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与发展

　　（一）屯垦戍边与西域

　　中国自古就“以农立国”，随着疆域的不断拓展，在新开辟的边疆地区进行屯垦（屯田）就成了历朝历代守边固边的重要国策。

　　“屯垦”的本义是指军队在屯营的地方开荒种地。从广义上说，是指国家通过驻扎军队和安置居民，大规模地开垦荒地和从事各种经济社会开发建设事业，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1]。

　　西域的屯田始于西汉。汉元封年间（公元前110—105年），汉武帝为更有效地打击匈奴，决定联络乌孙，“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2]3903，“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胘靁（乌孙北）为塞”[3]。为了解决细君公主及侍御数百人的粮食问题，随从兵士就在胘靁筑塞，屯田积谷，卫侍公主。胘靁也就成为西域首个屯田点。

　　由于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2]2989 之功效，汉代在西域的屯田，从无到有，规模由小到大的发展起来，屯田区也逐渐扩大到天山南北。屯田人员以士卒为主。屯田既可解决驻军及来往使者、商旅的粮食供应问题，同时屯田人员又可成为戍守和维护西域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所以屯田这一措施为汉朝以后的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域所借鉴。但是，因不同朝代所面临的西域形势、国力强弱、经营方略不同，屯田的规模和效果也有较大差异。西汉之后，唐、清二代，无论在屯田规模，还是屯田效果上较之其他各代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唐朝在西域的屯田始于630年伊吾（今哈密）城主归顺唐朝，唐太宗在此设置西伊州，两年后改为伊州，并派兵士屯田于此，为统一西域做准备。640年，唐朝开始对西域用兵。为了保证军粮供应，屯田也由东向西展开，“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4] 据记载，唐朝在西域的屯田点：安西20屯，疏勒7屯，焉耆7屯，北庭20屯，伊吾1屯，天山1屯[5]，共有56屯。按照唐制，一屯为50顷，一顷折合100亩，56屯就是28万亩。后由于唐朝与西突厥、吐蕃等对西域的争夺相当激烈，屯田的人数时多时少，规模时大时小。791年，吐蕃攻占西域时，屯田基本停止。

　　清王朝在新疆屯田的兴盛时期，主要集中在乾嘉时期和左宗棠平定阿古柏之乱之后这两个时期。乾隆在平定准噶尔叛乱之时，就命令统军将领适时屯垦，“以省兵粮运费”。[6] 统一新疆后，便在新疆大兴屯田，以适应戍守的需要。屯田开始以军屯为主，并逐渐发展到民屯、犯屯、旗屯、回屯等多种形式。由于屯田的迅猛发展，使新疆出现了“农桑辐辏，阡陌成群”的景象。

　　19世纪中叶以后，新疆广袤的南部沦丧于浩罕军官阿古柏之手，而丰腴的伊犁则落入沙俄的魔掌，陕甘总督左宗棠及其所率湘军力挽狂澜，收复失地。收复新疆后，面对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创痍的新疆，清朝决定利用驻军重兴屯田。“现在营勇，新疆尚有4万余人，不裁则终年并无战事，遽裁则又恐疏虞，长此不已，坐耗资粮，其患安所底止？惟有于新疆南北两路急为大兴屯田，为当今紧要切务，借人以尽地利，即借地利以养人。”[7] 新疆第一任巡抚刘锦棠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了《新疆屯垦章程》，鼓励各族军民进行屯垦，使新疆的屯垦事业得到了恢复和较大的发展。

　　纵观新疆历史，可以得出一个规律：屯田兴，新疆宁，屯田废，新疆乱。屯垦能为戍边提供有效的经济保障，而戍边又为屯垦提供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二者结合形成了良性互动。

　　（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

　　新疆和平解放后，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粮食问题。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国共双方部队共17万多人，一年所需粮食10万吨。号称面积中国第一的新疆，却无力供应。当时新疆人均占有口粮不足200千克，除去地租、口粮和种子外，所剩无几。民生之凋敝，可见一斑。从内地调运或从苏联进口粮食，要么运费奇高，是粮价的8——10倍，要么必须动用大量的外汇。这对刚刚诞生的新政权来说，都是不现实的。当时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每个月都要用飞机从北京运一趟银元购买粮食。即便如此，国家对新疆部队的供应也极为有限。1950年仅1—4月，按供给标准，欠供经费达22236万元；北疆部队13.5万人，军马2.9万匹，于1950年1月粮料处于半断供状态[8]137。原美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副领事马克南在离开新疆时，曾叫嚣：“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要亲自看到他们一个一个渴死、饿死、葬身于黄沙旷莽之中”[8]188。

　　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以及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战争年代就积累了军队进行生产建设的经验。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发出《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王震将军向新疆守军发布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要求当年开荒种地4万公顷。1950年共有11万军人投身到开荒屯垦的大生产运动中去，实际开垦荒地6.4万公顷，播种近5.53万公顷，实现粮食自给7个月，蔬菜、油、肉全部自给。到1952年，全军播种面积达到11.07万公顷，实现主副食全部自给，并建立起一批军垦农场。

　　1953年，新疆军区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整编军队的指示，将驻疆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二军、六军大部，五军（民族军）一部和二十二兵团（起义部队）全部编为生产部队。这次整编为以后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奠定了基础。

　　1954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拉开帷幕，而军队即将实行义务兵役制和军衔制。为了保障新疆军区集中主要力量领导国防部队的建设工作，同时为了使新疆的生产部队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屯垦戍边，并将生产部队的生产建设纳入国家计划，这就需要在新疆成立一个专门领导生产部队的机构。考虑到“仍用二十二兵团的番号来领导全疆包括二、五、六军的生产部队是不相宜的，取消二十二兵团的番号如不以‘生产建设兵团’的番号代替之，则可能引起起义干部，特别是高级起义干部的思想波动；另一方面，二、五、六军所编的生产部队，不愿一下子脱离军队性质的番号，甚至因采用名称不适当，也可能引起部队的思想波动。根据部队当前思想情况，采用完全脱离军事性质的名称尚需一个过渡时间，则较为稳妥。”[9] 因此，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代政委王恩茂和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王震经过商议，于1954年7月15日，以新疆军区的名义向西北军区和军委总参谋部，正式提出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请示。8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复电：同意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1954年10月7日，新疆军区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命令》。新疆生产部队的广大指战员集体就地转业，组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陶峙岳任第一任司令员，王恩茂任第一任政委。当时总人口17.5万人。

　　兵团成立初期，党政工作受新疆军区和新疆分局领导，生产管理工作受新疆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1956年6月，中国农垦部成立，王震任部长，兵团副政委张仲瀚是副部长之一。“1957年1月起，新疆兵团脱离了军队系统，已不属于正式军队系列，而变成了国家的农垦企业。”[10]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垦区，受农垦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重领导。

　　（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与恢复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后，一改过去军垦农场时期的自给性生产为经营性生产，按照企业化生产进行管理，加强了对生产建设的领导，使兵团的各项事业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兵团是新疆生产建设的主力军。1954年耕地面积为7.67万公顷，到1966年底达到80.8万公顷；工农业生产总值也由1954年的9195.5万元增到12.15亿元；人口由17.5万增加到148.5万人；粮食产量由1952年的10万吨增加到1966年的72万吨，当年上缴粮食22.5万吨[11]413。

　　兵团秉承不和当地百姓争利，为新疆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的宗旨，仅1964—1966年底，兵团帮助新疆58个县（市）的87个公社进行“五好农村”（好条田、好渠道、好林带、好道路、好居民点）的规划建设，共“投资2393.95万元，完成99个项目，勘测土地852万亩，建设条田1745万亩，修建水泥和卵石渠道91公里，水利建筑物2066座，公路296公里，修建民房26340平方米，修建小电站1座……派出长年驻社干部752人，培训技术人员2097名”[11]428。

　　兵团虽然退出了军队的序列，但它却是一支不穿军装、不拿军饷、永不退伍的战斗队。1962年4月，新疆发生了伊犁、塔城边境的6万多居民，带着财产，赶着牲畜，逃往苏联的边民外逃事件。这一恶性事件造成了我边境地区的空虚和混乱。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兵团副政委张仲瀚立即抽调兵团干部群众奔赴这些地区，执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任务。同时，按照中央的指示，兵团在沿中苏边境地区开始建设边境国营农场。从1962—1966年，兵团共建立了53个边境农场，形成了一条纵深10——30公里的边境农场带，这条被誉为生命界碑的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同时具备守卫边防和发展经济的双重功效。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这场爆发在世界屋脊上的战争，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场战争不仅比战斗力，更要比后勤保障能力。兵团当时的口号就是“前线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一切为了前线”。在接到运输任务后，兵团立即抽调1125名精兵强将，401辆汽车，将6309吨的军用物资运送到风雪弥漫的世界屋脊，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63—1965年，新疆兵团的模式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首先在西北被推广。根据新疆兵团已有十个农业师的建制，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等地新建的农业建设师被续称为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师。“文革”中，新疆兵团的经验开始在全国推广，从1968年开始到1970年，全国新组建黑龙江、内蒙古、兰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云南、山东、湖北等11个生产建设兵团和三个生产师。

　　这些兵团虽然在“文革”中对稳定当时的局势和巩固边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1972年开始，各地兵团先后被撤销，1975年3月25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也被撤销，由新疆农垦总局来主管国营农场。然而，兵团撤销后，屯垦戍边、发展经济、维护民族团结和新疆稳定的特殊作用明显削弱，加上政策的失误，新疆各地，尤其是南疆的喀什、阿克苏地区多次发生群众闹事、民族纠纷，甚至是反革命暴乱事件，这直接威胁着中国西大门的国防安全和国家的统一。因此，尽快恢复兵团，就成了发展新疆经济、维护边疆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1978年，国家农垦总局派出工作组，对新疆农垦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调研，提出了恢复新疆兵团的建议。1981年，时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4次赴疆调研、考察，再次向中央提出恢复新疆兵团的建议。1981年7月1日，邓小平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12] 8月，77岁高龄的邓小平亲自偕王震、王任重前来新疆视察，就恢复新疆兵团的问题，广泛地听取了各方意见，认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时机已经成熟。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家农委党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经过慎重研究，于1981年9月22日向中央写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报告从战略考虑，提出恢复兵团体制的三大好处：一是有利于巩固国防，二是有利于加快新疆的经济文化建设，三是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兵团的决定》。

　　恢复的兵团与撤销前兵团的名称有明显的不同，撤销前的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而中央批准恢复的名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邓小平解释说：“生产兵团恢复起来，这是稳定的力量，不要用解放军的名义……解放军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如用解放军的名义，搞军衔就要轮到它，几万人不好办。”[1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兵团，也是“文革”中所有被撤销的兵团中，惟一被恢复也是如今惟一存在的兵团。

　　回郭镇公社位于河南省巩县西部，有二十一个大队，二百一十一个生产队，五万八千口人，四万九千亩土地，丘陵坡地占一半以上。

　　近几年来，回郭镇公社的生产条件变化很快，集体经济越来越壮大。全社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实现园田化，耕作、排灌、脱粒、农副产品加工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所有生产队都通了电，化肥自给有余。一九七四年粮食平均亩产一千零一十六斤，向国家贡献粮食五百四十二万斤。一九七四年社办工业总产值达到五百八十九万元，大队工业和副业总产值达到四百二十八万元，公社和大队工业和副业总产值，占当年全社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三。今年一至九月份，公社、大队两级工业和副业总产值已达一千零八十四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二。社有经济力量日益强大，七年来，全社社办工业直接向农业投资六百八十八万元。

　　这个公社的事实，生动地回答了在一个公社范围内怎样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和发展农业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的问题。他们的实践说明，公社必须办工业，公社能够办工业。公社办工业不仅可以促进农业大上快上，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为逐步从三级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创造条件，这对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深远意义。虽然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作长期的努力，但是，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公社要办工业

　　公社要不要办工业的问题，在回郭镇公社经历了多年的尖锐的斗争。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以后，这里曾经办起了一些社队工业。但是不久，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利用暂时经济困难，搞什么“砍光退够”，使刚刚萌芽的社队工业受到极大的摧残，把公社、大队搞成了“清水衙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公社深入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制订了全面发展生产的规划。但是，在执行规划中有不少困难：缺资金，没机器，有了机器买不起，买了机器用不起、修不起，配套也成问题。有人主张等一等再说。社员们说：等到何时?等就是不干，等就要耽误时间，等就要落后！也有人主张向国家伸手。社员们说，“国家出钱，农民种田”，这条路我们不能走。公社革委会根据当时的条件，按照毛主席关于“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的指示，有计划地办起了一批小工厂。到一九七○年，社队工业为农业提供了三百多万元资金和一千一百多件机具和设备。可是，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又带来了严重干扰，逼迫社队工业下马。干部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立足农业办工业，粮食年年增产，对国家贡献越来越多，集体经济日益巩固，这咋能说是方向路线错误！”社办工厂的老工人愤怒地说：“砍社办工业，是倒退，我们坚决不答应！”大家团结一致，坚持斗争，把大部分社、队工业保护了下来。

　　回郭镇公社党委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办好人民公社、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方针政策，学习大寨、昔阳、遵化等先进单位的经验，联系社队工业几起几落、农业生产几上几下的事实，总结历史和现实的斗争经验。他们深刻认识到，有计划地、因地制宜地发展社队工业，不断提高公社、大队工业产值在三级所有制经济中的比重，是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的。农业实现集体化后迫切要求迅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形势，也要求人民公社有计划地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加强工业装备农业、支援农业的技术力量和经济力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芦医庙大队是全公社办工业最早的大队之一，现在每年工业和副业收入二十多万元。他们的工业和副业收入，除用于当年农业生产和增加社员收入外，几年中就投资打深井七眼，买大小拖拉机十二部，粮食平均亩产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一倍，达到一千一百五十四斤。西圪垱大队一九六五年还是一个穷队，连三十元的打井工具费都得向生产队摊派。他们从一九六六年起，逐步办起了机修、炸药、机瓦、滤蕊器、磨面等多项工业和副业生产，集体收入逐年增加，向农业投资逐年增多，使农业生产条件迅速改变，去年粮食亩产一千二百五十三斤。

　　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认识到办工业的必要性，就继续坚持发展社队工业和副业，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一九七三年全社工业和副业总产值较一九七二年增加了二百三十万元，水利建设进度随之加快，一年就扩大水浇地一万亩。一九七四年粮食总产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一。今年虽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仍然夺得丰收，小麦平均亩产七百三十四斤，比去年增长一百零一斤，秋粮收成从已经收打的部分看，也高于去年。经验证明，社队工业的发展同粮食生产的发展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正确处理工业、副业与农业的关系，可以促进农业大上快上。

　　公社能够办工业

　　经过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回郭镇公社的干部和群众进一步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这是发展社办工业的根本条件。随着水利化的实现，使用化肥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公社决定办一个化肥厂，消息一传出，群情振奋。为了解决设备不足的困难，工人修旧利废，搞技术革新，用“蚂蚁啃骨头”等土办法，制造了一些设备，总共用了一百四十万元资金，就把一个年产两千吨合成氨的化肥厂建成了。今年春季又进行了扩建，只用了八十天时间，就使设计能力提高到五千吨，全社化肥自给有余。

　　公社、大队能够办工业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日益发展壮大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发展工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劳力、资金、原料和市场。社、队根据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程度和农业基本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逐步把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到工业方面。目前，公社和大队的工业和副业占用的劳力，占全公社劳力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点七。社队工业劳力实行亦工亦农，农闲做工，农忙务农，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多种经营的开展，为办工业开辟了资金来源，仅大白菜一项，全社每年即可为国家提供商品菜三千万斤，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现在，公社办的工厂有化肥、磷肥、水泥、农机修造、铸造、化工、机制砖瓦、电器材料等十多个；大队办的有机械修配、砖瓦、制钉、油封、农产品加工、镀锌等六十四个厂、组，每个大队都可以生产两种以上工业产品。生产队也都有一些副业生产。中、小学校勤工俭学生产的滤油器、砂轮、电池成了畅销货。电管所生产的互感器，早已供应外地。实践证明，公社社员可以依靠集体力量办好工业、办好副业，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断为社会主义创造更多的财富。

　　公社办工业的道路

　　回郭镇公社党委在领导办工业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社队工业办起来后，仍然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表现形式是围绕农业转，还是脱离农业干？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搞利润挂帅？斗争的实质是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人曾经主张：啥厂利大办啥厂、啥产品多挣钱生产啥产品。也有人在“挣钱为集体，咋干都有理”的错误口号下，搞非法协作，高价出售产品。公社党委坚持向干部和工人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使广大职工认识到围绕农业办工业，工业会越办越好;离开农业办工业，就会走偏方向。路线是非分明了，他们真正急农业之所急，干农业之所需。一九七三年全社试种水稻二千亩，稻种才落地，公社机械厂就开始研制插秧机，待秧苗长成，插秧机也做好了。稻子还没收，打稻机也做成了。

　　每一个工厂在发展过程中都是从土开始，由小到大。现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化工厂，就是由一口大锅熬硝起家的。现在可以制造简易车床、变压器和多种农业机械的公社农机修造厂，开始也只有七个人、一盘红炉、一个手摇石磨和三间庙房。事实说明，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具有自力更生办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巨大积极性和力量。没有技术力量，就派出去学，请进来教，在实践中学，在实践中提高。缺少设备，就以土代洋，修旧利废，搞技术革新，自己装备自己。原料靠就地取材。缺少资金，靠勤俭精神，用“滚雪球”的办法，以厂养厂，边建厂边生产，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并且用老厂带新厂、大厂带小厂、社办厂带队办厂的办法，逐步发展。公社办工业以来，坚持人民公社现阶段“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实行等价交换，从未向大队、生产队平调过一草一木。社办工业的工人来自生产队，由贫下中农推荐。工人在厂劳动，在队记工分配，工厂除发给工人本人一定的生活补助费外，直接和生产队结算工人劳动报酬。

　　大队工业收入一般采用比例分成，大队积累百分之四十或五十，其余按各队参加工业生产的人数分配到队，工人和同等农业劳力记一样工分。

　　社队工业作用巨大

　　回郭镇公社的社办队办工业和副业，虽然还处在发展状态，但它已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正在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社有经济在三级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公社现有公共积累九百四十万元（固定资产四百九十六万元，流动资金四百四十四万元），占三级公共积累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七，按全社人口平均，每人一百六十元。大队经济力量也比较雄厚。

　　二，改进了农业生产条件，加快了实现农业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的速度。几年来，社办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有几笔大账是引人注目的：（一）从设备上装备农业：为生产队制造变压器、脱粒机、播种机、扬场机、插秧机、打稻机、氨水耧、封墒器、水泵、铲运机、打井机、高压杀虫灯、推土装置等中小型农业机具一千二百多台，小件农具三十多万件，修理各种机械四千多台次。（二）从技术上装备农业：采用厂队挂钩，厂校挂钩和巡回辅导的办法，为大队、生产队培养了三百九十名农机具手、电工和机修工，还为每个大队配备了一套包括简易车床、小台钻、电焊机在内的修配工具，做到有机器有人，能开会修。（三）从资金上支援农业：文化大革命以来，公社、大队投入农业“四化”资金已达一千一百三十四万元。六年来，公社、大队两级光水利建设投资即达二百三十九万元。大队联办的大型工程和每个大队打的头一眼机井、买的第一部拖拉机、第一部发电机组，都是由公社出的钱。目前，全公社拥有汽车九部，大、小拖拉机一百四十九部，各种动力机械一千七百四十台，共二万三千二百马力。各种牵引农业机械二千八百台，发电机组三十五部，高低压输电线路二百三十九里。自产化肥平均每年每亩施氮肥二百多斤、磷肥一百斤。社员们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是农业机械买得起，小型农业机械会造会修理，机械用得起。

　　三，进一步发挥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公社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扶持穷队发展生产，帮助受灾队进行生产自救，使一些较穷的生产队能够较快地赶上较富的生产队。几年来，光是公社用来扶持穷队、受灾队的钱即达四十多万元。

　　四，人民公社三级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社员看到集体经济蓬勃发展，更加热爱集体，更加热爱国家，更加向往着共产主义未来。亦工亦农队伍的增长，农业“四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员生活的日益提高，给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创造了条件。农村“五匠”参加社队工业生产，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小生产的影响逐步克服。复员军人、回乡知识青年在工业生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全社现有工人和农机操作人员四千三百多人，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五五。他们会种田，会做工，会开机器，会批判资产阶级。他们热爱农村，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农业和社队工业生产，一代有文化、有技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型农民正在茁壮成长。

附寻：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满腔热情地办好社队工业

郭大江

　　在蓬勃发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社队工业有如烂漫的山花到处开放。回郭镇公社的社队工业显示，它不仅为壮大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而且对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回郭镇的实践说明，在办社队工业中，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才能保证社队企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越办越好。

　　回郭镇的实践说明，抓了工业促农业，农业就能较快地上去。这个公社正确处理农业和企业的关系，坚持“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原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亦工亦农，统筹兼顾，用“滚雪球”的办法发展社队工业，从而出现了工业农业齐发展的新局面。

　　回郭镇的实践还说明，要办好公社企业，领导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有些同志对待社办工业认识上还不够自觉，对广大贫下中农发展集体经济的愿望和热情体会不深，对如何组织领导群众办社队工业漠不关心，有人甚至百般挑剔。这种状况必须彻底改变。要象回郭镇公社党委那样，满腔热情地对待社队工业，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让光明灿烂的希望逐步变为现实！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关键词】政府统计调查制度；建立；发展；改革

　　【作者简介】李强，男，高级统计师，现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统计制度方法和国民经济核算。

　　【原文出处】《统计研究》（京）．2012．8．3～7

　　统计调查制度是统汁工作的基础和规范。统计调查制度关系到为何统计、如何统计的问题，关系到统计数据质量高低的问题，关系到能否为宏观经济管理决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优质服务的问题，是统计工作的核心内容和主线。

　　新中国政府统计调查制度的建立到现在，经历了初创、中断、恢复、改革和发展等不同的历史阶段。统计调查制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专业到综合，从经济统计到与社会、科技、环境统计并存，为我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科技文明、环境文明发展提供了日臻完善的服务和客观反映基础。

一、我国已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统计调查制度体系

　　新中国政府统计至今60年，经过几代统计人的努力，已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统计调查制度体系。从范围上讲，包括乏个方面，一是国家统计调查制度，二是中央各部门统计调查制度，三是地方统计调查制度。从内容上讲，包括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统计指标体系、统计标准体系、统计调查方法体系和统计调查制度管理体系。这五个体系既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庞大的统计调查制度体系。

　　（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及结果进行全面计算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1952年至1984年。这一阶段采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即MPS体系，是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历史产物。它适应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为我国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科学的计划经济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符合我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但是，随着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它的缺陷也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体系不完整，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循环全貌；第二，生产范围狭窄，不能反映包括大量服务业在内的非物质生产部门发展的情况；第三，提供的经济信息少，不能系统反映社会资金运动情况；第四，核算方法单一，缺少联系性和严密性，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各环节之间的联系和衔接情况。

　　第二阶段为1985年至1992年。这一阶段是MPS和SNA两种核算体系共存阶段。当时采用两种体系相互并存，两者并用的方式，主要是立足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的管理是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主导思想。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既要考虑以计划指令为主导方面所需要的指标体系，又要兼顾以市场调节为辅所需要的数据资料，以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过程，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党政决策部门的需要。另外，国际上还存在着东欧和前苏联等采用MPS体系的国家。可以说，这阶段的两种体系共存的现象，深深打上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理论发展的烙印，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在这一阶段，我国统计工作者与经济、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密切合作，研制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把两种国民核算体系相互转换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年》，并付诸实施，较好地解决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时期的核算问题。这种混合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形势的发展，保留MPS的内容已显得多余；第二，体系中机构部门的划分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第三，受核算基础薄弱的限制，相当一部分核算内容无法得到实施。因此，这一体系的建立尽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它是一个具有很大局限性的过渡时期的体系。

　　第三阶段为1993年至今。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取消MPS，建立与联合国新SNA接轨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党的十四大根据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要求和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为国民经济核算方面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从国际环境看，以前实行MPS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也已陆续放弃了这个体系，而改用SNA，MPS的国际比较性与通用性已日趋淡化直至消失；我国国民核算．丁作的实践也表明，MPS在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越来越明显，宏观经济分析和管理工作者逐步适应了使用SNA的有关指标分析和处理经济问题。

　　经过几代人的长期探索和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仅能比较全面地反映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情况，保持理论上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是我国统计工作的一大飞跃。

　　（二）统计指标体系

　　社会公众是从统计指标及其数据来认识统计工二作的，统计指标体系是统计调查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我国的统计指标体系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主线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具体包括行业指标体系和专业指标体系，包括政府综合统计和部门统计，涉及从资源到管理的各个领域。指标体系的建立，也经历了从注重经济指标，到注重社会、科技、环境统计指标的过程。现行国家统计调查制度共46套，583种报表，11310个指标，这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国务院各部门、高检院、高法院、人大财经委、全国性行业协会、国家级大型企业集团等一百多个部门，共有232套制度，4300种报表，近两万个统计指标，共同组成了现有的统计指标体系，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统计标准体系

　　统计标准是从质上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区别的分类和分组。统计工作的实质是通过统计调查和分析的手段，找出社会经济发展量变到质变的内在联系，这些都离不开统计分类和分组。随着现代化的进行，统计标准成为统计工作必须加强的重要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要求，国家统计局在统计标准方面负有领导和主要制定的责任。统计标准由国家统计局制定，相关部门在国家统计局指导下，经过国家统计局批准制定部门统计标准。60年来，经过大量的工作，我们基本上改变了以前统计标准不全，各专业统计、各部门统计分类标准不统一的混乱局面，建立了中国的统计标准体系。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三次产业划分规定》等为基础的比较完整的统计标准体系，共包括32个统计标准，这是非常宏大的基础建设。全国各个部门、各个专业的统计工作都是围绕这些统计标准进行的。

　　（四）统计调查方法体系

　　新中国政府统计机构成立后，逐步建立了全面报表、逐级汇总为特征的统计凋查方法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体制发展变化促使统计调查方法体系进行了大的改革，逐步转变为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抽样调查为主体，辅之以必要的全面报表、重点调查、科学估算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一是确立了普查的基础地位，1990—2000年，10年间进行了5项6次普查，2001—2010年，开展了3项4次普查。二是大力推行抽样调查方法，从农村的农产量抽样和住户调查到城市的住户调查和物价调查，再到工业、商业、劳动力调查等，全面推进抽样调查方法，为满足新形势下体制改革和社会多元化需求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三是由过去纸介质为主的报送形式，逐步发展为以现代信息化为主要手段的联网直报等多种报送形式。

　　（五）统计调查制度管理体系

　　统计部门的职能不仅是生产统计数据，更重要的是统计项目和统计工作的管理。为了加强全国统计工作的管理和监督，进一步规范统计调查，维护政府统计制度的权威性、规范性，提高统计调查的质量，国家统计局依法对国家、部门和地方统计凋查项目进行分类管理，陆续制定了相对完整的统计管理办法。在国家历史法规文件的基础上，1999年出台了《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出台了《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管理工作流程（试行）》，2010年制定和完善了国家统计局统计调查项目内部管理流程。统计调查项目和统计制度的管理正沿着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严格的方向推进。

　　回顾我国统计工作六十年的历程，我国的统计工作在不断地进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统计制度，这一整套制度作为统计日常工作的规范，促进了中国统计健康、持续的发展。

二、我国政府统计调查制度的主要特点及推行中获得的有益经验

　　总的来看，我国初步建成了，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统计调查制度体系，为统计工作持续开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性保证。

　　（一）主要特点

　　1．全面性。统汁调查制度覆盖从资源、生产、流通、分配到管理的各个领域，涉及三次产业和各个国民经济部门；从社会经济各方面来看，它全面反映物质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科技文明、环境文明等诸多方面。

　　2．系统性。从管理方面来看，我国统计调查制度包括国家、地方、部门统计调查制度；从时间上看，包括普查、定报和年报；从标准上看，已形成一系列统计标准；从管理来看．基本形成一套系列的管理模式。

　　3．可比性。纵向来看，我国的统计制度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可比性。统计制度之所以成为长期制度就是它能够反映社会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过程，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社会经济运行轨迹中存在的问题和规律。从计算方法来看，我国的统计调查制度也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和可比性。

　　我国的统计调查制度正因为具备了上述三个特点，才可以说是科学的，是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需要的，是宏观调控不可或缺的。

　　（二）获得的有益经验

　　回顾六十年的统计实践，主要得益于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统计的理念，确保统计调查制度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为宏观调控和社会发展服好务；也得益于我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以需求为导向，改革创新，注重保护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六十年的探索和启示是多方面的，也为今后统计凋查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一就是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多年的实践表明，唯有解放思想，才能发现统计调查制度体系在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改革创新才能确保统计调查制度改革动力不竭，通过突破传统思维模式，找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办法。

　　第二就是要实事求是，勇于实践。统计调查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大多是涉及全局、多年遗留下来一直没有解决或是新情况下产生的难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肯定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阻力，这就需要我们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勇于实践。比如企业“一套表”改革，1993年就已经提出来，方向是对的，但当时条件不太成熟。现在条件基本成熟，就要积极推动，但要实事求是，千方百计去解决推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在改革中保证数据不断、工作不乱。目前，经过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2011年统计年报和2012年1月至5月份各月定报，70万家三规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工作取得了成功，这是统计方式的一场革命，对提高统计数据质量、规范统计调查制度、减轻企业负担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三就是要顶层设计，循序渐进。统计调查制度是统计工作的规范和基础，既是统计工作的起点，也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贯穿于整个统计调查的全过程。要解决当前的统计调查制度存在诸多不统一、不协调、不衔接的问题，就要求我们跳出一个专业、一个行业、一套制度的小圈子，更宏观、更全面、更系统地研究调查制度改革问题，做好顶层设计和系统设计。

　　第四就是要立足当前，兼顾长远。统计调查制度体系的改革是宏大的系统工程，所以要正确处理统计调查制度改革中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统计调查制度中反映长期稳定发展的部分要保留下来，但为反映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还需要不断补充和完善，这就是稳定和改革的关系。特别在制度中，如果不稳定，就不可比不可持续，如果永远不变，就不能反映当前的情况。如何去把握呢？就是要坚持这个原则，兼顾长远和立足当前。要做到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相结合、国家与地方相结合、制度方法整体改革规划与专业改革目标相衔接。

三、现行统计调查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革的方向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行统计调查制度体系虽然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体系，但是客观地讲，还有许多方面不适应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大而不强，大而不精。如统计调查内容还不能很好地反映科学发展的要求；统计调查过分依赖于全面报表，调查内容多、信息量小，整体效率低；调查项目过多，基层负担过重；统计调查的管理机制不健全，重复调查时有发生，分工合作关系需进一步理顺等。具体体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常规统计的范围和内容存在一定缺口。我国常规年度的统计调查制度的统计范围和内容还有缺口，覆盖面不全，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支撑作用不足。主要体现在常规服务业统计缺口较大；价格统计制度不健全；一些专业统计范围不全。

　　2．专业统计制度之间协调性差。主要体现在普查与年报之间的矛盾；全面报表与抽样调查之间的矛盾；综合统计制度与部门统计制度之间的矛盾；专业统计制度与核算统计制度之间的矛盾。统计制度还未能形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协调的整体。

　　3．统计指标体系不够完善。集中体现在：反映经济增长数量的指标较多，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增长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的指标较少，特别是反映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结构的需求的统计项目较少，反映价值量的指标多，反映物量的指标少，不能满足国内和国际激烈竞争条件下社会经济的行业管理和企业发展的要求；反映供给的指标多，反映需求的指标少，不利于引导市场发展的方向；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多，反映社会发展、科技发展、政治文明和环保文明的指标少，不能满足当前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指标设置不合理与指标交又重复的问题同时存在。

　　4．统计标准化程度还不适应现代统计的需要。当前，统汁标准的制定、修订主要围绕与国际标准相关联的分类标准开展，而结合统计实际，配合统计自身发展和统计调查制度改革研制的分类标准较少。特别是当前制约统计制度改革的统计调查单位、配合城乡住户一体化的住户调查支出分类，以及反映我国所有制的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等标准都急需进行研究、改进或者制定。

　　5．重复调查多，基层负担重，但统计信息浪费严重。由于对制度的整体设计研究不够，造成部分专业制度内部、各专业之间、综合统计与部门统计之间存在重复性调查，加大了基层工作量。一方面造成了基层统计数据质量不高，另一方面造成了数出多门、一门多数和数据打架的情况。

　　6．对统计调查制度执行情况监督、评估和纠偏不够。任何统计调查制度从设计起就应当考虑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但是由于受时间、能力和水平的限制，统计制度存在瑕疵，同时我们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评估和纠偏的工作还不够。

　　（二）统计调查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

　　紧紧围绕“深化统计改革、服务科学发展”的总体目标，完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核算体系，充分运用多种调查方法和组织形式，逐步建立和完善科学、规范、实用的，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符合国际统计标准和一般规则的，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统计调查制度体系。

　　1．要不断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一，进一步完善生产法和支出法核算，特别是支出法核算；第二，建立和完善季度GDP核算；第三，完善可比价核算；第四，做好GDP统一核算。

　　2．要不断完善统计指标体系。通过改革和对社会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认识，不断发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通过保留当前适用的，去掉陈旧过时的，充实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统计指标，不断完善和改进统计指标体系，使整个指标体系能够真实反映客观实际。适应社会各方面的统计需求。

　　3．要提升统计标准化水平。现代化的统计应该是标准、规范的“方法制度流”，统计工作要取得长足发展，要实现整体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统计标准化是关键。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借鉴国际经验的力度，强化我国统计标准的管理和应用。

　　4．要不断改进统计调查方法。统计工作要根据新环境和实际情况，根据调查对象的特征不断改进统计调查方法。目前我们要大力贯彻和执行以普查为基础，依靠全面报表和抽样调查的统合统计调查体系，并利用其他非全面调查方法，特别要注意加强对行政记录的利用。统计调查方法的改革要以保证数据质量为基础，在不降低精度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成本因素，以较小的力量、较少的花费来达到统计的目的。当前调查方法体系方面一个大的问题是推进抽样调查方法与当前行政管理体制下形成的分级考核之间存在矛盾。如何去统一协调和管理，需要我们认真并智慧地去研究和解决。

　　（三）对统计调查制度改革拟采取的措施

　　为了顺利进行统计调查制度改革，落实各项重大的统计改革任务，各级统计机构应该团结一致，开拓进取，共同推动改革。具体可以从四个方面人手：

　　1．加强新形势下对统计调查制度创新的研究。当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要求我们加强研究，特别是要在全面性、系统性、可比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创新性的研究。

　　2．加强和优化统计调查项目的管理。统计调查项目的管理要精细化，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不能停留在形式上。建立调查项目监督和检查制度，及时高效地管理好统计调查项目的审批，服务好地方和部门统计调查工作，做到国家、地方、部门的统计调查项目相互完善、相互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统计体系。目前，国家统计局也对此问题进行了部署，要求对统计调查项目进一步严格管理，各级统计局和国家各级调查队要确保国家最基本的统计调查项目的贯彻执行和数据质量。

　　3．进一步完善统计调查制度的组织实施机制。再好的统计调查制度，如果失去强有力的组织实施保障，就无法得到贯彻执行，也就不能得到预想的结果。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对统计调查制度的研究方案相对较多，对组织实施机制方面的研究还不够。特别是在现行的分工格局下，既有按行业划分的，也有按城乡划分的，还有按调查方式划分的组织实施机制，如何配合是一个大学问。

　　4．建立对统计调查制度的评估制度。统计调查制度需要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和管理，并建立相应的评估制度。近年来，国家统计局对国家统计调查制度进行了初步的评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各地方、各部门也可以建立自己的统计调查制度评估制度和评估机制．对历史上的统计调查制度进行认真的理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案。对于地方统计调查制度，一部分是贯彻国家的统计调查制度，要评估贯彻的过程是否严格；另一部分是地方自行制定的统计调查制度，要评估是否有重复、矛盾，是否有可以舍去和优化的部分。

　　新中国政府统计调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成长的，凝结着几代统计人的心血和智慧结晶。我们要继续推进统计调查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以便于更好地为宏观调控和社会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联合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M]．2008．1993．

　　[2]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调查制度[M]．

　　[3]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4]国家统计局．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管理暂行办法．1999．10.27.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Statistical Survey System in New China over the Past 60 Years

Li Qiang

　　Abstract: The statistical survey system is the basis and norm of statistical work. At present, we haveestablished a huge statistical survey system in China, which includes the National Accounts System, the StatisticalIndicators System, the Statistical Standards System, the Statistical Survey Methodology System and the StatisticalSurvey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first reviewed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fivesystems in the sixty years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new Chinese government statistical agency, then summarizedthe main features of Chinese government statistical survey system and the useful experiences gained from theimplantation process, at last concluded th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tatistical survey system and the reformdirec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government statistical survey system;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reform

　　【作者简介】赵文远，历史学博士，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马列部副教授。河南，郑州，450015。

　　【关键词】户口迁移；制度变迁；经济因素

　　近年来，户口问题成为研究热点。户口的核心实际是户口迁移。经济模式是户口迁移的基础，1949年以后，户口迁移制度变迁与经济因素有着密切联系。但这一点常常被学术界忽视，大多研究只注意到了户口制度的弊端和不断固化的历史。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户口迁移制度从限制农村人口迁入城市到有条件地开放的历史，重点分析各历史时期户籍迁移制度变化背后的经济因素。

一、计划经济的启动与户口迁移自由的取消

　　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的《宪法》中，都明文规定：公民享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权利。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年里实行户口迁移自由的政策。但是，195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户口登记条例》)却取消了此项政策。《户口登记条例》第十条明文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2]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正式法规的形式，限制农村户口居民向城市迁移。

　　依据《户口登记条例》，公安部发出了《关于户口登记条例中几项条款具体执行意见的通知》[3]，公安部三局发布了《关于执行户口登记条例的初步意见》[4]。这两个文件又把限制户籍迁移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其中规定的准许农村迁往城市的四类人员，一是被城市劳动部门招收录用人员；二是被城市大、中、小学校录取的农村学生；三是父母因年老找子女供养、子女找父母抚养、妻子找丈夫同居等，要求由农村前往城市的；四是在农村工作的干部职工的家属迁往城市的。单看这些准迁人员资格并不十分严格，似乎只要有需求就能满足。但实际上却难以实现。比如，被劳动部门招收录用人员，根本不可能来自农村。因为自从1957年年底，国家就禁止从农村招收工人，这条路已经被封死了。因此，这项规定根本就不是为农村人口设置的。再如，被城市录取的农村学生，即使户口迁移到了城市，如果不能考取大、中专学校，还必须把户口迁回农村．上述第三、四类人员也要获得准迁证明才能迁移，获取准迁证明的条件往往相当严格。

　　《户口登记条例》与公安部的两个文件一起，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户口迁移制度的法规性文件，标志着现代中国户口制度的正式建立，其基本精神是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这样做经济上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由于社会生产力基础十分薄弱，为了保证这一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国家只能“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经济体系，动员并利用全社会各种资源，依靠农业提供原始积累，提供工业生产所需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推行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5]。

　　依靠农业提供原始积累，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粮食统购统销。1953年11月19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决定：“生产粮食的农民应该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的人员，可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簿购买。”[6]这个文件颁布之后，统购统销开始正式施行。

　　二是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禁止农民自由流动。农业集体化运动在广大农村普遍开展起来后，加之城乡差别逐渐显现和自然灾害的出现，农村一些人员开始向城市流动。1957年前后，农民人城风气达到高潮。当时正值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关键时期，阻止农民流人城市成为全国上下非常重要的工作。1957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7]，严厉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不久，国家就出台了《户口登记条例》，严格限制农村户口人员迁往城市。

　　综上所述，为了确保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计划经济战略的顺利实施，国家制定了控制城市人口增长、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户籍法规，迁移自由的状况从此结束。在新中国户籍迁移政策转向中，经济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经济“大跃进”与户口迁移管理的混乱反复

　　1958年起，禁止从农村招工的政策又突然发生了变化。“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国家决定放宽对招收新工人的审批权，但规定应力求从城市招收。令国家设想不到的是，各地乃将此项权力层层下放，不少招工单位为完成跃进任务，不顾国家的规定从农村大肆招工。通过招工途径，大批农村人口得以迁人城市。据有关研究统计，由于大量从农村招工，仅1958年一年全国职工人数就增加了2093万人。此外，还有大批农民虽未被正式招工，但也弃农从工，致使第二产业劳动者人数从1957年的2115万人猛增到1958年的7034万人，一年时间增加了4919万人[8]。

　　“大跃进”时期，户口管理一度混乱，农村的户口管理登记机关全部归属刚刚建立的人民公社，有些城市设立了专职或者兼职的群众户口员，而把户籍民警下放到人民公社参加劳动，实际上取消了户口登记机关。因此，这一时期，被招进城市工厂的农村人口，在户口迁移问题上并没有严格执行《户口登记条例》中的规定。

　　1959年年初，粮食危机开始在一些地方出现，此后，在全国各地普遍扩展。面对严重的危机，中共中央一面要求各地“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9]；一面要求各地招工计划必须报中央批准，严格禁止从农村招收工人[10]。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到缓解严重的经济危机的作用。在此情况下，中央决定精简下放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根据当时的文献资料，被精简的对象主要是1958年1月以来来自农村的新职工。经过三年艰苦的精简工作，全国城镇人口，从l961年1月到1963年6月，总共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的人数共约减少了2800万人[11]。这次精简城市人口，主要是为了应付突然出现的经济困难和粮食危机，但却使大规模城市户口人员向农村迁移。

　　此后，国家再次要求各地严格执行《户口登记条例》，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路再次被堵死。1962年11月，公安部三局发出《关于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重申《户口登记条例》关于城乡户口登记的基本制度。关于户口迁移方面，该《意见》特别提出：“在户口迁移上，必须严格执行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户口迁移问题的规定，对农村迁往城市的，必须严加控制；城市迁往农村的，应一律准许落户，不要限制；城市之间必要的正常迁移，应当准许，但中、小城市迁往大城市的，特别是迁往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五大城市的要适当控制。”[12]该《意见》的发布，进一步强化了限制城乡间户口迁移的制度。1964年8月14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政策规定》[13]，再次要求对从农村迁往城市的人口要严加控制。

　　精简城镇人口之后，城镇数目减少，其中“市的数目，由一九六一年底的二百零八个，减少到一九六三年六月底的一百七十九个。县属镇的数目，由一九六一年的四千四百二十九个，减少到一九六二年底的四千二百一十九个”。但国家认为“市镇建制仍然过多”，要求撤销居住人口不足十万的市[14]。在这种政策导向下，人口迁移的趋势只能是向农村迁移，1963年国家计划“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15]。

　　综上所述，由于经济“大跃进”的需要，大批从农村招工导致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粮食高产的泡沫吹破之后，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国家被迫精简城市人口，大量城镇居民被强制向农村迁移。在这个混乱、反复的户口迁移过程中，经济因素再次成为“大跃进”前后户籍迁移的关键．

三、“文革”时期经济发展缓慢与户口迁移制度的固化

　　“文革”前期，户籍迁移的主要流向是城市户口向农村的迁移，主要表现是两个人群的户籍迁移：其一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文革”开始后大学停止招生了，城市也无就业岗位，因此，1968年12月，全国城市初高中毕业生(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俗称“老三届”)，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下开赴农村．此时期，下乡的知识青年几乎全部是户口迁移人口。其二是城市“反动分子”。“文革”爆发后，大批被打倒的干部和以前曾被确定为“反动分子”的人被发送到农村。据当时不完全统计，1966年10月14日以前，被指为“牛鬼蛇神”而从城市被撵到农村的人数，全国共达397400多名[16]。这些“反动分子”到农村时，其户口和档案一起转往农村。

　　此阶段，大批城市人口迁到农村的主要经济因素是：“文革”爆发后，全国陷入混乱状态，到处停产闹革命，各行业都受到了重大冲击，城市企业一度停产停业，原定的1967年国民经济计划无法执行，1968年连年度计划都未制定，由此造成经济生产开始迅速衰退。1967年、1968年工业总产值连续下降，许多企业停工、停产。全国粮食生产1968年比上年减产4％[17]。在此情况下，虽然社会混乱，但是国家仍然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长。

　　“文革”中后期，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仍然是人口迁移的主体。不过，也有少数农村人口通过一些特殊途径迁移到了城市。一是利用招收“工农兵学员”的途径。1972年下半年，开始恢复中断了几年的高校招生。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大多是农村生产大队和公社干部子女，他们成为70年代实现“农转非”的为数不多的农村人口。二是通过招工的途径。1970年年初各地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重工业生产急剧膨胀，出现了不顾国家劳动计划擅自增人和大量招工的严重情况。到1971年年底，全国职工总数突破了5000万人大关[18]。在新招职工中，包括部分下乡知识青年和少数农村青年。三是通过“子女顶替”途径。1973—1974年国家先后同意矿山井下、森林采伐、野外勘探和盐业等四个行业恢复子女顶替和内招办法。有一些下乡知识青年和少数农村青年通过这个途径离开了农村。

　　此一阶段，少部分农村户口迁移到了城市的主要经济因素是：1969年之后政治斗争趋于平缓，社会逐渐稳定，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比“文革”前期有较大增长。据统计，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9年增长525亿元。尤其是1973年之后，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增长[19]，所以才有了上述少部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机会。

　　就整个“文革”时期来看，户口迁移的基本趋势还是向农村迁移(主要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农村人口被人民公社和户籍制度死死地控制着，农村到城市的户籍迁移制度逐渐固化。其经济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农业一再被忽视。不仅如此，为了保障工业化建设，国家还“通过农产品国家定价的形式，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又对城市市民和企业低价销售，用以维持大工业低工资和低原料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工业利润的条件”[20]。国家采取了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战略。多年来国家在农业上的投资相对比较低，导致农业的机械化进程缓慢，农业生产一直靠人力耕作维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农业继续为工业化提供各种农产品和建设资金，只有靠大量的劳动力的投入。因此，多年来国家不断地向农村转移城市人口，以加强农业第一线，同时，继续强化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户口政策，以稳定农村生产队伍。

　　第二，城市化发展停滞。据统计，1949年我国仅有136座城市，至“文革”结束时近30年时间才增加至191个，平均每年增加不足2个[21]。城市化停滞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小城镇的衰落。有关研究显示：“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许许多多小城镇不但没有什么发展，而且一些历史上著名的集镇都衰落了。”[22]城市建设发展落后的状态，根本不能满足城市人口增长的需要，城市人口都没有栖居的空间，更谈不上吸纳农村人口了。

　　第三，在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思想的指导下，把城市产业的发展极大地压缩到纯生产领域，片面注重城市的生产功能，而忽略甚至限制城市其他经济功能的正常发挥．这样一来，第二、三产业不发达，造成市场的萧条和市民生活不便，降低了城市的就业容纳能力。

　　综上所述，“文革”时期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经济模式的束缚下，经济发展缓慢，城市和工矿企业建设速度慢，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粮食产量低。这些经济因素严重制约着户口迁移管理，仍然按照习惯的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套路来运行。

四、改革开放与户口迁移制度的松动和改革

　　“文革”刚刚结束后的几年，国家产口迁移政策依然没有明显变化。不过，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国家先后出台了一些“农转非”政策。比如，1977年11月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允许少数符合条件规定的农村人口的“农转非”，如城市职工在农村无依靠、生活不能自理的年迈父母及其寄养在农村15周岁以下的子女、病残或家庭有困难的下乡知识青年等[23]。随后，公安部在《关于认真贯彻V国务院批转V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了1977年11月以后“每年批准从农村迁入市镇和转为非农业人口的职工家属人数，不得超过非农业人口数的1．5‰”[24]。这是国家在户籍迁移文件中第一次规定农村人口进入市镇的迁移比例，由此确立起了对“农转非”实行政策控制加指标控制的双重控制管理体制。

　　新《规定》下发到地方后，各地也相继放松了对下乡知识青年因病、残和困难回城的限制，一些省、区的知青中掀起“病退返城风”。据统计，这个时期从农村转回城镇的知识青年有650多万人[25]。根据新《规定》，国家制定了关于解决职工夫妻分居问题调动和户口迁移政策。据部分省市的统计推算，“从1980年到1987年，8年间，仅通过工人调动的办法即解决工人夫妻两地分居200多万人”[26]；1980~1989年“全国已解决100多万干部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27]。

　　这一时期，国家还出台了老职工子女“顶替接班”政策，进一步开大了“农转非”的口子。据统计，从1978~1983年，5年内全国办理子女顶替约有900万人。如湖北省1978~1985年，共招收顶替子女42．56万人，其中来自农村的16。5万人，占38．8％[28]。197741979年，得到平反和落实政策的干部职工中，除了那些已经去世和因年老体弱退职的之外，很多人恢复了公职和城市户口。据统计，这些人约有85万人[29]。

　　国家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方面多开了上述几个口子，一方面有“文革”后社会安定团结的需要，另一方面有经济好转的因素存在。单从经济因素来看，一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1979实行的生产队包工到组、包产到户，和随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连年丰收，困扰国家多年的粮食供应问题得到明显缓解。二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自1978年开始，城市企业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初步改变了过去企业被统得过死、缺乏活力的状况。1981年在工商业中推行经济责任制，随后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利改税，同时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战略决策，迅速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上述改革产生的一个明显效果就是就业岗位明显增加，1978年至1981年，安置就业达2000多万人。

　　1984年之后，随着乡镇工商业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向集镇务工、经商，他们迫切要求解决迁入集镇落户问题。因此，国家决定在集镇户口管理上首先放开手脚。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即国发[1984]141号)。《通知》规定：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30]。《通知》发布之后，受到了广大农民在一定程度上的响应。据有关统计，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到1986年年底)，全国办理集镇自理粮户口的达1633828户，即4542988人④。

　　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逐渐退出和市场经济的兴起以及国家城市化进程建设，城乡经济十分活跃，城市第二、三产业相当兴盛。此时，国家粮食生产丰足，粮食供应已与户口脱钩，农村人口进城经营工商业活动的人员数量很多，要求在城市落户的呼声非常强烈。因此，一些地方自80年代末期兴起的在户口问题上“挖掘潜力”，搞集资性“农转非”的风气比较“疯狂”。有资料显示，“到1992年上半年，全国几乎每一个省份都出现了交钱办理城镇户口现象。据公安部对全国17个省区950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共办理收费‘农转非’户口248万人，每个户口收费从2千元到4万元不等”[31]。进入21世纪之后，一些省区借助城镇化的东风，开始不断推出户口迁移新政策，这些户籍新政的普遍特点是放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户口迁移政策逐渐有所改变。从小部分人的“农转非”到1984年的自理粮集镇户口的开放，从90年代的买卖城镇户口到新世纪户口改革的推行，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户口迁移由限制到逐渐放开，其背后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模式的改变。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发现，经济模式是户口迁移的基础，现代中国的户口迁移制度变迁与经济因素有着比较明显的联系。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经济的发展速度与兴衰，直接影响着户口迁移政策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在一些建设上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经济发展缓慢，长期被粮食问题困扰着，因此控制城市人口这根弦时刻绷得很紧，户口迁移政策长期没有变化，农村人口被牢牢地限制在农村。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计划经济逐渐退出，城乡经济繁荣，给予了户口迁移变动的机会。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计划经济是造成户口迁移壁垒的根本原因。

注释：

[1]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现代中国户籍制度与现代中国社会”(课题号2010FLS013)阶段陸成果。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3]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户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汇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1页。

[4]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户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汇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1页。

[5]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1—562页。

[7]《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7年7月—12月)，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229页。

[8]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38，28—29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38，28—29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1—552页。

[12]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户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汇编》，第36页。

[13]《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政策规定(草案)》[(64)国秘字369号]，河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J78—222。

[1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中发[63]801号)，河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J78—188。

[15]《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的报告”》(中发[63]561号)，河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J78—199。

[16]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页。

[17]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18]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1页。

[19]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页。

[20]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第61、73页。

[21]刘洪奎：《十年来我国不同规模城市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城市史研究》第4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2]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第61、73页。

[23]《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1977年11月8日，国发[1977]140号)，河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J78—336。

[24]《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的意见》(1977年11月22日，公发[1977147号)，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户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汇编》，第244页。

[25]杨云彦：《中国人口迁移与发展的长期战略》，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26]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户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汇编》，第389、392页。

[27]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户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汇编》，第389、392页。

[28]杨云彦：《中国人口迁移与发展的长期战略》，第151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30]国家体改委办公厅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件汇编》上，改革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

[31]殷志静、郁奇虹：《中国产籍制度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0页。

来源：《史学月刊》2012年第5期

　　【关 键 词】城乡结构；乡镇企业；非正规部门；经济社会一体化

　　【作者简介】胡鞍钢，中国科学院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2，1．16～29

　　认识中国国情，特别是认识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矛盾，乃是认清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根本依据，也是确定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结构矛盾，包括传统农业与工业化、农村与城市等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中国发展的关键就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也是认识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道路的基本线索。

一、问题的提出：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

　　现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是从哪里演变而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又是怎样形成今天的新格局?今后几十年它又会向什么方向演进?我们如何比较完整而清晰地描述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又如何选择适宜的量化指标进行定量分析以及深入的理论分析?本文试图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

　　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将二元结构定义为边际产出等于或接近于零的农村农业部门与边际产出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的并存状态，即暗含假设农村等同于农业，城市等同于工业；并且经过不断发展，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至城市工业，最终消除经济社会的二元分割状况，形成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一元化市场，即二元结构仅仅是阶段性特征。但根据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二维视角，经济社会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两个部门，而是存在四个部门（见图1）。实际上，自1972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非正规就业以来，世界上主要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非正规就业人群，这已经突破了最初的二元经济理论。由于非正规经济的特殊性，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引入非正规部门提出了三元结构理论和四元结构理论。中国的经济历史和转型实践则进一步突破了二元结构理论，除了日益庞大的城镇非正规就业外，在中国农村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农村工业部门，即乡镇企业。所以，当代中国实际上存在着四元经济社会结构。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近现代中国经济历史、更深刻地认识这一历史，本文从经济历史、经济统计和经济理论三个方面出发，实证分析和梳理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变迁和历史轨迹，认为中国的特殊国情使中国走出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经济社会结构演变的发展道路，它先后经历了几个不同的转型阶段：一是1840—1948年从传统农业解体到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漫长演变阶段；二是1949—1977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分割和强化阶段；三是1978—1991年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业化迅速发展所伴随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并逐步转向三元经济社会结构，即农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城镇正规部门；【1】四是1992年之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城市化迅速发展所伴随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即农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城镇正规部门与城镇非正规部门。【2】这是一个不断实现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大转型历史过程和社会变迁，无论是从人口规模，还是从转变方式，都是世界现代历史所未有过的，即使是与印度相比，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也是独特的，这已经大大不同于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所描述的经济形态演变的假设，包括刘易斯、费景汉一拉尼斯等、哈里斯一托达罗等的二元经济理论、【3】菲尔兹三元经济理论、【4】拉尼斯与斯图尔特的四元结构等经济理论。【5】我们只能做“事后诸葛亮”，力图从定量的角度刻画这一历史演变的轨迹，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其内在的历史动因，并试图说明未来发展的走向。

　　研究现代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最大难点是缺少一目了然的数据，因此必须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础数据重新定义和技术处理。本文对四元结构进行了界定，从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方面计算或估算了1949—2009年期间的历史数据。就业结构数据主要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城乡从业人数来估计不同时期的四元就业：农业就业人数，不包括国营农垦（尽管他们从事农业，但是更具现代化因素，又属于正规就业），数据来自《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农村非农业就业人数，包括国营农垦、社队企业或乡镇企业、农村个体工商户或其他人员，数据来自农村就业人数与前项农业就业人数相减数；城镇非正规就业，包括私营企业、【6】个体工商户和未统计（自我就业、灵活就业、农民工等），其中，城镇个体、私营就业人数1952—1995年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6》，1996—2009年数据为《中国统计年鉴2010》“个体、私营”相加数，“未统计”就业人数1990—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之前系作者估计；城镇正规就业人数，包括城镇国营或国有单位职工、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新兴正规就业（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1952—1989年数据（为全国职工人数）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6》，1990—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非“城镇私营、个体、未统计”项相加数。【7】经济结构数据系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GDP数据对不同时期的四元经济估算：农业增加值数据来自《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农村非农产业增加值，1949—1977年数据系作者估计，1978—2009年数据按乡镇企业增加值计算，来自《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城镇非正规经济增加值，包括私营经济、个体经济、未统计经济，数据系作者估计；【8】城镇正规经济增加值，等于全国城镇增加值（GDP减去农村增加值）减去非正规经济增加值。【9】计算结果见表1。作者根据该计算，定量地描述了1949—2009年期间即60年中国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动态变化的历史轨迹（见图2、图3），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结构演变特点及原因。

二、从传统社会解体到城乡二元结构形成（1840—1948）

　　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形成绝非偶然，它是中国社会内部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与外部国际资本积累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10】历史上中国经济一直领先于世界，在1500年之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因素发展，中国开始落后；到18世纪下半叶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开始大大落伍；到1820年尽管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但中国人均GDP仅为西欧12国的二分之一。【11】直到1840年，西方的入侵才打破了长期停滞的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社会格局，出现了某些现代资本主义因素，开始逐步形成二元经济社会。正如毛泽东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利用特权，进行各类投资，在中国兴办了现代工商业，到1902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累计已达5亿美元，到1914年翻了一倍，达到10．67亿美元。【12】外资企业一方面挤压中国本地企业成长，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国企业学习的先驱。清朝政府在严重失败之后，也开始了洋务运动，兴办工业。不过，政府的无能在许多方面阻碍了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广，他们没有能力直接参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为私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13】1890年，中国现代产业部门（包括制造业、矿业、电力、现代运输和商业）占GDP比重上升至0．7％f（表2）。【14】

　　从表2看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一定发展，尤其是在“一战”期间，一些轻工业部门取得较大发展，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与外国对手展开竞争。【15】1913年现代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0．6％，中国仍然以传统农业、手工业、传统运输和商业为主；1933年，中国现代产业部门（包括制造业、矿业、电力、现代运输和商业）占GDP比重上升至5．3％；后虽曾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负面影响，到1952年现代经济占GDP比重升至10．4％。【16】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9．9％，城市人口比重为10．1％。【17】1936年毛泽东就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他指出，当时“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18】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工商业与传统农业、现代都市与传统农村同时并存的二元经济社会。1949年，毛泽东同志再次对当时“一九开”基本国情的落后性与现代性做了精辟概述：中国已经有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和古代不同；还有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的落后状态。【19】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农业的发展，有进步，也有停滞，但进步是局部的，而停滞是整体的。【20】中国经济发展在此期间出现了明显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复杂情形：按照麦迪森的数据，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先是从1820年的600美元（1990年国际元）下降至1870年的530美元；后不断上升，到1936年达到高峰597美元；而后持续下降至1950年448美元，比1820年和1936年人均GDP水平下降了1／4，也低于同年印度619美元的水平。【21】这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起点。由此可见，近代以来，国际资本入侵促进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解体，一方面造成广大农村日益衰落，形成典型的农村贫穷经济；另一方面列强在少数沿海城市或“飞地”建立了现代化经济部门，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九开”的现代中国经济社会二元结构。正是在这一历史起点下，中国开始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也开始进入现代经济社会二元结构转型时期。可以预见，这一历史起点越低，二元结构差异越大，这一转型的任务就越艰难，实现这一转型的历史过程就越长，也意味着中国必须独辟蹊径，开拓独特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道路，才能根本实现这一历史转型。

三、计划经济体制下二元结构的演变（1949—1977）

　　一国工业化初始条件，是该国工业化发展最重要的制约条件。由于各国经济发展初始条件不同，其发动因素、限制因素作用程度不同，因此（业化发展道路不同，二元经济社会的演变历史轨迹也不同。如果比较同期中国和印度、明治维新的f：t本、原苏联：亡业化初期（1926—1928年），会发现当时的中国与1920年代的苏联相差甚远，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以及当时的印度比较接近，即制约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生产力因素依然存在，包括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工业化基础十分薄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水平低等。【22】可见，新中国的建立并不会自动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一问题。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传统农村与现代都市并存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如果细分的话，当时已经具有四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子：在城市同时存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两类不同经济和就业，大体一半对一半，1949年全国城镇就业总数为1533万人，其中正规就业比重为52．8％，非正规就业即个体、私营经济部门就业者比重47．2％；在农村同时存在农业与非农业就业，但是农业占绝大部分，1949年全国农村就业总数为15589万人，其中农业劳动力人数占农村就业总数的94．2％，非农业劳动力人数占5．8％。

　　1950年代初，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之后，毛泽东就开始考虑如何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他提出了“一化三改”路线。【23】在农村，开展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底，农业就业人数占乡村总就业比重达到95．1％，农业生产总值占农村生产总值的96．46％。【24】在城镇，开展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经过改造后，我国城镇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城镇公有经济就业比重由1952年64．68％提高至1956年99．47％，城镇非公有经济就业比重由35．52％降至0．53％，而后大体在5％以内。城镇非公有经济占GDP比重由1953年13．34％降至1956年0．20％，而后大体在3％以下。从1956年到1977年，除了1961—1969年外，城镇正规就业比重一直维持在98％以上；非正规就业比重到1977年达到历史最低点0．16％。城镇的基本经济结构转变为单一的公有制正规经济，非正规经济基本消失。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是当时世界人均收入最低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也是在所有城镇既消灭了私人经济、个体经济等非正规经济，也消灭了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中国家，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基本国情。【25】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58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将整个社会切分成城乡对立的两大部分，严格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和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这一时期（1949—1977年），一方面农村总人口和劳动力总量持续高增长，分别从1949年的4．84亿人和1．70亿人增加至1977年的7．83亿人和3．03亿人，分别增长了61．8％和78．2％，进一步强化了城镇与乡村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占全国比重不断下降，分别从89．4％和90％下降至82．4％和76．8％（见图2）。【26】

　　农村的一元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曾正式发动了两次农村工业化“小高潮”。第一次遭到失败，第二次比较成功，为改革开放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第一次是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他要求各地方的工业总产值，争取在5年，或者7年内，或者10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27】在政治动员的作用下，全国各地社队企业“遍地开花”，农村一度出现了工业的迅速发展，到1959年达到高峰，有社办工业企业70万个，总产值100亿元，比上年增加值60％，约占农村工农生产总值的16．75％；而后迅速回落，1960年降至50亿元，占农村工农总产值的9．86％；与此相适应，农村非农业就业也出现高潮，其所占农村就业比重在1958年达到27．74％。但是很快遭遇失败。由于受到3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中共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停止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农村非农就业比重迅速下降，到1963年达到最低值1．39％，社队企业生产总值占农村生产总值也降至5．89％。【28】第二次是发动农村工业化。1970年全国社队企业工业产值为67．6亿元，到1977年达到332亿元；【29】农村非农业劳动力比重逐步上升，到1977年达到4．67％；农村非农业生产总值比重升至20．95％。【30】从国际比较来看，农村出现较大规模的工业化是中国所独特具有的，这是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所未出现过的现象。这时期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为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崛起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农村出现的两次工业化“小高潮”并没有在整体上改变农业部门仍然是农村经济，尤其是农村就业仍然是农业绝对主导的格局。农村劳动力流动在这个期间由于政策的变化出现了强制性的波动变化，但总体上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城镇仍然表现为国有正规部门经济形态，非正规经济规模极小。虽然我国经济社会仍然主要由城市正规部门与农村农业部门组成，但这已经不是典型意义上市场自发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而是受到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制度影响不断人为强化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四、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1978—1991）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中国农民的创新与实践精神为基础，改革首先从农村地区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拉开序幕。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再次下发一号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31】农村改革政策迅速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实现了平稳较快增长，城乡差距在1980年代初曾一度缩小，但很快随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差距再一次拉大。由于我国人口基础大、人口增长快的影响，虽然一部分劳动力流动到城市或者乡镇企业工作，农村农业劳动力人数在这一时期仍然继续增加，从1978年的2．78亿人增加到1991年的3．86亿人；农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028亿元上升至1991年5342亿元；不过，农业劳动力人数占农村就业比重、农业增加值占农村增加值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从1978年的90．75％下降到80．29％，后者从1978年的83．1％下降至1991年的64．24％。

　　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社队企业，提高社队企业经济比重。1982年，国家制定“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方针，实行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政策。1984年，国家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明确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向，开辟了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198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不发展农村工业，多余劳动力无出路”，乡镇企业“为我国农村克服耕地有限、劳力过多、资金短缺的困难，为建立新的城乡关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32】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要“继续合理调整城乡经济布局和农村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政策的支持成为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有力推手，1978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为2826．56万人，到1991年则达到961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0．21％，1978—1991年平均每年增加就业621．7万人。1978年，乡镇企业增加值为209．39亿元，到1991年达到2972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达26％，占农村增加值的比重也达到35．74％。【33】农业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转化为产业劳动力，引发了农村社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逐步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和完善，对城镇就业及农民工进城的限制也逐渐宽松。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政策。1984年，允许务工、经商等从事服务业的农民自带口粮在城镇落户。1985年，公安部颁布《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在这个阶段，农民开始较大规模进入城市就业，但是由于民工潮涌带来许多管理和社会问题，不久，国务院开始针对一些地方自行放宽“农转非”标准的做法，进行了纠正。1989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知》，要求各地区要把“农转非”人数严格控制在计划指标之内，不得突破。一些大城市也对外来人口进行了清理，大批农民工重新还乡。因此，城镇农民工进城务工人数在1980年代虽有所增加，但其占城镇总就业比重保持在5％以下。直到进入1990年代后，才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受此影响，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到1990年达到2984万人，1991年稍有回落降为2959万人，占城镇总就业的16．94％。城镇正规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比重从99．84％下降至83．06％。这说明，在该阶段，城乡分割的政策虽有所松动，但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仍然采取较为严格控制的政策，导致农民进城务工的数量较为有限，城镇仍然是以国有、集体及新兴正规企业等正规经济为主。

　　如果说，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大发明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话，那么第二大发明则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34】如前所述，1950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定位为“国家工业化”，首先是国家发动、国家主导、国家投资、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工业化，基本排斥了民间参与、非国有经济参与；其次也是城市工业化，即以城市为主导、为主体，又排斥了农村工业化、农民参与。改革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使中国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的现实途径，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模式；【35】在城乡分割条件下，在农村地区发动工业化、推动工业化，提高了农村经济的分工水平，加速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在改造传统农业、提高非农经济收入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乡镇企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唯一具有的独特二元经济结构；加上城镇正规经济部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则由二元结构转向为三元结构（见图3）。

五、从三元结构到四元结构（1992—2009）

　　进入19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是从三元结构逐渐转变到四元结构，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出现了高速增长的非正规经济，超大规模的非正规就业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正规经济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这包括在国家统计局的就业统计范围内；二是农民工等流动人口，但未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范围内，只是作为差额项估计的。

　　从农村地区来看，农业与非农业就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关系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农业劳动力绝对数1991年达到高峰3．9亿，而后呈下降趋势，到1996年，降至3．482亿；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9609万人上升至1995年最高峰1．35亿。其次，1990年代下半期至21世纪初，由于国内市场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影响，出现了与上半期相反的情况，农业劳动力开始上升，到2002年达到高峰3．687亿；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直到2003年才超过了1996年的总数。再有，从21世纪初开始，农业劳动力大幅度下降，到2009年已降至3亿以下，比2002年的小高峰减少了7162万人；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开始持续增长，到2009年达到1．559亿人，比1996年增加了2080万人。从经济结构来看，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从1991年的24．5％，降至2009年10．6％，下降了近14个百分点；乡镇企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提高，于1993年超过农业增加值，到2008年，这一比重达到最高峰，接近28％，这既反映了农村工业化产出规模已经超过了农业产出规模，农村经济已经以非农业为主的新的特征。从国际视角比较看，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各国农村工业化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已经大大不同于传统的农村经济社会类型。

　　从政策背景来看，国家对于私营经济及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逐渐发生变化。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了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36】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将非公有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37】这成为城镇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正规经济迅速发展的“加速器”。城镇个体、私营经济的就业人数从1992年的837万人上升至2009年的979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6％，占城镇就业比重从4．7％上升至31．5％。这表明，城镇个体、私营经济的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就业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从发展阶段来看，农民工进城不但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还给居民消费、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进入1990年代至1990年代末，中国开始从低收入向下中等收入过渡，进入21世纪，中国又开始向上中等收入过渡；与此同时伴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迅速变动，尤其是恩格尔系数迅速下降。人均收入迅速增长以及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显著变动，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农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农业增加值比重从1992年的21．8％下降至2009年的10．3％。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伴随着农业产出高增长（4．0％）与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大幅度下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高增长态势，这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巨大推力。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促进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巨大拉力，突出表现为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一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在1991—2009年期间，分别为8．3％和5．5％；二是两者的相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这一时期由2．40倍上升至3．33倍；三是农村新生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明显提高，增加了他们向城镇流动、转移、就业、安家的能力，从而成为城镇居民和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带动了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和占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

　　1990年代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构成城镇非正规就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等未统计部分就业人数从1992年2236万人升至2009年9197万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7％，占城镇就业比重从12．5％升至29．5％；如果将城镇私营、个体经济非正规就业计入在内，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比重则从17．2％上升至61％，比正规部门就业比重39％高出22个百分点。1949年以来，我国城镇一直存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就业形式。从两者占城镇总就业比重构成来看，经历了正规就业的倒“U”字曲线：先迅速上升，保持极高的比重，而后不断下降；同时也经历了非正规就业“U”字曲线：先迅速下降，以至于基本消失，而后开始上升，进入1990年代以后迅速上升，且居主导地位。与城镇就业结构变动趋势相比，城镇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也经历了大体一致的发展趋势：正规经济呈现倒“U”字曲线，非正规经济呈现“U”字曲线，也反映了城镇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并存，且非正规经济规模已接近正规经济部门规模。图4充分反映和证明了在中国城镇呈现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而且无论是就业结构还是经济结构，非正规部门比重在上升，正规部门比重在下降，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下去。可见，中国已经不再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也不同于1980年代所呈现的典型的三元经济社会结构，而出现了世界上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十分独特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与发展经济学所描绘的二元经济社会演变轨迹的理论假设大为不同。

六、未来转型方向：从四元结构到一体化和均等化

　　城乡二元结构作为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划分，反映了建国以来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基本状况。发展引起转型，转型促进发展。在农村出现的乡镇企业作为就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促进了传统农村社会的转型。与农业相比，乡镇企业是一种接近现代工业并具有组织化的运作模式，市场竞争程度非常高，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出口依存度比较高，他们代表了中国农村工业化。【38】乡镇企业作为非正规就业，又是吸纳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另一个主要渠道，“工作时间长、工资水平低、岗位不稳定且缺少社会福利”。【39】非正规就业人员，尤其是农民工与城市正规就业居民之间在收入、社会身份、自身素质、社会保险、公共服务、社会权利、子女就学等诸多方面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形成了城市社会中显著不同的两个阶层，构成了我国城镇社会的二元结构。在原有的农村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二元基础上，加上乡镇企业部门和城镇非正规经济部门，它们一起构成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四元结构，具体体现为四类社会、四种国民、四项服务（见表3）。

　　从180多年前开始中国先后经历了从传统农业社会解体到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过程；从60多年前开始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演变和进一步强化；30多年前开始中国又先后出现了三元、四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历史转型；未来几十年发展的基本方向也必须按照这一独特的历史逻辑走向四元一体化，尤其是处在不同结构中的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道路，既有别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人口大国从二元或者三元到一元的转型道路。换言之，中国所呈现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本身就是十分独特的，因而未来演变也是十分独特的，它的基本方向就是城乡一体化、城市内部一体化、农村内部一体化，即经济社会一体化、趋同化和现代化。为了顺应这些发展趋势，从国家“十一五”就开始形成了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四化”的基本思路，即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工市民化、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1．农业现代化。我国农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发展转型，基本方向是向现代农业转变，实质是使农业更加具有现代性：一是农业生产组织不断地变革，各类农业企业蓬勃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农户与农业企业形成激励相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40】更加适应地区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变化，并对此做出积极的响应，不断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二是国家和社会对现代农业要素不断强化投入：农业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农业科技创新与转化能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得到加强，农业服务体系更加健全等；【41】三是农业结构加快转变：要实现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从自给自足的农业模式向高效开放的现代农业模式转变，积极参与全球市场，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农产品贸易市场和农业贸易一体化；四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力人数明显减少。

　　2．农村工业集聚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村工业化国家，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和工业、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在筹资、技术条件等方面存在不足，乡镇企业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这就需要一方面“推进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42】帮助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积极发展和应用绿色技术；另一方面要重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推动要素不断积聚，从“队（村）—社／乡—镇”不断走上产业集群化道路，将乡镇企业导向规范的工业园镇，集中利用土地资源，集中提供政府公共服务、金融保险和物流等社会服务，产生产业集群效应。与此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优先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卫生事业、农村文化事业，重点发展农村金融保险服务体系，完善农村服务流通体系，建立农村商业网点，【43】鼓励发展农村交通运输业。

　　3．农民工市民化。单一的正规部门就业模式不可能解决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和乡村向城镇转移劳动力，大力发展城镇非正规就业和经济符合我国基本国情。【44】因此，国家需要继续鼓励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进城务工就学，优先将那些因城市建设承包土地被征用、完全丧失土地的农村人口转为城市居民，负责提供就业援助、技能培训、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45】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46】使他们能够真正“安居乐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在劳动报酬、劳动时间、法定假日和安全保护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47】

　　4．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党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正式提出，按照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到2015年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48】通过实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城乡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趋同。

　　尽管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工市民化、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但它却是破解“中国难题”的重大社会创新和巨大社会实践，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中国方法”，也开始有了“中国经验”，这也会在国际上产生知识与经验的外溢性，为那些人口众多、农村人口依然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对此，我们还需要不断探索、不断总结，更重要的是将这些实践变为“真知”。

七、结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独特道路

　　中华文明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丰富和复杂，【49】中国现代化历史也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史都更丰富和复杂。进入近代和现代之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结构的历史演变，既大大突破了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所预言的从二元到一元的历史轨迹，也出现了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未曾经历的大规模农村工业化，走了一条独特的“中国之路”。100多年来，中国先后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阶段。首先，从1840年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开始解体，历经100多年逐渐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其次，1949年之后，新中国政府在极低水平条件下发动国家工业化，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采取了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第三，伴随着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兴起，有力地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格局，迅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三元结构。第四，1990年代下半期以来，私营、个体经济迅速兴起，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城镇非正规经济和就业出现爆炸性增长，迅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四元结构。可以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四大经济板块、四大社会群体。

　　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展趋势将沿着中国特有的历史逻辑演变。这包括：一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组织化、专业化、企业化、产业化；现代要素大规模投入、迅速扩散、广泛应用；农业结构更加多元化、差异化和高附加值化。二是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经营形式现代化、多样化、规范化；生产服务特色化、绿色化、高效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方式调整转型。三是农民工市民化：社会待遇公平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职业培训常规化；让农民工融人城市、融人企业、融入社区、融入公共服务体系。中国是世界上极其特殊的国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转型过程，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只有不断要求增加和强化社会主义因素，如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健康公平、社会公平、社会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等，推动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农村内部一体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最终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注释：

　　【1】国内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特殊的国情构成了由农业、乡镇企业、城市部门组成的三元经济结构理论。参见李克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陈吉元、胡必亮：《我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经济研究》1994年第4期；赵勇：《城镇化：中国经济=元结构发展与转换的战略选择》，《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

　　【2】徐庆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四元结构为传统农业、乡镇企业、城市现代部门（股份制、外商、港澳台投资企业）、城市传统部门（城镇国有经济单位）。该划分方式没有包括非正规部门。参见氏著：《论中国经济的四元结构》，《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

　　【3】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Vol. 22, 1954, pp. 139-191 ;Ranis, G. and John C. H. Fei,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No. 4, 1961, pp. 533-565;Harris.J. and M. Todaro,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 Sector Analysis, Amer/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0, No.1, 1970, pp. 126-142。

　　【4】菲尔兹将非正规（murky sector）就业引入理论，提出三元经济理论。参见 Fields, G. S., Rural-Urban Migration, Urban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and Job Search Activity inLD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2, No.2,1975,pp.165-187o

　　【5】拉尼斯与斯图尔特提出V产口（V-Goods）概念，认为在城市中非正规部门包括现代化的部门和传统部门，其中传统部门投资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不高，技术进步滞后；而非正规中的现代部门则属资本、技术更加密集的部门。参见Ranis．G．and F．Stewart．V-Good and the Role of tlle urbanInformal Sector in Devdopment，Economic Development andCultural Change，Vo1．47，No．2，1999．，PP．259-288。

　　【6】私营企业系为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在中国城镇地区，绝大部分私营企业属于微型企业、小型企业，只有极少量比例的大中型企业。为了便于统计，本文将其归入非正规就业类型。

　　【7】1949年、1950年、1951年四类就业数据均系作者估计，其中1949年农村与城镇就业人数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 stats, gov. cnhj fx/zffx/qzxzgc 160zn/t20090914_402586654.htm。

　　【8】这里为了便于定量计算，作者提出两个假定：私营和个体经济劳动生产率=全国非农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未统计经济劳动生产率=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由此估算：私营和个体经济增加值=全国非农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城镇个体、私营就业人数；未统计经济增加值=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城镇未统计就业人数。

　　【9】需要指出的是，GDP及工业、服务业增加值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年GDP、农业、工业及服务业增加值数据来自《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乡镇企业增加值数据来自中国农产品加工网，http：//www．csh．gov．cn/artMe_312564．html。

　　【10】参见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系》，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78页。

　　【11】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施发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0-271页。

　　【12】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13】参见托马斯·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唐巧天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14】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46页。

　　【15】参见托马斯·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第20页。

　　【16】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46—48页。

　　【17】参见何康主编：《中国的乡镇企业》，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18】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8页。

　　【19】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1432页。

　　【20】参见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86页。

　　【21】Angus Maddison,Historical Statistics of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www．mdc．net／maddison／．

　　【22】参见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系》，第186—190页。

　　【23】参见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7月29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24】农村生产总值=农业生产总值+社队企业生产总值，其中社队企业生产总值数据参见何康主编：《中国的乡镇企业》，第15页；农业生产总值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5）。

　　【25】参见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系》，第415—419页。

　　【26】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第6—7页。1949年农村劳动力人数系作者估计。

　　【27】参见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7页。

　　【28】社队企业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何康主编：《中国的乡镇企业》，第15—38页；农业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等生产总值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5》。

　　【29】参见何康主编：《中国的乡镇企业》，第28—31页。

　　【30】劳动力数据参见《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6》；生产总值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5》。

　　【31】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

　　【3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1986年1月1日），转引自《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75—876页。

　　【33】参见农业部编：《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

　　【34】参见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8页。

　　【35】参见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07页。

　　【36】参见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0—254页。

　　【37】参见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沦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见《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1—49页。

　　【38】李克强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农村工业部门等同于乡镇企业，这是因为乡镇企业的主体是工业企业，而农业企业所占份额特特别小，又在生产流程中与工业企业有直接联系，乡镇企业在运作和经营方式上还是自成体系的。”见氏著：《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39】吴要武：《非正规就业者的未来》，《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

　　【4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第5章。

　　【4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第4章、第6章。

　　【42】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2009年12月31日。

　　【4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第4、6、7章都提出了相关要求。

　　【44】参见胡鞍钢、杨韵新：《就业模式转变：从正规化到非正规化》，《管理世界》2001年第2期。

　　【4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第21章。

　　【46】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0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屑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4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第21章提出了相关要求。

　　【48】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49】参见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总编辑序，俞会尧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来源：《经济史》2012年3月

　　【关键词】现代性　中国现代国家　根本性议程 / 建制议程　合法性挑战

一

　　2011年暮冬的一天，我们做完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译稿的最后一次校订，当时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距离最初想到要翻译这本篇幅并不大的书，居然已过去近十年了！这期间，我们当然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但这本书的翻译其实一直是在我们的日程上的。想不到此事竟拖延了那么久——尤其是，我们并非懒惰之人。于是感到，应当把这段经历和种种相关的心得体会写下来，便有了下面这篇“译者导言”。

　　说起来，那已是2002年的事了。当时，陈兼和刘昶合译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不久，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孔飞力的名字和著述，过去在国内只是少数专治清史的学者才知晓，但自从此书中译本问世后，越来越为国内各方读者所了解。

　　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史学者中，孔飞力长久以来便被视为“大家”，这也是为什么1977年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当时四十多岁、正值盛年的孔飞力从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被请回哈佛，接替费正清出任历史暨东亚语言文化研究希根森讲座教授（Francis Lee Higginson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学界，这是一个属于“旗手”性质的重要职位。然而，孔飞力的历史著述并不以“快”著称，他本人更不属于“著作等身”之辈。他于1978年重回哈佛到2007年退休的三十年间，共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是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此时，距他的第一本书《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的出版已有二十年了。第二本，即我们现在译为中文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以孔飞力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为基础经修订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由法兰西学院魏丕信（Pierre-琀椀攀渀渀攀 Will）教授撰写了长篇前言，于1999年出了法文版；然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又于2002年推出了英文版。孔飞力的第三本书，是2008年出版的《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现代的人口迁徙》（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译本。

　　孔飞力的历史写作素来以文字精巧和意蕴深邃著称，并继承了乃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z）的风格，在历史叙事的构建中渗透着深刻的知识及人文关怀（史华慈曾称他将“关于历史的研究同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结合了起来”）。在他回到哈佛后出版的三本书中，《起源》是篇幅最小的一本，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本，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所提炼并集中阐述的，是他以自己的基本“问题意识”（problématique）为出发点多年来从事中国史研究而形成的一些基本看法，以及与此缠绕在一起的他自诩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更为准确地说，真正的“知识精英”）的视野及关于人类命运的忧虑。翻译这样一本书，当然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接过《起源》一书的翻译，其实并非本来的计划。《叫魂》中译本出版后，陈兼几次说过，再不会接“翻译之类的活”了。但在2002年3月的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孔飞力的一番话改变了陈兼的想法。他在闲谈中提到，除了正在做“海外华人”这个大项目外，他的《起源》一书已在法国出版，英文版也很快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接着谈到，该书的主题及主要论点涉及的是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当时，他便用了“constitutional”这个词），也可以说，是他关于“中国问题”作为现代世界形成整体过程一部分的思考的一种小结。陈兼听后，居然产生了将这本书也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的冲动，而这似乎正中孔氏下怀。于是，那天在纽约希尔顿饭店顶楼俱乐部喝咖啡时的这番谈话，促成了我们翻译《起源》的决定。

　　后来，我们多次感到，这似乎真的是继翻译《叫魂》后的又一“错误”决定。翻译，常被当作“为他人作嫁衣”，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都在美国大学任教，而在每年的个人“学术成果评估”中，翻译——不管翻译的是多么重要的文字，也不管译得多么好（而这是极不容易的）——都不会被视为“原创性”的治学行为。然而，好的译著的产生却是要花心思和下工夫的，也可以说，是要慢慢地“磨”出来的。（据说当年傅雷译书便以每天500字为限，以“保证质量”。）这几年，又恰逢我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转往康奈尔大学任教，除了平常的教学和研究外，陈兼还承担了极为繁重又牵扯到复杂人事关系的行政工作，实在难有时间用在译书上。于是，翻译此书的事一拖再拖，直到2009年我们都从康奈尔大学学术休假，在伦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时，才有了一段可以相对集中用于翻译此书的时间，完成了全书的初译稿。这两年又断断续续地对译稿再作反复修改，才完成了现在这一稿。我们的翻译水平其实并不见得比别人高，只是做这件事时不敢草率行事而已，虽不敢说处处“呕心沥血”，但确实是字斟句酌。（对孔飞力的著作，尤其需要如此！）

　　这些年来，每当陈兼对认识他的美国同事和同行们提起他打算翻译孔飞力这本书时，他们的反应都是：“为什么？”哈佛的两位资深教授便曾问过陈兼：“你自己有那么多要紧的事情要做，为什么要把时间放在别人著作的翻译上？”

　　确实，表面上来看，我们自己的研究兴趣和题目同孔飞力似乎很不相同。多年来，陈兼主要从事国际冷战史、中美关系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及教学；陈之宏的博士论文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苏关系，在康奈尔大学教的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史料分析及中国商业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课程。对我们来说，孔飞力的研究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要翻译他的著述？这恐怕首先是因为翻译是我们的一种莫名的“嗜好”——陈兼向来的一个习惯，便是对照着中译本读英文原著，并不时做各种各样的批注；陈之宏则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前便为中央编译局翻译过不少文献资料，尤其喜欢翻译中那种“咬文嚼字”的过程和感觉。再者，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孔飞力在《起源》中提出的看法，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基本问题，进一步思考各人从自己的角度构建这些问题时的基本的“知识关怀”以及探究这背后的问题意识，实在是太重要了。尽管我们当下从事的研究项目似乎同孔飞力的著述相去甚远，但从知识和人文关怀的层面来看，尤其是从“后革命”关切的角度来看，我们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的意见同他的很多看法有着相通之处。这一点，在翻译《起源》一书时尤为明显。

二

　　回顾起来，孔飞力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内在导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以往的著作中把关注重点引向了地方及下层。这在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以下简称“《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和《叫魂》这两本书中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来。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从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入手，对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作了深入研究，并引导整整一代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将目光转向地方层面，包括下层的社会层面。而在《叫魂》中，他以极为扎实的档案研究为基础，首先从“叫魂”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在基层的表现入手，讲述了贩夫走卒、乡愚村妇，以及四处游走的贫道乞僧等普通平民百姓在叫魂案及其前后的种种经历，将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情势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

　　然而，孔飞力其实并不只是对地方及下层研究感兴趣，或认为只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才重要，他从来未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国家”或“全国性问题”当作可有可无的存在；他的著述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题目，便是政治参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在讨论地方军事化发展及相应的农村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同时，也着重分析了国家权力对于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蜕变。也可以说，“国家”是他要研究的重要对象——只不过他采纳了新的角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了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的重要看法。在孔飞力为《叫魂》所构建的大叙事中，“国家”又是关键性的角色。他将相当的笔墨放在对作为国家的人格化体现的君主及各级官员的描述与探讨上；他所试图揭示的，是由皇权及官僚体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所透露出来的大清帝国政治体制的运作特点和内在矛盾。而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着满清统治者因大一统帝国表述与自身种族意象之间的紧张而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孔飞力确实是中国史研究中将关注点转向地方及下层的倡导者之一，但与此同时，在他的著述中始终渗透着一种将“中国”当作一个具有多样性及多元化的整体来看待的“全国性”视野——正如他在《叫魂》最后一章起始时所言：“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

　　在我们看来，构成孔飞力这一“中国”史观底蕴的，是他的问题意识和相关的知识关怀。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孔飞力当然十分注意对于“中国经验”及其特点的发掘和阐述。但在一个更为深入和基本的层面，这其实并不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知识关怀的真正归宿之所在；他所关注的，还在于发掘“中国经验”特殊性之中所包含的同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内在逻辑相通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这不仅蕴含着世界对于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影响问题，也涉及中国的经验和经历对于世界范围现代性构建——亦即作为普世性进程的现代性构建——的意义和影响问题。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他的老师史华慈极为相似：他们的“问题意识”中有着对于人类命运的关切、忧虑和思索。

　　在孔飞力的所有著述中，都涉及了现代性构建及其后果这一构成20世纪人类经验及历史走向的中心问题。从《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到《叫魂》（也包括他做了多年，但最终没有成书的关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地方自治发展的研究），孔飞力以“中国经验”为“实验室”而孜孜探求的一个问题，是作为现代性构建重要环节的各具特征的“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这同他对“现代国家”特质以及“现代性”的界定是有关的。在孔飞力看来，这不仅关系到了中国，也是一个带有普世性意义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不同的国家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这是一种对于西方经验可以垄断“现代性”界定的否定。与此同时，从他的问题意识的逻辑出发，他又认为，任何具有普世性质的问题必定会在所涉及的个案中（不管这些个案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在某一层面以其本身内在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方式被提出来。因此，在现代国家构建的问题上，比之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植根于本土环境及相应的知识资源的“内部动力”要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归根结蒂，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是要通过这种内部动力而起作用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提出，现代性构建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在方法论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于是，孔飞力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上述问题意识，越来越将他引向一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超越了危机、革命、战争及政权变动而在国家建制的层面一再表现出来的长时段的历史力量和因素。他也相信，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同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构建必定是相通的，而不可能是全然相悖的，并会在历史演进的各个时期不断表现出来。这为他在《起源》一书中将“现代国家”的形成当作中心论题予以深入探究留下了重要的伏笔。

　　孔飞力所必须应对的挑战是，他需要说明，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性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说，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转变的具体历史进程的？这是否能够在经验事实和相关历史叙述的层面获得说明？

　　1994年，魏丕信教授邀请孔飞力到法兰西学院发表系列演讲，这为他提供了机会，促使他清理自己的思路，把自己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大想法及其与现代性构建关系的一般性思考整理出来并做较为系统的表述。

　　在集中探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问题时，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集中于关系到“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问题”及与之相关联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在这里，他使用了constitutional这个词——在演讲中，孔飞力开宗明义便提出，自己所要讨论的，是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constitutional question”以及相关的“constitutional agenda”。孔飞力对此的定义是：“所谓‘根本性’问题，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议程’，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

　　这就使得我们遇到了如何翻译constitutional这一基本词语的问题。对此，我们颇费踌躇。一种简单的做法，是将“constitutional question”和“constitutional agenda”这两个概念译为“宪政问题”和“宪政议程”。如果从constitutional这一词语的起源及其演变和使用来看，它确实同“宪法”及“宪政”有关，并以之为核心；实际上，孔飞力在一系列著作的写作中，也确实有很多时候是直接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例如，他在陈兼曾任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家》发表的一篇题为《政治参与和中国宪法：西方所起的作用》①的论文中，便完全是在“宪政”的意义上使用constitution这个词语和概念的。）

　　然而，在《起源》一书中，孔飞力对于这一概念和词语的使用，既同宪政民主或宪法有密切关系，又有着比中文语境及历史环境中“宪政”一词的使用更为深广的建制层面的涵义。如果简单地将constitutional译为“宪政的”，或将“constitutional agenda”译为“宪政议程”，那就会在多处偏离孔飞力的本意和使用这一概念时的情景及书中相关论述的语境，也忽略了孔飞力试图深入讨论并阐发的具体历史进程的特征。事实上，若将constitutional径直译为“宪政”，在孔飞力的书中会有很多时候是读不通的。例如，若将魏源的著述译为具有“宪政”上的考虑和意义，便是极为牵强附会的，甚至会产生偏离孔氏原意的误读或误导的作用。经反复推敲之后，我们决定根据书中讨论的具体语境，将这两个基本词语分别译为“根本性问题”和“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②至于这一译法是否妥当，以及是否还有更好的译法，是我们想向读者诸君请教的地方。

　　孔飞力在书的开首还明确提出，他所要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构建，以及与之相关的“根本性问题”的提出和“根本性议程”／“建制议程”的设定，是一种“中国的”过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

　　那么，何为“中国”或“中国的”？孔飞力在书中并未进行展开性的讨论。他的论述重点，并非现代中国是如何形成的，而是现代国家是如何在中国形成的。因此，我们将书名译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而不是“现代中国的起源”——尽管后一书名似乎更为简明，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在孔飞力的历史叙事和论证中，中国作为历史、文化、土地、人民和国家等等，似乎已是一种具有延续性的、不言自明的存在，因而是可以当作一种“政治实体”直接作为“现代国家”形成的讨论前提来对待的。（在这一关键点上，中国的情况和“民族国家”形成完全是一种现代现象的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是很不相同的。）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没有太多涉及他在《叫魂》中曾深入讨论过的“汉化”以及乾隆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合法性焦虑”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本书（以及孔飞力的其他著作）中，他几乎从来没有讨论过“中国”作为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形成、塑造及再塑造的相关问题。在这本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专论中，孔飞力也基本上没有涉及人们在论及现代中国的形成时一般会讨论的清朝对“中国”的改造、从朝贡体制到条约体系的嬗变、中外国家关系、领土性问题、边疆问题、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等题目。

　　鉴于孔飞力所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从自己的知识关怀及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专业角度出发，当然会觉得像孔飞力这样一位大家未能围绕着“中国”及其认同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变进行展开性的讨论是一种缺憾。说到底，尽管《起源》一书的论述重点在于“现代国家”的形成，但毕竟“中国”及其认同是其中处处会涉及的一个基本的“变量”。“中国”如何变动，同“现代国家”在中国如何形成，是有着紧密交错并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的。

　　然而，我们也意识到，这其实正是孔飞力本人知识关怀及学术兴趣所在的又一反映。如果将对于现代“中国”及其形成演变的讨论也包括进来，那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另一本书了。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放在“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而不是放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上，不仅因为这同他本人先前的一系列研究有着延续性，更要紧的是，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看，对他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以中国经验为个案，来验证他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一些涉及普世性意义的思索——而在我们看来，这确实是一些极为重要并耐人寻味的思索，并足以使这本书引起对于中国和人类命运有着任何意义上的关切的人们的重视。

三

　　何为“现代国家”？它在中国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孔飞力在本书中要着重讨论的中心问题。如前所述，他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有着多种可能的路径，其形式和构成有不同的特征，对此的探讨也没有一定之规。他在探究中国现代国家形成时所选择的，是从“根本性”问题或议程入手的方法，提出了一些极为精辟的看法，同时也留下了诸多进一步追问的空间和可能性（而这正是一本好书应有的特征）。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三组问题或矛盾的选择，同孔飞力本人先前对于中国帝制晚期历史的一系列研究有关。他在本书中就这些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不仅是对自己先前研究的总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思考的进一步升华和澄清。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之大变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近世以来，知识精英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首先是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出发的，并同外来的知识之影响形成合流，又反过来丰富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问题在伴随着时势演变而来的语境嬗变的背景下获得了“现代”的性质。进入19世纪后，尽管人们的思考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但无论是问题提出本身或是构成人们对问题回答底蕴的基本文化资源，却仍然可以从中国传统自身找到其根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

　　在讨论问题何以具有“根本性质”，又何以会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逻辑入口时，孔飞力表现出了对于被他称之为“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特别重视。在他看来，从乾隆到嘉庆转换的这十年间，是中国历史由前现代向现代演变的重要转折点。危机有着内外两方面的根源，其直接诱因是乾隆盛世的环境和条件。18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经济规模也空前扩大。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同长期的和平环境分不开，更是由于中国同世界其他部分经济交往的加强和深化。玉米、甜薯、花生、烟草等由美洲引进的新作物适于在坡地上生长，在扩大农耕范围和规模的同时也改变了延续千年的中国农业生产结构，从而为人口空前增加创造了在整个帝制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新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扩大又带来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出口的大量增加，并使得国外商人用作支付手段的白银和铜钱也大量流入中国，从而满足了中国由于经济规模扩大、就业人数空前增加而产生的货币供应量大增的需求，也转而成为人口增长的新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同“世界”的联结，则贯穿乾隆盛世的人口大增、农业结构性变化，以及包括商业急剧扩张在内的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等等，都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这却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的盛世”。正如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便曾指出、在本书中又再次强调的那样，在乾隆盛世繁华表象的背后，沉积于深层的各种问题正渐次泛现出来：君主由老迈而变得日益昏庸，政府的功能和效率严重蜕化，从上到下腐败丛生，积聚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成为民变与叛乱的温床，等等。从表面上来看，乾隆末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所出现的危机现象，似乎同历史上王朝后期屡见不鲜的类似衰败情景并无太大差别。然而，造成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历史场景——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深层次因素——却是千年帝制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因而超越了大清帝国国家机制和资源以及相关统治及危机处理手段的能力之所及，而将整个国家与社会推向灾难局势的临爆点。或如孔氏所言，由此而揭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一种已经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没落”。由此而触及的不仅是大清王朝本身的统治机制，而且是中国整个帝制制度及前现代国家的“国本”之所在。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由于危机根源所包含的超越中国帝制时代的性质，这又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起始点。

　　在关于中国国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起始及其思想资源的探索中，孔飞力的讨论集中于被他称为“文人中流”的政治及文化精英所起的作用。这种做法本身，其实也是孔飞力对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负使命之理解的一种反映。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乃师史华慈是极为相像的：他们都有着一种对于知识精英“先驱”作用的深刻信仰，这既是他们关于历史动力的一种基本理解，也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以及所应当起到的历史作用的一种想象，他们身上都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为“知识精英”的使命感（但这又与权力和名利全然不相干，也不意味着他们对自身局限性和可堕失性的无视），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史氏对于孔飞力如此欣赏，而孔飞力又从来便对史氏持弟子礼的道理之所在。在史华慈于自己学术生涯晚期写成的《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这一巨著中，一再表现出了对于先秦诸“先学”（learned vanguard ）、“先哲”（the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和“先贤”（the vanguard of society）的高度重视，并认为正是他们界定了构成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底蕴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史华慈和孔飞力关于自己所要获得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身份的楷模；对于史、孔来说，不管从事何种研究，最终的问题意识应当“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这是他们关于自身知识关怀定位的愿景。

　　在本书关于19世纪知识精英的讨论中，孔飞力将目光锁定在魏源、冯桂芬和戊戌变法前后一系列为人们所熟悉或不那么熟悉的人物身上。孔飞力之所以重视魏源，并不在于中外学界一般所关注的他通过编撰《海国图志》等而对中西知识所起到的连接作用，而是因为他的思考在“传统”走向“现代”时的承上启下作用。魏源所处的时代，18世纪90年代危机早已发酵膨胀，大清帝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之败后进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条约体系”，其天命所归的正统性遭遇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魏源所提出的危机应对之道，固然也涉及了诸如改善盐政、漕运之类的“政治变化的具体计划”，但并未拘泥于其中，而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涉及了同“现代国家”产生有着内在联系的“根本性问题”。用孔飞力的话来说，魏源具有一种“全国性视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

　　孔飞力关于魏源的讨论集中于两点。第一，他认为魏源的危机应对思考以处理国家所面临财政汲取的困境为切入点，涉及了扩大“政治参与”的问题。在中国千年帝制时代，一直存在着文人阶层庞大，而官僚队伍却相对狭小的矛盾，绝大多数文人终其一生亦进入不了为官之列。魏源则意识到，要应对危机，关键在于要使得更多的文人投入到政治生活中来，使得他们由政治权力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鉴于中国文人从来便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与抱负，而在官场内外的文人们虽有着政治权力上的差异，却存在文化与社会身份上的事实平等，因此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在魏源的思考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还有促进“政治竞争”的问题，他主张应从广开言路开始，允许并鼓励文人中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讨论乃至争论，并使得他们跳出科举考试的本本说教而培养起一种务实及孜孜探究的政治风格和行为，而不是“空言王道”。然而，要将这些看法付诸实施，魏源面临着中国历史上已经被搞臭了的党争现象，因而需要使文人中流们从心目中挥之不去的党争阴影中走出来，从而以一种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态度投身到政治讨论和竞争中去。

　　从表面上看，魏源“文人问政”思想和设计的要旨在于扩大文人中流问政参政的范围，基本上没有涉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所包含的全民政治参与并以此产生权力制衡的政治机制的内容（他并认为，“下士”是没有资格问政的）。那么，为何在孔飞力看来，这种扩大文人问政范围及途径的想法同“现代国家”构建是相通的？关键在于，在一个国家与社会都处于大变动的时代，真知灼见不可能只为权势力量所垄断，广开言路不仅是一切真正的历史进步的起始点，也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获取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才可能形成具有深层次合法性的关于社会进步及现代性构建的共识，甚至打开通向“公民社会”的一扇门户。在这里，不禁令我们想起了与魏源同时代的龚自珍的警世名言：“万马齐喑究可哀”。

　　既出于对“党争”的顾虑，更出于一种自己同国家及体制本为一体的认同感，魏源关于政治参与和竞争的设想从一开始便以这将使得国家和体制获得改善和加强为前提和目标。他一再强调，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争论，不仅不会造成国家权力（包括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与功能）的削弱，反而有助于产生“一个更有活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一个能够更为有效地处理各种内忧外患的国家”。归根结蒂，政治参与的扩大不是一个关乎正义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助于国家有效性的加强”的问题。与此相关，“威权政治非但不应当受到削弱，反而应当得到加强”。但鉴于政治参与的前提是广开言路，则其要旨显然又不应局限于国家权力的加强，而更应着眼于国家合法性的加强。说到底，即便是威权政治也是需要强力以外的合法性作为支撑的。

　　那么，魏源的思考主要以何种知识资源为底蕴？孔飞力所强调的是他的思想资源的本土性质。他不太看重魏源写了对于“域外世界”作系统介绍的《海国图志》，并认为魏源的思考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为了说明魏源变革思想的根源及其在当时条件下的合法性之所在，孔飞力集中讨论了他以自己饱读经书之名儒的身份，发扬“今文”学派继周损益以求制度创新之传统，通过对《诗经》的重新解读而为自己具有革新意义的政治主张提供历史正当性的支持。（孔飞力因而提出，《诗经》提供了“构成我们必须称之为‘根本性’问题讨论的素材”。）对于《诗经》中“呦呦鹿鸣”之名句，通常均读为君臣相谐之意，而魏源则指称，这其实强调的是鹿与鹿之间的交流，并从这里引申开去，论及“得多士之心”和“民心有不景从者乎”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合法性问题！）由此而生成的，则是唤起人们对于“什么是公共生活的合法边界”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觉悟。

　　魏源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他的“广泛参政”建议只适用于文人中流，连“下士”之辈亦未包括在内，更遑论普通平民百姓了。他没有试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问题发问并得出相应的回答，更没有涉及权力制衡及相关的制度建设的问题。即便如此，孔飞力所看重的是，尽管通向宪政国家和公民社会并非魏源的目的，但他的论述却从道理上来说为这种建制层面的发展及其合法性的获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关于政治参与旨在国家权力加强的目的论是否也从一开始便埋下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后来“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伏笔？

　　在孔飞力笔下，魏源在“建制议程”思考上的继承者和超越者是冯桂芬。他们之间有着大约半代人的间隔，但两人所面临的环境和情势的变化却是巨大的。在魏源的时代还只有征兆，或者还只是刚刚露头的危机情势，到了冯桂芬时已经成为不断扩大并深化的危机的现实。孔飞力强调了魏源和冯桂芬在思想上和“基本关怀”上的相通之处，以及冯桂芬在更为广泛的文人问政思想上对于魏源的继承关系。同魏源一样，冯桂芬的出发点是所有文人在文化意义上的身份平等为他们提供了参政的合法性，他也具有一种“全国性视野”，并同样将扩大文人参政视为应对危机并使得“国家活力增强”的路径。然而，冯桂芬的思考还在一系列方面超越了魏源。尤其是，他提出了某种在孔飞力看来属于乡村“自治”先声的主张，并突破了魏源关于参政仅止于文人中流的界限而将乡村绅民等也作为政治参与的对象包括进来。同时，他在扩大参与的问题上比之魏源跨前了一大步。除广开言路外，他还主张以“千百人之公论”为尺度以及“得举多少为先后”来选拔官员，从而将政治参与进一步发展成为某种平权“选举”的设计，而在他看来，这是使得公共利益得到维护的更好途径。孔飞力指出，除本土知识资源外，尽管冯桂芬并不承认，但以“得举多少”任命官员的做法透露出他关于扩大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

　　此处，孔飞力笔锋一转，以美国共和制度形成时期一桩著名事件——《联邦党人文集》系列论文的发表——作为背景，就冯桂芬关于“公共利益”的思考及相关政治设计同美国立国初年联邦党人对同一问题的辩论做了比较讨论，而由此透露出来的，恐怕是孔飞力本人的一些深层次关切。具有合法性的公共利益是否存在？它同现代国家的构建又有何种关系？它对国家与地方社会利益之间合法性边界的界定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孔飞力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是从他关于“公共利益”在当代美国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已被“妖魔化”而被认作“一种怪诞的概念”开始的，但他随即明示，公共利益的存在本身在美国立国之初从未受到人们的质疑，相关的辩论是围绕着公共利益在政府实践中应如何得到实现，以及在公共利益和不同的私人利益之间应如何达成妥协而展开的。因此，孔飞力显然认为，关于公共利益及其实现的界定，从来便是现代国家机制形成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对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又具有多样性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而由此可以引申出来的——尽管他并未明言——则是他对于当下即便身为自由主义者也不敢或不能为公共利益大声辩护而感到的困惑和失望）。同时，孔飞力又论及了冯桂芬的思考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的另一层意思：在中国这样一个同样具有多样性的国家，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乃至现代国家机制的建设都不能不以保持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能力为目标，但同时为维护公共利益所需的“德行”又是在“地方性环境里得到最好的彰显”。于是，如何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及基层社区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便成为现代国家构建所面临的中心挑战之一。在这里，简单的解决方案是没有的。孔飞力因而提出，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性办法的情况下，“由正常的官僚机构实行威权式领导似乎便是完全合理的了”。这正是后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实际上走过的路。

　　所有这一切，亦是晚清大变动时期清廷官员们对于冯桂芬所提建议的回应。孔飞力在书中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戊戌变法时清廷及有关官员对于危机的反应以及相关对策，并将注意力放在官员们遵照具有改革意向的光绪皇帝的诏谕对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评读上。孔飞力所集中讨论的，是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陈鼎的反应。此人可谓奇人。从一般意义上，不能说他“思想保守”或缺乏“开放心态”。为了应对来自洋人的挑战，他甚至提出了通过鼓励中国女子与西人通婚而“获取资讯”的建议。然而，在关系大清国乃至整个帝制制度“根本”之所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他则对冯桂芬关于由下层官员推举任命官员等建议完全持嗤之以鼻的态度，视之为地地道道的旁门邪说。陈鼎的京官同僚们大概也会觉得他关于“中西通婚”的想法荒谬绝伦，但在推举任命官员的问题上，他们却同陈鼎如出一辙，对冯的主张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孔飞力作如此分析的用意在于说明，来自于清统治阶层及政治文化精英们对于冯桂芬“选举”建议的负面反应，若从帝制时代官僚科层体制的角度来说，并不是“非常态”，而是一种“常态”；官员们是从一种基于“常规”和“传统”的立场来看待他们所面临的这一问题的。而其意义，恰恰也正在这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危机时期特殊事变的影响，更真切地体察到在此类涉及“根本性问题”的讨论中深深植根于人们反应之中的历史文化因素的作用。

　　从魏源到冯桂芬，再到戊戌变法时代的陈鼎及其他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关于“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他们所赖以为思想之本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限制，他们因而从未试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合法性根基的问题发问，更未涉及到制度设计中的权力制衡问题。他们的用意，在于使得处于空前危机之中的国家适应于现代条件的挑战，从而使得国家能够生存下来，并更为有效地运作。他们并不试图在权力本原及其与国家关系这一“现代问题”上寻求答案。即便如此，他们的思考却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提出了以“广开言路”为出发点探索政治参与及政治竞争之道，并使之与政治控制形成协调等触及现代国家“建制议程”的“根本性问题”。这里所涉及的，正是“现代国家”的最终合法性之所在。

　　这些看法付诸实施时所要面对的，是历史本身的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走上前台并占据了主导性地位的实际的历史力量。在魏、冯乃至戊戌变法时代知识精英的思考中，政治参与、竞争和控制这三组问题在“建制议程”中还有着并存的空间。然而，这一点在进入20世纪后开始发生变化。占据了舞台中心的是以“救亡”为主要诉求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以及与之相呼应的以“改天换地”为目标的历次革命（尤其是提出了以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的共产党革命）。魏源、冯桂芬以及陈鼎和他的同僚们很快便被历史的潮流横卷而过。但是，正如孔飞力在本书中着力加以叙述的那样，他们的思考中有关现代国家形成的“建制议程”的那部分，却并没有被历史潮流全然席卷而去，而是将以经过历史洗炼的新形式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

四

　　本书第一、二章的讨论集中于19世纪“文人中流”关于“根本性问题”及应对之道的思考。但第三章却出现了论述上的一个“大跳跃”，重点转移到了毛泽东时代的农业集体化问题。这在孔飞力似乎是一项非同寻常之举。若与孔氏本人先前的著述相比较，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论述跨越了1911年和1949年这两个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也是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分界线”。孔飞力先前的著作虽曾论及中国共产党革命，但一般只是从同帝制晚期比较的角度着眼；例如，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一书中，他在对帝制晚期中国民兵组织探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讨论了民国时期的民兵问题，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产生的民兵及其他准军事组织。在以往的历史论著中，他从来没有直接涉及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讨论。而在本书中，他将讨论从晚清延伸到了民国时期，又延伸到了1949年之后，并以相当篇幅探讨了上世纪50年代农业集体化对于中国农村社会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改造。他甚至还论及了中国于70年代末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农业及农村社会所受影响，以及相应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及其涵义。

　　其实，如果从孔飞力本人的学术写作发展脉络来看，本书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在完成《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后，孔飞力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研究从帝制晚期到民国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以及地方自治的问题。他在这方面的探讨虽然没有成书，但却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看法。其中最为主要的之一，便是作为19～20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演进的结果，国家在同地方势力争夺税收与财政收入控制权的对峙中，不断“挤走”夹在国家与纳税农民之间的种种中介力量，与此同时，中央集权国家的威权和力量也不断得到加强。在他看来，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及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推进，标志着近世以来国家为有效地控制地方财政资源所作努力的压倒性胜利，由此而所写就的，则是“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的最新篇章。

　　正因为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孔飞力对于人民共和国时期农业改造问题的探讨，却是从19世纪40年代发生于湖南耒阳的一桩抗税事件开始的。从事件的来龙去脉来看，这是一段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但卷入造反的固然是当地百姓，造反的组织者却是应当被称之为地方精英的乡绅豪强。这段故事何以会同毛泽东时代国家对农村及农业的改造有关？孔飞力指出，其联结点恰恰在于从国家财政汲取以及对于社会控制的角度（这也是孔飞力认为“现代国家”所应有的重要标志）来看，尽管耒阳暴乱和农业集体化有着时代和内容上的诸多区别，但两者从根本上来看都是由种种中介势力企图在地方税收中分一杯羹，国家又试图直接控制农村的财政收入资源而决定的。这就是这两个事件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也构成了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跨越时代意义、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面对并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孔飞力之所以如此看待这一问题，其背后恐怕又有着他本人的一种关切，而这中间应有着英国历史上“现代国家”形成中所面临的“建制议程”的影响。孔飞力出生于伦敦，在哈佛大学的学士论文做的是关于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研究，后来还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当他构建现代国家在中国形成的叙事时，英国的相关经历和经验很难不成为他的“参照案例”。而在英国现代国家宪政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处于其“议程”显著地位的，恰恰是王室与纳税民众之间不断在税收收入及其分配问题上的斗争及“谈判”，引出了在权利和义务上的一系列基本的妥协及解决方案。孔飞力因而在书中强调，现代国家的形成固然往往与宪法的制定有关，但在很多情况下（他在此用的就是英国的例子），现代国家的宪政框架又是通过包括普遍被接受的共识在内的未成文宪法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的构建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在内的法规文本的制定，更在于政治态度乃至相应生活方式的转变。他的潜台词是，英国可以如此，中国又为何不能如此？

　　若以孔飞力所设定的现代国家形成的“建制议程”为对照，则集体化所体现的是政治控制在这一议程的演进中独占鳌头的景象：它从根本上摧毁了长期以来便处于国家与农村基层社会及作为纳税人的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在完成了中央集权国家对于农村基层社会全面控制的同时，至少从当时来看也解决了国家从农村的财政汲取问题，从而使得国家宏大的工业化计划得以全面推行。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势国家”。与此同时，言路关闭，知识分子沦为九流之末，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这两个本属“建制议程”应有之义的题目在实际生活中却消失了。

　　整个社会及普通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书中，孔飞力对于人民公社化及“大跃进”后发生的大饥荒，或许由于并非本书的讨论重点，只有一段概括性的叙述而没有再做深入及展开性的讨论。（但这却是一个后毛泽东时代不能回避并必须在学理以及现实政治／生活这两方面均须予以直面的问题。）他随后论及了上世纪60年代农村政策的一系列调整，尤其是把乡村行政机构和农村经济生活区分开来的做法。即便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曲折（这应该指的是全面“政社合一”的尝试）之后，这种做法到7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又重新成为国家对农村政策的主流，但与此同时，“国家对于农村社会的渗透仍然存在了下来”。换言之，农业集体化不仅在当时满足了国家“对农村实行更为有力的汲取”的需要，也为毛泽东时代及其后中国“现代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控制机制和能力奠定了涵盖并超越“革命时代”的基础。

　　这种情况何以会出现？中央集权的国家何以能够在同“中介力量”以及地方自治现象的对抗中最终完全压倒对手而占据上风？在历史的实际演变中，原本包括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的现代国家建制议程何以竟出现了前两种特征被压倒、排斥的结果？这样一个有着高度中央集权并在诸多方面失去制衡特质的现代国家又是如何形成的？很显然，农业集体化的实施以及“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其实只是最后一步（尽管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对上述问题，孔飞力在书中各处均有涉及，但没有做系统的展开性讨论。在此，我们不妨以他的讨论为基础，进一步梳理出一些头绪来。若从孔本人在书中所揭示的中国现代国家所由以产生的历史知识根源以及“文人中流／知识精英”在讨论“根本性问题”时对此的阐发来看，在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以及政治控制这三个涉及建制的“根本性问题”中，从魏源开始的文人中流们所最为重视并用来为政治参与和竞争辩护的，便是这最终将能够“苟利国家”，使得国家的职能机制、行政及其他能力获得基本的改善和加强。于是，就其由知识资源所界定行为的内在逻辑而言，中央集权国家的加强便成为任何关于“现代国家”的建制议程必须予以追求的目标。

　　然而，即便某种计划及设想曾有过传统知识资源的支撑，历史的实际发展却不会是只存在着一种可能结局的宿命。曾经在耒阳动乱时与国家的对抗中一败涂地的地方绅民势力，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却开始登堂入室，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处置中日益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地位。清末民初以降，社区本位的思想和地方自治的实践更崛起而发展为一种强有力的趋势，并同建立强势国家的努力形成了某种对峙之势。但这一切为何却未能与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根本性问题”结合起来，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形成对于政治权势力量的制度上的制衡因素？

　　孔氏的直接回答是，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背后，有着“中国人对于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戊戌变法期间陈鼎及其他一干京官等“文人中流”对于冯桂芬的激烈批驳仍余音绕梁之时，历史的发展却已将他们（甚至也包括冯桂芬及其主张）抛到一旁去了。在国家和民族存亡攸关的空前危机情势下，以“救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崛起为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一时间，“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国家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也取代了“文人身份”，而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打开了大门。然而，历史实际发展的力量强过了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就他们同政治行为主流的关系而言，康有为、梁启超（乃至章炳麟等）都难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长久占据中心地位；重新解读诗书而得出的“改制”及“大同”的新论，只是为形形色色通过激进手段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政治、社会乃至于文化及人心改造的革命论辩做了铺垫，并以自己的失败为涵盖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革命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较之“民主”的语言，“民族”及“爱国”的呐喊具有更为巨大的群众性动员效应。于是，政治参与被政治动员所取代（其实，群众性的政治动员又何尝不是一种被动员者的“政治参与”，只是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由动员者来界定和主导的）；政治竞争让位于你死我活、在“我者”和“他者”之间不留下任何妥协余地的血腥的恐怖和内战；最终，政治控制以“革命”的名义成为政治及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并伴随着革命所创立的新政权的诞生而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质。

　　在本书中，孔飞力没有就“1949年的意义”这一在中国及世界近世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基本问题做明确的讨论阐述，但从他在书中对于“现代国家”特质及其同“建制议程”演变的关系的讨论来看，他显然认为1949年前后的中国在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延续性。例如，“不经由中介力量而将国家和农村生产者直接连接起来的想法”，便是帝制时代及民国时期包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届政权同样念兹在兹的问题；它们的做法虽不成功，却“为集体化的试验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然而，孔飞力又绝不认为1949年是无足轻重的。这一点，在他关于人民共和国时期集体化运动的推进以及农业改造的论述中，集中地表现出来。如果以他所阐述的“建制议程”为标杆，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这样的社会革命的途径实现了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基本结构的改造，消灭了曾是旧中国乡村生活“脊梁”的乡绅阶层，从而彻底排除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后，又以强势国家的力量为后盾，通过农业集体化解决了中国历朝历代（包括从晚清到民国）的所有政权都无法解决的国家向农民和农村实行有效汲取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将商业和特权因素从财政制度中“剥离出去”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没有革命便绝对难以想象的。而没有革命更难以实现的，则是国家将任何“异议”（包括想象的“异议”）从政治、社会及知识空间全然排除乃至铲除的能力——这只有一个经历过革命和“革命后革命”的超级强势的现代国家才做得到。问题在于，在现代的环境和语境下，这样的国家是否也会在自身合法性叙述上始终面临挑战？

五

　　孔飞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叙事的构建中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及其历史影响的关切，其实并不是一种仅仅在他身上才特有的现象，而在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几位“大家”的身上均可以看到。（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同美国中国学界的另几位泰斗有相通之处。）在这里，我们也想从关于本书的讨论引开去，讲一些并非无关的“题外话”，对孔飞力与他的老师费正清和史华慈，以及与他为同时代大家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和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做一番比较，以便把这里讨论的问题讲得更清楚一些。③

　　从总体上看，这几位大家在研究中国历史时都涉猎广泛，视野宽广。尽管他们的学术生涯并非以中国共产党革命或1949年以后的历史为中心，但在他们的研究和写作中，作为自身深刻的普世性关怀的一种反映，都会显示出一种现实关切，其表现则是对于中国晚近历史主角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定位和意义“情有独钟”——他们知道，讨论中国，尤其是讨论现代中国，是离不开对共产党革命的研究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曾对20世纪的整个世界秩序（包括“西方”对世界的统治）提出过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而他们则将如何理解这种挑战的历史知识根源、走向及其同人类命运的关系视为己任。因而，他们在自身学术生涯的某一阶段，都会从各自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进行探讨；而且，他们写出的书是人们读得懂的。

　　费正清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为人们所公认的领头人物，也是“哈佛学派”的开山鼻祖。他的牛津大学博士论文写的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开埠及相关的中外贸易与外交，整个学术生涯中也涉及了明清以降的许多课题。但他的成名著作及最重要的代表作，是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他写作这本书的直接背景，是由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而对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提出的挑战。此书出版后的三十年间几乎每十年便修订再版一次，而每一次都同中国本身的阶段性发展有关。费正清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以19世纪以来中国的历次危机和革命为中心，构建了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断裂及延续的大叙事。可以说，如何看待并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起源、进程以及宏大的遗产和深远的国内、国际影响，是促成费正清数十年如一日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动因。或如他本人所言：“大地日行缩小，人口日渐繁衍，不久之后我们就要同十亿中国人生活在同一星球上了。有些问题是我们非考虑不可的。”④费氏是在1958年写下这段话的。当时，中美两国的全面对抗还在风头上，一时间还远远看不到尽头。

　　作为一代宗师，费正清有着极为强势的一面。在他主持哈佛大学中国史及东亚研究的年代里，他对于研究及学生培养有着全面而具体的规划，并几乎为每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确定论文题目，而每一个题目往往又都是他的规划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他曾与孔飞力有过分歧。孔曾谈起，当他主要由史华慈指导的博士论文完成后，在答辩时居然未获费正清首肯。然而，孔飞力并不买账，而费正清又有其大学问家的包容的一面。最后，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作出让步的竟是早已为哈佛大牌教授的费正清。而此后，孔、费两人的关系虽然不如孔、史之间来得密切，但却完全可以合作（而费对于孔的研究也越来越表现出接纳及欣赏的态度）。不然的话，孔飞力绝对回不到哈佛任教——当时费正清虽已退休，但对于孔飞力回母校任教至少还是可以行使某种“否决权”的。

　　史华慈是费正清的学生，但又长期与费氏是同事并同为孔飞力的老师，对于孔飞力的影响似乎更大，关系也更为亲密。在美国及西方中国研究学界，史华慈是公认的思想大家，有着宏大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极为深刻的人文关怀。孔飞力1978年回哈佛任教，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史氏的大力推荐。史氏写于上世纪40年代末的博士论文及以此为基础修改后发表于50年代初的第一本书，是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研究。当时，一方面美国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了历史的新高点；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革命在东方高歌猛进并同逐步高涨的非殖民化运动结合起来，又对美国以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统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美国社会中，则出现了以麦卡锡主义肆虐为标志的政治歇斯底里现象。史氏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并无特别的同情之心，但从他的知识关怀出发，却希望对之做出符合理性及体现知性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作为活生生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人类经验案例，而在史华慈看来，诸如此类案例的最终知识意义在于，“人类在文化和历史突变上的一切经验，都在人生条件的悲惨渺小和辉煌宏大上体现出了自己的相关意义”。⑤

　　魏斐德是从研究清史起家的，但他从来便有着一种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参与意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洪业——十七世纪满清对中国帝制的重建》写的是明清交替的嬗变，但其中的讨论往往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前现代到现代转变的更具普遍意义的观察。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他写了一本从中国文化中认识论发展的轨迹来探讨毛泽东思想起源的专著《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对毛泽东的革命中“没有意志便没有历史”的倾向⑥及其知识根源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在我们看来，这是魏氏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2004年在一次会议上陈兼对魏谈到这一看法，他居然有一种“惺惺惜惺惺”的感觉，不顾夫人的反对，拉着陈兼不断喝酒，大有一种“酒逢知己”的兴致。）晚年，他的兴趣集中到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他逝世前正在加紧完成的，是一本关于共产党大特工潘汉年的专著。我们还清晰地记得，也就是在2004年的这次会议上，此后是在上海的又一次长谈中，他还提出，理解并叙述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及其走向，仍然是一桩历史学家所面临的远未穷尽的任务。几巡酒后，他更露出了极为真实的一面：他对于中国史领域内种种属于“无本之木”的“后现代研究”的鄙视，简直达到了嗤之以鼻的地步。魏氏退休后本想继续好好写几本书的，不料天不假年，不到两年就辞世了。这是学界的一大损失。

　　史景迁的学术生涯也是从研究清史开始的，他的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书写的是《曹寅和康熙》。但他在成名后写了《追寻现代中国》这一本大书，其中，中国共产党革命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他还专门写过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和知识分子的专著《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甚至还写过一本毛泽东小传。史氏在西方中国史学家中被公认为“会写”之第一人，他文笔生动华丽，却又能写出深入浅出的文字，对于历史人物和场景的描述尤为引人入胜。他的书因而一本本均为畅销书，但又都是依据他对于史实和史料的解读发挥写成的。尽管曾有人就他对于史料的“过度解读”，以及他的历史叙事因此而陷入史实与文学之间界限不清的矛盾提出诘难，但在我们看来，在美国关于中国史的“通史类”著作中，很少有像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那样富有见地，并在精彩的故事讲述之间，推出一些深邃及精警的关于故事意义的“旁白”的。在美国各大学，过去二十余年间这本书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最主要的教科书，而书中的论述则对整个中国史研究的选题及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在这里还想说明的一点是，那种指称史景迁“没有理论”的说法（偶尔，也能听到关于魏斐德“没有什么理论”的议论），其实是极为肤浅，也极不得当的。说到底，在当今美国和西方学术界治中国史的学者中，又有哪一位是有原创性的“理论”的？说实话，恐怕一个也找不到。我们的感觉是，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史学界，所谓“有理论”之辈，其中少数佼佼者尚能将社会人文学科中各种“理论”恰当地“活学活用”于历史研究之中，而多数则或者是将时髦理论当作论述的框架，或者干脆是用一些貌似“理论”的漂亮言辞在装点门面。理论其实可以是一个陷阱：它会给人以一种浅尝辄止的快感及满足，让人远离真正有深度及有意义的思考。费正清、史华慈、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等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严格来说，他们几乎都没有“理论”，也并不见得会对种种时髦理论顶礼膜拜。然而，他们有思想，能够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揭示历史叙事的意义之所在。难道这不应该是历史研究的本来面目及较高境界吗？

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飞力的讨论不仅涉及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也透露了他本人关于广义上的“现代性”以及“现代国家”的一些思考及相关困惑。由此而可以引申出来的是一种颇具深意的现象：当史学界越来越充斥着种种超越现代性并以“后现代”为自我标榜的追索时，像孔飞力（以及与他同时代的魏斐德和史景迁）这样的大家学者，却始终以现代性在中国构建的曲折历程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基本关怀和核心内容；而中国革命，则是这一构建过程的中心环节，也是同世界范围的现代性构建产生了交互影响的历史大事件。对此，应当如何看待？

　　近三十年前，柯文（Paul A. Cohen）提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观点。后来，这一看法曾面临过方法论乃至道义层面的挑战：“在中国发现历史”会不会成为一种方法论上的陷阱——问题固然是以中国的名义被“发现”的，但何种问题值得被发现以及其意义应当如何界定，是否在中国以外以及“发现”之前便已被确定了？如此所引出的质疑是：难道只有西方学者出于自己的知识关怀而产生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吗？柯文也是一位学识渊博、胸襟宽广的大学者，他对此极为重视，因而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再版本中以一篇长篇大论的“新序言”专门展开讨论，其中着重强调了这样一种危险：“在破除一种视中国人无力实现自我转变而只能依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的同时，我们是否无意中又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上只有那些已由西方历史经验所界定的导致现代性的变化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变化？”⑦柯文所涉及的，是由萨伊德（Edward W. Said）所开启的“东方主义批判”（critique of orientalism）似乎已在西方学术界受到某种重视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着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危险：当“有意义的问题”的界定仍然要由“东方经验”在“西方知识”中的位置来决定时，对于东方主义的批判也就有可能落入一种“新东方主义”（neo-orientalism）的陷阱！

　　在追寻“有意义的问题”这一点上，孔飞力显得极为执著又十分谨慎——这是一位既对自身的知识关怀极为认真，又对自己的可堕失性有着清醒认识的历史学家的态度。孔飞力的历史著述的一个最大特点，应在于他总是根据自己读史的体会，以自己原始的、真切的知识关怀为出发点，构建“有意义的问题”。他对于西方学界社会人文科学的种种时髦理论可谓耳熟能详，可以随手拈来，但他却从不会使得自己的历史思考及叙事成为这些理论的注脚，而是将对于这些理论及其产生背景和语境的理解融合在自己的知识关怀之中，并以此来确定问题的意义之所在。

　　我们在翻译本书时常会感到，孔飞力的思考涉及了如何看待现代性构建作为实际历史进程及经验所涉及的普世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则是现代性构建的全球性／世界性进程同本土性途径之间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悖论的问题。孔飞力的关怀中隐含着一种对于美国及西方文明会将人类引向何方的忧虑，以及对于任何现存的具体的现代性构建经验能够垄断“普世性”意义的执著的怀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飞力的知识和人文关怀，是跨越了通常的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种种人为界限的。在历史研究中，“现代性”的提出和界定，曾被认为是从“西方”开始的，并曾被当作是一种纯粹的“西方”现象。然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构建又是同形形色色、得到本土资源支持的经验事实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构建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必须依靠本土资源推进并完成的过程？如果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那么，现代性构建即便是在理论的抽象层面，也必定具有多元性或多种可能性，而不会是一元的或只存在着单一可能性的。然而，既为“现代性”，它又必定会在某一层面有其普遍性，并因而产生具有普世性意义的基本特征及原则——尽管它们的表现和实现在不同历史环境和文化情景中会受到本土性资源及相关路径的制约。任何一种具体的现代性构建过程，必定会有着与其他同类进程的共性（就“现代国家”构建而言，这种共性最终要从宪政的建立和权力制衡机制的产生中体现出来）。与此同时，这一过程又必定有着自己从本土资源承继而来的特殊性或个性——而正是在这里，可以发现“传统”对于“现代”的深刻渗透。这其实是“现代性”的又一共性。

　　由此又引出了日益强势的“后现代”的主流知识关怀及主流话语同就出发点（或提问角度）而言仍然属于“现代”范畴的“中国经验”之间的紧张。从历史的角度看，“后现代”关怀是一种对于“现代性”及其影响和后果的反应。世界范围内现代性构建的种种负面结果，曾经在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使得资本主义西方处于守势。而知识关怀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这基本上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完成的——其临界点则是全球冷战的结束），又同国际资本主义彻底从守势转为攻势形成了某种重合。其中，最为要紧之处，则在于对于“普世性”问题界定权力的掌控。由此又产生了现代化“后发国家”在从事现代性构建和面对“后现代”关怀时所面临的困局：它们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必须同时面对现代性构建需要的现实以及“后现代”关怀的挑战，而现代性构建的过程对它们来说又是跳跃不过去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20世纪经历了巨大革命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这里所涉及的是一种悖论，一种由于历史发展条件、目标和语境的差异而导致的“时间差”：当“后现代”实践及话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基本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主流，并在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同时也掌控“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界定权力（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内在联系）的情势下，现代性的持续构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仍然属于“现代”范畴的知识关怀是否仍然属于“有意义的”的范围？（如此来看，则所谓“普世价值”和“中国特点”的对峙也可以被视为是“后现代”同“现代”关怀之间的一种冲撞。）

　　孔飞力在讨论“中国”时铭记于心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并具有种种多样性，又有着在前现代使得这样一个大国得以持续存在下来的丰富思想知识资源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其辽阔的幅员以及多元化的人口、文化构成，再加上地区性的差异以及社会在结构上的复杂性，要建设现代国家当然是不容易的。这方面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的国家。这里，其实也涉及了诸如如何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本”叙述之类的基本问题——这是因为，若以孔氏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但由革命所创建的国家又从来便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

　　与此相关联的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界定“国家”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地位和意义。这里存在着又一个基本的悖论。一方面，作为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起点，世界范围现代化起步并推进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但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推进，任何关于全球化的叙事和讨论又都同各种形式的多元化是分不开的。与此相关，“有意义的问题”所涉及的基本范畴，也不断从“国家”游离开去。在对于主流性话语的争相“拥抱”的种种努力中，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时髦的倾向是，国家范畴的问题“失宠”（或者说，是越来越失去表述上的“前沿性”意义），而得宠的则是或者比国家为大（如跨国的、全球性的），或者比国家为小（如地方的、社区的，等等）的种种范畴的问题。如此一来，似乎“国家”已不再是一个从事“有意义”研究的可能范畴了。孔飞力的研究则显示，无论关于其他范畴的讨论有多么重要，它们其实并不排斥国家层面的相关讨论——或者说，关于国家层面问题的种种思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现代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这与其说是他的一种现实政治关怀的表露，毋宁说是他的人文或知识关怀的体现。

　　在孔飞力的讨论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他对于中国前途的关切，以及一种从历史视角出发对于中国前途的谨慎的乐观：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是可能的。而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中国“现代性”的建设，包括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是需要从中国本身的环境和条件出发来实现的。孔飞力所界定的思想知识资源能否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力量，并进而对中国国家实现包括“权力制衡”（但又不以国家的稳定和有效运作为代价）在内的现代性改造？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于这样的资源应当也可以在中国内部找到并产生相应的作用，孔飞力在总体上是抱有希望的——其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条件则是从“广开言路”开始做起。惟其如此，孔飞力在全书结尾写道：“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这是孔飞力在年逾古稀之时从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得出的灼见，因而是我们应当用心体会的。

　　*本文系笔者作为译者为孔飞力所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State）一书中译本所写的感言及导读。此书将于近期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注释】

①Philip A. Kuh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e Role of the West，” Chinese Historians， Vol. 5， No. 2 （Fall 1992）， pp. 1-6.

②我们在翻译本书时，曾将书中出现constitutional agenda之处，全部译为“根本性议程”。后来，许纪霖兄在阅读译稿时提出，国内学界在涉及constitution和constitutional的转译时，已常常使用“建制”一词；而“所谓‘建制’，乃是相对于‘价值’而言，一套文明体系，有‘价值’也有‘建制’，方构成完整的从形而上到制度性的建构。‘建制’在中文语境之中，乃是一套中性的制度化设置。”我们觉得，纪霖兄所言极有道理。在constitutional question译为“根本性问题”的前提下，用“建制”一词翻译constitutional agenda有时更为贴切并说明问题。我们因而对全书译文做了相应的修订。在此，谨向纪霖兄致谢。

③从道理上来说，此节本来也应当包括黄仁宇这位在国内学界及读者中颇具影响的前辈大家，在知识关怀和问题意识的层面对他和孔飞力做一些比较与讨论。只是，此事陈兼已与刘昶在为《叫魂》2012年新版所写的“翻译札记与若干随想”中做过了。此处再做，似有重复之嫌，因而略去了。相关讨论，谨请读者参阅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北京：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62～367页。

④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2-3.

⑤Benjamin Schwar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6.

⑥Frederic Wakeman，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327.

⑦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100页。此处对译文参照原文做了修订。
陈　兼：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
陈之宏：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

　　众所周知，我国集体化时代的水利建设可以说是成就斐然。时至今日，当时兴建的很多水利工程和灌溉设施仍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近些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的旱情，比如西南大旱、华北干旱问题等，也暴露出我国农村基础水利建设方面仍旧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在社会舆论层面而言，对集体化时代的水利建设突出成就只有总体上的认识和评价，而对当时大兴水利的社会环境、动员机制等却缺乏客观细致的梳理和探讨，对当时一些水利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也缺乏全面评价和深入反思。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水利建设事关治国安邦的大局，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要兼顾水利建设的利害两面，在加强和加快发展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节水型水利社会的同时，注意防止因为建设过度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或者是难以挽回的损失。这既是当前各地水利建设中必须注重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开展集体化时代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时代意义所在。

　　就学术研究的使命和时代意义而言，开展集体化时代水利社会史研究，既要及时总结和借鉴这一历史阶段水利建设突飞猛进，取得重大突破和成就的措施、方法和经验，又要揭示和直面集体化时代水利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回首这一历史时代，最令人震撼的无疑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全民动员大兴水利的宏伟场景，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独特的群众动员举措，在水利建设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那种万众一心、不畏困难治理河患，不惧艰险引水上山，不分昼夜、变滩涂为良田的场景，令人动容。孕育其中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等，仍然是我们今天进行水利以及各条战线建设中值得发扬的优良传统。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集体化时代水利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盲目建设、破坏环境等负面效应。比如建设各类水利工程造成的森林生态资源的破坏，急于上马水库项目导致一些水库淤塞、库容减少、洪水泛滥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移民问题等。这是我们在强调水利发展的时候理应重视和需要避免的问题。

　　开展集体化时代的水利社会史研究，不应孤立地看待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而要将其放在长时段的历史状态下进行考量、比较和评价，注意纵向开展比较研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水利发展与环境变化之间往往存在较大的关联性。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自宋金以来，似乎确实存在一个类似于法国学者魏丕信所言之“水利周期”，即发展—危机—衰退三个阶段。宋金时代中国水利尤其是北方水利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以王安石变法的成果“农田水利法”为契机，实现了水利的跨越式发展。但是，我们注意到，伴随着宋金时代水利大发展，同样也存在水资源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问题。当然，这一时期水利大发展的势头盖过了对水资源环境的破坏，表现为水利大于水害。明清时期则是一个普遍的危机状态，当时不但继承了宋金水利发展的成果，同时也将前代造成的水害一并继承了下来。如果说宋金时期北方水资源还算丰富，地方社会主要是迫于人口压力，通过泄湖为田争取更多土地的话，那么明清时代北方水资源则变得紧缺了很多，于是不少地区从过去的“与水争地”，变成了后来的“与地争水”，正因为如此，明清以争夺水权即水资源的使用权为中心的水利争讼案件频频发生，成为乡村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和焦点所在。进入20世纪上半叶以来，传统水利则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多重困难和危机。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集体化时代视为一个新的水利周期的起点。从水利社会史的视角出发，充分发掘各种文献档案、碑刻谱牒、口述史料，同时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全面清晰地描述当时工程兴修、动员机制、水利与乡村社会等情况，既要客观充分地评价其重要的历史贡献，同时需要认真反思水利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的关系，为当前和今后在大力发展水利的同时将其环境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建设人水和谐社会等提供历史借鉴和参考。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来源：《光明日报》2012年5月31日

　　【关键词】60年；投资结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

　　60余年来，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的30年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雏形，到改革开放的30年GDP以年均近10%的速度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目前已进入了第三个30年。在新的形势下，“结构比总量更重要”正在成为共识。“十二五”规划提出：“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经济结构调整内容丰富，既包括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也包括投资和消费结构调整；既包括一、二、三产业结构调整，也包括各产业内部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既包括区域结构调整，也包括城乡二元结构调整；既包括所有制结构调整，也包括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其中投资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经济结构调整要以投资结构调整为基础与前提。

　　在新的形势下，回顾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历程上的投资结构变迁，具有启迪意义。

一、我国投资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

　　（一）头30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初步建立工业体系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本土战乱不断。虽有志士仁人的不懈追求，但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的工业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国民经济结构畸形。近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17%[②]。工厂规模很小，纺织和饮食烟草业的产值占了工业产值的58.4%，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重工业）产值比重很低，1933年仅占工业产值的23%左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工业受到摧残，战争对重工业的破坏比轻工业和农业更为严重。1949年重工业产值约比战前降低70%[③]，明显成为“比较劣势”。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的严重落后成为制约大国国力成长的瓶颈。

　　由于兴建这些基础工业投资多、周期长、资金回流慢，建设起来困难重重。外国资本不肯建，中国私人资本建不起。1952年，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按1952年底总人口数5.7亿计算，人均仅119元，按当时的比价，约合30多美元[④]。在物资与技术力量匮乏的背景下，国际环境又相当恶劣。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美国政府即宣布“美国不应给共产党中国以官方的经济援助，也不应鼓励私人在共产党中国投资”。[⑤]并将中国列入了“巴统”管制的国家之中。[⑥] 面对国内外巨大压力，中国选择了集中财力、物力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时期对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投资比重见表1。

表1　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
（按国民经济部门分，以投资总额为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308页。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在1978年以前，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区分，如以三个行业投资总额为100，一般重工业投资比都超过了45．O％，最高的“二五”时期甚至达到54．O％，轻工业在5％左右徘徊。“二五”时期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大办钢铁，大伤元气。由于投资结构过度向重工业倾斜，在建成投产了数千个大中型项目[⑦]的同时，影响了轻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其中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成为瓶颈，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是我们所采取的投资策略的一个必然结果，新中国前30年，用于工农业的投资相差十分悬殊，工农业投资额占基建投资总额的比重有时相差甚至达到50余个百分点。对工业，特别是对重工业的倾斜性投资，推动了工业体系以至独立国民经济体系的快速建立。

　　（二）第二个30年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投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投资结构调整的转折启于1979年的战略调整。1979年以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发展战略也有了重大改变。针对经济建设方针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1979年1月6日指出：“我们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规划要进行一些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见效快、能赚钱、创外汇多的，宁肯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不一定非要搞到六千万吨不可。在工业内部，投资的重点要放在电、煤、石油、交通、通讯、建材等方面。搞电，要注意多搞水力发电，搞坑口电站。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先积累资金，然后再搞那些重工业项目。这样做，能增加就业机会，对改善人民生活也有利，更不会发生偿还不起外债的问题。”[⑧]1979年3月19日 邓小平在听取中共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调整规划的汇报时再次指出：“国民经济也是这个问题。所谓国民经济的调整，就是把基础缩小，钢不要搞六千万吨。这样，可以腾出手去发展急需的电、油、煤等动力工业和运输工业。还要投资搞旅游事业，赚外汇。造船主要搞民用的，赚钱后再搞军用，以民养军。”[⑨]与此相适应，投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这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战略做出得重大变更。具体来看，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变化。

　　从1979年起，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单一的国家财政投资方式逐渐被财政投资、银行贷款、利用外资和自筹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并存所取代。同1978年以前相比，资金渠道增多，资金来源趋于分散，改变了投资主体结构。[⑩]

　　2.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

　　与此相适应，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有了较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对第三产业投资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对农业的投资比重却在减小，在工业内部，投资偏向重工业的现象有所减缓，轻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表2反映了1953-2000年我国三大产业投资构成的变化情况。

表2　各个计划时期三次产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从表2可以看出，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在第一个30年除“一五”时期由于投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较多超过50%以外，其余时期均低于50%，其中“二五”仅为34.9% 。而第二个30年初的1981-1985年已达50．4％，第二产业降至47．2％，此后各个时期均超过50%；1996-2000年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进一步升至56.9%，第二产业进一步降至41.5%。同期在第二产业中，轻工业的比重有所上升，重工业的比重有所下降。这些年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与国家增加对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密不可分。但从表2也可看出，对第一产业特别是农业的投资比重呈下降趋势。“六五”、“七五”两个计划时期每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绝对值比70年代末还有所减少。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期间，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7349.09亿元，其中用于农业的110.13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仅3.4％，相当于同期全社会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15％的1／5。占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由六五时期的2.3％下降至1.5%。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业投资主体进一步多元化，利用外资明显增加，促进了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农民个人投资有所增长，但主要用于住房、运输业和工业。原有基础设施老化、危化日益突出。[11]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比重下降的趋势于“九五”时期（1996－2000）开始扭转。这一反弹的出现，是与1998年我国遭遇水灾、损失严重分不开，也来自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12]

　　进入21世纪以来，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有加大的趋势，而且第一、第三产业投资的增长率高于第二产业。但是就绝对值来看第一产业的投资仍然相当低。2008年对第一产业的投资首次超过总额的3%，2009年底，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仅占3.07%，第三产业占54.08%，第二产业降到42.85%。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于2000年超过50%，此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开始逐步上升，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则出现持续性下降，近年来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也开始逐渐下降。三次产业投资比重的变化表明，我国的工业化程度正在深化，而对第一产业投资不足。详见表3 。

表3　2005-2009年三次产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0年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2010年版，表5-1 、6-1。

　　3.投资的区域结构变化。

　　第二个30年以来，东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有明显加大的趋势。在“八五”时期（1991-1995）达到最高点，中部和西部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相应有所下降，其中中部地区在“九五”时期（1996-2000）降至最低点，西部地区在“八五”时期降到最低点。详见表4 。在短短的10多年内就在东部沿海地区建立起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15个保税区、一大批沿江、沿边开放中心城市,引进了2300多亿美元的外资和26万多家外资或合资企业,东部沿海地区率先以市场形式构成了对外开放的格局,得到迅速发展。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先设想的“梯度推进”遇到了内地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短缺、科技水平低下、劳动力素质较差、观念陈旧，因而市场效益明显偏低等不利因素的制约而受挫，不仅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资源难以扩散到内地，反而内地原本就十分稀缺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资源大量涌向东部沿海地区。加剧了区域的两极分化。这种发展差距已经越过了警戒线，还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损害了内地自我发展能力，引起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2000年初，国家做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以来，21世纪情况发生变化。至2003年我国西部地区开发基础设施累计开工76个重点单项工程，总投资3635亿元，到年底累计完成投资2008亿元，占总投资的55．2％。“十一五”规划（2006-2010）提出，实施东西部通道建设、西部区域铁路通达和大型铁路枢纽建设等铁路建设工程；全部建成“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西部路段和8条省际公路，加快枢纽机场改造和支线机场建设；抓紧建设完成若干大中型水利枢纽和灌溉工程等。经过10多万筑路大军历时5年的艰苦奋战，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2006年全线建成通车；全长625公里的渝(重庆)怀(怀化)铁路建成通车；西部地区新增公路通车里程24.7万公里。2008年世界金融锅危机爆发以后，2009年以来东部地区民营企业跨区域迁移活动异常活跃,尤其是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迁移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群体迁移也日益显著。2010年，《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正式印发。《指导意见》从财税、金融、产业与投资、土地、商贸、科教文化6个方面明确了若干支持政策。如在产业和投资政策方面，提出要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以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

表4　1953-2000年各个计划时期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及比重（单位：亿元、%）

　　注：全国统一购置的机车车辆、船舶、飞机等投资和人防等专项特殊工程的投资不分东部、中部、西部，故本表东、中、西部投资之和略小于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二、新30年开始时面临的经济结构问题

　　发展经济学家早已指出：当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开始起动并开展起来以后，相应地就必然要伴随以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调整和变动，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调整和变动，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吸收，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和中小城镇的兴起，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扩展及其模式的选择等等问题；这就必然要涉及所有权、使用权、分配理论以及资源配置理论的领域，而这又必然要牵涉到伦理标准、价值判断原则等等所谓社会福利问题。[13]近年来，总结世界经济史的教训，又提出了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往往集中爆发，极易出现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停滞不前的窘境，从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14] 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2010年人均GDP超过3600美元。正是上述分析中的问题与矛盾集中多发阶段。我国在经济总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矛盾突出表现在结构上。

　　我国新30年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四个方面。这四方面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在于投资结构失衡。下面仅就此作一概要分析。

　　（一）产业结构失衡

　　主要是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尽管如表2、表3所示，我国近年来对第三产业的投资上涨很快，2000年以来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已超过投资总额的50%，2009年对第一、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率已超过第二产业。但是第三产业的投资中，大量资金用于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投资于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仍然偏低。按照世界银行数据，近年来，世界上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72．5％，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5 3％，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46．1％。尽管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3700美元，己属于中下等收入国家，但是2009年我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3．4％，低于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的平均水平。我国服务业发展仍然滞后，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尤其如此。另一方面，2010年以来，以“热钱”的形式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进入房地产市场。流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热钱”可以通过参与炒高房屋资产价格获取资产升值与套汇的双重收益。在世界金融战争的环境下，我国对房地产投机性投资导致的高房价问题，不仅是房地产市场本身的扭曲，也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问题。

　　（二）需求结构失衡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和动力源泉。判断一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一般看两个重要基准：一是看三大需求对一国总需求的贡献；二是看三大需求拉动的国内增加值(GDP)对一国总GDP的贡献。在三大需求中，前两项往往体现为内需，第三项体现外需。

　　1994年是划分中国内外需关系和动力转换的分界点。当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由内需驱动为主向内外需共同驱动过渡。从外需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来看，1994年和2002年上了两个大台阶。1994年之前外需贡献偏小且很不稳定，绝大多数年份低于20％；1994年之后外需贡献快速上升。2002-2007年的6年间我国外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达到40％，2004-2005年甚至接近50％。从外需占总需求的比重来看，1994年之前基本在10％左右，1994年前后开始接近20％，2002年超过20％，2005-2008年接近30％，2009年有所回落。1994年汇率改革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扩大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在中国外贸数据上体现明显。

　　从需求本身来看，内需始终是我国的需求主体。2000-2009年年均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为75.47％，但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80.6%降至2008年的72.6%和2009年的76.3%。外需同期年均占总需求的比重为平均为24.53%，但呈增长趋势，由2000年的19.4%升至2008年的27.4%和2009年的23.7% 。

　　同时，外需占在我国总需求的比重与对GDP的贡献呈现剧烈波动状态。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前，外需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度较高。2002-2007年，年均内需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9.8％。但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外需对总需求的作用急剧成为负数，2008年为-0.9%，2009年为-83.3%。[15]足见我国需求结构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之大。详见表5。

表5　1983—2009年中国三大需求的比重与贡献（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l982～2009年》，《2009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1985～2009年》。转引自任泽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内外需双轮驱动》，载《发展研究》2010年第12期。

　　（三）要素投入结构失衡

　　主要是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制造业链条的中低端。我国铁矿石、钢铁、有色金属、石油、煤炭等主要资源性产品消费占全球总消费的比重，明显大于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单位产品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部分主要工业品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1 0％-5 0％。同时，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消耗也很大，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巨大。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挑战。[16]　中国大学生毕业创业率低，创新能力不足，学习内容中毕业后没有用的知识较多，创业和创新能力都较差。

　　（四）劳动力就业结构失衡

　　2008年，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比率近40%，其增加值比率只有11.3%，也就是说，农业占全国2/5的劳动力，却只创造和分配了1/10多一点的国民生产总值；而第二产业就业比率为27.2%，其增加值比率却为48.6%，工业只有1/4多的劳动力创造了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农业增加值占GDP比率持续下降，是工业化的一个趋势。但是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过慢，农业生产增加值下降过快，其结果，就是农业劳动力和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和劳动力收入之比会持续拉大。[17]

　　上述四个方面的结构失衡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已经凸现。因此，“十二五规划”提出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要求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协调拉动的各个环节上，投资是关键环节。投资是导致各项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五）投资结构失衡是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导致上述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投资结构失衡。

　　首先，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

　　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以来，我国投入房地产开发的资金陡增。由1990年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5.6%上升至1995年的15.7% 。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总值大幅度增加的基础上，2010年投入房地产开发资金的比重达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值的17.35%，绝对值为2010年的9.68倍。（详见表6）与此同时，大量民间资本远离实体产业投资，而投入房地产市场投机，进一步炒高房价，影响了实体经济的金融链条。

表6　房地产开发投资概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2011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土地资源的价值逐渐凸显，成为政府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部分地方政府把一部分基础设施项目交给开发商承担，其建设投资费用经过折算，用土地来支付，以地价来抵补。至2008年中，地方的土地出让收益大都超过财政预算的1/3，[18] 至2010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76.6%。[19]在土地财政的诱使下，出售土地、扩大房地产投资形成浪潮。由于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价，差价主要由各级政府支配；根据一些农业经济学家的计算，这个差价达到20万亿元至30万亿元[20]，按规定，土地出让金的纯收益至少要有15%用于农村，分配要向农村倾斜，但实际上多被用于城建开发，失去监管的土地出让收益，成了“炒高”地价的“罪魁”，导致土地违规事件频仍[21]。自1990年以来，我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呈迅速上涨状况。由1990年的253.3亿元升至2000年的4984.1亿元，而至2010年，即陡升至48267.1亿元。1995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总投资额的比重一直在20%左右，其中，2004年房地产投资占比22.29%为近十年最高，2007年房地产投资占比为21.52%，为近5年最高，而这两年中国经济都出现了一定过热的迹象。[22]在房地产土地迅速扩张的同时，房地产业毛利润高达55.72% ，2010年直接涉足房地产的上市公司达802家，35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泡沫为29.5%，北京按揭贷款月度偿付率超过100%，绝大多数城市偿付房贷压力巨大；经济出现房地产化。早在2001年中央1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曾指出，为稳定农业，稳定农村，中央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但不少地方为推进规模经营，对于引进工商资本经营农业仍很热衷。在这股“流转热”中，一部分地方政府热衷于推动流转，是为了暗度陈仓，曲线解决日益突出的城市建设用地紧张问题。一些公司企业借助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大肆圈占农民耕地，出现了土地流转价格过低，流转期限过长等情况，有的还违反土地用途管制规定，擅自改变用途，使流转的土地呈现“非农化”、“非粮化”等现象，危及粮食安全。[23]在土地与资本金两个方面形成掏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危机[24]。这是导致上述四类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其次，许多地方建立和形成的支柱产业缺乏专有优势。

　　各地凭借雄厚资金实力，集中采购进口设备，快速形成生产能力。这种生产模式由于进入门槛低，容易造成产业选择趋同，相互竞争激烈，相互攀比，过度投资，自相竞争。一些地方的钢铁行业、电器行业、汽车行业、风能发电行业、软件行业的发展，都基本属于这类模式。[25]

　　第三，教育与研发投入中存在结构问题。

　　导致中国的经济总量与质量和竞争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21世纪以来，教育和研发投资明显增加，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越来越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国的研发投资开始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26]。但是高质量的技术工人培养不足，新技术转化为产能的投入不足，有些技术甚至夭折在摇篮里，一些创新企业也很难壮大。

三、趋势与政策建议——经济转型首先要做到投资转型

　　过去30年内，我国是世界上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是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生产、加工型领域，集中在增加产能上，巨大的产能投资必须要转型。[27]面对以上问题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出现大调整、大变革的态势，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要求投资政策与投资结构变动，做出以下调整。

　　（一）在投资主体结构方面应努力处理好国家和国有企业投资、外商投资及民间企业投资三者的关系。

　　在“十二五”期间，应努力处理好国家和国有企业投资、外商投资及民间企业投资三者的关系。国有企业大量投资于竞争性行业会对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政策中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的作用是保持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这里强调的是控制。例如房地产业中具有控制性的为保障房和公租房，商品房则属于竞争性行业。目前房地产行业排名前十的企业中有一半是国有企业，宾馆、度假村排名前20位的大半是由国有企业经营的。进入到竞争性行业以后，国有企业就无法显示其国有企业的本质，跟风涨价，追逐利润，跟其他企业没有区别。而在战略性产业和重大项目领域，我国要办的事情非常多，都需要巨大投资。

　　2005年2月和2010年5月，国务院就先后推出了促进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新旧36条，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电信、石油、金融等垄断行业和领域，但这些政策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民营企业实际仍然很难进入垄断行业。据统计，目前中国的垄断行业中，民营资本进入的比重不超过20％。浙江省工商联针对近8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已经进入到垄断行业、基础设施领域及公用事业领域的企业还不到10％。在此背景下，产业资本不约而同地涌向暴利的房地产行业。在浙江形成了大企业造房、小企业炒房的独特现象，供求两端合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急速膨胀，成为房价持续攀升的又一推手。目前全社会80个行业中，允许外资进入的有 62个，允许民间资本的则只有 41个。此外，民间投资在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所占比例非常低。有统计数据显示，民间投资在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中占13.6%，在教育中占 12.3%，在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中占 11.8%，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中占7.8%，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占7.5%，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占6.6%，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中占5.9%。[28]

　　“民间投资36条”具有特殊性和突破性。一是对打破垄断行业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例如，“民间投资36条”出台之前，村镇银行寥寥无几，没人搞。大银行搞村镇银行没有积极性，而民间想搞村镇银行，又无法成为大股东。“民间投资36条”规定民间资本可以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二是限制国有企业投资，引导民间投资充分进人其优势行业和项目。“民间投资36条”明文规定，民间资本可控股国有企业，这也是一个突破。引导民间资本向下沉，不是沉到地下钱庄，而是沉到地面上。我国的就业问题，老百姓的收入问题，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小企业。虽然我国整体强大已经显现，但是民间依然很贫穷，所以一定要把“富民”摆在前面，而发展中小企业是实现“富民”的关键途径。

　　目前我国大量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由于成本压力、劳资矛盾等问题，中小企业、尤其是微小企业的困难比金融危机的时候还要严重。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是快刀斩乱麻。而现在是慢刀割肉。这个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中小企业困境导致很多企业家将资金转向房地产、大宗商品和农副产品等产业，间接推动了通货膨胀。中小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80％，只有给中小企业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改善中小企业生存条件，员工的收入水平才会提高，我们的富民政策才会落实。因此，“民间投资36条”对民富国强具有战略意义，要尽快落实，才可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二）在产业投资结构方面，加大对第三产业、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

　　人们在工业化过程中更多的是以产品导向，提供各种产品，而忽视了与产品相对应的服务，服务革命的核心是服务导向的服务创新。服务创新同样也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也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GDP年均增长7%。我国第三产业近年来投资增长速度较快，超过了第二产业。主要由于交通通讯业投资力度大。但是作为现代服务业，投资力度和发展水平差距均很大。影响着第一、二产业的发展，也使就业岗位不足。“服务革命”是一个大趋势，孕育着大量的发展、创新和就业机遇。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上落后了欧美200年，在信息化上刚刚挤上了车，这次若能抓住服务革命的机遇，在服务创新上有所作为，细化深化社会大分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有可能在经济和社会转型上趟出一条路来。[29]

　　2010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各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将这些产业作为当地重点发展的战略产业.在中央和地方的产业促进政策的推动下，“十二五”期间，科研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向新兴产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必将加快。如加快目前正在兴起的新能源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着传统能源利用模式影响下的中国乡村文明的命运，使得分散居住的乡村获得了使用新能源的新优势。又如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将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我国农作物种业进入市场只有10年时间，整体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不少，产学研相结合不紧密、育种创新能力较弱，产业化水平不高、供种保障能力不强，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种业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三）在区域投资结构上加大生产线向内陆省份迁移的力度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地区资本相对饱和，加之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要素供给趋紧，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外延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加之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周边国家竞争加剧的影响，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刻不容缓。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要素成本优势明显，产业发展空间较大。在此背景下，推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形成更加合理有效的区域产业分工格局，已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取向和重要任务。这不仅是简单的地理上的转移，也伴随着资本投入的加大。今年1-5月，东、中、西三大区域投资增速较为强劲，分别为22．95％、28．27％和31．79％，较上月分别加快0．4、1．1和0．7个百分点，呈现出稳步加速态势。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仍然保持快于东部，投资空间格局继续优化。

表7　东中西部地区投资占比及增速（单位：％）

　　资料来源：徐策：《当前固定资产投资运行的主要特征及趋势展望》，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中国宏观经济信息》2011年第24期。

　　（四）对装备制造业投资中加大对生产流程中机械化、自动化的投资力度

　　目前，中国制造企业整体竞争力不强。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和日本的5%、德国的5.5%。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可与GE、西门子、丰田等世界顶级企业抗衡的中国企业。已经入选世界500强的少数制造企业主要是从规模上达到了世界级企业的标准，若以品牌、技术、管理、盈利水平等综合指标来衡量则与世界级跨国公司尚有巨大差距。在产业领域的核心专利上，中国基本上受制于人；在一些关键技术，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中国大多依赖进口，如作为制造业“发动机”部分的装备制造业，国内固定资产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和60万千瓦发电机的控制设备几乎百分之百靠进口。[30]因此，中国制造业投资应该在国际分工的产品设计和品牌经营这两个环节寻求突破，掌握这两个环节的隐含性知识和技能，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飞跃；提升制造企业对本土市场的有效控制力。

　　（五）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加财政投资

　　要搞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充足的投入。增加公共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文化方面的支出。在总量投入加大的情况下,更要侧重向农村倾斜,侧重向老、少、边、穷、后发地区倾斜,侧重向困难地区倾斜。

　　（六）多方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业投资

　　根据中国首支商业地产高和投资基金联合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对内蒙、陕西、山西、温州等地的民间资本调研，目前房地产在民间资产配置中占比近80%。[31] 这种结构必须得到改变。要多方引导包括民间资本、储蓄资金、社会闲散资金、侨资外资等在内的社会资金流向实业投资中去。为此，要继续在铁路、盐业等垄断行业实施行业管理和企业管理职能分离，推进投资经营主体多元化；继续推进电力行业在电力输、配分开等方面的改革；继续促进电信、民航、石油等行业在形成强化竞争市场格局方面的改革，扩大社会资金的市场准入。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不等于减少投资力度，而是要改变投资结构。我国现在的问题不是缺乏投资资金，而是投资结构不合理，过度的土地投机上的投资对经济发展甚至是倒行逆施。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必须将投资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方式转换结合起来。使投资进一步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自主创新倾斜，向节能环保倾斜。同时，要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更多地投向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社会事业、市政公用和现代服务等领域，更好地发挥民间投资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 本文系作者于2011年5月14-15日参加在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召开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国际比较”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会后整理修订而成。

[②] 《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63页。

[③] 郭瑞楚：《恢复时期的国民经济》，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60页。

[④] GDP数值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局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9）》，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人口数来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⑤]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印：《战后国际关系史料》第一辑，第75、100、114页。

[⑥] 详见拙著：《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

[⑦] 从1950年到1988年的39年间，我国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21538亿元，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4393个，新增固定资产15619亿元。

[⑧] 冷溶、汪作铃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

[⑨] 冷溶、汪作铃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4页。

[⑩] 详见拙著：《政府与市场在中国大陆投资中的作用变（1949-2009）》，《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1] 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国家统计局投资统计司编：《1991年中国投资报告》，中国计划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1、46页。

[12] 详见拙文：《当代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变迁（1950-2000）》，《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3]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湖南出版社1991 年版，第47页。

[14] 陈亮 陈霞：《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述要》，《 光明日报 》2011年01月07日 11 版。

[15]任泽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内外需双轮驱动》，《发展研究》2010年第12期。

[16]参见牛犁：《以调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宏观经济信息》2010年第28期；葛顺奇：《地方政府在支柱产业选择中的缺失》，《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9月2日。

[17] 参见周天勇：《中国向何处去》，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18]王立彬：《“地王”退潮后土地财政终水落石出》，《新华每日电讯》2008年7月6日

[19] 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数据是由2009年的精确数据(15910.2亿)与2010年的同比增幅(70.4%)得出的。《南方报业新闻》2011年01月13日。

[20] 吴敬琏：《关键在于真正推进改革》，《新华文摘》2011年第6期第3页。

[21] 仅2010年第1季度，全国发现违法违规用地行为9832件，涉及土地面积7.3万亩（其中耕地2.6万亩），与前一年第1季度相比分别上升3.7%、下降1.6%（上升2.5%），见人民网-房产频道2011年4月18日。

[22] 国家统计局：《2010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51、52页；李勇：《房地产投资占比止三年跌势首现反弹》，《证券时报》 2011年1月24日。

[23]赵俊臣：《土地流转：工商资本下乡需规范》，《红旗文稿》2011年第4期。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住房绿皮书》，转载自李瑞英：《警惕经济房地产化 防止掏空经济基础》，2011《住房绿皮书》，光明网2010年12月8日。

[25] 葛顺奇：《地方政府在支柱产业选择中的缺失》，《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9月2日 。

[26]吴敬琏：《关键在于真正推进改革》，《新华文摘》2011年第6期第4页。

[27] 黄孟复：《经济转型首先要投资转型》，载《经济研究参考》2011年第37期。

[28]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课题组：《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的问题、成因及调控效果评估》，《经济要参》2011年第35期。

[29] 参见郭重庆：《服务革命将改变世界》，《文汇报》2010年9月21日 。

[30] 章玉贵：《寻找“中国制造”新动力》，《文汇报》2008年7月23日 。

[31]于祥明：《四地民资调研显示：超万亿民间资本八成流入房地产》，《上海证券报》2011年4月28日， http://www.gmw.cn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毛泽东在战前做思想工作时说：“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同意。”

抗美援朝我们军队密秘入朝，周总理对人民军队起了最具智慧的名字：中国人民志愿军。这场战争让世人对我们刮目相看，战争结束后的有的日本人在大街上遇见中国人，鞠躬！战争赢得尊重！

美国军事作家评论家拉瑞斯约本海默如此评论这场战争：

“美国18国集团为核心，联合国安理会为民意。总计出兵51万3000人。坦克2400辆。战机4000架。各型炮火50000门。同时动用了原美国海军第1、2、3、7四只舰队群，以排山形式杀向北韩。这样的现代化的庞大的军群，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当时的苏联也不敢与之交手。但毛先生伟大的军事战略胆量中国士兵是惊人的，在没有远程炮火支援，没有空中火力掩护，没有地面集群装甲突击的情况下，依靠着火器兵器时代最原始的卡宾枪（冲锋枪），手雷，打败了美国联军。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由一个国家单独击败了世界力量的先例。

但是对于一个几年前还在被日本军队肆意侵略蹂躏的国家，在几年后，突然间打败了世界上当时的最强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奇迹除了毛先生敢于创造，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美国就这样丢下了113000名阵亡士兵，戴着84000名伤员，以及换回来的45000名被俘人员迈着沉重的脚步，蹒跚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中印藏南战役：

开战之前毛泽东在中南海说：“不管你是苏印联军，还是美印联军，即便是再来一次八国联军我们中国也要与你们打！打出一个真理来。”

196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

　社论：　9月20日二十四时到21日七时，我守卫中印边界东段西藏扯冬地区择绕桥西的边防哨兵，遭到印军连续攻击，我军官一名中弹牺牲，战士一名负重伤。直至21日上午八时半，印军仍未停止射击，当地情况十分险恶。对于印度军队这种疯狂的挑衅罪行，全中国人民不能不表示极大的愤慨！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我们完全拥护我国政府对印度提出的最严重、最强烈的抗议。

中印边界东段发生的这一空前严重事件，是印度政府蓄意侵占我国领土的侵略计划所造成的；是印度政府把我国的克制和容忍态度当作软弱可欺，越来越猖狂，在中印边境全线加剧紧张局势的必然结果。印度军队在印度政府有计划的部署下，不仅已在中印边境西段侵入我国境内建立四十一个据点和在中段违反双方协议，侵入乌热地区；而且在东段又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入侵。自从最近印军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勒村扯冬地方，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局势以后，印方不顾我国警告和抗议，继续深入我国境，扩大挑衅。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印度政府得寸进尺，妄想以武力扩大对中国领土的占领。

众所周知，所谓麦克马洪线完全是非法的，从来没有得到中国历届政府的承认。从“麦克马洪线”以南到喜马拉雅山山麓的广大地区，历来是中国的领土。只是在1951年以后，印军才利用我和平解放西藏的时机，进占了这些地方。可是，印度政府贪得无厌，竟在1959年我国平定西藏叛乱以后，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占线北的中国一些地方，硬说这些地方在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现在又进一步深入我国领土，进占我扯冬、择绕桥地区。同印度方面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相对照，更加充分说明了，中国边防部队一贯严格执行中国政府避免冲突，停止在边界二十公里以内巡逻的命令，也只因为如此，印度军队才得以乘虚入侵。但是，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自己的国土任意被印度侵占，决不能坐视自己的边防人员惨遭杀害！是可忍，孰不可忍！

今天本报发表了中印两国政府就中印边界谈判交换的照会。全世界从这些照会中，清楚地看到，印度政府是何等粗暴蛮横，再一次拒绝了中国政府迅速开始中印边界问题谈判的具体建议，而在中国政府9月13日重申前议，并且为了和缓边境紧张局势，提出双方武装部队沿边境全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之后，不过几天，印度军队却在东段发动了新的侵略。盘踞中国西藏境内班公湖地区的印军也在9月19日向中国边防部队挑衅，包围我巡逻小组，只是由于中国边防部队的极端克制，才避免发生冲突。而9月20日，印军又在东段猖狂向我边防哨兵进攻，造成我边防军官和士兵的伤亡。所有这一切，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印度政府毫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印度政府所追求的，只是用和平谈判作幌子，蚕食中国领土，改变边界现状。但是，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边防部队的忍耐不会是没有限度的。我国政府在21日向印度政府提出的最严重、最强烈的抗议中，要求印度方面立即停止进攻，立即从扯冬、择绕桥等地撤出印军，并且保留要求印度政府道歉和赔偿的权利。如果印度政府不立即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那么，为了保护择绕桥以西中国边防部队的安全，为了恢复他们同后方的联络，中国方面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如果印度部队在中国部队的防御行动中仍然开枪射击，则中国部队必将坚决自卫，而印度方面在中国自卫火力下的任何伤亡，都必须由印度方面自己负完全的责任。

局势是险恶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要正告印度当局，勿谓言之不预也!

28天后战争爆发，30天后印度大溃败！当时在第2师作战术指挥教导的洛克弗菲希尔准将说：“你见过非洲的斑马群奔跑吗？但是他不如印度军队溃逃更加壮观！”此战役8940名印度军人葬身山谷，1370名士兵被俘一名准将被击毙，亚洲第一美国旅：“锡克”旅完了。英国全资资助“廓尔柯”营完了。

中苏珍宝岛之战：

毛泽东决定：打！就把他打疼！

1969年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打倒新沙皇》社论。

社论：苏修叛徒集团在制造了这一严重的边境挑衅事件之后，竟然倒打一耙，向我国提出所谓“抗议照会”。他们无耻地把珍宝岛说成是他们的领土，说什么是中国边防部队“越过了苏联国境线”，向“警卫”珍宝岛地区的苏修边防军进行“挑衅袭击”。这完全是信口雌黄，一派胡说!珍宝岛是中国领土，这是无可争议的铁的事实，即使按照沙俄帝国主义在一八六○年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珍宝岛地区也是属于中国的。长期以来，这个地区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我国边防部队人员一直在这个地区进行巡逻。怎么能够说珍宝岛地区突然跑到“苏联国境线”那边去了呢?怎么能够说这块中国领土成了苏修边防军“警卫”的地方呢?明明是苏修军队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向中国边防部队人员猖狂进攻，你们却反诬是中国边防部队人员发动“挑衅”。你们企图用这种颠倒黑白、贼喊捉贼的惯伎，来掩盖你们的侵略罪责，是绝对办不到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苏修叛徒集团也正是这样。他们对中国进行的这次军事挑衅，恰恰是他们虚弱本质的表现。

我们警告苏修叛徒集团：中国的领土主权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人民受人欺侮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你们还想用沙皇俄国那一套来对付伟大的中国人民，那是瞎了眼睛，那是白日做梦。如果你们继续进行军事挑衅，就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谁要是胆敢侵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谁就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打倒新沙皇！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苏联人丢下了约1个团的装备以及成批尸体气恼地回家去了。赫鲁晓夫接到失败的电报后，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先后撤职了隶属于苏联远东集团军1位元帅（坦克装甲诸兵种元帅），3名大将，四名中将，24名上将，少将。抓捕了远东红旗134师（主力师）营级以上全部军事主管。

两颗核弹：赫鲁晓夫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毛周决定：连放两颗核弹，一个原子弹，一个氢弹。随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苏联撤军和谈，珍宝岛属于中国！

中越之战：

197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社论：最近，越南当局对中国的挑衅越来越猖狂。越南武装力量不断侵犯中国领土，任意枪杀和枪伤我边境居民和渔民。越南当局如此肆无忌惮地欺侮中国，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尤为令人愤慨的是，越南当局如此欺侮中国，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装出一副受中国欺侮的可怜的样子，妄图欺骗世界舆论。越南宣传机器口口声声说什么越南是个小国，惹不起中国呀；接受中国的援助是“含辛茹苦”的呀；甚至侵占中国的南海岛屿也是“忍气吞声”的呀，等等。越南当局这种装蒜的流氓手法，令人作呕，十分卑鄙。越南当局以为，只要一说越南是个小国，不管它干什么坏事，人们自然都会同情它。但是，一个国家欺侮不欺侮别的国家，不在于这个国家是大国还是小国，而决定于它的政治路线和对外政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奉行无产阶级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历来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九年以来，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领土，没有在外国驻军，没有欺侮过任何人。越南当局自称搞社会主义，实际是搞民族沙文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它的野心所向，不问大国小国，它一律都要欺侮。越南今天北欺中国，西侵柬埔寨，难道不是对它反诬中国的谬论的最有力的驳斥吗？

越南当局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得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鼓励和支持。中国正在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进行新的长征。全国安定团结，生气勃勃。世界各国人民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却如坐针毡，忐忑不安。中国的安定和强大，是妄图称霸世界的苏联和妄图称霸东南亚的越南当局的一块心病。用边界挑衅和战争威胁给中国制造困难，破坏中国的安定团结局面，阻挠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是它们两家的共同需要。但是，它们这个阴谋是绝对不能得逞的。

中国的主权与尊严是打出来的：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炮击金门吓跑美军、藏南痛击美印联军、收复珍宝岛、两颗核弹惊走百万苏军、揍越南收复西沙。结果：越南承认南沙群岛是中国的，日本人给华人鞠躬，尼克松与中国握手言和，承认台湾是中国的。战争并没有让我们成为孤家寡人，因为我们的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正义战争，第三世界国家反而团结在我们周围。我们领导第三世界国家，被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进入和平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的主权与尊严是打出来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打出来的！中国的朋友也是打出来的！因为我们的战争是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反霸权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正义战争！为中国人民乃至为人类和平的战争！

——点子牛 2012.05.13

 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2012-05-13

　　工人阶级的最大特征是“无产”。准确来说，这个“产”不是财产，而是生产资料。因此，我们通常在概念使用上并不严格区分“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1888年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加注时再次作出解释：“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然而，工人阶级从来就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内涵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在不断泛化的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内部分化，并产生了需要关注的困难群体。

　　内涵的三次外延新中国成立初始：工人阶级主要指产业工人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按照政治和经济双重标准，对中国各阶级进行了划分，在新的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构建出“四阶级–阶层”的社会阶级阶层模式，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既与工人阶级密切联系又因特殊社会功能独立于工人阶级的管理者阶层。

　　这时的工人阶级主要指产业工人，如制造、建筑、运输等行业的劳动者，而机关事业单位、商业单位的劳动者被称为职员。当时我国劳动统计对职工的定义是“职员和工人”，显然把产业工人与从事脑力劳动的管理者区分开来。相应地，产业工人成立的群众组织是工会，职员成立的群众组织是职代会。随着其他阶级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并逐渐转化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同时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产业工人的数量急剧增长，到1956年底产业工人的人数已达4651万。

　　第一次外延：干部、职员都属于工人阶级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经济结构逐渐趋向单一，只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工人阶级相对人数和绝对人数都进一步扩大。同时，社会阶级阶层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消失，中国只剩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二阶级–阶层”的社会结构。

　　工人阶级的内部构成日益丰富，管理阶层不再独立，而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相应地，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划分为干部和工人两种政治身份。“职员”的身份消失，职员与工人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商业及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代会”都改称工会。

　　第二次外延：知识分子阶层的定位在如何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经历了比较曲折的过程。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分析，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个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一时期的刘少奇则更加明确，认为教员、记者、演员等文化教育工作者“都是雇佣劳动者”，应该包括在工人阶级之内；工程师、技师等职员，都是“雇佣劳动者”，从事“脑力劳动”，“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

　　但是随着中国政治思想领域逐步进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不断发展。特别是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两个基本估计”: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扩展到整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段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对知识分子实行了教育和改造的政策，并没有将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直到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己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真正从理论上把知识分子纳入到工人阶级的范畴，进一步扩大了工人阶级的内涵。

　　第三次外延：农民工阶层兴起农民工是指农民户籍身份还未能得以转换，而又常年或大部分时间在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经营的被雇佣群体。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民工开始涌现。在2003年举行的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农民工大体可被分为两类：一是离土离乡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的厂矿、机关、商业、服务行业劳动；二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在本乡本村的乡镇企业或在附近城镇的工厂、商店、机关劳动。从劳动关系上讲，这两种农民工都应该属于工人阶级。

　　可以说，当前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近期正式公布的数据,我国农民工总数约为2.3亿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1.2亿。其中，在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8%,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在建筑业中接近80%；在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餐饮业中,农民工占到52%以上。加起来，二、三产业的农民工已经有8300万之多。

　　当代的农民工与以往来自农民的工人有很大不同：首先，它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它不但是对工人阶级队伍的大量补充，也是对现有产业工人的有力冲击；其次，与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进入工人队伍的过程不同，这次基本上是自发的，而且其主要流向是合资、外资、私营企业，成为典型的雇佣工人；再次，农民工享受不到城镇国有企业工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

　　近30年的泛化与分化以是否拥有生产资料为一元化的阶级划分标准，从理论上为工人阶级内涵泛化提供了依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晚年时期，已经出现了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趋势，分工在扩大，协作在加强，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并提出了“总体工人”的概念。相应地，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脑力劳动者；不仅包括工厂工人，也包括工厂以外的在其他领域从事“协作性质”的“共同劳动”的人员；不仅包括普通工人，也包括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总之，一切从事或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者都属于工人阶级。

　　因此，理论上对工人阶级的泛化进行解读并不难。比如，马勒的“新工人阶级”论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随着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生产工人将愈来愈少，非生产工人即技术工人和研究人员、管理人员会愈来愈多。工人阶级除了要直接生产有形的产品，还要生产无形的“生产条件”，即为生产提供技术、管理和服务等。这样，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传统蓝领工人，还包括那些生产“生产条件”的科研人员与组织者等，称之为“新工人阶级”。

　　对工人阶级的泛化理解，也同样适用于改革开放30年中出现的多种新兴社会结构成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步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推进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大批乡镇企业职工、进城农民工、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和新兴产业职工源源不断地加入工人阶级队伍。

　　根据2008年度的国家统计年鉴，2007年城镇就业人员29350万，其中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分别占6424万人、718万人，只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不到1/4，其余超过3/4的就业分布在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同时，乡镇企业和乡村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分别达到15090万、2672万。这些就业人员绝大多数都属于泛化工人阶级的范围。

　　同时，工人阶级内涵的泛化，并不能掩盖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并真真切切地体现在转型社会中的每个角落。有学者采用最经典的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以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综合标准，把泛化的工人阶级进一步细分为四个层次：管理者为上层，由党政干部、高层经营管理者、高级专业人员构成；专业技术人员为上中层，由拥有高新技术的人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构成；产业工人为中层，由国企、集体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构成；一些特殊工人为下层，由失业下岗职工、失业工人和城市外来农民工构成。

　　当前工人阶级的泛化与分化，还在意识上使得传统理念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直接感受产生差距。对于改革开放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兴阶层与群体，包括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等，显然难以使他们对传统产业工人形象产生共鸣，更难让他们承认与农民工群体属于同一社会组分。因此，工人阶级的分化，不仅体现在职业结构和经济地位上，更体现在意识分化上，彼此间难以形成认同感，使得当前的工人阶级成为“不确定”的阶级。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整合工人阶级价值观念，重建工人阶级“共同意识”。

　　关注工人阶级中的困难群体中国工人阶级60年来的演变历程，伴随着社会价值分配格局的不断调整、变迁，阵痛不可避免，对于当前出现的工人阶级中的一些困难群体，需要格外关注。

　　关注一：进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与社会保障问题在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都存在着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的特定发展阶段。但中国这样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其实，中国工人阶级在最初形成时，其成员绝大部分就来自破产的农民。只是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我国建立起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才人为割裂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渊源关系。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向工人的转化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和“招工”方式实现的。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方式，没有出现所谓的“农民工”现象。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转轨时期，进城的农民工大批涌入产业工人队伍，成为产业工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农民向工人阶级的转化主要是通过市场的手段和方式实现的，但同时被刻上深深的制度安排烙印。他们的户籍身份仍然是农民，在现有的户籍管理体制中举步维艰，成为城镇生活中的边缘群体，过着候鸟式的生活。

　　由于身份的限制，农民工往往不能享受到正常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的“苦、脏、累、险”行业，他们工作条件苦，收入水平低，居住环境差，未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像城镇职工一样平等地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据统计，目前在城市就业的约1.4亿农民工,与用人单位有劳动关系的只有7000多万人。截至2008年底,全国只有2400多万农民工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4200多万农民工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4900多万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1500多万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同时，他们还在居住、生活、子女就学等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另外，他们常常被看作城市社会的异己力量，被当作治安状况恶化的重要因素。如何进一步打破农民进城务工的制度障碍，使得农民工融入正常工人阶级队伍，是一个不容回避、必须破解的难题。

　　关注二：国企下岗职工生活问题这部分工人主要是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他们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作为我国传统工人阶级的主体，一度被称为“老大哥”。他们曾经拥有优越的政治身份地位，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

　　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人口问题造成我国劳动力过剩，使得在改革以前就存在着隐性失业。不过改革前，国家采取了“低工资，高就业”、“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保障性安置就业措施，把显性的过剩劳动力转化为隐性的过剩劳动力。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国有企业三项制度的改革，计划体制内的国有、集体企业的工人与企业的劳动关系逐步脱离计划经济的束缚，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转型，使得这种隐性的失业逐步显现化。当时还不叫“下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职”，有的地方叫“厂内待业”，有的叫“放长假”、“两不找”，等等。90年代中后期，下岗职工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开始凸显，并且引起社会各方面普通的广泛关注。下岗职工问题集中在这个时期出现，是我国经济发展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从根本上说，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国企改革将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同时，在改革的利益重新调整过程中，大量的下岗、失业、为企业效益及早退休的工人成为受损最严重的困难群体。部分职工在改制成功的和垄断的企业中得到实惠，但一些被淘汰的夕阳产业的工人，下岗及失业补助或退休工资水平非常低，这部分工人本身的科技文化水平也较低，而且年龄偏大，他们再就业和增加收入的能力也就很有限。这部分职工收入水平低，基本生活缺乏必要社会保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处于明显弱势地位，他们的生活困境已逐渐被固化，且开始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这部分职工的就业利益和劳动报酬利益没有得到保障，与国家对工人的“欠账”有关，需要以负历史责任的态度对他们的生活困难问题进行关注。

来源：爱思想网　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