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般的定义，巫术（Witchcraft）是指用玄秘的方法导致他人不幸。中世纪末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扩展了巫术的涵义，指“与魔鬼或精灵的交往”，并发展出了“魔鬼信仰”（Demonology）。当时的魔鬼学专家们认为巫师是“与魔鬼交谈，向魔鬼讨教，或施演魔法的人”；“背弃上帝，沉迷于草药和毒药的人”；“谴责耶稣基督及其教义，投身于魔鬼的人”。①人们认为，巫师与魔鬼订立契约，即俗世的人放弃上帝的信仰和一切宗教活动，以换取魔鬼给予的魔法和物资利益。因此，巫师是魔鬼在尘世的代理人，他们在魔鬼的帮助下施各种恶行：呼风唤雨、召唤雷电、降下冰雹，以淹没农作物、摧毁房屋树木、打落青麦和葡萄；招致瘟疫、疾病和火灾；使人不育、牲畜不孳等。《女巫之锤》（The Malleus Maleficarum）的作者甚至认为，巫师的罪行超过了所有其它的罪行，他们必须遭受最严重的惩罚。②魔鬼信仰成了基督教巫术理论的核心，它完全颠覆了自古罗马以来的黑巫术、白巫术的传统，而与基督教的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无论是善良巫师还是邪恶巫师，只要是基于魔鬼帮助的都是异端，因此必须被处死。

　　10世纪时的一份《主教教规》中就注意到了巫术，这份文件后来成为12世纪《教会法规》的一部分。其中写道：“主教和他们的官员必须全力以赴，彻底从他们的教区根除魔鬼发明的巫术和罪恶的艺术，如果他们发现一个这种邪恶的男女信徒，就要马上从他们的教区把这些邪恶的信徒灰溜溜地驱除出去。”③但14世纪之前，巫术并没有受到重视，教会仍把大量精力放在惩罚异端上。

　　首先掀开近代早期世纪西欧社会巫术迫害序幕的是1484年12月5日教皇英诺森八世的一份名为“最为深沉忧虑的要求”的训谕（BULL Summis Desiderantes Affectibus）。这一训谕后来一直印在《女巫之锤》一书的前面。训谕中提到：“在上日耳曼的一些地区，诸多男女不顾拯救、弃绝信仰，反而将灵魂托付恶魔，并且通过咒语、符咒、魔法以及其它可憎的迷信和巫术，甚至通过冒犯及犯罪，使妇女不孕、牲畜不孳，使作物不生、果树不实。……这是本教廷之职责，扫除一切阻碍余之裁判官行使职责之障碍，谨防无辜信众遭异端邪说及其它恶行之毒害。出于宗教之热忱，上日耳曼之上述地区不能没有裁判官的职权，凭借教皇之权威，裁判官应在这些地区对犯有上述罪行之人行使纠正、监禁及惩处之责。”④

　　在训谕的煽动下，教会和世俗权力力图在尘世实行《圣经·出埃及记》里的那句名言：勿使一个巫师存活。16世纪60年代巫术案件又大量出现，并且在该世纪末上升到了惊人的程度。16世纪末17世纪初诉讼进一步增加，波及的区域也不断扩大，并在17世纪20年代到达了顶峰。1550至1650年是巫术迫害最为严重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欧洲弥漫着巫术的气氛，人们普遍相信魔鬼、巫术、巫魔会和施法的存在，从德国到意大利、从英国到西班牙我们都可以发现大量的书面记载。17世纪30年代西欧巫术诉讼数目有所下降，而到了18世纪末，西欧已很少有巫术案件发生。

二　魔鬼与资本主义

　　魔鬼信仰理论的完善是巫术迫害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当时的学者提升了魔鬼的地位，认为上帝是善的源泉，而魔鬼则是恶的祸根。

　　早期的基督教受到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其他异教思想的影响，倾向于某种二元论，即善和恶（上帝和魔鬼），但又极力避免陷入彻底的二元论。奥古斯丁在《论善的本质》（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Good）中，在不承认二元论的前提下解释了恶之存在的问题。根据奥古斯丁的说法，“邪恶并不是一个本性或本质，而是神所创造的良善受到败坏的结果。”⑤在这个基础上，奥古斯丁将恶归于魔鬼作用的结果，他指出：“魔鬼实际上是醉心于制造伤害的精灵，它们完全与正义格格不入，它们充斥着傲慢和嫉妒，充满着狡诈和欺骗。”⑥同时，奥古斯丁坚持魔鬼是神的意志的结果，“成为改正人类恶习的工具。”⑦宗教改革时，宗教改革家们在肯定了上帝全能的同时，更是强调了魔鬼是上帝的工具这一观点。马丁·路德认为：“神具有决定一切的大能，乃是自然和历史上，所有邪恶和良善之万物的原因”，“魔鬼同时是神的敌人，又是神的工具，因此‘魔鬼就是神的魔鬼’”⑧。加尔文认为上帝既是善的原因，也是恶的原因，即上帝虽不行恶，却制造了恶，但是上帝是假借魔鬼之手完成的。因此，魔鬼的行为和一切巫术的行为都是得到上帝允许的。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人们对魔鬼有着相对固定的形象认同，魔鬼一般以黑衣人或黑色动物的现象出现。例如，447年的莱托多公会对魔鬼的描述是：又高又黑，有脚有爪，驴耳，两眼发光，牙齿咯咯作响，长着硕大的生殖器，浑身还散发着硫磺的味道。⑨洛林的一个男孩如此描写魔鬼：“他长着两只中等大小的角，一副全黑的面孔，上面只有嘴唇显得苍白一点；他的眼睛很大也很吓人，全黑而无眼白，他还长着一个又大又丑的鹰钩鼻，鼻尖上有三个点向外突出好远。”⑩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诺尔曼·布朗都对魔鬼的形象进行过精神分析，前者认为魔鬼是被替代的父亲，后者则将魔鬼和新教及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弗洛伊德在分析17世纪一个画家的附魔病例时认为，在病例中画家将魔鬼充当父亲的替身。这里画家表现了对自己父亲的矛盾态度：既仇视自己的父亲，又尊敬他，并希冀他的照顾。对父亲的憎恨不仅表现在父亲降格为魔鬼这一替代上，也表现在魔鬼的形象上：魔鬼的大乳房，即“儿子将自己的女性态度投射到父亲替身身上”。根据弗洛伊德的解释，这是与父亲斗争的结果，他论述道：

　　当男孩子一旦认识到，他同女人一道争夺父亲的爱的作法，实际上意味着丧失自己的雄性，即被阉割，他便会对自已的女性态度加以约束。因此，抛弃女性态度便是避免阉割的斗争结果。这种斗争的极端表现形式，便是在对比的幻想中，阉割父亲，使他变成一个女人。于是魔鬼的乳房象征这样的事情：儿子将自己的女性态度投射到父亲替身身上。（11）

　　英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白德库克在弗洛伊德观点的基础上，进而认为魔鬼的污秽特征代表了遭人憎恨的父亲。超我的施虐狂一般而言是良心力量的主要成分，天主教的禁欲主义以自我为施虐的对象，而新教将所有的憎恨与敌意转向了父亲（即魔鬼）。因此新教使超我的施虐狂得以加强，而被动的受虐狂力比多却受到了压制。（12）显然，人们可以将道德自责转化为对魔鬼的厌恶。个人的着魔不再是“内在的”，是个人罪行的结果；而是魔鬼的诱惑、巫师的作怪。甚至着魔者可能陷入与魔鬼的斗争中，最后在上帝的帮助下战胜了魔鬼，而事实上战胜的这个魔鬼就是自己的负罪感。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诺尔曼·布朗通过分析路德的著作，认为魔鬼是中项：“一方面把厕所和新教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则把厕所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13）由于魔鬼固有的肛门人格，与魔鬼联系的一切都是黑色的和污秽的，这与厕所相对应。弗洛伊德认为，在童年期，力比多在集中于生殖器之前，是与身体的其他部位如与肛门相关的，称为肛门性欲。在肛门期（一岁到三岁左右），在教育的控制下（尤其是在括约肌的教育下）开始形成各种各样的肛门期人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有序、节俭、执着，甚至可发展为：卖弄、吝啬、固执。（14）心理学家弗罗姆将弗洛伊德的带有整洁、节俭和固执特点的肛门人格与马克斯·韦伯描绘的资产者这一社会类型联系起来。白德库克则论述道：资产者“满足肛门性格类型的吝啬倾向，唯一可能的结果是他们将积累大量的金钱赢利额，而如果没有这种积累，资本主义经济将不会得到发展，甚至不可能产生。”（15）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方式的一切特征都是肛门性欲的替代满足和针对肛门性欲的反向。（16）

　　布朗认为路德的魔鬼代表的是资本主义。魔鬼信仰在路德的观念中得到了加强，他甚至认为这个世界所有明显的现象表明它不是被上帝而是被魔鬼统治着。由于在魔鬼面前的无能为力，导致新教徒向行业和资本主义的屈服，所以资本主义是“由于原罪而导致的撒旦的不可避免的奴役”（17）。

认知：合作至上

　　在劳资关系中，资本家阶级掌握生产资料与资金，在生产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其关于劳资纠纷的态度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劳资纠纷的基本状态。笔者前引文认为，资本家阶级对劳资关系持“合作主义”态度。这里希望通过进一步的文献征引，说明资本家阶级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话语一致”。

　　191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正处于向自为阶级转变的过程中，为争取、维护自身权益而同资方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还不常见，可以说劳资纠纷尚处于早期阶段。曾在美国学习数年、刚刚回国创办实业的穆藕初（1876—1943），早在1919年就已经意识到，振兴工业之根本策划，在得人心，尔后能得人之力，“工厂之生产力，大半属之于此辈之手”，然而“对付工人，本非易事。能固结其信仰心，斯为上策”。为达固结工人信仰心之目的，穆藕初提出如下办法：第一，工人血汗所得之金钱，为其一家老少生活之所寄，切勿扣折；第二，待遇工人，在在出以至诚，发生困难，则妥行商榷；第三，工人偶有过失，勿大声呵斥，使其失体面于多众之前，如果管理人员不能为工人设身处地想，而任情发作，非惟不能促彼工人之觉悟，且容易激起反抗之心；第四，随时奖励勤能；第五，关心工人痛痒，不可视工人为牛马③。穆藕初认为，工人人心之离合与工厂之兴衰关系至密，因而将固结工人信仰心奉为治厂之上策。以上所举各点，无不表现为对工人切身利益的关怀，甚至规定对偶有过失的工人不可大声呵斥，以免其在众人面前失了体面，不可不谓细致周全。这是因为，在穆藕初看来；最易使工人倾心者，莫如周济工人疾苦一事”④。这部工厂法虽未明确提出“劳资合作”，但其思想主张已蕴含其中。

　　进入1920年代，劳资纠纷日趋激烈。据统计，1925年全国工人罢工813次，1926年仅上海工人罢工就达169次⑤。穆藕初将越演越烈的劳资纠纷描述为“如半天霹雳震耳欲聋”，其资本家阶级所经营之实业受到的冲击由此可见一斑。穆藕初清醒地意识到，劳资纠纷问题，“表面虽属雇主佣工，然与社会秩序、金融通商、物价低昂、关系全国人民之幸福至为密切。”因此，他极为关注这个问题，1927年专门撰文，讨论劳资纠纷的危害，提出解决方案。穆藕初反对将零星股东视为资本家，认为要抵制外货冲击，须“劳资两方团结一气”，劳资问题虽如“半天霹雳”，但“既成问题，吾人应平心静气，缜密考察，本适合学理与事实之见解，藉求双方互利之方法”⑥。1930年11月，穆藕初以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身份在全国工商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要注意劳工福利，促进劳资合作⑦。

　　近代中国另一位著名实业家荣德生（1875—1952）1926年撰长文《人道须知》，将劳资问题列入生活卷“互助”一节，其关于劳资关系的基本立场已经表明。荣德生认为，由于职业上有雇主、雇工之分，“劳资问题及随之而起”，也就是说是不可避免的。一般主张劳资合作者的一个重要理由为，中国因受外国经济侵略，实业落后，劳资合作，努力竞争，尚可勉力维持，若再因内争而分化，势必难逃两败俱伤厄运。荣德生也持同样看法。他说：“此萌芽之实业，在风雨飘摇中，正赖劳资合作，齐心努力，抱同舟共济之志，以抵制外人之经济侵略，发扬国货，挽回利权，庶几解决民生，得最后共同之幸福。”但荣德生还有另一番道理：“劳资两字，非固定之阶级也。今日之资本家，未必非昔日之劳工；今日之劳工，安之不为异日之资本家乎！双方关系，至为密切，譬诸人身，资方主干也，劳方指臂也。是宜取合作之精神，不当有隔阂之意见。”也就是说，资本家与工人本为一体，今天的资本家很可能就是昨天的工人，今天的工人也可能就是明天的资本家，应有“理解之同情”。有学者研究表明，工人与资本家的身份转换并非特例⑧，不过，一旦昔日的工人变成了今天的资本家，昨天的工友也就变成了今天的雇工，双方的角色与关系以及原本基本一致的利益诉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荣德生看来，要使本有“雇主、雇工之分”者没有“隔阂之意见”，就必须“在资方，用人之道，故当兼筹并顾，力维多数人相当之生活。在工人方面，尤当尽力生产，勿事偷懒，庶几毋愧自己之良心，毋负主人之期望。须知工厂为千万人所托命，全家衣食所自出，休戚相关。为本厂谋利益，不啻为自己谋利益也。”⑨荣氏在这里所讲述的仍然是工人与资本家本为一体的道理。如果资方与劳方所为确能如荣氏所言，看到利害与共，做到设身处地，劳资纠纷即使不能彻底平息，也断不会形成烈火干柴之势。事实当然不会如此简单。

　　除了穆藕初、荣德生这些实业巨擘外，长期执掌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对于工人运动及劳资纠纷，也主张“和平改革，勿伤元气”。1926年，他在商务各工会组织联合发起的纪念30周年馆庆大会上讲话说：“劳资之怨，在西方尚未解决，不过西方不能解决之问题，难道不可以在东方先行解决，难道不可以在本馆先行解决！解决之途径，不外诚意合作。”1949年，公司经济效益下滑，劳资矛盾空前尖锐，6—7月，张元济一再提及减薪事宜，工会方面一直未接受。9月，张元济在中共力邀之下，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登车前一天，还“赴商务印书馆，约职工会常务委员会叙谈。略言余将北行，际次艰难，甚盼努力合作”⑩。

　　翻检民国年间的报刊，关于劳资合作主张随处可见，劳资合作的口号铺天盖地。如，1927年2月上海新药业公会宣示自己的宗旨之一为“劳资互助，共谋药利”（11）。同年8月冯少山在上海劳资调解委员会上致答辞时说：劳资两方实际同属国民，“即同为一家人，只要互相体谅，自能合作，以达共同造产之一路”（12）。也是在这一年，上海商民协会、上海工会共同拟定劳资调解会组织大纲，声称：“组织劳资调节机关，冀展开劳资共同奋斗之局面。”（13）1928年，全国商联会亦拟“通告各省区商会，转劝各该地商民，顺应潮流，实行劳资合作”（14）。此类言论，不胜枚举，体现了资本家阶级在劳资合作问题上的“话语一致”。不惟如此，执政的国民党在劳资关系问题上也可以说与资本家“所见略同”，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孔祥熙，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多次强调劳资合作的必要性（15）。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了《努力生产建设以图自救案》，该案共计11条，内中专列“第四条推进劳资合作”（16），其倡导与全面推进劳资合作之意图显见。国民党的“合作主义”不仅具有反对共产党阶级斗争主张的意识形态意义，更主要的是，对执政者来说，任何意义上的社会稳定都要好于纷乱，实现社会稳定是执政者的共同追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遭遇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力挤压，时运维艰，维持尚属不易，发展更是困难，如再劳资纠纷频起，无异于雪上加霜，无论是于发展实业，还是于聚财致富，都会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资本家阶级高倡劳资合作主义。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家阶级设厂办实业，无不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其认知上的劳资合作是否落实在实践层面，则不同人在不同情况下取舍不一。

实践：妥协与抗争

　　无论资本家阶级及国民政府如何强调劳资合作主义，劳资双方既为不同利益群体，即使没有共产党的阶级斗争鼓动，冲突与矛盾也在所难免。在现实的劳资纠纷中，资本家阶级多奉行合作主义，取妥协态度。如：

　　1918年，上海南北市皮箱业包皮工匠要求店主增加工资，全体停工，各店主几经商议，初仅同意增加100文，未得工匠满意，店主再做商议后，决定增加150文，全体工匠满意后复工（17）。

　　1922年，上海金银业罢工，经第三者调停后，劳资双方互有妥协，在资方同意将学徒年限由原来的5年改为4年（工人要求3年，亦有妥协）、罢工期间不扣工资、增加工资后工人复工（18）。

　　1928年2月，因受战事影响，芜湖商家纷纷歇业，2000左右店员失业。在店员总工会领导下，未歇业店员罢工，形成罢市风潮。总商会与总工会等开联席会议，同意在歇业复业问题未解决前店东不得停止店员住宿待遇、阴历二月二日以前失业工友薪资一律照付等项，总工会令店员复工（19）。

　　1930年11月，上海丝厂因资方毁约，不允工人要求工资以八五折计算，工人遂罢工。经市社会局劝解再三，劳资双方签约，工人工资以八五折计算（20）。

　　由上述各例可见，大体说来，对于工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的一般性要求，资本家阶级大多在双方做出不同程度的妥协后予以接受。以下数字或可进一步说明此点：1930年，上海市社会局解决劳资纠纷共355起，其中以劳方要求一部分接受者为最多，计226起，占63.66％；劳方要求完全接收者次之，计60起，占16.9％；劳方要求未能接收者，凡49起，占13.8％；其余各案资方要求一部分接受者7起，未能接收者6起，无形停顿或结果不明者5起，资方要求完全接收者只有2起而已（21）。但在事关重大权益时，资方则往往坚持抗争而不妥协退让。下面仅以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为个案，展示资本家阶级不合作、不妥协一面（22）。

　　三友实业社系上海棉织业的著名民族企业。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厂址被日军占领，工厂停工，千余名工人被迫离厂。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厂方不仅没有如工人所愿复厂复工，反拟将上海厂机器转移至杭州分厂，趁机解雇工会组织健全之沪厂全体工人。由此引发一场牵动整个上海劳资两界的大纠纷。有关上海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经纬，前引王奇生文已有细致精彩论述，以下仅着重分析资本家阶级在这场纠纷中的态度与表现。

对工人态度强硬，拒不采纳其合理要求。

　　沪厂工人坚决反对厂方解雇工人之图谋，组织请愿团，“要求二项：（一）照发维持工人生活之伙食费每日一百二十元；（二）从速开工”。厂方不仅不采纳工人要求，且与租界捕房勾结，“当工人在该厂发行所内请愿时，租界捕房突派四十余人驰至，将全体请愿工人驱逐出所，因之工人被捕殴杀者轻重十余人”。资方虽辩称捕房干涉是主动为之，与其无涉，但工人代表亲见公司总经理沈九成入捕房后捕房出而干涉，资方实难脱指使嫌疑（23）。上海市社会局先是召集劳资双方谈话不果，又正式召集双方调解，资方竟拒不到会，致使调解无效。工人见资方态度始终狡猾强硬，生活恐趋绝望，一部分工人乃组织绝食团，一部分工人组织哭诉团，向各界哀求援助。工人采取绝食这一极端行为实出无奈，“冀资方有所醒悟”。《申报》描述绝食工人惨状：各绝食工人形容憔悴，精神萎顿，医院院长遂再三劝告，仍坚持不进粒米。绝食工友惨号呻吟，状殊凄苦。医院负责者知系未进饮食之故，遂由医士施用手术。强制灌饮粥汤，虽至口腔破碎出血，卒未灌下，情状至为悲惨（24）。更为“凄苦”“悲惨”的是，绝食工人蔡锡卿竟于9月15日自杀身亡。然而，面对工人的悲鸣哀号，资方“始终未加怜惜”（25），全然不为所动，既无意复厂开工，亦不发给工人伙食费，甚至在工人绝食之后封锁自来水，断绝水源。厂方在工人伙食费问题上一再推诿搪塞，据报纸披露，“本月七日，为领取伙食费之期，（工人）派代表往公司具领。常务董事王显华延见，谓待请示董事会方可照给，大概总不致停付，请于星期五再来接洽。”至星期五，工人代表再次前往，“仍由王显华接见，即云，明日上午十一时前定能如数照给。翌日又往，而王显华忽云，伙食费已停止，无人负责。”对资方的行为，该报指责“蓄意留难，无所不用其极”（26）。上海市第七区棉织业产业工会9月7日致电国民党中央民运会，对工人之艰难处境和资方之顽劣态度有生动描述：“工人劫后余生，又遭停业，痛苦之深，可想而知，甚至绝食哀号，竟无效果。迩来秋风瑟瑟，日去寒冷，而工友所需衣被等物一无所有，就目前处境以致无法维持，而瞬息冰天雪地，犹属危险。该资方一面假上诉之以推诿，一方藉营业自由为护符，所在不言而知”（27）。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运会的伍仲衡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使用了“狰狞可怕”的字眼描述资方之行径，足见资方在此次劳资纠纷中之强硬态度。

与国民党中央成激烈对峙态势。

　　资方不仅无视工人的合理要求，对工人的绝食惨状无动于衷，而且在这一劳资纠纷过程中，亦反抗国民党中央之旨意，态度极其强硬。中执会民运会在调查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实情后，于8月24日致电上海市党部和市政府（“养电”）：“三友实业社，延不开工，工人绝食，情形甚惨，务肯以非常手段，强迫资方开工。在未复工之前，关于工人伙食，须充分接济。”（28）民运会同情劳方之立场、要求资方开工之意见以及“非常手段”“强迫”等字眼引起剧烈反弹，“养电”在三友社乃至上海资本家阶级中掀起轩然大波。

　　在民运会“养电”发表的第三天，即8月27日，中华国货维持会等六团体致电国民党中执会，指摘民运会“亦非常手段，迫令开工，于法既无所据，于理更不可循”。民运会“此项直接干涉行政，似与党政机关办事系统，有所抵触，而与法治精神，又有违反。倘竟与法本有规定之事项，而可任意处断，美其名曰非常云云，则行见有心从事实业者，皆相戒裹足不前，实业前途，何堪设想”（29）。

　　8月29日，有36家厂家会员组成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府各院部：“阅报载中央党部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指上海市党部、市政府养电，对于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有以非常手段强迫资方克日开工等语，按约法第三十七条，人民得自由营业，在法律上为绝对私权，今读养电文字实与约法规定不符，且使人民自由营业权失去保障。”该电进一步指出：“我国实业，甫在萌芽，外受列强经济之压迫，内遭天灾人祸之惨痛，维持现状，已觉万分困难，何况政府于历届维持实业声中，竟有此不幸事实发现，在同人工业界之立场，充其量，不过牺牲现有之一切，举而付诸一掷，而国家以后之生产，国民之生活，又将由何人负其艰巨。”（30）字里行间不难见威胁之意。同日，永安纺织有限公司、一新牙刷厂等51家厂家亦为国民党中央党部民运会养电发表宣言，与前电相同，一是指责“强迫开工不但违反约法精神，且开世界未有之恶例”；二是申述中国实业“甫在萌芽”，政府理当维护（31）。月11日，大生纱厂等61家厂家、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等六团体再次就民运会“养电”发表宣言，指责民运会违法（32）。

　　在三友实业案中，共有90余家厂商或致电国民党中央，或发表宣言，文字或长或短，语言或激烈或稍显缓和，但反对民运会养电之态度鲜明果决，其主要内容不外以下各点：第一，以国民党指定之约法谴责国民党之“养电”，大谈约法营业自由的规定，要求保护此绝对私权；指责国民党党权至上，违背约法，有违法治，声称：“同人爱护党国，爱护秩序，不得不自护法治”，“欲谋劳资之相安，必先尊崇法治；欲尊崇法治，必排斥法律以外所用之一切非常手段”（33）。第二，大谈发展实业高调，申诉中国实业在外力压迫下发展之艰难，“不得不为实业前途，贡其愚瞽，恳请党国诸公俯赐再加考虑，予以纠正”（34）。如若强迫三友实业社开工，则有碍于实业的发展之意清晰可见。第三，不满国民党中央偏袒工人，认为资本家阶级在国民党统治下未能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待遇：“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独至劳资对峙，此条乃不适用乎？！”（35）资方还在电文中自我辩白：“平心而论，工人困苦已臻其极，人非木石，宁无同情，为从井救人，势且同淹，揠苗助长，卒乃无幸”，认为“政府主持保育行政，亦自有其适当范围，过此以往，转形乖盭”（36）。

不服调解，抗拒仲裁，屡屡上诉。

　　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发生后，上海市社会局召集双方调处，资方无视政府权威，拒不出席。1932年8月31日，仲裁委员会在资方仍然缺席的情况下做出裁决：资方应于三个月内恢复至少五分之一工人的工作，其余工人则照原约解雇（37）。对于这一裁决，上海纺织业资方同行倾向认为，“资方大有面子矣，得休便休。”（38）蒋介石也指示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三友实业社棉织厂劳资纠纷裁决尚妥，希劝导资方遵守裁决书。”（39）但三友实业社资方指责国民党当局对工人绝食要挟过于“兴奋”，认为“仲裁裁决偏重工人生计，不顾厂方利害，事实上窒碍难行”（40），声明异议。遂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三点：“（1）上海市劳资仲裁委员会，本年9月1日所谓第二十号之裁决，准予废弃；（2）确认三友实业社引翔港厂之原有工人已经解雇，并由被告将占据部分厂房及用具，点交原告接受；（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41）。三友资方不仅要求废弃仲裁，确认解雇工人，而且要求连日常生活尚难维持的劳方承担诉讼费用，意在向世人表明，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毫无道理，必欲彻底推翻。三友资方对“局部开工之不可能”、“局部解雇之不合理”、“限制引翔港厂复工之不可能”、“限制三个月内复工之不可能”、“继续发给伙食费之无据”、“其余工人照原约解雇之含混”、“命就沪厂杭厂尽先补用沪厂解雇工人之不可能”各条，或据法律条文，或依事实逐一阐明意见（42）。1932年9月24日，上海地方法院做出判决，驳回三友实业社资方上诉，维持原有仲裁。资方仍不服，又于1933年1月上诉江苏高等法院，再次遭到驳回。资方屡次上诉均遭驳回，已经失去抗争余地，但仍拒绝履行仲裁，坚持不开工。此次纠纷一直拖延至1933年底，在杜月笙的调解下，以劳方的妥协告终。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十分关注劳资关系问题，在认知层面，均主张劳资合作，鲜有例外。无论是以发展中国实业为抱负，还是以赚取高额利润为目的（也许可以说相当多的资本家是二者兼有），劳资合作，共谋发展，对资方都是有利而无害；但劳资既为不同利益群体，矛盾冲突势所难免，在现实利害冲突中，资方往往能本合作主义之精神，做出一定妥协，而求得冲突的缓和或解决，但坚持顽抗的例子也并非绝无仅有。资方是否做出妥协，主要取决于对其利益得失的权衡，但也与劳方组织的发展、阶级意识及权利意识的增强、具体进退策略的取舍，不无关联。劳方（或其他相关各方如政府当局）的态度与资方实践劳资合作主义的关系是一较为复杂的问题。田彤认为，国民政府有意形塑一个以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工人政治文化，但其所标举的劳资合作的歧义性和理论缺失已难以使工人阶级服膺，共产党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宣传，以及此旗帜导引下的工人阶级解放自己和解放他人的斗争实践，使阶级斗争成为工人政治文化的主色（43）。若此，劳资合作的运行空间则相当有限。

　　注释：

　　①徐思彦：《20世纪20年代劳资纠纷问题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②王奇生文见《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霍新宾文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③④穆藕初：《纱厂组织法》，赵靖主编《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5、86页。

　　⑤徐思彦，前引文。

　　⑥穆藕初：《论劳资问题》，《穆藕初文集》，第301页。

　　⑦穆藕初：《全国工商会议之回顾及希望》，《穆藕初文集》，第342页。

　　⑧马俊亚：《混合与发展：近代江南经济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⑨荣德生：《人道须知》，《荣德生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437页。

　　⑩转引自张国勋：《1949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东方文化》2003年第2期。

　　（11）《申报》1927年2月18日。

　　（12）《申报》1927年8月15日。

　　（13）《总商会月报》第7卷第7号（1927年）。

　　（14）《申报》1928年10月25日。

　　（15）参见《申报》1928年4月22日、5月1日、10月14日等。

　　（16）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266—267页。

　　（17）《申报》1918年11月2日。

　　（18）《申报》1922年11月2日。

　　（19）《申报》1928年2月9日。

　　（20）《申报》1930年11月21日。

　　（21）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劳资纠纷统计》（1930），1932年。

　　（22）王奇生提供了关于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的全部资料。谨此致谢。

　　（23）姜豪：《上海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近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本文所有该档案馆档案均系王奇生提供。谨致谢忱。

　　（24）《申报》1932年9月9日。

　　（25）《申报》1932年9月19日。

　　（26）（32）（33）《申报》1932年9月11日。

　　（2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28）转引自王奇生前引文。

　　（29）《申报》1932年8月27日。

　　（30）（31）（34）《申报》1932年8月29日。

　　（35）参见王奇生前引文。

　　（36）（4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37）《申报》1932年9月2日。

　　（38）转引自王奇生前引文。

　　（39）《申报》1932年9月17日。

　　（41）《申报》1932年9月25日。

　　（42）《申报》1932年9月23日。

　　（43）参见田彤：《从劳资合作到阶级斗争——1927—1937年国统区工人政治文化》，第二届中国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成都，2007年7月。

　原载《安徽史学》(合肥)2007年6期第73～78页

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与发展

　　（一）屯垦戍边与西域

　　中国自古就“以农立国”，随着疆域的不断拓展，在新开辟的边疆地区进行屯垦（屯田）就成了历朝历代守边固边的重要国策。

　　“屯垦”的本义是指军队在屯营的地方开荒种地。从广义上说，是指国家通过驻扎军队和安置居民，大规模地开垦荒地和从事各种经济社会开发建设事业，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1]。

　　西域的屯田始于西汉。汉元封年间（公元前110—105年），汉武帝为更有效地打击匈奴，决定联络乌孙，“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2]3903，“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胘靁（乌孙北）为塞”[3]。为了解决细君公主及侍御数百人的粮食问题，随从兵士就在胘靁筑塞，屯田积谷，卫侍公主。胘靁也就成为西域首个屯田点。

　　由于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2]2989 之功效，汉代在西域的屯田，从无到有，规模由小到大的发展起来，屯田区也逐渐扩大到天山南北。屯田人员以士卒为主。屯田既可解决驻军及来往使者、商旅的粮食供应问题，同时屯田人员又可成为戍守和维护西域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所以屯田这一措施为汉朝以后的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域所借鉴。但是，因不同朝代所面临的西域形势、国力强弱、经营方略不同，屯田的规模和效果也有较大差异。西汉之后，唐、清二代，无论在屯田规模，还是屯田效果上较之其他各代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唐朝在西域的屯田始于630年伊吾（今哈密）城主归顺唐朝，唐太宗在此设置西伊州，两年后改为伊州，并派兵士屯田于此，为统一西域做准备。640年，唐朝开始对西域用兵。为了保证军粮供应，屯田也由东向西展开，“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4] 据记载，唐朝在西域的屯田点：安西20屯，疏勒7屯，焉耆7屯，北庭20屯，伊吾1屯，天山1屯[5]，共有56屯。按照唐制，一屯为50顷，一顷折合100亩，56屯就是28万亩。后由于唐朝与西突厥、吐蕃等对西域的争夺相当激烈，屯田的人数时多时少，规模时大时小。791年，吐蕃攻占西域时，屯田基本停止。

　　清王朝在新疆屯田的兴盛时期，主要集中在乾嘉时期和左宗棠平定阿古柏之乱之后这两个时期。乾隆在平定准噶尔叛乱之时，就命令统军将领适时屯垦，“以省兵粮运费”。[6] 统一新疆后，便在新疆大兴屯田，以适应戍守的需要。屯田开始以军屯为主，并逐渐发展到民屯、犯屯、旗屯、回屯等多种形式。由于屯田的迅猛发展，使新疆出现了“农桑辐辏，阡陌成群”的景象。

　　19世纪中叶以后，新疆广袤的南部沦丧于浩罕军官阿古柏之手，而丰腴的伊犁则落入沙俄的魔掌，陕甘总督左宗棠及其所率湘军力挽狂澜，收复失地。收复新疆后，面对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创痍的新疆，清朝决定利用驻军重兴屯田。“现在营勇，新疆尚有4万余人，不裁则终年并无战事，遽裁则又恐疏虞，长此不已，坐耗资粮，其患安所底止？惟有于新疆南北两路急为大兴屯田，为当今紧要切务，借人以尽地利，即借地利以养人。”[7] 新疆第一任巡抚刘锦棠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了《新疆屯垦章程》，鼓励各族军民进行屯垦，使新疆的屯垦事业得到了恢复和较大的发展。

　　纵观新疆历史，可以得出一个规律：屯田兴，新疆宁，屯田废，新疆乱。屯垦能为戍边提供有效的经济保障，而戍边又为屯垦提供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二者结合形成了良性互动。

　　（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

　　新疆和平解放后，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粮食问题。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国共双方部队共17万多人，一年所需粮食10万吨。号称面积中国第一的新疆，却无力供应。当时新疆人均占有口粮不足200千克，除去地租、口粮和种子外，所剩无几。民生之凋敝，可见一斑。从内地调运或从苏联进口粮食，要么运费奇高，是粮价的8——10倍，要么必须动用大量的外汇。这对刚刚诞生的新政权来说，都是不现实的。当时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每个月都要用飞机从北京运一趟银元购买粮食。即便如此，国家对新疆部队的供应也极为有限。1950年仅1—4月，按供给标准，欠供经费达22236万元；北疆部队13.5万人，军马2.9万匹，于1950年1月粮料处于半断供状态[8]137。原美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副领事马克南在离开新疆时，曾叫嚣：“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要亲自看到他们一个一个渴死、饿死、葬身于黄沙旷莽之中”[8]188。

　　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以及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战争年代就积累了军队进行生产建设的经验。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发出《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王震将军向新疆守军发布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要求当年开荒种地4万公顷。1950年共有11万军人投身到开荒屯垦的大生产运动中去，实际开垦荒地6.4万公顷，播种近5.53万公顷，实现粮食自给7个月，蔬菜、油、肉全部自给。到1952年，全军播种面积达到11.07万公顷，实现主副食全部自给，并建立起一批军垦农场。

　　1953年，新疆军区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整编军队的指示，将驻疆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二军、六军大部，五军（民族军）一部和二十二兵团（起义部队）全部编为生产部队。这次整编为以后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奠定了基础。

　　1954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拉开帷幕，而军队即将实行义务兵役制和军衔制。为了保障新疆军区集中主要力量领导国防部队的建设工作，同时为了使新疆的生产部队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屯垦戍边，并将生产部队的生产建设纳入国家计划，这就需要在新疆成立一个专门领导生产部队的机构。考虑到“仍用二十二兵团的番号来领导全疆包括二、五、六军的生产部队是不相宜的，取消二十二兵团的番号如不以‘生产建设兵团’的番号代替之，则可能引起起义干部，特别是高级起义干部的思想波动；另一方面，二、五、六军所编的生产部队，不愿一下子脱离军队性质的番号，甚至因采用名称不适当，也可能引起部队的思想波动。根据部队当前思想情况，采用完全脱离军事性质的名称尚需一个过渡时间，则较为稳妥。”[9] 因此，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代政委王恩茂和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王震经过商议，于1954年7月15日，以新疆军区的名义向西北军区和军委总参谋部，正式提出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请示。8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复电：同意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1954年10月7日，新疆军区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命令》。新疆生产部队的广大指战员集体就地转业，组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陶峙岳任第一任司令员，王恩茂任第一任政委。当时总人口17.5万人。

　　兵团成立初期，党政工作受新疆军区和新疆分局领导，生产管理工作受新疆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1956年6月，中国农垦部成立，王震任部长，兵团副政委张仲瀚是副部长之一。“1957年1月起，新疆兵团脱离了军队系统，已不属于正式军队系列，而变成了国家的农垦企业。”[10]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垦区，受农垦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重领导。

　　（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与恢复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后，一改过去军垦农场时期的自给性生产为经营性生产，按照企业化生产进行管理，加强了对生产建设的领导，使兵团的各项事业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兵团是新疆生产建设的主力军。1954年耕地面积为7.67万公顷，到1966年底达到80.8万公顷；工农业生产总值也由1954年的9195.5万元增到12.15亿元；人口由17.5万增加到148.5万人；粮食产量由1952年的10万吨增加到1966年的72万吨，当年上缴粮食22.5万吨[11]413。

　　兵团秉承不和当地百姓争利，为新疆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的宗旨，仅1964—1966年底，兵团帮助新疆58个县（市）的87个公社进行“五好农村”（好条田、好渠道、好林带、好道路、好居民点）的规划建设，共“投资2393.95万元，完成99个项目，勘测土地852万亩，建设条田1745万亩，修建水泥和卵石渠道91公里，水利建筑物2066座，公路296公里，修建民房26340平方米，修建小电站1座……派出长年驻社干部752人，培训技术人员2097名”[11]428。

　　兵团虽然退出了军队的序列，但它却是一支不穿军装、不拿军饷、永不退伍的战斗队。1962年4月，新疆发生了伊犁、塔城边境的6万多居民，带着财产，赶着牲畜，逃往苏联的边民外逃事件。这一恶性事件造成了我边境地区的空虚和混乱。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兵团副政委张仲瀚立即抽调兵团干部群众奔赴这些地区，执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任务。同时，按照中央的指示，兵团在沿中苏边境地区开始建设边境国营农场。从1962—1966年，兵团共建立了53个边境农场，形成了一条纵深10——30公里的边境农场带，这条被誉为生命界碑的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同时具备守卫边防和发展经济的双重功效。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这场爆发在世界屋脊上的战争，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场战争不仅比战斗力，更要比后勤保障能力。兵团当时的口号就是“前线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一切为了前线”。在接到运输任务后，兵团立即抽调1125名精兵强将，401辆汽车，将6309吨的军用物资运送到风雪弥漫的世界屋脊，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63—1965年，新疆兵团的模式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首先在西北被推广。根据新疆兵团已有十个农业师的建制，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等地新建的农业建设师被续称为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师。“文革”中，新疆兵团的经验开始在全国推广，从1968年开始到1970年，全国新组建黑龙江、内蒙古、兰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云南、山东、湖北等11个生产建设兵团和三个生产师。

　　这些兵团虽然在“文革”中对稳定当时的局势和巩固边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1972年开始，各地兵团先后被撤销，1975年3月25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也被撤销，由新疆农垦总局来主管国营农场。然而，兵团撤销后，屯垦戍边、发展经济、维护民族团结和新疆稳定的特殊作用明显削弱，加上政策的失误，新疆各地，尤其是南疆的喀什、阿克苏地区多次发生群众闹事、民族纠纷，甚至是反革命暴乱事件，这直接威胁着中国西大门的国防安全和国家的统一。因此，尽快恢复兵团，就成了发展新疆经济、维护边疆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1978年，国家农垦总局派出工作组，对新疆农垦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调研，提出了恢复新疆兵团的建议。1981年，时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4次赴疆调研、考察，再次向中央提出恢复新疆兵团的建议。1981年7月1日，邓小平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12] 8月，77岁高龄的邓小平亲自偕王震、王任重前来新疆视察，就恢复新疆兵团的问题，广泛地听取了各方意见，认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时机已经成熟。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家农委党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经过慎重研究，于1981年9月22日向中央写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报告从战略考虑，提出恢复兵团体制的三大好处：一是有利于巩固国防，二是有利于加快新疆的经济文化建设，三是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兵团的决定》。

　　恢复的兵团与撤销前兵团的名称有明显的不同，撤销前的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而中央批准恢复的名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邓小平解释说：“生产兵团恢复起来，这是稳定的力量，不要用解放军的名义……解放军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如用解放军的名义，搞军衔就要轮到它，几万人不好办。”[1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兵团，也是“文革”中所有被撤销的兵团中，惟一被恢复也是如今惟一存在的兵团。

　　用考古来探索中国早期文明是从20年代末开始的。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大规模发掘，揭示了一个商代晚期的都城，伴随有一个巨大的帝王陵墓区，大量的出土遗物证实商代晚期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和成熟的文字体系，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但不像是文明的开始。主持安阳发掘的李济就曾说过：“殷商以前仰韶以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等于欧洲青铜文化的早中二期，及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这个文化埋藏在什么地方，固然尚待考古家的发现；但对于它的存在，我们根据我们考虑各方面事实的结果，却可以抱十分的信心。”（注：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年。）李济的预言到50年代就开始逐步验证了。从1952年起对郑州二里岗等处的发掘，不但确定了一个早于殷墟的二里岗文化，而且从1955年开始发现了一座商代前期的宏伟的都城遗址，其中包括有多处宫殿基址和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尽管它是不是成汤所建的亳都还有不同看法，但说它是一个都城级遗址，并且体现了较高的文明水准，则是没有争议的。

　　商代考古的重大进展以及一系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现，特别是龙山文化与商文化内在联系的识别，使许多学者坚信中国文明是本土起源的。例如梁思永早在1939年就从十个方面论证了龙山文化与殷文化的密切关系，　明确提出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注：　Liang, S.Y.: “The　Lungshan　Culture:　 A　Prehistoric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roceedings Sixth Pacific ScienceCongress, no.4,PP69—79,1939.中译文载《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在其所著《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的起源的考古学研究》（注：Glyn Daniel, “The First Civilization:　The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 Thames and Hudson, 1968. ）一书中指出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六大文明起源地之一。何柄棣从自然生态环境、农业、养畜业、陶器、青铜器、文字和其他方面详细论证了中原黄土地带是中国文明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的摇篮（注：Ho, Ping—ti, “The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 B. C. Chicago & Hong Kong. 1975. ）。张光直在其早年的著作中也明确地指出：“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具有特色的本地产物，是中国人民和他们的环境互相影响的结果。”（注：张光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继续探索》，”Archaeology”，vol. 30, no. 2 & 3, 1977.引文据《考古学参考资料》第一册20页，1978年。）事实上，从50年代以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是本地起源的，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独自发生的古代文明之一。

　　但中国古代文明并不是从商代才开始的，因而对于夏代文明的探索一直吸引着许多考古学家。1959年为着寻找夏墟而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是一座规模很大的都城级遗址（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那里有大型的宫殿基址和一万平方米以上的铜器作坊遗址，大家都同意它已进入文明时代，而年代比郑州商城早。至于早到什么时候，是夏是商还是前夏后商，长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1983年在二里头遗址附近的尸乡沟，发现一座晚于二里头而与郑州商城基本同时的大型城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 学术界逐渐认识到它的始建可能与商汤灭夏的事件有关，从而二里头遗址为夏都，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见解便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鉴于二里头已有若干用青铜做的兵器、礼器、乐器、工具、用具和装饰品等，并且有较大的铜器作坊；郑州商城则有更多、更大、制作也更精良的青铜器和规模更大的铜器作坊，至此李济关于夏和商代前期为青铜文化的预测便已得到完全的证实。而夏代不仅有青铜器，还有宫殿、宗庙和一系列典章制度，说它属于文明时代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中国文明的起源似乎还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是中原龙山文化，再以前是仰韶文化，三者在年代上是依次衔接的，中间并没有什么缺环。过去以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后来在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中都发现了不少小件铜器，甚至在仰韶文化的个别遗址中也发现有小铜器或铜器痕迹，说明那时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而应该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注：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是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一个时代。这样二里头青铜文化的产生也就不显得那么突然了。同样的道理，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文明的产生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前面必然有一个酝酿和逐渐走向文明的过程。从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使这个问题日益明朗起来了。
　
　　在中原地区，从1978年开始发掘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面积达300 万平方米，那里的墓葬非常明显地分为大中小三类（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其比例大约是1∶10∶90。大墓中随葬鼍鼓、大石磬、龙纹盘等大量高档次的物品，说明死者不仅富有，而且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小墓的死者则几乎一无所有。这种级差明显反映其社会已经形成为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式的结构。1977年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了龙山文化的城址（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1979～1980年在同省的淮阳平粮台又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址（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两处城址虽然都很小， 但前者城内有大片夯土基址和用殉人奠基的情况，后者城内有当时少见的全部用土坯砌筑的分间式房屋、炼铜遗迹和复式地下排水管道等，似乎不是一般的军事城堡，倒有些像是贵族居住的小型统治中心。这些发现都立即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的认为是夏代遗存，有的认为早于夏代。不管怎样，它们都比二里头文化为早。因而它们的发现表明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努力中，又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进入80年代以后，重要的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已经发掘了多年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到1983年又有新的突破。在一个大型的仰韶文化晚期聚落中，发现了一座特大型的房屋（注：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有前堂、后室和东西两个厢房，仅前堂的面积就超过130平方米， 前面还有很大的广场。前堂中有直径超过2.5米的特大型火塘和直径达90 厘米的顶梁大柱，地面铺类似于现代水泥的沙浆，墙壁和房顶都抹灰浆。如此规模宏大、设计严谨、工艺先进的房屋建筑，在以前的仰韶文化遗存中从来没有见过，显然不是一般性的公共建筑。有人称之为原始殿堂当不为过。大地湾除这座大型房屋外，还有几座结构和工艺相似的中型房屋和数百座小型房屋，是明显高于一般聚落的一处中心聚落。

　　在辽宁，从1983年开始发掘的凌原牛河梁则是一处大型的贵族坟山和祭祀中心（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属于红山文化晚期，与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聚落的年代相当。那里有许多巨大的积石冢，每冢有一座主墓，随葬猪龙等精美的玉器，上面还有一些陪葬的小墓。还有一座“女神庙”，出土了许多女性塑像的残块。其中一个人头跟真人的一般大，形象逼真；另有些耳、鼻和手臂等残块竟有真人的三倍大，塑像大小不等表明其地位不同，也许当时在多神中已经产生主神，反映当时的社会已经有等级的差别。郭大顺等认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已进入原始文明阶段（注：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 苏秉琦则认为当时“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注：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物》1986年第8期。）。

　　稍后不久，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中也露出了文明的曙光。 1986 和1987年，在浙江余杭县的良渚遗址群中，先后发掘了反山和瑶山两处遗址。前者是人工筑成的贵族坟山（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后者原来是建造在小山上的祭坛，后来又改做贵族墓地（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在这两处贵族墓地中， 出土了数千件工艺十分精巧的玉器，有的玉器上有近似微雕的王者形象或神徽。1987年底因为扩建公路而在良渚遗址群中间偏西发现一座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台城”，上面有数万平方米的夯土基址，推测应该是宫殿或宗庙一类大型礼制性建筑的地基。所有这些发现使人有理由推测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某种政治组织形式，论者多认为当时已进入初级文明社会。张忠培则认为当时已经是文明社会，只是在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还没有形成处于一尊统治的局面，而是被众多权贵分割统治的若干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注：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文物》1995年第5期。）。

　　在长江中游，早在50年代就已发现并且进行过多次发掘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在1990～1991年春进行全面考察时，确定了一个始建于屈家岭文化而一直沿用至石家河文化中期的古城（注：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它的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 是已知同时代的许多城址中规模最大的。对于城内外格局和出土遗迹遗物的分析，使调查者提出了“石家河文明”的概念。在此前后在长江中游还发现了若干屈家岭文化的古城，规模都不及石家河古城那么大，看来石家河一带有可能是整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中心区域或最发达的区域。

　　这些发现自然会引发人们的极大关注，同时激发考古学家们去寻找更多、更早的城址和高等级的大型聚落遗址。据个人不精确的统计，陆续发现的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史前城址，1991年以前有20多座，1995年即增加到30多座，至1997年更达40多座，现在已知有50多座了，发现速度是十分迅猛的。这些城址分布的地域虽然遍及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内蒙古和长江流域的湖北、湖南、四川和浙江等省，但还不能说已经非常普遍。一些很有希望的地方如河北、山西、陕西、安徽等省至今还没有发现。据说江苏已发现良渚文化的城址，也还没有得到确认。这些城址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少数可能略早于前3000年。郑州西山的仰韶文化城址和湖南澧县城头山最早一期属于大溪文化的城址，则已达到或接近于公元前4000年，是现在所知道的年代最早的城址。

　　过去因为考古工作做得不够充分，许多东西没有被发现出来，自然会低估某些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水平。例如龙山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理应属于铜石并用时代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在这个时期不但有铜器，还有玉器、漆器、丝绸、象牙雕刻和快轮制作的精美陶器，个别遗址还发现有原始青瓷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在物质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恰巧出现了一批礼制性建筑和较大的墓葬。从随葬品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墓主往往掌握了军事、宗教等方面的特权和大量财富。事实上这个时期物质文化的最新成就差不多全部为这些新生的权贵所垄断。权贵们不会满足于对本族平民的剥夺，在氏族血缘关系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剥夺自然还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于是他们把目标转向外部，为着掠夺资源和他人的财富不惜频繁地发动战争。正是在这个时期，专门性武器石钺等的出现与改进，表明战争越来越经常和激烈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战争的人自己也难免受到强敌的掠夺。为了免受战争的惨祸，只好下决心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来构筑防御工事。于是一大批城址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地拔地而起。

一、生存消费

　　
　　人首先要满足的就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生存消费是人最基本的消费。人的生存消费既可以通过个体心理或社会文化来进行主观判断，也可以采用客观标准来计量。不管采用什么标准，生存消费决不只是满足人作为生物个体生存的消费活动，它具有每个时代的特征。
　　
　　18世纪英国生存消费水平的提高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可。到访的外国人对英格兰乡下人的生活水平之高甚为惊讶：砖建的村舍，红瓦屋顶，身着毛料衣服，足登皮鞋，吃的是白面包。他们看见过穷人，但没看到“可怜的人”；没看到饥寒交迫、面黄肌瘦的人；看到过乞丐，但没有一个乞丐“没穿长衣和鞋袜”[1]。斯密完成在法国的旅行后这样写道：在英格兰，没有一个人穷得穿不起鞋。在苏格兰，甚至最低阶层的男子也穿皮鞋，虽然最低阶层的妇女依然打赤脚。而“在法国，无论男、妇，皮鞋都不是生活必需品。法国最下层阶级的男女，可穿着木屐或打着赤脚，走在人前，而无伤体面”[2]。无论是与过去相比，还是与他国相较，英国人18世纪的基本生活处于较好的境地。
　　
　　在作为生存消费的吃方面，英国人喜欢用小麦制作食品，小麦成为判断生存消费水平的一根标尺。格列戈利·金估计，在英国人用于制作面包的谷物中，小麦占了38％，黑麦占了27％，大麦占了19％，燕麦占了16％。到1764年时，小麦所占比重急剧上升，占了62.5％，黑麦占了14.8％，大麦占了12.3％，燕麦占了10.4％[3]。查尔斯·史密斯对1 8世纪前6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谷物生产与消费的数字进行过估算。他依据不同材料将全国分为6个地区：伦敦和东南部地区，90％的人吃小麦面包；西南部地区，3/4的人以小麦为主食，其余的人吃大麦；西部地区，将近70％的人把小麦作为口粮，其余的人大多数吃大麦或黑麦；北部两个地区，仅30％的人可以吃小麦，略高于30％的人吃燕麦，其余的人吃大麦和黑麦；威尔士地区，几乎所有面包都用大麦或黑麦来制作。史密斯估计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600万人，375万人以小麦为主食，88.8万人吃裸麦，73.9万人吃大麦，62.3万人吃燕麦[4]。食物结构中小麦所占的比重成为衡量生活水平高低的主要指标。除了小麦以外，大米和糖等品种的消费也增加了。糖迅速成为受人喜爱的食品，糖的平均消费量从18世纪初的每人4磅上升到18世纪末的13磅[5]。在1762年一位农业劳动者的家庭开支中，食物类包括：面包、面粉、燕麦片、块根植物、蔬菜、蚕豆、豌豆、水果、牛奶、牛油、奶酪、肉、盐、啤酒、舶来品、醋、香料[6]。消费品种日趋多样化成为生存消费的一个明显特征。
　　
　　18世纪的生存消费容易受到经济情况的影响。当时，可能有1/5或1/4的英国人的生活处于刚刚能维持生存的水平，当价格上涨时，他们就会跌入生存线以下。“农业危机”夺去他们的面包，“工业危机”夺走他们的收入。当生存受到威胁时，人们可能采取办法解决生计问题，如1693—1695年在北安普顿郡发生了食物骚乱，1697年林肯郡发生反圈地骚乱，1709年在伊萨克斯、1727—1729年在康沃尔、1737年在彭林等地发生了食物骚乱，1756—1 757年间英国有记载的食物骚乱总共有140多次。这些骚乱是“肚皮造反”[7]。有人说，穷人“劳动仅仅是为了吃饱喝足”；“从事制造业的穷人只为满足生存的需要而工作”[8]80-81。1747年出版的《羊毛的回忆》这样写道：“靠3天劳动就能维持生活的工人在这一周其余的几天里肯定会懒惰、酗酒……工业地区的穷人在一般的情况下都不愿劳动更多的时间，只要赚的钱能够维持生活和供一周的狂饮之必需就行了”[9]。1700年，英国每个劳动力可以养活1.7人，至1800年，则上升到2.5人，增加47％[10]。
　　
　　生存消费对社会生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对18世纪早期英国社会进行分析后，笛福就曾明确指出：要是没有贫穷阶层的有效需求，很多现存的职业都将消亡[11]。一旦一种产品成为必需品，它的重要性就会增加，煤炭就是一个例证。在消费不断扩大的刺激下，1800年，英国煤产量约在1 200万吨左右[12]436。
　　
　　在生存消费中，基本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全国男子非文盲率在1750年越过了60％的大关[13]。根据对1754年英国274个教区结婚登记的抽样分析，男性识字率为60％，女性为35％，平均为47.5％[14]。到1770年，农村男子能读写的人已经占50％。1781年，约翰逊谈到英国是一个“读者的国度”。在伦敦，店名取代商店的标志物的做法越来越普及，这说明大众的识字率已经有了较大提高。
　　
　　生存消费维持最低生活需要，增进物质享受，使人们能安心生活，事关全体国民。生存消费水平的提高既创造了更合格的劳动者，又带动了社会生产的扩张。
　　

　　所谓13世纪产业革命，亦称第一次产业革命，是指发轫于13世纪，以水力漂洗坊的普遍出现为标志的英国毛纺织业技术革新。由此不仅导致英国毛纺织业生产和海外贸易格局的重大变化，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英国毛纺织业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国外学者对该课题多有研究，虽然结论不尽一致，但成果颇丰，引人注目(1)。在国内学术界这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的领域，仅有少数经济史论著曾作过简略介绍(2)。本文拟就有关问题提出若干粗浅看法，以期更客观地解读英国中世纪毛纺织业发展史。

　　一

　　13、14世纪的英国毛纺织业主要生产绒面呢，生产过程大体分为羊毛整理、纺纱、织呢、漂洗、染色、起绒和剪绒等工序。其中的漂洗工序借助水和各种去垢剂，主要是漂白土，清洗绒面呢坯布，以清除残留的油脂，并通过缩水增加绒面呢的密度和重量，从而使之更为经久耐用；另外，这一工序还能使绒面呢表面纤维互相缠结，遮蔽经线和纬线，此举既可增加牢度，又能改善外观。英国传统的漂洗方式是将一定量的漂白土和绒面呢坯布一起置于水槽中，工匠或用木板拍击，或用双足踩踏。漂洗一匹呢绒需要3个工匠协同劳动，既耗时又费力，效率极其低下(3)。一直到水力漂洗机的问世，英国毛纺织业的漂洗工序才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水力漂洗机是水车与漂洗工具相结合的水力机械，即由水车带动两个垂直运动的木棰，交替捶击水槽中的绒面呢坯布。根据水流与水轮接触部位的不同，水车大体上可分为下射式水车和上射式水车两大类。前者通过水流冲击水轮下部产生动力，一般只能安装在有一定流速和深度的河床上。后者则利用引水管或渠道使水流冲击水轮上部，由此既突破了下射式水车安装的局限性，又可调节水流落差来控制输出的动能，优势十分明显。上射式水车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古代，4世纪时罗马帝国境内的阿尔附近就有一台上射式水车(4)。欧洲的水车最初主要用于谷物加工，后来逐渐被引入毛纺织业等行业。为了适应生产需要，毛纺织业通常都使用上射式水车来提供动力。水力取代人力，不仅减轻了工匠的劳动强度，而且效率也明显提高，一个工匠可同时照看若干对由水车带动的木棰，其职责主要是观察和移动水槽内的呢绒。正因为如此，已故伦敦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埃莉诺拉·卡勒斯-威尔逊称水力漂洗机的普遍使用为“13世纪产业革命”，并认为其意义堪与18世纪纺织机械化媲美(5)。

　　安装水力漂洗机的场所被称为水力漂洗坊，关于水力漂洗坊在欧洲出现的时间，学界意见尚有分歧。林恩·怀特(小)认为，欧洲水力漂洗坊最早可能问世于990年，最迟也不会晚于1040年(6)。卡勒斯-威尔逊则指出，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1086-1087年间的一份文献曾提及奥恩河畔的阿讷贝克(7)可能有一个水力漂洗坊，这是迄今所知欧洲大陆有关水力漂洗坊的最早记载(8)。至于水力漂洗机传入英格兰的时间，学术界认定为12世纪晚期，(9)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异议。12世纪末，英格兰寺院经营的毛纺织业已开始使用水力漂洗机，13世纪时逐步推广到整个英格兰(10)。目前所知英格兰最早的4个水力漂洗坊都出现于亨利二世时代，分别位于威尔特郡马登河畔的斯坦利、林肯郡培因河畔的柯尔比及约克郡和科兹沃尔兹的圣殿骑士团的领地上。威尔特郡的马姆斯伯里，或其附近也可能存在一个漂洗坊。此外，1197年牛津郡的明斯特洛维尔也出现了一个水力漂洗坊。自爱德华一世统治时代起，水力漂洗坊的数量日趋增多，至1327年以前有资料可证实的水力漂洗坊总数达150-160个。专家认为，实际数字一定远不止这些，因为人们对当时王室和教会以外的产业知之甚少(11)。

　　得益于廉价的水力资源和显著提高的生产效率，水力漂洗日渐排挤人力漂洗，在竞争中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1298年或稍后，有关伦敦工匠将呢绒送到斯特拉特福和恩菲尔德的水力漂洗坊进行漂洗的事情首先见诸文字(12)。最初可能偶尔为之，但从14世纪初叶开始，伦敦的呢绒制造商经常委托斯特拉特福、旺兹沃思和恩菲尔德等地的水力漂洗坊漂洗呢绒。“内地”漂洗的呢绒也在布里斯托尔进行后期加工(13)。水力漂洗坊的发展使得城市漂洗匠面临失业之虞，为此部分城市曾明令禁止市内呢绒工匠委托水力漂洗坊漂洗呢绒。伦敦早在1298年就颁布了这样的规定，后来又于1376、1391和1404年多次重申前令(14)。然而一切皆无济于事，14世纪时英格兰水力漂洗坊数量剧增，遍布各个呢绒生产郡的河谷地带(15)。良好的盈利前景，引得教俗领主纷纷解囊，投资水力漂洗行业。早在1208-1209年间，温切斯特主教就分别出资9英镑多和16英镑，在布莱特威尔和汤顿的庄园各兴建一个水力漂洗坊。此外，他还在新的自治城市唐顿和威特尼各建造了一个水力漂洗坊(16)。1252年，可能是为了满足周边乡村地区呢绒生产后期加工之需，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的领主也在当地设置了一台水力漂洗机和三口染色锅(17)。随着水力漂洗坊数量的增加，某些地方出现了令投资者颇感失望的情况，即盈利减少。在肯德尔，最初水力漂洗坊的半个股份价值10马克，但到了1274年却仅为8马克，降幅达20％，其原因在于斯泰夫利河上游又新建了一个水力漂洗坊(18)。这一事例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13世纪英国水力漂洗技术普及的势头。

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方行先生，于2014年10月4日8时20分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精彩的89年的人生。

方行先生，原名方友文，湖南省沅江县人，1926年4月出生，毕业于湖南私立明德中学，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成绩优异，获得奖学金。1949年2月，在北京市第四区人民政府参加革命工作，7月2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2月至1969年8月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先后任科员、科长、副处长。其间，担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主义改造研究室研究人员。1969年9月至1972年12月，在商业部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1月至1978年2月在商业部基层工作局任副处长。1978年2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历任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曾任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行政享受司局级待遇。1993年12月离休。

方行先生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建设付出了巨大心血和精力。他是中国经济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任中国古代经济史分会副会长。方行先生还是《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的发起人之一，为杂志的发展作出了辛勤贡献。由方行先生等发起和组织的中国经济史论坛系列研讨会，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方行先生在“文革”前从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研究，1978年开始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先后在《经济研究》、《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包括《清代前期的封建地租率》、《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清代前期农村的高利贷资本》、《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经营独立性》、《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等，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地主制经济、小农经济等方面的研究享誉国内外学术界，其中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滞的论文，在美国《清史问题》杂志全文英译发表。方行先生参加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撰写，是国家社科基金《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主要作者之一。方行先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重点科研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课题负责人之一，该成果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图书。方行先生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先后获得郭沫若历史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等。方行先生论文集《中国封建经济论稿》、《清代经济论稿》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方行先生的论文集《中国古代经济论稿》，正在出版中。另外，方行先生还主编了《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等。

方行先生治学认真严谨，讲求方法，他强调学术创新，不断汲取新的理论和方法，重视资料，用宏取精，对清代经济史的研究造诣尤深，为中国封建经济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由于方行先生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史料基础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使得其学术研究往往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他强调学术研究应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古今之变”。长期以来，方行先生一直关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此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

方行先生治学勤奋，老而弥笃，笔耕不辍，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还在思考学术问题，将学术视作自己终身追求。他曾说，“每天不想点问题，就很无聊”。

方行先生奖掖后学，对年轻学者从工作、生活各方面关心备至，投入了深厚感情。

方行先生为人谦虚乐观，待人友善宽厚，淡泊名利。在工作方面组织管理能力强，原则性强，作风民主，办事公道，政策理论水平高。

方行先生的逝世，是我国经济史学界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将方行先生终生为之努力的经济史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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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1]，中国经济史学会、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河南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承办、《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协办的2014年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暨“经济转型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0月11日至12日在河南开封举行。本次年会为历届规模最大，来自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地区及日本国逾200名专家、学者参会，收到学术论文166篇。本次年会采取按照论文选题分组的方法，更利于学术交流与探讨。

本次年会的主题报告中，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张东刚教授作关于如何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的报告，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刘兰兮教授报告了近年经济史学科发展状况及两年来学会的工作情况。河南大学董保民教授对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成因进行分析，基于大量史料对河南大饥荒死亡人数进行估算，并对赈济的效率给予评价。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忠民教授探讨了有关前近代中国社会合伙制研究的一些问题，包括研究的意义、考察的路径与方法等。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王玉茹教授对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和创新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经济史的研究不能只是套模型，应当具有扎实的史料基础，多学科理论交叉使用是学术创新的方向。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马颖教授通过构建协整模型，对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在财政分权和金融体制变迁、金融发展、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增长方面的不同差异进行探讨，并对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下面就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及发言情况，作简要评述。

一、金融、财政与经济发展

金融史研究是年会讨论的热点之一，主要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的讨论。王文成（云南社会科学院）论述了宋元时期货币流通体系的转变，并探讨了宋代白银货币化的原因。赵小平（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考察了明代“钱楮并用”和“银钱兼行”两大货币流通格局的出现及演变原因。何平（中国人民大学）从货币选择和货币结构的动因和过程方面，在铜钱纸币和白银的货币整体中的结构变化中，来探讨明清时期的白银供求问题。姜锡东（河北大学）认为宋代社会存在货币化趋势，已经是货币社会。

第二，对农村金融问题的探讨，主要对民间借贷、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等问题进行研讨。龚关（南开大学）探讨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举措对合作金融制度演进的影响。朱荫贵（复旦大学）结合大量的史料，以农村合作金融事业为中心，对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农村金融进行研究。黎志刚（云南大学）探讨了宋代民间借贷关系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对小农经济的影响。林展（清华大学）利用1930年代伪满洲国的家计调查数据，分析了民间借贷的影响因素。赵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当前农户融资困境的根源之一是农村信用担保体系的缺失。除此之外，还有近代金融机构的发展变迁、铁路交通与金融业发展的互动关系、金融监管、金融立法等方面研究。

财政史方面的研究主要研讨了田赋、商税、杂税、徭役制度、财政制度改革等问题。李春园（厦门大学）围绕太宗丙申年的税粮则例和胡祗遹的《丁粮地粮详文》，探讨了元代华北的民户税粮政策。刘光临（香港科技大学）通过宋代商税和晚清厘金的比较研究，分析传统中国如何对流通商品征税。田晓忠（云南大学）从国家税收制度变革和赋税征纳的角度，探讨了宋代“富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郭艳艳（河南大学）利用博弈论这一分析工具，分析宋代赦书蠲减内容执行中，中央与地方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陈锋（武汉大学）探讨了清代前期的杂税类别和杂税的征收及相关问题。王燕（武汉大学）论述了晚清杂税的繁杂以及财政摊派与杂税产生的关系，以及财政摊派导致的财权下移以及杂税征收的普遍化。陈强（山东大学）基于晚期中华帝国的数据，通过构建模型对专制政治下的税收进行分析。柯伟明（中山大学）阐述了民国时期全国财政会议与营业税在中国的发展，对当时工业税比较重、农业税比较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于广（中山大学）对孙中山大元帅府时期的盐税改革进行研究。熊彤（南京大学）以税收改革为中心，对抗战时期浙江的税收政策进行梳理和探讨。

二、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

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研讨，主要体现在工业化、企业史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几个方面：

1.工业发展。有学者从宏观的层面，对工业化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也有学者具体针对某一行业、某一地区，对工业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刘义程（井冈山大学）对近代中国江西工业发展滞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田岛俊雄（大阪产业大学）对东亚地区水泥工业的发展和衰退进行了研究。同以上研究有所不同，王翔（浙江财经大学）则基于大量的史料，运用历史学的方法，以丝绸业为中心，对中国传统产业长时段的发展进行考察。此外，还有从不同角度，对近代中国军事工业的研究。

2.企业史。关于企业史的研究以个案分析为主，研究特点主要表现在新史料的挖掘，新的研究视角、新方法的运用。金悦（辽宁大学）对美孚公司进行研究，运用了很多外文资料。李柏林（湖北师范学院）搜集整理了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及相关汉冶萍公司资料，对战后汉冶萍公司资产的接收与清理问题进行梳理。赵津、李建英（南开大学）以永久黄团体为研究对象，从博弈论的视角，对近代中国碱业市场的发展和演变做出分析。王颖（华东政法大学）基于企业成长及周期理论，对近代荣氏企业的发展进行研究。陈争平（清华大学）对近代实业家张謇培育产业链的经验教训进行分析。

3.经济增长。有些学者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刘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通过构建近代中国经济增长函数，对1914—191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郭庆然（河南科技学院）对1978—2011年间中国制造业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关永强（南开大学）对于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比较分析了巫宝三和刘大中对1933年中国国民所得的估算。此外，还有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

三、商业、价格与市场

1.粮食价格方面的研讨方面，相关成果对于清史料的发掘、对大量中央和地方档案资料的整理有助于此选题研究的深入。马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收集、整理了山西粮价奏报制度规范之前的粮食价格资料，以及散见于山西各地方志中的粮价资料，将这两部分的资料结合起来，对山西粮价奏报制度的形成过程及粮价变化特征进行研究。

2.商品贸易的研究方面，本次年会提交的论文以对外贸易史研究为主。研讨的亮点有几个方面：第一，新视角和资料的运用。张丽（中国航空航天大学）发掘整理了《红楼梦》中所体现的对外贸易资料。第二，新选题及对外贸易情况的梳理。刁莉（武汉大学）介绍了19世纪（1862—1919）年间的中俄茶叶贸易在汉口的发展，张馨元（东京大学）论述了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国的粮食贸易概况。第三，新方法的运用，主要是基于计量方法的分析。武强（河南大学）基于出口地理集中度模型，对近代中国茧绸贸易进行研究。第四，探讨贸易折射出的复杂关系。林兰芳（暨南国际大学）对大仓财阀商业部门的经营进行了探讨，从外贸角度分析台湾和日本的殖民地经营关系。洪绍洋（台湾阳明大学）从物资往来、官员二重贸易等出发，分析了战后初期，即1945—1949年台湾与大陆的贸易关系。

四、经济制度演变与经济转型

本次年会重点研讨了现代经济制度演变与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对现代政治人物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济思想的探讨方面，李占才（同济大学）深入探讨了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观，郑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探讨了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关系。对当前发展模式的探讨方面，我国知名经济史学家赵德馨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论述了1977—2013年间中国经济转型对市场作用认识的演进，并谈及三点体会。董志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探讨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形成问题。杨帆（武汉大学）从对外开放的角度，论证开放、发展与改革的关系。王剑锋（对外经贸大学）对中国经济增长锦标赛模式进行了分析。王庭东（山东财经大学）比较分析了中国和日本的追赶型经济模式。刘绮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对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进行研究，以期为中国提供经验和教训。

五、其他问题

除了上述几个相对较为集中地议题外，年会还讨论“三农问题”，姜长青（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文革后期中国粮食产销、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以及中央实行的粮食政策进行了研究，对中国的粮食进出口作出了客观的评价。汤可可（无锡市历史学会）通过无锡洛社农户账本，对20世纪50年代江南农民的粮食消费进行分析。陈俭（河南信阳师范学院）对税费改革后中国农民隐性负担沉重的表现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对于城市史以及城镇化的研究也在本次年会中受到关注，丁海斌（辽宁大学）论述了中国古代陪都的经济意义。乔南（山西财经大学）分析了清代山西解州的商业，并剖析其对城市的影响。石莹（武汉大学）考察了明清汉口的市场地位，分析其对后世的影响。张利民（天津社会科学院）对近代华北的城镇化进行了探讨。王祥伟、魏明孔（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佛教经济”与“寺院经济”的概念进行了辨析。

六、会议特点

本次年会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主题鲜明。本次年会以“经济转型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作为主题，贴近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使得经济史研究不仅为“源”，而且融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活水”之中，使得经济史学话语权得以提升。（二）研究领域广泛。研究的内容从古至今，时间跨度大，包括金融、财政、市场、贸易、经济发展、经济史理论等多方面。（三）研究方法多元化。既有历史学的方法，也有经济学、社会学的方法，运用计量方法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也成为一个热点。（四）经济史学年轻学者崭露头角。本次年会涌现出一批青年才俊，参加会议的许多青年学者提交了较高质量的论文，积极参与讨论，为经济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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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两汉之际的通货膨胀问题十分严重。其时，据守河西五郡的窦融集团针对世情，依次颁布执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理举措后，河西地区呈现出了民庶殷富、仓库有蓄的社会新景象。如此显著变化在动荡不已、物价暴涨的两汉交替过渡时期颇显特别。其中，像以谷为俸的“吏俸新制”不仅很好地抑制了通货膨胀的恶化，也在当时河西社会经济变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且对东汉王朝钱谷各半的吏俸支付制度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两汉之际 窦融集团 通货膨胀 治理 社会影响

通货膨胀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经济问题。通货膨胀不仅仅是纸币流通时代所独有的特征，在金属货币通行的年代同样存在。近年来，中国古代的通货膨胀问题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汉代的通货膨胀通常被认为是开我国古代社会通货膨胀问题的先河。而两汉之际恰值政权更迭、兵燹频仍、灾荒连连的过渡时期，此阶段的通货膨胀现象更具典型意义。其时，据守河西五郡的窦融集团虽偏安一隅，但依旧深受通货膨胀问题的困扰。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学界已有成果中未见专门讨论。[①]本文拟以汉简资料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尝试从经济学角度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究。

一、两汉之际的通货膨胀及其表现形式

通货膨胀，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将其定义为：“通货膨胀是价格持续上涨的一种过程，或者从等同意义上说，是货币不断贬值的一种过程”。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物价水平持续性普遍上涨，市场上过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造成货币贬值，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这种经济现象称之为通货膨胀。从其表现形式而言，价格持续上涨即货币不断贬值是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在金属货币畅行的两汉之际，通货膨胀的特征尤其明显。

自王莽摄政以来就拉开了币制改革的序幕，市场中流通的货币数量较以前明显增多。《汉书·食货志》云：“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继而“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 六名，二十八品。”后又“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与货布二品并行”。而据《汉书·食货志》：“自孝武元狩五年（前118）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280亿[②]的五铢钱最初与王莽所造之大钱、错刀并行。其后，王莽虽罢用五铢钱，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③]。据流传实物来看，新莽朝铸造发行的货币数量必定不少，如1983年河北易县凌云乡出土一批重约8.8公斤的古钱，除1枚西汉半两,3枚西汉五株外,其余皆为货泉,计2 605枚。1984年,陕西安康县城出土新莽货泉52.5公斤,仅有l枚五株钱,其均为货泉。1985年,安康市张滩乡出土10多公斤货泉,其中无一杂钱。[④]因而，在两汉之交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必然很大。

王莽频繁的币制改革又引发私铸现象猖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尽管王莽新朝“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但依旧是“犯法者多，不可胜行”[⑤]，“民犯铸钱，伍人相坐……传诣钟官，以十万数”[⑥]。私铸行为难以禁绝，民间铸币数目不可小觑，纷纷流入市场，无疑会导致货币数量的增多。

新莽时期，货币贬值程度也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发行所谓的“大钱”，即钱币重量有所增加，但货币的面额价值却增加的更多，使货币的名义价值远远超过了钱币金属材料的本身价值。如王莽发行的“大钱”，钱重较五铢钱增加了2.4 倍，却作价为五铢钱的 50 倍，等于贬值19/20。[⑦]又如每个“小布”价值？？？三枚，重量的增加不过14倍，价值的增加却达30多倍；一枚“大黄布千”更要值“小泉”千枚，重量的增加不过23倍，价值的增加更达300多倍。[⑧]其二是，铸造钱体缩小、重量减轻的货币。钱币的实际金属含量远远低于名义重量，实际价值和购买力均大幅度降低。在出土的新莽货币中，剪边、磨边后的“小钱”较为常见。如1981年甘肃徽县曾出土1万余枚的古钱，其中就有大批新莽时期的剪边货泉，直径为1.4-1.8厘米。[⑨]1984年陕西宝鸡县周原乡出土一批王莽时期的钱币，剪边、磨边的货泉占总数的6.7%，平均重量1.83克。[⑩]可见，当时流通领域中存在着数量不菲的减重钱币。当这些减重后的“小钱”充斥于市场，必然引起物价上涨。

而与之相对应却是灾荒连连、战乱不休的社会现实，实际的货币需求量呈下降趋势。王莽新朝几与天灾相始终，《汉书·王莽传下》云：“惟即位以来，阴阳未和，风雨不时，数遇枯旱蝗螟为灾，谷稼鲜耗，百姓苦饥。”“自王莽末，天下旱霜连年，百谷不成。”[11]天灾之外，人祸不断。新朝外征四夷，内平盗贼。连年的战乱、疾疫致使“天下户口减半矣”[12]。人口锐减，生产遭到破坏，商品供给不足，市场上需求的货币量必然随之减少。但纵观这一时期，市场中货币的供应量远远大于需求量。截然相反的现实导致通货膨胀发生在所难免。

而两汉之交据守河西的窦融集团恰恰上承新莽败亡，下接东汉统一全国的过渡时期，通货膨胀问题自然也是其面临的一个社会经济难题。下面以汉简所记物价，选择建武初年的个别商品价格作为基点，连同西汉中后期的同类商品价格与其纵向比对，进而勾勒当时的物价变化状况。

（一）建武二年（26）前后部分商品价格

1.大麦、谷等粮食类价格

1. 恩籴大麦二石付业，直六千，又到北部，为业卖（买）肉十斤，直谷一石，石三千，凡并

《居新》[13]EPF22·13

2. 恩居觻得付业钱时，市谷决石四千         《居新》EPF22·16

例1、2均是选自“建武三年（27）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14]册，该册书记载的是建武二年十二月发生的事情。因此所记大麦、谷的价格也是当时市场物价的真实反映。其中，大麦一石3 000钱。谷有两种价格，在甲渠地区是每石3 000钱，在觻得县的市场上每石是4 000钱。

2.牛价

3. 商即出牛一头，黄特，齿八岁，平价直六十石，与交谷十五石为七十五石。育出牛一头，黑特，齿五岁，平价直六十石，与交

《居新》EPF22·4～5

例3亦是“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中所记内容，即在建武二年年底一头牛的价值约等同于60石谷，按照居延地区当时的谷价（即例1）折算，则一头牛的价格是180 000钱。

3.鱼价

据“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载，粟君雇佣寇恩将5 000条鱼从甲渠运送到觻得县贩卖，出发时估价5 000条鱼价值40万钱，一条鱼价值80钱。但实际上到觻得市场后，寇恩连同一头黑牛共卖了32万钱。那在觻得市场上鱼价大概是多少呢？出行时黑牛价值六十石谷（即例3），觻得的谷价每石4 000钱，则黑牛可以卖到240 000钱，剩余5 000条鱼共卖80 000钱，则每一条鱼价值16钱。

4.肉价与酒价

在例1中“肉十斤，直谷一石，石三千”。即建武二年年底时一斤肉相当于一斗谷，按照谷价折算，一斤肉价值300钱。

在居延新简中，还有两枚和肉价有关的简文也是建武二年前后：

4. 肉五十斤，直七石五斗

酒二石三斗，直四石六斗

凡直十二石一斗                  《居新》EPF22·237A

候长窦□

候长王恭

候长孟宪             《居新》EPF22·237B

（5）肉廿斤直谷三石，麦少石七斗，次吞时尚见□□，部候长吞远秦恭负石五斗                                   《居新》EPT65·99

例4、5一斤肉的价值皆是一点五斗谷，从其对应的比率来看，在西汉中后期少见，只可能是在新莽、窦融时期。例4简B面记有姓名，是领取肉、酒的人名，“”为勾兑符号。其中，“候长王恭”清晰可见，李振宏先生研究指出，王恭在更始三年（25）曾任吞远候长。[15]简文中“候长孟宪”与例5中出现的秦恭、时尚两人名姓都见于建武三年（27）、四年（28）简文，如：

6. ……候长孟宪、燧长秦恭皆知状，记到，验问明处言

《居新》EPF22·191

7. 建武四年三月壬午朔丁酉，万岁候长宪□燧●谨召恭诣治所先以证县官城楼守衙                             《居新》EPF22·328

8. ……验问恭，辞曰：上造居延临仁里年，廿八岁，姓秦氏。往十余岁父母皆死，与男同产兄良异居，以更始三年五月中除为甲渠吞远燧长

《居新》EPF22·330

9. 代成则，恭属尉朱卿、候长王恭，即秦恭到燧视事隧有鼓一，受助吏时尚。鼓常县坞户内东壁，尉卿使诸吏旦夕击鼓，积二岁。尉罢去，候长恭斥免，鼓在燧。恭以建武三年八月中         《居新》EPF22·331

例6是“建武三年误死马驹案（EPF22·187～201）”[16]中一枚简文，例7-9是“建武四年燧长秦恭失鼓案（EPF22·328～332）”[17]册。从中可知，秦恭在更始三年五月被除为吞远燧长，“积二岁”，即两年后（建武二年），候长王恭被斥免。在例4中有“候长王恭”，所以推测该简年代不会迟于建武三年。例5虽无法判断具体年代，但依据肉价一致、人物相同的情况，当和例4一样属于建武初期。

从例4“酒二石三斗，直四石六斗”可知，一石酒价值二石三斗谷，再按照居延地区的谷价折算，每石酒应为6 900钱。

（二）建武初期与西汉中后期同类商品价格的比较

1.与大麦、谷等粮食价格的比较。

10. 出钱百一十糴大麦一石，石百一十          《合校》[18]214·4

例10大麦每石110钱。虽然具体年代难以判断，但其价格与新莽前期相差不大。如：

11. 候史宋君长，入麦二石九斗，直泉二百卅，偿奉长。《敦》[19]362

12. □□□□□益□欲急去，恐牛不可用，今致卖（买）目宿（苜蓿）养之，目宿（苜蓿）大贵，束三泉。……市谷大贵□□□□□□□□□□□□□，麦百三十余，西未甫时贱□□□□□□□□       《敦》239A

例11、例12两枚简皆属于新莽时期。[20]前者一石麦约79.3钱。后者在谷价“大贵”的情况下，每石麦子130钱左右。如此，则在建武二年年底的大麦价格是新莽时期的30余倍。

在汉简记述中谷常是粮食类的总称。如：

13. 用谷廿七石六斗，其十六石粟，十一石六斗麦 《合校》177·16

14. 出谷四百六十四石，其廿九石粟，二百九十石糜，百卌五石麦，三月以食戍卒二百卌人，人廿                    《合校》甲附·8

因此，谷的价格当指粟、麦、糜等粮食的价格。粟价与麦价相当，如《敦》361：“亭长王寿卿，入粟三石三斗，直泉二百六十四，偿奉长。”该简也属于新莽时期，每石粟为80钱，则粟与麦的价格约为1︰1。陈直先生通过对大量汉简所记粮食价格比勘后指出：“西汉中晚期，河西一带粟价，每石皆在百钱上下。”[21]又，《合校》26·9A：“穈三石，直三百六十”，则每石为120钱。根据例1“大麦二石”价值“六千”，“谷一石，石三千”，可知大麦和谷的价格之比亦在1︰1。结合以上简例可知，河西边地的谷价一般每石大致百余钱左右。那么同样，建武二年年底的谷价相比西汉中后期，也暴涨了30余倍。

2.与牛价的比较

牛价，《合校》24·1B：“用牛二，直五千”，一头牛价为2 500钱；《合校》37·35：“服牛二，六千”，则3 000钱一头牛；EPT53·73：“牛一，直钱三千五百。”即一头牛价3 500钱。《九章算术》卷七记载“牛价三千七百五十”[22]，这与西北边地牛价大致相当。依次推断，一头牛的价格当在3 000钱左右。而建武二年年底的牛价，是常态下牛价的60余倍，也明显畸高。

3.与鱼价的比较。

15. 出鱼卅枚，直百□                    《合校》274·26A

16. 一石凡四斗，并负掾鱼卅头，直谷三斗  《居新》EPT65·33

例15简文不全，但依文意，鱼的总价值约在100-199钱之间，则每条鱼在3.3-6.6钱。例16计算可知，每条鱼值谷1升，按谷的常价折合，则一头鱼价值1钱。而建武二年年底在觻得市场上一条鱼的售价是16钱。相比之下，其涨幅最大达到16倍，最小也接近3倍。

4.与肉价、酒价的比较。

敦煌、居延汉简中所记肉价最低者一斤3钱，最高者约是12钱每斤。如《敦》1701：“广武隧□□买肉廿三斤，直钱二百七”；《合校》 173·8A，198·11A：“肉十斤，直卅。” 此外，有一条新莽时期的肉价记录，《敦》309：“肉十斤，直二石亖斗八升。”以每石粮食百钱的价格折算，可知一斤肉约25钱。建武二年年底一斤肉价值300钱，与之相比较，是西汉中后期最高价格的25倍。是新莽时期的12倍。

记载有酒价的简文分别是：

17. 酒一石八斗，直二百七十。       《敦》776

18. 出钱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     《悬泉》[23]Ⅱ0113②：24

19. 出百卅，沽酒一石三斗。           《居新》EPT51·223

20. 酒二石，直二百八十               《释粹》[24]EJT21·6

例17酒一石值150钱。例18、19酒价都是一石100钱。例20是“劳边使者过境中费”册中一枚，被认为是王莽地皇三年22之物。其酒价是每石140钱。因此，前述例4建武三年之前，一石酒的价格为6 900钱。计算可知，这时的酒价是西汉中后期的46-69倍左右。是王莽末年的50余倍。

为了对比更加明晰，现将上述涉及到的物价制成简表如下（表1）：

表1：建武三年前后与西汉中后期、新莽时期河西物价类比表

说明：括弧内的价格是按照建武二年粮食价格的涨幅比例推算的近似值。

王莽秉政后，先后四次改革币制，本“企图以货币改制来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结果适得其反”。[25]屡次更改币制，以致“每一易钱，民用破业”[26]。依据货币流通规律，在一定时期内，当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条件下，要保持货币价值的基本稳定，货币的发行量应与现实中的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而新莽末东汉初，民族、阶级矛盾尖锐，兵燹四起，生产破坏，农田荒芜，民众无法安心农作，粮食紧缺，私铸泛滥，货币贬值严重。在流通环节中货币数量增加的情况下，粮食等物品却极度匮乏，以致供需无法达到内在平衡。粮食价格犹如火箭般迅速蹿升，“地皇二年……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洛阳以东米石二千”[27]；“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28]；又如《后汉书·范升传》云：“时莽频发兵役，征赋繁兴……藜藿不充，田荒不耕，谷价腾跃，斛至数千。”[29]可见，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西北边地，各种物价较西汉中后期均呈现出普遍上涨的态势，并且个别商品价格暴涨畸高。毋庸置疑，此时期的通货膨胀已是相当的严重。

二、“吏俸新制”——窦融集团应对通货膨胀的核心之举

（一）窦融集团与“吏俸新制”的颁布

窦融集团，即指以张掖属国都尉窦融为首的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五郡长吏及地方豪俊组建而成的据守河西的地方集团势力。窦融曾仕于新莽朝，在王莽败亡、更始政权入驻长安后，遂降于更始，被举荐为巨鹿太守。《后汉书·窦融列传》云：“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不欲出关，而高祖父尝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于是，窦融言请更始政权欲出河西，辞让钜鹿太守。此举获得更始允许后，随即被授予张掖属国都尉，“融大喜，即将家属而西。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30]

窦融集团据守河西时期，正值两汉交替之际，在中原纷乱动荡的局势下，相对安稳的河西成了中原士人和流民避难的理想住所。然而当时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困扰着每一个集团势力。窦融集团与隗嚣、公孙述等其它割据势力纷纷建王称制不同，始终尊奉东汉王朝为正朔。偏居一隅的地理位置与政治方向上的正确抉择，使得免于战火袭扰的窦融集团可以集中精力致力于通货膨胀的治理。

“吏俸新制”，是建武三年四月窦融集团颁布的吏员俸禄令。这份吏员俸禄令不同于西汉、新莽旧制，明确规定执行以谷为俸的新制度。具体内容见于甲渠侯官遗址破城子第22号房屋所掘获的居延都尉府吏员奉谷册， 为了便于讨论，兹将简文胪列于此[31]：

居延都尉      奉谷月六十石              《居新》EPF22·72

居延都尉丞    奉谷月卅石                《居新》EPF22·73

居延令        奉谷月卅石                《居新》EPF22·74

居延丞        奉谷月十五石              《居新》EPF22·75

居延左右尉    奉谷月十五石              《居新》EPF22·76

●右以祖脱谷给岁竟壹移计                《居新》EPF22·77

居延城司马、千人、候、仓长、丞、塞尉    《居新》EPF22·78

●右职闲，都尉以便宜予从史令田          《居新》EPF22·79

建武三年四月丁巳朔辛巳，领河西五郡大将军张掖属国都尉融移张掖居延都尉，今为都尉以下奉各如差，司马、千人、候、仓长、丞、塞尉职闲，都尉以便宜财予从史、田吏，如律令              《居新》EPF22·70

六月壬申，守张掖居延都尉旷、丞崇告司马、千人官，谓官县写移，书到，如大将军莫府书律令。  掾阳、守属恭、书佐丰 《居新》EPF22·71A

从令文可知，在建武三年四月，“吏俸新制”是以窦融“领河西五郡大将军张掖属国都尉”的名义下达，对张掖居延都尉、都尉丞、居延县令、县丞等职官的俸禄数额都做出了具体规定。其他千人、候、塞尉等较低秩别吏员的俸禄，由居延都尉“以便宜财予”。“财”通“裁”，裁定、裁制之意。即按照已经明确规定了的职位较高吏员俸谷数量为参照，进而合理分配制定其他秩级较低吏员的俸额。

“吏俸新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吏员俸禄皆以谷支给。

汉代官吏的俸禄，在西汉时主要以钱币为主，新莽以实物为主，东汉时则半谷半钱。[32]建武三年四月距窦融进入河西已有四年之久[33]，在此期间，河西地区官吏的俸禄是怎样的形式呢？史籍中没有直接的参考资料，但据相关汉简可做一些推测。如：

21. 出赋钱六百，给万岁燧长王凤六月奉    《居新》EPT4·59

22. 夏侯谭二月禄：布三丈六尺，帛二丈六尺，三月壬午自取

《居新》EPT27·10

例21中的“王凤”，与其相关的简文都很整齐，李振宏先生认为其在更始年间担任燧长一职。[34]另，据简文他的俸禄是以钱发放的，则不会是在建武三年“吏俸册”颁布后，同时，文字描述中及书写上也没有新莽时期的一些特征，出土的居延新简为建武八年（32）以后的简文甚少，故此条简文当为建武三年之前。例22中，居延汉简中夏侯谭的简文较多。有学者认为，夏侯谭在新莽后期至建武初年担任“甲渠候官掾”应是可以肯定的。[35]又据李振宏先生研究，夏侯谭的“主要任职年代应是建武初年到建武七年（31）以后”[36]。建武三年四月窦融集团颁布了以谷为俸的新制，此例中夏侯谭领取的俸禄是布与帛。则排除了建武三年之后的可能。那么，可以估测在窦氏集团推行新制前，河西地区官吏的俸禄是钱币、布、帛等交互并用。

以常理推之，官吏俸禄的发放，形式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俸禄数额的多少和其所体现的价值高低。窦融集团为何不沿用河西地区钱币与布、帛并用的俸禄形式，而要在建武三年四月专门出台以谷为俸的新吏俸制，并且明确规定都尉府不同秩级吏员的俸谷数量？笔者认为，这与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密切相关。

（二）“吏俸新制”对通货膨胀的抑制

以谷为俸是“吏俸新制”的最大变化，也是窦融集团的一项革新之举。

古代农业社会，“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37]，粮食安全受到高度重视，《礼记·王制》：“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38]粮食价格也理所当然的成为百价之基。在汉简中常见以粮食作为等价物的事例，如例1、4、5、16等等。粮食价格的上涨必然引发其它商品价格上升的连锁效应。如何从根本上抑制通胀局势，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以谷为俸新制的出台，引导当时社会以粮食作为等价交换物，对抑制通胀局面，可谓切中时弊。

以西汉中后期吏俸与窦融集团颁布的“吏俸册”作对比分析，“吏俸新制” 的重要意义就十分明了。西汉官吏俸禄情况，前贤陈梦家先生的《汉简缀述》、今人李天虹先生的《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中均有精辟论述[39]。笔者在此基础上，拟对“吏俸册”与西汉俸禄进行比较。

“吏俸册”要与西汉中后期比较，各级吏员俸禄数额标准的确定是前提。西汉中后期对低级官吏曾有两次益俸。一为宣帝神爵三年（前59），《汉书·宣帝纪》：“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40]二是成帝绥和二年（前7），《汉书·哀帝纪》：“益吏三百石以下奉。”[41]准此，则塞尉、丞、候长、士吏、令史、候史、尉史、燧长等官吏都在益俸行列。在汉简中，百石、佐史等秩别的吏员月俸都有两种，这种同官不同俸的情况，陈梦家先生指出是益俸前后的差别所致。[42]但在汉简中又存在一些特例，比如，《居新》EPT51·239的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居新》EPT51·234中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居新》EPT51·409元帝建昭五年（前34年）的俸禄簿记载，燧长、候史、佐史等吏员的月俸禄是600钱，一如宣帝神爵三年益俸之前。“似乎表明，神爵三年的诏书益俸在边塞并未推行，候长等俸额的变动当因绥和二年诏书而起。”[43]或认为“神爵、绥和的两次益俸，可能是临时性的加薪，其标准未变”[44]。由于可资明证的材料不足，所以诸家也只能是推测之论。

前述中，曾列举了例21，并判定该简年代上是属于窦融集团据守河西的初期，燧长的月俸为六百钱。这和神爵三年益俸前的标准一致。此外，在额济纳汉简中有这样一枚简：

（23）居延甲渠止北燧长，居延累山里赵宣，入奉泉六百，还

《额》[45]2000ES7SF1·13

依据该简特征，属王莽时期，燧长的俸钱为六百。以钱为俸，应是王莽天凤三年（16）俸禄改制以前的记录。这似乎表明在王莽时期沿用的也是神爵三年益俸之前的标准。新莽败亡之后，窦融多恢复西汉旧制（如河西的地名、官名、钱币称谓等等），因而，窦氏集团颁布的“吏俸册”所依照的俸禄数额参考西汉旧制标准的可能性极大。故在本文中采用益俸前的月俸标准。

综前所述，将“吏俸新制”所规定的主要属吏月俸与西汉中后期对照，列表2如下（括号内的数字为类比推算结果）：

表2：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府主要属吏月俸与西汉对照表

在表2中，候在汉简中也见比六百石秩别，月俸是3 000钱，此处按六百石列入，和居延令同秩。千人、城司马为比六百石，参考候的秩别为比六百石时，月俸是3 000钱的事例，故这里将比六百石的月俸定为3 000钱。张家山汉简《秩律》中，规定当时县令、长之长吏的俸禄有八百石、丞、尉四百石；长吏六百石，丞、尉三百石；长吏五百石，丞、尉三百石等几种。[46]因此，居延丞、居延左右尉取三百石，月俸约3 000钱。其余，塞尉、候长、燧长等月俸按照简文记载取西汉旧制。按照“吏俸新制”，居延都尉（比二千石），都尉丞、居延令（六百石），居延丞、居延左右尉（三百石）三者之间的月俸谷数之比为4：2：1。西汉旧制月俸钱数之比与此同。依次比例，推算出二百石及其以下官吏的俸谷数额，如塞尉，官秩二百石，月俸2 000钱，和比二千石官、六百石官俸钱相比，可得俸谷约是十石。余者类推。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二者进行比对。依照西汉时谷价每石100钱左右来衡量，居延都尉的月俸可以购买120石粮食，候长月俸可买12石，尉史月俸可买6石。当窦融集团颁布“吏俸新制”后，吏俸的发放变钱币为谷，居延都尉的月俸为60石谷，候长月俸6石谷，尉史月俸3石谷。显而易见，各级官吏的俸禄皆缩减了二分之一。此时，居延都尉月俸六十石谷和西汉时期月俸12 000钱的使用价值是同等的。换算可得，每石谷的价值为200钱。也就是说，“吏俸新制”推行以谷为俸的做法，使得粮食本身的价值增大了。较西汉，增大了2倍。于是，在粮食紧缺、物资匮乏的现状下，当以粮食作为等价物时，其它物品的价格自然也就下降了。如前举例4中，“酒二石三斗，直四石六斗”，按照居延地区的谷价3 000钱每石折算，一石酒应为6 900钱。实行“吏俸新制”的标准后，粮食价值增大2倍，二石三斗酒只能值二石三斗粮食，折算钱数，一石酒价值3 000钱。相比前者，酒价回落了二分之一多。

“吏俸新制”是“鉴于币制崩毁、物价飞腾，全以谷物付俸，具有进步意义”[47]。很显然，以谷为俸的“吏俸新制”， 以粮食代替钱币的俸禄制，还可引导社会以粮食作为一般等价物，充分发挥粮价为百价之基的轴心作用，促使粮价回落，这既有利于鼓励农业生产，又制止了物价上涨，达到了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三、窦融集团治理通货膨胀的其它措施及影响

窦融集团在建武三年颁布“吏俸新制”后，又陆续采取了其它一系列治理通胀的对应之举，收效显著，且影响甚巨。

（一）窦融集团治理通胀的其它举措

第一，严禁私铸，收归铸币权。

民间私铸问题是汉代社会的一个顽疾，历来备受重视，政府一贯严厉打击私铸行为。如《合校》20·12A所记：“元康元年（前65）十二月辛丑朔壬寅，东部侯长长生敢言之，侯官官移太守府，所移河南督尉书曰：诏所名捕及铸伪钱盗贼亡未得者牛延寿、高建等廿四牒书到搜。”政府不遗余力逐捕私铸钱币的罪犯，有助于维持币制的稳定。窦融集团也针对新莽朝以来的私铸泛滥现象，在建武六年（30）出台了严禁私铸的法令：

奸黠吏民作使宾客私铸作钱，薄小、不如法度及盗发冢公卖衣物于都市，虽知莫谴苛，百姓患苦之。书到，自今以来独令县官铸作钱，令应法度。禁吏民毋得铸作钱及挟不行钱，辄行，法。    《居新》EPF22·38A～39

私铸猖獗，所造钱币“薄小、不如法度”，货币的价值遭到严重贬损。当大量多余的货币流入市场，导致货币发行量超过实际需求量。“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48]，“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49]，这必然扰乱市场秩序，诱使商品价格不断上扬，终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窦融集团“禁吏民毋得铸作钱及挟不行钱”，并且“独令县官铸作钱”，收归铸币权，扭转农人弃本逐末，不事五谷，专营铸钱之非法行径，这对恢复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有重要意义。

第二，禁杀马牛，保护农业生产。

如要抑制通货膨胀，必须要有相对充裕的商品供给，以达到与市场流通中的货币总额基本对等。以谷为俸的“吏俸新制”颁布后，窦融集团亟需改变粮食极度匮乏的局面。粮食供应有保障，发展农业生产是根本。马与牛在农业社会有举足轻重的角色。牛为农业之本、农人之资而备受政府重视，马匹不仅是抵御匈奴寇抄的战争之基，也是农业生产的常用工具。建武四年（28），窦融集团发布律令，诏告各级官吏，严禁屠杀马牛：

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府移使者□所诏书曰：毋得屠杀牛马。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屠杀马牛者，敢□□

《居新》EPF22·47A

“四时言”在汉简中较常见，这里的四时应是随时之意，意指只要有“屠杀马牛”的情况发生，所辖诸部吏员就要及时向上级汇报。窦融集团禁止屠杀马牛，促进农业发展，增加粮食产品供给，这对平抑通货膨胀有非凡的意义。

第三，厉行节约，反对奢靡。

奢靡和浪费犹如一对孪生兄弟，经常会助推或刺激通货膨胀的持续或恶化。奢靡浪费行为助长了人们对资源的占有欲和无限制使用，消费者互相攀比，讲究排场，购买稀缺商品，加剧了市场上商品的紧缺程度，推动部分了物价节节攀升。有汉一代，嫁娶奢靡之风盛行。两汉之际经济破弊，但奢靡之风却长盛不衰。历仕新莽、更始的桓谭在东汉初向光武帝上疏“陈时政所宜”中指出，“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50]。在两汉之际物资匮乏，粮食畸高的时期，如若放纵嫁娶奢侈，一则使得普通的百姓背负沉重的经济压力，不利于社会生产的正常发展。二则必然助推物价飙升，造成恶性循环。窦融集团曾严禁“嫁娶奢靡”：

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诏书曰：吏三百石、庶民嫁、聚毋过万五千，关内侯以下至宗室及列侯子娉、娶各如令。

《居新》EPF22·45A

官吏三百石及其以下和庶民在婚嫁费用上不得超过15 000钱，关内侯以下至宗室及列侯子聘娶费用各有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减少了对个别紧缺商品的更多需求，避免了社会有效供给不足造成的物价上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通货膨胀。

（二）影响

窦融集团先后颁布执行了一系列针对通货膨胀的应对举措，产生了十分显著的效果，有力地促使了当时物价的迅速回落，维护了区域社会的稳定。其中以谷为俸的“吏俸新制”对后世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影响。

在两汉之交的战乱时期，窦融集团有的放矢，保护马牛免遭屠杀，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供应；打击私铸行为，禁止其它货币流通，收归铸币权，统一钱币；倡导节约，保障商品供给，降低货币流通速率。此等举措很快发挥了应有的效用，西北边塞地区的通货膨胀形势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物价明显有所回落。

居延汉简中有一枚关于物价记载的简文：

●范君上月廿一日过当曲言，窦昭公到高平还，道不通●天子将兵在天水，闻羌胡欲击河以西，今张掖发兵屯诸山谷。麦熟，石千二百，帛万二千，牛有贾，马如故。七月中恐急匆匆，吏民未安    《居新》EPF22·325A

裘锡圭先生在考证这枚简时指出，“窦昭公”应是窦融之弟窦友，这里说的是光武帝与窦融共同策划进击割据天水隗嚣的事情。从简文中的“七月中”推断出这封信大概是在建武六年七月以后不久写的。[51]斯说当从。如此可知，从建武三年窦融集团颁布“吏俸新制”及其以后，时至建武六年，物价就发生了明显变化，相较建武二年年底时已有较大幅度的回落。

由简文得知，在战事即将爆发的前夕，麦子的价格发生了临时性的暴涨，每石1 200钱。这与建武二年年底相比，麦价下降了二分之一多。同样的情况，在建武十二年（36）的河东地区似乎远比建武六年的河西地区严重的多。《后汉书·天文志上》：“匈奴入河东，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52]此阶段物价的下降，也可从马、牛价格的对比中看出。“牛有价、马如故”的记述表明，马与牛的价格当与过去相差无几，并没有出现暴涨。这里的“故”必然是指西汉中后期较长时期内的正常价格。牛价在上文已作分析（见表1），每头大致在2 500-3 500钱左右。马价，已有学者据居延、敦煌汉简中的记载作了研究，认为西汉中后期河西地区的马常价当在4 000-15 000钱之间。[53]从汉简与文献记载，牛的价格一般都低于马的价格。在建武二年时牛价畸高，马价自然也有大幅度的提高。而根据此处“牛有价，马如故”的记载，笔者认为，抛开战事即将爆发之因素的影响，建武六年夏天西北边地的物价可能已经趋于正常了。

两汉之际，中原战火连绵。但河西地区在窦融集团的悉心经营下，却“晏然富殖”，“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54]《后汉书·窦融列传》载，建武五年（29）时，光武帝赐诏窦融称赞河西“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建武十二年，陇蜀平定后，“融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显然，西北边郡繁荣景象的出现与窦融集团所采取的这些行之有效的治理对策有莫大关系，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得通货膨胀的烟云在西北边塞逐渐消散。

窦融集团出台以谷为俸的“吏俸新制”，不仅对治理西北边塞的通货膨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东汉王朝有着直接的影响。

光武帝在建武二十六年（50）正月下诏增益百官俸禄，“半谷半钱”的俸禄发放形式成为东汉定制。但在此之前，官吏俸禄是何种形式，史无明文。但在西北边郡依旧是以谷为俸。如：

24.入正月奉穬麦一斛，建武廿二年（46）闰月廿六日癸已，平望朱爵燧长宋力布受尉史仁                                《敦》1987

25.入正月食穬麦三石，建武廿六年正月甲午，安汉燧长孙忠代王育受音                                          《敦》2175A

26.入正月奉穬麦三石入三石，建武廿六年正月□□安汉燧长代王育受音                                          《敦》2175B

此三例中，西北戍吏的俸禄皆以穬麦支付。例25、26恰与光武帝颁布“半谷半钱”的吏俸制度在同年同月。一般而言，从诏书下达到地方机构开始实施，必会迟于皇帝诏书颁布的时间，是故此两例所反映的也是建武二十六年之前的吏俸发放状况。

有学者认为，这是窦融集团建武三年颁布以谷为俸的“吏俸新制”在河西得到执行的结果。[55]但据《后汉书·窦融列传》记载，光武帝在平定陇蜀割据势力后，即诏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及宾客东赴京师受封赐。窦融“诣洛阳城门，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数月，拜为冀州牧，十余日，又迁大司空” [56]。《后汉书·光武帝纪》云，窦融由冀州牧转为大司空，事在建武十三年（37）四月。以此看来，河西地区当在此时就已完全归属东汉王朝了。尽管我们不能凭此就认为在建武二十六年之前，东汉全国实行的是以谷为俸的俸禄制度，但至少知晓在西北边郡，自窦融集团建武三年实施“吏俸新制”以来，这种以谷为俸的支俸方式一直沿用不弃。也说明，以谷为俸的吏俸方式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

西北边郡以谷为俸的方式或许并不是当时的特例。东汉初立，上承新莽之敝，除了全力夷平各地割据集团，重建统一政权之外，还必须迅速解决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而如何治理自新莽后期就出现的通货膨胀自然也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光武帝提倡勤约之风，多次释放奴婢、囚徒，促进农业生产。在建武十六年，废弃布、帛、金、粟杂用的货币形式，复用五铢钱。统一货币，便于商品贸易和流通。建武二十六年，光武帝颁布俸禄制度，李贤注引《续汉志》曰：“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诸受奉，钱谷各半。”[57]这段材料，前后包含两层意义。首先，是官吏的俸禄均以谷物标出明确的数额标准。这与窦融集团实施的“吏俸新制”相同。其次，是诸官吏在领取俸禄时，按照各秩别所规定谷物的数额折算，以钱谷各半的形式予以发放。由于东汉时“价格体系实行的并不是谷本位”[58]，在全国统一使用五铢钱的货币环境中，“半钱半谷”这种较为灵活的俸禄形式，既能鼓励粮食生产，又可以用钱币调节因粮价波动而造成经济起伏和社会动荡。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的发生或恶化。“半钱半谷”俸禄制度的出台，必是东汉政府在建国初期不断发展社会生产、治理通货膨胀的现实基础上，在汲取历史经验的前提下实施的一项适时之举。

“半钱半谷”的支俸方式出台后一直延续至东汉末年。但据西北汉简所记，该制度在实施初始阶段，似乎并未即刻在全国全面贯彻执行：

27.入七月奉穬麦八斛，建武廿九年七月丁酉，高望燧长代张蒲受万岁候长赦                                       《敦》2182

28.入七月奉麥四斛，永平四年七月乙亥□   《敦》2176

例27中，建武二十九年（53），秩别为燧长的月俸是穬麦八斛，正与李贤注引《续汉志》中佐史俸禄相合。例28中“永平四年（61）”，值汉明帝即位初期。这两例仍然是以谷为俸，其时间均在建武二十六年“半钱半谷”制以后。这种情况，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即“半钱半谷”的俸禄制并非一刀切，在某些边远地区依然沿袭以谷支俸的方式。毫无疑问的是，以谷为俸的方式应当也是东汉政府所认可的。从另一个侧面亦说明，以谷为俸在东汉初年社会经济恢复与发展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结 论

总言之，从以上的讨论得知，在两汉之际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汉简中记录的各类商品价格较西汉中后期，暴涨畸高，商品短缺、私铸泛滥、钱币贬损的情景是对通货膨胀现象最好的注释。在天下纷扰之际，据守河西的窦融集团自然也未能免于通货膨胀问题的困扰。他们适时地实施了以“吏俸新制”为核心的一系列有效举措，确立了以谷为俸的新俸禄制度，促使物价回落，抑制了通货膨胀的恶化。为全力支持光武帝平定陇蜀，统一全国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河西地区也因此民庶殷富，仓库有蓄，百姓蒙福，成为中原士人及流民避难的一方乐土。在动荡不已、百业凋敝的两汉之交，河西地区也因窦融集团的精心治理而呈现出独特的繁荣景象，为当时之雄杰和后世之英豪所赞誉。更为重要的是，窦融集团在建武三年颁布的以谷为俸的“吏俸新制”，对东汉王朝“半谷半钱”的支俸方式及后世的吏俸制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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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提出广义信用担保制度概念，并从这一视角分析信用担保制度变迁对农户融资的影响，认为造成当前农户融资困境的根源之一是农村信用担保体系的缺失。而农村信用担保体系的缺失是20世纪50年代后传统信用担保制度发生巨变形成的。土地改革摧毁了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中的保证人阶层；私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传统信用担保制度的产权基础。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而与之适应的信用担保制度却没有及时建立起来，致使农户受到信用担保的约束，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破解农户借贷难的关键，应是大力发展农村信用担保制度，农村信用担保制度建设应该优先。

关键词：农村  信用担保  农户融资  产权

引    言

多年来，农户一直面临着融资困境，学者们则从多方面分析其因。主要观点有：其一，农村金融供给方面存在问题。以政府为中心的金融供给制度设计不足，农村金融体制存在功能性缺陷，导致正规金融机构不能满足农村资金需求，造成农户融资困难。金融机构贷款成本偏高，贷款期限不合理，贷款手续繁琐，也造成农户融资困难。[1]其二，农村金融需求方面存在问题。农村资金需求缺口大，农户缺乏获得贷款信心，难以满足正规金融机构的抵押和担保条件，造成融资的困难。[2]另外，非正规金融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户的借款需求，产生农户对正规金融机构的需求型金融抑制，加大了正规金融对农户借款供给的不足。[3]其三，农村金融市场存在问题。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信贷配给，导致农户融资困难。[4]正规金融机构在经营取向上对农户的金融排斥，没有配置足够的信贷资源。[5]农村金融市场存在金融抑制，农户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6]农村金融市场的市场化非均衡推进，导致金融产品供给长期失衡。[7]其四，农户本身存在问题。农户自身存在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导致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外部性约束加大，使得农户陷入贷款困境。[8]收入差距造成农户陷于融资困境。[9]

不过，笔者看来，上述原因均与农村信用担保体系滞后有关，农户融资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信用担保制度出现了问题。在农村借贷市场，信贷供给方是否向农户放贷，首先考虑的是贷款风险，只有农户有比较可靠的信用担保，才肯发放贷款。而农户能否获得资金供给方的贷款，关键问题是要向贷方证明自己的信用担保有效。解决了信用担保制度缺失问题，农户融资难的现象将会大大缓解。而当前农村信用担保制度的缺失，是传统信用担保制度巨变之后造成的。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分析中国广义信用担保制度的变迁对农户融资的影响。

学术界已对信用担保制度发展问题、农户信用担保、农户融资需求的制约等问题作了大量研究。法学界多从法制角度关注担保制度运行的问题，如陈本寒、田土城、高学强、岳纯之、郑永福等人的论著，讨论了中国担保制度的发展。[10]一些经济学学者通过大量农村调查，分析农村信用担保制度的运作，如张静、肖轶、陈悦、严伟涛、王越子等人，讨论了农村信用担保制度存在的问题；[11]还有大批经济学者如韩俊、史清华、卓建伟、孔荣等人在农村调查中发现了农户借款所受的信用担保制约问题，[12]吴俊丽专文分析了农户的信用担保模式、困境与创新方向。[13]

上述论文还缺乏对农村信用担保制度变迁与农户融资关系的理论性、系统性的思考。本文则试图探讨农村信用担保制度变迁对农户融资影响。第一部分阐述广义信用担保制度的基本理论，第二部分分析传统信用担保制度的特征，第三部分讨论当代农村信用担保制度的巨变，第四部分研究信用担保约束引致的农户融资困境，结语部分提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应优先发展信用担保体系。

一、广义信用担保制度的基本理论

（一）广义信用担保制度：理解农村信用担保的另一种视角

“担保”一词似乎是尽人皆知。“担”者，有承当、负责之意；“保”者，有负责、保证之意。^[14]经济学范畴的“信用”指经济活动中的借贷关系，是借贷行为的总称。^[15]信用担保就是为保障信用活动而提供的担保。

笔者以为，信用担保有两层含义。其一，信用担保是自然人或法人的经济行为。信用担保是债权人为确保实现债权，要求债务人或第三人以其财产或信用作为履约保证的经济行为。^[16]其二，信用担保是社会制度。在法律层面，信用担保是一项强化债务信用的制度安排，保障债权人的权益。^[17]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了保证、抵押、质押等信用担保制度。^[18]在经济层面，信用担保是一项为保障借贷活动而形成的基本经济制度。本文所用的“信用担保”，主要指信用担保制度。

目前，学术界对于信用担保最狭义的定义是“信用担保即信用保证”。[19]略泛一些，将抵押、质押方式也纳入信用担保概念，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保证、抵押、质押是债权人可以选择的担保方式。

笔者认为，前述定义多指信用担保行为，比较狭义。分析信用担保问题，更应该从社会制度层面进行考察。故此，笔者提出“广义信用担保制度”概念，在三方面对原有含义加以拓展。一是一切借贷均有信用担保行为，二是信用担保的抵押物包括“社会资本”，三是习俗等非正式制度是信用担保制度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一，信用担保行为存在于一切借贷之中，或为显性，或为隐性。所有的借贷，债权人都面临债务人偿债能力不足或偿债意愿淡漠的风险，债务人需要提供信用担保才能得到借款。债务人由第三人作保证，或向债权人提供抵押物、质押品，提供的是显性担保；债务人虽没有提供保人或提供有形的抵押、担保物，但因债权人了解债务人的社会网络、个人信誉，债务人是以其“社会资本”作了隐性担保。其二，“社会资本”是重要的信用担保抵押物。一般来说，能够用于信用担保的抵押物、质押品为有形的动产或不动产。但除此之外，每人还拥有或多或少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就是社会网络。因为作为社会环境中的个体，社会网络对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非常重要，在比较封闭的传统社会尤其如此。^[20]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基础和载体，是农户重要的生存资源。^[21]传统的人际网络关系可被用于担保，起到隐性抵押的作用。^[22]在金融交易中，社会资本具有类似抵押品的功能。^[23]借贷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就可作为“隐性担保机制”，可以收取较少的担保品，甚至不需要担保品。^[24]因此，债务人的社会资本可用作抵押品。其三，广义信用担保制度不仅仅体现为政府颁布的法律条文，更多的表现为潜移默化于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法规条文构建的是信用担保的正式制度，风俗习惯构建的是信用担保的非正式制度，信用担保制度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组合。

（二）信用担保制度的运行机制

由法律构建的正式信用担保制度，规定了的保证、抵押、质押等方式的运行机制。

担保法规定，“保证”方式信用担保，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担保法规定，“抵押”方式信用担保，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将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所抵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财产优先受偿。

担保法规定，“质押”方式信用担保，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将债务人或者第三人质押的动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动产优先受偿。

需要特别解释的是广义信用担保制度中“社会资本”抵押借款的运行机制，它是依靠由习俗构建的非正式信用担保制度运行的。“社会资本”能够抵押借款，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环境。与有形抵押物相比，“社会资本”是虚拟的东西，如果维护机制不全，不值几文钱，但如果维护机制得力，则可能重若千金。 “社会资本”这一无形的抵押品，在以封闭社会、熟人社会为特色的乡村环境才能发挥效用。因为，乡村社会保留着浓郁的诚信传统，人与人之间非常熟悉，建立了保证“社会资本”价值的信誉机制。第一，乡村借贷当事人之间进行的是重复博弈，他自己或子孙还将与村民进行无数次的重复博弈，借款人有追求长远利益的动机，不会为了短期的利益而损害自己的名声；第二，信息对称是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受监督的基础，乡村里基本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一个人不守信用的消息很快就会被全村人知道；第三，人们会积极惩罚违约者，用“闲言碎语”诋毁其声誉和断绝与其交往作为惩罚。[25]农户有一种注重生活圈子主义的精神，看重社交圈子里的声誉和交情，如果违约就极有可能遭到惩罚，可能无法再向贷款人甚至其他贷款人借到款项，而且，声誉一旦受到损坏，甚至会连累到他整个家庭将来的声誉。这将导致其“社会资本”的丧失。[26]重复博弈和社区惩罚机制的可信性与有效性，是保证农户“社会资本”抵押借款运作的基础。

（三）信用担保制度在借贷市场上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项制度，从法学视角看，信用担保制度能够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促进资金和商品的流通。[27]

经济学者则提出,信用担保制度是一项缓解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风险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融资活动。

George A. Akerlof指出，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影响了市场交易的进行，引入担保制度则是消除不对称信息的有效机制之一。^[28]巴罗(Robort J. Barro)提出，担保机制引入信贷市场，能够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困境，担保成为保证借款人履行合约的有效机制。^[29]塔克尔和贝森科(Thakor and Besanko)的研究表明，担保有助于缓解信贷配给，帮助借款者得到贷款。^[30]詹(Yuk-Shee Chan) 和卡纳塔斯(George Kanatas) 认为，借款者的担保品向贷款者传递出关于自身财产能力的信号，有利于获得贷款。^[31]另有一些学者提出，信用担保能够减轻借款人的逆向选择，促成信贷交易。如Bester提出，贷款人设计合理的抵押品，能够识别出借款人的偿债能力，从而减轻逆向选择问题。^[32] Ghosh，Mookherjee，Ray等人认为，抵押可以提高借款人的努力程度，有助于部分缓解道德风险问题。^[33] Boot，Holmstrom，Tirole，Banerjee，Newman，Cooley等人认为，借贷交易后，抵押有助于对借款人产生持续的激励，可以减低他们的道德风险并提高合同的执行力。^[34]

二、中国传统的信用担保制度

（一）传统信用担保制度形成与发展的简要回顾

中国传统的信用担保制度产生极早，“人的担保制度”与“物的担保制度”在先秦时期都已产生，其后历经2000余年，双轨并存。[35]

“保证”担保，在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中就是保证人制度，即人的担保。人的担保制度的形成，体现为“中人”、“保人”的出现并制度化，“中人”起中介、中保的作用。[36]“中人”在先秦已比较普遍，虽非保证人，但负有某种“保证”之责。[37]保证人在汉代产生，称之为“任人”、“任者”；魏晋南北朝时，一般称为“任”；隋唐五代时期，称为“口承人”，负有替代履行契约或承担违约责任的义务。[38]唐代之后，保人制度已基本定型化和制度化。[39]到明清时期，保证制度已相当完备，民国时期完成定型。

“抵押”、“质押”担保，在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中就是物的担保制度，动产占有质押称作“当”，不动产占有质押称为“典”，动产与不动产非占有抵押称为“指质”、“指产”。^[40]抵押制度的产生时间不晚于南朝时期，唐代称为“指产”、“指当”、“按指”、“抬押”等。隋唐五代时期，出现质押制度，称为“收质”、“质典”、“典质”等。[41]宋朝时，抵押称为“抵当”。[42]明代抵押借贷更为普遍，抵押称作“抵借”。清代以物作质极为活跃，质押称为“质当”。[43]国民时期，抵押、质押物权更为丰富，在连年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不论私人还是正规金融机构，常要求债务人提供抵押、质押担保。

除以物作质外，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中还存在“人质”制度，即债务人以人身作质，向债权人担保偿还债务。“人质”担保制度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期。

（二）传统信用担保制度的非正式制度特色

虽然历代法律都制定了涉及债务担保的条文，但直到1911年清政府完成《大清民律草案》时，才正式制定了担保法律制度，尚未实施，迅即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终结。1930年，国民政府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民法，在“物权编”确立了担保法律制度。总体而言，由法规条文构建的正式信用担保制度先天不足，而由风俗习惯构建的非正式信用担保制度特色却十分鲜明。[44]

第一，风俗习惯确立了比较完备的保证人责任制度。习俗规定保证人的主要责任有四：一是债务人财产减少时负有告知债权人的义务，二是催促债务人履约的义务，三是在发生争讼时作为证人的义务及作证的义务，四是担负相应的连带偿还债务的责任。

对于负有完全代偿责任的保证人，如清苑县称“代保代还”担保人，天津县称“担保承还人”，无棣等县、澄城县称“人钱两保”保人等等，他们在债务人不能偿还借款时，负有完全代为偿还责任。[45]新泰县保人代为还债俗称“野猪还愿”，即“甲为债权人，乙为债务人，丙为保证人，往往甲以乙资产逊于丙，当时要求丙立借约，转令乙居保证地位。届期乙不能履行债务，即以偿还之责由丙任之。”[46]反映了负有完全代偿责任保证人的责任。对于不负有代偿债务的保证人，天津县称为“寻常保人”，和林县称为“普通担保人”，等等。[47]还有部分地区担保人承担部分代偿责任，如祁县规定“还钱一半”。[48]

保证人是保证信用制度运行的关键。据李金铮先生的研究，保证人由四类人充任。一是经济地位较高者，如地主、富家、商人等；二是一般农民，但比较少；三是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所谓有人缘、有面子、有威信，能言善辩者；四是以保人作为职业者，如浙江乐清上园村的“银背”。[49]大体说来，除了亲戚朋友外，农村私人借贷的保证人一般是地主、富农、商人等乡绅阶层。如无锡地区，穷人欲借借期长、数额多的借款，一定得找社会上的头面人物作保。[50]

第二，风俗习惯明确了抵押、质押物的种类，担保运作规则，使抵押、质押更具操作性。不动产抵押担保物主要是土地、房屋，如中牟、巩县、郧县“指地借钱”，沂阳县“赘地借钱”，沂水等县“指地作保”，开封县“指房借钱”，榆林县“指业揭借银钱”，[51]等等。

保定各县以地作抵借款的习俗，是以土地作抵押借款的典型案例。借钱人“指定自己所有之地亩，凭中人介说使用债款若干，商明利息几分，何日归还，即以该地亩为担保之凭证，订立契约。”[52]开封县以房屋作抵押借款的习俗，是以房屋作抵押借款的一个案例。“如甲借乙银千两，甲即以所管市房写一借约，注明以某处房作保，借到乙某银一千两，月利若干，或向该市房按月取租作息，或由他处按月付息，如过若干年限本息不交，即愿将该房移转等语，并将该房文约一并交付”。[53]

民间习俗，粮食、牲畜、生产工具也可充作为抵押物。如，甘肃省以羸马牛羊作担保而为短期借贷。乡宁县 “以牲畜作抵，期满未还，听债权人牵牲抵债”。汉中所属24县 “借债指定现种青苗，或麦，或稻，以为抵押”。[54]

（三）传统信用担保制度的主要特征

其一，中国传统信用担保制度建立与运行的产权基础是私有制，土地、房屋、粮食、牲畜、农具等抵押担保品为农户私人所有，由农户自主支配。也就是说，作次一级的制度安排，传统信用担保制度建立在私有制这一根本性制度安排之上。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中，物的担保制度的核心是私有土地。将土地作为担保品，农户实现了跨期调剂与资金融通。[55]

其二，中国传统的信用担保制度中，人的担保制度与物的担保制度都比较发达。不过，总体而言，人的担保占有重要地位，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人保。[56]

其三，在比较封闭的乡村社会，存在自我实施的信誉机制，使得农户的“社会资本”能够用于信用担保。

其四，以非正式制度安排为特色的传统信用担保制度，存在一个“自发秩序”，“保人”及“中人”起着关键作用，他们的参与维护着信用担保制度的有序运行。

其五，非正式信用担保制度已形成一整套较为完备的运作流程，便于“自发秩序”参与者操作，节约了交易成本。

（四）广义信用担保制度在借贷中的作用

亲朋好友之间借贷是中国农村传统借贷方式之一，一般多为口头借约，表面看来，不需要保人，且不需要提供担保物。但以广义信用担保概念视之，在亲朋好友之间举债，债务人实际上以自己的“社会资本”作了“隐性担保”。

除亲朋好友之间的借贷之外，在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广泛渗透到农村社会之前，农户的借贷主渠道是非亲朋好友的私人借贷。此类借贷的担保分为三种形式，一是仅凭双方口头信用，没有担保物，债务人以自己的“社会资本”作隐性担保；二是签订契约，由保证人作保；三是债务人或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质押品、抵押物担保。从现存的契约文献看，历史上私人之间的借贷多要求担保。据张域研究，高昌时期有85%的契约要求提供担保，唐代有90.2%的契约要求担保，宋元时期有90%的契约要求担保，明代契约100%要求担保，清代有87.5%契约要求担保，民国时期契约全部要求提供担保。[57]

民国时期，农户借款时提供的信用主要有个人信用、保证信用与抵押信用。个人信用即以个人的“社会资本”作担保，保证信用即以保证人作担保，抵押信用即以抵押物作担保。农户私人借债，以抵押信用为主，其次为保证信用，再次为个人信用。[58]从农户能够借到的债务与其所提供的信用担保方式相关性看，农户以个人的“社会资本”作担保得到的个人信用借款，一般都是金额很小，借期很短；由保人作担保的保证信用借款，一般比个人信用借款金额大，借期长；农户能够提供土地、房屋等抵押物的抵押担保借款，又较保证信用借款金额更大，借期更长。新式金融机构如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等更倾向于发放担保贷款与抵押贷款。[59]

三、当代农村信用担保制度的巨变

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消灭了乡村士绅阶层，摧毁了农村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中的保证人阶层，彻底改变了农村信用担保制度中人的担保制度。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颠覆了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物的担保制度。计划经济时期，正式担保制度基本中止，由风俗习惯构建的非正式信用担保制度也悄然步入民间借贷的角落，不为公众所知。改革开放后，农村信用担保制度建设才走上正途。

（一）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产权基础的变革

当代农村重大产权变革是土地改革。1949年9月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建立农民土地所有权的经济纲领。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确定了“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政策。1952年底，大陆地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私有制度。[60]

而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195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底建立了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组成的公有制经济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作为农户主要财产的土地，作为社会重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其产权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在国家推进农业集体化进程中，农民逐渐交出了土地所有权。1952 年在全国初级农业合作社热潮中，农民以土地、农具等私有生产资料入股，虽然所有权仍属农民，但经营权转移到了初级社。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条规定“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但第7条设定了在农村发展“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目标，为农村土地公有化作了铺垫。1955年下半年，初级农业合作社升级为高级合作社，农民土地私有制进一步转变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农民私有的牲畜、大型农具以及土地附属物如塘、井等水利设施也转变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建立后，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公社集体所有，后来虽然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农民失去了土地所有权。

此后几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坚持了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制度。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强调两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属于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题中应有之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除所有权外，土地产权还包括经营权等其他权利。改革开放后，在坚持宪法确定的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原则上，国家法律逐渐将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等权利还给农民。1983年起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土地仍归集体所有，而农户取得了使用权、经营权。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61]2002年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仍然强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但提出“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在宪法确定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法律框架下，其他专门法律确定了农民对于土地的系列权利。1995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2007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土地所有权，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而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确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

当前，依照相关法律，农户经营的土地、宅基地及居住的房屋，都没有完整的产权。

（二）农村信用担保制度的重大转变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户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信用担保制度中物的担保基本没有变化。一些分了土地的农户以土地、房屋作抵押，为解决生产、生活急需，向私人借债。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对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抵押、质押信用担保方式造成致命性的破坏。随着农业集体化的推进，农户土地、牲畜等私有财产逐步公有化，农户失去了主要的私有财产——耕地，房屋也因宅基地属于集体而没有完整的产权。不论是正式信用担保制度，还是非正式信用担保制度，抵押、质押信用担保方式都失去了存在的物质条件，在农村借贷交易中基本消失了。

而从广义信用担保制度来看，计划经济时期，非正式信用担保制度中的“社会资本”抵押、保人“保证”方式却从未中断。集体化时期，农户主要为生活性急需而借债，私人借贷是其主要借款渠道。由于国家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体制，农民被束缚在村落之中，极少有外迁机会，导致乡村社会更为封闭。这一社会环境使得乡村信誉机制得以维持，农户的“社会资本”具备了价值，农户可以以其“社会资本”作抵押取得借款。因此，集体化时期，农户私人之间的借贷基本上不需要抵押物、质押品。国家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很少向农户贷款，少量的农户贷款也全都是信用贷款，不需要农户提供保证或抵押物，农户以“社会资本”向正规金融机构作了抵押。有时，为保障债权，私人之间的借贷需要保人，由于保证人作保，乡村社会的信誉机制保障了“社会资本”的价值。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势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担责任制后，土地制度所有权仍然属于集体，但农户拥有了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虽然农户拥有的土地产权是不完整的，但土地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产权逐渐具备了较高的经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充任抵押物，这为农村信用担保制度建设开辟了新天地。非正式信用担保制度随着农村经济的繁荣、农户借贷的增多，焕发出活力。

正式信用担保制度建设也逐渐加强。中国正式信用担保制度的历史基础相当薄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国民政府制定的《民法》，但新政权没有制定新的担保法律。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也才开始建立信用担保法律制度。1981年全国人大制定了《经济合同法》，规定了保证等担保方式。1986年全国人大制定了《民法通则》，增加了抵押担保方式。1995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2007年3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形成了以《民法通则》的规定为核心，以《担保法》的规定为主干，以《物权法》、《海商法》、《合同法》等法规为补充的担保法律体系。^[62]

除上述物的信用担保制度发生重大变迁外，人的信用担保制度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土地改革消灭了农村地主阶级，同时也消灭了拥有政治、经济、社会等权力的乡绅阶层。乡绅阶层曾是农村借贷市场信用担保保证人的主体，乡绅阶层的消亡，意味着人的信用担保制度关键组成部分的消亡，人的信用担保制度残缺不全。农村集体化时期平均主义盛行，农户集体贫穷，一直没有形成可以代替乡绅阶层信用保证人角色的人群，以至于一些地方村干部开始充当信用担保保证人角色。[63]改革开放后，虽然建立了信用担保机构，但它的没有担当起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中的“保人”职能。

（三）现行信用担保制度对农户的束缚

其一，农户的“社会资本”的抵押价值正在贬值。改革开放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打破了农村的封闭状态，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经商、打工，甚至举家外迁，谋生之处越来越多。虽然乡村仍存崇尚诚信的文化传统，但封闭的社会环境一经打破，传统的信誉机制不再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欠债不还的代价正在变小，农户“社会资本”抵押价值相应贬值。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接受风险较大的农户个人信用，农户能够获得的以“社会资本”作抵押的信用借款越来越少。

其二，保证人群体有限，农户难于寻找保证人。《担保法》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而农户可以寻找的保证人多为亲朋好友、乡村干部。据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的调查，57.7%的人选择亲戚朋友作担保人，21.5%的人选择乡村干部作为担保人，9.7%的人选择小组联保，11%的人选择其他保证人。[64]除自然人外，农户可选择联保组织作担保，但农村普遍缺少即有实力又相互信任的联保组织。[65]正规金融机构认为，联保小组成员同时互保，失去了担保的价值。[66]专业信用担保机构很少为农户担保，农户则因需要向其支付担保费用，并不愿意请其担保。

其三，农户能够抵押、质押的资产仍然缺乏。普通农户拥有的最大资产是土地、房屋，但依据《宪法》、《担保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的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得抵押，只有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才能抵押。农户可供抵押的财产非常有限。据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的调查，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抵押物主要是比较值钱的房屋（占49%）、与生产紧密相关的牲畜（占11.10%）；农户在私人借贷渠道提供的抵押物主要是非货币性抵押品（如劳动抵押、田间未收割的青苗抵押、未采摘的林果抵押、活畜抵押等），占54.09%，此外，牲畜抵押占24.53%，房屋抵押占8.18%，土地使用权抵押占6.29%。[67]目前，虽然不少地方在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地经营权、水面经营权、农户房屋权等用益物权抵押，因与相关法律规定冲突，有潜在的风险。

四、信用担保约束引致的农户融资困境[68]

农户面临着信用担保约束，这直接引致了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困难。改革开放以来，为降低信贷风险，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在办理农户贷款时，不愿发放信用贷款，不断扩大抵押、担保贷款，要求农户提供信用担保，将不少农户挡在门外。

这一问题已引起国内不少学者的关注。史清华、霍学喜、张兵、孔荣等人在2001年到2010年间，在不同地区进行过区域性的农户融资情况调查，都反映出农户信用担保的约束对其融资需求的影响，抵押问题已成为许多地区农户借贷的“瓶颈”。兹引几例他们的调查结论。

王丽萍、霍学喜、邓武红等人在2001到2005年对陕西省248家农户的借贷跟踪调查，在询问农户自己认为不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原因时，有52.63%的人说是因为不能提供抵押资产，有5.26%的人说是因为不能提供担保。[69]

史清华、卓建伟等人2002年到 2004年对河南、湖北、吉林、江苏、山西等5省农户借贷情况进行调查，收集了3331个农户借贷资料。农户分析自身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原因时，认为缺少担保的人所占比例，2002年为18.1%，2003年为36.23%，2004年为21.24%；认为缺少抵押物的人所占比例，2002年为9.52%，2003年为22.56%，2004年为7.98%。总体来看，认为缺少担保的占比为26.44%，认为缺少抵押物的占比为13.35%。[70]

孔荣等人2007年、2008年在甘肃省灵台县、河南省新安县、陕西省千阳县和周至县对1600户农户进行调查，发现43.82%的被调查农户在向农村信用社和银行申请借款时曾被拒绝，农户诉说被正规金融机构拒绝的原因时，有51.20%认为因为自己没有抵押资产；有34.49%认为因为自己不被正规金融机构所信任。[71]

张兵、张宁利用江苏省2010～2011年41个乡（镇）、80个村1202户农户借贷资料，分析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借款的信用类型，发现有28.87%的借款需要抵押，61.86%的借款需要担保，只有不到10%的借款是信用借款，无抵押、无担保。而农户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借款，全都没有抵押要求，93.27%的是无抵押、无担保信用借款，仅6.73%的借款需要担保。[72]

相对于这些学者进行的地区性农户借贷情况调查而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的农户借贷情况调查更为全面，他们所得出的结论证明，农户融资的困境与当前信用担保制度建设滞后密切相关。

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对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962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结论是，60.6% 的农户有借款需求，信用社对农户贷款的满足率为48.4% ，实际获得信用社贷款的农户占申请过贷款农户的比重为74.2%。66.5%的信用社借款需要担保，被调查农户中有154笔借款需要抵押，房屋是最主要的抵押物，占到40.9%；银行存单用作贷款抵押的比例占22.1% ，但其中73.5% 的抵押存单是农户借用的；亲戚朋友作担保人的比例占50%。[73]

2006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对河北、山西、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四川、贵州、甘肃等15个省（自治区）22个地级市29个行政村1613户农村家庭借贷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全部样本借款方式中，口头约定占47.99%，立借条字据的占21.49%，亲戚朋友担保的占15.86%，财产房屋抵押的占8.36%，企业担保的占1%，其他占5.02%。其中，农户向农信社提供的信用担保方式中，亲戚朋友担保是主体，占比为41.28%；以财产房屋作抵押，占比为24.83%；由企业担保的，占比为1.34%。[74]

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在全国10省（区）、263个县、2004个村对20040农户借贷情况的调查表明，无论是申请贷款的农户还是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信用担保是决定因素。全部样本中，有15.3%的农户认为抵押担保是获得农村信用社贷款的决定性因素。除小额信用贷款外，信用社其他形式的贷款都强调信用担保（联保贷款中，抵押担保比例超过20%），而缺乏抵押担保是农户贷款难的重要原因。[75]农户在分析自己向金融机构提出申请而未获得贷款的原因时，有23.83%的人认为是因为没有抵押或担保，有33.36%的人认为是因为没有人缘关系。[76]

种种情况说明，有没有抵押品，能不能提供担保，成为农户能否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症结所在。如何改进农村信用担保制度，留待日后专文论述。

结      语

从广义信用担保制度来看，由国家法律构建的正式制度与由风俗习惯构建的非正式制度，是传统信用担保制度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由于正式制度发展不足，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中非正式制度色彩更浓一些。传统信用担保制度的产权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运行环境是比较封闭的乡村熟人社会，乡绅保人、信誉机制是维护信用担保制度运作的关键。透过广义信用担保制度的视角，可以看到，农村的一切借贷交易背后,都有各种信用担保方式作债权保障，信用担保制度是农村借贷交易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传统信用担保制度发生了巨变。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消灭了乡绅阶层，也消灭了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中的乡绅保人，农村出现了信用担保保证人的断层。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公有化，使得土地、宅基地、房屋等财产失去抵押物的所有权基础，导致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中物的担保制度几乎无物可押。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推进信用担保制度的建设，但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法律制度下，农户对于土地、宅基地、房屋等大宗财产的物权虽有所获，但在用于抵押借款方面还有许多限制。改革开放改变了乡村封闭、落后的状态，农民可以自由外出谋生，同时也破坏了乡村信誉机制，造成农户逐渐失去以“社会资本”抵押借款的机会。由于农户缺乏合格的抵押担保品，又难觅保证人，目前的信用担保制度已对农户造成束缚，成为农户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经验证明，信用担保制度是借贷市场的基础制度之一，有效的信用担保制度，能降低借贷交易的风险，促使私人及金融机构贷放资金，有利于农户获得借款。笔者以为，破解农户借贷难的关键，应是大力发展农村信用担保制度，在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中，信用担保制度建设应该有优先性。信用担保制度有效运作的时候，就是农户在金融机构借款不再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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