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如同探索人类文化的起源一样，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考古研究课题。史前考古发现表明，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研究表明，华北地区早期旧石器已经显示出地理分布的区域性【1】，晚期旧石器更是多样化【2】。新石器的出现在华北地区地理分布的不平衡和时间位相的差异似乎愈加错综复杂。因而，探讨华北乃至中国文明起源不能不重视对华北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研究。

　　一、文化遗存和特征

　　中国史前考古学中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段严重的缺环，事实上缺环是不存在的。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是逐渐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过程。随着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努力和考古工作的新进展，连接这段缺环的可能性越来越成为现实。多年来，我国华北地区考古发现和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可以看到细石器的发生和发展是探索我国华北地区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关键。正如我国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所指出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之间，细石器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环节【3】。

　　我国细石器文化的出现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华北地区山西北部和河北西部的桑干河流域泥河湾盆地，孕育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各个时期的古文化。有距今100万年以前的东谷坨和小长梁旧石器地点文化遗存，石制品以中、小型为主，有的器物加工比较精致【4】。我国已故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曾指出小长梁的石器达到了黄土时期的式样，好象把周口店时期飞跃过去了【5】。在大约距今10万年的许家窑人文化的石制品中，拇指状刮削器已接近细石器文化传统中的此类器物，尖状器、雕刻器以及石钻都加工得小巧精致。研究者认为许家窑遗址发现的石器不仅细小，而且从类型上也应归到东亚、北亚和北美的细石器传统范畴之内【6】。距今2.8万年前的峙峪人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石制品，以及骨制品，还有装饰用的钻孔石墨，文化遗物丰富多彩。石制品中以小石片和细小石器为主，构成了这一文化的主要特征。类似拇指状的小圆刮削器，修理把手的斧形小石刀，以及加工成类似带铤的石镞，它们都可能是用作复合镶嵌工具的。峙峪文化无疑成为华北细石器工艺传统文化的先驱【7】。

　　距今1万年前的虎头梁文化中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工艺技术，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大部分采用了压制技术。虎头梁的石核具有华北细石器文化传统中典型的楔形石核，数量也相当多，约占虎头梁全部石核的85%，从而可见虎头梁文化细石器工艺水平已达到相当娴熟的程度，这无疑体现出虎头梁文化石叶——细石器工艺传统的显著特点。虎头梁的石制品采用的剥片技术主要是锤击法，另有砸击技术存在。虎头梁的石器中以刮削器和尖状器为其主要的工具类型。其中短圆头刮削器（即拇指状刮削器）是细石器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尖状器主要采用压制技术进行通体剥片修理，制作相当精细，类型也多种多样，根据其底端的形制，研究者分为圆钝型、尖型、凹型、一侧凹型和平直型。其中凹型在形态上似乎与带有两翼的石镞有关，推测所以修理成凹状可能是为了便于安柄。虎头梁的尖状器是一个主要的、突出的石器类型，就在这种工具类型上出现了局部人工磨制的痕迹。这些磨痕出现在石器的一面，呈深浅不一的纵向和横向的条纹状【8】。这种技术的出现不能不说是我国华北地区石器工业中的一大革命。显然，虎头梁文化对于研究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桑干河流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和发掘，在虎头梁一带发现了从距今大约30000～7500年的4个连续发展的文化序列值得重视和研究。它们是：距今约3万～2万年的西水地大西梁南沟文化层，地点东距虎头梁约2.5公里，其文化层比虎头梁文化层低10米左右，分布在桑干河二级阶地的中部砾石层中，发现石制品百余件，研究者认为石器工艺类型属于华北小石器文化传统；距今约2万～1.8万年的西水地大西梁西沟文化层，地点距南沟不足100米，其文化层比虎头梁文化层低5米左右，分布在桑干河二级阶地上部的砂质黄土层中，发现石制品十余件，石器工艺类型属于细石器文化传统；距今约1.1万年的虎头梁文化层，分布在桑干河二级阶地上部砂质黄土层靠上部位，发现石制品4万多件，石器工艺类型属于典型的细石器文化传统；距今7500年前的阳原石匣头马坊黑土坡文化层，分布在桑干河二级阶地的顶部褐色土层中，发现的文化遗物有细石器、骨角器和少量的磨光石器，细石器中有典型的铅笔头状细石核，是采用间接打击法剥离石叶而成，根据黑土坡文化遗物的性质以及所处的时代，黑土坡的文化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9】。以上4个文化层层位明确，文化内涵早晚有序，时代上大致也可以衔接，这就为研究华北小石器文化传统向细石器文化传统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也为研究华北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地层依据。

　　山西南部中条山在东端沁水、垣曲、阳城一带广泛分布着下川细石器文化10多处地点，历山脚下下川盆地是下川细石器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下川文化的主体是以燧石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细石器，仅有4.7%的石器是由石英岩、砂岩等原料制成的粗大石器【10】。下川细石器中细石核已趋于典型化，有锥状、柱状、楔状等，其中锥状和窄楔状石核打制得相当精美，从石核片疤痕迹观察，打下的细石叶薄长而规整，有的可能采用了间接打击技术。发现了大量人为截断的细小石片，应是作为复合镶嵌工具之用。另外，石器中以琢背小刀、长身圆头刮削器、三棱小尖状器、斜边雕刻器最具特色。下川文化成为华北地区细石器文化的典型代表。

　　山西细石器文化遗存在汾河谷地和吕梁山南端也有分布。距今2.6万年左右的襄汾县柴寺丁家沟文化层，与山西北部峙峪文化层时代大致相当。然而，丁家沟的石器与峙峪者不同，首先，丁家沟的石制品包括粗大石器和细石器两大类；其次，丁家沟的细石器比峙峪的显得进步、典型，从锥状、楔状石核上剥下的薄窄条状的细石叶占有一定的比例，石器中出现有采用压剥技术修理成的石镞、琢背石叶、小圆头刮削器，以及斜边雕刻器和小型石钻等【11】。丁家沟文化早于距今约2.3万～1.6万年的下川文化，两者时代相接，文化上也有某些联系。蒲县薛关细石器遗址距今1.3万年前，晚于下川文化遗址，从石器性质上看与下川文化有较多的一致性，石器中以小型者居多，打片技术采用直接和间接法两种，石器组合中有细小的刮削器、尖状器、斜边雕刻器和琢背小刀等【12】。吉县柿子滩细石器遗址距今1万年左右，文化特征与下川文化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进步因素更为突出。发现有典型的锥状和楔状细石核，剥下的细石叶薄长而规整，数量占石制品总数的30%以上，其中大量的石叶去头断尾，与下川文化同类器物相同，应是作为复合镶嵌工具之用。由细石叶压制而成的石器有石镞、尖状器、刮削器和细长石钻等。石器工具多样化，根据底端的形制，石镞可以分为斜铤、圆底和平底等，根据尖部的形制，石镞又可以分为扁尖和斜尖等；刮削器可以分为拇指状、半月形，直刃、凹刃和端刮等；尖状器可以分为双尖梭形、正尖形、歪尖形、心形和小三棱形等。另外，发现有雕刻器、琢背石片、石锯、磨盘、磨石、手斧和石锤等，以及蚌器、赤铁矿石和反映人们心理和信仰的岩画。研究者认为，这些文化遗物和遗迹的时代应处于中石器时代较早阶段【13】。

　　近年，山西中部榆次县大发发现传统的小石器与细石器并存的石器地点。该地点的石器主要由燧石和石英岩制成，加工技术主要采用锤击法，同时也出现了压制法。小石器有常见的刮削器、端刮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钻，以及石钻——端刮器和刮削器——凹缺刮器等。细石器有楔状石核、石叶和小圆头刮削器等。研究者认为大发地点发现的文化遗物，其时代属于晚更新世末期。该地点的发现对于研究山西南北两地小石器和细石器的发展关系具有重要意义【14】。

　　最近，山西报道距著名的下川文化遗址不远的高平县羊头山发现细石器。石制品皆为黑色燧石制成，其中细石核、圆头刮削器、楔形器、锯齿刃器等具有时代特征，与下川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因此，羊头山的细石器可以划入下川文化范畴之中【15】。

　　燕山南麓渤海湾的西北陆地发现有4万多年前的迁安爪村旧石器文化遗址、1万多年前的玉田孟家泉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址，以及时代大致与孟家泉相当的滦县东灰山文化遗址。

　　爪村遗址的石制品发现的数量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指出无论打制石片还是加工石器可能都采用了软锤技术【16】。软锤技术在北京人1～3层的石器文化中就可能已经开始使用【17】，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种技术得到较广泛的应用，在峙峪、小南海等遗址文化遗物中都发现有这种技术的运用【18】。

　　孟家泉文化遗址文化遗物包括有大批的石制品和一些骨制品。其中石制品数以万计，大量石片制成的刮削器、尖状器和石锥体现出华北小石器文化传统的特征，而细石器的成份在文化组合中占有一定比例，有典型细石器文化中的拇指状刮削器，下川细石器文化中的琢背小刀，以及采用压制技术修理而成的刮削器和锛状器等。以上特征说明孟家泉文化继承了华北小石器文化传统并由此转向细石器文化传统，细石器文化在这一文化体中占据主导地位【19】。值得提到的是，孟家泉人已经开始使用磨光技术，压制法修理的锛状器腹面磨光，这种器物形制上有些象富河文化的宽刃斧【20】，所不同的是，前者一面修理成凸起状，另一面磨光呈平坦状，而后者两面皆修理成凸起状。孟家泉文化与峙峪文化相比要进步得多，而与虎头梁文化相比，表现出细石核不够定型，细石器中采用压制技术者较少。根据遗址所在层位相当于附近河流的二级阶地，以及与文化遗物共生的原始牛、野马、葛氏斑鹿等动物群的分析，孟家泉文化遗址的时代可能距今1万多年前。

　　东灰山遗址发现于燕山南麓一条主要河流滦河的第二级阶地上部灰白色砂层中。文化遗物主要为石制品，从石制品上可以观察到剥片采用的是锤击技术，加工石器以锤击法为主，兼有压制法，细石核、石叶和细小石器是这一遗址文化集合体的主要内涵【21】。细石核多为船底形石核，石叶短小，与两侧平行的典型细石叶相比，不甚规则，它们应是采用直接打击技术所产生。细小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等，文化面貌无疑属于细石器文化传统，与孟家泉文化基本上相似，二者时代大致相当。

　　近些年来，考古工作在河北省徐水县和满城县有了新的突破。南庄头是1986年在河北省徐水县高村乡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之初的文化遗址，据报道其时代为距今1万年左右，出土的文化遗物有石片、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并发现少量烧制火候很低、极易破碎的夹砂陶片，动物遗骸有大量的兽骨、禽骨和螺蚌壳，以及植物的茎叶和种子等。根据这些遗物推测，当时人们的经济形式仍以狩猎、采集为主，猪和狗可能已被驯养，农业也可能有了萌芽【22】。

　　满城古人类遗址发现在河北省满城县的曹仙洞。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和新石器时代惯用的石斧和石镰，以及经磨制的骨针和圆滑的骨珠等，但是没有发现陶器。根据遗址中存在的生产工具石镰来看，它远远不同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甚至是末期的直刃或凹刃刮削器，也不同于便于采集用的琢背小刀，它很可能是农业的收割工具。根据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的研究分析，遗址的时代可能是新石器时代之初，年代距今约1万年前【23】。

　　近年，北京房山区镇江营遗址文化层下部揭露出距今9000～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被称之为“镇江营一期类型”。该类型文化遗存除发现一些素面陶器外，并出土了大量石器。石器多以河卵石打制加工而成，石器刃部稍加磨制，发现有相当数量的铅笔头状石核、楔状石核和小石叶等细石器文化成份【24】。这一文化类型的发现为研究华北旧石器到新石器的过渡增添了重要资料。

　　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远古人类的文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当时人类制造和使用的生产工具。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灭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灭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25】。

　　晚更新世最后一次冰期时，狩猎经济空前高涨。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峙峪人已经开始制造和使用石镞这种箭头工具。下川文化中的石镞不仅数量渐多，而且在制作技术上也有了很大进步，皆采用压制法修理成器，并包括有圆底和尖底两类。虎头梁文化中的尖状器有些可以归入石镞工具中，特别是底端凹形尖状器很象是带有两翼的箭头。恩格斯指出：“弓矢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及枪炮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26】弓箭的出现无疑成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显著标志之一。根据普遍出现的箭头工具推断，过渡时期我国华北地区人类的经济活动仍以狩猎为主。

　　过渡时期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是复合工具的广泛运用。华北旧石器晚期许多细小石器似乎安在木质或骨质的柄或杆上才能有效地使用。到了典型的细石器文化阶段，那些小拇指状刮削器、小雕刻器、箭头和细石叶等制品，显然就是作为镶嵌工具用的。甘肃永昌鸳鸯池遗址长46厘米嵌有石叶的骨刀柄、长33.5厘米两侧嵌有石叶的骨匕首【27】，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号遗址长约15厘米嵌有石叶的骨镖，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长24.1厘米具有一道凹槽的骨刀柄【28】和青海西宁朱家塞遗址长25.4厘米嵌有石叶的骨刀【29】，虽然都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然而从它们的制作水平来看，足以显示镶嵌工具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过渡时期镶嵌工具中的骨刀以及下川和孟家泉等文化遗址中的琢背小刀等工具，除其他用途外，更多地可能用于野生植物的采集。这一时期的采集经济仍具有重要意义。

　　旧石器时代晚期骨器的制造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辽宁海城小孤山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有双排倒勾的骨鱼叉【30】，它反映出当时人类的捕鱼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到了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随着最后一次冰期的结束，华北地区气温转暖，冰川消融，水域扩大，因而渔猎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兴盛。山顶洞虽未曾发现类似小孤山的骨鱼叉，但用青鱼眼骨制成的装饰品【31】可以判断当时人们对这种鱼相当的了解，因而推断山顶洞人可能从事频繁的捕鱼活动。

　　过渡时期人类仍然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依山傍水而居。这一时期的人们与动植物间形成错综复杂的有机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人们猎取动物虽然是为了获取肉食解决食物来源，然而对那些猎获过剩的较温顺动物，如羊、牛、猪等，以及可以成为人类狩猎助手的狗，会将它们驯养起来，于是促成了对它们的驯化和饲养。人们采集植物种子是获取食物的又一经济方式。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人们掌握了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一旦气候变化，自然生长的植物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时，人们就开始有意地将以往采集的植物作为种子，将它们播种到地里，按照它们的生长规律进行管理，成熟后进行收割，年复一年，人们又促进了植物的进化和发展。徐水南庄头遗址中发现的猪骨和狗骨遗骸很可能是被人们驯养的家畜。满城曹仙洞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惯用的石镰，可能是收割栽培植物的工具。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群的扩大，人们由游荡性的摄取型经济，向固定性的生产型经济转化。

　　苏联学者H·N·瓦维洛夫在研究谷物农业的起源问题时指出：谷类作物的祖本，既不是生长在草原荒漠地区，也不是生长在肥沃的河谷地带，而是生长在亚热带的山前地带和丘陵地区【32】。事实上，山前地带洪积扇地貌发育，在洪积扇边缘与平原过渡地带地势平坦，地下水出露，多有湖泊沼泽，草木茂盛，动物经常出没。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于过渡时期人类无论是从事渔猎，还是采集、栽培植物，都是十分理想的场所。华北地区河北的虎头梁遗址和玉田县孟家泉遗址就是分布在这样的地貌单元上。我国北方谷类小米就适合于山坡地带生长。这种作物生长期短，耐干旱，就是贫瘠一些的山麓坡地也可以种植。新石器时代许多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表明，我国华北地区是谷类作物的发祥地。距今8000年前的磁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相当多的一些窖穴内发现有遗留的粟，有的窖穴内堆积得还相当厚【33】。据此可以推测粟的种植应出现的更早。在全新世之初的第一个高温期时，约1万年左右这种作物的栽培可能就趋于成熟。

　　根据以上大量考古材料的研究分析，不难看出华北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人们经历了数千年的狩猎、捕鱼和采集等经济活动，在这基础上发生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经济。

　　二、文化区系和类型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论述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时提到，人们活动地域的自然条件不同，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就各有特色【34】。考古学家张之恒先生又明确指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并非仅一种过渡形式【35】。

　　在华北地区由于各处环境不同决定了不同区域内人群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于是有的学者将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细石器文化做了一些区分，把它们划分为3种平行发展的石器技术的3个不同的文化集合体，它们是石叶集合体、石片集合体和细石叶集合体。石叶集合体以水洞沟文化为代表，采用直接打击法从石核上剥下较大的石叶，用它制成较规整的石器工具，如尖状器和刮削器等。石片集合体以刘家岔、阎家岗、西八间房、小南海和山顶洞等遗址文化为代表，不含有石叶和细石核，用不规则的石片沿其边缘修理成各式工具。细石叶集合体分早、晚两个阶段：早期阶段以许家窑、萨拉乌苏和峙峪遗址文化为代表；晚期阶段分为南北两个系，南方系以下川文化为代表，细石核以锥状和柱状为主；北方系以虎头梁文化为代表，细石核以楔形为主【36】。另外，有的学者将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统称为长石片——细石器工业。它们的共性是都有一定数量的长石片、石叶，以及用它们制成的石器和各类石核。根据它们的不同，又进一步分为长石片亚工业和细石器亚工业。长石片亚工业以水洞沟文化为代表，既有长石片细石器工业产品，又有以小石制品为主的工业产品。细石器亚工业从类型上和加工技术上都是相当成熟，可以细分为单一的和多样的器物组合群。单一的器物组合群以下川文化为代表，它以细石器亚工业产品居主导地位，并存在大量小的石制品；多样器物组合群的薛关、虎头梁等遗址文化为代表，它们都有相当数量的细石器亚工业产品，又有属于不同区域的工业产品，具有内涵的多样性，可分为3个文化变体：Ⅰ、典型细石器与精致石器共存，如薛关；Ⅱ、细石器与“丁村器物组合”型的石制品共存，如襄汾柴寺丁家沟口；Ⅲ、细石器与多样材料器物共存，以虎头梁为代表，包括细石器亚工业产品、加工精细的石器和多样材料制成的装饰品【37】。

　　以上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细石器文化的两种分类大体相同，这正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文化在不同区域内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原貌。从这些不同类型中似乎可以看到，在华北旧石器时代两大文化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以至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文化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如细石叶集合体或细石器亚工业中的Ⅰ和Ⅲ文化变体是继承和发展了“小石器文化传统”，石片集合体恐怕是继承和发展了“大石片石器文化传统”，而石叶集合体或长石片亚工业及细石器亚工业中的Ⅱ型文化变体，可能是两种文化传统的相互融合和进一步发展。可以看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以至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石器工业不仅在制作技术上有了飞跃，就是在类型上也趋于多样化。

　　从分析的大多数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文化材料来看，可以反映出这样一些迹象，山麓地带如桑干河流域和燕山南麓的文化以“小石器文化传统”发展起来的细石器文化传统为主，虎头梁文化和孟家泉文化可以作为代表。平原地区的文化似乎受“大石片石器文化传统”的较大影响，比如徐水南庄头和满城曹仙洞遗址文化类型。前者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继而进一步发展为原始畜牧；后者则以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继而进一步发展成原始农业。而在两者的交界处则是多种经济并存。

　　对华北地区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类型的研究，为探讨北方和中原地区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各种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中原地区的磁山、裴里岗文化【38】，与北方地区的兴隆洼、新乐文化【39】时代大相致当，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40】与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41】、富河文化【42 】时代大致相当。然而，两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相差甚远，恐怕徐水南庄头和满城曹仙洞文化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更多的渊源关系，而桑干河流域、燕山南麓的细石器文化与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更多的渊源关系。当然，我们并不排除新石器时代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三、讨论与结论

　　研究中国的古文化和文明起源不能不探讨旧石器和新石器的联系，因此，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成为当前考古学中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华北远古文化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过渡，正是距今大约1万年前典型细石器发生和发展时期，因而，研究华北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必须从细石器研究入手。

　　关于细石器的起源问题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和安志敏先生曾在这方面做过一些探讨，提出过细石器文化起源于我国华北的观点【43】。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的出现，主要可以归纳以下3个方面的因素：1.自然环境的变化；2.原始人类的进化；3.传统文化的继承。以上3个方面相互作用，互为条件。

　　第四纪更新世晚期，我国受全球性最后一次大冰期即玉木冰期的影响，华北地区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势较高的地方被冰雪覆盖，山间盆地植被减少，华北草原面积大幅度扩展，植被更替，动物演变。渤海、黄海海平面下降，海岸线退缩。为了适应这种环境，人们被迫改进生产工具以便提高生产效率，于是出现了细石器。华北典型细石器的出现和成熟发展，特别是磨制技术的出现导致了旧石器到新石器的技术革命。

　　自然环境的改变只是细石器产生的外部因素，这里起决定性因素的是人类自身的进化。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进化到晚期智人阶段，这一时期的人类已经成为现代人类型，例如山顶洞人头脑已经高度发达，双手更加灵巧。与山顶洞人文化时代大致相当的下川文化已经具有进步性质的细石器工艺，发明了适应复合工具特殊需要的细石器工具。人类学家吴汝康指出：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是一次大的突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新人（即晚期智人）的出现也可能是一次突变【44】。那么，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细石器工业的出现，正是人类进化突变的结果。

　　根据目前发现的材料和研究的成果，华北地区远古文化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东谷坨、小长梁文化的发现，开始将华北小石器传统文化提前到100万年前。之后，经历了北京人文化、许家窑文化、峙峪文化漫长的发展时期，到了1万多年前华北细石器文化诞生，出现了下川文化、孟家泉文化、虎头梁文化等，随着这些文化的成熟发展，进一步向新石器文化过渡。大量的远古文化资料显示出华北细石器文化应该是小石器传统文化的继续。

　　华北地区许多细石器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细石器材料表明，细石器工业的创造者在选用制作细石器原料时以燧石为主，兼用石英、石英岩和石髓，甚至是玛瑙。其中燧石、石髓和玛瑙具有硬度大、韧性好和质地均匀等性质，有利于制作出精美细小的石器工具。

　　过渡时期人类在原有石器制作技术的基础之上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砸击技术的应用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比如北京人文化、许家窑文化、虎头梁文化等都存在有砸击技术。采用砸击技术有助于生产小石片以及各类小型石器。另外，砸击技术较直接锤击技术接近于间接技术，推测我国华北细石器工艺中的间接技术可能与砸击技术有关，很可能前者是由后者进一步发展演化的结果。人们采用由直接打击技术进一步发展而来的间接打击技术，获得了更符合需要的薄长而两侧平行的标准化细石叶（见图）。

　　细石器工业中生产石叶而获得的细石核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船底形石核、楔状石核、锥状石核（进一步发展成铅笔头状石核）和柱状石核等。根据不同时期细石器遗址中细石核出现情况分析，细石器工业早期以船底形石核或宽楔状石核为主，如柴寺丁家沟口者，典型细石器工业时期以窄楔状石核或锥状和柱状石核为主，如虎头梁和下川者；细石器工业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间接打击技术的广泛运用，多见典型的铅笔头状和圆柱状石核，如黑土坡和富河沟门者（见图）。

　　细石叶进一步加工成石器主要体现在刃部和尖部，因而形成一些直刃的石叶刮削器和修理成尖的石叶尖状哭和石钻等。这些石叶工具类型主要出现在我国地区，而欧洲、西亚和非洲等地则不同，这些地区的细石器主要是采用石叶修理加工成几何形石器【45】。因而，许多学者认为以上地区的细石器不属于一个类型，不是起源于同一个地区【46】。

　　关于细石器在我国的分布，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得知，细石器不仅在我国北方地区存在，其他地区如山东汶泗流域和临沂地区【47】，江苏北部的马陵山一带【48】，西南部的四川广元【49】和云南元谋【50】，青海、西藏高原地区【51】和华南的广东西樵山【52】等地也有广泛的分布。就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细石器在我国南方和青藏高原出现的时间较晚，它们是自成体系还是受华北的影响，需要更多材料的进一步发现和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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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石器中几种类型的演化图

　　1.嘎查【52】2.楼子町【54】3.黑土坡距今7530年【55】4.富河沟门距今4735年【56】5.新乐距今6620年【57】6.洗马庄【58】7、8、9.新开流距今5430年【59】10、14、15.海拉尔11.虎头梁12.下川13.油房【60】16.榆社距今11960年【61】17、19.下川　18.孟家泉20、21、22.丁家沟23、27.许家窑24.小南海【62】25、26.峙峪

　　华北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细石器工业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工业体系，其表现特征为：

　　1.细石器工艺技术不仅存在锤击法、砸击法等直接打制技术，而且已由直接打制技术发展成间接打制技术，这是细石器工业兴盛的重要技术因素，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细石叶，已制作出典型的细石器及复合镶嵌工具。

　　2.细石器的加工普遍采用压制技术，这是细石器工业中制作石器的典型技术。这种技术多出现在尖状器、石镞、斧形器和锛形器等石制工具上。

　　3.软锤（包括骨锤、木锤和角锤）技术不仅广泛运用于打片技术上，而且在石器的加工技术上也得到应用。

　　4.标志着复合工具兴盛和狩猎经济发达的工具石镞普遍出现。

　　5.磨制技术已经出现，表现在石器某些部位的磨制和骨角器的磨制。

　　6.钻孔技术已经产生，主要表现在装饰品和骨器上。

　　7.标志着捕鱼经济发展和人类行为进一步提高的具有专门用途的骨器，如骨鱼叉、骨针、骨珠等的出现。

　　8.标志着狩猎、采集经济已开始向原始农业、畜牧业经济发展的打制石斧、石锄和石镰等石制工具的出现。

　　细石器文化出现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时期。这种细石器文化承前启后，它是旧石器时代“小石器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北方某些新石时代文化的源流；然而，这种细石器文化又不同于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文化传统，也不同于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文化传统，因此，这种细石器文化表现出高度的独特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注：本文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秉琦教授选定题目、指导分析下完成的；北京大学考古系吕遵谔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卫奇教授，对本文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注释：

【1】张森水：《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国远古人类》第97～118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卫奇：《中国北方早期旧石器新观察》，黄海地区环境与文化国际研讨会，1992年。
【2】【36】《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参加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大会论文选》第21～31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3】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4】卫奇：《东谷坨旧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4卷第4期；尤玉柱等：《泥河湾组旧石器的发现》，《中国第四纪研究》1980年第5卷第1期；尤玉柱：《河北小长梁旧石器遗址的新材料及其时代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5】裴文中：《泥河湾组旧石器发现的讨论》，《中国第四纪研究》1980年第5卷第1期。
【6】【46】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7】贾兰坡等：《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8】盖培、卫奇：《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5卷第4期。
【9】【55】谢飞：《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文化研究新进展》，《人类学学报》1991年第10卷第4期。
【10】王建等：《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11】王建、陶富海：《丁村遗址群旧石器概述》1979年，油印本。
【12】王向前等：《山西蒲县薛关细石器》，《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2卷第2期。
【13】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山西吉县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14】高星等：《山西榆次大发旧石器地点》，《人类学学报》1991年第10卷第2期；李壮伟、王志刚：《山西榆次大发地点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92年第11卷第4期。
【15】王益人、常四龙：《山西高平县羊头山细石器》，《文物季刊》1992年第2期。
【16】张森水：《河北迁安县爪村地点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8卷第2期。
【17】裴文中、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中国古生物志》总号第168册，新丁种第12号，科学出版社，1985年。
【18】贾兰坡等：《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刘景芝：《石叶直接打制技术的研究》，《史前研究》1990～1991年辑刊。
【1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玉田县孟家泉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1年第1期。
【20】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2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山南麓发现细石器遗址》，《考古》1989年第11期。
【22】徐浩生：《徐水发现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国文物报》1990年12月20日；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金家广、徐浩生：《浅议徐水南庄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23】《满城发现古人类遗址》，《北京日报》1992年2月27日。
【24】陈光：《北京发现镇江营遗址》，《中国文物报》1991年6月9日。
【25】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
【2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
【27】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考古》1974年第5期。
【28】【42】【56】杨虎：《试论兴隆洼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29】盖培：《环太平洋圈细石叶传统之中国瞻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参加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大会论文选》第21～31页（英文），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30】黄慰文等：《海城小孤山的骨制品和装饰品》，《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5卷。
【31】贾兰坡：《山顶洞人》，龙门联合书局，1951年。
【32】科尔斯：J.M.，E.S.希格斯：《早期人类考古学》，伦敦，1969年（英文）；怀默，J.：《旧石器时代》，伦敦，1982年（英文）。
【33】邯郸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34】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35】张之恒：《关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37】张森水：《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工业分类初探》，《文物春秋》1991年第1期。
【38】邯郸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0期；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40】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
【41】尹达：《关于赤峰红山后的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55年。
【43】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年第16卷第2期；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44】吴汝康：《人类起源与进化过程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0年第2期。
【45】巴比洛夫，H.H.：《目前研究中的世界农业起源问题》，莫斯科，1932年（俄文）。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汶泗流域发现的一批细石器》，《考古》1993年第8期；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临沂县凤凰岭发现细石器》，《考古》1983年第5期；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郯城县图书馆：《山东郯城黑龙潭细石器遗址》，《考古》1986年第8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郯城马陵山细石器遗存调查报告》，《史前研究》1987年第1期。
【48】张祖方：《苏北马陵山中段的细石器》，《东南文化》1985年第1期。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广元市中子铺细石器遗存》，《考古》1991年第4期。
【50】周国兴、张兴永：《元谋盆地的细石器遗存》，《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报告》1980年第5期。
【51】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2卷第1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试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9期；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刘泽纯等：《西藏高原马法木湖东北岸等三个地点的细石器》，《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4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罗垄沟石器地点》，《南方民族考古》1991年第4辑；李永宪：《吉隆罗垄沟等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石器遗存——兼论西藏高原细石器遗存的相关问题》，《南方民族考古》1991年第4辑。
【52】曾骐：《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南海县博物馆：《1986年西樵山考古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90～1991年辑刊。
【53】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嘎查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83年第8期。
【54】陈哲英、吴永春：《山西天镇县楼子町发现细石器》，《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
【57】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58】陈哲英：《山西广灵县洗马庄石器遗存》，《文物季刊》1992年第3期。
【59】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60】谢飞、成胜泉：《河北阳原油房细石器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8卷第1期。
【61】卫奇等：《山西榆社细石器遗存》（待刊）。
【62】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原文出处：《北方文物》（哈尔滨）1994年04期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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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基金：黑龙江省西部地区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成果；齐齐哈尔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专项项目(项目编号：2012ZSY008)。

　　黑龙江地区在中国的最东北部，位于北纬大约43℃—53℃之间，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远古时期这里就山脉连绵、平原沃野、草原辽阔，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沼泽丛生，自然资源丰富。肥沃的黑土地和适宜的气候非常适合动植物生长，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并吸引了人类祖先迁徙至此生息繁衍。他们依靠采摘植物的果实和捕捉野兽、鱼类获取食物，并在积累了长期的采摘和渔猎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尝试实践，逐渐进入了黑龙江地区的原始农业时期。

　　一、采摘、渔猎时期

　　经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黑龙江地区就有了人类祖先活动的痕迹。在1996年发掘的阿城市交界镇洞穴遗址中，就发现2000余件哺乳动物动物化石和100余件石制品，其中有刮削器、砍砸器、石核、石片等。这些化石被测定的年代为距今17．5万+2．2万—1．8万年。[1]交界镇早期遗址的发现，证明了黑龙江地区在十几万年以前就有原始人类生活。从出土的化石可以看出，早期的人类是靠猎取动物获取食物。

　　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黑龙江地区的早期的人类的活动痕迹在很多地方都有发现，如五常学田村遗址、哈尔滨阎家岗遗址、呼玛十八站遗址、饶河小南山遗址、昂昂溪大兴屯遗址和哈尔滨顾乡屯遗址等。其中，1986年，在五常龙凤山学田遗址发现的头骨残片、经过人类加工过的石核、石片、骨片和大型动物化石，经测定距今约2．4万年前。1982年，在哈尔滨西郊的阎家岗发现了9件打制石器，如砍砸器、刮削器、石核、石片等还有猛犸象、野牛等大量动物化石，并发现了两个古营地，均有上百块兽骨垒砌而成，说明早期人类已经能够构筑营地，并能猎取大批的野兽，狩猎技术有了进步。此外，还发现了用火烧过的兽骨和炭屑，说明早期人类能够学会用火，并将猎取的动物用火烤熟后食用。以上两处出土的石器和化石，经鉴定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过着群居和以狩猎为主的生活。

　　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始人类在黑龙江地区的分布和活动更加广泛，如密山新开流遗址、依兰倭肯哈达洞穴遗址、鸡西刀背山遗址和亚布力遗址等，其中，较为典型是密山新开流遗址。新开流遗址是1972年在密山市新开流以东的湖岗上发现的，经考古挖掘，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32座，鱼窖10座，出土了大量了鱼鳞纹、网纹、波纹为特征的陶器和以渔猎工具为主的石器、骨器、牙角器等；其中，骨器十分发达，有鱼钩、鱼叉、鱼标等，并发现了刻有鱼形的鹿角艺术品。这说明早期人类是渔猎为生，尤其是以捕鱼为主要食物。[2]

　　黑龙江地区的早期人类，能够利用打制石器作为工具或武器，通过采摘天然的植物果实(或茎叶)和共同围猎动物获取食物，并利用刮削器、石片等工具分割食物。早期人类利用工具采摘、渔猎食物为农业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种植、畜养的出现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经过长期的采摘，黑龙江地区的早期人类已经积累的大量的经验，开始懂得了植物的生长规律，并尝试种植，从而开始了向农业种植的漫长过渡。

　　1．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黑龙江地区的生产工具制作和使用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石器的加工技术由简单的打制加工发展为压制或磨制技术，加工的石器比以前细致实用。一些遗址出土的石器如石斧、石刀和石磨盘等，说明这些地区存在与采集果实或加工粮食相关的活动，也说明了这些地区有原始农业。

　　昂昂溪遗址地处嫩江流域中游，由1930年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进行首次科学发掘开始到目前，共发掘22处遗址与17处遗物点，其中：五福遗址、滕家岗遗址、胜利三队一号遗址具有代表性。昂昂溪遗址历年出土的石器以细小压制石器为主，有压制石镞、石铲、石刀、石网坠、刮削器、环状石器、石磨盘、石磨棒、出土的骨器有骨锥、骨鱼镖、骨刀梗、骨枪头、骨铲、骨凿、网纹骨管、蚌环、蚌刀；陶器有陶罐、陶瓮、陶杯、陶网坠、陶塑鱼鹰；玉器有玉璧、玉环、玉石斧等。经测定，属于新石器时代。从出土的文物看昂昂溪文化是一种以渔猎业为主，昂昂溪遗址现已成为中国北方草原渔猎文化、新石器文化的突出代表，被誉为“北方的半坡氏族村落”。[3]

　　1973年在昂昂溪五福一号沙岗发现了石磨盘棒等一批珍贵文物。后又发掘到的大量石器标本中，除石锌、石凿、石刀外，还有石斧、石铲、石柞、石磨盘棒、大型的环状石器等多种农业生产用具。[4]石磨盘、石棒等石器应为加工谷物的农具，说明昂昂溪地区新时代石器时代就有了原始农业，但所占比重很小。

　　1980年，在依安县乌裕尔大桥遗址出土了石斧、玉斧、玉环和兽牙等，还发现了出土的石犁，经证实是属于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于昂昂溪遗存石犁、石斧、玉斧的出土说明乌裕尔河一带已经出现了原始的农业活动。[5]

　　在黑龙江东南部的山林地区，尽管传统的渔猎生产和采集经济仍占重要的地位，但农业生产已有了一定的发展。1985年发掘的尚志县亚布力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出土了打制的石锄、磨制的石铲、石磨棒、磨盘等典型的农业生产工具，出土的石锄，石铲、石斧、石锛也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磨盘、磨棒的存在，说明了人们已能对谷物进行去壳和粉碎加工，证明了农业生产的存在。[6]

　　1963年，在宁安县镜泊湖发掘的4000年前的莺歌岭下层遗址和3000前的莺歌岭下层遗址，莺歌岭下层遗址发现了两处半地穴式建筑，建筑内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陶器有碗、罐、盅、纺轮，陶塑有猪、狗等。莺歌岭下层遗址还出出土了用于除草、松土、砍伐、刨土播种的石锄、石斧、板状砍伐器及鹿角锄等典型的农业生产工具，反映了“刀耕火种”式的农业特点；出土的石锄和鹿角锄是刨坑播种用的农具，说明这里的先民已经开始掌握植物种植技术，出现了原始农业。从出土的纺轮、骨针、骨锥判断，当时的居民们已掌握了原始的纺织和缝纫的技术；传统的渔猎、采集活动收获，当地居民的生活已有了相当的保证，因而能够定居下来，这为发现的半地穴居址和大量陶器所证实。莺歌岭下层遗址虽然出现了原始的锄耕农业和纺织，但渔猎经济仍占较大比重。[7]

　　在莺歌岭上层遗址中发现的石器、骨器、和陶器的种类和数量比下层遗址有了大幅度增加。出土的陶器中有陶甄等生活器皿，与中原地区常用的炊煮器相似。出土的大量的陶塑中有许多陶塑造型都是猪、狗等动物的形状，说明早期人类对猪、狗的重视程度，也可以推测人类开始对猪、狗进行驯化，出现少量家畜的饲养。

　　2．青铜器时代

　　黑龙江地区中部的松嫩平原一带，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而进入了青铜器时代。1974年，在肇源县民意乡大庙村发掘的白金宝遗址，就是黑龙江地区的青铜文化。该遗址出土了各式各样的陶器、骨器、角器、棒器、石器和青铜器等大批文物，其中仅可供复原的陶器即达600件左右。出土的生产工具，以骨器、棒器为主。仅棒刀一种即多达40余件，还有少量的棒镰，它们都是用于刈割的工具，表明当时已有农业生产活动，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8]

　　同时，磨制精致、锐利的骨鱼镖、矛、镞及棒镞、石镞等也比较前有所改进，其大量出土证实传统的渔猎生产仍在经济活动中居于统治的地位，陶器上蓖纹子、组成的草纹为主题的图案和由草地、圈栏组成的图案，形象地反映了当地居民圈养牲畜的历史画面；陶器上的仿羊纹饰又告诉人们羊是当时当地饲养的主要家畜之一，从而证实畜牧业也有了初步的发展。从出土的文物可以看白金宝地区是以渔猎、畜牧经济为主的，农业只占少量比例。白金宝地区渔、牧、农、猎并存，是典型的混合经济类型，这也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表现。[9]

　　1984年，在嫩江中下游的泰来县岗丘上发现了平洋墓地，出土了大量的铜器、铁器、石器和陶器等文物，距今有2600年左右。铜器有铜镞、铜刀、铜锥等；陶器种类很多，有碗、壶、杯等。此外，墓葬中发现了猪、狗、牛、马等动物陪葬品，说明当时的已经饲养了大量的家畜，畜牧业很发达。

　　1997年，在牡丹江下游的依兰县桥南遗址，发掘了6座房址，在房址发现了少量的青铜剑、青铜刀，说明青铜器技术还不发达。出土的还有少量的石器，如石斧、石匕、石刀、石镞、石磨盘、石磨棒等生产工具。此外，在5号房址还出土了四套加工粮食的磨谷器，并在该房址的陶器中发现有炭化的粉状物质，疑为面粉，有的专家认为桥南的5号房址是一处粮食加工的作坊，并认定这是黑龙江地区诸考古文物中保存最好的专门加工粮食的作坊。从这处遗址可以看出，原始农业已经比较发达，已经掌握了农作物去皮磨粉的技术，农业生产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粮食已经成为主要食物。[10]

　　三、铁器农具的出现

　　铸造青铜器技术的出现，代表了人类生产力的极大进步，但黑龙江地区的早期人类只运用到了制造狩猎工具和自卫的兵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中原地区已经普遍使用铁器的同时，黑龙江地区也逐渐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铁器工具的出现，尤其是用于农业生产铁质农具，促进了黑龙江地区古代农业的发展。

　　1977年，在牡丹江中游的东宁县的团结遗址(距今2100年左右)中，发现10座居住房址，室内有火墙式取暖设施，说明古人已开始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出土了包括大量瓮、罐等大型的陶器，说明古人开始需要大型容器储存大量食物。在遗址中发现铁镰、铁锥等铁器，其中一件长达17厘米的窄身、弧刃的铁镰，与现代农业使用的镰刀很相似，说明当地已经出现和使用了铁质农具。

　　1964年和1973年在宁安市东京城附近的东康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刀、石铲、蚌刀、石磨盘棒等农业生产工具和陶器，还发现了弧刃和平刃两种样式的铁镰，镰的出现和使用，可将作物连杆一起割下，大大地提高了收割效率。可见，镰形农具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此外，在遗址的陶器中发现了炭化的谷物，经鉴定，炭化谷物有粟、黍、及荏(苏子)、西天谷和豆类，表明这时的种植技术有所提高，农作物的品种续有增多。[11]

　　1994年在三江平原的友谊县成富乡发现凤林遗址后，经过多次发掘，共出土了各类器物1700余件，其中，生产工具类石器较少，而铁器加多，说明铁器农用工具已经取代石器工具，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古人通过种植农业，收获粮食，过着定居的生活。

　　黑龙江地区的原始农业的兴起和发展虽然稍晚于中原地区，但并没有出现跳跃式的发展，仍然是古人从采摘和渔猎中积累知识和经验，通过发明、改进工具和改变方式，逐步发展到植物种植和家畜饲养。黑龙江地区的先民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所创造出的原始农业和文化遗存，推动了黑龙江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古老的黑龙江文明。

参考文献：

[1]于汇历．黑龙江省旧．石器年代考古二十年[J]．北方文物，2001，(1)．

[2]吕秀莲．黑龙江地方简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3]赵善桐、杨虎．昂昂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J]．考古，1974，(2)．

[4]李龙．试谈昂昂溪遗存的原始农业[J]．黑河学刊，1988，(2)．

[5]于凤阁．依安县鸟裕尔河大桥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J]．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2)．

[6][9]李延铁．黑龙江地区史前社会经济与农业生产的发展[J]．农业考古，2010，(1)．

[7]吴文贤、张泰湘、魏国忠．黑龙江古代简史[J]．北方文物，1987：25—26．

[8]谭英杰等．黑龙江地区考古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0]李砚铁、刘晓东、王建军．黑龙江省依兰县桥南遗址发掘及相关问題[J]．北方文物，2000，(1)．

[11]李延铁、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农业文化概论[J]．学习与探索，1981，(5)．

文章来源：《农业考古》201204

　　齐家文化在马家窑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年代约为距今4100—3700年。齐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文化，数以百计的青铜器的发现表明齐家文化已进入了青铜时代，是已知东亚最早的青铜文化。从历史上看，齐家文化正处于史前阶段向历史阶段的过渡期，有人称之为“原史”，大体与夏代相始终。

　　齐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已近一个世纪，但尚未有全面而系统的专著出版。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在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发现齐家文化，由于其陶器不如仰韶文化发达，安特生误以为齐家文化早于仰韶文化。40年代，夏鼐经过重新调查和研究，更定了齐家文化的年代。近几十年来，随着齐家文化遗址的不断揭露，张忠培、胡博、叶茂林等学者在齐家文化面貌、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以及齐家文化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自然生态对齐家文化文化生态多样性的形成和影响尚未被人们充分重视。

　　齐家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宁夏，另涉及新疆、内蒙古和陕西的部分地区，该区域恰好是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中间地带，兼具三大高原的特征，并且有山、有水、有草地，宜农宜牧。齐家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属于黄河上游地区，如青海乐都柳湾、民和喇家，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临潭磨沟遗址均位于黄河及其支流两岸；沿黄河到宁夏、陕北，由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也均有齐家文化遗址分布。同时，齐家文化分布区也恰是中国地理的中心区，生态多样性为孕育和接受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有利条件，使这一地区成为上古时期东西文化交流和人类迁徒的要冲，其率先接受青铜、游牧文化的洗礼，逐渐成为了中国上古时期文化的中心。

　　五谷丰登

　　甘肃临潭磨沟遗址发现了齐家文化墓葬群，由于其独特的埋葬制度及丰富的器物类型而入选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研究者对墓葬中成人牙齿牙结石淀粉粒的检测结果表明，当时人类植物性食物具有多样化的特征，有小麦、大麦或青稞、粟、荞麦、豆类及坚果类等，其中麦类植物、荞麦和粟占淀粉粒总量的70%。

　　考古发现，比磨沟遗址更早的甘肃西山坪遗址出现了中国西北地区最古老的稻作农业遗存，当时人们种植粟、黍、水稻、小麦、燕麦、青稞、大豆和荞麦等8种粮食作物，囊括了东亚、西亚2个农业起源中心的主要作物类型。不仅证实小麦和燕麦早在四千年前已传播到中国西北地区，也揭示了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出现在甘青地区。

　　六畜兴旺

　　齐家文化遗址不仅出土大量猪骨，还出土了不少完整的羊骨、牛骨和部分马骨，在考古图谱中使东亚大地首次出现了“六畜”齐全的局面。目前中国最早的较完整的羊骨架就出现于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其次是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科技考古研究成果表明，二里头绵羊的mtDNA来自中亚或西亚。由此可以推测，绵羊是由齐家文化传向二里头文化。黄牛与绵羊、山羊生态习性相近，是新石器时代西亚、中亚的主要家畜，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据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山羊与黄牛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

　　家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中曾出土大量马骨，这些马骨显示了马从野生到家养的驯化过程。在东亚数百处科学发掘的新石器遗址中仅齐家文化等遗址出土了不完整的马骨，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牛、羊是流动的财富，是游牧民族的衣食之源；马使游牧生活如虎添翼，有了纵横欧亚大陆的可能。牛、马、羊是草原游牧业的基础，这些动物与猪、狗、鸡不同，均可产奶，而奶和奶制品则为游牧生活提供了更加稳定的饮食保障。

　　男尊女卑

　　如果说土坑墓是东亚文化的“旧传统”，那么齐家文化出现的洞室墓、火葬墓则是一种“新风尚”，这一墓葬变革，体现了东亚墓葬相对单纯的时代的结束。柳湾齐家文化墓葬中洞室墓占13%， 其中972号墓出现墓道和墓室，另外，随葬品多达33件，其中陶器26件，绿松石6颗，串珠1串。有的墓葬随葬玉璧，多者达83件。洞室墓和墓道的出现、随葬品出现多寡之分均表明此时贫富分化已相当明显。

　　齐家文化男女合葬墓中，女性卑躬屈膝朝向男性。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墓地共发现1男2女合葬墓3座，均为男性仰卧居中，女性侧身俯贴于男性，下肢后屈，面皆向男性；在10座成年男女合葬墓中，男性仰卧直肢居左，女性侧身屈肢居右，面向男性。永靖秦魏家遗址共16座男女合墓葬，葬姿为男性仰卧直肢居右，女性侧身屈肢居左，面向男性。这些墓葬均为一次葬，不仅体现了妻妾陪葬已成风气，而且表明男尊女卑的父系社会正在形成。

　　玉振金声

　　彩陶的衰落与青铜的出现标志着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齐家文化陶器不发达却独具特色，双大耳罐是中亚和西亚共有陶器。宗日遗址出土齐家文化早期铜器10余件，为砷铜，不仅是齐家文化首次发现的铜器，也是中国西北地区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砷铜，它对中国早期冶金的研究意义重大。齐家文化青铜器与中亚、南西伯利亚的铜器的样式基本相同。

　　齐家文化在吸收西方金文化的同时，没有放弃东方玉文化传统。齐家文化玉器有30多种。武威皇娘娘台、广河齐家坪遗址出土的琮与良渚文化琮相似；皇娘娘台墓地48号墓随葬璧多达83件；2002年喇家遗址出土的一件三孔大玉刀，复原后长66厘米，是目前已知最大的玉刀，与二里头玉刀类似，可能是礼器中的“王者之器”；另外，还出土有三联玉璜、玉铲、玉斧等。

　　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和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使齐家文化成了中国生态文化的早期代表。齐家文化是东亚文化旧传统与中亚文化新风尚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混合文化，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齐家文化是向夏文化过渡时期的文化，它开启了二里头、殷墟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

　　西北是上古中国中西交流的前沿阵地。齐家文化作为夏文化的可能性早有人进行过讨论，“夏”有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三义，但均与中国西北地区密切相关。因此，随着夏民族在西北兴起，并入主中原建立夏王朝，来自中亚或西亚的文化因素也一同传到了中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18期2013年02月22日 

　　关键词：长江三角洲、史前环境、考古学文化

　　作者简介：吴　锤，1970年12月生，男，安徽合肥人，金陵图书馆。
　　　　　　　曹柯平，1963年12月生，男，江西南昌人，扬州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是近年来甚受重视的学术课题。在这一课题之下，出现了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相结合、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相结合、中国问题和国际视野相结合的研究趋势。为使这一课题能够充分关注研究对象在占远时代的状况因而关注现代问题的初始来源，充分关注新出现的大批考古学资料因而关注涉及人地关系的若干直接证据，我们撰写了本文，希望这种关注有助于把当前的问题纳人一个较广阔的知识系统，使之得到发展动力方面的说明。

　　本文所说的“史前”，主要是指晚更新世末期以来至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之前，也就是18000年前到3000年前。这10000多年时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一为晚更新世末和全新世早期，这一时期本区存在的考古学文化有三山旧石器遗存；其二为新石器时期，本区存在马家洪、裕泽等考古学文化；其三为铜石并用时期，即良诸文化、马桥文化时期。这五种考古学文化分别处于约公元前第八、第五、第四、第三、第二个千纪。选择这一时间段进行讨论，目的在于认识人类早期文明同环境的关系。

　　由于同样的原因，本文只讨论长江三角洲的陆上部分，而忽略其水下部分。这一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位于江苏省东南部、上海市和浙江省北部。其J匕界自扬州、泰州、海安至洋口，其西界从镇江经茅山东麓到莫千山东麓，南到钱塘江。以长江为界可以分为南北两翼[1]。

一、晚更新世末和全新世早期

　　距今18000一15000年前，是大理冰期的盛冰期。随着大规模海退，海岸线已外推到东海大陆架的边缘。此后.全球气候进人晚冰期阶段，海面迅速回升。但随着气候的剧烈波动，海面也发生过多次剧烈波动。至9000一7500年前之间，上海地区成为滨海—滨海沼泽环境。海面约在7000年前上升到接近最高点。此后海面上升速度明显减缓，长江海岸区沉积量超过侵蚀量，三角洲新陆开始进积[2]

　　晚更新世末的杭嘉湖平原，由于长期受古钱塘江及其大小支流的侵蚀切割，形成了指状展布的地形格局。在今天的太湖与钱塘江之间，古台地与西部丘陵之间存在一条南北向的低谷，此应为古钱塘江北岸的一大支流；古台地东南缘于今海盐至金山卫一带的一条低谷，此应为另一条古河道。

　　大约在8500年前，海水侵入杭嘉湖平原东南隅的海盐至乍浦一带以及平原西侧的谷地，后者遂成为河口湾。此后海面继续上升，高台地区中小河沟下游被浸淹，流水的侵蚀和切割作用减弱。至早全新世后期，高台地区的大部分沦为低盐沼泽地[3]

　　将近10000年前，现在为太湖平原的地区地势崎岖不平，宽谷、丘陵相间，河流湍急[4]。花粉分析表明该区主要为针叶林—草地植被，这意味着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干冷[5]。在太湖之中的昊县三山岛，1985年发掘了约1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另在岛上山地裂缝中发现了6个目20个种的哺乳动物化石，包括虎、俄狗、犀牛、熊、水牛等。从石器组合情况看，当时的经济形态是以渔捞为主、狩猎为辅。这一发现被命名为“三山文化”，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最早有人类生活的证据[6]。

　　全新世海浸大概在7ooo年前左右达到最大范围，此后影响三角洲南翼地理环境的最大的变动因素恐怕就是太湖的形成了。然而，这段时期也有比较固定的因素，那就是形成于上海西边的一系列贝壳砂堤。

　　全新世以来的海进是否曾侵人太湖地区？太湖是不是由泻湖形成的？构造沉降是不是太湖形成中的重要因素？这些都是人们争论的问题。除了主张由某个单一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学说—如泻湖说、构造说、堰塞说—以外，也有人持多因素共同作用的观点，甚至还有人认为在2500年前曾多次发生太湖海侵[7]。

　　其实，从各种资料看，全新世海侵仅到达江阴、谢桥（常熟北部）、太仓、马桥一线以东，而未到达该线以西。但古太湖与大海之间仍有若干通道，这些湖海通道包括古昊淞江水系、湖州—杭州的河口湾等。湖海通道的水，其化学性质与海水相近，故海洋中的生物可以上溯到湖海通道的许多地方。所以，在太湖平原6000年前的岸线以内发现海相层和海相动物化石并不奇怪[8]泻湖说的说服力是不够充分的。

　　关于“冈身”的记载则最早见于10000年前郊直的《水利书》和朱长文的《昊郡图经续记》。这些“冈身”的位置今在江苏福山和上海潜径、拓林之间的连线—一条略微外凸的弧线上。它们几乎平行排列、断续延伸，整个冈身带宽4—8公里，高0.5—2.0米。冈身的形成时间在7000年前—3000年前之间，据推测当时海岸线就在其附近位置川。

二、新石器时期

　　马家洪文化是本区目前发现的第一个新石器文化。此期处于较稳定的暖湿气候时期，虽然其间也有过较为温凉偏干的时段。此期的海平面相对稳定，年平均温度比今约高2-3C [10]

　　6000—7000年前，长江河口是一个以镇江、扬州为顶点的三角港或河口湾。三角洲两翼还没有成陆。上海东部地区为滨海浅海环境[11]。海岸线在福山、太仓、外冈、方泰、马桥、潜径一线，并形成了最西的一道冈身。常州、无锡、常熟、昆山和青浦一带是长江河口地区的基岩山地，地势相对较高，自全新世以来一直处于陆相环境[12]

　　杭嘉湖地区的大片台地被浅水浸淹，处于潮坪及浅水泻湖环境。但海宁附近的高桥、石门、上市一带，嘉兴附近的现代太湖沿岸以及昊江至嘉善地区，为低盐沼泽和小块稍高起的平原。这里虽然会受到特大高潮的侵袭，但经过人工填土加高，已初步具备了可以栖息的条件‘川。另外，吴兴邱城附近有石灰岩分布，湖州一带有火成岩和变质岩零星分布，也可以是当时人择高而居的对象[14]

　　在三角洲地区发现的马家洪文化遗址就分布于上述成陆早、海拔高的地带。

　　裕泽、抒墩、草鞋山、青墩四处遗址的抱粉分析表明，抱粉组合中，以草本花粉为主，其中水生植物花粉占有优势。例如在咸水、淡水环境中都宜生长的眼子菜、黑三梭以及香蒲、寥等，说明附近有大面积水域。木本花粉占有一定比例，其中以常绿阔叶的青刚栋和拷属花粉最多，并有阔叶落叶的栋、榆、桑和针叶的松等，反映附近山地是常绿阔叶和落叶阔叶的混交林。动物遗骸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马家洪文化诸遗址都出土有梅花鹿、四不象、野猪等林栖性动物的遗骸，表明附近原是范围很广的原始森林；璋、水牛属种是喜生活在近水域地区的偶蹄类，这两种动物的出现与大面积的湖沼、河流相关；龟、鱼等的遗骨则表明还有水塘和小河之类的小型水域。另外，各遗址出土的多种植物种子和果核，如稻谷、梅、菱、葫芦、核桃、橡子等，同样证实了当时是温暖潮湿多雨的中亚热带气候‘巧!。

　　马家洪文化的生计以水田稻作为主，兼有狩猎、渔捞、饲养、采集。罗家角遗址发现了70000年前人工栽培水稻遗存。手工业中的制陶业已有较充分的发展，玉器工业开始起步，草鞋山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漆器也有发现[16]。可见马家洪文化的居民拥有较丰富的文化装备。这些文化装备，在相当程度上是为适应当时的环境而积累起来的。例如作为河湖密布、潮湿多雨环境的产物，马家洪文化的房屋以干栏式为主，即使是地面式建筑，其室内地面也经过夯实或用砂粒、蛤俐壳、粘土、小石子夯实烧烤[17]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马家洪文化的居民已开垦了初具规模的原始水田，并因地制宜发明了两种灌溉系统：一是以水井为水源的灌溉系统。其特征是以打破生土的各种形状和深度不等的水井作为稻田的供水来源，所有水井、水沟、水口、稻田相互贯通，互为配套。这种灌溉系统在气候温凉偏干、地表水减少、地下水下降的时候，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二是以水塘为水源的灌溉系统。其特征是所有稻田都围绕若干大水塘分布，部分稻田有水口直接与水塘沟通。由于稻田是彼此串联的，故稻田所需的水量可通过水口调节。这种灌溉系统既能灌溉，又能排水，适宜于气候温暖、水域面积扩大、垄地之间富集积水带的时期‘’吕’。

　　接下来的一个千年是裕泽文化。这一时期是气候剧烈波动、环境较差的阶段，可能使裕泽文化的发展受到制约[19]。

　　裕泽文化遗址在太湖的J匕部（尤其是苏州、常州地区）、东部（冈身内侧）、南部（杭嘉湖地区）都有分布「20」。但在三角洲北翼只有海安青墩。当时这一地区紧靠大海，换言之，三角洲两翼基本上仍没有成陆，江北的海岸线位置大约在阜宁一一盐城—东台—海安—泰县—泰州—扬州一线[21]。江南的海岸线位置变化不大[22]

　　裕泽文化早期的抱粉组合与马家洪文化时期基本相似，遗址附近山地为常绿阔叶、阔叶落叶的混交林植被。晚期，常绿阔叶树种青刚栋、拷属已不存在，针叶树中喜凉的柏科花粉增加，而水生植物减少，反映当时附近山地的植被变为阔叶落叶、针叶混交林，气候比目前凉干，湖沼面积有所缩小。到了裕泽文化末期，抱粉中的青刚栋数量增加，水生植物的花粉数量也增大，反映气候又开始回升，水面趋向扩大[23]

　　裕泽文化的经济形态与马家洪文化差不多.但水平要高。如稻作农业已开始了从耙耕农业向犁耕农业的过渡，制陶业有了较大的进步，玉器工业亦逐渐成长起来[24]

三、铜石并用时期

　　本期主要有两种考古学文化：良涪文化和马桥文化，分别处于约5000—4000年前和4000—3000年前。

　　良诸文化遗址在数量上比裕泽文化增加了许多，大部分出现在裕泽文化的空白处。抱粉分析表明，良诸文化时期木本植物中常绿阔叶树种的百分含量降低，落叶阔叶树种的百分含量上升；草本植物中，水生植物的百分含量降低，而陆生植物的百分含量上升。说明气候由温湿向干凉发展，水域面积缩小，陆地面积扩大。从遗址分布的变化来看，早期遗址海拔较高，多在太湖北部，与裕泽文化晚期遗址的分布区域大体相同；到良诸文化晚期则出现了大量低海拔的遗址，分布范围向太湖的南部、东部发展—如在太湖、澄湖、淀山湖的湖底发现了大量水井，杭嘉湖平原发现了大量主要属于晚期的遗址，冈身上甚至冈身外也有良诸文化晚期的遗址出现。这一现象表明，此期的海平面不断下降，造成地下水位降低、湖泊干涸、海岸线后退[25]

　　良浩文化末期，环境突然恶化。在良诸文化层的上部普遍发现有一层淤土、泥炭和沼铁层，说明当时有一次很大的水灾。据研究当时还发生了急剧的降温。良诸文化在这一时刻令人惊异地消失了，有理由认为，这与环境的变化有着很直接的关系[26]。

　　至于在青墩遗址以东的隆政乡吉家墩遗址所发现的裕泽—良诸文化层，则说明在三角洲北翼陆地面积有所扩大[27]

　　良诸文化时期的文明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以水井为水源的灌溉系统继续利用于农业生产[28]农业生产进人了人力犁耕阶段，其标志是普遍发现的石制犁桦、破土器和耘田器；湖泊面积缩小，使耕种面积大幅度增加；菜蔬瓜豆、果树等各种园艺作物得到栽培；手工业如丝麻纺织、漆木器、竹编、草编、制石、制陶业等也很发达，尤其是玉器制作工艺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另外，出现一r人工筑成的土台形陵山、祭台，墓葬中发现了人殉及仪礼用玉现象，整个社会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式的分层结构[29]。

　　良诸文化不仅空间上、在相当辽阔的地区范围内对同时期文化产生了影响，如波及到大演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薛家岗文化、樊城堆文化、石峡文化，而且影响了夏商周文明的形成[30]

　　同良诸文化一样，马桥文化也开始于气候回升，而结束于气候恶化。在这一时期，北岸岸线逐渐淤展到扬州—黄桥—磨头一线[31]。杭嘉湖地区南缘的浅海湾逐渐淤浅成陆，西侧湖州—杭州间的湖海通道也渐渐淤浅[32]

　　在太湖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了马桥文化遗存，但马桥文化遗址的数量要比良淆文化少。马桥文化存在于公元前第二个千纪，大体相当于夏代和商代。它只延续了一部分良洁文化的因素，却融人了大量外来文化因素。同良诸文化的光彩比较起来，马桥文化要显得暗淡得多了[33]

四、总结

　　关于长江三角洲史前环境的研究，是由于长江三角洲史前考古的迅速发展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大批史前遗址在这一地区的出现，要求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提醒人们重新去认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认识环境因素的聚变同人类活动的有机联系。环境与人的双向作用，成为思考许多学术疑难问题的新的视点[34]。当我们采用这一观点来观察长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时候，旧的材料不仅会凸现一些新问题，而且会展示一些富于启发意义的思路。从考古学和文化地理学相结合的角度看，在上述研究成果及其资料中可引出以下六点认识：

　　（一）史前文化的分布状况，应当联系长江三角洲的形成过程来理解。马家洪文化、裕泽文化遗址全部散布在旧陆上，亦即分布在江阴、谢桥、太仓、马桥、金山、王盘山、澈浦南、储山至转墉一线的内侧。距今6000年前，这条线正是陆地与海洋的分界，当时线外尚是一片汪洋。只有良清文化、马桥文化遗址越过了该线，随着三角洲新陆的进积而扩展[35]。因此诸种文化的发展是以长江三角洲的形成为基本条件的。

　　（二）部分学者曾把徐淮平原的大坟口文化、宁镇地区的J匕阴阳营文化和长江三角洲的马家派、裕泽文化统统划归“青莲岗文化”[36]。但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尤其是随着类型学方法探索的不断深人，大家逐渐认识到，上述考古学文化之间既有许多共性，也存在明显的谱系差异。比如马家洪、裕泽、良诸文化就有彼此相联系的文化渊源和几乎环环相扣的发展序列，可以看作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个特点鲜明的考古学文化区系[37]。而文化的区域类型又是同地表的区域类型相重叠的。由此可见，长江三角洲诸史前文化不仅具有特定的物质文化面貌，而且呈现出一种彼此相关的空间结构形式。前者可以是考古学的分析对象，后者则是需要用文化地理学方法去探讨的。

　　（三）长江三角洲濒临海洋，江湖众多，物产富饶。这种环境条件深刻地影响了史前人的生存方式和思想意识。以下四例可为佐证：

　　其一，马家洪文化居民所发明的两种灌溉系统，以及良诸文化特有的石犁桦、破土器、耘田器，加上石铲、石镰、积肥工具有柄千豁、粮食加工工具木柞、陶臼等，构成了长江三角洲独特的史前水田耕作技术体系。这一体系是发达的史前农业得以产生的基础，曾使良诸文化达到鼎盛。长江三角洲多水的环境，无疑是它的重要成因。

　　其二，自史前到秦汉，宁绍平原以北的滨海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区）一直是我国本土宗教的策源地。方士文化、俄纬神学、早期道教相继在这里兴起[38]。海洋作为古代居民的另一个生产、生活空间，显然影响了上述事物的产生。海洋所显示的氮氯诡橘的景观、吉凶难卜的风险、因海上交通方式而荟萃的四方异闻，有助于开阔思维空间，刺激想象力，促进对于自然力量的崇拜，成为培育神秘的巫术文化的温床。据统计，良诸文化玉器中，仅出土或传世的大件琼、璧就有上千件。如果将各地出土的各类良诸文化玉器都计算进来，那么总数可达近万件[39]。这些玉器有3d多个品种，《周礼》所记的璧、琼、圭、璋、琉.磺六种礼器在其中已全部出现。而械、冠形器、山形器、柱形器、锥形器等等，亦以宗教信仰为内容，折射了当时人精神世界的光芒[40]。特别是良诸文化玉器上的神徽和人兽鸟纹，表达了良诸人天人合一的观念[41]。

　　其三，在历史上，东南沿海的居民以善航海著称于世。这种“以舟为家，以揖为马”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史前时期。有证据表明，良诸文化的居民像大坟口文化的居民一样，通过海洋传播方式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圈。例如在良诸文化遗址发现了舟船的木桨[43]，在粤北的马坝石峡出土了陶贯耳壶、石械、玉琼、玉璧、玉磺、玉块等一组典型的良诸文化器物，甚至在粤西的封开、粤东靠近海岸的海丰、揭阳也有类似发现 [44]。另外，黄海之滨的器物—龙山文化两城类型的羊乳式袋足豁和解形器，亦出现于粤北的石峡文化遗址。岭南与海岱、长江三角洲相距两千多公里，从考古资料看，其间的文化扩散不像是自北向南的递次推进，而很可能依托于由海路进行的三地居民的频繁交往‘州。舍人口耳相传的民族史为此提供了证据。从粤东舍、瑶二族的《族谱》、《祖图》、《榜碟》、《开山公据》、山歌和口碑中，可以勾勒出一部分舍人“拖头过海”、从山东漂泊至浙江会稽、广东潮汕地区的海迁路线[46]

　　其四，在良诸文化遗址中，有大量人工堆筑的陵山和祭台。例如余杭反山墓地堆筑高度约7米，土方量近20000立方米；青浦福泉山墓地堆筑高度约3. 65米，土方量近13000立方米；昆山赵陵山墓地堆筑高度约9米，土方量近90000立方米。余杭瑶山是一处葬有大墓的祭坛，其上层红、黄、灰等各种颜色的土，是特意从山外搬来的纯净土。余杭莫角山发现的祭台高5一8米，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面积达30万平方米，亦为人工夯土堆筑，有大方木、成排柱洞、土坯，其上还有三个突出的土台。创造这些大型建筑的灵感，应当源于马家洪文化时期人工填高居住地的经验。既然良诸文化遗址中人工堆筑的陵山和祭台同马家洪人择高而居的情况一致，那么，它便说明人们的宗教方式来源于特定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又决定于环境的状态。正是这种递相决定的关系，造成了长江只角洲的文化传统。

　　总之，根据长江三角洲史前文明的特点，可以提出该地区环境因素中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临海和多水的因素。

　　（四）通观以上各个时期，可以说，气候对长江三角洲环境与文化变迁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其间气候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约7000年前，随着大规模海侵结束、气候转暖，新石器文化在长江三角洲发展起来。这是气候由坏到好对文化产生的影响。第二次是在约4000年前，发展到新石器文化最高阶段的良诸文化由于气候的突然恶化而消失了。这是气候由好到坏对文化产生的影响。可见讨论长江三角洲的区域发展，首先要考虑的一个背景就是气候变化的背景。但从另一方面看，上述情况也说明人类文化的发展取决于人地关系的某种和谐，取决于人的能力与自然界威力之间的平衡。比如，楼泽文化时期是气候波动剧烈、人类生存环境较差的阶段，故裕泽文化的大多数遗址延续时间不长，文化层缺失的现象非常普遍[ail。但裕泽文化在当时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磨制精细的石器，形式多样且采用轮制的陶器，大量饲养的家畜和真玉的使用，皆反映了生产力的提高与社会分工的发展‘asl。值得注意的是，在松江汤庙村、昊县澄湖等遗址都发现了裕泽文化的水井。汤庙村水井壁上留有横、直印痕，证明水井是用编织物和竹箍围撑构筑的，较之于马家派文化的水井要更加先进‘a91。由此可以推论，尽管裕泽人身处恶劣的环境，但他们凭借质量优良的文化设备，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然而，盛极一时的良诸文化，却未能抗御4000多年前的一次持续多年的特大洪水[50]。究其原因，应在于大自然的破坏力远远超出了当时人所能适应的极限。

　　（五）我们之所以不赞成关于太湖成因的“泻湖说”，是因为它同考古资料及有关研究成果相抵触。譬如在所谓海岸线—无锡、苏州、吴江一线以东[sit，不仅分布着沙洲徐湾村、常熟尚湖、昆山绰墩、金山查山、松江汤庙村等20余处时代早于5000年前的裕泽文化遗址，而且还散布有昆山荣庄、青浦裕泽等近10处时代超过6000年前的马家洪文化遗址。这说明上述“海岸线”是难以成立的。从钻孔资料看，在太湖平原的大部分地区未发现海相层—例如在吴县的唯亭、东山、渡村中学、吴江的八忻、张家港的泅港、金山的尧塘、侠石的东山、桐乡的卜市等地点，所考察的沉积物均属陆相[52），可见泻湖之说并无根据。此外“泻湖说”认为：太湖地区自最早的海湾形成（约7000年前）以后，曾经历过一个海湾、泻湖、陆地的交替演变阶段，其主要的成海（或泻湖）时间是距今5500年前后、距今3000年前后及距今2300年之前〔537这一推测，正好受到了上海博物馆宋建等人最近一项成果的否证。这一成果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土壤样品的分析，研究了马桥遗址良诸文化先民的生存环境，认为在距今5500年左右竹冈沙堤形成后，随即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海退，这个区域从此再未遭受大规模的海侵[54]

　　根据70年代以来的各种资料，可推断中国全新世大暖期（Megathermal）开始于距今8500年左右，结束于距今3000年左右。其间经历了许多冷暖和干湿气候波动，除7200一6000年前的稳定暖湿阶段可称为大暖盛期（Megathetmal Maxium）外，在其它时间，气候波动都是相当剧烈的〔”’。因此，作为一项区域剖面和时间剖面的研究，对长江三角洲的早期环境作更加具体、细致的复原，就成了考察史前文化演变的一个立足点；而不断涌现的考古材料，又使这项工作有条件作出特殊的贡献。

长江三角洲全新世史前分期简表

　　（六）尽管可以把文化理解为人对自然的适应，但文化形态与环境形态，这两者之间却未必是密切对应的（上海博物馆宋建先生在一封来信中曾提到这种看法）。例如同样濒临海洋且气候条件相似的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便孕育出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稻作农业型经济（长江三角洲）与渔猎型经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马桥遗址座落在一道被称为“竹冈”的贝壳沙堤上。距今5500年左右，竹冈沙堤形成之后，先民曾迁移至马桥遗址定居。他们以沙堤为屏障，居住区域几乎都在沙堤上，东边不远处便是浅海[56]。从马桥遗址各阶段的生产工具（石铲、石镰、石锄、石刀、石犁等等）和生活器皿（鼎、豆、贯耳壶、翩v尊等等）看，其经济文化形态具有水田耕作和蒸煮食物的特点。而珠江三角洲的河宕遗址则位于佛山附近一处海拔巧米的贝丘上，其中有猪、牛、鹿、象、称猴、鸟、马来鳄、鱼、鳖等动物的遗骨，以及舰、蚌、牡蜗等螺壳堆积。在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中，石器的数量和种类都少，而多用动物骨骼和撩牙、鹿角、贝壳制成工具，生活器皿则常见釜、罐、豆等，表现出渔猎互补和炊煮食物的特点‘577。这种相似环境下的文化对比说明，文化发展的动力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顺应自然。换言之，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仍有必要作更深人的考察与研究。

注释：

[1][12][17] 吴建民：《长江三角洲史前遗址的分布与环境变迁》，《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沈国俊：《长江古河道的  发现》，《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五），地质出  版社1988年；许世远：《长江三角洲地区风暴沉积研究》，  科学出版社1997年。

[2]杨怀仁、赵英时、谢志仁：《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的海面升降运动与气候变化》，《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二），地质出版社1985年；陆巍、吴宝鲁《试论第四纪晚期中国古人类三次迁移与气候变化》，《地理学报》52卷5期1997年；温孝胜等：《中国全新世气候演变研究的进展》，《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6月；许世远、陈中原：《中国大河三角洲发育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地理学报》50卷6期1995年；杜建国：《苏州东南部全新世沉积特    征及海侵》，《江苏地质》21卷1期1997年。

[3][32]严钦尚、黄山：《杭嘉湖平原全新世沉积环境的演变》，《地理学报》42卷1期1987年。

[4][7]杨怀仁、谢志仁、杨达源：《全新世海面变化与太湖的形成和演变》，《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二），地质出版社1985年；吴标云：《太湖地区晚更新世沉积环境研究》，《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五），地质出版社1988年；徐建春、郑升：《太湖一宁绍平原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与环境变迁的关系》，《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5] D. I. Stanley等：《新石器人类活动反映了中国长江三角洲海平面控制地形的变化》，《海洋地质动态》1997年第4期；马建华摘译自《Geology》 1996 ， Vol. 24 ， No. 12

[6]杨群：《东南远古文化的发现与文明的历史进程》，《东方文明之光—良诸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年；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文物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7]杨怀仁等：《全新世海面变化与太湖的形成和演变》，《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二），地质出版社1985年；

[8][52]徐建春等；《太湖一宁绍平原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与环境变迁的关系》，《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9]刘苍字、曹敏：《上海西部“冈身”的碳l4测年及其地质意义》.《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四），地质出版社1987年。

[10]王富葆等：《太湖流域良诸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东方文明之光—良诸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年；谷建祥、邹厚本、李民昌、汤陵华、丁金龙、姚勤德：《对草鞋山遗址马家洪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初步认识》，《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刘会平、王开发：《沪杭苏地区若干文化遗址的饱粉—气候对应分析》，《地理科学》18卷4期1998年；温孝胜等：《中国全新世气候演变研究的进展》，《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6月。

[11]奚建国等：《上海地区晚更新世以来沉积环境的演变》，《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五），地质出版社1988年；吴小平：《上海地区史前文化时期环境的演变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华夏考古》1998年第4期。

[13]严钦尚等：《杭嘉湖平原全新世沉积环境的演变》，《地理学报》42卷1期1987年。

[141闻惠芬：《从考古材料试看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的特征及古地理的关系》，《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徐建春：《浙北平原新石器文化的生态学分析》，《浙江学刊》1989年第1期。

[15]吴建民：《长江三角洲史前遗址的分布与环境变迁》，《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吴小平：《上海地区史前文化时期环境的演变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华夏考古》1998年第4期。

[16][29]吴汝柞：《史前时期的杭嘉湖地区》，《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杨群：《东南远古文化的发现与文明的历史进程》，《东方文明之光—良诸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年；昊小平：《上海地区史前文化时期环境的演变及其对人类活动的    影响》，《华夏考古》1998年第4期。

[18][28]谷建祥等：《对草鞋山遗址马家洪时期稻作农业的初步认识》，《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

[19]王富葆等：《太湖流域良诸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东方文明之光—良诸文化发现6。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l9%年；刘会平、王开发：《沪杭苏地区若干文化遗址的抱粉—气候对应分析》，（地理科学》18卷4期1998年；温孝胜等：《中国全新世气候演变研究的进展》，《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6月。

[2O]吴建民：发长江三角洲史前遗址的分布与环境变迁》，《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徐建春：《浙北平原新石器文化的生态学分析》，《东南文化》1999年第5期；徐建春等：《太湖一宁绍平原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与环境变迁的关系》，《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陈中原等：《太湖地区环境考古》，《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五），地质出版社1988年。

[21]黄赐瑛、梁玉莲：《江苏青墩古人生活时期的地理环境》，《地理学报》39卷1期1984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盐城市文管会、盐城市博物馆：《江苏阜宁陆地遗址》，《东方文明之光—良诸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中心1996年。

[22]朱诚等：《长江三角洲及苏北沿海地区7000年以来海岸线演变规律分析》，《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五），地质出版社1988年。

[23]王开发、张玉兰、蒋辉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全新世抱粉组合及其地层、古气候意义》，《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八），地质出版社1995年；昊小平：《上海地区史前文化时期环境的演变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华夏考古》1998年第4期。

[24]王仁湘：《裕泽文化初论—兼论长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文化相关问题》，《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 （五），地质出版社1988年；吴汝柞：《史前时期的杭嘉湖地区》，《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杨群：《东南远古文化的发现与文明的历史进程》，《东方文明之光—良诸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吴小平：《上海地区史前文化时期环境的演变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华夏考古》1998年第4期。

[25]徐建春等：《太湖一宁绍平原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与环境变迁的关系》，《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王富葆等：《太湖流域良诸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东方文明之光—良诸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陈杰、吴建民：《太湖地区良诸文化时期的古环境》，《东方文明之光—良涪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年；吴小平：《上海地区史前文化时期环境的演变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华夏考古》1998第4期；许悼云：《良诸文化到哪里去了》，《良诸文化研究：纪念良浩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杜1999年；刘斌：《良诸文化聚落研究的线索与问题》，《良诸文化研究：纪念良堵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1999年。

[26]杨怀仁、韩同春、杨达源、谢志仁：《长江下游晚更新世以来河道变迁的类型和机制》，《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二），地质出版社1985年；王青：《距今4000年前后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发展》，《东方文明之光—良诸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年；王富葆等：《太湖流域良诸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东方文明之光—良诸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陈杰等：《太湖地区良诸文化时期的古环境》，《东方文明之光—良诸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6年；程鹏、朱诚：《试论良诸文化中断的成因及其去向》，《东南文化》1999年第4期；苏文：《从考古发现谈长江三角洲地区及太湖平原史前文化和环境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增刊；宋建：《良涪文化向马桥文化演化过程初探》，《上海博物馆集刊》1990年第5期；吴小平；《上海地区史前文化时期环境的演变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华夏考古》1998年第4期。

[27]张自强：《江海平原的自然基础和先民文化之探讨》，《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

[30]纪仲庆：《良诸文化的影响与古史传说》，《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31]李春初：《长江河口三角洲问题评述》，《地理学报》46卷1期1991年。

[33].卜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阂行区马桥遗址1993一1995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陈中原等：《太湖地区环境考古》，《地理学报》52卷2期1997年；宋建：《良诸文化向马桥文化演化过程初探》，《上海博物馆集刊》1990年第5期；李伯谦：（马桥文化的源流》，《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

[34][42〕巫鸿：（从地形变化和地理分布观察山东地区古文化的发展》，《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 1987年；吴汝柞：《试论石峡文化与海岱、太湖史前文化区的关系》，《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35]徐建春等：《太湖一宁绍平原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与环境变迁的关系》，《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陈杰等：《太湖地区良诸文化时期的占环境》，《东方文明之光—良诸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陈中原等：《太湖地区环境考古》，《地理    学报》52卷2期1997年。

[36]南京博物院：《青莲岗文化的类型、特征、分期和年代》，《文物集刊：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37]苏秉琦：《太湖流域考古问题：1984年I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

[38]卢云：《中国历史发展的空间透视》，《历史地理》（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39]殷志强：《试论良诸文化玉器的历史地位》，《东方文明之光—良洛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40]郝明华：《良诸文化玉器探析》，《东方文明之光—良诸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41]汪遵国：《中国文明的黎明时代：关于良诸文化的提纲》（东方文明之光—良沽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43]徐建春：《浙北平原新石器文化的生态学分析》，《浙江学刊》1989年第1期；汪遵国：《中国文明的黎明时代：关于良诸文化的提纲》，《东方文明之光—良诸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年。

[44]杨式挺：《石峡文化类型遗存的内涵、分布及其与樊城堆文化的关系》，《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45]吴汝柞：《试论石峡文化与海岱、太湖史前文化区的关系》，《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纪仲庆：《良诸文化的影响与古史传说》，《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46]王昆吾：《潮汕文化的一支古老来源》，《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47]吴建民：（长江三角洲史前遗址的分布与环境变迁》，《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施雅风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波动与重要事件》，《中国科学》（B辑）1992年第12期。

[48]南京博物院：《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文物集刊：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4刘杨群：《东南远古文化的发现与文明的历史进程》，《东方文明之光—良诸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50]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活文化衰变的奥秘：致“纪念发掘城子崖遗址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文物天地》1993年第3期。程鹏等：《试论良诸文化中断的成因及其去向》，《东南文化》1999年第4期。

[51]高明德等：《全新世长江三角洲及最大海侵的古海岸线》，《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三），地质出版社1987年。

[53]杨怀仁等：《中国近20000年来的气候波动与海面升降运动》，《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二），地质出版社1985年。

[54][56]宋建、洪雪晴：《上海马桥遗址古环境探析》，《考古》1999年第8期。

[55]施雅风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波动与重要事件》，《中国科学》（B辑）1992年第12期；温孝胜等：《中国全新世气候演变研究的进展》，《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6月；萧家仪：《江苏吴江县龙南遗址抱粉组合与先民生活环境的初步研究》，《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57]未非素：《浅析石峡文化和河宕类型文化遗存的几个问题》，《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58]严钦尚等：《杭嘉湖平原全新世沉积环境的演变》，《地理学报》42卷1期1987年；刘兰锁：《长江三角洲地区晚更新世以来自然环境的演变》，《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沦文集》（五），地质出版社1988年；奚建国等：试上海地区晚更新世以来沉积环境的演变]，《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五），地质出版社1988年；王开发等：碱长江中下游地区全新世抱粉组合及其地层、古气候意义），《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地质出版社1995年；温孝胜等：《中国全新世气候演变研究的进展》，《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6月。

　　（本文由扬州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王小质教授指导下完成。）

　　（作者单位：吴锤 南京金陵图书馆江苏南京 210018；曹柯平 扬州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江苏扬州 225002）

来源：灾荒史论坛

一、“仰韶温暖期”及“中国全新世大暖期”

    “仰韶温暖期”的概念可追溯到竺可桢先生在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他在对我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道：“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1]。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提出仰韶温暖期的概念，但已率先指出从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商时期是生态环境比较适宜、气候较为温暖的时期。竺可桢的这一见解与国际学术界认同的全新世中期出现过世界性的气候回暖期———“全新世气候最佳适宜期”的看法正相吻合，由于这一时期和仰韶文化存在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国有学者称之为“仰韶温暖期”[2]。这一概念在1978年出现后，逐渐被学术界所采用。如龚高法、张丕远等先生在1987年发表的《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一文中，专门探讨了仰韶温暖期的气候状况，主张仰韶温暖期的起讫年代约为距今8000～3000年之间，并具体分析了我国东北、华北、西北、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华南、西南等地区在这一时期的气候状况，认为此一时期各地的气温普遍较现今温暖。到了1991年，满志敏先生发表了《黄淮海平原仰韶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探讨》一文，这项研究得到了原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的资助[3]。不久，邹逸麟先生在其主编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一书中，专设《仰韶温暖期的黄淮海平原气候》一节，充分利用了这一项目的成果材料[4]（p1～13）。这都使仰韶温暖期的概念逐步被学界所了解和接受。

　　需要指出的是，仰韶温暖期尽管与仰韶文化相关，但并不仅仅限于仰韶文化的时期，也就是说，并不仅指距今约6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而是要远远大于这一时期。如上所述，龚高法等人认为仰韶温暖期的起讫时间在距今8000～3000年之间。另外，从空间范围看，仰韶温暖期的生态区域也不局限于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它可以用来表示我国各地全新世中期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也许是考虑到仰韶温暖期概念的局限性，以及和国际流行的“全新世气候最佳适宜期”的对接，中科院施雅风院士曾组织国内地理学、地质学、冰川学、植物学、古生物学及第四纪生态环境方面的专家对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与环境进行专题研究，选择距今8500～3000年为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起讫时间，将原先大暖期的开始时间前推了500年，并出版了这项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一书[5]（p7）。从此，“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概念在科学界更为流行。实际上，中国全新世大暖期和仰韶温暖期的概念有相通之处，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起讫时间，也可作为仰韶温暖期的起讫时间，“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概念的应用，应是对仰韶温暖期概念的发展。总之，“中国全新世大暖期”和仰韶温暖期一样，正与全球性的全新世中期气候最佳适宜期相对应，是反映中国第四纪全新世中期生态环境、尤其是气候演变特征的概念。

二、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生态环境特征

　　如果将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置于全球第四纪生态环境变迁的大背景下，可对其环境特征及在文明蕴育中的优越性有一个较深刻的理解。据环境学家的研究表明，第四纪是冰川作用十分显著的时期。大冰盖的多次出现和消亡，周期性地覆盖了北半球大陆的许多地方和南半球的部分地区，“在第四纪时，曾发生过诸多环境变迁，但无论哪一种，都没有像很多大冰盖的发育那样，对地表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6]（p83）。值得指出的是，第四纪大冰期都出现在距今约300万～1万年的更新世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人类起源的重要时期。如在更新世初期的早冰期，华北平原温度比现在低8℃左右。而在距今210万～150万年的S冰缘期，河南、河北等地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12℃以上。到了距今110万～80万年的鄱阳冰期，年平均温度要比现在低8℃左右。距今60万～50万年的大姑冰期的温度要比现在低6～7℃。而距今20万～10万年的庐山冰期，年平均气温则比现在低10℃～12℃[7]（p41）。在距今10万～1万年出现的冰期为末次冰期，在我国称之为大理冰期或太白冰期。据世界各地的研究，末次冰期的降温幅度为8℃～12℃，海平面降温幅度为2℃～5℃。尽管在长达300万年的时间里，冰期和间冰期总是交替出现，但在冰期出现如此剧烈的降温，对于处在童年时期的人类无疑是一次次严峻的考验。冰期（glacial epoch）是指地球上气候显著变冷的时期，高纬度地区的冰盖扩张，向中纬度推进，高山地区的山岳冰川向低地伸展，引起海平面降低、气候和土壤生物带向赤道方向迁移。在各个大陆以夏季风降水为主的地区，冰期时气候寒冷干燥，植被退化，一些内陆干旱地区沙漠扩张，黄土堆积，湖面收缩下降[8]（p91，44）。例如我国的绝大部分地区，由于冰期时蒙古冷高压占据绝对优势，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萎缩，所以降水量大幅度减少，致使西北地区沙漠扩张，风尘堆积极其旺盛，在黄土高原以至东部平原形成了厚厚的黄土层。这对处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存是一场严酷的挑战。在这样较为寒冷干燥的恶劣环境条件下，人们主要以狩猎和采集作为食物的来源，农业的发明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上。

　　距今大约1万年之际，第四纪更新世晚期的末次冰期结束，全新世降临。全新世是最后一次冰期结束至今的这一段时期，也被称为冰后期（postglacial）。冰后期也是一个间冰期（interglacial epoch），即两次冰期之间的温暖期。此时，冰川退缩，海平面回升，气候和生物带向两极方向迁移。以夏季风降水为主的地区，间冰期气候温暖湿润，湖面扩张，生物繁荣，内陆干旱地区流沙固定，黄土地带土壤发育。由于地球上不同区域的气候变化具有各自的特点，全新世气候期的划分也不仅相同。如西方学者分之为前北方期（距今10000～9000年）、北方期（距今9000～7500年）、大西洋期（距今7500～5000年）、亚北方期（距今5000～2500年）和亚大西洋期（距今2500年至今），其中北方期是气候持续变暖期，而大西洋期则是全新世最为温暖湿润的时期。根据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材料，可将我国全新世的气候变化分为三期：距今10000～8500年为早全新世时期，在摆脱了冰期的漫漫寒夜后，这一时期气候开始转为温和而干燥，年平均气温大约为6°。距今8500～3000年为中全新世时期，即是被施雅风院士率领的课题组确定的“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也就是仰韶温暖期。此时辽南地区出现以榆、栎、椴、胡桃、桤木、榛等阔叶树形成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13℃，比现在高3～5℃。距今3000年以来为晚全新世时期，出现以松、桦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表明气候有所恶化和波动。[5]（p7～9）

　　综合以上国内外第四纪气候变化研究的成果，可知进入第四纪全新世以来，冰期结束，大地回暖，气候开始向有利于人类生存繁衍的温暖湿润方向发展，尤其是进入全新世中期以来，出现了全新世中期气候最适宜期。尽管全球气候适宜期的起讫时间略有差别，但完全有理由说明在中全新世曾经有过全球性的气候适宜期。在我国，即为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或仰韶温暖期，如果采用距今8500～3000年的数据，这一有利的生态环境则曾持续了长约5500年的时间。这一时期恰好大致和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商王朝的时代相对应。正是在这一时期，农业开始萌发并得到迅速发展，新石器文化迅速取代旧石器文化并出现了繁荣景象；而且，代表文明和权力象征的国家开始奠基并建立起强盛的夏商王朝。因此，也可以说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为我国新石器文化的形成、繁盛和中华古代文明的孕育发展提供了最为适宜的环境条件。其中对农业的影响更是首当其冲。

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农业环境条件

　　农业是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关系最为密切的物质生产部门，这一方面表现为农业生产主要是在广阔的田野中进行的，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农业生产又是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过程，因此必然受到生态环境的强大影响。而中国全新世大暖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对农业的孕育发生是极为有利的。

　　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自然生态环境因素有光照、温度、水分、空气、土壤等。光照主要来自太阳光。在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时段范围内，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光照、空气条件与今天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尤其在远古的条件下，空气的质量状况只能比今日为好，姑且不加详论。这里主要就温度、水分、土壤状况加以分析。

　　温度和水分是农作物必需的两大生长条件， 因为作物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才能生长。并且，一定的温湿度条件决定着相应的农作物种植。环境学者根据孢粉及古植物、古动物、古土壤、古湖泊、古冰川遗迹及冰芯、古海面及海岸带痕迹和考古学等方面的资料，可以对包括温湿度在内的仰韶温暖期的气候状况及其演化过程加以基本的推测。在距今8500～7000年时期，根据青海湖、黄土高原、内蒙古白素海、河北东部、辽南地区、螺髻山等地的孢粉资料换算的当时温度比现在高2-4℃，尽管这一时期也曾出现过气温升降波动的现象。[5]（p7）在天津静海、北塘及河南中部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均发现了现生长在亚热带湖沼地区的水蕨孢子，这正和上述地区对气温的推测相吻合。在距今7000～6000年仰韶温暖期的鼎盛时期，现为干旱草原的青海湖滨当时为针叶阔叶混交林，从发现的紫果云杉残木可推知当时的年降水量达600mm左右，温度高于现代3℃左右。在海河流域、渤海湾、胶州湾和鲁北平原，出现了现生长在亚热带的水蕨、水青冈、枫香、山核桃、铁杉、杨梅等。这表明当时夏季风增强，冬季风减弱，致使这些植物能沿海湾、海河及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区生长。也由于当时河网沼泽纵横，水温增高，使得现生于亚热带湖沼水体的生物扩展到河北白洋淀、大陆泽和黄河下游地区。尤其是在山东中南部的汶河、泗河流域的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遗址中发现有许多扬子鳄、水牛、龟、鳖、鱼和现在分布在长江流域洞庭湖一带水域的丽蚌、楔蚌、尖嵴蚌等动物的遗骸，其中仅在王因一处遗址就发现至少属于20个个体的扬子鳄遗骨，表明这些地区当时应有亚热带湖沼的生态环境[9]（p140～142）。距今6000～5000年为波动降温期，在这一时段的距今5500年左右，我国北方地区普遍出现过落叶阔叶林一度减少，寒温性和温性针叶树种增加、海平面下降等现象。但从在山东郯城、南京句容宝华山发现的这一时段晚期丰富的亚热带动植物，尤其是水蕨、山龙眼的存在，推测当时温度可高于现代3.6℃[5]（p8）。距今5000～4000年为较稳定的温暖期，属这一时期晋南汾河东岸的龙山文化晚期陶寺遗址出土的古生物资料，提供了较丰富的环境信息。根据在陶寺遗址距今约4500年地层中出土的孢粉组合分析，计有乔木8种：油松、桦、鹅尔枥、榛、椴、栗、榆、栎；灌木及草本植物有11种：杜鹃、悬钩子、蒿、菊科、  草、山萝卜、唇型科、禾本科、藜科、毛茛科、豆科；蕨类植物有水龙骨。其中的油松花粉占据优势，属华北地区山地暖温性针叶林的主要组成树种，既可单独成林，亦可与桦、栎等混交，组成暖温带针叶和阔叶混交林。到了距今4400～4000年的陶寺遗址晚期，尽管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的种类未发生大的变化，但乔木植物花粉已占孢粉总数的60%，推测应有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存在。加之在陶寺遗址还发现有鼍骨板即扬子鳄的遗骨，推测当地应属温暖偏湿的生态环境[10]。近些年来，随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洛阳皂角树遗址和山西夏县东下冯等文化遗址的发现，使我们了解到夏代的一些环境信息。从二里头遗址的孢粉资料[11]可知，在属龙山文化晚期的夏代初期，木本植物孢粉占相当的数量，灌木中的五加科、忍冬科、桤木，是今多生长在南方的植物，说明在夏代初年落叶阔叶林茂密，气候温暖湿润。《尚书·禹贡》及《史记·夏本纪》等文献中多有关于尧舜禹时期洪水泛滥和大禹治水的传说，说明夏朝立国前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为多雨洪水期。二里头文化的一期（距今3900～3850年）和二期（距今约3800年），即夏代早期和中期时，孢粉中的乔灌木数量与夏代初期相比有所减少，但仍有较大比例，松树和桑树孢子数量较前增加，喜湿作物香蒲属有一定增长，并新增了木本中的榆属。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二里头一期还发现了大象的标本。这既表明夏代早期和中期的生态环境状况是有差别的，也说明夏代早中期还仍保留着仰韶温暖期的基本特征。雨量比前段稍少，但仍较为充沛，在夏朝都城周围还有不小的森林，呈现出疏林草原的生态景观，气候已有转凉的迹象。二里头文化三期（距今约3750年）的孢粉和洛阳皂角树遗址采集的孢粉标本[12]（p92～93）属同一文化时期的遗存。这一时期的孢粉中，木本植物已降至孢粉总数的7.6%，而草本植物花粉已占90.2%，在皂角树遗址的乔木花粉中，也以耐旱的松属居多，喜湿的蕨类植物减少，动物的种类也较单调，土壤的磁化程度也由此前的较高值向较低值跌落。这说明夏代晚期已转化为稀疏草原的生态环境，气候已显温凉干燥。但从总体上看，夏王朝所在的中心地区洛阳盆地还有较广阔的水域，降水量虽较以前有所减少，但还是要比今天为多，处在仰韶温暖期的后期的大背景下，温度要比今天高1～2℃。《夏小正》是反映夏代历史的文献，并且是反映夏王朝中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献[1]，其中的正月“启蛰”、“雁北乡”、“田鼠出”、“囿有见韭”、“采芸”、“柳梯”、“梅杏  桃则华”的物候现象都比今日提前；而二月“剥鱓”的物象正与陶寺遗址出土的鼍鼓遗物相验证[13]（p73～81）。《夏小正》的记述和洛阳盆地的孢粉资料都说明，尽管夏代晚期曾出现过气候的较大波动，但在夏代相当长的时期内，温度要比今日为高，湿度状况也比今日为好。殷商时期已进入仰韶温暖期的晚期，通过在殷墟出土丰富的动物标本和甲骨文中的有关记载，可对殷商时期的生态状况有一大致了解。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殷墟发现的动物遗存有肿面猪、鹿、圣水牛、狗、猪、獐、鹿、羊、牛、狸、熊、獾、虎、黑鼠、竹鼠、兔、马、狐、乌苏里熊、豹、猫、鲸、田鼠、貘、犀牛、山羊、扭角羚、大象、猴等；鸟类有雕、褐马鸡、丹顶鹤、耳鸮、冠鱼狗等；鱼类有鲻鱼、黄颡鱼、鲤鱼、青鱼、草鱼、赤眼鳟、鲟鱼及龟、丽蚌、蚌等[14]。另外古生物学家周本雄认为，早在20世纪40年代被石璋如先生鉴定为“麻龟板”的动物，应为鳄鱼[15]。这样，仅在殷墟发掘出的古动物化石就达40余种之多。甲骨文中也保留了殷代的环境资料。如其中对象的记载道：“今夕其雨，获象”（《合集》10222）。“于癸亥省象，易日”（《粹》610）。“乙亥王卜……王占曰：吉。获象七，雉三十”（《簋》86）。“辛巳卜，贞，王……往来亡灾，擒，获……象一”（《合集》37373）。从“获”象、“擒”象的记载，可知大象是在当地擒获的。这正和《吕氏春秋》“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之说相对应。在殷墟发现的竹鼠、象、野牛遗骨，这都是喜栖竹林的动物，尤其是竹鼠，喜居山坡竹林，以竹子地下的茎为食，说明当地应有茂密的竹林。对此，也有卜辞可证：“王用竹，若”（《乙》6350）。“竹先用”（《后》下二一·二）。“贞，其用竹……羌”（《存》二·二六六）。殷墟的南部与淇水河畔的朝歌毗邻，春秋时属卫国之地。《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淇奥是指淇水的曲岸，猗猗、青青、如箦，都有茂密的意思。这说明，即使到了春秋时期，淇水两岸仍然是竹林繁茂，气候温润的地区[16]。

　　土壤是农作物生长的根本。黄河中下游地区是黄土高原和黄河冲击而成的华北平原之所在，丰厚的黄土构成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基本景观。黄土是非常适宜农作物栽培的土壤，由于呈粉尘颗粒状，是由西北气流从亚洲内陆搬迁而来，逐渐飘撒沉积而成，其成岩作用不强。这些风成的黄土在结构上呈现出均匀、细小、松散、易碎的特点，这就使得粗笨的木耒、石铲等原始工具容易入土和耕作[17]（p22～25）。黄土的有机质含量高，是较为肥沃的土壤，并有良好的保水性能。美国学者庞波里（Raphael Pumpelly）曾对我国的黄土评价道：“它（黄土）的肥力似乎是无穷无竭。这种性能，正如著名德国地质学家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所指明，一是由于土层中累年堆积、业已腐烂了的植物残体，雨后通过毛细管作用，把土壤中的各种矿物质吸到地面；一是由于从[亚欧大陆]内地刮来的风沙不时仍在形成新的堆积。它‘自我加肥’（self-fertilizing）的性能可从这一事实得到证明：在中国辽阔的黄土地带，几千年来农作物几乎不靠人工施肥都可以年复一年地种植。正是在这类土壤之上，稠密的人口往往继续不断地生长到它强大支持生命能力的极限[18]。”黄土一般呈碱性，黄土中的矿物质大体经久都不流失，因此基本肥力也长期不丧失。并且，如上所述，黄土还具有“自我加肥”的能力。这不但使其最适合于原始农业的早期耕作，而且也使黄土地区的人类从一开始就采用了与定居生活相适应的较为稳定的耕作制度。对此，何炳棣先生指出：“原始华北农业最初不应该采取游耕式的耕作法。”以研究中东原始农业而著名的美国学者杰克·哈兰（Jack R.Harlan）根据他对华北黄土区古代自然环境、土壤状况等知识的掌握，对华北最早的耕作方式推测道：华北黄土区最早耕作方式决不是一般所谓的“砍烧制”，因为经典的砍烧制或游耕制一般需要每年实耕八倍的土地；换言之，土地耕作一年以后，要休耕七年之久，肥力才能恢复。华北远古农夫大概最多只需每年实耕三倍的土地；内中有些土地可以一年耕作，二年休耕；有些土地可以连续两年耕作，一年休耕；有些保持水分性能较好的黄土，可以连续耕作，基本上不需要休耕。他还认为，砍烧和游耕方式一般限于热带及多雨地带，这类地区农业上的枢纽问题是肥力递减。而华北黄土地区基本上的枢纽问题不是肥力递减，而是如何保持土壤中的水分[18]。由上可见，疏松易耕而富含肥力的黄土，不但有利于农业的起源，而且有利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较为先进的耕作制度和方法，这与其他文明古国的原始农业长期采用的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相比，一开始就显示出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成为孕育早期中华文明的根基。

四、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的起源和发展

　　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由南至北正处在自亚热带向暖温带、暖温带半湿润区向半干旱区交接的生态过渡带。生态过渡带具有食物链长、生物多样性增加、种群密度提高等效应，且敏感易变的环境背景，客观上有利于物种的变异和进化，有利于早期人类对丰富的生物物种加以选择、驯养和栽培，从而有条件培育出优良的物种[19]（p13～15）。这种生态过渡带的区域优势，即使在今天也仍然保持着。如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例。西端的宝鸡地区一月平均气温为-1.0℃，四月平均气温为13.5℃，七月平均气温为25.5℃，十月平均气温为12.9℃，年平均气温为12.8℃。全年日照时间为1978.9小时，降水量年平均为600～700毫米。西安地区一月平均气温为-1.3℃，四月平均气温为14.0℃，七月平均气温为26.7℃，十月平均气温为13.6℃，年平均气温为13.3℃。全年日照时间为2065.4小时，降水量年平均为600～700毫米。关中平原被现代地学界划为暖温带温和半湿润气候区，至今仍是陕西农业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位居中原的河南，全省年平均气温南高北低，在13～15℃之间。豫西山地和太行山地，因地势较高，气温较低，年平均气温在13℃以下。淮河以南，年平均气温在15℃以上，一月平均气温在0℃左右。春季豫西地区为13～14℃，豫北、豫东在14～15℃之间，夏季7月平均气温在22～28℃之间。全省日照充足，全年平均日照时间为2000～2600小时。全省年降水量在600～1300毫米之间。其中黄淮之间（包括豫西山地）为650～1000毫米；豫北和豫西丘陵区为600～700毫米。就现代气候而论，河南处于暖温带和北亚热带地区，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就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来看，应划为半湿润气候区。全年日照充足，多在2000～2700小时，日照在45～60%之间。区内干燥度除伊洛河上游、渭河上游区小于1.0℃之外，其余地区均在1.0℃～1.5℃之间。其中1月平均气温关中平原区为-1℃～-6℃，三门峡至开封区段为0℃～-2℃，大汶河流域为-3℃。7月平均气温约为25～27℃。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整个黄河流域气温最高的地区，年平均温度在10～15℃。降水量自西向东增加，渭河区年降水量在540～630毫米，三门峡至郑州花园口段，除伊洛河上游为850～900毫米外，其余多在600～650毫米；大汶河流域年平均降水量在700毫米。降水量的季节分配以夏季最多，春秋季其次，冬季最少[20]（p565）。就目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状况看，与西北内地及北面的内蒙古高原地区相比，一年当中没有那么漫长的冬季和刺骨的寒流；与南面的江南地区相比，也没有连绵的“梅雨”季节造成的卑湿和炎夏的酷暑，处在暖温半湿润气候区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年均500～900毫米之间的降水量，虽在一些地方不算充足，但它集中在作物生长最旺盛的夏秋季节，加之有充足的光照时间和强度能充分满足农作物光合作用的需要，这些条件都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的孕育和生长。

　　而在原始农业起源和初步发展的中国全新世大暖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条件则更为优越。孔昭宸等学者在研究了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丰富的孢粉资料和生物遗存后认为，在距今10000～9000年期间，关中平原、汾河下游谷地和黄淮平原等地的气候迅速变暖，尽管年平均气温与现在接近或偏低，但其降水量却明显增多，加速了植物生长和泥炭沉积。施雅风先生等根据黄土高原、河北东部、青海湖、内蒙古白素海、辽南地区等地距今8500～7200年间的孢粉资料，换算出当时温度比现在高2℃～4℃。距今7200～6000年间不仅是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中稳定的暖湿阶段，也是温暖期的鼎盛阶段，南北气候普遍较为暖湿，季风降水几乎波及所有各地，植物生长空前繁茂。华北平原则是湖沼大发展时期，气温平均值要比今高出2.5℃～3.5℃。降水较现在丰沛得多，根据推算，白洋淀地区降水高于现代450毫米。他们的结论是：在相同的纬度上，中国的大暖期升高值是全球最大的地区，又是全球冬季升温最高的地区之一[5]（p1～18）。黄河中下游地区所处的生态过渡带的区域优势，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尤其是充沛的供水条件，加之肥沃的黄土，都是农业生产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农业是人们在长期观察周围环境中的动物和植物，并在进行有意驯养、栽培的基础上逐渐产生的，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的存在，是其形成的基本前提条件。黄河中下游地区早在晚古生代、中生代时就是植物繁茂、动物喜栖的地区，进入新生代更新世后，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食物来源更成了西侯度人、蓝田人、许家窑人、丁村人及小南海人等早期人类栖居的场所。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早期人类遗迹比长江流域、华南及东北地区等地都多和集中，正说明这一地区是更为适宜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地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西朔县的峙峪文化遗址、沁水的下川遗址都是位于太行山脉及其周围地区的著名古人类文化遗址。下川遗址距今的年代为36000～12000年之间，它是由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重要遗址。尤其是到了距今13000～12000年的更新世末期，夏季风增强，气温稍有回升，出现草木繁茂的景象。除有松属树木外，温带落叶阔叶树种的栎属、臭椿、胡桃属、朴属、栗属、椴属及漆树、栾树属、黄连木属、柳属、槭属到处可见，偶尔也有亚热带树种化香属生活在山冈上。草本植物以耐旱的蒿属为主，其次为禾本科植物，也发现有蕨类植物[21]。就下川遗址的生态环境条件看，在这由干冷向暖湿气候过渡的时期，禾本科中的一些植物很有可能成为人们采集并进而尝试栽培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在下川遗址还发现有锛形器、石磨盘等石器。石兴邦先生指出：下川遗址出土的锛形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主要生产工具石锛的先祖，以农业生产工具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则可在下川文化中找到雏形[22]。陈文华先生认为：下川石磨盘“中间由于多次研磨而下凹，显然是加工谷物的痕迹”[23]。卫斯先生则断言，“石磨盘在下川文化中的出现，代表了我国粟作文化的先声”[24]。这都可谓中肯之见。在山西怀仁鹅毛口遗址发现有包括石斧、石锄、石镰在内的石器达上千件之多，并伴有陶器出土。该遗址时代被贾兰坡先生认定为属新石器时代的早期[25]。从鹅毛口的工具组合可知当时已开始了原始的种植活动。在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也发现有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标本[9]（p136）。在距今9700～10500年的南庄头文化时期，气候开始转暖，遗址附近河水流淌，湖泊宽阔，森林茂密。草原上奔跑的动物有麝、马鹿、麋鹿、斑鹿、狼、狗和豪猪等，水中的田螺、珠蚌、萝卜螺、扁卷螺、微细螺及鳖等动物清晰可见，鸟禽类的鸡、鹤等在自由飞翔。树林中有松、冷杉、云杉、栎、栗、榛、桦、鹅耳枥、桤木、榆、椴、柳、漆树等，半灌木和草本花粉有麻黄、 草、菊、蒿、藜、石竹、豆、木犀、莎草、香蒲、狐尾藻、唐松草、禾本科、蔷薇科、伞形科、毛茛科、唇形科、蓼、茜草、茄科等。水域旁的植物有水龙骨科、中华卷柏和石松属等。其中的狗、猪可能为家畜。而禾本科类植物多为草本，为种子植物大科之一，我国现有190余属，800种以上，是狗尾草和粟、小麦、大麦、稻、高粱等作物所在的属种。在徐水南庄头虽未发现粟等粮食作物标本，但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和陶器可说明采集经济已很发达[26]。可以想像，南庄头的早期居民们在大量采集禾本科植物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已开始栽培粟等作物。在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有丰富的植物花粉。在傍龙寺剖面第四层（距今12000～10000年），除松、桦等木本花粉外，草本孢粉中，有蒿属、紫苑科、菊科、藜科、蓼属、禾本科、蔷薇科、白刺属、毛茛科、茜草属、车前属、十字花种、玄参科等，还有蕨类孢子水龙骨科。第三层（距今10000～8000年）以栎、松木本为主，草本略有增加，增加的种类有  草属、苦木科、十字花科、豆科、唇形科、茜草科、茄科、报春科等。第二层为距今75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以阔叶树种为主，在草本花粉中，除增加了百合科外，与第三层大致相同。在张家壕剖面第三层（属距今5000～25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阔叶树以松为主，草本中除龙胆属、锦葵科外，与傍龙寺剖面第二层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在属于案板遗址的另一处龙山文化层中发现有粮食作物粟的遗存[9]（p56～65）。案板遗址的地层剖面展示了从旧石器时代末到新石器时代初，直到仰韶温暖期的植被演替状况。丰富多样的植物为人们提供了采集食物的来源，再从不同时期的地层中都有禾本科植物看，这类作物的籽粒应是人们采集的主要对象，并很有可能被特意培育起来。在案板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粟，应是人们早已培育种植的作物。美国考古学者宾弗（Lewis Binford）指出：在农业发明之前曾有过“广幅地利用资源”的阶段，在这些被“广幅利用”的资源中，就包括了对某些动植物的利用[27]（p313～341）。黄河中下游地区自全新世以来温暖湿润的生态环境和生长着的种类繁多的动植物，为人们在广幅地利用动植物资源的基础上转向采集栽培和定向驯化饲养提供了对象和条件，终于使这里成为原始农业最早诞生的地区之一。

　　进入到中国全新世大暖期后，原始农业得到迅速发展，新石器时代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其中，河北省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就是较典型的一处。磁山遗址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地带，四周山峦起伏，南  河水穿越西部山区东入漳河水系滏阳河，遗址西依太行山余脉红山，东邻鼓山，座落在南   河北岸的河旁台地上，高出河床25米，此地正处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大平原的交接地区，遗址面积约8万平方米，发现了房址、灰坑、沟壕等遗迹，出土有烧制温度较低、制作质地粗糙的陶器，器形有盂、靴型支架、敞口深腹罐、小口双耳壶及碗、缸、鼎、盘、杯等。石器方面最具特征的是发现琢制的磨盘、磨棒，还有扁平石铲及磨制石斧、石锛、石凿、石镰等，并在窖壁上发现木耒痕迹，还有骨质的鱼猎工具镞、倒刺鱼镖、骨刀、蚌刀等[28]。引人注目的是在灰坑中发现有储存粮食的窖穴88个，经鉴定窖穴中的农作物遗存为粟。参加发掘的考古学者对88个窖穴中储藏粟的容量进行了估算，折合重量为138200余市斤，起码可以达到十万市斤[29]。据14C测定，磁山遗址的年代约在公元前8000～7600年。从出土的大量石斧（达1758件）来看，说明它们已被用来进行采伐林木荆棘，进行砍倒烧光，并具有相当的规模。石铲的发现，说明当时农业生产已脱离刀耕火种的初期阶段，进入了耜耕时期。石刀、石镰都是收割禾谷的得力工具。从数量可观而硕大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来看，粮食加工已成为一项专门的日常作业和生产程序。大批的粮食窖穴证明当时的收获量甚丰，窖穴内仍贮存有大量的粟谷，也说明人们的口粮已较充裕。与此同时，猪、狗骨骼和鹿、猕猴、野猪及鱼、兔、蚌等动物遗存的发现，说明磁山人的家畜饲养和狩猎活动仍在进行。综合磁山文化的相关材料，可知磁山时期的农业已较发达，已远远超出原始农业初期的水平。它应该是在峙峪文化、下川文化、鹅毛口文化及徐水南庄头文化时期早期粟作农业的基础上承继而来的。正是认识到这些从旧石器时代直至新石器文化的内在联系和它们所处的生态环境，我们曾主张太行山及其周围地区是粟作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30]。磁山文化与主要分布在河南境内的裴李岗文化在文化面貌上有许多相同的特征，在时代上也较为接近。显然，磁山原始农业与河南境内嵩山东麓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原始农业有着相互影响和交流的关系。

　　粟作农业在太行山地区发生后，首先在其周围地区迅速发展和传播，其显著特征便是从山前地带向平原地区延伸和扩展，逐步形成沿太行山周围地区的粟作农业区。如在豫北和河北地区发现的磁山文化类型的遗址有河南淇县花窝遗址[31]、河北易县北福地一期乙类遗址[32]、正定南杨庄遗址[33]等，从遗址出土的大量石质农具、陶器及猪、狗、鸡等遗物看，农业已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生产活动。新石器时代中期又进入仰韶温暖期的最佳时期，也是粟作农业最有利的发展时期。太行山地区代表这一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河北永年石北口遗址[34]、磁县下潘汪遗址[35]、正定南杨庄遗址、邢台柴庄遗址、邯郸百家村遗址，河南安阳后岗遗址[36]、大司空遗址[37]、大寨南岗和鲍家堂遗址[38]，以及山西芮城西王村遗址等[39]。这一时期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蚌器，仍以石器为主。石器除个别打制外，绝大多数为磨制石器，并且大多通体磨光，钻孔技术较为进步，器物种类增多，有斧、锛、锄、刀、镰、磨盘、磨棒、杵、臼等。陶器制作进入繁荣时期。出土的家畜遗骨有猪、狗、鸡、牛、羊等。在南杨庄遗址还出土有粟作遗存。从这些遗物所反映的文化面貌看，当时的农业生产已比早期有较大进步。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太行山周围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有进一步提高。这一时期代表性遗址有安阳后岗二期遗存[40]、汤阴白营遗址[41]、邯郸涧沟和龟台[42]、辉县孟庄遗址[43]、襄汾陶寺遗址[44]。其中河南辉县的孟庄遗址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规模已进入龙山时期的“古城”阶段。此期农业工具已有明显进步，石器磨制精细，种类有石铲、有肩石铲、穿孔石刀、石镰、杵臼等，此外还有蚌刀、蚌镰等，在陶寺遗址还出土一件石犁，这表明原始农业已由耜耕向犁耕阶段过渡。

　　太行山地区在粟作农业产生后，在当地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向四周迅速传播开来。当然，也不排除太行山以外的地区独立产生粟作农业的可能性，只是后者目前还缺乏足够的依据。对于粟作农业的传播，张之恒先生曾指出：“根据现已发表的考古资料，粟作农业的传播路线是，由上述粟作的发源地（太行山和嵩山东麓的山前地带）向西传播进入泾渭流域，向东传播到黄河下游，向北传播到辽河流域。”[45]（p73）如前所述，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有相似的文化内涵。实际上，磁山遗址与裴李岗遗址同处于黄河下游巨大冲积扇的顶端，时间相近，文化面貌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如石磨盘、石磨棒及石镰、石铲器形较为接近，陶器也有相似的类型。这正是两种文化交流密切的反映，也可说明起源于太行山地区的粟作农业曾南下向黄河中游的河南中部、西部及南部广泛传播。据统计，包括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长葛石固、舞阳贾湖在内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已达100余处[46]。其中在新郑裴李岗、沙窝李和许昌丁庄等遗址，都发现有粟的遗存[47]。这些大致说明了裴李岗—磁山文化时期原始农业发展的情况。豫西地区是黄土高原的余脉地带，又处在太行山及其支脉中条山之南，黄河干流及其支流伊、洛河穿行其间，也是与晋南和关中地区联系交流的通道。在这一地区发现有不少裴李岗时期的文化遗址。如巩义市铁生沟遗址、滩小关遗址、赵城遗址、水地河遗址，登封双庙沟遗址、向阳村遗址、王城岗遗址，密县莪沟遗址、马良沟遗址、老城遗址、东关遗址、张湾遗址、青石河遗址，偃师高崖遗址、马涧河遗址，洛阳杨窑遗址，孟津朱寨遗址，嵩县乌稍岭遗址，卢氏薛家岭遗址、祁树湾遗址及渑池、灵宝境内的裴李岗文化遗址[46]。豫西地区粟作农业的发展和传播，有力影响和带动了晋南和关中地区粟作农业的发展。到了仰韶文化时期，进入仰韶温暖期的鼎盛阶段，南北气候均较暖湿，季风降水几乎波及所有各地，植物生长空前繁茂，华北大平原湖沼进入盛大发展时期，黄河中游黄土与内蒙古东部沙地的古土壤全面发育[5]（p8），良好的生态环境使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原始农业进入了难得一遇的大好发展时期，出现了以粟作为主兼有黍、麦、豆、稻等作物并存的原始农业繁盛的局面。在关中、豫西、晋南地区，以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以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和以山西芮城西王村遗址为代表的西王村类型，分别代表了仰韶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在洛阳、郑州地区的仰韶文化可以洛阳王湾遗址和郑州大河村遗址为代表。而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则为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中期文化。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粟作农业为主的原始农业发展到了高峰，无论是生产工具的配套和质量，生产规模的扩大还是农作物的产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标志着生产力的巨大进步。陕西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以及山东境内的典型龙山文化的繁荣和兴盛，正是粟作农业发展和推动的结果。与此同时，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仰韶温暖期的环境背景下，在黄河和淮河之间的广袤区域，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粟稻混作的原始农业区[48]。这都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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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J].考古学报，19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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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J].考古，1980，（3）.

[42]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J].考古，1959，（10）；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61，（4）.

[4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辉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0，（3）.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0（1）；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1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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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丁清贤.河南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的发现与研究[J].农业考古，1990，（1）.

[48]王星光，徐栩.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J].中国农史，2003，（3）.

注释：

[1] 笔者从对《夏小正》经文的考释、夏代生态环境的研究，并参考夏代天象的研究成果，推测《夏小正》应为反映夏王朝中心地区即伊洛河地区的历法。兹不赘述。

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在距今10000年到3000年的早中全新世时期，是古黄河水系的大发展时期。河水上下贯通，沟系发育迅猛，尤其是黄土高原，出现“千沟万壑”。随之土壤侵蚀严重，河水泥沙巨增。在此期间，古渤海曾两次西侵。由于洪水泥沙增加和海平面的升高，河水排泄受阻，造成远古洪荒时代，留下不少洪水和治水的传说。

　　根据国内外地质学和第四纪环境变迁研究的成果，在距今一万年地球史进入全新世后，存在有全球气候从总体上看由冷向暖的逐渐变化，从距今8500-3000年为气候最佳适宜期——在中国被称为“仰韶温暖期”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其中距今4500-4000年前为仰韶温暖期的中晚期，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仰韶温暖期的中期，气候湿润多雨，温度较今为高，平原地区常遭洪水泛滥之灾。古史传说和实际的气候演化特征正相吻合【1】。

　　据地质学家研究，在距今6000-4000年前时，世界各地海平面已经超出现代海平面2-5米，海岸线深入内陆数十至数百公里。在我国东部，高海平面引起大范围的海侵，称为黄骅海侵。在环渤海湾平原地区，海水内侵使海岸线西移50公里，到达今天津西侧，淹没陆地达27000平方公里。在长江以北平原，海岸线内迁可达60-100公里。总之，在仰韶温暖期的中晚期，即约从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我国东部海平面比现代的海平面高2～4米【2】，出现了我国东部的最高海面。

　　伴随着仰韶温暖期的到来，黄河流域的农业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严文明先生曾用统计学的方法指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聚落和文化发展之快，他指出：“以河南省裴李岗、仰韶和龙山三个时期的遗址为例，其数量多为70余、800和1000处左右，如果考虑到三个阶段所占时间跨度的差别，则同一时段的遗址数目之比当为1∶8∶20,可说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在分布上，裴李岗文化主要在河南中部，仰韶文化则以中西部最密，到龙山时期就大规模向北部和东南部平原地带扩展【3】。”这实际上是对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发展迅猛状况的较为定量化的描述。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总数又有较大增加。据赵春青对郑洛地区聚落遗址的统计，这时期的龙山聚落遗址总数已达516处，比仰韶后期的357处增加了159处。考虑到郑洛地区龙山时代历时约500年左右，仅及仰韶后期约1000年左右的一半。若取相同的时间段，则龙山时期的聚落总数应是仰韶后期聚落总数的2.5倍左右【4】。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聚落性质已发生大的变化，这就是有比较多的城址被发现。到了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甚至上游地区都已分布有城池——这一新的聚落形式【5】。龙山文化时期，人类的聚居地大量向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带延伸，星罗棋布地遍布黄河两岸。这一方面使人们面临着洪水的威胁，另一方面也迫使人们开始关注并致力于洪水的治理。

　　考古学上发现的青海民和喇家齐家文化的遗迹为我们了解和认识史前的洪水灾害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喇家遗址位于民和县南端的黄河岸边，所处地域是黄河上游的一个河谷小盆地。在已探查的2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近20座房址，约30座灰坑、3段壕沟、2座墓葬、1个小型广场和1个奠基坑、1个杀祭坑、2个埋葬坑，出土有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及数量较多的玉器。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该遗址发现了黄河大洪水和地震等多种灾难的遗迹，“给人以强烈的震憾，显示出距今4000年前后的齐家文化时期这里曾经发生过重大灾变【6】”。经相关的古环境专家对遗址进行地学考察，在地层中发现了黄河大洪水的遗迹和沉积物。在10号房址内发现经历灾难死亡的人是因为突发的房屋坍塌被砸被压，人骨的非正常姿式和存在骨折等情况都可证明这一判断。除了黄河大洪水遗留的红土沉积，在遗址中也发现有强烈的山洪带来的沉积物，山洪对遗址部分区域的冲击表现得极为明显。地层关系表明，遗址区内先遭地震，后有洪水，洪水形成的地层叠压在地震遗迹和地震塌毁的黄土堆积物之上。喇家遗址的房屋多是利用黄土断崖开凿的窑洞式建筑。喇家遗址处在黄河二级阶地，属于次生黄土层，黄土并不厚实，不大适合建筑窑洞，这也许是喇家先民罹难死亡的一大原因。喇家遗址的年代，大约为距今4000年左右。这一时期正是中原龙山文化晚期，也和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定的夏禹始年(约为距今4070年)较为接近。正如喇家遗址的发掘者们指出的那样：“距今4000年前这个关键时期，黄河大洪水证据的发现，更有其特殊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古史中的洪水传说找到了一定印证”。【7】黄河上游尚发生洪水灾害，中下游的洪水当更加严重。

　　关于尧舜时的洪水，多见于先秦秦汉时的文献。《尚书》载尧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又引述大禹的话说：“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8】”。《史记》也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9】《孟子》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又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10】可见在尧舜之时，黄河等河流洪水横流，泛滥成灾，五谷难以生长，百姓无处存身。尧时的洪水之灾，至少持续有二三十年。并且波及的范围又是相当广泛的。受到灾害最严重的是黄河下游，也就是华北大平原。“下民昏垫”，即是说处在下游的灾民被洪水溺淹致死。洪水的泛滥，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和生活，因此，洪水已成为人们日夜忧虑的心腹之患，人们热切盼望治理的，也成了尧舜政权必须解决的要事，故先后委派鲧、舜、大禹等人去率众治水。

　　传说中最早治水的是共工。共工是一个部族的首领。据说共工部族是炎帝的后裔，活动的区域在今河南辉县一带。这里南临黄河，北靠太行，土地肥沃，水源充沛，适宜农耕。但是到了洪水季节，黄河及其支流诸水经常泛滥，共工部族深受其害。《管子·揆度》载：“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一。”正是对当时洪水弥漫的反映。其首领共工带领部众治水，“壅防百川，堕高堙卑”。【11】大概是采用高地的土石，在低洼的地方修建一些原始的堤埂，以抵御洪水的侵犯。由于这个部族经常治水，积累了不少经验，成了治水的世家，所以古人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12】共工治水有功，深受群众拥戴。

　　尧舜时期，洪水泛滥，帝尧根据四岳的举荐，派鲧去治理洪水。鲧部族的居住地在崇，即今河南嵩山一带。“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13】鲧使用共工部落治水的老办法，用“堵”和“堙”的方式去“障洪水”，即用堤埂把居住区和田地保护起来。“鲧作三仞之城”，【14】但筑堤障水，抵御不了洪流的冲击，结果因治水多年没有成功，被舜殛于羽山。鲧虽然治水失败，但他却为后人积累了经验，他开创的修筑堤坝治水的方法，对后世治理洪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子承父业、专心致志地治理黄河洪水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是被尊崇为治水英雄的大禹。大禹是鲧的儿子。鲧死后，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神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他“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15】禹认真总结了先父的经验教训，虚心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并找到伯益、后稷和共工氏的后代四岳等部落首领做助手，努力探索新的治水办法。他“身执耒耜，以为民先，股无腋，胫不生毛”【16】，带领人民，艰苦奋战，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终于制服了汹涌的洪水。文献记载：“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17】又“浚畎浍而致之川”。由于水土平治，“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18】，扩大农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于是，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反映治水促进了稻作的种植。这都说明水利的兴建，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所以，大禹作为治水英雄，世世代代为人们所赞颂。春秋时人刘夏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矣!”【19】荀子也称颂道：“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20】

　　二、大禹治水的真相

　　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在于他采取了科学的治水方法。据《淮南子·原道训》记载：“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因水为师就是善于根据水流运动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疏浚排洪。水有润下的特性，它要由高处流向低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以往鲧一味采取“障”、堵的方法治水，就是没有充分认识水的特性和洪水运动的规律。而大禹的“因水为师”，正是在汲取前人失败的教训中所获得的新的认识。禹的治水方法，在共工和鲧治水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采用“高高下下，疏川导滞”的办法，【21】就是利用水从高处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把壅塞的川流疏通，把洪水引入已疏通的河道或者洼地、湖泊，然后使之流入大海。史载大禹治水的具体事迹说：“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22】这里的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通川、疏导等方法，都是为了疏浚河道，这正是针对洪水泛滥的根由而采取的正确方略。这样一种方法，一是除去水流中的障碍，二是增多泄洪的去路，人们称为疏导法，又称疏分法。当然在治水实践中也离不开堙塞，在有些情况下，不先加以围堵，也难以实现有计划的宣泄。禹在具体的治水实践中，也吸收了前辈“堙水”、“壅防”的经验。《礼记·祭法》说“禹能修鲧之功”，三国时人韦昭释道：“鲧功虽不成，禹亦有所因，故日修鲧之功。”这说明禹在疏导的同时，也把堙障作为辅助手段，史载禹“湮洪水”、“陂障九泽”【23】，就是将一部分洪水引入湖沼洼地，蓄水滞洪，发挥分洪作用，减轻洪水威胁。禹依靠这种方法，平息了水患，实现了“水由地中行”。【24】洪水全部归槽，威胁得以消除。

　　根据文献记载，禹在治水过程中，根据水的流势，进行了原始的测量，以确定河道的流向。大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25】“准绳”和“规矩”大概就是类似于今天的铅垂线、角尺和圆规之类的测量工具，“行山表木”或“随山刊木”【26】可能是原始的水准测量，它反映了当时大禹肩扛手握测量工具，跋山涉水，率领人们勘测河道，根据水的流势确定河道走向的情景。《周髀算经》载：“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汉代赵君卿注解说：“禹治洪水，决疏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释昏垫之厄，使东注于海而无浸逆，乃勾股之所由生也。”【27】把数学的产生和大禹治水联系起来，说明大禹在治水过程中确实采用了较为科学的测量方法和措施，是对其聪明才智的充分肯定，因此，我国的水利勘测史也是从大禹治水开始写起的【28】。

　　大禹认识了水的运行规律，并在科学测量的前提下确定了黄河河道的流向，与此同时，他提出“因水之性”，“高高下下，疏川导滞”【29】、“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30】的治水方法，即利用水自高处流往低处的自然趋势，顺地形疏通壅塞的川流，把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湖泊及洼地，然后“合通四海”【31】。可以想见，滔滔洪水在平原上肆虐横流，主流所经的河道总是比较宽的，如果能集中力量把这些主干河道疏浚通畅，就可加速洪水的排泄，然后再在两岸加开若干排水渠道，使漫溢出河床的洪水和积涝有可能迅速回归到河槽中来。那必将减轻洪水的威胁【32】。加之将洪水引入湖沼洼地，也滞蓄分担了一部分洪水，就能收到“水由地中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的成效。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先秦文献中几乎都有记载，尤以《尚书》、《诗经》、《墨子》、《孟子》等记载较详，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向来是深信不疑的。当然，由于这一传说来源很早，流传广泛，以致演变为神话，也有许多附会的内容。如《淮南子·修务训》中称禹“凿龙门，辟伊阙”。因此，有人就借此来否定大禹治水的真实性【33】，我们认为这种一叶障目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在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远古时代，把自然力的创造疑为鬼斧神工，附会到以治水而闻名的圣人大禹身上，是很自然的现象，这只能加强大禹治水的传奇色彩，而不能抹煞它的以历史事实为原形的真实性。

　　在黄河中下游沿岸至今还流传有据说是大禹留下的许许多多治水遗迹，如龙门、三门、伊阙等。大禹治水的故事是中国上古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先民的印象中尤其深刻，不但一代代口耳相传，而且还被后人刻金铭石，以垂后世。《吕氏春秋》曾盛赞大禹之功绩：“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34】这说明吕不韦等人在当时已见到不少有关大禹治水的石刻和青铜铭文。郭沫若先生曾在研究了齐侯钟的铭文“成唐(汤)，有严在帝所……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后指出：“由此可知在春秋时代一般人之信念中，确承认商之前有夏，而禹为夏之祖先【35】”。肯定了大禹其人的真实性。最近发现的制作于西周中期随国的“随公盨铭文中，明确记述了禹治河川的事迹。这说明在西周时期，大禹治水的故事曾在民间流传甚广，新发现的金文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先秦文献《尚书》中有多篇记述了洪水和大禹的事迹，如《尧典》、《舜典》、《大禹谟》、《益稷》、《禹贡》等。其中的《禹贡》，按照《说文》的解释：“贡，献功也”，禹贡，就是禹的功绩。据此，周秉钧先生认为，禹平定洪水后，万民安居乐业，史官写下这篇文章，以表扬大禹的功勋，故名之为《禹贡》【36】。总之，上古时期洪水和大禹治水的传说和记述，虽有某些夸张或神化的色彩，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概貌，是大致可信的。

　　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襄汾县东北发现了陶寺新石器时代晚期巨型城址，该城址东靠塔儿山，西临汾河，面积达280多万平方米。经过自1978年以来长达20多年的不断发掘，发现了居住区、墓葬区、陶窑址及手工业作坊等遗址。最近公布的资料表明，已确认了陶寺早期小城、宫殿区和中期小城内墓地【37】。小城内南北长约1000、东西宽约560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小城东部为宫殿区，总面积约6.7万平方米，在该区发现白灰墙皮。晚期宫殿区变为从事石器、骨器制作的手工业作坊区，并显现出强烈的暴力色彩，堆满了累累头骨。陶寺中期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约1500米，面积约为270万平方米，加上被中期利用的小城面积，陶寺文化中期城址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从已发现的墓葬看，已有明显的等级色彩。出土的器物中有陶器、玉器、木器、石质工具和少量铜器，并且还水选出稻谷标本。对于尧舜活动的地望，李民先生认为尧都平阳当在今临汾、襄汾一带，而舜居妫汭当在今山西永济境内，也就是说尧舜活动的地带当在今日的晋南地区。他进而将尧舜所居和陶寺遗址联系起来，并将陶寺遗址的14C年代数据即距今4415±130年——3560±70年和尧舜活动的大致年代距今4300——4100年相比照，实际上认为陶寺遗址应为尧舜时期的城址【38】。从近年来在陶寺遗址发现的城垣及宫殿等遗迹看，从大、中、小三种类型墓葬中反映出明显的阶级差别，而大型墓葬中随藏的玉钺、石钺、特磬和鼍鼓等礼器则是庙堂重器和礼制出现的物证，并且铜器的发现，更是尧舜时期迈向文明时代的标志。总之，有越来越充分的证据表明陶寺城址当为“尧都”所在地，并且尧舜时的都城已具有庞大的规模，有可能已出现了早期国家。

　　包括陶寺城址在内的众多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使古史传说中有关尧舜禹的故事有了较为可信的依托，说明这些传说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发掘陶寺城址时，发现“有迹象表明，这座城址曾一度毁于洪水，而后又经重建【39】”。传说中尧的时代正和陶寺城址的年代相对应，而晋南又是《禹贡》中大禹治水的肇始地——冀州之所在。这为我们认识尧时的洪水和大禹治水的传说提供了新的线索。

　　大禹治水的活动及传说在我国水利史上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经过方法得当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大规模的治水活动，谱写了我国治水历史的第一页，揭开了我国水利科技史的序幕，因此，它是我国水利科技史的开端。《禹贡》中将大禹治水后形成的河道加以记述，被后人称为“禹河故道”，大禹治水中开创的疏川导滞的治河方略几千年以来一直指导着我国的治水事业，是治水方略中的重要内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禹治水中表现的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一直鼓舞着后人与滔滔洪水等自然灾害作英勇顽强的斗争，并成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它的实际意义远远超过了水利本身。

　　由于治水成功，水土得以平定，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并且，在治理洪水的宏大事业中，加强了各个部落联盟的联系和协作，而且也需要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原来由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被以行政区划分的“九州”所代替。也由于治水任务职责的重大和时间的紧迫而赋予治水的领导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都促成了国家的产生。传说中的大禹时代正处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大禹因治水有功被推举为国王。从禹开始，禅让的传统被破坏，禹的儿子启夺得了王位，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大禹治水的传说不但揭示了治水活动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也有力证明了治水活动对国家的产生和文明进步的重大影响。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治水活动不但揭开了中国水利科技史的第一页，也同时揭开了中华文明史的序幕。

注释：

【1】  黄春长：《环境变迁》，第146页，科学出版社，2000。

【2】  黄春长：《环境变迁》，第124页，科学出版社，2000。

【3】  严文明：《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

【4】  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第140～1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  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第9-13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7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7期。

【8】 《尚书》《尧典》，《尚书》《益稷》。

【9】 《史记》卷2《夏本纪》。

【10】 《孟子》卷5《滕文公上》，卷6《滕文公下》。

【11】 《国语》卷3《周语下》。

【12】 《左传》昭公十七年。

【13】 《史记》卷2《夏本纪》。

【14】 《淮南子》卷《原道训》。

【15】 《史记》卷2《夏本纪》。

【16】 《韩非子》卷19《五蠹》。

【17】 《论语》卷8《泰伯》。

【18】 《新语》卷上《道基》。

【19】 《左传》昭公元年。

【20】 《荀子》篇25《成相》。

【21】 《国语》卷3《周语下》。

【22】 《吕氏春秋》卷5《古乐》。

【23】 《庄子》第33《天下》、《国语》卷3《周语》。

【24】 《孟子》卷6《滕文公下》。

【25】 《史记》卷2《夏本纪》。

【26】 《尚书》《益稷》

【27】 《算经十书》，中华书局，1963。

【28】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勘测志》，第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29】 《国语》卷3《周语下》。

【30】 《尚书》《益稷》。

【31】 《国语》卷3《周语下》。

【32】 《中国水利史稿》上册，第41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

【33】  丁文江：《论禹治水说不可信书》，见顾颉刚主编：《古史辩》，第1册。

【34】 《吕氏春秋》卷22《求人》。

【35】  郭沫若：《评〈古史辨〉》，《古史辨》(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6】  周秉钧：《白话尚书》，第36页，岳麓书社，1990。

【37】  何驽等报道：《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

【38】  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

【39】  王巍：《自然环境变迁与史前文明演进》，《光明日报》，2003年2月11日。

文章来源：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张居中先生等在《舞阳贾湖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载于《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史初时期，整个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或为稻的栽培区，似乎始终未曾作为单纯的粟黍类栽培区而存在”的看法。在1997年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农业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提交了《中国新石器时期粟稻混作区简论》[1]一文的摘要，但未作详细的讨论。本文则反映了几年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一

　　黄淮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早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开始在这里活动、繁衍。到新石器时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大主干序列。按照地域划分，有陕西省境内老官台—半坡（仰韶）—陕西龙山文化序列、河南境内的裴李岗—仰韶—河南龙山文化序列、鲁皖苏交接地带的北辛—大汶口—典型龙山文化序列[2]等。随着人类活动的南北交流、东西互动，这些各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特点。粟作和稻作生产技术的交流及粟稻混作区的形成，也正是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旧石器时代，较典型的文化遗存有早期的陕西蓝田、中期的陕西大荔、偏晚的河南南召、晚期的河南安阳小南海等代表性遗址，黄淮之间的广阔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

　　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又明显呈现早、中、晚三个阶段。陕西序列早期以老官台文化为代表，该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中部的关中平原和汉水上游流域，中心遗址位于黄河中游陕西华县老官台村遗址。早期河南序列，以裴李岗文化为代表，同类文化有数十处遗址，大部分遗址分布在黄河以南的豫中地区，以后这一文化发展为仰韶文化。早期文化的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以北辛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泰沂山区的南侧及西侧的湖东山前平原地带。

　　新石器时代中期该区域内三个文化序列继续发展，从而形成以仰韶半坡文化为代表的陕西序列，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河南序列，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中期陕西序列以半坡遗址为代表，农业生产方式多样，既有“点耕法”，又有“刀耕法”、“耜耕法”。仰韶文化前后持续2000年之久，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支主干。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平原和陕、晋、豫交接地带。中心遗址位于黄河中游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中期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鲁中南、苏北地区。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在中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并迅速传播到南北各地，在该地区形成了陕西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典型龙山文化序列。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的渭水流域。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晚期以典型龙山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包括山东的全境、江苏和安徽的淮河以北地区。

　　综上可知，广袤的黄淮地区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石器时代南北文化的繁荣和相互交流、相互吸纳，为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奠定了丰厚的社会基础。

二

　　大致位于黄淮之间的粟稻混作区地貌类型多样，以平原为主，平原中有许多山脉分布。水资源丰富，地上河流由西向东顺地势向北、东、南辐射状分布，多达1000多条，由黄、淮及其支流连接成错综复杂的庞大网络。太行山东麓有大型“地下水库”之称，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这就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在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中受内外地质营力作用，加之河流的冲击、切割作用，本区地貌十分发育，河流阶地、山前洪积冲击扇、山间断陷盆地等多种地貌类型分布很广。山间盆地四周的高山遮挡了恶劣气候的侵袭，又靠近水源。早期人类在此生活，以狩猎为主，依赖采集谷物为食，并学会了使用火，进入了原始的火耕农业阶段。

　　进入到全新世，冰期与间冰期交替，从而引起了频繁的升温、降温事件发生，引起了对气候反应敏感的南北动物群之间的迁徙，在该地区形成了南北动物群之间的过渡地带。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走下山麓，选择平坦、宽阔的河流二级阶地上建造房屋，定居下来，形成了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聚落，种植以粟为主的农作物，农业发生了采集阶段到种植阶段的飞跃。狩猎经济在生活中退居次位。距今7000年左右气温更加明显转暖，湖沼增多，动物群和植物群落中有更多的南方成员。这为稻的生长提供了可能的气候条件，人类为适应这一变化，开始由单一的粟作农业转向以粟作为主，兼种植稻的混作农业。并开始饲养食草家畜，丰富了食物的来源。全新世以来，该地区气温总的来说是高于现在的，从距今7000年开始，进入第四纪大暖期，气温升高，“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的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2°左右”。因此新石器时代该地区的平均气温应该在14°至18°左右[3]。气温相当于现在的江淮地区。黄河流域的自然景观与现在长江流域相当；淮河流域类似现在江南地区。因此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下，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综合以上对该地区一些遗址花粉的抱粉分析，可以判定新石器时代以来，随着温度的变化，这里既有广泛分布在北方的温带落叶针叶林，还有分布在亚热带的阔叶林及热带常绿林的某些树种；植物群落中既有适应北方干冷气候的耐旱植物花粉，又有适应南方暖湿气候的湿生藻类植物花粉。它们在此地的共生，表明该地区是南北两大植物种群的过渡地带。动物化石中既有现在在该地区常见的温带动物群，也发现一些对气候反应极其敏感的亚热带动物，如中华竹鼠、亚洲象、扬子鳄都有生存的迹象。这也表明该地区是南北两大动物群的过渡地带。

　　一般来说，当气温升高，我国东部的东南季风作用会加强。“在新石器时代，春雨伏旱与春旱夏雨的分界线仍然停留在淮河一线。但是气候比现代湿润”[4]。降水量在同一地区高于现在，而其水文特征之一是河流径流量的增加和平原内部洼地蓄水面积的扩大，从而形成湖沼的扩张。湖沼对于调节河川径流，改善平原地区气候环境，发展农业经济，也起了重要作用。根据文献记载和钻井资料分析，历史上该地区有大量湖沼存在。在今修武、郑州、许昌一线左右的黄河古冲击扇平原，据历史文献记载有圃田泽、荣泽、崔苻泽等，形成于更新世末期，由古黄河冲击扇的前缘地带，扇前地下水溢出在低洼的地带停滞而形成。另外在今河南蹼阳、商丘、山东菏泽一线以东地区，有大野泽、菏泽、雷夏泽及孟诸泽。该地貌单元，大致在早全新世黄河冲击扇前缘与中全新世黄河冲击扇前缘之间。这些湖沼地带，由于处在河流冲击扇前缘或河间洼地的地理位置，长期受河流泛滥所带来的泥沙填充，形态通常较为平浅，水草茂密，湿生动物如麋鹿之类大量生长繁殖。又如半坡遗址发现了大量泥炭层，表明那时也有湖沼存在。平坦卑湿之地和近山沼泽，稍加整治，便成为种植水稻的良田。

　　《尚书·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并对九州的土壤进行了分类，鉴定了各种土壤肥力。这部书的成书年代虽有争议，但多数学者都认为“其中保留了夏代的资料，十分珍贵”[5]。因此《禹贡》也为我们了解史前生态环境，尤其是土壤状况提供了较可靠的文献依据。书中记载豫州（今河南）“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这里有黄河、伊河、洛水、瀍水、涧水等纵横交错。大的湖泊有荥泽、菏泽和孟猪横亘。其间，这里的土壤为黄河冲击形成的次生黄土，而“坟沪”为黄土下的底层土，宜于农耕，因此土壤品质被定为“中上”级。可见豫州的水利条件和土壤条件均较为优越，加之如上所述气候较今温暖适宜，不仅适合粟的种植，也适宜水稻的栽培。《禹贡》对雍州记载道：“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原隰底绩，至于猪野……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古雍州为陕西大部，也包括今山西、甘肃南部等地区。位于黑水和黄河之间，北部有弱水、沮水、沣水贯穿渭水南北。这里不但有宽广的平原，也有大片湿地，并且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土壤属上佳的原生黄土，和豫州的情形大致一样。人们尽可因地制宜栽培粟稻作物。可见当时黄淮地区土壤状况虽然各异，但土质优良，因此具备了“地生五谷”的土壤条件。覆盖黄淮地区的土壤，大部分可以归为一种沉积土壤，即常说的黄土。黄土层内有毛细管状组织，渗水性强，不易蒸发、风化，并含多量的氮、磷、钾、铁等物质，土壤剖面深厚，因此是多种农作物生长的温床。

　　黄淮地区处在中国南北的过渡地带，是南北方两个相邻植物群落之间的交接带，即是今天环境考古学者所指称的“生态过渡带”或“生态脆弱带”。“生态过渡带生态界面活跃，对于环境变化的反应比较敏感”[6]。不同地貌单元及生物群落的界面地带，结构往往比较复杂，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共生于此，种群密度大，生产力水平较高。从环境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粟稻共存，是过渡带边缘效应作用的结果。

　　因此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在沿黄河以南伏牛、熊耳、嵩山山脉东麓洪积冲击扇与太行山东麓洪冲击扇地带及山脉间盆地，都留下了人类居址的痕迹。再加上适宜的气候条件及土壤、地形、径流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生态环境，促使原始农业及粟稻混作区开始形成和发展。

三

　　南稻北粟是中国传统的农业布局，这反映了这两种农作物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它们的差异。粟属抗旱作物，适宜在北方干旱气候中成长。根据考古材料，新石器时代黄淮地区主要粮食作物是粟。由于粟是一种生存能力很强的作物，在今天的海南及台湾等地区也有栽培。

　　据统计，新石器时代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都有粟的发现[7]。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渭河地区已经开始栽培粟了。在该区域中发现最早的是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的一些遗址中粟的出土，在另外一些新石器时期早期河南许昌丁庄遗址、新郑沙窝李遗址、陕西临潼白家等都有粟的发现。

　　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中，粟发现数量较大。粟粒散见于住房、窖穴和墓葬等处。另外在该类型文化的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灰坑内发现有粟，并出土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磨棒等工具，说明粟在当地的种植已经有了一段时间。陕西柳枝镇泉护村遗址，房址炉灶草木灰内发现有粟壳。彬县下孟村圆形带状灰坑内发现有粟外壳残留。宝鸡福临堡遗址、元君庙遗址都有粟出土。在陕西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对一个灰坑内的灰土进行灰像分析，经过与现代水稻的灰像与湖北枝江关帝庙遗址的水稻灰像进行对比，可以确认为水稻。H35中，出土的一种禾本植物进行灰像分析，认定是粟。因此可以判断，当时该地区是既种稻，又种粟的。

　　河南龙山文化洛阳王湾遗址有粟遗存，同类文化汝州李楼遗址也有粟粒出土。

　　大汶口文化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有水稻壳痕迹和粟粒。尉迟寺遗址红烧土块中，有大量掺入稻壳、稻草的痕迹，并见炭化粟颗粒。与此同时，在一个探方的大汶口文化4～8层中分别进行采样分析，发现均有水稻壳和粟壳硅化表皮碎片的存在。另外，通过对另一个探方的土样分析，显示出了大汶口文化阶段的粟，在农作物中所占的比例明显大于稻。而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稻所占的比例又明显大于粟。这说明，在该地区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稻的种植得到了进一步推广[8]。

　　根据以上粟出土材料的列举，我们可以看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淮地区就有粟种植，到了中期，种植面积扩大，收获数量增多。逐渐成为该地区人类的主要食物。但同时在河南贾湖遗址也发现仅有稻而未见粟，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安徽尉迟寺遗址出现了粟稻共存现象。稻属喜湿作物，适宜生长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即秦淮一线以南。1993、1995年在长江中下游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距今1万年前后的栽培稻植硅石和稻谷以及野生稻遗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此外还有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和李家岗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等40余处位于南方地区的稻作遗址[9]。然而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除了上述几个遗址外，在山东半岛和黄淮等地区也相继有稻谷遗存发现。

　　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的西乡何家湾、李家村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发现有稻谷印痕，是陕西境内最早发现的，也是目前发现稻的最西线。另外在户县丈八寺、华县泉护村等遗址，也有稻壳的遗迹。在甘肃庆阳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完整炭化稻米，这是目前所见的分布在最北部的古栽培稻标本[10]。

　　如前所述，在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既有稻、又有粟的灰像。这证明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汉中及关中地区均种植水稻。

　　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大量炭化稻和稻壳印痕。对水稻扇形硅酸体的形态研究，判定尚处于籼粳分化，以粳型特征为主，具有原始特征的原始栽培稻。该结论后经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得到肯定。例如在对人骨中碳13的研究中，发现贾湖人食物主要来源于碳3型（稻）植物，而非碳4型植物（粟黍类），证实当时该地区的人类“主要栽培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偏粳形稻”，也同时证明他们“获取植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稻作农业”[11]。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一块陶片上发现有稻谷痕迹，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首次提到，后由两位瑞典植物学家艾德曼和苏德贝格采用灰像法得出结论是栽培稻壳。这是黄淮地区发现稻的最北线[12]。

　　此外，在河南洛阳西高崖遗址的草拌泥的胚胎上有较多稻谷印痕；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一块木骨泥墙的红烧土中，发现稻叶、稻杆和稻粒的印痕。在三门峡交口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时期的水稻籽实与粟同时被浮选出来[13]。从理论上讲，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和形式与其作用的农作物的种植、收获特点有关，也反映了文化传统。朱乃诚先生曾指出：“贾湖遗址属于原始稻作农业，但生产工具却与粟作相同。也许是表明了在相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原始农业工具有相同的特点，也许是反映了贾湖类型分布区域的淮河上游地区在当时可能是原始稻作与粟作农业进行交汇地区。只是粟作农业遗存尚未发现”[14]。实际上，这正反映了处在粟稻混作区人们进行农业生产技术交流的情况。江苏淮北高邮龙虬庄新石器

　　时代遗址，水选淘洗出炭化稻千余粒，对出土稻粒进行形态鉴定，第4层与现代稻相似，第6、7、8层处在野生稻向栽培稻的过渡阶段。又经过对遗址中的水稻植物蛋白石形状分析，确认大部分是栽培粳稻。这也证明了该地的人们从无意识采集野生稻，对其可栽培性有所认识，到有意识选择落粒性低、颗粒大的稻种进行栽培的过程[15]。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河南境内的各个文化遗址中，陆续有稻出土，如河南汝州李楼，T5第4层发现1粒稻米，第5层发现43粒，第6层发现53粒；河南禹州严寨，出土大量半炭化稻籽、稻壳；河南驻马店杨庄，在标本层位中采集到大量水稻植硅石，故认为此时杨庄水稻种植已成规模[16]。此外，在山东省栖霞杨家圈、江苏省连云港二涧村、赣榆盐仓城、安徽省固安濠城镇等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存[17]。从上可以看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到中期的仰韶文化，再到晚期的龙山文化及大汶口等前后相承的文化中，黄淮地区经历了一个从采集野生稻、开始种植稻到大规模种植稻的过程。这也说明中国“南稻北粟”的传统农业布局已开始形成，但似可更加精确的表述为：南方以稻为主，北方以粟为主，而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粟稻作物的混作区。

四

　　粟稻混作区的出现最早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资料显示，在老官台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常常见到这两种作物，这说明至少距今70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开始种植粟了。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仰韶文化的大部分遗址都有粟作物的出土。在有些遗址，不仅有粟遗存，还发现了用于谷物加工的粮食加工工具，说明粟在该地区的种植已经历了一段时间，产量也较大。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们对该作物特性认识的深入，以及人口增长对食物需求量增加等原因，粟的种植已经遍布整个黄淮地区了。龙山文化时期的诸多遗址都发现了粟作物遗存。此时我们又在淮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安徽尉迟寺遗址也发现了粟，并且通过分析发现此时粟的种植比例大于稻的种植比例，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已经向东南扩展。在该遗址叠压于大汶口文化层之上的龙山文化层中，农业种植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稻的比重大于粟，说明稻的种植范围呈现扩大的趋势。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该地区粟在史前的种植情况：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下游的人类无意识地采集野生的粟作为食物来源，随着对其特性的认识加深，人类开始有意识的种植粟。并逐步完成了采集农业向种植农业的飞跃。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黄河中下游粟已成为人们主要食物，人们制作出谷物加工工具，对收获的大量谷物进行再加工。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继续向东、向南扩展，到达淮河下游地区，在那里与广为种植的稻作物一起，共同丰富了人们的食物来源。

　　根据近几年的考古资料，新石器时代北方也种稻。该地区最早见于在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稻的出土，并且呈现出栽培特征，明显有别于野生稻，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稻已在该地区种植。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李家村、何家湾遗址也有少量稻出土，是此时关中平原有稻存在的证据，只是很多尚无法判断其属栽培或野生性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了野生稻与栽培稻的共生现象，并且栽培稻的比例大于野生稻，反映了该地人类不仅种植稻，而且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新石器时代中期，在渭河流域的一些遗址发现稻遗存，黄河流域也有较多数量的野生和栽培稻，这时稻和粟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主要食物。新石器时代晚期，淮北地区有较多处遗址发现稻遗存，另外在整个淮河上游的范围，稻已经广泛种植了。尤其是此时期，在关中平原的扶风案板炭化稻的出土，证明了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关中地区一直把稻作为人们的食物。因此种植稻的先后顺序大致如下：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大暖期的到来，在淮河上游的舞阳贾湖，人类经历了一个认识稻特性并采集食用的过程后，逐步开始种植稻。当然，也不排除由南方地区传入的可能。陕西关中平原和中原地区在稍晚也开始食用稻。淮河下游的苏北的淮北地区，人们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稻了。稻的传播路线在该地区呈现出逐步向东扩展的趋势。至于其中的传播路线和交流关系，还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

　　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两种作物伴随着农业的产生而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它们沿各自的轨迹传播扩展，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两条轨迹在黄淮地区重合，形成了独特的交汇区特点，即既有粟作、又有稻作的两种作物的混作农业。根据以上对粟、稻出土考古标本分析，结合各个作物出土地点的地理坐标，基本可以划定粟稻交汇区较为具体的地理范围：东起山东日照，西迄陕西扶风案板和西乡李家村，南到河南淅川黄楝树（111°28′；33°3′），北达河南渑池仰韶村（111°47′；34°50′）。如果将属于海洋气候的山东半岛除外，那么新石器时代的粟稻交汇区的范围在北纬33°～35°，东经107°～120°之间。当然，对粟稻南北传播路线的分析和粟稻混作区的划定，只是我们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等所作的初步结论，由于考古发现常常带有偶然性色彩，以上结论并非定论。更为确切的结论的给出，还待于更为充分翔实的考古发现。因此，我们在本文开头，给出了较为宽泛的粟稻混作区的地理范围。

　　黄淮地区粟稻交汇的过渡地带，它是南北文化交流互补的重要场所。“南北交流，最重要的就是粟与稻的交流，代表北方粟文化与南方稻文化的交流”[18]。正是各地农作物互相交流，从而在文化、经济上相互影响，“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能推动了较落后的地区”[19]，促使农业得到了发展。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南北文化和生产技术交流的重要成果。它不但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这一地区社会文明的进步注入了活力。

　　混作区的出现，应是中国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一大特征。正是粟稻混作区形成独特的发达的农业文明，引起了连锁反应，从而推动了该地区生产力快速的发展，因此作为人类文明重要标志的铜器的出现、城市的兴建、文字的发明均最早出现在这一区域。也正是粟稻混作区所创造的高度文明奠定的基础，取代氏族组织的国家政权才最先在这里诞生。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可见，原始农业文明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注释：

[1]王星光：《中国新石器时期粟稻混作区简论（摘要）》，《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2]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期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3]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4] 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5] 李民、王健主编：《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5页。

[6] 宋豫秦：《生态过渡带之人地关系当议》，载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

[7]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8]安志敏：《大河村炭化粮食的鉴定和问题》，《文物》1981年第11期。

[9]朱乃诚：《中国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

[10]张文绪、王　辉：《甘肃庆阳遗址古栽培稻的研究》，《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11]任　重等：《淮河流域稻作起源再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12]黄其煦：《关于仰韶遗址出土的稻谷》，《史前研究》1986年第1期。

[13]魏文涛等：《三门峡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14]朱乃诚：《中国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

[15]李民昌、张　敏：《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16]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17]陈文华：《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附表，《农业考古》1989年第2册。

[18]游修龄：《中国稻作起源》，《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

[19]吴汝祚：《农业与文明》，《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

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一　生态交错带适应的一般模式
    生态交错带(ecotone)，简而言之就是两个生态带（一个生态带就是气温、降雨量、生物学特征相似的区域）的交汇地带。典型的生态交错带包括河流的入海口（淡水与海水交汇的地方）、海岸带（陆地与海洋交接的地方）、森林与草原交错的地带。生态交错带的一般特点是兼有两个生态带的生物类型，它们混合分布，因此物种的多样性更加丰富。当然，不是所有的生态交错带都意味着多样性的增加，比如从温带落叶林向针叶林逐渐过渡并不见得有更高的多样性⑨。但即便如此，对于有机体而言，生活在生态交错带中，也意味着它们可以很方便地向不同的生态带迁徙。生态交错带的概念不仅仅具有生物学的意义，在文化生态学中，两个文化带的交接地带也是一种文化上的“生态交错带”，通常是观念与物品交汇的区域，往往更有文化创造性⑩。燕山—长城南北地区正好处在温带森林与草原交错分布的地区，是典型的生态交错带。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它处在中原粟作为主的农业文化与东北以渔猎为主的狩猎采集文化这两大文化系统之间，因此也是一个文化上的“交错带”。
    生态交错带的优点是资源多样，它的机会成本则是资源的不稳定性强。生态交错带对于气候变化最为敏感，这种变化的表现形式不仅仅是有机的，如动植物组成的变化，而且还包括无机的部分，如土壤的改变。与此同时，变化还体现在空间与时间的波动上，比如在燕山—长城南北地区，随着草原植被为温带森林替代，我们可以看到生态交错带的边界向北迁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生态交错带中，这种变化相对于非生态交错带地区而言是非常频繁的，这尤其表现在短周期的气候事件上。就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而论，年降水变率在20%左右，连续旱年不断发生(11)，因此资源的稳定性，或者说可预测性比较低，这无疑会影响人类的适应。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交错带的资源不稳定性对于采用不同生计方式的人群来说影响是不同的，人类可以采用的适应策略也不尽相同。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他们应对食物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基本策略包括提高流动性、增加储备、扩大食谱（比如利用水生资源）、增加群体之间的交换（或者说依赖盟友）(12)，还有强化利用某些资源(13)。当然，这些策略并不是可以同时使用的，而且在不同情况下，主要的适应策略可以有所区别。再者，在策略的选择上还有难易程度的区别。也就是说，狩猎采集者首先会考虑提高流动性，最后才会考虑强化。提高流动性最简单，即狩猎采集者扩大资源搜寻的范围，其前提条件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扩展，但极限是人类步行一天的范围是有限的。增加储备意味投入更多的劳动，而且只能在某个季节进行，尤其是在温带地区(14)。利用水生资源对技术的复杂程度有更高的要求，如捕鱼的工具（渔舟、渔叉、渔网等）。依赖盟友则要付出地位降低的代价，也需要以社会复杂性提高为基础。最后，强化利用某些资源，比如利用一些有毒的植物，需要花大量的劳动去除其中的毒素；或者利用小种子植物果实意味繁重采集与加工工作。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策略之间还有互相矛盾的一面，比如说强化利用一地的资源，就意味着流动性必然减小。因此可以预测，在生态交错带中应该可以看到这些策略的运用，其频率和程度都应该大于非生态交错带中的史前人群。
    而对于从事食物生产的人群而言，可以预见的风险减少策略首先应该是生计方式的多元化，这样可以避免把所有的劳动投资集中在单一的生计方式上。比如农业，一旦农业失败，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对于食物生产经济而言，由于产量与消费都是一定的，增加储备是不可能的，除非扩大生产规模，这反过来要求增加劳力；食物生产要求生产者关注生产对象，如农作物或是牲畜，提高流动性并不会增加食物来源，相反会影响食物生产；由于食物生产本身就是在强化利用某些资源，所以和狩猎采集者相比，食物生产者的应对资源风险的策略就只剩下生计方式的多元化（也就是扩大食谱的延续）和扩大资源的社会来源（即依赖盟友的延续）。扩大资源社会来源的策略有两个：一是交换，通过专业化的生产提供对方不能生产的产品，就像在农业发展起来之后，有些依然保持狩猎采集的群体发展成为专业的狩猎采集者，他们用猎物、皮毛或是蜂蜜等去和农业群体交换他们所需要的生活物资。同样，某些食物生产者可以发展成为畜牧群体，向农业群体提供牲畜，他们与农业群体建立起一种共生的关系。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劫掠，尤其在社会组织复杂化之后，组织劫掠成为可能，劫掠的收益是非常明显且诱人的；劫掠者除了可能获得需要的生活资源，还可能获得宝贵的劳力，而且无需付出前期的抚养成本，可以直接投入到扩大生产规模中去。当然，劫掠并非没有成本，但是就社会上层而言，收益要远大于成本。因此，我们预测生态交错带食物生产者在依赖多元化的生计方式的同时，会寻求扩大生产规模。与此同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他们的生计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与稳定的农业群体形成共生关系，或者通过战争劫掠增加收益，从而避免资源不稳定的风险。
    一般来说，社会变化有复杂化的趋势。劳动专业分工、社会分层、组织水平更高的社会在应对适应风险方面能够更加有效，不仅仅因为其劳动效率更高，而且可以通过社会内资源再分配来减少风险。当然，这个过程也并非没有成本，社会分层加剧也带来社会矛盾的激化，增加战争的机会。而且一个社会往往不断通过政治、经济制度来规范社会组织，还可以通过道德观念、礼仪、意识形态来强化它。因此，减少适应的风险也促进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考古学研究需要寻找相关的考古证据来证明这些策略的存在与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一开始对出土器物的关注，逐渐发展到对聚落形态、动植物遗存的关注，进而对器物的装饰主题发生兴趣；在利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的同时，中国考古学研究特别侧重于史前经济形态的研究，具体说来是重视器物中的工具组合，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尤其如此。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以今天的认识水平检视以往的材料，总会遇到材料的某种缺乏。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现在不能开展研究，不能获得直接的信息，获得间接的信息还是可能的。比如判断流动性，当一个文化流动性强时，则器物可见大范围的一致性(15)；还可以根据器物的重量、结构等特征是否适合流动性生活加以判断(16)。考古学家的工作本来就是解译考古材料(17)，所以从考古材料中寻找必要的信息本身就是考古学家必须做的工作。

    二　史前文化适应方式的转换
    现在中国北方温带森林与草原的生态交错带是一个从东北到西南走向的生态过渡带，它和季风深入内陆的边界密切相关，因为季风能够带来降水。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位于这个生态交错带的东部，其中部为内蒙古中南部一带，西部在鄂尔多斯到陇东一线。相比较而言，东部生态交错带较宽，可达数百公里，东西走向，南北波动，其南界波动较小，北界波动较大，愈靠近东部愈稳定(18)。

图一　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

    这个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已比较清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先秦时期的文化框架已基本构建起来，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图一）。当然必须承认，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是考古学家为研究的目的而定义的，它的依据是考古遗存组合的时空分布特征，至于是否有族属的意义，目前还不能肯定。比如某一先秦时期的族属很可能不只有一种生计方式，有些人群可能操持农业，有的人群可能以渔猎为主，因此简单地在考古学文化与生计方式之间划等号是有问题的。考古学文化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它包含了古代人类留下的所有遗存，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有关适应方式的材料。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家的研究单位，它是考古学家对史前人群的划分，这是一种综合的划分，和我们现代通过族属、语言、血缘、经济形态等等进行的划分不能对等。这个概念与人群的对应只是相对于定居或相对定居的小型社会而言(19)，超越了这个范围就难以成立，而我们研究的燕山南北地区的史前文化正好属于这个范畴，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就有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一）旧石器时代晚期前段的适应辐射
    在旧石器晚期前段，整个中国北方的文化有了飞跃性的发展，除石器技术的进步之外，还出现装饰品、骨角工具、长距离交换来的物品等等，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社会交往范围随之收缩(20)，地区性的文化开始形成。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至少四种适应模式：即水洞沟模式、峙峪模式、山顶洞—东方广场—小南海及小孤山模式。和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相关的是后两种模式，山顶洞—东方广场—小南海模式是对温带森林环境的适应，其石器组合比峙峪组合还要多样，更不规整，它主要是一种以植物采集为主的狩猎采集生计形态。相比而言，小孤山模式的工具组合出现渔叉，体现出一种对滨水环境的适应，这样的适应模式往往有更好的稳定性，即在一个区域可以居留更长的时间(21)。从四种模式的分布来看，随着环境趋向湿润，生计内容由以动物狩猎为主逐步过渡到多元的狩猎采集（峙峪模式更强调狩猎，山顶洞—东方广场—小南海模式更强调采集），再到利用水生资源的狩猎采集(22)。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处在两种适应模式的交接地带，目前这个地区旧石器晚期前段的遗址主要分布在燕山南麓，以山顶洞和东方广场遗址为代表，其中东方广场的材料保存较好，文化遗物可以拼合，地层中还保存有树叶；工作比较充分，四分之三的标本都有三维坐标（有的标本过于细小未进行测量）。遗址的上文化层发现两处、下文化层发现四处用火遗迹，在其周围发现密集的石制品与动物遗存。出土的脊椎动物化石包括原始牛、斑鹿、蒙古草兔、安氏鸵鸟、雉和鱼，既有林缘动物，也有草原、荒漠和水生动物，反映了多样的资源条件。石器组合中工具所占比例为4%（共计46件），其他为石片和碎屑，是一种石片为主的工业类型；另有411件碎骨被鉴定为骨制品，其中64件被定为工具(23)。从器物类型的分化来看，还不是很明显，除圆头刮削器（或称端刮器）之外，没有旧石器晚期后段功能稳定且明显的器类，如细石核、细石叶、琢背小刀、精致修理的尖状器、石镞、锛状器等等。也不像水洞沟模式那样发展标准化的长石片，体现一种更高流动性的生计方式(24)。它和峙峪模式最为相似，但缺乏相对数量丰富且对象突出（主要以野马、野驴为主，以牙齿统计最少代表208个个体，野驴的乳齿还有400余枚）的动物遗存(25)。同样这里也没有看到如小孤山那样专业的渔猎工具，所以说这个时期的人类适应是一种以采集为主的多元狩猎采集经济。
    燕山以北区域发现的旧石器晚期前段的遗址包括承德四方洞（碳十四测年距今27880±510年）(26)和喀左的鸽子洞(27)，目前年代尚存争议，材料较少，工作年代又较早，此不赘述。
    （二）旧石器晚期后段细石叶工艺的产生——强化的开端
    旧石器晚期后段中国北方的石器技术特征是以细石叶工艺为主，在燕山—长城南北地区也不例外，主要的遗址有玉田孟家泉、昌黎淳泗涧、滦县的东灰山、凌源西八间房等。细石叶技术是一种减少生计风险的策略(28)，代表高度流动性的生计，它还可以说是流动性狩猎采集生计的巅峰，它的形成是为了适应末次盛冰期前后资源的变化。根据古环境的重建，它应起源于华北地区，因为末次盛冰期前后，华北地区的生态条件与文化背景最利于细石叶工艺的产生(29)。具体来说，旧石器晚期，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人类经历了一次适应方式的挑战。随着末次盛冰期的来临，从前人们适应的资源分布变得日渐稀疏，而对于新的资源人们还没有适应。在狩猎采集条件下，人们首选的策略就是提高流动性，扩大寻找食物的范围，因此他们需要一套轻便的、能够应对多种状况或者说不确定性的工具组合。细石叶工艺正好能够满足这个需求，其极轻便且标准化，可以镶嵌于骨角用作矛、刀、箭头等，而细石核本身还可作为多用途的工具，所以说细石叶工艺是一种适应高流动性的技术。值得注意的是淳泗涧(30)、东灰山(31)出土的细石核多仅指甲大小，石叶疤只有两三毫米宽，其生产的细石叶很难镶嵌用作边刃，可能用作渔叉、鱼钩等工具上的倒刺。如果这个推断成立，我们可以认为此时人们扩大了食谱的范围，和小孤山的渔叉相比(32)，这种镶嵌了细石叶倒刺的工具可以刺杀更小的鱼。这种格外细小的细石核不仅发现在这一地带，苏北、鲁西南地区也有较多的发现。
    显然，在旧石器晚期后段，燕山—长城南北地区整体上并没有显示出生态交错带的特色，它和整个华北地区一样使用细石叶工艺，频率和技术上的差别也不明显。应该指出，末次盛冰期前后，生态交错带的位置并不在燕山—长城一线。按周廷儒等对虎头梁融冻褶皱、冰楔的研究，华北末次盛冰期，当地降温幅度10-11℃，比欧美同纬度地区大(33)。吴海斌等研究认为，北方末次盛冰期时沙漠向南扩展至北纬36度，向东达到东经125度地区(34)。把这些研究结果和现在气候相对比，可以推断出生态交错带的范围大概在秦岭—淮河一线，现在这个地区年均气温15℃，而燕山—长城地区北部边界年平均气温大约5℃，与周廷儒等的推断大体吻合。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秦岭—淮河一线同时也是细石叶工艺在我国东部地区分布的南界，同时还是末次冰期时披毛犀—猛犸象动物群的分布南界，也正是这个生态交错带的南移，因此推断细石叶工艺起源于华北腹地(35)。简而言之，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在末次盛冰期结束之前，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交错带。
    随着末次盛冰期的结束，气温回升，在距今9000年前后，气温已和现在差不多(36)，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的生态交错带逐步形成。这个升温过程对史前人类生态环境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这个过程中还包括像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这种迅速的气候波动(37)、海平面上升导致的人类生存空间的缩小(38)、植物的替代(39)、动物的绝灭(40)、季节性的增强(41)等。与此同时，人类在旧石器晚期后段已经扩展到美洲，地球上适合人类居住的大陆都已为人类占领，人类无法再以人口扩散来降低人口的压力。再者，由于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有一定的限度，即人类在没有畜力帮助的情况下，每天步行的范围是有限的，人类需要新的适应策略来应对生存的压力。文化系统面临的内外压力不是在所有地方都是一致的，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这样的生态交错带受到的压力最为明显，人类的适应策略也比较清楚。
    北京地区东胡林和转年遗址的发现印证了人类适应方式的转变，这就是人类开始强化利用一些资源。当然，对狩猎采集者而言，强化并不是晚更新世末独有的现象，旧石器时代晚期西亚就出现对小动物的强化利用(42)，全新世中北美的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每当遇到资源危机就开始强化对橡实的利用(43)，利用橡实需要大量的时间淘洗其中的有毒成分，和利用小动物一样，人类付出的劳动与收益之比下降了。基于每个地区的文化与环境状况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不一样。北美印第安人通过资源的强化利用度过暂时的资源危机，而西亚最后不得不转向食物生产。转年和东胡林遗址出土陶石容器，就是资源强化利用的标志，它们很可能用于加工比较费时的植物，比如有毒的果实、小粒的种子等，东胡林遗址的磨盘与磨棒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东胡林的陶器、磨制石器、墓葬以及遗址中多种类物品的出土(44)，都是流动性降低的标志。陶器非常不适合流动的生活，磨制石器是一种冗余设计，除非在一个地方居留时间较长，否则投入大量劳动去把石器磨光是不划算的(45)。遗址中物品丰富多样表明人类居留的时间长，人类在一个地方居留时间愈长，从事活动的种类必然愈多遗存的种类也比较多样(46)。流动性降低意味着利用资源的空间范围减小，所以要强化利用某些资源。当然，史前人类的应对策略是灵活的，东胡林和转年细石叶工艺的存在表明，这里可能存在性别的分工，男性出外狩猎，如同务农的瓦皮顿(Wahpeton)印第安男人每年春秋两季仍要外出狩猎(47)。如果东胡林、转年遗址那个时代的男性也是如此的话，他们就仍然需要一套适合流动的工具组合。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当然不是惟一发现强化利用资源证据的地区，往西的泥河湾盆地的于家沟、马鞍山等遗址发现了陶器、灶址等(48)，可以认为处在生态交错带的范围之内。强化利用是食物生产起源的第一步，但还不能说必然导致食物生产的起源，相关的条件如合适的物种、初始的文化条件等都与之密切相关，我曾有专文讨论(49)。
    （三）从狩猎采集到食物生产
    食物生产指人类在利用自然食物之外通过人工干涉的手段如照料、种植、驯养而获得食物，包括最初阶段的照顾野生作物、园圃农业、简单的烧荒点种等，有时候跟狩猎采集难以严格区分，或者说是农业萌芽阶段的形态。相比而言，农业是指通过耕作、种植、灌溉、收割等一整套方法生产所需资源的生计方式。为避免混淆，本文以食物生产指代早期农业形式。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进入全新世之后，末次盛冰期时不适合狩猎采集者生存的干草原为森林草原交错带所替代，东部的沙地在全新世最适宜期完全消失(50)。环境的改善为史前人类提供了新的生态空间，这片曾经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又可以为人类利用了。更有意义的是，在采用了食物生产这个适应策略之后，人类开始按自身的需要建立生态系统，有了新的生态位。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转换开始于燕山以南地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转年、东胡林与泥河湾盆地诸地点，但是随着新的生态空间的扩展以及食物生产生计的形成，燕山以北地区似乎成了中心区域。兴隆洼文化的主体也是在燕北地区，燕山以南为东寨类型，稍晚的上宅文化还属于燕北系统。从晚更新世之末的燕山南北一体化到全新世南北分化，早于兴隆洼文化崛起的镇江营一期属于另一个系统(51)，它与磁山文化、北福地甲类遗存、后岗文化构成一个系统。当然从转年、东胡林等遗址到兴隆洼文化其间还有近两千年的空白，这中间有诸如镇江营一期、小河西文化等年代还不是很确凿的文化发展阶段。
    按任式楠的总结，与华北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相比，兴隆洼文化的聚落特色最为明显，建筑规模最大且最精良，灶火的意义突出；陶器纹饰最多；只有夹砂陶，陶器的种类不丰富；石器相对粗简，还保留有细石叶工艺，而其他地区不见；缺少专有墓地，用玉制度已经形成，影响深远(52)。单纯从生计形式来看，目前已经发现兴隆洼文化的栽培植物遗存，在兴隆沟第一地点采集的1000份土样中发现植物种子10000余粒，绝大部分属于个体较小的草本植物种子，其中炭化黍的籽粒1500粒，炭化粟的籽粒不足100粒(53)。黍较之粟更耐干旱和寒冷的环境(54)，黍的栽培始于燕山—长城南北地区也就可以理解了。同时必须看到植物种子中栽培植物不过五分之一左右，也说明此时的采集经济仍然相当重要。兴隆洼文化遗址的动物遗存中以鹿类和猪（包括野猪和家猪）最为常见，以白音长汗遗址为例，人类狩猎对象主要是马鹿、斑鹿和狍，猪的标本占第四位，从猪的第三臼齿的长度测量值来看，处在野猪与家猪之间，研究者将之归为野猪(55)。但是这也说明人类已经开始驯化猪了，从兴隆洼遗址M118随葬一雄一雌完整猪骨架来看(56)，猪更可能是家养的。从野猪到家猪形态的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里必须将人工的干涉看作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否则无法了解驯化的发生。
    兴隆洼文化的作物栽培、动物驯化水平都处在起步阶段，同时要依赖狩猎采集，问题不在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多样性，而在于不同遗址间的区别。兴隆洼文化是否存在共同的生计形态？兴隆洼遗址发现鱼窖、骨鱼镖(57)，迁西东寨、西寨一期发现大量石网坠(58)，表明捕鱼在当时的生活中非常重要，而这些遗存并不见于白音长汗与查海遗址(59)，说明兴隆洼文化生计形态并不是一个单一模式，而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条件发展多元的生计方式。
    日本学者冈村秀典认为，兴隆洼文化时期还没有正式的农业，磨盘、磨棒用来加工坚果，石铲也不过是破表土用，不能深耕，而此时的环境为森林地带，不适合从事农业，他还引用北美民族学材料支持兴隆洼文化居民是定居狩猎采集者的看法(60)。作为以黍作为主的旱地农业，它开始于坡地耕作，因为早全新世时期，尽管温度降水都有所提高，但是坡地本身涵养水源能力有限，并不是森林地带，而是草地，森林分布于水热条件更好的河谷地区，因此耕作坡地并不需要深耕的工具。而到更晚的文化阶段，人类将耕地扩展到了水热条件更好的河谷森林区域，就需要更大的砍伐和深耕工具了。这种耕作方式的改变在一个角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文化遗址从早到晚不断向河谷中下降，还有一个角度是河流的下切(61)。实际上，新石器文化序列持续的长度在地质年代背景下是相对短暂的，河流下切对于文化的影响有限，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前者，人类有能力与动力去利用更难利用的河谷地带了。
    判断生计形态的手段除直接的动植物证据之外，就是工具组合及一些相关证据，如人骨的碳十三分析、田地、装饰主题等(62)。已有研究对石器工具做了划分，并试图从中判断当时的经济形态(63)。但是工具组合的功能划分必须整体考虑，不能只考虑石器工具。另外，石器时代的工具不少是多功能的，特别是随身工具，如骨梗石刃刀，因此必须首先考虑器物的主要功能。以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即兴隆洼文化）为例，我们可以把其工具分为挖掘工具（包括铲、可能为挖掘棒的加重石的石穿孔器、锄形器），砍斫工具（包括斧、锛、凿，主要用于加工木料），加工植物的工具（如研磨器、杵、磨盘、磨棒、小石棒、臼、饼形器、敲砸器），狩猎与捕鱼工具（如弹丸、网坠、石球），收割工具（如刀、斧形器），细石器。细石器都是多用途的工具，因此把它们单列出来。从白音长汗石器工具组成图来看（图二），挖掘工具所占比例较高。再如查海遗址中，锄形器数量多且残破，完全的狩猎采集经济是不需要这些工具组合的。人们没有必要投入大量的劳动来生产磨制的挖掘工具，因为他们用很简单的挖掘棒就能很快采集尽遗址周围的食物资源。如果离遗址的距离增大，携带这些大型石制工具是非常不经济的，所以这些工具应属作物栽培者所有。
    兴隆洼文化采用多元的生计方式，虽然如白音长汗遗址发现的狩猎工具较少，但这不等于说这里狩猎所占比重不高。狩猎工具一般都在遗址之外使用，以白音长汗遗址为例，遗址中发现的细石叶不多，但在遗址附近的河流阶地上广泛分布。在兴隆洼遗址的墓葬中，发现随葬细石叶数百片，也说明细石叶之所以在遗址中发现较少，是因为它们大多没有在遗址中使用，甚至是制作。所以以狩猎工具发现得少证明狩猎在当时生计中不重要是不合适的，还必须结合遗址周边的调查材料和墓葬材料一起来看。
    
   

图二　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石器工具种类构成图

    兴隆洼文化的遗址废弃方式有一定共性，那就是聚落形态完整，遗存丰富，保存相对完好的聚落有兴隆洼、白音长汗、查海、南台子(64)、兴隆沟(65)等。其中原因值得关注。兴隆洼文化遗址都有一定数量的可继续使用的器物，尤其是较大型的工具如石铲、磨盘等。以白音长汗遗址为例，房屋居住面上器物不少保留在原位，人们经常活动的区域如细泥抹光居住面上较干净。这种废弃方式说明人们是有计划地废弃这个遗址的，还考虑到将来的某个时候返回，所以保留一些有用的器物，没有破坏遗物的基本分布。兴隆洼文化遗址的这种废弃特征同时也表明当时人们的定居能力还不够强，他们在遗址中居住，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比如一年中某个季节集体出外采集与狩猎，保留的细石叶技术也支持这个判断。白音长汗遗址保存有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的房址，比较其灶址红烧土的厚度，红山文化的红烧土要厚得多(66)，很显然，红山文化时期人们利用这个遗址的时间要更长。
    兴隆洼文化严整的聚落结构一直令人费解，和中原地区同时期文化聚落迥异，这是因为什么？作为生态交错带，进入全新世，这个地区已是全新的生态空间。土地空阔，缺少的只是足够的劳力。相反因为海平面的上升，中原地区河流侵蚀面提高，淹没和成为沼泽的区域增加，耕地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这种迥异的资源状况反映在聚落形态上就是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对于人力资源的强调。聚落的严整布局、夸张的单体建筑规模（一般的单体建筑面积都有30-40平方米，大型的建筑超过百平方米，远超同时期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建筑规模），这些特征体现了群体对于人口规模的敏感。欧洲新石器时代也有类似的现象(67)。聚落形态本身不仅具有功能上的意义，同时也具有象征的意义。严整结构表现的是人们对于社会归属的注重，夸张的空间显示人们的追求，在这个阶段我们将之理解为不同社会单位中人口规模的竞争。
    兴隆洼文化时期人类生计上的流动性还比较强，其中男性的流动性可能更强，他们需要在某些季节外出狩猎，而女性负责其他的活动，如制陶、家务等。一般说来，如果女性主持这些事务，可以通过陶器的装饰、家居的布置、装饰品的数量与种类得到表现，因为女性更偏爱装饰。兴隆洼文化的陶器装饰风格浓郁，纹饰往往布满整个陶器；在室内空间上，石砌的灶膛周围用细泥涂抹生活面，和同一时期的文化相比，室内空间显得精致得多；装饰品分为石、玉、骨、蚌四类，尤以玉器最具特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强调人口规模的社会而言，必然会强调繁衍后代，女性的地位必然也会提高。与此同时，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刺激食物生产的发展，因为需求和供给（劳力的增加）得到了同步的扩大。
    兴隆洼文化的多元生计形态不仅反映在工具组合、动植物遗存、聚落形态，而且还反映在装饰结构上。如果我们假定史前时代所有的装饰符号都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不同种类的符号就有不同的所指。我们可以暂且不考虑符号的内容，而只考虑其结构。社会结构在不同层面上往往是相似的，从生计、聚落到社会结构，再到礼仪乃至意识形态，可以称之为社会存在的分形结构。兴隆洼文化陶器的装饰结构一般分三段。以白音长汗二期乙类遗存为例，一段一般为凹弦纹，二、三段有较多变化，二段尤其复杂，表示纹饰的结合，体现意义更为丰富。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文化的区域化现象明显，具体表现在石器组合和技术上，它们体现的可能是人类群体的互动圈，即人类在资源贫乏的时候可能求助的范围(68)，但是关于石器组合和人类群体的关系还存在巨大的争议(69)。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的范围相当明确，器物组合的意义不限于石器，扩充到陶器、墓葬、居址、装饰品等，它们可以代表明确的人类群体互动圈。人类的流动性强，其器物类型的一致程度也就比较高，而器物组合的共同性同时也和文化内部的互动、社会复杂性的提高密切相关。在兴隆洼文化阶段，一种全新且明确的文化区域产生了，它比旧石器晚期的文化区域清晰得多。这意味着此时的人们有确定的可以求助的对象，他们也对有求于自己的人们作了明确的限定。
    总结兴隆洼文化时期人类适应的基本特征，不难发现人们运用多样的策略，首先是多元的生计方式，人们部分地保持流动性，发展储备（如居址中的窖穴），扩大食谱（如捕鱼贝）；与此同时，此时的人们还强调人口，发展明确的文化区域，整体上体现出狩猎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过渡性质，运用风险分担策略。
    （四）比较：食物生产影响下的狩猎采集
    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到来之后，以食物生产、定居、陶器与磨制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的文化特征开始影响周围的狩猎采集者，因此在食物生产者的周边产生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就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而论，在兴隆洼文化之后，周边地区兴起了如沈阳新乐下层(70)、农安左家山一期(71)、密山新开流(72)，等文化。这些文化的主要特点是渔猎工具非常发达，如新开流还没有发现农耕工具，没有食物生产的证据，但已有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要素，如房屋、陶器、固定的墓地、磨制的石器骨器等。问题在于这些新要素为什么随着新石器时代食物生产的适应方式而产生？这些要素中哪些属于狩猎采集者同步的独立发展？那些又受了食物生产者的影响？目前，日本列岛、俄罗斯远东地区都已发现万年前的陶器(73)，和中国的华北地区基本同步。与之同时，这些地区的人们扩大食谱，发展渔猎生计，利用水生资源，形成一种能够支持一定定居的生计模式(74)。利用水生资源的北美西北海岸地区印第安人甚至发展出复杂的社会形态(75)。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看到的是同步发展的现象，即晚更新世结束到全新世开始这一段时间，环境变迁对狩猎采集者的影响是普遍的，但是不是所有的狩猎采集者都选择了食物生产。有些地区的狩猎采集者根据地区的资源条件，发展出一种能够比狩猎采集支持更高人口密度的生计方式，也就是渔猎。很显然，食物生产不是狩猎采集者的惟一选择，也不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生计策略。但是他们无疑又受到了食物生产者的影响，他们选择少量种植作物或饲养家畜，以作为生计的弥补；他们还可能向食物生产者学习了房屋建筑、工具磨制、陶器制作等技术，所以其文化面貌常常又与同时代或更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食物生产者的文化相似，例如从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起源的筒形罐在东北地区非常流行，形成了文化传统(76)。
    （五）混合生计模式的多样性与文化的自身发展
    兴隆洼文化之后，在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发展了数支新石器文化，包括富河、赵宝沟、上宅、红山与小河沿文化。这些文化采取了怎样的适应策略则是需要探索的问题。
    大约距今4000年，燕山—长城南北地区中全新世相对较温暖的气候结束(77)，虽然其间还经历了几个小的气候稳定期和波动期(78)。和兴隆洼文化相比，这个时期的文化适应还保留着多元的生计模式，主要表现在石器工具的组合上，除了适合砍伐、耕作的工具之外，都有适合于流动狩猎的细石叶工艺产品，这一点明显不同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动物遗存也支持这一点，从动物骨骼遗存较丰富的赵宝沟遗址F2和F9来看，可鉴定动物标本中猪与鹿类动物（马鹿、斑鹿和狍）最多，其中猪的第三臼齿测量值显示猪正在驯化之中(79)，人们肉食的主要部分还来自于狩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一个文化而言，并不存在单一的适应模式。赵宝沟文化迁西西寨遗址以大量的网坠表明其渔猎的发达，显然不同于其他遗址。同样，红山文化的一些遗址如大沁他拉(80)、二道梁(81)都出土丰富的细石叶工艺产品，不同于其他红山文化遗址。无论是否是季节性利用资源留下的遗存，都可以证明其生计组成是多元的。
    对于多元生计模式而言，这个阶段特别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其多元性，而是近乎专门化的狩猎经济出现。如富河文化，其工具组合中极发达的细石叶工艺与遗址中的丰富动物遗存表明存在一种专门化的狩猎生计。但富河文化包括聚落遗址如沟门(82)、金龟山(83)，有上百的房址，屋内或有窖穴，说明富河文化已有定居。虽然狩猎生计与定居的生活方式矛盾，但当狩猎者用猎物和农耕者交换所必需的物资时，这种适应策略又可以成立，其代价是狩猎者成为专业的狩猎者。在食物生产生计形成之后，一部分狩猎采集者选择了专门化的道路，他们和食物生产者构成一种共生关系(84)。小河沿文化迄今没有发现房屋居址，大量发现的是灰坑、墓地等，推测其居所类似于现在的蒙古包(85)，所以在地表上没有留下明显的居址。主要石器工具组成的对比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图三），比较六个考古学文化典型遗址中五种功能石器，可以看出小河沿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石质破土工具最少，它可能与人们迁徙频率提高及居住方式有关。那种易于拆迁的建筑也是迁徙频繁的直接反映。这间接反映了生计方式的转换，其对农耕的依赖要小于红山文化，而更多依赖于狩猎与家畜饲养。如果以农耕作为生计发展的主线，那么小河沿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生计专门化。此外，这种高度流动的生计往往稳定性不如农耕者，他们需要与农耕者交换所需的物资，这也可以解释小河沿文化南迁的动力——保持与农耕者的接触，建立共生关系，例如阳原姜家梁小河沿文化墓地(86)。
    
   

图三　六个考古学文化典型遗址石器工具构成比较图
    1.白音长汗二期乙类遗存　2.赵宝沟遗址　3.西水泉遗址　4.大南沟遗址　5.北票丰下遗址　6.夏家店遗址上层

    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流动性一直在下降，人口密度提高。以白音长汗遗址为例，其包含的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和小河沿文化遗存(87)，灶膛中红烧土的厚度显示红山文化居民居住的时间更长。以遗址的密度计算，综合几次野外调查的资料(88)，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可以看到遗址密度的明显提高，即使考虑到红山文化更长的时间跨度，红山文化的遗址在一个时间段内仍然要比兴隆洼和赵宝沟文化为高，它反映此时人口密度和规模的扩大。定居时间的延长与人口密度、规模的增加必然要求单位面积区域所能提供的资源增长，而自然资源的生长是相对恒定的，而且会随着人类利用强度的提高而下降，所以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扩大食物生产的产量。比较兴隆洼、赵宝沟与红山文化的石铲长度，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即典型的兴隆洼文化石铲出土19件，平均长度为175毫米；而三期甲类遗存，即赵宝沟文化的遗存，出土石耜27件，平均长度197毫米；第四期红山文化的石耜只有一件，长度295毫米。可见石耜长度提高的趋势，说明破土的深度加深。从石铲的形状而言，赵宝沟与红山文化的石铲呈亚腰形，更便于绑柄，其刃部为锐角，利于提高破土的效率。从聚落的地理位置来看，和兴隆洼文化的遗址相比，赵宝沟与红山文化的遗址相对高度下降，所在阶地的位置也更低(89)，说明人们开始更多利用河谷森林地带，耕作面积的扩大自然可以反映食物生产的提高。
    这个时期的生计方式在分化共生的同时，社会群体内部也开始分化，这不仅体现于劳动分工的加强、劳动的专业化程度提高，而且体现于社会阶层的形成——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等稳定社会阶层的划分。从红山文化大量的祭祀遗存（包括丰富的祭祀用陶器、随葬的玉器、祭祀建筑等）可以看到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已经出现(90)，广泛存在的祭祀活动则神圣化了社会阶层的区分，而以牛河梁(91)、东山嘴(92)，为中心的祭祀遗址群进一步反映聚落的分层化，聚落之间阶层分化增多，像牛河梁这样的聚落，成为区域的中心。到夏家店下层文化阶段，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遗址多位于便于防御的地方，如有陡岩的河岸高地，同时还筑有城墙。如北票丰下遗址附近地区，普遍存在带石围墙的“石城子”(93)。显然，这个时期战争较之以前频繁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大多地层深厚，农耕工具齐全，丰下遗址出土成堆的谷物，经鉴定是黍和粟，动物遗存中猪骨多见，羊牛骨次之(94)，反映一种完全定居的食物生产生计。
    （六）分化与共生
    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生计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陶器与石制农耕工具的数量与质量、聚落定居时间的长度都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反映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生计模式的转向，即不再以农耕为主，而是转向家畜的饲养。这个过程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马的引入。目前关于马的驯化研究还不明确，线粒体DNA的分析显示，马的起源范围非常广，可能是多地区起源(95)，也有认为起源于一两个地区多样化的野马群(96)。驯化的马在商代晚期出现于黄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家马使用已比较普遍。
    马的驯化赋予人们从不曾拥有的流动能力，人们利用资源的范围一下子扩大了许多，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尤其如此。步行的活动范围大多在两小时步行圈内(97)，一旦人群的规模超过了这个范围的承载力，就会导致饥荒，所以依赖步行的狩猎采集者很难形成大的社会群体（海岸地带不仅拥有季节规律不同于陆生资源的水生资源，且有舟楫之便，有条件聚集大量人口，形成如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那样的复杂社会）。而马提供了远大于人的速度与负载能力，不仅可以狩猎采集更大范围的资源，而且利用马的速度也能狩猎更大型更危险的动物，并将猎物载运回中心营地。正因为如此，北美平原地区进行食物生产的印第安人拥有了马之后，反而放弃了食物生产，重新进行狩猎采集(98)。前文提到食物生产起源之后，狩猎采集者与食物生产者形成共生的关系，而当狩猎采集者采用了马之后，这种关系将更加巩固。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的驯化让人类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全面利用草原环境，此前草原因为单位面积的初级生产力（植物生长）比较低，所能支持的次级生产力（即动物生长）也比较低，和沙漠、高原、极地等并列为狩猎采集的边缘环境。这个地带的资源密度小，动物群的流动性非常大，人类依赖步行是很难维持生计的，这是为什么草原地区石器时代遗存较少的原因之一。马的驯化可以让人类拥有新的生态空间，这也是草原地带青铜文化在马驯化后兴盛的主要原因。
    从家畜饲养到畜牧再到游牧，体现人们对于驯化动物依赖程度的加深。畜牧和家畜饲养相比，意味着社会群体中分化出专门的劳力负责放牧，剩余的劳力进行农耕；而游牧和畜牧相比，则使人们彻底放弃了农耕。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都有家畜饲养，或农耕与畜牧并重，或以农耕为主，或以畜牧为主，即使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农畜之间也存在波动，如历史时期的鄂尔多斯地区。朱开沟中期（距今4000-3800年）随葬羊下颌骨，早期随葬猪下颌骨，畜牧的出现早于夏家店上层的距今3200年(99)。与此同时，西北地区葫芦河流域齐家文化时期（距今4400-3900年）聚落分散化，畜牧业已开始出现(100)。
    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已有发达的马具，甚至是骑马围猎的图像，但仍有大量适合农耕的工具，如林西大井(101)、夏家店(102)、蜘蛛山(103)、宁城南山根(104)，还有众多的窖穴和饲养其他家畜的证据，尤其是养猪，还不是游牧业(105)。而且夏家店上层石铲较少，可能木铲更多，这种石制工具从辽东半岛到朝鲜西部从龙山时期开始消失(106)，所以石铲少并不能视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农耕衰落的标志。游牧业的建立不仅依赖马的驯化，还包括牛羊的驯化，牛羊除提供肉食之外，还能提供大量的奶制品，尤其是牛；否则仅仅依赖肉食，游牧是不能满足生计需要的。再者，牛一般只吃嫩草，而羊则什么都吃，尤其是吃对牧草有害的软茎蔗草(107)，它们之间构成很好的共生关系。马与很早就驯化的狗则为大范围流动放牧提供了条件，相反养猪需要较定居的生活，与游牧生计相矛盾。此外，游牧并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游牧者通过交换从农耕者那里获得金属工具、纺织品、粮食等生活必需资料(108)，因此游牧是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除交换之外，游牧者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还可以通过劫掠，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兵器的出现也是一个标志。与此同时，马的出现也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军队的机动性、冲击力大为提高。
    红山文化之后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生计方式的分化不仅表现于农牧并重的经济与游牧业的产生，还表现于旱作农业系统的真正建立。这一地区以黍、粟为主，尤以黍为重，因为黍比粟更适应干旱与寒冷的环境。构成旱作农业系统的另一种农作物是大豆(Glycine max)，它不仅是蛋白质和脂肪的重要来源，而且栽培大豆与其他豆类都有养地的作用。先秦时期大豆与禾本科作物已轮作套种，用这种方法保养地力，以达到作物增产的目的(109)。正因为有大豆的栽培，北方传统的旱作农业系统得以完成。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可能是大豆的最早驯化或栽培的地区之一(110)，这一地区至今拥有最多的野生与驯化大豆品种(111)，而且某些驯化品种还保留有原始的特征(112)。另外，文献记载齐桓公曾将北方山戎出产的“荏菽”（黄豆）引种到中原(113)。如果这些证据成立，我们也许可以说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在这个时期分化建立了三种生计系统：旱作农业、农牧并重（畜牧业）与游牧业，展现出了极为丰富的多样性。

    三　环境格局的变化与适应变迁
    我们看到，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适应着众多的形态，导致这些变迁的原因通常会归于气候环境的变化，因为史前人类应付环境的能力较弱，于是不得不选择改变。这种解释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失之简单。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环境的变化和文化发展的关系是两面的，可能促进文化进步，也可能抑制文化的发展，而且气候变化可以说是气候的循环或波动，类似的变化并没有让考古学文化每次都产生同样的反应，我们真正要弄清楚的是文化变化的初始条件与历史过程。此外，文化的反应方式是多样的，包括失败（人口灭绝、文化消失）、迁徙、适应方式的改变以及文化复杂性的自身发展——人类应付环境变化的能力相应提高。
    据图四可明，古气候的变化总是在波动之中，即使是在气候稳定的全新世大暖期中也有两个气候波动的时期(114)，温度并不稳定，降水变化幅度更大(115)。而从现在这个地区气候来看，连续旱年不断发生，二三年连旱常有发生，甚至出现五年之久的干旱，这种短周期气候事件不易反映在气候记录上，但却是生态交错带的气候特征。在全新世早中期，降水波动比现在还大，湿润期增加30-40%，干燥期减少35-40%（现在的年降水变率是20-50%）(116)，必然会对史前农耕造成巨大影响。新石器时代基本的应对策略是混合生计方式农耕与狩猎采集的交错，在农耕与狩猎采集中波动，农耕与狩猎采集在生计中的比重交替上升，同时根据各地的实际资源状况应变。比如北部更接近草原的地带狩猎的因素更多，水热条件更好的河谷地带农耕的因素更多，而靠近水域的地带更多利用水资源。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畜牧生计起源，交替方式变成了农耕与畜牧。更晚时期，分化出游牧经济，充分利用草原环境。
    
   

图四　气候变迁与考古学文化所含生计方式之间的关系示意图
    
   

图五　华北地区与辽西地区农业生态模型对比图

    造成以上变迁的决定因素并不是气候波动，而是农耕的生态瓶颈。随着人口不断增长，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不断利用河谷，而河谷是水热条件最好的地方，主要的植被是森林；森林砍伐之后，在这个地带种植作物。随着河谷利用殆尽，耕地缺乏。和华北农耕生态模式相比（图五），盆地、山麓利用完毕之后，可以逐渐扩展到平原地区。而西辽河平原远不像华北平原，它是沙地，全新世期间仅仅发育了四次古土壤，代表半干旱、半湿润气候，植被为蒿类草原或稀树（榆树）蒿类草原(117)。在这个地区从事农耕的风险无疑是巨大的。相反，这一地区的草原资源非常丰富，可利用空间广阔，随着马牛羊的驯化，畜牧与游牧经济的产生，人们正好可以开发利用这个资源。这些变化既体现了文化对环境变化的适应，也体现了文化自身复杂性的增长。

    四　结语
    生态交错带资源丰富多样，对环境变化敏感且不稳定。根据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理论，可以预测这一地带狩猎采集者会通过提高流动性、增加储备、扩大食谱、增加群体之间的交换、强化利用某些资源来应对资源的不稳定性，而且相对于非生态交错带而言，其频率和程度都会大些。而于生态交错带中的食物生产者而言，他们将依赖多元化的生计方式，同时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会寻求扩大生产规模。他们还会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更多利用社会资源，也就是发展专业化的生计方式、与稳定的农业群体形成共生关系、或者通过劫掠增加收益，应对资源不稳定的风险。在对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考古材料整理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在旧石器晚期古人选择的最重要的适应策略是提高流动性。随着末次冰期结束，全新世开始，食物生产经济与更温暖湿润的环境为古人开创了全新的生态空间，兴隆洼文化繁荣发展起来。在整个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区最主要的适应策略是依赖多元混合的生计方式，特别是还保留着较大的狩猎采集经济成分，以充分利用生态交错带丰富多样的资源，应对其资源的不稳定性。而到夏家店上层文化阶段，随着马的驯化，畜牧经济起源，随后又进一步成为游牧经济。与此同时，在作物栽培，尤其是大豆与家畜饲养的基础上，北方旱作农业系统建立起来，并与游牧群体构成共生关系。这一地区的环境变化无疑不断地影响人们的生计选择，而最后真正的决定因素还是这个地区发展农耕的生态瓶颈，它促使人们转而选择利用更加丰富的草原资源，形成新的生计形式。

    注释：
    ①辽西丘陵拥有中国最宽阔的黄土阶地与坡地分布带。由于黄土的垂直分布的特性，难以涵养水源，所以良好的植被如森林往往见于黄土较薄的黄土阶地和坡地区域。所以，单纯以水源与土壤而言，辽西丘陵地区无疑是适合农业的，当然农业还需要足够的热量条件。参见刘明光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图集》第二版，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年。
    ②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8期。
    ③G. Shelach, The earliest Neolithic cultures of Northeast China: recent discoveries an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beginning of agriculture,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14:363-413,2000；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3期；靳桂云：《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中全新世气候环境的演化及影响》，《考古学报》2004年4期。
    ④陈胜前：《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人类的适应变迁与辐射》，《第四纪研究》2006年4期。
    ⑤刘晋祥、董新林：《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史前聚落形态的初步研究》，《文物》1997年8期；冈村秀典：《辽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居住形态》，《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⑥大贯静夫：《环渤海地区初期杂谷农耕文化的发展——以根据动物群观察生业的变迁为中心》，《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文物出版社，1997年；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3期。
    ⑦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鸟兽图”试析》，《考古》1990年4期。
    ⑧陈胜前：《考古推理的结构》，《考古》2007年10期。
    ⑨F.B. King, R. W. Graham, Effects of ecological and paleoecological patterns on subsistence and paleo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s, American Antiquity, 46:128　142,1981.
    ⑩M.Q. Sutton, E. N. Anderso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Ecology, Altamira Press,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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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学者认为，大豆的驯化可能始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见T. Hymowitz, Soybean, Evolution of Crop Plants, edited by J. Smartt, and N. W. Simmonds, 413-484, Longma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Harlow,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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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考古学报》(京)2011年1期第1～22页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1-13

【英文标题】The Adaptive Changes of the Prehistoric Cultures in the Zones along the Yanshan Mountains and the Great Wall

【作者简介】陈胜前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　130012

【内容提要】 The zones along the south and north sides of the Yangshan Mountains and the Great Wall were important ecotone in China, the environment of which is very instable and sensitive to external changes but the natural resources of which are plentiful and diversified. As the Cultural Ecology Theory on the hunter-gatherers, the hunter-gatherers could deal with the instability of the resources by increasing mobility and storage, extending diet pattern, improving exchanges with other human groups and intensifying the utilization of some resources; compared to those of the non-ecotone zones, the frequency and scale of these methods would be both larger. As for the food producers, they would rely on pluralistic subsistence styles; meanwhile,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the people would seek for the extension of production scales; if the conditions permitted, the people would also more effectively utilize the social resources, which included developing specialized subsistence, forming symbiotic relations with the stable agricultural people, or seizing profits through warfare, to deal with the risk of instable resources.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revealed that in the late Paleolithic Age, the most important adaptive strategy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this area applied was increasing mobility. With the ending of the last glacial stage, the food producing economy and the warmer and moister environment created new ecological space in which the Xinglongwa Culture prospered. During the entire Neolithic Age, the main adaptive strategy in this area was the pluralistic subsistence with higher proportion of hunting-and-gathering economy. At the time of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along with the domestication of horses, the animal husbandry appeared as an economic type, and then developed into nomadic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the dry farming system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crops, especially the soybeans, and animal husbandry was established in the North and formed a symbiotic relation with the nomadic economy. The ecological bottleneck of this zone forced the people living here to utilize the steppe resource which was much richer and to construct new subsistence style.

责任编辑：钟鱼

　　【作者简介】李伯谦，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震中，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谢维扬，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教授；易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10．6．4—35

　　崧泽文化以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对上海青浦崧泽遗址的发掘而得名。⑴迄今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调查、发掘过的含崧泽文化遗存的遗址已有几十处，青浦崧泽、吴县草鞋山、⑵吴兴邱城、⑶湖州昆山、⑷兴南河浜⑸等多处遗址的地层关系表明，崧泽文化晚于马家浜文化，早于良渚文化，三者之间是连续发展演变的关系；崧泽文化本身也可分为连续发展的三期，根据C14测定，其年代跨度约为距今5800年至5300年。崧泽文化经发掘的主要是墓葬遗存，已发表的资料主要有崧泽遗址148座、南河浜遗址92座、昆山遗址61座。这些资料表明，崧泽文化像马家浜文化一样，仍流行氏族公共墓地，在氏族公共墓地内部，可以分出若干墓葬相对集中的区块，各区块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表明不同区块就是同一个氏族内不同家族成员的葬处。崧泽文化墓葬，不论是早期还是中晚期，都发现在同一墓地内，有的墓有随葬品，有的墓无随葬品，有随葬品者也有多少之分的现象。例如，根据崧泽墓地1976年以前发掘资料的统计，在属于早期的8座墓葬中，有两座即M23、M28是没有随葬品的；有随葬品的墓中，M24只有1件石锛，M26只有1件陶盆，而M21则随葬釜、豆、壶等陶器8件和斧、锛、凿等石器9件；⑹说明从距今五千七八百年前的崧泽文化早期开始，氏族成员之间已出现贫富分化，但从随葬品最多的M21除日常生活陶器便是斧、锛、凿等石质生产工具的情况来看，当时氏族中的富有者尚未脱离日常劳作，虽存在分化，但似乎并不严重。这和与其大体处在同一时间段的北方红山文化早期、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期、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早期、长江中上游大溪文化中期等呈现出的面貌没有太大的差别。但不久前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却向世人展现了一幅全然不同的图景，令人惊异，引人遐想。

　　该遗址位于张家港市区西边约18公里的金港镇东山村，北濒长江，距离江边只有2公里；西边紧临香山，遗址即坐落在香山东脊向东延伸的缓坡上。土地肥沃，交通便利，风景宜人。1989年发现，1989年至1990年苏州博物馆作过两次小规模发掘，2008年、2009年南京博物院联合张家港市博物馆等单位又做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经调查勘探得知遗址略呈圆形，南北、东西各长约500米。2008年和2009年的发掘，除发现11座马家浜文化墓葬和少量马桥文化及更晚时期的遗存，主要是揭露出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聚落。发掘时自东向西所分的1、2、3区内，2区处于聚落中心，主要是房屋建筑区，迄今已发现房屋基址5座；1区位于偏东部位，主要是小型墓葬区，迄今已发现早、中、晚期墓葬27座，墓葬长2．2米、宽0．8米左右，每个墓葬的随葬品一般10件以上，多的达26件，少的有2件至3件；3区位于偏西部位，主要是大型墓葬区，现已发现10座，有8座都是大型墓，有早期的，也有中期的，墓坑长度多在3米左右，宽度多在1．6米左右，随葬品数量多在30件以上，其中玉器多在10件以上，属于早期的M90是迄今所知崧泽文化墓葬中随葬品数量最多的一座，据报道有56件之多，包括大型石钺5件，大型石锛1件，镯、璜、块、管、耳挡、饰件等玉器19件，鼎、豆、罐、鬻、壶、盘、缸等陶器26件，有一件石钺上发现有朱绘痕迹；属于中期的M91是迄今所知崧泽文化墓葬中墓坑规模最大的，墓口长3．15米、宽1．76米，随葬鼎、豆、罐、鬻、缸、觚形杯等陶器23件，石钺等石器2件，玉钺、镯、环等玉器13件，总数达38件。东山村遗址现存面积约2．5万平方米，经发掘的2000平方米，还不到现存面积的十分之一，今后还可能会有重要的发现。发掘过程中，承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先生的美意，2009年11月笔者曾有幸赴现场参观考察，2010年1月6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考古论坛上又听过发掘主持人南京博物院周润垦先生的报告，后来又拜读了他们发表在1月29日《中国文物报》上题为《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的详细报道，笔者认为，正像大家公开或私下议论的那样，这无疑是迄今为止崧泽文化最重要的发现，无论是对崧泽文化本身的研究，还是对中国文明化进程的研究，都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崭新资料和多方面的宝贵信息。发掘工作还将继续一段时间，考古报告正式出版发行还须待以时日，不过仅以目前披露的材料，我们即可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证明，长江下游地区较其他地区为早，在距今五千七八百年以前，已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化，初级王权已经产生，社会已进入苏秉琦先生所称的“古国”阶段。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聚落暴露出来的分化，已不是青浦崧泽遗址墓葬区看到的氏族内部并不突出的贫富分化，而是以3区墓葬为代表的富裕权势氏族和以1区墓葬为代表的平民氏族之间的分化。富裕权势氏族成员的墓葬不仅有丰富的日用陶器，还有丰富的用作装饰的玉器以及象征军权、王权的大石钺；平民氏族成员的墓葬一般虽也有几件日用陶器和玉器，但较少见到有象征军权、王权的大石钺。聚落的结构布局表明，在同一个聚落内部，富裕权势氏族的墓地和平民氏族墓地两不相涉，两者以房屋建筑区为中心，一西一东，泾渭分明。如果没有较长时间的发展演变，这样的格局是难以形成的。在东山村遗址发掘以前，研究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学者，包括笔者自己在内，一般都把距今5500年至45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看作中国古代由相对平等的社会向不平等的分层社会过渡的社会结构重大转型时期。东山村遗址的发现，至少将原来估计的开始转型的时间提早300年，如果考虑到形成东山村遗址现在呈现的这种格局需要较长的时间，那么将这一转型的时间推测开始于大约距今6000年前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二、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证明，不同地区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率先开始社会重大转型的不是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也不是以古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而是崧泽文化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苏秉琦先生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⑺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一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有的学者分得更多。考察每一区系可以看到，各区均有自成系列的发展系统，但发展速度不一，以往都认为中原地区发展程度最高、最先开始转型进入文明，后来红山文化以牛河梁、⑻东山咀、⑼胡头沟⑽等遗址发现的坛、庙、冢遗迹为标志，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红山文化所在的北方地区最早出现文明，其后依次是大汶口文化所在的黄河下游山东地区、良渚文化所在的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地区，而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不仅社会转型开始较晚，而且可能还是在其他文明影响下出现的次生文明。材料最能说明问题，材料是最过硬的证据，当河南省灵宝西坡遗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大墓被发现以后，⑾人们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展程度偏低的估计已有所调整，而张家港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面世，则以崭新的材料证明，最早开始发生社会转型的的确是在长江下游，但不是作为崧泽文化后续文化的良渚文化，而是作为良渚文化先行文化的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时期，作为判断文明形成标准的标志性因素更为充分，其社会发展阶段很可能已进入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方国(王国)”阶段。

　　三、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证明，在文明化进程中，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所谓“古国”，其性质和表现形式并不完全一样，有的是神权至上，有的是王权至上，从而导致其发展方向和发展前途的不同。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过去较多研究者，包括笔者自己在内，比较认同神权国家一王权国家一帝权国家的三阶段说，河南灵宝西坡仅随葬玉钺和陶器的仰韶文化大墓的发现，促使我重新思考这一观点，通过对红山、良渚、仰韶大墓三者随葬玉器的比较，发现它们“时代基本同时，规模也大体相当，但在用玉器随葬等方面却有着各不相同的特点”，红山大墓除用作装饰的管、珠、坠、镯、环等，主要是箍形器、猪龙、勾云形器、龟、鸟、蝉、蚕等充满宗教色彩的用作通神工具的玉器；良渚大墓随葬的琮、璧等大部分玉器也与宗教祭祀有关，也是通神的工具，但也有较多象征军权、王权的钺、戚等玉器；仰韶大墓除一些陶器，则只有极少量作为军权、王权象征的玉钺、玉戚。由此表明，“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⑿当社会开始出现转型时，最早产生的“公共权力”并不都是以神的面貌出现的神权，而也可能是以军权为支撑的王权。应该说较红山、仰韶、良渚大墓年代都早的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已完全证明这一判断，因为在这几座大墓中出土的玉石器，除装饰品和生产工具外，最引入注目的便是作为军权、王权权力象征的形体硕大、制作精致、有的还有涂朱痕迹的石钺，根本不见作为崧泽文化后续发展的良渚文化中最有特色的象征神权的琮、璧一类东西。笔者记得2010年1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考古论坛，当张家港东山村遗址考古发掘主持人周润垦报告之后讨论时，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的发言就明确指出这一点。

　　四、多个遗址地层关系证明崧泽文化早于良渚文化，而通过两者内涵的比较研究也已证明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继承发展关系。但对比崧泽文化大墓和良渚文化大墓随葬的玉石器便会发现，两者在种类和组合上却有明显的差异，崧泽文化大墓以《中国文物报》报道的东山村M90、 M91等为代表，可分为璜、瑗、镯、块、环、坠等各种装饰品，锛、凿、锥等生产工具、用具和作为军权、王权象征的钺等兵器。良渚文化大墓以反山南北两排大墓为例，玉器品类繁多，据考古发掘报告⒀表1“反山南北两排9座墓葬出土玉器统计表”，“器物名称”一栏即列51项，与东山村崧泽文化大墓相比装饰品种类更多，锛、凿等生产工具基本不见，作为军权、王权象征的权杖、玉钺、石钺占有突出位置，新出现的作为神权标志的琮、璧、三叉形器等最为引入注目，有的还镂刻有神鸟、“神徽”图像，更增加了其神秘色彩。良渚文化是继承崧泽文化发展而来的，按崧泽文化大墓随葬玉器表现出来的突出军权、王权的情况分析，如果正常发展下去，很可能也会像中原地区仰韶(以灵宝西坡大墓为代表卜一龙山(以襄汾陶寺大墓为代表)一二里头(以随葬玉器、铜器的墓葬为代表)系统那样继续走强化王权的道路，从而保证社会机体良性运转，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但实际情况是，良渚文化却因过度崇尚神权、无节制消耗社会财富，盛极而衰，乃至消亡。实际情况表明，社会的发展不是直线的，文明演进的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地区，任何文化，在其文明演进过程中，由于社会内部或外来因素的影响，选择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模式，改变原来的发展道路，从而导致不同的结果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至于从崧泽文化发展到良渚文化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发展模式的改变，因不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容以后有机会再作讨论。

　　五、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自身和人类社会在生产、生活等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各种遗迹和遗物，因而以往的研究比较注意考古遗迹、遗物的形态及组合的变化，构建物质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有的也会进而接触到由此反映的社会结构的研究。但从现代考古学传人中国以来的考古学历史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对考古遗迹、遗物蕴含和反映的思想观念的研究注意不够。人类社会，不论是处在哪一个发展阶段上，它都是依附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建而成的，而思想观念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正是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只有对考古遗迹、遗物蕴含和反映的思想观念进行深入研究解析，才能更全面和深刻地认识这个社会，把握社会的本质。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其遗迹、遗物尤其是遗物的物质形态演变，有清晰的轨迹可寻，两者具有一脉相承的发展演变关系，在学术界是没有疑义的。但若从其墓葬随葬玉器反映的思想观念来看，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其文明演进的模式却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只是单纯从两者遗迹、遗物的物质形态着眼，而忽视对其蕴含和反映的思想观念等更深层次的东西的研究，这一重大变化便难以揭示出来。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尤其是早中期大墓的发掘，提出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发掘工作还在继续，随着发掘面积的扩大，随着发掘报告的发表，一定还会有不少新的发现，一定会掀起讨论的热潮。

　　以上所言，皆为有感而发，并非经过深思熟虑的结论，写出来只求抛砖引玉，恳请批评指正。

注释：

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⑵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第3期。

⑶梅福根：《浙江吴兴邱城遗址发掘简介》，《考古》1959年第9期。

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昆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⑸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⑹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⑺苏秉琦：《关于考占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⑻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魏凡：《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三地点积石冢石棺墓》，《辽河文物学刊》1994年第1期；辽宁省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⑼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咀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⑽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

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2006年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期大型墓葬》，《考古》2007年第2期；《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墓地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1期；马萧林、李新伟、杨海青：《河南灵宝西坡第五次发掘获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26日，第1版；《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墓地出土玉器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

⑿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

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关 键 词】原始宗教；绝地天通；铸鼎象物；文明起源；早期文明

　　【作者简介】江林昌（1961一  ），男，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山东烟台 264005）。

　　【原文出处】《东岳论丛》（济南），2010．10．47—58

一个理论问题

　　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性因素，不仅仅是劳动生产力，还包括人类自身的生殖力，即种的蕃衍；而且，在“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的时候，人类生殖力的作用愈益显明。我们根据中国的传世文献和不断出土的考古资料来考察，发现恩格斯的论断是符合中国早期社会发展状况的。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也有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乃至丰富发展的地方。同样是根据中国的传世文献和不断出土的考古资料，我们还发现有不曾被马克思、恩格斯所重视的另一规律性问题。这就是原始宗教在推动人类社会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具体表现在宗教催化了文明的起源、促进了文明的发展等方面。

　　最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学术界一方面积极引进西方文明理论，一方面充分利用考古大发现的有利条件，对中国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进行了全面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尤其是近十余年来，学者们已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深化到了具体的专题，诸如“古代环境与文明起源”、“原始农业与文明起源”、“原始刻符与文明起源”、“早期铜器与文明起源”、“史前玉器与文明起源”、“史前聚落与文明起源”、“史前城邑与文明起源”、“史前战争与文明起源”，等等。可以说，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已由概念性、框架式的认识阶段，走向了具体化、规律性的把握阶段。这是值得庆幸的。

　　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有更多的具体问题将会提出来讨论。原始宗教与古代文明的关系问题，就是近年来引起学者们关注的新课题之一。但相关讨论还没有全面展开，所以至今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题来研究。然而，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如果不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很难全面把握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对此，童恩正先生曾有一段精当的分析，兹引于下：

　　有关宗教在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过程中的作用，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很少涉及的一个问题。这其中有资料的困难，但也有认识上的局限，即某些研究者对古代社会转折时期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尽管一定的生态环境、经济制度、政治机构和社会风俗等对于文明和国家的出现都是必须的因素，但宗教亦有其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1】

　　童先生的观点无疑是敏锐而正确的，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当然，有关这一专题的讨论，需要有一批学者的长期分工合作才行，其具体步骤至少可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理论研究。全面搜集中外学者关于原始宗教方面的论述，并对其作出初步的分类，以供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时作为参考。

　　2、文献研究。全面梳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有关原始宗教与古代文明的资料。这里既需要对相关文献首先作出可信性研究，更需要根据文献所提供的线索，就有关问题作出分析论断。

　　3、考古研究。将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三代的重大考古遗址，从宗教学角度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其中可以是个案研究，例如，红山文化中的“东山嘴大型石砌祭坛遗址分析”，“牛河梁女神庙及积石冢群遗址分析”，良渚文化中的“土筑金字塔式的大型祭坛分析”，等等。也可以对同一文化中有关宗教遗址、遗物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例如，张光直教授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作有《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濮阳三骄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等论文【2】。我们可以沿着这样的思路作“良渚文化中的玉钺玉琮研究”、“龙山文化中的大型卜骨研究”、“甲骨文占卜习俗研究”，等等。总之，考古学上所提供的宗教资料是很丰富的，要作出全面研究，需要财力、人力和时间。

　　4、综合研究。在上面三方面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再由政府力量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最后总结出中国原始宗教与古代文明关系方面的一些规律性的结论，从而深刻把握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

　　以上所说只是一些宏观设想，仅供学界同仁参考。以下，我们试以传世文献中的典型资料分析为例，证明原始宗教在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至于考古学方面的情况，容另文再作讨论。

两个具体例证

　　宗教就是相信有一种超人力量的存在，这种超人力量就是神灵。宗教时代的人们相信，是神灵控制了他们的福祸及周边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他们还把神灵人格化，弗雷泽指出：“宗教假定在大自然的可见的屏幕后面有一种超人的有意识的具有人格的神的存在。”【3】这人格化的神灵首先是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神，后来又发展出部落成员共同信仰的祖先神。对此，恩格斯有过很好的概括：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4】恩格斯的这段话不仅揭示了宗教的本质，而且还将宗教世界里的神灵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纯的自然神；第二阶段是在自然神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神；第三阶段则是自然神与社会神的叠合为一。以下的分析我们将会看到，恩格斯所划分的宗教神灵发展的三个阶段，是符合中国宗教神灵的发展过程的。在中国原始宗教里，自然神主要表现为天体神，社会神主要表现为祖先神，而自然神与社会神的叠合便是商周时期代表天体神来治理整个社会的君王，所谓“天子”，即上天之子。

　　以上所谈的神灵，只是宗教的一个方面。宗教的另一方面便是人们对神灵的祭祀活动。弗雷泽《金枝》指出：“宗教所包含的，首先是对统治世界的神灵的信仰，其次是要取悦于它们的企图。”而这取悦的企图便表现为对神灵的献祭行为，具体表现便是“通过一定数量的典仪、祭品、祷词和赞歌等等”【5】。中国古代从五帝到夏商周三代，祭祀仪式极其隆重而繁多。即《左传·成公十三年）说：“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有关宗教的概念与特征，大致如上所述。以下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实例，就中国原始宗教与古代文明的关系试作分析讨论。

　　1．“绝地天通”与五帝文明起源

　　根据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的研究，宗教是在巫术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巫术的起源很早【6】。朱狄先生指出：“巫术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人类最早的一种文化模式。它几乎和人类同样的古老。”【7】我们曾在《诗的源起及其早期发展变化》一文中，通过对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分析后指出，中国古代的巫术也起源很早，至少可以追溯到二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而在距今六七千年前后的仰韶时代，巫术在中国大地上已颇为盛行了，这种巫术盛行的现象持续到五帝时代早期。所以我们称五帝时代早期之前漫长的原始氏族社会为中国的巫术时代【8】。

　　在巫术时代，初民们相信万物有灵，万物运行有规律；只要通过一定的巫术仪式，便可以沟通神灵，控制自然。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尚不足以产生

　　多余的产品，因而人人平等，神神平等，而且入神平等。人人都可以为巫通神，处处都可以施巫通神。《国语·楚语下》保存的一则材料，反映了这一事实：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

　　由于初民们相信巫术可以控制自然，所以人人施巫，家家有巫，即所谓“夫人所享，家为巫史”。韦昭注：“夫人，人人也。”这里的“家”则是指原始血族集团。由于初民们时时处处都在巫术活动之中，以至于入神不分，即所谓“民神杂糅，不可方物”，“烝享无度。民神同位”。

　　少昊氏时代是在五帝时代早期。从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材料看，在五帝时代早期甚至更早一些，标志文明起源的各物质要素如城市、青铜器等均已出现。这说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足以产生剩余产品。物质经济基础的变化在前，上层社会制度的变化随后。果然，到了五帝时代早期至中期的过渡阶段，社会变革出现了。而且这一社会变革首先就体现在改革巫术的运动中，变革的标志便是颛顼“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载：

　　昭王问于观射夫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顓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

　　相同的记载还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又《尚书·吕刑》：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之通，罔有降格。”这说明“绝地天之通”故事在中国古代确曾发生，而且是件历史大事，所以多有记载。顓顼是少昊氏之后的东夷族首领。《山海经·大荒东经》：“少昊孺帝颛顼于此。”郝懿行《笺疏》“此言少吴孺养帝颛顼于此。”《国语·鲁语）亦谓“有虞氏褅黄帝而祖颛顼。”少吴氏时代与黄帝氏时代大致相当，均为五帝时代早期。因此我们推定颛顼氏的出现在五帝时代早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而整个颛顼氏时代则为五帝时代中期了。以下我们试就颛顼“绝地天之通”事件试作分析。

　　从思想史角度看，五帝时代早期与中期过渡时期出现的颛顼改革巫术，标志着中国古代宗教时代的开始。由巫术时代走向宗教时代，至少出现了如下两点明显变化：

　　其一，由平等的神灵发展成了不平等的神灵。如前所述，在少昊氏巫术时代，人人平等，神神平等，且人神平等。在当时族民的眼里，天体神、山川神、草木神等等，都是平等的。因此，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通过一定的巫术手段，沟通任何神灵。现在颛顼改革巫术后，将原来平等的自然神灵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其中日月星辰等天体自然神被奉为最高等级的神灵，即所谓天神。而且规定只有“重”和“黎”氏族首领等贵族阶层才能通天神。至于普通族民则被剥夺了这种通天神的权力，他们只能沟通身边等级较低的山川神和草木神之类。也就是说，颛顼改革巫术的实质在于，首先将平等的神灵改革成不平等的神灵，然后以通神权力与对象的不同为手段，将平等的族民分化成了等级不同的族民。

　　其二，由人控制神灵发展成了神灵控制人。在巫术时代，人在神灵面前是主动的。巫术时代的族民相信，自然界及其神灵，都是按照一定的秩序演进的，而巫术则是控制这种演进的方法。因此，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能使用巫术，就能控制自然及其神灵。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巫术根据人的自信力，只要知道方法，便能直接控制自然。”【9】弗雷泽也认为：巫术的“整个体系的基础是一种隐含的，但却真实而坚定的信仰，它相信自然现象严整有序和前后一致。巫师从不怀疑同样的起因会导致同样的结果，也从不怀疑在完成正常的巫术仪式并伴之以适当的法术之后必将获得预想的结果。”巫术“对待神灵的方式实际上是和对待无生物完全一样，也就是强迫和压制这些神灵。”【10】

　　《礼记·郊特牲》记载了我国巫术时代的伊耆氏族民在腊祭时，通过巫术咒语，命令土神、水神、昆虫、草木各归其所，不要影响农业生产，其辞曰：“土，反（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所使用的都是指令性的语言和语气。《山海经·大荒北经》则记载了黄帝时代的初民遇到干旱时，命令旱神离开，“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吴越春秋》卷九则记载了吴越初民砍竹、接竹，制成狩猎工具，然后成功追捕到野兽的过程：“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以上巫术咒语都充分表达出原始初民控制自然现象及其神灵的主动姿态。这正是巫术时代的特点。这种现象，在世界其它远古民族的巫术时代也同样存在过。“例如古埃及，巫师们宣称他们有能力迫使甚至更高的天神去服从他们。”在古印度，“巫师们用符咒指挥……至高无上的神灵。无论在地上或天上，神祇们必须恭顺地执行巫师们的任何要求。”【11】

　　然而，到了宗教时代，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在神灵面前由主动变成被动了，巫师们不是通过巫术活动去控制自然及其神灵，而是通过巫术活动来祈求神灵的帮助和保佑。神灵成了控制自然、操纵社会的神奇力量，这正是巫术时代与宗教时代的本质区别。

　　在颛顼改革巫术的初期，控制人类社会的神灵主要是指天体神。当氏族贵族阶层掌握了沟通天体神的巫术特权之后，天体神开始离族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神秘，最终被塑造成能够控制人类一切祸福的最高人格神。于是全体族民们开始崇拜这些天体人格神，宗教也就应运而生。族民们如果对天神有何祈求，就把愿望报告给氏族贵族阶层“重”和“黎”，再由“重”和“黎”上报给天神；同样，如果天神有什么指示，也通过“重”和“黎”下达给族民。这样，“重”和“黎”等少数氏族贵族阶层由普通的巫师变成了专门沟通天神并反映民意的祭司。弗雷泽说：“祭司……自称是上帝和人之间的媒介。”【12】

　　总之，颛顼改革巫术的结果便是在原始巫术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宗教，在巫师的基础上产生了祭司。从此以后，族民们在以“重”和“黎”等氏族贵族阶层为代表的祭司们的主持带领下，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献祭天神，祈祷天神。在巫术时代，巫师们通过巫术咒语来指令控制自然神，这咒语便是巫诗。而到了宗教时代，则是祭司们通过祭祀活动，祈求天神，歌颂天神，这颂语祷辞便是最初的史诗。因此，在中国，宗教时代的开始，也就是史诗时代的开始。

　　当然，在宗教时代，除了沟通天神的巫术被氏族贵族所掌握，天神因此成了控制人类的异己力量，而整个祭祀天神的过程成了宗教活动，祭祀天神的语词成了史诗之外，族民们沟通身边的山川草木普通神灵的原始巫术活动仍在民间进行，在这些民间巫术活动中用以控制自然及其神灵的巫术咒语，也仍在流行。只不过宗教和史诗成了统治力量，成为上层精英文化，即雷斐德所谓的文化大传统，而民间巫术与巫诗成了下层通俗文化，即所谓文化小传统。

　　从社会史角度看，颛顼改革巫术发展宗教，促成了中国文明的起源。

　　颛顼改革巫术的最终目的，是使得少数氏族贵族阶层通过掌握沟通天神的巫术权力，从而占有因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剩余产品。氏族贵族阶层以祭祀天神时需要公共祭品的名义，占有这些剩余产品，而祭祀天神的宗教活动又是以为全氏族谋求福利的名义进行的。弗雷泽称这种以为全氏族谋福利作幌子，以占有剩余产品为目的的祭祀天神的巫术活动为“公众巫术”，而与巫术时代人人都可以随意通神的“个体巫术”相区别：

　　在野蛮社会申，还有另一类常見的可称之为“公众巫术”的事例，即一些为了整个部落里的共同利益而施行的巫术。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这类为了公共利益而举行的仪式，即可明显地看出巫师已不再是一个“个体巫术”的执行者，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公务人员。这种管理阶层的形成在人类社会政治与宗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当部落的福利被认为是有赖于这些巫术仪式的履行时。巫师就上升到一种更有影响和声望的地位，而且可能很容易地取得一个首领或国王的身份和权势。因而，这种职业就会使部落里一些最能干的最有野心的人们进入显贵地位。因为这种职业可提供给他们以获得尊荣、财富和权力的可能性。【13】

　　如前所述，在颛顼改革巫术之前，人人为巫，家家为巫，是一个“个体巫术”时代。现在“颛顼”让“重”和“黎”以公共祭祀为名义垄断了沟通天神的巫术。“绝地天之通”的过程便成了“公众巫术”活动。而“颛顼”及“重”“黎”等施行这“公众巫术”的少数氏族贵族阶层便成了“公务人员”，即前文所说的祭司。这些少数“最有能力的最有野心的人”，以“公众巫术”的名义占有了剩余产品，从而“进入显贵地位”，“获得尊荣、财富和权力”，“取得一个首领或国王的身份。”李安宅先生也曾经概括这种由“个体巫术”变为“公众巫术”的深刻意义：“由着私巫变成公巫。及为公巫，便是俨然成了当地领袖。领袖的权威越大，于是变为酋长，变为帝王。酋长、帝王之起源在此。”【14】这种以“公众巫术”名义出现的宗教活动，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促成中国文明的起源，其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社会实践观方面，宗教促成了财富的集中，催化了文明的起源。

　　颛顼通过改革巫术，使得“个体巫术”变为了“公众巫术”。在全体氏族成员都参加，以祭祀天体人格神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活动中，“重”和“黎”等少数氏族贵族阶层以“祭品”的名义，收集并占有了由全体氏族成员所创造的剩余产品。因此，少数氏族贵族阶层占有的剩余产品被视为是宗教祭祀的需要，具有神圣合法性。也就是说宗教促成了财富的集中，从而催化了文明的起源。正如基庭所指出：“宗教可视为一种启动剂或催化剂，它提供了控制群众的一种途径，从而奠定了控制重要生产资源的基石。”【15】张光直教授也深刻指出：“《国语·楚语》中观射父讲的绝地天之通的古代神话，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神话中的绝地天之通并不是真正把天地完全隔绝。……这个神话的实质是巫术与政治的结合，表明通天地的手段逐渐成为一种独占的现象。就是说，以往经过巫术、动物和各种法器的帮助，人们都可以与神相见。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通天地的手段便为少数人所独占。”“通天地的各种手段的独占，包括古代仪式的用品、美术品、礼器等等的独占，是获得和占取政治权力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古代财富与资源独占的重要条件。”【16】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原始社会是全体氏族成员不分阶层的平等社会，而文明社会则是全体氏族成员中开始划分阶层的不平等社会。由于颛顼改革巫术，发展成宗教，再由宗教祭祀的名义，集中财富，从而促成了氏族分化出阶层，最终导致了氏族贵族阶层统治广大氏族平民之阶级社会的产生，于是文明社会出现了。所以说，宗教促成了中国文明的起源。

　　其二，在社会价值观方面，宗教保证了社会分层管理的合法化，体现了文明的起源。

　　颛顼改革巫术，发展宗教，将原来平等的神灵发展为不平等的神灵，再通过规定族民通神对象与权力的不同，从而将平等的族民划分为不平等的族民。这样，巫术开始与政治相结合，形成了“巫政合一”的新现象。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垄断宗教祭祀活动实现的。

　　在颛顼改革巫术并发展出宗教的初期，宗教世界的神灵主要是天体人格神。随着氏族部落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的增长。又在天体人格神的基础上增加了祖先人格神。颛顼改革巫术虽然使得氏族贵族与氏族平民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他们仍属于具有共同利益的血缘团体。这个族团一方面需要团结一致，凝聚力量，另一方面又需要维护等级层次，区分长幼差别。而宗教祭祀正好能实现这两个目的。全体氏族成员在“重”“黎”等氏族贵族祭司人员的主持下，通过祭祀活动，共同祭拜天体神和祖先神，从而强化同根同宗的血团集体观念；又通过祭祀活动中所规定的不同身份地位的族民所处的不同位置、不同次序、不同权力，等等，从而为社会等级次序的划分找到神圣的宗教依据。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通由‘祭’，原始人群的巫术活动及其中包含的各种图腾崇拜和禁忌法则，开始演变成一套确定的仪式制度，它由上而下日益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最终成为人群必需遵守的规范制度。”“通由祭祀活动，原始巫术活动已演变转化成人群有义务遵行的礼仪制度。这就是中国上古特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李泽厚先生将这个由巫术到宗教的转变概括为“由巫到礼”【17】。

　　《国语·楚语下》在少昊氏“民神杂糅”“民神同位”之前，还有一段“民神异业”，而全氏族成员敬神祭神、秩序井然的社会现象；而这一现象与颛顼“绝地天通”后的情况完全一致，所以观射父说颛顼的工作是恢复“旧常”。前文指出，在五帝时代早期的少昊氏时期及其之前，一直上溯到二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这一漫长的远古时期，都是一个“民神杂糅”“个体巫术”盛行的巫术时代，根本不可能有“民神异业”秩序井然的现象。因此，这段有关“旧常”的文字只能是对颛顼改革巫术之后的社会现象的概括总结，反映的是五帝时代中期、后期文明起源后直至夏、商、西周早期文明发展这整个宗教时代的情况。正如赵世超先生所指出的：“观射父把颛顼的举措解释为恢复‘旧常’，显然属于臆造，因为按照人类的认识规律，在‘民神杂糅’‘民神同位’之前，不可能早有一个‘民神隔离’的‘旧常’时期。”“其实统治阶级心目中的新秩序，恐怕正是在颛顼手上首次建立起来的。”【18】我们在阅读《国语·楚语下》时，应把这段所谓“旧常”的文字移到颛顼“绝地天通”后的时段来理解。在这样的前提下，现在我们再从宗教祭祀保证社会分层管理的角度来分析这段文字：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衰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明彻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

　　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质、裡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

　　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　　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匱。

　　这段文字中，提到的职业名称有“巫”、“觋”、“祝”、“宗”等，他们合称为“五官”，实际上都属于祭司阶层。其中的“巫”、“觋”是既圣又智，既聪又明，所以明神能直接降临到他们身上。张光直教授指出：“天神是知识的源泉，通天地的人是先知先觉。”“能够先知先觉的人或是说人们相信他能先知先觉的人，就有领导他人的资格。”【19】而“祝”是“先圣之后”中的优秀者，“宗”是“名姓之后”中的优秀者。这些人总的特点是能知“天地神民类物”，具体地讲，他们的工作分如下三个层次：

　　1、恭敬自然神并分辨其次序：“敬恭明神”、“制神之处位次主”、“知山川之号”

　　2、恭敬祖先神并分辨其次序：“能知……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能知……上下之神，氏姓之出”

　　3、能分辨等级礼仪，掌握相关制度：“能知……礼节之宜、威仪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质”、“能知……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以上三个方面的层次，正是宗教祭祀活动中所要表达的礼仪次序与制度。这些祭司集团中，先圣先智的“巫”“觋”之类注重于对天体自然神的沟通，并分辨相关次序。而先圣之后的“祝”与名姓之后的“宗”，则注重歌吟祖先神，叙述民族历史，而分辨次序。他们的共同目的，一是敬神认祖，以增强血缘族团的凝聚力，二是通过对神灵先后次序的安排、祭祀礼仪次序的分别，以起到对社会等级次序的教化引导，所谓“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颛顼改革巫术，发展宗教，通过祭祀活动团结族民，规定社会秩序，进而实现了“由巫而礼”的转变。随着社会的发展，氏族成员中的等级划分更加细密，社会分工日益复杂，因而宗教祭祀活动中的“礼”之规定也由简单租放而精密细化。这种现象体现在五帝时代的中期、后期，直至夏、商、西周。以下材料可资佐证。《礼记·祭统》说：

　　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

　　《墨子·天志》也说：

　　故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欲以天之为政于天子，明说天下之百姓，故莫不驺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

　　因为宗教祭祀活动中体现了政治次序、人伦关系，所以有些文献从“礼”的角度叙述此事。《大礼·哀公问》：  

　　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

　　《礼记·礼运》：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及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祭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

　　由上所引材料可知，祭祀活动正是通过祭拜天神、祖神等仪式的宗教神圣性，以达到规范君臣、长幼等次序等级的伦理合法性，从而实现社会分层管理的政治稳定性，所以李泽厚先生将这整个祭祀系统概括为“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在这里，“宗教”是手段，“伦理”“政治”是目的，是文明的概括。所以我们说，在价值观方面，颛顼发展宗教，保证了社会分层的合法化，从而促进了文明的起源。

　　以上我们从社会发展史角度，就实践观和价值观两方面的分析，证明了颛顼改革巫术，发展宗教，直接促成中国五帝时代文明的起源，而且还深刻影响到了夏、商、西周三代早期文明的发展，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值得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2．“铸鼎象物”与夏商周早期文明发展

　　颛顼改革巫术、发展宗教所促成的氏族成员分阶层、氏族贵族占有剩余产品的文明起源现象，在五帝时代中期大概只体现在各氏族部落的内部，当时不同血缘的部落与部落之间还是各自独立的，因此相对平等。到了五帝时代晚期，随着各血缘部落内部文明化程度的增强和提高（包括财富增加、分层管理复杂化、酋长权力的集中），出现了不同血缘的部落集团因地域相邻而彼此联盟的现象，但这种联盟仍然是平等的。其中最典型的是黄河中游的华夏集团与黄河下游的东夷集团的联盟。联盟组织形成议事会，由华夏集团的最高酋长与东夷集团的最高酋长共同执政，此即所谓“二头政权”。这二头政权也由选举产生，此即所谓“禅让制”。如，华夏族首领尧当政时，就召集联盟大会，推举东夷族舜共同二头执政。尧死后，又由东夷族舜主持联盟大会，推举华夏族的禹共同二头执政。舜死后，又由华夏族的禹主持联盟大会，推行东夷族的皋陶共同二头执政，不久，皋陶早死，又补选东夷族的伯夷继任。  但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华夏族在禹当政时，

　　因其在社会活动中领导治水有功，又在军事活动中南伐三苗胜利，从而在部落联盟中树立了威信。于是华夏族禹有了私心，想独揽部落联盟大权。但传统势力仍然强大，于是禹表面上仍然实行以“公天下”为特征的民主选举“禅让制”，与东夷族伯益共同二头执政，但私下里已开始实施以“家天下”为特征的“世袭制”了。《韩非子·外储说》对此有记载：

　　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

　　这期间，还有过血腥的斗争，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

　　益干启位，启杀之。（《晋书·束皙传》引）

　　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社会部落集团之间的平等联盟变成了不平等的联盟，其具体表现便是二头联盟共政变为一头盟主专政，我们称其为部落联盟共主制。《孟子·万章上》对此有过概括：“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孔颖达疏：“唐虞二帝，禅让其位；夏禹、殷汤、周武，继父之位。”这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是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表明五帝时代的文明起源过程已经完成，从而进入夏商西周早期文明发展阶段。

　　虽然在争取部落联盟共主地位的非常时期，夏部族采取了一定的武力手段。但在那所有部族都仍信仰神灵的宗教时代，夏部族要真正建立部落联盟共主制仍需要采用宗教的手段。《左传·宣公三年》所载夏族禹启“铸鼎象物”的过程正好反映了这一事实：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这段文字全面反映了夏部族如何利用宗教手段，建立起了部落联盟共主制，从而标志着中国文明由起源步人早期发展阶段，并影响到商、周二代。过去，学者们只注意夏族建立部落联盟共主制过程中采用武力的一面，而忽视了其利用宗教的一面。事实上，宗教在当时帮助夏族禹启建立部落联盟共主制，从而促进中国文明步入早期发展阶段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所以，我们有必要从文明史角度对这段话作出分析。《墨子·耕柱》有一段文字与《左传》所载大致相同，兹亦录下，以便一并讨论。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鬼神孰与圣人明智？”

　　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单而自臧，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虚。上乡！’乙又言兆之由，曰：‘飨矣，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使圣人聚其良臣，与其桀相而谋，岂能智数百岁之后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也，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

　　这两段话的主题是讲“九鼎”在夏朝如何铸成，又如何传于商周二代。“九鼎”实际上是夏商周三代早期文明政权的象征，是当时部落联盟共主制中共主权力的凭据。《史记·武帝本纪》：“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当夏代衰亡，商人就从夏人手中夺取九鼎，迁于商邑而建立商朝；当商代衰亡，周人又从商人手中夺取九鼎，迁于洛邑而建立周朝。此即《左传》所说的“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而《墨子》则谓：“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实力已失，王权旁落，于是有《左传·宣公三年》所载楚子“问鼎中原”事件的发生。

　　那么，为什么“九鼎”就能象征联盟共主政权呢？原来这“九鼎”是神权的象征，即《墨子》所反复强调的“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其秘密就在“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等数句之中。这段文字里三次出现“物”字，即“远方图物”“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以往学界对这三个“物”字未能深究。一般注本只按照现代字面义将此“物”字作“事物”“万物”解。其实这只是“物”的后起义，而不是本段文字中“物”的原意。“物”字原是个宗教词汇，其最初本义是指杂色牛，专用于宗教活动中的祭祀通神（牛肉用于祭祀，牛骨用于占卜），然后再派生出“神灵”“鬼神”义。有关这一问题，我们另有文考证，此不详述【20】。“物”字的“神灵”“鬼神”义，秦汉文献中仍有留存。《史记·孝武本纪》：“能使物却老。”《集解》引如淳曰：“物，鬼物也。”《汉书·宣元六王传》：“明鬼物，信物怪。”其中“鬼物”与“物怪”对文为义，颜师古注：“物亦鬼也。”《汉书·高五王传》：“舍人怪之，以为物而司之。”颜师古注：“物谓鬼神”等等。

　　《左传·宣公三年》这段文字里的“图物”、“象物”、“百物”之“物”，都应该作“神灵、鬼怪”解，具体所指则为参加联盟的各部族所崇拜的天体神与祖先神。“贡金九牧”当为“九牧贡金”之倒，而“远方图物，贡金九牧”又为互文见义。其正确意思是，“远方”之“九牧”既“图物”又“贡金”。《礼记·王制》：“州有伯”句郑玄注：“殷之州长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可见这里的“远方”之“九牧”是指夏部族周边的各部落酋长。“图物”的“图”名词动用。“图物”即指绘出神灵的图像。“贡金”指贡纳青铜材料。“远方图物，贡金九牧”的完整意思是指，作为部落联盟共主的夏部族命令参加联盟的周边部落酋长，将他们各自所崇拜的天体神和祖先神图像描绘出来，连同他们部族内所生产的青铜材料一并贡纳给夏族共主。

　　“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则指夏族共主使用周边部族贡纳上来的青铜材料，铸成祭祀大鼎（即“铸鼎”），并将各部族所提供的天体神与祖先神图像也全都铸在青铜大鼎上（即“象物”），因此，各族所崇拜的神灵图像全部体现在青铜大鼎上了（即“百物而为之备”）。

　　在五帝时代文明起源过程中，文明现象只出现在各部族内部。各部族只祭祀各自所信仰崇拜的天体神与祖先神，至于其它部族的内部情况，均不与干涉，此即《国语·鲁语上》所谓“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原因即在于《左传·成公四年》所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现在，夏族命令参加联盟的周边各部族既“贡金”又“图物”，将其地所产的青铜材料连同他们各自信仰的神灵图像均集中到夏族共主王庭中来，由夏族共主统一安排，集中铸在九鼎之上。然后在夏族共主的主持下共同祭祀神灵，即《墨子》所谓“鼎成，……以祭于昆吾之虚”，《左传》所谓“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铸在九鼎上的神灵。肯定已是分出等级次序的，其中天体神可能已经集中为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即恩格斯所说的：“在宗教的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屑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至于祖先神灵，肯定是以夏族祖先为主，其次是根据参加联盟部族的实力大小或与夏族的亲疏不同而分出次序。但无论如何，凡参加联盟的部族，其祖先神灵图像都会在九鼎上有一席之地，而不参加联盟的部族祖先神灵图像自然不在九鼎之上。这样，通过九鼎上的祖先神灵图像，即可认识哪些部族是联盟友族，哪些不是，这就是所谓“使民知神、奸”。

　　颛顼改革巫术，发展宗教，在部族内将神灵分出不同等级，然后规定族民通神对象与权力的不同，从而规定族民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现在，夏族禹启“铸鼎象物”进一步改革宗教，将参加联盟的各部族的祷告神灵分出不同等级，然后规定各部族在联盟组织中的不同地位。夏族共主便是通过掌握各部族的神权，然后掌握各部族的政治权，从而进一步掌握各部族的经济权。正如张光直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铸鼎象物’是通天工具的制作，那么对铸鼎的原料即铜锡矿的掌握，也便是从基本上对通天工具的掌握。所以九鼎不但是通天权力的象征，而且是制作通天工具的技术的独占的象征。”【21】这是通过宗教手段将神权与政权、财权相结合的典型事例。

　　必须说明的是，颛顼“绝地天通”是利用宗教实现了部族血缘内的神权、政权、财权的结合，而禹、启“铸鼎象物”则是利用宗教实现了部族血缘外的部落联盟的神权、政权、财权的结合，这种现象到了商、周二代继续沿用而有发展。正是这样的区别，所以我们称五帝时代为文明起源阶段，夏、商、西周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阶段。

　　3．简短小结

　　总之，颛顼改革巫术，发展宗教，再通过宗教促成了部族内部的阶层划分，和部族内部统治阶层的产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宗教神权与世俗政权的结合，其结果是催化了中国文明的起源。而禹启改革宗教，通过宗教促成了中原部落联盟的形成，造成了部落联盟组织中部落等级的划分及最高权力即联盟共主的产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宗教神权与世俗政权的结合，其结果是导致了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开始。

　　由此可见，中国的原始宗教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种作用的具体表现是不一样的。在五帝时代文明起源阶段，宗教的作用主要发生在各氏族内部。就今天的考古材料看，颛顼的“绝地天之通”宗教活动而引起文明起源的现象，在黄河上下、长江南北、长城内外各民族部落内几乎差不多同时产生。这从相当于五帝时期的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中游河南龙山文化、上游陕西龙山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中游石家河文化，长城以外的红山文化等考古学文化中可以得到证实。所以我们说，从空间角度看，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源头的独立并起。苏秉琦先生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满天星斗”，他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各民族跨人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不同步，但都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苏先生还因此在考古学上创立了他的文明起源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说【22】。

　　而禹启的“铸鼎象物”宗教活动所导致的中国早期文明发展，其最大的贡献在于使得中原地区原本分散独立的各族文明起源第一次南联盟组织的形成被融合起来。“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的结果，便是促成了中原各部落文明的交流，从而迈开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大格局的第一步。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正是在夏代早期文明发展中基本成型，而到了商周早期文明发展中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从而为秦汉以后中华多民族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奠定了文化基础。禹启的“铸鼎象物”宗教改革，对中华文明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正需要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

三点相关余论

　　以上我们从理论与例证两个方面，就原始宗教在中国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讨论。作为余论，我们就原始宗教的其它有关问题略作概括交代。

　　1．从颛顼“绝地天通”与禹启“铸鼎象物”的宗教活动看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连续性特点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以摩尔根《古代社会》、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为基础，根据古希腊、古罗马、日耳曼民族的有关材料，指出原始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必然出现两种重大变化：其一是出现了凌驾于全体氏族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其二为由血缘管理变为地缘管理。恩格斯说，“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23】。

　　然而，恩格斯的文明起源理论，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明起源的实际情况。因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虽然出现了公共管理权力，却并没有出现由血缘管理变为地缘管理的现象，而依然是血缘管理的延续。

　　如前所述，颛顼“绝地天之通”，将通天神的巫术权力集中到贵族阶层专用，从而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阶层的出现、文明的起源。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占有通天神的巫术特权进而占有剩余产品的氏族贵族阶层，与被他们所统治的氏族平民阶层是属于同一血缘的。也就是说，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到了文明社会之后依然存存。中国古代文明是在氏族部落的血缘内部产生的，而不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破坏血缘纽带，从血缘外部通过地缘关系建立新的管理机制，从而步人文明时代。

　　禹、启“铸鼎象物”也是用宗教改革的手段，由原来各部族内独立的血缘管理扩大到各部族外部的血缘集团之间的联合，再在这个血团部落联盟体中划分共主与普通成员等不同的等级。但血缘管理仍然是其特色。这种现象到商代、两周依然如此，只不过血缘管理的范同有所扩大，阶层更细密化而已。也就是说，中国文明起源后，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模式延续下来了。从夏代开始，直到商周时的早期文明社会中，血缘管理一直在发挥作用，从而表现出了中国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延续性特点。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总结的问题，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东方特征。侯外庐先生将其概括为“新陈纠葛”的文明起源发展模式，而与西方社会的“新陈代谢”文明起源模式相比较【24】。张光直先生则称中国文明起源模式为“连续性”的，而西方文明起源则是“破裂性”的【25】。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社会的“新陈代谢”或“破裂性”模式的产生是由于技术贸易的发展，而中国“新陈纠葛”或“连续性”模式的产生是由于宗教改革的结果。

　　2．原始宗教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多方面因素的发展

　　前文我们以颛顼“绝地天通”与禹启“铸鼎象物”两件历史事实为例，从社会形态学角度分析说明了原始宗教对中国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事实上，原始宗教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影响，除了表现在社会形态方面之外，还有其它方面的多种反映，作为余论，兹简述如下：

　　其一，原始宗教促成了中国文字的产生。文字的发明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但东西方文字产生的动因并不一样。西方文字的产生是由于商业贸易广泛交流的需要。而中国文字的产生是源于宗教祭祀的需要。《说文解字·序》追溯文字的起源说：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則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这里所说的“包羲氏”与“黄帝氏”两个时代，其实只是一种比较宽泛的说法，但都在“颛顼氏”之前。我们说中国的宗教时代从颛顼改革巫术开始，这只是质变的标志，其量变的过程应该在顓顼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初造书契”，我们可以理解为量变在黄帝氏时候已开始，而质变要到颛顼氏之后才完成。因此，本文讨论文字的真正产生还是把它指定为颛顼氏前后。《说文解字·序》中的这个“物”，也应作“神灵”解，既包括“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的天体神灵，也包括“视鸟兽之文”“见鸟兽蹄远之迹”的图腾神灵。说氏族贵族阶层在沟通神灵的祭祀活动中，“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初造书契”。因此，最早的文字符号应该就是祭祀活动中对神灵形象的描绘刻划。如大汶口文化中的陶器刻划符号“炅”“炅山”，与良渚文化玉琮、玉璧上的刻划符号“炅”，都描绘出一个太阳或太阳升起于山顶之上的形象。这显然是初民们在祭祀太阳活动时将心中太阳神的形象刻划在陶器、玉器上面的真实反映，而这些陶器和玉器正是用来祭祀天神、沟通天神的专用工具，所谓“神器”“法器”。这太阳神升起于山顶之上的形象在良渚文化玉器上还表现为“鸟立山上”的形象，这“鸟”自然是太阳神的动物图腾化。值得注意的是，大汶口文化中刻有“天象”符号的陶器和良渚文化中刻有“天象”符号的玉器，都出现在贵族大墓之中。这就进一步表明。最早的文字符号是由享用这些祭器的氏族贵族祭司阶层所使用的，或者说，这些表示“天象”之“物”的文字符号正是这些贵族祭司阶层所创造的。所以《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再往后的甲骨及其刻文、青铜器及其铭文等也都是用于宗教占卜和宗教祭祀的神秘法器与神秘符号。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中国最早的文字都具有神圣性。《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霏，鬼夜哭。”汉字作为祭祀活动中沟通天神的手段之一，因而也具有“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的功能。李泽厚先生认为，最初的汉字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治理族民的政治工具：

　　一代又一代的人群，主要是统治一一领导集团和阶层，拥有着、享用着这貌似缰固却实际永生的历史经验的权威凝结物，作为符号工具。不断指导、规范、巩固、统治人群的生存和延续。《易·杂卦》说“鼓天下之动者，存平辞”。《易·序卦》和《易·杂卦》说：“央，决也”。《易·系辞》说：“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央。”也就是以书契发号施令，决断万事。汉字书契以此神秘的视觉形象形式，成为“百官”治理、鉴察“万民”的重大的实用工具，来“鼓天下之功”。所以汉字着重的是它作用于人们行为活动的规范特质，而并不是在复写、记录口头语言的认识功能。【26】

　　由于汉字最初是祭司阶层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创造发明并使用承传的，后来，这祭司阶层又分化出史一职，专门负责文字工作。春秋战国之后，史又发展出士阶层，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源头。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字及其掌握者一一士阶层，一直受人尊重。

　　其二，宗教促成了史诗、舞蹈、音乐等艺术的发展。

　　由于氏族贵族祭司阶层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创造了文字，然后由这些文字记录神灵的喻示，记录祭司们歌颂、祈福神灵的颂辞、祝辞、祷祝。后来这些文字综合起来，就成了中国五帝至夏、商、西周长达二千多年历史长河中特有的文化承传形式一一史诗。而祭司们在祭祀活动中口诵史诗时是伴随着音乐与舞蹈的，是诗、乐、舞的三位一体，从而促成了中国艺术的发展与繁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先秦文献，如《诗经》之“雅”“颂”，《楚辞》之“天问”，以及《尚书》、《周易》、《乐记》、《仪礼》等等，均为宗教时代祭司们在祭祀活动中的诗、乐、舞三位一体内容的分化发展之记录。可以说，中国五帝时代的原始宗教奠定了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文学艺术的基本模式，并成为其繁荣的土壤。

　　其三，宗教促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繁荣。

　　中国处于北半球温带地区，处于黄河、长江两岸，农业耕作是其最基本的生产方式。中国宗教时代之所以热烈崇拜日月星辰等天体神、崇拜山川自然神、崇拜土地神，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农耕生产需要阳光雨露，需要土地肥沃。因此，中国的宗教促成了天文历法的繁荣。前文指出，中国的宗教时代从颛顼改革巫术开始，而《汉书·律历志》正是将中国天文历法的起始追溯到颛顼：

　　历数之起上矣。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尧复重黎之后，使纂其业。

　　古代部落酋长均为祭司首领，因而亦当为天文历法官。《史记·五帝本纪》载：颛顼：“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高辛：“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事之。”尧：“敬顺吴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等，均为其证。

　　其四，宗教促成了医学的发展和礼法的形成。　　中国古代巫医不分，繁体的“医”作“醫”或“毉”，其从“酉”表示用酒祭祀神灵，其从“巫”则表示主持宗教祭祀活动者为巫师祭司阶层。古人又从宗教祭祀活动中所获得的神灵喻示作为判断现实世界中有关是非的标准，即所谓“神判法”，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之后中国独有的“礼”和“法”。有关这一问题，童恩正先生在《中国古代的巫、巫术、巫术崇拜及相关问题》一文中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证，读者可参见，此从略27。

　　3．原始宗教与古代文明发生密切关系的大致时限

　　经过多年来的学习思考，我们初步认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五帝时代早期及其之前为巫术时代，五帝中期、晚期至夏、商、西周为宗教时代，汉魏以后为儒学时代。而从社会发展史角度看，巫术时代是原始氏族社会，宗教时代是中国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时期，儒学时代是中国的成熟文明时期。本文所讲的原始宗教对古代文明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五帝文明起源与夏、商、西周早期文明发展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人文理性精神指导下对原始宗教进行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超越。尤其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破除了原始宗教中天体人格神的独立性，所谓“不语怪力乱神”，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和内心修养，发展出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实用理性”精神，从而开启了秦汉以后的成熟文明阶段。儒学成为影响中国汉魏以后成熟文明发展的主体思想。也就是说，原始宗教对中国文明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五帝至夏商周三代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阶段，而很少影响秦汉以后的成熟文明发展阶段，因为影响秦汉以后成熟文明的主要思想是儒学。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古代思想史与文明史关系的总体认识。

注释：

【1】童恩正：《中国古代的巫、巫术、巫术崇拜及相关问题》，见其论文集《人类与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页。

【2】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6—150页；《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18—325页，424—454页。

【3】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4】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54页。

【5】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8—79页。

【6】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第80—91页；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有关章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7】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8】江林昌：《诗的源起及其早期发展变化》，《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9】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上海：上海

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0】【11】【12】弗雷泽：《金枝》，第75、79页，第79-80页，第80页。

【13】弗雷泽：《金枝》，第70页。

【14】李安宅：《巫术的分析》，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第10页。

【15】Keatinge，Richard W．，The Nature and Role of Religious Diffusio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State Formation：an Example from Peruvian Prehistory．Grant D．Jones and Robert R． Kautzed，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Cam— 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73．

【16】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页。

【17】李泽厚：《己卯五说》，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70—382页。

【18】赵世超：《论巫术的兴衰与西汉文化的民间色彩》，《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19】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11页。

【20】江林昌：《说“物”》，手稿本，待刊。

【21】张光直：《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见其《中国青铜时代》，第467页。

【22】苏秉琦：《进一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一苏秉琦关于辽西考古新发现的谈话》，《史学情报》，1987年第1期。

【2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66-167页。

【24】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一、三、七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5】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见其《中国青铜时代》，第48—49页。

【26】李泽厚：《己卯五说》，第360-361页。

【27】童恩正：《人类与文化》，第434—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