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

• 新成果与新希望：《中华民国史》出版笔谈
• 远看民国…………………………………………………………………王建朗（1．131）
• 国际化发展：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新视角………………………………陈谦平（1．133）
•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朱英（1．137）
• “通史”与“专史”：民国史“写法”小议……………………………章清（1．141）
• 《中华民国史》与民国派系政治研究…………………………………刘维开（1．145）
•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上)
• 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章开沅（4．4）
• 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郑师渠（4．5）
• 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罗志田（4．10）
• 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行龙（4．18）
• “整体”与“区域”关系之惑
  ——关于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杨念群（4．23）
• 不必担忧“碎片化”…………………………………………………………王笛（4．30）
•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下)
• 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王学典 郭震旦（5．4）
• “碎片化的历史学”：理解与反省 ………………………………………章清（5．7）
•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王晴佳（5．12）
• “碎片化”是个问题吗? ………………………………………王玉贵王卫平（5．16）
• “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李长莉（5．20）
• 整体史：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李金铮（5．24）
• 个体生命与大历史………………………………………………………张太原（5．28）

·专題论文·

• 张荫桓、翁同穌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马忠文（1．4）
• 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关晓红（1．29）
• 从党权政治角度看孙中山晚年的司法思想与实践……………………李在全（1．50）
• 陕甘宁边区民事审判中对六法全书的援用
  ——基于边区高等法院档案的考察………………………………胡永恒（1．63）
• 晚清民国时期的祭田轮值纠纷
  ——从浙江龙泉司法档案看亲属继承制度的演变………………杜正贞（1．79）
• 堕胎非法：民国时期的堕胎罪及其司法实践……………………………龙伟（1．92）
• 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 ……………………郑师渠（2．4）
• “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1855——1875）………………王瑞成（2．28）
• 复杂性与现代性：晚清检疫机制引建中的社会反应…………………余新忠（2．47）
• 战后之疫：1944——1947年滇西鼠疫研究……………………………曹树基（2．65）
• 晚清海关洋税的分成制度探析 ……………………………………………陈勇（2．76）
• 美国军方对华态度溯源
  ——第15步兵团之研究……………………………………………王成勉（2．88）
• 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罗志田（3．4）
• “价值”优先下的“事实”重建：清季民初新史家寻找
• 中国历史“进化”的努力 …………………………………………王东杰（3．28）
• 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 ……………………………………郭双林（3．48）
• 辛亥后革命精英观念的民间承接
  ——以东南、华南城镇为例 ………………………………………赵立彬（3．63）
• 何天炯与同盟会东京本部 ………………………………………………李长莉（3．72）
• 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
  ——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 ……………………李细珠（3．89）
• 袁世凯与民初“党争” …………………………………………… …马建标（3．109）
• 永佃制下土地买卖的演变及其影响
  ——以皖南徽州地区为例 …………………………………………刘克祥（4．34）
• 试析富农阶层的社会流动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乡村为中心……………………王先明（4．58）
• 农贷与甘肃农村经济的复苏(1935–1945年) …………………………黄正林（4．77）
• 官治与自治之间：清末州县劝学所述评 …………………………………刘伟（4．99）
• 朝代鼎革之际的小白山鹿圈：以养鹿人为中心的考察…………………陈波（4．111）
• 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新探…………………………………………………张永（4．120）
• 清帝逊位与民国初年统治合法性的阙失
  ——兼谈清末民初改制言论中传统因素的作用 …………………杨念群（5．32）
• “成立在我，承认在人”
  ——辛亥革命期间中华民国承认问题再研究 …………………………候中军（5．51）
• 市场、权力与资源流失
  ——近代东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探讨 ………………………王大任（5．65）
• 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中) ……………………………………罗志田（6．11）
• 美国政府与清末禁烟运动 ………………………………………………崔志海（6．27）
• 1886年李鸿章、拉德仁天津会谈与中、俄朝鲜政策 …………………陈开科（6．45）
• 从并肩抗日到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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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没有分工的市场”看近世中国乡村经济的变迁………夏明方（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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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李德英先生 ………………………………………………刘克祥（1．105）
• 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
  ——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 …………………………………房德邻（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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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与实证：五十年来清代以降鱼鳞册地权研究之反思
  ——以“太湖模式”为中心  ……………………………………胡英泽（3．141）
• 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 ………………………………………李金铮（4．134）
• 从晚清看辛亥革命：百年之反思 ………………………………………黄克武（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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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存留养亲与农村家庭养老…………………………………………周祖文（2．129）
• 抗战期间的国军伤兵群体考察
  ——以军政部荣誉军人第十八临时教养院为中心………………李常宝（4．152）
• 巴兰德在中国……………………………………………………………王维江（5．128)
• 两套清代粮价数据资料的比较与使用……………………………………罗畅（5．142）
• 尹昌衡《与张培爵书》辨析………………………………………………周斌（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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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士的正名
  ——四川保路运动侯宝斋案、胡驭垓案考论………………………孙明（3．129）
• 清季民初“蜀学”之流变…………………………………………………张凯（5．107）
• “殖民地”的尺度：香港肃奸风波与“国民日报事件”论析…………孙扬（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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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日货贸易为中心……………………………………………张传宇（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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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李里峰（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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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同存异推陈出新
  ——“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学术研讨会”综述………张艳（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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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区域社会”
  ——第四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黄鸿山  朱从兵（2．156）
• “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述评…………………………张华腾潘崇（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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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李铁映（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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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举办首届中国历史学博士后论坛(2012)的通知………………………”（2．159）
•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征稿启事／2012年目录……………（6．156）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206

　　【关键词】会计师；晚清民初；自由职业；职业化

　　【作者简介】魏文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12.2.75—86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众组训与社会控制”（NCET-10-042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与行业市场秩序”（10JJD770025）。

引　言

　　在晚清民初剧烈的政治激流与经济变革之中，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传统行业在转型调适，新兴工商及服务行业在裂变求生，“四民”社会结构渐趋解体。上自官、绅、商、学，间至记者、律师、会计师、医师，下及农、工、匠、役，都期冀在这个危险与危机并存的时代中求得生存之道，甚或出人头地之机。在阶层转变与分化的背后，固有政治变动、贫富等级、科举废除之种种要因，但职业选择与分化却是联结社会转型大计与普罗大众生计的直接因素之一。在前近代的小商品经济及等级化的社会秩序之中，城市各阶层的职业构成和行业分工相对简单。但晚清时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却使职业与社会分工更趋于细致和专业，尤其在工商和社会服务业领域，已远不是“三百六十行”所可形容。在西方的工业化初期，城市社会之中就出现此种“职业化”和“职业主义”的现象，并被视为近代社会经济进步之表征。晚清民初中国的职业分化现象，其初兴虽近乎西方，然本土的市场、知识及制度因素却使不同职业体现出不同的行业特征。[1]

　　近代中国史学界在社会结构方面早曾专注于阶级的研究，后拓展以阶层、群体、集团、团体之视角来构建近代社会结构复杂多变的历史影像。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阶层研究之中，学者们渐注重回归原态，将职业与群体研究结合，诸如道员、大班、职员、女工、女佣等研究，均本之于群体之职业特性来讨论其生活状态及社会角色。在“眼光向上”和“眼光向下”的视角移转中，精英群体和普通民众的研究均取得重要进展，现又有学者主张回归“中间”，关注整体。会计师系近代新兴职业，在社会分层中多被视为“中间阶层”，在民国时期之社团法规中亦被划于“自由职业”之内，与律师、医师、记者同列。[2]就职业化的取向来看，近代会计师、律师和医师以系统化的专业学识、国家层面的资格认证、不受雇于固定雇主为主要特征，以区别于传统帐房、讼师及郎中的职业形象立足于社会之中。相关职群在社会信用、司法制度及医疗进步方面作用显要。[3]

　　因此，晚清民初自由职业群体的兴起虽未致引起政治上的“风云变动”，但在考察近代“职业化”的问题上却极具典范意义。

　　本文所拟讨论的职业会计师，其正式职业认证制度建立系在1918年颁行《会计师暂行章程》以后，然相关从业者的产生在晚清时期就已开始。会计师的兴起与晚清以来的职业分化趋势相应，但其行业性的因素更为关键，且并非单纯可用“资本主义”发展一言概之，还涉及到近代专业知识体系建构、职业制度建立等多重因素。[4]革命军兴，民国肇立，政局波澜诡儒，会计师虽较少直接参与其中，但并非不关心国运。最早期的会计者眼中，非仅“政治革命”可以救国，“会计救国”亦具可能。“会计救国”既可拓展职场，也可建功社会，促进经济进步及社会信用之建立。本文主要运用近代会计期刊及会计师公会之相关档案，侧重于行业角度，讨论近代职业会计师兴起之市场、知识及制度因素，兼及对晚清民初之职业化进程作一评论。

　　一、市场因素：“挽会计主权”与“昭股东信任”

　　职业系生产力发展及社会分工的产物，其生存基础则在于以专业技能及行业服务立足于市场。但在不同时境之下，社会需求发生变化，职业之社会属性和市场定位亦相应演化。

　　记账一业，中国传统称“帐房”，之名系引自于西方“会计师”（在美国多称CPA，CeI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在英国多称Chartered Accountants），亦可译为公共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亦有称专业会计师者，其关键在于认证（Certifed）和公共（Public）之属性。取得此一职业的从业资格，需符合国家规定条款并授予执业证，执行会计审计、查账及清算类业务须对公众负责，证明真相。1925年2月中国成立的第一二个会计师职业团体——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的英译名即为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China。徐永祚在1933年前后还对公共会计师（Public Accountant）与一般之管账人员（Bookkeeper）之译名进行过区别。[5]不过，记账人员与会计师之区别在1918年北京政府颁发的《会计师暂行章程》中已经有明显体现。该章程规定凡在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之商科或经济科以会计学为主要课程、肄业三年以上具相当经验者，在资本五十万以上之银行或公司任主要职员五年以上者可呈请为会计师，经呈农商部核准授予证书并登录会计师总名簿后方可受托执业。[6]依此衡量，传统之“帐房”并非会计师。同司会计，职责不同。

　　会计的基本职责在于明记开支，核定成本。传统帐房或受雇于商家，或栖身于作坊，直接受命于固定业主，甚者由东家亲任，或由掌柜把控。既无学历规定，亦勿须接受政府认证。以新兴职业会计师而论，职责非止于此。根据1918年颁行的《会计师暂行章程》的规定：会计师可办理会计的组织、查核、整理、证明、鉴定、和解等事务。所谓证明、鉴定，属于民间审计的范畴，须向社会或特定对象公布账务结果，负有法律上之责任。近代著名会计师徐永祚一语破的，“昔日通称管理会计之人日管帐（Book-keeper），一若会计事务除管帐而无其他能事者然，然今则以管帐为较易之事，其最有研究之价值者，则为会计之设计与检查。设计云者，创拟一定之法则，以为整理会计之准绳也。检查云者，查核会计之实际，以坚外界之信用也。”[7]查核证明并非仅针对内部，更重要的是取信于外界。帐房与新式会计师在业务范围及职业属性上有明显分野，会计师身负社会信用，可担帐房之职，而帐房无法担会计师之责。

　　从帐房到会计师，并不是简单的直线过渡，严格来说是新的市场条件下，记账方式转变及财务证明的需求推动了职业属性的分化。在最初，中外经贸交往及经济纠纷之中的会计核查使工商界关注到西式簿记与中式簿记之差异。19世纪下半叶，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职业会计师制度已经逐步成熟。在对中国展开经济扩张的同时，其洋行、船厂、银行等均采其本国的会计制度。洋务运动之后，不少外国会计师因此来华执业，建立会计师事务所，服务于西方企业。英美人士薛迈罗克、克佐时、达利、汤笙等，在上海最早设立西方会计师事务所，其服务对象最初是洋行、跨国公司及中国的江海关、盐务、铁路和邮政等。更刺激中国商界人士的，是中外企业发生经济纠纷之时，租界法庭在财务多采信西方会计师所做查账及审计结果。中国企业在此方面不仅准则不同，且无独立之审计，赔偿、破产及清算等往往只能依西方标准而行，颇为被动。会计师制度的首创者谢霖（1885-1969）早年留学日本学习会计，后曾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任职。他于1912年担任中国银行总司账和交通银行总秘书，倡导改良中式会计，成功改革了中国、交通两行的会计制度。由于中国没有自己的会计师制度，在中外经济诉讼交涉之中，华人会计师往往备受歧视。谢霖上书，即为挽“会计主权”，故首倡设立职业会计师制度。[8]

　　就本土情形而言，中国企业组织形态的演变对会计制度的设计和财务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自洋务运动起，中国创办企业，兴修铁路，创办银行，多采西式会计。兹后，新兴的公司对会计公信的需求亦不断提升。1901年1月21日，清政府商部奏准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农商部颁行了《公司条例》，公司制度的法律化有所增强。公司制较之传统的合伙制更适于工业化时代的规模化生产，同步亦使会计设计更趋复杂。在传统的小商品经济时代，无论商家还是作坊，规模均极有限，会计帐簿较为简易。至晚清时期步人工业化进程，企业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远超此前。早期的职业会计师即认识到这一点，徐永祚认为，“自近世经济发达，资本集中而后，个人企业改组而为公司，小资本经营扩充而为大规模组织，事业之范围日见宏大，财产之种类因之复杂。会计事务之处理乃大难……于是遂有以此为职业之专门家应运而生，即所谓会计师是也。”[9]他还认识到会计师在企业成本核算及科学管理方面的作用，“企业之经营有设计，产品之成本有计算，凡各种企业均须有科学的方法以经营管理之，而会计师职业，即其计算之经办者。”[10]

　　近代股份公司制之一大进步在于以资本的社会化来适应生产的社会化，同步亦须建立社会财务信用以利招股。公司可以发行股票向社会集资，集众力而成大业。不过，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对分离的情况下，如何保障投资人权益，社会招股，公司的财务信用首当其冲。中国早期公司的发展，恰恰不够重视簿记改革与财务信用之关系。到晚清颁发公司律后，公司法制逐步走向完善，方愈来愈觉财务监管之重要性。早期的职业会计师敏锐地认识到公司兴起中的财务公共监督问题，并根据西方的经验判断本职业的未来走向。徐永祚指出，“吾国工商界之实况，公司事业提倡已久而强盛之公司，寥若晨星”，“旧有商店因循倒闭，新设公司信用未孚”，其要因之一在于“帐簿不完备，记法太简陋，易于弥缝作弊”。[11]潘序伦认为，“夫会计师制度，实为经济进化后之产物。际此商业勃兴，企业组织日益复杂之秋，举凡创设之设计，平时之检查，以及之清理，胥有赖于会计师为之整理擘画，以证明财界诸般之真相，以坚社会之信用，而供公众投资之参证。”[12]上海的会计师禹泽洪也认为，“欲图实业之发展，贵乎资本之集中，欲集中资本，舍招股无二法门，欲使多数股东共生信仰，非采用新式会计不为功。欲云‘招股不难，昭股东之信仰则难也’，新式会计者，昭股东信仰之工具也，与其说提倡实业救国，不如说提倡会计救国。”[13]传统帐房记账主要用于成本核算与商贸往来，只对雇主负责，并无独立地位；新兴会计师虽受雇于聘请者，但需坚持社会责任与职业道德，证明财务信用，揭示财务真相。以第三方的独立性，保证其业务对象的财务信用，此正为新式会计师的职业精神之所在[14]。

　　在新兴行业中，银行业与西方会计制度接轨最为迅速。甲午战后，基于国家财政及产业发展的需要，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先后设立，私人银行也陆续出现。到1908年，户部改为度支部，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银行的经营管理方式与传统钱庄、票号迥然有别，内部组织及经营活动需要新的会计准则。中国通商银行系聘用英国人为副经理和总会计，会计制度采用汇丰银行的制度[15]。大清银行采用的是改良中式簿记，但亦参考了外国银行的制度，聘用一些留日学生参与工作[16]。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将原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首任总会计是后来成为著名会计师的谢霖。谢霖以日本银行会计制度为模式，主持改革中国银行会计制度，在改良过程中，深感人才缺乏。他曾说：“民国元年，中国银行成立，鄙人担任总会计之职，力主使用新式帐簿，既感会计人才之不敷，又受旧司账人员之反对。加之吾国货币复杂，亦为新式会计立法之阻碍。”为改此弊，他从山西票号和徽商钱庄中挑选数十人，专班讲授银行簿记[17]。中国银行当时为最大之官商合办银行，其改革行为对工商界的会计应用具有引领风气的功用。交通银行在晚清时系用中式簿记，到1917年，即邀请谢霖担任总秘书，设计改良会计制度。据谢自述：“因有中国银行成绩，收效比较容易。司帐之人，皆以该行旧有司帐人员，调集指导，不数月而皆能领晤办理。”[18]在私人银行中，光绪三十三年创办的浙江兴业银行初由帐房管账，应用传统中式簿记，内部管理及外部业务交易均极为不便。1915年时，转采复式簿记[19]。就整个社会而言，应用新式簿记者仍较少，但银行业会计改革的成功可以说确立了西式簿记的应用方向。

　　在官厅会计部分，1900年前后，晚清政府受西方会计制度之影响，已着手调整预决算制度及会计机构，开始了官厅审计制度的改革。1904年，学部右侍郎李家驹赴日考察。李家驹回国时带回日本会计制度考等书，并在上折中进言：“日本维新以来，租税制叠加改良，会计法屡经厘定，揆其进行之次第，实可为改革之。”[20]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系列经济财政法规，计政工作亦属其内，归于财政部门下。北京政府时期，财政部下设会计司，主管全国预决算、簿记检查及会计报告编制、经管财政开支等事项。民元以后，广东、湖南、云南、陕西、湖北、江西等省都设有会计检查院或审计院，以为财政监督。到1914年6月，北京政府裁撤各省审计分处，设立了审计院，直属于总统。同时，在总统府政事堂设立主计局。会计机构，在于完善簿记制度，明晰开支，审计机构在于强化财务监督。[21]这说明，在机构及制度设计上，财政的监督已随着民主政体的建立有所改善。在会计史上，将之称为“民三会计改革”。会计法规此时也取得重大进展。1914年3月，北京政府财政部公布了《会计条例》，同年10月，改称《会计法》，正式颁行。此为我国第一部正式颁行的会计法，该法分总则、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期满免除、契约、出纳官吏及附则共九章三十六款。在1914年之《中华民国约法》之第五十七条还规定国家岁入岁出之决算须经审计院审定后，由大总统提出报告于国会。法规系以日本会计法为蓝本，反映出当时之计政学者及官员试图从改善财政会计与官厅审计的良苦用心。至1914年3月12日，北京政府正式公布了《会计条例》，旋于同年10月改颁为《会计法》，确立政府会计之规章。[22]1914年10月，北京政府公布了《审计法》，试图建立财政制衡与分权体制。“民三会计改革”以政府财政会计为主，但影响是全方位的。就政府内部而言，官厅审计变革有利于财务民主制度的建立，即政府收支需明定规章，不仅对上负责，亦需经受社会检验。就革命的民权来讲，政府增加支出之公信度，严格预决算制度及审计制度，是由“皇室财政”走向“公共财政”的重要体现。官厅审计制度引进西方的预决算及会计财务制度，其变革为民间审计制度的发展创下先声。政府之审计，既可通过内部之审计机构进行，也可邀请会计师来实施审计。此类情况虽然极少，但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一些社会团体邀请会计师来监督财务。但是，由于民主本身有名无实，财政审计也难限制主政军阀任意挥霍公帑。

　　晚清民初的官厅审计变革及公司的兴起，奠定了职业师的潜在职业市场。谢霖在获得授权后，就组织会计师盛治华、李大纬等分别在京、津地区成立中国首家会计师事务所——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开近代民间审计发展之嚆矢。19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前，还聘请徐永祚会计师拟订业务规程及会计制度，徐永祚后来自己设立了会计师事务所。1925年，北京政府又修订《会计师暂行条例》，使人职资格稍有放宽。在上海，依开业年份计，1921年4人开业，1922年1人开业，1923年4人开业，1924年12人开业，1925年2人开业，1926年15人开业，1927年4人开业。也就是说，截至1927年，上海会计师开业者只有40余人。1926年，上海会计师公会的会员统计约30人，1927年初约42人，处于缓慢增长之中，同期全国也仅百余人[23]。1925年3月，由农商部批准成立了上海会计师公会，1926 年8月和10月又先后成立了京津、武汉两个会计师公会。

　　显然，职业会计师虽有发展，但数量增长较缓慢。其中，既有会计教育等相关因素，更重要的是社会对于新的会计师职业认识仍十分不足，潜在市场机会尚未迅速转变为直接的市场需求。会计师期待民间审计为主要业务方向，然“自事业界以至一般社会，对于会计师事业，殊多隔膜。其能明了会计师之本质者，又多以现行制度未善，不敢利用。一般不知事者，甚且以会计师为不祥之物”。此外，“官厅检查制度之不行，则尤为减少会计师之需要之要因也。”[24]查账、审计、破产证明，在当时均为经营者所忌讳。根据一些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统计，早期职业会计师的业务主要是会计设计、注册解散登记、代理专利及商标注册等类，查账证明类业务较少[25]。许多会计师因本职不足以维生，还违背当时会计师法令不得兼职工商业的禁令，承担多项职务。

　　为扩展职业空间，早期职业会计师和会计师公会努力争取公司监察人的法律地位。在1925年3月的上海会计师公会会议上，徐永祚会计师明确提出，应以会计师为公司的监察人。还有会计师提出增加审计人制度，要求将公司审计人、解散清算人、财产估算人、遗嘱执行人加入会计师职务，将此职权列入相应的公司法、破产法等法规之中[26]。遗憾的是，北京政府并未采纳会计师的这一建议。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会计师作为监察人的资格方明定于公司法中。在挽回会计主权方面，会计师有所作为。在1926年中国收回租界会审公廨的运动之中，上海会计师公会积极参与，与律师公会等共为进退。公会还致函江苏省政府，要求禁止外国会计师在华执业，不得任命外国人为法庭审计员，中国当事人之账务案件须经中国会计师审计方才有效。会计师公会还争取上海总商会的支持，共同向政府呈请。经过会计师公会不断呼吁，最终农商部发令沪上工商企业一律不得雇用外国会计师。[27]到南京政府时期，禁止外国人持其本国证照执业，但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可以申考中国会计师执业证，获证后可注册营业。1948年，政府还颁发《外国人应会计师考试条例》，规定考试办法及程序。

　　近代西方来华会计师对中国本土职业的诞生具有示范效应，不过本土市场因素的成长方是关键因素。从民间工商业的角度，与社会化、产业化的现代经济发展方向相应，新式簿记的应用渐成为社会认同的方向。在新的企业组织形态下，古老的会计职业衍生出新的方向——民间审计，以第三者地位证明财务信用。此职业受聘于雇主，但须对社会公众负责，职业会计师因此与传统帐房先生“分道扬镳”。进入民国之后，政府财政的公共性也在增强。与政治上的民主吁求相应的是，财政上的民主需要通过审计与会计制度加以保障。虽然在实践上这一保障并不成功，但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均要重视财务信用的理念却得到传播。早期会计师在执业受阻的情况下，积极从多方拓展职业空间。显示在职业与市场的关系坐标系中，职业初兴固受益于市场转型，但职业的长足发展则有赖于从业者的市场竞争。

　　二、知识建构：西式簿记的引进及中式簿记的改良路线

　　在近代职业分化中，愈趋于专门的职业，愈需要专业的知识训练。以知识的新旧而言，多以西方为新式，以传统为旧式。然新式系舶来，接受尚需过程；传统系本土，应用无所不在。会计系应用科学，职业会计师在引进西式簿记奠定专业根基之后，如何向社会推广簿记改革方案，是关乎学术方向与职业生存的重大命题。

　　以晚清市场的会计需求而论，簿记向明于记账、利于核算和便于审计方向发展。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来华企业均用本国会计，一些先见之士在与西式企业、机构经济交往的过程之中，对于其簿记法则殊为留意，注重学习、研究并运用其会计规则。西式簿记虽有国别的差异，但其核心是借贷复式簿记。借贷为中心的复式簿记系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生长出来的，并在应用过程中逐渐形成完整的会计理论体系及簿记法则。在欧洲，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些早期的资本主义萌发地正是簿记革新的开创地。而后，德国、荷兰、英国、法国都继承并发展了意式簿记。在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的调整发展阶段，欧洲各国都制定了相关的会计法规，并建立了职业会计师制度。日本仿效西方，建立了本国的会计及会计师制度。

　　至于传统中式簿记，在西式簿记之标准下，备受批评。传统中式簿记以“四柱记账法”为核心，即以“旧管”、“新收”、“开除”、“见在”分项记载上期结存、本期收入、本期支出、期末结存各项。此法多认为始自宋朝，直至明朝官方的钱粮文册记录及“黄册”、“鱼鳞册”、“奏销册”的编制，均采用四柱法则。在民间，还有“三脚帐”和“龙门帐”的记账方法[28]。会计史名宿郭道扬先生认为此账法具有复式特征，对往来账项采用复式记录，对资产与负债、资本三者关系有平衡意识，对后来龙门帐及四脚帐的创立有重要启示[29]。至清代，官厅会计中四柱结算法在财政奏销中得到全面普及与应用，“凡奏销，必以四柱之册……一日旧管，二日新收，三日开除，四日实在。司若道以册申于总督、巡抚加印而送部焉。及本下，十有四司各按其隶而核之。”[30]在光绪、宣统年间，奏销册又向四柱会计报表演进，更便于审核财政收支状况。清代的民间会计也有进步，设置帐房的商号更为普遍，而且分工更为细致，有制价、业务、会计和出纳的职掌区分。在钱庄业、票号业和典当业中，则发展出十分严密的会计法式，其转账、汇划、核估、结账制度都很完善，且形成专用的营业术语。在山西票号业中，山西商人傅山以四柱法为基础，创立了龙门帐，后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四脚帐”。整体上看，中国传统簿记在官厅会计与民间会计两个路径上都有进步，但缺陷亦极为明显。首先，中国传统簿记仍以四柱法和三脚帐为基础，单式簿记为主，在帐簿的组织、核算的科目、帐页的结构等方面还不够科学健全[31]。重在现金盈亏，不利查账复核。其次，传统簿记虽在基本记账方式上有共同的法则，但却各成体系，各商帮、各行业都发展出自己的专用术语及规则，更多的中小商号则自订记账格式，这不利于会计体系的统一发展。再次，传统簿记是以经验相传，缺乏专门的会计学术支撑，在学术总结及发展方面进展缓慢。进入近代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萌生发展，传统中式簿记此时虽有变革，但程度显然不够，并不利于近代大型的工业企业、新式银行等组织形式。在成本核算、内部监管及公开查账方面，难以实现。西式簿记在学术上优势明显，“帐户有系统之分类”、“帐簿有连贯之组织”、“帐簿有一定之格式”、“帐簿有一定之准绳与共守之规则”，重借贷平衡，便查核对账[32]。相较中国传统簿记，西式借贷簿记经过欧美各国三百余年的完善发展，已经发展出系统的会计账法及完善的会计规则。挟西学东渐之浪潮而来，隐然处于学术上及职业上的高点位置。

　　西方复式簿记在中国的传播，以职业应用、海外引介及本土教育三途为主。职业应用主要系指中国企业仿效在华西企建立会计制度。在中国创办银行、铁路、邮政的过程中，西式簿记应用较多。铁路因多用外国借款，其会计之权多操持于外人之手。如京奉、沪宁、广九铁路等，均受英人控制，其会计制度亦采英国习用之复式簿记。平汉路由法人控制，故采法国会计规则。在邮政方面，大清邮政局由总税务司赫德兼任总邮政司，其会计制度亦采英式。在银行方面，晚清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和大清银行均引入了西式簿记法则，中国银行的改革直接以西式簿记为蓝本。海外译介既有民间途径，也有政府途径，其主体是留日或欧美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海外习经济科或会计科，对西方会计制度极为看重。归国后，虑中国簿记之弊端，多大力倡导西式簿记。目前认为最早介绍借贷复式簿记者是晚清的留日学生蔡锡勇。蔡是福建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精英文、数学，后曾出使美国、日本。他认识到：“连环帐谱创自意大利国，欧美两洲经商者，无不效之。”[33]连环帐谱正是西式借贷复式簿记，此时已为各国所普遍采用，他敏锐认识到这也是中国会计发展所难以避绕的方向。其书刊印后，惜流传未广，应用有限。政府改革官厅会计，也重视知识的引进与人才之培养。1911年1月19日，清廷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还进呈《日本租税制度考》及《会计制度考》。1912年，北京政府设立簿记讲习所，聘请杨汝梅讲授新式官厅簿记。谢霖亦开办簿记培训班，训练新式会计人才。

　　专门化的职业训练需要依托于学科化的高等教育实现。在传统学术及教育体系中，所谓计学不被视为学问，多是师徒相授，经验相传，或者自学珠算，识字即可断账。潘序伦曾说：“传统会计员，凡是懂得一些书算的人即可担任，机关主管更动随之去职。没有专门学识和技能，自不能成为专门的职业。过去时代的会计员，和庶务员书记员并列，人人可以做得。”[34]言语之中并不认为中式记账法为专门学问，而接受系统的西式簿记教育被认为是会计师专业能力的基础。

　　在学院派的会计教育中，传统中式簿记多被排除在外。近代早期的职业会计师，或留学西方，或在国内受教，专业训练之中均属西式簿记内容。光绪二十八年仿日本设立高等学堂章程，课程设计中有“理财学”。后又将簿记学列为商科之内，但并没有设立会计专科。在废除科举制度后，赴国外留学习经济及法政者众多，其中亦有少数学习会计。谢霖即是在日本习会计。到1913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之中，商科中的簿记及会计学课程有所增加，如商业簿记学、银行簿记学、会计学等[35]。到1920年前后，一些大学开始在商学院下设立会计学系。如复旦大学在1917年建立了商学院，后设立了会计学系，系统讲授会计课程。同时在银行金融系、工商管理系等专业中，也开设会计课程。公立大学中如南开大学、暨南大学，私立大学如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武昌中华大学等，也陆续开设了会计系[36]。有些大学则是在经济科下设立会计系，如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课程之中，难觅研讨中式簿记的踪迹。以学历而论，在早期的会计师中，如谢霖、徐永祚、潘序伦等多是就读于美、日等国。至20世纪20年代以后，因国内大学之会计及商科教育发展起来，自国内毕业者渐多。如复旦大学会计学系、上海商科大学会计系、暨南大学会计系，均属当时专业翘楚，人材倍出。据1932年的统计，上海会计师公会之会员中国内大学毕业者主要来自复旦大学会计系，约50余人，其余在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东吴大学、暨南大学、武昌商科等学校毕业者，约63人。还有的来自美国西北大学、哈佛大学及一般州立大学者，有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者，有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理财科、东京商科大学、明治大学者。其中硕士学历者有10余人，博士约8人[37]。能否掌握借贷复式簿记法，是衡量职业会计师专业能力的重要标准，而是否接受正规大学之会计专科教育，是获得专业能力的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职业会计师对传统中式簿记几乎持完全否定态度，但到后来却有部分会计师重视发掘传统簿记中的合理成分，倡导改良的会计学术路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竭力提倡改良中式簿记的徐永祚颇具典型性。徐永祚曾自述，初“以为中国帐簿，颠倒紊乱，支离破碎，毫无研究之价值”，主张放弃中式簿记。民国十五六年间，徐氏尝调查中国簿记及账法，“对中国簿记之观念，为之一变，承认其尚有秩序的组织与一贯的帐法，较之单式簿记，确为进步”。同时且感觉其通用之广、历史之深，“以为决难完全废弃，但其缺点甚多，非加以改良不可”。因此，乃专注于改良簿记之设计[38]。在1918年至1921年间，他任上海银行公会所办《银行周报》总编辑时，曾在周报专辟研究专栏，讨论改良之事。1921年，他领取会计师执照，创办了著名的“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主要从事企业注册、税务代办、账目核查及账法设计等业务。以潘序伦等为代表的一批会计师则一直坚持改革路线，主张废除中式簿记，完全引进西式簿记。徐永祚等多被称为“改良派”，潘序伦等多被称为“改革派”。这显示出，中国会计学术的发展已经出现分野[39]。

　　“改良”与“改革”之争，显示此时中国会计学术已经处于由引进到本土化的重要阶段。在晚清及民初，主要是西方簿记知识的引进阶段，此时新式会计人士多重视西式簿记的优势，而否定中式簿记的学术性及应用性。严格来说，新式会计人士所受的专业教育，包括留学海外者，只知新学而不知旧学，虽然否定中式簿记，但并不是真正了解中式簿记。后早期职业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之中，逐步加深对中式簿记的认知，遂发现其中也存有合理之处。徐永祚的经历正说明此点。这其中，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学术建构与市场空间的关系问题。西式簿记在学术上具有明显优势，但市场应用方面，却只有少数行业和企业采用；中式簿记落后于时代，但中国广大中小商家甚至一些大的企业仍然采用。会计师的专业学识，须与市场实情相配方能拓展职业市场。会计师如能知西学，也知中学，可以更好的左右逢源。

　　当时的实情是，很多企业愿意改革会计，却有种种顾虑。1922年9月15日农商部训令商会：“公司帐簿组织及其记载之方法与公司业务之成败关系至钜，新式簿记记载精密明了，计算确切迅捷，既便登记，复易检查，用于大规模之营业，最为合宜。”缘此，农商部“仰该商会劝导各公司，速行采用新式簿记，使昭确实而利进行”。[40]上海总商会在接部令后，一面表示响应，但也表示在会计人才及帐簿成本，采用新式簿记尚存困难。市场的分化影响到会计改革方案的选择。就西式簿记而言，各行业的会计方案成熟，可以选择采用；就中式簿记而言，须予以改良方才能符合现代会计准则，并没有现成会计方案可供采用。面对此境，以徐永祚为代表的部分会计师认识到传统中式簿记中存有合理之处，寻求以改良中式簿记来开拓职业空间；以潘序伦等为代表的部分会计师继续坚持引进与丰富西式簿记，拓展西式簿记的营业市场。从本质上说，改良中式与西式簿记均属于新式会计之列，会计方案不同，改革成本亦不同。因此，学术上的改良与改革之争是与执业市场区分相对应的。可以说，从20世纪20年代起，职业会计师不再仅是西式簿记的被动接受者，而主动参与到会计知识的引进与本土化建设之中。

　　在改良派方面，徐永祚旗帜鲜明地打出改良中式簿记的大纛，使已经行将式微的中式簿记力量大振。其可贵之处在于，既接受借贷复式簿记之科学原则，用之改造中式簿记的弊端，扬长避短，既推进会计制度之进步，又适应广大商家之应用实际。故一经提出，即受到响应，使会计界及工商界在学习引进西式簿记之同时，也反思中式簿记之优劣。徐永祚关于改良中式簿记的方案也渐趋成熟。1927年，中国经济学社请其演讲于上海市总商会，议题即为改良中国会计问题。同年，上海会计师公会应全国商会联合会之嘱，设改良簿记委员会，徐永祚被公推为委员。1928年，上海市农工商局也聘请徐氏为改良簿记委员会委员[41]。到1933年，徐永祚系统发表《改良中国会计问题》、《改良大纲十条》、《改良中式簿记概说》等论著，完整总结了改良中式簿记的会计准则、方案及具体改良办法，将改良之法发展为标准、普遍的会计程序，使工商界的自主会计改革有案可依。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自创办以来，业务不断得到发展，到“四五年来，徐君为各大公司商号及团体厘订改良中式簿记，试有成绩者，据称约有五十余家”。[42]截止1933年，“为商家改良会计者，不下三数百家”[43]。

　　西式簿记法方面，最重要的代表是潘序伦。他和立信事务所的一批会计师主张废除中式簿记，全面采用西式簿记。面对徐永祚的改良主张，潘序伦、顾准、钱迺激进行了批评回应。[44]潘氏认为改良中式并非全不可取，但“‘改良中式簿记’似只能认为改良簿记运动中之一种过渡办法，而不可视为有学术上之价值，仅能视为小商号不得已之补救办法，而不可作为普遍之宣传。若宣传逾分，则恐将使真正科学之簿记方法，反有妨碍推行之虑矣。”[45]潘氏的观点是说，改良中式簿记在市场上虽有存在空间，在学术上却仅为过渡之法。改革、改良路线的并行与分歧，实际上是会计知识建构与本土市场需求之间实际关系的反映。在学术上讲，西式簿记成熟可效，但也存在改革成本的阻碍。中式簿记应用普遍，却缺乏改革方案。在此种情况下，改革派着重于引进完善西式簿记体系，改良派着重于精研中式簿记，拟订改良方案。两方的学术研究都紧密结合到会计师的市场执业，在竞争之中两方都得到了明显的发展。无论是改革派和改良派，均是近代中国会计学术进步之重要主体。

　　就会计学术的中西关系而论，擅长西学，固为会计师之执业根基，但在此基础上，如能更通中式簿记，则可更为全面。走全盘西化之路，可以完全移植；走本土改良之路，则须中西会通要求反而更高。就学术和市场的关系而论，改革与改良方案均属新学，分别适应不同商家的会计革新的需求，在拓展职业空间的同时亦促进了整体社会会计制度的进步。

　　三、职业制度：会计师群体初兴与职场规范

　　晚清民初的职业化进程中，职业制度既是新兴职业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职业进一步拓展的起点。此处职业制度系指国家或行业组织通过法律或业规对从业者之资格能力、执业范围及执业规范方面的规定和约束。通常来说，职业因应市场需求而兴，专业能力市场竞争以定优劣，不需要国家干预。但在现代职业分化过程中，许多特定职业在专业能力、从业资格、从业范围、职业信誉方面有较为特殊的要求，需要国家予以制度规范和业务监督。在自由职业之中，会计师、律师、医师、教师、记者等，均须专业学识方才能胜任，从业者亦须遵守较为严格的职业规范。

　　以会计师职业制度而论，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为政府所颁发之会计师法规，系以公权力强制推行的成文法，全面规定了会计师的认证及执业规则。其二为会计师公会所定之执业规则。会计师公会为会计师的行业自治组织，既代表会计师之群体利益，也承担行业监管的职责。其三为会计师群体之自我规范，主要是指会计师对本行业职业伦理及职业属性的认知。虽然不是成文法规，但代表着会计师群体职业理念的发展程度，对于执业行为也有着潜移默化的规范作用。

　　在国家制定的会计师法规方面，由谢霖起草北京政府颁布的1918年《会计师暂行章程》是职业会计师制度建立的标志。这部法规系仿效日本而订，虽然较为简陋，但对会计师之资格及业务范围都进行了法律规范。在全社会不知会计师为何物的情况下，章程的颁布确立了会计师的法律地位，也明确了会计师的认证程序及业务范围。正是在这部法规指引下，一批早期会计师获得执业资格，会计师群体也渐渐获得发展。1925年，北京政府对《会计师暂行条例》进行了修订。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对会计师制度进行完善。1927年8月，财政部颁布了《会计师注册章程》，1929年又颁布了《会计师章程》，对会计师的资格及业务功能进行详细规定。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会计师条例》，又颁布了《会计师条例施行细则》、《会计师审查规则》、《会计师审查委员会规则》、《呈请初发会计师证书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法规，从而形成了会计师的职业制度法规体系[46]。正是这些法规构成了会计师发展的法律空间。大体上讲，北京政府时期的会计师法规仍较为粗略，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资格审查和执业监督方面更加强化。

　　会计师职业制度的首要内容即在资格认定，即何种标准方可获得会计师认证、执行会计师业务。会计师资格侧重于专业能力的限定，在初期较为严格。在北京政府1918年9月颁布的《会计师暂行章程》中规定：凡中国人民年满30以上、大学经济学科毕业主修会计的，或曾在资本50万元的银行或公司任主要会计人员5年以上的，经农商部批准，即颁给会计师证书，准其开业。[47]会计师之资格以政府认证为主，在具备学历及经验要求的情况下，将证明文件及申请交由农商部核准后发予证书。获证后必须登录农商部会计师总名簿，方可开始营业。因人职资格过高，在谢霖领取第一号执照后，当年领照者仅十数人而已。近代的著名会计师潘序伦曾述其领取证书的情形，“九月农商部颁布会计师暂行章程十一条，鄙人复为文以商榷之，均载《银行周报》。此项章程，虽规定不免简略，而对于资格之限制尚严，故至十年七月，鄙人领到会计师证书时，先后仅有十五人”。至1923年5月，修正会计师暂行章程，将资格放宽，“于是呈请为会计师者乃日多”。1924年前后，全国会计师约在百余人[48]。

　　到1925年，《会计师暂行条例》再经修订。条例规定：凡中华民国人民年满30岁以上，具以下3项资格之一者得呈请为会计师：（1）在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之商科或经济科，以会计学为主要课程之一，肄业3年以上，得有毕业文凭，并具有相当经验者；（2）原在本国或外国大学商科或商业专门学校3年以上毕业，得有文凭者；（3）在资本50万元以上之银行或公司充任会计主要职员继续5年以上者[49]。学科范围有所扩大，呈请为会计师者日多。上海的会计师报农商部批准于当年3月成立了公会，会员共23人。据潘序伦的统计，在北京政府时期领得会计师执照者合计约有284人。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1933年截止，领得证书者有962人[50]。

　　会计师的法定业务范围亦在职业制度中予以规定。暂行章程规定，会计师可办理会计的组织、查核、整理、证明、鉴定、和解等事务。[51]其中，最符合会计师民间审计职责的是证明与查账类业务。但以实际执业情形，多以代办注册类为多，审计类尚少，说明社会接受程度仍然有限。潘序伦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回忆说：“在过去五六年中，会计师业务，确已引起各界注意，且已得一部分头脑较新之工商企业家之信任，进步不可谓不速也”，但就整个会计师群体而言，业务发展却不甚理想，“各处之执行会计师职务者，大都以此为副业，而另兼正式任务。其在平津汉粤等处，则专于此业不兼他职者，仍极少见。至于上海一隅，公会会员虽多，绝对以此为专业者，至于今日，仍只二三十入耳”。与律师、医师相较，“其社会需要之普遍，尚不可相提并论”。[52]不过，会计师公会不断呈请政府在新颁布之民商事法规中扩展会计师业务，如上海会计师公会呈请修改公司法。因此，会计师的法定业务在不断扩展。在1930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的《会计师条例》中，规定：“会计师受公务机关之命令，或当事人之委托，办理关于会计之组织、管理、稽核、调查、清算、证明及鉴定各项事务。会计师得充任检查员、清算人、破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及其他信托人。会计师得代办登记纳税事务，并得代撰关于会计及商事各种文件。”[53]

　　在职业制度之中，关于职业伦理方面的限定极为关键。会计师系为证实财务信用而设，须处于第三者的独立地位。要达到这一目的，不仅需要会计师的职业自觉，更需要有严格的制度监管。在会计师暂行章程之中，有相应条款予以规定。第八条规定，会计师对于查核账目事项，非经委托者之许可不得宣布。第九条规定，会计师于有关本人或其亲属利害关系事项，不得执会计师业务。第十条规定，会计师如有不正当行为，其他对于委托人违背或废弛第六条第八条职务上之义务或违背第九条之规定者，由农商部撤销会计师证书或停止其业务。[54]此数项规定，是为保障会计师执业之时不因个人私利影响独立地位。关于执业行为的监管，也有相关设计。会计师要求加入公会后方可执业。如有不轨行为，公会即可予以调查，并提请政府主管部门予以惩戒。在实际执业过程之中，监管是最为艰难的环节，但政府联合公会的监管方法对维护职业信誉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会计师公会是在早期职业会计师的竭力推动之下方建立起来的。就新兴会计师而言，以会计师属新兴行业，社会未能了解，个体力量有限，因而希望能够团体，增强共识，谋求发展。上海早期的会计师经常联合举行聚餐会，讨论行业发展问题。到1925年2月，联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会计师职业团体——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China）。1926年，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更名为上海会计师公会。在公会初立之时，并非是会计师之数量已达到相当的规模，而是为会计师制度之健全及长久发展而计。上海会计师公会在其会刊发刊词中日：“凡从事会计师者，有不可忽视者三，一日学识，二日经验，三日道德。学识经验，例由国家法律为之明文规定，于会计师法律之外能无同业公会以为切磋琢磨之所。法规以植其纲，公会以详其目。必也纲举张，交相为用，而后可以收推行尽利之效。”所谓“法规以植其纲，公会以详其目”，是说会计师之发展须以国家法规为据，但公会作为会计师的团体组织，于会计师之学识培养、道德监管等也具有重要功用[55]。1926年8月和10月，京津、武汉又先后成立了会计师公会。此外，浙江省会计师公会、九江会计师公会、南京会计师公会、山东会计师公会都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方才成立。就全国范围看，会计师公会一直局限于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

　　在会计师的职业理念之中，专业与诚信是核心。专业是强调其会计学术基础及执业能力，在这方面前文已有论述。会计师自比于律师、医师，而竭力与传统帐房及一般会计人员相区分，正强调专业能力可胜任复杂之会计设计及财务监督事务。在诚信方面，民国初年职业会计师对此论及较少，但至20世纪20年代，会计师对此认识明显深入，一些代表性的会计师对于职业伦理的积极方面均有讨论。近代著名会计师潘序伦将会计师的基本素质归纳为三大要素：学识、经验和道德，而在三者之间，“学识经验及才能，在会计师执行事务之时，固无一项可缺，然根本上究不若道德之重要”。[56]而道德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潘序伦分别归纳会计师“积极方面之职业道德”和“消极方面之职业道德”。在积极方面，“一日公正，二日诚信，三日廉洁，四日勤奋”[57]。潘序伦解释说，“因商界环境，千变万化，利诱威胁，无所不极，会计师苟无强固之道德观念，则在在可以代人舞弊，为己舞弊，然会计师之职业，实为商界保障信用而设，苟有不道德行为，而自丧信用，则此项职业，即失其根本存在之理由”，视职业道德为会计师的生存之本，而职业道德的主要表现就在于要讲信用。[58]整体说来，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会计师对职业伦理问题的论述更加深入，尤其对于会计师在查账之中所应遵循之资格与规范有较多讨论[59]。

　　在会计师职业制度中，国家制定的成文法、公会制定的习惯法及集体认知的职业理念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北京政府颁发的暂行章程打开职业发展的制度之门，同时对入职资格、业务范围及职业守则予以规定，也是构建职业信誉的重要条件。公会则主要着重于执业实践的层面上，维护行业的整体利益，规范会员的执业行为。公会制度使会计师群体的集体理性得到契约化的组织支持。早期一些杰出会计师对于职业伦理的论述有利于建立职业的基本规范和社会公信。在会计师的执业中，只有真正将制度的规范与实践的理念结合起来，才可能真正达到独立诚信审计的目的。遗憾的是，职业制度虽在不断走向健全，但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的违规情况并不鲜见。如会计师的兼职问题，原本禁止会计师兼职系为保障其独立地位，但因多数会计师本业业务量不足，不得不兼职以求生存，导致此项条款不得不一再放宽。

　　值得注意的是，在职业制度的建立过程之中，早期的职业会计师虽然群体规模不大，但却具有相当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论是在国家制定法规还是公会建立的过程之中，都是会计师自身主动参与，或向政府建言，或自组公会，从法规制定，到自我监管，都体现出会计师群体的职业理念渐趋成熟，职业自为较为主动。

　　职业制度构建起职业发展的法律地位和市场空间，但实际的发展程度，既与社会经济水平相关，还有赖于会计师自身的努力。近代职业会计师群体的发展，以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汉口等地较为出色，大多城市，会计师业务尚未开展。正如潘序伦所言：“至其大概可得言者，则会计师事务之发生，仅仅限于国内少数之通都大邑，至于内地，则如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或仅有，或绝无。”以地域评，“只有上海一埠，会计师事来，可谓已由幼稚而入青年时代。至平津汉粤，则此业仍属幼稚，尚鲜发展。其余各处，则更甫在萌芽，尚不足以称为专业。”[60]虽然发展并不均衡，但一些杰出会计师及事务所仍然代表了近代中国会计师职业的发展水准。上海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发展出一些在全国知名的会计师及事务所，通常所称近代中国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正则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四大事务所在会计执业、人才培养、职业发展等方面均有极大贡献。[61] 除这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外，如汪海帆会计师事务所、正谊会计师事务所等亦显名于世。

　　四、结语：“职业化”进程中的会计师群体

　　在晚清民初的社会转型中，职业分化是极其明显的社会现象，且是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推力。传统职业的续变或亡蜕，新兴职业的萌生和发展，都各有极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因素。以自由职业而论，近年的研究显示其职群的兴起有较共同的时代因素，但分行业细加追索，其深层的市场、知识与制度因素相互联接，对职群的萌发具有关键意义。

　　职业会计师制度的正式建立和职群初步成形虽在北京政府时期，但在晚清时期这一职业的市场、知识和制度基础就已在逐步构建。在市场方面，晚清以来的社会化生产对财务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公司的资本社会化亦须独立之财务信用证明，由此导致传统记账与独立审计职能的区分。会计师之设，正是因应此项潜在需求，工商界也认识到改革会计之重要性。虽然及至民国初年，财务审计的观念仍未被社会所接受，诸多会计师仍然处于“忧衣忧食”的阶段，但大多仍坚信其职业具有坚实之市场基础，对职业前途抱有乐观的态度。在知识方面，传统计学处于既有学术系统之外，称为经验更为恰当，还没有达到学科化的程度。在此情形下，西方簿记知识的引进及学院式会计教育的推进，使职业会计师获得以西式簿记为基础的专业学术能力。对会计师来说，专业知识能力是其市场竞争力的直接体现，市场分化与影响到会计学术的发展取向。全采西式簿记与改良中式簿记两条道路，均有社会接受空间，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会计师对于中式簿记多采否定态度。后因执业关系，认识到中式簿记的现有市场应用广泛，其中也含有合理之处，故部分会计师转而倡导改良中式簿记，并根据西式簿记原则设计了改良方案。这说明，会计学术在由引进到本土化的过程之中，受到市场因素的直接影响。在职业制度方面，早期的会计先进人士直接推动政府颁发会计师暂行章程，据此对会计师的入职资格、业务范围及职业守则进行规范。章程为会计师职业的发展揭开序幕。在国家制定法规之外，会计师公会也在促进职业制度建设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会计师群体之职业理念也在此后逐步趋于成熟，诚信、独立的职业伦理受到重视。不过，在实践之中，会计师为谋生计，违规之事并不鲜见。

　　可以说，在职业化进程中，晚清以来之市场转型及经济组织变革是会计师存在之根基，知识为专业能力体现，制度为保障职业信誉。这三者既是相辅相成的，又是相互制约的。改良簿记或西式簿记市场应用方面的境况，直接影响着企业对会计师专业能力的要求。会计师主动应变，适应不同层次商家的会计需求。职业制度系国家主导建立，在运行及监管方面，却极为依赖会计师群体的自治组织。职业理念如何，也是衡量职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在此方面，独立、诚信的职业伦理价值受到认同。因此，在民国初年，会计师群体在人数及地域分布方面都难称大观，但在市场、知识和制度方面却渐趋成熟。

　　职业化的本土色彩亦极明显。无论是在早期市场，还是簿记引介，还是制度学习方面，中国都综合借鉴了欧美及日本的会计师发展经验。但职业化的过程绝不是完全模仿的过程，本土的市场特点，对会计知识及职业制度都产生重要影响，并直接影响到会计师群体的发展程度。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尚处较低水准，公司管理的规范程度及社会对会计师的认知水平都还有限。因此，虽然社会上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但不得不考虑到成本。改良中式簿记在工商界受到欢迎，说明传统中国计学还有合理之处，改良簿记也有生存的空间。

　　在讨论中亦可发现，在职业初创时期，早期的职业会计师并非只是被动等待社会的聘用，而是主动地参与到事业发展之中。职业制度虽为国家所颁定，但系新式会计人员首倡其事。在市场方面，会计师初期市场狭窄，社会不解，但从业者根据国外之发展经验及中国实际，都对职业未来抱有信心。既参与政府的财经税法政策制定过程，争取会计师的法律地位及市场空间，又在公会的领导之下，追求学术及职业的进步。在会计学术方面，职业会计师竭力将学术与市场相结合，既引进西方簿记知识，也促进会计学术的中西结合，拟订并完善改良中式簿记方案。可以说，效法西方而兴起的会计师在适应本土市场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创造职业发展的空间。虽然在整体上，晚清民初之时的会计师发展尚不平衡，但一些杰出的会计师及事务所仍体现了这一新兴职群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理念。会计师在拓展职场的同时，也在推动着财务管理、社会信用及财政民主的进步。

注释

[1]徐小群在对1912-1927年间上海的自由职业团体的研究中，对自由职业者与职业化问题有所讨论，他认为自由职业团体是以职业化作为目标的，职业化的要义在于建立职业标准、获得职业地位。不过，徐重点分析的是职业团体的公共性活动，并将职业化定义为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至在行业意义上的职业化，则较少关注。参见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2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9-13页。

[2]本文所言职业会计师即近代依会计师法规经认证或考试取得执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按1925年上海会计师公会的译名，即为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Shanghai，显是看重公共与注册的概念。当时因译名问题，还引起英国公使与中国外交部的交涉，上海会计师公会解释了“Chartered Accountants”一词的含义。关于译名问题，参见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27）》，第220-221页。

[3]学界关于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研究请参见朱英：《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研究的几个问题——侧重于律师、医师、会计师的论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尹倩：《中国近代自由职业群体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6期。

[4]会计师研究较早具有代表性的有秦孝仪编的《中华民国会计发展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1、郭道扬的《中国会计史稿》（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1及赵友良的《近代会计审计史》（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近年关于会计师公会、会计思想、会计知识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代表性的有朱英、魏文享：《民国时期的自由职业者与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杜恂诚：《近代中国鉴证类中介业研究：上海的注册会计师》，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林美莉：《西方会计知识在中国的推介——以改良中式簿耙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近代中国的知识建构，1600-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2004年11月，《专业与政治：上海会计师公会与国民政府的互动（1927-1931）》，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上海金融中心的历史变迁”学术讨论会，2004年6月；宋丽智：《民国会计思想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汪一凡：《改良现代会计方案：科学化的探索》（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总的说来，基于会计史层面的考察较多，基于社会经济史视角的讨论仍然有些不足。笔者曾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中心，探讨会计师群体的兴起问题，本文在职业团体的基础上加以拓展，以期对此问题作一完整论述。原文已论之处，本文从简。参见魏文享：《近代上海职业会计师群体的兴起——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5]徐永祚：《中国会计师事业》。《会计杂志》第2卷第1 期，1933年7月。

[6]《上海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年报》，1926年第1期，第113页。

[7][9]徐永祚：《会计师制度之调查及研究》，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1923年11月印行，第1-3页。

[8]《谢霖会计师》，《公信会计月刊》第2卷第4期．1939 年10月。

[10]徐永祚：《会计师之经济的价值》，《T商新闻百期汇刊》1925年第1期。

[11]徐永祚：《吾国工商业有利用会计师之必要》，《工商新闻百期汇刊》1925年第1期。

[12]潘序伦：《中国会计师业的过去与今后》，《会计期刊》第2号，复旦大学会计系刊行。

[13]禹泽洪：《我对于会计专科学校之感想》，《会计月刊》第3期，第14页。

[14]关于会计师与公司制度之关系，笔者已撰《“昭股东之信仰”：近代职业会计师与公司制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进行论述，此处略言。

[15][16][17][19][21][29][31][36]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下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334页，第335页，第418页，第420页，第383-385页，第113页，第618页，第621页。

[18]谢霖：《新式会计方法在中国之过去与未来》，《会计杂志》第3卷第2期。

[20]《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奏考察日本财政编译成书折》，故宫博物院编：《清宣统中日交涉史料》卷32，1933年排印本。

[22]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料编写组：《中国会计史料选编》（中华民国时期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4-30页。

[23]上海档案馆藏上海会计师公会档案：S447-2-260，《上海会计师开业统计》，第20-64页。

[24]王澹如：《论我国会计师事业不发达之原因》，《银行周报》1928年第29期。

[25]参见魏文享：《“昭股东之信仰”：近代职业会计师与公司制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6]上海会计师公会编：《中华民国会计师年刊》，《叶会员大年提议请愿扩大会计师职务案》，1926年4月刊行。

[27]徐小群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参见《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第219-223页。

[28]三脚帐有的认为是产生于清末民初，有的认为是出现于清代中叶，有的持明代说。见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f下册），第111页。

[30]《清会典》卷l9《户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02页。

[31]中国传统簿记中是否存在单式还是复式记账法，在会计学界存在不同意见。郭道扬先生认为，四脚帐是具有复式簿记特征的。不过，此种复式与西式簿记借贷复式仍有区分，且缺乏统一标准的记账方法，阻碍到中式簿记在近代的应用。参见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下册），第309页。

[32]徐永祚：《改良中式簿记概说》，上海：徐永柞会计师事务所，1933年12月，第2页。

[33]（清）蔡锡勇：《连环帐谱》，“连环帐凡例”，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2009年重印本。

[34]潘序伦：《我国新兴的会计职业（1940年10月20日在重庆大学商学院演讲稿）》，《立信会计月报》创刊号（1941 年1月1。

[37]上海档案馆藏上海会计师公会档案：S447 -2 -264．《1932年统计会计师之学历》，1932年。

[38]徐永祚：《改良中式商业簿记方案》，《会计杂志》第2卷第1号，1934年1月。

[39]徐永祚在20世纪20年代始倡导改良中式簿记，到30 年代初方案逐步成熟，真正与改革派发生论争是在1933年前后。

[40]《致各业为部令改用簿记请妥议酌办通缄》，《总商会月报》第2卷第10号，1922年10月。

[41]赵友良：《中国近代会计审计史》，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2页。

[42]《徐永祚改良中式簿记》，《会计杂志》第3卷第1期，1934年1月，第141页。

[43]徐永祚：《改革中国会计问题》，《会计杂志》第1卷第1期。

[44]关于论争请参见魏文享：《专业群体与知识转型：1930 年代关于改良中式簿记的论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编《近代史学刊》第8辑，2011年。

[45]潘序伦：《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4期。

[46]《会计师条例施行细则》，《会计杂志》第1卷第1期，1930年1月，第135页；《会计师审查规则》，《会计杂志》第1卷第1期，1930年1月，第136页；《会计师审查委员会规则》，《会计杂志》第1卷第1期，1930年1月，第138页；《呈请补发会计师证书办法》，《会计杂志》第1卷第1期，1930年1月，第139页。

[47][51]《会计师暂行章程》，农商部1918年9月颁布。

[48]潘序伦：《中国会计师事业》，《会计杂志》第2卷第1 期，1933年，第145页。

[49]徐永祚：《英美会计师事业》，上海：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1925年，第292页。

[50][52][60]潘序伦：《中国之会计师职业》，《会计季刊》第2 卷第1、2合期，1933年。

[53]《会计师条例》，《会计杂志》第1卷第1期，1930年1 月，第129页。

[54]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编：《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年报》，1926年第1期，第113页。

[55]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编：《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年报》，1926年4月刊行，发刊词。

[56][58]潘序伦：《会计师业概况》，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28年，第16-17页，第17-20页。

[57]潘序伦：《中国之会计师职业》，《会计季刊》，1933年第2期。

[59]会计师关于职业制度及职业伦理方面之讨论，请参见魏文享编：《民国时期之专业会计师论会计师事业》（资料汇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笔者拟另撰文专项讨论。

[61]蔡元来主编：《上海审计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I994年。

文章来源：《经济史》2012年第4期

　　内容提要：公司债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手段，在近代中国得到了初步发展，有助于解决个别企业的融资困难，但很少直接用于发展企业生产，且公司债发行数量有限，与国内产业经济的关系疏离。从发行角度看，华商公司债是较为规范和成功的，主要由银团承销，成立专门的银团办事机构，并注重降低发行风险。从流通角度看，公司债则基本滞留在银行，未正式流通和在证券市场开拍。发行成本过高及当时企业面临外部环境的不利是制约华商公司债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幼稚和畸形的证券市场中诞生的华商公司债既有所发展，但又难以充分发展。

　　关键词：近代中国　公司债　特点

　　公司债是股份有限公司因筹借款项而以债券方式发行并约定日期偿还的一种有价证券。公司债主要分为以财产为担保和以信用为担保两类。其发行方式，一为直接发行，即不经第三者之手，由发行公司直接以债券向社会公众募销。二为间接发行，即由发行公司委托银行或其他金融机关代理推销。公司债的发行对企业融资、资本运营和维护企业信用等具有诸多优点，还能促进证券市场结构的多元化。

　　在近代中国特殊环境下产生的华商公司债必然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总结和回顾这段史实，能给我们今天完善公司债市场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然而，过去对此研究相对薄弱，全面进行评价的成果更是难见。[①]本文不避浅陋，拟对华商公司债的发行情况和主要特点进行初步探讨。

　　一、近代中国华商公司债的发行概述

　　外商企业很早就在中国发行公司债。例如，上海大英自来火房（即煤气公司）因“债务逼累，1866年发行公司债，勉强渡过难关”。[②]此后，华商公司也开始借鉴和采用企业债券融资的方式。据笔者所见材料，华商公司债的酝酿发行始于1913年。“是年，（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接管湖北水泥厂”。该厂“历年亏赔，欠日商七十万两，濒于破产，势将折归债权。乃商由启新发行兴业债票二百万，以厂业担保，得款借给鄂厂，清偿外债，接收经营，以保全国产”。[③]启新洋灰公司于1914-1915年间正式发行兴业债券，实际共发行156.2万元。这是我国最早的公司债发行纪录。[④]天津华新卫辉纱厂在引进外国纺纱机时因汇价波动出现巨额损失，资金周转困顿，为此，该厂委托中国实业银行于1922年7月16日发行公司债180万元，期限5年，月息一分二厘(年息14.4％)。

　　同日，该厂再次委托中国实业银行发行公司债50万元。[⑤]1926年，武汉裕大华公司因所有生产所需地皮、建筑、机器、器具等共费银280万两，而股本共计银156万两，还有流通资金百万余两，不敷甚巨。因而决定发行公司债156万两，月息1分，分十年还清。[⑥]此外，通泰盐垦五公司[⑦]、中兴煤矿、北京电车、杭州纬成与三北鸿安航业等公司也发行了公司债。

　　据统计，1912年-1921年，我国各种企业债券总计不过4562000元，1922年-1931年也不过700余万元，到1934年，增至9415000元，截至1935年止其发行及计划发行者，合计达2400万元。[⑧]抗战爆发前的近4年是华商公司债发行较为集中的年份。例如，1934年及1936年发行的闸北水电公司债、1935年的民生实业公司债，1936年永安公司债，1937年永利化学公司债等。

　　抗战爆发后，华商公司债的发行骤然减少。据笔者所知，只有民生公司已经和计划发行一次公司债。1939年，民生公司以103艘船只作抵押，发行了第二次公司债700万元。认购者主要是银行，年息为6厘，分10年还清。[⑨]民生公司利用公司债，付清了购造船只的欠款及其他债务，基本上解决了当时扩大生产所需的资金。随着抗战时物价的猛涨，货币贬值，到还本时，所借之款的实值已很低了，只需出售原来购进的材料中的一小部分即可全部还清本息。1943年2月15日，民生公司以修复船只及清理债务为由，申请发行第三次公司债8000万元，并呈请行政院批复。3月19日，行政院同意民生公司发行公司债以增加资本总额修复船只。[⑩]由于当时法币恶性膨胀，8 000万元只相当于抗战前的70余万元，无济于事，这次公司债最终并未发行。

　　抗战胜利后，华商公司债基本停止了发行，只制定过一次发行计划。1948年10月，国民政府“为便利国营事业获得生产需要之周转资金，在不增加通货发行之原则下，将准许发行公司债”，“拟先就资源委员会所属各厂各矿试办着手，由国家行局承购，再转售于人民”，“组织银团的事情由交通和中国实业两家银行负责主持和联络”。[11]交通银行为此制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章程》，并提出两个基本条件，即“发行公司债之机构应依法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为先决条件”，“公司应将全部资产以银行为权利人，分别依法设定登记、移转、占有手续，拨充担任之资产，并应有七成为动产”。[12]对于国营厂矿来说，事实上都很难办到，因而国营事业公司债最终议而未行。现将近代华商公司债发行情况列表如下：

表1　近代华商公司债发行情况统计表　单位：法币

　　说明：信和纺织1940年1月曾分两次发行20年期的美元企业债券5万元，英镑企业债券1万元，表中没有列出。此外，还有一些公司债由于具体数据不详，表中也未列出。

　　资料来源：沈雷春，陈禾章：《中国战时经济志》，世界书局1941年版，第57-60页；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社1939年版，第A76-A78页；王宗培《公司债票在中国》，《申报周刊》，第2卷第12期（1937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页；黑广菊，刘茜主编：《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274-275页；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页。

　　从上表来看，1934-1937年是近代华商公司债发行较为集中的一段时间，总共发行了14笔，显然这是华商公司债发行的高潮时期。其中永利公司先后三次发行公司债，总额达到1700万元，是实际发行数额最多的华商公司。然而，1940年以后，华商公司债的发行基本停止了。另外，有明确发行数额的公司债共计32笔，金额达7800万元。年利率为6厘—1分4厘4毫（即月1分2厘）之间。债券期限基本都在1年以上，属于中长期债券，涉及的行业主要包括交通事业、公用事业、矿业、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等。

　　二、近代中国华商公司债的主要特点

　　1、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但主要用于整理企业债务

　　一般来说，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有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发行股票、票据贴现融资和发行公司债等。信用和抵押贷款容易导致银行资金的呆滞。银根紧缩时，银行则不愿放款给企业。股票的风险性太大，加之金融危机时有发生，股票融资变得越来越困难。而承兑票据的推行成绩也不理想。从理论上说，发行公司债是当时一种新型的融资手段。马寅初就认为：“发行公司债券，代替以前厂基及机器之抵押借款”，“则债券随时可以脱售，不患资金之呆滞”。[13]因此，公司债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公司债的发行无疑是公司融资手段的进步，拓宽了股份公司的融资渠道。

　　然而，华商公司债的发行绝大多数是为了整理企业债务，仅有一部分是用于扩充设备或筹集营运资金。例如，六河沟煤矿公司“以煤产运费奇昂，而售价又极低廉，……致所产之煤难于推销，历年亏蚀为数殊巨。”，该公司于1934年曾发行150万元公司债，抵补银行旧欠，“现以零星债务尚多，故拟于1935年续发250万元，以资整理”。[14]永利和茂昌股份公司发行公司债之原因为整理债务及筹集流动资金，上海闸北水电公司和大通煤矿一期是为偿还旧债、扩充设备。永安公司则是为偿还负欠各银行短期借款及其他债务，并作发展公司事业等。商办江南铁路公司“因计划修建的南京至河沥溪铁路全线共需款660万元，除已收足股本300万元及购料赊款约100万元外，尚缺200多万元，因而决定发行公司债300万元”。[15]另外，还有一些公司债是属于应急性的，是为了应对企业出现的重大危机。如前文所述，1913年启新洋灰即因兼并的水泥厂濒于破产而发行兴业债票，1922年华新卫辉纱厂也因巨额损失周转失灵发行公司债。杭州纬成公司“因1933年工潮迭起，外销不畅，亏蚀甚巨，几有不能维持之势，因而于1934年发行公司债一百万元”。[16]

　　因此，发行公司债尽管是开辟了一种新的融资渠道，然而其用途却主要在于摆脱债务危机，或是扭转濒临破产的局面，只有少部分是用以扩充设备或筹集营运资金，发展企业生产。可见，发行公司债并不是企业长期的一种融资手段。

　　2、一般采用折扣形式由银行或银团包销

　　近代华商公司债的发行一般都以折扣形式由银行或银团包销，较少采用直接发行的方式。据笔者所见材料，只有启新洋灰于1935年发行的190万元公司债是没有委托银行而直接发行的。永安公司债500万元是由中国建设银公司以九一·五折全部购受，此银公司再按照票面以九四折公开征求认购，并以中国银行为受托人，经理还本付息事宜。[17]

　　绝大多数公司债是委托多家银行经理发行的。例如，中兴煤矿公司委托浙江兴业、大陆、盐业、金城、中南等银行经理发行公司债。[18]1926年，北平电车公司委托交通、盐业、金城、农商等银行为发行公司债券，“照另单所开共合额面银币七十五万元，按期八折实收，即债券额面每百元实收八十元”。[19]1930年，永利第一次公司债委托中国、浙江兴业、盐业、金城、中南和大陆六银行经理推销及还本付息事宜，按票面九八折发行。[20]1935年茂昌公司债照票面九八折发行，由中国、交通、上海三银行经理发行。[21]江南铁路公司债券也是委托多家银行发行，原定照票面金额八五折发行，后“以需款孔亟，特由总经理张静江等与银行界洽商，结果将该公司公债票面二百万元，八折向中国、交通、上海三银行抵押现款一百六十万元”，年息一分。[22]

　　另外，多家经募银行还会组成银团，并专门成立办事机构。例如，1934年，上海闸北水电公司债一期由各银行合组债券经理委员会公同经理，包括交通、四行储蓄会、浙江兴业、金城和中华劝工五家银行。债券照票面九八折发行。[23]

　　1935年的民生公司债是由上海、金城、中国、交通、中南、上海、聚兴诚、川康殖业、四川美丰等八银行组织银团承销的，银团名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持券人代表委员会”，由金城银行担任主席委员，主持一切。[24]于是，经理银行公推金城银行总经理吴蕴斋为代表委员会主席，公推重庆中国银行经理周宜甫为该会重庆分会主席，选任张佑贤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驻渝总稽核。[25]1937年，永利第二次公司债第一期则由中国、交通、金城、上海、浙江兴业、中南六银行按票面十足承募，办理发行、还本付息等事宜，并成立“承募永利公司债银团事务所”经办，该所设在上海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之内。[26]

　　其中最有影响的银团是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是由上海银行公会及钱业公会联合组织的。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邀集沪上各银行及钱业秦润卿氏协同讨论，“以吾国实业久待振兴，各盐垦公司规模宏远，关系于农产纺织业者甚巨，偶为天时所困，积累不振，亟应合力扶助以示提倡。……遂相与联合组织银团，代为经募”。[27]1921年8月6日，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在上海银行公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章程，选举董事，当场选定盛竹书（上海银行公会会长）、钱新之、田祁原、宋汉章、陈光甫、倪远甫、田少瀛、叶鸿英、吴寄塵等9人为董事，主持银团一切事务。8月9日，召开董事会，推举盛竹书为主席，讨论进行事宜，并推宋汉章、田祁原两人为银团代表，会同五公司代表在公司债票上签字。[28]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第一期300万，由上海银钱业公会组织银团认购一半，向社会公开销售一半。其中，由银行团各银行认购120万，钱业公会认购30万，其余半数，则公开向社会招募。但最后，募集任务并未完成，主要与五公司发行债票后的经营不佳有密切关系。

　　由上可知，近代华商公司债的发行基本是通过多家银行组成的银团承募，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承募公司债银团的办事机构，在发行时也大都采用折扣发行，从八折到九八折。如果急需现款，则需以更低折扣向银行抵借现款。一方面，由银团包销，能借助于银行信用及银行的专业性，提升公司债的信用，有利于公司债的推销，银行也能获得丰厚稳定的收益。另一方面，由银团包销并采用折扣形式，无疑增加了公司债的发行成本和企业负担，降低了企业资金的利用效率，产生了诸多不利因素。

　　3、注重降低公司债的风险，以确保发行和还本付息

　　实际上，降低公司债风险的要求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是发行公司确保公司债顺利发行的需要。二是承销银行确保公司债还本付息的需要。

　　首先，公司债发行时都明确规定相应的抵押担保，并设立偿债基金。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以各公司未分地五分之三为担保，每年付息还本，以未分地收入尽作先抵，如有不敷，则以已分地收入补足之”[29]，“公司所有款项收入，至少应以半数分存银行团内各行，以确保公司债的还本付息。公司每届还本付息时，应在一个月前，如数筹备，悉存银团，以备应付。如遇青黄不济，或有不敷，由公司商请银行团，暂时接济，如为数过多，可由银行团会同公司处分一部分担保品，以保障其到期可以还本付息。”[30]中兴煤矿债券“以矿厂现存煤五十万吨交经理银行保管，公司在担保煤五十万吨内，起运时每运一吨拨存银行还本基金六元，在担保煤五十万吨外，每运售煤一吨照提二元，按月拨交经理银行作为本债券付息基金”。[31]

　　杭州纬成公司债则是由浙江省财政厅出面为之担保。上海闸北水电公司债一期是“以1933年底公司资产负债表及财产目录所列固定资产全部，共值银元13669000元作为债券之共同担保，设定第一抵押权及质权。以担保品契据交经理银行保管，并推定四行储蓄会担任保管及收付”。[32]江南铁路公司债是“以1935年6月底公司资产负债表及财产目录所列固定资产全部，共值洋600万元，作为债券之共同担保。债券应付本息，公司就收入项下尽先拨交银行存储之，以备届期发付。[33]1936年7月15日，永安公司与中国银行订立信托合同，特指定土地房屋及机器设备等为担保品，共估值1028.1027万元，超过发行债额一倍以上。受托银行得随时将上项特定担保品重行估价，如重估价值不及本债券未付本金总额150%时，则受托银行得令该公司令再提供担保品以辅足之”。[34]永利制碱公司债是“以公司原有及将来全部财产作抵，并于每年盈余项下，尽先提供公司债本息，不足时，于次年补足之，在未补足前，不得发股东公利”。[35]1935年，民生第一次公司债是“以其现有全部船舶为抵押，另编抵押品目录附后，并就其现有全部船舶或其他代替物所生之一切收益设定质权，以持券人代表委员会为代表全体持券人之抵押权人及质权人”，如“遇付息、还本愆期或其他违约”，代表委员会可直接处分担保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36]

　　其次，承销公司债的银团或银行还会对企业的经营提供建议或进行监督管理，这在现代企业债券的发行中是不曾见到的。例如，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银团“专门组织农事试验场，聘请中外农业专家为委员，还前往美国聘定农业昆虫技师研究改良，试验场经费，由五公司与银团分任”。[37]此举目的是通过改良农业技术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益。该银团还公推稽核员五人，分驻五公司，监察账目，所有五公司款项出入均由稽核员审查。1922年10月间，推定沈赖清、姚伯华、李铭侯、王文毓、翁季骧五人为稽核员。另“以沈赖清君常川驻沪，主任处事，遇事仍随时赴各公司接洽。[38]江南铁路公司债的经理银行代表持券人利益，有权考查公司财政营业工程状况，调阅关系各项文件单据，并得提供意见于董事会”。[39]永利公司债承募银团办事处则派出稽核常驻公司稽核账目，公司并于每月终将公司营业情形及账目报告银团。[40]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持券人代表委员会则选任总稽核一人常川驻公司内，总稽核有权“调阅甲方一切收支之帐目，参加审核甲方本店之预算”，还要求“非航业本身之投资如未得代表委员会书面之同意，一概停止进行”，“重庆本店一切付款单据应由总稽核根据预算复核副署之”等。[41]六河沟煤矿公司债合同内明确提出“另组驻矿委员会以代替从前之矿厂经理，设委员三人，管理矿厂一切事务，除公司指派二人外，银行得推荐一人。矿厂支出须经银行推荐之委员签署”，经理银行金城、盐业还各派出驻矿监委各一名。[42]

　　公司债发行时均规定相应的抵押担保，并设立偿债基金，显然是发行公司通过降低发行风险以提高债券信用，从而吸引银团承销，最终确保公司债顺利发行，但这无疑会增加发行的相关成本。而承销公司债的银团加强对企业经营的监督管理，甚至直接介入企业的运营，这完全是出于降低债权人的投资风险，但对风险经营的严格限制，势必导致企业散失经营自主权。

　　4、发行数量有限，且基本滞留在银行，未正式流通和开拍

　　在近代中国，公司债的发行大大晚于股票与政府公债，且发行数量极少，与国内产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表1中统计的有明确发行数额的公司债共计七千三百余万元，远没有股票和公债发行额大，甚至比在华外商公司债的发行数量还少。下表是在华华商和外商公司债的发行数额比较：

表2　在华华商和外商公司债的发行数额比较　单位：法币元

　　资料来源：根据王宗培《公司债票在中国》，《申报周刊》，第2卷第12期（1937年）中的数据制作。

　　根据表2中王宗培的统计，仅1933年一年，外商公司债的发行就达到一亿多元，从1930年-1937年2月，共计发行了一亿八千多万元。而华商公司债自开始发行以来到1937年的计划发行，总计不过五千多万元。1934年是可以直接比较的相同年份，外商公司债发行额也是华商公司的4倍多。由于华商公司本身规模的限制，因而每次发行公司债的数额必定也很有限。时人认为：公司发行债券后，“不论营业之是否获利，须按期付一定之利息，不若股票红利之可视盈亏为转移。且其债券利率，过高既不合算，略低则不易号召，以是发行者，殊不多觏”。[43]

　　需要指出的是，从一战爆发到抗战爆发，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两个迅速发展时期，先后出现了所谓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这段时期工农交通产业总产值增长情况如下：

表3　中国工农交通业总产值的估计　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朱荫贵：《试论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

　　从上表可以看出，1936年与1920年相比，除农业外，工业、交通运输业、近代化制造业总产值增长都十分显著，尤其是近代化制造业增长达220.6%。显然，这一阶段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是比较大的，但是公司债的发行额与工农交通产业总产值增长却极不吻合，二者的关系是相当疏离的。

　　此外，华商公司债的绝大部分是保留在银行手里，并没有在市场上流通。因此，“仍由银行独受，则与放款何异，结果银行资金，仍是冻结，故银行欲得解放，非将此项债券出售不可。但以公司债缺乏如公债之活跃市面，即欲出售亦甚困难”。[44]“加以一般人民，对于公司债票之性质，尚未十分明了，即有发行，亦多观望不前，不愿认购。”[45]实际上，数量有限的公司债一旦进入流通，非常容易为投机者所操控。正是由于近代中国产业证券市场的不完善，银行承受公司所发债券以后，大都全部自行购入，仅将少数分售与熟稔之顾客，无形中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其为英美等世界各国承销业务颇有出入，而且，近代中国所发行的公司债几乎均为抵押债券，这也极大地限制了公司债的发行规模与进展。[46]金城银行是参与公司债承销最多的银行之一，仅金城银行一家，其持有中兴煤矿、永利、民生和六河沟煤矿四家公司债最多时达124万多元。详见下表：

表4 金城银行承购主要公司债数额一览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0、438、444、452页。

　　既然公司债数量有限，又很少在市面流通，再加上证券交易所公债交易的极度兴盛，显然也不会在证券交易所开拍。时人认为，“因之上海证券市场，遂尚无公司债票之开做[47]”，“上海的华商证易所名义上是证券交易所，实际上是公债交易所。……股票的交易虽说偶然也有一些，可是数量低到无法计算，每年只不过屈指可数的几次成交罢了。”[48]对于公司债，投资者更是觉得可有可无。而且“各种公司债利率，以年息一分为最高，……大抵皆在九五左右，此则与政府证券相较，而处不利之地位。以此为例，公司债即能发行，而拍板之窒碍，仍宜谋相当解决，否则借款之名称虽然，债票之呆滞依然。长期资金市场机构上之缺陷，恐仍难予补救耳”。[49]

　　5、发行成本过高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导致公司债发展迟缓

　　如前文所述，公司债都以折扣形式发行，还要缴纳一定的抵押担保，并设立偿债基金，而且债息偏高，最高达年息一分四厘四毫。年息1分以上的约占总笔数的33%，年息8厘的占70%。（见表1）。实际上，债息与行庄放款利率基本相同。例如，华商上海水泥公司于1922-1930年间向各行庄的借款年息为一分至一分二厘。[50]上述因素无疑增加了公司债的发行成本，降低了发行公司债的收益，从而制约了公司债的发展。

　　此外，华商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极为不利，这是公司债发展迟缓的又一主因，影响较大的主要有：

　　第一，由于政局动荡或战争，使得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极不稳定，很多企业都出现经营上的问题，导致公司债无法还本付息。通泰盐垦五公司的债票因为盐垦事业的成绩不佳，利息只付到1930年底为止，本金也只发还了40%。纬成公司已在1932年停业清理，公司债的本金至1937年只还了48%。北京电车公司的债票利息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付。中兴矿一度受内战的影响，几乎不能支持，本息也曾毫无着落。后来公司营业转佳，才和银团商定整理的办法，分期还清的。[51]1940年以后，之所以没有发行公司债，也主要是受当时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

　　第二，近代中国的证券市场是严重畸形的。它“是在为政府的财政服务，是一个‘公债市场’和‘财政市场’，而不是一个为股份制企业服务的‘股票证券市场’”。[52]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而以优惠条件大量推销公债，并在证券市场广泛交易。这不仅使得公司债无法在证券交易所开拍，而且受此挤压，公司债的发行艰难。据统计，“自1912年到1926年，北洋政府内债发行总额达876792228元”，“自1927年到1936年这10年之内，南京政府发行了二十六亿元以上的内债”。[53]而且，从1928年6月到1931年底，内债发行基本是以5折左右抵押给银行，从1933年到1936年，内债发行价格大致能达到7折。[54]可见，政府内债不仅发行量大，且折扣更低。这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的踊跃购买，从而降低了购买公司债的意愿。

　　第三，近代中国的商业和银行（包括钱庄）信用也存在极大缺陷，当时的商业信用长期以来以口头信用和挂账（记帐）信用为主要形式。时人曾指出：“我国无论任何交易，每每因袭记账之传统习惯，交易往来按通例常凭个人之信用，在端午、中秋、除夕三节收账，而债务人亦乐于三节付款”。[55]这是近代中国影响范围最广、存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商业习惯。如果企业发行公司债，不仅程序繁琐，而且发行成本相对较高，极大制约了公司债的发行。但这种商业习惯不仅使企业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中缺乏合法和明确的凭证，而且不容易转让流通，使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固化，容易形成难以解开的债务链。

　　上述商业习惯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钱业的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口头信用放款对企业来说十分便利，但银行容易出现一些呆账、死账。抵押放款的抵押品主要以保管不便的商品和不动产为主，这也正迎合了当时企业的需要。例如，上海福源钱庄（钱业中影响较大、资力较雄厚的一家）的抵押品中房地产的比重最高在3/4以上。[56]我国新式银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例，见下表：

表5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抵押放款押品分类统计（1935年6月30日止）

　　资料来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8页。

　　从上表数据来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抵押放款的担保品以商品为最多，占48.5％，厂基和房地产，合计占29.5％，流动性较强的证券和存单合计只占16.5％。该行是国内商业银行中的领袖银行，一直以“服务社会”为宗旨，该行的数据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此可见，企业之间习惯于记账、赊销，上游企业则依赖于银钱业的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这均容易造成企业和银行资金的呆滞，难以保持营运资金的流动性。对于企业来说，绝大多数都愿意采用记账、赊销的方式，并选择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从而排斥发行公司债。

　　综上所述，公司债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手段，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产物，在近代中国也得到了初步发展，有助于解决个别企业的融资困难，但很少直接用于发展企业生产，且公司债发行数量有限，与国内产业经济的关系疏离。从发行角度来看，华商公司债是较为规范和成功的，主要由银团承销，成立专门的银团办事机构，并注重降低发行风险。从流通角度来看，公司债则基本滞留在银行，未正式流通和在证券市场开拍。发行成本过高及当时企业面临外部环境的不利是制约华商公司债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幼稚和畸形的证券市场中诞生的华商公司债既有所发展，但又难以充分发展。清楚地认识到近代华商公司债的主要特点，对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注释：

[①]目前仅见三篇专题研究论文，即孙建华：《民国前期华商公司债发行市场的形成及其原因》，《学理论》2011年第5期。孙建华：《清末至抗战时期华商公司债的变迁及其评析》，《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5期；白丽健：《近代中国公司债发行的效果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另外，在一些论著中也略有涉及，如孙建华：《近代中国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1840-194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张忠民：《略论近代上海产业证券演进中的若干问题》，载《上海金融中心地位变迁》（中国金融史集刊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从现有成果来看，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资料的发掘，都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性。

[②]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③] 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3页。

[④] 《我国企业债券调查》，《中行月刊》第14卷第4期（1937年4月）。

[⑤] 程莉：《近代实业家周学熙》，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⑥] 《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59页。

[⑦]包括大有晋、大豫、大赍、大丰、华成五个盐垦公司，由著名实业家张蹇、张叔俨等创办。

[⑧] 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88页。

[⑨] 马小奇等：《民生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

[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十），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574页。

[11] 《国营厂矿将发行公司债》，《金融周报》，第19卷第16期（1948年10月20日）。

[12] 《资源委员会所属机构发行公司债意见》（1948年10月），上海档案馆馆藏，档号Q42-1-117。

[13]马寅初：《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开拍产业证券行市之可能乎》，《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6年1月1日）。

[14] 《民生实业公司六河沟煤矿公司举行公司债》，《中央银行月报》1935年第4卷第7-12期。

[15] 《江南铁路公司决发公司债三百万元》，《中央银行月报》1935年第4卷第1-6期。

[16] 《杭州纬成公司发行公司债》，《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8期（1929年4月15日）。

[17] 《永安公司发行公司债》，《银行周报》第20卷第32期（1936年8月18日）。

[18]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6-430页。

[19]《电车公司为发行公司债券致交通盐业金城农商等银行函》(1926年3月19日)，载北京市档案馆等编：《北京电车公司档案史料（1921年-1949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页。

[20]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6-427页。

[21] 《茂昌蛋公司发行公司债六十万元》，《中央银行月报》1935年第4卷第7-12期。

[22] 《江南铁路公司决发公司债三百万元》，《中央银行月报》1935年第4卷第1-6期。

[23] 《上海闸北水电公司募集公司债》，《银行周报》第43期（1934年11月6日）。

[24] 《民生实业公司六河沟煤矿公司举行公司债》，《中央银行月报》1935年第4卷第7-12期。

[25] 《民生公司第一次公司债持券人代表委员会成立会议记录》（1935年6月17日），上海档案馆馆藏，档号Q264-1-702-109。

[26]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6-430页。

[27]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页。

[28] 《公司债募集成绩之优美》，《银行周报》第5卷第31期（1921年8月16日）。

[29] 《通泰盐垦五公司发行债票之原委》，《银行周报》第6卷第41期（1922年10月24日）。

[30]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

[3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2页。

[32] 《上海闸北水电公司募集公司债》，《银行周报》第43期（1934年11月6日）。

[33] 《江南铁路公司发行公司债抵借现款》，《中央银行月报》第4卷第7-12期。

[34] 《永安公司发行公司债》，《银行周报》第20卷第32期（1936年8月18日）。

[35]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556页。

[36]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437页。

[37] 《公司债募集成绩之优美》，《银行周报》第5卷第31期（1921年8月16日）。

[38] 《通泰盐垦五公司发行债票之原委》，《银行周报》第6卷第41期（1922年10月24日）。

[39] 《江南铁路公司发行公司债抵借现款》，《中央银行月报》1935年第4卷第7-12期。

[40]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6页。

[4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6页。

[42]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9-450页。

[43] 杨荫溥：《中国之证券市场》，《东方杂志》第27卷第20号（1935年10月25日）。

[44]马寅初：《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开拍产业证券行市之可能乎》，《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6年1月1日）。

[45] 杨荫溥：《中国之证券市场》，《东方杂志》第27卷第20号（1935年10月25日）。

[46]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47]杨荫溥：《中国之证券市场》，《东方杂志》第27卷第20号（1935年10月25日）。

[48]杨荫溥：《中国之证券市场》，《东方杂志》第27卷第20号（1935年10月25日）。

[49]磐：《产业证券交易方式之商榷》，《申报》1935年9月26日。

[5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0页。

[51]王宗培《公司债票在中国》，《申报周刊》，第2卷第12期（1937年）。

[52]朱荫贵：《试论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

[53]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3页。

[54] 姜良芹：《南京国民政府内债问题研究(1927-1937)——以内债政策及运作绩效为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159页。

[55] 孙厚溥：《中国之贴现市场》，《中国经济》第4卷第6期（1936年6月15日）。

[56] 易继苍：《买办与上海金融近代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关 键 词】近代中国；公司债；特点

　　公司债是股份有限公司因筹借款项而以债券方式发行并约定日期偿还的一种有价证券。公司债主要分为以财产为担保和以信用为担保两类。其发行方式，一为直接发行，即不经第三者之手，由发行公司直接以债券向社会公众募销。二为间接发行，即由发行公司委托银行或其他金融机关代理推销。公司债的发行对企业融资、资本运营和维护企业信用等具有诸多优点，还能促进证券市场结构的多元化。

　　在近代中国特殊环境下产生的华商公司债必然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总结和回顾这段史实，能给我们今天完善公司债市场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然而，过去对此研究相对薄弱，全面进行评价的成果更是难见。[1]本文不避浅陋，拟对华商公司债的发行情况和主要特点进行初步探讨。

一、近代中国华商公司债的发行概述

　　外商企业很早就在中国发行公司债。例如，上海大英自来火房（即煤气公司）因“债务逼累，1866年发行公司债，勉强渡过难关”。[2]此后，华商公司也开始借鉴和采用企业债券融资的方式。据笔者所见材料，华商公司债的酝酿发行始于1913年。“是年，（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接管湖北水泥厂”。该厂“历年亏赔，欠日商七十万两，濒于破产，势将折归债权。乃商由启新发行兴业债票二百万，以厂业担保，得款借给鄂厂，清偿外债，接收经营，以保全国产”。[3]启新洋灰公司于1914-1915年间正式发行兴业债券，实际共发行156.2万元。这是我国最早的公司债发行纪录。[4]天津华新卫辉纱厂在引进外国纺纱机时因汇价波动出现巨额损失，资金周转困顿，为此，该厂委托中国实业银行于1922年7月16日发行公司债180万元，期限5年，月息一分二厘(年息14.4％)。 同日，该厂再次委托中国实业银行发行公司债50万元。[5]1926年，武汉裕大华公司因所有生产所需地皮、建筑、机器、器具等共费银280万两，而股本共计银156万两，还有流通资金百万余两，不敷甚巨。因而决定发行公司债156万两，月息1分，分十年还清。[6]此外，通泰盐垦五公司[7]、中兴煤矿、北京电车、杭州纬成与三北鸿安航业等公司也发行了公司债。

　　据统计，1912年-1921年，我国各种企业债券总计不过4 562 000元，1922年-1931年也不过700余万元，到1934年，增至9 415 000元，截至1935年止其发行及计划发行者，合计达2400万元。[8]抗战爆发前的近4年是华商公司债发行较为集中的年份。例如，1934年及1936年发行的闸北水电公司债、1935年的民生实业公司债，1936年永安公司债，1937年永利化学公司债等。

　　抗战爆发后，华商公司债的发行骤然减少。据笔者所知，只有民生公司已经和计划发行一次公司债。1939年，民生公司以103艘船只作抵押，发行了第二次公司债700万元。认购者主要是银行，年息为6厘，分10年还清。[9]民生公司利用公司债，付清了购造船只的欠款及其他债务，基本上解决了当时扩大生产所需的资金。随着抗战时物价的猛涨，货币贬值，到还本时，所借之款的实值已很低了，只需出售原来购进的材料中的一小部分即可全部还清本息。1943年2月15日，民生公司以修复船只及清理债务为由，申请发行第三次公司债8000万元，并呈请行政院批复。3月19日，行政院同意民生公司发行公司债以增加资本总额修复船只。[10]由于当时法币恶性膨胀，8 000万元只相当于抗战前的70余万元，无济于事，这次公司债最终并未发行。

　　抗战胜利后，华商公司债基本停止了发行，只制定过一次发行计划。1948年10月，国民政府“为便利国营事业获得生产需要之周转资金，在不增加通货发行之原则下，将准许发行公司债”，“拟先就资源委员会所属各厂各矿试办着手，由国家行局承购，再转售于人民”，“组织银团的事情由交通和中国实业两家银行负责主持和联络”。[11]交通银行为此制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章程》，并提出两个基本条件，即“发行公司债之机构应依法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为先决条件”，“公司应将全部资产以银行为权利人，分别依法设定登记、移转、占有手续，拨充担任之资产，并应有七成为动产”。[12]对于国营厂矿来说，事实上都很难办到，因而国营事业公司债最终议而未行。现将近代华商公司债发行情况列表如下：

表1：近代华商公司债发行情况统计表（单位：法币）

　　说明：信和纺织1940年1月曾分两次发行20年期的美元企业债券5万元，英镑企业债券1万元，表中没有列出。此外，还有一些公司债由于具体数据不详，表中也未列出。

　　资料来源：沈雷春，陈禾章：《中国战时经济志》，世界书局1941年版，第57-60页；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社1939年版，第A76-A78页；王宗培《公司债票在中国》，《申报周刊》，第2卷第12期（1937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页；黑广菊，刘茜主编：《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274-275页；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页。

　　从上表来看，1934-1937年是近代华商公司债发行较为集中的一段时间，总共发行了14笔，显然这是华商公司债发行的高潮时期。其中永利公司先后三次发行公司债，总额达到1700万元，是实际发行数额最多的华商公司。然而，1940年以后，华商公司债的发行基本停止了。另外，有明确发行数额的公司债共计32笔，金额达7 800万元。年利率为6厘—1分4厘4毫（即月1分2厘）之间。债券期限基本都在1年以上，属于中长期债券，涉及的行业主要包括交通事业、公用事业、矿业、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等。

二、近代中国华商公司债的主要特点

　　1、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但主要用于整理企业债务

　　一般来说，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有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发行股票、票据贴现融资和发行公司债等。信用和抵押贷款容易导致银行资金的呆滞。银根紧缩时，银行则不愿放款给企业。股票的风险性太大，加之金融危机时有发生，股票融资变得越来越困难。而承兑票据的推行成绩也不理想。从理论上说，发行公司债是当时一种新型的融资手段。马寅初就认为：“发行公司债券，代替以前厂基及机器之抵押借款”，“则债券随时可以脱售，不患资金之呆滞”。[13]因此，公司债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公司债的发行无疑是公司融资手段的进步，拓宽了股份公司的融资渠道。

　　然而，华商公司债的发行绝大多数是为了整理企业债务，仅有一部分是用于扩充设备或筹集营运资金。例如，六河沟煤矿公司“以煤产运费奇昂，而售价又极低廉，……致所产之煤难于推销，历年亏蚀为数殊巨。”，该公司于1934年曾发行150万元公司债，抵补银行旧欠，“现以零星债务尚多，故拟于1935年续发250万元，以资整理”。[14]永利和茂昌股份公司发行公司债之原因为整理债务及筹集流动资金，上海闸北水电公司和大通煤矿一期是为偿还旧债、扩充设备。永安公司则是为偿还负欠各银行短期借款及其他债务，并作发展公司事业等。商办江南铁路公司“因计划修建的南京至河沥溪铁路全线共需款660万元，除已收足股本300万元及购料赊款约100万元外，尚缺200多万元，因而决定发行公司债300万元”。[15]另外，还有一些公司债是属于应急性的，是为了应对企业出现的重大危机。如前文所述，1913年启新洋灰即因兼并的水泥厂濒于破产而发行兴业债票，1922年华新卫辉纱厂也因巨额损失周转失灵发行公司债。杭州纬成公司“因1933年工潮迭起，外销不畅，亏蚀甚巨，几有不能维持之势，因而于1934年发行公司债一百万元”。[16]

　　因此，发行公司债尽管是开辟了一种新的融资渠道，然而其用途却主要在于摆脱债务危机，或是扭转濒临破产的局面，只有少部分是用以扩充设备或筹集营运资金，发展企业生产。可见，发行公司债并不是企业长期的一种融资手段。

　　2、一般采用折扣形式由银行或银团包销

　　近代华商公司债的发行一般都以折扣形式由银行或银团包销，较少采用直接发行的方式。据笔者所见材料，只有启新洋灰于1935年发行的190万元公司债是没有委托银行而直接发行的。永安公司债500万元是由中国建设银公司以九一·五折全部购受，此银公司再按照票面以九四折公开征求认购，并以中国银行为受托人，经理还本付息事宜。[17]

　　绝大多数公司债是委托多家银行经理发行的。例如，中兴煤矿公司委托浙江兴业、大陆、盐业、金城、中南等银行经理发行公司债。[18]1926年，北平电车公司委托交通、盐业、金城、农商等银行为发行公司债券，“照另单所开共合额面银币七十五万元，按期八折实收，即债券额面每百元实收八十元”。[19]1930年，永利第一次公司债委托中国、浙江兴业、盐业、金城、中南和大陆六银行经理推销及还本付息事宜，按票面九八折发行。[20]1935年茂昌公司债照票面九八折发行，由中国、交通、上海三银行经理发行。[21]江南铁路公司债券也是委托多家银行发行，原定照票面金额八五折发行，后“以需款孔亟，特由总经理张静江等与银行界洽商，结果将该公司公债票面二百万元，八折向中国、交通、上海三银行抵押现款一百六十万元”，年息一分。[22]

　　另外，多家经募银行还会组成银团，并专门成立办事机构。例如，1934年，上海闸北水电公司债一期由各银行合组债券经理委员会公同经理，包括交通、四行储蓄会、浙江兴业、金城和中华劝工五家银行。债券照票面九八折发行。[23] 1935年的民生公司债是由上海、金城、中国、交通、中南、上海、聚兴诚、川康殖业、四川美丰等八银行组织银团承销的，银团名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持券人代表委员会”，由金城银行担任主席委员，主持一切。[24]于是，经理银行公推金城银行总经理吴蕴斋为代表委员会主席，公推重庆中国银行经理周宜甫为该会重庆分会主席，选任张佑贤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驻渝总稽核。[25]1937年，永利第二次公司债第一期则由中国、交通、金城、上海、浙江兴业、中南六银行按票面十足承募，办理发行、还本付息等事宜，并成立“承募永利公司债银团事务所”经办，该所设在上海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之内。[26]

　　其中最有影响的银团是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是由上海银行公会及钱业公会联合组织的。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邀集沪上各银行及钱业秦润卿氏协同讨论，“以吾国实业久待振兴，各盐垦公司规模宏远，关系于农产纺织业者甚巨，偶为天时所困，积累不振，亟应合力扶助以示提倡。……遂相与联合组织银团，代为经募”。[27]1921年8月6日，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在上海银行公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章程，选举董事，当场选定盛竹书（上海银行公会会长）、钱新之、田祁原、宋汉章、陈光甫、倪远甫、田少瀛、叶鸿英、吴寄塵等9人为董事，主持银团一切事务。8月9日，召开董事会，推举盛竹书为主席，讨论进行事宜，并推宋汉章、田祁原两人为银团代表，会同五公司代表在公司债票上签字。[28]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第一期300万，由上海银钱业公会组织银团认购一半，向社会公开销售一半。其中，由银行团各银行认购120万，钱业公会认购30万，其余半数，则公开向社会招募。但最后，募集任务并未完成，主要与五公司发行债票后的经营不佳有密切关系。

　　由上可知，近代华商公司债的发行基本是通过多家银行组成的银团承募，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承募公司债银团的办事机构，在发行时也大都采用折扣发行，从八折到九八折。如果急需现款，则需以更低折扣向银行抵借现款。一方面，由银团包销，能借助于银行信用及银行的专业性，提升公司债的信用，有利于公司债的推销，银行也能获得丰厚稳定的收益。另一方面，由银团包销并采用折扣形式，无疑增加了公司债的发行成本和企业负担，降低了企业资金的利用效率，产生了诸多不利因素。

　　3、注重降低公司债的风险，以确保发行和还本付息

　　实际上，降低公司债风险的要求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是发行公司确保公司债顺利发行的需要。二是承销银行确保公司债还本付息的需要。

　　首先，公司债发行时都明确规定相应的抵押担保，并设立偿债基金。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以各公司未分地五分之三为担保，每年付息还本，以未分地收入尽作先抵，如有不敷，则以已分地收入补足之”[29]，“公司所有款项收入，至少应以半数分存银行团内各行，以确保公司债的还本付息。公司每届还本付息时，应在一个月前，如数筹备，悉存银团，以备应付。如遇青黄不济，或有不敷，由公司商请银行团，暂时接济，如为数过多，可由银行团会同公司处分一部分担保品，以保障其到期可以还本付息。”[30]中兴煤矿债券“以矿厂现存煤五十万吨交经理银行保管，公司在担保煤五十万吨内，起运时每运一吨拨存银行还本基金六元，在担保煤五十万吨外，每运售煤一吨照提二元，按月拨交经理银行作为本债券付息基金”。[31]

　　杭州纬成公司债则是由浙江省财政厅出面为之担保。上海闸北水电公司债一期是“以1933年底公司资产负债表及财产目录所列固定资产全部，共值银元13 669 000元作为债券之共同担保，设定第一抵押权及质权。以担保品契据交经理银行保管，并推定四行储蓄会担任保管及收付”。[32]江南铁路公司债是“以1935年6月底公司资产负债表及财产目录所列固定资产全部，共值洋600万元，作为债券之共同担保。债券应付本息，公司就收入项下尽先拨交银行存储之，以备届期发付。[33]1936年7月15日，永安公司与中国银行订立信托合同，特指定土地房屋及机器设备等为担保品，共估值1028.1027万元，超过发行债额一倍以上。受托银行得随时将上项特定担保品重行估价，如重估价值不及本债券未付本金总额150%时，则受托银行得令该公司令再提供担保品以辅足之”。[34]永利制碱公司债是“以公司原有及将来全部财产作抵，并于每年盈余项下，尽先提供公司债本息，不足时，于次年补足之，在未补足前，不得发股东公利”。[35]1935年，民生第一次公司债是“以其现有全部船舶为抵押，另编抵押品目录附后，并就其现有全部船舶或其他代替物所生之一切收益设定质权，以持券人代表委员会为代表全体持券人之抵押权人及质权人”，如“遇付息、还本愆期或其他违约”，代表委员会可直接处分担保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36]

　　其次，承销公司债的银团或银行还会对企业的经营提供建议或进行监督管理，这在现代企业债券的发行中是不曾见到的。例如，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银团“专门组织农事试验场，聘请中外农业专家为委员，还前往美国聘定农业昆虫技师研究改良，试验场经费，由五公司与银团分任”。[37]此举目的是通过改良农业技术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益。该银团还公推稽核员五人，分驻五公司，监察账目，所有五公司款项出入均由稽核员审查。1922年10月间，推定沈赖清、姚伯华、李铭侯、王文毓、翁季骧五人为稽核员。另“以沈赖清君常川驻沪，主任处事，遇事仍随时赴各公司接洽。[38]江南铁路公司债的经理银行代表持券人利益，有权考查公司财政营业工程状况，调阅关系各项文件单据，并得提供意见于董事会”。[39]永利公司债承募银团办事处则派出稽核常驻公司稽核账目，公司并于每月终将公司营业情形及账目报告银团。[40]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持券人代表委员会则选任总稽核一人常川驻公司内，总稽核有权“调阅甲方一切收支之帐目，参加审核甲方本店之预算”，还要求“非航业本身之投资如未得代表委员会书面之同意，一概停止进行”，“重庆本店一切付款单据应由总稽核根据预算复核副署之”等。[41]六河沟煤矿公司债合同内明确提出“另组驻矿委员会以代替从前之矿厂经理，设委员三人，管理矿厂一切事务，除公司指派二人外，银行得推荐一人。矿厂支出须经银行推荐之委员签署”，经理银行金城、盐业还各派出驻矿监委各一名。[42]

　　公司债发行时均规定相应的抵押担保，并设立偿债基金，显然是发行公司通过降低发行风险以提高债券信用，从而吸引银团承销，最终确保公司债顺利发行，但这无疑会增加发行的相关成本。而承销公司债的银团加强对企业经营的监督管理，甚至直接介入企业的运营，这完全是出于降低债权人的投资风险，但对风险经营的严格限制，势必导致企业散失经营自主权。

　　4、发行数量有限，且基本滞留在银行，未正式流通和开拍

　　在近代中国，公司债的发行大大晚于股票与政府公债，且发行数量极少，与国内产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表1中统计的有明确发行数额的公司债共计七千三百余万元，远没有股票和公债发行额大，甚至比在华外商公司债的发行数量还少。下表是在华华商和外商公司债的发行数额比较：

表2：在华华商和外商公司债的发行数额比较（单位：法币元）

　　资料来源：朱荫贵：《试论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

　　从上表可以看出，1936年与1920年相比，除农业外，工业、交通运输业、近代化制造业总产值增长都十分显著，尤其是近代化制造业增长达220.6%。显然，这一阶段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是比较大的，但是公司债的发行额与工农交通产业总产值增长却极不吻合，二者的关系是相当疏离的。

　　此外，华商公司债的绝大部分是保留在银行手里，并没有在市场上流通。因此，“仍由银行独受，则与放款何异，结果银行资金，仍是冻结，故银行欲得解放，非将此项债券出售不可。但以公司债缺乏如公债之活跃市面，即欲出售亦甚困难”。[44]“加以一般人民，对于公司债票之性质，尚未十分明了，即有发行，亦多观望不前，不愿认购。”[45]实际上，数量有限的公司债一旦进入流通，非常容易为投机者所操控。正是由于近代中国产业证券市场的不完善，银行承受公司所发债券以后，大都全部自行购入，仅将少数分售与熟稔之顾客，无形中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其为英美等世界各国承销业务颇有出入，而且，近代中国所发行的公司债几乎均为抵押债券，这也极大地限制了公司债的发行规模与进展。[46]金城银行是参与公司债承销最多的银行之一，仅金城银行一家，其持有中兴煤矿、永利、民生和六河沟煤矿四家公司债最多时达124万多元。详见下表：

表4：金城银行承购主要公司债数额一览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0、438、444、452页。

　　既然公司债数量有限，又很少在市面流通，再加上证券交易所公债交易的极度兴盛，显然也不会在证券交易所开拍。时人认为，“因之上海证券市场，遂尚无公司债票之开做[47]”，“上海的华商证易所名义上是证券交易所，实际上是公债交易所。……股票的交易虽说偶然也有一些，可是数量低到无法计算，每年只不过屈指可数的几次成交罢了。”[48]对于公司债，投资者更是觉得可有可无。而且“各种公司债利率，以年息一分为最高，……大抵皆在九五左右，此则与政府证券相较，而处不利之地位。以此为例，公司债即能发行，而拍板之窒碍，仍宜谋相当解决，否则借款之名称虽然，债票之呆滞依然。长期资金市场机构上之缺陷，恐仍难予补救耳”。[49]

　　5、发行成本过高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导致公司债发展迟缓

　　如前文所述，公司债都以折扣形式发行，还要缴纳一定的抵押担保，并设立偿债基金，而且债息偏高，最高达年息一分四厘四毫。年息1分以上的约占总笔数的33%，年息8厘的占70%。（见表1）。实际上，债息与行庄放款利率基本相同。例如，华商上海水泥公司于1922-1930年间向各行庄的借款年息为一分至一分二厘。[50]上述因素无疑增加了公司债的发行成本，降低了发行公司债的收益，从而制约了公司债的发展。

　　此外，华商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极为不利，这是公司债发展迟缓的又一主因，影响较大的主要有：

　　第一，由于政局动荡或战争，使得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极不稳定，很多企业都出现经营上的问题，导致公司债无法还本付息。通泰盐垦五公司的债票因为盐垦事业的成绩不佳，利息只付到1930年底为止，本金也只发还了40%。纬成公司已在1932年停业清理，公司债的本金至1937年只还了48%。北京电车公司的债票利息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付。中兴矿一度受内战的影响，几乎不能支持，本息也曾毫无着落。后来公司营业转佳，才和银团商定整理的办法，分期还清的。[51]1940年以后，之所以没有发行公司债，也主要是受当时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

　　第二，近代中国的证券市场是严重畸形的。它“是在为政府的财政服务，是一个‘公债市场’和‘财政市场’，而不是一个为股份制企业服务的‘股票证券市场’”。[52]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而以优惠条件大量推销公债，并在证券市场广泛交易。这不仅使得公司债无法在证券交易所开拍，而且受此挤压，公司债的发行艰难。据统计，“自1912年到1926年，北洋政府内债发行总额达876 792 228元”，“自1927年到1936年这10年之内，南京政府发行了二十六亿元以上的内债”。[53]而且，从1928年6月到1931年底，内债发行基本是以5折左右抵押给银行，从1933年到1936年，内债发行价格大致能达到7折。[54]可见，政府内债不仅发行量大，且折扣更低。这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的踊跃购买，从而降低了购买公司债的意愿。

　　第三，近代中国的商业和银行（包括钱庄）信用也存在极大缺陷，当时的商业信用长期以来以口头信用和挂账（记帐）信用为主要形式。时人曾指出：“我国无论任何交易，每每因袭记账之传统习惯，交易往来按通例常凭个人之信用，在端午、中秋、除夕三节收账，而债务人亦乐于三节付款”。[55]这是近代中国影响范围最广、存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商业习惯。如果企业发行公司债，不仅程序繁琐，而且发行成本相对较高，极大制约了公司债的发行。但这种商业习惯不仅使企业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中缺乏合法和明确的凭证，而且不容易转让流通，使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固化，容易形成难以解开的债务链。

　　上述商业习惯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钱业的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口头信用放款对企业来说十分便利，但银行容易出现一些呆账、死账。抵押放款的抵押品主要以保管不便的商品和不动产为主，这也正迎合了当时企业的需要。例如，上海福源钱庄（钱业中影响较大、资力较雄厚的一家）的抵押品中房地产的比重最高在3/4以上。[56]我国新式银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例，见下表：

表5：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抵押放款押品分类统计（1935年6月30日止）

　　资料来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8页。

　　从上表数据来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抵押放款的担保品以商品为最多，占48.5％，厂基和房地产，合计占29.5％，流动性较强的证券和存单合计只占16.5％。该行是国内商业银行中的领袖银行，一直以“服务社会”为宗旨，该行的数据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此可见，企业之间习惯于记账、赊销，上游企业则依赖于银钱业的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这均容易造成企业和银行资金的呆滞，难以保持营运资金的流动性。对于企业来说，绝大多数都愿意采用记账、赊销的方式，并选择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从而排斥发行公司债。

　　综上所述，公司债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手段，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产物，在近代中国也得到了初步发展，有助于解决个别企业的融资困难，但很少直接用于发展企业生产，且公司债发行数量有限，与国内产业经济的关系疏离。从发行角度来看，华商公司债是较为规范和成功的，主要由银团承销，成立专门的银团办事机构，并注重降低发行风险。从流通角度来看，公司债则基本滞留在银行，未正式流通和在证券市场开拍。发行成本过高及当时企业面临外部环境的不利是制约华商公司债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幼稚和畸形的证券市场中诞生的华商公司债既有所发展，但又难以充分发展。清楚地认识到近代华商公司债的主要特点，对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注释：

[1] 目前仅见三篇专题研究论文，即孙建华：《民国前期华商公司债发行市场的形成及其原因》，《学理论》2011年第5期。孙建华：《清末至抗战时期华商公司债的变迁及其评析》，《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5期；白丽健：《近代中国公司债发行的效果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另外，在一些论著中也略有涉及，如孙建华：《近代中国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1840-194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张忠民：《略论近代上海产业证券演进中的若干问题》，载《上海金融中心地位变迁》（中国金融史集刊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从现有成果来看，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资料的发掘，都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性。

[2]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3] 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3页。

[4] 《我国企业债券调查》，《中行月刊》第14卷第4期（1937年4月）。

[5] 程莉：《近代实业家周学熙》，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6] 《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59页。

[7]包括大有晋、大豫、大赍、大丰、华成五个盐垦公司，由著名实业家张蹇、张叔俨等创办。

[8] 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88页。

[9] 马小奇等：《民生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

[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十），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574页。

[11] 《国营厂矿将发行公司债》，《金融周报》，第19卷第16期（1948年10月20日）。

[12] 《资源委员会所属机构发行公司债意见》（1948年10月），上海档案馆馆藏，档号Q42-1-117。

[13]马寅初：《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开拍产业证券行市之可能乎》，《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6年1月1日）。

[14] 《民生实业公司六河沟煤矿公司举行公司债》，《中央银行月报》1935年第4卷第7-12期。

[15] 《江南铁路公司决发公司债三百万元》，《中央银行月报》1935年第4卷第1-6期。

[16] 《杭州纬成公司发行公司债》，《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8期（1929年4月15日）。

[17] 《永安公司发行公司债》，《银行周报》第20卷第32期（1936年8月18日）。

[18]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6-430页。

[19]《电车公司为发行公司债券致交通盐业金城农商等银行函》(1926年3月19日)，载北京市档案馆等编：《北京电车公司档案史料（1921年-1949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页。

[20]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6-427页。

[21] 《茂昌蛋公司发行公司债六十万元》，《中央银行月报》1935年第4卷第7-12期。

[22] 《江南铁路公司决发公司债三百万元》，《中央银行月报》1935年第4卷第1-6期。

[23] 《上海闸北水电公司募集公司债》，《银行周报》第43期（1934年11月6日）。

[24] 《民生实业公司六河沟煤矿公司举行公司债》，《中央银行月报》1935年第4卷第7-12期。

[25] 《民生公司第一次公司债持券人代表委员会成立会议记录》（1935年6月17日），上海档案馆馆藏，档号Q264-1-702-109。

[26]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6-430页。

[27]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页。

[28] 《公司债募集成绩之优美》，《银行周报》第5卷第31期（1921年8月16日）。

[29] 《通泰盐垦五公司发行债票之原委》，《银行周报》第6卷第41期（1922年10月24日）。

[30]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

[3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2页。

[32] 《上海闸北水电公司募集公司债》，《银行周报》第43期（1934年11月6日）。

[33] 《江南铁路公司发行公司债抵借现款》，《中央银行月报》第4卷第7-12期。

[34] 《永安公司发行公司债》，《银行周报》第20卷第32期（1936年8月18日）。

[35]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556页。

[36]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437页。

[37] 《公司债募集成绩之优美》，《银行周报》第5卷第31期（1921年8月16日）。

[38] 《通泰盐垦五公司发行债票之原委》，《银行周报》第6卷第41期（1922年10月24日）。

[39] 《江南铁路公司发行公司债抵借现款》，《中央银行月报》1935年第4卷第7-12期。

[40]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6页。

[4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6页。

[42]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9-450页。

[43] 杨荫溥：《中国之证券市场》，《东方杂志》第27卷第20号（1935年10月25日）。

[44]马寅初：《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开拍产业证券行市之可能乎》，《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6年1月1日）。

[45] 杨荫溥：《中国之证券市场》，《东方杂志》第27卷第20号（1935年10月25日）。

[46]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47]杨荫溥：《中国之证券市场》，《东方杂志》第27卷第20号（1935年10月25日）。

[48]杨荫溥：《中国之证券市场》，《东方杂志》第27卷第20号（1935年10月25日）。

[49]磐：《产业证券交易方式之商榷》，《申报》1935年9月26日。

[5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0页。

[51]王宗培《公司债票在中国》，《申报周刊》，第2卷第12期（1937年）。

[52]朱荫贵：《试论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

[53]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3页。

[54] 姜良芹：《南京国民政府内债问题研究(1927-1937)——以内债政策及运作绩效为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159页。

[55] 孙厚溥：《中国之贴现市场》，《中国经济》第4卷第6期（1936年6月15日）。

[56] 易继苍：《买办与上海金融近代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关键词】近代中国；消费需求；GDP;价格

　　【作者简介】崔文生（1972-），男，陕西临潼人，经济学硕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货币理论和计量经济史（广州510420）。

　　【原文出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广州）,2012.2.20—25

　　消费需求是消费者对以商品和劳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的需求和欲望。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强调“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1]诚然，不管是从宏观经济增长还是微观经济运行角度观察，消费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宏观角度考察，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消费需求拉动生产而不是相反；从微观角度来讲，消费需求是推动企业生产增长方式和结构的重要力量。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经济发展开始逐步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更多地表现出来像一种无政府、无制度的完全自由经济，这使得这一历史时期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不可多得的样本。经济史的研究，势必要求有可以满足研究需要的“基础设施”——经济统计（估计）数据和相关资料，当然也包括这一时期的消费需求的数据。然而，关于中国这一时期消费需求的统计和估计资料非常缺乏，已有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一是巫宝三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的资本集成和消费支出》，他在论文中估算了1931-1946年的消费支出总额，但是这篇论文和研究成果至今未公开发表；二是刘大中、叶孔嘉在《中国大陆经济：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1933-1952》一书中，对1931-1936年的消费需求进行了估算；三是张东刚在《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一文中，对中国1887、1917、1922-1925、1926、1927-1928、1929、1930年的消费需求总额做了估算[2]。鉴于巫宝三先生的估算没有公开发表，所以1931-1936年的估算我们从刘大中、叶孔嘉先生，其他年份为张东刚先生估计，近代已有年份消费需求总额汇总如表1。

表1 近代中国消费需求估算（1887—1936）　单位：亿元（1933年币值）

　　数据来源：张东刚：《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2期表13。

　　以上数据的估算，几位先生所采用的方法基本相同，除1887年外，都是依据现在所能搜集到的当时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组织所作的家计统计资料，计算得出人均生活费用支出，再乘以当时的总人口，即得到估算的国民消费需求总额。比如，张东刚先生估算的1922-1925年消费需求总额，就是根据全国六省、北平城府村、安徽湖边村、北平、北平甄家营、北平清华园6份统计资料，计算得出人均生活费用，乘以1923年人口数，得到最后结果。虽然现在网络技术和网络信息已经很发达，但是要找到新的中国近代的类似家计统计资料已近不可能，所以我们要采用同上面几位先生同样方法估算未知年份的消费需求数值也近不可能。因此，我们只能采用类似从美国、日本兴起的新经济史学派的计量经济方法，根据已有的相关数据建立数量模型，再外推估算未知年份的消费需求总额。前述提及的诸位先生的估算都是居民消费需求估计，不包括政府需求估计，本文的估算也是如此，仅指居民消费需求总额。我们深知，我们的估算可能存在很多缺陷，我们也真诚欢迎其他学人对我们的估算提出批评、修正或补充。

一、中国近代消费需求影响因素与理论函数

　　在西方经济学中，关于消费需求的理论有很多。其中，主要的理论包括马歇尔的“价格决定论”消费函数、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杜森贝里的时空相对收入理论、贺达克和泰勒的消费品存量调整理论、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根据中国近代的经济状况，中国居民普遍的收入都不高，所有的收入用于日常消费后所剩无几，非流动性资产即耐用消费品存量对当期消费支出产生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中国近代有价证券市场的发展很不完善，容量也非常小且市场为分割的不统一的市场，只有少数的居民参与其中，所以，有价证券市场及其收益率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也可以不用考虑。结合西方已有的经济理论，我们认为，影响中国近代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有：

　　1．国民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因而收入应是影响消费需求的最根本的因素。在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收入水平当然也较低，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较大，消费率极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由低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过程中，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有所下降，更多的国民收入开始用于储蓄。我国近代经济即是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早期时期，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应该是比较高的。一般地，当收入增加时，消费者对正常商品的消费需求增加，对低档商品的消费需求减少。对于中国近代的居民来讲，其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于日常消费，他们的消费水平已然非常低，因而对他们来讲，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属于正常商品，低档商品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不存在的。如陶孟和根据民国15年家计调查统计认为：“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如食品、衣服、房屋及燃料灯水等费，约占支出总平均数97%，而食品费一项，则占70%以上。”[3]加上我们估算的是一国一时期的宏观消费需求总额，是考虑对所有商品的需求总和，因此，也没必要区分正常商品与低档商品。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一国国民收入总额增加时，其消费需求总额增加，反之，则相反。

　　2．商品价格。需求曲线是表示商品价格和需求量之间函数关系的几何图形，一般地，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它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价格上涨，需求减少；价格下降，需求增加。微观经济上需求曲线之向右下方倾斜，是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正常商品来讲，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作用方向是相同的。收入效应是指由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实际收入水平变动，进而由实际收入水平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具体来说就是当你在购买一种商品时，如果该种商品的价格下降了，如果你的名义货币收入不变，价格下降后你的实际购买力就增强了，你就可以购买更多的该种商品。由于我们研究的是宏观现象，所以，对于单个消费者来讲具有的替代效应在宏观视野下就不存在了，只剩下了收入效应。但是，即使只有收入效应，消费需求曲线仍然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价格提高，消费需求减少，反之相反。

　　3．市场利率。利息率的变动，通过两种效应影响消费需求的变动。一是替代效应，指当利率提高时，人们会将一部分当前消费转为储蓄，减少当前消费，增加未来消费。二是收入效应，是指当利率提高时，人们认为自己的利息收入增加，认为自己更为富有，所以会增加当前消费。我们看到，利率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是相反的，那么，当利率变动时，消费需求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呢？具体到中国近代的情况，中国大多数居民尤其是广大中国农村地区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程度很低，如王玉茹认为：“借债的主要是贫雇农，他们为生活所迫而借贷，中农和富农为发展生产而借贷的只是少数。尽管到本世纪30年代有些银行开始经营农村信贷业务，但能享受其利益者只限于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一部分农户。那种认为中国普通农民家庭都卷入金融市场的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4]另外，中国近代大多数普通农民家庭的收入都非常低，收入勉强仅够维持生活，他们不可能有多余的资金用于储蓄，所以其收入效应可能是不存在的，其替代效应即使有，这一效应的作用也可能是非常微弱的。至于中国居民中的另一小部分的群体，中国的富裕绅士阶层，他们的生活都是比较节俭而又好面子的，他们大都不会因为利率变化、自己的收入有所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消费方式，所以收入效应在他们身上也应不强，只有替代效应可能在他们身上会有所反映。综上，中国近代国民消费需求可能只有较弱的利率替代效应，即利率上升时，消费需求减少，反之相反。

　　根据以上对影响中国近代消费需求的因素分析，我们可以把中国近代的消费需求理论函数表示如下：

　　（1）式中，C为消费需求总额，Y为国民收入，P为商品价格，R为市场利率，u为随机扰动项。Y的一阶偏导大于0，为C的增函数，P、R的一阶偏导小于0，为C的减函数，u的符号不定。

二、中国近代消费需求计量模型的数据选取

　　由前文知，张东刚先生估计的1922-1925、1927-1928年消费需求为一个时段内的值，研究张先生的估算过程，可知张先生是用这一时段内的人均消费额乘以总人口数得出估算值，1922-1925年使用的是1923年的人口数，1927-1928年使用的是1928年海关估计总人口数，为了便于时间序列计量，我们可将1922-1925年数看为1923年值，可将1927-1928年数看为1928年数。但是，从1928年到1936年的连续数列还是太短，只有9年的数值，这样进行计量模型估计的话，可能误差较大，如果上推到1926年的话就有11个连续数值，勉强可以使用。然而，我们还缺少1927年数值，我们尝试利用张东刚先生计算的1927-1928年人均消费额乘以1927年总人口数得出1927年消费需求总额，1927年的中国人口数，我们根据1928年的海关人口估计和1928年的人口增长率[5]计算而得。对张东刚先生1887年和1917年的估计数据我们决定不予采用，原因如下：对1887年的估算和其他年份的估算张东刚先生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使用到的原始统计资料很少，对1887年的消费需求总额的估计值也超过了刘佛丁、王玉茹先生对张仲礼先生1887年CDP估计值的修正值很多；对1917年的估计虽和其他年份的估计采用的方法一致，但是估计所依据的样本调查只有北平西郊一地，不像其他年份的估计，都有六个左右不同地区的调查样本，这使1917年估计值的代表性和可靠性大打折扣。据此，我们对张先生1887年和1917年的估值不再保留，我们认为，这不会减少我们对张东刚先生的尊敬与尊重。

　　Y的数值，我们选取刘巍对中国近代50年GDP的估算值[6]。我们认为，中国近代的消费者，可以看做是受束缚的、短视的、原始的消费者，他们的当期消费主要受当期收入制约，所以中国近代居民的消费行为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设，也即我们选取当期的GDP值是比较合理的。

　　商品价格影响消费需求，主要不是商品的绝对价格影响消费需求的变动，而是商品的价格变动影响消费需求的变动，所以这一数值，我们根据王玉茹估算的1867-1937年（1913=100）物价指数[7]，以上一年为100，计算得到每年相对上一年的商品价格变化率。

　　根据我们前文的分析，市场利率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应是非常小的，并且更关键的是，我们现在有关中国近代利率的相关数据非常少，可以说几乎没有，而这主要是因为：一，中国近代的金融市场是一个传统融资方式与现代融资方式并存的、市场分割程度严重的市场；二，中国近代关于利率的统计资料非常缺乏。基于以上几点，我们在计量过程中只有舍弃利率这一变量，虽然可能有所不足，但是我们相信对最终结果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这样，我们所有必要的数据列表如下：

　　数据来源：C为消费需求总额，根据张东刚：《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2期表13调整而来；Y取自刘巍《大萧条中的美国、中国、天国与日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200页表5-32；P为环比价格指数，根据王玉茹L《中国近代价格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第23页表1-2计算而得。

三、中国近代消费需求计量模型与估算

　　我们用1926-1936年的连续数据（见表2）做实证检验，得到下面的计量模型：

　　模型（2）的各项检验指标都没有问题，反映我们所做理论分析的正确性。接下来，我们根据模型（2），上推估算1924、1925年的消费总额，再加入张东刚先生的1923年消费总额，根据1923-1936年的相关数据对模型进行修正，计量所需各数列的单整、协整检验都能通过，再次修正后的模型如下：

　　计量模型的结果见下表3：

表3：中国近代消费需求变量模型结果

　　数据来源：据Eviews5.0数据回归所得

　　模型的t检验、正态性检验，一阶和二阶序列自相关检验、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检验、带交叉项和不带交叉项的White异方差检验全部都能顺利通过，所以我们认为模型可以用于对中国过去没有统计值或估计值的年份之消费需求总额进行估算。根据模型（3）和表（2）的数据，我们对1887-1925年的中国消费需求总额进行了估算，根据模型估算的1923年消费额为171.78，张东刚先生的估值为166.96，我们的估值和张先生的估值差别很小，其他年份的已有估值和本次估值的差别也很小，基本都在误差范围内，1923-1936年实际值、拟合值和残差如下图l。

　　中国近代消费需求总额估算信汇总如下表4：

表4：近代中国消费需求估算（1887—1936） 单位：亿元（1933年币值）

　　数据来源：1931—1936年值为刘大中、叶孔嘉在《中国大陆经济：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1933—1952》一文中的估值，；923、1926、1928-1930年值为张东刚：《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2期表13调整而得；其余数值为本文估值。

四、从贸易差额角度对消费估计值的验证

　　我们利用消费需求模型估算出了1887-1925年的消费额后，需要进一步验证估计值的可靠性。由于中国近代长时间序列数据的极度缺乏，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比较困难。考察中国近代长时间序列经济统计数据，比较可靠的只有海关的相关统计数据，因此，我们就从贸易差额的角度对消费估计值进行验证。

　　1．贸易差额与消费的逻辑关系。当一国的国内消费增加时，其总产出中可用于出口的数量就会减少，或者国内消费的增加是由进口的增加带来的，不管是那种情况或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其结果都是使贸易差额减少，即它们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我们用NX代表贸易差额，用C代表国内消费，用o表示其他影响因素，则它们的逻辑函数为：

　　2．对消费估算值的验证。我们先将验证需要用到的数据列表5如下：

表6：中国近代贸易差额和消费额（1887—1936）

　　数据来源：贸易差额数据　　单位：1000关量　根据中国海关贸易统计计算而得，1936年6月之后数据不包括东北的贸易统计数据，转自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940—1948）》，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4—377页；消费额数据引自本文表4。

　　我们先用1926-1936年的数据检验，得计量模型如下：

　　模型式（5）顺利通过各种检验表明，在1926-1936年，上一年的消费和贸易差额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我们在前面关于贸易差额与消费关系的逻辑推理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将1887-1925年的消费数据加入，用1887-1936年的数据对函数NX=f（C，o）做实证，以观察新估算消费数据的效果。

　　首先分别对贸易差额和消费额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表6所示：

表6：贸易差额与消费额ADF检验结果

　　ADF检验结果表明，NX和C都是一阶单整变量，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我们再对其进行JJ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7：

表7：JJ协整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表明，NX和C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估计出的协整关系如下：

　　模型式（6）能顺利通过各项检验，说明在1887-1936年中，上一年的消费额确实影响到了当年贸易差额的变化，当然贸易差额的变化也受其自身惯性的影响，这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在此不予赘述。模型式（6）的拟合效果说明，从贸易差额的角度观察，我们估算的1887-1925年的消费值是有一定的可靠性的，虽然拟合度不是很高，但是我们相信，随着近代经济资料的挖掘，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对我们的估计进行修正，修正后数据的可靠性必将有所提高。

五、中国1887-1936年的平均消费倾向

　　平均消费倾向是指在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支出在收入中的比率，用公式表示就是：APC=C/Y。我们根据相关的数值计算得到中国1887-1936年的平均消费倾向，汇总如表8：

表8：中国887—1936年的平均消费倾向

　　数据来源：根据表4消费估计值和表2中的Y值计算而得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其变化趋势，我们将平均消费倾向作图为图2：

　　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的平均消费倾向从1887年的0.59增加到1936年的0.90，平均消费倾向不断提高，并且这种提高是比较缓慢和平稳地。这说明，平均消费倾向并不总是在任何时间段都是降低的，所谓平均消费倾向降低可能是这一经济体已经进入到了需求约束经济，而在进入需求约束经济以前，即经济体处于供给约束经济阶段时，消费需求倾向往往可能是增长的。这种增长反映的是中国近代经济的增长和转型，随着中国经济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生产供给能力增加，人的收入不断调高，消费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从而使得平均消费倾向不断提高。

　　另外，我们也观察到在平均消费倾向在长时间内不断增长的同时，有些年份则是处于下降阶段的，如1914-1918年，平均消费倾向从0.71下降到了0.68。可能的原因是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也不能免于战争的危害，生产下滑，消费萎缩，使得这一时期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

　　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消费需求上升趋势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规律性[8]。我国近代1887-1936年的平均消费倾向的不断上升，说明我们国家也不是这一客观规律的例外，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我们对1887-1925年的消费估计是比较可靠的。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83:91.

　　[2]张东刚，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J].南开经济研究，1999（2）．

　　[3]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M].商务印书馆，2011:46.

　　[4][7]王玉茹．中国近代价格结构研究[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143.

　　[5]刘巍．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186．

　　[6]刘巍．大萧条中的美国、中国、英国与日本[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215-216.

　　[8]张东刚．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4．

来源：《经济史》2012年第4期

　　【关键词】近代；长三角；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产业分工

　　【作者简介】郭爱民，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南京农业大学中华文明研究院博士后（江苏南京2100971。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12.4.143—152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四批特别资助项目“农民的生产、消费、储蓄与社会转型”（项目编号：201104533）和第47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农民生产能力的增长与社会转型”（项目编号：20100471346），以及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国时期长三角与工业化时期英格兰社会转型比较研究”（项目编号：09LSA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是劳动者或劳动群体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农产品的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性指标。长期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是中西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仅就观点而论，这些研究可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南宋至清代中后期，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呈下降（或停滞1趋势，这是史学界的主流看法。下面简单罗列这一派别的研究成果。根据陈振汉的研究，明清之际，在太湖流域，一个壮年农民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在长时期里停顿在每年20石米的一个光景[1].吴慧的研究表明，中国每一劳动力的粮食生产效率折合成品粮，战国中晚期为2027市斤、西汉末2151 市斤、唐2396市斤、宋2179市斤、明2255市斤、清中叶1260市斤[2]。庞卓恒的研究表明，“公元前5世纪……有一个主劳力的农户能够年产粮2025公斤”，至清末，江南吴中地区的“上农”年产稻谷1750 公斤[3]。根据侯建新的研究，宋代农户的农业劳动效率为1267.5公斤[4]，明中叶南方农户的农业劳动效率为2173公斤，清中叶南方农户的农业劳动效率为1941公斤[5]。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逊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人均GDP，在公元1300-1800年处于停滞状态，公元1800-1950年处于下降状态[6]。在麦迪逊研究的这两个时段，中国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收入在人均GDP中占绝对优势，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应与人均GDP趋同。美国学者黄宗智提出了“过密型增长”的理论，诠释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停滞[7]。英国学者尹懋可归纳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的理论，解释明清时期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停滞[8]。另一派以李伯重为代表，认为南宋至清代前中期，江南的农业劳动效率处于增长状态，他的研究表明，在南宋、元代、明代、清代前中期，每个劳动力的谷物年产量分别为17、18、21、28石，而且，“在1850年以后的一个世纪中……江南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见提高”[9]。

　　以上综述表明，中西学者关于中国历史上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近代之前。尽管麦迪逊、李伯重的上述研究涉及到了近代时期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但他们并没有量化出具体的数据。本文拟以农家为单位，对其一年内生产的谷物数量进行量化，分析近代长三角地区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变化趋势，探究影响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因素，并诠释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对产业分工的影响。

一、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量化

　　首先，探讨这一时期长三角地区农家田场的使用情况。根据方行的研究，“松江府、太仓州一带，在明代，棉田约只占耕地面积的50%左右，到清代中叶，则已占到60%一70%……苏州的常熟、昆山各县，常州的江阴、靖江、武进各县，也都生产棉花……苏杭嘉湖四府共三十余县，其中种桑养蚕的达二十五个，几乎县县都业蚕桑”[10]。根据李伯重的研究，“明清时期……在江南最主要的部分——江南平原（或称太湖平原上），逐渐形成了三个相对集中的作物区：东部和北部沿江沿海地带的棉区、太湖南部低洼地带的桑区和太湖北部地带的稻区”[11]。在桑区，一个普通农户“须治桑2亩……种稻6亩”；在棉区，“种棉5亩……种稻2.5亩”；“桑区和棉区不种桑、棉的农户以及稻区的农户……各地种稻农户耕作能力……都趋向于每户10亩左右”[12]。前人的研究表明，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田场的使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种植谷类等粮食作物，另一部分种植棉、桑等经济作物。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方行、李伯重研究成果中，稻田、棉田、桑田三者的比重基本上是一致的。以李伯重上述研究中清代太湖平原上三个作物区三种作物面积的大致比例为基准，可得出稻田面积与桑、棉田的面积之比为6.17:2.33。

　　其次，估算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谷类作物的亩产量。清代中后期，长三角地区的复种指数得以提高。在苏州府，谷物类作物包括：“稻之属：箭子稻、香子稻、輭黄粳、红莲稻、雪里揀、稻翁楝、天落黄、芋艿黄、再熟稻……麦之属：大麦、小麦、荞麦、紫杆麦、舜歌麦；豆之属：黄豆、黑豆、绿豆、白扁豆、豇豆、蚕豆”[13]。在江宁、上元两县，“秋种麦来牟仲夏种粳稻糯稻”[14]。在靖江县，“麦有大麦、小麦、元麦、荞麦，稻有糯秫也，米皆九十月获”[15]。在六合县，“谷之属”包括“稻、麦、稷、黍、梁、豆、麻、芝麻”[16]。这些资料表明，清代中后期，长三角地区的谷类作物主要分为夏收的麦类和秋收作物的稻、豆类[17]。根据赵冈等人的统计，“清代南方水田复种指数为131.l%”[18]。同时，在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江宁以东、崇明岛以西这个范围内，各个县份的水稻亩产量各不相同。由表1，

表1：清代中后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稻谷的亩均产量（单位：石）

　　资料来源：赵冈等编著：《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第16-18、39-40页。

　　这个区域稻谷的平均亩产量为3.09石。赵冈等人认为，“高产达亩米3石的也仅占其一部分，还有其他中田下田亩产并不这么多，亩产米3 石的在这里与低产田的亩产起抵消作用而出现平均化的倾向”[19]。吴承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根据其研究，“清代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的亩产量一般在米1.5-2石间，按1.5石计，合谷3石，即400斤”[20]。由此可以肯定，稻谷亩产3.09石（合412斤）是一个较为可信的数据。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粗略地估计，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粮食作物的全年亩产量为412×131.1%=540斤。

　　再次，分析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普通农家种植谷类作物的面积。由于没有直接的资料，从人口状况人手，逐步推算农家种植谷物的土地面积。先看看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的户均人口状况。在六合县，“乾隆四十六年民卫共户陆万四千四百九十，共口叁拾一万八千六百八十三”[21]，户均4.94 人；“光绪三十四年，册报户三万九千有余，口二十四万三千九十六”[22]，户均6.23人。在吴县，“康熙五年版籍，吴县户六万五千七百十二，口二十六万五百六十七；宣统二年，警察局调查吴县正户六万八百五十八，附户九千三百二十二，男十七万七千五百九十五，女七万一千七百二十九”[23]，可以推算，康熙至宣统年间，吴县户均人口在3.55-3.97间波动，其中间值为3.76。在江阴县，“宣统三年编查户口，总其全县户计十二万四千六百三十四，口计六十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七”[24]，户均5口，该数据可以反映出江阴县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人口概况。1838年，嘉兴府的总户数为541386，总口数为2933764[25]，户均5.42人。在嘉兴府下辖的7个县中，户均人口在4.80-6.37之间波动[26]。在吴江县，“旧乾隆九年，户六万四千七，口二十四万七千二百十一”[27]，户均3.82口。从以上府县的人口资料，可以推测，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农家户均人口在3.76-6.2间波动，中间值为5，户均5口可视为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农家规模的一般状况[28]。

　　再看看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城镇人口的比重状况。二十世纪晚期以来，江南城镇人口的比重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广泛的关注。刘石吉修正了饶济凡、施坚雅的数据，他以竺可桢根据寄华传教士1920年报告所作的统计为蓝本，对江浙两省大城邑占总人口的比例进行计量，认为“江苏省一万以上城邑人口占总人口的19%，十万以上则占了13.1%……浙江的比率亦占14.4%，大半都市均集中于浙西及宁绍平原”[29]。从研究地域和时间上，可以判断，刘石吉的统计数据不能反映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城市人口的比重。徐新吾估计1860年松江府“非农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约为15%[30]。徐新吾的数据限定于十九世纪的松江府，以此为基础，李伯重研究了江南地区城市人口的比重，“1850 年除去苏、杭、宁三大城市外的整个江南地区的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与1860年松江府的水平（15%）相当，然后再加上三大城市的人口（约占江南总人口的5%），那么江南城镇人口的比重应当在20%左右”[31]。据此看来，李伯重的估计反映了十九世纪中期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的比重。这样，根据表2中的数据以及以上分析，十九世纪中叶，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六府（即长三角的江苏部分1 的农村人口应该为19 336 904×80%=15 469 523人。

　　根据上述计量的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六府的农村人口数量以及估算的长三角的户均人口，可以推算出十九世纪中叶这六府的总户数为15469523/5=3093905户。

　　根据上文推算出的长三角地区江苏省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六府的农户总数以及表3所示浙江省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五府的农户总数，可以得出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的农户总数为5968697户；同一时期这十一府的土地总量为59681764亩（如表3）。进而，可推算出这一时期长三角地区普通农家的田场规模为59681764/ 5968697=10亩[32]。再根据上述估算的农家田场用于谷类作物面积和经济作物面积大致为6.17:2.33的比率，可以推算，十九世纪中叶户均谷类作物的面积大致为7.3亩。

　　这样，根据以上估计的户均稻田面积7.3亩、谷物全年亩产量540斤，可以计量出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一个普通农家全年生产稻谷的数量，即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为：7.3×540=3942斤（合197 1公斤）。[33]

表2　清嘉庆二十五年江苏省部分州府人口数量（1820年）

　　注：“总计”一栏系笔者加总的数据。　　

　　资料来源：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73页。

表3：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诸府州户数、田亩数量

　　注：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六府的农村总户数系笔者上述计量的结果；“总计”系笔者加总的数据。

　　资料来源：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401-405页。　　

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长三角地区农业劳动效率的量化

　　分析这一时期长三角地区农家耕地的利用情况。根据费孝通1936年的江村调查，“开弦弓90% 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桑树在农民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34]。根据李霈玉的调查，在江宁县淳化镇，“稻麦为……主要作物，耕种地面最广，副要作物有豆类、瓜类、山芋、芝麻、棉花等”[35]。根据石其全的调查，在浙江省吴兴县，“栽培作物，除桑树为常年作物，其他计有水稻、小麦、菜籽、蚕豆、豌豆及芋头等”[36]。根据王树荣的调查，在江都县，“作物种类主要者有小麦、大麦、稻、黄豆、蚕豆等。各种作物在总作物面积中之比率，以小麦为最高，共占47.6%，稻次之，占37.2%。故此两种作物，为本区之主要作物也”[37]。以上社会调查表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长三角地区的耕地利用与十九世纪中叶大致相同，粮食作物为主，辅以经济作物。张心一按照作物的用途，把这一时期长三角地区的农作物大致分为食粮类、工业原料类。依照他的划分，在长三角的苏南部分和浙北部分，食粮类、工业原料类作物大致相同，但有微小差异。在苏南，“食粮类——稻、小麦、大麦、豌豆、玉米、高梁、甘薯、小豆、蚕豆、小米；工业原料类——大豆、花生、油菜、棉花”[38]。在浙北，“食粮类——稻、小麦、大麦、蚕豆、豌豆、玉米、甘薯、小米、芋、高梁、马铃薯；工业原料类——大豆、棉花、烟叶、油菜、甘蔗”[39]。

　　这里，笔者以1929年4月至1930年6月由张心一负责、立法院统计处进行的全国各县农业调查数据为基准，拟从中抽取长三角各县农家的户数加总，得出长三角地区的农户总数；再抽取各类食粮类作物的产量，对照稻谷进行折算加总，求出长三角地区食粮类的总产量，并折合为稻谷的重量；进一步推算出单个农家年生产稻谷的数量。不过，须注意的是，不同的谷物类别提供的营养成分和热量迥异。如果采取按营养成分折算的方法，把若干种谷物折算为同一种谷物，难度较大。笔者拟采用按热量折算的方法，将一些发热量较低的谷物类别折算为相对较高的谷物类别。如表4，籼米、粳米、糯米、小麦粉、高梁米、蚕豆、豌豆、小米、玉米的发热量相对较高，且差别不大；而芋头、土豆、甘薯的发热量相对较低。可选择粳米作为发热量相对较高谷物的统一标准，将芋头等的产量折合为粳米。由表4，可推算出，4338单位芋头、4506单位土豆、2732单位甘薯可折合为1000单位粳米。

表4　常用食品热量表（单位：千卡，每100克）

　　资料来源：凌强、田克勤编著：《食品营养与卫生》，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 234-240页。

　　根据张心一先生在1930年进行的调查统计，如表5，笔者选取长三角江苏地区38县、浙江地区16县进行量化。在这54县内，江苏、浙江地区的农户数量分别为2844193户和644981户，合计3489174户；江苏、浙江地区折合后的混合稻谷数量分别为11439843千斤和2589846千斤，合计14029689千斤。根据这些数据，可以计量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长三角地区每户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为14029689千斤/3489174户=4020斤（合2010 公斤）。需要说明的是，在张心一的调查中，“农产等的数量只指平常年间的情形”[40]。因而，笔者的计量结果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常年下的户均农业劳动生产效率。

表5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长三角农户数量、食粮类作物年生产量统计

　　A．江苏省有关县份

　　B浙江有关县份

三、影响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主要原因的分析

　　根据上述计量，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一个普通农家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为折合混合谷物1971公斤，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了2010公斤；近百年间，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长几乎停滞。按照笔者的计量，在工业化时期（1700-1880）的英格兰，常年下农家的农业劳动效率由工业化初始阶段的5 198公斤飙升到工业化晚期的78056公斤[41]。和工业化时期的英格兰相比，近代长三角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极为低下。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生产力就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的实践能力。从生产者个人来看，生产力……表现为他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出来的有形产品或无形产品（即‘服务’1的总量”[42]。同时，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是农业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农产品的数量，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产力主要而具体的体现。以上关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纵向比较和横向联系表明，近代时期，长三角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处于停顿状态，农民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

　　影响农民生产能力的因素多种多样，诸如政治、法律、文化、战争等。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主要与农民长期受到政府和地主的压制程度有关。在长三角地区，首先，农民要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交纳沉重的捐税。税收包括正税和附税。以武进县为个案，看看民国期间正税和附税的关系。表6说明，1925-1932年，武进县附税的额度逐渐提高，几乎与正税等额。其次，农民还要向地主交纳沉重的地租。在长三角地区，永佃制流行。按照赵冈的研究，永佃田占江南地区土地面积的90%[43]。按照费孝通的调查，户均农场面积10亩，“正常年景，每亩地能生产6蒲式耳稻米……平均每亩地约交2.4浦式耳租米”[44]。这样，在开弦弓村，农民的地租负担为24蒲式耳，稻米的年总产量为60蒲式耳；同时，赋税负担为9.43元（折合3蒲式耳）[45]。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计量出农家的地租负担为24/60=40%，地租和赋税负担的比重为（24+3）/60=45%。长三角农家负担之重，可见一斑。

表6：武进每亩正附税比例（1925-1932年）　单位：分

　　资料来源：万国鼎、庄强华、吴永铭：《江苏武进南通田赋调查报告》，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1971年影印版，第60页。

　　在近代的长三角地区，由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农民的负担极其沉重，在正常的年景下，普通农家的净余基本为负数[46]。因此，民国期间，尽管已经开始从海外进口农业机械（如表7）但普通农民对农业生产方面的投资仍是微乎其微，他们的生产工具十分简陋。在江宁县淳化镇，农具仅限于犁、刀耙、水车、粪斗、斧头、榔头、锄头、镰刀等类别[47]。在毗邻苏南的浙江，农具包括犁、方耙、大锄、小锄、稻筒、手车、脚车、牛车等[48]。当时的有识之士哀叹道：“清至现在……此二三百年中，我国农具，无甚变化，仍处于停滞状态中。”[49]同时，由于净余率为负数，普通农家节衣缩食，很少购买工业用品，致使内需缺乏，新兴的乡村工业难以发展壮大，农民的生产能力被牢牢地限制在狭小的空间之内。当时，开弦弓生丝产销有限合作社拥有资金9386元，属吴江县实力最为雄厚的新式蚕丝企业，名列第二的蚕丝企业—八都信用无限合作社拥有股金420元[50]。由于缺乏内需，仅靠国际市场拉动，1930年后，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个合作社年年亏损[51]。生产投资小、生活消费低下，使农民的生产能力停留在小农生产的范畴。

　　由于经济上受到压制，剩余很少，农家对教育方面的投资微乎其微。即使有些农家子弟获得了识字的机会，受教育的年限也颇为短暂，整个乡村还是以文盲半文盲为主的社会。在江苏金坛县王母观村，共有学龄儿童163人，求学儿童有92人，占全数之57%；求学之年数为两年半[52]。在开弦弓，“据徐德昌老人的回忆，当时……村上大多数孩子从小就帮助家里打理农活，割草养羊，能够读完小学的人很少，谈不上什么入学率。十来个适龄儿童能经常去上学的不过有三四个，能读完五六年级补习班的就算是很不容易了”[53]。在松江县，在调查的63户285名农民中，男子占124名，女子占161名，文盲比率达90%[54]。在句容县，进过私塾的男子为22000人，占10 岁以上男子的22%；进过新式学校的男子为9800 人，占10岁以上男子总数的10%。进过私塾的女子500人，占10岁以上女子总数的6.5%；进过新式学校的女子1000人，占10岁以上女子的10%[55]。由于政府和地主的压制，农民把几乎半数的产品都作为地租和赋税上交，按照松江县和句容县的数据，大约90%的人口连受教育的机会都被剥夺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自身的发展和生产能力的提高。

表7：民国期间农业机械进口数量海关报告（单位：海关两）

　　资料来源：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中国农村崩坏之诸项》，《中华农学会报》第82、83期，第63-64页。

结语

　　以上研究表明，在近代的长三角地区，耕地以种植谷类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为辅。常年下，普通农家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所折合的混合谷物由十九世纪中叶的1971公斤提高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2010公斤，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生产力是劳动者物质生产的能力，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是转型时期生产力的具体体现，是农民生产能力的量化数据。影响近代长三角地区农民生产能力的因素很多，从经济方面考虑，关键在于负担过重，压抑了他们的生产能力。根据亚当·斯密的农业和非农产业分工理论，“由于土地改良和耕作的结果，一家的劳动，能供给二家的食物，于是半数人口的劳动便足以生产供给全社会的食物，所以其余半数，至少其中的大部分的劳动，能用来生产其他物品，即用以满足人类其他欲望和嗜好”[56]。同时，根据帕金斯的研究[57]，可以推算，中国人均年消费谷物275公斤；根据上文数据，近代长三角户均人数5口；户均年消费谷物275×5=1375公斤。因而，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一个普通农户生产的谷物可以养活1971/1375：1.43户，除了自家，可为另外的0.43户提供粮食；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可养活2010/1375 =1.46 户，可为另外的0.46户提供粮食。由斯密的分工理论和笔者计量的近代长三角农家生产的粮食可以支撑的户数，可以找到近代长三角地区农业和非农产业难于分工的内在原因——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下。

注释：

　　[1]陈振汉：《明末清初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地租和土地集中》，《经济研究》1955年第3期。

　　[2]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

　　[3]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第159-160页。

　　[4]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

　　[5]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7、264、268页。

　　[6][英]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吴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安格斯·麦迪逊：《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吴晓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7][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77-78页。

　　[8]Mark Elvin.The Pattem of the Chinese Past,London: Eyre Methuen, 1973, preface,p. 318,p. 298, pp. 312-313.

　　[9]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生活·读书·新知i 联书店2003年版，第83、336、343页。

　　[10]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405-415页。

　　[11]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12]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第264-265页。

　　[13]《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物产》。

　　[14]《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七《食货二》。

　　[15]《光绪靖江县志》卷五。

　　[16]《光绪六合县志》卷二《田赋志》。

　　[17]需要说明的是，“麦之属”的荞麦却是秋收作物，“七月种九月熟”（《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物产》1。根据吴承明的研究成果，“在南方，江、浙明代已行麦（豆）、稻一年两熟制，即水旱轮作。清代推广到湖南、江西，两省地方志和《抚郡农产考略》均有记载”（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H_}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1。

　　[18]赵冈等编著：《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I995年版，第55页。

　　[19]赵冈等编著：《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第16-18、39- 40页。

　　[20]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21]《光绪六合县志》卷二《田赋志》。

　　[22]《民国六合县续志稿》卷四。

　　[23]《民国吴县志》卷四十九《田赋六·户口》。

　　[24]《民国江阴县续志》卷五《民赋·户口》。

　　[25]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0页。

　　[26]光绪《嘉兴府志》卷20《户口》。

　　[27]《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九《赋役二·丁口》。

　　[28]李伯重的研究表明，“从明清江南的情况看，一个普通的小农家庭，一般仅包括一对夫妇及其未成年的子女和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总人口约在五口上下”（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第241页1。

　　[29]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40页。

　　[30]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212页。

　　[31]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生活·读书·新知i 联书店2003年版，第245-246页。

　　[32]李伯重教授关于明清时期江南农家田场规模的研究表明，“在1620年前后大约是每户（即一个家庭农场）平均有耕地14.5亩，而1850年时则是每户约耕8.5亩。以‘户耕十亩’为标准来看，前者比这个标准多出45qo，而后者则仅只少了15%……因此，就清代中期的情况而言，‘户耕十亩’之说是可以大致成立的”（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33]靳辅指出，苏松嘉湖地区，一夫只耕十二三亩，“其岁收粒米，肥田不过三十余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靳辅：《生财裕饷第一疏》，陆耀《且问斋文钞》卷十五；转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204页1。按照这个标准，清初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地带苏松嘉湖地区耕种一般田地的农家每年可收稻谷25石左右，合3333斤（1667公斤）。靳辅的估计没有考虑农家植桑、棉的状况。

　　[34]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l页。

　　[35]李霈玉：《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农家生产的研究》，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论文．1938年。

　　[36]石其全：《浙江省吴兴县菱湖镇一百农家四种主要作物生产成本与收益》，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毕业论文，1948年。

　　[37]王树荣：《江苏省江都县九十三农家土地利用之研究》，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论文，1936年。

　　[38]张心一：《各省农业概况估计报告-江苏省》，《统计月报》（立法院统计处刊行）第二卷第七期（1930年），第41-42页。

　　[39]张心一：《各省农业概况估计报告-浙江省》，《统计月报》（立法院统计处刊行）第二卷第八期（1930年），第45-46页。

　　[40]张心一：《各县农业概况调查》，《统计月报》（立法院统计处刊行）第二卷第七期（1930年），第3页。

　　[41]See The Growth of Rural Households’ Production Ability and Social Changes, 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CCPN/ newsAndEvents/CCPN.htm#generated-subheading2, December 9th．2009．

　　[42]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第103页。

　　[43]赵冈：《永佃制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

　　[44]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33页。

　　[45]详见郭爱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长三角农家收支、净余率与商品率的计量考察》，《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46]详见郭爱民：《二十世纪二i十年代长三角农家收支、净余率与商品率的计量考察》。

　　[47]李霈玉：《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农家生产的研究》。

　　[48]赵兴民：《浙江省杭县余杭临安于潜四县农具之研究》，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论文，1936年。

　　[49]曾启宏：《中国农具略史》，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论文，1937年。

　　[50]《调查统计·吴江县合作社社务概况表》，《吴江县政》第3卷第3期（1936年9月1，第126-132页。

　　[51]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52]参见冯锐：《江苏金坛县王母观村乡村调查报告》，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乡村教育及生活研究所，第23-24页。

　　[53]周泉奎：《开弦弓村教育状况调查报告1930 -2007 年》，存放于吴江市开弦弓小学。

　　[54]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海事务所调查室，1940年，第225页。

　　[55][日]大塚令三：《江苏省句容县人口农业调查报告》，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1940年，第1 1页。

　　[56][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等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57页。

　　[57]“过去中国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规定下限和上限似乎也是合理的。下限似乎应该在二百公斤左右，上限可能是三百五十公斤。”（[美]德·希·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宋海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11页）在帕金斯按人计算粮食的上限和下限之间，中间值为275公斤。

来源：《经济史》2012年第4期

　　【关键词】开滦煤矿；生产函数；Solow余值

一、相关背景与研究思路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开滦煤矿是中英合资的大型煤矿企业，系河北开平煤矿和滦州煤矿的合称。开滦煤矿的前身为1878年清政府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开平矿务局”，——开平矿务局经营卓有成效，为当时所办新式煤矿中成功之代表，但不幸于1900年庚子国变时落入英商之手成为英资煤矿；滦州煤矿为1907年招集民族资本创办，原为试图收回开平而设，但终于在与开平的竞争中失利，为开平所并。1912年二矿实行名义上的联合，称“开滦矿务总局”，实际为英商掌控；1934年进一步合并，正式成为合资煤矿，人们通常简称其为开滦煤矿。[①]

　　开滦煤矿是中国近代煤矿业中的巨擎。从1881年开平矿务局之唐山矿开始出煤至1923年，它的产量一直是全国之冠，1923年以后，辽宁抚顺煤矿（日资）产量开始超过开滦，成为全国产额最巨之煤矿。然而这并不影响开滦矿的重要地位。从纵向看，开滦历整个近代一直连续不断的出煤，产量一直是扩充之势[②]，长期以来供应着天津、上海等多个城市和地区的工业生产和生活用煤，而同期或更早开办的煤矿鲜有能够如此“长盛不衰”者[③]；从横向看，开滦煤矿规模庞大，其资本、技术装备、工人人数在全国首屈一指，优势极为明显，并且煤质较好[④]，国内除抚顺以外的其它大型煤矿实力明显不敌开滦[⑤]。

图1　开滦煤矿产量趋势（1881~1948）

　　资料来源：根据《开滦煤矿志》（第二卷）数字汇总

表1　中国近代各主要煤矿情形（20世纪30年代）

　　资料来源：根据侯德封《中国矿业纪要（第五次）》“第四十八表 民国廿二年中国本部各大矿出产情形”、“第五十七表 东北四省主要煤矿产煤能力表”，“一 煤 （六）矿工”（第106-8页）汇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印行，中华民国24年12月）

　　说明：（1）本表对主要煤矿的选择主要以“全年产量”为标准，排名在前者择入表内。

　　　　　（2）“资本”为注册资本数，“全年产量”为1933年数字，“工人数量”为1933、1934年数字。

　　关于开滦煤矿的研究，自近代已经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然而时代不同，关注侧重有所不同，由此形成经济史、企业史、中外关系史、工运史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集中于历史沿革、工人问题和生产经营三大主题。这里限于文章篇幅和主题，不能系统回顾。仅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20世纪60年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成员曾赴开滦搜集和整理了围绕矿权演变的资料，以此为基础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⑧]；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注意考察开滦作为一个企业经营实体的经济行为和相关市场运行，于是有一系列涉及生产销售、企业经营管理及中外经济关系的文章[⑨]。又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由于开滦煤矿内部保存有自20世纪以来的企业档案，内含连续完整的数据资料，使得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些工具方法得以应用，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叙述和定性研究方法。在这方面，南开大学王玉茹曾运用古典经济学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分析了资本与劳动在开滦煤矿生产中的配置组合，进行了相应的复相关系数测定，开数量分析之先河。后来，梁华、张晓峒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了以销售量和吨煤售价为自变量、以公司利润为因变量的函数关系模型，分析开滦煤矿利润的影响因素。

　　数量分析有助于弥补经验认识的不足或检验已有的判断。如在王玉茹的研究中，通过对开滦历年总成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即资本有机构成）、工资成本、吨煤平均售价等数据进行的复相关系数测定，认为“特权”（主要体现为运价和税负的低廉）只是在某一时期影响开滦的经营效益，而体现生产要素投入组合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吨煤价格才是决定利润率的主要因素。[⑩]梁华、张晓峒《开滦煤矿利润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1903-1940）》，根据建立的函数关系模型，观察到开滦煤矿利润对吨煤售价的弹性相对较小、对销煤量的弹性则较大，由此通过变动价格获取利润的空间非常小，扩大销煤量是提高利润的重要手段，——这验证了开滦煤矿决策者以扩大销量而非提高售价为经营策略的有效性。

　　本文从研究方法角度，实际上延续了这样一条数量分析的理路。但本文的研究对象并非围绕开滦利润，而是希望通过建立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函数模型并进行相应的“Solow余值”测定，在数量上确定不同投入要素对产出的影响，以探讨开滦煤矿该时期内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实际因素。

　　经济学中常用生产函数表示投入与产出间的数量关系，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和劳动是两个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一般用Y=F（K，L）表示，其中Y代表产出，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Solow, R. M.）指出，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和劳动两个生产要素的投入，还取决于技术变化因素，产出量的增长是由资本数量的增长、劳动数量的增长和技术进步共同贡献的结果。索洛进一步提出度量技术进步的总量增长方程，并用其来分析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增长，得出技术进步对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增长贡献为87.5％。[11]这一发现正式确立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索洛用以衡量技术变动的方法，实际上是以产出增加部份不以资本及劳动的增加来解释的部份为技术变动，此即“Solow余值”的由来；而用“Solow余值”除以产出增长，即为“Solow余值”贡献率。本文的思路，即利用开滦煤矿1905-1936年的生产数据，建立这一时期的生产函数模型，然后计算历年的“Solow余值”及其贡献率，以观察资本、劳动及这一余值历年所发挥的作用。

二、生产函数模型的建立与“Solow余值”的测定

　　按照计量经济学的建模步骤，完整的建模应包括模型的设定、样本数据的收集、模型参数的估计与模型检验四个方面。下面根据这一步骤建模。

　　首先是模型的设定。如前所述，现代经济学中常引用生产函数来描述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某种组合同它的产出量之间的依存关系。生产函数常以Cobb-Douglas幂函数的形式出现[12]，其表达式如下：

[13]

　　在这一函数中，Y代表产出量，K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A、α和β都是待估参数，如果有足够的生产数据便可对这些参数进行估计，得到具体的函数形式。从经济意义上讲，α、β为要素的产出弹性，A是固定系数。要素的产出弹性（Elasticity of Output）即，当其他投入要素不变时，该要素增加1%所引起的产出量的变化率。这里即采用这一生产函数形式。

　　第二步是样本收据的收集。上述函数中的产出量、资本、劳动，只能称为“因素”，为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必须选择适当变量来表征这些因素，这里以年产量表征产出量，不变资本数表征资本，矿区工人数表征劳动。[14]其中，资本照其来源本是股本、借入资本、各项公积准备和盈余滚存等各部分组成的总额，由于其中已包含着工资支付（即可变成本），而这将与劳动的投入相重叠，应将其剥除，所以采用直接反映固定资产投入的不变成本数代表资本投入；劳动方面，由于开滦是包含煤炭生产、航运码头、焦炭炼制等在内的多种产业经营[15]，而煤炭生产主要与矿区工人数相对应，所以这里选取矿区工人人数。在时间上，三组数据从可得性角度，皆齐全且连续的年份始于1905年，而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开滦的生产受时局因素影响增强[16]，故选择1905年至1936年的数据[17]。三组数据见表2所列。

表2　开滦煤矿历年产出、资本与劳动数量（1905～1936）

　　资料来源：（1）煤产量，自《开滦煤矿志》第二卷，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311－314页。（2）不变成本，自王玉茹《开滦煤矿的经营效益分析1903/04—1936/37》“表1 开滦煤矿历年总成本及组成变化 （1904/05—1936/37）”，《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具体计算情形参见原文说明。（3）矿区工人人数，自《开滦煤矿志》第三卷，第137、139页。

　　第三步是模型参数的估计。先将上文的生产函数等式两边取对数，转化成线性方程[18]，即

　　根据上述线性方程，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再应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5.0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软件的输出结果如下：

　　第四步是进行模型检验。在进行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回归分析时，必须对所研究对象是否满足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下的基本假定进行检验，这种检验称计量经济学检验。如果检验发现存在违背基本假定的情况，则不能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而必须采取补救措施或发展新的估计方法。根据上表，D-W统计量为0.29[19]，表明模型存在严重的一阶序列自相关性。[20]计量经济学模型一旦出现序列相关性，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法估计，会出现许多不良后果，如：参数估计量非有效，变量显著性检验失去意义等。这里采取广义差分法对此进行补救，以克服序列相关性对模型的影响。[21]

　　再次应用软件Eview5.0进行回归，输出结果如下：

　　对上面两个结果进行比较，选取前一个结果。由此，得出α=0.211，β=0.519，即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211和0.519，因此具体的生产函数模型为Y=AK0.211L0.519

　　现在已经得出开滦在这一时期的具体生产函数模型，接下来可以进行“Solow余值”及其贡献率的计算。

　　索洛将技术因素引入生产函数后，进而提出了用总量生产函数度量技术进步的总量增长方程，他认为产出量的增长是由资本数量的增长、劳动数量的增长和技术进步共同贡献的结果。[22]用数学表达式表示即：

　　其中，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式中后两项分别表示资本数量的增长和劳动数量的增长对产出的贡献；ΔA /A是余项，被用来度量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将开滦历年的产出、资本、劳动的数据代入方程，计算相应年份的ΔA /A，即“Solow余值”，计算公式为：

　　其中，α、β已知，Δy/y、ΔK/K、ΔL/L皆是以1905年为基期的各自的增长幅度。同时，也将历年资本数量的增长贡献（α×ΔK/K）和劳动数量的增长贡献（β×ΔL/L）计算出来，与“Solow余值”同除以总量增长（ΔY/Y），得出资本、劳动、“Solow余值”各自的贡献率（如表3所显示）。将表3绘制成图，如图2所显。

表3　历年资本、劳动、“索洛余值”增长对总产出增长贡献率（1906～1936）

图2 资本、劳动与“Solow余值”对开滦煤矿产出增长的贡献率（1906～1936）

三、对“Solow余值”及其贡献率的解读

　　表3和图3的示意结果，可说超乎意料。一般从经验认识里，投入越大，则产出越大，可是根据这里的结果，资本和劳动作为生产中最主要的要素投入，却不能同样“最主要”地解释产出的增长。从1906～1936三十年间，“Solow余值”的贡献率长期超过劳动与资本的贡献率。三者平均贡献率分别为：资本16.2％，劳动26.2％，“Solow余值”57.6％。这似乎说明开滦长期以来的产出增长主要不是来自资本和劳动的贡献，而是“Solow余值”贡献的结果。

　　“Solow余值”按照索洛的本意，是用来度量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但从计算的角度，这一余项实际上是从产出变动中扣除由于资本及劳动的影响所剩余的部份，亦即产出增长中不能被资本、劳动数量的增长所解释的部分。实际上，余值是否可以惟一的为技术进步所解释，是个存疑的问题。而除了技术进步因素外，组织效率的改进，管理水平的提高，规模经济效应以及新产品的开发、新工艺的发明等等，都有可能对产出增长形成影响而涵括在这一余项中。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索洛用以示意技术进步的“余值”内涵也向广义延伸，终于发展到今天经常使用的“全要素生产率（TEP）”概念[23]。而这里需要阐明的是，本文对“Solow余值”一开始即作广义理解，即不以技术进步为对“Solow余值”惟一甚至主要的解释。

　　实际上，就开滦的技术进步而言，如果以人均采煤效率衡量，中国近代煤矿的平均每工采煤效率为0.65吨[24]，开滦大致上1912/13年度为1.09吨，1936/37年度为1.26吨，[25]——虽远高于平均水平，但从自身发展上看提高缓慢，甚至1937年后还有不足1吨的情况[26]，可见技术进步速度并不快。

　　那么，如果不是技术进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Solow余值”贡献率的高值，从长期看，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资本、劳动、“Solow余值”各自贡献率的涨落？这需要结合经验观察来分析。

　　首先，从1906年至1917年，“Solow余值”的贡献率一直处于上升状态[27]。考察这一时期开滦的经历，英国人入主开平后进行了制度上的“外科手术”，包括裁汰冗员、改革机构等，使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式经营管理企业。此前的“开平矿务局”，虽然是众多洋务新式企业中卓有成效者，但是管理人员以办矿为做官，致使人浮于事、营私舞弊、虚靡浪费、层层揩油。据1887年6月24日《北华捷报》的一篇报导，“当开平矿山正在欣欣向荣、继续发展的时候，所有督办、总办和其它大员的三亲六戚都成群结队而来。而且完全不管他们能否胜任，都一律委以差使，把他们养得肥肥的”[28]。这种情况到英人占据前更为严重，——1901年出任开平公司总工程师的胡华（即赫伯特·胡佛，美国第31届总统）发现，工薪单上竟虚报了6000个名额，而掌管该事的职位是以5万元购得的[29]；胡华在“开平矿务公司报告”（1900年）中还曾反映“公司采用中式记帐，既不能用来、也不打算说明成本。所列出的各项费用除表示可能达到的最大数额外，也没有什么价值”[30]。可见，开平煤矿在被英人占据之前，经营上存在很大的问题。1900年开平煤矿的丧失，除了矿权易手外，最重大的变化是企业制度上的变革，而这一变革不可能对其产出效率毫无影响。1912年二矿联合后，经营上又有调整，同时又集中了最先进的生产设备。所有这些因素作用于产出上，都形成了“Solow余值”贡献率的涨高。

　　从1917年至1936年，余值贡献率逐渐呈下降态势，而资本和劳动贡献率则相应呈增长趋势，并且劳动贡献率甚至在1932年开始超过“Solow余值”的贡献率。考察这一时期的历史，企业制度较先前已无重大变革，企业规模也基本稳定下来[31]，基于组织效率和管理水平提高而形成的生产改善，以及二矿联合后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果等，已不再能对产出增加持续发挥效果。另一方面，开滦虽然在技术实力上始终处于一流，但与从前相比，已不再有绝对优势，特别在技术更新上，有时反不如其它煤矿主动。比如，近代首先应用割煤机采煤的是中兴煤矿，而第一个购买割煤机的是保晋公司阳泉煤矿[32]；再如，萍乡煤矿早在1907年用上了电机车进行井下运输[33]，而开滦煤矿在井下大巷使用电机车则始于1929年[34]。由此，这一时期“Solow余值”的贡献效果开始日益不显著。

　　最后，就资本与劳动的比较而言，1911年以前，资本要素的贡献率高于劳动的贡献率，从1912年开始，劳动贡献率开始超过并长期高于资本贡献率，——这可以与经验观察互为参证。1908/09年度的总经理年报中说：“设备的生产能力超过了现在的需要，但随着产量的进一步增长，……这一不足之处即将归于消灭”[35]。事实上，在技术设备已能充分发挥功用后，英人更倾向劳动的使用，并且发展到后来越来越偏重于劳动的投入，前文采煤效率的例子也说明开滦后来并不主要依赖设备的投入或机械化来提高总煤产。究其原因，正如开滦总经理杨嘉立（英国人）1930年所说：“无论何项工业莫不以减少雇工为目的，而减工之宗旨实在于减轻成本。今在工价低贱之国，从经济方面而论，实无利用省工机器之必要。”[36]由此，在开滦后期的生产增长中，劳动的贡献率较大。

四、对几个问题的“回应”和思考

　　本文的研究在成果展示过程中，曾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意见，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进行“回应”。

　　首先是“Solow余值”的适用性问题。在现代经济学中，“Solow余值”经常被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中，而本文却将之运用于微观分析，由此产生适用性的疑问。其实对于“Solow余值”法在社会总生产问题上的有效性方面，笔者心存疑问，主要理由在于其生产函数型式的设定假设上，——总生产函数显然采用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型式，但社会总生产五花八门，既包括农业、工业等不同类型的生产，也存在跨国生产和世界性分工体系等诸多复杂因素，由此社会总生产函数未必与厂商生产函数同型，以此来测度社会全体产出中的技术进步（广义），可能存在巨大误差。而开滦是单个厂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本也是微观生产模型，因此这里认为“Solow余值”方法可以适用。

　　再就是开滦生产模型的建立。生产函数的设定经常会受到质疑，——因为影响产量的因素有很多，不是仅仅关乎资本、劳动等的投入。应该说，同样是建立生产模型，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同，研究的行业不同，变量选择是不同的。在生产问题中，已经明确属于供给不足的情况，那么影响产出量的因素就应该在投入要素方面，如果属于需求不足的情况，那么影响产出量的因素就应该在需求方面；如果研究的对象是消费品生产，应该选择居民收入等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如果研究的对象是生产资料生产，应该选择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变量作为解释变量。[37]就开滦的企业性质和在近代生产的具体情况来说，认为大致符合供给不足的生产资料型生产，因此采用了上文所见的变量选择和模型型式。

　　另一个经常被问及的问题是，资本投入中已内含生产设备的投入，而生产设备正包含技术进步，那么资本的贡献实际上不就与“Solow余值”的贡献重合了吗？这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就笔者自己的理解，索洛为衡量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而采用的余值法，意在考察一种长期内客观的、社会普遍意义上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38]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效果；资本投入中的技术进步是在当期一定技术水平上投入的该技术的使用量，与“Solow余值”中的技术进步实际上是异质的。因此，这是技术投入所产生的与技术进步带来的两种性质不同的贡献。

　　计量经济学工具方法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应用无疑是有风险和挑战性的，它应用的有效或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与事实经验相吻合。本文所作的尝试，其结果与经验观察不悖，说明不失有效性。在此基础上，遂引发对于一些问题和认识的再思考。

　　近代时期，国人对于开滦煤矿有不胜惋惜之情。由于它本为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煤矿，后来落入外人之手，几次交涉收回都未能成功，只能坐视滚滚利润外流，每每产生“利权外溢”之感慨，同时又有诸如“英商开平以合滦矿而存”等之说[39]。由中华矿学社主办的《矿业周报》载有一篇“商民协会电请发展国煤”，可以看出民族资本要求利权、维护利源意愿的强烈：

　　“……北伐成功，建设伊始，奖掖工商，急不容缓，最要问题尤在于煤……历年以来，煤权操诸外商，估计损失，年达一万万元……

　　“又有进者，滦州煤矿公司，前因利用开平轮埠，遂与开平商订合作契约，缔约而后，叠年采运，达四百万吨，值价四千万元，是项矿权，全操于外人之手，……开平矿量，业已告罄，利用滦矿订约，始能操纵自如……”[40]

　　后来的研究者亦多籍类似文献并延此思路，强调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及对民族经济之形成掠夺和压制。笔者以为，主张利权，无论在当时还是从今天看，不仅必要而且必需。然而，“摘去”外因，仍有内因；不见内因，主张利权则易失真正鹄的。1928年天津《益世报》对开滦曾有一段报道，

　　“开滦为我国东北矿业之冠，祗以主权操之于英，故出产如何，工人生活如何，为帝国主义所把持，国人概难深知，为明了真相计，记者特亲赴开滦矿区实地调查，见其规模宏大，出产之丰富，不胜利权外溢之感，……而矿内不知有何秘密，英国人禁止参观，殊深怅恨……”[41]

　　其实，无缘参观开滦矿内的记者在深感遗憾的同时，倒向我们形象的展示出一幅企业生产的“外征”，——“规模庞大”显其投入，“出产丰富”示其结果，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而关键与“秘密”处正在于从投入到产出的这一中间过程；如果将庞大先进的设备、规模众多的矿工视为企业生产的“硬件”，则在这一中间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不那么易见和外显的“软件”，同时也正是本文“Solow余值”的贡献所在。

　　事实上，国内其它一些煤矿的发展经历也验证了资本与劳动的投入并非增长的实际因素。江西萍乡煤矿，曾为我国自办各矿中资本最大、规模最备者[42]，年产能力不让井陉、鲁大等中外合资大煤矿，并且在采用最先进技术上不遗余力，——西方煤矿大约于20世纪初大量使用电机车来取代骡马进行井下运输，而大致同时，萍乡煤矿也用上了电机车——1907年在总平巷使用架线式电机车[43]，同年安装的洗选设备据说不仅开平煤矿当时没有，就是在亚洲也不多见[44]。然而除了经历过一战时期的短暂繁荣外，却是后来每况愈下，几乎逐年减产。足见庞大的投资、一流的设备并不能保证产出的增长。

　　由此观之，在处理近代外资与民族资本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无论对当时代人还是今人而言，只看到前者侵夺、恃强的一面，最终只能陷入一种肤浅的民族主义。本文以开滦煤矿为例的“Solow余值”法分析，可藉省视的是，资本和劳动这些“硬件”的投入绝非增长的决定力量，只有将智慧和力量集中于“软件”，才是民族资本获得长足发展和实质进步的关键。

注释：

※ 本文感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陈争平教授在思路上的最初点拨和指导，同时感谢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常旭在应用计量经济学及软件包Eviews方面的协助，亦感谢英国谢菲尔德大学Tim Wright教授、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惠赐1988年硕士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刘兰兮老师、近代史所史建云老师等在研究成果展示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

[①] 关于开滦煤矿的历史，自近代始有研究，以杨鲁之专著《开滦矿历史及收归国有问题》（1932）为代表；建国以后，魏子初之《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1954）在导言中对开滦历史有较为清晰的论述；此外，台湾中央研究院王玺著有《中英开平矿权交涉》（1962），对开滦矿的历史沿革叙述较为完整，可资参考。

[②] 参加本文图1“开滦煤矿产量趋势（1881~1948）”。

[③] 例如，台湾基隆煤矿（1876年建）因长期亏蚀于1892年封闭，湖北荆门煤矿（1879年建）因资本短缺于1882年停办，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建）于1895年因大水而禁采，广西富川贺县煤矿（1880年建）因煤质较差、运输困难于1886年闭歇等等。关于中国近代早期兴办之新式煤矿情形，参见《中国近代煤矿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0-2页；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6-7页。

[④] 开滦煤矿的煤种为古生代中变质的烟煤，煤质属中级。就近代全国煤矿整体水平看，开滦煤质居于中上地位，——辽宁抚顺煤矿虽年产量后来跃过开滦，但煤质属“褐性烟炭”，显然低于开滦。当时代人胡荣铨在《中国煤矿》（1935）一书中即评价说，“开平煤田，质量均佳。煤系烟煤，燃烧时发长焰。极适于火车、轮船，及制铁等之用。”

[⑤] 参见本文表1“中国近代各主要煤矿情形（20世纪30年代）”。

[⑥] 如果照1932年英镑与国币比价1:16计算，合国币3 200万元，——比价据《矿业周报》第219号“开平中原两公司二十年度之盈余比较”一文（中华民国21年12月21日印行）。

[⑦] 又据《矿业周报》第一集（中华矿学社1928年出版载），资本750万元（财产价值1 400万元）。

[⑧] 代表如熊性美《论英国资本对开滦煤矿经营的控制——开滦矿权丧失的原因分析之一》（1963年脱稿，发表于《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6年第2期）。

[⑨] 如张国辉《从开滦煤矿联营看近代煤矿业发展状况》，刘佛丁《开平矿务局经营得失辨析》，丁长清《从开滦看旧中国煤矿业中的竞争和垄断》、《开滦煤矿在旧中国市场上的运销初析》、《开滦煤矿人事管理的历史考察》等。

[⑩] 参见王玉茹《开滦煤矿的经营效益分析1903/04—1936/37》，《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另一篇相关的文章为《开滦煤矿的资本集成和利润水平的变动》，对开滦历年的资本利润率、股息率和成本利润率等做了计算，给出了开滦资本集成和利润水平的变动趋势，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1] 罗伯特·M·索洛等著：《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9页。

[12]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数学家Charles Cobb和经济学家Paul Dauglas用1899~1922年的数据资料，导出了这一形式的函数，此即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auglas）生产函数。

[13] 原始型式为Q=a0La1Ka2，文中式为当今经济学教科书中普遍采用的表达式。

[14] 煤产量数据来自《开滦煤矿志》第二卷，第311－314页；不变成本，自王玉茹《开滦煤矿的资本集成和经营效益分析》（硕士论文），1988年4月，“表5 开滦煤矿历年总成本及组成变化”，第49页；矿区工人人数，自《开滦煤矿志》第三卷，第137、139页。

[15] 开滦在开平矿务局时代的产业经营芜杂繁多，所属单位大致有三类，一类是煤矿和煤运部门，另一类是码头，再一类是其它产业（如水泥厂和金银矿等）；1912年开滦合并后，业务始渐集中于煤炭生产，且越到后期越趋集中。

[16] 特别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了开滦煤矿实行军管理后，开滦煤矿已在非正常情况下生产。

[17] 另外，会计年度上，1901年至1902年的会计年度系自1901年2月19日至1902年2月底；1902～1912年会计年度系3月1日至下年2月底；1912～1940年会计年度系7月1日至下年6月30日，这里皆以会计年度起始月份所在年计当年产量。

[18] 转化成线性方程的目的是可利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对参数进行估计，这一过程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学软件完成。

[19] D-W统计量是杜宾（J. Durbin）和瓦森（G.S. Watson）于1951年提出的一种检验序列自相关的方法。在检验时，须计算该统计量的值，再根据样本容量n和解释变量数目k查D.W.分布表，得到临界值dL和dU；如果0

[20] 此外，残差项变化也反映出模型存在序列相关性（图略）。序列相关性意味着模型的随机干扰项违背了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对于采用时间序列数据作样本的计量经济学问题，由于在不同样本点上解释变量以外的其他因素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带来它们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的连续性，所以往往存在序列相关性。

[21] 广义差分法是一类克服序列相关性的有效方法，被广泛地采用。它是将原模型变换为满足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差分模型，再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

[22] 见李子奈、潘文卿编著：《计量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版，第231页。

[23] 据林毅夫、任若恩，全要素生产率（TFP,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考虑的是所有的投入要素（劳动、资本等），在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残差”，等于产出增长率与各个被计算到的投入要素增长率加权和之差。——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24] 《矿业周报》（第一集），“机械装煤”，中华矿学社，1928年（民国17年），第305页。

[25] 见郭士浩主编：《旧中国开滦煤矿工人状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26] 1942/43年度为0.87吨，1947年为0.79吨，见郭士浩主编《旧中国开滦煤矿工人状况》，第46页。

[27] 1911年由于劳动贡献率为负值（可能与这一年正当二矿联合前夕而开工不足有关），因此“Solow余值”在本年达到峰值而使整个曲线呈波动状，事实上，如果剔除这一年份，其曲线的上升还是较为平缓的。

[28] 转引自刘佛丁《开平矿务局经营得失辨析》，《南开学报》1986年第2期，第36页。

[29] 《胡华回忆录，冒险的年代，1874－1920年》，纽约麦克米伦1951年版，1：62，转见刘佛丁，《开平矿务局经营得失辨析》，《南开学报》，1986年第2期。

[30] 胡华：《开平矿务公司报告》，见《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1页。

[31] 开滦煤矿在近代时期主要有五个矿井出煤，分别为唐山矿、林西矿、马家沟矿、赵各庄矿、唐家庄矿，号称“开滦五矿”，除了唐家庄矿（1920年开凿、1925年出煤）外，其余皆建于1910年前。

[32] 《中国近代煤矿史》，第186页。

[33] 《中国近代煤矿史》，第195页。

[34] 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1878－1988）》第二卷，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35] 转引自王玉茹《开滦煤矿的经营效益分析1903/04—1936/37》

[36] 《开滦矿务总局待遇职工状况》，1930年，转见郭士浩主编，《旧中国开滦煤矿工人状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37] 李子奈、潘文卿编著，《计量经济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38] 笔者更愿意采用“效率的改进”。

[39] 《矿业周报》第216号，“本社为福公司事件敬告全国同胞书”，中华矿学社，民国21年11月30日印行，第753页。

[40] “商民协会电请发展国煤（免除特税利便运输 收回开平煤矿”，1928年，见《矿业周报》第一集第十一号，中华矿学社民国十七年八月十四日印行。

[41] 转引自中华矿学社《矿业周报》第一集“唐山煤矿工人困苦”，民国十七年（1928）出版。

[42] 《中国矿业纪要（第二次）》，民国十五年（1926），第35页。

[43] 《中国近代煤矿史》，第195页。

[44] 《中国近代煤矿史》，第208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00006）

　　【关键词】盐路；商业网络；形成

　　【作者简介】陈克（1948—），男，天津市博物馆研究馆员。

　　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必有其独特的原因，学术界一般认为漕运和盐业是古代天津城市的两大支柱。漕运和盐业都是古代社会的政府行为，同时又是政府控制下的经济活动。来自官方的动力除了对这两项经济活动过程的控制之外，政府动员社会资源对商路的开拓和维护，也为民间开展商业活动准备了交通条件，对天津来说，就是大运河和长芦盐路的开拓。漕运和盐运是朝两个相反的方向运输，漕运是把粮食从分散的产地集中，北京是终点，天津是这个集中路线上的重要枢纽。盐业则是从集中产地向消费地分散，天津是这种分散运输的起点。以天津为集散中心的交通网络，是由政府构建和开拓出来的。长芦盐路形成于明清时代，明代关于盐路的材料较少，可能那时的运输系统正在形成中。清代《长芦盐法志》的记载较系统，说明那时的盐路运输网已经完备了。这个运输网在运河停止漕运功能后仍大放光彩，成为近代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交通条件之一。

　　宋元以前，天津及附近是个人烟稀少的地区，是因为金元的漕运才提高了三岔河口的地位。三岔河口地区最初只有煎盐的灶户，产量有限。煎盐时期，天津产盐的地位很差，明初连引额都没有，“天津地方旧无行盐引额，嗜利者屡告添设，宪司并不允行”[1]。引进晒盐方法不是从天津附近的海岸开始的。据明章潢《图书编》卷九十一《长芦煎盐源委》记载：“……有大口河一道，其源出于海，分为五派，列于海丰、深州海盈二场之间，河身通东南而远去。先来有福建一人来，传此水可以晒盐，令灶户高淳等，于河边挑修一池，隔为大、中、小三段，次第浇水于段内，晒之，浃辰（即十二天）则水干，盐结如冰。以后，本场灶户高登、高贯等，深州海盈场灶户姬彰等共五十六家，见此法比刮土淋煎简便，各于沿河一带择方便滩地，亦挑修为池，照前晒盐。有古三五亩者或十余亩者，多至数十亩者，共古官地一十二顷八十亩。或一亩作一池，或三四亩作一池，共立滩池四百二十处。所晒盐斤，或上纳丁盐人官，或卖于商人添色。”[2]《图书编》写于万历十三年（1585），海丰在今山东无棣县一带，深州在河北沧州一带，说明最先引进滩晒法的地区是在沧州一带。滩晒法比灶煎法更先进，产量更大，因此明代的河间长芦都转运盐使司一直设在沧州是有道理的。康熙初年长芦盐区大规模改煎为晒后，天津地区盐场的生产潜力发挥出来了。产量多了就有转运的需求，因此长芦盐的管理机构也移到天津来了。清康熙七年（1668）和十六年，长芦巡盐御史署、长芦盐运司分别从北京、沧州移驻天津，康熙二十七年，驻于鼓楼东街。

　　人对盐的需求是有一定量的，《管子·海王篇》：“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小男小女也）食盐二升少半。”[3]如果忽略度量衡的差异和盐引制度中的其他水分直接计算，长芦的盐引在不断的增加，明清以来长芦盐市场一直在逐步扩大。《畿辅通志》载：“明洪武初年，长芦岁办大引盐，每引四百斤，共计六万三千一百五十三引三百斤另。已而改办小引盐，每引二百斤，共计一十八万零八百零七引一百八十八斤。”[4]按每引400斤算，约折成12，630吨和18，032吨。“国朝顺治间岁额正改盐七十五万八千六百引”[5]，按每引200斤算，约折成75，360吨。“康熙十六年八月，户部给事中余国柱条奏清查割没，部议额引七十七万三千二百九十二引，每引加盐二十五斤”[6]。按每引225斤算，约折成86，985吨。《长芦盐法志》载，“雍正二年以前岁额引九十二万七千二百四十六道”[7]。按每引225斤算，约折成102，949吨。与明初相比大约是十倍。

　　盐引量的增加，间接反映了引岸人口的增加。明清华北的人口统计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有材料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北平（相当于今天北京、天津、河北）人口293万。明末崇祯初年大约有人口1200万。由于战乱中死亡、逃离，以及清军人关以后被驱逐，从山东迁入上百万，康熙初年有人口约800万[8]。乾隆年间直隶人口约为20，56万[9]。虽然明清之际直隶人口波动较大，许多材料说明，到清中期总的人口趋势还是成倍增加了。

　　造成盐引数量增加的因素还有长芦引岸的增加。明万历以前，长芦盐引岸为顺天府、永平府、保定府、河间府、真定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延庆府、宝安府等九府148州县。万历十七年增加了开封府属22州县，康熙五年增加了杞县、通济、太康、蓝阳、仪封等五县。以后康熙年间又陆续增加了宣府口北的深井、东城、西城三处煎盐地，河南怀庆府的河内、济源、修武、武陟、孟县、温县、陈州、项城、舞阳等县。不管是因为人口的增加，还是因为引岸的增加，盐的运输量都增加了。这使九河下梢的天津的位置优势显现出来。

　　水运是古代大宗物资运输的首选方式，明人邱浚估计，“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10]。盐是大宗物资，河运最划算，芦盐的盐路实际就是以海河水系为主干线展开的。天津地势较低，成为海河水系各河道的汇聚地，也使天津成为直隶省水运的枢纽。

　　大部分芦盐首先运到天津的盐坨地，汉沽地区产的盐是先从蓟运河出海，再从海河运到天津河东的盐坨地集中，塘沽盐场的盐则直接从海河运到天津，然后再从这里分运到各县。雍正《长芦盐法志》提供了一幅完整的长芦盐运销图，以北河（北运河、蓟运河等）系、淀（大清河）系、西河（子牙河）系、御河（南运河及卫河）系为骨干，辅以陆路，基本覆盖了整个直隶省和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包括直隶的九府、六直隶州、一百二十五州县、二营，河南的六府、一直隶州、五十三州县。

　　有一部分县距离盐产地较近，可以直接从盐场运达。北路从汉沽陆路直接运达的县有：卢龙、抚宁、昌黎、临榆、滦州、迁安、乐亭、遵化、（蓟州由北河）丰润。南路从沧州直接运达的县有：沧州、南皮、盐山、庆云。其他的州县都是从水路运达的。

　　北河包括北运河和东河，即蓟运河潮白河等，其中杨村和张家湾为主要落厂地。杨村是个小中心，除武清县本县外，东安县、旧州营也从杨村落厂换车运，武清部分引盐由河西务落厂。张家湾是个大中心，宛平县、大兴县共十五六万引盐都在此落厂，其次通州、顺义、怀柔、密云、昌平、延庆县都是从张家湾落厂换车运。采育从北运河马头直接落厂。通过蓟运河运达的县有：宁河（汉沽）、宝坻县（汉沽至马营落厂）、三河县（汉沽至宝坻县潮河上的白龙港落厂）、香河县由石灰厂落厂遵化（汉沽至北河新安镇落厂转）、蓟州（汉沽至北河宝坻县白龙港落厂转）、玉田（汉沽北河至新安镇落厂转）、平谷（汉沽至北河白龙港落厂转）。

　　淀河包括大清河及白沟河、潴龙河、唐河等支流，直接运达的县有：文安、霸县（苏家桥）、保定县（新镇）、清苑、雄县、安州新安镇、永清（至霸州换小船车运至新安镇）、安肃（清苑县南关东）、安州、高阳（至刘李厂）、任丘（至本县赵北口）。大清河的转运中心一是保定县的张青口，保定县就是今天的新镇，张青口属于今天的雄县龙湾乡。由张青口落场转运的县有固安（换小船至茨村落厂白沟河）、定兴、博野、蠡县、涞水、房山（换小船白沟河至本县拒马河琉璃河落厂）、良乡（换小船白沟河至本县拒马河琉璃河落厂）、肃宁（由河间落厂转运）；一是保定府（南关府河），由保定府落场转运的县有满城、唐县、完县、易县（及定兴县北河）、阜平、行唐、新乐、定州、曲阳。

　　西河指子牙河及滹沱河和滏阳河等支流。通过西河直接运达的县有：献县（至臧家桥）、大城（南赵）、束鹿（至武邑圈头落厂）、河间（至本县沙河桥）、蓟州、武邑（圈头）、衡水、隆平（牛家桥）、宁晋（白木）、武强（小范）、巨鹿（张家庄）、任县（邢家湾）、永年、曲周、鸡泽（旧城营）。宁晋县白木码头是较大的中心，从白木转运的县有正定、获鹿、井陉（由白木车运至获鹿再用驴驮至本县）、栾城、元氏、赞皇、平山、晋州（原由衡水53年改由白木落厂）、赵州、高邑。在任县邢家湾转运的有：沙河、南河、唐县、内丘（如遇水浅即于隆平之贵王庄转）。在衡水转运的县有：无极、平乡（换小船至本县下庄桥落厂）、邯郸（换小船至本县苏漕落厂）、成安（换小船至邯郸县苏漕转）、磁州（换小船至本州琉璃镇）、武安（换小船至邯郸县苏漕转）、涉县（换小船至邯郸县苏漕转）。在武强转运的县有：饶阳（小范转）、安平（小范转）、深泽（小范转）。在隆平转运的县有：柏乡（牛家桥）、临城（牛家桥如遇水浅即于辛庄霸王营转）、邢台（如遇水浅即于隆平之贵王庄）。从其他处转运的县有：新河（由冀州埝口转）、深州（武邑县圈头转）、肥乡（曲周转）。

　　御河包括南运河及漳河、渭河等支流。通过御河直接运达的县有：静海、青县、交河（泊头）、阜城（泊头）、宁津（连镇）、景州（安陵）、故城、东光、大名（龙王庙）、元城（小滩）、清河（油坊）、内黄（楚旺）。通过御河转运的县有：吴桥（景州安陵转）、南宫（故城郑家口转）、枣强（故城郑家口今改为衡水转）、广宗（清河县油坊转）、威县（清河县油坊转）、广平（山东馆陶县馆陶镇落厂转）、开州（至内黄楚旺落厂转）。御河最重要的转运码头是大名府龙王庙，直隶从这里转运的县有：南乐、清丰、长垣（龙王庙换小船至濬县道口转）、东明（另从白水潭换小船至濬县道口转）。

　　大部分河南的引盐也是从大名龙王庙和白水潭转运的，包括祥符、陈留、汲县、新乡（龙王庙换小船至本县落厂）、辉县、获嘉、汤阴（龙王庙换小船至本县五陵镇落厂）、延津（龙王庙换小船至汲县卫辉车运至本县）。河内、济源、修武、孟县、温县、洪县（龙王庙换小船至汲县落厂转）。原武县通过大名白水潭换小船至汲县落厂转车运。有一些河南的县在大名白水潭或龙王庙落厂后，通过一段陆路再渡黄河，包括杞县、尉氏、仪封厅、蓝阳、通许（白水潭换小船至濬县新镇落厂车运至蓝阳县李六口渡黄河至七村落厂）。封丘、中牟（白水潭换小船至濬县新镇落厂，车运至阳武县渡黄河至本县）。洧川、鄢陵（白水潭换小船至汲县落厂车运至阳武县渡黄河。至祥符县曹桥永顺厂换车）。郑州、荥阳、荣泽、汜水、密县、新郑（白水潭换小船至汲县落厂车运至荥泽县渡黄河）。禹州（白水潭换小船至濬县新镇落厂车运至阳武县渡黄河。至祥符县曹砦车运至本县）。淮宁、项城、沈丘、许州、舞阳（白水潭换小船至濬县新镇落厂车运至阳武县渡黄河。至祥符县曹桥永顺厂由贾鲁河舟运至本县）。扶沟、郾城（白水潭换小船至濬县新镇落厂车运至阳武县渡黄河，至祥符县曹桥永顺厂由贾鲁河舟运至本县）。商水、西华（白水潭换小船至濬县新镇落厂车运至阳武县渡黄河，至祥符县曹桥永顺厂由贾鲁河舟运至淮宁县周口河东落厂）。临颍、长葛（白水潭换小船至濬县新镇落厂车运至阳武县渡黄河。至祥符县曹桥永顺厂车运至本县）。太康（龙王庙换小船至濬县道口车运至蓝阳县李六口渡黄河，至七村落厂）。河南还有几个县也是通过御河转运的，安阳、临漳、林县（至内黄潭头口落厂转），阳武（御河至道口落厂），濬县、滑县（大名白水涧换小船至道口）。

　　长芦盐路整合了一个覆盖整个直隶和部分河南地区的水路运输网，这个运输网为近代天津开埠以后准备了交通条件。在铁路修通之前，这个运输网承担了天津与腹地间的大部分商品运输。许多学者认为清代布匹贸易超过盐贸易[11]。乾隆三十年（1765）直隶省棉田面积达耕地面积的20——30％[12]，平原地区所产的棉花“凭山复海之区，外至朝鲜亦仰贾贩，以供棉布之用”[13]。当然这方面还要进一步作定量研究。

　　近代天津开埠以后，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的集散需求突然增加。河南的药材、棉花；山西及河北磁州的煤、瓷器；河北南部的粮食、棉花及草帽缏；山东北部的棉花、羊皮、羊毛等大都通过南运河运到天津，仅河南船队每年有3000个航次[14]。这时，长芦盐的生产正在逐年走下坡路，盐在河运中的比重在下降，而内河运输量却在上升。1905年南运河进出天津的民船有33992艘，货运量达92．48万吨[15]。同一年通过北运河进出天津的民船有16288艘，货物运输量达42．44万吨，通过西河（包括大清河和子牙河）进出天津的民船达35621艘，货物运输量达84．17万吨[16]。1912年，即便在铁路运输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天津的内河运输量仍占天津对内贸易总额的43．6％[17]。1915年后天津形成了几条主要内河轮船航道：子牙河——滏阳河航线：“该河航线绵亘数百里，河流旺畅，颇利行轮，且沿河码头鳞次栉比，旅客络绎，货物充轫”[18]。主要停靠码头杨柳青、高庄子、独流镇、霸台、王口、子牙、姚马渡、南台埠、白杨桥、双摆渡、刘各庄桥、范家疙瘩、念祖桥、沙河桥、康宁渡、沙窝桥、臧桥、贾庄桥、范屯桥、小范桥、赵桥、龙店、圈头、衡水、范庄、岭闸口、李家庄等[19]。津保航线（大清河），途经杨柳青、高庄子、抬头、石沟、左各庄、苏桥、苑口、药王庙、史各庄、十方院、王家寨、新安镇、保定南关[20]。

　　在日益繁忙的内河航运中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中转码头：子牙河的南赵扶、臧家桥、小范、邢家湾、苏曹；大清河的苏桥、张青口、保定南关：北运河的杨村、河西务、张家湾、白龙港；南运河及卫运河的泊头、龙王庙、白水潭、安陵、连镇、馆陶、油坊等。甚至出现了几个叫“小天津”的地方。如山东临清、滑县道口镇、故城郑口镇等。天津开埠以后，华北商业格局的变化带来了城市格局的变化，一些新的城市崛起，如唐山、石家庄、邯郸、张家口等，一些城市停滞，如保定、承德等。交通要道是城市形成的原因之一，上述这些河运中转码头都有可能发展成为新的城镇，只不过铁路网取代了河运网，使这些中心地的地位一落千丈。不管怎么说，从盐运开辟的河运网，对古代天津城市的发展和近代天津大都市的形成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Changlu Salt Roads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ommercial Network in Tianjin

Chen Ke

　　Abstract: Salt industry is an economic activity 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Government mobilized socialresources to build roads for salt transportation, which also facilitated the civil commercial activities. Changlusalt road network form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systematic record of salt roads in Annals ofChanglu Salt Administration indicated that salt transportation network was complete then. Changlu salt roadnetwork covered the whole area of Tianjin and part of Henan where water transportation was used. After theopening of Tianjin Port, this transportation network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Even after the formation ofrailway network, it still carried a great transportation volume, be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conditions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ianjin in modem times.

　　Key words: salt road; commercial network; formation

注释：

[1]天津卫志：卷之二·利弊[Z]．

[2]刑润川．关于长芦区晒法制盐的来源[J].化学通报，1977，（5）．

[3]天津府志：卷十三·盐法志[Z]．

[4]天津府志：卷十三·盐法志[Z]．

[5]天津府志：卷十三·盐法志[Z]．

[6]天津府志：卷十三·盐法志[Z]．

[7]天津府志：卷十三·盐法志[Z]．

[8]程民生．论宋以来北方人口素质的下降[J].史学集刊，2005，（1）．

[9]姜涛．清代人口统计制度与1741—1851年间的中国人口[J]．近代史研究，1990，（5）．

[10]邱浚．大学衍义补[Z]．

[11]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J].历史研究，1983，（1）；邓亦兵.清代前期内陆粮食运输量及其发展趋势[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3）．

[12]张谢．明清时期河北棉业述略[J].河北学刊，1982，（1）．

[13]方观承．棉花图·跋[Z]．

[14]天津海关十年报告书（1902—1911）[Z]．

[15] 《天津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明治四十一年（1908）二月．

[16] 《天津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明治四十一年（1908）二月．

[17] 《天津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明治四十一年（1908）二月．

[18]行轮局．巡按使请暂行试办行轮[M]//王树才，黄诚博．河北省航运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8．

[19]津磁行船码头（中华民国四年四月）[M]//王树才，黄诚博．河北省航运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8．

[20]王树才，黄诚博．河北省航运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8．

来源：《盐业史研究》2012年第3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07JC770017）、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07ELS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作者简介】赵赟（1975—  ），男，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环境变化研究。

　　【关键词】苏北沿海；盐垦公司；走脚田：农民农

Study on “Farm to Another Place” and “Peasant Farmer” in the Area of North Jiangsu Coastal in Modern Times

ZHAO Yun
（School of Humanities,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

　　Abstract: Modern industrialist Zhang Jian promoted dramatic change from making salt to cultivatingcotton swiftly in the area of North Jiangsu coastal.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asants went to cultivate cottonfrom North Jiangsu to agricultural company, who were called  “peasant farmer” because of still engaging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eing different from  “peasant worker”. The  “farm to another place” was commonlyknown for a long distance on foot from hometown to destina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h, income and risk of “farm to another place”, and the constitution, scale and differentia-tion of “peasant farmer”,which was helpful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e area ofNorth Jiangsu coastal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Northern Jiangsu coastal; agricultural company; “farm to another place”; “peasant farmer”

　　近代在实业家张謇的示范和影响下，苏北沿海掀起“废灶兴垦”热潮，各盐垦公司纷纷成立，先后多达70余家。[1]与此同时，苏北农民外出打工出现了“大分流”。民国《续修盐城县志》记载了这一现象：

　　县境口逾百万，人满为患，佣力之供过于所求。江南各埠海通以来……邑人往南者如水趋壑，秋禾既登，提挈而往沪、（无）锡、嘉善，人逾数万；苏（州）、湖（州）、常（州）、润（镇江），并盈千百。男子引车操舟，行佣转贩；女子缫丝纺绵，补绽浣洗，麦熟乃返其家。

　　自泰和、大秸各公司来此（盐城）购地植棉，以土著之人娴习者寡，乃招海门、崇明人至。其始试种多败，近则成效大著，连获丰稔，来者益众。其人多于春初挈妻孥以至。洎秋收既毕，售棉得钱，则委其室庐而去焉。[2]

　　据上引资料，第一段说近代上海等江南城市开埠通商以后，大量苏北农民南下打工；第二段说20世纪初，一部分苏北农民逆势到兴起的盐垦公司种棉花。前者，外出务工，可看作“农民工”；后者，外出务农，可称为“农民农”，以示区别。这是本文采用“农民农”概念的一大理由；另外两点也须指出：一是“农民农”与传统佃农有了重大不同，他们已被纳入到具有现代意义的农业企业体系之中；二是“农民农”比笼统的“移民”一词更能表达历史的真实，他们中大部分挣得收入后仍回原籍，是否转化为移民具有不确定性。由于公司地段较远，他们就把异地垦种公司的土地称为“走脚田”，[3]通常每年春种时去，秋收“售棉得钱”后再返回，在外半年。曾在东台县九沟公司种田的陈厥龙老人说：“我家是种走脚田，每年三四月份从（南通）川港镇来撒棉种、锄草，秋天拾完棉花后再回去。川港镇来的大部分人家都是如此，只有本场人才定居本地。”[1]（P287）另据在通海垦牧公司生活近40年的邱云章老人回忆：“定居的仅十之一二，大部分仍回原地居住，仅播种、收割时来，称种走脚田……老家一般离公司十里、八里……路不十分远。”[1]（p50）说明距离公司近的，每年不限于只往返一次，可以两去两回。其实，走脚田的距离，不仅限制往返的频次，更对“农民农”的规模与分化产生重大影响。

　　近代苏北史研究成果，主要围绕“盐”与“垦”两大领域展开，侧重于张謇的思想与功绩、盐垦公司的经营形态等问题的探讨，[4]本文重点考察“走脚田”的路径、收益与风险，“农民农”的构成、规模与分化，揭示两者在历史动态过程中的复杂关系。

一、“走脚田”的路径与“农民农”构成

　　据实业部1932年的调查，“各盐垦公司之垦户，总其数约5万余，计20余万人，约言之，可分为两种：一为真正之垦户，一为灶民改煎为垦之垦户。真正垦户，以崇明、海门人为最多，通州、如皋、东台、阜宁人次之。盖因崇、海两地，地少人稠，且世代以植棉为业，故多迁地谋食而营旧业。”[5]引文中的崇明县包括启东县（1929年析崇明县“外沙”地置）。另据1934年中央大学地理系的调查，公司垦户“什九多通海人，其中海门人尤多，约占60％，南通、崇明、启东之人次之，合占30％；其他本地人承租者，仅10％而已。”[2]（P258）上述官方、学界的结论大体一致。基于地籍整理和开发垦殖专区的需要，1935年土地委员会完成对盐垦区的周密调查，兹将垦户来源情况列表如下。

　　从表1看，12家盐垦公司的垦户主要来自苏北南部的海门、启东、南通及崇明四县。土地委员会的调查报告称：“垦民多由海门、启东、崇明及南通之东南部滨江濒海地带等处迁来。籍虽四县，而其语言风俗习惯则完全相同，本地人统称之为‘海门人’……两淮垦区之南部以海门县籍最多，在北部以启东县籍最多，南通县籍人较少，崇明县籍则因距离较远，为数不多，本地人则属最少数。”[3]（第4章第27页）其他资料大体印证了上述说法，特别是海门人的主体地位。如通海垦牧公司“什八为海门人”；大纲公司“什七为海门人”；华丰公司“海门人占什六”；大生同公司“海门人居其大半”；新华公司“泰半为海门人”；[2]（p186-229）大有晋公司“大率来自海门县”；大豫公司“海门籍者居三之二”。[6]

　　近代海门人原本江南移民，擅长植棉，并且“知进取”富有合群性，[7]以致“海佃”成为当时盐垦区的“一个专有名词”。报载：“海滨一片大地都望‘海佃’去开发，可以说他们是开垦的急先锋！垦牧、合德、耦耕堂等几家比较成功的公司，它的佃户大概都是海门人。我们所经过的十个公司‘海佃’成分要占60％～90％。这原因是‘海佃’几乎是垦荒专家，积有历代之经验，而一般都能忍苦耐劳，公司方面所以最欢迎这种佃户，如像阜宁县的华成公司，为了要招‘海佃’，不但不要他的顶首，而且由公司垫给安家费、旅费、起家费，由通海一带把他们欢迎到阜宁去。”[8]引文提及的华成公司，1917年创办，占地70万亩（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面积）。因为偏远，肯去者少，只能靠不要顶首等优惠招徕。顶首（又称典首[9]），“即普通所称押金是也”。[10]张謇晚年分析通海垦牧公司何以能不负债经营时说：“垦牧既不负债，股本又止四十万两，何以周转？日恃每亩所收之六元顶首与赓续而垦而效之花息（即棉花地租）也。”[11]时人评论说：“此项巨额顶首银之收入，得使公司各项工程建设可以赓进不辍。所投资金因以周转灵活，其有济于公司垦务之经营，为力殊大，自不待言。”[12]华成公司没有顶首这笔重要的资金来源，工程受限，到1932年才“稍有起色”，1934年“通海各县人民纷纷来此垦殖，共计新垦约十万亩”。[13]公司1600家垦户“以籍贯论，什九为通海人，阜宁土著仅什之一”。[2]（P190）表明优惠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

　　行文至此，我们考察了盐垦公司垦户的主要来源，即“农民农”的构成。其中海门人为最；启东、崇明、南通人，孰居其次，因公司而异。籍虽四县，但通常交错不清，被外界统称为“海门人”。黄孝先在《海门农民生活状况调查》中说：“各盐垦公司消纳附近过剩的农民……就在这个一二十年来，海门农人迁往上述公司垦殖的，先后不下20万众。”[14]其实，这20万人就包括了上述四县的农民。

　　苏北盐垦区地形狭长，东西宽20～60公里不等，南北长约350公里。盐垦公司的创办，如张謇所言：“后先不一，大概自南而北”。[15]我们注意到，越向北，垦户平均获得耕种的土地就越多，如通海垦牧公司只有18．35亩，华成公司却高达131．25亩（见表1）王慕韩的解释是：“南部每户耕种之数，比北部为少，此乃因北部垦民，多有南部迁来；近通海之处，未经充分移殖以前，垦民人口自亦较多，故每户所摊耕地面积，当比北部阜宁为少也。”[4]（p22930-22931）其实，更主要的是与地域环境有关。南部为“长江下游之冲积地，土质极为肥沃，物产至臻丰富，且以气候雨量适宜，每年可得两熟，是则该处农民，既适于居住，复利于农作，易得温饱，苟非至愚，孰不趋之？”[16]由此，南部人多地少就不难理解了，而且与距离走向相对应，越向北越荒凉，交通不便，投资者少，开发利用亦较迟缓，生产难以一时骤效，南部农民就越不肯前往。强制行不通，惟有靠优惠驱动把他们吸引过去了。张謇为此感慨：“当盐垦创立之始，公司地近通海。通海人浮于地，故争携顶首来佃。自盐垦接踵而起，承佃率皆通海之人，而通海人之增率，何能如垦地增加之速？且公司地段较远，通海人又欲垦之速兴也。定优待之章以广招徕，无顶首，无生泥（培土费）……”[17]结果，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即距离衰减规律得到了鲜明体现。从表2看，地价以及顶首费，大都南部高于北部，由南向北，有逐渐降低之势。这对南部农民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同样的代价，在北部获得的土地，显然比南部要多得多；不过，每亩土地的收益如棉产量也呈由南而北递减之势（见表2）。这又恰恰要求北部户均耕地要多，广种弥补薄收。诚如张謇指出垦户“即有少数之资，亦多承佃地，欲广种而多利也。”[18]

　　“走脚田”的路径受制于“农民农”构成，因此在苏北沿海的狭长地带，呈现由南而北逐步推进的特征。具体路线如蛛网交错，其中从海门向北到达大丰（今大丰市），有两条主干道：一陆、一水。据朱道平老人回忆：“当时有一条从海门到大丰的‘海门路’，海门人大多数一家老小是沿着这条路步行用小车子推了来的。‘海门路’沿线为海门—吕四—包场—兵房—南坎—北坎—洋口—角斜（磨担头）—陆家花行（在草田里）一吃粥点（大约在泰源）一潘家鐅大桥一庆生渡（通商镇南。这是一条土路。”[1]（p350）王超老人则讲述了一条重要的水路：“我家原住在海门，仅有四亩田，全家六口人无法生活。我父去典当当了衣服、首饰，借钱到大丰承佃一窕田，种走脚田（父亲回海门要四天时间。种了四年后，全家迁到大丰南阳镇以南。其时我七岁。来时共有12家，同坐一只船，20天才到。路线是从海门—南通—如皋—海安—东台—小海—南阳—卯酉河。到大丰后，先住环筒舍，第二年才盖了草房。”[1]（p352-353）比较上述两条干道，水路太慢；而陆路一日走百里，大约需要4天。[19]由大丰向北可再转往其他公司，如泰和—大祐—大纲—合德—华成等公司，到达北端的鼎新、新灌公司止，因交通不便大概还需要10天。能够想象出，每年春天，数十万的“农民农”肩挑背驮，扶老携幼，汇集成汹涌北上的大潮，进入盐垦区，然后分流到各家盐垦公司。秋收后，又是他们汇合在一起，携带上钱物，南下返回。每年如候鸟春去秋回、交替出现的方向相反的庞大人流，堪称“民初苏北沿海一道奇特的景观”。[20]不过，限于往返路径的代价，一部分农民定居下来，成为真正的移民。

二、“走脚田”的收益与“农民农”规模

　　从理论上讲，“走脚田”的收益主要取决于作物收成与市场价格，两大因素形势愈好，获得的收益就应愈高。据1934年《两淮水利盐垦实录》记载：“最近两年，垦区棉收即佳，棉价又高，如以阜宁情形而论，较好之田，每亩收获以籽棉80斤计，除去租花可净得52斤。以每户耕种三窕计，[21]总数可有40担；以每担价洋13元计，总收可500元；除去雇工工资、一家衣食之外，颇有盈余矣。昔年公司成立之初，连年荒灾，因而多数失败，近则垦区植棉事业之发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势。”[2]（p260）上引资料用前后对比的方法，强调了1933年以来盐垦区形势一片大好，垦户在扣除必要支出后，仍然“颇有盈余”。同期江南的无锡等地佃农在支付农本和地租后已几乎没有盈余。[1]（p12）趋利避害，人之常情，盐垦公司又急需劳工，若真能“颇有盈余”，垦户应该趋之若鹜，规模亦将趋于饱和。实情究竟如何？有必要厘清。

　　盐垦区形势大好，主要受惠于棉种改良。“今社会进步，纺纱由粗而细，美棉种则适用于纺细纱者也。”[22]为此，1918～1933年先后引种美国脱字棉、爱字棉和金字棉。1934年，江苏省棉产改进所成立于南通，会同南通大学农学院加强推广。“奈以美棉不适于南通农情，不能推广。”[23]结果，通海地区仍以中棉（青茎鸡脚棉）为主；但在北部，“近经试验，悉新垦之地，种植洋棉颇宜……棉产改进所与大生纱厂本年（1934）于盐（城）阜（宁）一带，贱价发售大批棉籽，特约垦殖，故阜宁境内盛行此种棉种，中棉旧种只占极少数矣。”[2]（P260）

　　据1934年江苏省棉作试验场调查的盐垦区七县洋棉种植情况（见表3），海门、南通两县洋棉所占比重都很低，启东县虽多试种，但亩产量30斤，较中棉不具优势。而东台、盐城、阜宁三县的洋棉单产，平均超出中棉40％以上，比较优势明显，其中盐城80斤、东台75斤，超过了通海垦牧公司亩产70斤的最高量（见表2）。这对北部扩大美棉种植十分有利。阜宁县棉田面积48万亩，其中洋棉40万亩，比重高达83．3％；问题是，因为地力开发较晚，每亩平均收获籽棉只有40斤。《两淮水利盐垦实录》所说的亩产80斤，仅为局部“较好之田”。若以亩均80斤、每户耕种3窕（75亩）地的高标准，推算出垦户普遍“颇有盈余”的结论，显然有悖实情，虚增很多。

　　1935年，王慕韩在阜宁县7个点进行抽样调查，每窕25亩地一年的经营收入，“可净余60元左右”，平均每亩盈余2．4元。其中支出项有2个抽样点的家工、顶首利息及4个抽样点的肥料费空缺。[4]（P22933-229355）如果统计全面，盈余将有所减低。土地委员会调查11家盐垦公司的垦户收支情况（见表4），每亩平均盈余1．5元，如果将人工、肥料两项支出节省，盈余3．5元，以每窕25亩计，可收入87．5元，尚须扣除资本利息及农具、农舍等开支，剩余也有限。若耕种2窕，可支配的收入百余元，勉可糊15。当时2元能买40斤麦子，[1]（p408）以每人每月粗粮40斤折算，五口之家一年费用是120元。另据江苏省720户农家生活调查，全年食物一项最低亦需123．6元。[24]观察表4进一步发现，泰和、华成等公司垦户的盈余之所以很少，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副产收入。通海垦牧公司若扣除2元副产收入，所剩1．2元维持生计也比较困难。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依靠单一的棉花种植，所得收益有限，仅以劳力换取工资而已。

　　表4大体反映了垦户收支的整体情况，土地委员会还对大有晋、泰源、裕华、大丰、合德、大学基产等6公司177家普通垦户进行抽样调查（见表5）。结果，每亩平均盈余只有0．48元，其中大有晋、裕华、大丰3公司的垦户支出反较收人为多。盈余过低，主要是资本利息支出过大，平均每亩为1．78元。张謇说：“各公司领田之佃，多半是穷户，其种田资本，非出于告贷，即系鬻产做会。”[25]调查显示，普通垦户资本极为贫乏，赤贫化现象严重，平均60％以上都负债，借贷年利率为34．8％（见表6）。在此情况下，垦户容易陷入到一个恶性怪圈，一方面，为减轻顶首等负担，越穷也只有越北才得以承租到土地从事垦殖；另一方面，越北的土地生产力往往越低。两方面耦合，越穷越北，越北越穷。从表4看，土地收益呈现出愈北愈低之趋向，如通海垦牧公司每亩盈余3．2元，华成公司仅有0．3元；与之相反，垦户的负债率及借贷年利率有愈北愈高之趋向，如华成公司80％的垦户都负债，借贷年利率最高达到120％（见表6）。

　　需指出的是，上述收支统计都是在盐垦区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进行的。最基本的一点，盐碱地改良有年，已较为成熟。垦户实际租种年数平均为9．38年（见表5）。此时盈余尚且如此，垦殖初期土壤盐分高，棉花立苗困难，一亩田能收20斤“就算好极了”。黄德元老人回忆：“种棉花开始是一熟头，在初种的三四年中，收入很少，因田中间不种，仅四边高处才种”；李竹英老人也说：“因为是盐碱地，棉苗长不好，是东一块、西一块地零星出苗，20亩地实际上只能种5、6亩。那时棉株只有矮凳高，棉秆还无香烟粗，一株仅结两三个朵儿”。[1]（p240、383）这还是相对较好的地块，对于没有收益的土地，垦户根本不愿进行更多劳力投入。“棉种撒下去后长不好，只有二三寸高，失败了。海门人仅种一年就走了”；“因为棉花有种无收，大部分海门人都走了，租金也不要了，田成了荒地”。[1]（p480-482）这种弃耕行为是当时的常态。即便垦种有年，倘遇天灾，仍可能血本无归。朱德庆老人感触至深：“因田上产量低、不稳定，所以每年的盈余也有限。虽然田板经多年种植，已逐渐好起来，但总的说来仍不行，原因是水利条件不好，十年中还捞不到三年好田禾；有时田本丢下去了，一经淹水就收不到了。”[1]（p286）收益的不确定性，强化了垦户的流动性，以应对现实的严峻性。

　　盐垦区的垦户能达到多大的规模？张謇最初估算为50～100万人。1909年张謇对助手刘厚生说：

　　我自创办大生纱厂之后，常到上海。我开始知道，上海拉洋车及推小车的人，百分之九十是海门人或崇明人。我曾调查他们的生活，都很困苦。他们所以到上海谋生的原因．即是无田可种，迫而如此也。我又留心其他劳动苦力，发现盐城、阜宁、淮安等县的乡民，多半在上海充当轮船码头装卸货物之扛棒苦力……我想到，通州范公堤外之海滨，直到阜宁县境．南北延长六百华里，可垦之荒田至少在一千万亩以上……因此，我就想招股承办，第一个试验场，就是通海垦牧公司……我已决定发一个愿心，在通州、如皋、东台、盐城、阜宁五县境内，开辟垦荒棉田一百万或二百万亩……每户农民领二十亩，可供十万或二十万户的耕种。以每户五口计，可供五十万或一百万人的生活。这种事业，我如不做，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肯负此责任也。[26]

　　据上引资料，张謇认为盐垦区可垦荒地至少在1000万亩以上，若能开辟出100～200万亩的棉田，就司容纳50～100万人。不过，人均2亩太小。1923年，张謇对这一估计作了修正，以1500万亩为基数，每人占地20亩，认为可容纳75万人。[27]1933年，江苏省垦殖专区视察团的报告，认为可垦荒地有1300万亩，每户耕25亩，可容纳50万农户，再以每户5口计，可容纳250万人。[28]同年，张惠群估计垦殖之后，“可容纳数百万之农人”。[29]1935年，土地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可垦未垦地有900万亩，倘全部开垦后，可容农民240万人。[3]（第4章p3）人均耕地越小，估算的规模就越大。但是基于盐垦区的地力，人均5亩的收益勉强维生。失去这个前提，规模越大可能越不切实际。1935年，李积新的保守估计，平均每人10亩，开垦800万亩，就可移垦80万人。[30]然而，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各公司占地共计413万亩，实际垦殖169万亩。[31]其中17家较大盐垦公司占地352万亩，实垦145万亩，棉产籽棉68万担，垦民30余万人（见表8）。若不考虑改煎为垦的灶民（约占10％），“农民农”大约27万人，远未达到可容纳的规模。而这恰恰是受制于“走脚田”收益的结果，人均垦地不足5亩，亩均收获籽棉只有47斤。

三、“走脚田”的风险与“农民农”分化

　　1935年3月，王慕韩在盐垦区考察，所见景象是“草枯风劲，人烟稀少，煞是荒凉”。[32]原因是大部分“农民农”回乡尚未返。为此，他呼吁厉行土著政策：

　　盐垦区现有之垦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皆来自通、海、崇、启四县。春二三月，相率负耒耜来至垦地，结有极简单之庐舍，以备居住。秋冬农事完毕，十之六七皆扶老携幼以返里。据作者于本年三月间考察华成、泰源、大赉三公司之佃农，平均约百分之六十五皆回乡未返。似此冬去春来，不独于时间、经济两有损失，且与土地丝毫不生情感。佃种者多择肥美之土地以耕种，地力稍薄，则转卖佃权而他适……垦区本地人民，咸詈此等垦民曰“括地皮者”，诚非无因。考垦民于垦区留住率之大小，于国民经济及一地之开发大有关系。孟子曰‘无恒产者无恒心’……故必厉行土著政策，使其衣于斯，食于斯而成为固定不移之垦民，庶可望耕殖事业之巩固。[4]（P23034-23036）

　　据上引资料，秋收后“十之六七皆扶老携幼以返里”，表明种“走脚田”的比例依然很高，“垦民于垦区留住率”则相应很低。黄文才老人说在他20岁（1934年）时，“本地仍然是种走脚田的多”。[1]（p207）既然往返“于时间、经济两有损失”，为何大部分垦户仍然坚持流动？这其实触及到了群体内部分化问题。流动即意味着群体的不稳定，内部将始终处于分化之中，一部分垦户可能退出。那么，导致上述分化现象的不确定的风险因素就很值得探究。《两淮水利盐垦实录》指出：“惟自十年（1921）以后，风、虫、水、匪各灾害，相继而至，各公司经营不善，由此失败而停顿者，比比皆是。”[2]（p244）结合其他资料，可知盐垦区的主要人为风险是土匪，自然风险是风暴潮与洪水。另外，粮食安全风险的制约也不容忽视。

　　苏北沿海夙为盗匪出没之地，愈北愈猖獗。“除垦牧公司始终未蒙匪患外，其他各公司均受其害。民国十九年垦区北部几皆沦为匪域，各公司损失尤重，如华成，如合德，损失均以数十万计。”[2]（p241）垦户也是人心惶惶。孙宝诗老人说：“开始时海门人是春天来种棉花，秋天回老家（黄棉花还未摘光就回老家了），原因是当地有土匪，不安全。有些人种了一段时间后就不肯来了。”孙茂昌老人说：“当时这儿土匪多。海门人秋天收了棉花后大都回老家。有一个叫‘王瘸子’的海门人种了几窕田的棉花，被土匪抓去‘烫螃蟹’（在人的身子下面用火烧）逼钱，后来王不敢来种田了。”[1]（p361、404）对付土匪的办法，一靠垦户联防自卫，如“每当收了棉花，土匪就来抢了。这时启（东）海（门）人敲锣，锣声一响，大家来了，驱赶土匪。”[1]（p418）二靠公司实业保安队。1935年的调查，通海垦牧、华成等14家较大盐垦公司实业保安队共有741人，“惟实力单薄，指挥不一，无以挡出没无常之大股悍匪，因是迭遭匪患。治安费用，本由公司承担，近年则多从总产量中抽收7％，为业佃共同负担”。[3]（第4章P30）垦户支出增加了，而一些保安队“名为保卫百姓，实与土匪穿连裆裤”。周茂德老人举例说：耦耕堂公司“甲字圩张竹山家有八担皮棉，晚上强盗来抢，把张竹山按倒了放在灶上烤。实业队兵士放哨到此，躲在明沟边上朝天开枪，强盗并不怕。第二天有人看见土匪与实业队在一起吃喝。事后实业队还向张竹山要子弹费。”[1]（P413）由于治安得不到根本好转，“种棉大户在收了棉花后都回海门，避免遭抢”；即便定居下来的，一旦被抢无法生活，又“回了原籍”。[1]（p416、426）

　　苏北沿海自然风险方面，张謇说：“一外潮，一内水”。[33]所谓外潮，来自垦区以东，沿海地形平缓，毫无屏障，夏秋季节容易遭到风暴潮侵袭。例如1929年，泰和公司遭台风海潮袭击，海堤崩溃，垦地复变斥卤，垦民纷纷逃迁，灾后垦户由5000多户减至1000多户。[34]台风过境之时，若恰在天文大潮期（每月的初一、十五前后），则危害更甚。1939年8月30 日（农历七月十六）强台风即遇天文大潮。报载：“飓风骤袭苏北沿海一带，潮汛与风信一致冲击，暴雨兼注，海湖水位激高数丈，亘三昼夜始稍杀，演成海啸惨灾。以致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涟水、灌云等县滨海居民不及逃避，被淹没者约一万数千人”。[35]退潮后，23万亩棉田无收，土地多年不能垦种。[36]所谓内水，来自垦区以西，因地势低洼，无人海通道，又处于南北冷暖气流交会地带，多暴雨天气，水势落差小而常为洪水涡旋区，若遇淮河、运河泄洪，则涝灾更甚。垦户因此而逃迁的例子俯拾皆是。如新南、新通公司：“全部植棉，丰收似不多见，一旦大雨为灾，棉场丧失殆尽，故垦民怨声载道，鬻家具，卖子女，纷纷他逃，垦务因而中止；迨恢复旧观，颇费时日。”[37]朱俊仁老人说：“民国十九年下了一场大雨，田淹了，颗粒无收。后来我就去上海拉黄包车。”王衡礼老人则说：“大水来后冒盐卤，田里草也不长，收不到棉花”，只好“到苏南打工”。[1]（p280、424）

　　要防范风暴潮与洪水（简称“东潮西水”），张謇强调“以水利（堤防、河、渠、闸、涵洞）为首要”，[38]其中又以筑堤为先。张謇规划的筑堤模式是，堤分外堤、里堤、次里堤、格堤四种：“濒海者日外堤，濒通潮大港者日里堤，濒通内水河渠者为次里堤，堤中分格者日格堤。”[39]外堤为捍海挡潮大堤，若被海浪冲决，有里堤阻挡；里堤被冲决，仍有格堤阻挡海水人内，渐次缩小受灾范围。大规模水利建设，需要巨额资金。张謇的筹措办法是“仿泰西公司集资堤之”，[40]即仿照西方股份制的方式募集修堤资金。由于盐垦公司的原始资本用于收购盐垣和荡地的费用相当多，用于水利工程方面的资金普遍不足，除通海垦牧公司外，即便最好的几家公司，水利工程设施大都因陋就简。“论河堤工程，最完备者，莫垦牧、大有晋，次则大豫、华成，再次则大丰、大赉、泰源等，余者或仅开一河，或只筑一堤，甚至并一河一闸而无之。”[41]泰源公司“开办之初，即受潮灾，损失颇巨，其后股东分地自管，勉可维持”；因公司“无大工程”，[3]（第4章p54）垦户“种了棉花后，往往一下雨就淹没了，无收成了，于是他们就回了老家，有的去了大丰、合德、云台山，从此不来”。[1]（p296）

　　水利工程与岁收利害攸关，问题是，资金不足，难以兴工程；工程不兴，又难以有效抗御风潮、洪水，导致歉收亏损，进而加剧资金不足。从1918年到1921年，在连续遭灾之后，仅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5家公司的负债额就达450多万元，其中大丰公司负债256万元，债息每年30余万元，“即使岁收丰硕，还欠且尤不足，遑论工程……公司鉴于历年之歉收，率由于工程之未备；然工程非款不办。而公可值此灾歉之余，岂复能言工程？嗣经再三计议，工程不兴，则岁收不可必。无已，惟有设法择要施工，故复修西堤以捍上游之水，浚通中卯酉河，直达门龙港口，以泄中部之水。是年收入遂达二十二万八千元有奇。未始非水利之效也”。[42]上述指出了现实中的水利困境，“设法择要施工”属无奈之举。

　　历经有年，一些公司虽为水利工程投入了大量资本，但相对于经营面积，工程费用之少仍令人唏嘘。据1935年土地委员会的调查，通海垦牧公司投入工程费用最高，达230万元；其次是大丰公司，为107．2万元，已不及通海垦牧的1／2。就开垦的面积核算，通海垦牧也最高，亩均25．1元，大丰反而最低，只有2．5元；就总占地面积而言，除通海垦牧外，其他公司亩均工程费用都是少得可怜，况且各自为政，缺乏整体规划。这一时期，政府也曾出面介入，如1931年大水之后，国民政府召集专家筹划导淮人海工程，[43]1934年江苏省政府又提出开辟沿海新运河计划等，[4]（p23085-23095）均因经费无法落实而停滞。

　　最后指出的是，垦户的群体分化与粮食安全风险也有直接关系。据1935年土地委员会的调查，作物面积占公司农场总面积的95．6％，他如晒场占1．1％，房屋0．9％，菜园0．3％，其中“作物地尽为旱地，水田仅0．2％，此因新垦地盐分过高，不适种稻。”[3]（附表5）除了垦区土壤适宜植棉外，主要是各公司十分重视棉花生产，限种其他作物。张謇开发盐垦区的原动力就是“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44]即为纱厂建立一个稳定的棉花生产基地。因而稻、麦、杂粮生产面积一直较少，产量也很低。以表8淮南所属17家公司30．5万人为例，按每人每月粗粮40斤计算，一年共需1．46亿斤，但所产豆麦937万斤，只能部分解决垦户的食粮需要，缺额巨大；况且，这仅有的粮食还是本地人（本场人）生产的。“本场人种田粗糙，小熟种麦子，当口粮。海门人只种一熟棉花，不种麦子，春来秋回，种走脚田”；“海门人不种麦，因种了麦会降低棉花产量”。[1]（p273、289）结果，来自南部的垦户所需粮食，除了自带，只有购买；“因缺粮，故不养鸡鸭，也不养猪”；间或用所织的土布到集市上“换米”，以改善生活。[1]（p297、402）顾德才老人回忆通遂公司的情况：“最早来这儿种田的均是启东、海门人。因拿不出多少押金，一般只种一窕田。他们春天来挖茅草、种棉花、削草，秋天拾了棉花卖掉后再回老家。他们住的是茅草搭的田头舍，吃老麦粥和老麦饭，菜是咸瓜子和咸菜，生活十分艰苦。”[1]（p328）棉花是非粮食作物，秋收之后留住垦区就是纯消耗粮食了，如果收益有限，最基本的粮食需要得不到保障，生存风险就很大，特别是在冬天的茫茫海滩上实在无法生活。定居下来的，大多是把田种好了，收益有了保障。胡润生老人说：“棉花一收完，就关门回老家了，第二年再去种田，直到把田种好了，才全家迁大丰。”[1]（P151）

四、简短的结语

　　1935年夏，陈洪进在盐垦区历时两个月的考察后感慨：“盐垦区的问题实在是丰富，值得大家努力研究。”[45]原因是盐垦区出现了新旧转换的复杂形态，特别是“自从通海垦牧公司成立以后，垦殖的情形就大大地不同了”，譬如“采取农业企业的形态”；“有很大的规模，巨额的资本，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以及“都是专营棉花作物”。[46]与此同时，盐垦区的农民与传统的佃农也“大大地不同了”。张謇在通海垦牧公司《申订事例》中规定：“本公司开办宗旨，原为纱厂谋纺织之根据地，各堤经理须本此意通告各佃，俾佃人知公司与纱厂有甚重关系。所产之棉，应归公司收买，以充厂用，不得外溢。至花价自以厂收当时市价为衡，不得令佃人吃亏。”[47]这其实明确了“公司+农户”的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虽然词仍以佃农称之，但此时的垦户从事的是商品性棉花生产，已被纳入到具有现代意义的工、农、贸体系之中，并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48]“农民农”与“走脚田”的出现也因此有了全新背景。在具体的交互过程中，“走脚田”的路径受制于“农民农”的主体构成，呈现出由南而北逐步推进的特征。相应地，南部开垦早于北部，早开垦者盐分少生产力高，迟开垦者盐分多生产力低，所以，土地收益大体由南而北递减，地价、租额、顶首、棉产量等所体现的距离衰减规律，都从属于这一主体特征。而“走脚田”收益的不确定性，强化了“农民农”的流动性，并最终制约了垦户的规模。“走脚田”的风险又导致了“农民农”的分化，或退出或定居，但大部分仍坚持季节性的往返流动。最后，“走脚田”与“农民农”因公司的终结而终结，1946年解放区土地改革，公司土地被没收，分配给一部分垦户，[49]由此转身为移民，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

【参考文献】

[1]姚谦．张謇农垦事业调查[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2]胡焕庸编订．两淮水利盐垦实录[M]．中央大学地理系，1934．

[3]土地委员会．盐垦调查报告[R]．油印本．1935．上海图书馆藏．

[4]王慕韩．江苏盐垦区土地利用问题之研究[M]．1935．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  版有限公司，美国旧金山：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影印，第45册．

[5]淮南盐垦各公司总管理处编．淮南盐垦各公司总管理处概况[Z]．1937．南通市档案馆藏，宗卷号B414-111-14．

【注释】

[1]参见孙家山：《苏北盐垦史初稿》，农业出版社，1984年，第29～37页；江苏省地方志编委会编：《江苏省志·海涂  开发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47～58页；赵赟：《苏北沿海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以清末民初废灶兴垦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2]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4《产殖·劳动》。

[3] [清]沈廷瑞《东畲杂记》提到浙江嘉兴濮院镇出现的“跨脚田”，与苏北的“走脚田”类似。其文说：“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两头人为之。西头，谓石（门）、桐（乡）邑界，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  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日种跨脚田”。参见民国《濮院志》卷14《农工商·农桑》。

[4]参见张荣生：《追踪先贤步武探求伟业渊源——80年来研究张謇盐业改革、盐地垦殖学术成果总述》，《盐业史研究》2006年第4期；徐民华、李霞：《近二十年苏北研究的域外视角》，《江海学刊》2003年第4期。

[5]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5编《农林畜牧·盐垦》，1933年，（香港）宗青图书公司，1980年影印，第265页。

[6]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稽核处编：《通泰盐垦五公司经营概况》，1925年，第9、24页，上海图书馆藏。

[7]张謇：《垦牧公司第七届说略》（1909年），曹文麟编《张啬巷（謇）文钞》，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246页。

[8]蓬舟：《沿海拾页录》（2），《大公报》1933年1月4日。

[9]民国《黟县四志》卷2《风俗》记载：“昔日地狭人稠，欲佃不得，于是纳金于田主，田主收其金，则其田永远由其耕种，若欲易佃，则必偿旧佃之金，故曰典首。”

[10]沈时可：《海门启东县之佃租制度》，《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旧金山）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影印，第60册，第30934页。

[11]张謇：《盐垦公司水利规划通告股东暨公司职员函》（1923年），《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8。

[12]张惠群：《盐垦区域佃租制度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1册，第31814页。

[13]李旭旦：《中央大学地理系两淮考察记》（18），《中央日报》1934年8月29日。

[14]黄孝先：《海门农民生活状况调查》，《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期，1927年8月。

[15]张謇：《为通泰各盐垦公司募集资金之说明书》（1924年），《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8。

[16]沈时可：《海门启东县之佃租制度》，《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0册，第30857页。

[17]张謇：《整理盐垦公司刍议》（1922年），《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6。

[18]张謇：《整理盐垦公司刍议》（1922年），《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6。

[19] [日]西泽治彦：《大丰盐垦公司和海门移民——大丰县大中镇同德村社会调查报告》，严学熙主编《论张謇——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6页。

[20]庄安正：《清末民初苏北通海地区移民概况述评》，（台湾）《东吴历史学报》2002年第8期。

[21] “窕”（原字有“土”左偏旁，音tiao）是盐垦区通用的面积单位。盐垦区土地按井田制规划，被分成一条条，呈长方  形，当地称为“窕子”。1窕田20～60亩不等，通常25亩，为一家农户耕种的基本田块。

[22]陆养浩：《拓展苏北垦殖》，《江苏研究》第1卷第1期，1935年5月。

[23]冯泽芳：《部立第二棉场之过去、现在及将来》（192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农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72～574页。

[24]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局，1935年，第36～40页。

[25]张謇：《保护垦佃通告》（1921年），《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6。

[26]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第250～251页。

[27]张謇：《盐垦公司水利规划通告股东暨公司职员函》（1923年），《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8。

[28]汤一南：《江苏省土地局实习报告书》，《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15册，第61307页。

[29]张惠群：《江苏土地局南通盐垦公司实习总报告》，《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08册，第57419页。

[30]李积新：《淮南盐垦区之垦殖问题》，《地政月刊》第3卷第5期，1935年5月。

[31]江苏省地方志编委会编：《江苏省志·海涂开发志》，第48页。

[32]王慕韩：《阜宁实习调查日记》，《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00册，第52833页。

[33]张謇：《对于各盐垦公司之通告》（1922年），《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6。

[34]江苏省地方志编委会编：《江苏省志-海涂开发志》，第54页。

[35] 《苏北七县海啸受灾实况》，《新闻报》1939年10月22日。

[36]江苏省地方志编委会编：《江苏省志·海涂开发志》，第27页。

[37]兰少英：《苏北荒地垦辟之我见》，《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1934年8月。

[38]张謇：《为通泰各盐垦公司募集资金之说明书》（1924年），《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8。

[39]张謇：《垦牧乡志》（1924年），《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8。

[40]张謇：《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1901年），《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2。

[41]李积新：《江苏盐垦事业概况》，《东方杂志》第21卷第11期，1924年6月。

[42]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稽核处编：《通泰盐垦五公司经营概况》，1925年，第40页。

[43]内政部编：《废田还湖及导淮人海案会议汇刊》，1932年，第1～52页。

[44]张謇：《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1911年），《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4。

[45]陈洪进：《江苏盐垦区农村经济速写》，《中国农村》第1卷第12期，1935年9月。

[46]陈洪进：《江苏盐垦区盐垦公司之股东分地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4卷第1期，1937年3月。

[47]通海垦牧公司编：《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通州）翰墨林编译印书局，1911年，第3章，第95～96页。

[48]林刚：《张謇与中国特色的早期现代化道路一对淮南盐垦事业的再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49]江苏省地方志编委会编：《江苏省志·海涂开发志》，第48～55页。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上海200237）

来源：《中国农史》201203

　　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因此，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都确定了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基本政策。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基本上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两个部分，而金融、重工业、外贸、现代交通等重要行业都基本上由国营企业经营。而国家用于工业化的积累（各种资源）也主要是通过投向国营经济来实现的。

　　一、政府投资体制的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资金短缺与百废待兴的矛盾面前，在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基本方针下，如何从体制上保障用好政府的投资，遂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各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分散进行的，没有统一的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也是归各部门、各地区分散管理的。

　　1950年3月统一财经以后，由于地方政府的大部分财权和大型国营企业的折旧、利润都收归中央政府，为了有效安排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就需要建立一套分配和管理投资的体制和办法。1951年3月和1952年1月，中财委先后制定颁布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和《基本建设工作暂行办法》，从分配投资和建设项目的管理等方面，建立了初步的管理体制。

　　（一）投资分配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政府投资的分配方面，逐步形成了如下体制：

　　1、由中财委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家年度财政预算和统筹考虑，自上而下地把中央政府的投资额分配给中央各部，并确定各部的基本建设控制数字，然后由各部确定所属建设单位的基本建设控制数字。

　　2、各建设单位按照系统自下而上地编报年度基本建设工作计划。

　　3、由中财委开始自上而下地批准各部的基本建设工作计划，各部再批准所属建设单位的基本建设工作计划。

　　至于地方政府的投资（来源于地方政府组织的财政收入），则基本由地方政府自行安排和管理，较大项目则需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备案。

　　这种“两上一下”的投资管理体制，即自上而下地分配政府投资，适应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资金极为短缺和投资需求较大的矛盾下，必须集中有效使用资金的要求。同时，由于当时投资额不大、投资较为集中，中央政府也管得过来。但是也必须指出，这种自上而下靠行政方法分配投资的体制，特别是资金统由财政分配，无偿拨款，结果形成一种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施工企业吃建设项目的“大锅饭”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投资分配部门虽然负责投资决策，但是并不承担投资的风险，而建设项目（即未来的企业）虽然花钱也不承担决策失误的投资责任。这就使得部门、地方、企业都来争投资、上项目、增加生产能力，追求所谓的“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很少关心机会成本和投资效益，于是形成“投资饥渴症”和“钓鱼工程”。由于下面争投资，因此向上反馈的信息就会失真，这不仅使中央主管部门获得真实信息的成本大大增加，也容易导致投资决策的失误。最后，等到银行和财政部门发现了投资上的问题或投产后效益太低甚至亏损时，已经是生米做成熟饭，悔之晚矣。

　　为了抑制投资饥渴和个部门、各地方争投资，1953年以后，中央逐步将绝大部分投资决策权和基本建设的拨款掌握在自己手中，主要采取行政手段，自上而下、按行政管理系统(部门归口)分配投资，部门、地区对所属建设单位只能按中央戴帽下达的拨款指标转手分配，无权自行调剂资金；而企业和建设单位只是实现国家投资的基层单位。由于中央负有投资决策和综合平衡的责任，权力和责任是统一的，除非特殊情况下（如受政治因素干扰），在投资决策上一般是可以抑制投资饥渴和不负责态度的。

　　（二）基本建设项目管理体制

　　在基本建设项目的管理方面，建立了分类管理体制。即按投资规模的大小，将建设项目划分为限额以上项目和限额以下项目。凡一个建设单位，不论其为新建、改建或恢复，它的全部投资额大于限额者，即为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小于限额者，即为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限额的规定，按照不同产业和部门制定不同的标准。以工业为例：钢铁工业、汽车制造工业、拖拉机制造工业、船舶制造工业、机车车辆制造工业的投资限额为1000万元；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水泥工业的投资限额为600万元；电站、输电线路和变电所、煤炭采掘工业、石油开采工业、石油加工工业、除交通机械以外的机器制造工业、汽车和船舶的修配工业、纺织（包括印染）工业的投资限额为500万元；橡胶工业、造纸工业、制糖工业、卷烟工业、医药工业的投资限额为400万元；陶瓷工业、除制糖以外的食品工业、其他各项轻工业的投资限额为300万元。同时，又将基本建设项目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为甲类，其计划任务书（后称设计任务书）必须由政务院批准；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限额以上项目为乙类，计划任务书由中央主管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报经中财委或政务院批准；投资额在限额以下20万元以上的项目为丙类，其计划任务书由中央主管部或大行政区指定的机关批准；投资额在20万元以下的项目为丁类，其计划任务书由省里批准，报中央有关部门备案。

　　1952年以前，由于中财委只在计划局下设立了一个基建处来主管全国基本建设、城市建设和地质工作，力量十分薄弱因此当时中财委只负责颁发年度基本建设控制数字，管理156项建设工程和对一些有关国民经济命脉重大项目进行决策，而按规定应由中央行使决策权的大批限额以上项目，则由中央局和大区人民政府代行。1952年底大区政府改为行政委员会后，大批干部上调中央充实各主管部门，并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才陆续把项目决策权集中上来。到1954年6月大区撤销，中央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才把全部限额以上项目决策权和设计批准权集中到中央。

　　这种按投资额大小进行分级管理的办法，在当时政府财力有限、投资额不大的情况下，将大部分投资集中于中央政府，避免了投资过于分散，保证了财力物力的集中使用。例如“一五”计划规定，全国限额以上基本建设单位为1600个（其中工业694个，农林水利252个，运输邮电220个，文教卫生156个，城市公用事业118个，其他160个）；限额以下单位6000多个（其中工业约2300个）。再从工业来看，在694个限额以上建设单位中，属于中央各部的为612个；在2 300个左右的限额以下建设单位中，属于中央各部的约900个。

　　（三）开展基本建设的程序

　　在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方面，按照常规来说，应该遵循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施工、验收五个循序渐进的阶段。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不少干部缺乏经验和急于求成，一些工程并没有按照上述程序进行，造成浪费和返工。为了杜绝上述现象，使基本建设工作尽快走上正轨，从1950年底开始，中央政府着手加强制度建设。1950年12月，政务院在《关于决算制度、预算审核、投资的施工计划和货币管理的决定》中强调一切投资都必须有经过政府批准的审慎的设计施工计划。1951年3月，中财委颁发《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将基本建设工作的全部过程划分为：计划的拟定及核准，设计工作，施工与拨款，报告与检查，工程决算与验收五个阶段，首次提出了先勘察、后设计，先设计、后施工的基本建设工作程序。1951年6月16日，《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题为《没有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的社论。1952年1月9日，中财委经过补充修订，正式颁发《基本建设工作暂行办法》，使基本建设工作在程序方面有了制度约束。

　　（四）基本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

　　在基本建设资金监督管理方面，设立了专业银行（交通银行）来专管政府的投资。1950年以前，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是由财政部门拨给其他部门自行分配其所属基本建设单位使用，往往造成资金被挪用或损失浪费。根据苏联经验，1951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指定交通银行兼办国家财政对基本建设投资的拨款，从此确定了国家投资拨款由专业银行管理的体制。但是由于许多部门和地区唯恐多了一个“婆婆”会影响工程用款，执行中阻力很大，因此开始只接办了10个部门、两个大区和20个省、市的拨款。从1952开始，交通银行做了大量工作，一个部门一个大区的接办，到1953年中央贸易部的基本建设拨款交由交通银行办理后，才全部接办了中央各部的投资拨款。1954年又接办了全部地方级拨款；1956年接办了军工、尖端工业拨款，最终实现了投资管理监督权的集中。

　　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政府投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根据《共同纲领》关于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规定和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的经验，以及控制经济运行的需要，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将积极发展国营经济放在重要的位置。在这个阶段，由于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过程中，国家的财力还非常有限，因此在1950年3月“统一财经”后，有限的投资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央手中。

　　从投资对象来看，政府的投资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投资于金融和贸易企业，扩大这些国有银行和贸易企业的资本，增大其规模和控制能力。在恢复时期，国家在迅速扩大中国人民银行规模和机构的同时，还通过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金融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在贸易方面，这个时期，国营贸易企业迅速发展，一方面成立了一批对外贸易公司，控制了进出口贸易，另一方面则成立和大大扩充国营商业企业。控制了市场和主要商品的供销。

　　国家投资的第二部分，是以工业和水利为主的基本建设。1950年基本建设投资拨款10.4亿元，1951年拨款18.8亿元，1952年拨款37.1亿元，三年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总额为66.33亿元，约占同期财政收入的17.7%。如果加上地方政府的自筹资金，三年共完成投资78.4亿元，按照当时的比价，仅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拨款相当于黄金4693万两、银元33.1亿元。[1]超过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10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这些投资的主要方向有以下三个：

　　一是兴修水利。修建了荆江分洪工程。

　　二是恢复交通运输。1952年铁路投资占整个基本建设投资的11.6%。在恢复时期的3年里，国家在对原有的铁路修复的基础上，又投资新建了来睦、成渝、天兰铁路，使全国铁路的通车里程达到了24518公里，接近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公路、航运、民用航空也得到了恢复发展。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26675公里，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内河通航里程达到95025公里。民航航线达到13123公里，还开辟了经过蒙古乌兰巴托到苏联莫斯科的国际航线，建立中苏合营的航空公司。

　　三是对工业进行恢复性建设。在工业投资中，除了恢复性的投资外，新建项目的投资则是以重工业为投资重点，例如1952年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投资占38.8%，其中重工业占29.5%，轻工业占9.3%。因为当时的重工业也确实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并且直接关系到国防能力的建设。这个时期的重工业投资，由于是带有明显的恢复性建设特点，所以投资都比较注重利用原有厂房和设备，建设项目也是以恢复、改造为主，新建为辅，注意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作用。例如1952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东北地区占24.8%。在轻工业方面，由于许多行业产能过剩，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改善地区布局，以减少企业与原料、销售地之间的往返运输。在恢复时期的3年里，国家共向纺织工业投资3.5亿元，主要建设了咸阳、邯郸、武汉三地的3个新纺织厂，改变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纺织业过于集中在沿海上海、青岛、天津等地畸形分布，同时还新建了沈阳、郑州纺织机械厂以及哈尔滨亚麻纺织厂。另外，新疆、湖南、浙江等省、自治区也安排了一批棉纺和麻纺项目。

　　从政府投资的效益看，这三年的基本建设效益还是很好的：三年内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拨款86.21亿元，新增固定资产59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75.3%；投资效果系数平均达到2.9，即每元固定资产投资可增加国民收入2.9元。[2]

　　三、“一五”计划时期的政府投资

　　到1952年底，我国就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因此，从1953年起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实施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这个时期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从“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看，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完成588.5亿元，年均完成投资都超过三年恢复时期所完成投资的总和，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31.2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的90.3%。属于中央政府直接管理项目的投资占82%，地方政府占18%。“一五”期间，国家财政收入总计1354.9亿元，而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则占了39.2%，这在当时工业化水平低、剩余少的条件下是比较高的。

　　这个时期的政府投资，在工业方面，主要是贯彻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方面。在重工业内部，又以机械制造特别是国防工业带动整个工业的发展，从项目来看，则是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为核心。

　　“156项”工业建设工程，是指1950年到1955年期间，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设的一批工业项目。“一五”计划明确规定整个工业化建设将以“156项”为核心展开。虽然后来人们一般都将其归为“一五”计划时期的建设项目，但是实际上它是整个50年代中国大陆工业化进程的标志，它起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贯串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

　　苏联援助建设的项目，是经过多次研究商谈，陆续确定下来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1950年确定了50项；1953年商定增加91项；1954年商定增加15项，总数达到156项，被列入“一五”计划；1955年又商定增加16项；后来又口头商定再增加2项。五次商谈共确定174项，经过反复核查调整后，有的项目取消，有的项目推迟建设，有的项目合并，有的项目一分为几，有的项目不列入限额以上项目，最后确定为154项。由于“一五计划”公布156项在先，所以仍称“156项工程”。这“156项工程”，实际施工的为150项，其中在“一五”计划期间开工的有146项。

　　由于“156项”工业建设的特点是从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能源工业等方面比较先进技术的引进，大部分填补了我国工业的空白或提高了技术水平，因此习惯上将50年代156项为核心的工业建设，称之为工业化奠基之役，以“156项”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不仅填补了大量工业空白，奠定了基础工业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改善了地区分布的不平衡状况，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

　　从“156项”（实际为150项）的产业结构来看，当时主要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是针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防工业极端薄弱的情况，将国家安全放在紧迫的地位加以考虑；二是根据旧中国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已经成为工业化中的瓶颈部门；三是既考虑到利用原来的工业基础，又考虑到备战和改善过去地区布局不平衡。因此156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1）国防工业共44项。（2）冶金工业共20项。（3）能源工业52项。（4）机械工业24项。（5）化学工业和轻工业共10项。[3]

　　从“156项”的地区布局来看，特别是能源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分布，比较均衡，照顾到内地的发展。旧中国留下的不多工业设施，70%左右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地的少量工业，也主要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工业布局极不平衡。“156项”则尽可能地改善这种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实际建设的150个项目中，国防工业的44个项目大部分都放在了内地，布置在中部和西部地区35个，其中21个安排在四川和陕西两个省；106个民用工业项目，布置在东北地区50个，中部地区32个。在从电力工业的布局来看，除东北地区布置7个外，遍及北京、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甘肃、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新疆。都是过去电力工业比较落后的地区。据当时担任中财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回忆，新建工业在地区上作这样的布置，是费了心思的。“当时，着重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1）就资源。钢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化工企业，主要摆在矿产资源丰富或能源供应充足的地区；机械加工企业，要摆在原材料生产基地的附近。……（2）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改变面貌。……（3）军事上的需要。”[4]

　　从行业来看，冶金工业完成投资46.61亿元，新增固定资产38.13亿元；化学工业完成投资13.61亿元，新增固定资产8.75亿元；机器制造工业完成投资38.47亿元，新增固定资产30.25亿元；煤炭工业完成投资35.55亿元，开工建设的新矿井共194处，设计生产能力7537万吨；建材工业则主要新建了山西大同、甘肃永登、新疆乌鲁木齐、云南昆明、四川江油、河南洛阳6个水泥厂，湖南株州和河南洛阳两个平板玻璃厂。纺织工业国家安排投资15.56亿元，实际完成投资17.05亿元，共新建扩建棉纺织厂68个（制基本建设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印染厂6个，毛纺织厂3个，麻纺织厂7个、丝绸厂4个，化纤厂4个，纺织机械厂1个。

　　在交通运输方面，新建铁路33条，恢复铁路3条，新建、修复铁路干线、复线、支线和企业专用线约1万公里，宝成、鹰厦铁路建成通车。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使得北京至广州铁路全线贯通。民用航空在此期间也获得迅速发展。到1957年底，航空运输线路达到2.64万公里，比1952年增长101.5%，飞机数量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29架增加到118架。

　　可以说，在“一五”时期，通过国家投资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国营经济已经成为国家工业化的主体。

　　从投资效益看，“一五”时期是很好的。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高。这个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588.5亿元，而五年内因基本建设投资新增固定资产492.2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达到83.6%。二是建设周期短，投产率高。“一五”时期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限额以上大中型项目921个。五年内全部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595个，大中型项目平均每年投产率为15.5%，按此计算，平均建设周期为6。44年。三是重点建设项目投资效益好。“一五”计划时期的政府投资重点是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156项工程设计总投资为202.7亿元（执行中调整为150项，187.8亿元），实际完成投资196.3亿元。到1957年有146项已经开工建设，其中68项已经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按实际工期计算，156项工程平均建设工期为3.6年。四是投资效果系数高。“一五”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为511.58亿元，新增国民收入319亿元，投资效果系数为0.52，这与同期发达国家相比，也是高的：1956-1978年间，美国为0.41，日本为0.45，西德为0.49，英国为0.44，苏联为0.25。[5]

　　四、“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政府投资

　　1956年以后，毛泽东鉴于苏联经济体制管的过死，地方和企业缺乏自主权的弊病。从1958年开始了以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和追求经济建设高指标的“大跃进”。在1958至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共完成1007亿元，比“一五”时期5年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还多80%。在“大跃进”狂热的气氛下，大批项目仓促上马。施工的大中项目，1958年为1587个，比1957年增加了595个；1959年为1361个；1960年进一步增加到1815个。县以上兴建的小型项目，1959年建成的就有5万个，1960年施工的达7万个。县以下的小型项目更是无控制地兴建。计划外项目也大量增加，1960年全国施工的计划外大中型项目就有380个，占施工项目总数的20%多；小型项目更多，占的比重更大。[6]

　　在钢铁产量高指标压力下,投资兴建的“小、土、群”和“小、洋、群”的高炉和轧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生产力。例如鞍钢在樱桃园、弓长岭矿区建了一批100立方米的小高炉，在灵山建了一座小型转炉炼钢厂。在太钢、武钢、包钢等大企业里仓促搞起来的“小洋群”，耗费了大量的资金、设备、材料，也分散了领导精力。突击一时，曾增产了一些不合格的钢铁，但最后不得不拆掉或改作他用。广大群众热火朝天建立的大批“小土炉”的生产情况却不容乐观。有的小高炉能够流出铁水，有的流不出来，有的流出来的是高硫铁，不能炼成好钢，很多小高炉的铁成本很高，最高到600元一吨，超过大高炉铁的成本4—5倍。[7]

　　三年“大跃进”不但没有带来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反而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从1961年起，政府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即当时所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此期间，一方面将投资权力上收到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就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1961年，经过连续四次大幅度调整，固定资产投资比1960年减少62.54%，1962年又比1961年减少了44.07%，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87.28亿元。由于1961—1963年大幅度压缩投资，3年的投资规模平均每年为120亿元，只及1960年416.58亿元的28.8%。到1963年底国民经济情况实现了根本性好转，因此1964年和1965年的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又有所回升，分别为165.89亿元和216.9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2.2%和30.7%。

　　在“大跃进”期间，国营企业的数量迅速扩张。1961年进入调整时期以后，一方面政府“关、停、并、转”了一批物资消耗大、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差、经过整顿仍然亏损的企业或者无力继续投资的在建项目，另一方面则将部分原来由集体企业“升级、过渡”的国营企业恢复为原来的集体性质。因此，国营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以工业企业为例，1959年全国工业企业有31.8万个，到1961年底则减少到19.7万个，到1965年底又减少到15.8万个。但是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原值却有了大幅度增加。到1965年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的固定资产原值达到1040亿元，比1957年增长了两倍。就工业生产能力看，1965年比1957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其中原油开采增长6.5倍，原煤开采增长74%，炼铁增长69%，炼钢增长1倍，发电设备装机容量增长2.25倍，水泥增长1。38倍，硫酸增长近3倍，棉纺锭增长29%，机制纸及纸版增长57.9%，机制糖增长84%，缝纫机增长3.2倍，自行车增长1倍。从工业机械装备水平看，全国工业企业机床拥有量增长1。4倍，锻压设备拥有量增长1.1倍。[8]

　　就投资效益看，这个时期由于经济的大起大落，剧烈波动，投资效益也淹没在其中，但总的趋势是下降和回升。“二五”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71.5%，比“一五”时期下降近8个百分点。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的建成投产率平均每年为8.1%，比“一五”时期的15.5%严重下降。按此计算，“二五”时期大中型项目的平均建设周期为12.4年，比“一五”时期的6.5年拉长了近一倍。再从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看，也是急剧下降的。“二五”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合计为1307亿元，比“一五”时期增长1.14倍，但是国民收入五年合计仅增长16亿元，投资效果系数仅0.01，即没百元固定资产投资仅增加国民收入1.23元。在1963至1965年的继续调整时期，投资效益开始明显回升。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从“二五”时期的71.5%回升到1963-1965年的87.2%（1965年达到93.6%，成为1978年以前的最高历史记录）。投资效果系数也明显回升，1963-196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合计固定资产投资为499。45亿元，增加国民收入463亿元，投资效果系数为0.93。这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投资效果系数很高一样，带有经济恢复的性质。

　　五、“文革”时期的政府投资和“三线建设”

　　国民经济经过1963至1965年的继续调整，从1966年开始，进入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是在同一年，爆发了长达10年的“文革”动乱。在此期间，就政府投资和国营企业的发展来说，呈现出以“备战”为中心的加快重工业和内地工业发展的特点。由于对未来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估计过于严重，这个时期不仅继续优先和加快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而且在政府投资的区域分布上，也向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倾斜，形成了“三线建设”热潮。

　　1963年8-9月间，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发展工业》初稿时就加写到：“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子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子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1964年4月，在国家计委准备按照原来设想的“三五”计划主要是解决吃、穿、用问题，来安排农、轻、重的投资时[9]，毛泽东根据自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提出了“一个屁股和两个拳头”的“三五”投资和建设重点的设想：“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10]并提出农业还是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年5月，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安排时，毛泽东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一定要把三线建设好。

　　毛泽东还认为:“酒泉河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11]5月27日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12]

　　大小三线的划分，就是按照备战的格局，根据各个地区战略位置的不同，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三类地区。一线是地处战略前沿的地区，三线地区为全国的战略后方，二线则是处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地区。各个省区又根据本地区情况，划分出本地区的一、二、三线地区。习惯上将国家的战略后方称为“大三线”，将各省区的三线地区称为“小三线”。大三线地区的范围，根据《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纲要》的规定，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以及河南、湖北、湖南三省的西部，广东的北部，广西的西北部，山西、河北两省的西部。

　　“三线建设”除了国家在投资上向这些地区和项目倾斜外，还在60-70年代对沿海地区的一批国营企业进行了整体或者一分为二的搬迁。1964年4月，总参作战部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抱到毛泽东那里，该报告提出：“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我们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一）工业过于集中。仅十四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百分之六十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百分之五十的化学工业和百分之五十二的国防工业（包括：飞机制造工业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七，舰艇制造工业的百分之七十七点八，无线电工业的百分之五十九，兵器制造工业的百分之四十四）。”8月12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13]

　　8月19日，《李富春等关于落实毛泽东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批示的报告》即说：“根据主席对总参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的批示，我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大家一致认为，主席的批示和作战部的报告极为重要，是我国战略防御的一项重大措施，必须认真对待，努力做好。”会议决定：“各个方面的防备措施，除作战部提的四条外，还应包括大专学校、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仓库、机关、事业单位等，以及城市、矿山的人防措施。各有关方面，都必须按照主席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尽快进行研究，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

　　（2）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

　　（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

　　（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

　　（5） 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

　　（6） 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国家作为投资主体进行的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自此开始。三线建设期间（1965-1980）年国家累计投资约1300亿元，建成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近2000个（其中大型骨干企业600余个）。从三线建设投资的部门构成看，在累计投资的1300亿元中，国防工业投资280亿元，占三线建设基本建设投资额的21。5%，形成固定资产原值270亿元，占三线建设累计固定资产原值的19。3亿元（占全国军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61.2%）。与此相配套，机械工业投资130亿元，占三线建设投资总额的10%；能源工业投资224亿元，占17.2%；冶金工业投资140亿元，占10.8%；化学工业投资80亿元，占6.2%；电子工业投资26亿元，占2%；交通运输业投资100亿元，占7.7%。[14]

　　从投资的地区分布看，西南三省（云、贵、川）形成固定资产原值达到560亿元，占三线地区固定资产原值总额的40%。其中在四川投资262.5亿元，占三线投资总额的27.9%；形成固定资产原值约260亿元，占三线的18.6%。在陕西投资182亿元，在贵州投资111.1亿元。川、陕、黔三省因其所处的战略位置、自然资源状况和工农业发展水平，而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投资区域，尤其是四川，成为三线建设投资最集中、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省份。三线建设期间，四川省基本建设投资达到393亿元，占三线建设总投资的33.5%，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的16%，新建、扩建、内迁来的重工业为主的项目250多个。1975年,四川全省固定资产原值已达182.3亿元，超过上海、黑龙江、仅次于辽宁，位居全国第二。工业部门中，各类机床的拥有量为12.4万台，占当年全国机床拥有量的6.5%，锻压设备拥有量占全国的5.5%；炼钢能力占全国的7。1%，原煤开采能力占全国的6.8%；发电装机容量占全国的6.4%。[15]

　　就投资效益来看，“文革”期间再次从1963-1965年的回升转入下降。“三五”和“四五”时期连续10年的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平均仅有60.7%，大中型建设项目建成投产率维持在10%左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低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

　　由于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的影响和“文革”错误路线的干扰，三线建设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第一，在片面强调战备的要求下，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特别是1969年至1971年，新建和内迁的大中项目达1000多个，资金、设备、原料难以到位，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马，还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带来了经济损失。第二，进程过快、过急，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果。如陕西的一个飞机部件装备厂，投建前未弄清地质条件，结果发生大规模滑坡，损失达1000多万元，并留下长期隐患。第三，过分强调战备需要，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一些现代化工业企业远离城市，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建设在山沟里，造成生产管理、协作十分不便。如陕西汉中012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布在3000多平方公里的两个地区7个县，其中一个企业的生活区分散在6个自然村中。还有不少企业建在山洞中，阴暗潮湿，严重影响产品质量和职工健康，日用品供应也十分困难。各个企业为了解决生活需要，都必须拿出资金建设“小而全”的商店、医院、学校等封闭社会设施，造成重复浪费。第四，在“文革”的干扰下，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如陕西阳（平关）安（康）铁路，是我国的第二条电气化铁路，全长358公里，修建中就有1 512人受重伤，384人牺牲，平均每公里牺牲一人以上，代价是大的。[16]

　　六、1977—1978年“新跃进”形势下的政府投资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革”十年动乱后，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被压抑的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水平的要求迅速释放出来，如何迅速改变国民经济落后面貌，将10年“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和耽误的时追回来，就成为1977年至1978年经济工作的主旋律。[17]

　　1977年3月，国家计委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1977年的年度经济计划。会议认为，1977年要着手解决三个突出问题，即：第一个是农业和轻工业不适应生产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二是燃料动力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发展赶不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三是已经铺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当前财力、物力的可能。会议对1977年计划的主要指标作了如下安排：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6%，工业总产值增长8%。国家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计划减少23%，为250亿元。经过1977年一年的努力，国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工业总产值3728亿元，比上年增长14.4%。基本建设投资完成330亿元。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 055亿元，超过计划4.4%。

　　1977年11月24日，全国计划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形成了《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该文件提出，在20世纪的最后23年，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打几个大的战役。第一阶段，在“五五”计划后三年，重点是打好农业和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两个战役，使农业每年以4－5%、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持续大步前进，为“六五”大上做准备。第二阶段，在“六五”期间，各项生产建设事业都要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到1985年，粮食产量要求搞到8000亿斤，钢搞到6000万吨，原油搞到2。5亿吨。为了实现生产的高指标，相应拟订了基本建设的庞大计划：在工业方面，新建和续建20个大项目，其中主要有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基地、10个大化纤厂、10个大石油化工厂、10个大化肥厂以及新建续建6条铁路干线，改造9条老干线，重点建设秦皇岛、连云港、上海、天津、黄浦等5个港口。197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个高指标的《汇报要点》，并和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一起下达，要求贯彻执行，并写进了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按照这个尽快把经济搞上去的设想，显然仅靠国内的资金和技术是不够的。因此，从1977年开始，根据以往我国技术引进的经验，特别是“文革”后期受到“四人帮”干扰的“四三”方案的经验，将目光转向了大规模技术引进。

　　在“新跃进”的指导思想下，加快了国外设备技术的引进。1977年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的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本来是此后8年的任务，所需外汇为65亿美元，国内配套工程的基建投资为400亿美元。而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上，再次强调要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以致当年就确定从日本、美国和联邦德国等国家引进以钢铁、石油化工、化纤、化肥等主要内容的22个大中型项目，引进总额为78亿美元，当年用汇需11.7亿美元。1977年，我国出口额为79.5亿美元，进口额为72.1亿美元，进出口规模很小，贸易顺差更小。当时我国受过去长期形成的不向资本主义国家借款思想惯性（更不用说外商直接投资了）的影响，为了支付到货的设备款，中国银行用吸收海外存款和从欧洲金融市场筹措贷款的办法共筹集到51亿美元，其中欧洲金融市场的贷款，年利达15－16%。而且，按引进1美元国内配套建设4－5元人民币计算，这些项目建设全部投资需500多亿元。致使国家财政负荷过大。

　　1978年3月下达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中央批准各部门的总额为85.6亿美元，当年成交额为59.2亿美元，使用11.7亿美元。6月30日华国锋在听取访问欧洲代表团汇报时说：原来认为到世纪末的22年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13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今年我们起步是3000万吨钢，日本起步时只有2200万吨钢。我们可以赶上去。现在法国已经提出二十几亿美元供我使用，实际上还可以更多，50亿也可以，西德提出200亿，日本更积极。要想开一点，谈判时间过长不行，要早点把项目定下来，把大单子开出来，然后一批一批地去搞。[18]7月份，国务院务虚会又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1978年全年共签订了78亿美元的引进项目合同，都要用现汇支付，确定的1978年至1985年引进规模由原来的65亿美元增加到180亿美元。这些都大大超过了我国的承担和消化能力。而且引进草率，有的协议甚至在国外的宴会上就签定了。仅1978年12月的最后10天就签订了以化工项目为主的31亿美元的协议，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和综合平衡，给以后造成了隐患。

注释：

[1] 转引自曾培炎主编《中国投资建设50年》，第46-47页，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

[2] 转引自汪海波主编《中国经济效益问题研究》，第427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年版。

[3] 国家统计局：《1950－1985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第196－20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9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5]转引自汪海波主编《中国经济效益问题研究》，第430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年版。

[6]《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基本建设》，第1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7]《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钢铁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8] 曾培炎主编：《中国投资建设50年》，第78页，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

[9] 参见薄一波《编制长期规划中的一些政策思想问题》，1964年2月14日，载《薄一波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0] 《毛泽东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的插话》，《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11] 《毛泽东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的插话》,《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12] 《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 768—1 769页。

[13] 毛泽东：《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的批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 第1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4]曾培主编：《中国投资建设50年》，第83页，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

[15] 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第452页。

[16] 何金铭等主编：《当代陕西简史》，第203、18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17] 参见1977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

[18] 国家计委档案：《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指导工作中的问题》，1980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