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宋元明清；香山盐场；盐；地域社会

　　【基金项目】教育部2009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华南盐场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批准号09YJC770019）成果之一。

一、盐民、岛民与动乱：宋元时期的香山盐场

　　宋元明清时期华南的盐业经济研究，前人已有相当积累【1】。张建军探讨丁香山盐场盐业经济盛衰。【2】以往的盐业经济史研究，强调国家对制度创建的正统性、合法性，强调自上而下的贯彻过程。【3】本文以宋元以降香山盐场社会变迁为例，讨论食盐专卖制度下食盐生产与地域社会的互动，并试图表明，在地方史和社会史的视角下，食盐专卖制度可以看作是地域社会对国家认同的权力和文化策略。

　　（一）南宋香山盐场的建立

　　1、香山立县与香山盐场的由来

　　唐宋以前，广州以南是一片海域，海岛遍布。星罗棋布的岛屿在宋人眼中被描述为“海浩无涯，岛屿洲潭，不可胜计”【4】。现代地质学的研究表明，珠江三角洲从距今四万年以来经历了六个沉积发育阶段，历史时期水下三角洲曾逐渐露出水面成为水上三角洲平原。“宋代在甘竹至五桂山之间有十二个‘海’（宽的河口湾）的名称。虽然香山县在南宋绍兴二十二年（距今830年）设治石歧，但只是说明五桂山北麓已有平原堆积，而尚未与西江三角洲平原连接起来”【5】。今天中山市东南地区和珠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在宋代以前仍在海平面以下，露出海面的就是一堆岛屿，即是南宋设立的香山县域。明代，香山人黄佐这样形容自己的家乡：“邑本孤屿，土旷民稀”【6】。据史书记载，宋元时期的香山，鱼、盐为广郡之冠【7】。不难理解，香山盛产鱼、盐所凭借的正是岛屿棋布的地理空间格局。“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海湾内星罗棋布的岛屿对珠江三角洲发育形成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结构影响重大”【8】。

　　香山建县的年代，《宋史·地理志》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以东管香山镇为县”【9】有误。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九月）丙午，升广州香山镇为县，从本路诸司请也”【10】。嘉靖《香山县志》载：“唐至德二年更名东莞，其地顓属焉，是为文顺乡香山镇（小字：旧志云以地宜香木得名今按县地产香木绝少岂以香炉山之故欤）。宋元丰五年（1082年），广东运判徐九思用邑人进士梁杞言，请建为县。不果行，止设寨官一员，仍属东莞。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邑人陈天觉建言改升为县，以便输纳。东莞县令姚孝资以其言得请于朝，遂割南海、番禺、东莞、新会四县濒海地归之，因镇名为香山县，属广州”【11】。

　　香山县虽得名于东莞县之文顺乡香山镇，县域实际包括南海、番禺、东莞、新会四县的濒海地区。明代以来的史志多突出邑人和地方官员的作为，今人多沿此说【12】。不过，邑人陈天觉“以便输纳”的建言颇能道出实情。香山岛屿棋布，除海岛上可耕的土田以外，最重要的还有两种经济资源：鱼、盐。如果将盐场建县的年代放在南宋建立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便会明白香山建县与南宋政府对广南盐产和课利需求的增加有关。南宋高宗时期，鉴于财用匮乏，高宗接受高卫等人的建议，临时印发广南盐钞二十万贯，招诱商人算请，以弥补被阻隔的淮浙盐利【13】。绍兴二年（1132年）设置广西茶盐司，广西卖盐钱也较前提高。广东盐产、课利迅速增加【14】。广东盐产、课利需求的增加，势必带动各个盐场的食盐生产。【15】在这种情况下，香山盐场乃至香山县的地位日益重要，仅设“寨官一员”的行政格局已经不能应付日益增加的产盐区人口管理和课税任务。邑人陈天觉和东莞县官姚孝资“请于朝”的举动显然水道渠成了。嘉靖《香山县志》很明确地说：“洪武至正统初，法度大行。海隅下从每岁泊、场与农谷互易，两得其利。故香山鱼盐为一郡冠”【16】。这条史料虽然概括的是明代前期香山的情形，仍然可以理解为对宋元以来香山县境颇具鱼盐之饶的生动写照。

　　2、盐民与岛民：宋代香山盐场的生产与管理

　　香山立县后，盐场设有“盐场一员”【17】，茶盐提举司主要由提举官、属官、监修置场官组成，包括若干吏员【18】。香山盐场“盐场一员”很可能就是指广南茶盐提举司在香山盐场设立的监修置场官，人数一员。绍兴年间香山金斗盐场的产量，前引《中兴会要》载为一万一千五百石【19】，属中等规模。这些中卖人官的盐以“石”为计量单位，实际“箩”也是广南、福建盐场常用的计量单位。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广南西路诸州县请盐时就是以“箩”为单位【20】。香山盐场的地理位置，县志载其位于县南一百五十里名为“濠潭”的地方。现代考古也证实濠潭为香山唐宋时期的重要聚落【21】。虽然文献和考古材料都表明濠潭既是盐民聚居之所，也是盐官驻场之地，但是香山盐场的范围很可能不仅仅指“濠潭”一地。现代地质学的研究表明，即使到明代，香山这一带仍是浅海地形，是一个广阔的海湾，称金斗湾，属于磨刀门浅海区【22】。金斗湾内众海岛的濒海洲坦，只要海水盐度合适，皆可生产食盐。

　　宋代，广南路从事海盐生产的盐民大约可区分为官盐场内被编人盐籍的盐民和官盐场之外的盐民两类。纳入盐籍的称为“亭户”、“灶户、灶丁”或“盐户”。按卖纳盐课数量的差别，“亭户”也有等级之分。如广西路廉州盐场规定亭户按月卖纳盐课从“八石至三石，凡五等”【23】。也有上、中、下三个户等的划分办法【24】。“亭户”有贫富之分，有盐户不能如额交纳盐课，为筹资而“质其妻子于富室”【25】。相对于盐场的官盐户，盐场以外的盐民其性质为合法的私盐户，可以自营海盐。在官员的招置下，有些盐民也愿意被纳入官盐场从事生产：“（绍兴三十年五月，1160年）二十八日广东提盐司言：秉义郎高立，前监静康、大宁、海南三盐场。任内同专典宋初招置到盐户莫演等六十二名、灶六十二眼，乞推赏事”【26】。郭正忠认为“莫演”等六十二盐户为独立自营盐民，“他们不论迁徙、经营产业、处置其产品等，都有一定的自由”【27】。汤开建对大溪山岛盐民动乱的研究也表明“宋王朝虽然在大奚山设立了海南盐场集中了一部分盐民，但仍有相当大部分盐业生产个体户未在国家控制之列。……并且数量及规模都不会很小”【28】。

　　自营式盐民的利益一旦与官盐利益发生冲突，官府往往以“私盐”之罪名加以惩治。庆元三年（1197年）闰六月广东大溪山岛盐民动乱，时任广东提举茶盐的徐安国曾派人人岛剿抚。【29】虽然宋代几乎没有关于香山盐民的直接记载，但相隔不远的大溪山岛盐民的动乱，令我们得以窥探宋代珠江三角洲海域的盐民社会。可以推测，这一时期香山盐民的社会经济结构与“不事农桑，不隶征徭，以鱼盐为生”【30】的大溪山岛盐民恐怕不会相去太远。

　　（二）动乱与元代香山盐场社会

　　元代广东地区的海盐生产、运销制度屡有变更，至大德年间始有定制，朝廷于此设立“广东盐课提举司”【31】。元大德《南海志》载广东盐场一十四处，香山场为其一。【32】元代香山盐场设有“管勾一员，副管勾一员，典吏一名，场吏二名”【33】。香山盐场无司令、司丞这类等级较高的职官，说明盐场的级别不算高，规模也不算大。《元史·食货志》至元十六年（1279年）广东办盐引仅“六百二十一引”，短短六年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广东办盐就激增至“一万八百二十五引”【34】。数字激增的背后，元初广东盐政的具体情形如何?宋末元初的香山社会有何变化?考察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香山等地盐民的起义或许可以略窥宋末元初的香山盐场社会。

　　1、盐户陈良臣起义

　　至元二十年（1283年），广东沿海盐民起义，官府派兵镇压，此事见于《元史．合刺普华传》。时合刺普华因漕运事得罪阿合马：“阿合马愤之，乃出合刺普华为宁海路达鲁花赤，后迁江南宣慰使，未至官，改广东都转运盐使，兼领诸番市舶。……时盗梗盐法，陈良臣扇东莞、香山、惠州负贩之徒万人为乱，江西行省命与招讨使答失蛮讨捕之，先驱斩渠魁，以讯馘告，躬抵贼巢，招诱余党复业，仍条言盐法之不便者，悉除其害”【35】。同治《香山县志》载此事件甚详。【36】

　　至元二十年（1283年）的香山盐民起义，元张伯淳《养蒙文集》之《嘉兴路总管府推官刘君先莹碑》尚可以佐证：“至元壬午（1282年）……明年（癸未，1283年）提举广东盐使司事。广寇黎德弄兵，聚致千艘，所过州县倾动。君躬率鹾丁，与之犄角，官场赖以安。所储库盐得存以斤计者八万。招徕叛民顾总统、邓监军凡二十有六人，鬻盐户周从龙等遁去来归者四十家，擒许宽三十七人倚众抵禁者。”【37】

　　宋末元初，广东作为南宋政权退守的根据地，抵抗一直很激烈。特别是东莞和新会，成为南宋益王赵昰及其军臣最后驻守和抵抗之所。而处于广州、新会之间的香山，位于宋军和元军交战的核心地带。至元十六年（1279年），陆秀夫负南宋少帝赵昺于新会崖山跳海。仅仅三年之后，香山、东莞、惠州等地盐户即联合发动起义，足见元代香山社会的不稳定。【38】而香山盐户陈良臣动辄即可以煽动“东莞、香山、惠州负贩之徒万人”、“广寇黎德弄兵”，也可以“聚致千艘，所过州县倾动”。这种格局，正是珠江三角洲海域众多岛屿从事鱼、盐生产的岛民社会的写照。

　　至元二十年（1283年）的香山盐民之乱，官修史志的记载寥寥数语。但是，通过田野调查，爬梳民间文献，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这场动乱带给地方社会的影响。《珠海市文物志》“香山场濠潭遗址”条载：“据《香山县志》载，山场村在清代以前称‘香山场’，在唐代时称‘香山镇，。早时有谭、陆、洪、萧四姓家族居此一带，谭、陆两姓居濠潭，洪姓居大镜山，萧姓居乌石铺（今柠溪新村）。他们从事渔、盐、农、商等生产活动，互相交往频繁。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此地设香山镇，属东莞县管辖。宋代时，香山镇是个盐场，盐业兴旺，富甲一方。鲍、吴、黄等姓家族也陆续迁来，从事盐业生产。那时，鲍姓逐渐发展成强族，与土著的谭族常因盐灶烟火、地界等事情发生争执，进而发生宗族纠纷和械斗。后来，谭族败走崖口（今中山市崖口镇），陆姓人家也因受牵连而举族离开濠潭，迁往三乡鸦岗去了。从此，以鲍、吴、黄等姓氏家族居住的香山场逐渐崛起。南宋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设置香山县，县名源于香山镇，县址迁往铁城（即中山石岐），而濠潭则成了废墟。《香山县志古迹》：‘香山镇即宋金斗盐场，在县南一百五十里，地名濠潭，旧为金斗镇，属东莞，绍兴改为香山场，后迁于场前，村址废。’”【39】

　　这段关于“谭、陆、洪、萧”和“鲍、吴、黄”关系的文字。可能是当时工作人员在山场村进行文物调查时的口述访谈记录。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对较早定居于此的“谭、陆、洪、萧”四姓与后来的“鲍、吴、黄”等姓围绕盐灶烟火、地界等事发生争执、纠纷甚至械斗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如果将上述文字与官修史志、族谱等民间文献互相参证，便可以发现，香山盐场各姓氏间的故事，很可能发生于元明之际。而至元二十年（1283年）的盐民起义正是展现香山盐场社会复杂关系的一个重要场景。

　　2、香山场谭姓始祖的故事

　　宋元时期香山盐场所在地位于今天珠海市香洲区山场村。【40】今日之山场村主要有的、黄、吴等三大姓。然而，山场村的一些老人仍然记得山场最早开村的是谭姓，原村长黄成七老人回忆道：“谭姓是山场最早的人家，后来才有了现在的吴、王（黄——作者注）、鲍三大姓氏。在最早的时候有一个姓谭的生意人，在这里以开医馆为生，他在这里为村民做了很多好事，可以说是一个广做善事的大善人。他死后，谭家的子孙就把这里的城隍爷作为了自己的祖先。现在，城隍爷不光是谭家人的祖先，也是我们山场人大家的祖先。城隍庙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山场村村民的精神寄托”【41】。关于谭姓和城隍神的故事，还有另外的故事版本。【42】不同版本的山场谭姓开村故事，皆提及谭姓和城隍庙、城隍神的关系。山场村至今尚存一座北帝殿城隍庙，乃北帝神和城隍神的合祀庙。【43】

　　中山市南朗镇东南部的崖口村，距离珠海市山场村约半小时公汽车程，主要由谭、陆、杨、萧四大姓组成。元朝谭姓之溪山祖从香山场迁入，成为崖口村的开基祖：“（中山市）崖口村开村历史源远流长。……谭仲伯生儿子谭溪山（名南釜、号溪山），谭溪山13岁时随外祖父（姓林）及母亲于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从香山场移居崖口定居”【44】。元至顺年间年仅13岁的谭溪山随母亲和外祖父由香山场迁居崖口，其中的隐情颇值得探究。今存《崖口那洲谭氏长房谱》载：“崖口开基始祖以至分支各房世纪。始祖讳仲伯，字绍康，号虔源，乃蒲溪公次子。元仕广东盐课道提举，授奉直大夫。生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乙丑八月十二日。卒于元大德四年（1300）庚子正月初二日，享年三十六岁。葬香山场乡后山，地名石牛岭。……公少年英俊，才略过人。于元元贞间（元贞元年，1295年——作者注）适香山场提举，未几而卒。是时海寇窃发，子且幼弱【45】，外太祖林学士公不忍少孀携稚子播越，故就近择居崖口乡，今族属蕃衍，固先人积累之厚，外太祖相为保护焉”【46】。《谭氏族谱》载：“九世叔祖绍康公，彦（珍）公次子，讳仲伯，号虔源。妣诗书衔林学术女林氏，生一子振祖。元由国子监授广东盐课提举，借补香山盐场。卒提卒于官，葬香山场石牛岭，诰授奉直大夫，载邑志。妣封邑人，与子择居崖口，遂为崖口平山始祖，葬崖口崖门山”。

　　无论是《崖口村志》，还是不同版本的谭氏族谱，对比这些文献可以发现，关于谭绍康和谭溪山父子生卒年月的记载其实错讹百出。当然，我们不能将这些崖口谭氏开基祖父子的叙述当作历史事实来研究。【47】只有将谭绍康的事迹放在元代香山盐场社会来解读，这个开基祖父子的故事才具有了“史书”的历史价值。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香山盐户起义和元贞元年间谭绍康来香山盐场任职并卒于任上——将这两个分别载于官史与私人谱牒、看似各不相干的事件放人元代香山盐场社会，王朝更迭和社会动乱带给盐场社会的影响立刻凸现出来。站在王朝统治的角度，面对盐场的动乱，元政府采取了“先驱斩渠魁，以讯馘告，躬抵贼巢，招诱余党复业，仍条言盐法之不便者，悉除其害” 【48】等等措施以恢复生产，收效显著，至元二十二年（1385年）广东盐引立刻飚升至一万余引，与元初的六百余引的窘况有霄壤之别。从地域社会的角度来看，动乱其实也破坏了香山盐场原有的社会结构。上文所引《嘉兴路总管府推官刘君先莹碑》记载地方官员用“招徕叛民顾总统、邓监军凡二十有六人，鬻盐户周从龙等遁去来归者四十家，擒许宽三十七人倚众抵禁者”的手段在盐场划分出归顺者和“抵禁”者，毫无疑问的是，只有那些归附新朝廷的盐民才可以继续在盐场生存，而那些“抵禁”者很可能就此被排挤出盐场社会了。

二、明清时期香山盐场的社会变迁

　　清末修撰的《香山翠微韦氏族谱》收录了一篇题名为“十排考”的短文，概述了明以后的香山盐场社会：

《十排考》

　　“我邑东南一带枕控沧溟，滨海居民多以煮盐为业。宋元之季，地运日开，人丁渐聚。明洪武初，于下恭常地方设立盐场，灶排二十户，灶甲数十户。分为上下二栅，名曰香山场。详令筑漏煮盐，上供国课，下通民用，其利甚溥。二十户者，上栅一甲郭振开，二甲黄万寿，三甲杨先义，四甲谭彦成，五甲韦万祥，六甲容绍基，七甲吴仲贤，八甲容添德，九甲杨素略，十甲鲍文真。下栅一甲徐法义，二甲刘廷琚，三甲谭本源，四甲林仲五，五甲吴在德，六甲鲍祖标，七甲张开胜，八甲黄永泰，九甲吴兴载，十甲卢民庶。各户皆恭都诸之立籍祖也。合上下栅统名十排，相呼曰排亲。即在山场村内建立城隍庙，为十排报赛聚会之所。享其利者亦有年厥。后沧桑屡变，斥卤尽变禾田，盐务废而虚税仍征，课额永难消豁。追呼之下不免逃亡，利失而害随之，灶民贻累甚大。及万历末年江西南康星子但公启元来宰是邑，询知疾苦，始详请而豁免过半，灶民齐声额颂。爰择地于翠微村之西建祠勒碑以礼焉。自但侯施惠后，十排得以休养生息，害去利复兴，积有公项，购置公产，又拨赀设立长沙墟市，趁墟贸易者则征其货。先招有力者投之，岁可得投墟税银数十金。积储既厚，固定为成例。将所入之银计年分户轮收，析二十户而四分之五一直，周而复始。当直之年，均其银于四户，除完纳国课、其赛神经费外，户各归其银于太祖。每年逢城隍神诞，各户绅耆到庙。赛神前期一日，直年者修主人礼设筵具餐，以供远宾客。赛神之日，主祭执事别设盛筵，各户例馈一桌。桌有定物，物有定数，毋增毋减。别具一桌，饷郭公以治之子孙，盖报功之兴也。先是，长沙墟初开时，贸易颇旺，无何为邑豪绅夺收其税。十排人欲讼之，绅使人谕之曰：无庸，但十排人有登科者，即当归赵。既而郭公以治登康熙乙酉科乡荐，绅果如言来归。郭公洵有功于十排矣，故报之也。迄今数百年来欲寻当日煮盐故迹，故老无有能指其处者，而十排遗业则固历久常存，年年赛神，户户食德，亦恭都內一胜事。而吾族之故典谱所称‘随田立籍，者即指此也。”【49】

　　很显然，《十排考》已经具有了某种“盐场社会文化表达”的作用。“排亲”组织、城隍神信仰、市场、科举等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相继登场，凸现了明清以后香山盐场社会的重新整合与发展。该文包含了四部分内容：

　　（一）明初灶户立籍

　　宋元时期香山盐场的发展，基于海岛棋布的地理空间格局和鱼、盐共生的社会经济格局，衍生出宋元时期沿海岛屿频繁动乱的社会历史。明代以后，随着沙田的开发，珠江三角洲滨海线继续向南推进，原有的地理空间格局发生改变，香山社会鱼、盐为广郡之冠的经济格局被逐渐打破。

　　明洪武年间广东设置盐课提举司，各盐场设盐课司，盐场大使总管盐场的生产【50】。“国朝香山盐场课大使一员，未人流，俸米二石。掌盐丁煎盐、课引之事。攒典一名，隶广东盐课提举司”【51】。“香山场盐课司在县东南二百五十里恭常都，本宋金斗场。洪武元年，大使曹瑛创建。永乐九年大使曹伯良修，久起（圯）。正德间大使刘孔章重建。前厅三间，后厅三间，东西廊二间，门楼一间”【52】。嘉靖《香山县志》载：“香山场盐课司。编民二里。今存一百一十户，五百一丁。岁办大引盐一千四百九十一引九十八斤一十二两。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盐丁灶户二万。成化八年（1472年），灶户一百一十，口五百单一”【53】。

　　综合上述方志的记载，明初洪武年间香山盐场编人灶籍的盐民大约有“二里”、“灶户六图，灶排灶甲，约六七百户”，“盐丁二万”。《十排考》中灶排、灶甲所在的“下恭常地方”，即宋元时期的“濠潭”，位于今珠海市山场村和翠微村。山场村《吴氏族谱》载：“四世祖东塘……公乃丙四公之子也，讳福到，号东塘。因洪武定天下而后承纳税盐，是为灶户。至嘉靖十六年拨下在本场顶补七甲陆敬蓋，盐籍之根自公始也”【54】。

　　我们知道，明初户籍制度下的户名，常常并非户主的真实姓名，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十分常见。对于盐民而言，开立户籍虽然需要“上供国课”，但同时也获得了身份。考察明初香山盐场的灶户立籍，结合宋元山场村谭姓开基、迁居崖口的故事，便可以明白“灶户六图，灶排灶甲，约六七百户”的灶籍制度其实是新王朝国家对原有香山盐场社会结构的承认。以往的食盐专卖制度研究，强调政府在专卖制度创建上的正统性、合法性，以为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贯彻过程。香山盐场的个案研究表明食盐专卖制度也可以看作是地域社会对国家认同的一种策略，是自下而上的身份认同的过程和结果。赋予食盐专卖制度“正统性”与“合法性”的不仅是国家，也是那些获得灶籍的盐民，他们由此可以得到盐的生产特权，从而将灶籍外的盐民合法地排除在外。【55】

　　（二）建立盐场社会

　　1、黄萧养之乱

　　《十排考》载“灶排二十户，灶甲数十户”这组数字很可能不是明洪武初年的灶户，而是指正统以后的香山场灶户。正统十三年（1448年），广州爆发了黄萧养之乱【56】，波及香山盐场。康熙县志载：“正统间被寇，苏有卿、黄萧养劫杀盐场灶丁，时盐道吴廷举【57】奏奉勘合，查民户煎食盐者，拨补灶丁仅凑盐排二十户，灶甲数十户，分上下二栅，许令筑漏煮盐自煎自卖，供纳丁课”【58】。这条史料清楚地记载因为黄萧养之乱，盐场灶丁被劫杀，盐官经过拨补才凑齐了“盐排二十户，灶甲数十户”。

　　黄萧养之乱对香山盐场的影响，尚有今珠海市唐家湾镇的上栅村“太保庙碑”文佐证：“明景泰年间，黄萧养寇广州，都督董兴讨之，率马指挥追贼至境，祷诸神，有黄鸟自空坠枪而死，马知神助，穷力追养，诛之党，悉平。今之至灵至应扁额及案前方石即当日所以答神贶者也”【59】。民国《延陵吴氏族谱》载黄萧养之乱：“谱叙我祖葬大迳山地，离山场村不远，先世聚族于斯。明正统间，经苏有卿、黄萧养寇劫盐场，芟夷庐舍，残害灶丁，近场一带居民四散奔逃。我四房散居各乡多以此”【60】。

　　经历黄萧养之乱后的香山盐场，灶丁或被劫杀或四散逃亡，盐场生产遭到很大破坏。盐道官员采取拨补灶丁的措施才勉强凑够灶排二十户，灶甲数十户。为恢复生产，盐官唯“许令筑漏煮盐自煎自卖，供纳丁课”。黄萧养之乱之于香山盐场的意义，在于该“事件的最直接影响，是在地方社会进一步确立起王朝的正统性，划清财产占有和社会身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的界线”【61】。正是这二十户灶排、数十户灶甲建构出明清以后的香山盐场社会。我们在山场村和翠微村的田野调查也发现，鲍、黄、吴、谭、韦、容、徐、郭、刘、卢、林诸姓直至今天仍然是当地的大姓。明代以后，山场村、翠微村鲍、吴、韦诸姓通过编写族谱、修建祠堂，开始了宗族的建构。

　　按《鲍氏族谱》（延禧堂敬修）的记载，鲍氏香山开基祖允瑜公在南宋孝宗年间由南雄而来，卜居山抵埔。大约至六世祖时始分四大房，其中第四房永杰公居“场前”，也即鲍氏从六世祖以后长房和四房一直居住在山场村。【62】又如“山场黄族，五传祖高凤由新会迁居香山城。至九传信卿徙居山场，现历二十一代。山场吴族，始迁祖学士，宋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自南雄保昌县沙水村迁居山场乡，分三房，现历二十二代。这是珠江三角洲大部分乡村宗族讲述祖先开基历史的常见的叙事模式。不过，这种“中原移民”的历史传说值得质疑。【63】

　　2、灶甲制度与民间信仰

　　山场村“（城隍庙）与北帝合祀一庙，在香洲山场村内。根据庙内《北帝庙重修序》曰：此庙‘由来久矣，或曰建场时设立，或曰未建场时原有……’该庙在唐宋时已存在，后又多次重修。据庙碑记载，分别是于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和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均作过较大的修葺”【64】。《十排考》强调二十户灶甲在城隍庙举行迎神赛会的祭祀特权，而这一特权又与明代灶户立籍制度结合在一起。【65】

　　崖口谭姓始祖被“封”为城隍神的传说，在“排亲”的社会关系下凸现出它的意义。城隍庙与盐场社会的关系，是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城隍神保一方城池的平安，当地的百姓举行迎神赛会的祭祀仪式，以求得城隍神的保护。任盐官的谭姓始祖被“封”为盐场的城隍神，二十户灶甲的“排亲”组织通过迎神赛会的祭祀仪式，体现了灶甲制度与民间信仰交织的复杂关系。作为一种经济资源，盐之于香山社会固然重要，然而同样重要的还有对这种资源的文化和权力操控。

　　（三）明后期盐业的式微与万历年间盐政改革

　　按照香山县志的记载，至成化八年（1472年）盐场灶户已经减至“灶户一百一十，口五百单一”了。此时距黄萧养之乱已过去了近三十年，但是盐场灶户还在减少，究其原因，官史记载颇详：“其东南浮生，尽被邻邑豪宦高筑基璺障隔海潮，内引溪水浸溉禾苗，以致盐漏无收，岁徒赔课，其中又多逃亡故绝者。以故万历四十四年知县但启元清审详豁九十七丁，将升科粮银四十五两壹钱零七厘抵补丁课。天启五年裁汰场官，盐课并县征解”【66】。

　　《十排考》也说“后沧桑屡变，斥卤尽变禾田，盐务废而虚税仍征，课额永难消豁。追呼之下不免逃亡，利失而害随之，灶民贻累甚大”。所谓“禾田”，即是指明代珠江三角洲海域不断成长的沙田。明代以后，西江北江河口冲积形成新生沙坦，开始了珠江三角洲新沙田区大规模开垦的过程。“后来在中山冲缺三角洲的西海十八沙和东海十六沙、番禺冲缺三角洲和新会崖门之内的大片沙田，就是在这以后逐渐形成并被开发成为沃壤的”【67】。香山盐场的盐田坦洲，就在这块新生的沙田区内。香山沙田的开发，牵涉到周边番禺、新会、顺德等县有权势的“大家”，官府专门为此“侨立都图”【68】。明代以后，香山社会自宋元以来岛屿棋布的地理空间格局与鱼、盐共生的社会经济格局被不断成长的沙田新经济格局所打破。浮生的土地，即冲击了盐课，也冲击了河泊所渔课。【69】

　　万历年间推行盐政改革的知县但启元事迹县志记载颇详：“但启元，号五庐，江西星子人。由乡进士来任。先是，邑有盐场，灶丁输课煎盐。其后苗田多而斥卤少，盐之地日削，丁额犹循旧版，以故逃亡故绝者多，虚丁赔课为累甚大。启元于万历四十年清审盐场丁口，怜其疲弊，一再申请，力为豁去玖拾柒丁，岁解课肆拾伍两有奇，而后灶民有更生之望矣。建祠立碑在恭常都翠微村”【70】。这块碑名为《但侯德政碑记》，详细地保留了万历年间香山盐政改革的内容：“东南一带，枕控沧溟大海，民间煮海为盐，一时利之。国初设立盐场灶排二十户，灶甲数十户，分为上下二栅，详令筑漏煮盐，上以供国课，下以通民用。年来沧桑屡变，斥卤尽变禾田，而课额永难水豁。灶民有一口而均纳一丁二丁至三四丁者，有故绝而悬其丁于户长排年者，即青衿隶名士籍而不免输将。斯民供设艰于茧负。由是多易子折骨，逃散四方，避亡军伍，琐尾流离，靡所不至。侯备得此状，遂概然以苏困救弊为己任，退而手自会计。将升科粮银四十五两有奇，通请于上官以抵补丁课，因得豁免九十七丁。灶民咸举手加额，曰：此非贤父母，吾民更生无日矣。……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岁次乙卯仲秋吉旦盐场灶排二十八户同敬立（按：碑在翠微乡三山庙侧，祝志列金石门，云在凤池书院，误）”【71】。

　　（四）墟市、科举与明清香山盐场社会

　　1、盐场场址的变迁

　　清初迁海，香山场盐课司署一度作废。【72】至乾隆三年，香山盐场复设场大使【73】：“乾隆三年（1738年）复设香山场大使，香山场委员署向在恭常都，乾隆十三年（1748年）大使沈周详建在黄梁都三灶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裁大使改为委员”【74】。乾隆十二年（1747年）腊月，海防同知印光任巡视三灶，写下“村墟易米盐为钞，蛋艇提壶酒换鱼”的诗句，【75】描绘的正是设立盐场以后三灶社会的景象。三灶岛位于珠江口万山群岛西侧的鸡啼门与磨刀门外，面积约七十八平方公里，为珠海市第一大岛。唐宋时期，今天的三灶岛还是四个孤立的小岛，岛与岛之间为条条海道分割，可通舟楫。三灶岛的行政建置自南宋香山立县开始，属于黄梁都。明成化年间，朝廷在三灶岛驻兵，以后历代沿袭下来，并建筑了炮台。明万历年间，三灶岛正式设立地方一级行政机构——猺猖官府”。清乾隆四年，“猺官府”撤消，后改置“盐场大使”（三灶岛香山盐场大使署址在龙堂村与斜沙村之间，同治年间荒废，现已成为耕地）。道光初年“盐场大使”又撤消，改名三灶堡。“三灶盐业的兴起，带来丁商业的繁荣，渔业、农业、运输等行业也随之迅速发展。许多外地商贩、耕民都来到三灶安居”【76】。

　　2、墟市与科举：明清香山盐场社会的转型

　　香山长沙墟，“在（珠海市）香洲区西北面7公里，北与南溪相邻，东南与翠微相接。明洪武年间已有人到此从事捕鱼、制煮盐为生。那时这里是被海水冲积而成的长沙滩地带，附近居民逢农历3、6、9日便到此赶集，故称长沙墟。沿用至今”【77】。长沙墟在当地人的记忆里是海水冲击而成的沙滩，长沙墟的出现和繁荣是明代以来沙田不断成长，海岛连接起来成为陆地的地理空间结构变化结果，也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嘉靖县志尚无长沙墟的记载。不过，迟至万历年间香山盐场可能已设立长沙墟。《香山翠微韦氏族谱》载二房第十三世“清碧公”“常贸易长沙墟。……生万历庚寅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崇祯庚辰年五月初二日”【78】。康熙《香山县志》载“长沙墟在香山场，三、六、九日”【79】。道光《香山县志》载“下栅墟，长沙墟，俱在恭常都”【80】。《十排考》称长沙墟为二十户灶排结成的“排亲”组织拨资设立，“趁墟贸易者则征其货”。“排亲”组织积有公顷，购置公产，墟市税收无疑就是“排亲”的公产。长沙墟税收以投标的方式承包给“有力者”，所得收入“计年分户轮收”，具体的办法就是每年有四户当直（值），四户“均其银”，除完纳国课、赛神经费外，每户所得银归于太祖。二十户共计五年循环一次，周而复始。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明清墟市（集市）研究，以施坚雅中国市场理论影响最大。许檀评价施坚雅的“中国集市理论体系和宏观区域理论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影响最大理论之一”。【81】不过，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既有贡献，也有不足。刘永华认为最为重要的贡献是，施坚雅注意到市场所在的地域社会，他没有将地域社会作“背景化”处理，而是将市场放在地域社会中，考察经济互动与社会文化互动。因此，市场不仅是商业交换的单位，也成为宗族、秘密社会、宗教组织、方言、庇护一被庇护关系等社会活动的基层空间。施坚雅模式成为乡村社会研究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在市场与社会文化结构关系的研究中，施坚雅模式遭到了学者的质疑。【82】萧凤霞用中山小榄菊花会的研究说明施坚雅“理论乃建基于市场交换和距离成本计算的逻辑上。他的分析框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中国农民是理性的，能够适应千变万化的管治环境，去追求利益最大化。施坚雅对于市场层级体系的分析，为研究特定时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概念上的连贯性，但在这个分析框架中，经济机制的重要性，远远优先于政治、文化和社会机制”【83】。

　　叶显恩和谭棣华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墟市的研究中提及宗族、寺庙对墟市的操控：“墟市固然有由某一士绅富户所独建，或由他们倡首建置，但更多的是由一个或数个巨姓大族所创立，也有由寺庙创建的”【84】。近年来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明清华南宗族的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的一种表现，是国家礼仪改变并向地方社会渗透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这个趋向，显示在国家与地方认同上整体关系的改变”【85】。

　　科大卫认为明代以后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在嘉靖年以后，家庙和宗族变成一个控产机构，在没有公司法的年代，扮演了一个商业团体的功能。这样的方法之所以可行——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观念解释的话——主要是因为祖先变成了控产的法人，也就是说，一个宗教的观念，变成了一个法律的观念”【86】。不过，明清以后香山盐场社会的变迁揭示出地域社会的结构可能更为复杂。以盐为主要经济纽带的地域社会，宗族或许并不是唯一的社会组织，“排亲”对经济和社会资源运用的方式，与宗族操控结合在一起，同样也可以成为一种控产机构。

　　刘永华认为福建闽西四保的“墟市实际上是地方社团进行权力较量和角逐地域控制权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地方政治演练的一个重要舞台”【87】的观点启发我们深入探究市场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关系。香山盐场的二十户灶排对“长沙墟”的管理并非一帆风顺。长沙墟的利益引起当地“豪绅”垂涎，并夺收其税。“十排人欲讼之，绅使人谕之曰：无庸，但十排人有登科者，即当归赵。既而郭公以治登康熙乙酉科乡荐，绅果如言来归。郭公洵有功于十排矣，故报之也”。道光《香山县志》卷四《选举表·举人》载“郭以治，翠微人，字論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乙酉科第十名，福建漳浦县知县，暴志”。按照《十排考》作者的说法，地方豪绅以科举为筹码，欲夺墟市税收，翠微村人郭以治以科举功名助“排亲”夺回墟市税收，郭氏中举事件映射出地域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力较量，展现出清代以后香山盐场社会的转型。

三、结语

　　近年来，具有启发意义的华南研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地域社会的历史【88】。本文通过对宋元以降香山盐场历史的考察，试图检讨食盐专卖制度下地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往的研究强调国家对制度创建的正统性、合法性，强调自上而下的贯彻过程。在地方史和社会史的视角下，香山盐场的个案研究表明食盐专卖制度也可以看作是地域社会对国家认同的权力与文化策略，是地域社会的族群自下而上获得身份认同的过程。

　　南宋时期，官府对盐业税收需求的增加刺激了华南沿海社会的食盐生产，香山因盐立县，由此奠定了宋元以降香山社会的经济、文化格局。宋末元初盐场的动乱表明只有那些归附新朝廷的盐民才可以继续在盐场生存，而“抵禁”者很可能就此被排挤出盐场社会。明初灶户立籍，香山盐场的盐民获得了合法的社会身份。赋予食盐专卖制度“正统性”与“合法性”的不仅是国家，也是那些获得灶籍的盐民，他们得到盐的生产特权，将灶籍外的盐民合法地排除出去。明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沙田的成长，适宜食盐生产的海水逐渐淡化，导致盐产下降，灶丁逃亡，黄萧养之乱加快了这一过程。香山盐场盐业的式微迫使地方官员着手改革盐政。随着“斥卤尽变禾田”，香山社会经济格局也在重新整合。清代以后，香山盐场的盐业生产衰落，生产中心转移至三灶。香山场的族群利用市场、宗族、民间信仰、科举等文化和权力资源操控地方社会，揭示出市场与社会文化、地方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关于宋元至明清的华南盐业经济研究，可参考：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三章至第六章，第239—826页。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汤开建：《宋代香港地区的盐业生产及盐的走私），《暨南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第53—60页。郭正忠：《宋代广盐课利及其账籍考辨》，<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第153—177页。该文认为宋室南渡后，政府对广盐生产与课利需求增加，导致广南东、西路海盐业的发展，奠定宋元以后华南的盐业经济格局。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7—98页。高树林：《元朝盐户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46—54页。张国旺：《元代东南盐区盐业研究》，《文史》，2006年第2辑，中华书局，第219—238页。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冯志强：《明代广东的盐户》，《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0—311页。余永哲：《明代广东盐场沿革考》，《广东史志》，1989年第2期，第28—30页。余永哲：《明代广东盐业生产和盐课折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23—27页。温春来：《清代广东盐场的灶户与灶丁》，《盐业史研究》，1997年第3期。冼剑民：《清代广东的制盐业》，《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25—35页。周琍：《明清时期潮州盐业初探》，《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25—30页。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2】张建军：《历史上香山场的盐业经济及其变迁》，《香山设县85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3—119页。张建军：《珠海地区盐业的变迁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编：《岭南考古研究》（3），香港考古学会出版，2003年。

【3】也有学者关注到食盐运销与地域社会的关系，如王振忠著《明清徽商与淮场社会变迁》，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黄国信著《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但是，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食盐流通领域，生产领域与地域社会的关系问题则少有问津。

【4】嘉靖《香山县志》卷七，《艺文志》，（宋）邓光荐：《浮虚山记》，《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85页。

【5】广州地理研究所黄镇国等：《珠江三角洲形成发育演变》，广州：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1982年，第197—206页。

【6】嘉靖《香山县志》卷二，《民物志》，第309页。

【7】嘉靖《香山县志》卷三，《政事志第三·鱼盐》，第332页。

【8】刘志伟：《“浮生”的社会：珠江三角洲的地域空间与人群》，（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主办之“区域再结构与文化再创造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5年5月15—16日，第4页。参阅刘志伟：《地域空间中的国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沙田一民田”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14—24页。

【9】（元）脱脱等：《宋史》卷九○，志第四三，《地理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236页。

【1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668页。（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十九，《广南东路·广州》，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二版，第516页。

【11】嘉靖《香山县志》卷一，《风土志·建置》，第294页。

【12】参见符海朝：《宋元明三朝香山地方官和士大夫的视野考察——一种基于观念史角度的地域历史考察》，王远明等《百年千年：香山文化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0—397页。高民川：《香山立县与陈天觉》，《中山文史资料》，1985年总第5、6辑合刊，内部出版物，第186—188页。

【13】《宋会要辑稿》卷九千七百九十，《食货二五之三四》，（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全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231页。

【14】郭正忠：《宋代广盐课利及其账籍考辨》，《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第153—177页。

【15】道光《两广盐法志》卷三，《历代盐法考·宋代盐政》，道光16年（1836年）刻本。

【16】嘉靖《香山县志》卷三，《政事志第三·鱼盐》，第332页。按：此处“泊”指河泊所，“场”指盐场。

【17】嘉靖《香山县志》卷五，《官师志第五·官制·盐场》，第354页。

【18】《宋会要辑稿》卷九千七百九十一，《食货二七之三、四》，第5256、5257页。

【19】《宋会要辑稿》卷九千七百八十八，《食货二三之一六》，第5182页。

【20】（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五，《财计门·广右漕计》，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79页。

【21】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页。

【22】曾昭璇，黄少敏：《珠江三角洲历史地貌学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48页。

【23】《文献通考》卷十五，《征榷考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考一五五。

【24】《宋会要辑稿》，卷九千七百九十二，《食货二八之二八》，第5292页。

【25】《名臣碑传琬琰集》，卷一，元献公晏殊：《马忠肃公亮墓志铭》载马亮出知广州，发现“濒海盐夫有负课而乏资者，妻孥质于豪族”。《名臣碑传琬琰集》，赵铁寒主编：《宋史资料萃编》第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452页。

【26】《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三、四），第5256、5257页。

【27】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2、93页。

【28】汤开建：《宋代香港地区的盐业生产及盐的走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第57页。

【29】《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南宋宁宗“庆元三年闰六月”，第4150页。注：大溪山又称大奚山，即今香港之大屿山。

【30】道光《广东通志》卷五，《前事略》。同治三年（1864年）重刊本，120册。

【31】（明）宋濂等：《元史》，卷九一，志第四一上《百官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314页。按：此处载盐场十三，唯不载海晏场，元大德《南海志》卷六《盐课》载十四处，收海晏场。《元史》何故缺载，存疑。

【32】元大德《南海志》卷六，《盐课》，《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页。

【33】嘉靖《香山县志》，卷五，《官师志第五·官制·盐场》，第354页。

【34】《元史》卷九十四，志第四三，《食货二》，第2392页。

【35】《元史》卷一九三，列传第八十，《合刺普华传》，第4383—4385页。

【36】光绪《香山县志》卷二十二，《纪事》。

【37】（元）张伯淳：《养蒙集》卷四，《嘉兴路总管府推官刘君先莹碑》，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三九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0页。

【38】银铠编著：《中山邑史考》，第一分册《宋前香山与宋代香山》，《中山文史》第37辑，1995年，第8—10页。

【39】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第44页。

【40】《广东省珠海市地名志》“山场”条：“（山场）在香洲区西北面2公里，属翠香街道办事处，1745人。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建村，原称香山场，据同治十二年《香山县志》记载，该村在凤凰山东麓，山上遍长山花，芬芳、吐艳。故称香山场。建国后简称山场。聚落在凤凰山东麓石溪坑山脚的丘陵谷地，坐北朝南，呈棱状分析”。《广东省珠海市地名志》，广东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41】马永涛：《寻根山场村》，《珠江晚报》，2004年9月20日，第8版。这篇报道由记者马永涛采写，文载山场姓氏有“鲍、王、吴”，当地方言“王”、“黄”不易区分，实际是王姓乃黄姓。原山场村村长并不是王成七，而是黄成七。

【42】赵飞鹏：《山场村城隍庙．两神合祀凸现文化融合》，《南方都市报》（珠海版），[珠海图志]，2005年8月10日。

【43】笔者于2009年10月4日初次走访珠海市山场村。作为珠海市城市规划改造项目的城中村，原山场村已经全部拆除，仅保留此座北帝殿城隍庙。参阅前引记者马永涛和赵飞鹏的报道。关于这座合祀庙，将在下文明清香山盐场部分详细讨论，此处暂不表。

【44】崖口村编纂领导小组编：《崖口村志》，内部资料性出版物，2005年，第41、47、48页。参见黄健敏：《民俗与乡村社会——香山民俗文化之“崖口飘色”》，王远明等：《百年千年：香山文化解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3—470页。

【45】谭绍康（仲伯祖）与子谭溪山（南釜祖）的生卒年月似有讹误。

【46】《崖口那洲潭氏长房谱》，珠海市前山镇界涌村郑少交先生收藏。笔者于2009年11月30日拜访郑先生，得见此谱。同时笔者蒙郑先生首肯，拍摄了崖口村谭姓《谭氏族谱》、山场村鲍、吴两姓《鲍氏族谱》（鲍延禧堂敬修）、《吴氏族谱》及《延陵吴氏族谱》部分内容，本文关于元明时期香山盐场社会的讨论，采用的族谱，除特别注明外，皆为郑少交先生收藏。在此谨向郑少交先生致谢!

【47】参见刘志伟：《珠江三角洲族谱的历史解读》，（台湾）《东吴学报》，第十四期，2005年12月，第77—105页。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王鹤鸣等主编：《中国谱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48】《元史》，卷一九三，列传第八十，《合刺普华传》，第4385页。

【49】光绪戊申岁（1908年）重修《香山翠微韦氏族谱》，传经堂丛印，第十二册，“十排考”，无作者名。广州：中山省立图书馆藏。翠微村，位于珠海市区，今称珠海市香洲区前山街翠微社区居民委员会。山场村和翠微村的关系，嘉靖《香山县志》卷一，《风土志第一·坊都》，载“长安乡恭常都，内村二十二，曰蠔（蚝）潭，翠眉”，第296页。1947年何大章编撰《新志初稿·地理志初稿》之《中山县各区乡镇缩编沿历表》载香山县第五区香山乡有“山场”，凤山乡有“翠微”，参见《中山文献》第八册，（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广东省珠海市地名志》“翠微”条：“在香洲区西南部约7公里，东邻山场村，西邻造贝村，北邻上涌村。属前山镇，1700人。宋代末期建村，原称翠环，后在清康熙年间村人郭以治中科举。任福建津浦县知县，回乡题词一首。词中有一句‘苍苍横翠微’，村人便以翠微取名”。第46页。

【50】（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六，《食货四·盐法》，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34页。

【51】嘉靖《香山县志》，卷五，《官师志第三·官制·盐场》，354第页。

【52】嘉靖《香山县志》，卷三，《政事志第三·公署），第324页。

【53】嘉靖《香山县志》，卷三，《政事志第三·鱼盐》，第332页。

【54】珠海市山场村《吴氏族谱》，珠海市前山镇界涌村郑少交先生收藏。

【55】有关户籍制度与地域社会的讨论，参见刘志伟：《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里甲制中“户”的衍变》，《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第72页。

【56】“正统十四年夏六月……黄萧养反攻广州城，杀都指挥使王清”。嘉靖《广东通志》卷七，《事纪五》，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膳印，第140页。参阅郭柒：《粤大记》卷三，《事纪类》。黄瑜：《双槐岁抄》卷七，《黄寇始末》。

【57】《明史》卷二百一，列传第八九，《吴廷举传》，第5309–5310页。

【58】康熙《香山县志》卷三，《食货志·盐法》，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

【59】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第147页。

【60】《延陵吴氏族谱》，珠海市前山镇界涌村郑少交先生收藏。

【61】刘志伟：《地域空间中的国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沙田一民田”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17页。

【62】参见（清）厉式金修：《香山县志续编》卷三，《舆地·氏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据广州墨宝楼刻本复制，1982年。

【63】参见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4页。

【64】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第96页。关于山场村北帝与城隍神合祀的问题，关系到地域社会信仰，限于篇幅，暂不打算在此讨论，关于珠江三角洲的北帝崇拜，参阅刘志伟：《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北帝崇拜的一个解释》，《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7—125页。

【65】关于珠江三角洲明初里甲制度与地域社会关系的讨论，参见科大卫：《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5期，第67页。

【66】康熙《香山县志》卷三，《食货志·盐法》。

【67】刘志伟：《地域空间中的国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沙田一民田”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15页。

【68】康熙《香山县志》卷二，《都图》。

【69】嘉靖《香山县志》卷三，《政事志第三·鱼盐》，第332—333页。

【70】康熙《香山县志》卷五，《宦绩》。

【71】光绪《香山县志》卷六，《坛庙》。

【72】康熙《香山县志》卷二，《公署》。乾隆《香山县志》卷三，《盐法》。《中山文献》（一），台湾：学生书局，1967年，第297页。

【73】乾隆《香山县志》卷二，《户役》载“香山场大使俸银四十两，皂隶二名，工食银一十二两，闰银二两”。《中山文献》（一），第243页。

【74】光绪《香山县志》卷六，《盐法》。

【75】（清）印光任：《腊底舟泊三灶海口》，乾隆《香山县志》卷十，《艺文》，《中山文献》（一），第1266页。

【76】梁振兴，温立平：《三灶岛简史》，《珠海文史》第五辑，1987年，第63—73页。

【77】《广东省珠海市地名志》，第46—47页。

【78】《香山翠微韦氏族谱》卷四，第三册，《二房第十三世》。

【79】康熙《香山县志》卷二，《墟市》。

【80】道光《香山县志》卷二，《舆地下·墟市》。

【81】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191—192页。

【82】刘永华：《墟市、宗族与地方政治——以明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四保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85—198页。

【83】萧凤霞：《传统的循环再生》，王远明主编：《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84】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第73—90页。

【85】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3页。

【86】科大卫《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5期，第71页。

【87】刘永华：《墟市、宗族与地方政治——以明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四保为中心》，第197页。

【88】参阅程美宝、蔡志祥：《华南研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实践》，《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22期，2001年1月。黄国信、温春来、吴滔：《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46—60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1）

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

摘要：胡三省在《通鉴音注》一书中透露出一股强烈的宋室情怀。对宋王朝称谓的亲切和对宋朝地名的沿用，可以看作是胡三省对宋王朝的深切怀念，而其义不臣元、隐居著书、对宋氏灭亡进行深刻的反思，可以看作是胡三省宋室情怀的最高展露。在这股情怀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情结的延续和反映。胡三省本此文化，即礼，去思索历史的走向、臧否历史人物和关注现实人生，形成自己独特的史实评论和注释。

关键词：胡三省；宋室情怀；文化情结；礼

　　胡三省（1230-1302），原字景参，后改字身之，浙东宁海人，曾做过南宋的地方县令。元灭南宋后，决意不仕新朝，隐居著述。其中著作，只有《通鉴音注》一书流传下来，成为阅读《通鉴》的必备书。但胡三省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人们忽视。诚如前人感叹：“一若身之于擅长地理外，言论行谊，举无足述者。呜呼！《鉴注》全书具在，岂特长于地理已哉！《鉴注》成书至今六百六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埋于若无若有之中；后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志名之下，身之殆可谓真隐矣。”[①]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垣于抗战时期，深悲山河沦丧、国运日衰，悟到胡三省注《通鉴》时的心境，花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一书，对胡三省和《通鉴音注》作了全面的阐发。建国以来，研究胡三省的论著渐多。有从历史来考订其身世背景的，认为其在过去的历史中实为一隐者[②]；有论其学识和人格精神的，认为其学识渊博、精神伟大[③]；也有专门研究《通鉴音注》在考证、注释史实方面的伟大成就[④]；也有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研究胡注在训诂、校勘方面的贡献[⑤]；还有从思想角度来考察胡三省的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等[⑥]。这些探讨丰满、拓宽了对胡三省的研究。笔者综合前人研究后发现，对胡三省的宋室情怀，前人较少专门的研究[⑦]，从文化和历史角度来考察其思想和宋室情怀的，亦不多见，故笔者从这两方面入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通鉴音注》为例，对胡三省的宋室情怀和文化情结做一简要的概述。

　　一、 胡三省的宋室情怀

　　钱穆曾言：“治史当必备一番心情，必以国家民族当前事变为出发点。……史学是大群人长期事，不是各私人之眼前事。若无关心民族国家的一番心情来治史学，则正如无雄之卵，孵不出小鸡来。”[⑧]胡三省生活于宋元交替之际，亲眼看到宋朝在异族的严重压迫下，政治是那么腐败，又眼见宋朝覆灭、元朝的残酷统治，精神不断受到剧烈的冲击。“他要揭露宋朝招致灭亡的原因，斥责那些卖国投敌的败类，申诉元朝横暴统治的难以容忍，以及自己身受亡国惨痛的心情”。[⑨]因此，《通鉴音注》是胡三省一生精气的结晶，是血与泪的凝聚。其中那股若隐若现的宋室情怀是全书的一条主线。

　　（一）对宋王朝的怀念

　　南宋灭亡后，胡三省隐居著书，少问世事，然对宋王朝却始终不能忘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是对宋王朝的称谓。南宋灭亡后，胡三省以宋朝遗民自居，在《通鉴音注》中常称“宋”为“我宋”“本朝”“皇宋”“吾国”“国朝”等，而不称“前宋”或“亡宋”。如三国时，吴国吕范为人忠诚，极为吴王所信任。胡三省注：“周世宗之待周美，我朝太祖之重窦仪，事亦类此。”[⑩]而在“粮料使”一条下注释：“粮料使：主给行军衣食，我宋朝随军转运使即其任。”[11]又如注“全义岭”曰：“武德四年，分始安置临源县，大历三年，更名全义，属桂州。国朝改全义为兴安，县在桂州东北一百五十里。”[12]从“我宋” “本朝”“皇宋”等称谓中可以考见胡三省对故国感情的深厚。

　　其次,多沿用宋朝地名注释地理。顾炎武曾于《日知录》中言：“宋胡三省注《通鉴》，书成于元至元时。……其释地理，皆用宋州县名，惟一百九十七卷盖牟城下，注曰‘大元辽阳府路’，辽东城下，注曰‘今大元辽阳府’，二百六十八卷顺州下曰‘大元顺州，领怀柔、密云二县’，二百八十六卷锦州下引陈元靓之言曰‘大元于锦州置临海节度，临永乐、安昌、兴城、神水四县，属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引陈元靓之言曰‘大元建州，领建平、永霸二县，属大定府路’，以宋无此地，不得已而书之也。”[13]此语诚得胡三省注疏之微意。胡三省长于地理，曾言：“凡注地理，须博考史籍，仍参考其地之四旁地名以为证据，何可容易着笔乎！”[14]，又言“晋、宋、齐、梁、陈之疆理，不可以释唐之疆理。释《通鉴》者当随事随时考其建置、离合、沿革也”[15]。其言被后世注地理者奉为准则。其注地名时，多采用宋朝地名。其注“新都郡”时言“（孙）权分歙县为徙新、新定、休阳、黎阳，并黟为六县，置新都郡；……皇宋改徽州”。[16]注“金乡”曰:“金乡县，后汉属山阳郡，晋属高平郡。……我宋属济州，县在州东南九十里。”[17]同一笔法，胡三省在“枝江”下注到“枝江县，自汉以来属南郡，春秋之罗国也。……我朝熙宁六年省枝江为镇，入松滋县”。[18]又如卷210引《临海记》注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视之如一，高一万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又有飞泉，垂流千丈”，然后在其下注到：“时属台州唐兴县界，我朝太祖建隆元年，始改唐兴县为天台县。”[19]这些均是胡三省沿用宋朝地名来注释地理，若不得已时引用元朝地名，一般则以“大元”标出，除《日知录》所引之外，散见于整部《通鉴音注》的还有很多。如注“北朔州”曰：“后齐置朔州于古马邑城，于西河郡置南朔州，故谓马邑为北朔州。大元以朔州置顺义节度，领鄯阳、窟谷二县，而以马邑县置固州”。[20]又在“丰州”一条下注释：“丰州，汉朔方临戎县地；隋开皇五年置丰州。……大元以丰州置天德军节度，属大同府路。”[21]

　　从胡三省对宋朝的称谓及其地名的沿用，可以想见其对宋王朝的深情。然而元朝脱脱等编纂《宋史》，明朝宋濂等编纂《元史》，均没有给胡三省立传，《宋史新编》也没有《胡三省传》，其隐没于历史中、无闻于后世，不可谓不久。民国柯劭忞作《新元史》时才为其立传，附于《马端临传》后，但也只是寥寥数语；而且，将其归入元代，笔者认为，这实在不符合胡三省本人的身份和意愿。

　　（二）亡国之痛及其反思

　　人苟非天良丧尽，莫不有爱国之心，然不经历国亡，不知国之可爱。胡三省历经亡国之痛，故于《通鉴音注》中，常流露出对故国的哀思。如在乐毅引兵攻打齐国，齐危亡在夕时注释到：“其时乐毅以燕中军镇临淄，法章已立而保莒。田单自安平保即墨，奔败之余，犹可置之不问，法章布告国中，自言已立在莒，可安坐而不问乎！后人论乐毅，以为善藏其用，吾未敢以为然也。”[22]其意似有所指，陈垣认为“此深有感于帝昺崖山之败也”，[23]然笔者认为并不明晰。当司马师在并州胡反叛时，引咎自责，不讳败推过，司马光对此引习凿齿之言赞誉有加，胡三省不禁感叹：“呜呼！此贾相国之所以败也！”[24]此时的胡三省竟不禁大声疾呼，直抒其对宋朝的感情。又如刘宋周郎上疏，认为“侈丽之源，实自宫闱开之”，胡三省不禁大声疾呼：“呜呼!我宋之将亡，其习俗亦如此。吾是以悲二宋之一辙也。呜呼！”[25]从这些或明或暗的感叹中，可以考见胡三省作注时的心情及旨趣。

　　而对于南宋战败之耻、亡国之痛，胡三省更是难以忘怀，甚至痛哭流涕。如“屠城”一词，意义浅显，本无须注释，胡三省却在“速斩魏齐头来！不然且屠大梁”一语下郑重注到：“屠，杀也。自古以来，以攻下城而尽杀城中人为屠城，亦曰洗城。”[26]此盖有感于大元攻宋时屠城之惨。而对于后晋之灭，晋主上降表于契丹，自称“孙男臣重贵”，太后自称“新妇李氏妾”，胡三省若切肤之痛，写到：“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其后又捶胸哀嚎：“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27]胡三省对于后晋之亡，等同于南宋之亡，故其感受极为深挚和沉重。

　　其中襄阳之败，胡三省尤三致意。首先在韦叡力战不退、以勇却敌之策略下写到：“此确斗也。两军营垒相逼，旦暮接战，勇而无刚者不能支久。韦叡于此，是难能也。比年襄阳之守，使诸将连营而前，如韦叡之略，城犹可全，不至误国矣。呜呼痛哉！”[28]其后又屡屡借助史事大加慨叹：“呜呼！吾国之失襄阳，亦以水陆援断而诸将不进也。”[29]“呜呼！比年襄阳之陷，得非援兵不进之罪也！”[30]在胡三省看来，襄阳的失利，主要原因是由于援军的断绝和南宋诸将的不进。

　　亡国之痛，上至帝王下至凡庶，历代一辙，然而贵能对其进行反思与检讨。清儒王夫之曾言：“呜呼！士不幸而生于危亡之世，君已俘，宗庙已墟，六宫尽辱，宗子无余，举国臣民寄死生于异类之手而听其嚼齿，奸宄施施且拥叛逆而为主，不死而何以自堪。”[31]此亦盖忠愤激昂之言。许多有志节的士人，他们在国灭亡后并未以身殉国，而多隐居不仕，通过对历史的追问而进行反思，以寄望于将来。胡三省就属于此类。他以宋室遗民自居，义不臣元，隐居著述，常借助论史来反思宋亡之由。或感慨宋室吏治之腐败，哀民生之多艰。如梁武帝时赋民间粮食以充军食，胡三省写到：“和籴以充军食，盖始于此。历唐至宋而民始不胜其病矣。”[32]可知宋时和籴政策的病民。对唐中宗令崔、郑诸人掌铨衡，导致吏部授拟不足，逆用三年阙，选法大坏。胡三省大声感叹：“选法之坏，至于我宋极矣。吏部注拟，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之者一人，未至者一人，伺之者又一人，稍有美阙，伺之者又不特一人也。岂止逆用三年阙哉！”[33]由此可知宋朝选举制度的腐败。或者痛心南宋偏安、不思进取，举国君臣以歌舞湖山为乐。如楚襄王不顾其父怀王客死于秦的大仇，胁于秦之武力，而与之通婚。胡三省在司马光的评论后又注到“谓楚襄王父死于秦，是仇雠之国也，忍耻而与之婚。”[34]其有感于宋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之事不言而明。而于宋武帝刘裕对音乐“正因不好之，故不解也”之言语大加赞许，认为“英雄之言，政自度越常流；世之嗜音者可以省矣”。[35]对陈人柳彧“请禁元宵夜晚游玩”之建议，深有体会，写到：“观此，则上元游戏之弊，其来久矣。后之当路者，能不惑于世俗，奋然革之，亦所谓豪杰之士也。”[36]从这些感慨与评论中，可以看出南宋风俗的奢靡以及胡三省对南宋君臣歌舞河山、忘却国亡之举的痛心。因此胡三省对于国家治术的见解常寓意极深。

　　陈垣先生有言：“南宋国势孱弱，百年大计，争持于和与战之间，结果和与战皆失，驯至亡国，可慨而已！身之所论，大抵重在自强自治，不与人以可趁之机。纵不得已而求助于人，亦必慎所与，而勿贻拒虎进狼之悔。斯可谓善于交邻者矣。”[37]此语道出胡三省论治术的苦心。如唐德宗欲向吐蕃借兵平乱，李怀光极言不可，并力呈借吐蕃之力以平乱有三害，对此胡三省赞道：“李怀光虽欲养寇以自资，然其陈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38]胡三省虽然看不起李怀光的为人，但对其陈吐蕃三害亦极为赞赏，实在深得孔子“不以人废言”之良训。胡三省又在蒙逊借助于夏，以退秦师之策略下感叹“是以亲仁善邦，国之宝也”。[39] 均可见胡三省重自强之策以立国。

　　然中原沦亡的另一重要原因，在胡三省、王夫之等人看来则是部分中原衣冠人士，为求荣华，不惜自弃父母之国，导他国之兵以戕害父母宗国。此种人“于家为败类，于国为匪人，于物为禽虫，偷视息于人间，恣其忿戾以徼幸”，[40]最为可恶，故胡三省给予了无情的披露。如赵廷寿父子贪求荣华，不惜投靠契丹，引兵戕害宗国。胡三省极为痛心而愤怒的写到：“契丹用中国之将，将中国之兵以攻晋，藉寇兵而齐盗粮，中国自此胥为夷。……赵廷寿为契丹主愚弄鼓舞，至死不悟，嗜欲深者天机浅也。”细细品味其语气，其心情不难想见。其后契丹主当赵廷寿的面宣称“朕举国南征，五年不解甲。仅能得之，岂为他人乎！”，胡三省不失时宜地感叹：“赵廷寿闻契丹主此言，可以绝望矣。”[41]在胡三省看来，贪求他国富贵而背弃父母宗国，是不能立于此天地之间的。

　　因而对于南宋降敌诸将，胡三省既伤其失身于异类、于名节有亏，更痛心他们导他国之兵以戕害宗国。故在《通鉴音注》中郑重写到：“背父母之国，不念坟墓宗族，是反天性也。椎髻以从蛮夷之俗，是弃冠带也。”其语陈垣认为“为宋末诸降人言之”。[42]此有一定的可能，然不十分明晰。但对于南宋守臣之先后降元，导致南宋疆场入于敌手，（陈垣曾言：“不因刘整、吕文焕，元不得泸州、襄阳；不因陈奕、范文虎，元不得黄州、安庆。”）胡三省是深有感触的，故当梁臣游肇上书言“往昔开拓，皆因城主归款，故有征无战”之时，不禁慨然写到：“不因薛安都、常珍奇、沈文秀，魏不得淮、汝、青、徐；不因裴叔业，魏不得寿阳。游肇之言，可谓深知当时疆事者。”[43] 其伤南宋降元诸将之心，卓然可见。   

　　二、胡三省的义不臣元

　　胡三省的宋室情怀，不仅表现在对宋王朝的深切怀念及其对宋室灭亡的反思中，更表现在其义不臣元上。元灭南宋，拥有中原，武功之盛，史所罕见。然胡三省等却坚持不仕新朝，而以南宋遗民自居。最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在于元初统治实大异于中原自古之传统，胡三省等人在心理和文化上不能认同。

　　元以部族拥有中原，起初统治，颇有部族之风，认为马上得天下，当以马上治之，故对中原文化，颇不以为然。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元人曾言“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又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又欲分裂天下州县，亲赐亲王大臣；于攻下汴京时，又欲尽屠全城之人，均因耶律楚材力谏而止。[44]吕思勉先生曾言：“蒙古人是始终并没懂得中国政治的。——而且可以算始终并没懂得政治。他看了中国，只是他的殖民地，只想剥削中国之人以自利。他始终并没脱离‘部族思想’，其初是朘削他的部族以自利其部族，到后来做了中国的皇帝，他的政策就变做剥削百姓，以奉皇室和特殊阶级了。……他所喜欢的是工匠，他所看重的是商人（和王室贵戚大臣等交往的商人），所注意的聚敛的政策。”[45] 而对于元人统治的种种不适应，胡三省均有所回应。

　　（一）关于元初贱儒

　　元初统治，最令世人反对与诟病的则是政治上极端贱儒，认为儒术无益于国，而儒士“既不能执干戈入行伍，又不能持筹握算为主人殖货财，又不能为医匠打捕，供主人特别之需求，又不能如农民可以纳赋税”，[46]故欲毁之。后虽因耶律楚材力谏而止，然“十色人”之风终长期弥漫于当时之社会，视儒士与娼妓、乞丐同列，此为胡三省等深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士人所不能接受、所不能容忍，故于《通鉴音注》中恒言儒术儒士的重要。如唐太宗平定祸乱后，选弘文馆学士如虞世南、欧阳询等人，日夕与之讨论国事。对此胡三省写到：“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47]而五代时张昭远上疏，请选师傅教导诸皇子，使之明礼义之重、识安危之理。胡三省于此连连感慨：“自梁开平以来，至于天成，惟张昭远一疏，能以所学论时事耳。不有儒者，其能国乎！惜其言之不用也。史言赏叹而不能用也。呜呼！帝之赏叹者，亦由时人言张昭远儒学而赏叹之耳，岂知所言深有益于国哉！”[48]“不有儒者，其能国乎”，“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等云云，可知儒者、儒术在胡三省心中的位置。

　　胡三省不惜大书特书于此，盖既伤元初士流之贱，又闵怀宋室优士之策也。宋朝一向优待文人士大夫，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因此，一方面放宽了进士的出路，进士一登第即释褐，而且登科名额，较唐代为优，至宋仁宗嘉佑二年，诏进士御试，例不得黜落。一方面又提高了文官的待遇，比如官俸之逐步增添，祠禄（为大臣退职之恩礼），又有额外恩赏，复有恩荫（有荫子荫孙，乃至于荫期亲，荫大功亲，甚至荫及异姓亲，乃至门客）[49]。在社会如此的提倡与扶持下，儒士的地位是很高的，其对国朝掌故、历代典章制度亦多涉猎，对历史文化较为熟悉，在实际的政治、社会中承担着一份责任。因此胡三省对于历史上的重文制度详加留意，多给予注解和评论。如弘文馆，先引《唐会要》和阁本《太极宫图》详注其在唐朝的变迁，然后郑重写到“即我朝之崇文馆也。避宣祖讳，改‘弘’为‘崇’”。其自豪之情寓于言表。同时也对重文之风进行反思。在皇甫镇为义而死之下反思曰：“士为知己者死。皇甫镇有焉。科举之设，乌足以尽天下之士哉！”[50]就认为科举制不足以尽天下人才。而对宋朝重文轻武、重议论而轻实践的风气亦认为有很大的弊端。胡三省认为沈括等人对军事的议论详则详矣，然“用之则误国丧师，不知合变，是赵括之谈兵也”。[51]对唐太宗初政，不亲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而亲封德彝之举，胡三省大为赞赏而感慨后之为相者，“其心无所权量，但曰:‘亲君子，远小人’。未能有济者也”。[52]此为胡三省对宋朝“重议论而轻实践”之风的反思。另一方面又对宋朝重文之风进行反思，认为文人亦有过错。其在卷284就反思到：“呜呼！此等气习，自唐刘贲已为文宗言之。李彦韬、史弘肇当右武之世，张其气而奋其舌。以其人品，夫何足责，然非有国者之福也。虽然，吾党亦有过焉，盖亦反其本矣。”[53] 所谓“吾党亦有过”云云，大概指南宋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而言。

　　（二）关于元初重货利、逐聚敛

　　元初政策遭后人批评的，除极端贱儒外，便是重货利、逐聚敛。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元太宗时定天下赋税、地税、商税、盐税，时朝廷认为税额太轻，独耶律楚材一人认为税额过于沉重；而当时官员大力聚敛，岁有增羡，自庚寅定课税格，至戊戌课银，增银一百一十万两，译史安天合，为讨好上司，又增至二百二十万两。耶律楚材极力辩谏，声色俱厉，言与泪下。元太宗不听，曰“尔欲搏斗邪？尔欲为百姓库耶？姑令试行之”。[54]由此可见元初逐利之风。

　　胡三省目击当时好货之习不可向还，故其在《通鉴音注》中，对于唐德宗及五代时事，寄慨尤多。如唐德宗好货，惟进奉者则牢记其姓名，胡三省于此作注，似乎意有所指。而元世祖忽必烈重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言利之臣，大肆聚敛，害民尤甚，最后其下场多极为悲惨。胡三省目击其事，常借助历史上的相关人物发之。如五代时后晋郑阮贪财好货而又极为骄暴，被石重立因乱杀之。胡三省于此注到：“因乱者，因中原之乱也。史言贪暴之人，不唯难免于治世，亦难免于乱世也。”陈垣认为“此为阿合马言之也”[55]又在卷282“后晋高祖天福五年”一条下注：“计帐时有仓吏于受纳之时，斛面取赢，俟出给之时而私其利。此皆官吏相与为弊，至今犹然也。”此感慨逐利之风至元时仍未息。

　　（三）关于元初宗教的摧残

　　元初第三个遭史批评的是政治上极为重视与中土迥异的佛教，即其喇嘛教。柳诒徵先生曾言：“元之崇奉佛教，自帝师八思巴始。其徒所奉之佛教，即西藏之喇嘛教，与汉魏以来中土佛教迥异。元之诸帝崇奉之，徒以害民病国而已。”[56]吕思勉先生亦认为：“喇嘛教入蒙古，至世祖时大加尊崇。元朝历代帝王，没有一个不崇信的。喇嘛教的僧侣，都佩金字圆符，往来中国和西蕃。所过之处，都要地方官辨差，驿站不够住，就到民间去借住。驱逐男子，奸淫妇女，无所不为。在中原的，就豪夺民田，侵占财物。内廷年年做佛事，所费很多。”[57]于此可见喇嘛教在元朝的地位和影响。而胡三省亲身所值当时佛教的弊害，故于注中借相关史事发之。对梁武帝崇佛、不忍断重罪的慈悲心一语道破，认为此举“不惟儒道之所不许，乃佛教之罪人，而断一重罪，则终日不怿，吾谁欺，欺天乎！”[58]对于其他帝王崇尚佛教的行为也大发评论，其有感于元初喇嘛教的摧残可见一斑。如卷282言：“呜呼！使度僧而有福田利益，则闽国至今存可也。”[59]就认为佛教无益于国存。又如卷286：“噫！熟知缁黄变色，其徒所为，有甚于不敢献食者耶！有国有家者崇奉释氏以求福田利益，可以鉴矣。”[60]此一语道出崇奉佛教对国家的危害，极为发人深省。

　　清儒曾言：“君子之大事，在仕与隐。仕隐者，君子之生死也。……有可以仕，有不可不仕，有可以隐，有不可不隐，持之以大贞而存其义，酌之以时宜而知其畿，生以之生，死以之死，生不虚而死不妄。不轻以身试天下，不轻以天下试其身。终身守之，俄顷决之，皆存乎一心。君子之道，仕者其义也，隐者其常也。”[61]中国古人对于出处语默、进退仕隐，是很看重的，常以道义作为衡量取舍的标准。故孔子言：“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62]宋儒程子言：“寒士之妻，弱国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择势而从，则恶之大者，不容于千世矣。”[63]清儒王夫之亦言：“乱世之去就，决之以义而已，义定而守之以信。”[64]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道义”在古人心中的位置，不论出处退隐还是乱世去就，均以道义来权衡取舍。

　　元初政治上极端贱儒、重聚敛、重与中土迥异的喇嘛教，诚如钱穆先生所言：“他们欠缺了一种合理的政治理想，他们并不知道所谓政治的责任，因此亦无所谓政治的事业。他们的政治，举要言之，只有两项：一是仿制反动，二是征敛赋税。……可见，元代入主中国，经历一百余年，中国自秦汉以来传统的文治政权的意识，始终未能接受过去。他们的政治，始终是古代贵族封建、武装移植的气味。”[65]再加上元以异族武力杀伐而取得天下，与南宋政治，相差实在太远，在胡三省等辈眼里，此实为一乱世，一无道之世。故不愿失身于异类，认为：“失身于异类，则己无身矣。无身而君谁其君，父谁其父，遑及忠孝哉！”[66]因此于《通鉴》卷6“周民东亡”下郑重注释曰：“义不为秦民也。”此不啻于胡三省自己“义不臣元”的心声。故其“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存其道统于自身，以寄望于来者。

　　三、胡三省的文化情结——礼

　　胡三省的宋室情怀，从何而来？其为何视元朝统治为一异族的政治而不愿臣服？笔者以为，此与胡三省所接受的礼教文化有莫大的关联。笔者认为，吾国自有史以来，便用文化，即礼来引导人们、来处理国家政务、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古人统称为四夷）的关系。因天然地理环境和双方文化生活的差异，古人认为，夷狄之与华夏，“天气殊而生物异，地气殊而习尚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67]虽然如此，双方仍然和平往来，互通婚姻互相贸易。只是当双方矛盾冲突加剧时，此华夷之防才特别提出，然多从文化上来区分，少从血统来审视。因此有学者曾言“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和政治方式”“故在中国观念里，本没有很深的民族界限。他们看重文化，过于看重血统。只有文化高低，没有血统异同。中国史上之所谓异民族，即无异于指着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意味不同的人民集团而言。”[68]这种文化——生活习惯和政治方式——即为一种华夏中原自古相传的礼。此一礼，实为中国古代一极为重要的内容，其作用略相当于今一国之法或国际法。小而言之，为个人修养、行事的准则，大而言之，则为国君治理国家、颁布政令、处理外交事宜的指南，是全社会共同遵循的法则。如《礼记·礼运》言：“礼者，君之大炳也。所以别嫌，明微，摈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69]《左传》将此礼上升到守国、平乱、亡国的高度。如僖公十一年言：“礼，国之干也，礼不行则上上下昏，何以长世？”[70]宣公四年言：“平国以礼，不以乱。”[71]故王夫之曾言：“夫礼之为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神之所自绥也，仁义之以为体，孝弟之以为用者也；五伦之所经纬，人禽之所分辨，治乱之所司，贤不肖之所裁者也；舍此而道无所丽矣。”[72]直把此礼上升到国家存亡、上升到“道”的层面。

　　（一）礼以变夷

　　综上所述，此礼实为中国古代一极为重要的内容，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国际法。古人用此礼来治理国家政务，又用来处理民族关系。其中一重要的原则即为以华变夷，使先王之声教达于四海。《论语·子罕篇》言：“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73]《孟子·滕文公上》亦曰：“吾闻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74]均是以华变夷思想的流露。此种思想在中国古代，是很正常而普遍的。胡三省亦不列外。他也希望能以华变夷，常保此祖辈相传之衣冠文物。然此事实为不易，故屡叹以华变夷之难，其在卷111就感叹：“魏主珪之崇文如此，而魏之儒风，及平凉州之后始振。盖代北以右武为俗，虽其君尚文，未能回也。呜呼！平凉之后，儒风虽振，而北人胡服，至孝文迁洛时，未尽改也。用夏变夷之难如是夫！”[75]其感慨以华变夷之难，不言而喻。然若他国之人能习中原文化，尊重华礼，则善之。如石勒，虽为胡人，但能尊重士人，尊重中原文化，禁止兵卒凌暴衣冠之士，故胡三省赞道：“勒，胡人也。能禁其丑类，不使陵暴华人及衣冠之士。晋文公初欲俘阳樊之民，殆有愧焉。”[76]又曰：“石勒起于胡羯饿隶，而能如此，此所以能跨有中原也。”[77]

　　而对中原之国，复用夷狄之礼，及因战乱等因素导致中原淳厚之民风沦为夷狄犷戾之风，则伤之。魏孝武帝即位，用代都旧制。对此胡三省感叹：“魏自孝文帝用夏变夷，宣武、孝明即位，皆用汉武之制。今复用夷礼。”[78]细细品味语气，“今复用夷礼”，其失望、痛惜之情如在目前。又在卷240下写到：“考之《汉志》，汝南户口为百郡之最。古人谓：汝颖多奇士。至唐而犷戾乃尔，习俗之移人也。呜呼！吾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79]其“吾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之语，既伤汝颖风俗之变，亦感慨中原风俗，在元人的统治下，逐渐沦为犷戾。

　　然虽痛心中国之沦为夷狄，胡三省却坚信正统在华不在夷，中原虽沦入夷狄之手，但非天命，终会恢复。在卷100胡三省就郑重写到：“古者荆蛮之俗，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负、殊以此斥言之耳。是时衣冠文物，皆在江南，且正朔所在也。负、殊吠尧刺由，知各为其主而已。”[80]又于卷103“王猛劝秦主好事江南”下写到：“王猛事秦，亦知正统之在江南。徐光之论非矣。”[81]胡三省反复强调“中国正朔相传，不归夷狄”，大概在他的眼中，“正统”即代表着文化与天命，正统不亡，即为文化的再生；而文化的延续，即为正统的相传。

　　（二）礼以论人

　　因此，在胡三省的眼里，并没有严格的民族界限，他只以文化（即当时中原自古相传的礼）来对待当时的民族交往。当他族之人能以礼让为国，重视华夏之衣冠文化时，则赞许有加；若其违礼乱行，离经叛道，则必贬损之，虽帝王将相及华族之人也不能避免。胡三省以此来臧否历史人物，形成其独特的论史方法——重德不重位。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看重其德行而非名位，从其对华歆、邴原和管宁三人的评论，可以看出。

　　卷67胡注：华子鱼有名称于时，与邴原、管宁号三人为一龙，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歆所为乃尔，邴原亦为操爵所糜，高尚其事，独管宁耳。当时头尾之论，盖以名位言也。呜呼！[82]

　　而尤其看重其臣节操守。如李业拒不受公孙述的征辟，胡三省认为其志节可嘉，大笔勾勒到：“（李）业，平帝元始中除为郎，会王莽居摄，以病去官，杜门不应州郡之命。王莽以业为酒士，病之不官，遂隐藏山谷，绝匿名迹。夫既不仕于莽，其肯为述起乎？”[83]而对于保自身长寿而无益于家国的，如苏威，则叹其“不如早夭”；对段秀实等不避权贵、守正不阿的行为，则极为称颂，认为“其事业风节，卓然表出于唐诸将中。”[84]对于那些为保自身禄位而背弃宗国、视人君如路人的，则必加鞭挞。如李崧、冯道等人，视国亡如儿戏，故言“二人历唐、晋，位极人臣，国亡不能死，视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85]

　　胡三省对女性的评论，也以礼为标准，不计其权位与声望。当唐昭宗已被杀害，其妻何太后求生于蒋玄晖，辞极哀婉。对此胡三省感叹到：“昭宗已弑，裕与诸弟稍长，相继而死，事也至此，后之母子独能全乎？”[86]认为何太后偷生无益。其后，何太后亦因蒋玄辉而死。胡三省感慨万千：“何后祈生于蒋玄晖，而卒以玄晖死。屈节以苟岁月之生，岂若以身殉昭宗之不失节也！”对身份极为尊贵的何太后，因德行品节有亏，不能一死以全节，而置不满之词；而魏时司马昭作乱，杀害高贵乡公，尚书王经不从，将其逮捕入狱。经辞别老母，其母颜色不变，笑而应之曰：“人谁不死，正恐不得其所。如此并命，何恨之有！”胡三省于此不禁感叹：“非此母不生此子。”其对王经老母极为钦佩和赞赏。又五代十国时，高彦俦之母以忠义教子，及孟氏亡，蜀国仅高彦俦一人能以死殉国。至蜀主之死，其母亦不食而卒。胡三省感慨到：“妇人志节如此，丈夫多有愧焉者。”[87]对微名不显的妇人赞赏有加，对身份极为尊贵的何太后，却置不满之词，正是胡三省论人重德不重位的体现。

　　（三）礼以明道经世

　　胡三省又本此礼去关注人事，考察社会风气的兴衰，形成其独特的史鉴目的——经世明道，即从历史中去考察国家的治乱兴衰、礼乐兵刑、民情风俗等，以定当前行事之得失，为来者诫。故清儒王夫之言：“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着，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88]由此可知历史在中国古人的眼里，不仅仅徒兹考证，以炫耀其博，以背诵记忆其掌故而已，它有自己的价值与最高的要求。“史术之正，在以道济天下，参赞化育，礼乐兵刑，经纬万端，非徒智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能正一国已也。……治史者，必求其类例，以资鉴戒。则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又为史术所最重者也”，[89]柳诒徵先生此语道出中国古人对历史的总体看法，也道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的最终志趣。

　　胡三省注《通鉴》，最大的目的便是以史为鉴，故不惜一生精力，对此1362年的历史进行详细的探索。其史鉴的第一表现，便是对《资治通鉴》一书的推崇。曾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胡三省就写到：“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乱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其后又于注中大加感叹：“史极言齐氏政乱，以启敌国兼并之心，又一年而齐亡。有天下者可不以为鉴乎！书名《通鉴》，岂苟然哉！”[90]“呜呼！兼并易也，坚凝之难！读史至此，盖亦知其所以得，鉴其所以失，则知《资治通鉴》一书不苟作矣。”[91]胡三省对《资治通鉴》极为推崇，就认为其记载多有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可以鉴往知来，非苟然为史而已。

　　其次对于一些重大事件和制度得失，胡三省也进行了探讨和反思，深有见地，并非空发感叹，托诸空言。如燕云十六州，是北宋政治上一个极大的问题。自宋太祖和宋太宗征辽失败后，遂形成辽与北宋对峙的局面。历代评史者对此均有感慨。胡三省亦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首先论述燕云十六州的丧失在于石敬瑭的贪婪。在卷278就言：“时幽州有备，契丹寇掠不得其志，契丹主西徙横帐，居捺剌泊，出寇云朔间。……是后石敬瑭镇河东，因契丹部落近在云、应，遂资其兵力以取中国，而燕云十六州之地，遂为北方引弓之民。”胡三省所言“燕云十六州之地，遂为北方引弓之民”，一“遂”字，包含万千。其后又言：“人皆以为石晋割十六州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余谓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若割燕、蓟、顺等州，则为失地险。然卢龙之险在营、平二州界，自刘守光僭窃、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间遂据营、平。自同光以来，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险也久矣。”[92]胡三省引相关书籍论述燕云十六州的关键在于东部燕、蓟诸州，以及营、平诸州，而非燕云十六州本身，其观点深有见地。继而痛伤十六州的丧失，认为“北不得燕、云，……宋人以为千古之恨”。[93]宋人云云，亦是胡三省自己的心声。而在卷292又感叹：“唯幽燕不可得而取，至于宣和，则举国以殉之矣。”[94]则其语气更为沉重也。

　　胡三省经世明道的第三个表现，则为“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即关注现实人生，对种种是非得失进行评论与研究，以期符合于礼。胡三省晚年在元初统治下度过，目击当时许多不合于“礼”的风气习俗，于《通鉴音注》中微微透出。“呜呼！自短丧之制行，人之不知礼也久矣！”[95]此为伤元初实行短丧之乱礼。在《通鉴音注》中又言“元瓘笃友悌之义，元璙知忠顺之节。兄弟辑睦，以保其国。异乎夫己氏者矣”。[96]此为胡三省伤元室之同室操戈、自败伦纪。“夫己氏”指元世祖兄弟，陈垣认为“此为胡注贬损当世之最显著者”。[97]

　　更可贵的是胡三省能据今以证古，从当世之现实，对历史作出新的解释。西汉时国力强盛，威震西域，汉使节入西域益得其职。“益得其职”，颜师古注：“赏其勤劳，皆得拜职也。”胡三省却重新注到：“余谓颜说非也。此言汉使入西域，诸国不敢轻辱，为得其职耳。得职者不失其职也。”[98]而对于康居自恃强大，侮辱汉使以傲视邻国之举，胡三省亦不同意颜师古的注解，而自注释曰：“余谓夸者，自矜耀其能傲汉也。旁国，邻国也。”[99]以上两条解释，胡三省不用颜师古的解释，而别出心裁，另加解释，正是唐宋时代不同所致。胡三省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不盲从前人，对历史作出自己的解释，一部《通鉴音注》中散见颇多。从这些别出心裁的解释中，可以考见胡三省卓越的史识及其对现实人事的关注。

　　结语

　　“学史学，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乃及一番远大的眼光，来看此历史之变化，更贵能识得历史大趋。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全在人。决定人的，不在眼前的物质条件，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史学必以国家民族大群体长时期上下古今直及将来，为其学问之对象。由此培养出一番见识与心智，其自身始得成为一历史正面人物，便是能参加此民族国家历史大趋之人物。其所表现，则在此人物之当身，在其人物之现代，在其当身现代所干之事业。”[100]钱穆先生此语也可以用在胡三省的身上。当南宋已灭，元氏也兴的大局下，胡三省融入真血性，关注真问题，以国家民族为探究的对象，坚持“国已亡，而天下犹存；政已亡，而道统犹存”的精神，隐居著述，不仕新朝，将一生精力投入到对《资治通鉴》一书的注解，投入到对此1362年大历史的探究中，以中国自古相传之文化——礼——来考察历史上的治乱兴衰、社会风气，来臧否人物贤奸，以寄托亡国之哀思，以延续道统之传承，以寄望于将来，开辟出历史注释的新路径。其本身便是一历史与文化的事业，一人类大群之事业。其志向之大、眼光之远、心胸之广，非一般人所能想往。虽然，其名不显于当世且淹没于身后，然此心此志却融入历史。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胡三省义不臣元，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民族气节和爱国行为，而是一种对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爱护、传承和一种道义上的操守与志向情趣的坚持。一部《通鉴音注》融入了胡三省的真血性，闪烁着胡三省的真性格和对历史的卓越见识；它不仅仅是一番陈年往事的记载与注释，更是一番灵魂与心的灌注，一份对大群人生路向的思考和一份厚重而笃实的历史与文化！

参考文献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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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后武.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文献学成就[D].2007年。

A Simple Comment on Feeling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Cultural Complex about Husanxing ——Cased on Tongjianyinzhu

Abstract: In Tongjianyinzhu , Husanxing discloses the intense feeling of Song Dynasty. We may regard giving a kind appellation to the Song Dynasty and continuing to use the geographic name of Song Dynasty as the deeply yearn of Husanxing to Song Dynasty ,and his righteousness not to yield Yuan Dynasty , living in seclusion to write books and making a deep introspection about perdition of Song Dynasty , may regard as his feeling of Song Dynasty being displayed highly.Behind the feeling of Song Dynasty , in fact, it is a continuity and reflection on cultural complex. Husanxing often uses the culture, namely Li, to think deeply about the historical trend, judge historical figures, an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alistic life, forming himself unique comment and annotation on historical facts.

Keywords: Husanxing；the feeling of Song Dynasty；cultural complex；Li

作者简介：李明奎（1990—— ），男，汉族，云南昭通人。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人文学院 2011级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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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①]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解释篇》，中华书局，1962年，第69页。
• [②]陈国本：《胡三省生平与著作简况再评》，《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胡克均：《胡三省蒙昧草野六百载初探》，《盐城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胡克均：《胡三省生平及其资治通鉴音注》，《台州师专学报》，1995年1期。薛秀霞：《胡三省及其通鉴注述评》，《宁波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 [③] 冯端林：《胡三省的史识和史才》，《中山大学学报》，1987年第8期。方如金：《论胡三省的治史态度和人格精神》，《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 [④]仓修良：《胡三省通鉴注简论》，《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陈国本：《胡三省论注书》（上下），《盐城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第4期。陈国本：《再评胡三省论通鉴书法》，《盐城师专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 [⑤] 李萍：《从文献学角度看通鉴胡注之特点》，《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张后武：《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文献学成就》，硕士论文，2007年。
• [⑥]陈润叶：《胡三省历史观初探》，《零陵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陈润叶：《明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胡三省》，《零陵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王培华：《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的史学意义》，《河北学刊》，1996年第4期。贾一平：《通鉴胡注军事史论研究》，硕士论文，2010年。
• [⑦]虞云国：《胡三省宋史观探微》，（《史林》，2006年第5期。）主要论述胡三省对两宋大格局、北宋统一与制度建设和南宋政局的曲折走向等方面的评论。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中华书局，1962年）从本朝、校勘、考证、辨误、评论、感慨、治术、民心、夷夏、臣节、释老、货利、生死等20个方面论述胡三省及其《通鉴音注》，是研究《通鉴音注》最早、最全面的论著。
• [⑧] 钱穆：《中国史学发微》，三联书店，2010年，第55页。
• [⑨]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中华书局，1962年，第410页。
• [⑩]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1，中华书局，1982年，第2251页。
• [1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3，中华书局，1982年，第7152页。
• [1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2，中华书局，1982年，第8535页。
• [13] 陈垣：《日知录校注》卷13，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789页。
• [1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7，中华书局，1982年，第2440页
• [1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1，中华书局，1982年，第8122页。
• [1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5，中华书局，1982年，第2096页。
• [1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2，中华书局，1982年，第3214页。
• [1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15，中华书局，1982年，第3637页。
• [1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0, 中华书局，1982年，第6669页。
• [20]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72，中华书局，1982年，第5360页。
• [2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7，中华书局，1982年，第5858页。
• [2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中华书局，1982年，第131页。
• [23]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评论篇》，中华书局，1962年，第137页。
• [2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6，中华书局，1982年，第2402页。
• [2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7，中华书局，1982年，第4007页。
• [2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5，中华书局，1982年，第162页。
• [2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5，中华书局，1982年，第9323页。
• [2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46，中华书局，1982年，第4571页。
• [29]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48，中华书局，1982年，第4622页。
• [30]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3，中华书局，1982年，第9559页。
• [31]  [清] 王夫之：《宋论》卷9，中华书局，2009年，第165页。
• [3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56，中华书局，1982年，第4848页。
• [3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9，中华书局，1982年，第6635页。
• [34]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中华书局，1982年，第121页。
• [35]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14，中华书局，1982年，第3582页。
• [3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75，中华书局，1982年，第5471页。
• [37]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边事篇》，中华书局，1962年，第286页。
• [38]［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0，中华书局，1982年，第7403页。
• [39]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0，中华书局，1982年，第3787页。
• [40] [清]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4，中华书局，2008年，第402页。
• [41]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6，中华书局，1982年，第9331页。
• [42]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解释篇》，中华书局，1962年，第59页。
• [43]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47，中华书局，1982年，第4609页。
• [44] [明] 宋濂：《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458页。
• [45]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53页。
• [46]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58页。
• [47]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中华书局，1982年，第6022页。
• [48]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6，中华书局，1982年，第9026页。
• [49]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44页。
• [50]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3，中华书局，1982年，第8233页。
• [51]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中华书局，1982年，第191页。
• [52]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中华书局，1982年，,第6053页。
• [53]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4，中华书局，1982年，第9285页。
• [54] [明] 宋濂：《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463页。
• [55]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货利篇》，中华书局，1962年，第398页。
• [56]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6页。
• [57]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54页。
• [58]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59，中华书局，1982年，弟4935页。
• [59]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2，中华书局，1982年，第9216页。
• [60]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6，中华书局，1982年，第9330页。
• [61]［清］王夫之：《宋论》卷14，中华书局，2009年，第245页。
• [62] [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106页。
• [63] [宋] 朱熹  吕祖谦：《近思录》卷7，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5页。
• [64]［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6，中华书局，2008年，第133页。
• [65]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62页。
• [66]［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8，中华书局，2008年，第519页。
• [67] [清]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4，中华书局，2008年，第372页。
• [6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3页。笔者按：华夏与四夷的区分在于文化而不在于血统，亦可以从古人对华夏二字的解释看出。《左传》管仲云“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魏绛云“诸华必叛”，孔颖达疏：“华、夏，皆谓中国也。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见《春秋左传正义》卷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3页。）又唐代皇甫湜《东晋正闰论》言：“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义也，非系于地。”（此引自柳诒徵先生《国史要义·史统》一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 [69] [清] 朱彬：《礼记训纂》卷9，中华书局，2007年，第342页。
• [70] [晋] 杜预注 [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1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5页。
• [71] [晋] 杜预注 [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2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06页。
• [72] [清]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7，中华书局，2008年，第486页。
• [73] [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113页。
• [74] [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260页。
• [75]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11，中华书局，1982年，第3489页。
• [76]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1，中华书局，1982年，第2871页。
• [77]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7，中华书局，1982年，第2743页。
• [78]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55，中华书局，1982年，第4824页。
• [79]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0，中华书局，1982年，第7745页。
• [80]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0，中华书局，1982年，第3154页。
• [81]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3，中华书局，1982年，第3269页。
• [82]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7，中华书局，1982年，第2134页。
• [83]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3，中华书局，1982年，第1375页。
• [84]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5，中华书局，1982年，第7240页。
• [85]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6，中华书局，1982年，第9330页。
• [86]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5，中华书局，1982年，第8653页。
• [87]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3，中华书局，1982年，，第9570页。
• [88] [清]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6，中华书局，2008年，第135页。
• [89] 柳诒徵：《国史要义·史术》，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4页。
• [90]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72，中华书局，1982年，第5340页。
• [91]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1，中华书局，1982年，第7756页。
• [92]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0，中华书局，1982年，第9154页。
• [93]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0，中华书局，1982年，第9480页。
• [94]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2，中华书局，1982年，第9526页。
• [95]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9，中华书局，1982年，第3458页。
• [96]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8，中华书局，1982年，第9086页。
• [97]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伦纪篇》，中华书局，1962年，第261页。
• [98]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中华书局，1982年，第707页。
• [99]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32，中华书局，1982年，第1037页。
• [100] 钱穆：《中国史学发微》，三联书店，2010年，第58页。

　　【提要】本文以传统水车中的两种——筒车和井车作为研究对象。关于筒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宋元筒车发展的大势和各地区的发展差异，专节介绍了宫廷、贵族对筒车的利用，分析了有关筒车起源研究中的某些疑误、不足和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关于井车，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思路，发掘新材料，作了某些新的探讨。

宋元各地筒车寻踪

　　筒车已知最早的记载是唐代陈廷章的《水轮赋》；这也是唐代以前关于筒车唯一的一条记载。待我们回头再说它。

　　入宋以来，关于筒车的记载增多了。继陈廷章的《水轮》之后，又有范仲淹的《水车赋》，范祖禹的《水轮联句》。梅尧臣、王安石等人也有歌咏筒车的专篇。说明筒车是宋代文化人熟悉的事物。南宋军事家华岳提出可以把筒车水轮周边的挹水筒换作棰棒，水轮转动时棰棒自相撞击，可作打仗时迷惑敌人的疑兵，他称之为“远更之法”[1]。如果不是社会上使用的筒车为他所习见，恐怕难以凭空捉摸出这种新招来。人们还用筒车作比喻。如北宋晁以道形容他的朋友“懒散先生”“舌响霜钟激水车”。响亮而清脆的嗓门犹如被水轮激发的吼怒的飞流（可与天高云淡的深秋的晨钟一比），这是一层意思；话多而应对敏捷，犹如旋转不停的水轮，这是又一层意思[2]。哲学家还拿筒车作比喻讲哲理，《朱子语类》中就有记载：

　　问“游气”、“阴阳”。曰：“游是散殊，比如一个水车，一上一下，两边只管滾转，这便是‘循环不已，立天地之大义’底；一上一下，只管转，中间带得水灌溉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万殊’。……”[3]

　　以上材料表明，宋元时代筒车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

　　本文收集的宋元筒车材料，按地区划分可列为下表：

　　以上数据没有严格的统计学上的意义，只能供我们研究的参考。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筒车的发展不同于翻车的某些特点：

　　第一，有关筒车的记载，南宋北宋大体持平，元代记载少于两宋，没有出现像翻车那样北宋、南宋和元代记载数量依次大幅度递增的现象，看不出明显的大发展势头。

　　第二、以前某些著述给人的印象是：筒车主要使用于南方丘陵山区，江南和华北地区鲜见或晩出。从我们收录的材料看，情形并非完全如此。看来，筒车并非从后世使用最为普遍的南方丘陵山区首先发明使用，并逐渐向江南和华北传播，为什么？值得深入思考和具体分析。

　　下面，我们依次对长江下游、东南沿海、湖南、四川、两广和华北地区有关筒车的记载作些分析。

　　江浙一带（附安徽）

　　长江下游地区使用筒车记载不但有，而且出现不晩。李处权诗云：

　　吴侬踏车茧盈足，用力多而见功少。江南水轮不假人，智者创物真大巧。[4]

　　诗中“吴侬”指苏州（及其附近地区）的老百姓，“江南”则指淮南和长江下游地区。江南虽多为地势低平的水乡，但也有丘陵山地，有可以使用筒车的湍急的溪流。例如北宋梅尧臣的《水轮咏》，是他于景祐四年（1037年）知建德县时所作，建德县位于杭州西南，流经县境的新安江两岸峰峦挺秀，翠嵩重叠，具有使用筒车的条件。梅诗云：

　　孤轮运寒水，无乃农者营。随流转自速，居高还复倾。利才畎浍间，功欲霖雨并。不学假混沌，忘机抱瓮罂。[5]

　　短短几句，把筒车的形态、动力、运作特点和灌溉效益，表述得清清楚楚，最后表示了对抱残守缺者的鄙夷。梅尧臣大概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筒车，或者第一次看到农用筒车，所以发出“无乃农者营”（这是耕田人营建的吗）的惊叹；但如果不是他所亲见，就不可能把筒车描写得这样真切。梅尧臣还有另一首写筒车的诗：

　　既如车轮转，又若川虹饮。能移霖雨功，自致禾苗稔。上倾成下流，损少以益甚。汉阴抱瓮人，此理未可谂。[6]

　　这首诗也不错，但成诗在《咏水轮》之后，带有从前者衍化出来的明显痕迹。

　　北宋青年诗人王令有一组车龙答问诗：

　　水车问龙：来何必召云，去何必飞天。我名不为龙，何能雨尔田？
　　龙答水车：神龙谢子车，子能未足多。上润虽已然，下竭将奈何？
　　水车谢龙：水车谢神龙，下竭固无奈，旱则我为用，尔龙尚何谓！
　　龙谢水车：神龙谢水车，吾语尔来前！尔虽用于人，亦我用于天。在物固不同，于用岂殊然？水下高田干，尔能俯水取。假人不尔用，尔受田责否？吾身虽为龙，动亦天所主，天犹不有命，我安事为雨。[7]

　　这首诗风格奇崛而幽默，为人们乐于引用。有些研究者笼统地把它视作赞颂水车的诗；其实，漆侠先生早就指出，它歌咏的是水车中的一种——筒车[8]，不过漆侠先生没有解释。要说清楚这首诗，关键在于正确理解何谓“上润”、“下竭”。 我认为，“上润”应指灌溉，“下竭”应指排涝。试意译此诗如下：

　　筒车：老龙老龙莫摆谱，何必召云又飞天。我不端架子不叫龙，不是也能施雨润农田？

　　神龙：筒车小子别逞能，你的本事很有限。虽能施雨润上田，下田淫潦怎排干？

　　筒车：淫潦虽然没办法，干旱我却显神通。胜似管雨不施雨，老龙老龙复何言？

　　神龙：呵呵！筒车小子走近前，且听老夫说端详。你用于人我听天，各为其主理当然。禾苗干枯人苦旱，你俯身挹水纾眉燃。不烦人力全包干，可是你的责任田？施雨虽是我职责，上面还有老天管。我也晓得苍生苦，上天无令亦枉然！

　　该诗歌咏筒车，实际上是赞颂人的创造力；揶揄神龙，实际上是挑战神性的上天。从对筒车的描述而言，它巧妙地表现了筒车长于抗旱拙于排涝的特点[9]。正是这种局限妨碍了它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推广。王令是扬州人，没有应过举当过官，辗转于江苏、安徽各地教书，较多接触下层，他应该亲自看到过筒车及其运作，否则难以对筒车功能的特点作出这样准确的描述。我们把这一记载的地区定位在江南。

　　杨万里《宿查濑》诗中有“江车自转非人踏，沙碓长舂彻夜鸣”[10]句。查濑在钱塘江上游的浙江常山县境，毗邻江西，地貌特征以丘陵山地为主。位于江中不用“人踏”而“自转”的“车”，自然是筒车。在陆游的家乡会稽山阴，也可以找到筒车的踪迹。《题柴言山水》“阴阴山木合，幽处着柴荆。喧中有静意，水车终日鸣。”[11]在“阴阴山木合，幽处着柴荆”的环境中“终日鸣”的水车，应该就是筒车。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长江下游地区筒车记载数量在水车记载总量中占的比例很小很小[12]。说明长江下游虽有筒车使用，但发展余地比较狭窄。作为水车发展主流并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是翻车。

　　宋代是否有明确为安徽筒车的记载？亦有迹象可寻。南宋王之道《和因上人三首》云：“白云飞处是吾家，石眼泠泠水一车。醉日到来应种竹，梅时过尽好蔵茶。”[13]这种与山泉固定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可移动的水车，非筒车莫属。王之道庐州人（今安徽合肥），号“相山居士”。上引诗，作者解释说：“有怀吾亲，将归耕相山，为终焉之计也。”因此，它可以作为宋代安徽已有筒车的证据。

　　江西、福建

　　东南地区中的江西、福建，山地较多，筒车发展的余地较大，从有关记载看，筒车的使用也比较普遍。

　　北宋绍圣二年（1095年），被贬至筠州（江西高安）的苏辙，与千里之外被贬至惠州（广东惠阳）苏轼唱和，写下了以下的诗句：

　　水上有车车自翻，悬霤如线垂前轩。[14]

　　车在水上，不烦人力，自己转动（实际上是水的推动），应当是筒车。筠州低山丘陵与河谷平原相间，是有发展筒车的条件的。至于诗中的筒车用来干什么，还不很清楚。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谈到江西庐山开先寺的水轮：

　　白虹昼下昆仑顶，半入青林久不回。下洞水轮穿地底，冰崖吼怒却重来。[15]

　　这首诗构思奇特，把水轮激水，喷薄吼怒，凌崖而上，想象为飞流直下、自天而降的瀑布钻入地底，又从这里钻出来了。北宋刘敞《同客飲涪州薛使君佚老亭》云：“百尺井底泉，激轮乍飞流。潺湲入庭户，宛转如奔虬。”[16]描写的也是筒车。诗中“佚老亭”，殆即庐山的佚老亭。

　　农用的的筒车亦已发展起来。江西抚州有唐代兴建的千金陂，年久失修，宋代屡修屡废，南宋淳祐辛亥（1251年），太守叶梦得再次主持修复千金陂。赵与辀记述了工程实施前的一些争议：

　　……或者又曰：“溪溃而东，多历年所率为筒车，以资灌溉，陂而绝之，人失此利。”殊不知束薪囊沙，岂能涸流？今西港述陂新陂绵亘倍此，而下流自若，此二不足虑。[17]

　　质疑者担心千金陂修复以后，影响原来设在溪流中的筒车的灌溉利益，主持者用事实回答了这种质疑。这些争议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抚州利用筒车提灌已相当普遍。上面谈到江西籍学者朱熹用水轮给弟子讲哲理，他大概在江西看到过不少筒车。

　　宋人梁克家谈到福建福州情况说：

　　闽山多于田，人率危耕侧种，堘级满山，宛若缪篆。而水泉自来迂绝崖谷，忽至其所。濒江善地，梁渎横纵，淡潮四达，而龙骨之声荦确如语。

　　所谓“轮吸筩游”指的是筒车（大概还包括远途输水用的连筒），山区农田主要靠它引水灌溉；“濒江善地”则主要使用翻车。这里虽然讲的是福州，但在整个福建应该具有代表性。

　　南宋末年，福建陈普写了一首《水车》，亟言筒车之巧便，诗云：

　　……陂塘不能及，桔槔亦非便。凿井设辘轳，只益增疲倦。何人静中眼，潜窥出灵变。种种田器中，众美独车擅。鸠集群朴檄，构以天丝线。纵交合散杂，骨节不凌僭。相续同相生，如纽亦如辫。三十幅一毂，体用无迷眩。轧轧远有声，在田洸龙战。吸吐皆自能，先后迭相禅。形如先天图，运若坤灵扇。东西隔参辰，出没递隐见。升腾为银河，不足惟小欠。长流尽碧涧，腑脏悉充羡。金龙吐琼液，急速如过电。合凑作波涛，飘洒馀雨霰。远观骤倾泻，近看避沼溅。陂渠虽隔绝，流水足怜羡。云雨尽虚无，千亩自葱茜。岂徒美粳稻，且复肥鳅鳝。火轮亭午时，田头捩飞练。老农茅屋中，华胥梦方晏，逸逾他百倍，劳止岁一缮。……。秦蜀想皆然，不但吾福建。

　　诗写得不算好，但“种种田器中，众美独车擅”的评价是公允的。

　　南宋韩元吉也谈到“建安城南郑氏居”的筒车：

　　山半有岩，隔小涧，桥坏不可越。门有水阁，平田秋色，稼穑弥望。主人畏客，戒勿置酒，因取茶烹之。求观其囿，三返仅得入，则流觞亭初为坳沼，亭中稍集，亭下水车轮转。别亭俯方池，环植海棠。

　　郑氏的庄园在山上，有园囿亭林，也有“稼穑弥望”的“平田”，筒车是亭园中的景观，但也可能用于农田的灌溉。

　　湖南

　　在南方诸省中，最早见到筒车记载的是湖南。北宋诗人沈辽坐事流放湖南永州[18]时，写下了气势磅礴的水车诗：

　　黄叶渡头春水生,江中水车上下鸣。谁道田间得机事，不如抱瓮可忘情。

　　山田遶山脚，江水何可作。车轮十丈围，飞湍半天落。雁翅插修筦，随流得深酌。升降岂无势，长江怒相薄。有如万夫力，讙呼倾众壑。曾不舍昼夜，美源终未涸。人间有机事，由来生巧恶。善彼汉阴老，忘怀抱纯朴。[19]

　　这部用以灌溉山田的筒车，水轮圆周十丈，则直径三丈多，其规模相当两三层的高楼，动力是江中奔流不息的怒涛，好像一万名壮汉协力把它转动，难怪激起的水流在半空中从天而落，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似乎千山万壑都在欢呼。这是何等的气势！诗的语言未免夸张，但这样巨型的筒车显然是这位风流潇洒的江南夫子[20]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以致在诗中倾注了他的全部激情。

　　在湖南邵州（邵阳），南宋史弥宁记下了他的所见：

　　谁障溪流贴岸边，若为挽得上高田。机筩卷起倾横枧，竖笕盛来水接连。[21]

　　这种障流激水，通过“机筩”输送到高田的设施，无疑就是筒车。

　　南宋诗人赵蕃在淳熙年间离开潭州（湖南长沙）、乘船东归途中，感叹“两岸多为激水轮，创由人力用如神。山田枯旱湖田涝，惟此丰凶岁岁均”[22]。南宋卫泾知潭州时也曾讴歌“桑野枝空蚕杼歇，溪泉溜急水车鸣”[23]的景象。

　　宋代湖南筒车最为治农史者所熟悉的是张孝祥的一首诗：

　　象龙唤不应，竹龙起行雨。联绵十车辐，伊轧百舟橹。转此大法轮，救汝旱岁苦。横江锁巨石，溅瀑迭城鼓。神机日夜运，甘泽高下普。老农用不知。瞬息了千亩。抱孙带黄犊，但看翠浪舞。余波及井臼，舂玉饮酡乳。江吴夸七蹋，足茧腰背偻。此乐殊未知，吾归当教汝。[24]

　　这是宋代最好的筒车诗之一。不但形象生动，而且与“江吴七蹋”比较，充分展示筒车高效节劳的特点。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它把筒车称为“竹龙”、“竹车”，说明这些筒车是用竹做成的。不但挹水器用竹筒充当，水轮也应该是竹制的。竹做的水轮在古代和近世都存在过。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载：四川兴文县有“水车河”，“居人以竹为轮，高二三丈，斜列以筒，汲水而上，可溉田畴，号曰筒车。”兴文县的水车河亦见于《明史·地理志》。其得名恐怕可以追溯到更早。祖籍湖南凤凰县的现代著名学者沈从文，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常常饶有兴味地描述湘西竹制的水车[25]。云南罗平县和麻栗坡农民也一直在使用这种竹制的筒车（见附图）。“竹车”当然不可能是沈辽看到的那种庞然大物，但轻巧灵便，可以以多取胜。并排安置十个水轮，水轮的伊轧声好象一百条船在摇橹，也很有声势。同时，又建造栏江石坝，造成落差急流，足以推动“联绵十车辐”工作。湖南多山多溪流，往往水低田高，有发展筒车的需要和条件；又有丰富的竹木，可以就地取材，“竹龙”[26]就是这样的社会需要和环境条件催生的。这种以竹材为主要原料的筒车（尤其是用竹筒做挹水工具），不但适合湖南，而且适合南方其他丘陵山区的小农社会，成为较有代表性的筒车类型。王祯《农书》的“农器图谱”，一般一种农具一幅图，自撰诗一首，但“筒车”条内只是照录张孝祥的诗。[27]

　　另外，南宋周必大《乾道壬辰南归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乙亥早发石门……又二十里饭车陂。”[28]下文将要谈到，“车陂”是筒车的异称之一。如果这一分析能够成立，则这里的“车陂”也可能是安置有筒车的陂塘。

当代云南罗平筒车

目前仍在使用的江西安远筒车

　　湖南筒车记载早，使用普遍，无论“车轮十丈围”还是“联绵十车辐”，都表现了筒车建造和使用的技术的高超和实用，湖南使用筒车的历史不可能是从这些记载开始的。

　　四川

　　四川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筒车？我们目前找到的最早的记载是陈与义的两首诗：

　　黄昏吹角闻呼鬼，清晓持竿看牧鹅。蚕上楼时桑叶少，水鸣车处稻苖多。

　　江边终日水车鸣，我自生平爱此声。风月一时都属客，杖藜聊复寄诗情。[29]

　　被水流冲击，终日发出响声的水车，应是筒车。陈与义，洛阳人，生长在两宋之交，1127年金兵占领汴京后，携家流离颠沛于湖南、四川等地，至1131年才扺临安。这几首诗应是这时期作品。[30]从诗中我们只知道筒车是用来灌溉稻田的，但记载毕竟太简略了。

　　南宋释居简的文章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释居简，四川潼川人，后来长期生活在江南。这使得他有条件将蜀、吴两地的排灌机具作对比。他把四川的筒车称为“车”，吴地的翻车则称为“龙骨”。他指出蜀地的排灌机具有三种：车（筒车）、槔（桔槔）和“水梭”。并对“车”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以毂横溪，构轴于岸，比竹于辐，发机而旋，非深湍无所事。……车则任力于湍，随崇卑之宜。[31]

　　短短的三十几个字，可是王祯《农书》以前我们所看到的对筒车构造、安装和动力的最为具体的说明。“以毂横溪”就是把水轮竖放在溪水中；“构轴于岸”就是把轮轴支架于两岸间，作为水轮的支撑；“比竹于辐”就是把竹筒均匀地排列在水轮的周边，用作舀水和泻水的工具 ；“随崇卑之宜”就是水轮的大小要根据浇灌的土地高低随宜制作。四川的筒车也使用竹材“发机而旋”就是推动机具作旋转运动。用什么推动呢？“任力于湍”，“非深湍无所事”。第一次明确指出筒车的动力源和对动力源的要求。这是建造筒车的必要条件，也是限制因素。虽然简单，但相当相当完整，不是熟悉情况的人是不可能作出这样准确的概括的。

　　两广

　　广东的筒车似乎有自己特殊名称。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水车》说，广东从化以北有百余里的湍流溪急，“居民多以树木障水为水翻车……水翻车一名大輣，车轮大三四丈，四周悉置竹筒，筒以吸水，水激轮转，自注槽中，高田可以尽溉。”这种“水翻车”无疑就是筒车。他引用“水上有车车自翻”的诗句，试图把广东使用“水翻车”往上追溯到宋代，但他把苏辙的诗误认为是贬居惠州的苏东坡所作，没有能够说明问题。

　　但广东确实较早使用筒车，地点在广东西部的连州。北宋郑侠《连州重修车陂记》载：

　　熙宁九年岁除日，杜靖国守连州，明年正月初明，以书来言车陂之利，曰：连江山之佳郡，惟冈岭重复，而地形硗确，穴地数尺鲜不遇石，城中之井以十数，而少旱即涸。湟川自郡北南行，而陂于西（域）[城]百步而近，其流清，其味甘，虽大旱，山焦泽焚，而此不竭也。昔有就陂之深而为车者，漱石为渠，道之入城，凡仓廪、府库、官之廨宇，皆得以周济，岁旱则引其流环之城中，盖民屋、吏家、僧居、道室、军士之垒，与夫沟池之浸润，园圃之灌溉，鲜不赖其施者。有缪于政体，不思其费小而利大也，因废而不修，郡人甚叹息之。岁少涸，则公私皂仆汩汩远至城外溪汲，以待餴饎涤濯，而余无及矣；如是者累年。予之交代郎中张公始复其旧，且言张公之为政，清平夷易，无矜聪明，以掩前人之美，而见己之善，惟公私之利是图。予嘉焉：子其志之，予砻石待之。未几又以书来曰：石既具矣，然予以城中之民，其口万计，而车陂之利，一轮为不足，又于其旁增置一轮，于是城中远近无不均济。盖其费无几，功用之成，曾不旬日而举，郡皆利此，为政之急务也，何惮而不为哉。予于是喟然叹曰：靖国其真乐人之善，而爱民深之所为也。……[32]

　　从《记》文看，此“车陂”是“就陂之深而为车者，漱石为渠，道之入城”，所谓“车”则是水轮，轮数可视需要增减——这应该就是筒车。一般的陂塘是使用翻车提水的。但川流形成的陂塘，筑堤激水，也可安置筒车。例如，福建漳平县北就有这样一个“车陂”：“甃石以截溪流，置车于中，轮郭上繋竹筒数十，溪流自为激运，以次汲输于田，不假人力，而灌溉沾足”[33]。看来，“车陂”似乎是筒车与陂结合而区别于一般陂塘的专名。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杜靖国和他的搭档张公做的工作是修往复车陂，而连州的车陂是原已存在的。

　　那么，连州的车陂始建于何时？曾经担任过连州从事的游烈，写过一篇《连州修城记》，提到了此事：

　　治平二年冬十有二月，驾部林公至是郡……少休，公以城居无水通溉，一日相其溪城壁之西势，可以引之，为官民之备。用是谋工计材，为之车轮二，与城西并陂，且畎之，穴垣以达其宇。既又为之令窑和工，浚凿布甓。高庳广袤，靡迤相望。若廪若帑，若池若圃，若居宇，莫不畦分棋列，周设环浃，会於城道，以达市衢。既又为之易其故道与所不甓者沟之，火凿而龟布之。中以横於庭，外以纵於门，北以连於湖，南以亘於津，萦行以回，砥望一道，盖十里余。[34]

　　所谓“车轮”就是筒车的水轮。这一工程相当浩大，先将城西的溪流潴蓄为陂，用水轮把溪水提升到城西高处；开沟穿过城墙，导水至城内官邸。然后开窑烧砖，凿渠砌砖（砌砖为“甓”），把水引导到城内仓库、园圃和居宇。又使城西溪流易道，与原有沟渠和城南城北的河湖连通，形成十几里的水道。《连州修城记》写于治平四年，这一工程应该建成于治平三四年间。比杜靖国重修车陂（熙宁十年）早十一年。这样看来，广东使用筒车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北宋初年。

　　据《大德南海志》记载，元代番禺县有“车陂正铺”、“车陂中铺”[35]。如果我们上文对“车陂”名称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车陂正铺”、“车陂中铺”也应与筒车有关。

　　南宋全真教南五祖之一的白玉蟾，在《春梦》一诗中说：

　　水车自转如谁踏，枕上松声奈若何。

　　梦中所见，实乃现实之映象，虽非实指某地的水车，但作者是海南籍人，他很可能在海南见到过这种“自转”的水车。

　　在广东北部，据《江西通志》卷七六，江西籍的宋开禧进士萧麟，曾“知[广东]仁化县，教民为水车救旱之具”，水车属什么类型，不详。杨万里诗提到广东梅县的“水车铺”[36]，是否包含筒车，亦不详。

　　广西使用筒车的最早信息，最早见于南宋张孝祥的报道：

　　前日出城苗犹立槁，今日过兴安境上，田水灌输，郁然弥望，有秋可必，乃知贤者之政神速如此，辄寄呈交代仲钦秘阁：筒车无停轮，木枧着高格，秔稌接新润，草木丐余泽。府公为霖手，号令行顷刻。愿持一勺水，敬往寿南伯。

　　从该诗及诗序描述看，广西的筒车在积极推广之中，而地方官的重视，实予有力。这是南宋的事。

　　华北地区

　　宋元时代河南的农用筒车仅一见。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载：

　　[姚文献] 遂携家来辉，垦荒苏门，粪田数百亩，修二水轮，诛茅为堂，城中置私庙，奉祀四世堂。

　　姚文献是一个官僚，官至中书左丞。携家迁辉县后，开荒营农，同时修建的两个水轮应该主要用来灌溉的。姚文献的家原来在洛阳，洛阳汉代就有利用提水机械的传统，下文还要谈到，宋代洛阳的贵族园林往往有水轮的建造，所以，作为官僚地主的姚文献在他的庄园里修建水轮是顺理成章的。但一般独立的的个体小农恐怕没有这样的实力。

　　在陕西，高良弼当凤翔知府时，“倡民导汧水，起遥望尽阁底，五十里，溉田三千亩，水轮十七，岐人惠之，称为高氏渠”[37]。这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包括修建筒车在内的水利建设。这些水轮恐怕也不是个体小农独立占有的[38]。

　　甘肃筒车的记载早于陕西。史载：

　　西南去略阳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轮、银、铜之利，环城数万帐。汉民之逋逃者归之，教其百工商贾，自成完国。[39]

　　这是氐族建立的独立的政权。这里的“水轮”，似为筒车。但其渊源何自，在川平土沃的条件下是如何修建和使用的，均有待探讨。

王祯《农书》筒车图

《天工开物》筒车图

注释：

[1] 华岳：《再上皇帝书（平戎十策）》（开禧三年）。《全宋文》卷六九八○。

[2] 无独有偶，宋诗僧释觉范也说苏东坡“机轮妙转风雷舌，春色浓纒锦绣肠。”（宋·释觉范：《与客论东坡作此》，《石门文字禅》卷十一）古人的“机轮”含义较广，有时也专指筒车的水轮，详后文。

[3] 《朱子语类》卷九八。

[4] 李处权：《士贵要予赋水轮因广之幸率介卿同作兼呈郭宰》，《崧庵集》卷三。

[5] 《宛陵集》卷四

[6] 梅尧臣：《和孙端叟寺丞农具十三首·水车》，《宛陵集》卷五十一。

[7] 王令：《答问诗十二篇寄呈满子权》，《广陵集》卷六。

[8] 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上册第126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按本书初版于1987年。

[9] 认识到筒车只能用于抗旱的，在宋代学者中并非只是王令。范仲淹的《水车赋》是写“水以轮济”的筒车的，结尾谓“至如贤人在辅，德施周普，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则斯车也吾犹不取”。北宋孔平仲解释说：“意谓水车（按即筒车）惟施于旱，不旱则无所施。”（《谈苑》卷三）北宋吴处厚、南宋曾慥亦有此说。

[10] 《诚斋集》卷二六。

[11] 《剑南诗稾》卷七五

[12] 我们收集的宋元时期翻车材料，大致能判定为江苏、浙江或泛指长江下游、江南的，约有160条，而同一地区筒车的记载，只有上述4条，不到总数的3%。

[13] 《相山集》卷十二。

[14] 苏辙：《次韵子瞻梳头》，《栾城后集》卷二。

[15] 晁补之：《开先寺前望瀑布》，《鸡肋集》卷二一。

[16] 《公是集》卷六。

[17] 赵与辀：《重修千金陂记》，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

[18] 永州，湖南零陵，在湘江上游南岸，潇、湘二水汇合处。

[19] 《云巢集》卷三

[20] 沈辽，钱塘（今浙江余杭）人，王安石称他“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

[21] 《溪流》。《友林乙稿》

[22] 赵蕃《八月八日发潭州后得绝句四十首》，《淳煕稿》卷十九。

[23] 卫泾《晚晴》，《后乐集》卷二十。卫泾，崑山人，淳熙十一年进士第一人，嘉定元年知潭州。从诗集前后诗分析，该诗应是作者知潭州时所作。

[24] 张孝祥：《湖湘以竹车激水，秔稻如云，书此能仁院壁》，《于湖集》卷四。

[25] 例如沈从文在其小说《往事》中这样说：“水车也有味，是一些七长八短的竹篙子扎成的。它的用处就是在灌水到比溪身还高的田面。大的有些比屋子还大，小的也还有一床晒簟大小。它们接接连连竖立在大路近旁，为溪沟里急水冲着快快地转动，有些还咿哩咿哩发出怪难听的喊声，由车旁竹筒中运水倒到悬空的枧上去。”

[26] 宋元时代，远程输水的连筒也称“竹龙”，还有一种类似“云梯”的竹制攻城工具叫“竹龙”，用“竹龙”称呼筒车的并不多。元萨都拉的诗句：“竹龙吐雪涧水活，茅屋烟吹树云薄。竹院深沉有客过，碎桃点茶亦不恶。”（《送鹤林长老胡桃一裹茶三角》，《雁门集》卷一）其中的“竹龙”可能指筒车，用筒车提水供烹茶。山东邛崃和江苏镇江都有鹤林寺，未知诗中所指。

[27] 丛谈初稿曾说筒车挹水器多用竹筒为之，方健先生来信指出：“竹筒固然有之，但至少在宋代江南并不普及。因为竹筒多须巨竹制作，且易损坏。虽大作下篇中用张孝祥诗证确有竹筒存在，但其远不如杉木制作之筒经久耐用。我们小时候踏青所见：筒车多为杉木制作的木筒，罕见竹筒，推测宋代两浙路（江南）亦应如此。”

[28] 《文忠集》卷一七一。

[29] 陈与义《村景》、《水车》，《简斋集》卷十五。

[30] 陈与义同时期的另一首诗叫《罗江二绝》，罗江县在四川德阳县。

[31] 《北磵集》卷六《水利》。

[32] 《西塘集》卷三

[33] 雍正《大清一统志》卷三三七。《福建通志》卷七也载漳平县“车陂”“甃石截溪，车水以溉田，故名”。

[34] 《全宋文》1526卷，第70册169—170页。

[35] 《大德南海志》卷十《水马站·遞铺》。《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第八册第113页。

[36] 《诚斋集》卷十七《过水车铺》。据《杨万里集笺校》，该诗是杨万里淳熙八年韶州提刑任上率部收捕沈师赴惠州、潮州途中所作；水车铺在梅州南五十里，今为镇。

[37] 《新元史》卷一七四《高良弼传》

[38] 陕西推广筒车可能追溯到南宋。百度百科“筒车”条云：筒车的使用在安康（按，在陕西南部）始于南宋郭浩营田时。恒口千工堰龙口下筒车河是郭浩营田时制筒车引水入渠处，故地留“筒车河”之名。在河东岸崖壁上遗有石刻两方，字迹虽已漫漶，但依稀仍可认出“奉檄制龙筒车”、“提水入堰”、“灌田”等字样。（http://baike.baidu.com/view/56590.htm）没有注明出处。录以备考。

[3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四“仁宗庆历三年”《宋史》卷三二四《刘文质附子沪传》所载同，唯“略阳”作“洛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制度史研究是宋史研究的基础。无论做哪方面的研究，对制度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我们宋史研究的传统优势。我想这与学术积累不无关联。现在宋史学界有关制度史的研究还是相当扎实的，而且制度史的做法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80年代是从“规定”的角度，到了90年代就不光是“规定”，还有“结果”，2000年以后，特别是近五六年来，非常突出的是不光有“规定”、“结果”，还有实际的“运作”，这更贴近社会现实。人文学科事实上总是和实际相关联，包括一些思考，也是立足于现实，才会“关怀”到一些问题，而对于历史的深入探讨，也会想到类似的问题现代有可能出现。仅仅从“规定”的研究对现实没有多大的意义。制度史的研究实际上是“现代”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如何去应对现实所提出的挑战，如何应对时代的发展，“如何”二字才是关键。宋代基本上是一个转型期，碰到的新问题很多，这其中有的新问题应对得很好，有的不是很成功，但不管怎么样，它是在探索一条路，在试图应对那些问题，因而后来的转型期特别是碰到新挑战的时候，会有许多新思想的出现，这对我们研究也是一种带动、刺激。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对制度史的研究和过去很不同。近五六年来的发展趋势不错。

　　社会史研究近年来遇到瓶颈

　　宋代社会史研究近几年比较消沉。社会史从90年代以后兴起，不少论文写一个家族、一个地区的题目，但是这样的选题在近五六年来遇到了瓶颈，似乎就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重复，虽然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得多。过去不认为有学术意义上的提高才是提高，做社会史只求新区域或新题目的发掘，感觉都是填补空白，但这样的研究会感觉似曾相识，现在的学者就“不满足”于这种现状，不能再是“路数”的重复，因此现在做社会史的反而减少，因为瓶颈的原因，难以推陈出新，这可能也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高原效应”。学术的发展不可能一直向上，而是波浪形的，这种一波一波的其实也是学术的积累与反思。

　　当前历史学科其实都是探讨新史学的路数，新史学不仅是“眼光向下”，新史学之“新”，实际上有很多层次的“新”。这种“新”是生生不断的，各个时段面临的学术问题不同，面临的“新”的可能性也不同。虽然有共同的关心，但研究角度与实际操作也不尽一致。

　　例如，南宋家族研究中的新史料问题。过去我们认为明清时期甚至更晚一些时候的家谱才值得使用。虽然很多家谱会追溯到南宋，但我们过去都认为那是不可靠的。之后我仔细看过一些家谱，发现这是一个层累的过程，历代纂修的时候改动了过去很多东西，但不管怎么改，不是完全另起炉灶，而是在先前家谱的基础上修改，原始的族谱“活”在新修族谱中。所以关键在于要会“剥离”，什么是改动过的，什么是原有的东西，这样会发现过去很多认为不可以用的材料其实也是可以用的。所以我自己觉得社会史的议题是在积蓄、酝酿的层次上。

　　明清史研究给宋史研究很大刺激

　　宋史学界对考古发掘及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同行。先秦、秦汉史离不开简牍研究，唐史不能不碰敦煌吐鲁番文书。但宋史学者却觉得考古材料不会那么重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考古发掘没有足以推翻宋史体系的新材料出现，比如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档案，都足以推翻过去没有这些材料之前的理解，可以有一个新面目出现。当然宋代不能说没有，比如说南海一号，会有一些新东西发现，但更多是印证看法，而不是推翻看法，所以有些人更是觉得这些东西不是太重要。可以说，宋史相当一些题目不能深入和这个有很大关系。

　　所以宋史研究其实就是面临扩大材料的问题，比如书画，过去我们把它作为鉴赏的对象，现在可以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没有政令就无所谓政治，政治号令依托政治，政治又依托在文书上，这些年做文书制度研究也是一个方向，这其中就有日本的平田茂树教授的研究论文。新材料在社会史上运用较为突出。考古资料、诗词、画作等研究也是今后的多个研究方向，其他学科与历史学的做法还是不太一样。

　　明清史很多重要问题要追溯到宋代，关心明清史的学者从学术脉络上与宋史密不可分，包括像民族、宗族、地方社会等问题，包括一些重大的议题，包括习用的词汇，不少从宋代出现或使用。明清史的研究，一方面从宋代的材料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还给宋史研究很多刺激，这种刺激也带动了宋史新材料的开辟。

　　人文学科要争取生存空间

　　现在学术运作方式和过去不一样，过去基本上单兵作战，或者老师带学生，相对而言，研究历史比较分散。我近期在香港授课，感觉“人文”被“应用”挤压的生存空间非常小。在这种环境下，靠学者一个一个去“抵抗”，真的很难。

　　从长远的角度看，大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培养一种人文关怀。但是人文学科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实际上带来的就是学生接受人文精神熏陶的机会也相应减少。所以，把希望寄托在学者“单打独斗”不太现实，一些中青年学者也会很沮丧，因为没有一个空间，也没有一个沟通的场所。所以在这样一种强调应用、强调计量、强调技术化的学术环境下，人文学科要争取自己的一个生存空间。学术的组织方式也应转变，并不是说写文章或关注的问题要变。

　　以宋史研究会为例，宋史研究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研究群体，这个学术群体不可能经常开会，而且开会的时候也不可能让所有人到齐。所以学术组织还是应该有些不同层次的组织，当然也不一定要成立学会，它可能是一种研讨会，比如说像国外的Workshop，比如宋史学会每年暑假的研究生讲习班。不同层次针对不同的群体，适应不同的需要，由此逐渐走向专题。规模较大的会议也可以按照专题组织，这样就可以有比较具体的讨论。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里，无形中你会受到一种鼓舞。近些年从议题、组织方式来看，宋史研究界都有比较积极的变化。

　　（本文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在岭南宋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的谈话；武勇/整理）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关键词】吴淞江；水稻土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1）01-0005-12

　　【收稿日期】2010-03-05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以来长江三角洲环境变迁史研究”（09&ZD068）；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创新基地项目（05FCZD023）。

　　【作者简介】王建革（1964—），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生态环境史。

　　吴淞江流域是最为经典的江南区，主要包括吴江、常熟、青浦、松江和嘉定等县。从太湖东岸到大海，分别有低地和冈身。长期以来，地势、水环境、感潮程度都对土壤，特别是水稻土的发育产生影响。影响水稻土的因素有很多，最为关键是水环境与农作技术。水稻土的要求一个经常干湿交替的水环境，历史时期的海平面、降雨可以影响水稻土，有关的水利技术也可以产生重大影响，而农作技术本身往往是在管理水环境，通过对稻田水环境的管理和施肥使水稻土的发育完善。人们的技术体系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全面控制干湿交替的，早期人们保持着休耕，土壤长期保持在持续的干或湿状态之下，没有经常的干湿交替。直到唐代末期，人们开始组织大规模的人力、物力控制整个地区的水流，低地与高地的水流可以纳入到一体化的水利系统中，同时提高了土壤耕作技术水稻管理技术，才使水稻土在此基础上大量地产生并发育。唐末的江东犁的改进推动着土壤的耕作程度进一步加强。圩田的水流控制与水稻技术有机地结合，土壤的水旱交替才变得可控，水稻土才可以大量形成。宋元时期，水稻土在江南普遍形成，这是生态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从土壤变化的技术与环境因素出发，寻求这一生态事件的人文与自然背景。

一、休耕的残存

　　最早种植水稻的土壤现已在昆山发现。昆山绰墩遗址的古土壤属于新石器时期（628014C aBP），有44块远古灌溉田，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灌溉稻田群，也是国际公认的水稻土起源地之一。核磁共振分析及孢粉谱研究表明，新石器时期先民的灌溉稻作技术与“火耕水耨”相符。这时期人们可以控制水流，却不至于形成大规模的水旱交替。远古水稻土与现代水稻土的区别正在于此，远古水稻土只有种植水稻的意义，当时的水稻也更有野生性，可以长期持续地滴水。现代水稻要求高度的水旱交替，要求水稻土有一个氧化还原层以支持这种环境与技术。干湿交替是高强度的土壤扰动过程的产物。史前水櫂土表层全氮（N）量显著低于现代表层水稻土，全磷（P）量则相反。宋代形成的现代水稻土的有效态养分均大于史前水稻土，这是施肥和耕作的结果。剖面上铁锰氧化物的迁移、淀积，都是700年前——宋元时期大规模发生的[1]。远古时期先民地面耕作有限，水耕程度不足，氧化还原层很难固定地形成，绰墩遗址应该属于这个阶段的产物。真正地形成水稻土，还是在宋代以后。龚子同等人的研究也表明，昆山一带土壤纵剖面的上部是近千年水耕熟化的产物，这一层有机质比较丰富，中上层为早期的湖沼地带，有机质含量相对较低，中下部更低[2]。这恰恰是宋代以后的水稻土。

　　徐琪在论到史前到汉代的稻作农业一直处于“火耕水耨”状态，这种状态下的水稻土发育不完善，因为没有干湿交替，也就没有水稻土所特有的氧化还原层。什么是水稻土?徐琪认为：“具有耕层、犁底层与渗渍层的稻田土壤方能稀为水稻土，而具有耕层、犁底层、渗渍层与淀积斑状潜育层的水稻土乃是典型的水稻土土体构型。”[3]耕层与犁底层都是人类长期耕作以后才形成的。水稻土不但需要人类耕作，还需要有效地利用水环境，在灌排条件下完成的土壤的渗与渍，最后在耕作所形成淀积层中产生氧化还原层。这一过程是水稻栽培过程中排水、淹水与人类不断地搅动耕作层形成的。不是种植水稻的土壤就叫水稻土，有氧化还原层的种植水稻之土壤才叫水稻土。火耕水耨时期土壤长年积水，难有层次分化，人们在载培中也很难有排水干田的技术措施，剖面分化也难以形成。

　　火耕水耨的技术体系学术一直存在着争论，争论主要在日本学者之间展开。日本学者的争论往往集中于火耕水耨的技术细节。真正对水稻土产生影响的，在于这种技术的水环境，正是这一体系的水环境管理，才构成对水稻土的影响。《史记·平准书》提到元鼎二年（前115年）武帝因江南涝灾下达的诏令中有：“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应劭注“火耕水耨”时有：“火耕水耨：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4]西塢岛定生认为从这一基础上推论“火耕水耨”是不耕地和不整地的，使用的工具也不过是攫、锸之等掘土工具，非铁犁和畜力耕作。从除草这一环节来看，需要一年的休闲。总体而言，早期江南稻作农业可概括为一年休闲的直播式栽培法。这种“火耕水耨”是当时江南普遍运用的稻作法，关键的技术内容为直播、轮休[5]。技术中没有晒田细节，至于杀草时的灌水，也不是在干田环境下灌水除草，而是在有水的田中再灌水淹没杂草。与后期的耘田类同，都是在水上加水的条件下完成的。没有干田，必然限制水稻土的形成。日本学者的研究没有将大圩考虑在内，难以探知火耕水耨的全部。宋代的大圩稻作仍有以前的火耕制度的遗存，可以从中可以探知早期的一二。郏直言：“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谓之白塗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间年淹没也。”[6]这里指出的这种休耕的田，有再易之田，休耕时间长达二年，休耕期间是没有放水的，“间年淹没”本身是不是年年放水。正是圩田内的这种水流控制，可以做到此处放水而彼处干田，干田时的土壤基本上任野草生长，为以后耕作提供放火烧荒的机会。烧荒后土壤有效氮素含量增长，宋代当时已经不火烧了，而是翻耕压青，那自然会有更多的土壤氮素。赵霖也讲古人在修这种大圩时，圩内不全种植，“昔人筑圩里田，非谓得以播殖也，将恃此以狭水之所居耳”[7]。狭水就是将地表水排进河道的过程，利用大圩排进河道，而大圩内并不全部种植。圩内土地也没有完全耕种，一些抛荒，形成休耕，同时也形成了火耕水耨的基本环境与条件。宋初佃户挑选肥力高的地块，也就是休耕灌水之地年年易地而种。农民也是在游移中选择耕地，休耕地因自然恢复而肥力提高。

　　宋以前大圩内的水稻土肥力主要靠休耕恢复，感潮水与太湖水的作用也很明显．《淮南子》“地形训”中有“江水肥而宜稻”之说，从字面上看可能是指长江水。但长江水是不能肥稻的，真正的肥稻之泥是太湖水带来的泥。“江”很可能是指吴淞江。当时大圩内河道、灌水区、杂草区相混杂的时候，水生动物也相当丰富。由于河水感潮，在这种海水与湖水交汇的地区，蟹类非常之多。宋人高似孙在其《蟹略》中提到许多描述这一地区多蟹的诗。梅圣愈诗中有：“秋来鱼蟹不知数，秋叶萧萧蟹应老。”陆游有诗曰：“稻肥初簖蟹，桑密不通鸦。”这里暗示背景，是一种有树木与水流的水陆交错区有大量的蟹类。他的另一首诗中有“水落枯萍粘蟹簖”[8]。当时河流中水生生物丰富，且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一种富营养化状态，而是在富有河蟹的纯净水环境中有大量的水生植物。这正得益于大圩内有足够的空闲地以供休耕，圩内圩外又有足够的河流和水泊与这种休耕地交叉共存，才有这种良性的生态环境。也正因为有大量的蟹类，这一地区的现代的土壤中有大量的蟹壳之类的残留物。

　　这一地区的休耕还可以从《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的内容中寻求答案，在“水稻第十一”部分记载了一些水稻品种，贾思勰引用了太湖地区周处的《风土记》，说明这些品种大多是江南的品种。正文的水稻栽培技术也可能参照了属于这一带的栽培技术。正文记载了两种水稻栽培技术，“北土高原”以后的种稻习惯是北方的习惯，以前的部分当是南方稻作技术。首先的一句话是：“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岁易的就是岁岁休耕，北方灌溉地本来并不多，难以“岁易”，易田种稻也不会有很高的产量，因为一年休耕的杂草有限，烧荒后的土壤肥力增长也有限，第二年产量不会有多大的优势，说明这是南方的技术。南方的哪个地区呢?在南方地区，由于水环境的局限，水田岁易的地区并不多，有水流控制才可以岁易。“水稻第十一”中的第二句话实际上隐含着太湖流域的区域特色，“选地欲近上流，地无良溥，水清则稻美也”[9]。在北方那种缺少灌溉地的田地，上流与下流没有什么区别。水清稻美，北方各地几乎找不到什么地方支持这种证据。长江中上游也没有这种现象。真正符合“近上流”和“水清稻美”环境的只有太湖地区东部，那就是吴淞江流域。上流是靠近太湖清水来源的这一边，这种水清而稻美，相反的方向是海水形成的感潮方向，一旦受混潮影响，土质带泥带盐碱，没有能力使土壤肥力增加，反而起破坏土壤肥力的作用。“水稻第十一”关于种稻的技术被《王祯农书》所认可是江南的技术。王祯在讲水稻技术时，基本上以太湖地区的江南稻作技术为阐发对象，王引了这段内容，说明他认可这一技术的江南地域性。王祯还特意注解“水稻第十一”关于那种霜降收获的水稻的说法。“南方水地，多种稻秫。早禾则宜早收，六月、七月则收早禾，其余则至八月、九月。《诗》云：‘十月获稻。’《齐民要术》曰：稻至‘霜降获之’，此皆言晚禾大稻也，故稻有早晚大小之别”[10]。宋代以前，太湖流域只种这种晚熟的大稻。

　　《齐民要术》引《周礼》地官稻人条的井田系统讲稻田之“作田”，塘浦圩田体系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就是周礼的井田制模式。有了水利系统与圩田系统，才有火耕水耨的其它植稻技术。《齐民要术》讲“拽陸轴十遍”，据缪启愉考证，这种陸轴与《王祯农书》中的一种水田耕作工具同，外有列齿，用于水田时“破块滓，溷泥塗也”。由于没有翻耕，这种耙地的动土深度有限，尽管可以促进水稻土的发育，却不会象后期那些快。至于除草，《齐民要术》仍引《周礼》的内容，“凡稼泽，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这种技术是一种不动土的除草方式。又有《札记》月令篇中的“大雨时行，乃烧、蘿、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烧为烧草，蘿为割草，《齐民要术》引郑玄注以解其意：“先蘿其草，草干，烧之，至此月，大雨流潦，畜于其中，则草不生。”辽[11]总之，无论是播前整地，还是播后杀草，基本上不怎么动土，由于动土层浅，又处于不断的休耕状态，这阶段不会有很好的水稻土剖面形成。

　　在大圩的塘浦体系没有形成网络的汉唐时代，海塘体系也没有形成，沿海沿江一带的感潮现象十分严重，一条河从开挖成功到完全淤塞，只需几年，大量的泥沙完全可以改变这一带的土壤结构与土壤生态。一般人不愿意经营这些旱地或受潮灾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开发的重点集中在低地与半低地的地区．徐修矩是唐末的一个读书人，有许多的潮田，却并不富裕。“徐修矩，吴人，仕为恩王府记室参军，奕世才贤，承家介洁。守世书万卷，优游自适。有潮田五万，步草屋数间，不复出仕。皮日休尝就借书读之，与任晦同时”[12]。这么多的潮田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收入，因为感潮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当时肯定很低。浊泥人农田后，对水稻的生长特别有害。潮田的位置大多数位于冈身高地地区和临近冈身的低地地区。以嘉定为例，在横沥的周边地区，也有许多感潮之田。这种感潮之田多属砂质壤土，在吴淞江以北，有关系。

　　一种俗称潮泥地。沿浏河、温草浜、吴淞江、界泾、杨泾等潮水干河两岸，约占全县耕地的10％，即6万亩左右。这种土地富有腐植质，但肥料容易流失，施肥水平高，适宜栽种棉花，水稻产量低。习惯多年旱作，一年水稻。另一种俗称潮沟干地。在东部和北部，即练祁以北，横沥以东，潮水到达地区，约占全县耕地的40％，即24万亩左右，这类土地含沙量和施肥水平略低于潮泥地，也是富有腐植质的壤土，种植棉稻都较适宜，习惯二年旱作一年水稻，或多年旱作一年水稻[13]。

　　清水与浊水的交界之地，形成潮沙淤积，使河道本身形成许多的汇。这种汇不断地进入到传统的大圩之区，让传统的大圩之区的土壤发生变化。“又有盘龙汇者，按介于华亭、昆山之间，步其径才十里，而湎沉迂远愈四十里，江流为之阻遏，值大雨则泛滥旁齿，沦稼穑，坏室庐，殆无宁岁。范文正公尝经度之，未遑兴作。宝元元年，太史叶内翰清臣漕按本路，遂建议酾为新渠，道直流速，水患遂弭。厥后，转运使沈立之又开昆山之顾浦，颇为深浚”[14]。治理汇会使水稻土的水流环境得以改善，便于形成高肥力水稻土。在早期水利治理较弱的时期，部分地区大圩的重要性可能更在于使水稻土不受浊流泥沙侵蚀，保证了土壤肥力。对吴淞江流域圩田的土壤的影响而言，水环境的影响最大。宋元之前，水利系统和海塘建设水平较差，感潮影响范围较广，土壤的潮水之灾是广泛存在的。宋初的潮水几乎覆盖到吴淞江流域的所有地区。“民田既容水，故水与江平，江与海平，而海潮直至苏州之东一二十里之地，反与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15]。

二、水稻土的早期发育与沤田

　　宋代有休耕的残存，也是休耕消失和水稻土大量形成的时代。休耕的结束迫使农民采取冬沤的方式恢复地力。这时的干湿交替主要发生在水稻生长期间，与干湿交替出现的还有一系列土壤耕作技术，这些技术使土壤出现了氧化还原层，成为标准的水稻土。首先是犁耕的推广，从唐代就开始著名的江东犁，江东犁的记叙者正是吴淞江流域的陆龟蒙。犁耕使动土量增加，形成耕作层和犁底层形成，并为进一步的水耕熟化创造条件。在以后，随着耕——耙——耖土壤耕作体系的完善，细粒向下淀积才可能加速。在此基础上的干湿交替，淀积层中开始有了氧化还原层。北宋时期人们对耕作土壤的淀积有了一定的认识，陈师道言：“田理有横有立，间谓之立土。横土、立土不可稻，为其不停水也。”[16]不可稻与不停水的关系，就是对土壤淀积层的作用的认识。停水功能很强，必然有很好的淀积层以止漏水。

　　在休耕阶段时，只有“水耨”，没有“耘”，播种前也没有“耕”，只有类似“耙”的环节。江东犁推广后，耕的环节出现并加强。有了秧田和非常精细的秧田耕作，“今夫种谷，必先修治秧田。于秋冬即再三深耕之，俾霜雪冻冱，土壤苏碎。又积腐稾败叶，剗蘿枯朽根菱，偏铺烧治，即土暖且爽。于始春又再耕耙转，以粪壅之”。一般的田地也有耕作，“平陂易野，平耕而深浸，即草不生，而水亦积肥矣。俚语有之曰：‘春浊不如冬清，殆谓是也。’”[17]在唐中后期，昆山的诗人孟郊知道种稻需要站在水中耕作，“退身何所食，败力不能闲。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18]。耕白水，意味着耘田作业的增多。另外，江东犁的推广使一些地区难以种稻的板结土或强硬的青紫泥会得以利用。以吴江县的青紫泥为例，这种土耕作困难，1950年代的调查表明这种土壤“锄时成块，群众用‘敲敲一个洞，锄锄一条缝’来形容它的耕性。有水还好耕些、犁垡不断成条（每条都有3—4尺），晒干后，坚硬不碎，刺脚痛，上水，耥耙泥滑，粘农具，易沉清，一牛一天深耕7—8寸，只能耕3—4分，土块硬、僵、不易耙碎，插秧困难，秧苗人土时要‘滑脱’，遇大泥块，即移滑人空隙里”[19]。江东犁的出现明显加速了这种土壤的改良速度。至于耘田，大田插秧后，“苗高七、八寸则耘之”。耕、耙、耖（耘）齐全后，水稻土越来越形成良好的耕层，上有泥糊，下有团块，使大气中的氧不断地区流人根际，使土壤的养分供应协调。这时，还有了更重要的搁田（晒田）过程，这种技术加强了短时间内的干湿交替，更进一步促进了水稻土的氧化还原层发育。“耘毕，放水煸之。欲秀，复用水浸之。苗既长茂，复事薅拨，以去稂莠”[20]。元代的娄元礼在其《田家五行》中也讲到了烤田，“六月不热，五谷不结，老农云：大抵三伏中，正是稿（熇）稻天气，又当下壅之时，最要晴而热，为得力也”[21]。唐末五代和北宋时期，单季水稻耕作中的烤田过程明显是比以前加强了。宋代的高斯得对太湖东部的农业技术发达与水稻土的精良作了描述：

　　见浙人治田，比蜀申尤精。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如面。故其种入土坚致而不竦苗。既茂矣，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复车水入田，名曰还水。其劳如此，还水之后，苗日以盛。虽遇旱嘆，可保无忧。其熟也，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22]。

　　讲到了土壤已经达到细如面的水平，说明水稻土的淀积层和滞水层已经成功地托住了地表水，他讲到了烤田的精细，正好说明在淀积层形成的基础上已经出现发达的氧化还原层。可以推断，现代水稻土的形成支撑了“苏湖熟、天下足”的局面。

　　这时期出现了另外一种淹水环境，就是冬沤。由于休耕已经取消，为了恢复地力，冬季反而开始灌水冬沤了。水稻收割后放水人田，稻田受积水覆盖，一些营养物质分解后进人土壤里面而不会轻易挥发。处于淹水状态下，有机质矿化作用减弱，腐殖化过程增强，土壤有机质可以提高。由于这阶段施肥还没有广泛地推广，沤田实际上是替代施肥的。耕作完了之后，放水灌田，古人认识到放水灌田有利于土壤肥力的保持。在南宋时期，这一地区有所谓“春浊不如冬清”俚语[23]，指春季灌水不如冬季灌水之意。前已述及，吴淞江流域的农田施肥其实并不普遍，通过休耕恢复地力就可以有倍于“常稔之田”的产量。“常稔之田”就是年年耕种，需要施肥的田。冬沤也是常稔之田保持地力的一种手段，秋天收稻以后，灌水人田。尽管这时的土壤有了氧化还原层，由于长期积水，潜育化程度应该很强，因为漫长的冬季积水使土壤的潜育化发育。冬季灌水，有机物的氧化速度低，有效成分仍在土壤里面，因此有积肥的作用，灌水还可以防除杂草和病虫害。年年耕种的水稻土有较多的稻秆，许多病虫害借稻秆寄生，灌水后虫害被除。灌水还会使土体软烂，便于耕作[24]。南宋时期，这种灌水在官田中非常普遍，“自来水乡秋收了，当即放水人田，称是废田，欲出榜招人陈告，其田给予告人耕田纳税，即已经予告人后有词讼不得受理”[25]。放水之后就等明年招佃，这些放水田是连作田。在官田上的佃户往往就挑选肥力高的地块种植，种植完灌水休耕，明年或者挑选其它地块耕种，或者就在积水的前荐地上种植，稻田经灌水后，前茬作物所留下养分不轻易挥发掉。这种方法到近代仍是江南农民恢复地力的重要手段。宋元时期仍处于丰水环境时期，许多圩田常常处于积水难排状态，这种耕作手段使土壤的潜育化加强。在大水时期尤其如此。赵霖言：

　　缘平江水田以低为胜，昔之赋入多出于低乡，今低乡之田为积水漫没十已八九。当时田圩未坏，水有限隔，风不成浪。今田圩殆尽，水通为一。遇东南风，则太湖、松江与昆山积水尽奔常熟；遇西北风，则常熟之水东赴者亦然。正如盛盂申水，随风往来，未尝停息。尝陟昆山与常熟山之巅，四顾水与天接。父老皆曰：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也。今若不筑圩岸，围裹民田，车畎以取水底之地，是弃良田以与水也。况平江之地低于诸州，唯高大圩岸，方能与诸州地形枉应。昔人筑圩裹田，非谓得以播殖也，将恃此以狭水之所居耳。昆山去城七十里，通往来者，至和塘也．常熟去城一百五里，通往来者，常熟塘也。二塘为风浪冲击，塘岸漫灭，往来者动辄守风，往往有覆舟之虞，是皆积水之害。今若开浦置闸之后，先自南乡大筑圩岸，围裹低田，使位位相接，以御凤涛，以狭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常熟二塘之岸，以限绝东西往来之水，治之次也。凡积水之田，尽令修筑圩岸，使水无所容，治之终也。昨闻熙宁四年大水，众田皆没，独长洲尤甚，昆山、陈新、顾晏、淘湛数家之圩高大，了无水患，稻麦两熟。此亦筑岸之验，目今积水之中，有力人户间能作小塍岸，围裹已田，禾稼无虞。盖积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筑。但民频年重困，无力为之。必官司借贷钱糓，集植利之众，并工戮力，督以必成。或十亩或二十亩地之中弃一亩取土为岸，所取之田令众户均价偿之[26]。

　　丰水环境和水灾形成的积水难排，必然带来水稻土的大面积潜育化现象，反过来使土壤的生产力受到影响。在高大圩岸、排除积水的地区，稻麦两熟或稻麦两收增加，反而有生产力的提高，高大圩岸区出现了“稻麦两熟”的现象。在这种地区，水稻土才会因水旱轮作而进一步走向良性化发育。当时人追求的生产环境，往往是水旱两收。稻麦两熟或稻麦两收必然伴随着水旱轮作的加强，一般情况是今年种稻明年种麦，或几年种稻后再种一季麦子。尽管稻麦两熟肯定是少数，即使是稻麦两收，年年冬天灌水的现象也会减少。要预备种麦，必须开沟排水，收麦后则灌水沤田，种麦时就要开沟排水，长期积水的现象减少，水稻土脱潜速度加快。尽管如此，北宋时的长期积水环境使低地潜育化现象难以彻底摆脱[27]。以湖积物为主，长期潜育化的土壤称为青泥土，脱潜到一定程度被称为黄泥土。一直到20世纪，土壤仍有相互之间的转化。以昆山为例，1949年以后仍大面积地存在着潜育化水稻土。

　　昆北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土壤粘重瘠薄。土壤以青土类型为主，土壤受潜育作用很大，秋熟作物以种稻中稻为主，常因地势低洼遭受內涝为害，故产量不高。解放以来，经大力兴修水利和建立机电灌溉以来，目前水利条件得到改变，低洼田都由一熟改为二熟，产量逐年上升。目前本县土壤分布，通过今春土壤普查，大体分为灰土、黄土、乌山土、青土、小粉土等几种类型。其中灰土占4．145％，黄土43．2％，大部分分布在昆南及昆北的较高田块。土质疏松肥沃，黑黄色，大多属壤土；乌山土占6．7％，青土占42．5％，大多分布在中部。土质粘性，肥力中等，土青色，大多属粘土，白螺蛳土、小粉土，占3．35％，大多分布在昆北低洼区，土质粘重板结，低产田大部分集中在这类田[28]。

　　昆山地区低洼地区的黄土与灰土，是长期排水与耕作形成的，属于良性土壤。还有大量的积水土壤处于潜育化状态下，这种水稻土是青紫泥。青紫泥等潜育化土壤可以在水旱轮作的环境下向黄土和灰土转化。低地的土壤在开垦之初，地下水位很高，农民又采用沤田方法，全剖面几乎都处于还原状态。随着耕种的进行，定期的排水、灌溉、施肥、耕作，灌溉水与地下水不断分离，氧化还原层和其它层次才较为明显，成为良性水稻土。淀积层青色时候处于还原状态，黄色时处于氧化状态，相互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在这种土壤上采取不同的技术，马上会使土壤产生不同的分化。“在长江三角洲平原湖荡地区，由于小地形和地下水位所决定的土壤颜色是反映稻、麦轮作水稻土的标志，因而分出青泥土、黄泥土和白土等”[29]。分化的时间表往往就是土地排水与开垦的时间表。宋元时期是新水稻土土壤在淀山湖和阳澄湖一带扩展，因为这时期的开垦在这一带，以吴江县的土壤为例。《吴江县土壤志》有：

　　土壤是历史自然体，一种土壤形成和人的生长有年龄一样，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并在不断变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县是太湖地区的一部分，土壤形成主要是湖港淤积成陆被人们垦殖利用变成的。它（他）的年龄较轻，历史较短，不及东北地区历史悠久。现有的土壤也继续受到各种因子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逐渐演变，如群众经验白土变为灰土要4—5年时间，因此说时间因子对成土作用也有它一定的影响的[30]。

　　吴江县东北部土壤实际上是宋元以后在低地开发基础上形成的水稻土，由于开发时间长，已逐步脱潜；沿湖地区主要是近代以后开垦的，脱潜正在进行中。施肥也对水稻土发育产生重要影响。也正由于各种施肥措施的加强，人们才会脱离对冬沤的依赖。徐琪指出：“从现代某些耕作制度看，在粘质土壤上，如不采用绿肥轮作或施用足够的有机肥料，冬沤往往是维持地力的保守的耕作方法之一。由于冬沤，便促进了表潜作用的发展，形成表潜水稻田或沤田。”[31]可以推断，冬沤的取消是人们加强施肥和种植绿肥的结果。随着稻作的加强，麦稻两收与稻麦两熟增多，江南地区开始大量地施用泥肥，泥肥使水稻土的表面粘粒增多，在水耕的搅动下，粘粒不断向下移动，淀积层加速发育，氧化还原层也会因之加强，土壤的保水保肥性能趋于良好。宋元这时的泥肥并没有像明清时期那样广泛。《农政全书》曾引元代《农桑辑要》中泥肥的作用：“壅田或河泥，或麻、豆饼或灰粪，各随其地土所宜。”[32]《王祯农书》有：“又有泥粪，于沟港内，乘船以竹夹取青泥，枚泼岸上；凝定，裁成块子，担去与大粪和用，比常粪得力甚多。”[33]泥肥与其它肥料不太一样，由于泥肥的使用量大，不但增加土壤的供氮能力，还增加土壤的粘粒水平，可以大大地加厚耕作层。由于休耕期越来越少，南宋时期普遍实行施肥。南宋陈專的《农书》体现了这种技术转型，陈甚至在江南施肥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施肥理论。他也提到了低区高大圩岸的问题，“其下地易以淹浸，必视其水势冲突趋向之处，高大圩岸环绕之”。江南农民这时有置粪屋的习惯，“凡农居之侧，必置粪屋。低为檐楹，以避风雨飘浸。且粪露星月，亦不肥矣。粪屋之中，凿为深池，瓮以砖甓，勿使渗漏”[34]。这种景观和生活习惯在江南的出现，是水稻田施肥已经形成的一个标志。在这种环境下，陈认为地力可以常新壮。

　　凡扫除之土，烧燃之灰，簸扬之糠秕，断稿落叶，积而焚之，沃以粪汗，积之既久，不觉其多。凡欲播种，筛去瓦石，取其圳（标准）者，和匀种子，疏把撮之，待其苗长，又撒以壅之。何患收成不倍厚也哉。

　　或谓上敞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二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則益清熱肥美，其力常新壮矣，仰何敝何衰之有[35]。

　　单从以上的理解看，这时的施肥水平似乎到了物尽其力的水平。实际并不如此，陈所介绍农田环境是“凡田土种二五年，其力已乏”。这恰好反映了当时的农田处于一种是刚刚脱离休耕的状态，人们并不怎么习惯施肥，又不行休耕，才出现地力下降。《王祯农书》中甚至记载人们仍不会利用杂草。“礼者曰：仲夏之月，利以杀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今农夫不知此，乃以其耘除之草，弃置他处，殊不知和泥渥漉，深理禾苗根下，沤罨既久，则草腐而土肥美也。今江南三月草长，则刈以踏稻田，岁岁如此，地力常盛”[36]。可以看出，元代的江南农民尚不像明代那样会利用杂草沤制杂肥，当时的施肥可能主要集中于养猪积肥上。“尝谓江南水地多湖泊，取萍藻及近水诸物，可以饲之”。种绿肥和挖河泥，是江南的水稻土土壤改良施肥的手段，只是这两种技术在每一个地区的实施都有一种与环境的关系适应问题，推广尚需时间。这一时期的压青技术很有成效，上文提到的“江南三月草长，则刈以踏稻田，岁岁如此，地力常盛”。就是翻青技术使水稻土肥力得以维持。对江南水稻土的认识，基本上在传统的阴阳概念基础上进行理解。王祯又言：“其火粪，积土同草堆叠，烧之；土熟冷定，用碌碡细用之，江南水多地冷，故用火粪。种麦、种蔬尤佳。又凡退下一切禽兽毛羽亲肌之物，最为肥泽，积之为粪，胜于草木。下水田冷，亦有用石灰为粪，则土暖而苗易发。”[37]这里在讲到因地制宜施肥的同时，也提到了阴性水稻土的概念，这基本上就是那种长期处于沤田状态下的潜化水程度较高的水稻土。在这种田地上施阳性有机肥，实际上是增加这种冷浸田的有机碳以增加氧化作用，由此引起的土温升高对作物生长有利。

三、水环境的影响

　　北宋时吴淞江非常宽广，两边的塘浦也很宽广，太湖清水在宽河道中强盛，清水压浑潮，抑制了浑潮的大量泥沙进入河道并进入到农田。随着吴淞江淤塞得越来越窄，周边的塘浦也越来越窄。任仁发的《水利集》中有：“议者曰：‘古者吴淞江狭处沿二里许，犹不能吞受太湖之水，于是添浚三十六浦以佐之，且后时有淹没田畴之患。今所开江二十五丈，置闸十座，其能去水几何?’”吴淞江的许多地段只有二十五丈左右，与日后黄浦江形成时期的吴淞江差别不大了。吴淞江下游有几道分流人海，其中的上海浦“泄放淀山湖三泖之水”[38]。这种排水方式也会使吴淞江南部松江一带的圩田土壤更受潮淤化影响。范成大曾这样形容昆山一带的水环境与土壤，“昆山常受三江具区之委以入于海，其野甚平而善淤，苦于霖潦，时至则水多，高居必以横塘纵浦疏瀹四出，然后民得污邪而稼之，今岁久弗浚，塗泥满沟，夫地愈益下而脉络壅底，则其沈淄独其于它邑”[39]。这种污邪之土壤应是感潮形成的潮淤之泥，并没有多少土壤肥力，对稻田有害。关于潮水对土壤的影响，北田英人曾作出过一定的描述[40]。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是潮水与水稻土发育的关系。在感潮区，潮水的影响自北宋时吴江长桥被堵塞时就开始了，到南宋和元代，吴淞江流域几乎总处于严重的淤积状态，清水丰盛程度的减弱便于圩田区有大量的潮积淤泥随潮水进入。

　　浙西田土多藉太湖之水灌溉，厥利甚大，若河港闭塞，不能通流湖水，稍遇大雨便致泛溢，渰没田禾，为害不轻。其吴淞江原受太湖淀山湖诸处湖泖上源急流冲散潮沙，自古可敌千浦。浙西之水来既有源，去亦有委，是以不成水患。近年以来因上源吴江州一带桥洪塘岸椿钉坝塞，流水艰溘，又因沿江水面并左右澱山湖等处权豪，种植芦苇，围里为田，并边近江湖河港隘口沙滩，滋生茭芦，阴节上源太湖水势，以致湖水无力不能渲涤潮沙[41]。

　　潮沙淤塞地带的植被演替通常是先有芦苇等植物的生长，然后被权豪垦占，种一些水生经济植物，比如茭芦之类，最终里围成田，种植水稻。在淀山湖一带，低地开垦后的水稻土变迁过程基本上就是一种青泥土被潮沙改良的过程。宋元时期，权豪利用整体水环境的变化，以小地域改变水稻土环境的例子有许多。南宋末年，由于各处河道被钉塞，潮水淤积的速度更加快速。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潘应武言：

　　今浙西水自丙子年归附时，招民官恐哨船入境，掳掠乡村，各自钉塞，地分河港。吴江长桥系三州六县太湖众水之咽喉，长桥南堍古来水到龙王庙侧，又被筑塞五十余丈，沿塘三十六座桥道，实乡村河港众流之脉络。多被钉断，日久岁深，浮秽壅塞。亦有桥道被筑实，坝水不通流，所以不流不活，不疾不驶，不能隨即涤去淤塞，以致淀山湖东小曹港口、大沥口、汊港口等处潮沙日壅，积成数十里之广，三五尺之厚，被权豪势要占据为（田），湖水、潮水不相往来，积水不去[42]。

　　潮水淤塞到淀泊一带，能够达到淀山湖一带潮泥，粗沙质已经大大减少了，被圩田化和垦殖后会很快变成肥沃的水稻土。何况这里沉积淤泥的主要部分仍是太湖水形成的肥沃淤泥。所以，吴江与长洲一带的土壤，属于非感潮区的土壤，南宋时期毛翊有诗提到吴县、长洲一带的土壤肥沃状况。“竹罾两两夹河泥，近郭清渠此最肥”[43]。任仁发这样讲淀山湖一带的冲淤区，有很好的水稻土。“富户数十家，于中每种植茭芦，埋钉椿笆填委葑土，围筑硬岸，岂非逆土之性何?为今日尽成膏腴之田，此明效大验，不可掩也。既是淀山最低之湖，经营尚可以为田”[44]。

　　在湖岸与沼泽地带围的田，积水环境比淤塞区要严重，存在大面积的表潜化现象。由于南宋时期人口的增加，乡民新开垦之淀山湖等地围湖造成圩田和湖田，加上土壤的肥沃，会被加速地改良并形成水旱轮作，如果施肥与耕作程度都非常高，容易形成高产水稻田。淳熙六年（1179年），“浙西提举颜师鲁言：田野日闢，治世盛事，今乡民于自己硗确之地，开垦以成田亩”[45]。许多草荡田被垦成新田，嘉定二年（1209年），湖州王炎奏：“本州境内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亩收三石，则一岁增米三十万硕。”[46]亩收三石水稻田应该是水旱轮作，高产稳产的水稻土。这种地块上往往行二熟制。在大多数地区，仍然只是一熟。开发最好的黄泥土水稻田属于潴育性水稻田。近湖地区耕作性状较差，在经常表潜作用，土壤的僵硬板结状态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氧化还原层与淀积层的供水供肥性也达不到后期二熟制水平，供肥能力带有晚发特点。晚发是指水稻土对水稻生长后期有较强的供肥能力。早发田与晚发田是有区别的，“在太湖地区，鳝血黄泥土是早发田，肥力水平较高；僵板黄泥土是晚发田，肥力较低”[47]。晚发田是早期的，早发田是后期形成的，一熟状态下普遍是晚发田，只有水旱轮作加强，耕作加强，才会把水稻田由晚发田开发成早发田。早发田加上勤施肥料，才能支持二熟制的供肥需求。这种变化的大前提是积水环境得到改变，明代以后黄浦江形成后吴淞江流域的丰水环境不再，才出现这样的深度开发，在宋元时期，丰水环境所形成的大面积潜育化，始终限制着低水稻土的进一步改良。

四、农作技术的影响

　　无论如何说，自宋代以后，旱地作物开始在吴淞江流开始推广，只要有旱地作物加入到水田种植中，水旱轮作就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水稻土的剖面结构也会加快改善。只是要指出的是，北宋时期的旱地作物和稻麦复种都非常少，发生旱灾时，以致连补种的旱作物都没有。“宋太宗时，言者谓江北之民，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秔稻。虽风土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于是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当时许多地方仍有休耕，水稻以一熟制为主，难见旱地作物是正常的。麦稻复种和双季稻也没有，稻麦参差种植也很少。经过宋元两代四百年的发展，江南才有非常复杂的其它作物种植。“宋太宗诏江南之民种诸谷，江北之民种秔稻，真宗取占城稻种，散诸民间，……今世江南之民，皆杂莳诸谷，江北民亦兼种秔稻。昔之秔稻，惟秋一收，今又有早禾焉”[48]。旱地作物的增加，也是这一地区人口压力的推动下土地利用程度增加的结果。人类的选种也导致了早稻与晚稻的分化，稻麦轮作复种因此进一步发展。《吴郡图经续记》言：“其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禾有早晚，其名品甚繁，农民随其力所及，择其土所宜，以次种焉。”[49]朱长文在这里讲一岁再熟，也可能是稻麦两收。可能是在不同的地块上分别种了稻与麦，也可能是麦稻复种。直到民国时期，稻麦复种仍不多。无论怎么讲，一块土地上可以实现麦稻轮作，使水稻土加强了水旱轮作，向良好剖面演替的方向加快了。在稻麦轮作推广的时候，土壤耕作也有相应的发展，特别是稻麦二熟基础上的水旱轮作技术，在元代已经很成熟，中国农业科技史上著名的开埨沟技术出现在这一时期，这一技术对水稻土的氧化还原层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

　　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阔狭不等。一犁用一年挽之，作止回旋，惟入所便。高田早熟，八月燥耕而焊之，以种二麦。其法：起拔为疄，两疄之间，自咸一畎。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疄，泄利其水，谓之“腰沟”。二麦既收，然后平沟畎，蓄水深耕，谓之“再熟田”也。下田熟晚，十月收刈既毕，即乘天晴无水而耕之。节其水之浅深，常令块坺半出水面，日曝雪冻，土乃酥碎。仲春土膏脉起，即再耕治。又有一等水田，泥淖极深，能陷牛畜，则以木杠横亘田中，人立其上而锄之。南方人畜耐暑，其耕，四时皆以中昼[50]。

　　很明显，这种再熟田是复种制下的二熟之田，肥力较强，正是水旱轮作使肥力提高。至于“下田晚熟”的意义，指种一熟的田是下田，肥力不好。这种田容易积水，潜育化环境更明显一些。在吴淞江的中下游地区，因为河流进人冈身地带，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种植，现在应该有了旱作，同时有灌溉与稻作，是稻麦轮作最早的地区。以嘉定为例，这一地区的沙质壤土就是分布在吴淞江两岸，沙质壤土又有两种，既可以用之于旱作，也可以作水田，一般是多年旱作后加一年水田。

　　一种俗称潮泥地。沿浏河、温草浜、吴淞江、界泾、杨泾等潮水干河两岸，约占全县耕地的10%，即6万亩左右。这种土地富有腐植质，但肥料容易流失，施肥水平高，适宜栽种棉花，水稻产量低。习惯多年旱作，一年水稻。另一种俗称潮沟干地。在东部和北部，即练祁以北，横沥以东，潮水到达地区，约占全县耕地的40％，即24万亩左右，这类土地含沙量和施肥水平略低于潮泥地，也是富有腐植质的壤土，种植棉稻都较适宜，习惯二年旱作一年水稻，或多年旱作一年水稻[51]。

　　稻麦轮作使土地利用程度加强，土壤肥力开始依赖有机肥的施用、绿肥的种植和挖河泥。随着泥肥的施用的程度加强，土壤耕作层开始快速演替。在整个太湖平原上，施泥肥形成的堆叠各处不一。明显的是，由于吴淞江排水的功能降低与潮淤的增加，许多水田的旱作条件形成了，水旱轮作开始普及。淤塞使人们加强河道疏浚，疏浚使潮沙土被起于两岸，不断的疏浚意味着两边水稻土的土层堆叠作用加强，土壤质地沙壤化倾向进一步增加。宋元时期的堆叠大大影响了现代地貌，形成了大量的半干旱化高地．在嘉定县，“全县地势平坦，是一个冲积平原。地面高度一般在3．8—4公尺。东北部因受潮汐影响，历年大量疏浚河道，积土较多，因此地势略高”。在吴淞江和较宽大的河道两岸都有高地突起，“一般高度在5公尺以上，最高达10公尺左右。这种高地约有15万亩。另有高度在5公尺以上，最高达10公尺左右。这种高地约有15万亩。另有高度在3．5公尺以下的小块低地约4万亩左右分布在各处，其中在3．2公尺以上的洼地有14块5000亩，以朱桥公社的沥江、外冈公社的钱门和黄渡公社的松滨为最低”[52]。正是河网密布和淤塞与疏淤加强，这种土壤景观才得以形成。在一些浅水地区，堆叠很快引起旱作物的推广，在一些深水圩田区，这种堆叠使圩田的边缘地带成为稻麦两熟或稻麦两收的田地。

　　徐琪认为：“随着河泥的施用，圩区田面不断垫高；沿江平原多引江水灌溉，淤积作用明显，河泥堆垫的稻田与淤灌加厚土层的稻田，由于不断耕耙，土体内多含螺壳碎片（河塘中多螺蛳）与侵人体，而平原稻田与丘陵稻梯田，所用泥肥或农家肥多是就地挖土垫圈，堆叠作用较弱，土层增厚不显。”堆叠作用使水稻土的A层（耕作层）不断发生变化，在一个圩内，堆叠在不同的圩田位置有不同的影响，圩边缘的头进田，受河泥堆叠的影响最大，圩心田受河泥的堆叠程度最少，圩田逐步形成一种外缘高、中心低的结构。送河泥的船向内圩输送河泥的成本也是越向内越高，“以村庄与渠道为起点，借舟楫之利运送河泥是先近村近岸农田，而后逐步扩展至远田，久而久之圩区出现了头进、二进、三进田与圩心田的空间分异。在垫高土层超过50cm，土壤地下水位降至50 cm之下，稻麦（油）轮作体系方得以稳步发展”[53]。这一过程也与居住地有关系，大圩崩溃之后，人的聚落居住点从围心转向缘河地带，人们也自然在居住地附近加强堆叠以形成房屋基址。伴随着圩田新结构与圩田土壤新格局的产生。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旱地作物自然首先向头进田推广，头进田自然也成了稻麦轮作的地方，而围心往往只能种一稻水稻，甚至由于长期积水而不成种植。在这一段时期，江南也出现了成熟期较早的早稻，早稻的种植地区并不是在大圩田里，而是一些边缘地区的小圩田才出现这种早稻。

　　对于那些长期淹水的小圩，也有一种叫做黄穋稻的品种种植，王祯言：“筑土护田，似围而小，四面俱置瀽穴，如柜形制。顺置田段，便于耕莳。若遇水荒，田制既小，坚筑高峻，外水难人，内水则车之易涸，浅浸处，宜种黄穋稻。《周礼》谓：‘泽草所生，种之芒种。’黄穋稻是也。黄穋稻自种至收，不过六十日则熟，以避溢水患。如水过，泽草自生，糝稗可收，高涸处，亦宜陆种诸物，皆可济饥。此救水荒之上法。”[54]由此可见，早熟之早稻并没有先在高地或在一般的大田种植，而是在水灾易生地区种植，这些地块是小圩区，一般在水边，青泥土发育程度较高。以后随着稻麦轮作的推广，这种稻向边圩一带推广。

五、小结

　　总之，宋元时期江南的水稻土大面积地发育，与这个时期的水环境与农作技术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一开始，沿岸大圩内有大面积的休耕，休耕的条件下水稻土发育较慢。在唐宋出前，休耕的稻作使现代水稻土的剖面结构不能形成。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垦殖，宋代以后的大部分地区开始年年耕作，水稻土开始形成，但这时的潜育化程度较高，存在著大面积的冬沤田和潜育化水稻土。随着耕作的水平与动土水平的提高，良性水稻土的剖面结构进一步发育。与此同时，宋元时期的旱地作物开始普及，这种普及使水旱轮作加强，推动水稻土氧化还原层出现。由于吴淞江的淤塞，开始形成大量的高地，这种高地的出现对这一地区的干田化和旱地作物的推广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总之，宋元时期吴淞江流域的水稻土发育与水环境及农作技术密切相关。

The Rice Ecology and the Paddy Soil Formation in Wusong River Valley in Song and Yuan Dynasty

Wang Jiange
（Center for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200433）

　　Abstracts: At the beginning of North Song dynasty, there were a lot of fallow lands and lands covered with water in Wei fields in Wusong River valley. Bo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file of paddy soil and the process of getting out of gleization was very slowly. In the later stage, the water condit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file of paddy soil. The water abundant condi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North Song dynasty had been changing, the silting of Wusong River made more and more dry land, and the process of getting out of gleization also was intensified. In mean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slach as drying land of rice field, applying fertilizer, retracting green grass and ditching technology, all had promoted the good profiles of paddy soil.

　　Key words: Wusong River; paddy soil

注释：

[1]吴克宁：“土地生态史与土壤历史档案记录和文化遗产功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办“区域生态史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收录论文，2009年3月28日（未刊稿）。

[2]龚子同：《苏南昆山地区全新世土壤与环境》，《土壤学报》，2002年第5期，第618页。

[3]徐琪等：《中国太湖地区水稻土》，（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第44—45、54页。

[4] 《史记》卷30《平准书》裴驷“集解”引应劭注。

[5] [日]西嶋定生：《火耕水耨について》，首刊于《和田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东京：讲谈社，1951），后经修订以《火耕水耨について一江淮水稻農業の展開過程一》之名收入他所著《中国経濟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l966）。

[6]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上》。

[7]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下》。

[8] [宋]高似孙：《蟹略》卷2。

[9]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

[10] [元]王祯：《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集之四，收获第十一；农桑通诀集之六，水稻。王祯在引了《齐民要术》的这部分内容以后，又增加了一些他自己确认的江南稻作新技术，如插秧技术等。

[11]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

[12]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25《人物》。

[13]嘉定县人民委员会：“嘉定县十年来农、林、牧、付、渔生产总结初稿（1949—1959年）”，1959年10月1日，上海市嘉定区档案馆藏，农业局档案，44—1—3l。

[14] [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

[15]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上》。

[16] [宋]陈师道：《后山丛谈》卷2。

[17]万国鼎校注：《陈專农书校注》，“善其根苗篇”，（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65年，第45页。

[18] [唐]孟郊著，华忱之、喻学才校注：《孟郊诗集校注》卷2《退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19]江苏省吴江县土壤普查办公室编：《吴江县土壤志》，1959年，第32页。

[20] [元]王祯：《王祯农书》，百谷集之一，水稻。

[21] [元]娄元礼：《田家五行》，六月类。

[22] [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

[23]万国鼎校注：《陈專农书校注》，“善其根苗篇”，（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65年，第45页。

[24]朱鹤健：《水稻土》，（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340—341页。

[2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经界，绍兴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26]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下》。

[27]熊毅、李庆逵：《中国土壤》（第2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28]昆山县农林局：“昆山县改良土壤工作初步总结”1959年12月15日，昆山市档案馆藏，农林局档案334—1—9。

[29]熊毅、李庆逵：《中国土壤》（第2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213、216页。

[30]江苏省吴江县土壤普查办公室编：《吴江县土壤志》，1959年，第68页。

[31]徐琪等：《中国太湖地区水稻土》，（上海）上海利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第44页。

[32]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6，农事，营治上。现在出版的《农桑辑要》中无此条。

[33] [元]王祯：《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三。

[34]万国鼎校注：《陈專农书校注》，“地势之宜篇第二”、“粪田之宜篇第七”，（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65年，第25、34页。

[35]万国鼎校注：《陈專农书校注》“粪田之宜篇第七”，（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65年，第34页。

[36] [元]王祯：《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三、粪壤篇第八。

[37] [元]王祯：《王祯农书诤，农桑通诀集之三、粪壤篇第八。

[38] [元]任仁发：《水利集》卷2。

[39]嘉靖《昆山县志》卷15，范成大：《新开塘浦记》。

[40] [日]北田英人：《八一十三世纪江南の潮と水利·農業》，《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4号，1989年。

[41] [元]任仁发：《水利集》卷8《大德三年六月都水庸田使麻合马加议讲议吴淞江堙塞合急治方略》。

[42] [元]任仁发：《水利集》卷3。

[43] [宋]陈思：《两宋名贤小集》卷310，“吴门田家十咏”。

[44] [元]任仁发：《水利集》卷2。

[4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淳熙六年五月十八日。

[46]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嘉定二年正月十五日。

[47]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太湖地区水稻土肥力研究论文集（摘要）》，1979年，第2页。

[48] [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14。

[49] [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物产。

[50] [元]王祯：《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二、垦耕篇第四。

[51]嘉定县农林水利局：“嘉定县十年来农、林、牧、付、渔生产总结初稿（1949—1959年）”，1959年10月1日，嘉定区档案馆藏，嘉定县农业局档案，44—1—31。

[52]嘉定县人民委员会：“嘉定县十年来农、林、牧、付、渔生产总结初稿（1949—1959年）”，l959年10月1日，嘉定县档案馆藏，农林水利局档案，44—1—31。

[53]徐琪：《论水稻土肥力进化与土壤质量——以太湖地区为例》，《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1年第4期，第325—326页。

[54] [元]王祯：《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田制门，柜田。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1期

　　本丛谈收集的材料（截至2011年1月10日），按时代划分可列为下表：

　　从该表看，汉唐记载较少，入宋以后才多起来，北宋的记载已大大超过秦汉至唐五代的总和，南宋的记载又超过北宋一倍多。元代享国年数只及北宋的一半左右，但有关记载的数量比北宋少不了多少。在各类水车中，翻车数量最多，超过总数的3/4。从汉到宋元，大幅度增长，其中南宋翻车记载数量超过南宋记载总数的4/5。筒车的记载由唐代的1条发展到宋元的46条，但两宋和元代的记载不像翻车那样迭次大增。井车记载总量远逊于翻车和筒车，但唐代的记载却大大超过宋元的记载。

　　根据我对材料反映的地区性的鉴别，宋元有关水车的记载集中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淮河流域和东南沿海的福建、江西，其数量占总数的80%以上；绝大多数是翻车。在该地区中，又以江苏、浙江的记载为多，约占百分之七八十。安徽、福建、江西水车记载比江苏、浙江少许多，但在全国仍属前列；但筒车记载则但闽赣多于江浙。两湖、西南、华南的记载占总数的10%左右，但筒车记载大大超过翻车。华北地区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五省的记载不足总数的10%，翻车记载稍多于筒车，井车记载则冠于各地。东北、内蒙、青海、新疆、西藏、云南、台湾缺载。[3]

　　古代的事物是否有记载，如有记载，能否保存下来，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不能认为没有现存记载的就是不存在。而且我们收集材料也可能有疏漏。不过，我们材料是大量的，而不是个别例证，虽然不能据此作出严格的统计学意义的分析，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水车发展的大致趋势。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宋元是中国水车大发展的时代，但这种发展在地区和车种上又是很不平衡的。发展最突出的地区是长江下游江浙一带，使用最普遍的水车则是翻车。

　　宋元是长江下游作为中国新的经济重心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关于翻车的大量记载，反映了翻车的使用与这个新经济重心形成的某种内在的联系。下面，我们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中心，探讨宋元翻车的推广与应用，以及它在新经济重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

“何处不逢君”[4]——宋元翻车在江淮流域及以南的空前普及

　　在江淮及以南的许多地区，水车（翻车）已成为营农者必备工具。乾道五年（1169年），徐子寅奉旨以楚州（江苏淮南）空闲官田安置从北方南归的“归正人”，“每名给田一顷，五家结为一甲……每一甲用踏水车一部”[5]。淳熙十年（1183年），郭刚根据皇帝的指令作淮西荒地屯田规划，其中“六人耕田顷，给牛三头”；“合用农具：田一千顷用犁一千五百具，钯一千五百具，水车一千部，并碌碡、锄、镢之类，乞下淮西漕司制造应副。”[6]即六人耕的毎顷田供给水车一部。

　　南宋吴泳在《宁国府劝农文》中说：

　　今春气向中，土脉渐起，正是东作之时，如谷之品、禾之谱、踏犁之式、戽水之车、辟蝗虫法、医牛疫法、江南秧稻书、星子知县种桑等法，汝生长田间，耳闻目熟，固不待劝也。[7]

　　吴泳在这里谈的是农业生产中最要紧、也是农民最熟悉的一些事物和知识，翻车也在其中。宁国府乃今安徽宣城。吴泳，四川潼川人，长期在南宋中央政府任职，后以中央官员身份出任多处地方官。文中所述，并非宁国府独有，在江淮以南应带有普遍性。

　　上述屯田和官庄是政府组织的，政府供给启动再生产过程最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于可以互通有无，不一定毎户一部水车。但独立经营的农户，为了生产的正常进行，只要有条件的，都置备水车。实在没有水车的，哪怕租借或乡邻帮带，也要用上水车。北宋元祐五年，虽然去年遭灾，但“又缘春夏之交，雨水调匀，浙人喜於丰岁，家家典卖，举债出息，以事田作，车水筑圩，高下殆遍……”[8]淳熙八年，江西南康军大旱，凡“边临大港，并有积水陂塘，可以车戽接救田段，皆是人户自入夏一干之后，合家老幼，举债辛勤，用工车水。”[9]陆游归耕时必要的准备之一是置买水车[10]。范成大诗中也谈到租借水车的事[11]。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三记载，绍兴二十二年五月“癸卯，左朝请大夫陈汤求知池州，还论郡县以耕牛、水车、舟船、农具估为家力，视此等降差役科敷，其交易买卖又重收税钱，非劝农之本意，乞委常平司纠察。诏申严行下。”陈汤所言不止是池州情况，在江淮以南农区是有代表性的。它透露了以下信息：第一，在估定农家财产的系列中，水车仅次于耕牛，和舟船一起列在其他农具的前头，可见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地位之重要：水车也是当时农具市场中的重要商品。南宋政府为了保护小农经济，同意陈汤的建议，废止这种估算家力的办法。

　　元朝政府继续推广水车，并采取扶植贫苦农民的措施。如《通制条格》卷十六载：

　　虽有河渠泉脉，如是地形高阜，不能开引者，仰成造水车，官为应副人匠，验地里远近，人户多寡，分置使用。富家能自置材木者，令自置。如贫无材木，官为买给，已后收成之日，验使水之家，均补还官。若有不知造水车去处，仰申覆上司关样成造。

　　在这种情况下，水车获得前所未有的推广。江苏、浙江一带水车使用尤为普遍。南宋毛珝的《吴门田家十咏》说：“到处车声转水劳，东乡人事独逍遥。一堤滟滟元非雨，总是吴江淡水潮。”[12]南宋黄震说：“浙间才无雨便车水，全家大小日夜不歇。”[13]这当然是以广大农户普遍拥有翻车为前提的。家在浙江绍兴（会稽山阴）的陆游，乾道六年（1170年）六月在入蜀途中，“乡仆来言：乡中闵雨，村落家家车水。”[14]淳熙十二年夏，江西上饶天旱，出现了“万室望霓愿，千村车水歌”[15]的景象。嘉泰元年孟夏，山阴农村正在车水抗旱，准备插秧，忽然下大雨了，结果“处处跃秧马，家家闲水车”。 “水车罢踏戽斗藏，家家买酒歌时康。”[16]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农家拥有水车的普遍性。

　　水车响声成为当时农村的具有特征意义的现象： “晌午鸦鸦响踏车，那边丛薄有人家。”[17]“波翻别壑闻车水，青遍柔桑趁浴蚕。”[18]“南岸北岸声咿哑，东邻西邻踏水车。”[19]这是浙江一带的农村风光[20]。南宋孙觌在致仕归耕后，在一篇通信中谈到他在江苏的常州、无锡农村所见：“自归耕穰田，望岁与老农共为休戚，春夏旱溢，两岸车声如雷。”[21]绍兴初年，王之道避宼乱，从安徽巢县出发到庐州（安徽合肥）的胡避山[22]，由于战乱的破坏，九十多里荒无人烟，“踯躅於荆棘蒿艾之间”，令人压抑。“将次胡避，殆见迹牛涔，蔬畦麦垅，转水车之咿轧，蔼炊烟之郁葱，农夫两两三三田作而反，挽犁携插，仅有可观”[23]，心情为之一舒。总之，有水车声便是有人家、有村落、有生气。

　　由于水车的普及，宋代以水车名地者屡见不鲜。如张师正《括异志》载：

　　杨道人者，不知何许人也，往来郢之京山县、丰国范顿市中……彭长官者，欲求地葬其母，以纸干之，乞数字。直书云：翻车二十五千。既而果于翻车村得其地，以二十五贯市之。（卷六《杨道人》）

　　待制刘公湜……自金陵尹移守高密，时已抱疾，乘船沿淮，至水车驿舍遂卒。……水车沟在海、密州界。（卷二《刘待制》）

　　郢在湖北江陵县西北。海州在苏北、密州在山东，与海州接界。

　　水车名地在江浙一带尤多。在建康（南京），有俗呼“翻车桥”的安政桥。[24]在会稽（浙江绍兴）有“车水城”，南宋王十朋在这里重建民事堂。[25]府城中有“车水坊”[26]。府城南有“车水桥”，子城中有“车水桥巷”[27]。上虞县有“车水坊”。城市中地名冠以“车水”。当与城市消防或城市供水有关，同时，当时城中亦有农圃园林，用得着水车的地方尚多。

　　车溪一名也值得关注。《大清一统志》卷二二○谈到嘉兴府的“车溪”：“在石门县东北三十六里，流经桐乡县北，自皂林堰口抵青镇，南北二十里，两旁皆腴田，资以灌溉。”车溪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两岸腴田，车戽不绝”[28]石门、桐乡的车溪，明嘉靖《浙江通志》已载，其得名应该在这以前，是否宋元已有此“车溪”，待考[29]。但宋元以车溪名地者确实不止一处。如江苏吴江县有车溪[30]，浙江台州鄞县有车溪[31]，尤其是浙江湖州的车溪，南朝时已有此名。山谦之《吴兴记》谓“车溪出美鱼”[32]。江南水乡，交通运输主要靠船，用陆上运输的车辆命名溪河，似乎不大合理；宋元水车径称车，故各地“车溪”之得名，恐怕与水车的关系更大一些。

注释：

[1] 泛指水车及不明其确指类型者。本丛谈收集了若干与水车有关的水碓资料，亦归入此类。

[2] 同一条材料中谈及两种水车者，按两条计算。因而比实际收录材料的数量稍多。

[3] 史料记载中的“淮西”，包括河南和湖北的部分地区，我们没有把它们剥离开来，因而统计是粗略的。

[4] 唐释贯休诗云：“千山与万水，何处更逢君。”今改一字，反其意而用之。

[5] 徐子寅：《措置楚州归正人请田耕种事奏》。《全宋文》卷5395。

[6] 《宋会要辑稿》第 154册“食货63”

[7] 《鹤林集》卷三九

[8] 苏轼《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元祐五年），《东坡全集》卷五七。

[9] 朱熹《施行下诸县躬亲徧诣田段相视》，《晦庵别集》卷六。

[10] 陆游《致仕后岁事有望欣然赋诗》：“买得水车无用处，绝知造物相归耕。”《剑南诗稾》卷三九。

[11] 范成大《喜雨》：“昨遣长须借踏车。”《石湖诗集》卷二三。

[12] 《江湖小集》卷十二《吾竹小稾》。

[13] 《咸淳八年春劝农文》，《黄氏日抄》卷七八。

[14] 陆游《入蜀记》卷一

[15] 南宋赵蕃《六月十五日时闵雨甚矣三首》之二，《淳熈稿》卷十一。

[16] 陆游《喜雨》，《剑南诗藁》卷二七。

[17] 南宋方夔《田家》，《富山遗稿》卷十。

[18] 朱松《送沈昌时赴宁海令兼叙别二首》，《韦斋集》卷四。

[19] 元·李昱《踏车行》，《草阁诗集》卷二。

[20] 方夔，淳安（浙江西部）人，攻举子业不利于有司，退隐富山之麓，以此名其诗集。上引方诗应系反映其家乡情况。朱松乃朱熹之父，该诗殆写于临安（杭州）。李昱生长于钱塘，元季避地永康、东阳，均在浙江地界。

[21] 《与沈德茂帖（六）》，《鸿庆居士集补遗》卷六。孙觌，常州人。

[22] 胡避山，在庐州西六十里，绍兴中，王之道为避金兵保聚其上，故名。

[23] 王之道《与淮南提盐许子长书》，《相山集》卷三五。

[24] 《景定建康志》卷十六；《至大金陵新志》卷四下。

[25] 《会稽三賦（宋王十朋撰）提要》（《四库全书》）

[26] 宋张淏《会稽续志》卷一。

[27] 宋施宿等《会稽志》卷十一、卷一。

[28] 雍正《浙江通志》卷十一、卷五四。

[29] 元代释善住写有《车溪道中二首》，载《谷响集》卷三，应是他晚年寓居钱塘之作，不知是否就是桐乡的车溪。

[30] 明王鏊《姑苏志》卷十八。雍正《江南通志》卷四四谓“圆明寺在吴江县车溪傍，宋乾德中建”。可见，吴江县的车溪得名不晩于宋。

[31] 南宋陈耆卿《赤城志》卷二五。

[32] 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二三《遗书征》。

水车起源和发展丛谈（中辑），载《中国农史》2011年第4期

　　【关键词】11世纪后气候变冷 人口和经济重心转移 传统政府统治模式 今日气候变暖

　　【Title】China’s Climate Change Towards Colder since the 11th Century and Its Dynamic Effec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Song onward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firstly the prominent climate change towards colder in terms of average temperature, secondly, the deterioration of soil quality, vegetation, the change of river course, agricultural and cash crop output fluctuation, and the comparatively adaptive strength change between the nomads and Chinese afterwards, and thirdly the corresponding shift of Chines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avity towards south China. Fourth, it analyzes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act of these changes 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pattern. We argue that understanding this prominent climate change and its dynamically economic effects followed is fundamental to understand So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novation since the 11th century as well as the reason why Song falls as a result. Finally, a comparison between this historical scenario and the current climate warming is conducted with an aim of drawing some governance lessons from these historical facts, and certainly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presented in the end.

　　【Key Words】China’s Climate Change since the 11th Century, Chines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Pattern, the Shift of Chines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avity, the Dynamic Effec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引言

　　在对中国经济与传统治理模式的长视角考察中，两宋时期无疑是一个让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感到惊讶和困惑的时期。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写道：“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行政之重点从抽象原则到脚踏实地，从重农政策到留意商业，从一种被动的形势到争取主动，如是给赵宋王朝产生了一种新观感”[1]。陈寅恪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不仅如此，国外学者也持大体类似的观点。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称，“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3]。日本历史学家官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中写道，“宋代（简直）是十足的东方文艺复兴时代”[4]。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长时期核算各国的GDP后也确认，中国的人均GDP在宋朝以前一直维持在450美元的水平，到了两宋时期，就上升到600美元的水平[5]。

　　两宋时期，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系列经济和统治模式转变的新气象？而宋朝之后的中国发展模式却为什么会突然全面向内转型？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大多数认识往往就事论事，大多拿宋朝的科技、生产率进步、水稻早熟品种、商业、城市发展等来理论，典型的代表有黄仁宇（1997）、L.斯塔夫里阿诺斯（2006），Spence（2000），M. Elvin（1973），柳平生和葛金芳（2009）以及麦迪森（2008）等。

　　本文认为，以上论者所谓的农业技术进步，水利工程的建设、工业企业的兴起、城市化和科技领域的技术进步等等，虽然能够较好地解释宋朝经济、商业的繁荣，但却不能圆满地解释为什么不是宋朝之前而是宋朝才出现这种“经济革命”和治理模式转变的根本原因。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之所以在两宋时期出现了这种生产率的改进，商业和城市的勃兴，政府治理模式上的新气象，主要源于公元11世纪后中国气候的显著变冷，在此条件下中国的水文、土壤和植被、农业生产等自然条件也都发生了显著的恶化。接着，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汉族出于维持稳定生产和生活的目的便大批南迁，日益集聚到水路交通更加便利、人口更加稠密、也更适合农业生产的南方地区，这样，所谓的“经济革命”就随之出现。在此条件下，大宋王朝出于国家生存延续之目的，针对不同的生产、生活空间、地理、资源和生态条件，对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进行适度似乎在所难免。

　　笔者以为，如果不理解这一气候环境的显著变迁及其对自然、资源、农业生产、人口等的一系列经济动态反应，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为什么在两宋时期出现经济革命和政府治理模式新气象的根本原因。此外，本文的一个创新还在在于以史为鉴的分析视角，因为对人类经济社会的长期影响而言，公元11世纪后的气候变化冷恰是和当今的气候变暖相类似的气候变化过程，但在这一气候变化面前，当时当政的政府是否做出反应，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如何对其政府治理模式进行适度调适等，这些非常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的世界和我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怎样对政府治理进行改造与创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实证借鉴意义。

二、气候变化影响古代农本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

　　其实从很早的时期起，就有哲学家、历史学家曾经讨论过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影响问题，比如，孟德斯鸠（1750）就认为，“在北部的气候条件下，那里的人们拥有较少的恶习，更多的美德、诚心和真诚，而越往南走，人们的美德就越少，情欲就越旺盛……温度是如此的炽烈，以至人们的身体被炙烤得有气无力……会导致人们毫无好奇心，更无力进行有意义的事业”[6]。E.Huntington（1915）在《亚洲的脉动》一书中指出，13世纪蒙古人之所以大规模向外扩张主要是由于他们居住地气候干旱、牧场条件变坏所致。这些讨论对于我们理解气候变化之影响问题颇有裨益，但他们对气候变化给古代社会影响的讨论大多比较粗放。特别是，到目前，还没有人从这一角度讨论，公元11世纪后的气候变化最最为古老的农业经济体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当时政府对这一变化的调试和应对举措进行一个完整的理论研讨。本文意欲为之，具体而言，本文的理论框架主要可概括为：

　　首先，气候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古代最为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所赖以进行的生产要素的效率，比如土地的生产力会由于降水的增加、温度的提高而变化；而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劳动力以及管理者的体力、精神状况也会受到气温、降雨、降雪、季风等气候变化的影响；由于农业是我国古代经济发展赖以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因此我们判断，当农业生产受到较严重打击并且已经影响到农民的生存与生产时，粮食的价格很可能就会上升。更加严重的是，若国家的赈灾活动难以应付时，大面积的饥荒就可能发生，这样，整个农业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稳定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

　　其次，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农业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产业就是少数民族所从事的游牧业，它是一个完全靠天吃饭的行业。考察一下中国历史上主要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就会知道，这些游牧民族大多生活在中国西北部的广阔地区。当气候变得更加恶劣的时候，这些游牧民族的游牧生产活动就必然受到比农业民族更加严重的影响，原因是他们不像农业民族那样由于有了定居农业的支持而在客观上降低了对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依赖，相反他们历来靠天吃饭，因此，气候的恶化就会迫使游牧民族在空间上进行迁移。可以想象，当气候变化不利于他们时，从事牧业的少数民族应对气候变化的理性反应通常是向南、向东迁移，这样便必然与定居于东面、南面的农业民族遭遇，于是，双方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就难以避免，严重的话，汉民族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再次，在农业生产和牧业生产都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条件下，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口与从事牧业的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就容易陷入紧张状态。原因是，当农业生产受到气候变化较大影响的情况下，灾荒就可能出现，如果政府减免地租、税赋、出面赈灾，农民的家庭生产和生活负担就能暂时得到减轻，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就能得到减轻，反之，当地租、税赋难以减免甚至还可能增加的情况下，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就必然受到重大影响，大面积的饥荒就可能形成。如果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在较长时间持续，政府统治和管理不能很好地调适时，农民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就会进行人口迁移；从事牧业的少数民族应对气候变化的自然反应当然也是向南、向东的迁移与掠夺，这样便必然会产生边境冲突，汉民族国家内部的冲突、内乱甚至国家稳定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最后，气候变化对古代农本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最终表现为农业减产、饥荒、牧业活动难以为继、汉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汉国家内部的内乱、战争就可能增加，财政可能面临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都必然对传统的政府统治模式造成严重冲击，并促使新的统治模式出现，或者迫使统治者做出新调整。如果统治者调试恰当，经济和社会就渡过难关，反之，就可能因噎梗食，带来国家的倒台。两宋的灭亡，当然与此紧密相连，此后的发展道路更是出现180度转向。

三、公元11世纪后我国的气候变冷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的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商、周、秦、汉、隋、唐朝属于气候较为温暖的时期，平均温度要高于现代1°C左右，而从公元11世纪后开始，中国逐步转入了寒冷期，平均温度比今天低1°C左右[7]。图1给出了中国五千年来的温度变化趋势。由该图可见，公元11世纪是个重要分水岭。

　　在日常生活中，虽然温度上下1°C对人类的生活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此后连续多年的平均气温向下1°C的变化，却会对内陆地区以及较为干旱的中国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带来十分严峻的影响：

　　首先，就是农作物的生长期受到影响。比如唐朝的韩鄂在《四时纂要》中的四月条下谈到麦之贵贱与储藏的事情，这说明，唐代的小麦收获季节是在四月。而《宋史》卷四《太宗纪一》和卷五《真宗纪一》的记载则说，宋太宗和宋真宗几次在汴京郊区视察小麦的时间是五月，这说明，北宋与唐相较而言，小麦收获的时间已大大推迟。另外，唐朝的《两税法》规定，夏税不得超过每年六月，秋税不得超过每年十一月，但到北宋时，夏税缴纳完毕的时间，南北三个不同地区的时间分别成了七月十五日、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五日，秋税则被推迟到十二月十五日，后来甚至还加了一个月[8]。这说明，北宋的谷物收获期要大大迟于唐代，南宋时连江南冬小麦的收获期也因温度的变化而受到了影响[9]。

图1：我国五千年来温度变化情况

　　注：图中的实线表示挪威雪线高度，中国五千年来的温度变化用虚线表示。资料来源：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498页。

　　其次，气候的这一变化还影响到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产量以及区域分布特征。张家城（1982）的研究发现，我国的气温每变化1°C，农作物的产量就变化10%左右。倪根金（1988）发现，宋金的寒冷期小麦的产量减少了8.3%。同样，年平均气温下降2°C，生物的分布区域就要南移2－4个纬度。唐代的温暖期时，北方农业区向周边扩展，水稻广泛分布，甚至连关中、伊洛河流域、黄淮平原等都大面积种植。可到了两宋的寒冷期，北方的农业区就出现南移的现象，水稻的种植范围也明显缩小[10]。北宋和金时期，虽然政府奖励农民开发稻田，但无论稻田的规模还是产量都难以与唐、五代时期媲美。

　　再次，气候的变化也影响到当时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农民的收入。唐前期，桑蚕业的中心在河南、河北一带，江南地区虽然已有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但远未成为这些经济作物的中心。唐之后直到南宋，桑蚕业的中心已转移到江南的太湖地区。唐朝时期，只有灵州（今宁夏灵武）地区向朝廷进贡甘草，可到了宋朝气候变冷以后，甘草的种植范围已经大大南移到原州（今平凉、镇原）、环州（今环县）、丰州（今府谷、准格尔旗一代）一代，这些地区已开始成为朝廷甘草的进贡地[11]。喜温果树，比如柑桔的种植范围也从唐朝时的长安[12]退缩到秦岭以南，唐代史料基本上没有任何柑桔冻害的记录，但到了12世纪初以后，史书中却有多次记载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柑桔遭受毁灭性冻害的记录[13]，这说明，宋以后的气候变冷影响了这些经济作物的生长与繁殖，而以这些经济作物为辅助收入的农民收入自然也就受到了严重影响。

四、气候变化下的水文、土壤和植被的恶化

　　公元11世纪后我国气候的变冷，除了短期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之外，在中长期还影响了水文、土壤和植被的变迁，进而影响当时的农业生产和农民、游牧民族的生活。

　　在秦汉、隋唐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水资源相当丰富，湖泊众多，星罗棋布，后来由于气候在11世纪的变冷以及人类的持续农业开发，水体已大大减少，湖泊也不断消亡。据《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记载，山西境内的湖泊在北朝时候有16个，唐代时有7个，而到了宋代就只剩下3个了。河北的情形类似，北朝时尚有湖、渊、泽、池[14]不下十余处，到唐代时湖泊还不少，宋金之后，这些湖泊多数都湮灭了。同时，由于人类在黄河中上游的过度开发，黄河泛滥的次数开始不断增多。唐、五代343年间，河北有41年遭水灾，13年遭旱灾。宋、辽、金319年间，河北有43年遭水灾，35年遭旱灾，河北的农业从此一蹶不振[15]。

　　除了水文的变化以外，随着气候的显著变冷以及人类几千年来的开发，土壤的质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方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养分流失，土质变差。汉代时，关中地区的黄土是农业生产的最好土壤，但黄壤的自然肥力随着垦耕年限的延长而不断下降。更加严重的是，疏松的黄壤最易遭受水土流失。唐代时，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现象仍不严重，但北宋以后就日益加剧，黄土高原面积开始缩小，且沟壑纵横的局面已然形成[16]；

　　植被也是如此，黄土高原、关中盆地和华北平原是北方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随着气候变冷与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这些地区也成为森林最早破坏的地区。吕梁山原来是森林茂密的地区，唐朝时，六盘山、陇山、岐山的森林还不少，但到了宋朝就不见六盘山、岐山有森林的记载了，关中平原到唐宋时已几乎没有森林了[17]。

　　水文、土壤和植被的变化跟公元11世纪后气候由热向冷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与人类的掠夺式开发方式也存在着重要的因果关系。毕竟人类最早生活在关中平原、黄河中上游地区，因此人类对这一地区自然、土壤和植被的破坏也最早。但如果不是公元11世纪的气候变冷，北方的自然、土壤、植被大幅度的变化可能就不会在两宋时期到来，换句话说，公元11世纪的气候变冷使得人类对自然开发的负面影响更早地到来了。

五、11世纪后游牧民族与汉族力量对比的适应性变化

　　表1给出了影响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关系。从该表可见，公元11世纪以前，那些建立于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尽管曾对中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始终未建立起统治汉民族的强大政权。从公元11世纪的北宋开始，契丹、党固、回鹘、女真、蒙古、满族一度成为严重影响中国的游牧民族，契丹、女真、党固曾建立与汉民族相互对峙的政权，而蒙古和满甚至胜过汉族，建立了统一中国、影响欧亚的大帝国。这些游牧民族为什么能够在公元11世纪以后而不是之前建立与汉民族对峙的政权？

表1：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游牧民族

　　资料来源：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175页，并经过本文作者的重新整理。

　　笔者以为，造成这种力量对比变化的原因主要就是，一是游牧民族在北，汉民族在南。这样，在气候显著变冷、土壤、水文和植被恶化的条件下，越是往北，其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就越显著；二是游牧民族的生存手段相对单一，对自然的依赖性强，而汉民族则是定居农业民族，应对自然变化的能力要相对强一些，这也是事实。这样，如果给定公元11世纪以后气候变冷的基本事实，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游牧民族在气候变化下生存压力更大，因而向南侵略更加积极的基本结论。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从公元11世纪开始的气候变冷，使得中国的平均气温下降了1°C，这对于处于西、北部的游牧民族的打击就显得特别严重，很多草地出现了沙化，而原先的一些绿洲也逐渐干涸，于是向南的移动便成为他们的一种自然反应。游牧民族向南的移动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纯粹逐水草而居，因为越往南水草的生长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就越小，因而游牧生活就越容易继续[18]；二是，向南边定居农业民族的袭击与掠夺。比如，建立于公元947年的辽国最初位于辽河西北流域以及辽河支流沙拉木伦河地区，后来它就不断向南扩张，到了河北、中原北部地区。后来，女真人迅速兴起，并在建立金国后开始向羸弱的宋朝大举进攻，从中国人手中夺取了北京、河北、太原、开封、长江中下游地区等大片国土。

　　这些游牧民族之所以具有如此摧枯拉朽的巨大战斗力，主要原因乃在于这些游牧民族所具有的相对军事优势。“游牧者尽管在物质文化上发展缓慢些，但他一直有很大的军事优势。他是马上弓箭手。这一专门化兵种是由具有精湛的弓箭技术和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的骑兵组织，这一兵种，赋予了他胜过定居民族的巨大优势，这就像火炮赋予了近代欧洲胜过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一样……[19]。

　　此外，游牧民族依赖于畜群这单一的资源生存，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还锻炼出从牲畜身上获取自己的衣食、居室材料、燃料和交通工具的能力；还有，由于他们逐水草而居的特点，也使得他们必须具有精确的认识方向和计算距离的能力，锻炼出远见、自信、肉体和精神上的韧性等优良品质以及游牧首领对于下属的强制性权威[20]，这些都是一种准军事性组织所必备的基本条件，在现代火炮技术为农业定居社会所掌握之前，游牧民族常常就成为影响农业定居文明的重要竞争性体系[21]。

六、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的被迫南移

　　在以上的自然变化以及游牧民族向南迁移的双重压力下，北方广大地区的农民纷纷南迁，并铸就了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

　　从南、北方的人口分布来看，公元1080年，江南七路（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福建、广南东－西）有户口6,880,194，口数14,260,436。同年，北方八路（京畿、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荆湖北）有户6,323,879，口数12,807,221。南方比北方多了556,315户、145,326口。到了崇宁元年也就是1102年，南北户数与元丰三年相比，均有增长。江南的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四路平均增长22.99%，其余三路资料缺乏。到南宋时，南方户数继续稳定增长。绍兴三十二年也即1162年，与元丰三年相比，江南七路除江南东路减少9.27%，广东南路减少30.9%中之外，其余五路平均增长26.46%，江南西路、福建路较元丰时期则分别增加了61.2%和58.13%。就整个江南地区而言，户数较前有所增长[22]。表2是梁方仲（1980）有关北宋和南宋南方各路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的对比变化情况。从该表亦可见，在北宋1102年间和南宋1223年间，南方各路中的绝大多数比如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福建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广南西路的人口密度较前明显上升。这说明，北宋后人口向南聚集的趋势一直在持续。

表2：北宋1102年与南宋1223年南方各路人口密度对比（单位：人口/平方公里）

　　资源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4页，甲表40。

　　从亩产量来看，也是如此。吴存浩（1996）发现，从全国的水平看，我国自汉代以后粮食亩产就稳步上升，汉代每市亩为110市斤，北魏为120，唐代为124，宋代为142，明清为155。从南方稻作区的情况看，唐代以前没有详细的数字，唐代每市亩产稻368市斤，宋代稻作区单产突飞猛进，达到了688市斤，明清为419市斤[23]。赵冈（2001）也发现，两汉和隋唐时期，我国的粮食亩产基本维持在110－125市斤左右，可到了宋代以后，粮食亩产上升一下子上升到183市斤以上[24]。这种亩产量的提高与当时的耕作方式存在关联，但也与人口迁移到南方后所面临的更适宜农业生产的气温、降水等地理条件存在着必然联系。

　　南方农产品的商业化水平也高于北方。宋代南方的商业性农业和多种经营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像桑树、苎麻、棉花、桐树、荔枝、龙眼、甘蔗、大豆等的种植已使部分农民以商品化生产为生，他们与市场的联系比传统自然经济下的农民更加频繁，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手工业生产，如丝织、麻织、棉织、制茶、榨糖、榨油、制盐、冶铁、制瓷等也得到很大发展[25]。

　　从手工业的情况看，北宋时，年产布帛五十万匹以上的地区，江南有两浙（191万匹）、江南东（82万匹）、江南西（50万匹）三路，北方有河北东（92万匹）、京东东（70万匹）、河北西（50万匹）三路。如果进行南北的比较，则南方比北方多了一百多万匹[26]。

　　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从11世纪以后，政治上也开始有所反映，比如江南地主集团的崛起并成为改革的中坚就是一个标志。进入宋以后，南方人在政治上扮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范仲淹是吴越人，欧阳修是湖北人，蔡襄是福建人，杜衍是浙江会稽人，余靖是岭南人，都是当时的名臣。这些人大多是地主阶级中的改革派，范、杜、余都是参与过庆历新政的人。而王安石变法中的参与者也大多是江南人士。宋真宗以后，担任宰相的人大多是江南人士，而唐代江南人士位居此要职的则只有十分之一[27]。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所提出的一些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守旧派所持有的轻视工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这正是南、北商品经济发展不同水平在政治上的一种反映[28]。

七、传统政府治理模式面临的挑战

　　从政府治理的角度看，由于气候的变迁，土壤、水文、植被的恶化，游牧民族的大批南迁，汉民族出于生产和生活的目的而大批南迁。这样，政府出于财政稳固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理应在整个统治方式和政策上有所调整，这才能与时俱进。

　　政府可以采取的措施可能有：（1）从短期看，加强国家的军事动员，加强对军队和士兵的军事训练，以应对游牧民族南迁对北方农业生产的破坏，坚决维护汉民族的生产与生活稳定。从中长期看，（2）由于不少人口已经迁移到气候更加湿润，河流密布、更加适合农业生产的南方，所以国家就要找到对更高效率农业生产、更多经济作物的生产方式进行有效征税的管理方式，这样才能在与游牧民族的竞争和对抗中胜出；（3）当时的气候变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性的环境变迁，政府理应对这一自然变迁的性质和影响有清醒的认识，加强在这方面的研究，并适时地推出一整套在农业生产的同时提倡爱护环境、注重绿化、减少对大自然的人为破坏、减少水土流失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应对方案。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调整不仅不太可能，而且也实现不了。其原因有三：

　　（一）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惯性特征难以改变

　　北宋以前的政府治理模式总体上是所谓的重农抑商，到北宋和南宋人口和经济重心南移以后，这种重农抑商的做法理应有所弱化，并转而开始重视工商、弱化农本。事实上，两宋时期已出现此新气象，但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和政府治理的中央集权特征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平民子弟逐步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权力日益集中在皇帝和百官手中，豪门巨族的政治影响开始逐步下降，旧式贵族逐步融入缙绅阶级和地主阶级，分散的小块土地代替大批集中的土地而成为常见的土地所有形式，这些新的缙绅阶级对农业土地的依赖性大大减轻，但这些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进入官僚化的体制框架当中，结果，商人在政治上较弱的地位不能成为改变中央集权治理模式农本化特征的主要动力。

　　（二）技术条件的局限阻碍政府快速有效地对新的气候和生态条件做出反应

　　从技术层面看，当时的政府要想对迅速变化的气候变迁做出合理有效地反应，就必须拥有一系列相应的技术条件，这样才能克服政府在管理上的缺陷。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向南方广大城市经济、商业经济征税的很好方法。这些城市和工商经济的流动性较强，如何向他们征税？如何才能获取稳定的税收？这些本身就不是一件易事；其次，官方要对这些城市和工商经济进行征税还要拥有较为先进的信息收集手段，比如，每一纳税人的财产有多少？是什么性质的？如何征税？交易一般在何时进行？每次交易的物品有哪些？交易的数额有多少？如此等等，可在当时的交通和信息条件下，政府无从获知这些相关的信息；第三，正常的商业和交易活动涉嫌人员众多，交易活动量多、性质复杂，政府既然要向这些人征税，就必须公正无偏地提供商业交易活动中的公共秩序和解决纠纷的法律原则，可这些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下，根本无法想像[29]。

　　（三）不匹配的经济-国防政策组合

　　从军事和财政政策实践角度看，由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惯性，两宋的统治者就在进退两难之中选择了一种奇怪的政策组合。从经济上看，它积极实行财政集权，不断加强对地方“方镇”钱物的控制，设置转运司负责财赋的征缴和对地方财政的管理，明确规定纳税人以及课税范围，通过明确的土地丈量确定征税基础，明确规定税率，及时对商业和集市商业活动、对外贸易进行征税[30]。但在军事上，两宋却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断弱化军人的地位。两宋时期，政府为什么会采取这种经济－军事如此不匹配的政策组合呢？

　　首先，从两宋国家的策略来看，当时统治者心理的基本理念是国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国家策略。因为经济上的财政集权可以扩张中央的经济权力，可以弱化地方的实力。毕竟唐朝集军事、行政、经济于一体的藩镇割据，最终导致了唐朝的灭亡，这种中央和地方关系上的强支弱干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统一的印象到宋时仍历历在目。北宋的建国皇帝赵匡胤本人就是先朝的一员武将，正是通过黄袍加身的非正常手段，他才得以攫取皇帝之位的。因此，在北宋建国之初，他就极力尚文轻武，宋太祖临死前有遗嘱告诫后人，子孙相传，绝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极力奖励文人，认为武人没有读书，不谙熟为政之道，甚至还可能祸国殃民。宋代的理学得以出现，就是在宋朝百年之后兴起的，这些理学人士多是读书人，提倡尊王攘夷，懂得夷夏之分，认为应回归历史传统[31]，这当然符合中央集权政府的需要。

　　其次，从军队的管理与人员组成角度来看，赵匡胤总结了五代以来各朝各国募兵制的经验教训，放弃了唐朝的府兵制，采取募兵制，但这样做却有其重大缺陷：

　　（1）招募军队的目的本应该是对付外来侵略，可在募兵制下，军队的目的定位于“防盗”与安内，这就失去了建军的目的。

　　（2）在募兵制下，这些游民进入军队以后给军队带来的最大消极因素是，他们呆在军队一直到老，甚至可以结婚生子，可以抢劫民女为妻，行军打仗时还携带家眷，这不仅造成战斗力的低下，而且还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3）宋代的本意是想让军队整肃这些游民，消除社会动荡的根源，但最后却是军队的游民化。有记载称，宋代军队纪律极坏，士兵烧杀抢掠，破坏社会的稳定，军事逃亡哗变数量之多为历朝之最[32]。

　　（4）两宋时期国家为了削弱军队叛乱的可能性，还在管理上实行兵将分离的政策。军队一批一批的调动，将官却在那里不能调动，这样，兵将互不熟悉，缺乏相互之间的默契和长期训练，因而是战斗力不强的原因之一；还有，宋代军队分为禁军，是实力比较强的军队，其余为厢军，这些军队根本不用上阵打仗，只在地方上当差役[33]。结果是，军队规模无限增大，国家财政负担不断加重，军队的功能弱化。于是，宋朝就成为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两宋政府不能有效地调动广大的人员、资源，不能有效地进行应对气候和自然变化与外部军事威胁的集体性行动，这正是导致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

八、气候变迁之影响机制、应对措施及其现代启示

　　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可发现，自然环境变迁的确是影响人类社会长期发展、演进的重要变量。其背后的经济影响机制可被归纳为：公元十一世纪后的气候变冷T影响了土壤、植被、水文的区域特征T影响了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生长期与产量、区域分布，影响了游牧民族的生存条件T游牧民族的被迫南迁和向农业民族的侵略，农业民族的适应性南迁T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T对当时的政府统治模式造成冲击和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气候变迁的经济影响机制展开的过程中，人类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也参与其中。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否认人类制度在长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片面强调“气候或环境决定论“，而重要的乃是指出，在古代农本经济条件下，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力还是相对有限的，相反，一些自然性周期性的气候变化尽管缓慢而不易觉察，但人们如果不重视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加强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它很可能就会成为在人类对自然环境负面作用的条件之外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关本文所归纳的气候变化之经济影响机制的问题，也已经得到近年来新出现的一些经济学文献的进一步证实。比如，Adams et al.(1990), Mendelsohn et al.(2001), Deschenes and Greenstone(2007), Guiteras(2007)[34]，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2007）[35]， Currierro et al (2002)[36]，Deschenes and Moretti(2007)[37]，Filed(1992), Jacob and Lefgren and Morrtti(2007)[38]等。

表3：古、今两次气候变迁的影响机制及其应对举措

　　表3总结了公元11世纪后的气候变冷与当今的气候变暖及其各自产生的原因、影响的范围、作用于经济发展的机制以及人类的应对措施等信息。

　　由表3可见，公元11世纪中国的气候变迁乃是一种局部性的气候变化，它的影响范围相对较小，严重程度也较轻，只对当时两宋国家的农业生产、游牧民族与农业定居民族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影响，使得他们的相对力量对比发生了适应性变化。当时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相应的集体性行动很少，对那时国家的政府统治形成了严重挑战，甚至成为两宋国家灭亡的前提性原因。而当代的气候变暖则更具全球性，影响范围广泛，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存，生物的多样性、国际关系乃至整个生态循环都造成严重的影响。所幸的是，与八、九百年前的两宋时期相比，今日人们的认识能力已大大提升，各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知识创造能力已今非昔比，国际社会有关气候变暖的负面影响已形成了广泛共识。接下来，不同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所能做的已不再是旷日持久的讨论，而是对相关政策措施和行动计划不折不扣地执行，否则，整个人类的命运将发生巨大的转变，自身的生存也就成为问题。

九、结论

　　总之，本文认为，（1）虽然公元11世纪后中国的气候变迁不同于今日的全球气候变暖，但通过回顾这段历史，却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在此基础上所发生的经济动态影响，从而真正找到两宋时期出现“经济革命”和政府统治和政策调适新气象的前提性原因。（2）通过回顾这段历史也可以发现，在剧烈的气候变迁面前，政府提供相关公共产品，鼓励研究和科学探索，增强国家实力，尽快转变政府治理行为，调整政策方案，以提高政府应对这种气候和自然变化的能力也具有重要性。（3）虽然公元11世纪后中国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和两宋的衰败早已成为历史，但通过研究发现，气候等自然环境变化的确是影响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之一。虽然这些影响的形式有所不同，发挥作用的时间比较缓慢甚至难以觉察，但作用的基本途径却是共通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这就表明，在长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如果人类不注意自身经济行为的负面性，不顾忌气候外部环境的外生或内生性缓慢变迁，不能采取恰当而合理的应对措施，而听之任之，其结果就很可能会重蹈中国历史上国家衰亡的覆辙。

　　【简介】本研究是赵红军主持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家社科预研究项目“历史气候变化与北宋后经济发展关联度研究：一个数量经济史视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得到他主持的第4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上海市曙光计划资助(编号:08SG54)，2009年上海市回国留学人员“浦江人才计划”（编号:PJ[2009]00889）的资助。感谢2010年10月22-24日第九届全国国际贸易学科协作年会期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小平教授、厦门大学彭水军教授,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冯伟博士生、南京大学经济学系皮建才副教授，上海大学经济学系詹宇波副教授、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石士钧教授、张永安教授、文娟副教授等的详细评论。另外本文的英文版也受到美国University of　Conneticut经济历史学系Peter　Turchin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Chris　Chase-Dunn教授、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学系文贯中教授的详细评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通信作者及地址：赵红军，上海市松江区大学城文翔路1900号上海对外贸易学院B240，邮编：201620 电话：13801785095， 电子邮件：hjzhao2002@163.com。

【注释】

[1]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8页。

[2]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先生文集》第2卷第2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参见【美】墨菲：《亚洲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七章，“中国的黄金时代”。

[4]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宋集珍本丛刊》，前言，线装书局2005年版，第II页。

[5]【英】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版，第19页。

[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三编，第十四章，《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版。

[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498页。

[8]《宋史》卷一七四《食货上二》，卷一七六《食货上四》。

[9]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39页。

[10]郑学檬，第39－40页。

[11]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与《宋史·地理志》。

[12]比如杜甫的《病桔》一诗就提到唐玄宗李隆基在长安城中的蓬莱殿种植柑桔。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十八）中说，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秋，宫内有几株柑桔树结果一百五十颗，味道与江南进贡的味道没有什么两样。

[13]郑学檬，第40页。

[14]湖是指陆地上积聚的大水。渊，《说文》中解释，渊，回水也，从古文字形来看，外面的大框是水潭，里面是打旋的水，说明渊是很深的水体。泽就是水积聚的地方，意味着是面积较大的水体。池多指人工挖掘的水池，池塘。

[15]郑学檬，第42－43页。

[16]参见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31页。

[17]参见史念海，第261－279页。

[18]比如Hinsch也认为，生态的变化使得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压力加大而南迁。此外，中原地区也因为气候的变化而遭受经济上的损失，于是在军事上就变得更加脆弱和易受攻击。参见Hinsch Bret, “Climate Change and History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988, Vol.22(2).

[19]参见[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序言，第6－7页。

[20]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21]McNeill(1979)也表示过类似的观点：“实际上，游牧民享有非常大的优势，以至于他们总是试图像征服和利用牲畜那样去对待他们的同类。人类在旧世界之后的历史，是由农业所能支撑的较多人口和畜牧主义要求的较强的政治军事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参见McNeill,W. H.(1979), A History of the World, 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3-25.

[22]郑学檬，第15－16页。

[23]吴存浩：《中国农业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3－84页。

[24]赵冈：《农业经济史论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2页。

[25]郑学檬：第17页。

[26]郑学檬：第17－18页。

[27]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2页。郑学檬，第22－23页。

[28]谷霁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7月第7辑。

[29]黄仁宇：《哈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57－161页。

[30]朱红琼：《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及其变迁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94页。

[31]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8页。

[32]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上），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3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6－88页。

[34]参见Adams, Richard M. et al.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US Agriculture,” Nature 345, 219-224,1990. Mendelsohn, Robert, Ariel Dinar, and Apurva Sanghi. “The Effect of Development on the Climate Sensitivity of Agriculture,”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6, 85-101,2001. Deschenes, Olivier and Michael Greenstone,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from Agricultural Output and Random Fluctuations in Weath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354-385, 2007. Guiteras, Raymond.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Indian Agriculture,” mimeo,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07.

[35]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Working Groups I, II, and III (http://www.ipcc.ch/), 2007. Field, Simon.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Crim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2:340-351, 1992. Jacob, Brian, Lars Lefgren and Enrico Moretti. “The Dynamics of Criminal Behavior: Evidence from Weather Shock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7.

[36]Curriero, Frank C., Karlyn Heiner, Jonathan Samet, Scott Zeger, Lisa Strug, Jonathan A.Patz. “Temperature and Mortality in 11 Cities of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55 (1): 80-87, 2002.

[37]Deschenes, Olivier and Enrico Moretti, “Extreme Weather Events, Mortality, and Migr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 13227, 2007.

[38]Field, Simon.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Crim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2:340-351, 1992. Jacob, Brian, Lars Lefgren and Enrico Moretti. “The Dynamics of Criminal Behavior: Evidence from Weather Shock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7.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赵红军 尹伯成（上海对外贸易学院，201620，复旦大学，200433），发表于《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

　　水则是衡量自然河流或人工引水渠道之流量大小的人为标志。在中国古代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刻画或树立石人、石龟、石鱼等标志物；二是刻画等距离的尺度符号，即水尺。多年来，学者从历史典籍和实地考察中发现了不少古代水则，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只分布区域集中于长江中上游地区。我在研究和考察古代关中水利时，发现了古代引泾灌渠上存在的三个水则，今介绍其分布地点、遗存状况，并论述其时代特征与当时的作用。

一、宋元时平流闸旁的石龟

　　元朝李好文著《长安志图》，其卷下《泾渠图说·洪堰制度》曰：“今时平流闸下石渠岸里有一石龟，前人刻以志水者也。为之语曰：水到龟儿嘴，百二十徼水。尝闻主守者曰：今水虽至其则，犹不及全徼，盖渠底不及古渠之深也。”明确记载有平流闸下石渠岸里刻一石龟作为水则的事实。

　　要搞清此水则的具体位置，则必须考证平流闸所在；欲知平流闸所在则应首先论证平流闸在宋元引泾渠道所起的作用。宋大观二年（1108年）开修丰利渠，渠道深入石质山谷，两年后完成。负责者著《开修洪口石渠题名记》曰：“惟石渠依泾之东岸，不当水冲，乃即渠口而工，入水凿二渠。各开一丈，南渠百尺，北渠百五十尺，使水势顺流而下。又泾水涨溢不常，乃即火烧岭之北及岭下，因石为二洞，曰回澜，曰澄波，限以七尺。又其南为二闸，曰静浪，曰平流，限以六尺，以节湍激”[1]。由上可知，其渠道引水枢纽不仅有二支渠入泾引水，而且修有二洞二闸结合以控制水位。据现存清代所绘《龙洞渠图》，火烧岭在今小龙潭东侧，上距今泾惠渠大坝1370米左右。实地考察可知，此处因小龙潭侵蚀，东岸形成一大缺口，其上侧设回澜、澄波二泄水洞，当河流涨汛入渠水量多余时可分泄回注于泾河之中，能控制渠中水深不超过七尺。而在其下侧也即其南部设置静浪、平流二节制闸，控制渠中水深在闸后不超过六尺，为安全流量，如平流闸名称所显示的那样。平流闸是渠首引水枢纽的最后一道控制工程，其下游水量大小基本就是干渠的流量，在此设置一个水则可以测知渠道引水的规模。

　　元代平流闸仍然存在并断续发挥着作用。元人宋秉亮曾经亲自考察此处，“相视旧二所上下相去四十余步，中间元（原）用退水旧槽，至今且存。平流一闸在退水槽近下十步，渠身两壁亦有砌口四道”，并建议“拟合将二闸修置，以时开闭，则浊泥不得入渠，穿淘之工可以减半”[2]。推测宋秉亮此建议得以实施，其后李好文时平流闸才得以正常使用，并有“主守者”在此工作。

　　今陕西省泾惠渠引水渠首此段渠道仍然基本沿用旧道，在今三号洞西侧、小龙潭东南泾河岸边仍有渠道遗迹，其左岸有闸槽一道，估计为宋元平流闸遗存。是知石龟水则具体位置应该在此附近。

　　此石龟水则估计刻于宋，因其与平流闸配套使用，理应与闸同时完成；且到元朝李好文时水则已经达不到原有标准，“今水虽至其则，犹不及全徼”，也说明刻之甚早。故李好文也说：“前人刻以志水者也”，其所谓前人似为宋人。

　　在平流闸下游石渠旁所刻的石龟水则主要是为了衡量引泾入渠的流量大小，所谓：“水到龟儿嘴，百二十徼水”，是说水面达到石龟嘴部时，则引水规模达到120徼。“徼”是古代反映渠水流量的单位，“凡水广尺深尺为一徼”，即渠道过水断面为一平方尺时的水为一徼。“其法量初入渠水头，深广方一尺谓之一徼，假令渠首上广一丈四尺，下广一丈，上下相折则为一丈二尺，水深一丈，计积一百二十尺，为水一百二十徼”。在渠道断面一定时，进入渠道的水位基本能反映引水量的大小，这就是设置石龟水则的依据。120徼是宋代泾渠引水的最大流量，故《长安志图》之《泾渠图说·洪堰制度》谓：“为水一百二十徼，是水之至限也。”石龟水则也是以此为限的。至于小于此的流量规模此水则是否能够测量，因史籍未载，又没发现此古代水则，不知其形制如何，故也不敢臆断。

　　“徼”不仅是引水规模的计量单位，也关系到对下游灌田面积的预算。当时规定的灌水定量是：“大概水一徼一昼夜溉田八十亩。”故而探测出引水的徼数，则可作为下游各限各斗渠分配水量的基础，其意义非同一般。在宋元时代，于渠首和各限口设有专职监守人员，“守者以度量水口，具尺寸申报所司，凭以布水，各有等差。”[3]在渠首设立石龟水则作用是探测出引水入渠流量的大小，为下游各分支渠分配水量提供依据。

二、元代王御史渠渠首的水尺

　　此水尺位于上距今泾惠渠大坝1056米处的石渠遗址上，1986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首先发现，其后泾惠渠管理局和陕西省水文总站又对石刻水尺进行了测量，后者还以《丰利渠口水则》为题，报道其勘测结果和研究成果，发表在其内部刊物《陕西水利》1987年第2期上。近几年，笔者曾四次亲临现场考察，今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判断此石渠渠首遗址应为元代王御史渠首，其水尺当然也是元代所刻。

　　要探知此石渠渠首的年代及水尺的作用，应首先明确水尺的布局形式及与其相关的渠口建筑遗存。由附图. 王御史渠首建筑、水尺分布示意图可知，此引水石渠口两岸各有闸槽两个，用以固定两面闸板，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闸门。二闸上下相距约6.8米。

　　水尺刻在左侧石壁上，与二闸的关系密切：

　　第一处水尺位于头道闸以外，是竖长方形之中刻划水平分格的形式，长方形底宽32厘米，上下每个水平分隔的高度很均匀，接近等距离，约等于31厘米，基本符合元代一尺的长度[4]。现淤泥以上共可见六道水平分隔，在从下向上数第四第五分隔处刻有四字，右面二字依稀可辨，释读作“已上”，作“以上”讲；左边二字，上面者已不可读，下面者释读作“谷”。连读应该是“已上□谷”四字。其刻在引水水尺的上部应有特定含义，似指此水尺刻画结束（被水淹没）后，还有高于此的水尺刻在谷内。两闸槽之内侧上部果有两处洪水水尺刻画。

　　第二处水尺位于头道闸内侧，在第一处水则下游2.6米处，形式与第一处水则类似，底宽32厘米，每水平隔尺高31厘米，现在可辨水平刻画五道，隔成四格。

　　第三处水则在二道闸下游不远，距第二处水则约7米，只有一个刻画的方框，宽37厘米，高24厘米。

附图. 王御史渠首建筑、水尺分布示意图

　　陕西省水文总站编志办所著《丰利渠口水则》一文主要依据引泾古渠口的历史顺序判定此渠口应该是丰利渠渠口：“按照引泾古渠口的历史顺序来说，因泾水下切河床刷深，历代石渠口一代接一代地向上转移。若从泾惠渠大坝向下游排列依次为：广惠渠口、王御史渠口、丰利渠口。又由史料和古渠遗迹彼此间的关系，证实新发现的刻有水则的石渠口应该是北宋丰利渠渠口，而不是明朝通济渠或元朝王御史渠渠口。”但从渠首形式、引水设置及所处地理形势分析，此观点无法成立，刻有水则的石渠口不可能是丰利渠渠首，只能是元代王御史渠口。

　　第一，据蔡溥《开修洪口石渠题名记》，丰利渠引水口不当水冲，乃入水凿二渠引泾入渠。此石渠引水口门就在河边，河水入渠顺畅，并非“不当水冲”，根本没有修二支渠引水的必要和条件，远非蔡溥所记丰利渠渠口的自然特征。

　　第二，据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泾渠图说·建言利病》：“方新渠未开之时，每岁差民起立石囤堰水，计用囤三百八十个，高一丈有余，费役甚广，而水益艰涩。是以王御史乃于上流窄处疏凿此渠，止用囤一百八十个，宜其省费而水可通也。”又《泾渠图说·洪堰制度》下李好文注曰：“王御史新开石渠亦同，但身不及耳，其立囤处河身亦窄，今只用囤二行，数皆减于旧矣”。二处皆明言王御史渠渠首选在泾河河槽较窄的岸边，从筑堰石囤数量的明显减少也可证明。据实测，有水则的石渠渠首附近河槽宽仅30米，同上下所存石渠渠道遗址附近的河宽相比较是最窄的。故有水则的石渠渠首只能是王御史渠口，而不应该是宋丰利渠口。

　　第三，据上引《开修洪口石渠题名记》，丰利渠的引水渠首除二支渠入泾引水处，其下还有二洞，限以七尺，又有二闸，限以六尺。二闸均在火烧岭下方，未闻引水口门有闸。此处二道闸槽修于引水口门上，应该是元宋秉亮对渠首亲自考察后建议改修的，其提议：“静浪相离新渠（口）窎远，浊水入渠，必至淤淀，宜将此闸移于渠口近下一二十步安置。”此石渠渠口近下19米和26米处的两道闸槽，构成一个两头下闸板中间可填土石的坚固闸门，其位置与记载一致，也充分证明了此渠首是王御史渠口。不仅如此，此点还可证明，水尺的刻画时间也是在此次改修过程中，即是说并不与王御史渠同时所修，而应在宋秉亮考察渠首的元至正三年（1343）以后的某年。同时也可知此石渠遗存的闸门应该是元代改修后的静浪闸。

　　由附图所示水尺的高程数据可知，引水水尺顶画高程为439.10米，高出昔日泾河河床2.50米，约合元代八尺。而在元朝王御史时代，此高度应是泾渠引水正常流量的极高限度，因宋代丰利渠正常引水深度为五尺，二洞限以七尺，二闸限以六尺，元代缺乏渠口引水深度的记载，但常流不会高出宋代太多。水尺由渠底开始向上刻画，则只要一看水面在水尺上的刻度，即可明晓引水总量多少。因此，我认为第一处水尺起着探测渠首引水量的作用，应叫做引水水尺。其作用与平流闸下石龟的作用相同，只是测量精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第二处水尺底画高程为440.516米，高出引水水尺最高限度1.416米，这说明二者是不衔接的。应该是洪水到来时，水面淹没引水水尺后至涨到440.516米前的某一时间，就开始逐渐关闭闸门，当洪水小且下游需水灌溉时仍可留下一定空间引水入渠；如洪水达到一定高度，这可以从第二个水尺与闸板的相互位置中读出，就应该把二闸板同时关闭，必要时中间填以土石以固定闸门，抵御洪水冲击。也就是说二闸板与其内侧上部的水尺配合使用，可以在高水位时控制引水，并在洪水猛涨时防止洪水入渠淤积，同时也可探测洪水水位变化以采取相应措施。

　　当然，闸门如何与其旁水尺配合使用，二洪水水尺为何产生差异，以上仅是我个人的推测，还有深入探求的巨大空间。

三、元明时代三限口的石人

　　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泾渠图说·建言利病》谓：“又如白渠水小之时宜将限上并中限权行止住，听下县先浇，候水大之时将闸下水程并开（疑为“闭”之误）二斗或三斗以补之。故限口有志水石，古语云：‘水到石人手，限上开三斗；水到石人腰，限上不得浇’。即前人规模之大方也。”明朝嘉靖年间赵廷瑞、马理纂修的《陕西通志》卷二《土地·山川》也记载：“三限口，在（泾阳）县北五里，分白渠为三。水中置石人，其字刊曰：‘水到石人腰，限上不能浇；水到石人肘，限上开斗口’”。二者所记虽有差异，但具体地点却完全相同，都在三限口前，应该是为控制限上限下分水标准而立的标志。

　　三限口又称三限闸，建成于唐代，宋元明清相沿不改。元代时，北限为太白渠，引水入三原、栎阳、云阳三县；中限为中白渠，引水灌高陵、三原、栎阳三县田；南限为南白渠，引水入泾阳县，见李好文《长安志》卷下《泾渠图说·洪堰制度》。关于三限口具体位置，唐人无载，宋人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七《泾阳县》曰：“三限口在（泾阳）县东北”。而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泾渠图说·洪堰制度》则谓，“三限闸在今洪口下七十里”。上引明嘉靖《陕西通志》明确指出，三限口在泾阳县北五里。三者所指地点实为一处，即今泾阳县北汉堤洞村附近，实地考察与钻探材料也证明此点不误。1999年8月4日，泾惠渠管理局总工程师叶遇春先生带我们考察了此地，发现汉堤洞村东有一斜向东北的高大古堤，全长十余里，是古代渠道的遗存。1995年考古人员在此钻探，发现地下存在大量白灰粘结的砖、条石等，疑为古代三限口建筑遗存。因而此处也是三限口上游渠水中石人水则的分布地点。

　　此处石人水则始设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元明时代都应该存在应没有多大问题，而且从元明史籍记载的差异中还可推测元明时代的石人水则似乎有所不同。明《陕西通志》明确记载水则的操作原则刊刻于石人之上，且石人置于水中，应该是雕刻的石像。元李好文《长安志图》仅说“限口有志水石”，虽从其操作原则上知其也是个石人，但却不敢肯定是石人雕像还是刻在石上的画像。其操作原则是否刊于石上也不一定。其次，操作原则虽没大的不同，但二者毕竟有些出入。除去前后句的颠倒外，仍有两点差异应该讨论：元时谓“水到石人手，限上开三斗”；明人曰：“水到石人肘，限上开斗口”。要开放限上斗口一定是渠水较多水面较高时，也就是说“石人手”、“石人肘”所在平面应该高于“石人腰”才行。如此则可判定元代的石人绝对不是垂手而立的，因为那样的话，石人手只能在腰部以下。在手臂自然下垂状态下，人的形体肘部一般与腰部差别不大，故我推测元明时代的石人水则都应是手臂向前平举的。平举手臂则手、肘、肩处于同一平面，只所以不用肩作为标准可能是因为放在操作原则中不能押韵的缘故。限上“开三斗”与“开斗口”相比，只代表元代较明代规定得具体细致，并没有原则性区别。

　　元朝时，三限闸为五县分水之要，“至分水时，宜令各县正官一员亲诣限首，眼同分用，庶无偏私”。放水期间，每天都有专测水量者，以便分水公平。“守限者每日探量，具徼数申报。所司凭以分俵，水盛则多给，水少则少给” [5]。可知三限口下太白、中白与南白三渠同时供水，即施行续灌制，各渠在同一时间工作，与其下各斗渠间采用轮灌制不同。要保证三限同时供水，一定要维持总干渠内有较高的水头。在清代拒泾引泉水量减少时，只能实行三县轮灌制：“至清拒泾用泉，水量不及，则始定一渠用水，削去临潼、富平诸县水利，由高陵而三原，而泾阳，挨次上浇，不能同时分水也”[6]。因此，为保证三限口以下同时三渠分水，在白渠总干渠水少之时，宜将限口以上斗门权行关闭，听下县先浇。具体标准是总干渠水面达到石人肘部时，限上可以开放斗门，此所谓“水到石人肘，限上开斗口”也。其“限上”的具体含义应该是三限口以上，而在宋代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七《泾阳县》中，已有“限上十巡，管斗门十一；限下八巡，管斗门八”的记载，“限上”的概念产生甚早，也很具体明确。

　　三限口以上水门先行关闭，以抬高水位，保证其下游各渠能同时引水灌田，此点也体现了渠道用水间的“先下后上”原则。而此原则在唐代已经出现，《大唐六典》就明确指出“凡水用，自下始。”

　　总括上述，宋元明时代泾渠上的水则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种类齐全。既有石龟、石人类标志物，又有水尺；二是功能完备。除了在渠首测量引水流量大小以外，还利用徼数来控制下游灌田面积，尤其是其在中游分水枢纽前设置的石人具有明确的上下游水量调节作用，说明泾渠的水则除了水文测量这一功能外，主要体现在用水管理的社会功能方面。这一点在全国都是特别突出的。三是时代偏晚。石龟始于宋，较都江堰石人水则出现于秦汉时要晚得多，而水尺出现于元代也较都江堰水尺出现于宋代为晚[7]。但应该看到，这一点只是针对我们今天已经发现的三个水则而言的，泾渠上应该还有至今没被发现的更早水则。比如，按唐代《水部式》规定：“京兆府高陵县界，清白二渠交口着斗门堰。清水恒准水为五分，三分入中白渠，二分入清渠。”“泾水南白渠、中白渠，南渠水口初欲入中白渠、偶南渠处，各着斗门堰，南白渠水一尺以上二尺以下入中白渠及偶南渠”。唐时用斗门与堰的联合类建筑调节水量，而且能够调节到一个准确的比例或高度，这就要求每个分水口处应该设置有衡量水位的标志或水尺，也即是说按唐代泾渠引水技术的水平应该有水则的产生，且其水则可能与斗门堰建筑联系在一起。只具体如何仍有待于今后深入的研究或实物的发现。

ShuiZe in the Jing canal in the ancient dynasties of Song, Yuan and Ming

Li Lingfu
(Researcher from the Center for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c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China,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This paper generally introduces three ShuiZe that distributed around the Jing channel in the Guanzhong area in the ancient dynasties of Song, Yuan and Ming. And analyzes its traits and functions in typical times. In possession of stone torroise, stone human and water gauge, they are recognized as of great variety.With their mature functions, besides measure the rate of flow in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channel，it also dominate the irrigation acreage in the lower reaches by means of the number of the rate of flow. Particularly that, the stone human settled in front of the Sanxiankou which plays as a hinge of water parting possesses an obviouse function of flux adjustment between the uper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channels,which emphasiseses that the water in the Jing canal plays a social role of water management besides hydrographic survey. This outstanding function is nationwidely acknowledged consequently.

注释：

[1] （宋）蔡溥：《开修洪口石渠题名记》，《历代引泾碑文集》，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

[2] 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泾渠图说》。

[3] 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泾渠图说》。

[4] 据陈梦家：《亩制与里制》，1元里=1200元尺=378.84米，则1元尺约等于32厘米，见《考古》1966年1期。

[5] 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泾渠图说》。

[6] 高士蔼：《泾渠志稿》之《历史泾渠制度考·水制》。

[7] 据常璩：《华阳国志》，都江堰在秦时已有石人水则，秦时“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而到宋时都江堰又有水尺类水则之设，《宋史·河渠志》载：“离堆之趾，旧石为水则，则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则，流始足用。”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710062）

　　【关键词】吴淞江；耕作制；景观

　　【作者简介】王建革（1964—），男，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农业史及历史地理研究。

　　宋元时期江南耕作制已有人进行了专门论述，特别是李根蟠和曾雄生就麦、稻两熟制做了很深入的探讨，[1]郭文韬对土壤耕作制的详细研究，[2]都代表着这一领域内的研究到达了一定的水平。本文的立足点在于耕作制与环境的关系，一方面就提一些未被重视的史料对耕作制再作一些深入的研究，同时就耕作制与环境，耕作制与农田景观，进行农业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从理论上讲，作物布局和种植制度与景观和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以稻麦两熟制而论，水稻与小麦与环境密切相关，而稻麦二熟或稻麦两收对江南农田风光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宋元时期是传统江南景观的重要形成期，众多文人和诗人在游历江南的基础上对吴淞江流域的农田景观做了描述，而这些景观的构成，基本上与圩田区的种植制度和环境密切相关。在农业环境中，水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最大，直接对休耕、再生稻和麦稻两熟实行产生影响。生物环境也有很大的作用，当时江南尚处于开发之初，生物多样性是广泛存在的。人、动植物与江南圩田相结合，构成宋元诗人笔下那著名的水乡景观。

一、休耕与再生稻的水环境

　　早期吴淞江两岸遍布大圩田，这种圩田是在薮泽低地的环境下辟成，江南的沼泽景观为之改变。“筑土作围，以绕田也，盖江淮之间，地多薮泽，或濒水，不时淹没，妨于耕种。其有力之家，度视地形，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内容顷亩千百，皆为稼地。后值诸将屯戍，因令兵众分工起土，亦效此制。故官民异属。”[3]到五代时期，钱氏政府将以前的大圩统一规划成有序的横塘纵浦的景观，主要的河道四围交叉就是一个大圩。“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五代的塘浦圩田，纵横有序，有棋盘一样的景观。“于江之南北，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东西，为横塘以分其势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由于大圩差不多一样大，河道自然顺直，水不乱行。“至和二年，前知苏州吕侍郎，开昆山塘而得古闸於夷亭之侧，是古者水不乱行之明验也。”[4]这种大圩与圩外笔直的塘浦，在当时的文人中有记录，张贲曾在这一带与陆龟蒙、皮日休等写诗唱和。“鲈鱼谁与伴，鸥鸟自成群。反照纵横水，斜空断续云。”[5]  这种大圩内外水面多，可以实行休耕制。为了修成大圩，圩内不全种植，只行“易田”制。“昔人筑圩里田，非谓得以播殖也，将恃此以狭水之所居耳”。[6]人们故意围出圩田封闭区，而圩内土地也没有完全耕种，势必一些抛荒，造成定期休耕的存在。连作田应不会太多。休耕制的形成与当时与圩田形成期的狭水扩圩有关，这种休耕制的消失与人口增加所引起的农业强化有关。明初江南盛行连作制，大圩仍存在，水稻连作制或麦稻两熟制的实施没有必要拆掉大圩。明代中期以后，水流形势发生了变化，不再需要狭水的大圩了，种植制度却相对稳定。在休耕的环境下，宋初佃户挑选肥力高的地块，也就是休耕灌水之地年年易地而种。休耕地高产，农民也是在游移中选择耕地。不耕种时灌水养田，这种方法到近代仍是江南农民恢复地力的手段。由于圩内官田居多，在官田上的佃户往往就挑选肥力高的地块种植，种植完灌水休耕，明年再挑选其它地块耕种，因为其它地块休耕时间更长。年年挑选，可以保证年年耕种高肥力土壤而不用施肥。休耕对水稻土肥力的影响与北方休耕的效果不一样。灌水的意义在于保护前茬荒地或前茬作物所留下养分不轻易挥发掉。1950年代，太湖东部地区许多地方仍保留着灌冬水的习惯。“老农认为灌烂水的田，土壤肥沃，种田省肥，耕作容易。通过长期灌水，田土变成了河泥，嫌气分解为主，到春天土温提高时，田里开始有小气泡发生，逐渐发臭发黑而变肥”。灌水之后可增产25％～30％。[7]范成大曾这样形容过吴淞江下游昆山一带的水环境与土壤的状态，“昆山常受三江具区之委以入于海，其野甚平而善淤，苦于霖潦，时至则水多，高居必以横塘纵浦疏瀹四出，然后民得污邪而稼之，今岁久弗浚，塗泥满沟，夫地愈益下而脉络壅底，则其沈潘独其于它邑。”[8]积水淹过几年的圩田内的休耕地，其形势当与范所说的积水地类似，都是高肥力之地。

　　郏亶言：“臣少时见小虞浦及至和塘，并阔三二十丈。累经开淘之后，今小虞浦只阔十余丈。至和塘只阔六七丈，此目所睹也。或因田主只收租课而不修堤岸。或因租户利于易田而故要[致]淹没。”这种淹没是故意所为，因灌水有增肥意义。郏亶又说：“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谓之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于间年淹没也”。郏亶还作了估计，“苏州之地，四至余三百里，若以开方之法而约之，尚可方二百余里，为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为沟池、城郭、陂湖、山林，其余不下四同之地，为三十六万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当有十八万夫之田，常出租税也。国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出米四石，则十八万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万石矣。”易地耕种的农民往往难以固定在一个地方负担水利责任，他们会换圩而种。这与钱氏政权所行的图圩制度有一定的矛盾，钱氏正通过横塘纵浦成圩田之像以后，收“图（回）甲之利”。[9]

　　单锷也提到吴淞江两岸大圩内的休耕地，这种休耕地属于高地圩田区，有蓄水之功能。“切观诸县高原陆野之乡，皆有塘圩，或三百亩或五百亩为一圩，盖古之人停蓄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视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常蓄水，又未尝植苗，徒牧养牛羊，蓄放凫雁而已。塘之所创，有何益耶!”。[10]这种圩内之地既不蓄水，也没有立即种植。宋代仍有大量的闲地，江南圩田中有许多是屯田，租户不得利益时很容易弃地而逃，加剧了土地的荒芜。盛梁曾指出江南、两浙有大段荒地，也有许多逃移之人。[11]李心传言：“官田，东南旧多有之，靖康中，尝命经制司鬻蔡京、王黼田为籴本，翁端朝中丞为经制使，言恐生弊倖，乞租与客户，岁收课租，损其二分。从之。然诸道闲田颇多，既利厚而租轻，因有增租以攘之者，谓之刻佃。”[12]除了吴淞江流域以外，其它地区的圩田内也有类似现象，著名的万春圩“茭牧于其间者百余家”，[13]荒地和闲地不在少数。

　　一般农田单种一季水稻，南宋以后，由于人口越来越多，圩田中长时间休耕的农田越来越少，圩田种植向深水地带扩展。在一年一熟的条件下，稻田仍有一定放水休闲时间。来年种早稻或晚稻，早晚稻的种植选择往往是依降雨或水环境状况而定。有的地区为了防避日后淹水或单为了早种早获，在梅雨到来前种早稻或在晴日插秧。“插秧先插蚤秈稻，少忍数旬蒸米成”。[14]这些圩田区往往是官田区，大水灾时佃户逃尽，几年后水退，官方才又重新招人。苏东坡论吴中水灾时，太湖东部已经有“二年不退之水”了，[15]再加上一年的积水，农田在三四年内都处于水淹状态。北宋时圩田常处于水淹之下，景观上往往白色一片，低地圩田区尤其如此。“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涨二三尺，而苏州低田，一抹尽为白水。其间虽有堤岸，亦皆狭小沈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之岁，常、润、杭、秀之田，及苏州冈阜之地，并皆枯旱，其堤岸方始露见。而苏州水田，幸得一熟耳。”[16]“幸得一熟”，是在土地处于长期的淹水的状态，积水被排以后，高肥力的土壤才得一熟。

　　休耕制被连作制取代，估计是在南宋时代，这时期圩田区向外扩张，将原先的公共水资源侵占。这也是传统圩田区人口饱和，圩内休耕地减少到一定程度的后果。哪里有放水之后的休耕地，官方就在那里招垦，放水田往往只休耕了一季。“自来水乡秋收了，当即放水入田，称是废田，欲出榜招人陈告，其田给予告人耕田纳税，即已经予告人后有词讼不得受理。”[17]放水之后就等明年招佃，这些放水田是连作田。南宋时由乡民新开垦之地区，往往是次等地。淀山湖等地围湖造成圩田，湖田马上就成为一熟连作之区。淳熙六年，“浙西提举颜师鲁言：田野日闢，治世盛事，今乡民于自己硗确之地，开垦以成田亩。”[18]许多草荡田被垦成新田，嘉定二年，湖州王炎奏：“本州境内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亩收三石，则一岁增米三十万硕”。[19]达到亩收三石的水平，不仅是连作制，应该是二熟制了。

　　稻田收后放水，一般只能是一年一熟，如果是种麦则要排水。稻后种麦，要开埨作沟，清理圩田的水环境，如果稻麦轮作，一年一熟，收稻后放水，明年春天才排水。这时期田面有积水，有再生稻的发生。宋元时期大量再生稻的记载，在于一熟制下的积水环境。“《吴都赋》：‘乡贡再熟之稻’，蒋堂《登吴江亭》诗云：‘向日草青牛引犊，经秋田熟稻生孙。’注云：‘是年有再生稻。’细考之，当在皇柘间。今田间丰岁已刈，而稻根复蒸，苗极易长，旋复成实，可掠取，谓之再撩稻。恐古所谓再熟稻者即此。”[20]范所讲的“稻根复蒸”，是一种灌水环境。吴郡之地河网密布，收稻后放水，在太湖地区丰水的自然环境下，再生稻现象非常普遍。在其它地区，再生稻的出现往往与雨水适当有关，恰与收稻后的湿地环境有关。在曾雄生所提到的几条其它地区的再生稻史料中，[21]往往都有雨水的作用在其中。杨亿在《贺再熟稻表》中讲浙东处州等处有雨水后产生再生稻：“据本州丽水等县状申，今年人户所种早稻自秋初刈后，为雨水调适，元根再发青苗，结实成熟”。[22]朱熹讲浙江临海一带再生稻时讲，“臣所经历去处，得雨之后，晚稻未全损者，并皆长茂，可望收成，但民间所种不多，仅当早稻之十之一、二。其早稻未全损者，亦皆抽茎结实，土人谓之‘二稻’”。[23]在明初的《苏州府志》上，也强调再生稻遇雨而生的特性，这种稻一般是早稻。早稻收获后有足够长的生长季节，才会发生再生稻。这种早稻还应有很好的育苗和插秧时机。“早稻即占城稻，其法：南方地暖，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用竹笼周以稻秆，置稻种其中，约五斗许，又覆以秆，入池浸三日，伺微熟如甲柝状，则出而布于地，及苗与谷等，别用宽竹器贮之于耕过田，细土、停水许二寸许，布之三日，决去水，至五日视苗长二寸许，复引水浸一日，乃插莳。至八月熟，刈后频得雨，往往再生，所谓再熟稻是也。”[24]

二、麦稻风光

　　在宋初休耕制中，间年耕作不见得就是一年一熟，亦可能是一年二熟。从土壤和地势条件看，当地人称休耕田的土壤为“白涂田”。尽管经年淹水，人称之为白，说明仍在经常耕种之下，有一定的旱作氧化时间。上文讲到吴郡西部低洼地带的农田常处于自然不耕状态，只有旱年才得种植水稻，幸得一熟。这种地块的土壤往往带有青黑色，属于还原质的土壤，旱年才能种稻，平年长期积水，处于还原状态。东部地力高的休耕之田，是旱涝保收之田，很可能会在不休耕的年份提高复种指数，形成一年二熟。麦稻两熟实际上正在那些传统的圩田区，特别吴淞江两岸产生。这一地区在五代以后有相当多的地区实行麦稻复种。正因如此，《吴郡图经续记》才称吴中之地的麦稻二熟为平常，“吴中地沃而物夥，其原隰之所育，湖海之所出，不可得而殚其名也。其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稻有早晚，其名品甚繁，农民随其力之所及，择其土之所宜，以次种焉。”[25]至于土壤耕作技术，用于麦稻两熟的起垅技术早在唐代就具备了。陆龟蒙有诗谈到了江南的麦垅：“时候频过小雪天，江南寒色未曾偏。枫汀尚忆逢人别，麦垅唯应欠鸡眠。”[26]

　　目前学术界对江南稻麦两熟的争论一般只局限于文字推敲，其实，圩田开发程度与地势，更影响到耕作制的推广。江南最早开发的圩田区是那些河流沿岸的较高地段，有较好的旱作条件，常有稻麦两熟。常熟三十六浦和华亭一带就是这样最早开发的地区。华亭是宋人眼中的最肥沃之地，稻麦两熟最为发达。“华亭负海枕江，原野衍沃，川陆之产，兼而有焉，李翰《屯田纪绩》颂谓：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且有‘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等语。今华亭稼穑之利，田宜麦禾，陆宜麻豆，其在嘉禾之邑，则又最腴者也。”华亭之地不是积水区，圩田宜稻宜麦，故时人称其土壤为最上。冈身地区宜旱地作物，五代时亦可通过塘浦圩田系统灌溉，宋元以后，西部之水难以周流冈身。古冈身之地“宜种艺菽麦”，[27]也有麦稻两收和麦稻两熟。

　　圩田区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作物是水稻。范仲淹言：“东南之田，所植惟稻。”[28]圩田内种麦当然也会有，特别在北方移民刚到江南时，在传统的饮食习惯压力下，他们会在稻收后种麦。苏东坡言“浙中无麦”，[29]正是移民浪潮过去，天下升平很长一段时间后的现象。南宋《鸡肋编》上所说的那种种麦之利“倍于种稻”的现象，只能在个别时候有流民压力的环境才能出现。尽管“种麦之利，独归客户”，[30]由于种麦要使水稻放弃休耕，放弃土壤培肥，对水稻产量的影响甚大，一旦移民适应新的环境，喜吃稻米后，种麦推动力就会下降。真正的推广动力只能是人口压力下对麦类的需求，愈到后期，麦稻二熟的记载才会多起来，这基本上是南宋以后的事了。[31]13世纪初，吴泳形容吴中地区的形势为：“吴中之民，开荒垦洼，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陇。”[32]这时候的麦、麻、豆种植是太湖农民在人口压力下风缝插针式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方法了。

　　微地形上的麦稻分布是高地种麦，低田收稻。在吴江一带，“高田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桃杏满村春似锦，踏歌椎鼓过清明”。[33]那么，麦稻两熟易于产生于高田还是低田呢?这要看具体的水环境如何。五代时期，冈身之地有发达的灌溉，高田会有两熟；到后期，由于河道的淤塞，冈身旱象，两熟的可能性变小了。吴淞江北部常熟一带是传统三十六浦之地，为最早的塘浦圩田区，其北部福山一带是处于冈身之地，唐代时得灌溉之利，旱作与水稻皆可。正是在这种地方，治平年间《常熟县新建顺民仓记》这样形容常熟，“大县也。考其民版之数，至四万户。岁输之粟，至八万石。有仓，污庳迫窄，才容四分之一。滨江之民，远者百里。水浮陆走，稇载而至。”如此大的丰收，冈身之区常常处处多熟状态，“杨备《题常熟县诗》：远逼江垠傍海埂，落帆多是两来船。县廷无讼乡闾富，岁岁多收常熟田”。[34]岁岁多收之地是冈身的灌溉地，也应是麦稻两熟或麦稻两收的主要集中地。

　　由于吴淞江和各塘浦的淤塞，宋代以后这一带的水环境变化甚大，泾浦淤塞以后，人海之水与潮水相抵，涝时积水严重，旱时湖水不能下达，抗水旱灾害能力下降。水环境与圩田的相互位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昔之中田，今为上田；昔之下田，今为中田；昔之草荡，今为下田是也。极于宝庆之水、嘉熙之旱，无所措手，大为邑民之病。”[35]在这种状态下，麦稻复种或麦稻两收的状况有所改变。因冈身的灌溉系统遭到破坏，吴淞江两岸的高地也处于旱涝为灾的状态。随着大圩的破坏，昆山一带处于吴淞江两边高地的地区，积水之年低田难收，风调雨顺时往往可以高低田皆有收。“去秋仅有年，高田尚停潦，今幸风雨调，皆话天时好。”[36]对于一般地块，宋初的水患肯定影响到麦稻两收。“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唯若景祐、皇祐、嘉祐中，则一大熟耳。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数州之水；而东北又有昆山、常熟二县冈身之流，故常患水也。唯若康定、至和中，则一大熟尔。但水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于城郭，为人所见，而税复重。高田远于城郭，人所不见，而税复轻。”[37]水灾发生时高田大熟。大水成灾时，政府要让高田和低田退水的土地上报，“高田无水与水退可耕之地，各约若干，并令诣实申奏，不得相关”。[38]这种地是官方灾年征收租赋的对象。在一般年景下，高田常旱，难以维系一年二熟或二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代，到归有光的时代，安亭一带的高田形势为：“田高，枯不蓄水，卒然雨潦，又无所波。屡经水旱，百姓愁苦失业”。[39]这种状态一熟都难，何况二熟。

　　在排水状况较好的低地圩田区，二熟或二收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圩内的外塍田，由于地势相对较高，可以麦稻两收。《王祯农书》记载的是高田种麦，且是二熟。“高田早熟，八月燥耕而熯之，以种二麦。其法：起墢为疄，两疄之间，自成一畎。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疄，泄利其水，谓之“腰沟”。二麦既收，然后平沟畎，蓄水深耕，俗谓之“再熟田”。下田既熟，十月收刈既毕，即乘天晴无水而耕之，节其水之浅深，常令块垡半出水面，日曝雪冻，土乃酥碎。仲春土膏脉起，即再耕治。”[40]有的地区低地更有条件。从劳动力条件而论，苏州一带的圩田往往地近城郭，人力投入较多，税负又重，容易增加复种指数。北宋时期，低地圩田有较好的收成。赵霖言：“天下之地，豪腴莫美于水田。水田利倍，莫盛于平江。缘平江水田，以低为胜。昔之赋入，多出于低乡。”只是低地一旦水灾，除非有好的圩岸，要不然不可能二熟。“昨闻熙宁四年大水，众田皆没，独长洲尤甚。昆山陈新、顾晏、陶湛数家之圩高大，了无水患，稻麦两熟。”[41]在圩岸系统健全的情况下，稻麦两熟不在乎高地或低地，有了圩岸系统，大水之年仍可以稻麦两熟。因为麦稻都需要一个良好的灌溉系统。在没有良好灌溉系统的高地，旱年种麦不行，麦稻两熟更难成，倒是低地的圩田区，无论旱年或涝年，都可以稻麦两收或稻麦两熟。

　　大德十年中书省上奏称江阴一带的情况，“常州镇江江阴未开河道十四处，适遇霖雨相防，又值农忙，兼有江阴州妄言开河作坝，淹死菜麦”。[42]作坝可以淹死菜麦，说明菜麦种在高地，且没有圩岸围之。范成大言：“五月吴江麦秀寒，移秧披絮尚衣单；稻根科斗行如块，田水今年一尺宽”。[43]田水适量，才能既小麦秀穗，又有田地插秧。当大水之时，积水无法排除，则会影响到种麦。既使是水稻与小麦隔年种植，也会因水受限。如果大水不能排，首先影响到种麦，任古论述江南水势时言：“平江府积水，经今已两月余日未退。已妨种麦，若不于农隙之际支给钱米，雇夫开治，深恐来岁春雨积水愈甚，亏失常赋。”[44]这部分地段旱地较多，圩边的田地可以种旱作物。宋以后吴淞江淤塞严重，吴淞江两岸旱作化形势不断加强。单锷曾看到吴江长桥以东，吴淞江“江尾与海相接之处汗淀，茭芦丛生，沙泥涨塞。而又江岸之东，自筑堤以来，沙涨成一村，昔为湍流奔涌之地，今为民居民田，桑枣场圃。吴江县由是岁增旧赋不少。”[45]高地为麦稻两熟创造了条件。到元代，吴淞江淤塞严重，高田难以上水，常出现旱象。延祐七年六月到七月，淞南一带“雨水绝无潮又竭，欲求一点两点水，却比农夫眼中血，滔滔黄浦如沟渠，农家争水如争珠。数车相接接不到，种田一旦成沙涂。”旱情使“高田尽荒低田丰。”[46]

　　圩田内的高田与低田由塍岸所界定。高地，也就是外塍田可以旱作。除了种麦以外，还可以种豆、棉。明末林应训言，“附近有低田堪以培高者，即以其培之，亦可至于极高。地方不用堤岸，而土无堆放者，亦即就靠内一边摊放。盖高乡多种豆棉，一时不妨陆种，挑得河深，则灌溉自利，内中田亩仍自不妨于水种也。”[47]高低适度的圩田不多，淀山湖地区南圩田宋时有一次大扩展，新扩展的圩田是湖荡区圩田，不适合种麦。这种地方一开始多种芦苇和水生植物，以后才逐步水旱轮作，成为较好的土壤。任仁发言“浙西之地，低于天下，而苏湖又低于浙西，淀山湖又低于苏湖。彼中富户数千家，每岁种植茭芦编钉椿篠，围筑埂岸，岂非逆土之性，何为今日尽成豪腴之田。”[48]由此可见，淀山湖周围低地开发为围田后，南宋富户豪强先种芦苇等喜水植物，然后才水旱轮作改良土壤，最后才成为高肥力的水稻田。圩田向低地发展，稻麦两熟的比重不会太多。明中期以后，随着黄浦江的形成，吴淞江两岸和许多地区干田化形势加强，稻麦复种有了较大的增长空间。

　　在吴淞江北部阳澄湖和承昆湖湖区，宋元时期围湖造田过程中的复种制不清楚。嘉靖年间发生的一件事可以参照。谭晓、谭照两兄弟在常熟湖区开出的万亩大围，大部分不能种植水稻。他们通过筑圩、开河、凿池等工事，因地制宜，将全圩划分为六大区。第一区是由沼泽地转化而成的菱芡水草区，用以养渔和积肥；第二区是烂水区，为菰蒲区，种植茭白、慈菇、荸荠等蔬菜；第三区为低田稻作区；第四区为高平田蔬菜和旱地作物区；第五区为堤岸区，种植果木；第六区为养鱼和养禽区。[49]嘉靖年间的江南人口压力远过宋元时代，这时期的围湖造田尚不能全种水稻，宋元时期当更有多样化种植，麦稻两熟肯定很少。低洼区的改造需要长时间的施河泥垫高田面。吴淞江起头的魇山原是“松江之滨一平坡，数千亩而已，旧传厥地最卑下，土亦疏瘠，居民常苦洚溺，日徙豪土培筑，濅成一邑之隆壤，吴江益泽国，邑人特崇其高遂以山名之。”[50]在这种改变了圩田地势的地方，当时可以改变种植制度。

　　收麦种稻，麦收时间一般在阴历五月，插秧也在这个时候。无论同一地块上的麦稻二熟，还是不同地块的麦稻两收，都会出现青黄两种颜色。范成大很清晰地描述了稻麦两熟的景色：“梅花开时我种麦，桃李花飞麦丛碧。多病经旬不出门，东陂已作黄云色。腰镰刈熟趣晴归，明朝雨来麦沾泥。犁田待雨插晚稻，朝出移秧夜食麨。”[51]这时还有梅花与桃花的开放，红花与绿丛相映，构成乡村独特的景观。天旱之时，两种景色尤其明显。旱年种稻时：“莫愁尘土厥天飞，六月栽禾未是迟。待得麦麻收拾后，通宵好雨定知时。”[52]尽管麦茬作物因旱而减产，旱灾之年却麦收后种稻，追求一年两熟以避灾害的时机。如果种早稻，早稻要持续到秋天收获，比小麦更易受到天旱的打击。“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才遮亩；芒粒稀疏熟更轻，地与禾头不相拄。”[53]南宋时期，江南多雪，对早稻影响甚大。小麦喜冬春之雪，故种小麦不成灾。范成大言：“瑞叶飞来麦已青，更烦膏雨发欣荣。东风不是厥滕六，却怕雪天容易晴。”[54]昆山农民一般在梅雨时节插种晚稻，由于当时正值气候寒冷期，五月的吴江一带寒冷冻人，麦收与插种晚稻之时，农民畏冷。“梅黄时节怯衣单，五月江吴麦秀寒。”农民在丰水的环境下插秧，又冷又湿。“梅霖倾泻九河翻，百渎交流海面宽。良苦吴农田下湿，年年披絮插秧寒。”[55]在同一首诗中前后有这样的两段内段，基本上表明昆山当地处于麦稻两收或稻麦两熟的水平。从地理条件上看，更可能是麦稻两收，因为吴江一带高地居多，上了水就种稻，上不去水则种麦，麦田与稻田往往很近，分别独立。

三、立体化风景

　　圩田区的水稻与高地的小麦以及湖荡区的芦苇等水生植物和其它圩边植木，构成整体的农田植被结构。吴淞江一带大部分是圩田与水泊，芦苇是仅次于农作物秸秆的一种燃料资源。由于江南无树木类燃料，这种燃料资源一直很盛行。“薪樵而爨，比户必需。吾乡无山陵林麓，惟藉水滨萑苇与田中种植落实所取之材，而煮海为盐，亦全赖此。故吾郡之薪较贵于邻郡。”[56]宋元时期豪强地主占据积水空地后，一般就是种植芦苇和其它植物。“疏泄之道，既隘于昔。又为权豪侵占，植以菰蒲萝苇。”[57]由于野地与积水地多，再加上人工养殖的经济植物，圩田区有许多野生动物。绿头鸭有家养与野生两种，其生存环境为：“绕菰蒲而相逐，隔州渚而相闻。”[58]南宋时期，农民很容易在乡村的湖荡区进行多样化种植。范成大的开湖荒诗有：“种木二十年，手开南野荒。苒苒新岁月，依依旧林塘。汗莱擅下湿，岑蔚骄众芳。菱母尚能瘦，竹孙如许长。忆初学圃时，刀笠冒风霜。”在范成大的家乡吴江一带，“湖莲旧荡藕新翻，小小荷钱没涨痕，斟酌梅天风浪紧，更从外水种芦根。”由于湖面种植越来越多，官方也开始在湖面上收租。“采菱辛苦废犁鉏，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59]湖荡区的多样化种植已经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这种湖荡区的种植已有一个不小的比重。这种水生植物的种植一般沿塘浦、湖泊分布，一旦塘浦和湖泊的水环境发生变化，种植程度也发生变化。每到水利开河之时，兴工者一般先要除掉“茭芦”，因为平时人们在利用这种水生植物侵占水面。地方豪强在两宋时期的关注重点是大的湖泊积水地带，明代依然如此，只是规模有所缩小。“濒江濒湖去处，风浪险恶，因种护堤茭芦以防坍塌，本为障水。迩来豪右假以护堤为名，不分河港宽狭，辄种茭蒲芦苇占为茭荡、莲荡，或勾接商人堆贮竹木簰筏，或希图渔利，张打拦扛网簖，停积泥沙，阻坏水利，甚者霸占滩涂，筑成塍围，因而垦为良田”。[60]

　　因树木有强大的固土功能和景观功能，圩岸种树有悠久的传统。至和年间，丘舆权在其关于开至和塘《记》中称“为桥梁五十二，蒔榆柳五万七千八百，其贰河植茭蒲、芙蕖称是”。[61]由此可见，早期的大圩形成时的塘岸对江南农田景观影响至大，树木在乡村景观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从沼泽景观到塘浦圩岸与稻田和树木配合，是令当时诗人称道的江南景观。唐宋时代，吴淞江很宽泛，江边有很多树。“震泽平芜岸，松江落叶波，”[62]正可见两边树木之多。《姑苏志》所记之路，大部分路的是“滨于”某河、某塘的路。[63]杨万里言：“古来圩岸护堤防，岸岸行行种绿杨。岁久树根无寸土，绿杨走入水中央。”[64]这是指圩岸崩溃之后，树在田问的景象。南宋时期，淀山湖一带的私人大圩上也种着杨柳，卫泾的“始觉舟移杨柳岸”之句，[65]即指淀山湖旁的圩岸，圩岸上的柳树比比皆是。另外，也有野生的梅花。宋初梅询在《华亭道中》中有“隔水野梅三四株”。[66]范仲淹把梅与柳并列，以表达江南特色，“梅淡柳黄春不浅，王孙归思满江南。”[67]

　　聚落、圩岸、圩田中的稻麦和其它植被形成吴淞江一带农村田野景观，这也是宋元时代江南景色的基础。如果加上动物与人，这种江南乡村景观带有活动性。圩岸种树，桑、柳或其它树种种在大圩岸上，与麦稻相配合，耕作制上属于林粮间作，这种耕作制构成江南景观。“春夏之交，雨水时至，高大其堤，深阔其中，俾宽广足以有容。堤之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潦即不致于弥漫而害稼。高田旱稻，自种至收不过五、六月，其间旱乾灌溉不过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又田方耕时，大为塍垄，俾牛可牧其上，践踏坚实而无渗漏，若其塍垄地势高下适等，即并合之，使田丘阔而缓，牛犁易以转侧也。其下地易以淹浸，必视其水势冲突趋向之处，高大圩岸环绕之。其欹斜坡陁之处，可种蔬、茹、麦、粟、豆，而傍亦可种桑牧牛。”[68]宋代大圩的树木的种植也是在官方规定下形成的，规定下和种植使堤岸有了景观整齐划一性。“绍兴三十年，张少卿初为漕，徙民于近江，增葺埚岸，官给牛种，始使之就耕。凡圩岸皆如长堤，植榆柳成行，望之如画云”。[69]元代潘应武提到的圩岸树种是桑柳，估什他这是泛指松江与嘉湖一带的圩岸。“古来各围田甲头每亩率米二斤，谓之做岸米。七八月间，水涸之时，击鼓集众煮粥接力，各家出力浚河取泥做岸，岸上种桑柳，多得两济。”他还提到水环境影响了桑柳生长，“浙西在水中做世界，官司常常深浚水路，居民常常修筑围塍，自丙子年水政废弛，积水不去，一遇淫雨，桑柳枯朽。”植树的事工一般由乡村完成，由围长负责组织。“围岸一事，为功不细，今岁修筑，虽已成就，缘一时旋取湿土堆筑，经值春夏雨水，不无少有淋损去处，若季夏一月，略加修浦，又于秋收之后十二月及来岁正月为始，载行增修，添用椿笆，低者高之，狭者阔之，缺者补之，损者修之，更令田主从便栽种榆柳桑柘，所宜树木三五年后盘结根窠，岸塍赖以坚固，此诚良久之计。”[70]这种植树成行的目的还与圩田标记有关。《王祯农书》中有：“隰桑宜叶沃，堤柳要根骈。交往无多径，高居各一廛。偶因成土著，元不异民编。”[71]植桑与编民结合到一起。

　　桑柳对圩岸的固土作用十分明显，从景观角度上讲，柳树的美化作用更强。吴地的士大夫当时从其它地区引种柳树，美化家居。圩田种柳更是一种环境美化，一时成为许多诗人关注的对象。陆龟蒙言：“秋来频上向吴亭，每上思归意剩生。废苑池台烟里色，夜村蓑笠雨中声。汀洲月下菱船疾，杨柳风高酒旗轻。君住松江多少日，为尝鱸鲙兴蒪羹。”[72]这是吴淞江边的杨柳。五代两宋时的塘浦，往往是官河。官河之岸是大圩岸，植树也非常有序。范成大对南浦的描述是“细雨垂杨系画船”。[73]杨树正在河岸上，河岸也是大圩岸。

　　柳与小麦的结合是农田景观中最先显出的春色。弘治年间顾清的竹枝词中有：“三月吴江柳正青，柳花飞去半为萍。蔬畦麦陇蔷薇架，装点田家作画屏。”三月春色是柳。到了四月，青绿的稻秧出现之后，柳树颜色相对淡化，村边柳树的景观突出。“四月吴江正插田，青秧白水暖生烟。回桡转入深村里，只见重垂杨不见天。”[74]柳与圩田中或湖边水生植被的对比是“菰蒲才熟杨柳黄”。[75]不同作物在不同时间内，构成不同的乡村颜色。除了基本的绿色外，不同时候开花的作物与树木也有不同的颜色装点圩田与圩岸。在陆龟蒙的诗中，豆类作物和梨树分别呈紫色与红色，“村边紫荳花垂次，岸上红梨叶战初”。[76]白居易论苏州柳时也提到了河边之柳，就是圩岸之柳，这一带的柳树几乎是全国最多，圩岸种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金谷园中黄嫋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来处处游行遍，不似苏州柳最多。絮扑白头條拂面，使君无计奈春何。”[77]吴淞江边，圩岸的桃树与杏树与大田和水道一起构成了美好的春天气息。杨万里曰：“近水人家随处好，上春物色不胜妍。归时二月三吴路，桃杏香中漫过船。”[78]种竹也很普遍，陆龟蒙有“纤洪动丝竹，水陆供鱠炙”之句。由于多种经营与立体种植，一年四季都很忙。“安知勤播植，卒岁无闲暇，种以春鳸初，获从秋隼下，专专望穜（先种后熟的谷类）稑（后种先熟的谷类），搰搰條桑柘。”[79]作物和圩岸之桑生长期相对错开，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可以分别忙于农耕和蚕桑。竹林与梅树并列，冬天的景观也很别致，明初顾清有竹枝词曰：“腊月吴江更自妍，梅花开近竹林边”。[80]在常熟的开元乡，南宋时的一处宗室的居所“门枕流水、面青山，后环清池，列乔木、佳花、修竹散植前后。”[81]

　　与圩田区或灌溉区稳定的稻作相比，旱地区的作物种类和岸上树种都是易变的。东部圩田区在小圩盛行后逐步就没有树了。冈身地带的旱地作物也出现快速的变化，小麦优势到后期减少，其它经济作物兴旺。吴淞江以南的乌泥泾因土壤不宜种稻，宋末率先引种了棉花。“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木棉之种种于彼。”黄道婆因此推广了植棉与纺织。[82]棉与麦争地。徐光启言：“吾乡向称早种者，在立夏前，迟或至小满后。询其缘由，皆不获已：其一为惜麦。北方地宽，绝无麦底，花得早种，吾乡间种麦杂花者，不得不迟。今请无惜麦，必用荒田底。即种麦，亦宜穴种，可得早种花，后收麦，旋以厚壅起之也。”[83]这一带的麦棉种植先是麦杂花，就是麦田套种棉花。徐光启要求一年一熟的麦棉轮作。种棉花以后，由于农民的不断锄地，这里原先的潮湿环境得到了改善，冈身一带的生物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持锄赤汗敢归休，长怕游青低没草。东舍西邻助作劳，鱼羹菜具欢呼饱。”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蟹患虫灾绝迹无”的光景。小蟹是冈身地区常有的生物聚集，长期锄地，改造微生态环境，蟹患也因此得以消失。棉田被称作花田，越来越成为冈身地带的一种乡村景观。[84]

　　小蟹是灾，河道里的正常之蟹则是食物资源。由于树木众多，圩田系统内的河道卫生条件也很好，宋元时期水清且鱼蟹多。不但有各种现已失去的名贵鱼种，鱼类数量也很多。张扩这样形容华亭一带的秋天：“阴云薄薄漏秋辉，晓露含光湿翠微。旁舍系牛尝社酒，荒城捣练给征衣。净如扫跻蚊无几，多不论钱蟹正肥。定是水乡差可乐，不应潦倒未成归。”[85]还有一些不利的生物环境。宋元时期，农业生态系统处于扩张时期，江南物种在农业扩张的压力下出现了不稳定现象。关于这里的鸟类，汉代就有鸟类增多现象的描述：“方言曰：‘齐、宋之间，凡物盛多谓之寇。’注云：‘今江东有小凫，其多无数，俗谓寇凫’”。到唐宋时期，这种灾害更多。陆龟蒙的“禽暴”一诗，正为野凫害稼而作。[86]陆所言的凫鹥，“其曹蔽天而下，盖田所留之禾，必竭穗而后去。”[87]明清时的人不再提这种现象，供这些鸟类栖息的林地和浅水湖泊已经很少，鸟类种群的急剧增加的现象很难发生。即使是水生动物，在圩岸树林减少的状况下，腐殖质和其它营养成份减少，很难出现蟹类或其它什么较大鱼群的突然爆发。

四、小结

　　农村环境建设和景观建设越来越受到政府重视，传统的农田风光研究完全可以提供现实用途，只是学术界传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科技史领域，农田风光研究很少。乡村景观史的研究需要农业史与地理学的结合。从上述吴淞江流域的耕作制度描述可以看出，耕作制本身不单具备农业科技史的特色，还具备地理景观特色。与明清时期相比，这时期的耕作制与江南农村的结合应该更具备传统的江南水乡特色。明清时期，水环境大变，圩田变小，圩岸上的树木也大大减少，文士笔下的江南越来越局限于一些风景点，而不再将注意力像陆龟蒙和范成大时代那样集中于农田了。生态压力下，农田风光已经受到了损坏，最具经典意义的江南农田景观应该是唐宋文人笔下的江南。[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9—20世纪太湖地区圩田水利与农业环境史研究》资助，批准号：06JJD770008]

参考文献：

[1]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02，5期；曾雄生：《宋代的双季稻》，《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3期，第255～268页。

[2]郭文韬：《中国耕作制度史研究》，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年。

[3]王祯：《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1，《田制门》。

[4]《吴郡志》卷19，水利上。

[5]张贲：《旅泊吴门》，刊于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747页。

[6]《吴郡志》卷19，《水利下》。

[7]嘉兴专区土壤普查土地规划工作委员会编：《嘉兴专区土壤志》，1959年10月，第32页。

[8]（嘉靖）《昆山县志》，卷15，范成大：《新开塘浦记》。

[9]《吴郡志》卷19，《水利上》。

[10]单谔：《吴中水利书》。

[11]盛梁：《上真宗乞授陈靖劝农使论民耕佃旷土》，于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05。

[12]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

[13]《沈氏三先生文集》，《长兴集》卷第21，《万春圩图记》。

[14]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26，《梅雨五绝》。

[15]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1，《苏文忠公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

[16]《吴郡志》卷19，《水利上》。

[17]《宋会要辑稿》食货6，《经界》，绍兴12年12月2日。

[18]《宋会要辑稿》食货6，淳熙六年5月18日。

[19]《宋会要辑稿》食货6，嘉定2年1月15日。

[20]《吴郡志》卷30。

[21]曾雄生：《宋代的双季稻》，《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255～268页。

[22]杨亿：《武夷新集》卷12。

[23]朱熹：《晦庵集》卷18。

[24]（洪武）《苏州府志》卷第42，《土产》。

[25]朱长文撰：《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物产。

[26]陆龟蒙：《唐甫里先生文集》卷8，《小雪后书事》。

[27]（绍熙）《云间志》上，《物产》，《古迹》。

[28]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1，范文正仅此吕相拜呈中丞谘目。

[29]苏轼：上执政乞度牒赈济因修廨宇书。《东坡全集》卷76。

[30]庄绰：《鸡肋编》卷上。

[31]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32]吴泳：《鹤林集》卷39《兴隆府劝农文》。

[33]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27《四时田园杂兴60首》。

[34]《吴郡志》卷38。

[35]《宝祐琴川志》卷第5。

[36]张方平：昆山初秋观稼回县暑与同僚及示姑苏幕府，[宋]龚昱：《昆山杂咏》上。

[37]《吴郡志》卷19，《水利上》。

[38]范祖禹：《上哲宗封还臣寮论浙西赈济事》，于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06。

[39]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之24，安亭镇揭主簿德政碑。

[40]《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集之2。

[41]《吴郡志》卷19，《水利下》。

[42]任仁发：《水利集》卷5。

[43]范成大：《夏日田园东兴12绝》。《石湖居士诗集》卷27。

[44]《宋会要辑稿》食货7（靖康28年8月2日）。

[45]单锷：《吴中水利书》。

[46]陶宗仪：《南村缀耕录》卷之23。

[47]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16，《林应训颁行治田六事》，万历5年。

[48]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中，《任都水水利议答》。

[49]（光绪）《常昭合志稿》卷48，轶闻。

[50][元]高德基：《平江记事》。

[51]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11，刈麦行。

[52]黄干：《喜雨用前韻四首》，《勉斋集》卷40。

[53]陆龟蒙：《唐甫里先生文集》卷17，《刈获》。

[54]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21，《雪后雨作》。

[55]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26，《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

[56]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6》。

[57]《吴郡志》卷19，《水利下》。

[58]《吴郡志》卷29，《土物》。

[59]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27，《四时田园杂兴60首》，卷28，3月16日《石湖书事3首》。

[60]《周凤鸣条上水利事宜疏》，嘉靖11年上，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14。

[61]《吴郡志》卷19，《水利上》。

[62]白居易：《松江亭携乐观渔宴宿》，《白氏长庆集》卷24。

[63]（正德）《姑苏志》卷2，《桥道志》。

[64]杨万里：《杨万里诗文集》，王畸珍整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64页。

[65]（嘉靖）《昆山县志》卷16，卫泾，过淀湖。

[66]梅尧臣：《过华亭》，《宛陵集》卷10。

[67]范仲淹：《送常熟钱尉》，《范文正集》卷3。

[68]《陈旉农书》，《地势之宜篇》。

[69]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

[70]任仁发：《水利集》卷3。

[71]《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1，《田制门》。

[72]《唐甫里先生文集》卷8，《润州送人往长洲》。

[73]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3，《横塘》。

[74]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9～180页。

[75]陈尧佐：《吴江》，刊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2册，卷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85页。

[76]《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12，江南2首。

[77]《吴郡志》卷30，《土物下》。

[78]杨万里：《杨万里诗文集》，王畸珍整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4页。

[79]《唐甫里先生文集》卷3。

[80]顾清：《东江家藏集》卷13，于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0页。

[81]中国文物研究所、常熟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誌·江苏[壹]常熟》下册，文物出版社，2006年，18页。

[82]陶宗仪：《南村缀耕录》卷之24，《黄道婆》。

[83]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之35，《蚕桑广类》，《木棉》。

[84]吴伟业：《吴梅村全集》，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79～280页。

[85]张扩：《华亭秋日》，《东窗集》卷4。

[86]方勺：《泊宅编》，卷第7。

[87]《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19，《禽暴》。

The Farming System and Farmland Landscape in Wei Fields in Wushongjiang River Area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ang Jiange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In Wushongjiang river area, big Wei fields system was prevailing. Fallow system was practiced in big Wei field. As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increased, sequential cropping began to be current, after farmer harvest rice, they pour the water into the Wei field and there is water in winter and land lay fallow. Rice and wheat cropping system was in high land or in lower land, according to the water environment. Rice, wheat and other scenery, constituted main countenance of Jiang-nan rural land. There were many trees planting along Wei field, trees and river and crops, also constituted the traditional Jiang-nan landscape described by poet.

　　Key Words: Wushongjiang River, Tillage System, Landscape

原载《古今农业》2008年第4期

　　辽、金、元时期，以少数民族文字翻译汉文经史是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具体表现之一。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以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翻译的经史著作，不仅丰富了史书的表现形式，也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认同思想的发展。

一

　　辽代以契丹文翻译的史书见于记载的有三部：《通历》、《贞观政要》和《五代史》。这三部书都是辽兴宗重熙年问契丹族史家萧韩家奴翻译的，其本传提及翻译的目的为：“欲帝知古今成败”[1]（《文学传萧韩家奴传》）。也就是说，萧韩家奴翻译这三部史书的主旨在于历史教育，他想传播历史知识，弘扬史学的资治功用，使辽朝的皇帝能从历史学习中得到教益，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引人深思的是，在众多汉文史书中，萧韩家奴为什么选择《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这三部史书呢?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这其中的原因。从这三部书的内容看，《通历》是唐朝马总撰写的一部自“太古”至隋朝的编年体通史，着重记载历代君主的事迹；《贞观政要》是唐朝吴兢撰写的一部按专题记述的政治史，主要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君臣探讨治道的言论；《五代史》是宋初官修的史书，记述了五代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五十三年的历史，辽朝初年与这些政权有外交往来，彼此间也有冲突和战争。可以明确，萧韩家奴看中的这三部书，在当时看来，正好包含了贯通古今的历史内容，而且侧重于记述君主治国的事迹和言论。应该说，选择本身体现了契丹族史家萧韩家奴的卓识。进一步探寻萧韩家奴的思想根源，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萧韩家奴为使辽朝皇帝知古今成败而翻译这些史书，实际上是把契丹贵族为主而建立的辽政权视为唐、五代等政权的后继者。因此，往古的经验和教训，今世的历史演进都是可资鉴戒的。一定意义上说，萧韩家奴的思想代表了辽人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和对政治统治的继承性的理解，也是辽朝人古今观念的反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契丹族史家萧韩家奴对古今的认识与其他朝代的史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他所认为的“古”与“今”是从太古到唐、五代，并没有囿于族别的差异。透过他的古今认识，我们看到了契丹人的历史认同。辽道宗的华夷观也证实辽朝人在思想上是不自外于“中华”的。依据宋人洪皓《松漠纪闻》的记载，辽道宗时，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辽道宗说：“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邪?”又讲到“夷狄之有君”，而快读不敢讲，辽道宗则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2]（卷上）这是从地缘上和文化上的历史认同。可见，辽朝虽然是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皇朝，并且处在南北分治的时期，但是辽代的史家和政治家却有着强烈的历史认同意识。

二

　　金代以女真文翻译汉文经史是与其发展民族教育和选拔女真族人才相结合进行的。因而翻译工作得到了朝廷的重视，金代不但设有专门的译书机构译经所和弘文院，金朝皇帝还多次下诏令翻译汉文经史。据《金史》记载，金大定四年（1164年），金世宗诏以女真字译书籍。金大定五年（1165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所译《贞观政要》与《白氏策林》等书；金大定六年（1166年），又进《史记》与《西汉书》，金世宗诏令颁行。此后，参加译经史的人员越来越多，著作佐郎温迪罕缔达、编修官宗璧、尚书省译史阿鲁、吏部令史杨克忠、翰林修撰移刺杰及应奉翰林文字移刺履等都参与其中。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和《新唐书》，金世宗对宰臣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2]（《世宗本纪下》）。同时译出这么多典籍，可以推断参与译书的人员应有一定的规模。是年，金世宗也以女真字《孝经》千部分赐护卫亲军。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金世宗又谕宰臣：“女直进士惟试以策，行之既久，人能预备。今若试以经义可乎?”宰臣云：“《五经》中《书》、《易》、《春秋》已译之矣，俟译《诗》、《礼》毕，试之可也。”[3]（《选举志一》）由于金世宗时兴起的女真学是以教授女真文字和女真文翻译的汉文经史为主，金代仅金世宗大定年间以女真文翻译的汉文经史之书就有十几部。儒家的典籍大部分已经译出，如《尚书》、《周易》、《春秋》、《论语》、《孟子》、《孝经》等；《诗》、《礼》也纳入翻译计划；《史记》、《汉书》、《新唐书》、《贞观政要》、《诸葛孔明传》等前代重要史籍也被译成了女真文。

　　那么，金代以女真文翻译的《尚书》与《春秋》等经史之书的影响又如何呢?可以说，金代经史翻译成效十分显著。其中，最直接的社会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史翻译培养造就了一批女真族人才。金世宗的儿子显宗完颜允恭对此深有感触，他曾听完颜匡和驼满九住讨论伯夷、叔齐，对于完颜匡的言论很赞赏，并说：“不以女直文字译经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直科举，教以经史，乃能得其渊奥如此哉。”[3]（《完颜匡传》）也就是说，金朝统治者已经看到经史翻译对女真族人才培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二是把以女真文翻译的汉文经史作为金代女真学的教材，将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儒家为主的学术传统与女真族古朴的民族文化相融合，提升了民族教育的层次，促进了女真民族的迅速进步，也加快了整个金朝社会发展的步伐。元代史臣对金代文治的肯定可以证明这一点①。实际上，金代经史翻译的影响不限于上述两点，其思想的影响更为深刻。分析金人经史翻译的思想渊源，可以知道，无论是发展女真学，还是教化女真人、提高女真人的素质，金人都是把汉文经史作为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来继承的。即金人从思想上承认历代陆续编撰而成的经史著作具有很宝贵的价值，所以，他们对这些经史教育所寄寓的期望很高，想从经史学习中增长见识，知晓仁义道德，提高女真人的整体素质。这种思想认识主要是基于对文化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所达到的效果是使传统的经史之书发挥其传承学术和教化民众的功用。同时，金朝经史之书在包括女真人在内的各民族受教育者中的传播，也推动了各民族历史思想的进步。金世宗时的女真族大臣唐括安礼就有着比较进步的民族观，他把女真猛安户和汉户视为一家，并指出：“圣主溥爱天下，子育万国，不宜有分别。”[3]（《唐括安礼传》）甚至特别强调保持女真国俗，极力主张维护女真人利益的金世宗，在某些时候也有“天下一家”的思想②。可以说，金代这种各民族“一家”观念的发展与经史的广泛传播有因果的关系，更为多民族统一的实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与金代情况大体相似，元代以蒙古文字翻译汉文经史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特别关注。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之”[4]（《世祖本纪二》）。这是忽必烈实行文治的一项重要举措。此后，元朝历任皇帝多效仿之。值得注意的是，元朝以蒙古文所译汉文经史选择性更强，就内容看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书：

　　一是选择传统史学中具有“资治”作用的史书。比如，元代皇帝多次诏命文臣翻译《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并加以刊行。据《元史》记载，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刊行蒙古畏兀儿字所书《资治通鉴》；元延祜元年（1314年），元仁宗认为《资治通鉴》“载前代兴亡治乱”，命集贤学士鲁都儿迷失及李孟择其切要者译写以进；元泰定帝统治时期，也曾命为之进讲的经筵官翰林侍讲学士阿鲁威、直学士燕赤译《资治通鉴》以进。《通鉴节要》更是被蒙古文译写后成为元代教授蒙古国子学诸生和诸路蒙古字学生徒的教材。《贞观政要》也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推崇而得到译刊和传播。元仁宗就认为《贞观政要》“有益于国家”，所以命译以国语刊行，使蒙古、色目人诵习。元文宗也命奎章阁学士院以国字译《贞观政要》，锓板模印，以赐百官。色目人察罕曾译《贞观政要》献朝廷。曹元用也译《贞观政要》为国语，行于一时。此外，察罕也曾受诏译唐太宗的《帝范》。元明善曾受命译《尚书》“其关政要者”。诸如此类的记载说明，“载前代兴亡治乱”和“有益于国家”的史书因深受蒙古族皇帝的青睐而先后被译为蒙古文。

　　二是当代史和一些重要文献（主要是实录和有关典章制度的诏诰及法规书）被指令译为蒙古文。按照传统的修史制度纂修的诸帝实录，往往要经过奏读才能纂定，而元朝的皇帝精通汉语者较少，因此要翻译成蒙古文后奏读，这在元朝从元世祖时开始逐渐成为制度。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翻译，俟奏读然后纂定。”这个建议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4]（《世祖本纪十一》）。之后，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司徒撒里蛮等进读《祖宗实录》，元世祖说：“太宗事则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给，宪宗汝独不能忆之耶?犹当询诸知者。”[4]（《世祖本纪十二》）可见，元世祖确实对进读的畏吾儿字文本的实录进行了审查。元元贞二年（1296年），兀都带等进所译蒙古太宗、宪宗、世祖实录，元成宗指出了其中记载错误和过细小之处。通过这样的奏读形式，元朝皇帝加强了对实录的监控，同时，促进了以蒙古文字翻译实录工作的深入开展，也推动了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同样，元朝以汉文编纂的一些《圣训》类的政书，在元泰定帝时期多数敕令译为蒙文，如《列圣制诏》、《大元通制》、《帝训》（《皇图大训》）和《世祖圣训》等，其目的大概是想要蒙古贵族遵循祖宗教诲，所以，《元史·泰定帝本纪》对泰定帝作出了这样的评论：“泰定之世，灾异数见，君臣之间，亦未见其引咎责躬之实，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无事，号称治平，兹其所以为足称也。”[4]（《泰定帝本纪二》）言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与其敕令翻译政书当有一定的关系。

　　还需要指出的是，元代也有以蒙古文撰著的史书被翻译成汉文的，如察罕就将蒙古文的《脱必赤颜》译为汉文，命名为《圣武开天纪》。这反映出元代的民族史学较辽金时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由上述元代所翻译经史的类别看，元朝的统治者是较为务实的，他们诏命翻译经史之书的目的很明确，即旨在为现实统治服务。所以，对有关典章制度的政书和有关治国安邦的经史尤为重视。这也反映出元朝统治者对以往朝代统治方法和统治经验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同样是肯定了这些经史的价值。就其社会影响而言，与金人经史翻译为发展民族教育不完全相同，元人的经史翻译，受益最大的是蒙古族统治者，他们从历史上具有“资治”作用的史书中寻找了一些治理天下的良方，自忽必烈以后的蒙古族君主多注重沿袭前代的“宏规”、“定制”。元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明确提出“奄四海以宅尊”，“绍百王而纪统”的政治宣言。在这个宣言里，他把所建立的政权纳入中国历代政权之列，同时，也强调了其“舆图之广，历古所无”的特色。此后，元代其他皇帝继续从这些经史中提取政治智慧，自觉向历史上圣明的君主看齐，遵循他们的为政之道。如元顺帝一次曾猎于柳林凡三十五日，监察御史绰台、宋绍明进谏，得到赐金币的嘉奖。绰台等固辞，元顺帝说：“昔魏微进谏，唐太宗未尝不赏，汝其受之。”[4]（顺帝本纪二）这些做法表明，元朝蒙古族皇帝通过学习传统的经史，已从思想意识上成为“中国之主”，以及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维护者。在承袭与变通中维系和发展了君主治国之术，丰富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制度体系，出现了多种文化的交融与互补。

　　综上，辽、金、元时期的经史翻译，虽然并不等同于历史撰述，但是这三朝以少数民族文字翻译汉文经史直接促进了少数民族史学的进步，同时也迅速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尤其是其居于统治地位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的进步最为显著。今天看来，辽、金、元时期经史翻译更有其思想的价值，尽管三朝经史翻译的主要目的各不相同，体现在翻译之书的选择上也不尽相同，但是，辽、金、元三朝对古与今、治与统却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即认为以往的朝代与当时的朝代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正是这种历史认同，使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在多民族重新组合的辽、金、元时代得以延续和发展，多民族一体、一家与同为中华的观念和意识也得到迸一步加强，使辽、金、元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

注释：

①《金史·文艺传上》“序”有言：“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传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治有补人之家国，岂一日之效哉。”

②《金史·唐括安礼传》记载，金世宗对女真人有超迁格提出质疑说：“天下一家，独女直有超迁格，何也?”

参考文献：

[1]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洪皓．松漠纪闻[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3]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原载《历史学》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