲话》，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3-001-0211-永久）

　　【1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99页。

　　【1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7页。

　　【14】《贵阳市乌当区东风人民公社章程（草案）》，贵州省贵阳市农业合作化史料编辑室编：《贵阳市农村合作经济史料》，（87）黔出业字061号，1992年，第919页。

　　【15】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70页。

　　【16】参见《田家英嘉善调查与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制订》，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45—47页。

　　【17】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山东“大跃进”运动》，内部资料，2002年，第354页。

　　【18】《谭启龙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437页。

　　【19】王玉贵、娄胜华：《当代中国农村礼会经济变迁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群言出版社，2006年，第341页。

　　【20】关于大公社分配制度的特征及其弊端，参见拙文《简论大公社的分配制度》，《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

　　【21】毛华初：《访问东塘生产队》，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91-018-0201-永久。

　　【22】《山东“大跃进”运动》，第353—354页。

　　【23】《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11—512页。

　　【24】刘长亮：《关于新民大队贯彻“六十‘条”试点情况报告》，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91-009-01 89-长期。

　　【25】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26】因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而出名的江苏吴江市七都镇开弦弓村是有名的鱼米之乡，20世纪60年代初并未遭遇真正的天灾，可是建立公社不到两年，全村80％至90％的家庭出去讨过饭，共有100多名妇女出去讨饭并留在了临近的浙江山村不再回来了，这其中好些是已婚妇女。开弦弓大队1958年底人口为94-5人，1961年底人口为874人，3年减少71人，净减7．51％（朱云云、姚富坤：《江村变迁——江苏开弦弓村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6、172页）。1961年4月14日，胡乔木向毛泽东报告说：韶山附近的“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到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01—302页）。

　　【2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41—642页。

　　【28】《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452—453页。以下再引用此文件时，不再另作注释。

　　【29】《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2页。

　　【30】全文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455—469页。以下再引用此文件时，不再另作注释。

　　【31】刘长亮、张志华、白云亭：《关于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问题在玉门镇下东号生产大队的调查报告》，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91-009-0189-长期。“十二条”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3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645页。

　　【33】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关于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若干具体意见（草稿）》（1961年4月19日1，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01-01-707。

　　【34】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我省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情况》，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0-02-109。

　　【35】《关于东北地区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1961年3月31日翻印，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91-018-0188-永久。

　　【36】刘万才、何克荣：《关于苍耳王生产队支部领导群众学习六十条的情况报告）（1961年5月12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91-009-0189-长期。

　　【37】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38】1961年3月15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插话：搞家庭副业、自留地，这是经济民主（《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508页）。关于家庭副业的沿革及其作用，町参见拙文《农村人民公社家庭副业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

　　【3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648页。

　　【40】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50页。

　　【41】《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8、270页。

　　【42】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52—1153页。

　　【43】全文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474—491页。以下再引用此文件时，不再另作注释。

　　【44】《在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黄冈地区小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讨论纪要（草稿）》，中共黄冈地委办公室印，1961年4月21日，内部资料。

　　【4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321页。

　　【4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652页。

　　【4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470页。

　　【48】《中共陕西省委关于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步骤和方法》（1961年7月14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91-004-0872-永久。

　　【4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492、493、495页。

　　【50】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76页。

　　【51】《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84—285页。

　　【52】《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518页。

　　【53】中共华北局、北京市委、房山县委联合调查组：《关于吉羊大队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报告）（1961年12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05—00398。

　　【54】《汪锋同志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八日在省委整风整礼干训班作关于当前形势问题的报告》，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3-001-0211-永久。

　　【55】杨伟名：《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8、62、64页。

　　【56】《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稿）”的指示》，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91-018-0249。

　　【57】全文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628—649页。以下再引用此文件时，不再另作注释。

　　【58】侯永禄：《农民日记》，第104页。

　　【5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665页。

　　【60】姬业成：《对农村改革初期两件事的回忆》，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98、99、104、105页。

　　【61】全文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969—986页。以下再引用此文件时，不再另作注释。

　　【62】刘洋：“多重视角下的麻城‘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第45、56页。

　　【63】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礼，2006年，第192页。美国学者斯科特将东南亚地区农民的日常抵抗概括为“弱者的武器”，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他也注意到农民的日常抵抗，“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参见[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弱者的武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64】《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页。

　　【65】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917、922页。

　　【66】邓力群：《参加广州调查和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

　　【67】《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页。

　　【68】谢昌余：《毛泽东1961年农村调查》，《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6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50页。

　　【70】辛逸、高洁：《从“以农补工”到“以工补农”——新中国城乡二元体制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9期。

　　【7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248页。

　　【72】马社香：《毛泽东为什么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陶鲁笳访谈录》，《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期。

　　【73】《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第18页。

　　【7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626页。

　　【75】转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Revision to the Sixty Articles .for Agriculture and Transition of the System for People’s Communes

Xin Yi

　　Abstrac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os in the rural areas brought about by the institutional deficienciesof the excessive scale of the communes constituted the major factor for the birth of the Regulations on the Workof Rural Peoples Communes （or the Sixty Articles .for Agriculture for short）. The revisions for three times of theRegulations were ifoeused respectively on reducing the scale of the communes and production brigades, abolishingpublic canteens and supply system, and changing the basic accounting unit in agriculture, thus negating thecommunes’ system of big size and high degee of public ownership and ultimately establishing the new system ofthree-level ownership with the production team as the basic form. The revisions of the Sixty A rticlesfor Agriculturewere carried out under the joint impetus from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rural grassroots units; theyprovided a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urban-rural dual system and the initial fulfillmentof in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 Sixty Articles for Agriculture; the excessive scale of the communes; economic system; pro-duction brigade

——忆上世纪70年代国家海洋局专家曾多次准确预测地震发生

■本报记者 朱瑞良

记者采访安振声教授（左）

安振声教授获得的荣誉证书

　   “5•12”，一个让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汶川，一个让中国人难以忘怀的地名。正如36年前的唐山，24万多人的生命在瞬间消失，留给生者的是一个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痕。然而，一份尘封的档案却显示了国家海洋局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地震预报的辉煌历史。

   　这要从一份被遗忘的档案说起。

一份尘封的档案

   　偶然间，一份纸张已经发黄了的《唐山地震考察与研究》档案进入了记者的视线，这是1981年6月地震出版社的一本公开出版物，其中一篇署名为“国家海洋局情报所地震室”的论文《利用地震资料和天文周期对唐山地震的分析》提到：“在1975年6月27日，我们在华北地震趋势会商会上提出：1976年下半年和1977年上半年，华北地区可能出现一次相对的地震活动高潮，震级可能为6级以上……”

   　这就意味着，在唐山大地震来临的一年前，当时的国家海洋情报研究所地震室就提出了关于华北地区的中短期地震预报。

   　在该文和1973年的《科学技术重要成果汇编》中，记者进一步看到该地震预报方法的介绍：“该方法是一种与预报海洋潮汐相类似的方法。”“地震的发生与该地区的地质构造特点、地球本身的变化有关，也与天体运动及其变化过程有关，即是内外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地极移动、地球自转速率的变化，以及太阳黑子、耀斑等都可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力的形式，而对地壳发生影响，当其超过组成地壳的岩层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时，在那些构造薄弱的环节，就会突然发生断裂错动，从而产生地震。”该文还指出：“由于大地震与天体运动有关，所以较大地震活动在时间上存在某些周期性。”

   　这些结论与当前地震预报学界普遍主张的“地震是地壳出现突然的、快速的运动的结果”，“地震的情况非常复杂，很难寻找规律”，“地震不可预测，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有着较大的思路上的差别。

国家海洋局开展地震研究

   　国家海洋局怎么会设立地震预报部门？后来又怎么撤销的？记者带着诸多的疑问，专门查阅了国家海洋局海洋情报所的文书档案，找到了国家海洋局成立地震室的相关文件，并顺利地采访到了当年该地震预报方法的创始人之一、已退休多年的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安振声教授。

   　据安振声回忆，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了大地震。周恩来总理在余震中亲赴灾区，慰问百姓疾苦。当天，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地质部、石油部、国家测绘局、国家海洋局等5家单位立即派人到现场去实地考察与监视震情发展，开展地震科学研究工作。当时，安振声是国家海洋局的代表之一。

   　相关档案显示，1967年3月18日，国家海洋局根据国务院指示，为地震预报提供资料，制定并上报了“平均海平面变化与地震关系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在“规划”中，确定组建地震研究室及课题研究的具体内容、任务等，地点设在位于天津的国家海洋局海洋情报所（即现在的国家海洋信息中心）。1967年11月11日，国家海洋局正式决定成立地震研究室，隶属于海洋情报所建制。据安振声回忆说，当时的国家海洋局地震研究室有24人，主要工作是研究地震预报。

   　地震研究室成立后的数年内，开展的应用历史地震资料与天文周期分析方法预报地震的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实践证明该成果对大于5.5级的地震进行中期预报有一定的效果。该研究成果被刊入中国科学院出版的1971年、1973年、1974年的《重要科学技术成果选编》中。

   　1972年12月，根据国家海洋局“地震海啸的预报和研究”工作计划，地震研究室搜集了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地震海啸、国外大地震及地震海啸等资料，并进行实地调访。经一年多的分析研究，完成了“关于地震海啸及西北太平洋地震、地震海啸的情况”研究报告，认为：在我国沿海海域不易发生地震海啸。该研究成果报告于1973年1月上报了国家海洋局、国家地震局和国务院办公室。

   　1974年4月，情报所向国家海洋局、国家地震局上报了“平均海平面变化与地震关系研究”阶段成果，说明由于当时海洋科学技术水平所限，对影响海平面变化的天文、水文、气象等因素尚不能基本消除，其未能消除部分远远大于地壳垂直形变的量值；潮位观测站及其布局远不能满足课题研究的要求；地震发生是综合因素所致，用平均海平面变化这单一手段是不可能准确预报地震的时间、地点和强度的。

   　1974年4月至6月，该地震研究室郑文振、安振声在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召开的地震形势会商会上，对华北及渤海地区1974、1975年地震形势作了分析预报，提出了“渤海北部可能发生大地震”的意见。随后和辽宁省地震办公室等部门一起加强研究，提出了更有操作性的意见。当时的国家地震局专家汪成民对该意见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吸收到他的地震预报意见找那中，辽宁方面根据汪成民的意见认真抓临震、前震现象，成功地预报、预防了1975年2月4日海城7.3级大地震。

震前两天预测将有大震

   　1975年6月27日，在华北地震会商会上，该地震研究室利用地震资料和天文周期分析的方法，对华北地区地震活动趋势进行反复精确数值计算，结果发现，1976年下半年与1977年上半年的华北地区，地震活动趋势曲线均有高于平均值的异常。据此，安振声等人提出：虽然海城发生了7.3级地震，但地壳能量释放得还不够，1976年下半年和1977年上半年，华北地区可能出现一次相对的地震活动高潮，位于唐山——迁安的开平盆地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最大，将有一系列的地震，最低限度在6级以上，上限不封顶。1976年4月29日至5月3日，国家海洋科技情报所安振声、金承钟等人赴唐山考察，发现了大量的地震前兆，进一步验证了大震即将来临的预报意见。安振声曾于当年的7月26日，到国家地震局向局长反映了“唐山大震即将来临，应该尽快会商发布预报”的意见，但因种种原因，该意见未见结果。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5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地震，造成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重伤。而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领导私下得知了有关地震预报，及时采取了防震措施，竟无一人死亡，创造了“青龙奇迹”。

   　1976年6月22至26日，安振声参加了“四川龙门山中南段地震趋势会商会”。在会上，安振声根据他的研究成果，力排众议，独立提出了预报意见：1976年四川地区将有6级~7级地震发生，较大可能发震时间是7、8、9三个月，较大可能发震地点是黑水、松潘、剑阁一带。结果在1976年8月16日和23日，在松潘—平武一带发生了两次7.2级地震。由于震前有警惕、有预防，均未造成人员伤亡。据有关专家对同类级历史地震的灾情统计分析，这一预测当使10万人左右免遭地震之灾。

   　但这些辉煌业绩光环，随着唐山大地震的到来，逐步暗淡直至消失得几乎无影无踪了。据有关地震专家回忆，当时国家地震事业走向低谷，同时地震预报逐步脱离了专群结合的轨道，走向了主要依赖国外进口仪器开展专业化监测的道路。以至近年来有不少地震专家提出质疑：“地震局不搞预报，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在这种大气候下，国家地震局以外单位的协作地震研究显然就没有生存的环境。据有关档案显示，1980年8月，国家海洋局下属的地震研究室解体。

“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当安振声教授给记者拿出1985年和1986年国家地震局颁发的“1976年松潘、平武7.2级地震中短期预报”、“1975年2月4日海城7.3级地震预报”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证书的时候，老人的眼睛湿润了。他声音颤抖地说：“非常伤心……唐山的灾难完全可以避免……抓一个大地震是不容易的，很多人要用多少心血啊！”

   　谈及我们当前的“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防震减灾方针时，安教授深感遗憾：“我亲耳聆听了周恩来总理讲述的28字地震方针：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如果只重视局部，只走专业化的路子，不搞专群结合，就是死胡同。”

   　“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安教授这句斩钉截铁的话，再次让记者想起深受质疑的地震预报是“世界难题”“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的说法，不禁感叹地震预报事业的辉煌何时能够重来！

该文已发表在5月9日的中国海洋报

链接：http://epaper.oceanol.com/shtml/zghyb/20120509/78792.shtml

作者投稿

　　今天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诞辰114周年纪念日，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以及世界各地的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都发自内心永远地怀念他，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想到周总理的对手之一基辛格去年到重庆听红歌，历史毕竟是动了。我们缅怀周总理的治绩和历史地位，学习周总理的坚强党性和深刻历史观。在我们心目中，主席里可以称之“伟大”，只有毛泽东。总理里可以称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有周恩来。

　　中外对周恩来的评价资料、汗牛充栋，这里不再作更多补充和评议。只想强调一点，如同井冈山时期的朱毛一样，建国后十七年的毛周，已无法再被任何别有用心者拆开。中国崛起，实际上在1972年由毛周带起。该年2月28日公布的《上海公报》行文巧妙，构思精心，周恩来和基辛格独辟蹊径，找到了促进中美联手防止苏联霸权主义的办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文革发动伊始，虽然由中央文革强势主导，但由于他（她）们对内政、经济、外交的相对经验欠缺，毛主席仍让周总理扮演极其重要角色。只是在文革路线走向、方针及口号制定上，周就难以著刀。在辅佐毛主席因应革命运动衍生的动荡，乃至局部危机事态，周总理不时担当润滑剂、甚至灭火器的能量，例如处理英国代办处被烧事件。协助毛主席带领国家屡过惊涛骇浪，成绩斐然，周恩来在党和国家已留下典范，是中国近代史及中共的宝贵资产之一。

　　呼唤“周总理，您在哪里？”仍然有巨大现实意义。如今，像周恩来这样期许自己两袖清风，要求亲属与平民无异的政治人物越来越少，垂涎先富、极富生活的官员却越来越多，台上者并未切割下台者贪腐印记，导致那1%权贵、富豪和利益集团们极大地挥洒舞台及平台更华丽合法。一时掌控权利的人，何时也会拾起自己消逝已久的经世济民之心，不是眼泪，不是作秀，真正像周恩来那样去改善社会诸多不公正正义之处？真正像周总理一样，对平民百姓时诚心倾听，对财团巨商则应警戒以对。周恩来其操守，应变能力无惧质疑。做人做到周总理那样，很不容易哟。当然，人无完人，周恩来在这篇讲话中，有些是值得商榷的，例如对贺龙的评价。但周总理有承担责任的勇气，见之于他在贺龙平反后的言与行。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周恩来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他。

　　对比周恩来的清廉，反腐在民众眼中看成不够给力，乃这些年在决策摇摆时错过若干极有利时机和机遇。人民尤其无法忍受官员与富商过于亲密的政商关系。官方“中金公司”是央企，“发展研究中心”是领导智囊，它们和佐利克、索罗斯这些富豪代表人物过从甚密，民众疑虑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被挥霍掉，当然有道理。看国外，英国前国防大臣因其密友和军火商纠葛不清而引咎下台，至于意大利民众踢掉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不是怒他性派对、性嗜好，而是老贝的治国路线有问题。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中国还有那么多民众认可王立军的打黑业绩，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其心或可责，其罪未必成。官方也说王还是全国人大代表，“请假”不开会。人民更在乎官员的惠民实事，不完全在意个人品行出身背景。美国总统是半个黑人，冰岛总统是女同性恋者，苏格兰保守党魁不仅是女同性恋者，还是职业拳手，英国首相出身贵族公校。一句话，天底下统一的社会规范并不是太多。

　　经过30多年变迁，中国政治在意识形态、党章教义与治理现实之间出现了鸿沟，甚至危机。工农大众对改革的期待，已逐渐消失殆尽，他们发现党和国家和路线突然之间成为民生好坏的决定因素。自由派制造恐慌，说中国经济硬着陆就有大麻烦，改革是良方，不搞就攸关执政合法性，死路一条，听来莫测高深。众多省市“领导拼经济，亲属做生意”，形成对比是村镇居民抗拆迁，复退军人求福利。再形象地比喻一下，一个人外表固然重要，但生命更甚之。有的人为整形而丢命，很二。人体内部出毛病的部分，绝对远多于“外形欠佳”。“救丑不救命”，这样说不仅适用于医学，也适用于党的路线。体制内外那些“改革”呼吁，说的是大家都知道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之事，反衬出挂“南巡”之羊头，卖“胡赵”之狗肉的模糊遮掩，活生生就是国王没有穿衣的翻版。

　　庙堂某些人沉迷于过去九年GDP亮眼，如今当“跛鸭”心慌意乱，与人民常识脱节久矣，求助于世界银行只是一个表征。因此，某些人虽点出经济停滞，但是归咎于没有政改，某种程度是挑小放大，且南辕北辙。庙堂点石成金，亲朋纷成巨富。对比周总理严于律己及亲属，有些党员就是不汗颜？！

　　针对某些人热捧“笨蛋，问题在经济”这并不尽然属实的话，须回之以“笨蛋，问题在路线”。执政党的修辞学，有时确实需要重整。希望周恩来的讲话提供给大家许多省思。

　　周恩来同志辅助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2012年将迎来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华民族行进风雨，仍屹立世界东方；中国共产党多灾多难，仍存在振兴希望。“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当年，毛泽东同志以及无人能及的洞察力和高瞻远瞩，指出中共党内有资产阶级，有走资派。他的许多预言，在他逝世36年后仍被验证是正确的，是贴切历史脉动的。新年伊始，神州大地各种思潮的碰撞，各种事件的发生，说到底，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在延续，丝毫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回顾1971年5月10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总理百忙之中亲自出席，向中央、各省市、各部门负责人讲述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现在读起来，仍然感到很亲切，感到总理还在我们身边，他的光辉形象跟随日月，行走致远。今天，将这篇关于路线斗争讲话公布于众，更有启发性，更有现实意义，就作为对敬爱的周总理诞辰日最好的纪念物吧！

　　周恩来讲话内容

　　讲几句党的路线斗争。上次没有详细讲。五十年纪念文章不好写、写成党史太长，现在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在起草。毛主席说：路线问题“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们党是多灾多难，千锤百炼才形成光荣、正确、伟大的党，才形成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的领导。无产阶级的江山确实来之不易。年老的剩不多了，不要忘记过去。特别是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北伐胜利以后，是两次右倾、三次“左”倾。从第一次大革命讲起，我们党是从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以后诞生的，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中生长的。这时，中国已经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名义上是孙中山领导，实际上是我们党领导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共产国际派人来了，鲍罗廷执笔，我们党参加了，我也参加。是按我们党思想写的。但是党还年轻幼稚，没有成熟到能胜任领导革命到胜利。虽然国际有指示，那是人家的经验，但自己没有经验。虽然已经形成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但是没有被党所公认。陈独秀当时最多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左派，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说起来好笑，北伐战争他就反对，实际上北伐战争起来以后，从广州打到武汉，群众运动迅速发展，当时起主要作用的是叶挺那个团。共产党员很多，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所向无敌。可是陈独秀却不承认党能领导土地革命，认为最多只能搞减租减息，武装斗争他也反对。陈独秀对创党是有功的，但是比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还不如，十九世纪普列汉诺夫还是把马列主义介绍到俄国的，他的有些著作现在还要读。陈独秀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共产党宣言》等几本书不是他翻译的。所以到了关键时刻就不行了，离开党就搞托派。“八七”会议也有缺点，本来应该找他，但是没有找他。他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不去，只有联系。一九二八年春在莫斯科开“六大”，请他也不去，以后变成了托、陈取消派，由极右变成了极“左”，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成功了，等资本主义发展了，再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他不赞成搞农村武装斗争，反对搞农村根据地，这个思想现在还有。不要看托洛茨基死了好久，但是在亚非拉和工业发展的国家，也还有极“左”思潮。例如亚非拉不搞民族民主革命，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不反美怎么搞社会主义，等于帮助美帝。“八七”会议毛主席参加了，但不是毛主席主持，是瞿秋白主持的，毛主席代表正确路线，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和武汉独立团上井冈山。在这以前，有“八一”起义，毛主席说：“八一”起义打响了第一枪，所以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节。“八一”起义参加的共产党员特别多，方向是对的，但是路线、政策有错误，一是以城市为中心，不在江西农村打游击，要打广州，打汕头；二是依赖外援，不是自力更生，就地搞武装斗争，而是依靠外援。当时共产国际也有指示，当然主要还是算我们自己的账。那时苏联也的确派了船来，送了五百万美元，几千条枪。但是国民党派了中山舰监视，根本无法联系。中山舰还派了部队登陆，只有一个排警戒，一冲就乱了。我本来要到前线去的，因为要等张太雷同志，等外国船，没有去，好处是三河坝留了二十五师两个团，师长周士第胆小，朱老总带了第二军一个营在那里，他是旧军队过来的，能打烂仗。他拍了胸部说：“跟我走”，不然，还没有人带。陈毅同志还是团党代表。所以朱德同志还是有一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到中南海贴了很多大字报，说他不是红司令，是黑司令。毛主席看了很生气，说这些年轻人不懂事。尽管他反对过毛主席，但以后还是跟了。张国焘搞分裂，他也反对。井冈山会师应当写，选朱德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应当选的。古巴代办到井冈山，没有看到介绍朱德和八一起义剩下的部队，提了意见，他说：不管他反对过毛主席，但是写上去更能显示毛主席的伟大，更能显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毛主席看了，认为他比我们有些同志更有见解，不要以为卡斯特罗修了，就没有好人了，古巴出了卡斯特罗，还是有很多同志要革命的。

　　秋收起义到井冈山，还有方志敏同志在那里，今天黄知真同志在座，黄道同志（注：黄知真的父亲）当时就参加了。他是不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黄知真同志答：他不是）？在座的王首道同志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还有韦拔群同志，他在广西搞了红七军，闽西有邓子恢、张鼎承同志，邓子恢以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打开闽西局面也是有功的。鄂豫皖是郑位三，湘鄂西，真正的洪湖的头头不是贺龙，而是段德昌，武汉空军傅传作同志可以作证。“七·二O”事件我到武汉，找到他才弄清楚。段德昌同志后来肃反时被贺龙杀掉了，现在平反了。湘西是贺龙去搞的，他原来在那里当过土匪。但是基础好的是洪湖。“洪湖水，浪打浪”，这个剧本否定了，但是今天洪湖的人民还想念当时的红军，想念段德昌，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还有广东、广西，广东是海陆丰，本来也好，但是有些盲目，产生了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不依靠群众，只靠几根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靠枪杆子是对的，但是不靠群众，抓枪杆子也不行。那时有几个口号：一是杀杀杀，二是烧烧烧。烧房子群众也不赞成，杀人太多造成恐怖，地主也是劳动力嘛，有的地方群众没有发动，也烧房子，杀地主，出个布告成立苏维埃政权，可是人没有。盲动主义时间不长，主要是十一月扩大会议处分了一批中央同志。没有占领大城市的都要给处分，连毛主席也处分了，传到井冈山就说党籍都开除了，不是党员，不能当政委，当不了毛委员，就当师长，开除党籍是记错了的，但的确给了警告处分。“八一”起义失败要给处分，连井冈山也要给处分。当时还有个理论，就是“不断革命”。广州暴动就提出要搞无产阶级革命，成立苏维埃决议上就有这个话。中国民主革命没有完成，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要由无产阶级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当时不理解，把托派的思想接受过来了，城市白色恐怖很厉害，大批党员被杀，也有退党的，带头退党的是施存统，有的跑到第三党去了，分化了，坚持的坚持，牺牲的牺牲，叛变的叛变。盲动主义行不通，站住了的就是接受了毛主席思想的。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时间结合最好的是毛主席，是井冈山。但是其他地方，只要埋头苦干，积蓄力量，也有成绩，那时各个根据地之间也没有联系。

　　盲动主义也有现实主义，即所谓格瓦拉思想，格瓦拉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左派，读了几年马列的书，同卡斯特罗一起，但是同卡斯特罗不一致，不赞成卡斯特罗同苏修妥协，走的那么远，又不愿分裂，于是跑到玻利维亚去单干。他是盲动主义，拼命主义。他的理论叫做“游击中心主义”。这是我们翻译的。按原文直译是“游击焦子”，就是放大镜在太阳下聚的，那个焦点，意思是点起一把火可以烧起来。他把“星火燎原”的意思给完全歪曲了。放一把火也要有草，才能烧起来嘛！格瓦拉临死前的日记，卡斯特罗还写序言，讲得最清楚，完全脱离群众，他从古巴，从阿根廷搞了几百人转到玻利维亚，身在小山，到处碰壁，被反动的军队围攻，甚至因为害怕群众报告（群众不知道你干什么的），把群众扣起来作俘虏，脱离了群众到了极点，他是阿根廷人在古巴打游击，遇到一个机会搞成了，就迷信那一套，古巴也是有个群众英雄的，同时当时美帝也缺乏警惕，所以有时客观条件成熟了，主观上也有偶然性第一次搞成了，第二次不一定搞成。格瓦拉思想在亚非拉还相当时髦，我过去不清楚，有一次同智利的代表谈话，他说他儿子房里挂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一张是格瓦拉。他们惊奇，格瓦拉怎么有毛泽东同志一样的威望，后来一打听，农村也有这种情况。很多地方，美国情报局就利用格瓦拉的名义。比如锡兰就是这样，最近朝鲜驻锡兰大使馆被撵走也有这个原因。古巴在锡兰没有大使馆，是驻印度大使兼的，古巴大使馆就把关系转给朝鲜大使馆，朝鲜大使馆不了解情况，同他们来往。锡兰群众也不满现状，但是这不是班达拉奈克夫人一个人负责的，主要是以前右派政府搞的，班夫人还有点民族主义，是中间偏左。因为他们打着偏“左”的旗号，参加的人不少，有上万人，杀几个就上山。据说现在已搞下来了不少，还有少数在山上。朝鲜大使馆不懂，接上了关系。印度的马宗达（（注：印共（马列）领导人））也有这个危险，尽管他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也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其实，就是在锡兰来说，还是要搞民主革命，不能超阶段。这种情况，在亚非拉还可能出现，一是有托派思想存在，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日本也有格瓦拉思想、托派思想，美国也有，有些地方极“左”思潮的头子，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

　　“六大”的决议，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纠正了盲动主义，这是对的。缺点是没有对资产阶级作具体分析，没有分清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未作足够的估计，甚至上层小资产阶级也不争取，地主、富农一样看待，表现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是毛主席思想，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肥补瘦。当时“左”倾盲动主义，在湖北、江西都有影响。

　　如果说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极“左”思潮，那么立三路线就是一九三O年红军取得胜利产生的极“左”思潮。立三路线不是外国来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国产，托派是外国来的。盲动主义也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立三路线是土货，提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抗战期间这样提，建立根据地，推向全国胜利还有可能，可是当时没有这个可能。立三硬要江西红军打下九江，截断长江，会师武汉。正好碰到一个机会，打长沙打下了，立三就发了疯，下令二方面军，鄂豫皖红军打下宜昌、沙市，截断长江上游，会师武汉。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争取一省首先胜利，就是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就是世界革命总爆发。”立三路线时间不长，只有三个月，但是损失很大。第二次打长沙就没有打下，当时共产国际倒是不同意这样做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是积蓄力量，还是比较对的。李立三说：“打下武汉再同共产国际算账，”“武汉打下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来了，共产国际也得听我的。”真是狂妄得很。可是后来又变得很软弱了，纠正了立三路线，是他到莫斯科学习，斯大林审干的时候，把他抓起来了。“七大”之后，看到我们选他当中央委员，又把他放出。他的老婆是苏联人，可能给了他任务回来的。苏修二十大的时候，我们同赫鲁晓夫讲过，斯大林找过一些中国人做情报，当时还不承认，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应该把这些情况说说，告诉我们党，他就不肯。文化大革命中，立三自杀了，可能有鬼。我们曾劝他同他老婆离婚，他总是不愿意。瞿秋白被捕后，写过《多余的话》，像李秀成的供词一样，戚本禹写过一篇关于李秀成的文章，就是证明李秀成是叛徒。不能因人废言，这篇文章还是对的。瞿秋白的这篇东西，一九六三年找到文本，北京解放后，因为同刘少奇无关，所以彭真没有隐藏，很容易找到了，现在还在档案馆。开始有怀疑，以后证明是他写的。登在香港报上。鲁迅很谨慎，纪念瞿秋白出了一本《海口述林》，只搞了他的翻译文，没有用他自己的著作。

　　共产国际纠正立三路线派人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定要由共产国际派王明，博古是共产国际信任的人，硬要把他选进来。我也有责任，当时我也是中央常委，总书记是向忠发，这个人实在不行，向忠发当上总书记是在莫斯科开“六大”的时候，两个大知识分子吵架，一个是瞿秋白，代表“左”的，一个是张国焘，代表右的，张国焘怎么代表右的？“八一”起义时，他反对起义，周士第这个师有一个团没有赶到，他就不赞成起义，现在查明，他在一九二五年在武汉被捕，就供出一些人。他说要等到张发奎到了才起义，张发奎怎么能起义呢？他是汪精卫的人。蔡廷锴参加了起义，他那个师是归叶挺指挥的，当时叶挺有两个师，二十五师、二十六师，是我们党领导的，蔡廷锴走到杭州就往东跑了，也是不能跟我们走的。那时我们同张国焘说张发奎是不能靠的，吵了一架，还是决定起义。“六大”的时候，算了这笔账，两个人对吵，你说我是盲动主义，我说你是机会主义，当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就说：“你们两个大知识分子吵架，我就派一个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话也没有错，但是我们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主要是党的领导，要人民解放军，那时没有人民解放军，但是要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在武装斗争中经过考验嘛！当时没有思想，布哈林也是不同意发展游击队的，他说过：“游击队多了会把农民最好的老母鸡吃掉。”他就是自己不动手，三队思想“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所以最后选了向忠发，当时我们没有顶住，“四中”全会之后，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还“左”，他批立三路线只批右，说他是形“左”实右。其实立三就极“左”的了，王明路线比他还“左”。延安整风时，看他写的《为布尓什维克化而斗争》就清楚了。还是提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一到江西就要打开局面，要打赣州没有打下，四中全会我参加了，后来因为顾顺章投敌叛变，上海保不住，我们统统不能出去，离开了。当时还消灭了一些人，主要是为了保存秘密党。现在看来，单纯依靠特种部队杀几个叛徒也不行，当然对危害很大的叛徒杀几个是必要的，以后上海党组织受到破坏也是这个原因。这个经验还没有很好总结。抗战期间，白区采取单线联系，就保存了一些党员，审干时审查了一些假党员，包括廿年代上海周扬他们的假党员在内。下面这是有好的同志，有的同志没有接上关系，比如江青同志从北方到上海，没有接上关系，就是群众隐藏起来的。

　　四中全会是一月开的，到了九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之后，应当号召抗日，但是不以抗日为主，还是提“保卫苏联”，真是离题万里。在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同苏联打仗的时候，还可以这样说。“九一八”以后，就不能这样说了，不提抗日，还要提“武装保卫苏联”。后来临时中央撤到江西，请了一个外国人李德来了，就更“左”，打仗是更打更拼。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粉碎碎了一、二、三、四次围剿，第五次围剿没有打破。王明路线时间最长，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整整四年。我有责任。当然他们得到了国际支持，但主要还是检查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能认识、能有毛主席所说的不怕老婆离婚，他们也不会那样顺利，当然也可能把你开除中央，但是多有几个坚持正确路线。结果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我们说长征是伟大的诗篇，二万五千里走了一年，其实长征是被迫的，能在江西站住何必长征，而且开始也没有打算到陕北，是中间才转到陕北的。在长征途中又遇到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四方面军的同志是好同志，是要革命的，但是张国焘搞分裂。会合时他问一方面军有多少人，我老老实实地说只有二万多人，他惊奇得很，那时他有八万多人，看不起我们，首先就闹，我们让他，我的总政治委员让给他做。他要改编，我斗争，他反对北上，北上本来可以不过草地，打下松潘比较容易过，可是张国焘硬要过草地，走岷山川西。就是岷江水坝，都江堰那个岷江。草地是少数民族，同群众的关系不容易搞好，二是胡宗南在松潘，到草地分开了，我们北上张国焘又想截断我们。这件事叶剑英同志立了一功。他当时在张国焘那里当参谋长，看见电报，就在一大堆电报中，把这份电报抽出来揣在口袋里，立即跑来报告毛主席，毛主席下决心。当时拉出来的只有八千人，以后二、四方面军（注：此段不清）……

　　可是张国焘要到新疆去，同苏联取得联系，在那边称霸。在河西走廊损失很惨，只剩下李先念的一部分几百人了。一、二、四方军会师的时候只有二万五千人。抗战开始报了四万五千人，实际只有二万五千人。而所以能保有这个力量，主要是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批判了“左”倾路线，那时还没有同张国焘会合，红军还有四万人。蒋介石在贵阳，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接受了毛主席意见，所以选他代理了博古的工作。从军事路线纠正后，实际上也纠正了政治路线。中间虽然有张国焘，最后还是北上了。张国焘以后跑到西安，投降胡宗南，他怕胡宗南，还是投降胡宗南，只带了一个警卫员，胡宗南将他送到武汉，他要警卫员将枪交给胡宗南的副官，警卫员不干，跑到八路军办事处，连警卫员也没有带走。证明一个人只要离开党，离开群众，离开毛主席，就必然失败。

　　第三次“左”倾路线失败最惨，我要负责。虽然那时主观上革命，但是路线错了，造成损失。我是主观上也没认识嘛，所以说错误路线，必然带来错误的组织路线。陈独秀的家长制，瞿秋白的处罚主义，王明的惩办主义，只有毛主席的指导，经过延安整风，才将这风扭转过来。

　　抗战起来了，又出现了路线问题，是独立自主，依靠自己，争取蒋介石抗日，还是依靠蒋介石。我们提“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是有条件的，就是抗战到底，主要还是独立自主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依赖蒋介石，还不是同蒋介石一样，越打约少，开始就有争论，但是毛主席起决定作用，毛主席一说话就解决了。一九三七年太原失守后，王明回来了，说他带来了国际路线，其实根本没有讨论过，康生同志证明没有讨论过。也没有详细同斯大林谈。他把共产国际的错误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带来了。一九三八年下八年，王明路线影响长江流域数省，武装斗争没有很好发动，华北彭德怀、山东郭洪涛、新四军项英，都受到影响。在这个问题上，陈毅同志是对的，他带部队过江，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虽然他反对过毛主席，游击战争这是一功。饶濑石不是好人，皖南事变几乎要投降，开始逃跑了，以后回来，要叶挺去谈判。叶挺说：“去谈可以，但是去了就回不来了”。结果叶挺被捕，直到是政协的时候才放出来。叶挺这个同志虽然脱离党一次，但也不完全是他的错误，广州暴动要他做红军总司令，事先又告诉他，要他当总司令，又不信任他，结果一气跑到国际去告状、国际不理他，不同他谈，又一气跑到法国，同第三党发生了关系。长江流域，皖南的新四军，是王明断送的，华北也受他的影响。

　　南昌起义我要负责，上海起义我也有责任，虽然主要是罗亦农负责，但我是指挥。上海起义了，夺取了武装，但是受了骗，上了当。国民党开始是刘峙，以后调走了，调来了一个叫周凤歧的，是后来被蒋介石在台湾杀掉的那个陈仪手下。还有一个姓习的，说是要谈判与工人纠察队合作的问题，一边谈，一边把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了，当时领导人都不在家，回来的时候，只有十几条枪了，要反击，也没有力量了。“四一二”事变受到惨重损失，教训很沉痛。如果把工人纠察队拉到农村去就好了。当然，工人到农村也有困难，但你留在城市里还不是缴了枪。南昌起义，上海起义，两次王明路线，错误很多，从江西起，毛主席总是教育我，挽救我。革命快五十年了，我不是一九二一年入党，是一九二二年入党的。我入党介绍人现在都还在，一个叫张审府，后来叛变了，一个叫刘清扬，这个也叛变了，还登了报。陈伯达这个人，对自己的历史紧张得很，他跟我说，曾在天津被捕，到北京保释就医，说过多少次了。大家都知道了。我说你何必紧张？以后他同别人说：“周某人的入党介绍人是两个坏人。”其实，介绍人是好人也管不了你，我从来就承认他们是介绍人的，他们两个也承认。尽管革命快五十年了，犯了错误，是严重的教训。王明路线纠正以后，整风是受益最大的。如果说古田会议是建军建党的关键，那么整风就是更大的胜利。

参考资料：周恩来讲话的时空背景（摘自《周恩来年谱》）

　　1971年1月，得悉在内蒙古插队的侄女周秉建参军后，即委托工作人员了解此事，并与邓颖超商量将周秉建送回内蒙古牧区，说：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不许变动。华北会议期间，又向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询问有关情况，告已将周秉建退回原地。

　　2月18日，将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送毛泽东阅。简报第四条反映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这两段史实提出意见，认为这样讲外国人不容易理解。毛泽东阅后批：“第（四）条提的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2月2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江青传达了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人的批评。周恩来以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联系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教训，作了长篇发言，提出：在政治上犯路线、方向性错误，认识和觉悟总是要有一过程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在周恩来引导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其他政治局成员也作了检讨。会上海通过了中央转发毛泽东十九日关于批陈整风批示的补充通知稿，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2月23日，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帮助军委办事组成员“变被动为主动”过程，并告：黄永胜等都作出了检讨，正在写书面检查。

　　2月26日，阅批北京外国语学院清查“五一六”情况报告，在“少数坏头头还交代了几起妄图谋害总理的阴谋”处加注：“这不过是谈谈而已，并未实行，不要作为重点去追查。”

　　2月28日，就中央军委办事组二十六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检讨报告致信黄永胜，提出：“如果军委办事组这个报告，不提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检查，事情的发展就好像接不上；而你不在这报告上单独写几句，也对主席的几次提示和批评，难以交代，时间也耽搁了。报告上还应写几句，在军委办事组开会后，各总部、各军兵种都在继续进行批陈整风，情况如何，也应写上。”同日，黄永胜按周恩来信中要求，补充了有关内容。三月一日，毛泽东对该报告阅批：“很好。有了主动，力求贯彻。”

　　3月2日，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在谈到一九六七年火烧英代办处一事时说：英代办处房子是被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这种做法的。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新居，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方面负担。在谈到两国升格大使级外交关系时，指出：障碍主要是英国在台湾仍没有领事馆，以及英在联合国关于恢复我合法席位问题上“脚踏两只船”的态度。为什么英国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一定要跟美国一致？结果法国走在前面了。又说：过去，我提出过在香港设官方代表问题，英方没有答复；而现在英却坚持在我台湾省有一官方机构，这是矛盾的。

　　接见日本藤山爱一郎及所率访华团。在谈到“左、中、右”问题时说：哪个党都有“左、中、右”。总有进步的、落后的、介乎中间的思想和派别，这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此外，还有一个变化问题。今天是左派，明天思想落后了，变成了右派；原来是右的，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也可能变成左的。所以，人的思想也是要转化的，这并不奇怪。

　　3月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越问题及国内有关省、市、自治区工作情况。会议商定，在周恩来出访期间，中央日常工作分别由姚文元、李先念、吴法宪主持，需面商的要事向康生报告，重大问题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当夜，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商定的意见，毛批示：同意。

　　3月2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李德生、纪登奎起草的在北京军区直属单位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总结讲话稿。会后，致信毛泽东、林彪，告：李、纪二人的意见“是对的，符合主席历来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教导”，并可避免“造成层层点名的不良影响”。

　　3月23日，收到毛泽东批来的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书面检讨。毛泽东通过江青转告说，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下午，周恩来与康、江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进一步批陈，并联系自我教育。回报毛泽东后，毛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

　　3月24日，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作出批示，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下午，毛泽东约周恩来等谈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检讨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事情就出在没有调查。同时提出，吴法宪、叶群二人也需重写检讨。次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

　　3月29日，致信毛泽东，告知准备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前往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并说，现吴法宪、叶群也在重写他们的检讨。又告：我们外出两天，拟仍按上次外出规定，党的宣传组织工作由江青、姚文元负责，政府事务由李先念负责，军委工作由刘贤权、阎仲川商办。当晚，前往北戴河。

　　4月1日，到毛泽东处开会，汇报北戴河之行情况。

　　4月3日，约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等人开会，讨论中央关于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通知事。会后，为中共中央起草开会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批准后于五日发出。

　　4月5日，就起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文章事批示：主题就照毛主席常说的写，即党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的。“代表这条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路线的，全世界革命党和革命人民都已公认的，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是他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他为之奋斗五十年而始终如一的革命路线。”

　　4月7日晚，接见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和援外工作会议代表，就对外政策等问题发表长篇讲话。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工作时，指出：由于当时忙于对内，对外事注意不够，出了一些乱子。有一些坏人钻了空子，利用极左思潮，搞了极左行动，如“火烧英国代办处”、外交部“夺权”等。此后即集中纠正强加于人的极左口号和极左行动。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开展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乒乓球队开始。我今天请这么多人来，就是为了让大家胆子大一点；但胆子大，不是搞极左。关于对外宣布问题，强调：要具体对象具体研究，不能千篇一律，一定要有的放矢。讲话还以严于责己的精神介绍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指出，党的历史应当经常讲。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纪登奎、张才千二人参加军委办事组，为该组成员。

　　4月10日、11日，同巴基斯坦总统派遣来华的巴外事秘书苏尔坦举行会谈。十一日，致信毛泽东，汇报东、西巴基斯坦分裂后巴国内的政局，以及十日与外交部党组成员研究的意见。

　　4月11日，毛泽东将吴法宪、叶群二人重写的检讨批转给周恩来，告：“我已看过，可以了。”并要求连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次日及十四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按毛泽东批示意见，商定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具体安排和会议文件，主要有：印发黄永胜等五人检讨及毛泽东有关批示；在参加会议人员中增加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等；印发陈伯达罪行材料及各地有关批陈文章。

　　4月14日，接见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应邀访华的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乒乓球代表团。在同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谈话时，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古话，对他们表示欢迎。最后，周恩来请美国客人回去后，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

　　4月15日，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讲话中回顾了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开展批陈整风的过程，说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几次失掉自我教育的机会，在毛泽东一再督促下，才作出检讨。针对军委办事组一直批陈不力的问题，主动承担了自己督促、帮助不够的责任，希望在庐山会议上犯有错误的同志，能够联系实际，搞好自我教育。指出：我们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会上，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

　　4月21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二十四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将此口信转达给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先后以口头和口信方式回复周恩来，表示接受中方的邀请。

　　4月26日，对外交部、卫生部关于廖承志修养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廖回家休养，并嘱告廖：“回家后务须按医生嘱咐定期检查”；“我的心脏不好，就是靠节制饮食，减少压力，活到今天。望承志同志早复健康，还可参加一部分学习和工作”。

　　5月1日晚，出席首都人民欢庆五一劳动节烟火晚会，在天安门上向毛泽东引见病后初愈的陈毅。林彪在到场数分钟后不辞而别。

　　5月2日，出席四月二十九日在京病逝的李四光追悼会。当得知有关部门没有为李准备悼词后，严厉批评了有关负责人，并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当天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代作悼词。

　　5月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约陈锡联、毛远新、潘复生谈黑龙江问题。会上，批评潘在黑龙江的错误做法，说：现在黑龙江都被你搞乱了，你还容不得对你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群众能服吗？九日，再与政治局有关人员约谈黑龙江问题，要潘作深刻检讨，以取得大家谅解。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中国中西部的农村已经伴随农业合作化的解体，逐步走向萧条和死亡。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地域发展不均衡造就了中国特有的打工潮以及衍生出来的春运现象。四川的高速公路修了一条又一条，而穷苦的打工群体大多还要依赖传统的铁路运输，尽管如此，这趟列车每逢大站还要多停留一段时间，为和谐号让出“时间”。

列车行驶在川东、陕南和鄂西北一线，一个山洞接着一个山洞，一座桥梁连着一座桥梁，手机的信号也因为列车频繁地穿越山洞而时断时续。这条铁路就是开工于上世纪60年代末，毛主席亲自拍板的三线建设重点工程——“襄渝线”。无法想象，眼前这鬼斧神工的人间奇迹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岁月的年轮早已掩盖了昔日的修路大军的身影，然而大山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不会忘记那些为襄渝线建设付出了青春、汗水乃至生命的默默无闻的人们。

三十年了，我们心中有恨，恨那些吃尽了我们血肉的毒蛇猛兽，恨那些自己不劳而获却让我们劳而不获的家伙；但是，我们心中也有感激，感激毛主席那一辈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拼搏为我们今天留下的这仅存的红利。

兹转载两篇介绍襄渝线历史的文章，为了缅怀那些无名的烈士，更为了让今人不至于忘记过去的历史。



　　■欧阳敏

　　与公路相比，速度快、运量大的铁路更具优势。修通四川通往长江流域的铁路一直是当政者和四川人民的心愿。

　　各国列强争夺中国铁路

　　20世纪初，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就希望利用新兴的铁路技术，打开四川通往湖北的道路。湖北位于长江中部，省会武汉九省通衢，打通湖北，意味着四川通向全国的大门洞开。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五月，四川总督锡良奏请光绪皇帝，获准由川人自办修建一条东起湖北汉口西至四川成都，长约2000公里的川汉铁路。获准后，1906年元月，川鄂两省商定，决定首先从宜昌动工，先修宜（昌）万（县）段。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三月，成立川汉铁路总公司宜昌工程局，1909年10月28日宜万铁路开工。

　　修铁路是中国内政，但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从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强行要挟清政府从西方列强手里借款修川汉铁路，改商办为官办。1911年5月20日，清政府屈从于外国列强的压力，宣布取消商办，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命盛宣怀与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借款1000万英镑（先付600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合同规定：

　　粤汉路用英国总工程师，川汉路用美国和德国总工程师，4国银行团享有该两路修筑权和两路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清政府将拟议中的川汉铁路一分为二，京汉铁路广水段接线至宜昌段，经襄阳、荆门至宜昌，约600公里，由德国人负责承建；宜昌起至四川万县，约300公里，由美国人承建。满清政府的卖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1911年5月，四川人民首先群起抗议，掀起“保路运动”，组织“保路同志会”，全国各地纷纷呼应，坚决反对将筑路权给予外国，抗议清政府的卖国行为。清政府调大量武昌驻军到四川镇压“保路破约”运动，就在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覆灭，川汉铁路也无法继续下去。未完工的川汉铁路是清朝政府腐败的象征，是中国人民的耻辱。民国年间，蒋介石也曾希望继续修建川汉铁路，但国内政治局面使他有其心无其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也将目光投向川汉铁路，毛泽东、周恩来曾先后听取川汉铁路方案汇报，希望川汉铁路早日上马。但川汉铁路要穿越秦岭巴山，川汉交界处的湖北利川县齐岳山是川汉铁路的关键障碍，要修川汉铁路，首先要打通长达10公里的齐岳山铁路隧道，当时国内尚无能力开凿如此长距离的隧道。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百废待兴，要办的事情太多，资金也是一个大问题。鉴于20世纪50年代初通车的宝成铁路已打开一条出川通道，解了燃眉之急，川汉铁路由此搁置。

　　“三线”建设拉开序幕

　　60年代起，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一直发展到双方在边界地区兵戎相见。1964年8月4日，美国声称其军舰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海军鱼雷艇的袭击，悍然派出海空军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并有意将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也想趁火打劫，叫嚣要“反攻大陆”，派出多股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登陆，想在大陆开辟游击区。所有这些都使毛泽东认定，战争离我们不远了。为接受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教训，中央决定：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战略后方。薄一波回忆道：

　　……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罗瑞卿和我三人联名，把国务院研究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意见，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报告提出：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并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布点，不要集中在某几个城市；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恢复人民防空委员会，积极准备北京地下铁道的建设，考虑在上海、沈阳建设地下铁道。对上述各项工作，确定由专案小组成员分工负责，用8、9两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提出逐步施行的具体方案，经专案小组综合研究后，报中央批准，分别纳入1965年计划和“三五”计划。

　　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三线”建设由此拉开序幕。所谓“三线”是当时全国的战略区域划分，一线是沿海沿边，二线是中国中部，三线地区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的中国中西部内地。“三线”建设的目标是：在中国的战略纵深地区，即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计划分三步实施，第一步是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械设备的基地；第二步是建设西北，使之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成为可靠的战略后方；第三步是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同时，把重庆基地、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和成昆铁路的建设，作为“三线”建设初期在四川的建设重点，这就是所谓的“两基一线”。

　　鄂西北全新的发展

　　“三线”建设为地处秦巴山区的鄂西北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围绕“三线”建设，新上马的川汉铁路也需重新选择新走向，方案有两个：一是南线方案，即从武汉到湖南的常德，再到四川的酉阳到重庆；二是北线方案，即从武汉到恩施再到酉阳到重庆。但北线方案要穿过险峻的山脉，施工难度大，多数人赞同南线方案。当年“三线”建设铁路方案中，还有一条从河南焦作到广西柳州的焦柳铁路，这是一条与京广铁路并行的南北通道，焦柳铁路要经过湖北襄樊。经过反复讨论比较，从战备角度考虑，中央最后决定，川汉铁路南线北线方案全部放弃，将川汉铁路与焦柳铁路打通，改为从湖北襄樊到四川重庆。因为走向改变，称呼也由川汉铁路变成了襄渝铁路。在明确了襄渝铁路的走向后，1969年12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成昆、襄渝、焦枝等铁路建设问题。铁道兵司令员刘贤权、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司令员何辉燕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工程代号为“2107战区”的襄渝铁路立即分段开工，1972年底前铺轨通车。

　　襄渝铁路起点襄樊，终点重庆，穿越秦巴山区，横贯鄂、陕、川3省19个县，东与焦枝铁路联接，中与阳安、宝成铁路相通，西与成渝、川黔铁路相连，是一条横跨东西的战略大通道。它的修建将使地处西南的四川有了一条直通中南的钢铁通途，它的修建将使“蜀道难”成为历史。

　　设计中的襄渝铁路从湖北襄樊起，经十堰、安康、万源、达县、广安等地，穿越武当山、大巴山，沿华蓥山南下；铁路要在仙人渡、旬阳、紫阳3处地方跨越汉江，9跨东河，7跨将军河，33次跨后河，在北碚跨越嘉陵江进入重庆。线路全长915.6公里。

　　襄渝铁路由铁道部第二、三、四勘测设计院和电气化工程局设计，铁道兵担负施工。参加施工的铁道兵部队有8个师、2个独立团，另有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电气化工程局和湖北、陕西、四川等省59万民工，共约83万人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工程。全线东西两段分别于 1968、1969年开工，中段于1970年第一季度开工。

　　襄渝铁路在秦巴山区的高山峡谷中穿行，沿线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悬崖峭壁，地势险峻，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线路通过大断层50多处，裂隙黏土地带40多公里，工程任务极其艰巨。由于地质条件恶劣，加上经常遇到特大暴雨和山洪的冲击，施工中多次出现山体滑移，路基坍塌，隧道开裂，钢轨变形等险情，施工困难程度超过了成昆铁路。铁道兵战士和广大民工不畏艰险，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全线共架设桥梁716座，最长的1600米，最高桥墩76米。打通隧道405座，其中长 3000米以上的 12座，长5000米以上的2座，多线隧道13座，桥隧总长占线路总长的45%。全线有36个车站修筑在桥梁上和隧道内。

　　热血铺就襄渝铁路

　　1973年10月19日，襄渝铁路试通车，1978年6月，襄渝铁路全线通车，正式交付营运。1981年5月1日襄渝铁路正式并入国家铁路运营网。蜀道难，真的已经变成了昨天。

　　和修建丹江口水库一样，水源地的人民为襄渝铁路作出了无私的奉献与牺牲。水源地一市两县组成了18000人的民兵师，8000人承担谷城至十堰段的附属工程和后勤服务，10000人参加陕西段的修建。铁路所经之处，征地、拆迁民房、公路改道全部一路绿灯。铁路建设需要大量的工程木材和生活用柴，水源地的政府和当年建设丹江口水库一样：“要多少，给多少，不收分文。”

　　襄渝铁路穿行在深山里，很多地方没有公路，没有电力，这为铁路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建桥筑路所需的钢材、水泥、枕木以及生活所需的粮食等物资无法运送，成千上万吨建筑材料和物资，全靠战士和民工们肩挑背扛。资料显示，担负大巴山隧道施工的部队，在公路修通之前，每人每天在山道上往返40公里，用人力搬运了1800吨物资。说襄渝铁路是建在铁道兵战士的脊梁上，这句话完全是真实的写照。

　　一位记者对当年铁路施工做了如下的描述：

　　为修这条铁路献出生命的战士、工人和民兵不计其数。铁路每推进一公里，就有一名战士倒下。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自然灾害几乎时时在发生，山火、爆破、翻车事故几乎天天都有。谁能说得清在襄渝铁路沿线究竟掩埋着多少战士的英灵？

　　火车离开襄樊车站向西几十公里，穿过老河口高耸的汉江仙人渡大桥，便一头扎进秦巴山区的怀抱。从莫家营的第一座隧道算起，一路上出洞过桥，过桥进洞，桥洞相连，很快就到了武当山隧道。武当山隧道是襄渝铁路第二长的隧道，全长4700米，仅次于大巴山隧道。当年，为开凿武当山隧道，牺牲了大量的铁道兵战士与民工。火车在隧道里开行7分多钟，出了隧道口便是武当山车站，车站南边的山脚下便是昔日的玉虚宫，山坡上坐落着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打通武当山隧道时牺牲的烈士们长眠这里。烈士陵园，背靠莽莽青山，面向辽阔的丹江口水库，襄渝铁路从脚下通过，长眠于此的烈士们，可以天天看着飞驰的列车通过，可以时时听见列车汽笛的长鸣。除了这里以外，一直到重庆，沿途还有很多这样的陵园。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为了共和国大业，有多少筑路战士永远长眠在大山深处，汉水之滨。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铁道兵战士和筑路民工用自己的生命与热血铺就了这条永恒的钢铁大道。谁能想象，托起风驰电掣的列车的，是战士们不朽的忠骨。在这里，火车汽笛的每一声长鸣，都是向长眠的英雄致敬。

襄渝铁路往事：121名三线学兵在建设中牺牲





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的襄渝铁路是三线建设时期的重点工程，线路起自湖北襄樊，经十堰、安康、万源、达县、广安等地，其间穿越武当山、大巴山，三跨汉水，之后沿华蓥山南下，跨越嘉陵江进入重庆。线路全长897公里，共有桥梁716座，隧道405座，桥隧总长占线路总长的45%，超过了成昆线。襄渝铁路是原先规划的川豫铁路（信阳—成都）的一部分，大跃进时期两度开工又因基本战线缩短而停工，60年代末重新开工，把起点改在襄樊，终点最后确定为重庆。1973年10月19日，襄渝铁路在陕西棕溪车站接轨。此后开办临时运营。1978年6月，襄渝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它的建成，使天府之国又多了一条出川的通道，并促进了沿线工农业的发展，也奠定了重庆作为西南铁路枢纽的地位。

1970年上半年，陕西省革委会决定从六九届初中生中抽调西安、咸阳两市的初中毕业学生参加襄渝铁路的修建工程。在各级部门和各个学校的组织下，首批由10000名男女学生组建的六十个学生连队，于1970年8月17日起，开赴位于紫阳、安康、旬阳境内全长约262公里的襄渝铁路陕西段，配属铁道兵二师、十师、十一师的铁路施工。学生连在度过艰难的初期施工阶段后，很快就适应了艰苦和高强度的施工任务，迅速成为铁路施工中的生力军。

随着施工任务的全面展开，施工人手依然不足。1971年3月，陕西省革委会决定从西安、咸阳、渭南、宝鸡、铜川等城市七零届初中生中抽调了18500余名学生和部分社会青年参加襄渝铁路的施工任务。

1970年8月、1971年3月，陕西省共有25800名初中学生参加襄渝铁路的修建工作，组建了141个学生连队，我们的正式名称是“2107工程指挥部学生民兵第1连”到“2107工程指挥部学生民兵第141连”。其中：男子连队115个，女子连队26个。

从1970年8月到1973年7月期间共有120名学生，在襄渝铁路施工工地因公或意外牺牲。有数百名因公致残，相当一部分学生落下各种病根。

三线学生连参与了陕西段203座桥梁、180座隧道的大部分施工工作，25800名男女学生，无论是在艰苦的桥梁、隧道、车站施工中，还是在的物资运输后勤保障、备沙石料的各项工作中，坚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为襄渝铁路的顺利施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赢得了铁道兵各级领导、陕西省政府的高度评价。  

祭 文

维公元二○○七年四月五日，岁在丁亥，节届清明。值此万物复苏之际，我等当年三线学兵，身在各处，心聚秦巴山麓、汉水之滨，无钟鼓雅乐、无鲜花素果，惟在网上撰文章，祭奠在襄渝铁路工地牺牲的121名三线学兵英魂曰：

秦巴苍苍，汉水泱泱，襄渝工地，我等同往，青春少年，血气方刚，开洞架桥，备战备荒，风枪怒吼，耙锨叮当，人与地斗，岂能无伤？三载未满，君先身亡，或为隧洞、或为桥梁、或为山险、或为水伤，青春年华，不能再享。三十四载，阴阳两方，当年战友，未敢遗忘，如同手足，情谊绵长，每当想起，泪流心伤。学兵网站，君名在上，年年有祭、花环奉上，常常思念，诗词文章，尔等英名，万世流芳。

斗转星移，国运恒昌。襄渝铁路，车轮锵锵，国之动脉，造福一方，我等筑路，无愧炎黄。老骥伏枥，志在疆场，合唱团里，歌声嘹亮，慰问荣军，植树灞上，三线学兵，声名远扬。当年英雄，冥界也强，望君安息，仙福永享。灵其有知，哀哉尚飨。牐

当年2107工程学生民兵连众战友敬上牐

二○○七年清明

附：陕西“三线学生连”牺牲战友名单

这是1970年8月至1973年7月，陕西141个”三线学生连”在襄渝铁路陕西段施工中因公牺牲、意外死亡人员名单。34年已经过去了，有些牺牲战友仅有一个名字，他们原来是哪个学校的？哪个连队的？他们的墓地在哪？希望当年三线学生连的战友们提供线索，告慰牺牲的战友和他们的亲人！

1.丁萍(女) 2.马振华 3.马鸿燕(女) 4.马景超 5.马根牛 6.马有义 7.牛连庆 8.王涛 9.王天运 10.王业志 11.王长生 12.王庆恩 13.王利生 14.王治军 15.王英杰 16.王洪彦 17.王惠茹(女) 18.白龙 19.史文华 20.付西川 21.卢西安 22.石建国 23.司国勤 24.刘方 25.刘运良 26.刘松岐 27.刘杭生 28.刘汉池 29.任正胡 30.任西广 31.任振营 32.安彦斌 33.闫新民 34.李新 35.李小兵 36.李全生 37.李百文 38.李苏生 39.李宝同 40.李宝安 41.李群弟 42.吴南 43.吴开健 44.吴利新 45.辛毅佳 46.杜立新 47.杜新民 48.宋安民 49.宋宪宽 50.陈长生 51.陈西北 52.陈永茂 53.陈宝玉 54.陈风阁 55.肖梅英(女) 56.张小卫 57.张三元 58.张文广 59.张庆茂 60.张世明 61.张学勇 62.张志根 63.张宝会 64.张冠军 65.张重学 66.张新民 67.张察理 68.张秦川 69.宗子林 70.郑 熙 71.郑印海 72.郑毓明 73.郑宪法 74.武冬雨 75.武会鹿 76.周银达 77.赵小毛 78.赵晓甫 79.赵本华 80.赵树茂 81.郭庆生 82.郭建生 83.郭铁军 84.姜为民 85.姜宝记 86.段金邦 87.信景尧 88.贾西京 89.高山源 90.柴永安 91.翁西民 92.钱龙 93.袁建民 94.常宝珠(女) 95.梅小明 96.曹建国 97.曹和平 98.黄永昌 99.黄秀英(女) 100.黄殿福 101.谢珩 102.冯治安 103.谢民主 104.龚爱英(女) 105.韩小平 106.韩立志 107.彭大新 108.董永善 109.温作平 110.程志强 111.苏宝良 112.蒋宝强 113.黑水牛（鲁西安） 114.翟广武 115.鞠广安 116.魏建忠 117.童建民 118.付长富 119.王淑清(女) 120.刘德成 121.付如义

青花车站附近的天然洞

临时运营时期

十月的巴山

丹江口水利枢纽

柏林大桥

紫阳汉江大桥

麻柳车站

松树坡车站

嘉陵江大桥

黑水河高架桥

穿行在深谷

关键字： 三线建设 襄渝线 打工群体 两极分化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作者：川中人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更新时间：2012-1-27  

　　1976年6月12日，四川省地震局发出通知，要在成都召开龙门山中南段地震趋势会商会，我十分荣幸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主办单位是四川省地震局和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要议题是，研究商讨四川地区出现的异常情况。 　　

　　22日上午8时，大会准时开幕。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领导首先发言并介绍相关情况说：“最近以来，四川地区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第一，本月初，大邑、邛崃一带，丘陵、山坡和稻田里，有数万乃至十万青蛙、蟾蝓群斗，叫声震天，死伤遍野。同时，在河流中，有数千上万条蛇，三五条拧成一团漂在水上。这种现象，实属罕见，是否和地震有关？！第二，自今年三月以来，一、二级小震不断，有增强趋势。第三，有的前兆观测手段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所以，把大家请来，就是看是否有地震发生的可能。若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多大震级？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经过三天的集中大会发言，所涉及的地震前兆异常观测要素有：重力场、磁力场、地应力、地电阻率、地下水中氡浓度和二氧化碳含量等。出现前兆异常的台站，多集中在大邑、邛崃一带和灌县。唯水准测量，松潘出现了异常。异常时间均较短，幅度皆较小。因此，大家普遍认为，1976年仅有发生5级左右或5-6级地震的可能，地震地点在其出现异常的区域内。最后，我们根据预报海洋潮汐的思路和经验，经改造创新，用于对四川地区的地震能量积累释放变化的预测曲线，根据对地震时空迁移规律的探讨，提出了预报意见：1976年四川地区将有6-7级地震发生，较大可能发震时间是7、8、9三个月，较大可能发震地点是黑水、松潘、剑阁一带。　　

　　25日，我参加了一个小组讨论会。其意见与上述无异。不过，却听到几个人在私下议论交谈。甲说：“就目前出现的异常情况，时间短，幅度小，要发生，也就是一个5级左右地震，我还看不出今年四川会发生6级地震。”乙说：“对呀！我也有同感。可是，有人竟报6-7级，挂上了’7′”。丙说：“报7级，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个7级地震的能量，相当于30多个6级地震的能量。报5-6级，可以设防，也可以不设防。报7级，属于强震，是一定要设防的！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报对了，好说，报不对，是有责任的！”丁说：“从目前的情况看，异常多出现在大邑、邛崃一带。北部的黑水、松潘一带，仅松潘水准测量出现了异常，再者两地相距150多公里，难道是声南击北？我看，报的地点也有点悬！”他们的交谈，我似听到，非听到，声音不大，又不是正面对我说，我则自然没有做声。不过，却使我思绪万千，七上八下，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当晚八点，忽然听到宿舍门当当做响。打开门，只见一位六十岁上下，身高一米七左右，浓眉方脸，两鬓染霜，慈祥而威严的老人站在我面前，他微笑着说：“您是国家海洋局情报研究所的安同志吗？”我说：“对呀，请进，找我有事吗？”他说：“我姓杨，在当地工作，来串个门儿。”（后来得知他是四川省省委书记）接着他继续说：“你们单位在什么地方，也搞地震吗？”我说：“在天津，也搞地震工作。地震局是主管单位，我们是协作单位。”他说：“都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我说：“这几天的会议，我看见您老了，每天都是早早就到，坐在前面，听得是那么认真，那么仔细，真可谓全神贯注。”他说：“年纪大了，怕听不清，怕忘。”只见他宽额上的深纹，显得饱经风霜，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脸上总带着微笑。他说话的声音，似洪钟一样响亮。他继续说：“这几天的会议，我听了听，想了想，感到你们的意见和前兆的意见差异较大，我想进一步了解了解，学习学习。”我随即在床铺上展示出曲线和图表。从工作原理、方法思路、曲线绘制、预测检验，一直到为什么提6-7级，报7-9月，报黑水、松潘、剑阁一带，逐一进行了坦诚的毫无保留的详细汇报。有时他还进行检查，量测，还做记录。在整个汇报过程中，他还不时提问，我也一一作了解答。他说：“你们做了大量工作，还有创新，我认为有道理。你们的意见，若遇波折，应该坚持。”我说：“人微言轻，又是协作单位，又是极少数，坚持恐怕也无济于事。”他说：“不对呀？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您是共产党员吗？”我说：“是。”他说：“那好。”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要记住，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实事求是，要做到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为了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为了人民的安危，勇往直前。”他走后，我看了一下表，正好九点半。　　

　　26日上午9时，大会宣读会议纪要，其要点是：经与会同志充分发表意见，认真讨论，普遍认为，1976年四川地区有发生5级左右或5-6级地震的可能，较大可能发震地点是大邑、邛崃一带或灌县、松潘。征求大家意见，全场片刻沉寂后，有人说：“同意。”此时，昨晚杨书记坚强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似乎在我耳边阵阵响起，促使我站了起来，说道：“我们的意见，虽是少数，但也是通过大家认真工作的结果，希望在纪要中有所体现。”与会领导，经短暂商讨，最后在纪要中加上了：还有的认为，1976年四川地区，有发生6-7级地震的可能，较大可能发震时间是7、8、9三个月，较大可能发震地点是黑水、松潘、剑阁一带。　　

　　结果在1976年8月16日和23日，在松潘——平武一带发生了两次7.2级地震。由于震前有警惕、有设防，四川省政府和地震局采取的措施及时有力有效，均未造成人员伤亡。据有关专家对同类级历史地震的灾情统计分析，当使十万人左右免遭地震之灾。后来，国家地震局还给我们颁发了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奖状。我为此尽了微薄之力，自然感到欣慰。当然，试想若不是杨书记到我宿舍里来，没有他的教导、鼓励和鞭策，我能否勇敢地站起来，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次震情会商，虽然与杨书记仅仅一个半钟头的近距离接触，使我看到了革命老党员的光辉高大形象。他教会我如何做人，怎样对待工作，以什么样的姿态对待责任和风险，怎样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使我终身受益。如此，我又怎能忘怀呢！　　

　　人民是国家的根基,执政党是国家的灵魂.中国人民不愧为勤劳、智慧、勇敢的人民，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由于改革开放，仅仅经过短短三十年的时间，从国民经济行将崩溃的边缘，到如今年国民生产总值（GDP），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祖国在腾飞，这怎能不令人为之雀跃，怎能不叫人为之自豪呢！　　

　　地震，自古以来不知吞噬了多少人的生命？！地震预报，在世界范围内尚未过关，还没有从必然王国进展到自由王国。但是，国内外无数地震表明：地震是有规律的；地震是有征兆可寻，有端倪可查的。我国既有“捕捉”1975年2月辽宁海城7.3级和1976年8月四川松潘7.2级地震的成功经验，也有1976年7月河北唐山7.8级和2008年5月四川汶川8.0级地震的惨痛教训。在人类探索地震的道路上，我们应该有所作为。让我们也来一次科学大腾飞！我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地震预报的理想是一定能够实现的！我记得一位哲人说过：“理想是鸟儿的羽毛，而信念则是一对有力的翅膀。”我想，只要我们恪守住这份信念的净土，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勇敢探索，锲而不舍，定能飞过重重迷雾，越过湍湍急流，最终飞达理想的彼岸，摘取科研宝塔顶端地震预报这颗璀璨的明珠。当为时不会太久，非我国莫属。

　　上传者注：本文是安振声教授应单位开展建党90周年纪念活动撰写的一篇纪念征文。安教授是用天体运动周期理论成功预报海城地震的当事专家之一，曾亲自聆听过周总理对地震预报的讲话和指示，是和汪成民、耿庆国等老一辈地震预报专家一起被国家地震局排斥的被认为“预报方法不科学”的专家之一。安振声教授在唐山大地震前的1975年曾在华北地震会商会上提出了华北将有大震的意见，甚至在1976年的7月26日曾当面给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提出了唐山将发生大震的预报意见。1977年安振声和其他专家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得到了纪登奎、陈永贵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座谈。

作者系国家海洋局海洋情报所退休干部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走出乌托邦——秦晓口述（一）

　　采写: 唐欣、米鹤都

　　编辑：墨诞、米鹤都

（选举网声明：该系列口述史由编写人之一米鹤都先生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秦晓，1947年生于山西，文革前为北京四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小学和初中在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北京育才学校受业，毕业时获北京市“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北京四中高中。文革前曾担任团支部书记，并成为极少数的中学生党员。文革初期，参与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后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是文革中最早觉醒者之一。之后，他经历了在内蒙牧区的插队生涯，走入工农兵大学的学堂。改革初期，曾任中共元老宋任穷的秘书，接触高层，后进入中信集团成为中信领军人王军的得力副手。新世纪开端，他接掌招商局集团，对资产结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此同时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了均衡发展的理念，重建了百年老店的辉煌。百忙之余，他始终在系统研究经济学理论，并获取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学术刊物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并出版了多部专著。曾被冠以“杰出”、“最具影响力”、“最具有价值”等光环。面临退休的门槛，他又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深度思考。

　　资料2：老舍之死–令人费解的死因

　　节选自《联动覆灭记》

　　由于文革的即定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鬼见愁”对联宣扬的血统论无疑是干扰了这一目标的继续执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

　　文革时所谓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单位里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仓库，一个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因为在陈伯达主笔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将走资派称为“牛鬼蛇神”，所以群众将关押走资派的地方称为“牛棚”，它实际上是群众专政的产物。被关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据所犯错误大小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交待完问题，有的几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来交待问题，就像上班一样。一般不许搞打骂，还有必要的生活费。周恩来总理更是在文革后期一再警告各单位严禁搞逼供信，同时允许被专政者有上诉控告权利。但文革初期持血统论的八旗子弟们可不管这套，他们自认为天生就是专政者，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自娘胎里带出来的，老爹被整又将他们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烧起来。

　　老舍之死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文革结束后，一直以来的相关作品总是沿着毛泽东—文革—老舍—-迫害这样的简单逻辑推理下去，潜台词就是：是毛泽东间接害死了老舍。果真如此吗？

　　若果真如此，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那就应该先把直接责任人揪出来示众，然后深挖幕后黑手，甭管涉及到什么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批判的批判，总要给死者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样做很难吗？毛泽东不在了，可当时老舍挨打的见证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开放了、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了；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再也不用怕什么皮带铁拳了。这种时候，正是为死者申冤的最佳时机，怎么知情人都缄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么人呢？

　　“老舍（1899～1966）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这是达成共识的老舍简历，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红苗正，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走资派沾不上什么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而且，老舍自归国后各方面一直紧跟形势，一直宣扬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清朝的几个有作为皇帝，对清朝的历史贡献给予肯定。这在当时相当于一次政治摘帽。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人们对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败透顶、丧权辱国，这使得相当多的满族人抬不起头来，他们不敢承认自已是满族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认是满族人的，但有了这次谈话后，他不但勇敢承认，还根据自已的生活经历创造了《正红旗下》这部优秀作品。能够得到领袖的如此垂青，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口含天宪的人物，一般人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呢？令人费解！

　　老舍是个文人不假，可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绝不在郭沫若之下，怎么老郭没事他却一命呜呼呢？令人费解！

　　在老舍出事前的1966年8月23日，他“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发言，如果仅凭这点点回忆就认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干的，那就太小儿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时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这水平，那他早就甭混了。现在有些死因揭密总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动机何在？令人费解！

　　在特殊时期，有些人对死人总比对活人的兴趣大，因为一个死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排除法窥视一点真相。可以断言，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当时刘、邓都没正式倒台呢，光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娄子。除了这股势力外，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据批斗老舍的主力军——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否则刘涛、贺鹏飞也不可能短时间组织起12校联军。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看，手段与东西海纠极像。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各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

　　“红八月”大事记

　　我们刚刚经历了文革中赫赫有名的“红八月”，毛泽东、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打人、愚昧狂热，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全部印象！给我们这些印象的人是肤浅还是狡诈？其实，真相只需看一下流水帐即可：

　　1、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指责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随后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当晚，“鬼见愁”对联贴到北京各大高校。

　　2、8月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部分中央领导做检讨；同时，对联在北京引发大辩论，陈伯达改联灭火。

　　3、8月3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分组讨论“十六条”，部分中央领导到北京建工学院做学生工作。

　　4、8月4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检讨，毛泽东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江青反对成立“贫协”。

　　5、8月5日，毛泽东发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责“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6、8月6日，天桥剧场辩论，江青、康生劝止不住持“血统论”的学生；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央，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

　　7、8月8日，新华社播发“十六条”；血统论在社会上大传播，高校陆续成立学生组织。

　　8、8月9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贺鹏飞、刘涛等人成立清华大学“八九派”串连会，只批“黑帮”，不批工作组。

　　9、8月12日，刘少奇职务不再被提起，叶群组织人员整理刘少奇材料；社会上,谭力夫主张将“血统论”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引发更大辩论。

　　10、8月18日，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王震等老干部遭受批判，社会上打砸打日渐增多。

　　11、8月19日，新华社播发18日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的排名顺序，引起震动。红卫兵开始大规模抄家，殴打“有问题”的人员。

　　12、8月20日，谭力夫发表演讲，认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同时北京30万红卫兵上街破四旧。

　　13、8月23日，红卫兵运动进入狂热化程度，达到最高潮。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14、8月24、25日，“西、东、海纠”成立，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15、8月28日，中央正组织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16、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林彪提出“四个伟大”。

　　分析:中央存在两种声音,社会上存在两股势力.毛泽东凭借高超的政治才干把中央的反对派压了下去,但社会上的反抗势力却日趋壮大起来。

　　资料3：西纠与文革暴行

　　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中间的骨干分子，可以当“红卫兵纠察队”成员。“红卫兵纠察队”中最早成立也最有影响的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在红卫兵暴行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女十中红卫兵是“西城区纠察队”的发起者之一。这个学校初三年级有四个红卫兵当上了“西城区纠察队”的成员。其中之一曾经告诉她的同班同学说：她打人打得她自己“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文革之后，有人问这个打人太多以致“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的“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队员，她怎么能打人凶到这个程度。她回答了三条原因。第一，一开始也怕，后来认识到这是革命，需要有革命勇气，就努力打。第二，“西纠”别的人都打得很凶，如果自己要在其中待下去，就得一样打。第三，打人打上瘾了。

　　资料4：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1966.08.25

　　毛主席语录：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支持广大红卫兵造资产阶级的反，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工农兵群众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宣告成立。

　　这个决定是八月二十五日，西城区三十一个学校的红卫兵讨论通过的。

　　纠察队是红卫兵自己的组织，他的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

　　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

　　纠察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是我们全体红卫兵的大喜事，它再一次表明我们的红卫兵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的红色革命组织。既是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的先锋队，又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斗队。

　　我们的职责和权力：

　　1．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

　　2．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

　　3．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4．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

　　5．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

　　6．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

　　7．在其他各区纠察队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

　　此令八月二十六日十时实行。

　　我们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各地区公安机关协助我们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北京三中红卫兵

　　红大附中（北京女一中）红卫兵

　　北京四中红卫兵

　　北京女三中红卫兵

　　北京六中红卫兵

　　北京女六中红卫兵

　　北京七中红卫兵

　　北京女八中红卫兵

　　北京八中红卫兵

　　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东方红中学（北京二十八中）红卫兵红旗

　　北京女十中红卫兵

　　北京二十九中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

　　东方红四中（华嘉寺中学）“七一”赤卫队

　　北京三十中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北京三十一中红卫兵

　　红二七中学（铁三中）红卫兵

　　北京三十三中红卫兵

　　空军红鹰红卫兵

　　北京三十五中红卫兵

　　北京建筑工程学校红卫兵

　　北京三十九中红卫兵、二七战斗队

　　抗大附中（北京十三中）红卫兵

　　抗大四中 二龙路中学 月坛中学 抗大战校（北京四十一中学）红卫兵

　　抗大附中（北京三十四中）红卫兵

　　太平桥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北京四十中红卫兵

　　首都井冈山中学（北京九十八中）红卫兵

　　北京一百一十中学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原载《红卫兵报》1966年9月1日，第3版，刊载时未注日期，此处日期根据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编辑：《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通令集（1-10）》1966，9。）

　　注：根据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通令集（1-10）》，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成立以后，又有西城区十九个学校的红卫兵及其它红组织陆续参加。这十九个学校是：西四中学、师大二附中、安德路中学、三十八中、七十七中、外贸学院外语专科、丰盛学校、一○六中、社会路中学、外语学校、三十二中、民院附中、铁二中、二十三中、八十六中、北海中学、五十三中、三十七中、二十九中。

　　资料5：

　　请看《红卫兵档案》一书的如下记载：（1966年8月）北京中学红卫兵成立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在一所中学的刑堂里，红卫兵用酷刑之后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墙壁上涂写了一条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1966年8月、9月，是中国人（主要是北京人）自杀、他杀的又一个高锋期。而“自杀”、“他杀”的罪魁或始作俑者，就是“老红卫兵”！

　　另据《大事记》记载：

　　1966年11月19日，中央文革陈伯达等同志前往北京六中“劳改所”（西纠私设）查看。“劳改所”实际上是一个地下法西斯集中营，他们私自关押审讯、拷打革命师生，不少人被打得骨折、残废、脑震荡，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王光华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王光华同学是六中高三（2）班学生，他无限忠于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只因为坚决反对反动血统论，被西纠暴徒抓进“劳改所”，毒打致死。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欠下的一笔血债。陈伯达同志严厉指出：“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能这样搞。”并命令西纠立即解散“劳改所”。

　　资料6：给清华井岗山的一封恐吓信。

　　可“尊敬”的蒯“司令”：

　　自总理给您平反以后，您“青云直上”沾沾自喜、不可一世、真可谓“老子天下第三”也！

　　殴打解放军、冲击天安门……诸如此事举不胜举、您—-“司令”脸上好不光彩！

　　即日登门“拜访”，奉送“清凉剂”一付、望“司令”接受。

　　最后予祝第三司令部“岿然不动”！！！

北京女八中

《忍无可忍》战斗小组

于1966年11月15日

　　资料7：浩然：老舍投湖自杀，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 

　　节选自：《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

　　北大造反学生侯文正自称是高干子弟，想毕业后留在北京。我和李学鳌不买他的账，产生矛盾。1966年8月23日，他在文联搞队伍，写了大字报，大意是“庙小鬼大”、“池小王八多”。文联分了两派，造反乱套了。上午先折腾骆宾基、萧军，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

　　他们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从北边站到南边。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错，我们责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他躺着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打电话到八分部，那边也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等我最后一次出来，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找机会拉回来。以后他们在文庙烧戏装，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

　　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街上跟进来的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的。个矮的草明站在凳子上，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我赶紧上去说：“把他送到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11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

　　第二天一早红卫兵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有人议论说，听说老舍家里吵架。早上打电话问，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可是下午和晚上都没看到他。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柯兴等人去，并给老舍家中打电话，胡契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那天在门口接待舒乙，说：“你父亲死了，你赶紧跟姐妹商量怎么处理？”舒乙说：“我们也不知怎么办……”

　　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我想起来，运动初期时我们还是想保老舍，老舍参加两三天，就提出“想养病”。我说：“你赶紧养去。”他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1998年12月9日口述)

　　资料8：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就制止武斗问题

《给周总理的亲笔信》：

　　给周总理的亲笔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注：一说此信写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上这封信的截图：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民声网资料）

—作者手记

目    　　录

一、关于文革发展思路的不同

　　1、关于“七二0事件”文革发展方向的分歧

　　2、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过程中产生的分歧

二、关于军队人事变动和指挥权限的分歧

　　1、关于军队人事变动的分歧

　　2、关于“揪军内一小撮”产生的分歧

　　3、关于“第一个号令”产生的分歧

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产生的分歧

　　1、在文革发动时期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

　　2、在文革发动起来后，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方面的分歧逐渐激化

　　3、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天才”的争论将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推向高潮

　　4、毛泽东在党内公开了他和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和矛盾，他们的关系逐渐走向破裂

四、  关于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产生的分歧

　　1、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和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斗争

　　2、毛泽东为什么不担任国家主席？

　　3、毛泽东开始对林彪的权力进行限制

　　4、林彪为什么主张设国家主席？

　　5、林彪亲下“动员令”

　　6、陈伯达的主动策应

　　7、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四面出击”

　　8、毛泽东的查断反击

　　9、事情并未了解

五、九届二中全会后对林彪事件的处理

　　1、毛泽东采取措施消弱林彪集团势力

　　2、林彪及军委办事级主要成员企图掩盖事实真相

　　3、毛泽东南巡公开了他和林彪之间的分歧

　　4、折戟沉沙

　　5、最后的机会

六、林彪事件的启示与教训

　　文革中期在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九一三事件标志着林彪集团的覆灭并最终退出政治舞台。文革阵营内部的实力遭到严重消弱，中国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对文革的发展和筑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不仅使人们发生疑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九一三事件呢？在文革发动初期，毛泽东和林彪是紧密合作的，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二位。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时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但在两年以后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彻底决裂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决裂呢？应该说，在文革发动之初，虽然他们在有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在主要观点上是一致的。林彪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强有力支持者。那么，毛泽东和林彪是之间的分歧是怎样一步步演变为关系不可调和，直至走向决裂的地步呢？近年来，随着历史资料的逐渐披露，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及时间的推移使得我们能够从新的视角来解析毛泽东和林彪的合作、分歧直至关系决裂的历史过程，理清他们由分歧走向决裂的来龙去脉，揭示他们由分歧走向决裂的真正原因。通过对林彪事件的总结，特别是对林彪这样一位战功卓著的元帅是怎样随着自己在党内和军内地位的变化而导致他的思想意识变化轨迹的剖析，获得有益的启示，汲取沉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