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起源无疑地是以农业为先导的，农业生产是文明产生的先决条件，农业文明本身就是初始意义上的文明。”[1]儒家思想在我国持续数千年，对我国古代乃至现代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它的影响渗透到各个领域，其中在农业领域也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古代先贤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均对儒家的思想有不同的论述，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如孔子的“仁爱”、孟子的“仁义”，朱熹的理学以及王阳明的“心学”。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文明极其发达，儒家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运用而生的，可以这么说一部中国儒家思想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农耕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儒家思想和农耕文化之间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农业的兴盛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特征之一，由此也就孕育了独一无二的儒家思想，为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增添了一抹亮色，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这里我们重点探讨儒家思想对我国农耕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我国农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儒家思想与我国农耕文化之间的关系

　　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儒家思想和其他思想一样有其产生的背景，特别是要和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儒家思想的产生切合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迎合了当时农耕经济的需要，反映出了农耕经济的发展水平，“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反映出了人们的思想价值取向必然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农耕文化的兴盛为儒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沃土，也为儒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不象有些学者所提出的那样，儒家思想一味排斥农业，阻碍了农耕文化的发展，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因为儒家思想的产生本身就包含了农业经济的不断繁荣和农耕文化的不断兴盛。即使在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也从未逃离过人们的视线，儒家思想的产生发展也一直与农业兴盛息息相关。思想的产生根植于丰厚的社会土壤，而农耕文化的高度发达以及农业经济持续繁荣为儒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这种可能。儒家思想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社会，农业的繁荣一直在维系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明思想发生发展的源动力，是促进中国古代社会快速转型的精气神，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催生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这一点早已无可置疑写入了中国历史。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长期主导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标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坐标系，澄清了中国农耕文化的本来面目。历史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儒家思想的产生与中国农业社会的一路高歌猛进分不开的，也是与中国农业发展相辅相成的。当然，儒家思想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耕文化的大步向前发展。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意味深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农耕文化俏丽身姿，曾几何时，儒家思想从未脱离过农耕文化的影响，可以这么说，“天人合一”、“格物致知”、“致良知”、“为天地立心，为自然立法”、“阴阳”、“太极”、“道”、“天理”、“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的产生，都是在对农耕文化高度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归纳出这些哲学思想的哲学家也对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

　　二、儒家思想对我国农耕文化的深刻影响

　　儒家思想既然和农耕文化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那么儒家思想对我国农耕文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其实，说到儒家思想对农耕文化影响问题，上面也探讨过儒家思想是在我国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产生的，这一点已毋容置疑。我们知道，作为朱熹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相数学”，就对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对我国农业发展十分有价值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农业发展，丰富了我国农耕文化思想，不仅这样，朱熹的重农开源以及井田货币思想就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经济思想，并在南宋时期就提出了民生之本在农、关注贫富悬殊、适当减少农民税收、以及货币流通等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缓解社会矛盾的思想，这对于调动当时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南宋农业生产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从中我们也看到朱熹这位宋代理学家对农业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当时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深刻洞察力。朱熹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仅仅是对农耕文化有着深刻情结中的一位，孔子、孟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民生的关注有过之无不及，民本情怀是我国古代儒家学者一以贯之的思想，他们以忧国忧民为己任，他们以倒民解悬的使命感、以舍我其谁的勇气和智慧，主动承担起教化国民，优化社会风气，塑造国民形象，把成圣成贤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不要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即使在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仍然就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生态思想传统强调人与万物的价值都有一个共同的创造源泉，人必须尊重万物的价值并维持好世界的价值秩序，由此派生出人类对天地万物和自然系统的道德义务。”[2]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因为这种思想扎根在农耕文化如此深厚的中国古代社会，经过孔子、孟子以及朱熹等伟大思想家等精心诠释，这些宝贵的哲学思想，就像一个强大的永恒磁场深深地吸引着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最根本的文化基因、道德载体，与此同时，这种内生的文化基因、道德载体也和中国的农耕文化相得益彰，形塑着人们的心灵，在与农民的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升华，从而形成极富凝聚力的中华民族精神，儒家思想跨时空的影响力、辐射力对农耕文化推动促进作用自不待言，但是它能够就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却是令人难以置信，以致中华文明成为全世界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国人民无坚不摧的力量，每当民族面临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这种作用就会愈加凸显，而且能够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这种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在促进农耕文化向前发展、促进农民生产积极性以及提升广大农民精神境界方面无疑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时过境迁，儒家思想的人文主义意蕴依旧在影响和改变着广袤的农村。

　　三、儒家思想对我国农耕文化的引领作用

　　“孔子作为儒学的创立者，最早阐述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他为当时的民间社会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有益的精神资源。”[3]思想对文化的引领作用，是一道深刻的哲学命题。儒家思想对农耕文化的作用也不例外，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思潮能够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变迁中一直主导者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这本身就说明了这种思想的卓越与不凡，特别是在刀耕火种的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在完善人民心灵的同时，也在对中国农耕文化发挥着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儒家思想作为一种长期统治中国古代人们政治意识形态，它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哲学，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它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天理”、“太极”、“道”就有在某种程度上等效。当然，农耕文化也就有形而上的意味，但是，它更多的是对形而下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它是来源农业社会又高于农业社会的当时我国农村现实一种反应，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古代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农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份额极大，这种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性造就农耕文化的繁荣景象。儒家文化思想作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思潮，一刻也未停止过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指导和引领，一直在中国农民的心灵中占据着极其崇高的地位，渗透到人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有形无形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儒家思想也一直在发挥自身的这种优势，开导人们的思维，启迪人们的心灵，引导着人们朝着成圣成贤宏伟目标前景。中国古代农村作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传播地，成了儒家思想传播弘扬的最重要的场所。儒家思想在规范我国古代农民的思想行为方面也就有独当一面的作用，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乡村礼仪制定的重要依据，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功能，凡是和儒家思想相违背的思想被视为异端，必将遭到无情的抵制，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是把这种儒家唯我独尊的思想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被戴震批判为“天理杀人”，应该说这是对封建集权思想发出最强有力的声讨，让人们也感受到儒家思想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当然这种思想的改变必然要反映到中国农耕文化上，这也是“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在此得到深刻印证。

　　我们象看待任何事情一样，要要有一份为二的思想，就像《易经》中所包含的辩证思想一样，“变与不变”、“动与静”、“阴阳”其实都包含在儒家思想当中，儒家思想对我国农耕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站在现代视角上，我们应当比我们的先辈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博大的胸怀，吸收儒家哲学思想合理的内核，注入现代文明元素，为中国农耕文化的持久繁荣、为中国农业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这也是我们探讨这个课题的根本宗旨所在。

参考文献：

[1]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團[M]．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

[2]常新，史耀媛．儒家生态观的理性解读及其重建[J]．唐都学刊，2003，(2)：125—128．

[3]张莹儒．儒道两家伦理思想对现代农业环境保护的现实意义[J]．河南农业，2006，(3)：41

文章来源：《农业考古》201204

　　【核心提示】中国古代历史上就一直存在所谓东西南北中的问题；并且具体表现为文化区域的造就，经济重心的形成，政治中心的变迁。

　　自从中华大地上有了人类，就充满着生机勃勃的景象。在摆脱野蛮进入文明阶段后，中华先民就一直是活跃发展的。各地先民创造出绚丽的文化，随后从西到东、从南到北传播，进而汇聚在中原；经过凝结升华后，又从中原散发到东、西、南、北各方位。正是这种持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明不断丰富，从而在文化上表现为多样性，经济上表现为不平衡性，政治上则表现为追求统一性。文化、经济和政治的表现不一，便不断酝酿出种种社会矛盾。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就一直存在所谓东西南北中的问题；并且具体表现为文化区域的造就，经济重心的形成，政治中心的变迁。

　　文明发祥地的多源化

　　中原西部的渭水流域是中华古人类与古文化的发祥地，可作例证的是蓝田猿人文化。但是，作为发祥地，它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早的，因为还可以列举出元谋猿人及其文化、中国猿人北京种人及其文化，等等。可见，中华大地上的文化，最早并不是在被后人视为中心的中原出现和扩散开来的。距今约1万年左右，中华先民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有上千处，相应的文化遗存遍及中国各省区。其中闻名于世的有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除仰韶文化外，其他大多并不位于中原。无论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中华古人类与古文化的发祥地是多源的，中华古文明的形态是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的区域特异性是很早便形成的。

　　不过，由于气候、物产相对适宜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更由于地理位置的适中，黄河中游逐渐成为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于是，黄河中游的文明程度逐渐突显，形成凌驾于其他地区之上的趋势，为后世所谓中原文化至尊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黄河中游地区被视为中华文明最悠久的发祥地。

　　中原中心的确立

　　在黄河中游地区，原本也存在多种不同的文化。上古传说中关于黄帝与炎帝、蚩尤、三苗等部落的联合与战争，正是不同文化交流与冲突的集中反映。依靠军事胜利的推动与政治管理的成功，黄帝部落的文化在中原占据了上风。于是，以黄帝部落为中心的政治形式出现了。当然，这仅仅是黄河中游政治中心的雏形。然而这样的雏形是具有号召力的，后来从中华地域的中部、东部和西部分别发展起夏、商、周等王朝，就都以中原为根据地向周边拓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夏、商、周等王朝的更替过程中，铲除对方的政治中心以确立自己的政治中心成为政权建设的首要任务。被后世称作国都或首都的政治中心，成为政权的象征。

　　由于统治范围与实力的限制，夏、商、周等王朝的政治中心具有局限性。当中原以外地区发展的势头强劲起来时，西周的政治中心地位便日益丧失，春秋争霸与战国争雄的局面随之形成。不过，春秋争霸的实质是政治势力的逐步归并，结果是小国汇合成战国七雄。七雄又分成西方和东方两大势力，于是就有了历史上的东西之争问题。秦国在西方，代表中华大地西部的文化。其势力向东推进，陆续消灭六国，从而一统天下。这样的统一，是中华大地西部文明与东部文明碰撞、融汇的过程。其结果是秦朝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定都咸阳，即咸阳被确立为辽阔中华大地的政治中心。对中原而言，咸阳是偏西；但是对于秦朝而言，却是东倾。此后，汉代虽然取代了秦朝，但是其政权是建立在秦朝基础上的，所以西汉的政治中心距离咸阳不远，稍东移到长安。东汉虽然也是刘姓王朝，但是统治观念更注重东部，其政治中心便从长安东移到洛阳。经过不断的文化交流与融汇、军事冲突与政治集中，政治中心逐步地从西向东移动，终于占据了中华大地的中央位置，即中原的中心洛阳。

　　东汉末年局势大乱，洛阳、长安惨遭蹂躏，中华传统的两大国都被破坏殆尽，迫使政治中心东移，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太行山东侧不断出现以邺城为据点或国都的政权便是明证。不过，即便如此，洛阳仍不失其中心地位。如曹操政治集团虽然以邺城作为根基，但是却建都洛阳。这说明统治者仍倾向于以中原之中央为其政治的中心。不仅汉族如此，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有如此观念。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建都平城近百年之后将国都南迁洛阳，其选定洛阳作为新都的意义在于“洛阳居中”。政治中心一定要居于中央的地位才能有力地号令全国。北魏迁都洛阳的宗旨，就在于表明它一定要成为正统的封建王朝。

　　虽在长安建都，却又以洛阳为陪都或东都，二者的政治中心在长安、洛阳之间徘徊。这再次反映了中华大地政治中心的位移趋向于洛阳。不过，经过五代十国的动乱之后，长安与洛阳失却了传统的至尊地位。北宋的政治中心虽仍在中原，但东移到达开封，这是距离较大的位移。北宋以前列朝，虽然兴起方位不同，但是政治中心的确立与变迁，大多具有力图居中的趋势。不过，政治中心的确立与变迁，在客观上会受诸如民族、文化、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在北宋以后，这些因素的影响更加明显。中华大地的政治中心最终东移到北京，元、明、清三朝就均以北京为都城。而在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经济重心的变化。

　　经济重心影响政治中心

　　中华大地的经济重心早先位于中原，隋唐之后南移至江南。在南北朝分裂时期，江南的经济确实具有了长足发展；而在北方，虽然中原经济因战乱频仍而破败，但仍然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经济发展区域，那就是由黄河与太行山围拢成的河北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持续动荡，形成了移民大浪潮。移民浪潮的动向虽然不一，但首选的正是距中原最近的河北。河北地处大平原，自然条件良好，经过大批移民的开发而成为北方的经济重心。东汉以后许多割据势力依赖河北的经济实力而崛起。到北魏、东魏、北齐之时，甚至有“国之资储咸出河北”的说法。如果说江南经济的发展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那么河北经济的发展则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动向。北京能够成为元、明、清列朝的首都，就与河北的经济发展具有密切关系。

　　当然，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未必是一致的。如隋唐时期，经济重心虽然已经向东北、东南转移，但政治中心仍在长安、洛阳一线。为了解决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问题，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被凿通了。从历代大运河走势的变化，不难看出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之间的紧密关系。在隋唐、北宋时期，大运河是途经开封的，这种状况有别于后来元明清时期的大运河。因为隋唐的陪都在洛阳，而开封是北宋的国都，它们都要利用大运河运输物资。大运河就像两支虹吸管一样，把河北和江南的粮食、布帛源源不断地吸纳到洛阳、开封，以解决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不一致而造成的首都生计问题。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脱离，其弊在于运输物资要增加巨大成本，容易造成财政困难；但是也有其利，那就是迫使政治中心必须与经济重心密切联络，从而有利于对全局的掌控。

　　中华大地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引起东西南北中之争的关键。在炎黄时期、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为东西之争；东汉以后，东西之争转化成南北之争；南北朝以后的隋唐、宋元、明清，都以南北之争为主。随着东西南北中的演变，就不断发生政治中心的位移。古代中华民族的发展，主要面临的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平衡的经济会不断引发政治之争，因此就需要寻求平衡，而寻求平衡的过程会消耗巨大的社会成本。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与东西南北中的不平衡状态是密切相关的。

　　作者单位：澳门大学社会学及人文学院历史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18日第406期

　　清明节祭品“赶时髦” 网友：更应孝敬在世亲人

　　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流传千年。中国人注重血缘亲情。自古以来，祭祖扫墓就是中国人慎终追远、尽孝行孝的方式之一。清明节祭祖扫墓，同时有利于强化家庭、宗族之间的联系和凝聚力。

　　中国人祭祖一直有烧纸钱的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祭祀用品也在“与时俱进”，产品花样百出。宝马、别墅不在话下，又出现了全画幅单反相机、iPhone5手机、平板电脑，甚至海鲜火锅、冬虫夏草、口服参片也成为祭品。部分祭祀物品已经走向异化，如为故去亲人烧“小姐”、“二奶”等，使颇有文化内涵的清明节变得浅薄、低俗。

　　对于不断推出的各类雷人祭品，不少网友表示不满，认为不仅浪费金钱，污染环境，还使传统祭祀文化被闹剧所干扰，步入歧途。有网友质疑称，这种表面的孝心背后，只是对道德和舆论的畏惧，并非真的敬与爱。同时有网友表示，其实祭品有一束鲜花，一份情意足矣。

　　还有网友认为，烧再多纸钱，不如活着的时候多给父母钱；购豪华墓地，不如让父母在世时住得舒畅。斯人已逝，一切哀思已是徒劳。缅怀逝去的先人，更要孝敬在世的亲人。有时间多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千万别在将来的清明节，因为自己做得不够而感到后悔。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网友的赞同。

　　清明节唐代开始盛行 古时仅仅是节气

　　“清明”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首先是农耕的一个时间节点。“清明前后，点瓜种豆”与“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等农谚，都反映了这一节气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而清明节作为节日，在唐朝才形成。

　　“清明”的时间在春分之后，意味着春天的到来。“清明”的名称与此时天气物侯的特点有关，意味着冰雪消融，草木青青，天气清彻明朗，万物欣欣向荣。在古人看来，“清明”是生命转化的节气，意味着过去一年的结束和新的一年的开始，也意味着人和自然的交汇。

　　而现今清明节祭祀、踏青等习俗，主要来源于寒食节和上巳节。寒食节是清明的前一天，寒食节禁火，必须吃冷的食物。在寒食节之后的“清明”重生新火，意味着新季节、新循环的开始。唐代之前，寒食节与清明前后相继，但主题不同。前者怀旧悼亡，后者求新护生，二者有密切关系。古时的上巳节，有临水沐浴、临水宴饮、春游的习俗。

　　唐玄宗时，朝廷曾以政令的形式将民间扫墓的风俗固定在清明节前的寒食节。由于寒食与清明在时间上紧密相连，扫墓逐渐从寒食顺延到了清明。宋代，清明、寒食逐渐合而为一。到明清后，寒食节基本消亡，上巳节逐渐消亡，春季只剩一个清明节。民俗专家认为，清明节是几乎所有春季节日的综合与升华，清明节俗因此有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

　　清明节还能怎么过？踏青射柳放风筝

　　自古而今，清明节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祭祖扫墓，追思先人，另一方面，踏青游玩，欣赏美景。感伤和快乐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在同一天呈现。

　　扫墓结束后，各家各户借着祭祖的机会，在刚刚萌发春意的田野上踏青，尽情欣赏大自然的美景。踏青，又叫春游、探春、寻春等。清明时节，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中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在踏青游玩的同时，出现了许多带有体育性质的游戏。

　　清明节有插柳射柳的习俗。据说，插柳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神农氏。有人把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的说法。民间还认为，清明、七月半和十月朔为三大鬼节，是百鬼出没讨索之时，插柳有辟邪的功用。射柳是一种练习射箭技巧的游戏。在柳枝上拴一缕红绸当做目标，青年男子骑马挽弓，百步以外用特制的前头分杈的箭，射断柳条，待落地之前，飞马前往将柳条接住。是考验骑射真功夫的一项运动。

　　清明放风筝也是中国古代普遍流行的习俗。清明前后，春风徐徐，正是放风筝的大好时节。人们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灾病都写在风筝上，待风筝放高时，就剪断风筝线，让风筝随风飘走，寓意自己的疾病、晦气都让风筝带走了。同时人们忌讳断了线的无主风筝飘到家中，如有这样的风筝，则将风筝压在磨盘下三天，驱除不祥。

　　此外，古代清明节还有荡秋千、蹴鞠、植树、斗鸡等习俗。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转载2013年04月04日

　　寒食和清明是我国传统的两大节日，历史悠久。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意即冬至节过后105天为寒食节，过节3天禁止用火。寒食节后1日或2日，即春分后15日为清明节。《淮南子·天文训》：“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万物至此皆“洁霁而清明”。

　　寒食、清明二节的起源

　　寒食节的起源，据载为纪念春秋时晋国忠臣介子推被焚而设。子推曾陪同重耳流亡列国，备尝艰辛；重耳回国后遍封群臣，子推却不慕名利，背母隐居绵山（位于今山西介休市）；文公焚山以求之，子推不愿出山受封，抱树烧死。文公遂下令子推亡日禁火寒食，以示纪念。此后寒食禁火、卜吉祭墓的风俗由山西遍及全国。敦煌遗书《寒食篇》（编号P.3608V）：“天运四时成一年，八节相迎尽可怜。秋贵重阳冬贵腊，不如寒食在春前。禁火初从太原起，风俗流传几千祀。”《通典》卷52《礼·上陵》记，唐“开元二十年（732）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已成俗”。《旧唐书·玄宗纪》亦记，开元廿年五月癸卯，“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迨及宋代，扫墓日期渐由寒食节向清明节过渡，清明节渐成为祭墓的主要日子，寒食与清明逐渐融为一个节日。

　　众多民俗活动

　　敦煌遗书中所记载的唐五代宋初寒食、清明节的主要民俗活动有：

　　上坟祭祀。《乙卯年（955）二、三月押衙知柴场司安祐成状并判凭》（S.3728）记，三月三日“墓头造食柽五束”。敦煌归义军柴场司于寒食、清明期间，专门拨付柽柳以供官府祭墓造食之用。《新集书仪》（S.5636）中有一篇《大寒食相迎屈上坟书》，“屈”乃屈驾之意，友人相邀，至郊外“同飨先灵”。不仅官府和民间要上坟祭拜，祭墓之俗在敦煌寺院中同样流行。晚唐《某寺粟麦破用历及布施帐》（P.3763V）记：“粟叁斗伍升卧酒，寒食祭拜用”；“粟壹斗，寒食买纸用。”所谓“卧酒”，即酿酒，此酒并非供僧人饮用，而是用以祭墓。《后唐同光三年（925）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P.2049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P.2032V）均记，支出粟、油、面等物，用以“卧酒、寒食祭拜及众僧修园用”。可见，寒食节期间寺院需备好面、油等物品，并需支出粟用以卧酒和购买纸张（用作楮钱），祭拜的对象为已故高僧。

　　踏青郊游。《青（清）明日登张女郎神［庙］》（P.3619、P.3885）：“寒食尽，青（清）明旦，远近香车来不断……谈（淡）楼阁，人画成，翠岭山花天绣出。尘冥寞，马盘桓，争奔陌上声散散。公子王孙一队队，管弦歌舞几般般。酌醇醑，捕（铺）锦筵，罗帏翠幕奄（掩）灵泉。是日淹留不觉寐（昧），归来明月满秦川。”好一幅王孙贵族清明郊游的盛况图景。不仅秦川如此，敦煌、河西一带的清明郊游习俗亦风行。如唐代敦煌人张敖《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一卷》之《寒食相仰书》（P.3502）：“时候新春，［青］阳满路，节令寒食，冷饭三晨。为古人之绝烟，除盛夏之温气。空贵渌囗囗，野外散烦，伏惟同嚮（飨）先灵。”

　　席座宴饮。敦煌研究院藏北宋乾德二年（964）一份归义军府衙的《酒破历》（敦001号）记：“寒食座设酒叁瓮”。《壬午年（982）酒破历》（S.6452C）：“三月四日寒食酒壹瓮”。节日期间不光大量饮酒，其他各种饮食亦备置丰盛。北宋初年《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S.1366）：“廿七日寒食坐设用细供一千五百八分，胡饼二千九百一十四枚，胡餢飳八百八十六枚，截饼二百五十枚，小食子面七斗，油五升，帖蒸饼面四石，餪饼面四斗，僧家饽饦面五斗，油一升，灌肠面八斗。赏散酒户胡饼一百四十枚、细供一分，赏设司女人汉七人各中次一分，十乡老面二斗、油一升。计用面五十三石三斗九升七合，油一石七斗三升四合四勺。”所谓“细供”，为上等精美饮食，归义军政权常用此招待贵客和使节；至于胡饼、胡餢飳、蒸饼、餪饼等均为敦煌当时风行的主食。由上可见此次归义军官府举办的寒食节宴饮甚为隆重。除这种大型宴会外，节日期间还有各类不同人员的专门聚宴。如《戊戌年（958）四月廿五日寒食座设付酒历》（Дx.2149），记载了十几队兵马使辖下人员在寒食节期间的宴饮活动，参加者至少有210人，规模亦不小。此外，还有设乐踏歌、游戏玩赏，等等。

　　民俗的传承

　　唐宋时期，寒食、清明节颇受社会各界重视，民俗活动举办得有声有色。无论是纪念介子推还是祭祀先祖，究其精神实质皆在于彰显前人伟绩、延续先人的精神生命。祭祖扫墓、追念先人功德的活动，与我国文化深层次的祖先崇拜、重视孝道、慎终追远的传统有着紧密联系，清明节俗体现了中国人感恩、不忘祖根的道德意识，而这种文化正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得以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时至今日，唐宋时期的清明节俗活动不仅其包含的精神内涵，而且许多活动形式，如祭奠扫墓、踏青游赏、亲近自然等，也流传了下来。民间节日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明节俗活动联结着历史与现代，保存着民间民俗文化的基因，也自然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祖归宗的纽带。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3日第435期

　　内容提要：酋长是拥有一种特殊社会-政治地位的个人。酋邦则是政治制度中的一种，它拥有双层级的管理结构。而早期国家是三层级的，它是跨区域的一种社会-政治组织，拥有权力集中的政府，用以规范复杂分层社会的社会关系。从游团、村落、酋邦到早期国家，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化是进化性质的结构变化。在最早的人类社会中，为应对各种事务，出现了临时领导。随着人口增加，社会事务愈趋繁杂，管理形式的变化不可避免，酋长和酋邦以及最终国家都相应地演化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在大多数社会起作用的一种力量，是剩余产品的生产，这通常被归因于某个超自然力量的积极影响。至于战争和其他形式的强制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在开始时期影响有限；它们真正起作用，要在社会规模变大，对食物、土地或贵重物品的需求开始影响人们的行为之后。最后，本文概括了早期国家产生的四种必要条件：一定数量的人口与领土，足以保证剩余产品生产以供养脱离直接生产人员的经济方式，足以合法化等级管理组织与社会-政治不平等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酋长 酋邦 早期国家 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化

　　本文将分析酋长、酋邦和早期国家等概念，论述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化。文章分为两部分。首先定义这些概念。其次论述社会-政治现象演化的过程。两部分的问题都相当复杂，即便这仅仅是因为许多学者已经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定义

　　定义从来就不是客观的，定义的选择始终是一种策略。人们有时为了把尽可能多的案例涵盖起来而需要广义的定义，有时却为了排除大量案例而需要狭义的定义。这样，定义的选择或者提出完全是作者的学术偏爱（或偏见）。在定义的选择过程中，他的或她的学术背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在我提出这些定义时，两种理论方法发挥了作用。首先，我喜欢比较研究。这意味着我的研究以大量案例的比较为基础，这些案例源自很多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我的研究旨在发现（并解释）相似性和/或相异性。因此，我提出了广义的定义，目的是使这些定义适用于尽可能多的案例。[2]我的第二个兴趣涉及到了进化论。我已经在几部作品中阐明了我坚持什么类型的进化论。在我看来，进化是结构的变化。[3]这意味着一旦某个变化的结果在一种制度或组织的很多方面或所有方面表现出来，那么一种进化性质的变化便发生了。进化的方向是多维的。发展可能朝着越来越复杂的方向进行（这是传统观点），也可能是在衰落或崩溃的方向上前进。[4]而且，进化是分阶段的，也是有过程的。我们要想获得对现象和其最终变化的正确认识，阶段和过程都是必要的考察对象。[5]

　　在进行了前言式的陈述之后，我现在要把资料聚拢在一起，构建关于政治领导者——酋长——的定义。[6]酋长是本文将要定义的三个概念当中的第一个。

　　1、酋长

　　酋长是一定数量人们的社会-政治领导者。这个数量的具体数字尚无法确定，虽然厄尔（Earle）认为它应该以数千计。[7]要想把酋长与其他类型的社会-政治领导者区别开来，我们需要提供更多关于酋长的特征。首先，酋长是世袭领导者，享有世袭地位。[8]根据库尔茨（Kurtz）的观点，[9]酋长的地位体现了一种“政治职位”，这意味着领导者能够将其权威和权力传给自己的后代，而不会受到政治团体的反对。酋长身份是某个家族的特权。当酋长去世时，他的儿子（或有时是弟弟或堂兄弟）将继承他的职位。在这方面，他不同于大人（bigman)或主席（president)。这些是所谓的获得性职位。他们是被选举出来的，或者是被任命的，基础是他们为了获得那个职位而完成了某种形式的任务。然而，酋长也不可能毫无作为，他们也不得不展示自己统治人们的能力，并实现人们对其寄予的期望。[10]非常强大的酋长有时被称为最高酋长。我们几乎不能把酋长与国王区分开来，他们都是世袭的社会-政治领导者。或许有人寻找他们在拥有权力程度上的差异，但因为弱势国王与强大酋长之间的差异微乎其微，所以这种方式解决不了问题。[11]事实上，国王是国家（或早期国家）的首领，而酋长则不是。

　　酋长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神圣的。人们相信酋长（通常以相当模糊的方式）继承了神、精灵或神秘祖先的血统，因而酋长被视作某些特殊能力的源泉，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那种所谓的增产能力，即能够对妇女、母牛和土地的丰产造成积极影响的能力。这种意识形态使酋长的领导权具有了高度合法性。

　　然而，关于这种意识形态，有各种版本的说法。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人们相信，很久以前，一个男子为了农业生产而开辟了土地。在开辟土地时，他与土地精灵取得了联系。经过某种谈判以后，他们达成了协议。男子（和他的后代）将获得土地精灵掌握的丰产。作为回报，男子（和他的后代）要向土地精灵奉献某些祭品。[12]其他那些到这个地区定居的人群将不得不与这个丰产的新拥有者达成协议。既非征服，也非战争在发挥作用。新来者要想分享该男子对丰产的控制，就不得不认可这位领导者。用科皮托夫（Kopytoff）的话来讲，“形成中的宗族首领发现，只要使自己始终处于根基牢固的人群金字塔的顶点，就可以变成酋长”。[13]我们发现这种风俗至今仍然在非洲的几个地区发挥作用。[14]尽管他成功地当上了酋长，但仍不是神圣的，所以他不得不通过各种仪式将自己变成神圣酋长。[15]

　　在波利尼西亚（Polynesia)，（以前的）人们认为酋长的宗族是神秘祖先的亲属，与神或精灵关系密切。通过一条连贯的长子继承系谱，酋长与最早的半人神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对于非长子家族来说是间接的。[16]普通人与主要神的联系以酋长为媒介。食物生产依赖于某些仪式。这些仪式是为了纪念祖先神而举行的。酋长垄断了这些仪式。既然整个群体的生存和再生产依赖于酋长的工作，那么这就产生了一种感觉，即每个人都要感恩于酋长。事实上，人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必须为酋长提供劳力、食物、物品和女儿。

　　很明显，这种意识形态为酋长的地位提供了可靠合法性，因为它解释并证明现存权力划分是正当的。这种制度顺利地运行，但条件是酋长履行“条约”中他应承担的部分条款，即促使丰产和安康变成现实。这是一种互惠。一旦酋长未能或不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酋长就可能被废黜，这种事情曾发生在波利尼西亚的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 Islands）和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17]神圣的非洲酋长和国王等候不同的命运。当他们的人生接近晚年时，他们的臣民便担心他们不再能够履行必要的仪式，从而不能保证丰产。为了阻止这种灾难发生，统治者必须死掉。他被他的妻子或仆人忠诚地谋杀，或者他执行自杀。一位强壮的新统治者从他的众多儿子中选出来，占据他的位置，并借助各种仪式变为神圣者。[18]

　　在所有案例中，酋长都把大量食物和物品收集起来，之后再发放出去。暴力可能在食物和物品的收集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酋长的合法地位通常使强制执行显得不是很必要。然而，物品的发放不能等同于再分配，因为大多数物品被用于供养酋长的统治集团，或者为统治精英的政治活动提供财政支持。[19]酋长的部分收入被用于构建大型工程：诸如英国史前巨石柱这样的圣地，[20]戈佐岛（Gozo）上的神庙，[21]复活节岛上的雕像，[22]密西西比河谷的城镇，[23]玛雅的金字塔，[24]汤加（Tonga)和夏威夷（Hawai’i)的纪念性坟墓和神庙。[25]

　　很多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深信酋邦是以频繁的战争为特征的。[26]文学作品充满了正在战斗的和征服的酋长和国王的名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否认他们的存在。然而，我们也有理由将酋邦构想为相对和平的组织。“战争状态(State of Warre)”的概念解释了这一点。这个概念（由17世纪的哲学家霍布斯Hobbes提出来)认为在这些社会里，没有任何规范力量可以控制可能发生的战斗，审查野心勃勃的个人（萨林斯[Sahlins] 解释了这点）。[27]

　　为了使自己免于这样的危险，政治领导者们认真建筑城墙、壕沟、栅栏和沟渠，使他们的聚落尽可能坚不可摧。这种防御体系基本实现了预期目的，曼塔罗（Mantaro）的厄尔[28]或者拉帕岛（Rapa）的巴克尔（Van Bakel）[29]证明了这点。防御工事未能阻止战斗和袭击的发生，却使居民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

　　在概括了人类学著作中经常提到的酋长的特点之后，可以对酋长做出如下定义：

　　酋长是获得了政治职位的世袭的社会-政治领导者，他拥有所谓的增产能力，可以积聚物品，收集食物，用以维持以自己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建造大型的土木工程，并掌握着发动战争的最终权力，防御，或者征服。

　　2、酋邦

　　卡内罗认为卡勒弗·奥伯格（Kalervo Oberg）将酋邦的概念引入人类学（和考古学）中。[30]1950年，卡勒弗·奥伯格“提出了以政治结构的比较研究为中心的文化形态类型学”。[31]酋邦是这些文化形态之一。酋邦的概念很快就被广泛使用。就酋邦的最重要特征而言，卡勒弗·奥伯格认为酋邦是多村落结构，由一位最高酋长统治；最高酋长控制着很多区和村落，而区和村落由次级酋长统治。[32]从而，这种政治结构的特点是双管理层的存在：地方管理层，地方由大量村落、亚族或家族构成，每个村落、亚族或家族都处于一个低级酋长的统治之下；中心管理层，最高酋长属于该管理层。

　　“酋长”和“酋邦”具有不同的内涵。“酋长”一词与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有关，而“酋邦”这个词则与政治结构（组织）的特殊类型息息相关。酋长是人们的领导者，享有世袭地位。他或她处于政治组织的不同层级上。他们可能是村落首领，也可能是复杂政治结构的领导者。然而，酋邦却是政治结构体系的一部分，以多层级的政治管理为基础。最简单的体系仅仅由地方公社组成，其特征是单管理层，管理者是村落酋长或首领。第二种组织体系以双管理层为特征，被称为酋邦。在这种组织体系中，大量地方公社被统一在一个领导者的统治之下，这个领导者就是（最高）酋长。[33]早期国家是第三种组织体系，至少有三个管理层。[34]

　　我们知道的很多组织体系都是两个管理层级的。惹尼·哈戈斯坦因（Renée Hagesteijn）详细描述了早期泰国（Thai）的母昂（muang)，[35]母昂由一个中心村落和大量附属于中心村落的关联村落构成，（最高）酋长居住在中心村落。这些母昂是十分稳定的政治单元，与雄心勃勃的统治者创建早期地域国家那种常常短暂的成就比起来，更是如此。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密西西比河谷双管理层的城镇。德雷南（Drennan）、汉克斯（Hanks）和彼得森（Peterson）提到了特里波耶（Tripol’ye）铜石并用时代的酋邦，位于欧亚大草原上。[36]托马斯（Thomas)提到了波利尼西亚的马克萨斯群岛的酋邦。[37]这样，我们似乎完全可以假设一个酋邦由一个酋长统治，而一个酋长统治着一个酋邦。然而，民族学记录却向我们讲述了不同的内容。人们在美国和加拿大西北沿海地区的印第安人当中发现了大量地方公社。就这些公社而言，德鲁克（Drucker）认为“西北海岸土著文化当中基本的和唯一的政治单位是地方群体”。[38]在这些地方公社中，每个公社都有大量酋长。[39]这些酋长是世袭的社会-政治领导者，从而符合上面提出来的酋长的定义范畴。一个村落内的多个酋长之间，多个村落之间，都存在强烈的竞争感。[40]布莱克曼告诉我们，在海达人（Haida）当中，同一个村落里面生活着几个宗族，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世袭酋长。[41]很明显，这些多酋长地方群体不能归入酋邦行列。关于夸扣特尔人（Kwakiutl），卡内罗指出，很多酋长是根据他们在仪式中的地位确定等级的，任何酋长、甚至最高村落的酋长都不能对其他任何村落的居民下达命令，只能对自己的村落居民下达命令。他得出了确定无疑的结论：“通过对整个文化的详细阐释来看，西北海岸的部落从未达到酋邦的水平。”[42]

　　从而，酋长与酋邦的联系并非始终一致。此外，我们也发现了由一些完全可以视作大人的领导者实施统治的双管理层的政治组织（因此是酋邦）。这种政治结构的案例是由范西纳（Vansina）提供的，[43]适用于中非的刚果（Congo)地区。村落领导者和“区”领导者是大人。他们亲自构建自己的地位。他们是成绩卓著的领导者，他们努力将尽可能多的年轻人聚拢到他们的村落里。整个结构以一个关于双边家族纽带的传说为基础。一个家族群体的领导者被称为“父亲”；这些家族的首领是他的“儿子们”。村落是一些家族的集合体，这些家族受显赫家族的大人的领导。大量村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区”，这个区由“长兄”领导，长兄实际上就是村落首领中的最强大者。[44]

　　由此可见，酋长这个词应该专指世袭社会-政治领导者，就像前面那部分定义的那样，而酋邦这个词则专指双管理层的政治组织。酋长和酋邦不是同一个概念。[45]

　　酋邦是双管理层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它拥有不等数量的地方公社（村落、小村落、家族），地方公社都有自己的领导者，他们服属于政治中心的领导者。

　　3、早期国家

　　这里阐述的早期国家的特征，基于克莱森（Claessen)和沙尔尼克（Skalník)1978年对《早期国家》一书的综述。[46]

　　早期国家是独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具有边界明晰的领土和一个政府中心。[47]早期国家的经济以农业（在某些情况下，以田园主义或混合经济）为主，以贸易和市场体系为辅，全职专家也出现了。农业中的剩余产品和从贸易以及市场上征得的税收形成了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这由全职官员免于物质生产劳动这一点体现出来。[48]

　　人口至少分成两个社会阶层：社会上层由统治者、他的亲属和统治阶级构成，社会下层包括小农和居住在小公社里的佃户。食物的实际生产仅限于某些社会群体，物质资料的使用权也是不平等的。社会上层通常将贡物或税收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然而，税收是由所有社会群体交纳的，尽管各个群体所纳之税在数量和质量上有所不同。

　　统治者的地位是以神话宣传和神谱为基础的，神谱将统治者与超自然力量（神、精灵或祖先）联系起来。人们假设他成功地使妇女、母牛和土地实现了丰产。他也被视作慈善者，即被视作赠品、报酬和礼物的给予者。他的周围是宫廷人员和卫士。早期国家的意识形态似乎建立在互惠的观念基础上：所有臣民群体都为统治者提供物品和服务（贡税），而统治者的职责是为其臣民提供保护、法律和秩序，并赐予臣民以仁慈。仁慈似乎不是平衡的，物品和劳力的流通最多只是在理论层面上得以实现，在现实中盛行的是一种再分配性质的剥削。统治者地位的神圣性是其领导权的最重要要素。结果，他变成了早期国家的中枢。祭司集团维持国家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由统治者家族的成员、氏族或宗族首领以及高级职位的任职者构成。土地的私人所有制似乎罕见，而且似乎对于个人在早期国家当中高社会地位的达成并不重要。[49]社会不平等的首要基础似乎是出身，社会成员与统治者家族的关系远近是划分社会地位的准则。统治者与平民大众之间不存在直接亲属关系。[50]

　　为了管理早期国家，任务代表团制度演变出来。政府机构有大量执行任务的公职人员。“普通公职人员”主要出任地区和地方层次的职位，而“专业公职人员”则更多地出任国家层次的职位。[51]尽管在理论上仅仅统治者有权颁布法律和法令，但很多其他人也对国家事务和其发展实施正式或非正式的影响。政府和国家朝着中央集权化的方向发展，其特点经常是人们对“权力平衡”政策的追求和对重要职位的竞争。集中力超过了分裂和分离倾向。中央政府的影响在生活的所有领域起决定作用。然而，似乎只有统治者和统治集团才对国家感兴趣。对于普通人来说，国家遥不可及，除了偶尔征收税务，国家没有更多的意义。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现在可以确定早期国家的定义：

　　早期国家是一种三层级（国家、地区和地方层级）跨区域的权力集中起来的社会-政治组织，其职责是规范复杂分层社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至少被分成两个基本的社会阶层，或者说，兴起了两个社会阶级，也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阶级。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统治者拥有政治支配权力，被统治者履行纳税义务。以互惠原则为基础的共同意识形态合法化了这种关系。[52]

　　“共同意识形态”这个词并不意味着社会上层和下层都分享一种广泛认可的意识形态，而是仅仅意味着两个社会阶层之间在思想上存在足够的重叠部分，使相互的理解成为可能。互惠关系是不对称的。普通人提供物品和服务，统治者则回报以保护、法律、秩序、丰产。这是一种物品与利益的交换。

　　二、社会-政治形态的演化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不可能全面分析演化和进化论，也不可能详细描述所有类型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化。这里有必要重复一点，即我把演化视作结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影响到文化（政治结构，社会）的所有方面或大多数方面。这解释了为什么进化性质的变化经常是缓慢的，有时几乎不能被人们察觉。较长时间之后，人们才能够确定一种结构变化已经发生了。[53]我们要做一些附加说明。在接下来几部分，我将提及一些特殊社会和特殊发展，这些社会和发展被认为是进化性质的。我们可以借助很多案例（例证），勾勒出一种进化性质的发展。这些案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作进化的代表？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然而，因为我们所描述的进化性质的变化确实发生在不同大陆的不同社会里，所以它们提供了一般模式。一个论证需要多少个案例？我再次运用第一部分关于比较方法的讨论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在第一部分提到了纳德尔（Nadel）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54]

　　1、起点

　　安全的假设是社会的主要进化性质的变化开始于大约10000年前。直到那时，地球上的生命还处于寒冷和冰川的控制下。只有一些规模不大的人群生活在一起，依靠其作为狩猎者和采集者所掌握的技术生存下来。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生活始终是痛苦和可怜的。早在1968年，萨林斯就指出，这种小规模人群中的一些可以被描绘为“最早的富有社会”。[55]这种人群，或者说游团（band)的规模，各不相同，介于25人和50人之间。[56]随着它们在规模上的扩大，人群倾向于分裂。一个原因是食物的获取不足以适应人群规模的扩大。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种平等人群无力解决冲突问题。领导者既没有足够的权力调节差异，也没有足够的权力纠正统治中的过错。[57]只有这些问题才使领导权成为必要。他（或她）事实上是临时领导；只有当他的（或她的）领导权是必要的时候，领导者才能够起作用。[58]游团的成员可以在没有首领的情况下完成他们的任务，首领在这种情况下不起任何作用。游团的大多数人过着游牧生活，跟随着漫游的动物群前行。然而，在一些情况下，游团建筑更多的持久据点，例如在法兰西多尔多涅河（Dordogne）/韦泽尔河（Vézère）地区的洞穴和石洞（上面悬挂着岩石）里。在罗斯大草原上，人们借助巨大骨骼建筑庇护所。游团人口的数量太少了，不能确保其生物遗传。一般来说，在人群内部，没有婚姻伙伴。为了允许必要的婚姻伙伴进入群体，一些关系被建立起来，通过交换姐妹，或者通过契约的方式，一些人与其他狩猎者和采集者的小人群生活在一起，并在特定时间归还婚姻伙伴。这样的网络系统可能总是在尼德兰人那里起作用，必然也在克罗马农人（Cro-Magnons)那里起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网络系统是一种部落。事实上，泰勒（Tylor)的格言是完全适用的，即早期男人要么选择“与族外人结婚，要么选择族群灭绝”。[59]

　　2、食物生产、村落和酋长

　　直到冰河时代结束时，人类生活才真正变得不同了。气候变化使食物生产成为可能，而较大的人群能够生活在一起；全新世时代已经开始了。[60]人们并非完全不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始终有群体生活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经验使得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持久人群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小村落和后来的村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需要规范和领导。约翰逊（Gregory A.Johnson）解释了这点。[61]他分析了人口的增多与更持久政府形态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与处理越来越多信息的问题和决策问题联系起来。人们吸收信息、然后将其转变成决策的能力在当时是有限的。如果领导权没有获得发展，那么人群合作的特性和执行任务的能力将会衰弱，而人群将分裂。若使人群不分裂，那么就必须发展更有效的组织形态和更强大的领导形式。更发达的社会-政治组织形态的演化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这种演化已经不可避免。

　　在一些小农业村落里，社会不平等可能已经确立起来。对荷兰（公元前5500—前5000年）南部埃斯路（Elsloo）的班德克拉米克（Bandkeramik）村落考古遗址的认真分析，并将其与德国的小村落进行比较以后，维尔德（Pieter van de Velde）发现了这点。[62]房屋大小的不同、垃圾坑中发现物的不同、斧子分布的不同，都清楚地表明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差别是存在的。在他的分析中，房屋类型的差异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这些差异持续了很长时间。“阶等社会组织展示了极大的稳定性。”[63]墓地的资料确实证明了他的结论。[64]以不同房屋类型的持续存在为基础，维尔德得出了如下结论：世袭领导阶层已经出现了，村落酋长和村落里的小酋长在其中发挥作用。[65]酋长已经进入了历史轨迹。结构变化已经发生了。

　　社会分层确实出现了，有时在实践中未引起当事人的注意。康拉德?科塔克（ConradKottak）描述了这种发展。[66]他告诉我们，在遥远的过去——大约3000年前，非常少的人居住在东非维多利亚（Lake Victoria）湖畔。气候适宜，土地肥沃，湖泊提供水、鱼以及贸易可能性。在这些适宜的条件下，人口开始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湖滨都住满了人。毫不减弱的人口增长迫使社会演化，人们去寻找更多的居住地，在内陆发现了土地。但是，不像卡内罗著名的环境限制理论描述的那样，[67]我们没有发现战争或征服的迹象，发展是和平的。那些去往（或被派往）内陆的人们大多数是非长子的非长子和他们的随从。他们想当然地未被禁止进入荒漠地区。内陆的土地也是肥沃的，气候也是适宜的。唯一的不利是他们不再能直接进入湖泊，从而不能捕鱼，不能进行贸易。如果他们打算分享湖泊提供的优势，他们就得依赖于湖畔居民的慷慨，湖畔居民是他们的兄长、伯父和堂兄。这里出现了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不是每一个相同年龄、相同性别的人都能平等地获得谋生手段。这个发展出来的社会被弗里德（Fried)定义为分层社会（stratified　society)。[68]科塔克的模式表明了社会是怎样（几乎毫无涟漪地）进入一种状况的。在这种状况下，诸如“阶等”和“分层”这样的术语是适宜的。演化可能就是如此简单。这些发展将很容易导致酋长和酋邦的出现；那里有建筑物街区。在分层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香蕉的生产发挥了作用，因为这些香蕉提供了安全丰富的食物源泉，这种食物可能被宗族首领用在再分配网络体系中。[69]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作为社会领导者的地位被强烈提升，这些领导者之中最具竞争力的或最具野心的人演变成了统治酋邦的酋长。

　　稍微类似的状况出现在古老塔西提岛（Tahiti）的早期国家和酋邦中。这里社会结构建立在雷美格（ramage）的基础上。雷美格是大规模的、世袭的和有组织的家族群体。在这些家族中，出生次序决定了阶等。家族拥有土地、房屋、独木舟和其他财产。在雷美格之内，较小的人群是存在的。这些群体也是世袭阶等群体。最高等级人群的酋长是阿里莱（ari’irahi），是高级血缘家族的首领，这个家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最高祖先，这为他提供了神圣合法性，并使他拥有了那种所谓能够影响其人们的丰产和健康的能力。他的权威涵盖雷美格的所有居民点，雷美格已经扩张到了整个地区。从而，他统治着一个多村落社会，即酋邦。这种等级结构的必然结果是一些家族处于低等级。当对土地和物品所有权的宣称以低等级家族世袭成员的地位为基础时，曼内胡（manahune）只有有限的所有权。一些作家将他们视为无地者，其所依据的观点是以如下事实为基础的，即大多数曼内胡在海岸贵族土地上做佃农。然而，他们实际上对岛屿内陆山区的边远土地拥有所有权，但这种土地是最无吸引力的。因此，他们不愿意远离大海，宁可到海岸，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他们不得不在雷美格的高等级成员的土地上充当佃农。他们的地位低下，事实上与那些奴隶或其他仆人没什么差别。[70]

　　就中美洲而言，大卫·弗赖德尔（David Freidel)讲述了大约10000年前人们是怎样在中美洲北部生活的。[71]他们的狩猎、采集和捕鱼生活方式逐渐让位于农业，他们开始生活在村落中。只有当一些植物“通过栽培而满足人类需要”时，这才能够发生。[72]公元前5000年以后，特瓦坎河谷（Tehuacán Valley）的一些村民开始寻找火山玻璃，贸易路线发展起来。也有迹象表明在这个早期阶段，一种宗教形式已经发展起来，人类牺牲在这种宗教中发挥作用。[73]格罗夫（Grove）和吉莱斯皮（Gillespie）认为，对于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家族来说，最有价值的土地是河流冲积堤，后者能够产出极高的产品。[74]一个家族或一群人对最好土地的控制为其提供了刺激物，使他们可以获得对其他人群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控制。人们对农业的依赖导致人们相信神的介入是必要的，这似乎是可能的。在不太幸运的农民眼中，一些家族（占据最肥沃的土地）更可能得到了超自然力量而非其他事物的支持。这种信仰是神圣酋长和酋邦发展的基础。在一些酋邦所在的地方，祭坛被建筑起来，有地位的要人坐在地狱的入口处，显示他们作为社会和那些与雨水以及丰产息息相关的超自然力量之间的协调者而在宇宙中占据的中枢地位。这些纪念物明确表达了一种泛中美洲观念：“酋长借助其神圣性质而被提升到高于社会的地位”。[75]越来越多的人口有时导致食物生产的压力，农民逐渐成功地影响到了植物的再生产，并培育出杂交玉米，杂交玉米成为稳定食物。而且，旅行者和商人的网络也在饥馑时期为人们提供食物，[76]这些社会的人口大量增加。

　　关于斯里兰卡，莱斯利·古纳瓦尔达纳（Leslie Gunawardana）对社会不平等的演化和村落以及水利工程的形成进行了详细概述。[77]与其他案例相似，这里生态因素在创造社会不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村落与村落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拥有的可耕地的质量和灌溉用水，自然而然地并不相同。从长远来看，这不仅创造了不平等，也创造了社会分层。在这种社会里，并非所有同性别、同年龄阶段的成员都能平等地获得那些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78]这种分层社会保持了几个世纪，尽管人们对地位的竞争不断发生。为了对抗人们对地位的追求，显赫家族通过婚姻关系创造一种组织严密的同族政治关系网络，从而形成一个核心集团，外来者几乎不能进入。在这些发展中，灌溉设施（水闸）的掌握起到了关键作用。水闸装置的运用使得拥有者能够严格处理水的问题，并能够借以促进农业剩余产品的累积，农业剩余产品是作为对水的报偿而呈交上来的。另外，通过小块土地的奉献和小规模灌溉工程转交给佛教修道院，捐赠者获得了丰富的业力（karma），后者使他们能够合法地享有高于其他人的物质优势。[79]这里农业成功与宗教思想之间的联系也建立起来了。[80]对于酋邦的演化来说，同族核心集团是一个良好的起点。

　　因为前面提到的案例主要以考古学资料为基础，所以这里增加一个人类学的研究案例可能是有助益的。缅甸高地的克钦人（Kachin of High land Burma）有一种经济生活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农业是人们首要的谋生手段。[81]他们居住在村落里，村民借助隔离的宗族结构彼此联系起来，在这种结构中，婚姻关系采取循环婚姻形式。也就是说，A宗族为B宗族提供新娘，B宗族为C宗族提供新娘，以此类推，直到最后X宗族为A宗族提供新娘。新娘的价钱自然是按照相反的方向循环。按照流行的思想意识来看，给予者比接受者的地位高。因为所有宗族同时是新娘给予者和新娘接受者，所以这种制度没有导致权力和威望分配方面发生长远意义的变化。一般来说，小块土地不会有高产量，但偶尔可以收获大量谷物。因为人们不知道如何储存谷物，所以产生了为所有村民举办宴会的风俗。宴会的主人从其行动中获得很大威望。由于每个家族都如此经常地组织这样的宴会，所以这几乎未导致社会秩序的结构变化。但可能如此碰巧的是，这些宗族之一能够一次接一次地举行几次宴会。这确实影响了村落的平等主义结构，因为幸运的宗族为自己积累了更持久的威望。结果是优势宗族的女儿们变得更昂贵，较高的新娘价格增加了这个宗族的兴旺。如果这种倾向继续，那么对于村落的男孩们来说，女孩们就变得太昂贵了。然后，他们便构建一种新的婚姻循环模式，而繁荣的宗族不得不寻找另一种新娘交换循环模式，较大地区的贵族——富人——参与其中。这里经常发生的事情是繁荣的历史结束了，因为土地丧失了其肥沃性，谷物变得稀少，繁荣宗族的威望降低。以前的平等主义结构得以恢复。然而，如果宗族的繁荣继续发展，那么不太幸运的宗族将为这些不寻常的发展寻找解释。这种解释用宗教术语表达出来：幸运的村民显然能比普通人更好地接触祖先或精灵。当时发展到达了关键阶段。直到那时，贵族宗族的地位始终建立在分配的基础上：宴会的举行和礼品的发放。但是，一旦村民们理解了事情的真相，礼品的溪流就会改变方向。村民们开始为富有的宗族首领提供小礼品，他们的要求是他能在他们祖先面前为其美言。要求自然得到应允。在最短的时间内，物质产品集中到贵族那里，而他则回报以非物质内容。一种社会发展起来，与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非常相似。[82]贵族宗族的首领很快变成了世袭的领导者，即酋长。一段时间之后，自愿礼品成为必要之物，它们从礼物变成了税务，而且当纳税不及时时，酋长就会施加压力。早期国家发展方向中最初的步骤是以征税和强制为特征的。

　　克钦人从平等主义者村民向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参与者的演化，在很多方面展示出了与前面提到的其他案例中的发展相同的演化因素。这里剩余产品也是起点，而且贵族的统治开始发展。人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发展中的不平等进行解释。富有的男人一定与神或精灵有着良好关系，因为这一点，人们开始给他礼物，并最终被征税统治限制住。就像在非洲那样，在波利尼西亚和墨西哥，人们能够参与富有而强大的人的超自然关系，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服从、纳税和服务。在上面概述的进化性质的发展中，一个有趣的方面是没有征服、暴力或战争的迹象。为了从酋长对丰产的所谓影响中获利，人们服从酋长，为酋长提供物品、服务和女儿，以换取保护、健康和秩序，简言之，以物品交换利益。

　　这并不是说村落社会——有或没有酋长——始终是和平的。关于暴力控制着人民生活的社会，一个良好案例是雅诺马莫人（Yanomam?）社会。这个社会位于亚马逊丛林，[83]其存在是以地方特有的冲突为特征的。尽管受害者的实际数量很少，但这些人的整个生活都渗透着恐惧和冲突。这种地方特有的战争显然在南美洲丛林地区非常普遍，这种情况出现于对汉斯·斯塔登（Hans Staden）进行翔实描述的杂志上。汉斯·斯塔登从1550年至1555年是富有攻击性的图皮南巴人（Tupinamba）的囚犯。[84]其他那些处于持久战争状态的社会案例是北美易洛魁人（Iroquois)社会，它们结成了一种联盟，其主要目的是维持内部和平，并对抗外界和呼伦族人（Hurons），[85]呼伦族人在这些战斗中最终几乎被消灭。[86]根据海登里希（Heidenreich）的看法，“任何人都可以计划和组织一次战争聚会，只要他能够得到足够支持”。[87]从而，不存在职业士兵，也不存在由部落领导者组成的组织。在（欧洲）史前时代，暴力也曾发生过，这由1987年荷兰一个埋葬地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个埋葬地至少包含12具尸体，他们是在一次行动中被杀死的。[88]

　　3、从酋邦到早期国家

　　上一部分曾几次提到酋邦。这并不值得惊奇，因为发达的地方级公社与新兴的小酋邦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明显。地方公社的身份有时很难认证，因为它们可能由分散的家族群体构成，古老的塔西提岛就是这种情况。这里这样的人群由拉提拉（raatira）领导，拉提拉是贵族中的低级成员。大量的此种人群形成一种区，由图法（toofa）领导。初看上去，这里的区可以视作酋邦。然而，因为这样的区是早期国家的组成部分，所以酋邦这样的词汇似乎不完全合适。[89]一般而言，酋邦由那些拥有丰富食物产品的农业中心演化而来。人们受到优良环境的吸引，不得不与中央村落的酋长达成协议，定居到那里，酋邦的演化便顺利进行。有时其他方式也发展起来，酋长借助这些方式能够扩大其领土范围。在汤加群岛（Tonga Islands），“战略婚姻”制度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当汤加塔布岛（Tongatapu）那些起领导作用的酋长的次子或年轻弟弟去往或被送往遥远的村落或岛屿，与当地首领的女儿结婚时，这种婚姻便发生了。移居的贵族和首领的女儿所生育的儿子通常能够成功地继承其外公的领导地位。通过这种方式，汤加人的影响扩大了，不必进行战争、征服或打败敌人。[90]

　　酋邦通常是十分稳定的结构。只要相对繁荣持续不断，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放弃组织，或者推翻酋长。当食物生产不再足以供养人口时，问题就随之出现，正如第一部分第1节提到的那样。[91]这种状况甚至可能会结束酋邦，这个酋邦剩下来的人很容易落入相邻酋邦的统治下。尽管很多作者将酋邦的起源与战争联系起来，[92]但我们所拥有的资料似乎不太支持这种观点。然而，一段时间之后，当大量酋邦出现时，以和平的方式扩张领土的可能性就不再存在了，酋邦之间的战争就可能会发生。我们不应该高估那些参战的酋邦获得决定性战斗胜利的机会。他们通常缺乏进攻手段，而另一方的防御工事通常坚不可摧。这样的战争能够持续几年时间，不断地丧失人口和财富，直到最后参战方中的一方精疲力竭（或被消灭），并变成“胜者”贪欲的牺牲品。[93]冲突和战争本身几乎没有创造力。霍尔皮克（Hallpike）认为，一般来说，军事活动几乎没有产生建设性的结果。[94]霍尔皮克补充道：“纯粹的暴力不能给政治权威带来持久的政治制度，而且据我所知，几乎没有任何军事活动本身曾导致酋长权威的出现。”[95]可是，有这样几个地区，酋邦之间的战争经常发生。惹尼·哈戈斯坦因详细描述了东南亚的状况，人们发现那里存在大量非常稳定的母昂（muangs）（参见第一部分第2节）。野心勃勃的酋长试图通过征服相邻酋邦来扩大他们的影响。因为多山的地形使有效的战争和征服实际上难以进行，所以他们试图通过与战败酋长的女儿缔结婚姻以及缔结条约的方式扩大其影响。这些粘合在一起的军事力量是非常不稳定的。女儿的死亡便是酋邦联合的终结，或者缔约酋长的死亡便是婚约的结束。虽然一种早期国家（三个层级的政治组织）出现了，但这些早期国家是最不稳定的，几乎昙花一现。她认为这种不稳定性的原因是征服者合法性的缺乏，事实上，征服者与战败者具有相同类型的合法性。只有当印度人的思想产生影响时，一些酋长才成功地发展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他们才能够希望构建一种更稳定的早期国家。“佛教僧侣和印度婆罗门教徒在提供贸易和农业技术的同时，还为东南亚当地统治者提供了合法化概念，例如神王（devaraja）、法王（dharmaraja）、宇宙之王（cakravartin）以及其他类似概念”。[96]因为太多的地方政治领导者拥有了这些头衔，所以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头衔贬值。从而，他们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支持其地位，礼物的散发就是最重要的手段。这很快耗尽了他们的生产资料，而另一个野心勃勃的统治者占据了他的地位，并不得不面对同样无法解决的问题。[97]

　　幸运的是，在那些信奉战争和冲突对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化具有积极效果的人看来，有这样几个案例。在这几个案例中，一位能干的、残忍的酋长通过打败和征服相邻酋邦的方式，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持久国家。这里我们应该提及印加国家（Inca state)的创造者帕查库提（Pachacut）的成功开拓事迹。他在1438年打败了竞争对手昌卡人（Chanca）酋邦。[98]他如此成功地建立了统治，以至于他甚至在那场强烈地打击印加国家的大干旱中幸存了下来，“如果没有帕查库提建立的国家仓储制度，整个印加统治大厦将无可挽回地倾倒”。[99]另一个如此成功的征服者是克洛维（Clovis）。克洛维是法兰克人（Franks)的酋长（公元481—511年）。他继承了父亲的统治地位之后，开始打败和征服其他法兰克人酋邦。[100]据说，他皈依罗马天主教以后打败了入侵的阿拉曼人（Alamans)，但伍德（Wood）相当怀疑其皈依的效果：“天主教不可能是克洛维取得成功的关键”。[101]

　　从马歇尔·泰莫斯基（Michal Tymowski）对中非凯内杜古（Kenedugu）国家和萨莫里（Samori）国家的出现进行的详细描绘[102]来看，这些国家的形成似乎受到了军事活动的极大推动。然而，他首先提出了大量条件，这些国家的形成实际上依赖于这些条件。“在谈到这两个案例时，我们不得不叙述它们当中的一些公社。早在国家真正形成之前，这些公社就开始生产一种能够供养统治团体的经济剩余产品。在这两个案例中，公社人们也了解国家组织。事实证明，经济剩余产品和容易得到的组织模式都未能自动地导致国家的出现。”[103]有一些因素阻碍了这种进程，例如经济停滞期的发生和外部威胁的缺乏。外部威胁将迫使这些社会组织起来，进行自我防御。诸如19世纪早期的人口增长和贸易发展这样的因素更可能促进国家的形成。“确保贸易路线安全的需要是国家发展的刺激因素之一”。[104]贸易导致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差异，为统治团体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商业机会。商人团体和统治团体的利益开始结合。为了更好地剥削人们，另一种社会政治组织便显得很有必要了。为了强制推行新制度，军队也是必要的。[105]在这些政治组织中，军队被用来保护贸易，并审查自己人。尽管暴力必然存在，但我们没有发现与这两个国家形成有关的战争。军队只是一种警戒力量。

　　其发展与贸易和经济息息相关的国家绝不仅限于泰莫斯基所描述的国家。古老的沙漠国家加纳（Ghana)也是这种国家。[106]自从公元4世纪以来，加纳国家的产生就与沙漠贸易息息相关。几个家族控制着加纳地区的沙漠贸易，这些家族之中最强大的家族对其他家族实施某种控制。康纳（Connah）认为，早在公元8世纪以前，“社会财富和权力的不断聚集过程”就导致了加纳本土王国的发展。[107]这里引用博维尔（Bovill）的一句话：“这样的帝国没有明确的疆界，因为统治者对控制领土本身不感兴趣，而是对那些与社会群体有关的事情感兴趣，他能够利用社会群体为自己在战争时提供士兵，为其宫廷提供仆人，为保持其仓廪丰实提供耕者。”[108]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松散的加纳早期国家发展成了组织严密的强大国家。莱弗森（Levtzion）认为，到公元8世纪末，加纳已经成为穆斯林世界的“黄金之地”。[109]加纳的黄金（从附近获得）被用于交换食盐、布料和奴隶。食盐尤其是关键性贸易物品，因为撒哈拉地区的很多民族十分缺乏食盐。加纳有一个“二元”首都，即库穆比·沙勒（Koumbi Saleh）。首都的一部分是一个巨大穆斯林城镇，贸易和市场在这里发挥中心作用。首都的另一部分是王城，国王和其宫廷居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中。[110]就像非洲早期国家的所有统治者那样，他也被视作神圣之人，这使他的地位合法化。据可靠信息，加纳早期国家源于那种保护和专营沙漠贸易、市场和金矿的愿望与需求。该地区没有较早国家存在的痕迹，加纳是该地区的第一个国家。

　　我们不应该低估经济在早期国家和酋邦中发挥的作用。在前面的叙述中，一件事情曾几次变得明晰起来，即中央统治者——无论是酋长，还是国王——都很好地意识到了确保收入的必要性，都看到了统治所付出的昂贵代价。艾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指出，[111]酋长和其他高级官员没有过多地依靠暴力，而是通过持续不断地与他们的追随者交换礼物的方式，保持他们的地位。[112]

　　在班德克拉米克村落，财富与地位之间的联合已经建立起来，“权力”这个词对于这里的社会关系可能太沉重了。一些早期国家，例如印加帝国，或者阿兹特克国家，极大地依赖于食物和物品对它们各自首都库斯科城（Cuzco)和特诺奇蒂特兰城（Tenochtitlan）持续不断的供给。在这两个案例中，对于庞大王室家族、大量贵族家族、无数的祭司和神庙的生活费用，大批人口（工人、工匠、妇女和儿童）的供养，甚至更重要的是对于统治者用于交换其追随者的礼物和服务的很多赠礼和报酬来说，永不休止的食物、物品和奢侈品的供给是必要的。永不止息的需求是人们的沉重负担，一个庞大的税务收集者团体抢劫城镇、村落和农民。毫不令人惊奇的是，神圣统治者和受压迫者之间非常不平等的互惠导致了强烈动荡和不满。国家的存续甚至变得岌岌可危，而西班牙人的到来及其对阿兹特克人以及印加人的胜利或许仅仅是这两个政治组织衰败的一个事件，这两个政治组织的衰败在这个时代之前就开始了。[113]

　　简单的农业社会演化为早期国家，有时是外部影响的结果。例如，这种情况就发生在贝齐寮人（Betsileo）身上，这个民族生活在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东边的小村落里，他们在沿海平原的灌溉台地上种植水稻。[114]17世纪早期，当猎奴者尽力捕捉人们时，他们的存在便受到威胁。为了保护自己免于这种危险，他们在山顶上建筑了堡垒，躲在这些堡垒里防止猎奴者的捕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生活在自己的稻田附近。因为山顶的堡垒相对安全，所以大量人口到这里寻找庇护，给这些聚落带来了人口压力。为了保持堡垒内的法律和秩序，越来越多的管理措施成为必要手段。这需要贝齐寮人当中出现更强大的领导阶层（上面的第二部分第2节概括了这点）。[115]在贝齐寮人社会，已经出现了氏族领导者，他们被赋予某种形式的神圣合法性。一些个人从这些氏族领导者中走到前台，采取必要措施组织城堡里面的社会生活，他们很快被认为用比其他领导者更强大的措施掌握了神圣品质，并被提升到高于其他所有人的地位。他们当中最有权力者的影响也很快到达了其他山顶的堡垒那里。社会越来越大的复杂性使得如下之事成为必要，即提出一些措施，以确保规章制度得到执行，如果必要的话，可以采取暴力措施。通过这种方式，过度拥挤的城堡中适合的秩序得以实现，安全和足够的物品流通得以确保。在这些发展结束的时候，贝齐寮人满足了早期国家组织的所有标准，这是很久以前所作的决定的结果，这些决定从来就不是旨在创造国家。[116]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贝齐寮人创造国家的方式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罗纳德·科恩（Ronald Cohen）描述了农业国家帕比尔（Pabir）和比乌（Biu）的类似发展进程。[117]这两个国家距离很近，位于萨赫勒（Sahel），处于掠夺性国家博尔诺（Borno）的南面。为了免于博尔诺的袭击，帕比尔建筑了城墙围绕的城镇，帕比尔人和比乌人在这些城墙内寻求庇护，他们是相对安全的。城墙内部人口的增加使较强大形式的政府成为必要，帕比尔一个宗族的最神圣强大的首领逐渐成长为神圣国王。

　　三、讨论

　　在前面几部分，我们把大量案例放到一起，描述了村落、酋邦和早期国家的发展。这里我们将把这些案例的信息分成三大类。三个类别呈现出来的次序并非意在体现进化顺序。这只是理顺大量信息的一种尝试。这样的讨论之后，我们或许能够得出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组织演化的一般结论。

　　1、经济

　　事实上，这里“经济”这个词关注的是“经济的占有和控制”。关于食物生产、运输、礼物、贡物和税务、酬劳和技术（公路、灌溉工程）的信息，都被放在一起，置于这个标题下。食物生产对于全体居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全新世开始之后，农业很快发展起来。肥沃土壤的需求量非常大，但不幸的是，肥沃土壤并不是很充足。那些占据优质土地的人们很快就吸引了追随者。农业成功被归因于幸运家族——尤其它的族长——与神、精灵或祖先之间的较好关系。那些想要定居在肥沃地区的人们不得不与该地区的族长达成协议，并以认可他的领导权作为交换条件，换言之，以向该地区的族长表示臣服为交换条件，他们才能够开始种植和收割庄稼。这种类型的关系发现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地区，也发现于中美洲的特瓦坎河谷、斯里兰卡和缅甸高原的克钦人那里。

　　在其他地方，我们可以假设统治者的神圣地位确保了土地的肥沃和高产。作为报达方式，农民不得不服务于统治者，并为他的神圣场所提供物品和服务。这种状况发现于波利尼西亚群岛和古代埃及。

　　在一些案例（印加、阿兹特克）中，统治者处于中心地位，依赖于源源不断的食物、物品和服务的供应，这些供应使他能够供养庞大的首都，为很多贵族家族和神庙提供给养。在印加国家，庞大的公路系统被建筑起来，使食物和士兵的运输成为可能。各行省的仓库被用于储存食物和物品。在阿兹特克国家，首都的需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统治者不得不征服相邻地区的土地，并残酷地剥削臣服民族。在这两个案例中，统治者也需要大量炫耀的物品，用于奖励他们的追随者和官员，从而珍贵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首都，物品在首都被分发出去。在其他地方，就像在斯里兰卡，人们建筑大规模灌溉工程，以满足可耕地的需要。在夏威夷，干燥的芋头田地被构建起来，与鱼塘一起，为人们提供必要的食物。[118]

　　2、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条理清晰的思想体系，直接影响人类行为。从我们提供的案例研究来看，意识形态似乎在所有案例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所有地方的统治者都是神圣人物，是神、精灵或最高祖先的后裔。在大多数案例中，意识形态发挥双重作用。一方面，正是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地位为他提供了稳定的合法性，并使他有权力获得食物和物品。另一方面，正是人们从统治者的合法权力获益，统治者保护人们，使人们免于危险和罪恶，他还努力使他们获得妇女、土地和母牛的丰产。在那些统治者不能（或没有）满足全体人们希望的案例中，统治者通常丧失自己的地位，有时甚至丧失生命。

　　在非洲大部分地区，人们相信开垦了土地的人能够获得土地精灵掌握的丰产。这使他变得神圣，而人们依赖于他的授权，才可以耕种肥沃土地。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以前的）人们相信食物生产依赖于某些纪念祖先神的仪式。这些仪式被酋长垄断。这里整个社会构建依赖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即每个人的地位依赖于他的/她的出生顺序，最年轻的人的地位最低，塔西提岛的曼内胡（manahune）的地位就是这样的。这种观念也在非洲的大湖地区（Lake Region)发挥了作用，较年轻的儿子和兄弟被赶离维多利亚湖畔。

　　在克钦人当中，幸运农民的成功很快就被归因于他们与祖先的良好关系，而不太幸运的农民开始给幸运农民礼物，以获得他的调节。在中美洲，那个拥有最高产量（最好土壤）的家族很快获得了声誉，即他们比其他人更得到神的支持。依靠这种信仰，他们很快获得了对其他人的社会和经济控制，而且他们变成了酋长，保卫着来世的入口。

　　在斯里兰卡，某些家族的优势以更好土地的掌握和开发为基础，更好土地的掌握和开发也经常意味着这些家族可以获得水。通过向佛教修道院大批捐赠物资，这些家族获得了丰富的业力，后者使他们的物质优势合法化。

　　印加的统治者是太阳神的儿子（玄孙），每年都仪式性地犁出一个田垄，然后将犁杖递给他的贵族们，接下来这些贵族也犁出一些田垄。通过这种方式，印加统治者展示了他对农业的影响。[119]阿兹特克统治者最重要任务之一是主持献祭仪式。无数的人被献祭给神慧兹罗波齐特利（Huitzlipochtli），而阿兹特克军队被派遣出去，捕捉囚徒，以便用于献祭。这种政策使阿兹特克国家丧失了王国内的所有支持者，最终他们只能孤身对抗西班牙人。[120]

　　3、人口状况

　　这个词表明了与可耕地面积和其空间分配相关的人们的数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估计出社会的农业繁荣程度。然而，因为没有很多关于土地面积的信息，也没有很多关于土地产量的信息，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其他信息。最可能的似乎是那些关于人口增长和/或人口压力的信息。关于这些主题，案例研究提供了某种证据。

　　毫无疑问，在维多利亚湖周围地区，出现了人口增长的现象，很可能也出现了某种人口压力，因为人群中的年轻成员被送往内陆，远离湖畔。在非洲的其他地方，显然也有可耕地的短缺现象，结果那些不得不应对这种短缺的人们去往比较富裕的人群的领导者那里，以服从为交换条件，获得较好的土地。对于波利尼西亚而言，每个岛屿的情况都不同。在夏威夷，出现了某种人口压力，这导致政治领导者去建造鱼塘，并开辟可用的芋头田地。另一方面，在塔西提岛，出身微贱的曼内胡可能拒绝在内陆的贫瘠土地上耕种，宁愿在海岸作为佃农耕种高产的土地。在波利尼西亚，社会-政治组织与（可估算的）人口数量和可耕地面积之间的密切相互关系建立起来了。[121]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克钦人那里存在人口压力。中美洲的情况不太清楚。肯定存在某种人口压力，但始终改进的农业技术似乎使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斯里兰卡灌溉工程发挥了重大作用，水的分配提供了强大政治权力，这种事实似乎表明可耕地的可得性是有限的，结果某种人口压力确实发生了。

　　在凯内杜古（Kenedugu）和萨莫里这两个非洲国家，经济剩余被生产出来，但在稍后些年里，人口压力出现了，贸易变成了满足人们需求的必要手段。对于黄金国家加纳而言，自给自足的生产是足够的，因为在贸易物品中，食物并没有被提及。

　　为了保持他们的灌溉稻田，贝齐寮人逃到山顶的堡垒中，抵抗猎奴者的攻击，在和平时期返回他们的田地。在堡垒中，人口压力发挥了作用，这导致了一种较强大形式的政府的发展。

　　在最近一篇论文里，查尔斯·斯宾塞（Charles Spencer）捍卫了自己的立场，[122]认为领土扩张与国家形成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然而，因为存在这样一些众所周知的早期国家，即领土扩张并没有在它们的形成中发挥作用，也有这样一些酋邦，即领土扩张没有导致国家的形成，所以总体来看，领土扩张似乎不是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123]

　　4、复杂的相互作用

　　在前面几部分，我们已经把资料置于不同的标题下。然而，我们必须强调发展不是分离或孤立地发生的，而是在密切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方使另一方成为可能或必要，并使两者能够合并起来，使两者的合并成为必要之事，从而一系列事件发生了，这些事件最终导致了社会的结构变化。从而，这些社会的演化是大量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三个一般因素（经济的占有和控制，意识形态和人口状况）形成了复杂相互作用模式的本质，这是我们对它的称呼。[124]三个因素复杂的彼此互惠的相互作用创造了一些环境，社会-政治组织在这些环境中形成，或者因此激发了更复杂类型的发展。

　　人们可能会问战争和征服在这种模式中占据什么地位。我们不能低估战争和征服对社会-政治组织发展的影响，正如克莱森和沙尔尼克已经论述的那样，[125]这些现象更可能是意识形态、经济、政治或人口状况纷扰的结果，而非暴力本身的结果。从而，战争和暴力不能被视作独立因素。他们是派生因素。自然而然地，有时战争或征服明显地在朝着国家组织的方向发展，但战争和征服都不应该——一般意义上讲——被视作充分因素或必要因素。想当然地，战争推动了较强大领导权和更好的组织的发展，但它没有创造国家。印加和阿兹特克国家是战争在社会朝着国家状态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众所周知的案例（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早期法兰西也是这种状况，法兰克人酋长克洛维打败并征服了所有相邻部落（这也在前面提到了）。

　　5、国家形成的条件

　　对于很多学者来说，（早期）国家的演化是社会-政治组织最重要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国家演化出更发达的国家形态，而当时世界政治舞台由国家控制。这些明显的事实不应该令我们忽视另一个事实。另一个事实实际上同样重要，即在大量酋邦和大人制度社会中，只有少数达到了（早期）国家的水平。显然，在朝着国家发展成为可能之前，一些条件必须得到满足。以前面几部分的结论为基础，我们能够像下面这样概括这些必要条件[126]：

　　第一、必须有足够数量的人们形成一种复杂分层的社会。必要数量的管理者、仆人、廷臣、祭司、士兵、耕作者、商人等等，总量须以数千计。甚至塔西提岛最小的早期国家也至少有大约5000人。

　　第二、社会必须控制特定的领土。从长远来看，这样的领土不一定足够供养人口。在这样的案例中，征服或贸易显然是弥补其不足的方式。在其他案例中，政府更多的不是关心土地面积，而是关心自己对人民的控制。

　　第三、必须有一种生产制度，可以生产出剩余产品，足以供养很多专业人士、特权人群和不从事生产活动的人。

　　第四、必须存在一种意识形态，后者解释和证明等级管理组织和社会-政治不平等的合法性。

　　如果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不存在，或者未出现，那么国家的形成就是困难的，甚或非常不可能的。

　　如果缺乏有利的意识形态，那么或者一种社会将始终处于初生水平，或者其他类型的社会-政治组织将发展起来，例如异构型结构（heterarchy），或早期国家类似体。这些社会类型的讨论不在这篇论文的范围内。[127]安哥拉（Angola）的姆邦杜人（Mbundu）是这种社会的恰当案例，这个社会因缺乏适合的意识形态而没有演变为较高水平的组织。这里大批人口生活在有利的经济条件中，人们曾几度尝试组建支配性的宗教或社会-政治结构。但这些尝试当中没有一次取得成功，人们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太强大了，以至于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中央集权的管理机构的控制。[128]仅仅在被相邻国家征服以后，姆邦杜人才创建出支配性的社会-政治组织。

　　合情合理的假设似乎是，前面概括的四个条件也适用于所谓原初国家或原生国家的形成，这是弗里德提出的概念。[129]

　　在他看来，原生国家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它们是在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的条件下演化而来的。最近，布朗森（Bronson）在讨论一个崩溃了的国家复兴的可能性时，创造了“模板复兴”这个词，即当一个国家组织复兴的案例“与一种被充分理解和详细记录的历史模式非常相似”时，这就是“模板复兴”。[130]然而，只有当前面提到的四种条件同时出现时，一个国家——早期的，原始的，或复兴的国家——的形成才成为可能，无论有没有先例。

　　条件的发生本身并不足以导致国家的形成。要达到这样的程度，一些能够使发展达到国家状态的事件就是必要的。如果这没有发生，那么进一步发展就受到阻碍。从历史上人们熟知的国家形成案例来看，诸如食物和物品短缺、人口压力、相邻民族的威胁、战争、新思想的引进、保护贸易路线和/或市场的需要等，可能发挥了这样的作用。简而言之，某种预料之中的或预料之外的事实发生了，并导致领导者（们）采取行动，提出创新。这样，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将原生国家的起源视作根本不同于其他早期国家起源的现象。原生国家和所有其他早期国家都展示了组织和立法方面的相似性，因为中心政府遇到的问题类型（征税、交通、防御等）在每个地方都是相同的。由于事实也证明只有少数解决方式才是有效的，所以成功的早期国家所运用的解决方式也有很大的相似性。那些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的国家消失了，原因与达尔文的观点类似：这里也是适者生存。

　　（本文的删节版发表于《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注：

[1]本文作者亨利.J.M.克莱森系荷兰莱顿大学教授，译者郭子林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惹尼·哈戈斯坦因阅读并批判性地评论了这篇论文的初稿，还多次提出修改意见，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易建平研究员的指点，特此致谢。

[2] 关于比较方法，参见André J.F.K?bben, “Why exceptions? The logic of cross-cultural analysis,” Current Anthropology,vol.8,1967, pp.3-34; André J.F.K?bben, “Comparativists and non-comparativists in anthropology,” R.Naroll and R.Cohen, eds., A handbook of method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pp.581-596。S. F.Nadel,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Cohen and West, 1969, pp.113 ff.,248 ff. 认为大量仔细选择和认真研究的案例应该对作者正在研究的问题提供足够多的相关信息；Henri J.M.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 The early state,The Hague: Mouton,1978,pp.533-537 阐述了早期国家比较研究中存在的困难。

[3] Henri J.M.Claessen, “Problems, paradoxes,and prospects of evolutionism,” N.N. Kradin, A.V.Korotayev, D.M.Bondarenko,V.deMunck, and P.K.Wason,eds., Alternatives of social evolution, Vladivostok: Far Eastern Branch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2000, p.2. 这个观点是以Fred Voget, A histoy of ethnolog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5,p.862为基础的，沃格特认为“进化是一种过程，结构重组始终受到这种过程的影响，最终产生一种本质上不同于母形态的形态或结构”。

[4] 这里我参考了Henri J.M.Claessen, “Problems, paradoxes, and prospects of evolutionism,” N.N.Kradin, A.V.Korotayev, D.M.Bondarenko, V.de Munck, and P.K Wason, eds.,Alternatives of social evolution, pp.1-11; Henri J.M.Claessen, “Was the state inevitable?”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vol.1,2002,pp.101-117; Henri J.M.Claessen, “On Early States: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fall”,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vol.9,2010,pp.3-51和我的著作Structural change: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Leiden: CNWS Press,2000.

[5] Robert L.Carneiro, “Process vs. stages: A false dichotomy in tracing the rise of the state,” N.N.Kradin, A.V.Korotayev, D.M.Bondarenko, V.de Munck and P.K.Wason, eds. Alternatives of social evolution, Vladivostok: Far Eastern Branch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0, pp. 52-58.

[6]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vol.10,2011,no.1.2011. 专门研究酋长和酋邦问题。

[7] Timothy Earle,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4; Timothy Earle, “Chiefs, chieftaincies, chiefdoms, and chiefly confederacies,”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vol.10,2011,p.28.

[8]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1971,pp.146-147.

[9] Donald V.Kurtz, Political anthropology; Paradigms and pow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2001,p.54; Donald V.Kurtz,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political status to political office,”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vol.3, 2004,pp.150-175.

[10] Henri J.M.Claessen, “On chiefs and chiefdoms,”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vol.10,2011,pp.5-26.

[11] 参见Henri J.M.Claessen, “On chiefs and chiefdoms”,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vol.10,2011, p.6; Robert L.Carneiro, “The chiefdom: precursor of the state,”G.D.Jones and R.R.Kautz, eds.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47; Peter Skalník, “Chiefdom: A universal political formation?” Focaal–Europe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ol.43,2004, pp.79-81.

[12] Igor Kopytoff, “Permutations in patrimonialism and populism: The Aghem chiefdoms of Western Cameroon,” S.Keech-McIntosh, ed., Beyond chiefdoms: Pathways to complexity in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90-91; Henri J.M.Claessen, Structural change; 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pp.146-147.

[13] Igor Kopytoff, “Permutations in patrimonialism and populism:The Aghem chiefdoms of Western Cameroon,” S.Keech-McIntosh, ed., Beyond chiefdoms: Pathways to complexity in Africa,p.91.

[14] Aad Zuiderwijk, Farming gently, farming fast. Migration, incorporation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in the Mandara Mountains of Northern Cameroon, Leiden: Centr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of Leiden University,1998, p.92; Peter Pels, Het uitzonderen van Afrika, Leiden University: Inaugural Lecture,2004.

[15] Jean-Claude Muller, Le roi bouc-émissaire; Pouvoir et rituel chez les Rukuba du Nigéria central. Quebec: Fleury, 1980; Jean-Claude Muller, “Ideology and dynamics in Dii chiefdoms: A study of territorial movement and population fluctuation (Andamawa Province, Cameroon)”, H.J.M.Claessen and J.G. Oosten, eds., Ide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states, Leiden: Brill,1996,pp.99-115.

[16] 关于波利尼西亚人的酋长身份，参见Nicholas Thomas, Marquesan societie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Polynes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p. 28-33。

[17] Henri J.M.Claessen and Martin A.van Bakel, “Theme and vari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ces in Polynesian socio-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ol.162,2006, pp.239, 248. 当一场持续很长时间的干旱、 饥馑和动荡袭击埃及时，类似的命运发生在埃及法老柏辟二世（Pepi II)身上了。他的废黜意味着埃及古王国的终结(Ellen Morris, “Lo Nobles Lament, the Poor Rejoice: State formation in the wake of social flux,” G.M. Schwartz and J.J.Nichols, eds., After collapse: The regeneration of complex societie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6, p.60)。Renée Hagesteijn, “The Angkor state: rise, fall and in between,” H.J.M Claessen and P. van de Velde, eds., Early state dynamics, Leiden: Brill, pp.154-169讲述了古代吴哥城（Angkor）（柬埔寨的古都）一位国王如何因为不再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未能给佛教寺庙提供财政支持，从而丧失合法性，并最终丢掉王位。

[18] Jean-Claude Muller, “Divine kingship in chiefdoms and states: A single ideological model,” H.J.M.Claessen and P. Skalník, eds.,The study of the state, The Hague: Mouton,1981, pp.239-250; 也参见Henri J.M.Claessen, Structural change; 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p.178-186.

[19] Patrick V. Kirch,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ynesian chiefdo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39.

[20] Richard Bradley, ‘The pattern of change in British prehistory,” Timothy Earle, ed., Chiefdoms: Power, economy, and id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Book, 1991, pp.44-70.

[21] Colin Renfrew, Before civilization. The radiocarbon revolution and prehistoric Europe, Penguin Books,1973.

[22] Jo-Anne van Tilburg, Easter Island: Archaeology, ecology, and culture,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1994.

[23] Vincas Steponaitis, “Contrasting patterns of Mississippian development,” T. Earle, ed., Chiefdoms: power, economy, and id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Book],1991, pp.193-228.

[24] Linda Schele and David Freidel, A forrest of kings.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ancient Maya, New York: Morrow, 1990.

[25] Patrick V.Kirch, “Monumental architecture and power in Polynesian chiefdoms: a comparison of Tonga and Hawaii,” World Archaeology, vol.22,1990,pp.206-222.

[26] Robert L.Carneiro, “The chiefdom: precursor of the state,” G.D.Jones and R.R.Kautz, eds.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pp.37-79; Robert L.Carneiro, “Process vs. stages: A false dichotomy in tracing the rise of the state,” N.N.Kradin, A.V.Korotayev, D.M.Bondarenko, V.de Munck and P.K.Wason, eds. Alternatives of social evolution, pp.52-58; Timothy Earle,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Ian Wood,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 London: Longman,1994; Charles S. Spenc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stine state formation,” N.N.Kradin, A.V.Korotayev, D,M.Bondarenko, V.de Munck, and P.K. Wason, eds., Alternatives of social evolution, Vladivostok: Far Eastern Branch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2000,pp.154-165.

[27] Marshall D.Sahlins, Tribesme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1968,pp.6-10.

[28] Timothy Earle,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29] Martin A.Van Bakel, Samenleven in gebondenheid en vrijheid. Evolutie en ontwikkeling in Polynesi?, Leiden: PhD thesis,1989.

[30] Robert L.Carneiro, “The chiefdom: precursor of the state,” G.D.Jones and R.R. Kautz, eds.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pp.37-79; Robert L.Carneiro, “Process vs. stages: A false dichotomy in tracing the rise of the state,” N.N.Kradin, A.V.Korotayev, D.M.Bondarenko, V.de Munck and P. K.Wason, eds. Alternatives of social evolution, pp.52-58.

[31] Robert L.Carneiro, “Process vs. stages: A false dichotomy in tracing the rise of the state,” N.N.Kradin, A.V.Korotayev, D.M.Bondarenko, V.de Munck and P. K.Wason, eds. Alternatives of social evolution, pp.54.

[32] 转引自Robert L.Carneiro, “Process vs. stages: A false dichotomy in tracing the rise of the state,” N.N. Kradin, A.V. Korotayev, D.M.Bondarenko, V. de Munck and P.K.Wason, eds. Alternatives of social evolution, pp.54.

[33] Henri J.M.Claessen and Pieter van de Velde, eds., “Hoofdlijnen over hoofdschappen,” Profiel. Archaeologisch Contactorgaan RUL,vol.4(4),1992,p.123; Donald V.Kurtz, Political anthropology; Paradigms and power,pp.50,168 note 4; Elman R.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Norton,1975.

[34] Henri J.M.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 eds., The early state,p.579.

[35] Renée Hagesteijn, Circles of kings: Political dynamics in early continental Southeast Asia, Dordrecht: Foris [Verhandelingen van het KITLV no.138],1989,p.14.

[36] Robert D.Drennan, Bryan K.Hanks, and Christian E.Peters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efly communities in the Eurasian Steppe region,”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vol.10,2011,pp.149-186.

[37] Nicholas Thomas, Marquesan societie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Polynesia.

[38] Philip Drucker, “Ecology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n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 E. Tooker, e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native North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1983,p.87.

[39] Philip Drucker, “Ecology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n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 E. Tooker, ed.,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native North America,p.88.

[40] Frederica de Laguna, “Aboriginal Tlinkit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 E.Tooker, e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native North America,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1983,p.77.

[41] M.B.Blackman, “Haida: Traditional culture,” W.Suttles, ed., Handbook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vol.7,1990,(Northwest Coast),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249.

[42] Robert L.Carneiro, “Process vs. stages: A false dichotomy in tracing the rise of the state,” N.N. Kradin, A.V. Korotayev, D.M.Bondarenko, V.de Munck and P. K.Wason, eds. Alternatives of social evolution,pp.55.

[43] Jan Vansina, Sur les sentiers du passé en f?ret; Les cheminements de la tradition politique ancienne de l’Afrique équatoriale, Louvain-la-Neuve: Centre de l’histoire de l’Afrique,1991,pp.96-105; Jan Vansina, “Pathway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quatorial Africa and neo-evolutionary theory,” S.Keech-McIntosh, ed., Beyond chiefdoms; Pathways to complexity in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pp.166 ff.; Henri J.M.Claessen, Structural change: 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p.141-142.

[44] Jan Vansina, Sur les sentiers du passé en f?ret; Les cheminements de la tradition politique ancienne de l’Afrique équatoriale, pp.137-139.

[45] Henri J.M. Claessen and Pieter van de Velde, eds., “Hoofdlijnen over hoofdschappen,” Profiel. Archaeologisch Contactorgaan RUL,vol.4(4),1992,pp.123-126.

[46] Henri J.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 eds., The early state, pp. 637-639.

[47]这种陈述并不能适用于所有案例。例如，西非早期国家达荷美（Dahomey）一度在几年时间里是相邻国家欧友（Oyo）的附庸国。法兰西早期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曾在很多年里处于英格兰国王的统治之下。在几个案例中，政府中心经常变换。领土的大小经常意味着大量部落的臣服， 而非指平方公里的数量。 (Henri J.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 eds., The early state, passim)。

[48] 在一些社会（例如阿兹特克、古挪威)中，国家的（食物）生产并不充足。在这种情况下，掠夺、贸易或领土扩张就成为解决食物短缺的方式。

[49] 然而，在早期法兰西，土地的私人所有是重要的(Henri J.M.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 eds., The early state, pp. 246 ff.)。

[50] 在几个案例 (刚果地区的库巴[Kuba], 尼日利亚[Nigeria]的朱昆[Jukun]和尼日利亚的贝宁[Benin] )中，统治者的生物学父母亲被杀死 ，结果统治者象征性地不再属于其人民。

[51]我们不能将早期国家的政府组织视作官僚机构，因为这里缺乏用于定义官僚机构的大多数必要条件。无文字的早期国家既没有为官僚机构提供财政支持的经济手段，也没有执行财政支持的技术。

[52] Henri J.M.Claessen, “On Early States: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fall”,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vol.9,2010,p.16; 转引自 Henri J.M.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 eds., The early state.

[53] Henri J.M.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 eds., The early state, pp.621-622; Henri J.M.Claessen, “On Early States: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fall”,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vol.9,2010,p.17.

[54]S.F.Nadel,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Cohen　and　West,1969,pp.113　ff.,248　ff.认为大量仔细选择和认真研究的案例应该对作者正在研究的问题提供足够多的相关信息。

[55] Marshall D.Sahlins, “Notes on 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 R.Lee and I. DeVore, eds., Man the hunter, New York: Aldine, 1968,pp.85-89;也参见Leo Verhart and and Henny Groenedijk, “Leven in overvloed; midden en laat mesolithicum,” L.P.Louwe Kooijmans, P.W.van den Broeke, H.Fokkens, and A.van Gijn, eds., Nederland in de prehistorie, Amsterdam: Bakker,2005, pp.161-178.

[56] Richard B. Lee and and Irven DeVore, eds., Man the Hunter, New York: Aldine,1968,pp.11,245-248.

[57] 这种观点是以那些从当代狩猎者和采集者那里收集来的民族学信息为基础的。具体案例和文献可以从Henri J.M. Claessen, Structural change; 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86; Richard B. Lee and and Irven DeVore, eds.,Man the Hunter中 发现。

[58] Gert Nooter, Leadership and headship, Mededelingen van het Rijksmuseum voor Volkenkune No.20, Leiden: Brill,1977.

[59] Edward B.Tylor, “On a method of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Applied to Laws of Marriage and Descent,”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vol.18,1889,pp.245-272.

[60] M.Cook, A brief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 New York: Norton,2003; Wolfgang Behringer, Kulturgeschichte des Klimas.Von der Eiszeit bis zur globalen Erw.rmung, München: Beck, 2007, pp. 47 ff.; Annelou van Gijn and Leendert Louwe Kooijmans,”Vroeg-en Midden Neolithicum: inleding,” L.P.Louwe Kooijmans, P.W.van den Broeke, H. Fokkens and A.van Gijn, eds., Nederland in de Prehistorie, Amsterdam: Bakker, 2005,pp.203 ff.

[61] Gregory A.Johnson,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cision-making organizations,” C.Redman, ed.,Social archaeology. Beyond subsistence and dating,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pp.87-112; Gregory A.Johns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scalar stress,” C.Renfrew, ed.,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archa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82,pp.389-421.

[62] Pieter van de Velde,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European early Neolithic: Bandkeramik leadership,” M.A.van Bakel, R.R.Hagesteijn and P.van de Velde, eds., Private politic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Big Man’systems, Leiden: Brill, 1986, pp.127-139; Pieter van de Velde, “Bandkeramik social inequality–a case study,” Germania, vol.68,1990,pp.19-38; Pietervan de Velde, “Soziale Struktur, Gr.beranalyse, und Representativit.t. Der Fall der nordwestlichen Bandkeramik,” Helinium,vol.33,1993,pp.157-167.

[63] Pieter van de Velde, “Bandkeramik social inequality–a case study,” Germania, vol.68, 1990, p.35.

[64] Pieter van de Velde, “Soziale Struktur, Gr.beranalyse, und Representativit?t. Der Fall der nordwestlichen Bandkeramik,” Helinium.vol.33, 1993,pp.157-167.

[65] Pieter van de Velde,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European early Neolithic: Bandkeramik leadership,” M.A. van Bakel, R.R. Hagesteijn and P. van de Velde, eds., Private politic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Big Man’ systems, pp. 137-138; Pieter van de Velde, “Bandkeramik social inequality – a case study,” Germania, vol.68, 1990, p.37.

[66] Conrad Ph. Kottak, “Ecological variables i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African stat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14, 1972, pp.351-380.

[67] Robert L. Carneiro,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Science,vol.169,1970,pp.733-738.

[68] 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p.186.

[69] Conrad Ph. Kottak, “Ecological variables i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African stat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14,1972,p.367.

[70] Douglas L.Oliver, Ancient Tahitian society, 3vol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4,pp.254-256,766.

[71] David Freidel, “Preparing the way,” J.Guthrie, ed,.The Olmec world: Ritual and rulership, Princeton: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1995,pp.3-10.

[72] David Freidel, “Preparing the way,” J.Guthrie, ed,.The Olmec world: Ritual and rulership,p.3.

[73] David Freidel, “Preparing the way,” J.Guthrie, ed,.The Olmec world: Ritual and rulership,p.3.

[74] David C.Grove and Susan D. Gillespie, “Ideology and evolution at the pre-state level: Formative period Mesoamerica,” A.A. Demarest and G.W.Conrad, eds., Ideology and Pre-Columbian civilizations, Santa Fe, New Mexico: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1992,p.25.

[75]David C.Grove and Susan D.Gillespie, “Ideology and evolution at the pre-state level: Formative period Mesoamerica,” A.A. Demarest and G.W.Conrad, eds., Ideology and Pre-Columbian civilizations,p.27.

[76] David Freidel, “Preparing the way,” J.Guthrie, ed,.The Olmec world: Ritual and rulership,p.4.

[77] R.A.L.H. Gunawardana, “Social func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A case study of state formation in irrigation society,” H.J.M.Claessen and P. Skalník, eds., The study of the state, The Hague: Mouton, 1981, pp.133-154.

[78] 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p.186.

[79] R.A.L.H. Gunawardana, “Total power or shared power? A study of the hydraulic stat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in Sri Lanka from the third to the ninth century AD,” H.J.M. Claessen, P.van de Velde, and M.E. Smith, eds.,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the evolution of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 South Hadley, Mass.: Bergin and Garvey, 1985, pp.219-245.

[80] 尽管在很多案例中灌溉工程的构建是统治者的活动，但在一些地方，正是地方公社执行建筑和维持这些工程的工作，例如在巴厘岛（Bali）。C.J.Grader, “The irrigation system in the region of Jembrana,” J.L.Swellengrebbel, ed., Bali: Studies in life, thought, and ritual.,Dordrecht: Foris (orig. publ. 1939),1984,pp.267-288.

[81] Edmund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London: Athlone Press, 1954; Jonathan Friedman, System,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s, Copenhagen: National Museum of Denmark,1979.

[82] Henri J.M.Claessen, Structural change; 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p.60.

[83] Napoleon Chagnon, Yanomam?, the fierce peopl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68.

[84]Richard　Maack　and　Karl　Fouquet,eds.,Hans　Stadens　Wahrhaftige　Historia,　Marburg　an　der　Lahn:Trautvetter　and　Fischer,(origed.1557),1964.强大的印加没有成功地征服亚马逊丛林中凶猛的印第安人。西班牙人也有同样的经历。西班牙远征军的一群幸存者被 船只带到亚马逊河，不得不沿途与攻击自己的印第安人战斗。

[85] Lewis Henry Morgan, League of the Ho-de-no-sau-nee, Iroquois, Rochester: Sage and Brother.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W.N. Fenton, Secaucus, N.J.: Citadel Press,1972,1851,pp.58,313-350.

[86] Bruce G.Trigger, The Huron. Farmers of the North,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9.

[87] C.F.Heidenreich, Huron. In: B.G.Trigger, ed., Handbook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vol.15, Northeast,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78,p.385.

[88] Leendert Louwe Kooijmans, “Bronstijdstrijd; Een groepsbegraving in Wassenaar,” L.P.Louwe Kooijmans, P.W.van den Broeke, H. Fokkens, and A. van Gijn, eds., Nederland in de Prehistorie, Amsterdam: Bakker,2005,pp.459-462.

[89] Douglas L.Oliver, Ancient Tahitian society.

[90] Elizabeth Bott, “Power and rank in the kingdom of Tonga,” The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vol.90,1981,p.42; Patrick V.Kirch,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ynesian chiefdoms, p.235.

[91]当一场持续很长时间的干旱、饥馑和动荡袭击埃及时，一种类似的命运发生在埃及法老柏辟二世（Pepi II)身上了。他的废黜意味着埃及 古王国的终结(Ellen Morris, “Lo Nobles Lament, the Poor Rejoice: State formation in the wake of social flux,” G.M.Schwartz and J.J. Nichols, eds., After collapse: The regeneration of complex societie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2006,p. 60)。Renée Hagesteijn, “The Angkor state: rise, fall and in between,” H.J.M.Claessen and P. van de Velde, eds., Early state dynamics, Leiden: Brill,pp.154-169讲述了古代吴哥城（Angkor）（柬埔寨的古都）一位国王如何因为不再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未能给佛教寺庙提供财政支持，从而丧失合法性，并最终丢掉王位。

[92] Robert L.Carneiro, “The chiefdom: precursor of the state,” G.D.Jones and R.R.Kautz, eds.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pp.37-79; Timothy Earle,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Timothy Earle, “Chiefs, chieftaincies, chiefdoms, and chiefly confederacies,”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vol.10,2011,pp.27-54.

[93] Bruce G.Trigger, The Huron. Farmers of the North.

[94] C.R.Hallpike,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6,pp.233-235.

[95] C.R.Hallpike,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evolution, p.235.

[96] Renée Hagesteijn, “‘Trading places’: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Early Southeast Asian states,” M.A.van Bakel, R.R. Hagesteijn and P.van de Velde, eds., Private politic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Big-Man’systems, Leiden: Brill, 1986,p.107; Renée Hagesteijn, “Lack of limits – cultural aspects of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ontinental Southeast Asia,” H.J.M.Claessen and J.G.Oosten, eds., Ide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states, Leiden: Brill,1996,pp.187-204.

[97]Renée　Hagesteijn,”The　Angkor　state:rise,fall　and　in　between,”H.J.M.Claessen　and　P.van　de　Velde,　eds.,Early　state　dynamics,Leiden:Brill,pp.154-169讲述了古代吴哥城（Angkor）（柬埔寨的古都）一位国王如何因为不再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未能给 佛教寺庙提供财政支持，从而丧失合法性，并最终丢掉王位。

[98] Burr C.Brundage, Empire of the Inca; Thomas C. Patterson, The Inca empire. The form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a pre-capitalist state, New York: Berg,1991.

[99] Burr C.Brundage, Empire of the Inca,p.105.

[100] Ian Wood,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pp.41-51.

[101] Ian Wood,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p.47.

[102] Michal Tymowski, “The arm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s of West Af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ases of Kenedugu and Samori’ state,” H.J.M.Claessen and P.Skalník, eds., The study of the state, The Hague: Mouton, 1981,pp.427-442; Michal Tymowski, L’Armée et la formation des états en Afrique occidentale au XIXe siècle – Essai de comparaison,Warsaw:University of Warsaw Press,1987.

[103] Michal Tymowski, “The arm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s of West Af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ases of Kenedugu and Samori’ state,” H.J.M.Claessen and P. Skalník, eds., The study of the state,p.428.

[104] Michal Tymowski, “The arm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s of West Af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ases of Kenedugu and Samori’state,” H.J.M.Claessen and P.Skalník, eds., The study of the state,p.429.

[105] Michal Tymowski, “The arm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s of West Af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ases of Kenedugu and Samori’ state,” H.J.M.Claessen and P Skalník, eds., The study of the state,p.430.

[106] 关于加纳国家的所有背景知识，参阅 E.W.Bovill, Golden Trade of the Moors, 2nd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Graham Connah, African civilizations. Precolonial citie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i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107] Graham Connah, African civilizations. Precolonial citie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i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p.114.

[108] E.W.Bovill, Golden Trade of the Moors,p.55.

[109] Nehemia Levtzion, Ancient Ghana and Mali, London: Methuen,1973,p.22.

[110] Nehemia Levtzion, Ancient Ghana and Mali,p.24.

[111] Elman R.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p.293.

[112] 也参见David C.Grove and Susan D.Gillespie, “Ideology and evolution at the pre-state level: Formative period Mesoamerica,” A.A.Demarest and G.W.Conrad, eds., Ideology and　Pre-Columbian　civilizations,pp.19ff..Maurice　Godelier,Infrastructure,societies　and　history.Current　Anthropology,vol.19,1978,pp.763-771强调道，酋邦和早期国家的统治者不需要借助暴 力来统治他们的臣民，因为他们是完全合法的。另一方面，在Bruce G.Trigger, “Generalized coercion and　inequality: The basis of state power in the early civilizations,” H.J.M.Claessen, P.van de Velde, and M.E.Smith, eds.,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The evolution of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 South Hadley: Bergin and Garvey, 1985, pp.46-61看来，国家的权力是以无明显特征的强制 为基础的。这两种观点都有支持者。Anatolii M.Khazanov, “Some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the study of the early state,” H.J.M. Claessen and P. Skalník, eds., The early state, The Hague: Mouton, 1978, pp.87-89强有力地拒绝早期国家存在专制政府的观点。 Jianping Yi, “Non-autocracy in Pre-Qin China,”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vol.7,2008,pp.222-244描述了秦之前中国的非专制政 府形态。

[113] Terence N.D’Altroy, Provincial power in the Inka empire,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2;Geoffrey W. Conrad and Arthur A.Demarest, Religion and empire. The dynamics of Aztec and Inca expansio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Ross Hassig, Trade,tribute, and transportatio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Valley of Mexico,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5.

[114] Conrad Ph.Kottak,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History, ecology and cultural variations in Highland Madagasc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0.

[115] Gregory A.Johnson,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cision-making organizations,” C.Redman, ed.,Social archaeology. Beyond subsistence and dating,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8,pp.87-112; Gregory A.Johns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scalar stress,” C.Renfrew, ed.,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archa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82,pp.389-421 指出了这点。

[116] 参见Henri J.M.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 eds., The early state,p.624.

[117] Ronald Cohen, “Evolution, fission and the early state,” H..M.Claessen and P.Skalník, eds., The study of the state, The Hague: Mouton,1981,pp.87-116.

[118] Henri J.M.Claessen and Martin A. van Bakel, “Theme and vari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ces in Polynesian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s,”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ol.162,2006,p.236.

[119] Burr C.Brundage, Empire of the Inca,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67.

[120] Henri J.M.Claessen, Structural change: 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p.109.

[121] 参见Henri J.M.Claessen and Martin A.van Bakel, “Theme and variations: The evelopment of differences in Polynesian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s,”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ol.162,2006,p.254中的表格。

[122] Charles S.Spencer, “Territorial expansion and primary state form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Early Edition,2010,pp.1-8.

[123] 参见Henri J.M.Claessen and Renée Hagesteijn即将出版的著作On state formation and territorial expansion; a dialogue。

[124] Henri J.M.Claessen and Pieter van de Velde, eds., Early state dynamics, Leiden: Brill, 1987; Henri J.M.Claessen, Structural change: 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125] Henri J.M.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 eds., The early state,p.626

[126] 这里的概括以Henri J.M.Claessen, “Was the state inevitable?”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vol.1,2002,pp.103,107-109为基础。

[127] 关于这些现象的详细分析，参见 Leonid E.Grinin, Robert L.Carneiro, Dmitri M.Bondarenko, Nikolay N.Kradin,Andrey V.Korotayev, eds., The early state. Its alternatives and analogues, Volgograd: Uchitel Publishing House,2004.

[128] Joseph Miller, Kings and kinsmen; Early Mbundu states in Angola,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6.

[129] Morton H.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pp.231 ff.

[130] Bennet Bronson, “Patterns of political regeneration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G.M.Schwartz and J.J.Nichols, eds., After collapse.The regeneration of complex societies,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2006,p.140.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13-3-19

　　一.西域·新疆

　　新疆古称西域，其实，“西域”常笼通地指说新疆及其以西，包括今天中亚五国的广大地区,界说不一。西域,顾名思义即西部地域,随着中原人士地理知识的丰富而扩大。冯承钧先生在其所著的《西域地名》序例中写道：

　　西域的名称,在两汉时专指天山南路诸国。到了隋唐的时候,西域的范围就扩张了。裴矩撰《西域图记》北道至拂菻,中道至波斯,南道至婆罗门,几将亚洲完全包括在内。到了元明的时候,又将欧洲、非洲的一部分包括在内,范围就更大。[1]

　　椿园所撰《西域闻见录》,述说了帕米尔以西的几十个部落、土邦、国家,就代表着清代学者关于西方的地理知识。然而,乾隆钦定的《皇舆西域图志·疆域志》详细地叙述了“西域”的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和天山南路、天山北路，权威地界定了中央政府所管辖的“西域”地域。而道光钦定的《新疆识略》则认定前世之“西域”即本世之“新疆”，此后“新疆”逐渐取代“西域”。

　　外人常将“新疆”望文生义为“新的疆域”，以证明中国的扩张，但这种的说法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天山地区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和治理，始于两千年多年前的汉代。清王朝只是两千年来中国的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它完全统一中国，是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将新近纳入其治理的少数民族地区说成“新疆”。历史资料表明，雍正、乾隆朝至少还曾另有过四个“新疆”,即当时经“改土归流”的云南、贵州、四川的四个少数民族地区。[2]应看到，大清王朝本为偏隅东北的后金政权，后入主中原，才有这样独特的视角。

　　1860年以后的中俄划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约44万平方公里土地失去。1864年,新疆内部发生严重的动乱，外人趁机入侵,十几年后,清王朝驱逐了盘居南疆的浩罕军官阿古柏,收复了被沙俄一度抢占的北疆伊犁地区，1884年建行省，正式号“新疆”，取“故土新归”（左宗裳语）之义，而不再使用“西域”、“西陲”、“西疆”等名称，实有驱逐外敌、收复失地的纪念意义。作为祖国这块热土的新疆，此后就再也没更改其名。民国初年，阿尔泰地区从独立的乌里雅苏台（外蒙）析出并入新疆，即构成今日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之地域。

　　二.畏兀儿地·Mangalai Suyah ·Alt shahr

　　新疆从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历史上各个民族对自己的居地自然也有各自的说法。自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以后的五六百年间，新疆及其周边广大地域一直在蒙古贵族统治之下，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新疆被当地人广泛地认为是“Moghlistan”（蒙兀儿斯坦）的一部分，并不知晓“突厥斯坦”，但时代不同，“蒙兀儿斯坦”的外延也不大一样。

　　畏兀儿地

　　13世纪波斯人志费尼（Ala al-Din Ata-Malik Juvaini，1226～1283）所著《世界征服者史》说：

　　鞑靼人的家乡，他们的起源和发祥地是一个广大的盆地，其疆域在广袤方面要走七八个月的路程。东与Khitai（契丹）地相接壤，西与畏兀儿地相连，北与Qirqiz（吉利吉思）、Selengei（色楞格河）分界，南与Tangut（唐兀）和Tibetans（吐蕃）邻。[3]

　　这就是对当时“蒙兀儿斯坦”疆界的经典描述。《新元史》说：“畏兀儿地，本高昌地”[4]，即大致在回鹘西迁南下的东疆吐鲁番哈密一带。问题是，随着回鹘/畏兀儿人完全皈依伊斯兰教,对畏兀儿及畏兀儿地都很快失去记忆。米儿咱·海答儿（Mirza Haidar,1499～1551）著书照抄志费尼的话时,竟然说：“所谓的畏兀儿，现在已经完全不清楚了，不知道他所指的是那个地区。”[5]

　　Mangalai Suyah（曼噶赖·苏雅）

　　在米儿咱·海答儿时代，“蒙兀儿斯坦”是与“河中”（中亚的“两河”流域）相对的“MangalaiSuyah”（曼噶赖·苏雅），“曼噶赖·苏雅”义“向阳地”，为察合台汗给分封给朵豁剌惕部的领地，按照米儿咱·海答儿的说法，其东境苦先（库车）、特尔布古尔（轮台），西界费尔干纳边陲的Sam、GaztJakishman，北面是伊塞克湖，南面是车尔成（且末）和撒里畏兀（甘肃西部）。[6]“曼噶赖·苏雅”大体是塔里木盆地西部及七河、费尔干纳盆地的东部边缘地带。朵豁剌惕部衰败后，“曼噶赖·苏雅”也就逍声匿迹。

　　Alt shahr（阿特莎尔）

　　义译为“六城”。据考证，至少，18世纪中叶的清朝史料中已提到了“六城”，《西域闻见录》中指明“六城”为：喀什噶尔（今喀什）、叶尔羌（今莎车）、英阿萨尔（今英吉沙）、阿克苏、库车。以后有关“六城”的说法还有一些，但大同小异。阿古柏入侵南疆,所建殖民政权号“Yttishahr”（哲德沙尔，七城）,就是在上述六城中又加了一城吐鲁番。清末,维吾尔史家毛拉·穆莎·莎依然木（MallaMusaSayram,1838～1917）照抄米儿咱·海答儿关于“蒙兀儿斯坦”的那段话，就更不知晓“畏兀儿地”在那里,按照他说法：“蒙兀儿斯坦”就是塔里木盆地的“七城”,即“哲德沙尔”。无论如何，“阿特沙尔”和 “哲德沙尔”，应是当时当地人对塔里木盆地周缘绿洲的泛称。[7]

　　清代，天山北路为准噶尔部的游牧地，因此被称准部；天山南路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人”（维吾尔人）居地，因此,被称之为“回部”，清文献中又有“南回北准”之说。

　　三.Sogdiana·Transoxinia·Maverannahr·Turkistan·河中

　　“中亚”有广义和狭义,本身就是个见仁见智的近代地理概念，狭义是指阿姆、锡尔“两河”流域，即今之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南部，或者说“四个半共和国”。中亚之“两河”流域在历史上有不同说法。

　　Sogdiana（索格狄亚那）

　　这是古波斯人关于中亚“两河”流域最早的称呼。公元前6世纪末波斯古经《阿吠斯陀》和《贝希斯顿铭文》中将阿姆河、锡尔河之间泽拉夫善河流域称之为“索格狄亚那”，时为波斯帝国的一行省。后来泛指操伊兰语的Sogd人居地。“Sogd”在中国史籍中作“粟特”、“粟弋”、“属繇”等。

　　Transoxania（特兰索赫尼亚）

　　古希腊人把阿姆河称为“Oxus”，中国史籍中的“妫水”（《史记》、《汉书》）、“乌许水”（《魏书》）、“乌浒水”（《隋书、“新旧唐书”》）,就是希腊语“Oxus”的对音。其名可能要追溯到亚历山大东征时代，希腊人站在“Oxus”南看北面，称之Transoxania，义“河外”即“乌浒水之外地”，亦可意译为“外乌浒水”。

　　Maverannahr（马维兰纳赫尔）

　　这是中世纪阿拉伯人、波斯人关于中亚“两河”流域的称谓。

　　据苏联学者研究，马维兰纳赫尔一词，最早见于9～10世纪的阿拉伯语史料，至今仍在广泛使用。Maverannahr，更准确地说是Mavaraal-hahri，意为“河的另一方”、“河彼岸”。所谓“河”即阿姆河，古代波斯人、阿拉伯人站在这条大河向北眺说Maverannahr，指的是阿姆河以北的地域。巴托尔德（БартольдВ.В.）说：“马维兰纳赫尔这一名称系从阿拉伯地理文献传入波斯文献的。早在回历11（公元15）世纪，哈菲孜·阿布鲁就曾经在地理著作内专列一章(即最后一章)叙述马维兰纳赫尔。在传统文献的影响之下，马维兰纳赫尔一词在中亚本地一直沿用到不久前。虽然对于中亚的居民来说，这一词所指的地域并不在河之彼方，恰恰相反，倒是在河之此方”。[8]马维兰纳赫尔地区的北方和东方地界，以伊斯兰教控制区为限，而且往往受到政治形势的制约，其实,称为马维兰纳赫尔的地域变化不定，也是由于不同时代的不同著作，对于马维兰纳赫尔这一概念所含地域的广狭，理解不同所致。有些著作把两河（阿姆河和锡尔河）以外的土地，也包容在马维兰纳赫尔这一概念之内。举例来看，哈菲孜·阿布鲁就认为，马维兰纳赫尔的东北方地界直至同蒙兀儿斯坦相接壤的喀什噶尔和和阗，再向前就是畏兀儿的土地，西北方地界为钦察草原，乌兹别克人的国家和突厥斯坦；马维兰纳赫尔的北方地界则是广阔的第六气候带，也就是阿尔马雷克和八刺沙衮，这都是突厥人的地域。总之，随着时光的流逝，最早是阿拉伯人的概念的马维兰纳赫尔，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词汇意义，从而变成了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文化区的名称。[9]阿姆、锡尔两河之地，即为今天中亚的“四个半”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南部）。

　　Turkistan（突厥斯坦）

　　这也是阿拉伯、波斯人创造的地理概念。

　　突厥部族早在一千年前就衰败退出历史舞台,但也就是从那时起,阿拉伯人、波斯人开始把草原上和突厥部族说着几乎同样语言的游牧民泛称作“突厥人”,将他们生活的草原称作“突厥斯坦”。斯坦，在波斯语为“××人居地”义，突厥斯坦，就是“突厥地”义。在波斯、阿拉伯文献中，又将操突厥语的地方称为“土兰”（Turan），与操伊兰语的地方“伊兰”（Iran）相对，从这一点上看，“突厥斯坦”与“土兰”几乎同义。[10]

　　阿拉伯、波斯人著作关于“突厥斯坦”记载同“马维兰纳赫尔”一样“变化不定”，比如一部阿拉伯著作《药草志》说到：“以中国而取名的大黄可能产自中国的北方，也就是说，在突厥斯坦一带”；另一部波斯地理著作《纳希尔贵人》说到了“Laknawti（今孟加拉）以东的突厥斯坦”。[11]

　　乍看起来，好像有点怪，其实怪也不怪，因为“突厥人”原逐水草游牧漂泊不定，并没有固定居所，作为局外人，大都是隔岸观火，所见也就随之漂泊不定。至于“突厥人”自己的看法，《突厥语大词典》中有说法是：在“东方”、“地面的最高处，气候最宜人的地方” [12]，生动地说明：“突厥斯坦”漂泊不定，只是类似香格里拉那样的地理概念。[13]

　　文艺复兴后的西方人，最初是从阿拉伯人的著作中寻求遗忘了的知识。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他们在学习阿拉伯地理著作过程中，顺其自然地接受了“突厥斯坦”的说法。巴托尔德认为,19世纪时,“突厥斯坦”一词被英国旅行家引入学术著作，是由于受到波斯和阿富汗使用这一名词的影响所致,他说：“先是俄国人，而后是西方欧洲人步其后尘，起先使用’布哈拉人’一词，其本义是指’中亚的城市居民’、’商人’。继而将这一词又用于同布哈拉在政治上毫无关系的喀什噶尔，称其为’小布哈拉’。只是到了19世纪’大布哈拉’和’小布哈拉’才被替换为’西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14]但历史资料表明，西人创造“东、西”突厥斯坦的说法在18世纪中叶。[15]

　　19世纪起，俄国和西方著作中还有“俄属突厥斯坦”和“中属突厥斯坦”的说法,前者指的是沙俄征服中亚时建的“突厥斯坦总督府”管辖之地，后者指新疆塔里木盆地。19世纪20年代,两个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Тимковский，Е．Ф．）和俾丘林（Бичурин，И.Я），为究竟称“东、西”突厥斯坦还是称“俄属、中属”突厥斯坦，认真地争论了一番。俾丘林坚决认为：“我们所采用的中国突厥斯坦这一名称应当改变”。他显然是对“突厥斯坦”之前冠以“中国”的，甚为不满。当时俄罗斯哥萨克部队已完成了对哈萨克草原的军事合围，下一个目标就是整个“突厥斯坦”，怎么能容忍还有个“中国”的“突厥斯坦”。占了“西突厥斯坦”，惦念着“东突厥斯坦”,把整个“突厥斯坦”并入俄国–沙俄殖民扩张的野心已抑制不住了。“东突厥斯坦”不再是个单纯的地理概念问题。如学者指出的：“地名就是地名,但是当它一旦同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和分裂阴谋结合起来之后,性质就大不相同了。”[16]

　　河中

　　就“突厥斯坦”本义来说，只是游牧“突厥人”之地，随其游牧而飘浮，不能认为是个确切的地理概念。应当说，“河之彼岸”（Maverannahr）和“河外”（Transoxania）是局外人的视角。12世纪，辽王朝亡后,其遗族耶律大石（1087～1143）走中亚“两河”流域,建西辽政权，将该地称之“河中”，在寻思干（撒马尔罕）置河中府。与“河之彼岸”、“河外”相比，“河中”还是名副其实的。

　　阿姆河是条非常重要的河流。学者认为，Iranians（伊兰人）原发源于药杀水（锡尔河）流域某一地方。[17]后来往南迁移，阿姆河渐成伊兰与土兰的分界，河之南为伊兰,河之北为土兰。锡尔河也是条重要的河流，它是北方游牧社会与南方绿洲社会的分野,河之南为河中,河之北是大草原。大草原又以巴尔喀什湖为界，其东部在中世纪阿拉伯、波斯文献中称为Descht-i-Qipchaq（钦察草原），或Descht-i-Berke（别里哥草原）[18]，即后世所谓的Kazakhsteppe（哈萨克草原）；其西部，至少有包括伊犁河在内的七条河汇入巴尔喀什湖，此地在突厥语称Yttisu（七河），俄国人来到后称之为Семиречъе，[19]意思也是七河。

　　四.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俄文文献中关于中亚的术语主要有Cредняя Азия和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如直译，则为“中部亚细亚”。苏联学者认为，俄国文献中最早出现这个术语在19世纪初。[20]如前所述，沙俄曾在新征服的边区建立突厥斯坦总督辖区。十月革命后，苏联在原突厥斯坦总督辖区建立“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24年以后，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撤销“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陆续建立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塔吉克五个加盟共和国。由于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敌的巴斯马奇分子鼓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苏联当局愈来愈感到政治化的“突厥斯坦”日益成为泛突厥主义的旗帜，就不再使用“突厥斯坦”。对此苏联著名学者穆尔扎也夫写道：

　　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前和十月革命以后的初期，中亚各共和国所占的全部边区以及哈萨克斯坦的东南部，一起叫做“突厥斯坦”，意即“突厥人的国家”。这一名称不能认为是合适的，因为居住在中亚的民族，并不都全部都属于突厥语类。1924年进行了民族划分经后，突厥斯坦这个地名开始为另一个地名“Средняя　Азия”（中部亚细亚）所取代。[21]

　　苏联时期关于CредняяАзия权威的解释是：“苏联亚洲的一部分，西起里海，东到中苏边界，北起咸海－额尔齐斯分水线，南达苏联同伊朗和阿富汗边界”。[22]这里的“Cредняя Азия”大体上为中亚的“两河流域”，即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哈萨克斯坦南部。因此，苏联时期，又常将这五个共和国统称为：C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закстан（中亚和哈萨克斯坦）。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如直译，则为“中央亚细亚”, 苏联时期权威的解释则是“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自然地区”。[23] 它似乎经常相当于西文中的Central Asia。

　　根据苏联学者的研究，ЦентральнаяАзия只是最近一百多年才出现于书籍和文章的标题中。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俄文著作中,对亚洲内部地区使用过两个术语，即CредняяАзия和ЦентральнаяАзия，其中CредняяАзия一语出现较早,使用也较广。“ЦентральнаяАзия”是从东方史料进入西欧语言的，译成西欧语言就是“中央的”（Central），而译成俄语就是“中部的”(Cредняя) 。它只是在洪堡的著作问世后才在俄国广泛使用。

　　对当时的（至少在李希霍芬的著作在19世纪70年代末出现之前）大多数俄国学者来说，这两个术语所指的是从西部里海到东部蒙古的BнутреннаяАзия(内亚)这块辽阔地区。俄国汉学家俾丘林，首先把有关古代中亚民族的一部中国史料译成俄文，他在译本前言中说明，这里所指的是“从西部东洋到里海的中亚整个地带”。[24]

　　“ЦентральнаяАзия”和“СредняяАзия”在汉语中都可简缩为“中亚”，但如上所述，苏联时期权威的解释有确切的区分，虽然在众多文献作者那里，这种区分并不十分严格。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ЦентральнаяАзия”不再特指“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自然地区”，它被频繁地使用，与“СредняяАзия”很难有什么区别了。

　　五. Central Asia ·Central Eurasia·Greater Central Asia

　　亚洲大陆腹地，也像非洲最深部地区和难以到达的北极地带一样，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知道为时并不久。这是一片辽阔的土地，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地理、地质、文化史学者的积极参与，形形色色的“大中亚”概念出现于书籍和文章的标题中，而作者们几乎都以为这是一个“难有精确定义”的地理概念，最含糊而浪漫的说法是：“沙漠和草原终止的地方，也就是中亚终止的地方”。[25]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是英文著述的最一般表述。上述俄文中的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和Cредняя Азия，在德文中完全对应为Zentralasien和Mittelasien；法文则动摇在Asie Centrale和Moyenne之间；而在英文中就一个名称Central Asia。[26]英文中偶有用“Middle Asia”（中部亚细亚）的，但这种情况少见。

　　西方最早的旅游者、探险者在其游记和报告中最初含糊地将位于亚洲大陆中央的“未知部分”称作la　Haute　Tartarie（高地鞑靼）或l’Asieinterieure（内陆亚洲）。1843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将里海和大兴安岭之间的北纬44.5°以北5°以南5°的广大地区称为Asie centrale。[27]

　　洪堡可说是当时西方地理学的泰斗人物,他的“定义”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当然用直线纬度来划分总有些粗糙。他的后人,主要是自然地理地质学家,诸如德人李希霍芬（Richthofen,F）、俄人哈尼科夫（Хаников,Н）、莫希凯托夫（Мушкетов.И.В.）做了些修订，认为亚洲的这个相对于“边缘区”的“中央区”，其最主要特征是没有河流注入海洋的干旱的“内流河区域”,莫希凯托夫建议用Inner Asia（内亚）。[28] 这些都是广义中亚的概念。

　　历史学家则从文明史的角度也提出大中亚概念,认为CentralAsia作为文化和历史概念，囊括了由古代文化、经济和政治纽带维系起来的拥有共同历史的众多地区。当教科文组织第十九届大会决定出版《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界定该地区的范围。后来在1978年教科文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商定，对CentralAsia的研究应针对有关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地区、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地区、中国西部地区、蒙古和前苏联的几个中亚共和国的文明。理由是：自远古时代起，该地区就是欧亚大陆人口流动的发生地。尤其是古代和中世纪世界，其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里海到蒙古高原这片广大地区延续不断源自草原、沙漠、绿洲和山区的各族人民。[29]这与《大英百科全书》（1980年版）的界定相吻合。中国的历史学者王治来著有多种中亚史著作，他批评广狭“两界说”，“不是失之太广，即是失之太窄”[30]马曼丽从“特定的历史文化区域”角度倾向于《大英百科全书》所界定的广义中亚概念，但她主张甘肃的河西和叶尼塞河上游应在中亚范围内，而西藏不宜列入。[31]

　　Central Eurasia

　　然而，有的历史学家则认为,应将整个欧亚大陆的内陆部分来考察,如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者塞诺（Denis　Sinor）就提出超越语言、人种和经济生产方式的分类局限的Central　Eurasia（中央欧亚）文化区。然而他自己常将Central　Eurasia与Inner　Asia交替使用,几乎难以区分。事实上,欧洲部分的权重远远不能与内陆亚洲部分相比。塞诺在自己所著的《剑桥早期内亚史》中的解释是：本书研究的对象在空间上就是Central Eurasia，之所以用Inner Asia这个名称.只是因为它比起Central Eurasia来不那么笨重,但同时也就不那么准确。[32]

　　Greater Central Asia

　　总之,自然地理学家和人文历史学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把“中亚”说得很大,然而,当代国际政治学者和国际问题观察家就CentralAsia而言,在苏联时代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五个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就是这五个新独立的共和国。只要检索一下当代的各国的国际政治图书,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西方人通常以其视角向东看，依次有近东、中东和远东之说。近东最初指当年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后渐淡出。而中东在美国地缘政治学者马汉（A.T.Mahan）使用后却愈来愈宽泛，它甚至可以包括“土耳其到亚丁和中亚到摩洛哥的这个大范围”，[33]

　　是为“大中东”。如两美国学者所言：“我们称之为’中东’的那个地区，在中国人看来是’西亚’，只是从伊拉克和伊朗穿过中亚直到中国西北部新疆这样一个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而已”。[34]“9·11”后，阿富汗、伊拉克一时成为地缘政治分析的热点。安维华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下，继续以中亚、西亚和南亚分区而进行单独的考察的研究方法，已不能适应要求。他提出“帕西”的概念，试图将帕米尔高原的西部及其邻近地区作为一个“单元”进行综合考察。[35]。

　　近年，华盛顿启动“大中亚”计划（GCAP）。美国国务卿赖斯2005年10月出访中亚后，华盛顿有意在推行新的地区政策：美国国务院南亚事务分局（1992年8月成立）进行重组，将中亚国家包括在内；提出“大中亚”（GreaterCentralAsia）概念以及要求获得南亚区域合作。斯塔尔（S.FrederickStarr），此前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大中亚的伙伴计划”一文，为美国的这一新战略进行学术论证。按照他的说法：“美国进入阿富汗给中亚国家带来一个转折点，但松弛的利益和不对等的政治风险削弱了近期目标。为了抓住在这一重要区域的发展机遇，华盛顿应当组建一个大中亚伙伴计划，以便推动合作与发展。”[36]

　　华盛顿所谓“大中亚计划”就是打算从土耳其和阿富汗两头使劲儿，像穿糖葫芦一样将土耳其、高加索三国、中亚五国、阿富汗串在一起。而且来自多方面的信息显示，未来美国还有可能把巴基斯坦、印度等诸多国家扯进“大中亚”的队伍中来。美国地缘学的终极策略是要让“大中东”和“大中亚”两大计划合流。2006年6月14日至15日，美国主导，土耳其、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大中亚国家代表会议”。比较引人关注的是，此次会议拒绝邀请中国和俄罗斯加入。总之，近年美国人提出的GreaterCentralAsia概念,似更有一番政治含义，那就是建立一个华盛顿主宰的“大中亚”。

注释：

[1] 冯承均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增订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序例。

[2] 这四个地区为云南的乌蒙（昭通）、四川的大小金川、贵州的古州（榕江）和两游（安顺、镇宁一带）。参见苗普生主编：《新疆历史常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240页。

[3]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4]《新元史》卷五十一，地理志六。

[5] 米儿咱·海答儿，新疆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史–拉失德史》（第二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304页。

[6] 米儿咱·海答儿：《中亚蒙兀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154页。

[7] 纪大椿：《新疆近世史论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369页。

[8] [苏]Бартольд，В.В. Сочнение（т.Ⅲ）. Москва,1965,стр.471.

[9] [苏]阿西洛娃等，陈继周译：《论地名“马维兰纳赫尔”和“突厥斯坦”》，《中亚研究》1989年1～2合期。

[10] [苏]威廉·巴托尔德，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11] [法]费琅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92页，第392页。

[12]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何锐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69页。

[13] 潘志平：《“东突厥斯坦独立”、“维吾尔斯坦解放”：民族分裂的黑纛》,《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

[14] [苏]Бартольд，В.В. Сочнение（т.Ⅱ，ч.2）， Москва,1963, стр.273.

[15]18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部和南疆的大小和卓叛乱,统一了新疆。这时有两位在北京供职的葡萄牙神甫傅作霖（Felix　de　Rocha，1713～1788）、高慎思（Joseph　d＇Espiniha,1722～1751）,奉乾隆圣旨，于1756、1760年两度赴新疆实地测绘地图。1776年法国神甫钱德明（JosephMarieAmiot，1718～1793）在一份《关于中国历史、地理等情况的报告》中发表了傅作霖、高慎思测绘的“东、西突厥斯坦”43个地点的地理方位。其中包括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今喀什）、叶尔羌（今莎车）克里雅、安集延、玛尔噶朗、塔什干等城。大概从那时起，西人开始将塔里木盆地称作“东突厥斯坦”。这时，俄罗斯人也渐渐地明白，所谓的“小布哈拉”正是西方同行所说的“东突厥斯坦”，而“大布哈拉”，相应是“大布哈拉突厥斯坦”，或“西突厥斯坦”。参见：约·弗·巴德利，吴持哲等译：《俄国、蒙古、中国》（上卷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60页。

[16] 纪大椿：《新疆近世史论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

[17] [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18]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4页。

[19]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中国人民大学俄语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0] [苏]施普林青，秦卫星译：《中亚和中央亚细亚在各种语言中的表示》，《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21] [苏]穆尔扎也夫，郁浩译：《中亚细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5页。

[22] [苏]Совет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осква,1980,стр.1227.

[23] Совет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стр.1481。

[24] [苏]加富罗夫, 郝镇华译：《中亚细亚文化研究·导论》，《中亚研究资料》1986年3期。

[25] 加文·汉布里，吴玉贵译：《中亚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1页。

[26] [苏]施普林青，秦卫星译：《中亚和中央亚细亚在各种语言中的表示》，《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27] [德]Humboldt，A.: Asie centrale ,Paris,1843,Vol.1,pp.ⅩⅩⅧ～ⅩⅩⅨ。洪堡虽未明确其东界,但文中的意思就指的是大兴安岭一带。

[28]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366～367页。

[29] 《中亚文明史》（第一卷）,第5～6页,第9页。

[30] 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31] 马曼丽：《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32] [美]丹尼斯·塞诺,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版，译者前言。

[33] [英]杰拉尔德·豪厄特：《世界历史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版，第240页。

[34] [美]安德鲁·内森等,柯雄等译：《长城与空城计》，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35] 安维华：《美国的两场“反恐战争”与帕西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

[36] [美]S. Frederick Starr. A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sia .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5.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关键词】作物栽培历史；阶段划分；传统农业；种质资源；农学思想

　　【作者简介】刘旭（1953—），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植物种质资源学家，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农学会遗传资源分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理事长、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副会长（北京100081）。

　　【原文出处】《中国农史》（南京）．2012．2．3～16

　　考古资料表明，大约距今1．2万年前，古气候进入地质史上的全新世时期，地球上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随着气候逐渐转暖，原始人习惯捕杀且赖以为生的许多大中型食草动物突然减少了，迫使他们转入平原谋生。在漫长的采集实践中，他们逐渐认识和掌握了可食用植物的种类及其生长习性，开始尝试种植。这就是原始农业的萌芽。农业起源的另外一种可能是，在这次气候环境的巨变中，原先以渔猎为生的原始人，不得不改进和提高捕猎技术，长矛、掷器、标枪和弓箭的发明，就是例证；捕猎技术的提高加速了捕猎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迫使人类从渔猎为主转向以采食野生植物为主，并在实践中逐渐懂得了如何栽培、储藏可食植物，以及如何驯养动物。大约距今1万年左右，人类终于发明了自己种植作物和饲养动物的生存方式，于是我们今天称为“农业”的生产方式就应运而生。

　　中国是世界上三大农业起源地之一。我国先民在原始时代首先驯化栽培了粟、黍、菽、稻、麻和许多果树蔬菜等，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据估计，人类曾经栽培过3000种左右的植物，经过淘汰、筛选、传播和交流，其中遍布全球的大约有150多种，而目前世界人口的主要衣食来源仅依靠15种左右的农作物【1】。这些遍及全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作物都是原始农业时期驯化栽培的。原始农业时期，我们的祖先为我们选择驯化并传承下来的农作物资源是后来农业发展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此外，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我们的祖先逐渐认识农业发展与“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重要的农学思想。

　　中国农业的历史进程中，大致经历了漫长的6000年—8000年的原始农业，4000年左右的古代（传统）农业，100年的现代农业的出现三个阶段。根据不同时期作物栽培技术特点、不同的农学思想和社会变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本文将民国之前的作物栽培历史划分为：【1】史前植物（作物）采集驯化期（原始农业时期）；【2】传统农业萌芽期；【3】北方旱作农业形成发展期；【4】南方稻作农业形成发展期；【5】多熟制农业形成发展期。

一、史前植物（作物）采集栽培驯化——原始农业时期
（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2070年）

　　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作物栽培历史非常悠久。大量考古资料证明，我国的原始农业起源于距今1万年之前，是直接从采集、渔猎经济中发生的。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采集与渔猎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类最初并非通过农业获取食物及其它生活资料，只是在距今1万年以前，农业即种植业和畜牧业才逐渐从采集和渔猎经济中产生，并最终替代了采集、渔猎的地位。先民们把一批动植物，有意无意地驯化为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是原始农业的最大成就。在新石器时代，人们根据植物采集活动中积累的经验，开始把一些可供食用的植物驯化成栽培植物。他们发现，散落在土壤中的野生植物种子，在适宜的条件下，适应着气候周期性变化，定期发芽、抽穗、开花、结实。经过对这些现象的无数次观察，启迪了原始人类的智慧，于是他们开始试种这些可食用的野生植物活动。经过无数次失败，终于获得成功，逐步积累了植物栽培的经验，开创了原始种植业的先河。

　　（一）原始农业时期的作物栽培驯化

　　1．原始农业早期栽培驯化的作物品种及特点

　　粟又叫谷子，是我国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之一。1954年在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陶罐中有大量的碳化谷子遗存，证明我国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栽培谷子。同时也表明，我国黄河流域是粟的起源驯化地。在四五千年前的甲骨文里已经有谷子的记载。

　　黍也是我国最早驯化的作物之一。黍就是北方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种植的黍子，籽粒比谷子大，脱粒后称为大黄米。

　　“后稷教民稼穑”，说的就是黍稷不但被最早驯化而且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后来以“社稷”象征国家。可见黍稷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有多重要。

　　黍稷与粟比较，其生长期更短、更耐旱耐瘠、更耐杂草，被称为先锋作物。黍稷的地位被粟取代，主要原因是其产量较低、品质较差。

　　2．驯化作物与自然条件相适应是原始农业时期的特点之一

　　原始农业时期，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不可能人为地创造适应作物生长的环境条件，因此，顺应自然环境的栽培技术就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黄河流域最早栽培的是粟、黍、菽、麦、麻等耐旱、耐寒作物。最先被驯化的是粟和黍，而不是别的作物，这同黄土高原的地理生态环境以及粟、黍的适应性广、耐干旱、耐瘠薄、抗逆性强是分不开的。首先，黄土高原的东南部包括陕西中部、山西南部和河南两部，是典型的黄土地带。这一带的气候，冬季严寒，夏季炎热、春季多风沙，雨量不多，年平均降雨量在250毫米—650毫米之间，义大部分集中在夏季，这时的温度高，蒸发量大，这种条件下，只有抗旱性强、生长期短的作物如粟和黍才能适应良好，其他作物就很难适应了。另外，菽、麻、麦等也是我国北方栽培最早的作物。

　　长江流域最早驯化的作物是水稻。中国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之一。我国所有考古发现的农作物中，以水稻为最多。考古发掘发现，13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稻谷遗存，绝大部分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华南地区。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早在六七千年前已经普遍种植水稻，这是当时的生态条件和气候条件决定的。据有关研究，距今10000年以前，长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的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珠江流域的气候，十分适合野生水稻的生长，中国南方属于热带、亚热带地区，雨量充沛，年平均温度17℃以上，为先民们驯育栽培水稻提供了必需的种质资源和理想的环境气候条件。

　　由此可见，自然环境对人类最初的植物驯化和栽培种类起了决定性作用。正是原始先民们驯化栽培的这些最早的（粟、黍、稻、菽、麻等）作物，奠定了后来中华农业文明的物质基础。

　　（二）原始农业时期耕作栽培的主要特点

　　1．原始农业发展特点

　　原始农业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萌芽时期、发展时期和转型发展时期三个阶段，它们大致和新石器早期、中期和晚期相对应。原始农业的萌芽，是远古文明的一次巨大飞跃，不过那时作物栽培还只是一种附属性生产活动，人类的生产资料很大程度上还依靠原始采集渔猎来获得。但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土地利用的强度逐渐加大。从土地利用和农具发展角度，又可以将原始农业分为：刀耕农业、锄耕（或耜耕）农业、发达锄耕（或犁耕）农业三个时期。原始农业晚期出现了石器农具和耒耜农具并用的局面。由石头、骨头、术头等材质形成的农具（即非金属工具），是这一时期生产力的标志。原始农业的发展，为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创造了物质基础。

　　2．原始农业时期耕作栽培的主要特点

　　原始农业时期最早被驯化的作物有黍、粟、稻、菽、麦（可能是传入的）、麻及果蔬类作物，桑蚕业也开始起步。但仍以种植业为主，南方多种水稻，北方多种粟黍；由较早迁徙的刀耕农业，逐渐演变为定居的耕锄农业；耕作制度也由年年易地的生荒耕作制过渡到轮荒休耕耕作制。

　　（三）原始农耕文化特点

　　1．不同作物驯化中心形成区域特点鲜明的农耕文化

　　至少在8000年前，谷子就已经在黄河流域得到广泛种植，黍稷也同样被北方居民所驯化。以关中、晋南和豫西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和以山东为中心的北辛一大汶口文化均以种植粟黍为特征，北部辽燕地区的红山文化也属粟作农业区。在南方，水稻最早被驯化，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距今近7000年的稻作遗存，而在湖南彭头山也发现了距今9000年的稻作遗存。

　　2．原始农耕文化记载与流传特点

　　原始农业时期没有出现文字，但是远古时期的农业实践经验——古朴的农学思想，仍然通过几千年来的口口相传流传至今，形成了民间传说、远古神话。史学界具有代表性的有：伏羲从渔猎过程中驯化野生动物为家养动物；“神农氏”从采集过程中驯化野生植物为栽培植物等等。由于这一时期处于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原始人劳动与创造、胜利与挫折，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历代传递着。经过长期加工与演绎，形成神话与传说，而且这些神话与传说在后人记载中又有所附议，因此除经考古证明了的以外，需要剔除其附议的成分和神话的外衣，才能找到接近真实的历史内核。

二、传统农业的萌芽期——传统农业粗放经营时期
（夏商西周春秋：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475年）

　　公元前大约2070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夏代—春秋时期经历了大约1600年。中国由原始社会进人奴隶社会，相继建立了夏、商、周三个奴隶制王朝。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在这之前的周朝史称西周；在这之后的周朝史称东周，约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历史正式进入文明社会。金属农具的出现和使用是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转变的关键因素。

　　（一）传统农业粗放经营期的作物栽培发展

　　1．主要栽培作物种类

　　在《诗经》（公元前11世纪一前5世纪）中频繁地出现黍的诗，说明当时黍已经成为我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其他粮食作物如谷子、水稻、大豆、麦类等也被提及。同时，《诗经》还提到韭菜、冬葵、菜瓜、蔓菁、萝卜、葫芦、莼菜、竹笋等蔬菜作物，榛、栗、桃、李、梅、杏、枣等果树作物，桑、花椒、大麻等纤维、燃料、药材、林木等作物。

　　2．主要栽培作物种类地位的更替变化

　　粟和黍都是北方最先驯化栽培的作物，但就北方地区而言，粟仍是新石器时期种植最广泛的作物。这是因为粟的产量比黍高，而且耐储藏；成熟收割时，谷粒不易零落；谷秆又是牲畜的优良饲料，这些都是粟取得主导地位的因素。夏商周春秋时期，黍、稷在粮食生产中仍占主要地位；麻虽也作粮食，但主要还是利用它的纤维作为衣被原料；水稻主要在长江流域栽培，虽然已传到黄河流域，但在北方，被视为粮食中的珍品，栽培并未普遍；麦、豆是这时初见记载的作物，栽培也还不多。另外，桑蚕业生产始于新石器晚期距今大约五六千年，到夏商西周时期，已经有初步发展，相应的丝织技术也有相当进步。这便是夏商周时期主要农作物组成的一个大体轮廓。

　　（二）传统农业粗放经营期耕作栽培的主要特点

　　1．农具改进推动了耕作制度的发展

　　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表明，夏王朝时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青铜农具的出现，是我国农具材料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开始了金属农具代替石质农具的漫长过程。夏商周时期我国精耕细作传统农业出现萌芽期。商代青铜冶铸业进入了更加成熟的阶段，这为农业技术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基础。农业逐渐成为当时“决定性生产部门”，特别是商代中后期农业发展更快。夏商西周时期的农具种类与原始农业时期相比较，最大区别是此时出现了中耕农具——钱和鎛，说明人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中耕除草技术。《诗经·臣工》记载：“命我众人，庤乃钱鎛”。钱即是后来的铲，而鎛则是锄。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开始，以防洪排涝为目的的农田沟洫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了，与此相联系的垄作、条播、中耕除草和耦耕等技术相继出现并得到发展，轮荒（菑、新、畬）耕作制代替了撂荒耕作制，人们除了继续广泛利用物候知识外，又创立了天文历。

　　2．品种选择技术的发展推进了农业生产

　　到了夏商周春秋时期，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懂得种子不同，收成早晚、产量和品质也有不同，再加上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例如祭祀、酿造、嗜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等方面的需求），对农作物的类型和特性引起了注意，并加以有意识的选择，出现了原始农业时期所没有的选种效果。《诗经》农事诗中就有关于选种的记载。《豳风·七月》：“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麦。”《鲁颂·閟宫》：“黍稷重穆，植稚菽麦。”所谓“重”、“穆”、“稙”、“稚”是指播种收获的早晚而言。晚熟的品种称为“重”，早熟的品种称为“穆”；早播的品种称为“葙”，晚播品种称为“稚”。

　　当时还有播种前选种的描述。《诗经·大雅·民生》记载：“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衰，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全文介绍的都是作物生长的各阶段形态。其中“种之黄茂，实方实苞”，讲的就是选种要点。

　　（三）传统农业粗放经营期农耕文化及特点

　　1．农业典籍出现并在指导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典籍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在新石器时代之后我国作物生产发展演变的脉络。例如，在《诗经》中对黍稷和大麦有品种分类的记载。《涛经》和另一本同时期著作《夏小正》还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如开花结实等的生理生态特点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并且这些知识被广泛用于指导当时的农事活动。这一传统农业的粗放经营时期的作物与栽培技术被后人汇集成中国传统农学的奠基作——《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成书于秦王赢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它是先秦时代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长期发展的总结，而且主要反映了战国以前的作物栽培的情况。

　　2．传统农学思想逐渐萌发

　　夏商周时期，是由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过渡时期。先秦时期的农书多已经失传，但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中，可以发现传统农业形成发展的轨迹。从甲骨文中对有关农业零散的记叙，到后来的《诗经》等文献对当时农业生产状况逐渐有较为系统的描叙。在安阳殷墟发掘出来的甲骨卜辞中，有关农业的竟达四、五千片之多，而且直接与种植业有关，内容涉及农田垦治、作物栽培、田间管理、收获储藏等各方面，反映出商代对农业十分重视。《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描述农事的诗有21首之多，涉及当时农业的各个方面；《禹贡》则是我国最早的土壤学著作，对全国的土壤进行了分类，为后来农业种植必须辨别土壤，因地制宜提供了依据；最早的农业历书《夏小正》，为后来农业生产必须不违农时，适应和利用自然气候条件，从而获取丰收指出了基本方向。这些思想的积累为后来天、地、人“三才”理论的提出提供了思想基础。

　　夏商西周及春秋时期是我国传统农业的萌芽期，此时的农业技术虽然还比较粗放，但是已经基本摆脱了原始农业的耕作方式，精耕细作技术已经在某些栽培环节中应用了。

三、传统农业的形成期——北方旱作农业形成发展时期
（战国秦汉魏西晋：公元前475年—公元317年）

　　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也是由粗放农业向精细农业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冶铁业的产生和发展、牛耕的出现，对农业生产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晋之前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北方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农学思想也出现在北方，促进了北方精耕细作旱作技术的形成与发展。

　　（一）北方旱作农业形成期的作物栽培发展

　　1．秦汉时期域外作物引进及作物品种多样性发展

　　汉代是我国国外作物引进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稳定，经济有较大发展，对外交流增多，除了本土驯化的作物以外，使得许多域外作物得到交流和引进。例如，公元前138年，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西汉王朝同西域的往来通道——著名的“丝绸之路”，出现了珍稀物种或农牧业物产的互通有无，形成了“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的局面。

　　根据《史记》、《汉书》及后世的方志本草类文献记载，从西域诸地传入的作物主要有：苜蓿、葡萄、石榴、胡麻（芝麻和亚麻）、大蒜、葱、胡桃（核桃）、胡豆（蚕豆、豌豆等）、胡荽（芜荽）、莴苣【2】、金桃（猕猴桃）、胡瓜（黄瓜）、蓖麻、胡椒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物高粱（非洲高粱）也是大约四世纪前后从非洲经印度传入我国的。

　　秦汉时期引进作物主要是果树、蔬菜类，虽然对我国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并无多大影响，但是丰富了当时的作物品种和种类，对改变我国的饮食结构，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西汉时期的《汜胜之书》中提到的主要作物有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臬、麻、瓜、瓠、芋、桑等13种，可以基本反映出当时作物种类概貌。

　　2．主要栽培作物种类的地位变化

　　春秋战国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大田作物，和夏、商、西周时代一样，粮食作物占绝对支配地位，除粮食作物外，只有纤维作物见于大田栽培。但粮食作物的种类，虽然基本如故，但其构成及位序则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变化特点是：菽（大豆）的地位迅速上升，至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菽已经和粟并列为主要粮食作物。这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是一“空前绝后”的现象。

　　大豆这时上升为主粮，是由多种因素所促成的。从大豆本身看，它比较耐旱，具有一定的救荒作用，西汉时期的《汜胜之书》说：“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而且它营养丰富，既能当粮食又能作蔬菜。《战国策·韩策》：“韩地……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藿，就是豆叶。这些大概是大豆在当时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耕作制度的发展看，春秋战国正是从休闲制向连种制转变时期，面临着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下，如何保养地力的问题。大豆的根瘤有肥地作用，它与禾谷类轮作，有利于在连种条件下用地与养地相结合。人们在实践中获得了这种经验，这是大豆在当时迅速发展的又一原因。

　　大豆在中原地区的迅速发展，还与其另一新品种“戎菽”的传人有关。《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山戎”曾向周成王贡献特产“戎菽”。“山戎”是与东胡族有密切关系的少数民族，春秋时居燕国之北。《管子·戒》：“（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这大概是产于山戎地区的一个新品种，因其品质较优，适应性较强，得中原人民珍爱，又符合了当时从休闲制向连种制过渡的需要，从而得到迅速的推广。

　　（二）北方旱作制形成期的耕作栽培特点

　　北方旱作农业的基本特征是：金属农具和木制农具代替了原始的石器农具，铁犁、铁锄、铁耙、耧车、风车、水车、石磨等得到广泛使用；畜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整套农业技术措施逐步形成，如选育良种、积肥施肥、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改良土壤、改革农具、利用水力能源、实行轮作制等。

　　1．铁农具的出现是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的前提

　　耕作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西周时期的休闲制度逐步向连种制过渡，大抵春秋时期尚是休闲制与连种制并存，到了战国时期连种制已经占主导地位了，《汜胜之书》记载到汉代北方地区已经出现“禾一麦一豆”两年三熟制。这与铁农具的发明推广使用是分不开的。

　　铁农具为后来的畜力——牛耕及精耕细作技术的提高提供了技术保障。秦汉时期我国冶铁技术在战国基础上获得巨大发展，铁农具进一步普及。汉代《盐铁论·水旱篇》记载：“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盐铁论·农耕篇》记载：“铁器者，农夫之生死也”。可见，农业生产与铁制农具已经密不可分。西汉中期，搜粟都尉赵过推行耦犁，是中国牛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同时还发明了畜力牵引的播种农具“耧车”等重要农业生产工具。

　　2．栽培选种技术的发展推进了农业生产

　　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在栽培植物方面，叙述的重点放在了农田主要禾谷类作物上。在这个环节中，要注意的问题很多，既要考虑作物自身的因素，也要顾及“天时”与“地利”的影响。从广义上讲，播种包涵从选种、育苗、栽种直至后期预防等一系列作业环节。如果没有好的种子，再肥沃的土地也孕育不出丰美的果实。播种的密度不合理，只能浪费土地资源和肥力，或导致作物争肥，良莠不齐，从整体上降低生产质量。所以选种是首要的、关键的任务。在选留作物良种方面，《齐民要术》记载了97个谷物的品种，其中黍12个，粱4个，秫6个，小麦8个，水稻36个（包括糯稻11个）。在这97个谷物的品种中，除了11个是从前人的书籍记载中收录的，其他的86个是贾思勰自己搜集补充进去的。

　　贾思勰很注重作物品种的特性研究，在《齐民要术》中对不同品种的成熟期、植株高度、产量、质量、抗逆性等特性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比较。

　　3．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的形成

　　秦汉至魏晋（公元前221年—公元317年）是中国北方地区旱地农业技术逐步发展成熟时期。人们已经非常重视土壤墒情，汉代《汜胜之书》在总结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中《尚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关于农业“三才”理论、农业技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适时耕作以蓄墒，耕后摩平以保墒，加强镇压以提墒，积雪蔺雪以补墒，这样一整套保墒防旱技术。耕、耙、耱配套技术形成，标志着北方旱地耕作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耧车为代表的多种大型复杂的农具先后发明、运用，区田法、代田法的发明与应用都是为了抗旱夺丰收。秦汉时期北方轮作复种、间作混作栽培技术已经出现。

　　《汜胜之书》中提到的区种法（即区田法）在该书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书中提到的溲种法、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种瓠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桑苗截干法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当时的农作技术水平。

　　东汉大尚书崔寔模仿古时月令所著的《四民月令》是叙述一年例行农事活动的农书，成书于2世纪中期，叙述田庄从正月直到十二月中的农业和副业活动，对古时谷类、瓜菜的种植时令和栽种方法有所详述，亦有篇章介绍当时的纺绩、织染和酿造、制药等手工业。

　　贾思勰《齐民要术》对北方地区公元六世纪之前精耕细作技术进行了总结。书中分析了黄河上中游的高原土壤的特点，指出其具有天然的优良土质，只要能够得到适当的使用及养护，就可以确保收获丰盛的农作物。合理适当的养护土地，实际上有着非常深厚的学问。要注意和考虑的问题很多，包括改造和熟化土壤、保蓄水分、提高地力、作物轮作换茬、绿肥种植翻压、田间井群布局以及冬灌等方面，这些问题在《齐民要术》中，作者都有周全细致的阐述。

　　气候和土壤条件给农业生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可以依靠人的努力来挽救和弥补的。针对北方干旱少雨的情况，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对怎样打井浇地、积雪、冬灌等等问题，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创见。特别是总结了耕、耙、耱、锄、压等一整套保墒防旱的技术。对于这些环节之间的巧妙配合及灵活操作、运用都做了系统的归纳。《齐民要术》中列举了形式多样的耕作方式，有深耕、浅耕、初耕、转耕、纵耕、横耕、顺耕、逆耕、春耕、夏耕、秋耕、冬耕等等，并详细说明了每一种耕作方式适用于哪些情况，如何具体操作等。在农作物的田间管理过程中，他强调农作物要多锄、深锄，锄小，锄早，逐次调整中耕深度。此外，对于地力已经退化减产的土地，作者也记叙了补救和改良的措施。

　　书中还专门提到了怎样保持和提高地力。我国魏晋以前的先民们，主要依靠轮换休闲的办法来恢复提高土壤肥力。这种方法虽然对耕作过后的土地具有一定程度的改良作用，但在提高土地利用率方面不但没有多大优势，相反，这种休闲的方法实际上是妨碍了土地利用率的提高，浪费了土地的有效资源。在当时比较发达的北方地区，人们经过长期的农作实践，轮作连种制逐渐被认可。这种耕作制既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又能有效恢复地力。从汉代开始，连年种植在华北的许多地区已是司空见惯，到了贾思勰生活的北魏时期，民间开始推广实施轮作制，并且出现了多种形式的间作套种方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给我们提出了一套完整而又复杂的大田作物的轮作，即“作物轮栽”法。

　　（三）北方旱作制农业形成期的农耕文化及特点

　　1．重要农学著作

　　《汜胜之书》——汉代出现的重要农书，是西汉晚期的一部重要农学著作，一般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作者汜胜之，汉成帝时人，曾为议郎，在今陕西关中平原地区教民耕种，获得丰收。该书是他对西汉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的总结，主要内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播种日期的选择、种子处理、个别作物的栽培、收获、留种和贮藏技术、区种法等。就现存文字来看，对个别作物的栽培技术的记载较为详细。

　　《齐民要术》——另一部重要农学巨著，是益都（今属山东）人、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书。《齐民要术》虽然成书于北魏时期，书中内容却是我国北方地区公元六世纪之前农学思想的一个总结，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是中国现存的最完整的农书，该书对我国后来的农学思想影响极为深远。

　　2．传统农学思想逐渐发展

　　中国传统农业延续的时间十分长久，大约在战国、秦汉之际，北方地区已逐渐形成一套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传统旱作农业技术。农作制表现在，轮荒休闲耕作制向土地轮作连种制过渡，在其发展过程中，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尽管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但就其主要特征而言，直到清代也没有根本性质的变化。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精华在这期间基本形成，对世界农业的发展有过积极的影响。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使之与现代农业技术合理地结合，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传统农业的发展期——南方稻作农业形成发展时期
（东晋南北朝隋唐北宋：公元317年—1127年）

　　东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人口南移，使得整个农业经济结构发展了根本性变化，农作制度又有所发展。因为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南移，北方荒芜土地较多，耕作制进展不大；轮作制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南方轮作连种跨入新的阶段。

　　（一）南方稻作农业形成期的作物栽培发展

　　1．隋唐北宋时期作物品种多样性发展

　　在隋唐北宋时期，人们对药用观赏类植物（尤其是园林植物和药用植物）的兴趣日益增长，不仅引种驯化的水平在不断提高，生物学认识也日趋深入。约成书于7世纪或8世纪初的《食疗本草》记述了160多种粮油蔬果植物，从这本书中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一些作物变化特点，如一些原属粮食的作物已向蔬菜转化、还在不断驯化新的作物（如牛蒡子、苋菜等）。

　　同时，在盛唐之时，包括唐玄奘在内的一批传经人士、经商人士再次沟通与加强了中国与中亚、南亚的联系，从而形成又一次国外引种高潮。引进的新的作物种类有菠菜、小茴香、龙胆香、安息香、波斯枣、巴旦杏、油橄榄、水仙花、金钱花等。

　　在这个时期，园林植物包括花卉的驯化与栽培得到空前的发展，人们对花木的引种、栽培和嫁接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实践。

　　2．主要栽培作物种类的地位变化

　　隋唐时期稻麦地位上升。唐代大田作物构成最大的变化是稻麦地位的上升，逐步取代了粟稻的传统地位。在《齐民要术》中，谷列于首位，而大小麦和水稻地位稍稍靠后。但是在《四时纂要》中，通过考察其全年各个月份的农事安排，已经看不出上述的差别，有关于大小麦的农事活动出现的频率反而居多。

　　麦类在南方的种植较早，但关于稻麦复种一年两熟的明确记载首见于唐代。据唐·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从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这段史料介绍的是云南滇池一带主要的耕作制，与水稻复种的是大麦，从十一月十二月之交到次年三、四月，生长期约四个月，比起长江流域八月种麦，次年四五月收麦，是早熟品种。云南麦作历史悠久，气候比较温暖，因此在这里首先出现稻麦复种制，并非偶然。至于长江流域在唐代是否广泛推广稻麦复种制，学术界多持谨慎态度。一般来说，长江流域稻麦两熟制的初步发展应该在两宋时期。

　　麦类在南方的推广，使得复种指数大大提高，而且不与水稻争地，形成年内稻麦两作，提高了粮食单产和总产。这是南方粮食产量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南稻北粟的局面，到唐中后期开始被打破。此后，稻逐渐代替了粟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首要地位，麦紧随其后，粟则退居二者之后。

　　（二）南方稻作农业形成期耕作栽培的主要特点

　　1．人口重心南移是南方稻作农业形成的前提

　　根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汉代的江南地区仍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可见那时的江南地区虽有广袤的土地，却因人口稀少和生产力的不发达而得不到很好的开发。至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由于游牧民族的侵蹂和统治，长期处于动乱之中，南方则相对和平稳定。北人大批南下，不仅给南方带来了大批的劳动力，也带来了许多先进的工具与生产技术，使江南地区的土地开发形成了一个高潮。北方人口陆续不断地大量南迁，对土地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其垦殖的范围自然就要扩大到条件较为艰难的山陵及湖沼地区。

　　2．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推动南北农业区域联合

　　隋唐以前，我国已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农业经济区域，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划分为黄河中下游经济区和长江中下游经济区。秦汉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则比较落后。汉末魏晋之际由于长期的战乱，黄河流域中下游富庶地区的经济受到严重摧残，特别是永嘉之乱以至十六国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被破坏得更加严重。正由于此，大批北人南移，推动了南方的开发，所谓“扬部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湖傍海，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3】。描述的就是南朝刘宋时期江南土地得到初步开发的景象。

　　隋、唐两个皇朝仍以关中地区为王业之本。这是由于从北魏开始，黄河流域的经济又逐步得到恢复。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魏书·食货志》所描述的“府藏盈积”的状况，这就为隋朝的强盛和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北魏以来经济基础之上，竭力经营，大力发展关中的经济，使这个古老的农业区又重新得到了开发。关中地区以及关东地区又成了隋朝和唐朝前期的经济重心地区。但自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地区的经济逐渐凋敝，而江淮地区的经济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南方经济逐步赶上和开始超过北方。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再次南移。

　　隋唐以前的经济区，由于受地理条件复杂性的制约，造成局部地理条件的独立性，使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种特点就更加显著。隋代的大运河，是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大运河的开通，就将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区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区沟通起来，打破了原来经济区的封闭性。在运河一线逐渐形成了一个大的经济带，运河区域的经济区就形成了。

　　南朝时长江流域已很繁荣，因而使唐朝的国力又超过秦汉。中唐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已有向南方推移的迹象，到两宋时就肯定移转到南方了。在南方经济的发展中，水稻的大量增产起着主导作用。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唐宋时代的粮食统计，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至迟到北宋时，稻的总产量已经上升到全国粮食作物的第1位。因而宋代就有“苏常熟，天下足”和“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明代又有“湖广（今湖南、湖北两省）熟，天下足”的说法。

　　江南的水稻生产在唐初和中后期发生了较大变化。《文物》（1978年3期）发表的文章《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中表述了，武则天时期许多江南租米和北方租粟的入窑账目。其中有苏州大米1万石。《新唐书》卷53《食货三》，《旧唐书》卷49《食货下》描述，唐初江南稻米北运不过20万石，中唐以后便增至300万石。

　　隋、唐代统治者虽然建都在北方，但是意识到南方的经济地位的重要。东晋以后南方的开发，隋朝大运河的开通，把南北经济紧密联合起来，为后来大唐帝国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经济重心南移推动了南方稻作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由于中原长年战乱，北方人口大规模南下的浪潮接连不断，南下的人口大都聚集在江南运河区域。他们大多是北方的农民，有的成为侨置郡县的自耕农，有的沦为士族地主的依附人口。其中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带来了北方的文化风俗，即所谓“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4】，“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5】。

　　北方人口大批南移，极大地增加了江南运河区域的劳动人手，也大大提高了江南人口的整体素质，这是促进江南运河区域农业发展的重要的条件。同时，北人的不断南下，使江南运河区域人口激增，原有耕地无法支撑陡然增加的人口需求，于是，耕地骤然问宝贵起来，越江而来的北方士族地主和南方世居地主，为了获得大片耕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活动。他们凭借着朝廷的优容，纷纷“占夺田土”，“封略山湖”，把一些无主荒原和山林沼泽，尽行囊括，占为己有，造成“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的局面【6】。通过这种方式所占夺的田土和山湖川泽，常常跨州连县，幅员数十里乃至二三百里。这股抢占山泽之风，起先主要集中在都城——建康附近和太湖地区，后来逐步向南发展，直至会稽郡。土地兼并客观上提供了改善农耕生产灌溉条件。而这一带，恰恰是江南运河及水利工程分布密集之地，山林易于开垦，土地浇灌便利。所以，不久之后这一带成为新兴的南方经济区的核心部分。

　　东晋—北宋（317—1127）时期，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南方水田技术配套技术形成。由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使得我国南方水田耕作技术发展迅速。一套以耕、耙、耖为主要内容的水田耕作技术逐步发展成熟。江东曲辕犁是唐代最先进的耕犁，同时为水田灌溉服务的龙骨车、筒车等提水农具得到广泛应用推广，中唐后期水利建设的重点转移到南方，尤其是五代时期盘踞江南的吴越王国，大力兴修江南河网水利，使太湖流域逐步形成了塘浦圩田系统，奠定了后来发展为全国著名粮仓的基础。

　　（三）南方稻作制形成期的重要农学著作

　　成书于五代十国的韩鄂编撰而成的《四时纂要》，有人认为是主要反映了渭水与黄河下游一带农业生产情况，而另一些人又认为主要反映的唐末长江流域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状况的，但不管如何，此书的确同时描述南北两方的农事情况，这与此前农书主要描述北方农事情况不大相同，反映了南方稻作农业形成与发展，并在作物生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随后在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由陈旉完成的《陈旉农书》也是关于对这一时期农事活动的科学技术的著名农书。书中提出的与水稻栽培技术有关的“十二宜”，首次提出作物栽培生长期，不但要使用底肥、种肥，还要使用追肥技术，提出了著名的“地力常新壮说”。这是一部以南方水稻农业为主要对象的农书，从而进一步说明了我国此时南方稻作农业的地位及科学技术的成熟。

　　南方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东晋时期人口大量南移和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北人大量南迁，北方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随着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促进了南方稻作农业的发展；使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成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其粮食产量超过了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北方，并由此开始了长达一千五百年左右的南粮北运的历史。而这段时间北方的农作技术发展相对较缓。

五、传统农业的成熟期——多熟制农业形成发展时期
（南宋元明清：公元1127年—1911年）

　　1127年金人攻破汴京（今开封），宋王室南迁，建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南北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等游牧民族，在我国北方建立了辽、西夏、金等政权，他们与宋王朝长期对峙和战争，使得北方农业生产受到破坏，但是民族的融合又使得农耕技术向北方拓展。同时国家财政愈加依赖南方，人口大量南移，更加促进南方的开发，南宋时期我国经济中心南移的过程最终得以完成。随着作物栽培技术的不断提高，加上外来作物的不断引进，特别是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引进推广，以及人口不断增加对粮食需求量的大量增加，使得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到清代达到了顶峰——作物栽培多熟种植达到成熟。传统农业逐步形成以多熟制为中心的传统农业耕作制度。

　　（一）传统农业发展成熟期的作物品种与种类的变化

　　1．宋元时期主要栽培作物品种与种类的变化

　　宋代引进的“占城稻”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作物品种。占城稻原产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传人中国的时间史无记载，但北宋时期，福建已经开始种植，占城稻“耐水旱而成实早”，义有“不择地而生”的优点，是一种耐旱的早熟籼稻品种，其生育期约为110天，为推广双季稻、稻麦轮作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南宋以后，由于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北方的小麦在南方得到普及和推广，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宋代特别是南宋的稻麦轮作得到推广普及。于是水稻首次上升为全国首要的粮食作物，麦作也发展迅速，地位仅次于水稻。稻、麦地位的上升，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以粟、黍（特别是北方）为主食的饮食结构。

　　油菜在南宋时期成为南方重要的冬作物，因为油菜籽出油率高，是禾谷类作物的优良前作，而且“易种收多”，在南方经冬不死，与水稻搭配，形成水稻、油菜一年两熟耕作制。

　　宋代中棉的引进推广，改变了人们几千年来以麻（丝）为主的现象，这是我国衣被面料由麻为主转变成以棉为主的重要转折点。

　　2．明清时期作物引进及作物多样性发展

　　明清时期由于哥伦布1492年发现了美洲大陆，加上世界航运的兴起，美洲的一些农作物开始引入我国，形成我国作物国外引种史上第三高潮期，如玉米、花生、甘薯、马铃薯、烟草、辣椒等20余种美洲作物相继传入我国，对改变传统种植结构，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改善人们生活水平、饮食结构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二）传统农业发展成熟期耕作栽培的主要特点

　　1．人口压力推动了以多熟制为主的传统农业发展

　　著名农业史专家万国鼎先生认为：“清初人口1亿多，乾隆初年超过2亿，乾隆末已近3亿，清末达4亿多”。人口增加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持续压力。明朝至清前中期（1368年—1840年）这一时期中国普遍出现人多地少的矛盾，农业生产向进一步精耕细作发展。美洲新大陆的许多作物被引进中国，对中国的农作物结构发生重大影响，多熟种植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也是清代粮食单产和总产大幅度提高的主要原因。粮食增产的因素很多，清初以来的粮食增产当然不是单靠新的高产作物的引种，稻、麦等原有作物的多熟制在增产中所占比重可能还比较大些，但是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大量引进与广泛种植，同时在北方也形成普遍的两年三熟，必然也起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2．以多熟制为主的传统农业发展成熟

　　18世纪中叶以后，我国北方除了一年一熟的寒冷地区外，山东、河北及陕西关中地区已经较普遍实行两年三熟制，或者四年三熟制，这种农作制经过几十年的逐步完善，到19世纪前期已经定型。《农圃便览》反映的情况是：每年一季夏粮一季秋粮，隔年回种一季作物，逐步形成冬季休闲的两年三熟制。典型两年三熟制的轮作方式是：谷子（或玉米、高粱）—麦—豆类（或玉米、谷类、薯类）。南方地区多熟制也有较大发展，《农政全书》记载，明后期长江下游一带“凡高仰田町棉可稻者”，连种两年棉，再种一年稻；还有用麦和黄花苜蓿轮作的。据文献记载，当时比较流行的间作套种形式有：粮豆间作，粮菜间作，早晚稻套种，稻豆套种，麦棉套种，稻薯套种，稻蔗套种等。

　　明清时期突出表现在双季稻和三熟制存南方许多地区有较大发展。双季稻早稻一般采用生长期短，收获早的品种，遇到灾害有较大回旋余地。清代康熙时期，长江流域曾经广泛推广双季稻。随着双季稻的发展，在自然条件适宜地区，加上麦和油菜在南方的普及推广，逐步发展为麦稻稻，或者油菜稻稻等形式的三熟制。如万历《福州志》记载：“四月刈麦之后，乃种早晚两稻”；嘉靖安徽《太平县志》记载：“岁可三收，既获稻，乃艺菽，收菽种麦”；《广东新语》和《江南催耕课稻篇》记载有广东、广西三季连作稻；清代《抚郡农产考略》也有江西抚州地区常有双季稻后种麦、豆或蔬菜等三熟制。

　　（三）传统农业发展成熟期的重要农学著作

　　这一时期综合性农书的代表为《王祯农书》、《农政全书》与《授时通考》。元代的《王祯农书》（1313）在我国古代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兼论北方农业技术和南方农业技术；《农政全书》的撰著者为徐光启（1562年—1633年），编写时间是在天启五年（1625）至崇祯元年（1628）之间；《授时通考》是依据乾隆旨令由内廷阁臣集体汇编的一部大型农书，从编纂到刊印前后五年。

　　这三部农书既是中国长达4000年传统农业的结晶，又是对南宋至清800年来多熟制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农业的全面总结，可以说它既能体现出传统农业的特点与精髓，也同现代农业生产仍有一脉相通之处，承上启下有如“一个典型的里程碑”【7】，因此就其文献学上的地位，也自有得以传世并供人参阅的因由。

六、结论

　　（一）传统农业形成的极为丰富的种质资源是我国乃至世界最为重要的农业遗产

　　几千年来，我国传统农业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许多宝贵农业遗产，其中形成极为丰富的种质资源是我国乃至世界最为重要的农业遗产，农业文化和农耕制度是促进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动力，这对我国农业及世界农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土作物与外来作物经过不断交流、融合，使得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物结构更加合理。

　　（二）传统农业从发展到成熟经历了两个大阶段形成四个较为明显的时期

　　我国的传统农业从发展到成熟经历了公元前大约2070年至公元前475年大约1600年的粗放经营，和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911年大约2400年的精耕细作两个大阶段，而后一个大的阶段又可以分成北方旱作农业、南方稻作农业、多熟制为主的农作制等三个较为明显的时期，每个时期大约都经历了800年左右的形成发展与成熟完善。

　　公元前大约2070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夏代一春秋时期，经历了大约1600年。由于青铜时代逐步取代了石器时代，青铜农具的出现，是我国农具材料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开始了金属农具代替石质农具的漫长过程。夏商西周及春秋是我国传统农业粗放经营的大阶段，又称作我国传统农业萌芽时期。

　　公元前475年—公元317年，战国一西晋时期，随着周王室统治的衰落，诸侯称霸，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经济中心主要在北方地区，北方的旱作技术获得了长足发展。主要体现在：冶铁业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大量的耕地、中耕、除草、播种、收获等铁制农具，牛耕也同时出现，为北方旱作农业的精耕细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大阶段的旱作农业形成发展时期。

　　公元317年—1127年，东晋一北宋时期，因为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南移，政治经济重心偏向南方，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开发南方地区。东晋时期人口的南移，将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带到了南方，使得整个农业经济结构发展了根本性变化，南方稻作形成发展期，特别是唐代，逐步形成了粮食生产南方为主的格局，隋唐之后由于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也开始了我国南粮北运的历史。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大阶段的稻作农业形成发展时期。

　　公元1127年—1911年，南宋一明清时期，由于“占城稻”引进，使我国南方稻麦轮作复种跨入新的阶段；而域外作物的传人，特别是明清时期美洲高产作物的传人及广泛推广，使得本土作物与外来作物之间进行合理轮作复种，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和粮食总产量，传统农业逐步形成以多熟制为中心的农业耕作制度。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大阶段的多熟制农业形成发展时期。

　　（三）社会经济变迁是推动传统农业和栽培耕作技术进步的重要动力

　　纵观中国作物栽培发展的历史，从1～1．2万年前的植物采集驯化开始到公元前2070年夏朝的建立，大约经历了6000～8000年左右，我们称其为植物采集驯化，也就是原始农业阶段，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导致了原始农业的发生；夏商周春秋时期大约经历了1600年左右，青铜器的出现，金属农具逐步替代了石质、术质农具，是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转型的阶段，这时期的农业栽培耕作技术获得长足的划时代的进步。战国到西晋约80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铁制农具、牛耕等技术的出现，促成北方旱作栽培技术的发展成熟；东晋至北宋约80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导致了我国南方地区的首次大开发，南方水田稻作技术逐渐成熟；而南宋到清末约80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域外作物，特别是美洲高产作物的传人，以多熟制为中心的农作技术成为我国主要的农作物栽培耕作制度。

　　从东周战国开始，由乱（分裂）到治（统一）几乎每800年循环一次。每个过程都经过了300～400年分裂战乱到一个短命朝代的统一（几十年），迎来300～400年和平统一繁荣发展。例如，春秋战国之乱，秦朝统一，两汉相对稳定繁荣；三国两晋南北朝之乱，隋代统一，唐代相对稳定发展；五代十国南北宋之乱，元代统一，明清相对稳定发展。在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农业技术会出现相对较大发展：汉代铁制农具大量出现；隋唐时期南方粮食产量超过北方，开始了长达约1500年的南粮北运；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由于商贸活动不断引进传播，导致多熟制发展成熟。从春秋战国到清末大约2400年左右时间里，传统农业完成了二三次大发展。第一个800年左有北方旱作农业发展成熟；第二个800年左右南方水田稻作农业发展成熟；第三个800年左右形成以多熟制为中心的农业制成熟完善。可见传统农业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息息相关，当然也与科技进步密不可分。

　　总之，我国原始农业的发生就是作物栽培的起始。在这漫长的作物栽培发展史过程中，作物种类与品种发生了巨大变化，栽培方法、耕作制度、生产工具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耕作制度从粗放经营到精耕细作；农学思想从被动敬畏迷信大自然到主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并利用自然，做到天、地、人之间的统一，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出对农业生产具有很强指导意义的农学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作物栽培技术的不断进步丰富了农学思想；农学思想的不断形成与提高对农业发展又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我国的作物栽培的历史就是一部农业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山东省青岛农业大学王宝卿研究员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王秀东副研究员在资料搜集整理与史料考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感谢。同时感谢中国农业博物馆曹幸穗研究员在论文成文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注释：

　　【1】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出社，1989年，第43页。

　　【2】梁家勉先生认为莴苣是隋代引进的，本文根据多方资料印证认为莴苣是汉代引进的。

　　【3】《宋书·孔季恭传附论》卷54。

　　【4】《旧唐书·权德舆传》卷148。

　　【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

　　【6】《宋书·武帝纪》。

　　【7】游修龄：《从大型农书的体系比较试论〈农政全书〉的特点与成立》，《中国农史》，1983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王毓瑚．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J]．农业考古，1981，（1）、（2）；1982，（2）．

　　[2]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3]吴存浩．中国农业史[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

　　[4]董恺忱，范楚玉．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5]刘旭．作物和林木种质资源研究进展[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

　　[6]张芳，王思明．中国农业科技史[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

　　[7]王思明，陈少华．万国鼎文集[M]．北京：中围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8]王宝卿．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9]曾雄生．中国农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Stage Division of Crop Cultivation History and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China

Liu Xu

　　Abstract: Chinese primitive agriculture started at about ten thousand years ago, with brooineorn millet,foxtail millet, rice, bast fiber, beans as the first main domestication and cultivation crops. Innovation of productiontools, integration of alien crops and native crops, combined with south shif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center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enhancement of cultivation techniques and changes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e in bothnorth and south China. Based on the technical features of crop cultivation history, this paper divided the Chinesecrop cultivation history into five stages: Domestication and collection stage of prehistoric plant（crop）, germinationstage of traditional agricuhure, formatting and developing stage of north arid agriculture, formatting and developingstage of south rice cropping agriculture and formatting and developing stage of” multiple cropping agriculture.Laws and motivations of every stag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were explored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the origin, domestication, transmission and use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This paper regards that abundant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and agronomic thoughts, which were formed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vement ofChinese cultivation techniqu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gricultural materi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ll of thesehave highly important fun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Key words: crop cultivation history; stage division; traditional agricuhure; germplasm resources; agronomic

《中国疫灾历史地图集》促进新兴交叉学科发展

　　岩画是史前无文字时期人类活动的遗留物，距今或许几千年，或许几万年，它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史前人类的证据。从制作技法上，岩画可分为以雕刻、磨、琢等为制作技法的岩刻和以各种颜料为基本元素进行涂绘的岩绘。不论是哪种表现形式，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是以图画和符号的基本形象，表现在岩石表面、洞窟和岩阴下。西方学者通常称岩画为“岩石艺术”（Rock Art）。之所以称之为“艺术”，是因为多数岩画表现形式以图像为载体，如动物、植物、人物、物品等，当然，点、线、面等符号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把岩画仅仅作为艺术形式，在今天看来有失偏颇，岩画是史前人类用艺术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综合体，是我们了解早期祖先活动的一扇窗口，是记载早期人类生产生活的历史书。

　　学者对岩画的态度

　　岩画作为学术研究对象是从欧洲一些国家开始的。1879年，西班牙业余考古学家马赛里诺·德·萨度欧拉（Marcelino de Sautuolo）发现了桑坦德地区的阿尔塔米拉洞窟，之后出版了专著《桑坦德省一些史前遗迹的简要述评》，确定这些岩画为旧石器时代遗留物。

　　关于阿尔塔米拉洞窟的发现和研究，引起了欧洲学术界的震动。随着法国几个洞窟的发现，岩画研究开始逐步深入。之后，欧洲各殖民地及美洲、亚洲等地相继发现岩画，一直封闭于世的“艺术作品”很快成为史前艺术、史前史、考古学和人类学等众多领域关注对象。

　　将岩画研究进行简单区分，可以分为考古和艺术考察两种。前一种主要以欧洲和非洲为主，欧洲岩画研究以考古学方法见长，步骤严谨，“技术”含量高，理论上依靠考古发掘与岩画图案对比得出结论，把岩画当做史前史来进行研究，揭示史前人类的生产生活。法国学者步日耶利用类型学方法，把欧洲洞窟岩画归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时代，二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奥瑞纳文化时代，三是索卢特和马格德林文化时期。不同历史时期，岩画表现形象是不同的。以赫伯特·库恩和路易·佩里科·加西亚为首的学者，把岩画划分为三个大类，即旧石器时代艺术、中石器时代艺术和金属时代艺术。第一类被称作“感觉器官”的艺术，这是一种完全复制眼睛所看到的艺术。第三类被看做是“想象的”艺术，由象征和常规符号组成。而第二类被认为是这两者的过渡时期，从不同层面展现了不同时期岩画表现特征。

　　艺术考察性质的岩画研究以北美和澳大利亚为主，是人类学家对当地土著民族进行调查时的副产品，研究方法和理论也靠近人类学套路。学者们把当地土著人的岩画作品归到艺术人类学范畴，重点从艺术角度对岩画进行考察和研究。

　　中国作为岩画资源大国，岩画分布地域非常广泛，根据作品内容、风格及其所处文化区域大致可以划分为北方、西南和东南三个系统。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从记录、保护岩画转到了对岩画符号意义的阐释，这些针对岩画意义的追寻是具有开拓精神的。

　　还原历史

　　遗留于世的早期艺术品极其匮乏，画身、纹身、人体装饰、人体图样、树皮画或粽叶画及沙土上的画等艺术形式可能存在于岩画之前，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已经消失。艺术史家和艺术家基本上是通过岩画对人类早期艺术进行了解。随着考古学和岩画学的发展，岩画驱散了神话和传说所渲染的人类史前迷雾，某种程度上填充了无文字时代的历史空白，承载了叙述人类自古至今历史的重任。

　　在岩画时代，人类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艺术，我们今天所谓的“岩画艺术”，在遥远的过去是人类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岩画是典型的文字前社会产物。关于这些早期岩画艺术活动功能及在社会生活中地位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据学者研究，旧石器时代之后的岩画的确有着与早期岩画不同的社会目的，体现了不同社会、心理和观念的需要。无论是间接或直接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它都给我们展现了当时人类的劳动形式、经济活动、社会实践、审美倾向、哲学取向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和决心。

　　岩画艺术有着具体的表达内容，也联系着某种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人群，它们表现某种明确的文化发展类型。研究岩画可以使现代人了解人类发展史上那些古代因素，而这些因素在现代人生活中被压抑了。由岩画艺术中反映出来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某个特定时刻、在世界不同地区发生的事情以及人类行为、社会活动和文化类型。它从中揭示了人类和社会的根源，使我们能够更彻底了解自身的过去，意大利的梵尔卡莫妮卡岩画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历史不是由个别伟人或者领袖人物书写，而是普通百姓。对于史前史来说，尤其如此。那个时代的领袖和其他劳动者的信息已被岁月淹没，但那个时代的历史留在了岩石上，岩画继续表述他们的丰功伟绩，诉说他们的故事。卡莫妮卡人的历史就是依据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重构的。

　　第一，比较岩刻图像和考古发掘器具，为卡莫妮卡岩刻进行历史年代确定。以阿纳蒂为首的研究团队认为，卡莫妮卡岩刻最早出现于公元前8000年至罗马人到来这一段时期，此后，制作岩刻的传统消失了。

　　第二，对岩刻内容分析，重现历史各个阶段的经济生活、生产、宗教信仰活动、战争、社会组织和结构等，综合其各个方面，充实卡莫妮卡的“历史事件”。

　　第三，分析岩刻技术及岩刻内容中工具使用情况，重新给卡莫妮卡岩刻技术发展划定了一个明确的前后承接脉络。

　　第四，结合岩刻题材及岩刻风格变化，为以岩刻确定卡莫妮卡人的社会发展历史提供资料明证。

　　当然，用岩画来复原历史面目，还需要借助一些其他辅助材料才能更接近真实，这些佐证材料是还原历史必不可少的。意大利梵尔卡莫妮卡岩画研究的描述不仅仅是一种文本叙述或故事分享，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其带给我们的思考。与我们一样，欧洲研究者最初接触岩画时同样艰难，没有现成经验借鉴、参考，而他们最终取得了成功，确立了自己的一套模式——“卡莫诺模式”。他们最大的贡献是还原了卡莫妮卡人的历史。这些研究把岩画研究推到了更有意义的层面。他们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岩画研究不是猎奇，不是探险，而是在“触摸”我们先人的生活。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26日第284期

　　摘要：黄河产生了中华文化，不在黄河本身，而在与黄河交叉的各条水系所形成的桠杈地带；在春秋以前，黄河在繁衍我们先民、哺育我们文化方面是起着积极作用的,其泛滥为害是进入战国秦汉以后的事，而且其大规模的泛滥为害则起于唐天宝以后。黄河本身是中性的，不存在利害之分，关键在于运用黄河的人，其智慧能否驾驭。因此对于黄河历史地位及其作用的界定，不能凭几次河患灾害或者几个对后世有利的水利工程来论断，而应作一通盘的认识，具体分析。

　　关键词：黄河；利害；人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①]黄河，在中国历史具有极高的地位。但是由于累年不绝的河患所造成的巨大灾害，使大多数人形成了一种黄河为害不为利的结论，但也有一些人认为黄河是一条利河。笔者认为黄河本身是中性的，不存在利害之分。对于黄河历史地位及其作用的界定，不能凭几次河患灾害或者几个对后世有利的水利工程来论断，而应作一通盘的认识，具体分析。准此，本文首先简述两种对黄河评价的主要观点，进而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提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一些学者认为黄河为害的成分居多，是一条害河。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黄河的决口、改道，给下游地区造成深重的灾难。邹逸麟教授在《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一文中将其概括为：洪水和泥沙淹没了农田和城镇，留下了大片碱地和沙荒；黄淮海平原上河流的淤浅和水运交通的衰落；平原洼地的湖陆变迁。[②]这不仅是一个历史地理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经济史问题。第二、黄河的泛滥对下游海岸线的变迁产生较大影响。主要是黄河泛滥，使得海岸线不断向海推进，最终导致海岸发生本质的变化。以江苏省为例，在南宋至清中叶（1128-1855）的这段时期内，由于黄河大规模南泛，长期夺淮入海，使海岸线不断向海推进；而且河水的冲刷，使北部海岸起了本质的变化，由曲折侵蚀性的岩岸、沙岸转化为平直的淤泥质堆积海岸，海岸带的地貌形态和动态产生新的特征。清中期以后，江苏沿海自大喇叭以北的海岸线以侵蚀为主，海进陆退。[③]第三、黄河的泛滥还使其它内陆运河被淹，直至其运河功能的衰落。如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御河——即隋唐时期永济渠的南段——在隋唐时期的军事运输和漕运河北之粟入渭方面，曾扮演着重要角色。北宋时，御河在军事上的防御和加强中原地区与北方边疆的联系中，其作用进一步突出，但自从神宗元丰年间，黄河于小吴决口后，北流汇入御河，导致御河或数为涨水所冒，或亦湮没，其内陆河所具有的漕运之利逐渐消失，御河最终成为一条淤河。[④]

　　然而也有学者对黄河持肯定态度，认为它是一条利河。他们的观点主要如下：第一、黄河是中华文明的诞生地。据学者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及其孕育，全在黄河流域，而且自春秋战国下迄汉唐盛世，中国史上最光荣最灿烂的时期，便在黄河流域发皇滋张。那时的长江还占不到重要的位置。……总之，……就乾隆以前的中国史看，上半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而后半部以长江流域为主脑，大体上却是黄河流域代表的文化还超在长江流域所代表的文化之上”。[⑤]岑仲勉先生将其具体为“两汉、隋唐、北宋和明清七大朝代，黄河皆担任着艰巨的任务，其间较为沉寂的，只有北朝及金、元两时期各约二百年。光荣的历史都那样悠久”，而长江“除了近世百年以外，只有从东晋南渡起到隋文帝平陈止及南宋一朝，才算对南朝充任了两个时期的艰巨任务”。因此，他说：“近世人的看法，江河比重，当然江胜于河。可是比量他们旧日的历史，则无论政治上、经济上，江所负的使命都远赶不止河那么重要，活跃的时间也不像河那么长久。”[⑥]第二、黄河一线的水利工程促进了我国北方农业的发展。如郑国渠“凿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白渠“广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在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⑦] 正是这一系列的水利工程，促进了我国黄河流域一线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其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第三、黄河泛滥所堆积的泥沙和形成的沿海平原是潜在的土地资源，有利于缓和今天人多地少的矛盾。黄河入海所携带的大量泥沙，在河口平原地区堆积，长年下来，形成了河口三角洲和一系列的沿海平原。而这些，将成为我国宝贵的国土资源。

二

　　笔者认为，要全面正确评价黄河的地位，需要作一通盘的考虑，不能凭几次河患灾害或者几个对后世有利的水利工程来论断。否则，同是一条河，为何在这一朝是人人歌颂的利河，到另外一朝便成为众人厌弃的害河？为何在前代安流，在后代便泛滥成灾？因此，需要具体分析。

　　首先，笔者认为黄河产生了中华文化，不在黄河本身，而在与黄河交叉的各条水系所形成的桠杈地带。“唐虞文化是发生在现在山西省之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夏文化则发生在现在河南省之西部，黄河大曲之南岸，伊水、洛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周文化则发生在现在陕西省之东部，黄河大曲之西岸，渭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这一个黄河的大隈曲，两岸流著着泾、渭、伊、洛、汾等几条支流，每一条支流之两岸及其流进黄河的三角桠杈地带里面，都适宜古代农业之发展。而这一些支流之上游，又莫不具有高山叠岭为其天然屏蔽，故每一支流实自成为一小区域，……合宜于人类文化之生长。而黄河的几个渡口，……则为他们当时相互交通的孔道”。[⑧]正是黄河及其周围诸水系的相互作用，才创造出适宜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环境。否则，单单一条黄河，如何负得起这一历史的作用？

　　其次，黄河在春秋以前，在繁衍我们先民、哺育我们文化方面是起着积极作用的；其泛滥为害是进入战国秦汉以后的事，而且其大规模的泛滥为害则起于唐天宝以后。观商朝的迁都，并非远离黄河，恰恰是靠近黄河。据学者研究认为：“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虽然《史记》说‘河数为败’，而殷都却始终近河。尤其自盘庚迁殷，至纣之亡，七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而殷墟在当时，亦是沿着古黄河的一地。及至殷纣，商邑日大,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邱，皆为离宫别馆，聚众百万，左饮淇水竭，右饮洹水不流。”[⑨]其盛况非比一般。岑仲勉先生也考证认为：“商族当日活动的中心，北起邢台，南至安阳，东南达于内黄、濮阳，不出数百里之地。所谓迁，恐怕只是描写游牧民族的习惯而辞不达意，未见得定与黄河溃决有关。”[⑩]至西周，由于地处黄河之上游，其发皇滋张，得河之助，可不具论。单就西周所封之诸侯，从《诗经》的歌咏中，也可以想见当时发展的景况和黄河诸水的得力。如《邶风·新台》云：“新台有泚，河水弥弥。……新台有洒，河水浼浼。”[11]《鄘风·柏舟》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鄘风·桑中》云：“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卫风·硕人》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卫风·竹竿》又云：“籊籊之竿，以钓于淇。……淇水滺滺，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12]再如《魏风·汾沮洳》中的“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汾一方，言采其桑”，《魏风·伐檀》中的“河水清且涟猗”，《小雅·瞻彼洛矣》中的“瞻彼洛矣，维水泱泱”。[13]从这些歌咏中，可以看出黄河流域，在当时，是多么的繁荣。处处有水，处处见水之可爱。或为绿竹聚集之地，或为种桑采桑之所，或为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乐园，或为踏青游玩的风景之地，或为鱼奔虾跳的欢乐场面，或为垂纶长川的闲情乐处，并没有黄河泛滥的景象和流民失所的哭声。

　　进入战国时代，各国相继变法，兴修水利，以水为战，以邻为壑，导致黄河多次为害。战国时期，各国竞筑堤防，“壅防百川，各以自利”。而且实行水战。据《资治通鉴》卷一载：“智伯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不与。帅韩魏之甲，攻赵氏于晋阳。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智伯乃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14]自此以下，开决诸水为战之端，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齐宣王十一年，与魏伐赵。赵决河水灌齐魏，兵罢。”《秦始皇本纪》云：“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城。大梁城坏。”

　　至汉代，后果更加严重。汉武帝时河决瓠子，洪水泛滥，所及达十六个郡，历时二十余年，“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至东汉王景治河后，八百余年间，不闻河患。[15]唐天宝后，河朔之地，久为藩臣割据，纵有河事，不闻于朝廷，导致河事日衰。进入五代，其政治不上轨道，藩镇称雄。而各藩镇多为武人掌控（其藩帅、郡牧、刺史等皆用武人），恃勋骄恣，酷刑暴敛，又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所惑，卖官鬻爵，割剥蒸民。[16]而各藩镇间，互相攻伐，以劫财为务。各藩镇虽杂用文人掌书记（如李克用之用李袭吉，朱温之用敬翔，魏博之用李山甫等）、为副使、判官，然藩镇皆武夫，恃权任气，多蔑视文人，或至非理戕害，最酷者莫如张彦泽杀害其幕僚张式，将其剖心决口，断手足而斩之。[17]更甚者，藩镇之兵，骄横跋扈，视变更主帅如儿戏，如唐明宗、唐废帝、周太祖等皆由军士拥立，朝廷无法，亦只能姑息之[18]。藩镇既然不受朝廷之节制，多为患于政治，为害于生民，故兵乱不绝，而兵乱又屡次决河水以战。梁贞明四年（918年），谢彦章攻杨刘，决河水以限晋兵。至唐同光二年（924年），因梁贞明四年所决河，大为雷、濮等州患，唐主乃命人塞之，既而复坏，危害不小。[19]可见，进入五代后，政治动荡，兵祸连绵，社会的治安、百姓的安定受到极大的威胁，因此，很少有人顾及到黄河的治理，甚至不惜人为地决河为战，破坏黄河的流向。北宋南宋初，常年战乱更是导致百姓流离失所，国家亦无暇顾及黄河的治理。因此五代后，至宋元明清各朝，黄河都有大规模泛滥为害的记录。

　　最后，黄河为害，咎不在黄河本身，而在于后世利用黄河的人，其智慧和能力不足以运用黄河，而导致其为害，即人为因素占绝大作用。黄河最早的治理，应为共工和伯鲧，其法主要是高筑堤防。至大禹之治理黄河时，开始采用疏导与分流的方法，终于解决河患问题，定九州，序贡物。从战国至秦汉，由于各国竞筑水利，以水为战，以邻为壑，导致黄河河患日益严重。西汉王莽时期，黄河于魏郡决口，王莽以保护祖坟为借口，竟不治，听任其自流，使得黄河大改道，蹂躏河济之地，为害六十余年。至东汉王景治理后，方安流八百余年。[20]亦可见人事之重要也。

　　据《资治通鉴》记载：

　　初，平帝时，河、汴决坏，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仪令乐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兴役。乃止。其后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衮、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恆兴他役，不先民急。会有荐乐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诏发卒数十万，遣景与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复其旧迹。[21]

　　《后汉书·王景传》载：

　　（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卫要。疏决雍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22]

　　岑仲勉先生将其治理成功的原理概述为：1.根据自然的分流而加以整理；2.针对沙泥的淤积而量作分移。[23]盖当时河患，亦非昔日的堵塞、筑堤坝能治理，必须分流。西汉的贾让提出著名的治河三策，作为治理黄河的根本原则，其要在此。而王景的成功，也是遵循这一原则，据时势而加以损益。后世治理黄河的人，主要也是这两条道路：分流和束河固堤。根据治河者智识水平的不同，采取的方法因人而异，其成效也不同。此处以元明两朝为例来做一简述。元代治河，以贾鲁为代表。其经过，据《元史》一八七《贾鲁传》记载：

　　至正四年，鲁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为图上，进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一，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九年，太傅、右丞相脱脱复相，论及河决，……鲁复以前二策进，丞相取其后策。……十一年四月，命鲁……领河南、北诸路军民，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一十五万，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供役。一切从事大小军民，咸禀节度，便宜兴缮。

　　是月鸠工，七月凿河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诸扫诸堤成。水土工毕，河复故道。[24]

　　邹逸麟教授将贾鲁治河的成功概括为“亲自踏勘了黄河下游河道，掌握第一手资料；并且总结了前人治河经验，设计了下游河道的综合治理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施工”，并且贾鲁的“疏塞并举”，准确的说，应是“疏、浚、塞三者并举”，因此认为岑仲勉先生对贾鲁此策的批评（岑仲勉先生在《黄河变迁史》一书中认为此策略之失在于湮塞北河，只疏通南河，导致不能尽泄黄河之水。）是隔靴搔痒，未能把握问题的实质。[25]这是元代治河的主要情况。

　　下至明代，河患依然严重。而明人治河，率多主义与议论，很少亲自实践。以《明史·潘季驯传》为例，万历初年，河决崔镇，黄水北流，高堰湖堤大坏，淮、扬、高邮、宝应间皆为巨浸。大学士张居正深以为忧。时吴桂芳议复老黄河故道，而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欲塞决口，束水归漕，两人议不合。其后，吴桂芳卒，潘季驯以工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初至河上，历虞城、夏邑、商丘，相度地势后，上疏请复故河，因给事中王道成以“方筑崔镇高堰，役难并举”及河南抚按亦陈三难的缘故，不得实行。而在治河这件事情上，最体现明人善议论之风的，则数万历二十年的泗州大水事件。当时城中水三尺，患及祖陵。朝廷官员或欲开傅宁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浚周家桥入高、宝诸湖，或欲开寿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张福堤以泄淮口，议者不一。当时潘季驯主张祖陵乃王气所中，不宜轻泄，而巡抚陈于陛、巡按高举等认为周家桥在祖陵后百里，可疏浚，双方争持不合，潘季驯最终辞官。[26]而且明人治河，又诸多畏忌。他们既怕罹伤田庐，又恐毁坏城郭；既恐防碍运道；又恐惊扰陵寝；既恐脱延日月，又欲节省金钱；这还不算严重，严重的是异地之官和异职之使，他们以职权和地理为由，竞护其界，各争其利。因而明人治河，据岑仲勉先生所述，“不能发现和抓着治黄的重点，作为决定方针的基据。所以，终明之世，都患在举棋不定”。[27]然明之治河，还是有其成效的。以潘季驯为例，他共四次奉命治河，前后二十七年，习知地形险易，增筑设防，置官建闸，下及木石桩埽，综理纤悉；而他的治河方针，主要是以束河冲刷、坚固堤防为要务，反对分水，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河患。当时就有人称颂“数年以来，民居既奠，河水安流，此潘尚书之功也”。然其失在于虽晓得“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却未能抓着自然性最重要的一点，虽晓得“治河无一劳永逸之道，惟有补偏救弊之策”，却一成不变，未能做到随时补偏，没有把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是其认识不真所致。[28]

　　可见，黄河之治，除了政治安定、国家重视、治理之权统一等因素外，还取决于人的智识。尽力的去治总比放任自流好许多，然在治理中，人的智识，即其认识水平和治理技术的差异，导致其成效的高低。其实，黄河治理的根本，在于维护中上游和河谷地区的水土之稳定，减少入河的泥沙，[29]再加上下游地区的分流、固堤，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下游泥沙淤积、河水狂泛的问题。因此，岑仲勉先生对民国至抗战时期，国内所提出的几种治河主张，最赞同保持土壤的策略，认为这是“最根本的治黄方法”[30]谭其骧先生也认为：东汉王景治河后，黄河出现了一长期的相对安流期，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此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以畜牧为主，较好地保持了这一地区的水土。而此后黄河的泛滥为害，亦主要由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改变——由畜牧转向农耕。因此，今后治理黄河的根本，在于改进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其从单纯的农业经济逐步向农林牧综合经营的方向发展，以促进这一地区土壤的保持。[31]而此种意识，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被人们意识到，并在实际中认真执行。[32]然我们也不能据此否认古人治河的成绩，更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前人，毕竟，他们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根据自己的智识，作了最大的努力和尝试。

结 语

　　综合全文，笔者认为黄河可以为害，也可以为利，其本身并不具有利河或是害河的区分，其为利为害取决于运用黄河的人的智识。当人们的智识足以驾驭黄河时，黄河便安流数百年，造福于两岸的人们，反之，则泛滥无拘，给国家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对于黄河的评价，应将其与各时代人们对黄河的认识与运用措施结合起来，具体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府认识到在黄河上游中游的谷地、地势低平的地区植树种草、保持水土的重要性，遂将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和下游的分流与固堤、调沙相结合，双轨齐下，终于稳定了黄河，五十年未见河患。这一措施，即是谭其骧教授实现黄河中上游地区“山区园林化，沟壑川台化，坡地梯田化和耕地水利化”的治河具体措施[33]，也即为史念海教授“解决先决条件（确保黄河下游在一定的时期内不发生决溢事故），然后保持水土（阻碍中游的泥沙入河和治水排沙工作），最后采用疏导方法，对下游地区进行排沙”的治河方略[34]。新时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治河理念得到新的发展，人们提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理论框架，[35]并积极探索科学技术在治河中的应用。这是人们对运用黄河的智识提升的结果。现在，黄河有时出现了断流的情况，也不能看到“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36]的雄伟气势，但在人们的全面治理与安全利用下，其造福于社会的功用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南朝]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3.[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4.[宋]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5.[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6.[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7.[清]赵翼.廿二史劄记[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8年。

8.[清]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10.钱穆.古史地理论丛[C].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11.岑仲勉.黄河变迁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2.邹逸麟.椿庐史地论稿[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13.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J].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14.史念海.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1年第1辑。

15.孟尔军.历史时期黄河泛淮对江苏海岸线变迁的影响[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16.李月红.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御河[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O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Yellow River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produces the Chinese culture, is not in itself, but crossed the Yellow River water system formed by branches area； the Yellow River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erms of multipy of our ancestors, nurturing our culture before Spring – Autumn period。And when entere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 the Yellow River begins to flood , after Tang Tianbao,  it has made a massive flooding damage . the Yellow River itself is neutral,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key to use the Yellow River is the wisdom of man to manage it . Therefore ,for the definition of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role of the Yellow River, cannot rely on the flood disasters or some hydraulic engineerings that are good for later generations, but should make an overall awareness and a concrete analysis.

Key words: the Yellow River；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People

作者简介：

李明奎（1990—— ），男，汉族，云南昭通人。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人文学院 2011级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生。

电话：13619630179  信箱：910794439@qq.com

邮编：650500

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桦苑2栋B508.

注释：

[①][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3《公无渡河》，中华书局，1995年，第160页。

[②]邹逸麟：《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20页。

[③]孟尔军：《历史时期黄河泛淮对江苏海岸线变迁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④]李月红：《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御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⑤]钱穆：《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05年,第239页。

[⑥]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715页

[⑦]【唐】杜佑：《通典》卷二《食货典》，中华书局，2003年。

[⑧]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 ,第2页。

[⑨]钱穆：《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05年，第240页。作者在“七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下自注：“此据《竹书纪年》，上‘七’字误，殆为二百七十三年。”

[⑩]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121页。

[11]【宋】朱熹：《诗集传》卷2，中华书局，2011年，第35页。

[12]【宋】朱熹：《诗集传》卷3，中华书局，2011年，第50页。

[13]【宋】朱熹：《诗集传》卷13，中华书局，2011年，第210页。

[1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中华书局，1982年，第12页。

[15]黄河在东汉王景治理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较为长的安流时期。其期限有说七百余年，有说八百余年，也有说九百余年的。说法不一，此据谭其骧等人的主张，取八百余年。

[16]【清】赵翼：《廿二史箚记》卷22，《五代藩郡皆用武人》一条，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14页。

[17]【清】赵翼：《廿二史箚记》卷22，《五代幕僚之祸》一条，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15页。

[18]【清】赵翼：《廿二史箚记》卷21《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一条和卷22《五代姑息藩镇》一条。

[1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3，中华书局，1982年，第8923页。

[20]黄河经东汉王景治理后，何以会出现一长期安流的局面。学者进行了多方的探索，有说是王景治河的技术好，有说是当时的社会稳定、政府重视等，而谭其骧教授认为：东汉王景治河后，黄河出现了一长期的相对安流期，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此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以畜牧为主，较好地保持了这一地区的水土。而此后黄河的泛滥为害，亦主要由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改变——由畜牧转向农耕。（见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此文又收入谭其骧的《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这一观点，对学者们长期纠缠的问题，给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解答。其实，治理黄河的根本，在于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和下游的蓄水排沙工作同时进行，从全河治理着眼，单靠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并不能解决河患问题。而这，从某种意义上讲，亦属于人的意识范畴，即人的因素（或说是人事）占主要作用。

[2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6，中华书局，1982年，第1453页。

[22]【南朝】范晔：《后汉书》卷66，中华书局，1973年，第2465页。

[23]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276页-第280页。

[24]【明】宋濂：《元史》卷187，中华书局，1976年，第4291页。

[25]邹逸麟：《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26]【清】张廷玉：《明史》卷223，中华书局，1974年，第5871页。

[27]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514页。

[28]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539页。

[29]河害的根源在泥沙。黄河平均年径流量460多亿立方米，（据《黄河水帐已基本算清》一文，黄河平均年径流量580亿立方米，载《冶黄科技信息》2000年第3期。）年平均输沙量高达16亿吨，平均含沙量每立方米为35公斤，每年平均有4亿吨泥沙淤在下游河道里，迫使下游河床不断提高。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山西、陕西黄土高原地区。河口镇至龙门区间流域面积13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17.5% , 水量占15% ,来沙量却占全河的56%。（见张岳 周文浩：《黄河治理的难点在泥沙》一文，载《中国水利》1987年第1期。）

[30]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675页。这时期提出的治河策略主要有改河说、固定河床、分疏、修筑提防、保持土壤等，岑仲勉在《黄河变迁史》一书中对各种策略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31]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32]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在济南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全面指导黄河流域的治理工作，一改黄河分区治理为全流域统一治理和开发。人们认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治黄再也无法简单地用堵和疏加以解决，它已成为一个将自然环境、技术科学和经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治河的根本在于保持中上游的水土，减少泥沙的排入。建国后，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治理水土流失问题。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下，到1957年底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甘肃省初步完成控制面积3.4万k㎡，陕西省初步控制水土面积1.951万k㎡，山西省1956年就完成初步控制面积1.14k㎡。（见水电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治黄研究组：《黄河的治理与开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并且在中、上游地区广泛开展包括修建干支流水库，打淤地坝，修梯田，植树种草在内的水利、水土保持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至1984年,河口镇以上地区初步治理面积已占水土流失面积的1O%，河口镇至龙门及渭河、北洛河、汾河流域占30%。1960年至1980年,黄河中上游水利、水保工程年平均拦沙高达5.2亿吨,其中支流水库占27.1%，淤地坝占54%，梯田占6.7%。1971年至1983年，年平均拦沙3.25亿吨。（见张岳周文浩：《黄河治理的难点在泥沙》一文，载《中国水利》1987年第1期。）

[33]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34]史念海：《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1年第1辑。

[35]这个理论框架是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在《全国水利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中提出的。“维持黄河健康生命”就是要维持黄河的生命功能，其主要内容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是黄河治理的终极目标；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污染不超标，河床不抬高是体现其终极目标的四个主要标志；该标志应通过九条途径得以实现；三条黄河建设是确保各条治理途径科学有效的基本手段。而首先要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流域生态建设提升到压倒一切的高度,为盲目扩张的人类活动限定一个不可逾越的“保护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理论框架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工程，涉及水利、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见李国英：《黄河治理实践中的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在全国水利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冶黄科技信息》2004年第6期。）

[36]【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7《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中华书局，1995年，第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